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识遗》，杂家类二【杂考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识遗》十卷，宋代罗璧撰写。罗璧字子苍，号嘿耕，新安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记，不知他生活的时代。根据书中“前定”一条，引用陈抟“寒在五更头”的预言，称“第五庚申，后人十五年而祚移”，那么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应该在宋朝灭亡之后了。此人大概是尊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例如他说“宋朝的文章大多精粹，自从伊洛学派阐发孔孟之道，便觉得欧阳修、苏轼的气象不再长久”，又说“孔夫子的道到朱熹（晦翁）而集大成，诸家对经书的解释自从朱熹断定之后，然后才统一归于正道”等等，他的根本旨趣由此可见。然而他的论述，大多引用经书、叙述历史，考订异同，而不屑于谈论性命之学的空谈，所以他的议论往往精辟广博，值得采纳。其中如论述养老的制度，直接说《礼记》中“袒露手臂割杀牲口，拿着酱菜进献，拿着酒杯漱口”这几句话是街谈巷议，实在毫无根据。又说班固的《汉书》源自刘歆，引用葛洪《西京杂记》的后序作为证据，不知道葛洪的后序说“刘子骏有《汉书》一百卷”，考证刘歆的本传并没有这个依据，罗璧轻信伪书，也失去了辨别选择的能力。而其他梳理探究，征引证据繁多丰富，大都能知道如何取舍，固然不仅仅像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列举的“孔子生卒年月”一条足以作为考证，在宋人的杂说中还可以称得上是有根底的。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一 宋 罗璧 撰

我过去做笔记，凡是经书中所得，家庭中讲授的，师友间听闻的，没有不记录下来的，以防遗忘。时间久了成为一卷，追忆旧日的文稿，偶尔在这本书中有考证，闲暇时于是剔除繁杂、编纂要点，汇集为一本书，叫做《识遗》，希望以往笔力的付出不至于徒劳。嘿耕罗璧子苍甫。

成书得书难 经题签

笔史 孔子师

文繁省 书史讹名

雉释文 孔门多才

孔子讳鲁 理根本

曹参不伐 有国二权

孟子谈王 十六相四防

姬周姓

成书得书难

《易经》经过四位圣人修订才完备，《尚书》历经两千多年，保存下来的仅五十八篇。《诗经》的删减，孔子十篇中取其一。《春秋》鲁国史官记载的人不止一个，后来孔子修订它，左丘明为之作传，又后来刘歆、杜预合并经文与传文而统一它，然后经文得以阐明，史事得以分类显著。经书的完成，也是很难的。周朝衰微到极点的文王时代，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然后才见到《易》的卦象与《春秋》。吴国季札出使上国，才开始听到《诗》的风、雅、颂。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出生在那个时代，能完整见到六经的没有几个。《商颂》到了正考父，才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十二篇。孔子在宋国之间周旋，想要探究夏商遗留的礼仪而不能得到。刘歆说汉朝经过秦朝焚书，只有《易》幸存。到了汉文帝时，伏生才开始口授《尚书》。汉武帝时从墙壁中出土的都腐朽散失断绝。《诗》的萌芽，有的属于雅，有的属于颂，合并而成《诗》。后来得到书二十篇，作为《尚书》的大序，认为是不完整的《春秋》。唐代孔颖达说：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都不曾见到现在的《尚书》。建安蔡氏说扬雄也没有见到《尚书》【我按：从孔壁中出土的书都是蝌蚪文字，共二十五篇，汉朝称为古文；从伏生口授的三十四篇，后来夏侯胜等人注释它，洛阳石经刻写它，汉朝称为今文。孔壁书刚出土时，孔安国上交给官府，奉诏总共编为五十八篇，并作序。刚完成时，发生巫蛊事件，不能上呈壁中书，复行于汉朝的只有伏生的三十四篇而已。所以壁中书世间的儒者大多不见。后来有张霸，熟闻《书》五十八篇的说法，伪造二十五篇，补足伏生的书为五十八篇，缺少纬书。曹起霸在其中弋射垂钓，后来郑玄注《书》，依照使用它，因此多有乖谬差异。晋朝兴起壁中书逐渐出土，到梅赜任豫章内史，全部得到孔壁书，尽数上交给官府，作为施行壁中书，方才大行，还缺少《舜典》。江左萧齐建武四年，姚方兴才献上《舜典》，孔壁五十八篇才完备。隋朝开皇年间，开始流传于河朔，详见《书疏》。但汉武帝到前晋，几乎五百多年间，刘歆、刘向父子披阅群书非常精通，不应该孔壁书都不曾见到，直到晋朝才得到它，所以有人也怀疑梅赜的伪造】杨诚斋序《易》说：韩起聘问鲁国，见到《易》的卦象而欢喜，然而韩起所见的，只是伏羲、文王的《易》而已，不是孔夫子的《易》。现在才得以见到韩起所未见的。子贡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之中，曾经感叹孔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不可得而听闻，现在孔夫子的《易》，就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却得以听闻子贡所未闻的，他叙述古人不能多读书而完备了。韩愈、柳宗元未出，欧阳公在汉东李尧辅破旧的箱笼中得到韩文六卷，脱落

译文字错乱颠倒，没有次序，请求拿回家去阅读，后来在洛阳做官，与尹师鲁一起修补缀连，才成为完整的书。穆伯长为柳文作序，说柳文起初并不完全流传于世，丢失的字句，残缺坠落的情况非常严重，总共花费了二十年的力气，文章才最终定稿。现在读韩愈、柳宗元文章的人，未必能察觉这一点。司马温公上《资治通鉴》进书表说：我的精力都耗费在这本书上了。又给宋次道写信说：我自从到洛阳那天起，专门以编修《资治通鉴》为事，到现在六年，仅仅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的史事，进呈给皇帝的唐代文字尤其多【缺】范梦得将各种书籍按年月编排成草稿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己规定三天删改一卷，如果有事故妨碍耽误，就在夜间补上白天的进度。从前年秋季开始删改，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卷，才到大历年末，后面的卷数比这增加一倍，总共不少于六【缺】还需要三年才能粗略完成，编撰文字必须仔细删减，所保留的不过几十卷而已。温公闲居洛阳十五年，朝廷允许开设局所，让他自行征辟属官，供给粮食，任命史官提供纸笔，所以能完成这本书，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岁月以及官员主持其事，未必能完成。蔡氏说：古书从篆书、籀书演变为隶书，竹简演变为丝帛，丝帛演变为纸张，纸张演变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刷便利而书籍更加轻便，后辈年轻人习以为常，把它和器物一样收藏的，只是观看其美观罢了。我说：书籍少而世人不知道阅读，固然可恨；书籍多而世人不知道珍重，尤其可恨。唐末书籍还没有雕版印刷，大多是手抄，所以古人的书籍不多但精善。审定制作册页，也不懂用线缝合，只是叠纸成卷，后来用整幅纸全部粘起来【如同现在佛道经典】后来才逐渐制作册页。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才开始命令国子监田敏校勘六经并刻版发行，世人才知道刻版非常方便。宋朝兴起，治平以前还禁止擅自刻版，必须向国子监申请。熙宁以后才完全解除这个禁令，那么出生在后面的读书人，是多么幸运啊！

译经书题签

给经书目录题写签条虽是小事，古人也审视得很仔细。朱文公看到题写“伊川易”的人，说题写“周易程氏”才是对的，因为后出的传注在前，先出的经文在后，符合尊崇经书的本意。并且说汉晋各位儒者的经书注疏都是这样【我按：古代注解《春秋》的有三家，却称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是先提《春秋》经文】。但先代儒者又有将大名放在下面的说法，像《易》、《诗》、《书》、《礼》的传注就是这样。《易》因为文王排列卦序而加上“周”字【周是岐阳的地名，姬姓祖先世代所封，《诗经》说“周原膴膴”就是证明，后来成为朝代代号，因此用来命名《易》】；《书》因为是上古的书而加上“尚”字【孔壁只得到虞、夏、商、周的书，孔安国在《尚书》序中伏生下经部分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那么“尚”字是伏生加的】；《诗》因为毛苌的传注而加上“毛”字【传授《诗经》的起初有四家，即齐、鲁、毛、韩，现在的《诗经》传注来自汉代博士毛苌，因此将《诗》目为《毛诗》，以区别于其他三家】；《礼》因为记述周代制度而加上“周”字【《礼》出自刘歆，题写“周”字必定是刘歆】；《传》因为左氏所作而加上“左”字【以区别于公羊、谷梁两家，不详始于何时】。后来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是大名放在下面，是取法于经书的体例。至于伏羲开始画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郑玄认为这是神农做的，孙盛认为是夏禹做的，司马迁认为是文王做的，只有王弼、孔颖达认为是伏羲自己重叠的。大概《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时，兼取天、地、人三才而两两相重，所以《易》六画而成卦。”伏羲是创作《易》的人，已经说了兼取三画重叠六画而成卦，那么重叠卦的是伏羲无疑了。但《上系》说伏羲以来的十三种制作，都说大概取法于卦名，伏羲之前已经有了。况且画卦之前已有《易》理，而且本来就已具备，何况伏羲之前所说的《易》都泛称为圣人，大概有深意。董淑曾当面问朱文公关于卦名设立的起始，朱公回答说没有考证。关于《诗》命名的说法，有的说是国史，有的说是子夏、毛苌。而《书·金縢》说“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那么诗名是作者自己定的。至于分为风、雅、颂，解说者认为始于孔子。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知道吴国季札聘问鲁国，在孔子未返回鲁国之前，而鲁国太师已经为季札歌唱风、雅、颂，那么孔子只是纠正衰周僭越的礼乐罢了。《周礼》虽然有太师挚六诗的说法，但先儒说《礼》出自刘歆，那么六诗怎么知道不是后世模仿而托名的呢？我按：《鲁駉》诗序说：“于是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求命令，史克作了这篇颂。”《礼记》说：“人不能没有混乱，先王以混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的声调来引导他们。”《史记》说：“微子经过殷墟而作雅。”看这些，那么雅颂也是作者自己区分的。孔子编排《书》，将篇名置于篇首，始于孔安国。《左传》、《春秋》起初各自是一本书，后来刘歆整理《左传》，开始取传文解释经文。晋代杜预注解《左传》，又将经的年份与传的年份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两书合为一，因为传解释经，事见刘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笔史

范蔚宗在《东汉·黄宪传》中叙述众人敬慕黄宪的说法，而黄宪的美德无处可寻，至今读者仍钦敬他的贤德，羡慕他的器量。唐代史书对于房玄龄、杜如晦，除了善于谋划、善于决断外，事迹也不多见，但王珪、魏徵善于进谏，尉迟敬德、秦琼善于用兵，都类推为房、杜的功劳。项羽残暴，班固记载说：“项羽向西屠杀咸阳，说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说曾经攻打襄城没有活口。”言语不激烈而项羽的残暴十分显露，这是史笔的妙处。至于叙述人物，褒扬的写赞，贬抑的赞称美者，不记载【按：史书著赞始于司马迁、班固，实际上是效法《左传》。《左传》每在事终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所以司马迁、班固效法而作赞，如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大概人不是尧舜，怎能尽善尽美？作史的道理应当如此，劝善惩恶的意思就寄托其中了。苏老泉说：“司马迁写廉颇，本传不记载他议论阏与之战的失误，而见于赵奢传；写郦食其，本传不记载他谋划扰乱楚权的错误，而记载在留侯传；写周勃，本传不记载他汗出沾背的耻辱，而记载在王陵传；写董仲舒，本传不记载他主张和亲的奏疏，而记载在匈奴传。”大概这四位大臣如果功有十分而过有一分，不想因为一分过错而瑕疵十分功劳，这是与他们为善的意思。论苏秦说：“他的智慧过人。”论北宫伯子：“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说：“推举贤能，善于行事。”大概这四个人过错有十分而功劳有一分，如果连这一分功劳也废弃，是堵塞人自新的道路，而坚定他们肆意作恶的心。惩恶不止，过分了吗？后来的读者，难道还能认识吗！

孔子师

孔子师从老聃的说法始于庄子，庄子师从老子，所以他著书讥讽侮辱古今圣贤，唯独推崇老子，甚至假借孔子的言语赞誉他。后来汉儒辑录《礼记》，承袭其言说：“闻诸老聃。”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又增加许多老子训诲孔子的言语。孔鲋作《家语》，记载孔子的事实，因此据以为证【《家语》后有晋代王肃所加，所以更加难以据信】。由此更加坚定后学的相信，不知道《庄子》一书多是虚构的寓言。当时距离孔子未远，知道天下崇信他的学说，所以托言世

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尊崇其老师，希望老聃的道术更加兴盛，这是《庄子》贬抑孔子、尊崇老子的痕迹。后来的儒者没有明察，《礼记》《孔子家语》《史记》都成书于《庄子》之后，他们看到孔子是万世的师表，不应该让礼乐没有来源，而且“问礼于老聃”这句话，又详细地记载在诸书中，却没有仔细考察它最初出自《庄子》。他们不知道老子作为教主，主张清静无为，他所著的书厌恶鄙薄礼乐，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庄子》阐发他的学说，从而有抨击斗斛、折断秤杆、抛弃仁义、焚烧符节、打破印玺、绝弃圣智等言论，那么老聃的学问有什么礼可以问的呢？太史公说道家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为应用，有法如同无法，有度如同无度，所以后来信奉道家的人放荡抛弃礼法，蓬头垢面，酗酒嗜肉，晋代的情况就可以证明。难道会有用礼来训诫孔子并勉励他的弟子，却反而废弃礼法的情况吗？孔子对于别人的善行，像管仲的仁德、子产的恩惠，都极力称赞来不及，难道会有尊崇老聃为老师却故意埋没他的情况吗？所以我认为《庄子》是寓言无疑。我曾经说孔子作为师表，大概是推崇周公，他连做梦都还希望见到周公。孟子距离孔子时间不远，而且曾子、子思的传承最为确凿，论及孔子的学派承接不过文武周公，如果孔子真的向老聃求学，像《庄子》这类书所说的那样，老聃【缺】不是由《庄子》叙述并传述就足够了吗，何必借孔子的话来明确说明呢？这可以看出他是借孔子来尊崇老师。后来捍卫道统的人【缺】没有把孔子分开来说，也没有用寓言以及尊崇老师的意图来照破《庄子》的虚妄。至于孔子跟随老聃的事情，《庄子》外篇记载老聃是周朝的藏史，藏史掌管书籍，或许老聃职掌的书籍很多，孔子因此前往向老聃请教，也许有这种道理？不然的话，《论语》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及老聃，而老聃的礼制为什么不全部传给后人，而甘愿成为抛弃名节、放荡礼教的罪人呢？苏东坡曾经说《庄子》虽然排斥孔子，实际上尊崇孔子，书末叙述百家之学兴起时说：“譬如耳目、鼻口各自有所擅长，却不能相通。”所以墨翟、禽滑厘、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直到庄周，都列举叙述他们的名字。至于邹鲁的士人、穿着绅带的先生，他们在《诗》《书》《礼》《乐》方面，大多能够阐明，就推崇而不敢斥责。这又可以看出在庄子之前推崇老聃的人，是借孔子之口【我旧时辑录《素王事记》，只根据诸书纂集，没有闲暇辨别礼制，现在顺便附在此处】

译文繁与文省

司马迁的《史记》叙述三千年的历史，用了五十万言；班固的《汉书》叙述二百年的历史，却用了八十万言。晋代张辅据此来评判班固和司马迁的高下。王逢原解释《论语》中“夫子为卫君”一章时说：“贤能的兄弟互相谦让，就知道厌恶父子相争了。”包咸解释“子见齐衰者”一章时说：“哀伤有等级，尊贵有爵位，怜悯不成全。”朱熹概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一章说：“君子审察富贵而安于贫贱。”这与《尚书》开篇“若稽古”三万言相比，是有区别的。《左传》叙述晋献公杀申生的事说：“君主如果没有姬氏，住不安稳，吃不饱。”《礼记·檀弓》用四个字概括说：“君安骊姬。”《公羊传》《谷梁传》叙述晋国派使者到齐国的事说：“郤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脚，曹公子驼背。齐国派独眼的人迎接，独眼的人迎接跛脚的人，跛脚的人迎接秃头的人，秃头的人迎接驼背的人，驼背的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应该删去‘独眼的人’以下的句子，只说‘各自以同类迎接’就够了。这是句子繁琐。”《汉书》中“张苍年老，口中无齿”，《史通》说：“应该删去‘口中’三个字，只说‘年老无齿’就够了。这是用字繁琐。”朱熹说：“家里收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草稿前几行，铺叙滁州的山，忽然大圈掉了，只注‘环滁皆山也’。”陶渊明记武陵桃源的事说：“洞中人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秦以后经历了多少代？”渔人黄道真说：“现在是晋代，秦以后又经历了汉魏。”到了陶渊明只说：“尚且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了。”司空图说：“能辨别滋味，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江南岭南一带，凡是用来适口的东西，像醋，不是不酸，只是酸而已；盐，不是不咸，只是咸而已。中原人用它来充饥却很快停止，是因为知道酸咸之外还有醇厚，有所追求罢了。那些江南岭南的人，习惯了却辨别不出来。”东威概括说：“梅只在于酸，盐只在于咸。饮食不可没有盐和梅，但它们的美味常在酸咸之外。然而都是只知中庸的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能知道滋味的。”庄子在《山木篇》中说：“丰肥的狐狸和花纹的豹子，栖息在山林，潜伏在岩穴，这是静；夜间行走白天休息，这是戒。即使饥渴隐忍，还是在江河之上疏远而求食，这是定。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网罗机关的祸患，有什么罪过呢？是它们的皮毛招致灾祸。”到了《应帝王篇》只用一句话：“虎豹的花纹招致田猎。”《列子》叙述少壮老死说：“在婴儿时，志气专一，外物不伤害他，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在少壮时，血气飘逸，欲望思虑充满兴起，外物攻击他，德行因此衰退。在老迈时，欲望思虑柔和，身体将要休息，外物不能先于他。在死亡时，就归于休息了，反归其极致了。”庄子用四句话概括说：“大地赋予我形体，用生活使我劳累，用衰老使我安逸，用死亡使我休息。”《列子》叙述人生短暂说：“百年的寿命是最大的极限，能活到百年的，千人中没有一个。假设有一个人，从怀抱婴儿到昏老，只占了一半时间，睡眠所消除的，白天觉醒所遗忘的，又几乎占了一半，疾病痛苦悲哀忧伤恐惧，又几乎占了一半。计算十几年的中间，逍遥自得，没有一丝忧虑的，也没有一个时辰。”庄子叙述这件事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去疾病瘦弱死亡忧患，其中开口笑的，一个月中不过四五天而已。”与《列子》的话相比，明白简洁多少。诗中如王安石“眠分黄犊草”，陈师道“一身当三千”的句子，前辈曾评价他们善于简省，然而语言简练又需要意蕴充足。李白《寿裴晋公》诗说：“听说风情筋力还在，就像当初攻破蔡州时。”在两句中叙述了他寿康功业三件事。杨万里《挽张魏公》诗说：“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在十字中叙述了他出督去国国内得人心，外慑夷狄四件事。欧阳修《上杜祁公》诗说：“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杜祁公四十岁头发就白了，当朝因为权幸不悦，不到七十岁就辞官。杜祁公说这两句道尽了他一生的心事，所以意蕴充足才见简练的工巧。欧阳修说简练而有法度，只有《春秋》可以当之无愧，后学立言效法它吗？宋祁修《唐史》，务求简练而奇特，像“震霆不及掩聪”之类，都因为奇特而错误。如果还有不恰当的，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说：“我带着我的头来了。”《宋史》删去下一个“吾”字说：“我带头来了。”河南邵氏说删去下一个“吾”字，“带头来”究竟是谁的头呢？哪里知道段太尉的不惧，正是以自请一死，词的精妙正在下一个“吾”字。这是不详文义而简省。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有人认为这是四位圣人的名字，有人认为这是谥号，有人认为这是称号。认为是谥号的，谥法始于周代，古代没有。认为是称号的，查考旧说，说孟子称尧为放勋，舜为都君，屈原称舜为重华【孔颖达《尚书疏》说：“《尚书》遭受秦火，舜典最后出土。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

译“重华”这一句，是方兴所添加的。他不知道《离骚》这部先秦古书中已有“嗟重华之不可遌，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句，那么孔颖达的疏证也就难以完全凭信了。《尚书》中称呼禹为文命。大概“放勋”是说尧能依仿上古的功业教化，“重华”是说舜继承尧使光辉重现，“文命”是说禹布施文德作为准则。尧、舜、禹、汤作为称号，并非名字，这种说法或许接近事实。况且尧任命舜时说的话是：“咨汝舜！”舜任命臣下时说的话是：“咨汝禹！”至于稷和契，就知道舜和禹都是名字了。汤的名字，《论语》明确记载为：“予小子履。”《世本》却说汤名叫天乙，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名叫履，字天乙【殊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等天干来排序，那么天乙乃是汤的别号】。等到舜任命弃担任稷官时，在当时将稷与禹、臯陶并称为名，已经觉得混淆了。而其他书籍凡是称呼弃的，都叫稷，不知道夏朝以前以杞柱为稷，殷朝兴起后才废除柱，用弃来替代，说稷可以替代弃，这是不对的。殷朝史书记载帝乙去世，儿子辛即位，这就是纣王，那么纣的名字是辛，而不是受。《尚书》中的《西伯戡黎》和《武成》都说商王受。两位孔氏解释《尚书》认为“受”与“纣”读音相混，郑玄认为“纣”转音为“受”。等到《立政》篇说：“其在受徳。”孔文解释“受徳”为“纣”字。我考察认为，殷人称呼其恶人为纣，将纣转音为受，或许是伪书作者的过错。至于谥法中以残害善人、损害道义为纣，也不详细。殷朝没有谥法，这是妄加的说法。《列子》注解说：“伊尹出生在伊水之上，所以姓氏取自地名。”屈原的《离骚》、孙武的《兵书》、吕不韦的《春秋》、孔颖达的《诗书疏》都记载伊尹名叫挚。所谓尹，就是正的意思，说他能匡正天下【郑玄注：“尹，言正。”孔安国注：“尹字”】，所以号称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叙述他的话时说：“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徳。”都是把尹当作自称的名字。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用称号和字来代替可以吗？《史记》索隐记载太公望的姓名是姜子牙，所以《左传》《毛诗》中齐国的例子都称姜，先前封在吕，其他书籍又称吕尚，因为可以师法、可以崇尚。《孙子兵法》保留了他的名字，仍然称吕牙，所谓太公望，《史记》说：“文王在渭水边遇见吕尚，说：‘我的先祖太公说过：\"应当有圣人来到周，周将因此兴盛。\"您真是那个人吗？我盼望您太久了。’”那么太公不是爵位，望也不是名字。后世不仔细考察，错误地称为吕望、吕尚。大概是因为《史记》将太公望与周公旦并提，又说太公望是北海人，读者于是也跟着讹传了。

译《雉》字的解释

《左传》记载“都城超过百雉”，《周礼》中记载城郭以五雉、七雉、九雉来命名。解释者说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其中取名“雉”的含义尚不明确【《公羊传》说五堵为一雉，即二百尺】。山阴陆佃著《埤雅》，说野鸡性情嫉妒垄界，防守疆界，飞翔不越过分界之内，以一只雄鸡为首领。潘岳《雉赋》说：“划分坟衍来界定疆域的，就是这个原因。”野鸡飞翔的高度不超过一丈，长度不超过三丈，所以用“雉”来记录丈数。《礼记》记载晋太子申生上吊而死，郑玄注说：“雉经。”《晋语》也说：“申生在城庙上吊。”孔氏解释野鸡性情耿介，被捕获必定折断头颈而死，是说申生以耿介之心而死。因此想到“城”这个字取意于野鸡，是期望有耿介死守封疆的臣子，难道是随意取名的吗？

孔门多才

孔子的弟子可以治理赋税，可以做家臣，可以参与政事，可以接待宾客。子华出使，冉求有技艺，子路、良孺有勇力【《左传》记载防虎夜间攻打吴军，二百名士兵中有冉求参与。冉求在郊之战中，樊迟担任戎右，可见有勇力的不止一人】，子贡善于辞令，又擅长经商。公冶长能够【缺】言语、德行、文章，此外无所不有。圣人用道德礼乐来陶冶他们，好比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各自端正性命，所以成为万古的大化。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以道德为宗，也多因弟子而受到重视。楚国打算用书社封赏孔子，子西忌妒说：“王的辅相有像颜回那样的吗？王的统帅有像子路那样的吗？王的出使列国有像子贡那样的吗？王的官尹有像宰予那样的吗？”后来季孙启哀公聘请孔子，也是因为冉求向孔子学习军旅之事而获胜。《史记》说仲尼死后，弟子中地位高的做诸侯的老师，地位低的做卿相，大概是因为他平时磨练使他们有用，不只是章句之末的小事。《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死后，众弟子各自编成一家之言，名为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那么孔门的学问有什么不涉及的？孔子的教化有什么不讲的？所以成为圣人，而当时人都仰慕他。等到孔子死后弟子宗旨各异，所以说：“孔子死后防言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春秋之后没有圣人，战国时孟尝君、平原君等人，也都聚集门客数千，史书记载的，不过是鸡鸣狗盗、袖椎窃符、纵横狙诈，只是给百姓带来祸患罢了。此后只有凭借珠履玳瑁来雄霸其国，所以士人越多，世风越卑下。近世伊洛之学兴起，才开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所以胡氏说：“伊洛发明，然后人们知道孔孟可以学习而达到，看待汉晋以来只以词学名儒的人有所不同了。”直到朱熹集诸家之大成，其精微的本义是义理，其粗浅的探究是经济，曾写储才之说曰：“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咨询询问，在无事之时选取人才并参伍折衷，在有事之日使用他们。当事情尚未到来时，没有早晚仓促的需求，那么亲近他们得以长久；没有利害纷扰的干扰，那么考察他们得以精细。诚心素著，那么可以得到多年积累；长久则所积蓄的独自丰富，久且精，所以知道他们的长短而不谬误。多且富，所以更迭使用而不枯竭。”现在的人平时不以才华为意，等到临事仓促，才开始泛泛地寻求，所以使用他们想要称职，难啊！又说：不因为小恶掩盖大善，不因为众短抛弃一长，不因为近而遗弃远，不因为小而加大。那么他聚集一时的英才，讲求的难道只是文辞而已吗？又应当参考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都是积累岁月程年，稷契防龙的任用。说三年考绩，三次考核黜陟幽明，那么决不是骤然达到的。如果傅说起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管夷吾举于士，汉高祖仓促罗致，贩缯屠狗，吹箫织薄，都被任用，那么短不可弃，长小不可掩盖大，又可以验证了。何况物有不求，未有无物的岁月；人有不用，未有无才的时候。只是担心教化没有孔子，而选取人才的说法又不大公罢了。

孔子讳鲁

北魏史书记载，魏的祖先诘汾在山泽放牧，看见车盖从天而降，有美丽妇人，自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匹配。一年后复来，果然生了男孩，交给诘汾说：“这是你的儿子。”从此世代为帝王。我仔细考察古代帝王受命的符瑞，没有神异像这样的。考察当时，魏太武帝曾命崔浩撰写国记，浩书写魏先世事，详细列于通衢，事皆直笔。北人看见的，无不愤怒。浩因为暴露国家丑恶，身死族灭。于是知道诘汾匹配之事，是史官惩戒浩的过失而粉饰的。古代因直言取祸的不止一次，如果史权所在，尤其嫉妒招祸，何况国家忌讳呢？所以班固、蔡邕都不得好死。圣人遭遇乱世，安得不以孙言为贵？孔子在《春秋》中，凡是鲁国的过失多为之讳护。《诗经》三百篇，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禘自既灌而往者”，说：“吾不欲观之矣。”有人问禘之说，说：“不知也。”夫子礼乐所宗，难道不明白禘吗？朱文公说礼不王不禘，鲁侯国举禘，实僭，故夫子托以

译不知道。郑玄认为，禘祭应当排列昭穆次序，鲁国因为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将僖公的神位排在闵公之上，有违背祭祀次序的错误，所以孔子不愿意观看禘祭【我考证僖公神位排在闵公之上，是在鲁文公二年，那是孔子在鲁定公时期任职的时候，阳虎已经理顺了先公的祭祀次序，没有理由还算是违背祭祀次序，孔子不观看禘祭，郑玄的说法大概是不详确的】。文姜在齐国淫乱，记载“防”地属于禚地之类，虽然不抹杀事实，等到文姜参与弑杀桓公，不被鲁国所容，史书记载“夫人归国称为孙于齐”，意思是像孙让那样离去。桓公、闵公两位国君都是被弑杀而死，经书的体例记载为“薨”，成公到晋国被扣留，经书隐没不记载，这是为国家的丑恶之事避讳，是很清楚的。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姓泰伯的后代。陈司败的提问，正是针对娶同姓女子的丑事，孔子宁愿接受这作为自己的过错，而不列为辩解之辞。至于《春秋》记载“孟子归国称为夫人至自吴”，等到她去世，记载“孟子卒”，不表明夫人是某氏，大概是如果顺从昭公的错误，记载“孟子”等都是为了鲁国避讳。皇甫氏说，孔子如果不接受陈司败的议论，那么千载之后，就会永远相信我的话，认为昭公确实懂礼，这样扰乱礼制的事情就从我开始了。现在得到陈司败的指责，接受作为过错，那么其他人就不会谬误，这是值得庆幸的。孔颖达说，孔子对于鲁国不可作为法则的事情，不剥夺它所避讳的，也不为之过度避讳，每件事都避讳护短，那么作恶的人就没有忌惮，后世怎么知道惩戒？所以为鲁国避讳礼制，是不做的。鲁隐公是为了世教。《公羊传》中《春秋》避讳的体例说：“为尊者避讳，为亲人避讳，为贤者避讳，为中国避讳。”《左传》说：“为国家丑恶之事避讳，是礼制。”魏史记载崔浩才能比张良，而稽古超过他，可惜没有稽考孔子的法则。

译治理国家的根本

秦国占据崤山和函谷关，致力于耕种纺织，修习战备防守，又收复蜀地，作为富饶的根本，最终灭亡了六国。汉高祖委托萧何治理关中，光武帝委托寇恂保卫河内，曹操安抚黄河与济水流域，在许下屯兵，都成就了大业。唐朝兴起，凭借隋朝关中的资财；宋朝兴起，借助后周的财富。他们比汉高祖、光武帝更容易成功，是因为根本早有基础。至于项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汉王派遣彭越等人进入楚地，谋划扰乱楚国，所以楚军疲敝、粮草耗尽，因此无法支撑。项羽依仗自己的勇猛强悍，每天从事外部的攻掠，不在根本问题上用心，一旦兵败，才说出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的话。大抵根本不确立，那么进退就没有依据。耕种纺织不偏废，然后内外才能相互支撑。宋高宗南渡后，胡致堂进献计策，请求布置荆襄作为根本安存之地。所谓老幼家属，陛下分派各位将领，谨慎设置斥候，治理盗贼，自己率领精兵作为护卫，巡视往来，征伐四方，就像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下萧何在关中；光武帝在临淄、垅坻作战，而安置寇恂在河内。又说设置行宫，或者在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置太后和六宫，酌情留下兵将作为营卫。陛下提兵巡视，周旋于各地，不固定居住。又说既然已经决定讲习武备，其余平时日力来不及处理的事务，另外设置行台来处置。这是建炎年间规划恢弘大业的一大议论。可惜当时玩忽了他的说法，大概是因为皇帝自身在外，就足以抵御敌寇，而根本之地不会受到伤害。对于事务中重大、平时日力来不及处理的，设置行台来处置，就可以一心讲习武备，图谋所谓的开创大业。有志于天下的人，胡致堂的这个说法，是万世的法则。

曹参不自我夸耀

山谷认为韩信战胜赵国后，不自骄，反而以李左车为师，这是武夫悍将难以做到的。咏诗说：“功成千金招募降虏，东面设座师法广武。虽然说是晚计太疏略，此事也足以流传千古。”韩信的事固然难。至于曹参辅佐汉高祖，起兵时还没有韩信、彭越这类人，战胜攻取大多出自曹参。后来论功行赏，争着把曹参列为第一，就是因为这个。高祖先于项羽进入关中，曹参功劳最大。等到得到韩信，曹参已经封为建成侯。一旦举荐韩信为大将，没听说曹参有嫉妒自己的嫌疑。虽然韩信是奇才，但在曹参看来，他实际上是后起之秀。等到韩信攻打魏国、赵国，曹参都一同前往。攻打齐国，曹参以相国身份辅佐他。那么曹参不仅不忌恨韩信，反而虚心屈居其下。这在士人君子中不足为奇，但在曹参身上体现出来就难了。他的谦让不自我夸耀，不是等到舍弃盖公、遵循萧何的规矩之后才这样的。所以他能在诛杀功臣的时代善终。曹参原本说：韩信破赵后东击齐国，曹参以左丞相身份辅佐他。又说：韩信立为齐王，领兵向东与汉王共同击败项羽，讨伐齐国未平定的人。汉王即皇帝位，改封韩信为楚王，曹参归还相印。看这些，曹参始终处于韩信之下。唉！难啊！

治国有两大权柄

国家的大权，不过是政治和军事罢了。政权应该专一，不应该分散；分散了事情就没有统属。兵权应该分散，不应该专一；专一了就会作乱。成王临终时，任命大臣辅佐康王，掌管军事的是齐侯吕伋，宰臣是召公奭，迎接嗣子的是仲桓、南宫毛，从吕伋那里取来两把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先儒认为齐侯掌管兵权但不能发兵，召公发兵必须依靠仲桓、南宫毛，那么这种权力不统属的情况，由来已久了。西汉郡中设置太守一人掌管政治，设置都尉一人掌管军事，两者不再互相统属。设置南北两军，也不互相统摄。高后时，周勃以太尉身份掌管宿卫，起初得到北军却得不到南军，可以证明这一点。唐朝末年府兵制败坏，军队聚集在方镇，最终导致灭亡。宋朝兴起鉴戒其弊端，郡中设置通判辅佐太守，道中设置转运使辅节制使，有兵权的人不寄托钱粮赋税，有钱粮的人不干预军事，思虑比古人更加严密了。内部则政事归于中书，所以外戚不能扰乱，宦官不能干预。军事典章由枢密院掌管，宰相可以知道但不能总领，三帅可以总领但不能发兵。发兵的权力归于枢密院，而枢密院设置使臣必定设置副使，想要彼此互相制约。州兵的典章由指挥使掌管，随郡的大小决定员额的多少，每个指挥四五百人，供给粮饷在转运司。统制官领守倅，神宗曾说：“艺祖养兵只有三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的兵力足以制约诸道，就没有外乱；诸道的兵力足以抵挡京师，就没有内变。”这又是内外互相制约。

孟子谈论王道

万事古今，有一定的道理，也有随时的适宜。商汤、周武王的征伐，虽然不如唐尧虞舜的揖让，但是夏桀商纣的暴虐，如果不是汤武讨伐除去他们，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呢？所以伊川读《易》，先明白文辞，其次认识时势。比如孔子作《春秋》，尊崇王权；孟子七篇之书，教导诸侯实行王道，从时势来看。孔子时，王室政教还排列有序，国家礼义互相崇尚，假使有齐桓公、晋文公复出，王室还可以扶持。到了孟子时，七国每天从事战争，周天子曾不能成为时势的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孟子用王道晓谕诸侯，也是明察时势的人。张南轩说：君子救世，只要合乎时宜罢了。孔子作《春秋》，是文王侍奉殷朝的心；孟子劝当时的君主实行王道，是商汤周武顺应天意的心。可惜伯夷【缺】李旴江常语司

译马公：怀疑孟子的说法，似乎是不识时务的人，然而有周武王、孟子的言论，又不可没有。后世旴江学派、司马光等人的学说，乃是扶持世道变迁的一个方面。唐高祖号称正义之师讨伐隋朝，隋炀帝的罪恶，比商纣王更为严重。高祖身为隋朝的方伯，具备商汤、周武王的资质，当时声讨炀帝的罪状，正义之旗指向东方，为天下铲除残暴，民心响应，举动难道不正大光明吗？却暗中臣服突厥，遥尊炀帝，另外拥立代王，慢慢施行禅让的礼仪，所以胡致堂说，正大的举动，反而委曲地施行，都是不明时势的人。孟子有“独夫纣”的说法。南轩说：王者，是天下的义主，百姓认为他是王，就称他为王；百姓不认为他是王，就只是独夫罢了。何况所谓的王者，是因为他能生杀、能废置、能平息战乱纷争。纣王、炀帝虽然苛暴，是独夫，但生杀废置的权力还在。至于衰微时期的周朝两位君主，没有纣王、炀帝的罪恶，却安于衰弱，使得文王、武王的德泽断绝，制度大坏，把天下交给自然盛衰、自然存亡，对于世道的治乱漠不关心，又怎么不能称之为独夫呢？

译十六相与四凶族

《五运历谱》记载，黄帝的子孙相继统治了四百年，接着颛顼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接着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接着唐尧在位七十年。根据这些数字推算，到舜的时候，黄帝子孙已经过了六百一十多年【此处原文有缺漏】。称舜举用十六相，相距四凶族，苍舒到叔达八人，是高阳氏的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元【如果按照历谱的数字，这八人到舜时已经过了二百一十多年】；伯奋到季狸八人，是高辛氏的才子，天下称他们为八恺【如果按照历谱的数字，这八人到舜时已经过了一百四十年】；少皞有不才之子，叫穷奇【到舜时已经过了一百六十多年】；帝鸿氏有不才之子，叫浑敦【历谱说，帝鸿氏是黄帝的孙子，与颛顼同……此处缺漏】；颛顼氏有不才之子，叫梼杌【到舜时都过了二百一十多年】；缙云氏有不才之子，叫饕餮【历谱说，缙云氏是黄帝的臣子，到舜时也过了六百多年】。我私下认为，舜的时候未必这些人都在世，虽然古人多长寿，但这几个人未必都长寿，即使长寿也未必能活这么久。如果说从他们世代继承美恶的角度来说，绵延六百多年的久远，未必代代都是元恺，人人都是凶类。所谓世代继承，是指世代相承，积累都是如此。不考虑尧舜是大圣人，却生出朱均、瞽瞍、鲧这样顽劣败坏的人，舜禹父子之间相差无几，圣愚却悬殊隔绝。禹治水，可以说对世间有大功，除了启和少康之外，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周文王、周武王兴起，后稷耕种庄稼的美善功业，还有留存，除了成王、康王、宣王之外，可以数出来的没几个。以帝王的后裔，尚且如此，那十六相世代都是元恺，四凶族世代都是恶人，我不相信。何况历经六百多年，称他们为元恺，其间难道没有凶恶败坏祖宗美名的人吗？称他们为凶族，其间难道没有良善掩盖前人过错的人吗？说都是从他们世代继承的角度来说，也不对。

姬周姓

《左传》记载，晋平公用同姓的四个女子充任嫔妃，郑国的子产出使晋国，对叔向说：“现在君主内宫实际上有四个姬姓女子。”这是指这四个人，区别同姓的丑事，并不是把贱妾称为姬。考察古代妇女都有字和谥号，有的在国名下面系上姓氏，先儒说这是不忘根本，并且区别其他族类。现在考察字下面系姓氏，如周女叫伯姬、叔姬，齐女叫孟姜、季姜，宋女叫孟子、仲子，狄女叫叔隗、季隗，就是这样。谥号下面系姓氏，如齐女叫宣姜、庄姜，宋女叫声子，秦女叫文嬴，楚女叫文芉，杞女叫定姒，就是这样。国名下面系姓氏，如秦女叫徐嬴、梁嬴，陈女叫息妫之类。难道只有姬姓吗？后世用来称呼贱人，战国时期叫幸姬、如姬，汉史叫诸姬、薄姬、爱姬，解释的人不分辨其用法，如薄姬，音怡，臣瓒说：“是汉朝内官，秩比二千石，位在婕妤之下。”只有颜师古说汉朝内官没有称姬的。周姓女子贵于众国女子，所以妇女的美称都叫姬。宋大观年间，公主改号叫“帝姬”，是尊贵她们的表现。如果世俗惯例用来称呼妾，难道反而是卑贱吗？那么姬姓女子因为姓而显贵，反而不如齐、宋女子不辱没其姓为好。

识遗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二 宋 罗璧 撰

担头上插花 经根人事作

史阙文 子夏子思

崛奇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历代帝陵

两韩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陕江河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处置 大横

十二州

担头上插花

九师兴起而《易》道晦暗，三传作而《春秋》散乱。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败。古经被后儒断章取义的很多，何况典籍在周朝散失，在秦朝毁坏，在汉、魏、晋混杂。后儒只拘泥于郑玄、王弼等儒者的臆测之说，于是根本不能确立。所以魏鹤山说：“人必须将三代以前的规模放在胸中，一一从圣经中领会，才能亲近到那个境界，涉猎经历可以自得。如果只在诸儒脚下盘旋，终究办不成事。因为担头上插花，终究不如树枝头天然活精神。”这话大概是针对舍弃六经而拘泥于训诂的人说的。朱文公也说：“《诗》、《易》之类，多被先儒穿凿所毁坏，使人不见当时立言的本意。人必须虚心平气在本文之下，不要留一个字先儒旧说以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恶，一切搁置，只求本文本意，那么圣贤的旨意就得到了。”这都是因为扰乱经学，用先入为主的说法混淆了。现在学文章的人，不参酌六经，而拾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绪余；写史书的人，不本于《春秋》，而希求司马迁、班固的近似；写诗的人，不能领会《三百篇》、《离骚》的雅奥，而寻找唐人章句。所以都只袭用古人的足迹，不能专门名家，就是这个原因。近时蜀地士人董可说：“文字用典，要去推究原始出处，不可只拉扯他人现成的典故来使用。譬如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