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遗卷二　　　　　　　　宋　罗璧　撰

译从出产的地方直接获得，既可以挑选其优劣，又可以兼收并蓄。如果只是从别人的担子上贩来，不仅无法辨别优劣，而且所得稀少、销售范围也狭窄了。」姑且以庄子大鹏的故事来说，如果就全篇进行探究，就会知道鲲因为鱼大而化为鹏，鹏迁徙到南海，称为天池，拍击水面三千里，乘着六月的大风离去，扶摇、羊角之风随之而来。蜩鸠、斥鷃的嘲笑，出自《齐谐》这部记载怪异事物的书，其中有多少曲折的笔法，自然生动活泼。如果看到别人使用大鹏的故事，自己也跟着夸大其词，那么题材就会狭隘，意境也会急促。这也是不想像从别人担头上买花那样做。

译经典与史书皆根植于人事而作

司马迁说古人往往因有所激愤而著书，他说：“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遭遇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膑被处以膑刑，于是兵法得以编修列传，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于是世间有了《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于是写出了《说难》和愤懑之诗，《诗经》三百篇大抵都是圣贤抒发愤懑之作。”司马迁遭受宫刑，所以有此言论。根据他的说法推论，太康失去国家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事理而伊尹有训诫，三监作乱而周公作诰，孟子在齐梁两国不得志，担忧杨朱、墨翟的学说而著述《孟子》七篇，董仲舒、刘向入狱而著《说苑》、《新序》、《春秋繁露》、《玉杯》等书，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杜甫都历经坎坷困顿，抒发为诗篇，司马迁的话确实有证据。然而考察六经、《论语》、《孟子》，都根植于人事而作，《周易》阐明吉凶悔吝的道理，《春秋》记录是非善恶的事迹，《毛诗》记载政教美刺的乱象，《尚书》推崇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美德，《礼记》详细完备地记载威仪，《周礼》细致入微地记载制度，《论语》确立立身行己的大原则，《孟子》阐发王道的极致，没有空泛的言论，所谓补充治理之道而成为经典，难道仅仅是为了抒发忧愁、宣泄愤懑吗？

史书缺漏的文字

天在子时开启，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诞生。邵雍十二运说：气运到子时才有天，还没有地；到丑时才有地，还没有人；到寅时才有人的出现。夏商周三代都对应天地人开始的地方，建正正当尧时在巳位，现在在未位，到戌位时人物都将消尽【《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从开辟到尧正当中间数】。详细考察这一点，那么戌亥子丑乃是古今一日之夜，实在是天地混沌闭塞之时。从尧到宋历经三个时段，共三千多年；在此之前的寅到巳历经四个时段，应当有几千年。只是孔子著书断自唐尧虞舜，对于茫昧不清的远古不予追究。后世儒者只依据圣经来说事，史家虽然上溯到三皇，但都是搜集后人偏僻杂乱的书籍而成，并非真正获得当时的事实。但仅凭邵雍关于尧舜之上还有四个时段的说法推论，帝王之前的世代绵延如《庄子》叙述伏羲之上还有十一氏，郑玄《六艺论》、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及《广雅》，都叙述伏羲之前的帝王有数十上百氏，年数超过数万。所谓始于伏羲，只是就他所推论的而言罢了。又用《易传》参证，伏羲、黄帝、尧、舜以来的制作十三卦，都说大概是取则于离、涣、豫、随等卦，伏羲之前已经有了，卦画并非专由伏羲开始。司马迁《史记》、刘恕《通鉴外纪》，又都遗漏伏羲，只断自黄帝开始。不思考《周易》是万世文字的祖先，经过秦火唯独完备。《大戴礼记》说伏羲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叙述三皇五帝的次序很明白。两部史书却不是这样，所以东汉张衡，近代朱熹，都指责司马迁《春秋》不尊吴楚为王，以尊崇周室，所以严格区分正统与伪统。后世史官只知道顺从编年的说法，周厉王流亡彘地之后，以共和十四年系之，而周朝统绪中断。司马迁、班固的汉史，惠帝去世，记载吕后执政八年。欧阳修将武则天列入唐本纪，司马光贬黜蜀汉、曹魏，都拘泥于编年说法。确定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然后正统与伪统分明而统绪清晰，这难道不是史家的偏见吗？但秦之后项梁与诸侯共同拥立楚怀王孙子心为义帝，当时应当书写义帝为正统，然后继以汉王莽篡汉，汉史为新者十八年。张衡说当时汉元后尚存，只应当为元后本纪，编年月记载灾祥，而王莽篡位之事只记载在王莽本纪。本纪更始居位，光武帝曾做过他的将领；后来才即位为真皇帝，那么光武帝起初也应当以更始为正统。朱熹《纲目》都不予承认，以汉昭烈为例，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君人之道有不足吗？

子夏与子思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师从卜子夏，来历本于《战国策》，用《史记》考证，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那么子夏生于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孔子去世，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实际七十三岁，子夏当时二十九岁。十一年后，鲁哀公去世，继位元王九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应当一百一十六岁。五王更替之际，年号有重叠，不过相差三四年。如果按《史记》，那么子夏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有一百零四岁。孔子去世后，子夏已有老于西河的说法，但不知是否真的能活这么长的岁数。柳宗元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年轻，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几乎没有存活的。《论语》出于有子、曾子的门人，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那么子夏死在曾子之前。《资治通鉴》记载周命三晋为诸侯在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许子夏没有这么长的岁数。司马光以师从子夏作为文侯的美事系之，但应当加“初”字以表明其始。《史记·世家》说：“盗贼杀死晋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为侯。”那么师从子夏未必是魏斯已经封侯以后的事。《资治通鉴》

译又记载子思在周安王二十五年向周王陈述卫国国君的事情，其来历本于《孔丛子》，此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一百一十二年。伯鱼比孔子早去世五年，计算伯鱼最晚去世时谈论卫国国君之事，也已过去一百一十七年。所有这些疑点，大概都是对往事的追记，但司马光某年必有确凿依据。

译奇崛之文值得玩味。

骈文以整齐为贵，散文忌讳拘泥于格律，各自有其恰当之处。《尚书·禹贡》叙述九州地理的划分、山水的汇聚与分离、物产的参差不齐、贡赋的高低、工程劳作的起止，铺陈叙述随之变化，绝不混杂。《尚书·顾命》叙述成王临终遗言，礼仪文辞的排列，即使相隔千百年，读者通过文字也能分辨清楚，这是千古文章精妙之处。所以苏东坡曾推崇《禹贡》，曾子固劝陈师道学习文章，说且读《顾命》《周礼》，文字奇崛，不一而足，且状物最为精妙。

《周礼·内饔》说：“牛夜间鸣叫则肉腐臭，羊毛冷硬则腥臊，狗大腿发红则躁动腥臊，鸟眼浑浊且鸣声沙哑，猪瞎眼且睫毛交错则腥臭，马黑脊且臂上有斑纹则蝼蚁滋生。”这六种情况分别是各类牲畜的疾病与臭味。斜着走、侧着走、连着走、曲折走，蚯蚓、螃蟹、鱼、蛇的行走方式，是各种姿态。用喉咙鸣叫的，用注鸣叫的，用旁边鸣叫的，用翅膀鸣叫的，用大腿鸣叫的，用胸部鸣叫的，是动物鸣叫部位的不同。厚嘴唇、闭口、眼睛突出、短耳朵、大胸部、臀部光亮、大体格、短脖子，以及尖嘴、裂口、多眼、长脖子、小体格、腹部凹陷等语，是裸体羽毛类动物的各种形态，都是随着它们的差异而描写的。

又如果加深它的爪子，突出它的眼睛，竖起它的鳞片，那么它必定勃然发怒。如果勃然发怒，那么承担重任就适宜。爪子不深，眼睛不突出，鳞片不竖起，那么它必定颓然如委顿。如果颓然如委顿，加上重任，必定废弃不用，描写飞禽走兽收缩张开的态势，力量的轻重，可以想象，这还有形状可以描写。

如果没有形影的声音，描摹最难。《礼记·乐记》说：“向上如抗起，向下如坠落，弯曲如折断，停止如枯木，直则合乎矩，曲则合乎钩，累累乎端正如串珠。”何止是亲自聆听那抑扬高下的声音。后来韩愈听琴等作品，虽然描写这些却费辞藻了。经书之后的文字奇崛，推崇《庄子》大木不同孔穴发出的众多声音，天籁变为八声的精妙。到了狂风停止，那么众窍空虚，一语又自有声入无声，这是古人状物的极致。

叙述事物递进相生：“说种子有几，得到水就成为防，得到水土交界就成为蛙衣，生长在陵屯就成为陵舄，得到郁栖就成为乌足，乌足的根成为蛴螬，它的叶子成为蝴蝶。蝴蝶胥也，化为虫，生在灶下，形状像蜕，名字叫鸲掇。鸲掇一千天成为鸟，鸟的名字叫干余。干余骨的泡沫成为斯弥，斯弥成为食醯。颐辂生于食醯，黄軦生于九猷，瞀芮生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程程生马马，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事物产生总共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次变化。妥帖的格律中夹杂曲折，所以其语言值得玩味。

后人用东西南北行文者很多，平铺直叙之外，更没有委曲。苏东坡独不如此，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现，若远若近，或许有隐君子吧？而其东则是庐山，秦人卢敖所从遁世的地方。西望穆陵，隐约如城郭，师尚父、齐威的功烈还有留存。北俯潍水，慨然叹息，思念淮阴侯的功劳而哀悼其不得善终。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次变化，品味其语言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穷尽的。

后来如洪迈，文章多崇尚此法。记载马遂良《怡斋记》说：“当我在家时，入内和颜悦色侍奉父母，外出和颜悦色与兄弟相处。闲暇时读书以怡悦我的心，饮食与口怡悦，睡眠与身体怡悦。”叙述五件怡悦的事，而句子四次变化。又《养拙堂记》说：“人必定有所养，以直养气，以正养正，以智养怡，以寡欲养心，以静养正，以义方养子，以善养民，以学养士，以法制养兵，以节养财，养木于山，养禾于田，养牛羊于牢，养鸡于埘，养鱼于渊，养龙于江湖，养万物于天地。从书契以来，贯穿古今的道理都在这里了。”一旦失去所养，那么地位养出骄傲，权势养出傲慢侮辱，养出清高，酒食养出四肢，养出奸邪以夸耀，养出盗贼以窃取，养出老虎以遗害，养出稂莠以蛀蚀禾苗，养出虮虱以繁殖瘙痒，养出痈疽以残害身体。正反全面论述“养”字的意义，文辞也四次变化。又短句中夹杂长句，都是害怕其拘泥于格律。洪迈如此之多，姑且记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

寅正非夏

《易经》说：“帝出乎震，震是东方的卦，它的行为属木。”建朔合从寅月开始，尧以中星定四时，《尚书》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都是寅正仲月。所以孔安国、王肃都说自夏之前建寅月。刘道原《通鉴外纪》因此记载“禹即位仍有虞以建”。

寅为岁首，记载汤即位，乃改正朔，并非专指夏正。孔子说：“行夏之时，曰吾得夏时焉。”大概是从三代比较而言，并非推本而言。后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汉兴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复用建寅为岁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说：“孔子取夏正，以阴阳之气终始着明也。盖子月虽一阳生时，则阳气未出于地，寅则阳出地上，而温”

译温厚之气从此开始。巳月虽然六阳已经齐备，但温厚之气尚未终结，到了未月阳气再次穷尽，温厚之气才完全结束。五月一阴初生之时，阴气尚未出于地面，到了申月阴气出于地上，严冷之气从此开始。亥月虽然六阴已经齐备，但严冷之气尚未终结，到了丑月冬气穷尽，严冷之气才完全结束。因为地中的气难以看见，地上的气可以验证，所以夫子选取寅月作为正月。但是，从子到亥为太阳运行一周，一天以子时开始，一年以寅月开始，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译改定历法

夏、商、周三代确立岁首，大体上是更改历法，后人没有深入考证，于是认为连月份名称也一并更改了【王肃认为古代历法在战国及秦代时失传】。如果月份更改，那么二月就会扰乱其常规；如果季节更改，那么四季就会改变其位置。月份可以强行更改，但季节有固定的次序，可以更改吗？我通过经典来探求，没有【缺失】证据支持《尚书》中“舜在二月、五月巡视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视西北”的说法，这是随着四季的仲月来巡视四方，月份何曾更改过【缺失】。以“仲冬曰平”为例，在朔易之时，北方意为终结。万物至此终结而后复苏，复苏就意味着都要改易，这是一年循环的道理。这就像说没有子、丑、寅确立岁首的说法。如果商朝以丑月为岁首，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朝称【缺失】太甲继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后来在桐宫服丧期满，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都，向新君报告开始，也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份没有更改【有人怀疑《伊训》序言称“太甲元年”，又说“三年复归于亳”，不知道序言作于周代，所以年与祀不同】。又说“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节也没有更改【周朝建子月，书中也说“秋大熟未获”】。周朝以子月为岁首，《毛诗》称“首岁”，虽然说是“一之日”，但在“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之后，接着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那么未曾不以十二月为岁终。又在十月蟋蟀之后，说“为改岁”，那么岁虽然更改，而十月的名称没有更改。至于“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都与现在的节气顺序相合，也没有更改季节。《周礼》大司徒说：“正月之吉，开始调和春气，诏令内外命妇在北郊开始祭祀；上春，诏令王后及六宫之人种植穜稑之种；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解释“正岁”是夏历正月，如果遵循周历建子，即现在的十月，冰未坚硬，不得斩之，由此推断，凡说“正岁”的都是建寅月】。籥章在仲春、仲秋，迎暑迎寒；司裘在仲秋、季秋，献裘；以及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春祠、夏禴、秋尝、冬烝【贾解释《周礼》祭祀田猎都用夏正】，也与现在的节气顺序相合，不说是子正而更改。《礼记》月令所记载的四季，也都是夏正。汉代的鲁恭认为《尚书》出自秦代吕不韦，而实际上是周代的，《尚书》所依据的都是夏正，更改的只有服色、牺牲、名号、器械而已。这还是从秦焚书之前来论，如果秦焚书后的史书，最可证明。《史记》记载秦代改年始，朝贺都在十月朔。秦以建亥为岁首，所以秦史在年之下，都首先写十月。《汉书》文颖解释说：周朝属火德，秦以水承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所以以为岁首。这也是改朔不改月的证据。又秦历应置闰的，都在岁末，符合《左传》“归余于终”的意义。《史记》及《汉书》，凡未改秦历之前，屡次写后九月，大概是闰月在岁终。颜师古认为不然，那么就直接称之为十月了。这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月令》说：季秋之月，会合诸侯，制定百县，为来年接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说为来年接受朔。又可见《月令》是秦代书】。胡文定公引用《商书》“元祀十有二月”及汉史“建正”之下，即写“冬十月”，说明周朝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说杜元凯后序记载汲冢竹书，都是古代史记，以建寅为岁首。又曾说：“改月的是后王的弥文；不改时的是天时不可改。”唯独怀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是建午、建未之月，以及“十二月舆梁成”的话。于是门人问答多说是“阙疑”。但《春秋》建正，伊川认为只是周正建子月，不是春而书春，则是夫子行夏时的意思。胡文定传《春秋》都建子正，并且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效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专。”我以《春秋》本文考之，则又不然。蜀士王容溪曾著说曰：“周果以建子为正，时月与之俱改，则《春秋》何以书‘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来’乎【凡此纪四序，皆合寅正，可见夫子只用夏时】。杜预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时可改乎？又隐三年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麦，秋取禾，夏时明矣。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隐九年经书‘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书之，非时也。杜预乃谓‘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岂异哉’？经又书‘秋大水，无麦苗，秋种’。麦生苗，水忽漂之，记异也。杜预注：

译“五月称为秋季，大水漂没并淹死了熟麦以及五谷的幼苗。”经文只提到麦苗，却预言五谷的幼苗，不知道四月小满时节，麦子已经收割完毕，五月又怎么会有麦子可以被大水漂没呢？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日进行烝祭，烝是冬祭，在春天举行烝祭，不合时宜。杜预注解道：“这是夏历的仲月。”僖公四年经文记载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冬猎称为狩，记载在正月，是着重指出鲁公失于冬狩。而《左传》却说：“这是符合礼制的。”大概《左传》和杜预拘泥于周历的说法，所以每每牵强附会周历的时令，虽然知道经文中使用夏正的地方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前后如此反复矛盾？我认为尧帝命令羲和恭敬地授民时令，在谷、南郊、昧谷、幽都，观测日月运行以确定方位，日出日落，在黄昏和黎明进行观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测量时令节气，通过日影长短来校准时刻，通过鸟、火、虚、昴等星宿来确定中星，分析因循、夷隩来考察民事，通过孳生、变革、换毛、长羽来验证物候，然后中气确定而四季端正，这种气候次序不会差错，即使是巧妙的历法也无法违背。杜预竟然改变四季顺序来附会周历，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后世魏国景初年间恢复建丑，唐朝载初年间恢复建子，不久都又恢复建寅，大概是因为气候次序是不可改变的】

译历代帝王陵墓

西汉刘向上疏说：“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他们的坟丘都低平，典制非常简朴。舜葬在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关于舜葬苍梧的说法见于《礼记》和《竹书》，然而孟子等先秦古书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徙到负夏，死在鸣条，鸣条是卫国和晋国的地方，实际上是现在的河中府安邑，没有理由葬在苍梧。’况且苍梧在尧的五服之外，虞夏时期属于荒服之地。有人说：‘舜在巡视南方时去世’，却不知道舜享年一百多岁，晚年才将帝位禅让给禹，十七年后才驾崩，那么晚年巡视的应当是禹，舜未必在年老时还承担奔波劳碌。考证河中府的地方志记载有舜的墓地，怀疑象被封在有庳，正是现在的道州，或者是象的封地）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来的兆域。殷汤没有葬处（崔驷、薛瓒说汤的墓在济阴亳县，《皇览》说在亳城北，缺字在梁国某县北薄伐城中，《汉书》说汤的墓在扶风县，汤的墓多处出现，为什么说没有葬处呢？）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地的槖泉祈年馆（缺字）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是（缺字）陇的地方，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五王都大规模修筑坟丘，多埋藏陪葬品，后来都被发掘。秦始皇葬在骊山，坟高五十丈，周围五里多，用石椁作为游观的馆舍，用人脂作为灯油，用水银模拟江海，用黄金制成凫雁，珍宝的陪葬，机械的巧变，不可尽数记载，又大量杀害宫女，活埋工匠。后来项羽焚烧毁坏宫室，接着又发掘陵墓，只剩下空藏，牧童丢失羊在其中，拿着火把寻找羊，遗留的火烧毁了陵墓，死者没有尽头，而国家有废兴。英明的君主和智慧的士人长远考虑无穷，所以甘愿实行薄葬的诚意，这才是安葬的正确道理。我查考《周礼》说天子的丧事，收敛时用的珪、璋、璧、琮、璜、琥，都作为渠眉。郑司农注：‘开渠作为眉，让污水得以流走。’郑玄注：‘渠眉是玉饰的沟堟。’用丝带连接六块玉放在沟堟中，用来收敛尸体，珪在左边，璋在头部，琮在右边，璜在脚下，璧在背部，琥在腹部。《汉旧仪》说：‘皇帝驾崩，口中含珠，用缇缯缠绕十二层，用玉制作玉匣，妃嫔的玉匣用金缕连缝，腰部以下用玉作为押，长一尺二寸半，直到脚也用金缕连缝。’陵墓制度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皇览》说：‘汉家的葬礼，方中百步已经挖掘筑成方城，开四门，容纳大车六马错杂的杂物。’东汉《礼仪志》记载非常完备，详细说明了陪葬明器的数目（笥八个，瓮三个，甒两个，瓦镫两个，彤弓一把，彤矢一把，巵八个，甗八个，豆八个，笾八个，酒壶八个，槃匜八个，几杖各一个，盆一个，钟磬各十六个，鼓四个，箫四个，埙、箎、笙、祝、敔、琴、瑟、竽、筑、坎侯、干、戈、笮、甲、胄各一个，挽车九辆，刍灵三十六个，瓦缶两个，瓦釡两个，瓦甑一个，瓦鼎十二个，匏杓三个，瓦豋九个，瓦大杯十六个，小杯三十个，瓦饭槃十个，瓦酒尊两个）后来的帝王文饰更加严重，而且秉持不以天下节俭对待亲人的说法，周礼和汉制未必多余。经过王莽之乱，赤眉军发掘前汉各陵，那些用玉匣收敛的尸体大多像活着一样，吕后甚至遭受污辱，只有霸陵完好。光武帝推崇文帝的节俭，东都首先以薄葬送终，命令陵墓只要远离流水，与丘陇相同。明帝也是如此。然而古今注释记载，光武陵墓制度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十多丈，垣墙四出，丹墨门、寝殿、钟虡都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帝、章帝以下的陵墓制度相差不远。遭遇董卓之乱，吕布尽数发掘各陵，取走珍宝，解开金缕，探取含珠。魏文帝以此为戒，所以临终遗诏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坟墓。’丧乱以来，汉氏各陵没有不被发掘的，甚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几乎殆尽，这是古代的焚烙之刑，难道不痛苦吗！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末期，说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从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其大墓没有不被发掘的。所以《吕氏春秋》说：‘懂得生的人不以物害生，懂得死的人不以财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视亲人，所以有送终的道义。葬就是藏，以活人的心为死者考虑，那么死莫如无动，莫如无利。’又说：‘死者时间越久，生者关系越疏远，关系越疏远，看守的人就越懈怠，而藏器如故，理势必掘。’现在有人刻墓铭说：‘这里有金宝，不可发掘。’却为之阙庭以自我标榜，这与那有什么区别呢？又说：‘想要获利反而害了自己，想要安宁反而危险。’孔子阻止季孙用璠璵收敛，是出于无穷的考虑。司马迁《史记·货殖传》田叔以掘墓致富，大概丧乱之后，百姓没有生计，国家典章制度又毁坏，而名丘大墓雄丽自竞，难道通达幽冥吗！唐代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掘者（按温韬发掘唐陵）因此遗令世宗说：‘我死后应当用纸衣安葬。’宋朝兴起，太祖下诏各道检校前代帝陵，各制礼衣一副，常衣一袭，具棺椁（缺字）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报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七帝，后汉宣帝，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

译唐太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这十二位皇帝，共有二十八座陵墓，都曾经被发掘过【《容斋五笔》辨析各陵地理位置与正史记载的不同。另外，汉文帝陵墓的防护所在书后也记载被发掘】。宋朝从太祖到哲宗的七座陵墓葬在西洛，靖康之变时也都未能幸免。绍兴年间，宗臣士䘵与张焘一同前往省视，张焘回来向高宗奏道：“希望陛下万世都不要忘记这些贼寇。”当时只有昭陵完好无损，哲宗的陵墓还暴露着骸骨。起初，枢密使楼炤一同前往，楼炤回来描述昭陵的规制说：“陵墓依傍平缓的山冈，种植柏树形成道路，周围环绕着枨橘，阙门、阁楼、台观环绕四周。神道内排列着石人、羊、虎、骆驼、马等石像，神台有三层，高二丈，都种植柏树，下面宽阔十五丈作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相对而立。那被称为下宫的地方，是酌酒献祭的场所，其余陵墓都是这样。”前人曾说，埋葬金玉并堆起坟丘就是给盗贼做标识，标明其位置，帝陵不加以标识，尚且还要担心被盗，何况阙门台观环绕四周呢？下面是官员百姓刻写的铭文志石，也难免有类似金玉标识的作用。刘向说：“坟墓越高，宫庙越华丽，发掘就越迅速。”总之，埋葬就是隐藏，隐藏就是想要人们看不见，何必从事外在的装饰来成为自身的累赘呢【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埋葬不让人知道其所在。”孔子说：“古代只埋葬不堆土成坟，现在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不可以不识别，于是堆土高四尺，那么堆土成坟是从孔子开始的。”按：墓是葬身之地，坟则是堆起的土丘。《尔雅》说：“坟，高也”】

译两韩信并非同一人

司马迁、班固在《汉书》韩信传的赞语中，都称有两位韩信。根据他们的说法，韩王是古韩国的后裔，项羽杀死了他的父亲，后来成全并拥立信为韩王，定都晋阳，这与淮阴侯韩信不同。刘知几在《史通》中驳斥司马迁、班固的错误，说：“韩王名叫信都，是古韩国的后裔，姓姬，那么名叫信都的人就不姓韩，也不是单名信。”两部史书没有区分姬姓和韩姓，而且弄错了韩王名叫信都的字，于是就把韩王与淮阴侯韩信混淆了。我考证班固、司马迁误将姬姓当作韩姓，确实如刘知几所说，但说韩王名叫信都，刘知几也有差错。查王充《潜夫论·姓氏篇》说：“沛公起兵时张良归属他，沛公派韩信平定韩国土地，拥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任命张良为信都。”又说：“信都就是司徒，或者叫胜徒。”《汉功臣表》说：“张良以厩将的身份跟随沛公在下邳起兵，以韩申都的身份留下。”《韩楚汉春秋》写作“信都”，“信”音同“申”。《史记》也写作“韩申徒”，张良直接写作“韩司徒”。大概信都、申徒，古人说是司徒的音转，那么信都是张良的官名，并不是韩王的名字，刘知几的说法也不免有误，怎么能责怪班固、司马迁呢？

三策中原

周公瑾在赤壁战胜曹操后，向孙权进言，请求由蜀地联合关中的韩遂、马超（当时马超、韩遂在关中反叛曹操），然后从襄阳攻取宛城、洛阳，北方就可以图谋了。诸葛孔明劝说先主，也说：“天下有变，任命一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洛阳进发，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秦川（关中的别称）。”两种说法都想通过关中直捣魏国的腹地，通过襄阳控制魏国的外围，使魏国腹背受敌，那么中原就可以夺取。周公瑾谋划了却没有来得及实行，诸葛孔明实行了却没有来得及完成。而且周公瑾的谋划，蜀地并非吴国所有；诸葛孔明举事时，荆州并非蜀国所有。所以都没有成功。宋朝南渡后，张德远出任川陕主帅，实际上是效法周公瑾、诸葛亮的遗策，完全拥有吴、蜀两地，又是孙权、刘备所没有的，却最终如此。可见兴衰由天决定，诚斋的话说得好：“天时与人事相合，那么以屡败的汉高祖也能击败屡胜的项羽；天时与人事相违，那么以诸葛亮的雄杰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孱弱的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古人说川陕关系到南北的轻重，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形势各自占据天下的上游，得到它就可以顺流而下收取下游的利益。黄河向南流，永兴、秦凤确实位于它的上游，所以占据陕西就可以顺着黄河的险要，下据汉水的险要，下瞰吴楚而夺取中原。《易经》张德远图谋恢复宋朝国运，首先亲自承担川陕的重任，计策大概出于此，却因富平一战失利而放弃，哪里知道公瑾之所以能胜的道理呢！

子冠氏上

“子”是男子的通称。孔子是大圣人，孟子是大贤人，惯例只称子。孔子又被称为夫子，邢昺《孝经注疏》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大夫，所以弟子连官职一起称呼，用尊称来区别于其他人。”后来尊称老师的人，因此沿例称为夫子。近代朱文公称呼周敦颐、程颢，特别称为子，周子、子程子，又在姓氏上加子。查《公羊传》说：“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解释说：“在姓氏上加子，是称其为老师。”如果不是老师但只有德行的人，不在姓氏上加子。朱子对周、程，大概是尊其为师。

三大处置

汉朝初年弊病在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议分封诸侯子弟的学说，诸侯于是衰弱。唐朝衰败弊病在于藩镇跋扈，赵普建议收缴他们的精兵、控制他们的钱粮的计策，藩镇于是消除。宋朝南渡后停止战争，张、韩、刘、岳拥兵一方不肯放下，秦桧分别任命他们为枢密使，召他们回朝，于是兵权从他们手中失去。主父偃的学说，贾谊曾提出；赵普的学说，乌重胤曾提出；秦桧的计策，范同曾说过。但主父偃、赵普是忠谋，秦桧则是奸谋。

大横

《周礼》《仪礼》中灼龟占卜的方法，由卜人观察裂纹。汉文帝即位时，卜兆说大横庚庚，其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而横之所以吉祥的意义不详。查占人贾氏疏说：“灼龟，灼烧龟腹骨靠近足部的高处，观察其裂纹。直向背部为木，直下向足部为水，斜向背部为火，斜向下为金，横向的为土。”朱文公解释《易经》，因此说汉文帝的兆象得到横木，得到土，所以吉祥。

十二州

黄帝划分疆域，分州划定封域，不见于经典。《汉书·地理志》总说得到百里之国的万区。《史记》说黄帝土地东到大海，西到空桐，南到长江，北驱逐熏鬻，封域都在九州之内。舜开创十二州，孔安国传《尚书》说析分青州为营州，析分冀州为幽州、并州。郑玄因此怀疑析分青州、冀州的说法，认为《王制》说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圆千里，州建立百里之国三十七个，十里之国六十五个，十里之国一百二十个，这时井田法实行，州有固定的疆域，国有固定的制度，不可能增减。现在说析分青州为营州，析分冀州为幽州、并州，那么这两个州的地域就比七个州削减，古制就混乱了。何况冀州是天子的都城，怎么可以削减呢【先儒认为《王制》所说的国与五经相违背，难以完全凭信，但冀州为王畿，是制度应当首先确定的，不应该泛泛地列在可增可削的行列中】或许在九州之外另外建立营州、并州、幽州三州，而且流放共工到幽州，正是为了

译将罪人放逐到荒服之外的穷远之地。如果把冀州析出为幽州，那么它就靠近王畿，怎么能说是流放呢？现在考察《尚书》正文，幽州的“州”字从“洲”，《左传》叙述将四凶投放到四方边裔，“裔”意为遥远，遥远就不是靠近冀州的幽州了。况且流放四凶是在治水之前，当时还没有析出营、并、幽三州，没有幽州这个名称。孔颖达在《尚书》疏中引用邹衍的说法说：“中国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只居其中一份，中国名叫赤县，内有九州，就是大禹所划分的。中国之外像赤县这样的也有九个。”《汉书》颜师古的注也说九州之外另有营、并、幽三州【我认为天下疆域广阔已久，终究没有人能考究这三州的具体位置，所以怀疑这两种说法荒诞不经。】但是《地镜》和《书·括地象》记载大地中央的山脊叫昆仑，其东南方叫神州。贾公彦在《礼记》疏中说：“昆仑在西北，另外统辖九州，其中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到大禹时分为九州。”又说：“神农氏以上有大九州，叫桂州、神州之类，现在只有神州被分为九州。”《后汉书》注说：“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大地的中央。”《博物志》说：“昆仑山赤水从它的东南角流出，河水从它的东北角流出，黑水从它的西北角流出，刺水从它的西南角流出，河水流入东海，其他三水流入南海。”《山海经》说：“昆仑山有五水环绕它的山脚，其中向东南流的是中国的黄河。”朱熹说：“地形像馒头，昆仑山像馒头尖起的地方，水向四方分流，从山势来看，黄河从昆仑山泻入中国，不应该只占据一个角落，其他三个角落也有水。”根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都始于西方，那么中国只是昆仑山的一面。九州之外的州，必定有无数，不仅仅是营、并、幽这三个名字而已】〇记载说：人皇兄弟九人，掌管九州；共工氏称霸九州；帝喾制定九州。那么九州古地，增加到十二州。等到舜、禹平定水患，又恢复为九州。所以商朝以来，只说九围。《周礼·职方氏》也只列出九州【邹衍说：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叫洲。尧遭遇洪水，地势高可以居住的地方有九个，所以州以洲命名。古代的州只有十二个。秦朝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名称于是次于洲】十二州不是古制是明显的。但是把九州析分为十二州，难免有扰乱井田制度的嫌疑。我推测黄帝开始分封，土地广阔，有分封制度未能涵盖的地方。舜利用这些空隙，又创设三州，所以三州与九州并列，并不是完全从九州中析分出来的。郑玄的疑惑大概是拘泥于孔氏的说法，如果《王制》难以凭信，也说按照现在九州的面积计算，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国家，需要数十倍的建置才行。难道三十六、十、百、二十个国家所能限制的吗？《王制》大概是又拘泥于地方千里的说法。如果流放共工到幽州，大概是北方边裔水居的洲，靠近冀州的幽州，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