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编卷一

译然而《诗经》和《左传》虽然都明确记载了《南》乐，却完全不知道它的节奏属于什么音律、什么类别，它的赞颂对象是哪个时代、哪位君主。只有《钩命决》一书叙述记载四方蛮夷的各种音乐，恰好有一种名叫“南”的，郑玄于是便采纳它来凑足数目。孔颖达等人一概沿袭他的说法，凡是六经中涉及“南”字的地方，都指“南夷”的南乐，以此来迎合填补古代制度的空缺，这非常没有道理。况且周代完备地保留了古代音乐，如《韶》《夏》《濩》《武》，各自选取一个时代最为兴盛的音乐来使用，怎么会有《文王》的象舞，却偏偏选取蛮夷之乐来配合它呢？这种谬误不用辩驳就显而易见了。假设当时想要广泛选取以做到完备，那么四方蛮夷之乐只选取其中一种，怎么能称为完备呢？反复探讨研究，凡是众儒所说的“南”，衡量人情事理则没有道理，对照古代典籍则没有依据。至于《箾》的舞蹈，《象》《籥》演奏《南》，凡是季札亲眼所见，都明确说那是《文王》的诗。如果这《南》不是指《周南》《召南》的“南”，那么六经和孔子凡是提到“南”的时候，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我敢于违背众儒的说法，而断定它是《文王》之乐的原因。

译诗论三

周代的宴饮和祭祀，除了《云韶》等类乐曲，兼采前代音乐之外，其当代之乐，只有南、雅、颂三者，根据具体事务配合使用。各篇序言说明作诗的原因，详细陈述其用途，大体上都是合于音律可以演奏的。《清庙》等诗共三十一篇，其中不直接言明用于祭祀的有八篇，但都是在庙中创作的。至于商代的十二首诗，现存五篇，都配乐用于祭祀，可知它们不仅仅是诗歌。鲁国的颂诗，虽然并非全都用于祭祀，但其最初创作时，本来就已经被请求定为颂了。它们的节奏必定都依照颂的声调，所以能与商、周的颂并列而无嫌隙。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才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师挚开始演奏，以《关雎》收尾。”《关雎》由师挚演奏收尾，雅、颂在乐正之后各得其所，如果不是音乐又是什么呢？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为”字有创作的意思。既然说是创作，那么和谐纯正、曲折变化，有乐器有声音，不仅仅是歌唱而已。在音乐方面称为作乐，在南方面称为鼓南。对照《论语》，就知道“三年不为乐”中的“为”字，由此综合来看，可知二南、二雅、三颂是音乐无疑。

诗论四

南、雅、颂以所配合的音乐命名，邶至豳以所采集的地区命名。史官依据实际情况，圣人沿袭旧制，未曾稍加增减。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才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所谓“各得其所”，是恢复其原有的排列。既然说是恢复其原有的排列，那就不是孔子首创这些名称。季札在鲁国观乐，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回到鲁国，在鲁哀公十一年。往前推算，六经的编定，距离季札观乐，大约六十多年。诗歌分布在南、雅、颂以及各国之中，在孔子之前，其确定的原因，已经很久了。那么不必等到孔子出来才首创这些名称。学者探究圣人的用意太深，说六经用来规范万世，其各自命名的原因必定有深意？有美有恶，或抑或扬，不是没有原因的。加上先儒的赞颂和添加，“国风”这一名称，夹杂其间，说这是诗的类目，万世不敢轻易议论。又从而举例说明其义理说：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的风气，称为雅。雅就是正，言说王政之所以废兴的原因。政事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大雅。颂，是赞美盛德的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这四者确立，大小高下的辨别就产生了。顺着这种辨别推演，有不能驳倒的地方。颂优于雅，康王、宣王难道不如鲁僖公吗？雅高于风，那么二南难道不如幽王、厉王吗？先儒也自觉其非，又从而支离其说曰：风有变风，雅有变雅，不都是赞美。同名风雅，中间分为正变，这是明显有美玉命名的，却说其中实际混杂着石头，不知何以名为也？况且他们解释雅说：雅就是正，那么雅应该无不正。后来发觉其诗有文武之治，有幽厉之乱，于是又从正变为政，从政变为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又有大不然者，东周的王位号以世，虽齐桓、晋文，其力足以无上而俯首归尊称之曰王，不可少变。信如先儒所传，实有国风，而风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则夫子间《黍离》于卫、郑，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极辨，盖皆心知其不然，而无说以为归宿，故宁共置之不谈而已。此皆误于信四诗而分美恶，故虽甚善傅防者，愈凿而愈不通也。且诗书同经，夫子删定，诗有南雅、颂，犹书之有典谟训诰誓命也。诰之与命，谟之与训，体同名异，世未有以优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恶得失，自有本实，不待辞费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武；文侯之命，防配傅说。世无议者，正惟不惑于名耳。而至扵诗之品目，独譊譊焉，是非谓之不知类也乎？

诗论五

国风之名，汉人大肆宣扬，而将其置于篇首，则从毛氏开始。《礼记》、《史记》，凡是援引国风之说，或引为自己所见，或托为孔子所言，大概都是沿袭前人的传说，不值得多辩。我曾探究其先，则《左传》、荀况已经这样说了。说风有《采繁》、《采苹》，说风之所以为风，取此以文饰之。这时距离孔子不远，已有这样的说法了。《左传》不是丘明所作，前人大多怀疑，其最不能掩饰的有说：“虞不腊矣，世未更秦，未有腊名也。”这不仅不与孔子同时，恐怕年代相差也很远了。况且其托言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见，故知指采繁、采苹为风，援引颂文而冠商鲁其上，皆春秋以后语，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鲁府古藏本真也，岂可概徇世传，疑其授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虽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参赐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纯师也。中庸率性，子思

译亲自从其家中接受（这些道理），从而成就本性、保持不懈，克制私欲、回归礼制，这些都是《周易》和《论语》中孔子言语所阐发的。何况荀子概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的行为是人为的。”如果认为善不是本性，那么礼制、道义，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从外部得来的。假设人的私欲已经克制，本性已经成就，原本就没有礼制，本来就没有放荡迷失，依据什么来回归呢？如果不蕴含道义，那么原本就没有，又怎么能保存得住呢？这种学说已经明显违背了孔子的思想，不可相信和依据。还可以借口说是传授有所偏颇、见解不同，不至于像对待唐尧虞舜的象刑那样，《尧典》和《舜典》既然曾经两次出现，又都是虞史所记载，也是帝舜原本的话语，何况直接说：“治理古代没有象刑而有肉刑。”六经明明有记载的文字，尚且被忽略遗忘认为不存在，那么把《诗经》的讹误当作正风，怎么可以坚信有所传授呢？

译考古编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编卷二

宋 程大昌 撰

诗论六

汉人增设“国风”这一类目，用以防范“雅”和“颂”的混淆，其源流确实出自荀况。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汉代的诗学大师，没有比申公更早的，而他们的诗学流派也没有能与鲁诗相匹敌的。申公的老师是浮丘伯，而浮丘伯是荀况的门人。高后时期，浮丘伯曾游历京师；文帝时期，申公又因精通《诗经》担任博士，这就是刘歆所说的《诗经》开始萌芽的时候。汉代《诗经》除了毛公以外，得以设立学官的共有三家：辕固的齐诗，景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唯独韩婴在燕地，申公在鲁地，出现得最早。然而直到西汉末年，鲁诗的兴盛，如王臧、孔安国、王式、韦贤、韦贤之子韦成，都曾凭借《诗经》显名于世，被世人所尊崇。辕固、韩婴的学说，完全不能与之抗衡，那么汉代诗学大体上都出自荀况。这就好比水流，源头浑浊则水流浑浊，所承受的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奇怪荀况的说法在汉代蔓延呢？左丘明生活在荀况前后，所以不容易立即防范。然而首创“风”的名称来比配雅、颂，则是这两个人共同的一个错误。我曾深入探究其中的缘故，发现也有其缘由。大概季札谈论《诗经》曾说：“这是《卫风》吧？”又说：“浩浩荡荡，真是大国的风范啊！”这些话，是说康叔、太公遗留的风范在这里显现，如此盛大等等。左丘明、荀况在当时，必定尊崇相信季札的话，而不深究他说话的本意。季札所说的“风”，是与雅、颂配对，又因为十三个国家的诗歌，只有“诗”而没有其他名称，只有“国”而没有附加的语句，于是便将齐、卫两国的诗歌一概取名为“风”，加配给各个国家，于是“风”与雅、颂就有了名称与之相抗衡。后来的儒者又在上面加上“国”字，而命名为“国风”。毛氏正好采用“国风”的名称，分别置于十三个国家卷首；而作《大序》的人，又取司马迁“四始”的说法并加以扩大，于是明确列出其品类为风、雅、颂，分为四首诗，称为“四始”，这是《诗经》的最高境界。“四始”确立后，“国风”的体制，向上掩盖了“二南”，使其体制不能独立存在；再向上又包并了后稷、平王，使王业、王位，向下与诸侯国并列，其错误如此之大。追究错误的起源，都是左丘明、荀况二人误认了季札的本意而已。这就是错误产生的原因，而可以考证的便是这样。但是这种说法，我虽然有所见解，但距离圣人极其遥远，想要以百世末学的身份，在儒家都毫无疑问之后，扭转数千年来积久尊信的说法，大多显示出不知自量了。然而我敢于自信的是，季札和孔子的格言遗训，相互印证确定，不是我凭空臆造的说法罢了。

诗论七

《周官》这本书，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其中籥章所吹奏的逸诗，有“诗”、“雅”、“颂”，而没有“风”。这又可以看出成周之前没有“风”而有诗、雅、颂，正好与季札所见的名称相应。太师排列《诗经》的六义说：风、赋、比、雅、颂、兴。列为六项，大概是分类并阐发它们，就是说《诗经》各自有其道理如此而已。郑司农在这里就取季札“卫风”一语来证实他的说法，而说：“国风，古代本来就有，就像太师所掌管的那样。”这是郑氏也察觉六经中孔子没有说《诗经》有“风”这一项，而特意并提六义来证明“风”有本源罢了。所以我得以说左丘明、荀况的错误起源于误认季札的话。而且郑氏不知道这六个名目，只是解释其义，而未曾用来命名。试说其类别，吉甫赠送申伯时，自叙所写的诗说：“其诗孔硕，其风肆好。”这正是六义中取“风”作为义项的例子。然而孔子厘定雅、颂以端正其位置，而《崧高》篇自然属于大雅，足以看出雅的体制可以包容风，风的义项不能抗衡雅，其证据非常明显。如果按照六义来说，认为雅、颂与风都居六义之一，而风应当匹敌雅、颂，那么赋、比、兴这三种体裁，现在没有一首诗流传于世，难道孔子肯不论当否，全部删削无遗吗？这都可以用道理推知是不对的。如果不信《周官》、季札、孔子，而坚持依据荀况、左丘明、汉儒作为定论，那么正恐怕是舍弃形体追随影子，失去根本太远了。

诗论八

《周礼》籥章吹奏“诗”、“雅”、“颂”，那么“诗”应当入乐了。然而我曾取《周官》凡涉及音乐的记载，反复推考，以类证类，然后知道籥章所说的“诗”、“雅”、“颂”，不是现在的《七月》等诗。大概自大司乐以下，入乐的《诗经》，都列举其篇名，如《九夏》中的《王夏》、《肆夏》，《大射》中的《驺虞》、《貍首》就是证据。而未曾有像籥章所吹奏那样，概举诗、雅、颂三体，不分其为何篇、何名的。既然在篇章上没有明确指向，固然不能臆测其为诗了。假设如所说，诗、雅、颂自是三类，使一类只有一首诗，难道它不是三首诗吗？现在考证“诗”共有七篇，唯独《七月》一篇与迎气祈祭相合，至于《鸱鸮》以下六篇，都明确指向周公居东时事，既与迎气祈祭绝不相类，又无缘可混同雅、颂以为名。郑氏必欲附会，乃取《七月》而三分之，说“这是风，这是雅，这是颂”。一首诗而杂糅三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