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遗卷六　　　　　　　　宋　罗璧　撰

译论诗时说：“以意逆志。”论书时说：“我在武城取二三防。”都是就那些可以依据和相信的来叙述，用来昭示万世作为法言。《史记》中汉代儒者采录于秦火坑焚之后，谬误虚妄固然很多，然而有怀疑而未确定的地方，辞例用“盖”、“曰”、“或”，比如舜葬苍梧，“盖三妃未之从也”；周公“盖祔”，孔子“盖寝疾七日而没”【《易·系辞》十三卦的制作都说“盖取诸某卦”，《孝经》论天子诸侯之孝都说“盖”，至士庶人之孝却直指说“此”，解释者举例说“盖”是疑辞，刘昡说“盖”犹梗概也，刘欣说“盖”是不终尽之辞，皇甫侃说“盖”是略陈如此未能究竟也】鲁人或谓之齐衰，或曰大功，诵可也之类，都是疑辞。缘周代衰微礼制崩坏混杂，因诸侯僭越制度，所以即使是耳闻目见的近事也不敢明确地作为定论，何况那些精妙超出人事之外的事情呢？后来的学者，穷究天地，搜求鬼神，辨析风雷，非议古始，都没有通达圣人存疑阙如的宗旨。庄子说：“天地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邹衍著书，推演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扬子云说：“迂阔而不信。”司马光排斥后生为学，便高谈性命。欧阳修说：“君子之学，不穷究深远以显示能力，而对所不知道的存疑，谨慎对待那些惑世的东西。”朱文公对《易》有疑惑，也说：“上无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资于人事之训戒，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之？”这话足以警示那些谈论玄虚、搜求怪异的人了。

译读书致用

胡致堂说：君主读书与经生学士不同。经生学士崇尚辨析疑难、解除困惑，使传授没有差错；君主的读书则在于实际应用。然而上天造就人才来维系世道，读书以求实用，不只是君主应当如此。圣贤阐述经典的精义，无非是宣扬大道的概要。扬雄说：学习是行为中最高尚的。又说：君子以做事为崇尚。古人的学问无所不研究，孔子门下的弟子必定以四代礼乐来论学，读《诗》必定要求其能出使四方而专门称许。子路、冉求各自说从政。《周礼》六德六行之外称为六艺。伊尹乐于尧舜之道说：尧舜治理百姓【先儒说：伊尹乐于尧舜之道说：钦明文思温恭允塞，是道的本体；明德亲民协和万邦平章百姓，是道的应用。凡是尧舜用来治理唐虞的，伊尹在耕种莘田时都详尽研究过，所以出仕便能以天下为己任，升任官职后，则兵法都已具备。王安石说：古代庠序教育兴起，礼乐政刑士人平时就讲求其精义，所以都足以被天下国家所用。如果不可用于天下国家，就不教。比如射箭驾车也是男子的事，如果没有疾病，没有不学习射箭的。所以学校以射箭为教，祭祀以射箭为礼，接待宾客以射箭为仪，凡是礼乐都寓于射箭之中，所以在内担任大卿，在外统领大军，闾族党的军队，都是伍两卒旅的军队。后世只认为这是无赖者的任务，而学士大夫轻视诋毁它，于是耗费精神于课试文章以及仕途，最终却以天下大事责成他们，所以平时的教育只足以败坏事情。《慈溪学记》又说：古代乡射饮酒合乐尊贤劳农囚馘等事，都寓于学中，这也是平时用政治来训练士人，以充裕日后的应用，不等待用政治来学习】又曾推论，咎繇、后稷、契生于文字仅有之世，虽然没有书可读，而尧舜考察古事都以名言善行为万世法则。周公、武王的政令布于方策，那么他们的书不只是言语。张良在圯上得到一卷书，颠覆秦朝、击败项羽，诸葛亮读书只看大概。马援年少时学习《诗经》不能死守章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隋朝苏威说：读《孝经》足以立身治国，而几位君主建立的节操都不同。宋朝赵普两代宰相的功业各用《论语》的一半，大概古代贤人各自知道用书的要点，不在于仅仅做章句之学。所以学习贵在知道要点，不在于贪多；应用贵在适应时势，不专门拘泥古法，然后才是善于读书。《论语》说：安昌侯张禹持禄保位中庸，称天下胡公，于是后世托经文奸诈庄子，所以有诗书发冢的议论。如果近时理学诸贤，于心性切切究论，又未免有刍狗事为之弊。倘若不关乎经世与记诵词章，都无补益，所以书越多，效益越寡。

先天太极一理

先天图总括六十四卦为一个圆图。先儒认为这是心法。玩味此图应当从心开始。图中心白色的是太极。其外左边阳画三十二，右边阴画三十二，是两仪。再其外十六阳十六阴相错是四象。再其外八阴八阳相错是八卦。再其外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而卦备图成。明道所说的加一倍法，就是这个。朱熹说本来是小变成大，到那大处又变成小，小变成大，中心白圈积成大圆图就是这个意思。大又变成小，图成而六十四卦具备，一卦只管一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只是个盈亏消长的道理，小则必大，大则复小。邵雍玩味此图，每件事怕太盛，直等到透彻此理。周敦颐的太极图只是散布先天图的方法，阐明此理。其上白圈，是先天中心的太极。其次黑白相错一圈，白阳动，黑阴静，是两仪。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叫动静互根，形成四象。再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布，叫五气顺布，四时运行，坎离震兑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八卦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各正性命的象。先天图是合万为一，太极图是散一为万，是同一个道理。周敦颐考察先天精微，所以太极图妙。近时兴国冯亿可解说二图最明白，他的话说：先天图是心学，太极图是性学。先天图总万为一，认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都主于心。太极图散一为万，认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都摄于理。因为总万为一，所以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统体一太极，在人就是心。所谓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散一为万，所以二气五行，乾男坤女，万物化生，物具一太极，在人就是性。所谓天下无外性之理，而性无不在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心外无性，性外无心，是同一个道理。所以理不参与象，而观象则可以明理，所以有贵于图。先天图的象，如众星丽于天而共辰。如三十六辐周于轮而凑毂。如万矢围的。如群材聚于

译万殊之理归根于一。太极图所呈现的意象，就像树木有根然后有主干，有主干然后有枝条，有枝条然后有叶子；又像水有源头然后有漩涡，有漩涡然后有水流，有水流然后有归宿。由一而衍生出万殊。人若能观察先天图的意象，从而领悟此心之所以为心的道理，就能居于中位而运转四方，处于静定而统御万动。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在于外物，而乾、坎、坤、离、震、艮、兑、巽的体性在于自身。所谓天地确定方位，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互激荡，水火不相冲突，这都是心的作用。人若能观察太极图的意象，从而领悟此性之所以为性的道理，就没有不完备的，没有不善的，没有事物不具备的，没有时刻不是这样的。阴阳五行，万物万事，虽然纷繁复杂无穷无尽，但刚健柔顺的五常之道、人伦关系、事物之理，无不受到它的统摄。所谓天地契合其德，日月契合其明，四季契合其序，鬼神契合其吉凶，这都是性的作用。这两幅图概括了心性的道理，既然已经明白完备，图意也就清晰显明了。冯名、亿可兄弟，都考中了进士。开庆己未年，全都死于战乱。云

译蜡祭与腊祭是不同的祭祀

《史记》记载，秦惠文王十年开始举行腊祭。郑康成、蔡邕因此认为腊祭就是周代的蜡祭。和岘也说：蜡是腊的别名。我考察《玉烛宝典》说：腊祭是祭祀祖先，蜡祭是报答百神。那么蜡与腊是不同的。蜡祭是为了慰劳农人，因为年终岁末辛勤劳作而让他们休息。腊，就是猎。猎取禽兽，祭祀祖先，重视根本和起始。两种祭祀寓意不同，所以腊祭在宗庙举行，蜡祭在郊外举行。唐贞观初年，丑日蜡祭百神，卯日祭祀社稷，辰日腊祭宗庙。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才开始蜡祭和腊祭在同一天举行。宋朝初年，蜡祭和腊祭还分开，后来依照和岘的建议，三种祭祀都定在戌日举行。难道是因为先秦没有腊祭，依据古制只举行蜡祭这一种祭祀吗？

井田制

周朝末年开辟阡陌，人们归罪于商鞅。又说秦国统一天下后，李斯彻底破坏了六国的井田制度。然而商鞅只是秦国一国的辅佐大臣，而鲁国按仓亩征税，郑国实行丘赋，滕国让毕战询问井田制度。孟子向齐梁君主阐述制定百姓产业的方法，那么各国井田制度都已混乱，难以专门归罪于商鞅。其实彻底破坏井田制的也不是李斯。近代的儒学先贤如程颐、张载都曾有志于恢复井田制，然而叶适认为其法繁琐严密，不是一代就能实行的。从黄帝到成周实行封建制，确定诸侯都是世代相传、世守其土，田间沟渠，百姓守护并耕种，所以历经唐虞三代如同一天。后世实行郡县制，官吏且频繁更换，井田制度能一朝确定吗？【孟子说夏代五十亩而贡，殷代七十亩而助，周代百亩而彻，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朱熹认为先王治理天下，田间沟渠都有成规，如果五十亩改为七十亩，七十亩改为百亩，那么古制就全废了，岂不劳民扰众？所以怀疑孟子的话难以拘泥。况且土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倘若一律拘泥于五十、七十、百亩的宽窄定制，岂不偏颇？或许古人另有权衡】又上古田地属于官府，现在实行井田制，必须夺取百姓田地归官府，然后贫富才能均等，人情能保证不骚动吗？加上田间沟渠，环绕田地作为界限，不能耕种的土地很多。当今的大堤长堰，依高处为原，视便利蓄水，波及千顷，比起那些不是徒劳吗？上古人口不繁，按口授田，或许还能供给，后世人口日益众多，如果遇到歉收年份，官仓既空，私粮也尽，啼饥号寒尚且不免，官府的田地能普遍供给吗？查考如今中原陆地田地居多，详查《禹贡》，除了荆州以外无非是陆地田地，冀州说其土是白壤，兖州说其土是黑坟，青州说其土是白坟，徐州说其土是赤埴坟，豫州说其土是壤，下土是坟垆，梁州说其土是青黎，雍州说其土是黄壤，只有荆州说其土是泥。解释壤的说土无块，解释坟的说土高且肥，那么七州土都高肥，只有荆州和扬州的涂泥可以作为水田。又参考经书说黍稷多于禾稼，军粮俸禄通常以粟计算，《周礼》职方氏区分九州，也只有荆州专说稻，其余各州分别各种颜色，那么中原水田很少，大概不同于荆州，而《禹贡》一书是千古地理的证明。但是沟渠耗费土地既多，引水又劳苦，不知古人何乐此呢？猜想明确井田界限之外，是因为防备旱灾罢了。

牛耕

古代用牛牵引重物载物，其次用于祭祀。六经记载祭祀，之外没有说牛用于耕作的。《周礼》“牛人掌管饲养公牛，以等待国家的政令，有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车的牛，也不涉及耕作。”大概古人崇尚耦耕，耦是人力两相佐助，共同开垦土地，疏通田间沟渠。长沮、桀溺耦而耕。《诗经》说：“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礼记》说：“以岁时合耦于耡。”贾公彦《礼记正义》说教民牛耕，从汉代赵过开始。查考，孔子门徒冉伯牛、司马牛，都名耕，用牛解释耕，周末已然，似乎不始于汉代。

占卜决疑

近代研究《易经》的三家而各不相同。邵雍的易学主数，程颐的易学主理，朱熹的易学主卜筮。《易经》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的笔迹，后世阴阳占验之书，有像《易经》的吗？三代以上，事奉神明是一致的，依赖占卜但也不专门顺从。舜传位给禹，首先说只有先遮蔽意志，然后命令于大龟。孔子解释意志确定然后占卜，所以必须我的意志先确定，咨询谋划一致同意，然后说鬼神其依，龟筮恊从。《洪范》说龟从筮从，必说“卿士从庶民从”。又说“谋及乃心，谋及卿士是人已之意见合，复假卜筮断之”，这是古人审慎重视到了极点。周公营建洛邑，在瀍涧东西抉择，也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涧东西则审慎而已。卫文公迁徙到楚丘，登高望远，开始说占卜说吉利，都不是占卜后才居住。所以占卜只说决疑。《庄子》、《史记》叙述蓍草龟甲之神，都数百言至备。叙述梦见元王之事，而《庄子》《史记》仲尼之言说：“神龟能梦于元王，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无遗策，而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此则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龟无策矣。汉武帝曾聚集占家，问某日可娶妇。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

译占卜小吉的卦象称为小吉，占卜大吉的卦象称为大吉。争讼之事久拖不决，以至于将文书上报朝廷。唉！已经看到人们谋划事情不够详审，却想完全依赖占卜预测，很少有不因此被迷惑的。褚先生之所以对占卜者如此恳切关注，原因也在于此。

译佛陀传入中国

后汉《西域传》记载：“明帝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查考《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了休屠王，率领部众来投降，得到了金人神像，汉武帝把它安置在甘泉宫，祭祀时不用牛羊，只烧香礼拜。皇帝让依照他们的国家习俗来祭祀。又当时开凿昆明池，挖出黑灰，东方朔说：“可以去询问西域的道人。”那么西汉时佛教已经流传到中国了。况且汉武帝侍奉四方夷狄，枸酱、竹杖都进入玉府，又正侍奉神仙，佛教以超度为方术，张骞等人怎会轻视佛书呢？刘向《列仙传》序言说：“仙人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见于佛经。”刘向是成帝、哀帝时的人，他的话如此，那么西汉就有佛经了。刘向又说：“我阅览典籍，以往见到有经书。”洪庆善因此说：“周朝时早已流传佛典。”查考《列子·仲尼篇》说：“西方有圣人。”详考《御览》，郑人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那时已经谈论西方圣人，那么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晚周时期。就东汉而言，光武帝关闭玉门关，谢绝西域佛教，难道有不通达的吗？何必等到明帝迎接之后才有呢？《资治通鉴》记载始于明帝，大概是依据《西域传》，难道因为皇帝崇尚佛教，是从明帝开始的吗？固然只是依据《西域传》来表明这一点吗？

用猪狗斥责儿子

用猪狗斥责儿子，详究语意，怀疑是轻贱的称呼。查考这两个字出自《越语》，范蠡想要迅速报复吴国，使国民众多，命令国人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都惩罚父母。生男孩给酒三壶、狗一只，生女孩给酒一壶、猪一只。大概是防备之事。《论语》中六尺的〇，《周礼》中国都七尺、野外六尺，都不服兵役，也是说幼者六尺，十六岁七尺，二十岁也。

迂阔

田文凭借鸡鸣狗盗的门客解除一时的急难，苏氏说道德礼义的士人则能在危难未发时拯救，对门客没有用处。大概六经道制，在混乱未发生前治理，隆盛古时的君臣，崇尚礼义，思患预防，所讲明的，所施行的，动不动就是长远宏大的谋划，没有急功近利之意。凡是叛逆节操、混乱萌芽，在平日就堵塞，不等到显露才为之谋划，所以长治久安长保后世，务必追求近效，旁门左道出行险，侥幸成功，就说我不借助他们的深谋远虑而功业成就，不知道一旦有疏忽，横溃四出而无法支撑。这就是末世所以混乱日子多而治理日子少的原因。儒者本于六经而言，往往在安平时张扬，等到事情发生才为之谋划，必定推究祸乱根源之所在，察其端萌而谋划，而舍弃经书行权变，又是所不屑的，所以认为儒者迂阔，乃是远大谋略深长思虑。我说当时的君主，仓促间知道务实的人，闲暇时多迂阔；儒者仓促间似迂阔，而闲暇时则知道务实。

祭祀求阴阳

祭与际同，人与神接触，就是际遇。人死，阳气归天，属阳；体魄入地，属阴。所以祭祀是为了求诸阴阳。古人灌用郁鬯，查考郁鬯是用香草酿制酒，加郁和之。酌则酒气氛氲，向上求死者于阳；灌之地，求死者于阴。祭祀者无所不用其情，或许死者的灵魂可以感通。殷人求诸阳，用声乐；周人求诸阴，用郁灌。乐为阳，礼为阴。程泰之《衍繁露》说秦汉以前，五岭未通，祭祀用郁鬯【王度记云：天子用郁鬯，诸侯用蕙，大夫用芝兰，士用萧，庶人用艾】五岭通，旃檀之类流行，上国的郁鬯于是废止。那么现在神事尚香火，是求诸阳。《尔雅》：祭天，燔柴；祭地，瘗埋。与日食击鼓，雩舞女巫，都随阴阳施之。郑〇释禋曰：烟，也是以气上通。

周公瑾

周瑜侍奉吴国，世人认为赤壁战奇之余，查考三国与孙权抗衡的，曹操、刘备二人，而都入周瑜计度中。当刘备依附孙权，周瑜请求迁徙刘备安置在吴宫，用女色豢养他，分关羽、张飞各一方以事攻战。临死，又上表孙权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而孙权不从。”曹操赤壁败还，周瑜劝说孙权取蜀，结韩逐马超于关中，睨视曹操后还，据襄阳，防备曹操北方可图。孙权也不从。二说都中曹刘肯綮，使孙权听从，再假周瑜以年，功业当超赤壁数倍。刘备称帝、曹操篡位，可复许乎？周瑜赤壁时年二十四，死才二十六。这虽夭死，则亦足矣。

司马懿

诸葛孔明、司马仲达相际一时。孔明前后六出伐魏，而仲达不敢西向发一矢。孔明用草创仅存之蜀，而仲达抚操丕积强之魏，人才不待较而知矣。然尝闻石埭其令君曰：仲达谲虽不如孔明正，而仲达高于料敌。斜谷之役，懿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兵众，依山而东；如西上五丈原，诸军无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败闻。亮遣使至懿营，懿不问军事，闻使言亮日食三四升，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懿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

译“还能支撑多久呢？”不久，诸葛亮果然去世。双方对峙既久，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急于求战，便只是坚守营垒来困住诸葛亮，虽然赠送妇女的头巾和衣服却没有侮辱对方，并且假装受辛毗节制的约束，已经不显露怯战的迹象，使得诸葛亮堂堂之师更无处施展。李左车的防御策略没有在当时的陈余那里实行，却在后来的司马懿那里实行了。能说司马懿不智吗？等到诸葛亮因防备而退兵，司马懿巡视诸葛亮的营垒，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也是有所作为才发动，也有他所顾忌的事情。”在行军途中，司马懿心想：像孔明这样的奇才尚且被我困住，那些不如孔明的人又当如何呢？这是借此来衬托对方。所有这些，都是司马懿的权谋之处，史家没有深入探究，所以没有记载。石埭读书最为广博深奥冷僻，无不追溯根源，他所顾忌的是谁呢。

译事情往往不是智谋和力量所能预料的。

苏轼在论述两汉的兴衰变化时说：“高帝平定天下，所担忧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位异姓王罢了。这四位王相继败亡后，到了吕氏之祸，则是由外戚吕氏引发的。吕氏被消灭后，吴、楚七国之患又接踵而至，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当韩信、彭越、吕氏之祸发生时，朝廷只担心同姓诸侯不够繁盛昌隆。等到同姓诸侯真的发动叛乱，其危害反而超过了异姓王。文帝、景帝时期，认为削弱诸侯势力，汉朝就可以百世无忧了。到了武帝时期，诸侯的祸患已经衰退，匈奴的威胁正盛，又认为天下的忧患仅此而已。等到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诸侯已经不足为忧，匈奴也已经臣服于汉朝，然而最终竟然到了中道断绝、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王氏外戚的祸患。光武帝即位后，上鉴于韩信、彭越的祸难，中鉴于七国之变，下哀悼王氏之祸，于是封赏所有将领，但不让他们担任实职，裁减同姓诸侯的封地，贬抑削夺王公的权力，认为前代的弊端已经全部去除了。等到东汉衰微时，宦官权势兴盛，党锢之祸兴起，士大夫们私下议论，认为只要诛杀宦官、解除党锢，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于是从外部召来将领，诛杀宦官无一幸免，而董卓、曹操因此导致汉朝灭亡。所担忧的共有六种变化，而动乱与灭亡总是出现在所没有担忧的地方。”这几句话完全概括了汉朝曲折的历史，我曾经因此结合古今世代的变迁来论述：“秦朝废除分封制，限制匈奴，焚烧诗书，考虑得极其周密，然而祸患反而出自揭竿而起的戍卒。魏朝规定母后不得临朝听政，禁止皇室诸王拥有实权如同奴仆，然而奸臣窃取政权，历经晋、隋两代如出一辙。唐朝鉴于安史之乱，倚重藩镇，而藩镇最终成为祸乱的根源。宋朝鉴于五代的弊端，削弱诸侯，而前后两位皇帝都北上被俘。”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大概都不是智谋和力量所能预料到的。

《史记》中的世系

子由在《古史》中讥讽司马迁的《史记》轻信且疏漏，现在从《史记》所记载的世系来考察，它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从黄帝到舜共九代。等到叙述禹的世系时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距离黄帝只有五代。禹继承舜兴起，为什么舜距离黄帝远而禹距离黄帝近呢？叙述黄帝到汤共十七代，汤到纣又二十九代，总共四十八代。而叙述黄帝到武王只有十九代，武王在汤之后六百年兴起，距离黄帝竟然只有二十代，为什么纣距离黄帝远而武王距离黄帝近呢？后来论述世系的人，大多以《史记》为依据，大概是没有考证司马迁的错误。

《识遗》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识遗》卷七 宋 罗璧 撰

一体具体 左传记载人名

豕虱 庄子

古铜代金 龙门

战国说士 乡举里选

老彭 治贵审时

将老 帅职

服食为本 江河淮汴

张道陵

一体具体

子游、子张、子夏都有圣人的一种特质，冉牛、闵子、颜渊则是具备圣人的全体但规模较小。朱熹集注说：“一体是指一个肢体，具体是指拥有全部。”又说：“体是借代，都是就身体而言。”双峰饶氏说：“我们道所说的全体，是指仁义礼智信。具体而微的人，这五种德行都接近了，只是没有达到极致。各自具备一种特质，那么仁有余的人或许义不足，礼得当的人或许信有亏。”大概子游说：“道德仁义礼，譬如身体的说法，比肢体的说法更加明白切当。”

左传记载人名

《左传》记载人名，既名字并举，有时又在同一件事中交错使用族、里、爵、邑、谥号。例如称士会为随武子，又称随季，又称士季；称郤伯为嗣伯，又称郤献子；称荀林父又称桓子；称先谷又称彘子；称公子吕又称子封；称裂繻又称子帛。这类情况不一而足。后来杜甫作诗，爵位、籍贯、名字也都完备地写出来。例如说杜陵、杜曲，是标明籍贯；说臣甫、子美，是名字；说拾遗、省郎，是标明爵位。大概是取法于《左传》，并用诗歌来参证。《文王有声》这首诗，称文王为“王公”，又称“王后”，又称“皇王”，在一首诗中也完备地写了出来。先儒解释说：用词不同，是为了显示赞美之不足，反复详尽地咏叹，这是诗歌的体制。

豕虱

势力不足以依赖，称为冰山，这是唐代张彖鄙视杨国忠的话。李湛鄙视二张，又说他们是海市蜃楼。按：蜃，是大蛤。《韩诗外传》说：蜃能吐气形成楼台，在海中春夏间可见。《文昌杂录》说：登州每当天气晴朗时，海中的烟雾里有城阙楼阁、人物车马、鸡犬往来的景象，大概是蜃吐气造成的，随即又消失。登州人称之为海市。苏轼诗中说所见都是幻影，是对的。这两个比喻本出于《战国策》，称为城狐社鼠。《庄子》又比喻为豕虱，说：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稀疏的鬃毛，自以为那是宽敞的宫殿和广大的园林，蹄子弯曲的地方、乳房之间、股脚之下，自以为那是安适有利的处所，不知道屠夫一旦鼓臂铺草，拿着烟火来烧，就和猪一起被烧焦了。冰山等比喻是习用的，至于豕虱则很少被援引。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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