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编卷八
而以其半为数，则波斯之人岂有能至中国者哉？又言奘以贞观三年徃，至十九年囘，其间以年计，自当得五千余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为届止，询访之日，则其在行者不过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万里而经渉他国地里？又未在数，此可见其妄甚明也。▯奘释子也，旣欲张大释教，则所夸国土略如释语之诞无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读▯奘记，书之以见外国地里难考者类如此。
译如果将路程减半计算，那么波斯人难道还能到达中国吗？又说玄奘在贞观三年出发，到贞观十九年返回，这期间按年计算，总共应当只有五千多天罢了。将这三千多天的三分之一作为停留和询问的时间，那么他在路上的时间不过十年。不知道十年的精力，怎么能走遍九万里并经历其他国家的地理呢？这又不在计算之中，由此可见其虚妄非常明显。玄奘是佛教僧人，既然想要夸大佛教，那么他所夸大的国土情况，大概就像佛经中的荒诞之言一样，毫无疑问。丙申年十一月底，读《玄奘传》，写下这些来表明外国地理难以考证的大多如此。
王书乐毅论
歴代以《乐毅论》为大王正书第一。陶隐居之啓梁武，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轻言。”今峕果谓为梁世模本也。梁晋相去絶近，旣皆不以为眞，则诚伪矣。贞观十三年，褚遂良叙禁中大王书五卷，遂以《乐毅论》为第一，《黄庭经》次之。其别叙援太宗敕语为证曰：“此论诚眞迹也。”此恐误也。梁经侯景之乱，所藏王书悉烬于火，何以此论独得不毁？岂其搨迹犹存，而帝独过赏以比其眞耶？太平公主后从禁中取而有之，以织袋袭置奁中。及其败，入咸阳老妪手，吏迹捕急，妪欲灭迹，亟投爨灶，香闻数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记也。若武平一所记则又不然，曰：“太平败其党薛崇义，惧罪乃以赂岐王，遂归岐邸，不焚弃也。”二説如此，未知孰是。然贞元五年裒大王眞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眞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搨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兰亭
兰亭真本传徽之，徽之传七世孙智永，智永传弟子辩才。辩才本贞观中归禁中，后入昭陵。褚遂良受勅叙次王书，在十三年兰亭著录在行书第一。武平一谓贞观搨本是汤普彻等搨，赐房▯龄已下八人，并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则兰亭之传世者，亦又转模搨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诸温韬所出者耶？抑当时转搨本也？故今世传本亦自相异同，正以此耳。
黄庭经
晋书》谓换鹅者《道德经》也，世或用为《黄庭》，人辄笑之。按褚遂良、武平一记，当时亲见，皆是《黄庭》。遂良仍列正书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与山隂道士者，以是验之，知为《黄庭》不疑。大王书其最为后世贵重者三：《兰亭》、《乐毅论》与《黄庭》也。《兰亭》旣入昭陵，《乐毅论》开元间已亡，惟《黄庭》非太宗所甚注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御府。至潼关失守，眞迹为张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防论书
南史·王僧防传》齐高帝与僧防赌书，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张懐瓘《书断》所载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
罗池碑
退之《罗池庙碑》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若以常体论之，当曰“秋与鹤飞”，故超上一字以取劲健，葢骚体也。《东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锵鸣兮琳琅。”老杜曰：“红稻啄残鹦鹉颗，碧梧栖老鳯凰枝。”皆其比也。《集古录》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欧公疑误，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献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乱，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弼，是以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诰之谓「民献十夫」者耶？
庙在郡国亦名原庙
汉书·叔孙通传》通説惠帝曰：“愿益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之名，始此。“原”者，如原蚕之“原”旣有大庙，又有此庙，是取重再为义也。张舜民言：“汉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説甚新。然予按《史记·高帝纪》：“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则“原”重之説是也。后光武又尝幸丰，祠高祖于原庙，则岂其高原之谓哉？以是推之，庙之立于郡国者，得称原庙也。
李藩涂诏
元和五年，王谔以钱千万赂中贵，求兼相位。宰相李藩、权德舆奉宻防曰：“王谔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以为不可，遂以笔涂“兼宰相”字，复奏上。德舆失色，言：“纵不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且暮，何暇别作奏？”德舆寻亦上疏陈事，
译王羲之《乐毅论》
历代都将《乐毅论》视为王羲之楷书的第一佳作。陶弘景启奏梁武帝时曾说：“心里怀疑是摹本，但不敢轻易断言。”现在世人果然认为它是梁代的摹本。梁朝与晋朝相距极近，既然两朝都不认为是真迹，那么它确实是伪作无疑了。贞观十三年，褚遂良编录宫中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五卷，于是将《乐毅论》列为第一，《黄庭经》次之。他在另外编录时引用唐太宗的敕语作为证据说：“这篇论著确实是真迹。”这恐怕是误判。梁朝经过侯景之乱，所藏的王羲之书法全部在火灾中焚毁，为什么唯独这篇《乐毅论》得以保存？难道是因为拓本尚存，而皇帝特别赏识它，把它当作真迹一样看待吗？太平公主后来从宫中取走它，用织袋包裹放在妆奁中。等到她败亡，这件宝物落入咸阳一位老妇人之手，官吏追捕紧迫，老妇人想销毁证据，急忙将它投入灶中焚烧，香气飘散数里。这是徐浩在建中四年所记载的。如果按照武平一的记载则又不同，他说：“太平公主败亡后，她的党羽薛崇义因惧怕获罪，便用这件宝物贿赂岐王，于是宝物归入岐王府，并没有被焚烧丢弃。”两种说法如此不同，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然而贞元五年收集王羲之真迹编为一百五十八卷，将《黄庭经》列为楷书第一，其中没有《兰亭序》和《乐毅论》，这就清楚地表明开元年间真本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间流传的版本必定是摹本，而且未必正是当时流传的那个版本。查考褚遂良、武平一都曾说贞观年间曾敕令冯承素等人拓印副本赐给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于是有了六个副本。其中经过褚遂良编录的副本，凡是接缝处以及卷首卷尾都印有“贞观二年”字样作为标识。现在流传的版本都没有这些印记，知道这是拓本再拓，毫无疑问。
兰亭序
《兰亭序》真本传给了王徽之，王徽之传给七世孙智永，智永传给弟子辩才。辩才在贞观年间将真本献入宫中，后来真本随葬昭陵。褚遂良奉敕编录王羲之书法，在贞观十三年将《兰亭序》著录为行书第一。武平一说贞观年间的拓本是汤普彻等人拓印的，赐给房玄龄以下八人，并赐给皇太子、诸王及近臣。那么《兰亭序》在世间流传的，也是辗转摹拓的副本了。不知道现在世间的石刻本，是摹自温韬从昭陵盗出的那个版本呢？还是当时辗转拓印的版本呢？所以现在世间流传的版本各自有同有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黄庭经
《晋书》说王羲之换鹅换的是《道德经》，世人有时误用为《黄庭经》，人们就嘲笑他们。查考褚遂良、武平一的记载，他们当时亲眼所见，都是《黄庭经》。褚遂良仍将《黄庭经》列为楷书五卷中的第二卷，并且说它有六十行，是送给山阴道士的那幅，据此验证，知道它是《黄庭经》无疑。王羲之书法中最为后世珍视的有三件：《兰亭序》、《乐毅论》和《黄庭经》。《兰亭序》既然已入昭陵，《乐毅论》在开元年间已经亡佚，只有《黄庭经》不是唐太宗特别注重的，所以太平公主没有取走，留在内府。等到潼关失守，真迹被张通儒携带前往幽州，不知下落。
王僧虔论书
《南史·王僧虔传》记载，齐高帝与王僧虔赌书法，问他说：“谁排第一？”王僧虔回答说：“我的书法第一，陛下的书法也是第一。”高帝笑着说：“你可真会为自己谋划。”张怀瓘《书断》所载略有不同，但更有道理：“说我的书法，在臣子中第一；陛下的书法，在帝王中第一。”
罗池碑
韩愈《罗池庙碑》写道：“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如果按常规语法来说，应当说“秋与鹤飞”，这里把“鹤”字提前以取得劲健的效果，大概是楚辞体的写法。《东皇太一》说：“吉日兮辰良”，又说：“璆锵鸣兮琳琅。”杜甫说：“红稻啄残鹦鹉颗，碧梧栖老凤凰枝。”都是这类例子。《集古录》得到碑文原本，其文作“然而”，欧阳公怀疑有误，不知道欧阳公最喜好古物，为什么怀疑这个呢？
民献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说：管叔、蔡叔作乱，天下人都怀疑。只有同母的弟弟成叔、冉季等十人作为辅佐，因此诸侯共有十家。所以依附他们列入世家。这十个人，就是《大诰》中所说的“民献十夫”吗？
庙在郡国亦名原庙
《汉书·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劝谏惠帝说：“希望增建原庙，让渭北的衣冠每月出游。”惠帝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建立原庙。“原庙”这个名字，从此开始。“原”字，如同“原蚕”的“原”，既然有大庙，又有这个庙，是取重复再建的意思。张舜民说：“汉朝的陵墓都在高原上，大概取高原的意思命名。”这个说法很新颖。然而我查考《史记·高帝纪》：“命令郡国诸侯各自建立高祖庙，按时祭祀。”以及孝惠五年，“思念高祖的悲乐，在沛县用沛宫作为高祖原庙”，那么“原”取重复的说法是对的。后来光武帝又曾驾临丰邑，在原庙祭祀高祖，这难道是高原的意思吗？由此推断，建立在郡国的庙，可以称为原庙。
李藩涂诏
元和五年，王谔用千万钱贿赂宦官，谋求兼任宰相。宰相李藩、权德舆奉密旨说：“王谔可以兼任宰相，应当立即拟好奏章呈上。”李藩认为不可以，于是用笔涂掉“兼宰相”三个字，再次上奏。权德舆变了脸色，说：“即使不写奏章，怎么可以用笔涂改诏书呢？”李藩说：“形势紧迫，出了今天就无法阻止了。天色将晚，哪有时间另写奏章？”权德舆随后也上疏陈述事情，
遂得止。崔氏曰：“此乃不谙故事者之妄传，史官之谬记耳。旣称奉宻防，宜即拟来，足得拟状中陈论，固不假涂诏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书门下，皆前一日进文书，然后付翰林草麻制。又称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为疎阔。葢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岂所谓直笔哉？予以唐制攷之，藩之涂诏，葢用涂归故事，特其所用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开元，凡敕加阶入三品，并授官及勲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门至下省，重加详覆，有駮正者，宜便即落下，以墨涂讫，仍于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书省。《唐志》凡百司奏抄，侍中旣审，则给事中駮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内外史，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予。总此三者观之，唐世不独许其涂诏，仍且进考以赏之，顾立法许涂官阶勲封拟状及他诏敕有所处分者耳。而藩所涂归乃论相宻防，故权德舆失色，谓应别奏，不应径涂也。本传又载藩先为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吏惊，请聨他纸，亦是墨涂敕状，乆无举行者，而藩骤为之，故吏以为惊也。当宪宗之欲用王谔也，其时容谏之意未替，藩故为激切以囘帝意，且恐旣降宻防，或时不待拟状，径命学士草麻，则诚无及，故曰“日暮不暇别奏”也。崔氏以常时待进拟者，疑其得于进拟，更以状敷陈，不知藩意也。
译于是得以停止。崔氏说：“这是不了解旧例的人的妄传，史官的错误记载罢了。既然说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就应当立即起草诏书，完全可以在拟定的诏状中陈述议论，本来就不需要借助涂改诏书这种方式。凡是想要颁布白麻诏书，如果在中书门下商议，都是前一天呈进文书，然后交给翰林学士起草诏制。又说李藩说：‘形势紧迫，过了今天就不可阻止’，这尤其疏远荒谬。大概是因为史家因为李藩有正直刚亮的名声，想要委婉地成就他的美名，这难道可以说是直笔吗？我用唐代制度来考察，李藩的涂改诏书，大概是用涂归的旧例，只是他所涂改的地方比本制稍大一些罢了。查开元年间，凡是敕令加官阶进入三品，以及授官和勋封甲，以及各类空缺等进呈画出门到门下省，重新详细复核，有驳正意见的，应当立即落下，用墨涂改完毕，仍然在甲上具述事由，并牒文中书省。《唐志》说，凡是各官署奏抄，侍中已经审定，给事中驳正违失诏敕不便的，涂改窜改而奏还，称为涂归。考功以二十四最考核内外史，凡是制敕不便有执奏的，进呈他的考核给予奖赏。总观这三者，唐代不仅允许涂改诏书，而且进呈考核来奖赏他，只是立法允许涂改官阶勋封拟状以及其他诏敕有所处分的罢了。而李藩所涂改的却是关于宰相密旨，所以权德舆失色，说应当另外上奏，不应当直接涂改。本传又记载李藩先前任给事中，诏制有不便的，就在敕尾批驳退回，吏员惊恐，请求连接其他纸张，这也是墨涂敕状，很久没有实行的，而李藩突然这样做，所以吏员以为惊恐。当宪宗想要任用王谔时，当时容许劝谏的意思未衰，李藩故意激切以挽回帝意，而且恐怕已经降下密旨，有时不等待拟状，直接命令学士起草诏书，那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说‘日暮不暇别奏’。崔氏以平时等待进拟的情况，怀疑他得以进拟，再用状子敷陈，不了解李藩的意思。”
法从
今世通称侍从为法从，岂以其从法驾故耶？按汉制，大驾八十一乗，即公卿奉引；至法驾三十六乗，惟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公卿，不在其中。则谓侍从为法从，似未当。
魏征寝
封氏见闻録》魏征正寝，辍太宗小殿为之。开元中焚于火，子孙哭三日，朝士皆吊。然白乐天请出内帑钱赎还此第，乃云：「此寝太宗辍殿材所建，不可不自朝廷与赎。」即似是贞观初所赐尚在，封氏顾云：开元时已烬于火。两説必有一误，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论语》曾防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姑以意言之，非决定语也。”《啓顔録》载北齐石动筩取二者杂纽其数，以傅会七十二子，用为优戏。初时见之，正付一笑耳。及观《汉旧仪》载汉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説正以五六冠者为三十人，六七童子为四十二人，则石优戱语，汉儒固已用为实事。此其转误，与小孤嫁彭浪，亦何异也？丁亥十月十九日夜阅《汉旧仪》书。
天地在限
人言天地之大，无所终穷。然日南在中国之南，开北戸以南纳日影；天竺在中国之西，则又必开东戸以受西景【旧唐书·天竺传】则日之所之所昱，中于中土而已，可宜别古土圭光景，尺尺而占地里近逺。则虽在五三侯服之内，亦有差别矣。
行不由径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沟洫之上，略如棋枰，皆方直不颇，行必遵之，毋得斜冐。取疾野庐氏，禁野之横行径，逾者修闾氏，禁径逾者，皆其证也。晩周此禁虽存，人徃徃弃蔑不守，独澹台灭明不肯逾逸自便，则其平日凡所趋操，必有截然不出礼度之外者，如非公事不见邑宰，亦其类也。子游举此以答圣人得士之问，正亦举末明本，岂可指此谓为末节而不足见人也哉？后世形容霍光者，亦曰进止皆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以见其端审之极，跬歩无失也。
攷古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编卷九
宋 程大昌 撰
周太祖葬劔甲衮冕
欧阳公五代史论：郭周太祖遗命葬劔甲各一于河中、大名，葬衮冕各一于河东、澶州，以为不知其防。予读世宗实录，具载太祖遗语，葢尝曰：“按行爽垲深坎于下，各封土为陵，量立城阙。”既曰“各矣”，则不止一处，意在设疑以罔盗耳。盗见其封土立阙，则必穿发；若一处无得，则他处不更觊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也。以是知史文葢不厌于详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人乎？汉诸陵皆发，惟霸陵生以徳葬，以俭初独得免，久亦不能全也。张释之所谓“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者，确论也。霸陵之不免也，盗意其富有天下，必有可欲焉者。史载温韬槩发唐陵，独干陵不可近，近之輙有风雨，此不可晓。然尝记唐人有一书，备载干陵之役，每凿地得土一车，即载致十里外，换受沙砾以囘实之，方中故方中不复本土，而皆积沙壅之，此防盗者之巧思也。土受润则相着，穴之数尺，隧道可径入矣。沙砾散燥不相粘着，非尽徙而他之，虽欲取径阙隧，无由而可。凡盗之至于发陵者，类皆乗乱承间，暂至亟去，无能持久徐运，以虚其积者也。故虽有剧盗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见其不竟也，遂从而神之，以为有风雨驱迫，其实不然也。然设此巧者谁乎？锢铜漆絮，费而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官、僧尼见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礼也。
▯
孟子「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徐锴曰：「説文无恝字，至心部▯字，引孟子为释，乃用▯字，从心从介，其义为忽，与今孟子文不同。凡説文引六经、论、孟，多异今文，不独防画偏旁，虽其语意皆不同也。古今传写，鱼鲁相变，间圣贤本指，必多而不可究诘也。」
舞马起于景龙间
世传舞马衔杯上寿起于开元，非也。中宗时已有之。《景龙文馆记》：「殿中奏蹀马之戏，宛转中律，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大惊，即不起。开元时矣。」
六典
韦述《集贤记》注：“开元
译法从
当今世人通称侍从为法从，难道是因为他们跟随法驾的缘故吗？查考汉代制度，大驾有八十一辆乘车，由公卿在前方引导；至于法驾有三十六辆乘车，只有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在前方引导，公卿并不在其中。那么称侍从为法从，似乎是不恰当的。
魏征寝
《封氏见闻录》记载，魏征的正寝，是太宗皇帝拆下小殿的木材为他建造的。开元年间，这座宅第毁于火灾，魏征的子孙哭了三天，朝廷官员都去吊唁。然而白居易请求拿出内库的钱赎还这处宅第，却说：“这座寝殿是用太宗拆下的殿材建造的，不能不由朝廷出资赎回。”这就好像是贞观初年所赐的宅第当时还在，而封演却说：开元时已经烧毁在火中。两种说法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不知道哪个才是对的。
冠者五六人
《论语》中曾皙说：“戴帽子的成年人五六个，少年六七个，姑且凭心意说说，不是确定的话。”《启颜录》记载北齐的石动筒把这两个数字杂糅起来，以附会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当作滑稽戏言。起初看到时，正好付之一笑罢了。等到查看《汉旧仪》记载汉代求雨祭祀的舞人有七十二人，其说法正是以五六个成年人为三十人，六七个少年为四十二人，那么石动筒的戏言，汉代儒生本来就已经当作实事使用了。这种辗转错误，与“小孤嫁彭浪”的传说，又有什么不同呢？丁亥年十月十九日夜阅读《汉旧仪》时记下。
天地在限
人们说天地广大，没有尽头。然而日南在中国南方，打开北户向南接纳日影；天竺在中国西方，就必定要打开东户来接受西边的日影【《旧唐书·天竺传》】。那么太阳照耀的地方，只限于中原地区罢了，可以适宜地分别古代土圭的光影，一尺一尺地测量地理的远近。那么即使在五服三侯的范围之内，也有差别了。
行不由径
古代井田制的规划，道路在沟渠之上，大致像棋盘一样，都方正笔直不倾斜，行走必须遵循它，不得斜穿。取疾野庐氏，禁止野外横行斜穿，逾越的人，修闾氏，禁止斜穿逾越的人，都是它的证据。晚周时期这种禁令虽然存在，人们往往轻视不遵守，唯独澹台灭明不肯逾越图方便，那么他平时凡是所趋向操持的，必定有截然不超出礼法度数的，比如不是公事不见邑宰，也是这一类。子游举这个例子来回答圣人关于得士的询问，正是举末节来阐明根本，怎么可以指斥这只是末节而不足以看出人的品行呢？后世形容霍光的人，也说进退都有固定的处所，郎官仆射偷偷观察他，不失分寸，以显示他端庄审慎到了极点，半步也不失误。
攷古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编卷九
宋 程大昌 撰
周太祖葬剑甲衮冕
欧阳修《五代史》论：后周太祖遗命在河中、大名各葬一套剑甲，在河东、澶州各葬一套衮冕，认为不知道他的用意。我读《世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太祖的遗言，大概曾说：“巡视选择干燥高爽的地方，在下面挖深坑，各自封土为陵，酌情建立城阙。”既然说了“各自”，那么就不止一处，意在设置疑阵来迷惑盗墓贼。盗墓贼看到封土立阙，就必定挖掘发掘；如果一处没有收获，那么其他地方就不再觊觎。这是太祖的用意，而史官或许没有察觉。由此知道史文大概不厌其详。然而周太祖的这种智谋，终究能迷惑人吗？汉代各陵墓都被发掘，只有霸陵因为以德安葬，以俭朴开始，独自得以幸免，但久了也不能保全。张释之所说的“如果其中没有令人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是确切的论断。霸陵之所以不能幸免，是因为盗墓贼认为他富有天下，必定有令人贪欲的东西。史书记载温韬大肆发掘唐代陵墓，唯独乾陵不可靠近，靠近就常有风雨，这不可理解。然而曾经记得唐人有一本书，详细记载乾陵的工程，每挖出一车土，就运到十里外，换用沙砾填回去，墓穴中原本的土地不再存在，而都堆积沙砾堵塞，这是防盗的巧思。泥土受潮就会相互粘连，挖几尺深的穴，隧道就可以直接进入。沙砾干燥松散不粘连，除非全部搬走，即使想取捷径穿过隧道，也没有办法。凡是盗墓贼来发掘陵墓的，大都是趁着混乱趁虚而入，暂时到来迅速离去，不能持久慢慢搬运，来掏空堆积的东西。所以即使有厉害的盗墓贼挖掘洞穴没有完成，必定都会舍弃离去。人们看到他们没有完成，于是从而神化它，认为有风雨驱迫，其实不是这样。然而设置这种巧思的是谁呢？禁锢铜漆絮，费钱而不精巧。
僧尼拜天子
《唐志》记载，道士、女官、僧尼见天子必须拜，现在不拜，是不合礼制的。
〇
孟子“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徐锴说：“《说文解字》没有‘恝’字，在心部‘〇’字下，引用孟子作为解释，于是用‘〇’字，从心从介，其义为忽，与现在孟子的文字不同。凡是《说文解字》引用六经、论语、孟子，大多与现在文字不同，不只是笔画偏旁，即使语意也不同。古今传写，鱼鲁相变，其间圣贤的本意，必定很多而无法追究诘问。”
舞马起于景龙间
世人传说舞马衔杯上寿起于开元年间，不对。中宗时已经有了。《景龙文馆记》：“殿中奏蹀马之戏，宛转合乎音律，遇到作饮酒乐的时候，用口衔杯，卧下又起来，吐蕃人大惊，如果不起，就是开元时了。”
六典
韦述《集贤记》注：“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