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编卷七

译《盐铁论》中文学所引用的《孟子》说：“处在今天的朝廷，如果不改变风俗，想要成就拥有千辆兵车的强国，连一天都待不下去。”这与现在《孟子》的文本意思都大不相同。大概当时是借用这句话作为证据，或许并不完全遵循原文，不能因此就断定《盐铁论》才是正确的古语，而认为现在的《孟子》不是正确的传本。

译立武后

高宗打算更换中宫，顾命大臣们合力竭尽劝谏，高宗都不听，最终废黜王氏，立武氏为后。武氏原本是太宗的才人，立她为后，对于世间的公议，似乎毫无畏惧忌惮。然而她立后的诏书说：“武氏以往凭借才能德行被选入后宫，在椒房之中声誉隆重，在兰殿之内德行光辉。我过去身为太子时，特别蒙受先帝的慈爱，于是将武氏赐给我，这如同先君赏赐的物品，已经八年了。她一定能训导规范六宫，成为万民的母仪，可以立为皇后。”她如此委曲求全地自我标榜，还算是有一点惭愧之心。韩瑗、褚遂良等人既然冒着必死的危险来劝谏，君主如果能采用这种委婉的讽谏，就像王珪对待庐江王妃那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呢？可惜他们只知道以死相谏，而不知道采用这种方法，本来就知道那些坚决不奉诏的人是不能成事的。那留侯张良安定国家根本时，不曾正面与高祖辩论应当还是不应当，只是想着四位老人，高祖不能招致，而太子却能招致，那么高祖就知道天下的高士既然已经归心于太子，而太子就没有必要更换了，所以高祖的心意自然回转，不需要等到劝谏。那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靠谋略吗？后来武氏得志，改唐为周，权势焰威又非初立时可比。骆宾王向天下发布檄文，明确指责她聚麀（乱伦）的丑行，而后来她竟不能设一语来自我辩解，反而感叹宰相用人不当，这才知道事情触犯公义，不仅内心不可欺骗，口舌也不能自我文饰。

古诗分韵

梁天监年间，曹景宗立功归来，武帝在华光殿设宴，联句令沈约赋韵，只有景宗不参与，他坚持请求赋诗。当时韵脚已尽，只剩下“竞病”二字。景宗提笔而成，就是所谓的“归来笳鼓竞”这句。初次读到这里，不明白赋韵、韵尽是什么格法。偶然阅读陈后主文集，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诗说：“披钩赋诗，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上有江总、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得到的韵脚是“迮格白赫易夕掷斥拆唶”字，当时用韵的顺序前后正同，不曾错乱一个字。于是知道这种说法是对的，先把韵脚写在钩上，座客均匀探取，各据所得，按顺序赋诗，正是后主定韵的格法。唐代次韵起于元稹、白居易两位，自号元和体，说“古代未曾有过”。却不知梁陈之间已经出现过这种形式，只是他们所用的韵脚是探钩所得，而不是酬和先倡者，这是小小的差异罢了。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入魏，舍弃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他的故妻赠诗说：“本为薄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忆缠绵时。”他的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那么也是以唱和为次韵了。

君子贵乎道者三

古人建立信用，大概有设置事迹、培植德行而不能取信于人的，对于暴虐傲慢、鄙陋背理的行为，也有凭借强力驱使、势位禁止而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君子怎么能凭借容貌辞气之间，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呢？在宗庙社稷之中，未对百姓施行敬爱而百姓敬爱，大概有根本所在。孔子说：“我作战就胜利，祭祀就受福。”先说作战胜利，先说祭祀受福，难道是取自临事之后的办理吗？这就是之所以重视有道的缘故。如果有道，建立就能确立，行动就能和谐，顺从欲望来治理四方，风气感动没有不如意的。

后汉傅防防语

光武帝因为顺应谶纬而起兵，信仰既已笃定，凡是制定政令、任命更换宰相，也都奉行遵从，所以直到汉朝终结，人人宗尚，遂以成俗。凡是占卜不应验的，也都牵强附会、文饰致之。蔡邕《独断》引用《河图》说：“九世会，十世以光，十一以兴。”从高帝到光武帝，在世次上乃是第十一，不应在第九之下，不在第十一。于是汉人曲为之解说：“兄弟不相为后。”成帝、哀帝、平帝虽然三世相继为帝，但是从长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帝视元帝为父行，而成帝是兄，哀帝是侄，平帝是孙，都不能以上光武帝。光武帝世次应当继元帝而不继成帝。于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这是八世，而光武帝世次实在在第九。这种傅会，不是不巧妙。然而成、哀、平确实曾经为帝，却说兄弟不应相后，所以谶文黜去成、哀、平而提升光武帝，以曲就世次当九的文字。既然明显无理，更用其说自攻其说，那么文继惠，正是兄弟。如果弟帝而兄不得数，像光武帝之于成帝那样，那么惠先于文，正当黜去。惠而当黜，那么从高至光才八世耳。现在想使其减至八，则斥成、哀、平使在世数之外；想使其增至九，则惠、文虽以弟继兄，也一概数之以当世数，这不可笑吗！

发运司

祖宗朝每年漕运东南米六百万石，供给京师一年的用度，所以从真州到泗州设置七处仓库，转相灌注，由江达淮，由淮达汴，而在真州设置发运司以总领。真州虽然是川广荆襄江淮闽浙水陆的冲要，然而初时设置使臣的意思，不专为漕运之事，大概有权衡水旱、控制物价低昂的防备，存乎其间。如果不使发运司总领各路，那么有无不肯相通，运动不动。所以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总置发运之司，是其

译这是设置官仓的本来用意。于是京师的年度用粮只需六百万石，而发运司所储备的粮食曾经达到二千二百万石，另外还有用于采购的米款可以籴买一千二百万石，这又是在这七个仓库储米之外的数量。每年春季拨发现有的粮食上供朝廷，到了九月间，不必等待秋粮收割后催征，而当年的年度用粮六百万石已经运抵中都了。这六百万石已经供给使用，而现存的粮食还有六百万石，这样下一年上供的粮食更有着落。假设有水旱灾害、减免租税或削减额度，也不会导致供应匮乏，那么又可以将那一千二百万石的采购资金转移到其他郡县，在粮价低廉时大量囤积。既然有了盈余，就可以根据各郡县的丰歉情况来制定征收与给予的策略。如果当年两浙地区歉收，而江东、江西地区丰收，就从江东、江西采购粮食以满足两浙的额度，却以江东、江西的低廉价格要求两浙缴纳。两浙既然比在本土缴纳获得了低价，而江东、江西粮食丰富，又可以通过贸易换成钱币，不至于因粮价过低而伤害农民，这就是所谓双方获利、互相救济，是极好的制度。等到蔡京掌权，创设直达纲，江船直接到达淮河，再逆流而上进入汴河，转般仓因此就被废除了。于是将以往可以支撑两年使用的采购资金拿去满足任意挥霍，后来又只将直达船运送花石纲剩余的部分用来运粮，从此不仅原有的规模完全废弃，而且储备也荡然无存了。乾道戊子年，六部会食时，户部侍郎陈岩叟提出了这件事，他是陈晋公陈恕的后代，应当了解事情的始末。

译缗钱省陌

唐宪宗时期，因征讨淮蔡用兵，经费枯竭，皇甫鏄建议，朝廷内外用钱，每贯（一千文）先扣除二十文，再抽取五十文。元和十二年，民间扣除的“垫陌”多达七十文。唐穆宗即位后，京城出售金银，每十两也要扣除一两；购买米盐，每百文钱要扣除七八文。京兆尹柳公绰用严兵禁止这种行为，不久因为各地用钱扣除的数额不一，下诏顺应当地习俗，规定朝廷内外经费，每贯扣除八十文。唐僖宗末年，京城用钱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贯实际只有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百文，后来到了五代，汉隐帝时期，王章担任三司使，将那些以八十文为一百文的钱，每陌再减三钱，这就是如今官省钱制度的起源。

张平叔请官粜盐

张平叔曾提议由官府直接卖盐，韩愈驳斥了他。苏轼说：“张平叔不知是何人，但一定是小人。”查《唐书·食货志》记载：“唐穆宗命令河北停止专卖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论专卖法的弊端，请求建立官卖法，下诏让公卿大臣议论其可行与否，韦处厚、韩愈逐条质问，张平叔理屈词穷。”

诗穷乃工

白居易在题写李白、杜甫诗卷时，历数两位诗人流落江湖的经历，而他们的诗名却震动四方，最后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不是诗让人穷困，而是穷困之后诗作才精妙”的意思。

子沈子子列子

《公羊传》提到“子沈子曰”，注解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沈子被称为“子”，在姓氏前加“子”，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仅仅说“子曰”，是为了避开孔子。那些不在姓氏前加“子”的，是其他老师。这种说法有道理。有人说不对。列御寇的弟子称他们的老师为“子列子”，解释者说：“子”，是男子的通称，他的门人也可以互相这样称呼。所谓“子列子”，就像说“你的列子”，大概是尊崇且亲近的称呼，这种意味更深远。

昭武庙立像

《春明退朝录》记载，孟州汜水县武牢关内城山上有唐昭武庙。查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记载，昭武庙是唐高祖、唐太宗的塑像。现在殿内有两个人站着，把冠冕传给儿子。有人说两位皇帝的塑像不在，只留下了侍者，所以如此。我查《唐会要》记载，天宝元年田同秀说唐玄宗降生，于是在太宁坊和东都积善坊设立庙宇，命令工匠采石雕刻唐玄宗的圣容，又采石雕刻唐元宗（注：此处疑为唐玄宗之父李旦或相关尊号，原文如此）的圣容，侍立在唐玄宗的右边，穿着王者的衮冕服饰。又在像的东边刻石塑造李林甫、陈希烈的形象。由此说来，宋次道说是武庙未必不是唐玄宗的庙，而站着两个人未必不是李林甫、陈希烈。当时郡国都有唐玄宗的庙，张巡在睢阳起兵，率领众人哭于唐玄宗庙就是例证。当时东都的像是用石头雕刻的，而其他地方是用泥土塑造的吗？又王仁裕《入洛记》记载，华清宫温泉有七圣堂，当堂塑唐玄宗像，以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肃宗及窦太后两面行列侍立，都戴着冠冕穿着衮服，洒扫非常严格。王仁裕作为蜀地俘虏归顺后唐，华清宫又经历多次兵乱，不知多少次了，而他所见的尚且如此。那么昭武庙所塑立侍的人未必不是高祖、太宗的像。唐朝以老子为祖先，那么即使立像侍立并传递冠服也不以为嫌。

武宗用道士赵归眞言斥佛教

唐史臣赞曰：唐武宗废除佛教的法令，非常严厉；而他亲自接受道家的符箓，服药以求长寿，由此可以看出他并非明智而不惑的人，只是意志上有好恶罢了。查《唐会要》，唐武宗志趣在于神仙，任命道士赵归真为道门两街教授博士。赵归真趁机排挤诋毁佛教，说它不是中国的宗教，应当全部去除。皇帝于是淘汰天下的僧尼。唐宣宗即位后，便揭发赵归真的罪行，将他流放到海外。据此而言，唐武宗极力排斥佛教，正是主用道士，偏执的言论不止是意志偶然的好恶而已。

史记称武帝

《史记·周阳由传》记载，武帝即位，官吏治理崇尚谨慎，周阳由最为暴酷，迁升不应称职。武帝大概是褚先生之类人的说法。

皇甫湜未必肯师退之

韩愈傲然地为人师表，曾说：“皇甫湜、籍辈虽然屡次受到指教，不知道他们最终会不会背叛离去？”皇甫湜评论学业说：“韩吏部的文章，如同长江秋汛，千里一道，狂风激浪，曲折流淌而不滞留；然而用于灌溉，或许不合实用。推究这话，大概是皇甫湜并未纯粹地北面称师。”又李翱祭韩愈文说：“我游学从徐州开始，得到兄长（韩愈）的交往，他视我无能，待我以朋友。这难道曾经肯列入弟子的行列吗？”

汉特祭滕公

《汉旧仪》记载，宗庙祭祀功臣四十人，在食堂下只有御仆滕公在庙门外塾祭祀，用一壶酒、四根胫骨。滕公曾使孝惠帝、鲁元公主脱离危难，而斥退少帝，拥立文帝，他的功劳至关重要，所以特别记载。不知道在门外塾祭祀，其制度出自何处？

后九月

汉朝初年不仅沿袭秦朝的正朔，也沿用秦朝的历法。秦朝以十月为岁首，不设闰月。应当置闰的年份，不问哪个月，一律将余数归到年终作为后九月。《汉书·纪表》及《史记》从高帝到文帝，记载后九月都相同，这是未曾推算时节确定闰月的原因。到了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然而又过了十四年，到征和二年，才在四月置闰。后书四闰月，难道是史官漏记了吗？还是从此开始置闰呢？

译六奇秘计

平城被围之时，史家只说汉高祖凭借陈平的秘计才得以脱险。应劭说：“陈平谋划用美女欺骗匈奴的阏氏，声称将要献给她，以此夺取她的宠爱。阏氏害怕失去宠爱，便与汉高祖通了关节。”颜师古解释说：“应劭的话，出自桓谭的《新论》。桓谭的意思大概是事情本该如此罢了，并非其他传记中的说法。”查考《匈奴传》记载：“皇帝派遣使者厚赠阏氏财物，阏氏于是说汉主有神明保佑，这才得以打开包围的一个缺口。”那么，虽然未必是欺骗献美女，但解围依靠阏氏这一点，已经无法隐瞒。之所以秘而不宣，大概是因为感到羞耻。陈平六奇的计谋，比如行金间于楚国、假装出游诱捕韩信，大体上不忌惮使用欺诈手段，往往粗鄙而可耻。至于贿赂阏氏，更是特别缺乏武勇，所以尤其想要掩盖保密。然而，天下后世终究能够被欺骗吗？当时手持贿赂传达言语，不可能由陈平一人独自承担此事，必定有往来其间的人，岂止是“四知”（指行贿者、受贿者、知情者、见证者）那样简单？那么，又怎么能完全掩盖得住呢？

译陈后山运用僧人的诗句意境

吴地僧人在钱塘白塔院的诗中写道：“到了江边吴地就尽了，隔着岸越山依然高耸。”陈后山在诗话中轻视这种语句不够文雅，说：“这不过是分界的界碑罢了。”等到陈后山身在钱塘时，仍有诗句说：“语音随地而改变，吴越到江边分界就是这样。”这就像李光弼使用郭子仪的旗帜和士兵，但号令所到之处，神采风貌全都改变了。

考古编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编卷八

宋 程大昌 撰

华清宫生长荔枝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评论的人非议这首诗，说唐明皇在十月驾临华清宫，到了春天就返回。这是荔枝成熟的时节，皇帝未曾身在骊山。然而咸通年间有个叫袁郊的人，写了《甘泽谣》，记载许云封所得的荔枝香笛曲说：“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贵妃诞辰，皇帝驾临骊山，命令小部音声在长生殿演奏音乐，进献新曲，还没有名字，恰逢南海进献荔枝，因此命名为荔枝香。”《开元遗事》记载皇帝与贵妃每到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而白居易《长恨歌》也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由此可知杜牧的诗是当时流传的可信之语。世人只看到唐史所载，就凭传闻而怀疑可信的记载，这是最不可取的。

子司

礼部对于太常寺，户部对于司农寺，各曹司这类情况，当今世人通称为子司。大概唐人已有这种说法，但制度却不同。六部分为二十四司，每司有郎官，都是郎官，而以本部结衔的为头司，其余的为子司。如果是吏部，那么从封勋司以下都算是子司，这不同于今人指称的寺监之类的子司。所以唐志所记载的六部头司郎官，就说“是尚书侍郎的副手”，那些不将本曹结入衔名的就不是，这就是头司与子司的区别。

中书舍人封还诏书

给事中缴还敕书，就是涂改后退回的旧例。有人问我中书舍人封还敕书，始于何时？遍考史籍没有记载。我查阅《旧唐书》，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机要部门，诏敕如果有不合适的，都必须执意争论。近来只见到阿谀顺从，竟然没有一句谏诤。如果只是书写敕令行文书，何必选择人来委托？”从今以后，诏敕如果有疑义或不稳妥，必须执意上奏。又《六典》中书舍人的职责说“制”，已经施行如果有错误，就上奏改正。《六典》是李林甫主持编修的，凭借李林甫专权于君，而在改正敕令的文字上不敢删改掩盖，是因为太宗的诏语。这些都是舍人得以封还敕书的根本原因。涂改退回的制度，唐代虽然有，中叶已经废除，所以李藩涂改敕书而官吏惊惧请求更改，大概是很久没有振兴的缘故。欧阳修在胡宿的墓志铭中说：“皇祐初年，胡宿任知制诰，封还内侍杨怀敏任命为副都头的制书。仁宗问以前有这种旧例吗？文彦博回答说：‘唐代给事中袁高不起草卢杞的制书，近来富弼也封还词头，皇上于是改命舍人起草制书。’从此舍人封还词头的相继发生。”那么唐代制度虽然允许封还，但其末期却没有振作职守的人，所以仁宗发问。

年四十而见恶焉

从童年开始进修，积累到四十岁，在孔子以自身立教方面，就是不再迷惑；在世人通行的规范方面，就是强力仕进。大概学习到了这个地步，自然应当强立而不回头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过错和恶行正被显露，不掩盖的话，那么他所建立的成就就止于此，不再进步了。如果还有善行可以掩盖其恶，尚未被发现，那么还有希望。

凌烟功臣

吕温赞颂凌烟阁功臣，他的序言说：“至于像张亮、侯君集那样的跋扈，怎敢抹去他们的名字，用来彰显天刑。大概侯君集在画像之后，才因谋逆被杀。当他临刑时，太宗对他说：‘从今以后，只看到你的画像罢了。’难道当时因为皇帝有见画像的话，就不敢毁坏撤除吗？所以吕温得以议论实行黜削。”卢元卿《法书》记载王廙等人的帖，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以下列名于后，其中一行有“吏部尚书公”五字，没有姓名。元卿在注中已经说：“侯君集最初一同书写，犯法后擦去名字。那么当时也是顺着太宗的意思，虽然擦去名字尚且不去除他的位置。”

名宫阙忌

唐代东都有殿名正观【贞字本犯嫌讳，今改用正，在舍殿北】，是炀帝所造，唐代沿袭没有更改。世人拟定宫室年号名称，如果衰微的季世曾经有过，那么即使已经建立施行，仍然急忙更改避讳。正观纪年，其治绩仅次于三代，难道亡隋的殿名所能玷污的吗？由此可知祸福无不是自己招求的，难道在于区区小数之间。

外国地理书难信

五天竺都是佛教之地，西天竺与波斯接壤。五天竺都在长安西南。唐史记载其地距离都城九千六百里，将其东行所经诸国及中州地理一并计算，尚且不到万里。唐史相信世人所传，说幅员三万里，就已经夸大了。僧人玄奘《西域记》却说五印度境周围九万里，多么荒诞啊！又查波斯在五天竺西边，波斯通往中国，其泛海向东，大概环绕越过了五天竺的境地。况且如果不尽越九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