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编卷二

译难道不敢凭主观臆测来防备这种说法吗？不是的！然而只拿《论语》来质询，孔子认为通过雅、颂得以追溯音乐的起源，从而校正乐律，那么将雅、颂混为一首诗，这能算是正统吗？既然不正统，难道不是孔子所删削的吗？况且还有不通顺的地方，用来配乐演奏，是整首全奏呢？还是断章取义地吹奏呢？如果全奏，那么一种乐曲中凡有三处违背伦常，籥章官就失职了。如果断章取义，自应单独列出《七月》而分三次演奏，不应该把三种体裁混杂为一首诗。郑玄既然想曲解选取《七月》来充实籥章的内容，而籥章所吹奏的“诗”、“雅”、“颂”，已经鼎足而立分为三类。仔细推究，这三者之中，“诗”的名称既然可以概括雅和颂，而《七月》这一首诗，又局限于众儒所说的国风之中。如果遵循籥章的旧称而称之为“诗”，那么在四始中就唯独遗漏了国风。于是郑玄又舍弃籥章的原文而自出己见，单独把“〇诗”改为“〇风”，并说“这首诗就是籥章官所吹奏的”。这可以看出他牵强附会、毫无根据到了极点。欧阳修怀疑另有“〇诗”如今已不存，这是极有道理的话，不得不信服，我采纳它作为判断依据。大概古今事情有偶然相似的情况，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而齐国也有角招、徵招。解释者把“招”读作“韶”，后世沿袭这种说法而和唱曰“角招、徵招”，这确实是韶乐的遗音存在于齐国。如今距离古代越来越远，怎么知道前人这种说法没有传承呢？也不敢断定它不对。幸亏孟子记载了这首诗的本意说：“畜君何尤？”又进一步辨析说：“畜君，就是爱戴君主。”然后今世才得以知道这是齐景公君臣相互取悦的乐曲，而不是舜的韶乐。现在郑玄因为籥章所吹奏的〇诗、《雅》、《颂》，恰好与〇相同，于是就从《七月》这一首诗中选取这三种体裁，那么招与韶相同，而且又在齐国，难道也可以指认为虞舜的九成韶乐吗？天下的事正不可以这样牵强附会。

译诗论九

《诗序》世人相传是子夏所作，但都是汉代以后的话语，本来没有古代的依据。学者们怀疑它源自圣人，却闭口不敢议论。积累的时间既久，那些懂得折中孔子观点的儒者，也曾察觉其违背差异而加以辩驳。我因此防备自己的私意而极力陈述。孔子曾说：“《关雎》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害。”这种说法，孔子并不是在谈论诗歌。或许是鲁国太师挚等人，演奏到《关雎》时，孔子赞赏其音律合乎法度，所以说：“虽然快乐却不至于淫荡，虽然悲哀却不至于伤害。”这都是从音乐演奏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用来叙述诗歌的文义。这就好比宾牟贾谈论《武》乐时说：“声音淫乱且涉及商音”，是指主管官员失传导致声音乱了次序，并不是说周武王的《武》乐真的荒淫放纵没有检点。现在的《诗序》错误地认定孔子评论音乐的旨意，认为《关雎》的诗意确实具备快乐淫荡、悲哀伤害的含义，于是选取孔子的话来反驳说：“忧虑在于进用贤人而不淫乱其美色，哀叹窈窕淑女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意。”这就是《关雎》的意义。这与孔子的话语完全不相类似，又对照《关雎》的乐曲来看，也完全没有一句话可以附着在“淫”、“哀”、“伤”上。既然依据圣人的言论来推演，尚且如此破碎，其他怎么能拘泥于名称而失去实质却不敢加以辩驳呢？至于其他《诗序》失当、与诗歌语言不相应的地方，则有明显无法掩盖的。《荡》这首诗以“荡荡上帝”开头，《召旻》这首诗以“旻天疾威”开头，大概是采诗的人摘取首章的关键语句来标识篇目，本来没有深义。现在的《诗序》因为篇名是“荡”，就说：“天下荡荡然没有纲纪文章”，这与“荡荡上帝”毫无关联；对于“召旻”，又说：“旻就是闵，闵叹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不知道“闵天疾威”有“闵”却没有“臣”的意思吗？凡是这些，都是绝对讲不通的，而其他颠倒时序、错乱本文的情况，触类旁通都有。又如《丝衣》的《序》引用高子的话：“以缀其下”，这自然是援引其他老师的解释来阐明诗意，决不是古语。世俗儒者对于讲不通的地方，就暂且沉默而存疑。大概是因为怀疑其传授或许出自圣门罢了。然而如果不能明辨撰写《序》的人是谁，那么即使广征博引、曲折阐明，深刻揭示古诗的底蕴，学者们也不敢相信了。

诗论十

认为《诗序》是子夏所作的是毛公、郑玄、萧统等人。认为子夏没有撰写《诗序》的道理有三，怀疑它是汉代儒者附会依托的是韩愈。诗歌的创作，寄托兴味而不说明所从兴起的缘由，赞美讽刺虽然存在，指出对象却不斥责具体是谁。子夏出生时，距离诗歌消亡已经很久，怎么能凭空揣测而补写呢？韩愈所说的知识达不到，是最正确的道理。范晔在《卫宏传》中说：“九江谢曼卿擅长《毛诗》，卫宏跟随他学习，撰写《毛诗序》，善于把握风雅的旨趣，至今流传于世。”而郑玄作《毛诗笺》时，其推究传授源流如此明确审慎。那么现在流传的《序》是卫宏所作，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然而拿子夏与卫宏相比，他们距离古诗的年代远近，大不相同。既然子夏不能追述，卫宏怎么能做到呢？回答说：范晔明明说所序的是《毛传》，那么诗歌的古序就不是卫宏作的。古序与卫宏的序，现在混杂在一起没有区别，但有可考证的地方。凡是诗歌开头两句话的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称为小序，这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继续申说的，世人称为大序，这是卫宏的话。郑玄解释《南陔》时说：“子夏为诗篇义作序，合编在一起，遭遇战国到秦朝，而《南陔》等六首诗消亡。毛公作传，各自引用其序，冠在篇首，所以诗虽然消亡但意义还在。”郑玄说序出自子夏，是失传了。至于说六首诗开头的两句话，古代曾经合编，到毛公才分开冠在篇首，郑玄在汉代，大概是亲眼所见。现在六序两句话之下，明确说有意义而没有辞句，知道这是秦火以后见到序而没有见到诗的人所做的。毛公对于诗只作传，不作序，那么其申释先前序辞的意义，不是卫宏又是谁呢？凭借郑玄亲眼所见来证明先秦，所以有古序；凭借六序的缀语来类推三百零五篇的序语，那么古序、卫宏序就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

诗论十一

卫宏的学问出自谢曼卿，谢曼卿的学问出自毛公，所以凡是卫宏序文大体上都是祖述毛传来阐发意指，现在他的书都在，可以复核查看。如果假设卫宏的序在毛公之前就有，那么序文之下，毛公也应该时常有训释，现在只有郑氏有，而毛公没有一句话，所以知道卫宏的序必定在毛公之后。郑氏对于毛传，通常另立笺语来与之区别，而解释序则不然，知道纯粹是郑氏的话，不需要特别标别。何况周朝自文武以后，鲁国自定哀以前，无论贵贱朝野，大都有诗，诗或者指向时事，或者主要指当时的人，就不能一概确定，其决断可以揣度的，必定是因为事而作，不凭空发出。现在其续序指向事物比喻意义，凡是《左传》、《国语》曾经记载的，就深切明显，历历在目；如果这两本书没有说，而古书又没有明确证据，就只能和附诗歌辞句，顺畅其意思，没有一个序能明确指出那个人那件事。这又可以看出序的兴起，不是亲身处于作诗的时代，目击赋诗的事情，自然可以审定无疑。然而范晔说续序是卫宏所作，确实是实录。况且诗歌的古序，也不是一世一人之

译这是（国史）所能做到的。采诗的官员，根据诗歌采集自何地，审察其出自何人之手，探究其主旨在于何事，具备真实的情况，呈报给太师，上报给国史，国史于是采纳并核实，用来连接篇章的开端，并收藏在有关官府，因此有“发篇”两句话，后世得以将其视为古序。《诗经》的时代，上起周朝，下至春秋，经历了一千多年，如果国史不是随着事件记录实情，那么即使是孔子的圣明，也不能凭空追溯并加以解说。孔子删定《诗经》时，选择符合道义的保留，不符合的去除，删定采集确定后，选取国史所记的两句话，合并为一篇，并分别标注，就像现在《书序》中未经散失的部分，《史记》、《法言》中叙述篇章的传文同在一卷的情况，其体制正是相沿袭的。经过秦朝之后，《南陔》等六首诗虽然散佚，但序篇还在，毛公训传既已写成，为了使查阅方便，于是删削整理各篇序言，分别置于篇首，而后卫宏得以补充语句来记载其实情，说：“这六首诗，有它的意义而失去了它的辞章。”这又是事情的前后次序可以说明的。

译诗论十二

我论述《二南》和《国风》，既然已经与左丘明、荀子以及汉代儒者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世人信奉这四位先贤，大概与信奉孔子差不多。如果不依据这四位先贤的说法来驳倒他们，那么我难道还能自信并取信于人吗？左丘明、荀子以及汉代儒者的道理和事实，我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而我内心所向往的，是想从孔子那里寻求典范，或者像季札在鲁国观乐那样进行辨析，使其极其明白，确立后不可更改，从而能够建立现在的信念并消除以前的疑惑。时代久远，没有古书可以考证，那么不免要在《毛传》中尝试求证吗？寻求，寻求了很久，忽然在分析类别、标注卷数的过程中，发现其名称大致与礼制相同，而有时有多余出现的地方，于是从多余出现的地方进行删削，其类别所列于是就与季札的话配合无间，因此能够确实地自信地说：“季札所见的品式，大概还没有磨灭，而毛公的错误，大概还可以纠正吧！”大概从《周南》到《召南》、《邶》到《豳》等十三国、《小雅》、《大雅》、《颂》，这些古诗的名称和次序，大致在季札的话中可见，而《毛传》散落在各篇各卷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毛氏标注篇目、记录卷数时，对于《二雅》、《三颂》，每当更换一卷，特别说“某诗之什”，卷第若干，而它是雅还是颂，则另出一简，列放在左边，不曾举出来加在记录卷数的开头。唯独到了《周南》、《召南》、十三国时，都逐一列举国名，上升并系于各卷诗名之上，如说“周南关雎传第一”、“邶柏舟传第三”，然后另出“国风”一目，布列在左边的简上。两种体例既然不同，而其书的类别条例由此不能自相吻合，而且大多与季札的话相抵触。用毛氏自己所标注的来比较而言，那么《二南》、十三国与雅、颂相比，既然都在每卷之上多加了国土名称。用季札的话来比较《毛传》，那么《二南》、十三国的左边，又多余添加了“国风”一名，用自己的条例来说自己就自相矛盾，对照季札的话来说就有增溢。曾经详细地寻求，就知道它从哪里出错而纠正它之所以错误的原因，削去“国风”二字，而将《周南》、《召南》以及从《邶》到《豳》共十三国名，补放在现在毛氏“国风”的位置，那么《二南》、十三国、《二雅》、《三颂》都列在“毛诗”二字之下，而标注卷数全部使用诗名，截然一贯，没有差异，而三百一十一篇与季札所见的名称、位置，样样相合了。其乐名附带国土的，那么《周南》、《召南》、《周颂》、《鲁颂》、《商颂》同为一类，其徒诗系于国土的，那么十三国而没有乐名，又自为一类。其《小雅》、《大雅》，不系于国土，只记载音调，又自为一类，彼此对照，完全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遵循《毛传》，来纠正毛氏的错误，而喜欢古代法则没有泯灭的原因。《毛传》篇卷散乱破裂难以考证，现在取其原本目录写在前面，而用我所意定的放在后面。如果相信我的说法，而就此观看，不必去寻求《毛传》，本来就已经清清楚楚可以明白了。

考古编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编卷三

宋 程大昌 撰

诗论十三

《孔子世家》说古诗三千余篇，等到孔子去除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五篇。然而现在诗有序的，却是三百一十一篇，为什么呢？龚遂对昌邑王说：“大王诵读诗三百五篇。”王式说：“臣用三百五篇进谏。”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璿玑钤》，那些作于汉代的，都以三百五篇为孔子删选确定的数目。所以长孙无忌等人推究其说法的根源，知道汉代毛学不流行，各家没见到诗序，不知道六诗已经亡失。那么先秦的诸儒，不仅没有得到古代传说的正确说法而尊崇它，即使古代的诗序也没有见到。既然没有古代的诗序来总括推测篇意，那么就往往杂采其他事物类比以求归宿，像战国之人互相赋诗一样，截取章节取义，没有贯通的大致说法。所以班固总括齐、鲁、韩三家而折衷说：“申公的训解，燕、韩的传注，有的取《春秋》杂说，都不是它们的本义。”那么古代的诗序，大概是诗的咽喉和衣襟吧？毛氏的传注，固然不能完全胜过三家。总之有古代的诗序来概括章节旨意，所以训诂所及，每一首诗归于一个主旨，而且不至于漫无统绪。河间献王在三家之外多识古书，特别喜好毛学，以至于在国立博士来教导，与《左氏传》并行，也是因为它的源流本于古代的缘故。然而终究不能立于天子学官，所以整个西汉时期不能大显。积累的时代久了，像《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者中喜好古代的都知道它们的本源，特别加以尊崇，而《毛传》才开始自我振作。东汉大儒如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郑玄都笃信传习，以至于推广其教化，而万世也都师承以前的三家，于是就不能与之抗衡。那么古代的诗序对于毛公，其帮助不小了。班固传述毛氏说：“毛公的学问，自认为是出于子夏。”那么也是因为古代诗序的来源不在秦代之后，所以用子夏命名罢了。毛氏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传授而真正知道它出于何人。至于郑玄直指古代诗序认为是子夏所作，那么实在是因袭毛氏的话，没有可疑的。子夏在圣人门下，固然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