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卷上（2/3）

译这样就可以形成形象了。有了图，就有了名称；这样就可以用语言表达了。有了名称就有了形体，有了形体就有了事情，有了事情就有了约定；这八者都具备了，但浑然一体的状态还没有分离，这就是所谓的混沌。约定终止，时间便产生；“时生”，有的本子作“时立”。“次”在这里是说分别。时间成立，万物便产生。混沌于是开启，四时由此运行，万物由此产生。所以气相互作用而成为时，约相互作用而成为期，期相互作用而成为功，功相互作用而成为得失，得失相互作用而成为吉凶，万物相互作用而成为胜败；没有什么不是从气发端的，气是使它们发生的原因。与道相通，道是使它们相通的原因。约束于事情，只知道道而已，就会放荡不羁。端正于时势，只知道事情而已，就会发生偏差。“离”，有的本子作“杂”，用于名称；“离”字的意义，如同依附的“离”。这是由法则形成的。法则存在于这里，称为近；它从这里出发而化及彼处，称为远。由近而达到，所以称为神；明存在于道中就是神，神存在于器物中就是明。由远处返回本源，所以称为明。正如老子所说：“消逝便是远，远了便会返回。” 明存在于这里，它的光照耀或作“昭”到那里；事情在这里形成，它的功效却在那里完成。《都》诗说：“握着缰绳，就像握着丝带一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编织丝带的人，在这里总束丝头，在那里织成花纹。意思是作用从近处开始，施行于远处。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理政事吧？拿着这个法则来驾驭百姓，哪里会有不受教化的呢？《干腌》的忠告真是十分深切了。” 从这里使那里受到教化的，是法则；产生法则的，是我。没有我，就没有法则。使法则得以实现的，是彼处。没有彼处，法则就无从施用。产生法则的人，是每天都存在而不厌倦的人。精神的运行，随着日子推移而不断更新。能够在自身中生成并成就万物的，称为圣人。彼与我玄妙地同一，是盛德的极致。只有圣人能够穷究道的实情，唯独遵循道的法则；若不是真正处于混沌状态，谁能这样呢？公正的政事由此显明。北斗斗柄指向东方，天下都进入春季；斗柄指向南方，天下都进入夏季；斗柄指向西方，天下都进入秋季；斗柄指向北方，天下都进入冬季。斗柄在上方运行，事情便在下方成立；斗柄指向一个方向，四方边塞都一同成就，一作“皆成”。这就是道施行法则的作用，古代的圣人不用走下席位，天下就得到治理，面色如浓重的丹色，肌肤像冰雪一样白，这是运用这种道的结果。然而世间那些枯槁的人却把朱红色看成黑色，以为黄帝的肤色曲折昏暗，而尧舜的面色像腊一样，这就是墨子的道。所以，日月不足以说明它的光明，四时不足以说明它的功效。这是说，它的光明和功效更在四时、日月之上。以“一”制定法则，来成就它的事业，所以万物没有不归向它的。百姓全都使用它。“一”的法则一旦确立，万物全都来归属。因为都出于“一”，所以万物不能分成两个本源。法则贵在像言语一样得到信守。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言语，是万物的根本。所谓“是”，是法则所亲近的；所谓“非”，是法则所离弃的。“是”与法则亲近，所以强盛；“非”与法则分离，所以灭亡。法则不能像言语一样得到信守，所以扰乱了万物的根本。因此，产生法则的是命；由法则产生的，也同样是命。没有什么不是命。命，就是自然而然的状态。没有什么能够使它成为这样，也没有什么能够使它不成为这样，这就叫作自然。命所确立的结果，贤能的人不一定得到，不肖的人也不一定失去。命运的道理是说：彭祖的智慧没有超过尧舜，却活到百岁；颜渊的才华没有高过众人，却只活了十八岁；仲尼的德行不低于诸侯，却困厄于陈、蔡之间；殷纣王的行为也没有超过三位仁人，却身居君位。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命，是提携自身之文，一作“父”者。一个人身处草野之间，却能被提携到浮华荣誉之上，这是命。然而俯仰之间经历百年，恍惚如同一场梦，这只是外在文饰，并非真实。所以有一日的命，有一年的命，有一时的命，也有终身的命。终身之命，是没有一个时刻不在成就的命。因此，命无处不在，无处不施，一作“饱”，无处不到。意思是，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存在命的地方。有时后来才得到它，也是命。既然有时，也有命；时，是上天的运行；命，是上天的命令。《南华》说：“忌讳困穷已经很久了，却仍不能逃脱命；寻求通达已经很久了，却始终不能得到时。” 使声音延续，并与名称相合；得到时机的，便能成功，命叫作调和。使声音延续，并与名称相合；失去时机的，精神全都消亡，命叫作乖离。同样是吹奏本乡的乐调，却由丑人来献奏，反而更加增添它的丑陋。时与命，只有圣人才能掌握它们。《南华》说：“知道通达有时机，知道困穷有命运，面对大难而不害怕，这是圣人的勇气。” 先王之道本来完备，然而世间仍有困厄的君主，一作“居”；这是因为不懂得时命而失误。礼义法度要顺应时势而变化；时与命不停地运行，法则也随之改变。但昏昧的人却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固守先王腐朽的遗余。他所守的道虽然完备，却只会更加困穷。这就像把草狗枕在身外还要因此做恶梦一样，难道是容易承受的吗？所以所谓道，就是没有自我；“无己”原作“己无”。只不过是顺应它罢了。所谓德，就是能够得到人心。同时也不丧失自我。道德的法则，是万物取得成就的依据；这就是所谓有所资取却不会匮乏。它没有固定形状却有分别，名叫“大孰”，一作“大敦”。不知道它究竟是谁的后代。所以东西南北的道路，明确而然地各有分别和等级，一作“端”。《南华》说：“知道东西彼此相反，却又不能互相取消，那么功效和分际就确定了。” 阴阳的气不同，但它们形成的和谐却相同。酸、咸、甘、苦的味道彼此相反，但它们所形成的美善却同样可取。《南华》说：“梨、橘、柚，它们的味道彼此相反，却都适合人口。” 五种颜色的色彩各不相同，但它们形成的美好却是相等的；五声的音调不 同，但它们都同样能够令人喜悦。大概这五件事，是用来比喻先王之道的：不以相同为可贵，而以治理得当为可贵。所以万物没有不是同类的，动静没有不是气的。因此，有人将要出征，一本作“一人将”；一个人的将领得到胜利，一个人的气便吉祥；有家将要出征，一个家的将领得到胜利，一个家的气便吉祥；有国将要出征，将领统率一国，一国便得到胜利，一国的气便吉祥。古人说过：战争就像赌博，钱多便气势豪迈而获胜，资本少便心中胆怯而失败。这样看来，将领的吉凶在于气势。兵法说：“早晨士气锐利，白天士气懈怠，傍晚士气归于衰竭。”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人的锐气，攻击其懈怠和衰竭之时。将领失误而导致凶险的情况，一本“将”字下有“失”字，正与此相反。因此，相同叫作一，不同叫作道，彼此胜负叫作执，吉凶叫作成败。贤能的人一万次行动中只有一次失误，不肖的人一万次行动中也可能有一次成功；他们希望共同趋善，这一点相同。然而，他们所以采取的做法不能相同。知道“一”并不能成为一，所以尊崇道。不同，就叫作道。空，叫作一；“空”一作“同”。万物没有不是无的。无所不具备，叫作道。万物没有不是有的。使它们建立，叫作气；使它们相通，叫作类。气损害人，叫作不适；味道损害人，叫作毒。社，原作“天社”，或作“天杜”；如果不加覆盖，就不能形成雾，一作“雾气”。

译“剜”的意思，犹如“通达”。这是说，亡国之社被屋宇遮蔽，不能接受天上的阳气，所以无法形成雾。大社本来不建屋，而只筑坛来接受霜露之气，然后雾才产生。这里正是借社说明“立”，借雾说明“通”：社用来申明建立之义，雾用来申明相通之义。所以气彼此有利，也彼此有害。太公调说：阴阳彼此照应，彼此覆盖，也彼此制约；四时相互更替，彼此相生，也彼此相杀。同类事物本来就是相互成就、相互败坏的。夏，是春的同类；冬，是秋的同类。其他事情也都依照这个道理。长期积累往往会产生分歧（“生”或作“政”），工匠往往会把它当作师法（“工”或作“王”）。“跋”，是跛行、倚行的意思。“师”如同师巫的“师”。巫师行步多半跛行，所以说“积累而生跋”，工匠把它当作师法。杨子说：从前姒氏治理水土，而巫师多仿效禹的步法；扁鹊是卢人，而医生多称为“卢”。毒物积累而成药物，工匠便把它当作医术。这句话是说，药物的制作技艺兴起以后，才有了医生。天下的弊病，大多是因循旧有技艺而产生的，所以大盗借仁义来窃取国家，小儒借诗礼来发家。所以说：哪里知道曾参、史鱼不会成为桀那样的坏人所吹出的哨箭呢？美与丑相互修饰，命名为“日复周”。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命名为“环流”。这是说它周而复始地运行，像圆环一样。《道端》第六 天，是万物得以成立的根本。万物都要依待天，然后才能存在；这就是天。地，是万物得以安定的根本。天是父，道也是父；地是母，道也是母。所以，天使它得到确定，地使它得到安置，时令使它发动，万物承受它，圣人以此为法则。寒暖的变化，不是由一种精气单独化成的；五种精气化成气，寒暑才由此形成。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全部知道的；水势广大，也不是仅仅由一条河流汇成的。尧在位十年中有九年发生水灾，水量却没有因此增加；汤时有八年、七年旱灾，水量也没有因此减少。这难道是因为只仰赖一条河的水源吗？因此，贤明君主治理天下时，急于求取人才，不独自承担一切事务。而是同别人共同承担。也同天、同地共同承担，也就是同天地共同承担。建立四维，礼、义、康、耻，称为四维。用来辅佐国家政务。像用钩绳交错布置那样（“布”一作“希”），又像用衔概相互制约；参合配偶，使各种#27条件完备，位置才会稳固。经纬之气有常规（“经”原作“织”），按照天地的规律行事；行动违逆天时，就会招致不祥和灾祟；办事不用贤能，必然没有功效而失败。对外要推究其道理，对内要穷尽其变化。把军队部署在外面防卫，祸患却反而可能发生在内部，这就是所说的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防备得很周远，但贼害却在所亲爱的人中。因此先王设置士职，选拔贤能而任用，不向世俗阿附；仁人居于左方，春天使万物生长，象征仁。忠臣居于前方，南方显明昭著，象征忠。义臣居于右方，秋天使万物成熟，象征义。圣人居于后方。北方幽深隐秘，象征圣。左方效法仁，便如春天使万物生长繁殖；前方效法忠，便如夏天建立功业；右方效法义，便如秋天使万物成熟；后方效法圣，便如冬天闭藏。先王采用这个原则，地位虽高却不会坠落，处境虽安却不会灭亡。这是万物的根本□，是天地的门户，所谓“根本□、门户”，是用来归结左仁、右义、前忠、后圣，以及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闭藏的意义。这就是道德所带来的益处。这里所说的四位大夫（有的本子没有“夫”字），是君主从外部选取的人才。君主象征天。左、右、前、后共同效法四时，所以君主象征天。天如果不打开门户，就会使下面彼此伤害。东方不效法仁，西方不效法义，南方不效法忠，北方不效法圣，那么天的门户就闭塞了。进用贤人而给予最高奖赏，下面的人就不会互相蒙蔽。修文殿《御览》引用《鹖冠子》说：进用贤人的人得到最高奖赏，下面的人就不会掩盖善行。治理政事的人，奖赏不必很多，百姓就会欢喜；刑罚不必很多，百姓就会畏惧。这是说进用已经任职的贤人。即使不等到那些已经任事的贤士显现出不被蒙蔽的功劳，即使不是任用原本已经任事的贤士，而是进用他们便能得到奖赏，那么任职办事的臣下就会受到鼓励。所以后文说：任职办事的人没有不竭尽忠诚的。《繁露》说：心中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忠；有两个中心就会产生疑惑。乡里仰慕义，国家也欢欣仰慕，由此就可以知道其效果了。教化自然端正起来，羊肉不会仰慕蚂蚁，是蚂蚁仰慕羊肉的膻味。所以，虽然他们仰慕义，而我的教化自然会端正。所谓“教化自然端正”，是说恭敬自身，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已。这就是道所达到的结果、德所成就的功效。它本来出自一个人，所以称为天。世上没有两个至上者。万物没有不接受它的命令，但它又无法用一个固定名称来称说，所以称为神。这是说它能神妙地化育万物。神妙达到极致时，显现出来却并不显得威武（“见”一作“或”）。契合这一道理的人，难道会有差别吗？即使遭遇凶暴和乖戾也不迷惑，只致力于端正一个国家。灾害变化到来时，不必惊惧迷惑，只须姑且根据天下的大道理，考察并纠正我国的过失罢了。难道能说上天发生某种变化，是因为认为我国有某种事情，才使它招致的吗？一个国家的刑罚，都体现在君主自身。先端正自己的妻子，再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家庭和国家。以自身使世道得到治理（“老”一作“考”），以自身来挽救世道，并使自身终老于此。以正道治理国家，奉行义、施行仁，以成就统一天下的王业。仁，是君主所操持的原则；义，是君主所实行的行为；忠，是君主所施行的政务；信，是君主所施行的教化；圣人，是君主的师傅和传授者。君主的道术在于知人，臣下的方术在于知事。所以，临近财货、分配财物时，使人发挥仁；遭遇祸患、应对危难时，使人发挥勇；接受言辞、缔结文辞时，使人发挥辩；考虑事务、制定计策时，使人发挥智；治理百姓、处理公平事务时，使人发挥谦；接待宾客、进言赞见时，使人遵守礼，“宾奏”当作“宾傧”，“赞见”当作“赞诏”。《礼记》说：礼有傧诏，乐有相步，这是温和谦下达到极致的表现。役使百姓而取得众人拥护时，使人发挥贤能；出使、封爵、越过国境、前往隔绝的国家时，使人发挥信；制服天地、驾驭诸侯时，使人发挥圣。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这就是大略。试着评论它：古代的明王无为而任用天下人，难道只是让人发挥仁、勇、辩、智、谦、礼、贤、信、圣吗？即使是受天刑、遭人辱没的废人，也尚且不弃置。所以，直身被缚的戚施，负责还条的蒙嘐，扶持车辕的侏儒，修整声乐的蒙映，聋人掌管火务，盲人督察绳索，被割鼻的人守门，受刖刑的人看守园囿，单瘠、跛跻之人用来充实边远地区。正因为这样，君上没有遗漏的事务，臣下没有被遗弃的人才。夏、商、周三代能够安定而长久，所凭借的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如此，只知道应当让人发挥仁，却不知道仁有大小；只知道应当让人发挥智，却不知道智有远近，这还不行。所以说：孟公绰如果担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就很优良，却不能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冉雍可以让他面南而治；公西赤可以让他接待宾客；冉求，在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可以让他担任家宰；子路，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赋税。由此看来，本书所说的，也只是根据才能任用人的大概原则而已。《庄子》说：根据才能任用的道理已经明白，然后才谈得上考察省察。根据才能任用到这种程度，然后才可以考察省察。所以后文说：

译仁臣的功效，在于施善而不争功，使下属不怨恨上级。辩士的功效，在于消除怨恨、解除困难。智士的功效，在于事情来到便能治理，困难来到便能应对。忠臣的功效，在于正直进言、正直行事，纠正并触犯君王的过错。义臣的功效，在于使将亡者得以保存，使断绝者得以延续，救助弱者、诛讨暴徒。信臣的功效，在于守正而不改变言语。贞谦之臣的功效，在于废除私心、树立公义。《韩非子》说：谋求自身利益就是私，背弃私利就是公。礼臣的功效，在于尊敬君主、驾驭群臣。贤士的功效，在于使敌国畏惧他，使四方边境不受侵犯。圣人的功效，在于在幽冥之中制定制度；所求的能够到来，所欲的能够得到；言语得到听取，行动得到遵从；近亲更加亲近，疏远者也来归附；明达通畅，四方贯通。由此向上达到幽冥境界，就是圣人的职责。内心要有可以持守的尺度，以此作为验证，这就是所谓的道揆。这样以后，才有凭据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人（一本无“然”字，一本作“以二字量人”）。内心没有准则，观察外物就不能明察。观察富有者把什么给予别人，就足以知道他是否仁。观察显贵者举荐什么人，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忠。观察他的重大举止（“拌”或作“伴”，也或作“祥”）。年长者不谦让年少者，显贵者不谦让卑贱者，就足以知道他是否有礼。观察他所不做的事情，就足以知道他是否有义（“达”或作“迭”）。授予官职并让他治理事务，观察他辞职还是任职，就足以知道他是否有智。逼迫他而不使他恐惧，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勇敢。口才锋利、辞令巧妙，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善辩。让他办事而不使他隐瞒，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守信。观察贫穷者不取什么，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廉洁。观察卑贱者不做什么，就足以知道他是否贤能。推测深微、观察天道，就足以知道他是否圣明。困任、原省的要旨，在于知人；而知人又在于有方法观察他。孔子说：看他所凭借的，观察他所经过的，考察他所安处的，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所以这里又具体论述它。次序不能失掉，事理不能相互违背（一本作“奸”，一本作“挈”）。近处要堵塞，远处要关闭，防备要周全而变化才会完成，所谓“元”，是说防备因此不会困顿；所谓“成”，是说变化因此不会疲倦。明察事务，知道分际，使法度独立运行。无道的君主任用庸碌小人，“么么”一本作“幼历”，“么么”是卑微小人，与俊杰雄才相反。一行动就变得烦乱混浊。有道的君主任用俊杰雄才，一行动就清明通达。这两种情况先要确定；平素建立的根基（原文“素立白墓立白蓉”，一本作“七一日藻”，文字疑有错乱），“藻”一作“慕”。明从上面兴起，白从下面显现；明从上面兴起，白从下面显现。所谓“基”，就是下垂的根本。气与荣相互主持，这是君臣同体的比喻。说气而不说血，说荣而不说卫，是因为二者相互完备。上面符合它的符验，下面考察它的实际。时君（一本作“贫意生期”），要等待时机而发动。贤士处在乡邑之中，虽然和众人相合，却难以与众人同流，而能特别知晓时日。时君，原本作“时日”。遇到有德之人，或有隐君子来到门前，不必言说便能获得信任，万民归附亲近。遇到暴虐骄纵之人，万民就离散流亡；上下相互猜疑，反复循环（一本作“不环”），日夜相互扰乱。进谏的人得不到接受，进言的人危及自身，没有途径听到过错，所以大臣虚伪而不忠。因此，君主如果像亲爱儿子一样亲爱百姓，就不用召唤，百姓也会自行前来，这就是灵台所产生的功效。所以每天都有光明，最终成就美名。既不施恩却责求人，一概不能接受（或作“爱而求亲”），所以每天都有灾殃，最终归于不祥。长者侍奉君主，应当调和协调（一本作“知之”），使士人归于纯厚（一本作“屯厚”），所谓“士”，如同不作士人行为、而只是行阵中的士卒。引导并教化他们，天下人喜爱他（或作“如之”），他的道术日益被遵从，所以最终必然昌盛。小人侍奉君主，却致力于蒙蔽君主的明察，堵塞君主的听闻，凭借君主的威势来炫耀威权、压制他人，倚仗君上的威势，使人受到寒暖般的随意操弄。天下人都厌恶他，他的声势日益凶恶，所以最终必然失败，祸患还会波及族人。这就是君臣关系的变化、治乱的分界、国家兴衰的关梁，也是国家的鉴戒。“阅”，就像“监”，是鉴察的意思。逆顺利害，都由此产生。凡是不学习也能做到的事情，只有呼吸和饮食罢了。所以先王传布道理（“传”或作“博”；“先王”一作“先生”），让人彼此效法、相互承继。贤明君主遵循成法，后世就能长久；昏乱的君主不遵从，当代就会灭亡。禹的法则仍然存在，而夏却不能世代称王，原因就在这里。《近迭》第七 庞子问鹖冠子说：圣人的道理以什么为先？鹖冠子说：以人为先。庞子说：人的道理以什么为先？鹖冠子说：以兵为先。庞子说：为什么舍弃天而把人放在前面呢？鹖冠子说：天高远而难以知晓，有福不能请求，有祸不能躲避；效法天就会违逆。地广大深厚，利处很多（一本作“则”），威势却少；天尊贵却不亲近，地亲近却不尊贵。效法地就会受辱；时令的举措交替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效法时令就会产生二心。这三者不能用来建立教化、树立风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们。庞子说：阴阳又怎样呢？鹖冠子说：神灵、威势和光明显明，与天相合，神的精微明察，实际就是灵。草木的萌芽、屈曲和动作，与地一同发生，所谓“屈生”，就是“勾”。阴阳、寒暑随着时令到来；这三者，圣人存在就能治理，圣人亡失就会混乱，所以以人为先。富有就会骄纵，显贵就会衰弱。兵事百年未必使用一次，但一天也不能忘记，所以人的道理以兵为先。庞子说：以兵为先是怎么回事？鹖冠子说：兵，就是礼、义、忠、信。庞子说：希望听听兵的道义。鹖冠子说：失去道，所以敢以卑贱抗拒尊贵；不合义，所以敢以弱小侵犯强大。庞子说：使用兵道应当怎样？鹖冠子说：实行不正之事就应以羞耻禁止，返回正道就舍弃兵事，因此不杀投降的人。鹰都不攻击伏地的鸟，何况对人呢？君主之道所崇尚的，没有比约束更重要的。得到土地却失去信用，圣王不会占有它；违背言语、辜负约定，各自都将有其后果。庞子说：弟子听说，土地广大的国家物资充实，百姓众多的国家兵力强大，兵力强大就能首先在天下取得志愿。如今把所见与所不见相合（一本作“含所不见”），大概很危险（一本作“系”，一本作“治不然”）。现在大国的军队反而讥笑他人而辞穷，禁令不能制止，命令不能施行，原因是什么？命令是让人去做，禁令是让人不要做。鹖冠子说：想知道将来，就考察过去；想知道古代，就考察今天。选择人才来任用的就能称王，任用人之后再选择的就会灭亡。违逆的节序由此产生：不肖之人侵犯贤人所受的命令，天天凌驾其上；这是下属凌驾上级。百姓不敢说出上级的命令，却说这是胜利。这是上级战胜下级。今天所问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土地广大、国家富足、百姓众多、兵力强大，这叫作具备条件。士人有余力，却不能因此在天下首先实现志愿，是因为他的君主不贤而且行事骄纵放溢。超过限度叫作骄，满溢过度叫作溢。君主不贤，就不能做到无为，也不能同臣下共同成就事业。孟子说：人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骄纵就会轻视敌人，轻视敌人就会同自己偏爱的人谋划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使不胜任的人勉强承担力量，想在并非自己的敌人面前取得胜利，不考虑终身的祸患，只喜欢片刻的言辞。因此，国君遭受听信过错所造成的诽谤，在天下蒙受丑名；谋臣又背负滥用监察的罪责，在敌国面前受到责难。敌国于是责备他而退却（“却”或作“劫”），再用言辞来拒斥、遮掩它。如果退却，游说者就会因暴露自己的弱小而感到羞惭。用言辞退却敌人，游说者便自以为得意，而责备他的人却会因暴露自己的弱小而羞惭；形势最终必然发展到使用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