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遗卷七　　　　　　　　宋　罗璧　撰

译比喻如果深奥婉转，那么在比喻中最难达到高妙，用一件事作多个比喻尤其困难。唯独庄子变化无穷，姑且就其中明白易懂的列举出来。比如用比喻说明身外之物厚重（反而带来祸患），说：“你见过祭祀用的牛吗？给它穿上绣花的衣服，喂它吃豆料，等到把它牵进太庙去祭祀时，即使它想当一头孤独的小牛，也不可能了。”又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巾箱把它藏在庙堂之上。这只龟，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而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涂中拖着尾巴爬行呢？”又说：“祭祀的祝官穿着礼服来到猪圈前对猪说：‘我将养你三个月，提前十天斋戒，提前三天沐浴，铺上白茅草，把你的肩和臀部放在雕花的砧板上，你愿意这样吗？’替猪谋划的人说：‘不如喂它糟糠，把它关在猪圈里。’这三个比喻意思相同而事例不同，比喻无法用来阐述大道。”

对那人说：“有只鸟停在鲁国郊外，鲁国国君很喜欢它，准备了太牢来款待它，演奏九韶之乐来取悦它。鸟却开始忧愁悲伤，闭着眼睛不敢吃喝。”又说：“咸池和九韶这样的音乐，在洞庭荒野上演奏，鸟听了就飞走，兽听了就跑开，鱼听了就潜入水底。”这是比喻破坏人的本性。说：“伯乐驯马，陶工制陶，木匠治木。”这是比喻陈旧的言论不能用于当今。说：“古人的糟粕，已经丢弃的草狗，船不能在陆地上行走，猴子穿周公的衣服，丑人学西施皱眉，脚印是鞋子走出来的，但脚印不是鞋子。”这是比喻专精一心的操守。说：“驼背老人粘蝉，摆渡人驾船，吕梁勇士蹈水，梓庆削制鐻。”各自多次变换说法，每次变换都新奇。

像庖丁解牛这件事，说：“手接触的地方，肩依靠的地方，脚踩踏的地方，膝抵住的地方。”林竹溪说这就像画出了一个屠牛人，砉然向然，奏刀騞然，仿佛听到了分解牛体的声音。批开大的缝隙，引导进大的骨节，从未碰到经络相连的地方。那些骨节之间有间隙，而刀刃没有厚度，每当遇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目光集中，动作迟缓等话语，那么牛身上的骨节脉络，屠牛者的难易伸缩，都写在笔端，这难道不是千古文章的妙处吗？广人郭【缺】说庄子言大，如大鹏迁徙九万里而六月息，极尽天下之大；如蜗牛之角能容纳蛮触之战，极尽天下之小。言久，说：“大灵以五百年为春，大椿以八千年为春。”言近，则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则行填填，视颠颠，卧居居，觉于于，如标枝，如野鹿，无为之象可掬。言后世，则蹩躠踶跂，澶漫摘擗，屈折县跂，乔诘卓鸷，脔卷伧嚢。作为之态，备尽。言子贡之富，则轩车不容巷；言曾子之贫，则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各臻其妙。自谓瑰玮谲诡，可观，信哉！但鄙陋仁义礼乐，而偏重道德；诋毁尧舜以来的圣人，而推崇老子。舍弃人事，一切付之自然，所以得罪名教，成为异端之学。

译古铜代金

《舜典》规定用金来赎罪，《吕刑》中刑罚用百锾，都是指铜。汉代用金赎免死罪，折合铜四百一十六斤。唐代赎免死罪用铜一百二十斤。查考《禹贡》记载九州贡品中的金有三类，铜是其中之一，所以铜的罚例称为金。汉代赏赐臣下确实使用金的，直接书写为黄金。考察古代用金数量之多，没有比得上汉高祖给陈平四万斤，赐给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赐给袁盎五十斤，宣帝赐给韦贤、黄霸各一百斤，赐给疏广受二十斤，太子又加赐五十斤，赐给高祖功臣后代一百三十六人各十斤。难道是因为天下国家的用途，所以也不为天下国家吝惜吗？至于装饰土木建筑说用金，没有比得上西都《建章赋》所说：“觚棱栖金爵。”《三辅故事》记载金爵铜凤，长安门《甘泉赋》说：“金铺交映。”扬雄《解嘲》说：“历金门。”注解说：“门旁立铜马，因此号称金门。”古代帝王富有天下，尚且用铜来代替装饰土木，后世的道教宫观和佛教寺庙，惯例都用真金装饰。为什么呢？

龙门

大禹开凿龙门，疏导黄河，意思只是打通那阻挡水流的山体罢了。潏水李氏记载这件事，却不是这样，说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上面建有禹庙，是大禹开凿山体使河水流出的地方。黄河自古以来从长城外向南流入中原，到安国岭下，共一千多里，两岸都是陡峭的绝壁耸立，大河盘绕束缚在深邃的岩石峡谷间，到这里才流出，间道所到之处，喷风吐雾，如同万雷鼓动从天而下。庄子说悬水三十仭，流沫四十里，大概描写的就是这里。禹像戴着冕服，猪头祭祀忌讳，用猪祭祀就会大风折断树木，房屋被毁，灾祸波及百里。观察这些，那么鱼露出鳃和额头，也可见鱼的力量之大，无法抵挡水力的猛烈，而大禹之所以神奇也就明白了。如果上游是古代朔方之地，党项人的家乡，宋朝苦于西夏，曾经有陈熙河占据西夏上游，放巨舟顺流而下，冲出防州腹地，攻打灵夏。朝廷下达命令讨论这件事，熙河漕臣李复上奏说：“查勘黄河经过防州进入韦精山石峡，险峻狭窄，从上面垂直流下，高数十尺，船怎么能通行？到了西安州的东面，大河又分为六七道，散流到渭水南山的逆流中数十里，才再次汇合逆流，水浅滩碛，承受不了船只的负载。”朱文公说《禹贡》中记载纳贡赋的道路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那么自古以来这里河道本来就可以通行舟船了。李复的话又这样，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兴灵以外的黄河，古代应当是狄人的境地，自从书记记载雍州贡道之后，狄人窥探中原的有多少？不曾听说有通过黄河进入渭汭的，那么龙门上游行船必定艰难。李复的说法怀疑是有根据的【按黄河出自葱岭于阗合流向东注入菖蒲海，距离玉门阳关三百多里，潜行地下到积石山流出，所以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从积石山千里向东，千里向南到龙门，共三千多里】

战国说士

叶水心说：周朝兴盛时，京师有学校，比闾、族党、乡遂都有学校。三次宾兴，诸侯贡士，进得士，天子退得臣诸侯。所以那个时代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等名目。厉王无道，周朝法度逐渐败坏。宣王恢复，不久又混乱。从幽王一直延续到平王东迁，京师的学校先被毁坏，诸侯贡士的典章也缺失。士人在王都下绝望的，做商贾负贩；地位高的低头做陪臣，然而还在诸侯那里被任用。后来诸侯也不取士，士人没有归宿的，降为大夫的家臣。孔子门下的弟子都做过，只有颜回、闵子骞因为不仕被推崇。到战国，诸侯互相吞灭，日寻干戈。等到遭遇离乱，做家臣既没有主君退让，又没有别的职业。于是放荡四出，仗着口舌来要挟当时的君主。即使是孟子这样的大儒，也千里去见梁惠王，并且对勾践说游说重轻。平原君等人依靠士人来加重其国的地位，几乎数千人。士人的变诈纵横之辈，以至于用口舌来轻重人国。列国的君主为之拥篲先驱，侧行襒席时，可以知道了。到秦朝，这种习气没有改变，于是坑夷之祸兴起。其实都是因为士人没有归宿。

乡举里选

封建不再恢复，里选难以实行。因为古代王畿以外，那些地方都封给诸侯。王城二百里以外，又责成都鄙。天子所治理的，只有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诸侯封国，乡遂比闾族党之内，塾庠序的教育施行，所以行艺的考察可知，耳目的采取也容易。《周礼》选举的说法说：“闾胥【立比为闾中士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聚众庶，书其恭俭任恤者。”族师【上士为之】月吉书其孝弟睦婣有学者。党正【下大夫为之】正嵗书其德行道艺。州长【中大夫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乡大夫【命乡举之】三年大比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大概人的贤否，不是长久居住在一起无法辨别真伪，长久居住在一起的只有邻里乡党，所以党庠序乃是审察人才的关键【按古代庠序都是乡民行射饮读教法之所，事已则反于学塾，汉学校不立，士与讲论者令〇业大常，后世以来始

译有越乡连家羣居聚食就学者】后世的井田乡邑制度已经消亡，学校也废弃了。大的郡县绵延千里，像汉代委任郡国考察孝廉，郡守上任离职不固定，不能熟悉当地人的贤与不贤，往往滥举的人很多。魏郡设置中正官，九品中正制只取一人，考察德行也只凭口耳相传。后来中正官任意爱憎，收受贿赂，选取门第资历和官职名位，中正官实际上成了奸邪的渊薮。北魏只简选年资劳绩，才能与否不加辨别，然而汉代三公府征辟举荐的方法尚且接近古制。郡县的属吏掾曹允许各自由其长官征辟，经过郡县征辟的由五府史征辟，经过五府征辟的公卿才开始推荐。所以士人在家中修身，名声传到乡里，征辟的书信就纷纷送达，直到县令以上才开始赴尚书选调。一个人被许多人审阅考察，汉代官吏大多能得人才【《周官》选拔人的方法，在乡里评议，告知六事，然后贡举到王庭，表示不轻信一人】隋唐以来用辞章华丽来改变，设立科目推行技艺已经搁置了，然而还考察时望记录在案。到宋代设置糊名誊录，那么德行才能与否一概不加辨别，士人的得失权衡于命运有无，只是假借辞章华丽来彰显罢了。我认为科举流于泛滥，封建制度不再恢复，选举难以施行。如果只顺随时论取人，那么王莽未得汉权时，折节恭俭虚誉隆洽，晋殷浩未出时天下都以为深源不起，如苍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重他的文行，莫与为比，堪充选举。虽国皆曰贤也，而竟如此，又何哉？总之，毁誉难凭。那么湖学经义、治事、边防、水利，置斋实取人的规矩。虞廷纳言试功一节，实审才之实。盖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着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门四科论人，赐逹求艺，亦不专主文章德行，则偏狥，岂不是弊】后世取人，但言语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谈则胜，行之实事缺者。礼乐、讼狱、财赋、兵机，素未经尝，则选以事多废，而嵗月淹久，资格及付以断国论谋王至当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不问也。所以政以人弊，国以人亡。

译老彭

事情只有合乎人情的才可信。传记中记述彭祖、老儋，各自都有诡异难凭的说法，寿命都达数百年，现在简要记述他们的始末。彭祖姓籛，名铿，封地在彭城，所以号称彭祖。他曾以烹煮野鸡来调养性情，侍奉尧帝，在夏朝担任大夫，在商朝担任守藏吏，在周朝担任柱下史。《彭祖传》说：商朝时已传三百岁。《列仙传》说：死了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了五十四个儿子，寿命七百岁。又说八百岁。而《尚书》唯独称颂他说：彭祖上及虞舜，下及五霸，他的终了大概是在周朝。但如果像仙传所说，彭祖只延长了自己的寿命，却不能一并延长妻子儿女的寿命，那他的仙道也太浅陋了。老儋，是皋陶的后代，《姓苑》记载皋陶担任理官，因此以“理”命名氏族。古字“理”与“李”通用，所以《左传》中“行李”、“行理”没有区别。夏商时已有李氏姓氏。《尚书》中有李姓，新旧《唐书》却都说老子生在李树下，遭遇战乱饥荒，吃木子得以存活，因此姓李。葛洪《神仙传》又说老子没有父母，姓李，这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查考老子生于周宣王四十二年，母亲给他取名叫耳，字伯阳。刚出生就能说话，出生时头发雪白，眼睛方正，眉毛很长，身高九尺，耳朵七寸且耳孔漏风，所以又名叫耳，字儋【与耼同，又写作耳】，封邑在苦地的赖【亳州卫慎县县东有赖乡，就是老子的出生地，有祠堂。《汉书·地理志》将老莱子、老儋视为两个人。查考《庄子》一书，孔子向老聃问礼。高氏传注说：孔子到楚国，见到老莱子，当时已二百多岁，穿着彩衣戏弄母亲，侧面所问的都是礼制事务。两位老子的传记都说他们是楚国人，又有人说“莱”是“老”的声转，怀疑只是同一个人】，在桓王、庄王时任职，出任柱下史，在简王、灵王时担任守藏吏，平王时著《道德经》。孔子死后十九年，向西进入秦国，经过流沙，教化胡人成为佛，见到秦献公。又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他的寿命据说为二百七十岁，又说四百七十岁，又说不知其终。然而鄠县柳谷水边有老子墓【我查考老子著《道德经》，主张清净无为，对外没有半句话提及神仙。《庄子》一书最尊崇老子，也不说他是神仙。直到晋代葛洪著《神仙传》，才将老子列入神仙。从前推崇黄帝的人说黄帝寿命三百岁，《大戴礼记》记载宰我问孔子说：黄帝是人，怎么能活三百岁？孔子说：活着时百姓受益于他的德行百年，死后人们信服他的神灵百年，长久后人们畏惧他的教化百年。我私下怀疑彭祖、老子的长寿，就像孔子论述的那样，只是传记神化了他们罢了】

治贵审时

评论秦政和王莽说：秦焚烧诗书，以确立私议；王莽诵读六艺，以粉饰奸言。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都导致灭亡。大概是说书籍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是一样的。魏鹤山曾感叹：孔孟著书，未能实行，他们周游列国，熟谙世故，又通晓前代历史，如果让他们得以任用，政策的宽严必定得当。等到秦火肆虐，经典都出自汉儒，搜集先王的制度，混杂着秦汉的谬误。甚至胡制郑王，贾谊、马融的笺注，多是以后代君主的仪节文饰和臆测之说。三代的法令典章，所以经典记载义理纲常，高古不易，而建置细节，顺应时宜即可。夏礼而杞国不足以验证，殷礼而宋国不足以验证。孔子时二王之后尚存，却说然后呢？孔子所说的文献，又可知了。韩魏公规劝荆公新法说：古今制度不同，贵在便于时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行于今天的，不止一处【程子说：经典焚毁，礼书多出汉儒附会，不可一一追复】后世拘泥于太宰六典的名称，执着于周公制礼的说法，一用于王莽，二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理终究不能达成。不知道三皇五帝的制作，都出自圣人，而唐虞禅让，夏后殷周世袭，忠质文崇尚不同，子丑寅建正已，各不相同。何尝殷必须遵循夏的痕迹，周必须沿袭殷的制度？况且事情久了必然产生弊端，弊端久了就要更改，哪有执着不通的道理？汉代崔寔《政论》说：济世拯时的方法，难道一定要效法尧舜才能治理吗？期望补救缺失毁坏，支撑倾斜不正，随形裁割，将当今社会置于安定领域罢了。孔子回答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相同，所急务不同。俗人惊奇于所闻，轻视于所见，怎么能与他们讨论国家大体呢【后世说三代永固是因为封建，不知道禹的天下并非没有封建，不到三代太康就失国，幸而再次集权的是少康的贤明。厉王的天下也并非没有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恢复治理的是宣王的修攘。春秋诸侯的弊端极矣，周以微弱却传承数百年，难道诸侯对周真有一日之力吗？只是各自争强，不能相质，周幸而传承罢了。秦改为郡县，弊端在于苛暴；汉改为宽仁，受制于权臣；晋弊端在于权臣，隋弊端在于盗贼，唐弊端在于藩镇，往往国家的灭亡都有弊端，善于治理的也只是救偏补弊而已，不拘泥于说法】又说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难道不美化文武之道吗？实在是通达权变，知道弊端。崔寔此论足以尽善三代弊端了。我曾说唐虞治道，万古冠冕，究其设官

译只有内部设有百揆、四岳，外部设有州牧、侯伯，职责可以记载的，不过是禹平定水土，稷教导播种，契推行五常之教，皋陶担任士官，以及垂主管工程、夔主管音乐、伯夷主管宗庙祭祀罢了，哪里曾经像《周礼》那样琐碎呢？况且治理之道贵在清静安宁，如果设置的官职已经冗杂，那么巧诈与拙劣之人混杂进用，天下就开始出现弊病了。司马光说：“叔向说过，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制度繁多。圣明君王的治理，谨慎选择忠良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法制不繁杂而天下得以治理。等到国家衰败时，百官的职位不能选拔合适的人选，禁令反而越来越多，防范约束越来越严密，上下劳苦烦扰而天下大乱。”从汉唐以后，君主的治国之道虽然不完全纯正，但汉文帝、汉景帝凭借恭敬节俭达到太平，唐太宗凭借仁义达到太平，宋朝凭借儒家之道达到太平，这也只在于用人得当罢了，不在于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酌》诗颂扬成王，《序》言说成王能够斟酌先祖的道用来养育天下，汉代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而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苏轼说：“事情如果可行，不必都有先例。如果世俗所不安，人们所不悦，即使礼典有明文规定，也无助于消除怨恨。所以鞋子不必相同，关键在于合脚；治理不必相同，关键在于适应时势。”又说：“通晓变化，天下就没有不好的法令；拘泥成法，天下就没有好的教化。”

译将领年老

秦始皇攻取楚国，起初怀疑王翦年老且胆怯，后来最终任用王翦为将而获胜。汉宣帝任用七十多岁的赵充国为将，于是平定了羌人。光武帝任用精神矍铄的老翁马援，于是平定了蛮族。晋朝邓艾平定蜀国，王濬平定吴国，都是七十岁。其他如吕尚八十岁遇见周文王，百里奚七十岁求见秦穆公。晋国重耳六十二岁返回晋国，郦食其六十二岁遇见汉高祖。唐朝裴度、郭子仪，身体越老，国家越倚重他们。大概是因为经历丰富，思虑精密，举措审慎，往往凭借年老而成功。张南轩曾经评论赵充国为将说：“将领的过失，只是空有勇力而没有谋略。”赵充国说：“用兵难以预料，希望到金城后绘制地图呈上战略。”他不轻视事务到了这种地步。将领的弊病，在于贪图眼前的功效。赵充国屯田作为长久之计，谋求万全之策。将领的弊病，在于忠诚却喜好杀戮，不体恤百姓。赵充国谋划坐守以消解西戎之患，使百姓安宁。这难道是崇尚意气、贪图功名的年轻人所能达到的吗？

主帅的职责

张南轩担任荆南主帅，给朱晦庵写信说：“我受命镇守上游，军队归都统管辖，财赋归总司管辖。我作为主帅，专门以巩固人心为根本，使人产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之心，那么防守就能稳固，作战就能胜利了。军队、财赋、主帅，是大务，而百姓又是最根本的。他论述职责可以说简约而抓住要害。”

衣食是根本

大禹划分九州，冀州作为王都，唯独没有说进贡竹器。靠近王畿的地方称为甸服，甸是天子治理的田地，赋税专门出产谷物。大概是因为王畿地广人众，是四方的根本所在，急务在于衣食。所以王畿内百里缴纳整束的禾稼，二百里缴纳割下的禾穗，三百里缴纳去皮的半干禾秆，四百里缴纳粟米，五百里缴纳稻米。这都是以粮食为重。兖州、豫州、青州靠近王畿，兖州进贡蚕丝，豫州进贡细葛布、麻布、细棉絮，青州进贡盐、细葛布、丝、麻。这都是以衣物为重。其他州的进贡，不过是宝玉和玩物罢了。《洪范》八政，首先提到粮食和财货。《豳风·七月》，周公陈述先公的风化，公刘、召康公告诫成王以民事，都谆谆教导农务。由此可以看出，王者富有天下，也不可一天忘记对衣食的关注。

江、河、淮、汴

天下转运漕粮的水道，大的有四个：叫江、河、淮、汴。黄河可以汇聚西北的漕粮，长江可以汇聚东南的漕粮，汴河引黄河水入淮河，实在是江湖的脉络，可以汇聚中原的漕粮。其余的小水，随地所出，都通达江河，详细记载在《禹贡》中。淮河发源于桐柏山，逆流北上通过汴河通黄河，而向南不通长江，所以《禹贡》叙述江水防海，然后流入淮河。《左传》说吴王夫差开始开通江淮，从此四水通济。凡水水力不同，船只运载也不同。唐朝刘晏转运漕粮供给关中，起初一概用船运输，艰难阻碍百端，后来察觉江船不可用于淮河，淮船不可用于汴河，汴船不可用于黄河，于是随岸设置仓库贮存装载，根据水势的适宜，用船运输于是没有阻碍。黄河到龙门，受砥柱险阻，又借助陆运进入渭水。渭水深浅不常，隋朝兴起开凿渭水，自兴东到潼关，共三百里，名叫开通河，然后关内的运输才通利。唐朝以来，潼关有变故，黄河汴河不通，那么江运逆流汉水进入武关以到达长安。但汉水上流滩险不如黄河渭水容易。唐末及后梁初年定都洛阳，后梁因为洛阳运输艰难，改都汴州，汴州占据江河水陆要冲，资用富饶，而地势平旷，天下有事时乃是四面受敌的要冲。必须用军队巩固，所以古今谈论王者的居所，必定说是长安、金陵，大概是因为运输便利且险要闭塞。宋朝南渡初期，李伯纪、胡安国进献计策，都请求布置荆襄为根本。

译进取的计策】

张道陵

译《汉书》记载张陵字辅，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出生，在天目山得道，擅长用符箓治病。汉桓帝永寿元年，他在灵峰白日飞升，享年一百二十岁。而邵伯温的《闻见录》记载，汉建安二十年，曹操攻破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曾祖父名叫张陵，汉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鹄鸣山修道，制作符箓文书，迷惑百姓，信奉其道的人都要缴纳五斗米，当时称他们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叫张衡，张衡的儿子叫张鲁，他们父子相传这种法术，自称“师君”，其信徒称为“鬼卒”、“祭酒”、“治头”，大体与黄巾军类似，朝廷不能讨伐，便任命张鲁为汉宁太守，镇守夷中。观察这些记载，可知张陵并非非凡之人，道家现在尊奉张陵为天师，起初只是泛称，唐代才开始正式封号。

《识遗》卷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识遗》>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八 宋 罗璧 撰

天即理 仓颉

轩辕黄帝 陶唐殷商荆楚

尧舜病博施 豫让

饮器 射日补天

经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过百为寿

豪杰不苟就 三教

耘耔

天即理

谶纬之学尚未兴起时，古人自信，多将事情归托于天。尧舜禅让贤人，都说“天的历数在于你身上”；商汤周武兴起，说“天命没有差错”，说“天保佑有单一德行的人”，说“天让我治理百姓”，说“天怜悯百姓”，说“天必定顺从他们”等语，往往借天来作为训诫。朱熹说：“事情不出自于人，就出自于天，天就是理。凡是合乎理的自然，不是人的私智所为的，都称为天。”夏桀商纣的暴虐如此，东征则西方怨恨，南征则北方怨恨，三千臣子同心，八百诸侯毕集，这是人的智力无法达到的。商汤周武顺应它便是天，违背它便是人，称之为天并不虚假。《左传》说“天诱导他的内心”，说“上天的鉴察”，难道有诱导夺取的迹象吗？行事顺理而治，大概是天启发的；行事逆理而亡，大概是天毁灭的。天尚且不违背理之逆顺的权变。孟子说：“天不说话，通过行动和事理来显示罢了。”先儒解释“天因为舜的行事显示给予他的意思”，尧舜的儿子不肖，便可见天不长久尧舜的天下；启贤能继承，便可见天想长久禹的天下。所以说“没有人做而做成的，是天。”禹治水，伦常秩序井然，箕子说“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也是说禹能顺应水的本性，不失高下适宜，大概天赐予他知晓九畴的秩序，所以没有违背水性的过失。汉代儒者不审慎，竟拘泥于洛书龟背本文多少的比较【详见《书·洪范》疏】，这哪里是真知天的人呢？况且太古文籍未产生，天果真以龟文示人，也未必有所谓不一、名字三十六字的详细记载。又查《易·系辞》，孔子只说“河出图，洛出书”，并没有龟龙的传说。汉代谶纬之书起始，说“龙负图，龟负书”，大概是汉代儒者增补的。加上古人言灾祥多占卜于人事，谶纬之书全部增益以神怪。禹观河，看见白面长人；殷代白狼衔钩沉璧于洛水，而黑龟与之书；黄鱼跳跃，周代赤雀衔书，白鱼入舟，都是《礼纬·稽命征》的话。所以谶纬都起于汉代儒者。

仓颉

仓颉造字，宋代皇甫谧等人都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不知道伏羲在黄帝之前，已经说作书契，不应先有书契后有字。况且管仲说古三王以前封禅的七十二位君主，都在泰山纪号。庄子也说十二代的封禅，有纪勒的千八百多处，那些纪勒必定都是字。晋代索靖《草书状》说：“仓颉既为王，书记是为《尚书》。”疏家张楫说：“仓颉为帝王，生禅通之纪。”《春秋元命苞》叙述帝王之相说：“仓颉四目”，那么仓颉是伏羲前的一位帝号。所以蔡邕、曹植都称仓颉为皇，吕不韦称仓颉也说史皇氏【古谓字书为史】，那么说他是史官就是错误的。开封府浚仪有仓颉城，《论衡》说：“学书讳丙，日以五行书。”是说仓颉死于丙寅日。

轩辕黄帝

《庄子》记载轩辕氏之后，才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六韬》也记载轩辕氏，在骊连氏、赫胥氏之间。轩辕，自古帝王一号也。古币也有轩辕、黄帝的区分。轩辕币文作“币”，黄帝币文作“命”，那么轩辕、黄帝为二。又轩辕以车得名，轩辕观察转轮之风，法制车轮，轩车横木，辕车直木，因以为号。黄帝见大蚓，曰“土气胜”，土色黄，因号黄帝。司马迁不详，乃曰“黄帝名轩辕”，后人从而亦讹。执古为信，《庄子》古于《史记》【按河图：黄帝名轩，文缺封降禅德，祖黄轩。《论语考》曰：轩知地利，则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