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遗卷五　　　　　　　　宋　罗璧　撰

译言语和行为难道自相矛盾吗？况且《左传》中论述孟子，都已是晚周时期，《尚书》在《易》《诗》《书》中多有援引，为何都没有一句话援引《周礼》呢？朱文公也说：“《左氏》记载《周官》的名称非常详细，却从未提及府、史、胥、徒，《周礼》中缺失紧要之事也很多，而在其他书中几乎看不到，如果真是出自周公，那应当是草创制定而未施行的书。”又《周礼》《仪礼》中语意相类似的地方不止一处，它们出自汉儒无疑，只是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称为经，而且其中用字也很奇特。刘歆之子【缺】曾经跟随刘向学习，所以用字奇特。

译《易》是变易的意思，多用物象来阐明道理，所以书名叫《易》。旧说认为“象”指日月，取阴阳变易作为含义。日月交替晦明，大概是变易中最大的现象。陆德明将其推演到物理，认为“象”的含义出自“象”，“彖”的含义出自“彖”（按：“彖”指茅犀，解释为羊脸小角，能预知吉凶，成群出现。交广地区的土人称之为猪神。象身具备十二种少肉，也能预知吉凶阴阳），“易”的含义出自“易”。东方朔说：“不是守宫就是蜥蜴。”秦、晋、西夏称守宫，又名蜥刺。易，南楚称蛇医，东齐海岱称螈，北燕称祝蜒。蛇形四足，颜色变化不一。字象形为守宫，《博物志》说：“用朱砂喂养它，颜色变红，用来标记妇女，终身红色不消退，如果有了配偶就脱落，所以叫守宫。”命名这个大概是因为阴阳交合，那么“易”字不仅仅象征日月。若干龙也象征事物的变化。

《周易》将彖辞、象辞、文言分配在卦爻之下，始于费直（孔颖达说：始于王弼）；《尚书》将序文各自冠于篇首，始于孔安国；《毛诗》将序文各自冠于章首，始于毛苌；《春秋》与《左传》合为一书，始于杜预。

尧派鲧治水，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又任命禹。禹手脚生茧也不害怕，想要掩盖父亲的过错。等到鲧被杀，禹作为鲧的儿子，以情义来处理，即使没有说法能保全父亲，大概也不会对亲人冷漠。虽然鲧因罪被杀，禹无法推辞，但作为人子的心，想要处理得安心，应当以离去为得当。有人说：舜不因为鲧而废弃禹，是公正；禹如果因为鲧而抛弃舜，是私心。圣人以天地为度量，不能用私心窥测。我认为公私的辨别可以有，但父子的伦理不可昏昧。孔子说：“吃着稻米，穿着锦缎，你安心就去做。”圣人处理事情，只求内心安宁。桃应问：“瞽叟杀人怎么办？”孟子回答说抛弃天下像丢弃破鞋一样，大概是说舜在这个时候可以没有天下，不可以没有父亲，义比得到更重要。唉！禹，我没有异议了。父子是大伦，圣人应当有说法来处理。

县邑二字古代不通用，制度不同。《周礼》说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郑玄注县方二十里，县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叫县。《周书·作雒篇》说千里百县，谓县方十里。《礼记》《左传》注邑都是四井，但传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请求制邑说岩邑，凡以地名着称的都叫邑，郧人用随、绞、州、蓼伐楚，斗廉说日虞四邑的到来，以及敝邑之类，国例称邑。又说凡邑有宗庙先君的主位叫都，没有叫邑，那么起初没有四井的限制。如果温栾豹的邑，范文子想要，说温是我的县。昭公五年传说韩赋七邑都成了县。《史记》说晋六卿想削弱公室，于是依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那么县邑在春秋时已相混。战国秦封卫鞅商于十六邑，按商于是商农县名，那么鞅封邑特指商农县六十四井地罢了。周亡，赧王献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尝对楚令尹子昭说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我怀疑也是四井之邑。班固汉史剖析尤明，《汉书》高帝说沛丰邑中阳里人，应劭注说沛县也，丰其乡也，师古注沛者秦泗水属县，丰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关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故知邑系于县。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十二年上击黥布还过沛，及去父老空县皆之邑，西献县邑在汉初实为二意，其时井邑之制犹有存者。按商鞅变秦并诸小乡都邑为县，县置一令而古制尽亡。《诗》《书》言夏邑商邑丰邑，《易》曰改邑黄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论语》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师古训聚邑是已，指人众聚居处言之。韵释郡者群聚也，县者悬也，悬于郡之谓县，县系于郡，秦制明矣（左传哀二年赵简子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则古县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参上古先王惟以州统国，《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郑玄注一师领百国，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国为属，十国为连，二十国为卒，二百一十国为州。《礼记·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国。”《周礼》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郑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间，而州大国小也。故黄帝画野分州，言得百里之国万区。《易》称“先王建万国”，书言“协和万国”，以见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国则无限也。周衰，列国转相吞灭，国之大者遂连城数十。战国通天下为七国，于是国之名大于州。秦惩封建，析国为郡，有三十六。汉晋以来，递变而小之，复有郡国之号，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谓

译所谓“国”，是把所统辖的州郡名称一并列入其中。

译泮水与辟雍

《泮水》这首诗共有八章，其中五章是讨伐淮夷，开头两章叙述鲁侯莅临泮水的礼仪，只有第二章中“匪怒伊教”这一句话，似乎与学校中的事情有关。如果《泮水》确实是为学校而作，那么应当铺陈描写黉宇的制度，颂扬教养的美好，推究阐明仁义道德的根本，以及人才兴盛的功效。现在都不是这样，而解释者却一律用学校来阐明它，这种说法实际上始于汉儒。《王制》说：“天子辟雍，诸侯頖宫。”大概是说环绕着水的是天子的学校，那么泮水就是诸侯的学校。又因为《诗》中提到“献囚”、“献馘”、“献功”，于是就在天子出征的条目下，连带上“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等话语。其实汉儒本来是根据“泮水”、“辟雍”、“匪怒伊教”这一句话来解释的，后来的儒者援引它来解释《诗经》。从唐代陆德明开始，不知道汉儒拘泥于一句话，而牵强附会地贯穿全章的弊端。孟子说古代的学舍只称为校、庠、序，《诗经》的本旨以及小序都不把泮称为学。郑玄在《礼记》注中说：“頖者班也，所以颁政教。”我私下认为，如果解释为颁布政教的地方，那么小大从公饮酒、落成典礼、祭祀祖先、祭祀天帝、献囚、献功、献俘、献琛，所列举的事情非常宏大，如果不是这样，何必事事都从学校中产生呢？又说先贤指称辟雍、宗庙也不是，因为庙是致敬鬼神的地方，而在那里学习、宴饮、射箭、囚禁俘虏、割取左耳、创伤流血、亵慢严重，这些都不符合参验的道理。《白虎通》说：“辟雍外圆内方，明德应当圆，行为应当方。”蔡邕《明堂论》说：“辟雍外圆内方，拟议君王的动作，效法天地，水环绕四方，比喻德行广被四海。”不知道泮水象征诸侯的行为，不应当方正德行，不应当广博吗？他们解释辟雍虽然明白，但对于泮水却有阻碍，都是被《礼记》的说法所拘束。所以致堂曾经怀疑泮是庙。一首诗八章，军事占据三章，不是学校很明显了。如果是庙，那么饮酒、誓师、俘获囚犯、琛宝左耳、施行教化，都禀告于祖宗，道理或许适宜，但不能没有郑注亵慢的弊端。而且说辟雍也不是学，辟是君，雍是和。《诗经·灵台》篇提到辟雍，而其中叙述“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鼖鼓钟镛无不协调”，都不是学校中的事情【我考证《虞书》“命夔典乐，教胄子”，《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商学曰瞽宗”，古代的学者“春诵夏弦”，凡是记载学事的，大多与乐相关。汉初没有设立学士与讲论者，命令他们在太常肄业，所以知道古代乐与学是一致的，致堂似乎没有详细考察】《文王有声》篇提到镐京辟雍，诗序说：“武王完成文王的征伐功业，诗中叙述文王筑城作丰的事情，也与学无关。”又上一章说：“皇王维辟”，辟是君无疑。解释者一律把辟雍当作学，都是误于汉儒的《王制》【按先儒解释辟雍为环水，认为璧体外圆内方，水环绕像璧一样，所以辟以璧得义；因为“振鹭于飞，于役西雍”，指雍为水津，不知道君名辟义又如何】乡先达鲁宝潭士能曾经说：《泮水》不是颂扬僖公的诗，其中多言讨伐淮夷。查考书籍，伯禽曾经征讨淮夷徐戎。小序说“颂僖公”，也是错误的。又参考《閟宫》诗，其中说“鲁侯”的是指僖公，“曰鲁公”的是指伯禽。《泮水》说“鲁侯”，只应当是颂扬伯禽的诗。

汉儒论礼

汉儒谈论礼制大多不近人情，丧礼哭泣主要在于哀痛而已。《礼记》说：“齐衰的哭泣，像去而复返；大功的哭泣，三折声而不拖长；小功缌麻，有哀容就可以了。”解释者说三折声是一举声而三次转折，拖长声是余音从容。哭泣而发出折声和余声，这是心意不在哀痛，而是因为哭泣而做作姿态。如果说始死时主人啼哭，兄弟哭泣，妇人哭啼，都区分得没有意义，赏罚应当根据功罪而已。《礼记》说：“夏道先赏而后罚，殷人先罚而后赏，周之赏罚用爵列。”赏罚不比较功罪而辨别先后，这种说法已经荒谬；至于只论爵列，尤其不通之极。又说：“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尤其不是用来教化的。至于养老，《诗经》叙述成王养老乞言的礼仪说：“铺设筵席授予几案，酒醴醇厚。”又不然，厚待其禄赐，如孟子所说，如果有谋略，就前往请教就足够了。现在《礼记》说：“亲自侍奉膳食，袒露手臂割肉，拿着酱料进献，拿着爵杯漱口，戴着冕拿着盾牌站立。”这简直是街巷间的浅薄之谈，难怪后世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士的差别

《礼记·王制》说秀士、选士、造士、进士，都是优秀民众的名目；《周礼》说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则都是爵位名称。郑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说：“命者，五等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小宗伯》的职责：“赐给卿、大夫、士爵位，则作傧相。”《诗经》说：“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

译《王制》说：“天子的元士，地位相当于附庸国。”因此《周礼》将士列在府史之上，大概府史只是供职的平民，而士则是接受君命的人。士接受君命就有俸禄代替耕作。诸侯国的下士相当于上等农夫，供养九人；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供养十八人；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供养三十六人。《中庸》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诗经》说：“凡是周朝的士，即使不显赫也能世袭。”这说明士的爵位允许继承。《檀弓》记载鲁国的县贲父死后，庄公为他作诔辞说：“士有诔辞，从此开始。”这表明士死后可以赐谥号。所以经典中说士都比平民高出一等，掌握技艺的人不与士同列。汉代的爵位第一级叫公士，都是受爵命封赐的士，不仅仅是优秀的人才。《白虎通》说：“士，就是事，凭借才能胜任事务。”《说文解字》说：“数目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推知一就能知道十的人叫士。”《汉书·食货志》说：“通过学习而居于官位的人叫士。”详细考察“三士”，《汉书》中的“受爵命封赐的士”，《说文解字》中的“优秀人才的士”，《白虎通》中的“能胜任事务的士”。后世的兵卒称为战士，有技艺的人称为术士，老人称为道士，全都是能胜任事务的称谓。至于《虞书》中“司寇称为士师”，《周礼》中六士主管狱讼，这里的“士”是明察的意思。

译息字的两种训释

关于“消息”的“息”字，读者大多用“停止”来解释。我考察后认为有两种训释：经典中如《礼记·祭义》的“不息则久”，《左传》的“继好息民”，《孟子》的“王者之迹息”，都解释为停止；《周礼》的“保息六养万民”，《孟子》的“日夜之所息”以及“孳息”“生息”“蕃息”，都解释为生长。汉代《史记》高帝纪：“吕公说：‘我有亲生女儿’”，颜师古注：“息，生也。”《史记·货殖列传》：“逃亡的人借债要加倍偿还利息”，陶朱公年老听任子孙经营产业并使其生息；“百姓从事农商，每年大约产生万倍的利息”，毋监氏拿出千金贷出，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宣帝纪：“刑罚不可停止”，“三代：夏以十三月为正息，殷以十二月为正息，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孔颖达说：“阳气生长为息。”《江陵国志》：“在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那地方隆起如状，牛马经过一夜如【缺】盖土壤的生长不息穷尽。‘息’解释为生长，与‘消’字正好相反，道理相当。

西北豪杰的产地

古今大多认为北方兼并南方，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汝坟、江汉。《诗经》序言说：“教化从北向南推行。”邵雍以地气从北向南，辨别天下的治乱，难道南方不行吗？只是不能向北，而且不可向北罢了。古人说输出粮食到东南，招募士兵到西北，大概是说西北的风气是豪杰所聚集。然而春秋时吴楚与中原大国抗衡，项羽凭借江东子弟八千人，横行天下。李陵率领荆楚士兵在单于庭喋血。赤壁之战周瑜战胜曹操，淝水之战谢安战胜苻坚。桓温进入洛阳，击退姚襄。刘裕抵御姚泓，俘虏慕容超。陈庆之夺取河南，都没有听说依赖西北。只是南方人进取的志向不坚定，才力局限于南方，便以江淮为界限，以荆楚为门户，只讲求守国的计策罢了。如孙权在赤壁，晋室在淝水，刘裕在广固、洛阳，都没有曾经利用破竹可乘的势头。而孙权打败曹操就停止，晋军击退苻坚就返回，刘裕甚至放弃已经得到的长安。有人说中原容易夺取难以守住，不知道祖逖终身保有雍邱，宗泽与汴京共存亡，岳飞恢复失地不止，金主杀害秦桧而死，张德远至死主张抗战，名声震动异域。观察这些，那么强大的敌人不专在北方。刘表坐据江汉，没有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窥视他。汉高祖被封于南郑，前史说南郑险要如同天狱，而高帝说：“我的心意也想向东，怎么能郁郁久居这里呢？”最终消灭项羽。蜀国荆邯说：“汉高祖兵败身困多次，然而军队败了又集结，创伤好了又战斗，是因为以前死战而成功，超过退却就灭亡。”贾复也说：“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的难道不可保吗？”所以图谋尧舜而达不到的，汤武是也。图谋汤武而达不到的，桓文是也。前世豪杰如此，只有周公瑾、诸葛孔明、张德远，而公瑾上天不给他寿命，孔明用蜀，有人说不应放弃荆州【蜀地险要可以自固，荆州则有可以窥视中原，收取吴楚的便利】，张德远则受压于主上势力不振。又我考察李陵是陇西人，祖逖是范阳人，项羽、刘裕、刘牢之都是彭城人，周公瑾是舒州人，张德远是成都人，岳飞是邺人，只有宗泽是婺州人。凡是有志于事功的多产自西北，大概兵无彼此，将有勇怯。同样的赵国军队，赵奢率领就胜，赵括率领就败。同样的燕国军队，乐毅使用就攻破齐国骑兵，劫使用就被齐国所破。所以料敌，是料将不料兵。不畏惧兵多而畏惧将武。

处置两得

处理事情有依理而行，成败听之于天的；有苟且一时之安，成败慢慢图谋的；有不择利害，不量彼此，以成败付之幸不幸的。我认为付之幸不幸，无所处置的；苟且一时之安，强于处置的；依理而行听其成败，胶于处置的。若奸雄窥伺之时，反侧危疑之际，胶着则失于知变，强求则不免遗祸，侥幸则存亡立判。想要我不失体统，他得无词，最难两得。曾读史数事，今请裁以己见，然后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锐意除藩镇，惮其威。淄青节度李正己，愿献钱三十万，大概是试探朝廷。德宗欲受，恐见欺；不受，又逆其来意。时崔祐甫为相，请遣使就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献钱颁之，使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则正己大惧。宋真宗时，西夏纳款，因言国饥，乞粮百万，大概是借恤灾窥视宋朝。时王旦为相，请具京师诏彼，自遣人来取。夏去汴悬隔，自取得不补失矣。西夏得诏，称朝廷有人。后元昊复叛，将纳款，先令贵臣野利以书通朝廷。朝廷复书，议所以称。或请名以太尉，庞庄敏争之曰：“太尉，国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将如何？”今野利书来自称天都，此其国之官称也。依此称之足矣【宋初与契丹讲和，或言称北朝王，叔公乞

译【只称契丹】绍兴年间，韩世忠镇守淮河，因为所率领的兵力较少，请求从张俊部下抽调赵密的一支军队作为援助。张俊怀疑韩世忠想吞并自己，拒绝命令，不肯分兵。当时赵鼎担任宰相，调拨御前杨沂中的一支军队援助韩世忠，同时抽调赵密入京护卫。张俊于是无言以对。又当时陈规镇守德安，盗贼李横包围城池久久不撤，于是假借请求粮食来侦察陈规是否有后继援军，又指名索要官籍妓女。妓女之事虽是细枝末节，但大体上已是受辱。陈规命令斩下妓女的头颅交给李横，李横大为沮丧。这与古人“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的意思，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拘泥于小义而妨碍了大的权变。王通认为：“如果皇道不能极致，那么牺牲一个人，拯救千万人，也是权变的机宜。”杀一个卑贱的妓女而威名流传于敌国，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近代孟珙（号无庵）统帅荆房地区，某将领叛乱的事情颇为显著。防守的士兵白某揭发他的奸谋，请求帅府揭露其罪行。孟珙召集佐僚属官商议，有人请求发兵，有人请求招安。孟珙听到发兵的话，一笑问道：“你们打算如何招安？”众人又没有好的策略。第二天，孟珙亲自批示判决说：“白某敢诬告守将，确实犯了军法，斩首后送到本军示众。”然而孟珙考虑到房州激起事端，必定是因为钱粮不够供给，于是不时命令制置司支取若干钱米，下发给本军普遍犒劳一次，士兵的首级送到房州。叛将大安，普遍犒劳既已施行，士兵们都如雷震般响应。过了几个月，蜀地有警报，调房州将领去救援，于是趁机转移其兵权，将其置于法度之下。在房州为白某建庙祭祀，追赠官职，赏赐他的妻子儿女，不费一兵一卒，就坐消一城之变。当时应山李庭芝参与其幕府，说孟珙不惜一人之命，以保全千万人之命，真是统帅之才。我听说这件事，是从应山客人刘清臣那里。

译随时救时

宋绍圣年间，陈了翁有“随时救时”的说法。当时童贯、蔡京掌权，偏袒王安石，一切以熙丰年间的政策为是，以元祐年间的政策为鄙陋。而尊崇元祐的人多为正直之士。陈了翁主管科举选拔，把名字排在前面的人都录取熙丰派的人，而元祐派的人，大多录在后面。因此正直的人得以入选，也不违背当权者的意图。陈了翁因此说：“顺应时势正是为了挽救时局。”由此想到：鲁国人打猎争利，孔子也参与打猎争利；东汉各位君子痛恨宦官如同仇敌，而陈寔却独自去吊唁张让；王敦背叛晋朝，而温峤、缪综却管理他的府中事务；武氏家族改唐为周，而狄仁杰却愿意做他们的臣子。这大体上就是陈了翁的意思。当新法推行时，邵康节的门人想要弹劾新法而离去，邵康节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程明道知道王安石做不顺人心的事，却愿意担任他的条例司官，这难道是计较从容后的福报吗？所以论及当时的党争祸患，都是众位君子激化而成的，大贤人的见识确实不同。庄子说：“他如果像婴儿一样，我也和他一起像婴儿一样；他如果没有界限，我也和他一起没有界限。”通达的人进入其中而没有瑕疵。又说：“接近他而不想进入，调和它而不想出来。”这两句话尤其有道理【王安石说：“召公的不悦，并不妨碍他与周公同心；孔子的应允出仕，并不妨碍他与阳货不同。”也是这个意思】

地理

山川的气运凝聚在人身上，经典中只有《诗经》“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两句这样说。近代朱文公对于事情，无不以正道裁断，以事理折服，唯独对于风水不排斥也不拘泥。采纳他的说法，是说道路所经过、耳目所接触的地方，人有想要居住却不可前往之处，以及聚落有住宅，使得山水环绕闭合，略成气象。那么想要掩藏父祖，难道可以完全不加选择，以为长远安宁的考虑，而随意行事吗？朱公大概是即显明幽暗之意。我私下认为山水的清浊，凝聚在人身上，关乎土地的大气数，不仅仅是一处缝隙一个洞穴的是非。比如燕赵多奇士，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西北严冷，人多劲悍，东南温厚，人多文丽，古今都是这样，只是人禀赋有厚薄，功效因此有宏大的和狭窄的区别罢了。如果一定期望努力达到，恐怕没有这个道理，不然郭景纯等人应当至今昌盛荣显了。况且人死后形体与精神分离，自身的枯朽尚且不能保全，又怎么能荫庇活人呢？古人审视吉凶，便营建住宅，他们考察占卜，多为居住之所占卜，唯独《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这一句，大概是居住之所乃是生人聚集的地方，决须环绕闭合则和气凝固，譬如飞鸟筑巢于树林，在枝叶稠密处，虽然风雨飘摇也不坠落。如果寄托生命于稀疏薄弱之处，那么覆巢破卵，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古人不必拘泥于风水，各有深意。查《礼记·王制》说墓地不请求，郑玄注说都受命于公家，不得私占。《周礼·地官》说“族坟”，又说“四闾为族，使之相葬”，至于公墓则冢人说“先王的坟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是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礼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注说陪葬文武墓；“晋献文子言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注“九原”是晋卿大夫族葬处】那么古代葬地有固定位置，不得选择吉凶来决定去留。唐吕才叙葬说“援引礼制，天子诸侯大夫葬都有月数”，是不选择年月。“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下雨不能葬，戊午日偏西才得葬，是不选择日子。郑国葬简公，墓室当路毁之，则早晨下葬；不毁则中午下葬，子产不毁，是不选择时辰。古代葬者都在国都北兆域有固定处所，是不选择地点。隋文帝葬后说“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齐主葬父难道不占卜吗？不久国家灭亡。我家墓田如果说是不吉，我不应当做天子；如果说是不凶，我弟弟不应当战死。司马温公说：“从前我们祖先的葬事，家贫不能备棺，自从太尉【司马池】以来，才有棺椁，那么来不及选择墓地，可以知道了。”杨诚斋说：“京仲远祖先都火化，并无坟墓，每逢寒食，望祭江边，而仲远不妨做宰相。”又给李侍讲信说：“郭景纯的书出自东晋，然而以前的葬事何限，而未尝没有富贵。”洪容斋说：“郭景纯风水能预知水变为陆，为何不能预知凶而改吉，免于死于王敦的非命呢？”胡【缺】庵给罗尚志信说：“九经十七史并不说富贵寿考由风水。”吕才说：“长平四十万人死，并非生时都犯三刑；南阳多近亲，并非风水都逢六合。”《礼记》说：“我死选择不食之地而葬之，没听说选择阴阳向背。”看这些，那么亲人死了不葬，一定期望占卜吉利作为富贵利达的资本，这种迷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作为长度单位，龠、合、升、斗、斛作为容量单位。古人以律制器，都从黍积累而十倍之，十倍而衍生之，度量都相同。只有衡以二十四铢为两，十二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起初不以十进制拘束。查刘歆说：“一龠

译容量为一千二百颗黍米，重量为十二铢，两个十二铢即为二十四铢，所以“两”这个名称是十二铢加倍而来的。」这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征。十六两为一斤，这是四时乘以四方（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的数字，总共三百八十四铢，完备了六十四卦的全部爻画。三十斤为一钧，这是一个月的数字，总共四百八十两（六甲循环一周为三百六十日，半月为一个节气，总共八个节气，计一百二十日），这是六十旬运行八个节气的象征。四钧为一石，这是四时的数字，总共一百二十斤，这是十二个月的象征。衡器的制度与数理也非常精密。至于铢、两、斤、钧的含义，铢是指细微可以区分，两是指两个十二铢而得名，斤是名称，钧是均等，石是重大。秤锤主宰智慧，智慧流动变化所以不均衡；主宰礼仪，礼仪整齐划一所以不易改变。

译魂魄

《左传》中郑国子产论述伯有的作祟时说：“人初生时，形体初具称为魄，阳气发动称为魂。如果使用的物质精粹繁多，那么魂魄就强盛，因此精神清爽可以达到神明的境界。”以前的儒者解释魄是依附于形体的灵，魂是依附于气的神。魄的灵，比如耳目的视听、手足的运动、声音的啼哭呼喊，每一个魄都具备一种灵。魂的神，比如精神的知觉，是用来支配视听运动啼哭呼喊的。所以魄是白色的，因为体质具备而各自明白；魂是芸动的，因为气呼吸往来，芸动不息。人生在世，地位高权重的人，因为他们禀受的气强厚，如果死得不是正命，必然有未尽的寿命，不散的英气。大概魄虽然死了但魂不散，凭借依附而作祟，容或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左传》在韩原之战中，秦国俘获晋惠公，推测这是申生作祟的结果。晋景公病在膏肓，药石无效，推测这是杀害赵同、赵括的作祟。后来都加上向天帝请求的话语。我根据事理推测，神怪之说必定没有，不可信；青天白日和平无事，或者因疾病痛苦，怪异何尝没有？《抱朴子》说：“夏天适宜生长而荠麦枯萎，冬天适宜凋零而竹松茂盛。盛阳适宜炎热而夏天有时凉爽，极阴适宜寒冷而冬天有时温暖，这些都是物理变化中的怪异不常现象。”所以双峰饶氏解释“子不语怪”，在《力乱神》章中说，这类事情，说有则无从执着，说无则阴阳变化，造作百端。所以圣人只不言说这些，言论接近人情。但像《左传》中必定有事情酬报，又似乎太过神奇。况且伯有死于带段，实际上是子晳的谋划，为什么伯有的作祟不报复子晳而急于杀害带段？申生的自缢，实际上是骊姬的谗言；赵同、赵括的死，也是庄姬的谗言。为什么不报复两位姬妾而仇视晋惠公、晋景公？春秋时期臣子弑君者有三十六人，却没有听说报复那些臣子；比干、伍子胥等人，都因为忠诚而被杀戮，却没有听说报复他们的君主。所以《左传》的错误在于虚妄。（鲁宝潭曾经说宋朝的制作纯粹于汉唐，曾经没有逆天害人的事情，而靖康、太宗之后，德祐、理宗之后，都遭遇北狩，这是汉唐所没有的。大概当时太祖病危，屏退旁人单独召见太宗，不久太祖用柱斧击地，好在烛影下，远远看见太宗好像有逊避的样子，所以旧时怀疑太宗杀了太祖。理宗在潜邸时，济王已经位居东宫，等到宁宗病重，史弥远又扶立理宗，济王于是不能即位，死了。或许两位宗室断绝祭祀，还像晋惠公、韩原之战的说法。太祖、济王也有向天帝请求报复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太祖如果真的想要报仇，不应该拖延几代，而济王也应当首先泄露给史弥远，亲老亲春翁旧曾将太祖柱斧遥见之疑质问于上。高阳兰坡先生起莘坡说：“江左宋齐擅杀同气者，后皆不昌。”太宗如果真是这样，不应该其后八代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延续几百年。但即位后，德昭、德芳都不得善终。又接受天下于太祖，更不还其子孙以天下，那么太宗的错误在于此）

识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六 宋 罗璧 撰

阙疑 读书致用

先天太极一理 蜡腊异祭

井田 牛耕

卜决疑 佛入中国

豚犬斥子 迂阔

祭求阴阳 周公瑾

司马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记世系

阙疑

宋代儒者解释经典，高出前古的地方，在于不沿袭汉、晋以来训诂的旧足迹，以及沉溺于谶纬巫怪之说，考察其同异，纠正其讹误，用道理分析。然而也有过分之处，寥寥千古，焚于秦，杂于汉，所谓六经多是未全之书。而一定要证明三代的正确，则近乎穿凿。只有朱文公曾经著述阙疑之说。大概孔子作经，赞《易》自伏羲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汤、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华》，孝子之诗；《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岁丰》之诗，有其义而亡其辞，汉儒都阙而不录）《典》有五而逸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都是就其可知者录之。《左传》志怪颇多，《春秋》关于人事则书。《论语》弟子记善言于鬼神曰：“敬远。”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关于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及罕言命，凡是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论也。子贡号称明敏，却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都不以臆说强通。为学，颜回、闵子骞是圣门高弟，可法于后世，只是不迁怒，不贰过，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与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并非常人全所不能者。所以圣人训戒，有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言论都晓人以平实之学。孟子七篇之书，虽多援引古事，而述尧、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救齐、梁，不出仁义二字。及论古制，则但举其概。滕国问井田曰：“此其大略也。”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曰：“其详不可得而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