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编卷三

译因为谈论《诗经》而得到孔子的褒奖，孔子说：“启发我的人是子夏。”那么汉代世人共同相信《诗序》的出处，必定是依据这个原因。然而子贡也曾因为切磋琢磨的比喻而领悟到孔子的意旨，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这也是孔子的话，却唯独将《诗序》归于子夏名下。这又是依据什么呢？

译诗论十四

古代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审察音乐来了解时政。诗歌与音乐，不过是语言声音罢了，却能够用来考察国家的兴衰、百姓的忧乐以及得失，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事物的本来真相。因此，如果采诗、掌管音乐的官员稍有增减改动，那么即使是季札、师旷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也无法运用他们的聪颖与智慧了。所以，诗歌的创作，无论是悲欢、讥讽、赞誉、劝诫、赠答，都已经一一保留了原本的语句。至于诗歌采集的地点以及命名该地的名称，凡是诗人所说的，既然已经如此，史家宁可舍弃国号而遵从它，也不肯稍作更改。正因为它不识别真伪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才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等到编纂完成，分类确定，圣人便依据这些来定稿。属于“南”的诗歌不混杂在“雅”中，名为“雅”的也不参杂在“颂”里。那些不属于“南”、“雅”、“颂”而只是普通诗歌的，也都各自按国家或地区归类，大体上沿袭旧制。圣人哪里会容许丝毫的增减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诗经》就没有遗漏的条例了。所以，“南”虽然是一个类别，却因为有周、召而用分陕治理来命名。“颂”虽然是一个类别，却因为有周、商、鲁而按时代区别。诗歌产生于夏代，却归类在〇（此处疑为衍文或特定指代，依文意可能指某类或某地，暂译作归类于某处）。周人依据后稷及先公赋诗的地方。自《七月》以后，多为周公而作。考察其中的言语，往往讽刺朝廷不了解〇（同上），大夫实际上是为此而作。在盘庚时期，商已经称为殷，而且颂中又有《殷武》，现在这些颂却都称为商。唐叔被封于唐，在燮父时期已经称为晋了。到了春秋时期实际上才开始有诗歌，现在它们的篇目却都称为唐。更甚者，三监的土地，自从康叔得到封国时就已经统属于卫，现在这些诗歌中属于顷、襄、文、武时期的，却又分为《邶》《鄘》《卫》三部。这几类情况，乍一看似乎有深意，慢慢考证验证，正是从民众言语习惯熟稔的角度来记录罢了，本来没有其他意思。后世有类似的事情，中原有事于北方，只有汉人出力，所以中原已经不再称为汉，而北方仍然指着中原称为汉。唐人在西方用事，所以羌人至今还称中原为唐。按照称谓熟稔的说法来讲，古今人情相差不远。《王黍离》等篇，既是普通诗歌而非乐歌，不能归入《南》《雅》《颂》，所以把诗与诗合并，杂乱地放在列国之中。就像冀州在《禹贡》的下部，与其他州不必更加区别，知道这对帝都的体制没有损害。不仅如此，木〇（疑为特定植物或地名）赞美齐国却列在卫，《猗嗟》讽刺鲁国却系于齐。召穆公的《民劳》，卫武公的《宾之初筵》，不附属于其本国而在二《雅》中。推究这类情况，详细说来，如果为这些事寻找说法，那么说法不胜枚举，最终不能归于统一。现在用一句话概括说：“依据诗歌采集的地点，而参看贯通彼此，都没有疑碍，所以知道它是通达而可以依据的。”况且孔子曾经自己说“述而不作”，六经中只有《春秋》疑似是创作，而“夏五郭公”也因为是旧文而不加更改，至于《诗经》，只是依据旧文进行取舍。他肯自己设立标准吗？所以依据所传承的音乐来命名，依据诗歌创作的地点来确定排列，这就是所谓的“信以传信”，也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

诗论十五

有人说：卫宏关于“南”的说法，是说教化从北向南传播。现在二南的诗歌中有江沱、汉、汝，却没有齐、卫、鄘、晋，那么他以地域南北来划分，不是没有依据的。回答说：十五国风，单独列出国家名称，而周、召唯独在下面缀以“南”字，用汉代人的义理类别互相比较，就已经不统一了。而说当时教化唯独向南传播，未能向北波及，意思是应当在文王与纣王的时代。然而纣王还在位，文王仅仅得以身受天命，而居西方为伯，召公哪里能得到伯爵而称之呢？况且天下尚未统一，周虽然有陕地，陕地之外并未全部属于周，周虽然想以陕地为界分治，召公又在哪里施行他的督视治理呢？又如《甘棠》这一首诗，正是追咏遗留的德行，怀疑它还在召公封国燕之后。在这个时候，周的德化已经纯厚地覆盖天下，不再有这种疆界了。《驺虞》、《麟趾》尽其推演而放之四海，没有不准确的，哪里还会限制在什么地方，而说某方、某国刚刚有某诗呢？那么卫宏依据周、召分地来确定南北的说法，不是确切的议论。周公居中，王畿在那里，所以得到的多是后妃的诗歌；召公在外地，都是侯服，那么诸侯、大夫、士、庶人都有诗歌可以采集，也都各自随着他们的分地来记录系属。卫宏因为涉及后妃，就指为王者之化；因为涉及侯服，就命名为诸侯之风。那么王化所覆盖的范围，何其狭窄而不通畅呢？这都是不知道“南”是乐歌，所以支离破碎而没有定论。

诗论十六

有人说古语，有人说周道衰微而《关雎》产生，又说康后晏朝，《关雎》作为警戒，如果“南”果真是乐歌，怎么能纯粹是文王的乐歌呢？回答说：从作诗者的角度来讲，固然可以命名为创作；从演奏音乐的角度来讲，难道不能称为创作吗？《关雎》，文王本来就有。因为晏朝者不能效法祖先，于是取旧乐演奏，以申明警戒讽喻。所谓“作”，就像开始演奏“翕如”的“作”一样，那么即使人更换百代，南乐更换万次演奏，仍然不失为文王的乐歌。卫宏序《鱼丽》时，本来曾经列举《棠棣》，列明文武内外之治，这是文武之

译《诗》罢了。至于《毛诗序》解释《棠棣》时，却说“哀悯管叔、蔡叔失道，所以作了《棠棣》”。在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怎能预知管叔、蔡叔会失道，而预先作一首诗来等待他们呢？《左传》中关于这首诗的说法，大概是说周厉王怨恨郑国，想引进狄人来讨伐铲除郑国，这与《棠棣》中关于防止墙垣、抵御外侮的意义，完全与文王、武王时的情况不相类。于是召穆公纠合周朝同宗族人，歌唱文王宴饮兄弟时所用的乐曲，以此来感动厉王。这里说《棠棣》“作”，是振作、兴起的“作”，而不是创作、撰写的“作”；况且吊唁二叔并分封同姓诸侯的事，明确说是周公做的。而郑玄在这两层含义上，都迷失了本意，于是说“哀悯管叔、蔡叔而创作了这首诗”，这种错误，难道不是重复且可笑吗？如果怀疑《关雎》作于周康王之后而非周文王时期，那么用《棠棣》作于召穆公时期的例子来类推，这就豁然开朗了。

译诗论十七

有人说：“您认为徒诗（不配乐的诗）不能入乐，那么《籥章》中的《豳诗》，曾经与《雅》、《颂》并列，用竹管吹奏，怎么能坚持认为它是徒诗呢？”回答说：“这不能凭空揣测。古来的音韵节奏，必定各自有法度。如果按照现在的读法来读《雅》、《颂》等诗章，谁适合称为《雅》？谁适合称为《颂》呢？而在古代，必定有明确不可混淆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雅》、《颂》各得其所。既然如此，那么列国的诗，必定有徒诗而不适合入乐的，不能强行用主观臆测来判断。”有人说：“《颂》只有赞美没有讽刺，可以配上管弦乐器演奏。《雅》的辞句中却包含讥讽怨恨，出自当时，难道可以公开传播毫无顾忌吗？”回答说：“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含蓄寄托寓意，虽然陈述古事讽刺今事，诗和乐都没有妨害。至于那些直言政治违背常理、百姓困苦，不能在朝廷宴饮时颂扬的话，或许当时人私下调奏而朝廷不知道，也不能完全杜绝。朝廷不知道而国史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以此显示下情被阻塞无法上达，并因此作为世间的警戒，这或许自成一种道理吧？怎么能完全用常情来揣度古事呢？”有人说：“季札所观赏的诗，其名称和次序都与现在相同，唯独没有《商颂》和《鲁颂》。这是鲁国虽然有诗但没有得到全部，怎么能完全依据季札的话来证明其他诗呢？”回答说：“这正因为它古老而可信。鲁僖公虽然有《颂》，未必敢与《周颂》一起收藏；《商颂》虽然依靠周朝乐师得以保存，鲁国未必能很快得到它。经过孔子搜集删定，才成为现在的《诗经》，那么季札在鲁国观赏时，看不到《商颂》和《鲁颂》是适宜的。”有人说：“《诗序》现在与经文并列，在学官中这样传授施行，唯独为什么这样呢？”回答说：“并不相违背。”“‘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周朝的百姓真的没有剩余吗？崧山真的极高触天吗？而圣人保留它们不废除，大概是不因为夸张的言辞妨碍真实的道理。《诗经》中一句话如果不依附事实，圣人尚且不删去，那么《诗序》对《诗经》的阐发不少，又怎么能废除呢？”“记载礼仪的书，万世通晓，是汉儒所写的。现在其中有道理的，也一同与古经并列置于学官，那么对于《诗序》还有什么怀疑呢？”

正朔一

三正的区别，寅、丑、子不同就是正的区别。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说：“纪月的次序，从寅开始到丑结束，十二个数具备，这是百代相同的。其意图更改的，如秦朝初创用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确实不同。但检验其月建，斗柄指向亥，纪数满十的，并没有改变。然而尧的正月是仲春，实际观测星鸟；后稷、公刘在虞、夏之间，劝勉辅助农事。那时《诗经》也依据流火来定七月，这都是建寅。至于《春秋》，依据周历来记录时变。襄公二十八年春，记载‘无冰’；定公元年十月，记载‘陨霜杀菽’，都是记录异常。假如周历以寅月为首，那么斗建寅、卯，冰不坚固凝结；月次在亥，霜能杀死豆类，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由此推论，说改变岁首而不移动月数的，是不对的。班固、刘歆论述历法，以及两汉诸儒解释经典，都说：‘夏、商、周相继，寅、丑、子相变，这叫天地人三统，终了又重新开始，像循环一样。’五帝三王遥远了，其传政没有防备。然而还有可考察的，没有比《诗》、《书》更好的了。《诗》、《书》自从唐、虞以下流传于世，共五代。其初创建丑、子的，只有商、周三代；从唐到夏，都建寅，不相重复。高堂隆说舜更改尧的历法，岁首以子；尧同少昊，岁首以亥；都不与《诗》、《书》符合，不足依据。那么占三从二，帝王建寅的占大多数，怎么能说相重复呢？”

正朔二

孔子曾经取四代的制度而折衷于当时，唯独想实行夏历。大概如果岁首在丑，那么阳气不为夏中，既违背天道，也不算太远。如果岁首在子来占卜，那么月方建午，时节已经记录为秋，难道完全与天道相背吗？所以只有遵循夏历建寅，然后四季各自占据其位。周人也知道建子不足以正时节，只是牵制于旧传，认为不自立一制，就无法显示历数的归属。自己则不容许不更改，而在朔易继岁之间，斟酌求其恰当。想建丑吗？则不能对商朝有革新。将建寅吗？则夏人本来已经先做了，那么形势不得不出于子。子虽然改建，但考察天道，只有寅相协调。于是参酌三正两占而并用。既初创以纪子作为正月，旋即又标寅作为正岁，这不只是虚存两个名称。历象所著，自有防备考察，夏时的制度默存其中。世人或许习以为常而不察觉。那么夏时得天，不必等待孔子而后论定。大概武王、周公已经知道了，而历考先秦古书，不见改子用寅。起于秦何世？那么秦的十月其为亥为酉，应当究其宿位，而后因革的原因由此才可考定。班固的话说：“汉朝兴起袭用秦正，倪宽论述汉历说：推演传序文，则是现在的夏时。”太初历法其在立冬小雪，则说：“于夏为一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那么秦汉十月都建亥。《月令》虽然经过汉儒润色增益，然而其气令都本于《吕览》。

译《吕览》是吕不韦所著，属于秦国的典籍。孟冬这个月份，太阳位于尾宿，黄昏时危宿位于中天，清晨时七星位于中天，这就清楚地表明秦国的十月对应地支中的亥月。只是它改用夏历时节，却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

译正朔三

秦既然沿袭夏历以寅月为正月，那么正月就是岁首。不以此作为开始，反而在十月时岁将尽，却取它作为岁首，这是为什么呢？史家说这是依据五行相胜中水德王时的月份，这确实是对的。然而，周的十月既然可以改称为中冬，那么以亥月建正的月份，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正月呢？这些道理，秦国本来很清楚，但最终不肯这样做，正是因为夏历符合天道，不敢违背天道来顺从自己的私意。那么周人同时确立正月和正岁，我对此有考证。周朝虽然以子月为首来编排月份，但在观测星象、制定历法、修缮宗庙、举行事务时，仍然按照夏历，并非全都使用自己的制度。六官的职责中，凡是称为孟春、中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的，都是周历。而“〇人衅〇，防人相防”，特意改变常规文字而称为上春。所以郑司农认为上春是按照夏历来说的。山虞在仲冬砍伐阳木，在仲夏砍伐阴木，这是周历的辰月和戌月。柞氏趁着木材已被砍伐而进行刊剥，用水火处理，则特意改变时间而使用冬至和夏至。砍伐是人的行为，借用人力来验证历法，即使使用辰月和戌月也可以。刊剥如同水火变化，如果不是适当的时候，人力白费，所以不得不使用冬至和夏至。使用辰月和戌月，周历就得到验证；使用冬至和夏至，正岁就得以保存。在六官中寻求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件事。土圭测日影以迎接太阳，推算方位、圆丘、方泽以祭祀天地，正好在冬至和夏至的，都已经明确标出日期，以对应正岁的气序。至于天令已经到达，人事应当举行而防止违令，次序不在冬至和夏至没有标志区别的，就又改变文字而明确标出为正岁十二月。比如凌人砍冰，杜子春认为是夏历的十二月，就是这种情况。正岁有十二月，周历也有十二月，现在凌人越过了六官正月的常规，在前面冠以正岁，是为了说明所用的是建寅月的十二月，而不是周历的十二月。大概到这里，书中用正岁来冠于月份之前，周制采用夏历就更加明白了。

攷古编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编卷四

宋 程大昌 撰

正朔四

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二十八星宿的位置，辨别它们所对应的事务，以防范天位的错乱。乍一看，说岁说岁，不过是积累十二个月而周足其数，似乎没有区分于年。到了太史的职务，又有所谓正岁年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和都鄙的，如果岁和年没有什么区别，而同时列举两句话，那么周公所写的，也就有时会出现衍文了。各家到这里都不能究尽其区别，只是不明白夏周本来有明确的制度，不可推演。《尔雅》叙述记载岁在辰的情况，在夏称为岁，在商称为祀，在周称为年，而在唐虞称为载。郭璞从而阐明说：“岁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现在用他的话来验证《诗》《书》《论语》，都像郭璞所说，不是臆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夏人以星名岁的本源。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必须从食用稻米来命名一个周期，这是周人因禾命年的法则。为什么终岁称为改岁？每岁孟春都是夏语。作“十有三载”乃同，那么禹在唐虞间的言语也如同箕子归周陈述言论，而仍然推究其本源说“惟十有三祀”，不相混杂。至于周的称年，则纯一无他。《泰誓》伐商自称“十有三年”，而追数旧事，也说“惟九年大统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后，周公辅政之久，商周的享国、方岳的朝狩，全都以年计算。而《论语》中的“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也首尾如一。凡是涉及岁年的，夏周的制度没有一句话相乱。冯相氏所掌管的十二岁，是以当岁的一星贯穿十二次来说的。左氏所谓“一星终者”就是这种情况。其说十二月，则是具备十二个朔晦的意思。占星知岁，循岁数月，而天时人事孰当从周，孰当行夏，可以防范合而无牾，所以说以防天位。天位可防，则以夏乘周，其无爽矣。于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岁；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则本正岁以若天。故岁与年可以交相正，而时令先后可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岁年异文者，若生齿、大比则以三年，至其大计群吏诛赏则必扵三岁等之为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计必各有需时待挟始。得施其防计者，故三年三岁不一其制。惜不得尽闻其详也。

正朔五

汉高祖进入关中，是在十月。又恰逢五星聚合出现在东井，于是沿袭秦的旧制，以十月为岁首。所说的十月，固然是秦的十月，而其正月也仍然沿袭秦建寅。太初元年夏五月，改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颜师古说：“未正历前，岁首以十月，现在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是对的。”前世的历法家，如边韶之徒，说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的，是错误的。起历而改用丁丑元纪岁，而首建寅月的，是汉武帝。至于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