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遗卷四　　　　　　　　宋　罗璧　撰

译文正公每到一处执政，都推崇礼教，淳厚风俗，这都是因为他能把握根本大局。所以古人谈论治国，必定首先推崇夏商周三代；谈论人才，必定仰慕圣贤；谈论文章，必定以六经为根本。这并不是他们过于矫饰高傲。

译现在保存的经书注疏

古代的学者，各自专门研究某一领域并形成学派，对经文进行笺注的人很多，他们的门徒各自坚守老师的学说，所以有某氏的《易》，某氏的《书》，某氏的《诗》，传授的学说各不相同。自从唐太宗下诏让各位儒生撰定五经的疏义，在《易》上采用王弼的学说，在《书》上采用孔安国的学说，在《诗》上采用郑康成的学说，在《春秋》上采用杜预的学说。从此其他学说都被废弃，现在刊印的经书注疏，只有这四家的学说单独留存，这是从唐太宗开始的。

孔子出生的年份

《左传》记载了孔子去世的年份，却没有记载他出生的年份。《公羊传》记载孔子出生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谷梁传》认为孔子出生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子日，与《公羊传》相差一个月。《五行书》说孔子出生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日甲申时。考证得知庚戌年乃是鲁襄公三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与《公羊传》《谷梁传》的年月都相差很大。如果按照《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那么孔子是出生在己酉年，而不是庚戌年。所以刘氏《外纪》说孔子享年七十四岁去世，与其他书籍记载的出生庚戌年、去世壬戌年不同。三人的说法不同，我遵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相信《五行书》确实不如相信《公羊传》和《谷梁传》。然而《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日，而杜预的《长历》记载鲁襄公二十一年庚戌年十一月没有庚子日【《左传》记载孔子去世于壬戌年夏四月己丑日，杜预注解说壬戌年四月没有己丑日，只有乙丑日】，所以孔氏家谱、《祖庭广记》都说是鲁定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孔子出生，与《公羊传》《谷梁传》《五行书》都相差很大，不知道又是依据什么？有人说周朝建子，鲁定公十月实际上是寅月，用正八月改朔不改月的说法来推演，又不对。

瞽叟与武后

古今事情关系到纲常伦理的地方，最要知道大体。桃应问孟子：“舜做天子，瞽叟杀人，该怎么办？”这是通过那难以处理的情况来观察（孟子的态度）。孟子说：“抓起来罢了。”前辈们轻视孟子这个回答，认为天子的父亲尊贵到了极点，哪有身为天子不能委屈法律来伸张父亲之情的道理？《史记》记载石奢做楚国宰相，石奢的父亲杀人，石奢说：“用父亲来确立政令，不是孝道。”于是自刎而死。五代周世宗的父亲柴守礼杀人，周世宗不予追究。朱文公在《通鉴纲目》中特意记载这件事，认为他能权衡轻重。欧阳修说周世宗宁愿承受屈从法律的过错，来伸张父子之道。况且惩罚一个人，未必能制止杀戮残害，而他的父亲却灭绝了天性，这本来就有应当权衡轻重的情况，不可以用杀人罪来论处。张南轩任职时，每天有以嫌疑揭发父亲的人，南轩因为事情关系到纲常伦理，放置状纸不予审理。近代某官员在江西做官，有儿子揭发父亲私藏牛只，官员判定父亲罪责应当杖打。于是询问儿子说：“你在家孝顺吗？”儿子说：“孝顺。”又问儿子孝顺是否曾为父母代劳，儿子回答说：“曾经代劳。”于是将父亲的杖刑转移给儿子，杖打之处，处置得当，真能把握大体。陈【缺】说：“直躬的直率，是直率，君子认为可以没有直率，不可以没有父亲。仲子的廉洁，是廉洁，君子认为可以没有廉洁，不可以没有母亲。”他的议论很美。又曾经用武后篡夺唐朝，古代贤人所以这样处置的说法来议论。武后改唐为周，得罪了唐室。中宗是武后的儿子，又应当继承唐朝的皇位，尊崇他的儿子而废黜他的母亲，实在于名义上不太妥当。五王招致祸患，正是因为贼后没有被废黜。胡致堂说武后改唐为周，不能做高祖太宗的媳妇，大臣应当告祭宗庙废黜她。中宗不能以母亲来庇护，议论很正当，处置也有道理。并且说桀纣失去道义，汤武不能以臣子的身份庇护君主，管叔蔡叔离间王室，周公不能以弟弟的身份庇护兄长。朱文公《纲目》都不予收录。我在卫辄拒绝蒯瞆这件事上，认识到周公取舍的意思。周公认为蒯瞆得罪先君而出逃，辄只应当看到父子之间的亲情，不可一天站在他的位置上。如果卫大夫以蒯瞆是先君的罪人，请求天子讨伐他是可以的。然而辄听从大夫的做法，又借助他人的手，来胁迫父亲，在辄的立场上终究不安，所以只逃离去才是得体的。《纲目》不收录，想必是这个意思。然而这可以保全中宗母子的天性，难以洗刷唐室篡位更替的祸患，所以南轩说应当一并废黜中宗，盖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可以私属于中宗母子。又曾经评论胡文定传《春秋》，文姜参与杀害鲁桓公，她的儿子庄公继位。文定说：“顺从私情就伤害天理的大义，举用王法就伤害母子的至恩，这是国家议论难以决断的。”然而文姜被逐出鲁国，孔子记载说“夫人孙于齐”，传文说去掉她的姜姓，是因为断绝了亲属关系。文姜被逐到齐国就回来了，哀姜被逐到齐国不回来，孔子惯例记载说“孙”，不依据庄公显示轻重，是深深断绝关系。然而恩情轻而道义重了。梁国有继母杀死父亲的人，儿子杀了她，有关部门想要以逆罪论处，孔季彦援引文姜断绝亲属关系的说法，只以非司法官擅自杀人论处。武后将中宗迁往房陵，哪里有母子的恩情呢？汉光武帝中兴，因为吕后杀害刘氏三王，违背高帝的约束，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社稷，说不适宜配享高庙，即位后迁吕后到别处祭祀园寝，追尊薄太后为高皇后配祀。然而致堂告祭宗庙废黜的议论，也有根据。

言语不相符

李长吉诗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荆公说：“这孩子说话

译（前后）不相符合。正当黑云压城这般危急时刻，怎能有往日那阳光照耀铠甲的光芒？”韩愈《送孟东野序》的首句：“事物不能保持平衡就会发出声响。”乃是全篇的大意。然而文中叙述说：“咎禹借言辞来发声，夔借韶乐来发声，伊尹为商朝发声，周公为周朝发声。”这难道就是所说的不能保持平衡吗？苏轼在《六一文集》序言前面说道：“欧阳修治学，推崇韩愈、孟子以通达孔子、周公之道，阐发仁义礼乐的实质，以契合大道。”又说：“自从欧阳修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砺，以通晓经书、效法古人为高尚，以匡正时弊、践行道义为贤能，以冒犯君主、敢于进谏为忠诚。”这些议论涉及什么？大到最后，却只说诗赋像李白，记事像司马相如，因此都招致前代贤人的讥讽。既然如此，那么在措辞立论时，岂能马虎草率呢？

译纠正古说的偏颇

世人谈论王者之道，鄙视霸业而推崇仁义，鄙薄功利而粉饰治道，厌恶兵事而崇尚正道，轻视权术而遵循务实，鄙陋虚名而崇尚德行，轻贱文饰。这是正统的说法。我用古代的说法来参证，发现后世也有矫枉过正的弊病。

“霸”在古代写作“伯”，《公羊传》记载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号称二伯。解释的人说，九州除去王畿千里之外，二伯各治理四州半，所以传文说：“五侯九伯，你都要征伐他们。”（从各四州半来说九伯，是举其总数。）《诗经·清庙》的序言说，周公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周朝以二伯统领诸侯，实际上是霸业的开端，只是还没有“霸”的称号。《左传》说“五霸的霸业”，杜预注解说：“霸，是把持的意思。”把持（缺字）天子之政（孔颖达说：“五霸”二字有的写作“五伯”，颜师古认为“伯”读作“霸”，司马光说：二伯的职分废弛，于是转变为“霸”）。所以《周礼》中九命的大臣称为伯，《礼记》中五官之长称为伯。三国时吴国请求封为九州伯，晋朝桓温夸耀其父说：“父亲身为九州伯，都是统领诸侯的称号。”司马光说：“方伯连帅，能够率领其下属尊崇天子，称为霸。”又说：“王道与霸道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

《荀子》论述霸政说：“开辟田野，充实仓廪，便利战备，检阅材技，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保卫弱小，禁止强暴。”又说：“不欺骗百姓，不欺骗盟友。”又说：“重视法治，爱护百姓，这些都不是不善的条目。”虽然用纯粹与驳杂来辨别王道与霸道，然而李旴江说：“西伯的霸业是纯粹的，桓公、文公的霸业是驳杂的。夏商周三代的王道是纯粹的，唐汉的王道是驳杂的。那么王道也有驳杂，霸业也有纯粹。”大概王道是用来安定天下的，霸道是用来尊崇京师的，本来没有纯粹与驳杂的分别。《礼记·祭义》说：“极致的悌道近乎霸道，如果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像弟弟顺从兄长那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自从孟子以称颂五霸为羞耻，解说的人于是把霸业视为强横暴力的含义。不知道孔子不称道、孟子以之为羞耻，是因为齐桓公、晋文公假借公义以济私欲，并非真有扶持周王室的心，羞恶的是他们为人不真诚。哪里是说霸业不值得崇尚呢？

况且孟子多有激愤之论，战国诸侯羡慕崇尚桓公、文公，又沉迷于功利，羡慕桓公、文公却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孟子正以王道引导诸侯，因此举例贬低桓公、文公。现在承袭他的话，果真认为霸业是错误的，是不可以的。（张栻只以公私来辨别王霸说：“王者无所为，霸者有所为。”）

“利”这个字，《周易》这部经四圣之书，“利贞”、“利有攸往”等语，每卦必言，何曾有不择利而行的？财利虽然说是有害于义，孔子赞《易》，为什么守位靠仁，紧接着就说聚人靠财。十三卦的制作，首先以畋猎渔网的离卦，耒耜农具的益卦，交易刑罚的噬嗑卦。况且舟车致远以通达，击柝弧矢以保卫。所以为财利谋划的很周密，然后宫室棺椁，养生送死，才可以没有遗憾。孟子讲王道的开端，因为墙下的桑树，鸡豚狗彘的畜养，几句话告诉君主享有天下的膳食、服饰、祭祀、宾客、朝觐、聘问、飨宴，水旱兵凶尤其不可以空谈道理。所以大禹平定水土必须先定贡赋，《周礼》的衡虞也设置官员。世间的儒者不考察，何必说利这一句话激于齐梁，懵然不知大义，于是说财利孔孟不崇尚，那么士人应当忌讳。不幸国家用度告急，于是仓促间不顾恤捶敛之弊，这都是见识偏颇、论断固陋所导致的。不知道君子只应当见利思义，说应当忌讳不崇尚是不对的。

兵事是用来威慑不轨、防备不测的，伏羲、唐尧、虞舜可谓淳朴了，而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征蚩尤，尧伐驩兠，舜伐三苗，都是不得已而有的。况且末世血气之私愈炽，利欲之争不息，粉饰仁义的人动不动以去兵为美谈，不知道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事必然危险。秦朝销毁兵器最终导致兵器再起，晋朝去除武备最终导致武备重开，宋朝防范仁义，梁武帝忌讳战事，都不足以让有识之士一笑。怎么可以轻视卒伍之法、车乘之赋、搜阅之时、击刺之教、侵伐之书，这些国家的常政呢？干戚舞文德，俎豆寓军旅，即使是圣人也不废弃。有的人反而说孔子不学，不知道这是有激愤而说的。所以古人收藏兵器不说去除兵器、偃武修文，不敢忘记武备。现在粉饰治道的人想要忌讳兵事而不从事，也是不对的。

“术”这个字，只是道理的巧妙之处罢了。天下的事有不可直遂的，必须委曲斡旋才能成功，这也是道理合当如此，不成，朴直地付之无可奈何便罢了。齐王爱牛，孟子进以仁术之巧，是乘其善心之发，诱导他扩充，不成，说其不足进此，安于爱牛而止。现在治理众人有方法叫政术，教育人有方法叫道术，思虑的巧妙叫心术。术不是不善的条目，只是随所施的邪正有美恶罢了。

名由实正，犹如形影相随。所以名教、名检、名节，都是激励世道的器具。君子修之则善名生，小人悖之则恶名著。三代王者必先令闻，早有誉于天下，《中庸》取之。所以卢毓说：常士畏敬慕善然后有名。宋朝范尧夫说：“人如果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士处穷约，若无美名，人何从知？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特在上之人因名索

译确实如此。现在称它为鄙陋，也是不对的。」至于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古人并不专门用辞藻华丽来定义。凡是文章的含义，只有条理清晰、不相紊乱的意思。世俗学问的说法兴起，谈论文章的人把它指认为末等技艺，却不思考尧、舜、禹这样的大圣人，典籍称赞他们说「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称赞尧说「光辉灿烂而有文采」，子贡称赞孔子的文采，孔子以四件事教导学生说「文、行、忠、信」。遭遇匡人的围困时，孔子说「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这难道是铺陈华丽辞藻的末等技艺吗？先代儒者说文章是古代圣王治理世间的道理，有用制度礼乐来解释的，有用道德来解释的，有用辞藻来解释的。辞藻则是人间浮华的言辞，道德则是六经垂范教化万世的言辞，制度礼乐则是圣人制定并维持这个社会的法度规范。大概上古时代洪荒质朴野性，这些人还不如禽兽。圣人出现后，将挖土为尊、削木为杯的简陋饮食改为俎豆揖让的礼仪，将土阶茅屋改为上栋下宇的宫室，将土鼓改为八音六律的音乐，将兽皮鸟羽的服饰改为衮冕黻舃的礼服。事务有条理制度，上级不可被凌犯，下级不可僭越。凡是那些鲜明可观的，都是文。所以古语说「用礼乐来修饰它」，只是上古人口尚不繁盛，风俗淳朴事务简单，伏羲氏可以游心于无为之境，而文可以省略。从尧舜以来，风俗日益兴盛，事务日益繁杂，如果不为事务制定制度，仍然沿袭质朴野性的旧俗，那么社会就会逐渐混乱。所以孔子称赞尧说「光辉灿烂而有文采」，称赞周代制度完备说「多么丰盛的文采啊」，都是赞美制度礼乐的文。苏辙在《古史》中说：「文这个词，就是说万物各自得其理罢了。」从前百姓初生之时，父子没有恩义，君臣没有礼仪，兄弟不相谦让，夫妇的伦理没有确立。后来的圣人审察这种淆乱，从而联结父子，辨别君臣，联合兄弟，端正夫妇，革除鄙陋野性的习俗，于是使前代变得有文采。这就是世道之所以称为治理的原因。《考工记》说：「青色与红色相间称为文，红色与白色相间称为章，也说绘画之事后施素功。」周朝衰微，王政失去纲纪，幽王、厉王导致动乱，所以诗人讽刺他们说：「行动没有礼仪文采，天下荡荡没有纲纪。」文章啊文章，盛衰关系到世道的治乱竟是这样。假使冠礼、婚礼、宴饮、射礼的制度存在，那么乖戾争讼的风俗就不会兴起了。朝觐、聘问的礼仪存在，那么倔强不服的国家就不会出现了。宫室、车旗有等级差别，那么僭越模仿的风气就不会兴起了。号令、赏罚已经施行，那么统御的权力就不会丧失了。文的秩序常存，那么世道的安泰就常在。先王之所以重视文，就是这个原因。后世动不动就把文看作末等技艺，哪里懂得文之所以为文的道理呢？

译与齿去角

颜师古《汉书注》说：“董仲舒《防语》说：‘牛没有上齿就有角，其余没有角的就有上齿。’参照此说，确实可信。查韵书，‘角’字注人下用音〇，是头骨上长出的，用于抵触、争斗；‘两防’下用音鹿，四皓中‘甪里先生’正是同音。宋代崔偓佺曾经辨析校正这两个字，但没有解释其义理。我查考《诗经·行露》：‘谁说麻雀没有角？’陆德明注：‘麻雀有喙没有角。’并且援引东汉注说：‘角指的是喙。’所以朱熹《诗集传》作鹿音番昜。董敬庵【云章】防峯【缺】说同鹿鸟的喙骨。鸟有喙的没有齿，兽有齿的没有喙，这是上天有所分别赐予的。大概是从曾氏的说法。”

寺观藏

汉代将秦代的典客官改为大鸿胪，掌管诸侯归顺和蛮夷事务，是古代行人的官职。因此设立鸿胪寺，接待四方宾客。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首先命名其居所叫白马寺【因为白马驮经而来所以号称】，大概是并缘着鸿胪接待四方宾客的缘故，这是中国有寺的开始。详究其故，寺并非佛教所专有。汉代官职有九寺的名目。刘昭注说：“寺，是官舍。”《风俗通》说：“寺，是司职。”又说：“寺，是嗣续。”处理事务的官吏，嗣续之中，就不是仅为佛教所独有。至于观，《礼记·礼运》中孔子参与蜡祭宾客，事情完毕后出游于观之上。大概鲁国有两观，是门旁的高处。《尔雅》解释观为阙。孙炎说：“宫门旁的阙，悬挂法象，让百姓观看。”阙居于巍巍高处，因此名叫象魏。称为阙，是因为观看法象可以，阙去疑事。《春秋》晋楚邲之战，潘党请求收殓晋国尸体，筑成京观，封土观示后人。胡澹庵说观有四种：一是朶楼，鲁两观就是；二是藏书所，汉代东观就是；三是游观处，谢〇晖赋属玉观就是；四是高可望，黄帝内传置曰始真容于高观上就是。现在老氏居疑，本《内传》详此，观并非老子所专有。凡是高可纵观的都是观。至于藏，只是贮藏的意思。狐兔穴居，州吕藏老〇为周守藏吏，名叫柱下史。藏是庋书所，汉代东观藏书，号称柱史。藏室是书所在的地方。释道法，其制度庋经，于是成为二氏的私产。现在又以此事祈禳，难道因为经典所积，福可以聚集吗？至于铎钹，胡致堂说本西夷乐，夷俗吉凶都演奏。现在华俗专门用于送凶，不察夷也用于从吉。

圣贤纲常之变

娶妻必须告知父母，而舜不能告知【《礼记》说舜三妃注谓天有妃星四，所以从帝喾起都是四妃效法天，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独缺正妃，是因为未命于父母。但舜娶尧三女，《世本》说尧是黄帝〇孙，舜是黄帝八代孙，尧女与舜曾祖为类孙，祖匹配，难道不乱伦？我查考尧举舜说明明扬侧陋，说有鳏在下，说虞舜侧防。孟子说舜发于〇畆之中，庄子说尧举舜童上之地，那么舜起于寒防，况且别生分类。《舜典》且云故世夲多缪，《史记》从而论世之氏族，尽始黄帝，都是循习《世本》的错误】有天下应当传子，而尧舜舍弃丹朱和商均【《孟子》、《淮南子》都说尧有九个儿子，庄子说尧不急子，汉代祖尧说尧长子考监明之后，舜世纪舜子朝鲜记云子尧舜子众，如此何朱均一不还舍之初意？〇贤二圣之公心，最初不计较他儿子是否做君主】君臣定分，而汤武取桀纣；兄弟同气，而周公诛管叔；夫妇是人道的开始，而孔子、子思、孟子都休妻【孔氏三世休妻见《礼记》、《家语》，孟子休妻见《荀子·解蔽篇》】父子是情之至亲，而孟子不责善言易子教，之后世昏庸的君主不足论，贤明如汉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于兄弟，汉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于父子，汉光武、宋仁宗不足于夫妇。

送终不讳

世俗殓〇羽毛鳞介忌讳近之嫌人物溷也。查古不这样。《礼记》防礼最偹。《檀弓》说：“天子的棺材四层，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郑〇注：“用水牛兕牛革为棺一重。”孔氏防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湿故在里近尸。”《防大记》：“大夫褁棺用牛骨鐕。”说者谓：“以缯贴棺里，以牛骨或象骨鐕钉之。”又说：“君大夫士盖棺漆外，各施祍束。”説者谓：“束以牛皮。”孔子之殓佩象环。盖古者天子诸侯死，含以珠末，口以具。《周礼》防事以互物，蜃物以闰圹。郑〇注：“以蚌蛤属为灰，置椁下御湿。”《左〇》：“宋文公死，用蜃灰。”礼熬用鱼腊，或以蚍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者，犬牙相制，朝

译朝见天子，上下尊卑的等级便分明；诸侯聘问往来，各国之间的情意便相通。况且君主没有私占土地的心思，周朝衰败于诸侯兼并，于是导致君主衰弱、臣下强大，侵凌掠夺不止。秦朝改为郡县制，李斯等人便说同姓亲属关系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不如由郡守县令根据贤能与否来决定任免升降。后来汉朝分裂七国，晋朝分封八王，都引发了战乱，于是有人便说古代的制度不能用于今天，却不知道汉朝、晋朝的错误在于分封的土地超过了制度规定。

查考黄帝划分疆域、设立州部，古话说百里见方的封国有一万个【史书说分封制始于黄帝，而神农讨伐补遂、攻打夙沙，伏羲时有纪侯、阳侯，那么分封制始于黄帝之前就很明显了】。《礼记·王制》、子思、孟子、《史记·汉地理志》都只说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论语》中提到的“千乘之国”，解释者按井田赋税计算，也是方圆百里的国家。《左传》中郑国子产对晋国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圻，诸侯国方圆一同，从此以后逐渐衰微。”白公子张说齐桓公、晋文公刚即位时，四境之内，方圆一同的地方都不具备。勾践的土地东西南北才方圆百里。商周开始分封都在唐尧虞舜时期，传到商汤、周文王时也已经很久了，而商汤只有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之地也没有改变。东汉丁恭说：“古代分封限制在百里，取法于雷，雷震惊百里，所以《屯卦》震下坎上说是‘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唐尧虞舜号称万国，益稷十二州的军队，郑玄注解说一师统领一百个国家，十二州则每州有一千二百个国家，除去王畿外的八州总共九千六百个国家，剩余四百个国家在王畿内，各国各五十里叫做采地【采，是采取赋税自供，不得拥有土地人民及不得世袭封爵，但《尚书·大传》说采地的区别，百里之国以三十里为采，七十里之国以二十里，五十里之国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升黜但采地不随之改变，让子孙中贤能的人世世代代守护以祭祀最初受封的人，难道王畿内与王畿外的采地制度各不相同吗？】大概是因为万国同时建立，诸侯多则势力分散，势力分散就容易控制，这是古代防范和维持统治的深意【查考神农的分封制度想要强干弱枝，海山之地甚至有十个国家，唐尧虞舜担心强国逼近，凡是设立的国家都是远的大、近的小】。只有《周礼》和《礼记》中关于侯国制度的说法与其他书籍不同，《周礼》说：公的地方方圆五百里，侯的地方方圆四百里，伯的地方方圆三百里，子的地方方圆二百里，男的地方方圆一百里。《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的封地方圆七百里。然而孟子说周公封鲁，太公封齐，都节俭在百里之内。所以鲁国七百里之说，有人怀疑是战国时期诸侯分谤之书，汉代儒生妄加采录。《周礼》的制度，解释者也说是周公设立此制以等待有功之人，分封制实行后，三年进行一次修封之法，观察诸侯的功过，增加或削减其封地。如《诗经》中“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赐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这些都是增加封地。又有人说《周礼》中各国都很大，其数量实际上包含了附庸小国。《王制》说：五国为一属，属有长官；十国为一连，连有统帅；二百二十国为一州，州有州伯。所以附庸小国都统属于大国，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一国之大夫。然而汉朝、晋朝并非真正的分封制【朱熹说古代侯国初封只说百里，后来逐渐变大都是兼并的结果。如果百里之国增加到五百里，必须兼并四个国家才能做成一个国家，宗庙社稷岂不劳顿？况且小国通常是古代功臣的后代，移小增大，分封制度既已实行，土地有分限，又哪里会有多余的土地另外设立小国呢？’我按：周文王从方圆百里起家，其后攻克须靡，于是建国于岐山渭水之间；攻克崇国于是渡过渭水，改都丰邑，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哪里不是兼并？周文王尚且如此，春秋以来更可想而知。所以《周礼》《礼记》的说法难以据信，朱熹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古代制度既然已经消亡，后代用来统御天下的，不过是形势罢了。而形势的强弱，古今一致，只在于人。如果上面有英明的君主，实行分封制也能治理好，实行郡县制也能治理好；如果上面失去了正道，实行分封制会灭亡，实行郡县制也会灭亡。所以谈论分封制的人就止息了。

译创立规模

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先确定规模。规模确立了，志向意图就会坚定。志向意图坚定，事业功绩就能成就。如果泛泛谋划、随意打算，恐怕没有成功的道理。何况是争夺帝王基业的人呢？汉高祖争夺天下，先占据关中作为根本，任用三位杰出人才负责谋略和征战，再也没有迁就妥协。唐朝兴起于晋阳，也是先攻取关中，然后才出兵征战。唐太宗的规模都不超出占据险要地势、挑选人才之外，因此适宜他开创两代辉煌。刘备没有得到诸葛亮之前，流离转徙，一无所成。等到诸葛亮用跨有荆益二州的策略说服他，于是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宋太祖知道五代的问题在于君主软弱臣子强势，采用赵普的计谋，首先削夺藩镇权力，施政建设，彻底洗刷姑息养奸的习气，最终安定天下。东晋和南朝宋偏安江东，都是在正统王朝之后，父兄被俘虏，宗庙社稷成为废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应当从事收复失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晋元帝清谈的规模，不知道确立；宋高宗顺从和议的规模，不能确立。绍兴年间，张焘进言说：“当今事情重大、体制厚重，没有比皇帝慎重行动更重要的了。过去皇帝亲临大江前线，接着又退守吴防，早晚参与决定国家大计的，只有两三个大臣而已。十二年间，总共任命了十四位宰相，执政官员交替迁升，大概有二十人。适宜他们和战争论纷纷，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张焘直接指出这是因为规模没有确定。又用人臣的事业来考察，孔子、子产，刚担任郑国、鲁国宰相时，都招致国人的诽谤。等到他们最终，诽谤变成了歌颂。韩信、诸葛亮，终身的事业，都决定于初见汉高祖、刘备时的那几句话。王猛见到桓温，不渡过淝水，虽然被授予官职但不就任，这也是他的出处行为，都有预先确定的规模。

分数明确

古今因为兵力多而失败的：商纣王百万大军败于周武王三千人；赵括四十万大军败于长平；汉高祖合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三十万被困于白登；王恢三十万伏兵在马邑无功而返；王寻、王邑百万大军败于昆阳；黄巾军百万败于寿昌；曹操六十万大军败于赤壁；苻坚八十万大军败于合肥；隋朝九十万大军败于辽东；唐朝九节度使六十万大军败于邺城。那些凭借兵力多而取胜的，只有王翦六十万大军战胜楚国；项羽四十万大军战胜秦军；除此之外，兵力越多越能办事。只有韩信，伊川先生认为韩信是因为分数明确【按：韩信战胜赵国、战胜魏国的军队都是分兵使用】。近代陈学士规著《守城录》，论述靖康年间救援太原的错误，大概是因为分数不明确。陈规说：起初朝廷派遣军队救援太原，兵力二十二万，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二十二万军队径直向前行进，先锋遇到敌人的能有多少？先锋一旦不胜而撤退，后面的人都闻风而退了。二十二万军队失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道攻城时，要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守援兵。现在暂且以五万为率，分为五十个将领，留十个将领防备主帅，兼听防备呼应。内部分两路将领扼制敌人的援兵，用二十个将领分地进入敌境，攻击其空虚之处；用二十个将领在前面偏僻处设伏，等待敌人出兵抄袭，敌人多则避开，少则擒获。敌人自然困窘。大抵军队既然分遣，那么人力都能并用，假使失利，也不至于一起失败。这就是分数明确的说法。当时张魏公统帅川陕，合六路兵力四十万与敌人在富平交战，开始于环庆一路军队溃败，诸军都溃败了。那么分数不明确，于是导致一起失败的祸患产生了。魏段超说：人数多的优势在于得到众人的效死，人多而且都肯效死，于是就不只是人多了。

古代将领不专擅军队

上古将兵寓于农，无事时耕种，有警报时作战。诸侯国的军队，各将领由卿任命，大事时则会同诸侯【卿的员额多少视国家大小而定】，所以军队不聚集而将领不专权，内乱也少。春秋时期晋国设立三军，某将领上军，某将领中军，某将领下军。于是将领开始专权，军队上级的人稍失控制，尾大不掉的祸患就产生了。后世只有西汉初年的制度接近古代，军队都取自郡国，按丁口征赋而不按田地。每郡设太守一人主管政事，尉一人主管军事，军队随土地适宜征取：巴蜀、三河、颍川等地出材官【按才力选取】，陇西、天水、安定等地出骑士【按骑射选取】，西北出轻车，东南出楼船，临淄出弩手，荆楚出剑客。每年八月，郡国会试，又随土地适宜考核：平地习车骑，山阻习材官，水泽习楼船。有事时征召各屯所，不适用的则太守、尉贬职，军队归属天子，而将领没有专权，所以汉将少有跋扈。至于任命将领都出于临时，通典说汉朝有四夷侵扰，就从中央任命将领，如伏波、楼船、下濑等将军，名号都因事而立，称事毕就撤销。即使卫青、霍去病、高勋退下来奉朝请都来不及。现在考察文帝三年派遣灌婴击匈奴，将领是丞相；武帝元光二年派遣魏安国屯马邑，将领是御史大夫；文帝派遣张武屯渭北，派遣宗正刘礼军防上，将领是九卿；高后派遣隆虑侯击长沙；文帝派遣河内太守周亚夫军细柳，将领是列侯、郡守。将领不专擅军队，所以频繁拜官频繁罢免，可诛可放，没有一个人负固居权要之上，这是制度的好处。又汉朝多迁宿卫，大概他们出入殿庐，君主识其才能，武备有素：如夏侯婴以奉车将，李广以骑郎将，赵充国、韩延寿以羽林郎将，

译卫青、霍去病凭借侍中的身份担任将领。因此汉朝的将领大多优秀，是因为经过审慎考察后才任用。又设立六郡良家子作为选拔将领的途径，设置羽林、期门作为储备将领的地方，如同京师的南北两军，高祖初年制定的制度也是轮流调遣郡国的士兵担任，而不派往远方戍守；到了武帝才开始招募士兵，从而废除了轮流戍守的制度，昭帝、宣帝时期才开始派往远方戍守，使得屯驻护卫的制度变得疏漏。

译自古以来，人皆有死。

世俗之人被佛教和道教所迷惑，期望能够不死而复生。然而孔子说：自古以来，人皆有死。老子说：人生的大限，以一百二十年为限度。佛经说：天地以及日月，时节到了都会归于毁灭。况且天崩星坠，郡县的山防河谷变迁，沙漠留下沧海的踪迹，岩穴中留有螺蚌的窟穴。天地尚且有毁坏的时候，世人想要长久不死，合乎情理吗？后世的方士说黄帝、老子是不死的例子。我考证《易大传》说神农、黄帝、尧、舜去世，而黄帝葬在桥山。《庄子》记载老子去世，秦国人去吊唁他。而鄠县柳谷有老子的坟墓。所以近代刘潜夫诗中说：没有药可以延长黄帝的寿命，有人曾经哭过老子。那么黄帝在鼎湖攀龙升天的事，老子骑青鹿上升的说法，哪里不是虚幻的呢？又释迦牟尼说：我现在背痛，将进入涅槃。佛经说：佛在桑树下右侧卧而圆寂。老子的《化胡经》说：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岁死在拘尸那城的树林下，葬在回尘山。其他如彭祖七百岁，偓佺一千岁，都是按年岁计算，也同样是归于毁灭罢了。况且这些事没有确切的记载，都是寓言稗官野史的记录吗？《礼外传》说：长寿的人一百二十岁，超过这个年龄还不死，就是失期，就是妖异。那么秦始皇、汉武帝，大概不知道失期之怪的道理吧。唐代牛僧孺说：人以能得善终为长寿，被刀刑处死，被狱死，不耕织而饿死，冻死，年老无依，病无所托为孤死。除去这些都可以说是长寿。老子也说：死而不亡者寿。那么必定有可以传世的，虽然死了还如同活着一样。

识遗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识遗》>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五 宋 罗璧 撰

秦后六经 易象物

四经合一之始 禹事舜

县邑 泮水辟廱

汉儒言礼 士异

息二训 西北豪杰所产

处置两得 随时救时

地理 衡

魂魄

秦后六经

经书在秦朝被焚毁，《易经》因为用于占卜，独自保存了孔子的言论。《诗经》三百十一篇，《诗经》也是全书【《汉书·艺文志》说《诗经》是完整的，因为它讽诵古人，大概是用诗歌来助兴宴饮，春秋时期都是这样。汉朝兴起后，章句有因流传而改变的地方】浮邱伯从鲁地申公那里学习《诗经》，申公是高祖初年的人，那么《诗经》在汉朝兴起时就存在了。后苍为高祖制定章程，而后苍修习《春秋左氏传》，那么《尚书》也出自汉朝初年。这两本书现在的次序连贯，也是全书。《尚书》最初出自伏胜的口授，后来出自孔氏家里的墙壁，有很多残缺。《礼》则传自高堂隆，就是现在的《仪礼》。等到河间献王喜好古代典籍，搜求先秦古书，得到古经五十六篇，以及科斗文字。梁朝沈约因此说汉朝初年的典章简略，诸儒搜集遗文片简，与礼事相关的，编次成篇，都不是圣人的话。《月令》取自吕不韦的《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自子思，《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学记》出自毛生，《王制》出自汉文帝时的博士。现在推崇的两位戴德、戴圣，是汉宣帝时的人。至于《周礼》，魏文侯的乐人窦公首先献上《周官》大司乐章。其他如汲冢的书，汉武帝时出自山崖屋壁，汉成帝时刘歆在天禄阁校书，才列出这些书。汉朝兴起后六经的来源就是这样。考证秦朝焚书的年份，到高祖兴起，仅仅十六年，书籍虽然萌芽，但禁止携带书籍的法律尚未废除。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然后文化才开始畅达。但是遭受秦火之后，后儒对于经书各有不同的议论。《系辞》中写着“子曰”，欧阳修认为这不是孔子亲自写的，一定是后世讲师所增加的【乾卦也有两处写着“子曰”】《汉书·艺文志》说《尚书》有张霸的伪作【唐代李汉也说《书》《礼》有别其伪】唐以来说《左传》不是丘明所写的有好几个人。朱熹分析《诗序》各置，说序语多与诗相违背【按后汉卫宏说作毛诗序，那么只有小序出自毛苌】《礼记》则古今议论其杂乱。《周礼》刘歆列出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何休已经不相信是周公的书。近代司马光、胡致堂、胡五峰、苏轼、晁说之、洪容斋直接说是刘歆所作。大概刘歆辅佐王莽，书与王莽苛碎的政治相呼应。而且汉朝儒林传叙述诸经各有传授，唯独《周礼》没有。有人因为其详细严密，说圣人一事有一制，认为它确实是周公的遗作。不知道孔子对于礼多遵从周朝，如果周公的礼书如此精详，应当不会急切地向鲁国寻求夏商遗礼，以及预先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唯独不能在《周礼》中措辞。即使孟子生在战国，周室尚存，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之答。一圣一贤，礼乐所宗，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而谓秦焚后，周公礼书粲然完备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言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