（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攷古编》杂家类二【杂考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攷古编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着録，是编乃杂论经义异同及记传谬误，多所订证。其诗论十七篇，反覆推阐，大抵谓诗有南、雅、颂之名，无国风之名，説极辨博，而究无解于《礼记》之所引，故终为后人驳诘。至正朔论，谓虽首子以命月数，而占星定厯、修祠举事，仍用夏时。象刑论，谓是刑官取其法悬之象魏，而不取画衣冠异章服之説。其持论虽颇新异，而旁引曲证，亦能有所据依。他若以白居易《乐府》正韦述所记，唐《六典》不曽行用之误；以在张掖者乃鲜水，非令鲜水；驳章懐太子所注后汉段颎传之非；以《汉书》比景县，当从刘昫《旧唐书》作北景；以荀子所称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琅琊台碑文证秦以前已尝刻石，皆典确明晰，非泛为征摭。虽亚于《容斋随笔》，要胜于郑樵軰之横议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编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诗论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逺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茍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呜呼，此诗论之所为作也。
诗论一
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一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歴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纪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有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亷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鄘、衞、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者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工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知本无“国风”也。
诗论二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苹》，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僣。”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防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阙，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剏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防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彚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疑议也。杜预之释《左氏》，亦知《南籥》当为文乐矣，不胜习传之乆，无敢正指以为二《南》也。刘▯之释《鼓钟》，虽疑《雅》《南》之“南”当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防出疑见，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为《南》，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攷古编》杂家类二【杂考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攷古编》十卷，宋代程大昌撰写。程大昌著有《易原》，已著录在案。这部书是杂论经义中的异同以及记载传述中的谬误，多有订正考证。其中关于《诗经》的论述共十七篇，反复推究阐发，大抵认为《诗经》有南、雅、颂的名称，没有“国风”的名称，说法极为辨析广博，但最终无法解释《礼记》中所引用的内容，所以终究被后人驳斥。至于关于正朔的论述，认为虽然以子月作为岁首来命定月数，但在占星定历、修祠举事时，仍然使用夏历。关于象刑的论述，认为是刑官取其法令悬挂在象魏之上，而不取画衣冠、异章服的说法。他的持论虽然颇为新奇特异，但旁征博引，也能有所依据。其他如用白居易的《乐府》来纠正韦述所记载的唐代《六典》未曾施行这一错误；指出在张掖的河流是鲜水，而不是令鲜水；驳斥章怀太子所注《后汉书》中关于段颎传的错误；认为《汉书》中的比景县，应当跟随刘昫《旧唐书》写作北景；认为荀子所称的子弓就是仲弓，而不是馯臂子弓；用琅琊台碑文证明秦以前曾经刻石，这些都典据确切明晰，不是泛泛地征引搜罗。虽然略逊于《容斋随笔》，但要胜于郑樵等人的横议。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编》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诗论序
三代以下的儒者，谁不谈论经典？而唯独尊崇信奉汉代学说的，是认为它接近古代，或许有所本原。至于那些可以用来证明经典的古语，远在六经尚未作成之前；而那些写在古代简册上的经文，亲自参与了圣人援引证明的过程，那么它们审慎可信，难道不比那些或许有师承关系的说法更值得依据吗？然而世人如果只遵循沿袭旧有的传述，不能以应当依据的去纠正不应当依据的，这是敢于违背古代和圣人，却不敢匡正汉代儒者的表现。唉，这就是《诗论》写作的原因。
诗论一
《诗经》有南、雅、颂，没有“国风”。那些称为“国风”的，不是古代原有的名称。孔子曾经说：“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大雅说。”又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从未说过“国风”的。我因此怀疑当时没有“国风”这个名称，但还是担心孔子偶然没有提到，不敢立刻坚持自己的主张。《左传》记载季札观乐，依次叙述《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是它们的名称与现在没有不同。等到列举各国诗歌，从《邶》到《豳》，这类共有十三种，大抵都只记载国土名称，没有现在“国风”的品目。在季札观乐时，还没有孔子，而诗歌名称的有无与现在《论语》所列举的完全相同，我因此知道古代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孔子偶然遗漏了“国风”。大概“南”、“雅”、“颂”是乐曲的名称，就像现在乐曲在某宫调一样。“南”有《周南》、《召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本于它们所得到的地方，而反过来系属于它们的国土。两《雅》唯独没有所系，因为它们纯粹属于周代，没有必要标别。同为雅，音类既然相同，又有分为大小之别，那么声调必定有丰杀之分，廉肉也像十二律一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至于《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十三个国家的诗歌都可以采集，但声音不入乐，就直接以徒诗的本土来命名。所以季札所见，以及周代乐工所唱的，只举出国名，更没有附加的话语，知道本来就没有“国风”。
诗论二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表达志向的，凡是诗歌杂取没有选择。等到考察它们入乐的情况，那么从《邶》到《豳》，没有一首诗在其中。宴享时使用《鹿鸣》，乡饮酒时笙奏《由庚》、《鹊巢》，射礼时演奏《驺虞》、《采苹》，诸如此类，没有超出《南》、《雅》之外的。然后才知道《南》、《雅》、《颂》是乐诗，而各国的是徒诗。《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以籥不僣。”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的，详细推究，《南籥》是两《南》的籥舞，《箾》是雅乐，《象》是舞《颂》中的《维清》。在当时，亲眼见到古乐的人，凡是举出《雅》、《颂》，大抵都配合《南》。后来《文王世子》中又有所谓“胥鼓南”的，那么《南》作为乐曲，是很古老的。《诗经》经过秦火的焚毁，简编残缺，学者不能自己探求古代，只是跟随世传的训诂，代代相传，于是创造命名了古来所没有的，以为《国风》与《雅》、《颂》并列，而《文王》、《南》乐就统包在《国风》部类之中。虽然有卓越的见解，也不敢出众疑议。杜预解释《左传》，也知道《南籥》应当是文乐了，但承受习惯传说的时间太久，不敢明确指出是两《南》。刘熙解释《鼓钟》，虽然怀疑《雅》、《南》中的“南”应当是两《南》，也不敢自信，只能提出疑点，说“南如同周南的意思罢了”。各位儒者既然不敢主张两《南》作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