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夫民者，国之本也。政令烦则赋敛重，民贫乏则国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资下而立，君税取多则上下同饥。剥下盈上则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宪，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税也，输国之赋。什一之税，务在其轻，赋重则民贫，赋轻则民足，民足则国泰，民贫则国危，理在酌中，法无太酷，所以铸刑书而物怨，作丘赋而邦贫，齐侯以重钦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目君宜鉴焉。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有为则政烦，无为则简易。易则易从，烦则难治。夫上有击鲜玉食之厌，则下有腐埃糟糠之美，网密令苛，故难治也。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政令烦苛，赋敛重大，而民亡本业，亡业则触法犯禁，轻就死地，以其各求养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惧，逆白刃而不惊者，故曰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也。夫贪生趋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独有外形忘生者，处阜隶而不辱，食草蕾而常甘，虽世事崄巇，亦陆沈而安隐，是有以异乎贵生者也。贵生，益生也，又自贵也。目贵其生者，谓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声，若不得，则大忧以惧，以至乎过责分外而轻入死地也。民饥则精神散而轻死，足则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气，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气散，真一之精竭，形亏神亡，故百骸坚强也。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夫万物草木生也，则天地之气流行乎内，阴阳之液润泽乎外，故春条青青而可结，夏叶敷荣而可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则天地之气消散乎内，阴阳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实丹黄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识，此举无情。无情者，以气聚散为荣枯。有识者，以道存亡为生死。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开元御疏曰：草木生则柔脆，死则坚强，则知人为坚强之行，是入死之徒，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类也。严君平曰：阳气之所居，木可巷而草可结也。阳气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阳气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药也。柔弱和顺生长之具，而神明阳气之所托也。万物随阳气以柔弱也，故坚强实死之形象，柔弱润滑生之徒类也。是以兵强则不胜，玉真曰：夫兵者，凶险之器，斗争之具，所触之境与敌对者也。兵强则君逸而将桥，将侨则卒暴，以逸君御憍将，侨将临暴卒，且败覆之不暇，何胜敌之有哉。故桀、纣以百万之师而倾四海，始皇以一统之业而丧九州，项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灭，符坚狼狈於淮水，隋炀分崩於楚宫，此数家之兵皆多至数兆，少犹数亿，无不恃其成以取败，此皆兵强不胜之明验也。又兵者求胜非难，持胜其难，唯有道之君乃能持胜。向数君之败，皆由不能持胜之过也。木强则共。开元御疏曰：木本强大，故处於下，枝条柔弱，共生於上，盖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故也。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夫木之强干大本常处於下，柔条弱枝常处於上，木犹如此，况於人乎，况於国乎。生气存则柔弱，柔弱者谦之道，天道好谦，故次之以天之道。天之道，其犹张弓乎。开元御疏曰：天道高远，非喻莫明，故举张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开元御疏曰：夫弓之为用，当合材定体，令弛张调利抑高举下者，为架箭之时准的也。损有余与不足者，为发矢之时远近也。如此则命中矣，次结归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日阴与阳，阳主升，阴主降，阳升极天则降，阴降极地则升，此抑高举下张弓之象也。天道盈虚一章七闰，损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来，则岁功成矣。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故举亏盈益谦，欲令称物平施尔。严君平曰：夫工人之为弓也，无杀无生，无翕无张，制以规矩，督以准绳，弦高急者宽而缓之，弦弛下者摄而上之，其有余者削而损之，其不足者补而益之，弦质相任，上下相权，平正为主，调和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举下，损大益小，天地之道也。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开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损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损下益上日损，损上益下日益，以下为本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损下益上遂变而为损。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夫在否卦，而损上益下遂变而为益。此圣人设卦观象之法也。孰能以有余奉天下，虽有道者。
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政令繁琐，赋税搜刮就沉重；百姓贫困，国家的根本就败坏。因此君主依靠百姓供养，上位者依靠下位者而立；君主征税太多，上下都会饥饿。剥削下民来充实上位者，君民都会困弊。杜光庭说：制定法令、垂示法典，古来已有明文。所谓食，是充实君主的膳食；所谓税，是缴纳国家的赋税。什一之税，务必减轻；赋税重，百姓就贫困；赋税轻，百姓就富足；百姓富足，国家就安泰；百姓贫困，国家就危险。道理在于斟酌适中，法令不能过于严酷。因此铸造刑书会使万物怨恨，增加丘赋会使国家贫困；齐侯因重税而灭亡，田氏因厚施而成就霸业，这些都清楚明白，君主应当以此为鉴。百姓难以治理，是因为上位者有所作为，所以才难以治理。有所作为，政令就繁琐；无为，政令就简易。简易就容易服从，繁琐就难以治理。上位者若有击鲜食美的奢侈享受，下位者便只能把腐朽尘土和糟糠当作美食；法网严密、命令苛刻，所以难以治理。百姓轻视死亡，是因为他们过分追求求生，所以才轻视死亡。政令繁琐苛刻，赋税搜刮沉重，百姓失去本业；失去本业就触犯法令、违犯禁令，轻易走向死地。这是因为他们过分追求维持生活的资具，以至于有人蹈入水火也不害怕，迎着刀刃也不惊惧，所以说“因此轻视死亡”。唯有不把求生当作目的的人，才胜过那些以珍贵生命为务的人。贪恋生命、追逐利益，就像羊走向屠宰场，只是在自行招致死亡。唯有能够超脱形体、忘却生死的人，处在卑下的地位也不以为辱，吃草木果实也常觉得甘美；即使世事险恶，也能沉潜其中而安定隐居，这才不同于把求生看得尊贵的人。“贵生”就是增益生命，也是自以为尊贵。把生命看得尊贵的人，身体想要安逸，口舌想要厚味，形体想要美服，眼睛想要美色，耳朵想要声乐；得不到时就极度忧虑恐惧，以至于越过本分求取，而轻易走入死地。百姓饥饿，精神就涣散而轻视死亡；生活富足，身体就柔和完整而看重生命，所以接下来说明“百姓活着时柔弱”。百姓活着时柔弱，死后却坚硬强直。百姓活着时，含有元和之气，怀抱真一之精，形体完整而精神旺盛，所以全身骨骸柔弱；等到死亡，元和之气散失，真一之精耗尽，形体亏损、精神灭亡，所以全身骨骸坚硬强直。万物草木活着时柔软脆弱，死后就枯萎干槁。万物草木活着时，天地之气在内部流行，阴阳之液在外部滋润，所以春天枝条青翠而可以弯曲，夏天叶子繁茂而可以[疑误]，这就是柔软脆弱。等到死亡，天地之气在内部消散，阴阳之液在外部干燥，所以秋天果实红黄而凋落，冬天枝条焦枯而容易折断，这就是枯槁。前面说明有知觉者，这里举无情之物为例。无情之物以气的聚散说明荣枯；有知觉者则以道的存亡说明生死。所以坚硬强直属于死亡一类，柔弱属于生存一类。《开元御疏》说：草木活着时柔软脆弱，死后坚硬强直，由此可知，人采取坚强的行为，就是走向死亡的一类；采取柔弱的行为，就是出生、得生的一类。严君平说：阳气所居之处，木可以弯曲，草可以结扎；阳气离去之处，水可以凝结，冰可以折断。因此神明和阳气是生命的根本，柔弱是万物的药物。柔弱和顺是生长的凭借，也是神明、阳气所寄托之处。万物随着阳气而柔弱，所以坚强实际是死亡的形象，柔弱、润滑才是生命的一类。因此兵力强盛，反而不能取胜。玉真说：兵器是凶险之器，是斗争的工具，是用来同敌人相对抗的东西。兵力强盛，君主就会安逸，将领就会骄傲；将领骄傲，士卒就会暴虐。让安逸的君主驾驭骄傲的将领，让骄傲的将领统率暴虐的士卒，连失败覆亡都来不及避免，哪里还能战胜敌人呢？所以桀、纣凭百万军队而倾覆四海，秦始皇凭统一天下的事业而丧失九州，项羽忽然称霸而很快灭亡，王莽篡位以后旋即覆灭，苻坚在淮水狼狈失败，隋炀帝在楚宫分崩离析。这几家的军队，多的达到数兆，少的也有数亿，却无不倚仗既成之势而招致失败，都是兵力强盛却不能取胜的明证。又兵战争取胜利并不难，守住胜利才难；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势。前面几位君主的失败，都是不能保持胜势造成的过错。树木强硬，就会被砍伐。《开元御疏》说：树木的根本强大，所以处在下方；枝条柔弱，生长在上方。这大概是取柔弱者在上、强横者在下的道理。强大处在下方，柔弱处在上方。树木强硬的树干和粗大的根本通常处在下方，柔软的枝条和弱小的枝干通常处在上方。树木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何况国家呢？生气保存下来就会柔弱；柔弱是谦下之道。天道喜好谦下，所以接着讲“天之道”。天道，不就像张弓一样吗？《开元御疏》说：天道高远，不借助比喻就难以说明，所以举出张弓的方法，来彰显天德的作用。高的就压低，低的就抬高；有余的就减损，不足的就补给。《开元御疏》说：弓要发挥作用，必须先合拢材料、确定形体，使弛张调和顺利。压低弓背、抬高弓弦，是架箭时校准目标的办法；减损有余、补给不足，是发箭时调节远近的办法。这样就能命中目标，然后转而归结到天道。《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阳主上升，阴主下降；阳升到天的极点就下降，阴降到地的极点就上升，这就是压低高处、抬高低处的张弓之象。天道有盈有虚，一章七闰；减损太阳的有余，补足月亮的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来，年功就完成了。人君应当效法天道，压制强者、扶助弱者，减损有余、补益不足，所以说要减损盈满、增益谦下，是想使万物各得其平等施予罢了。严君平说：工匠制作弓时，不使它有所杀伤或生发，不使它无端收缩或张开，而是用规矩制作，用准绳督察。弦高而紧的，就放宽使它缓和；弦松而低的，就收束使它上提；有余的就削减，不足的就补益。使弦与弓身相称，上下彼此调节，以平正为根本，以调和为常道，所以弓可以校准，箭也可以发射。压低高处、抬高低处，减损大的、增益小的，是天地的道。天道减损有余、补足不足；人道却不是这样，反而减损不足来供奉有余。《开元御疏》说：这里说明人道不能像天道那样损有余、益不足，反而聚集多的、增益少的。在《易》中，损下益上叫作“损”，损上益下叫作“益”，因为以下为根本。损下益上，则其道向上运行；本来在泰卦中，损下益上便变成了损卦。损上益下，百姓喜悦无穷；本来在否卦中，损上益下便变成了益卦。这是圣人设置卦象、观察事物的办法。谁能把自己的有余拿来供奉天下？只有有道的人。
此设问答，详解其义。问曰：谁能同天道下济以恤於人，喊损有余之爵禄，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圣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圣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贵加人也。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见贤。夫圣人者，圆通为智，因物为心，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於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岂以已所施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处其位哉。夫惟不恃不处，故能为韦材之帅也。天道益寡损余，抑高举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过於水。天下柔弱莫过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极者，无过於水，而贯金石攻坚强，无有能胜之者。又为人。壅止次流，处方置圆，坎险高下，污渎百数，以其柔弱之性，终无以移易之。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夫水之灭火，阴之制阳，舌柔而存，齿刚则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闻也。而乃各师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叹息，故引圣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圣人言者，三坟之遗文也，或老氏谦辞。言人君能含受垢秽，引万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无以汝万方，则民仰德美而不离散，可以常奉社稷而为主矣。《鸿烈解》曰：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韦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王击之。王倪而泣涕汨沾拎，超而拜韦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此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一也。帝王立国，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穑。备弃盛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为天，故有国必先社稷，而王者为之主也。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人君能谦虚用柔，受国不祥，则四海归仁，六合宅心，是谓天下王矣。传曰：山泽纳污，国君含垢是也。《鸿烈解》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为人君而欲杀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无复言。子韦再拜曰：敢贺君。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岁。臣请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国不祥，为天下王也。正言若反。夫能行柔弱，则为君主。尚刚强，则招祸咎。圣人受垢恶，永保元吉。世俗乐美荣，终致灾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众恶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国君不能无为谦弱，民乃多欲好争，遂使轻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卫，而国君设教立法以绳之，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以和报其怨而翻济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无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兴，虽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余怨。是犹代大匠断木，稀有不伤手矣。若乃以无心至德报之者，几乎造物哉。安可以为善。夫圣贤本以刑政和报其怨恶，奈何奸诈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则安，可以为善哉。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陆希声曰：古者结绳为约，而民不欺，破木为契，而民不违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圣人之心与百姓心犹左右契耳。契来则合，而不责於人，故上下相亲，怨用不作。李荣曰：古者圣人刻木为契君执其左，臣执其右，合之以为信。不复制以法律，故不责於人。不责何怨和之有。故有德司契彻，无德司彻。彻，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谓中古之君，无文书法律，但刻契合符以为信约，而民自从化，故称有德也。无德谓远古之君，德大无名，物皆自然，穴处巢居，各安其分，其君无思无虑，朝彻见独，不为不恃，道冥德渊，无契可司，但司其通彻而已，故称无德焉。此杜光庭说也。旧说以彻为迹，或谓作轨，法以通人则凋弊生，故曰无德也。今法取杜说为长。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无私，惟善是与，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会，何用司契而责於人哉。此复太古之风也。和怨则怨未尽，息怨则无为，无为则在小而不贪，故次之以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译这是用设问和回答来详细解释其中的意义。问：谁能像天道那样向下施济，体恤百姓，减损有余的爵禄，来供给天下孤苦贫寒、不足的人呢？答：只有有道之士、圣明的君主和智慧的人，才能这样做。说“供奉”，是说明圣明的君主处在万物之上，心中却不忘下位，正如卑下者供奉尊贵者一样，不因地位高贵而凌驾于人。因此，圣人有所作为却不依恃；功业成就也不居功自处；正因为他不想显露自己的贤能。圣人以圆融通达为智慧，顺应万物来用心；整治万物却不自称有义，恩泽施及万世却不自称有仁，长存于上古却不自称长寿，覆盖承载天地、雕刻万物形貌却不自称巧妙。他哪里会因为自己所施行的事情而夸耀自恃，把功业成就、事情办妥后就固守自己的职位呢？正因为他不自恃、不居功，所以能够成为【韦材】的统帅。天道增益不足、减损有余，压低高处、抬高低处；只有有道的人能够效法它的柔弱，所以接着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没有超过水的，而攻克坚硬强大的东西，却没有什么能胜过它；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天下万物中，最柔弱的没有超过水的；但它能穿透金石、攻克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它。它又能被人堵塞而停止，顺着高低曲折流动，方处可方、圆处可圆，经过险阻高下以及各种污水沟渠，却凭借柔弱的本性始终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所以柔弱能够胜过刚强，弱小能够胜过强大；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却没有人能够实行。水能灭火，阴能制约阳，舌头柔软所以能保存，牙齿刚硬所以会折断；这些道理天下没有人不知道，都是世俗共同听闻的。然而人们各自只听从自己的心意，没有人能实行柔弱之道，这就是老氏深深叹息的原因。因此引用圣人的话，来说明实行柔弱的方法。因此圣人说：能够承受一国的污垢，才叫作社稷之主。所谓圣人的话，是三坟遗留下来的文字，也可能是老氏谦逊的说法。意思是说，君主能够包容承受污秽，把天下各方的罪过都归到“我一人”身上。只要我一人有罪，就不会归罪于你们天下各方，百姓便会仰慕君主的德行而不离散，君主就可以长久奉守社稷而成为社稷之主。《鸿烈解》说：晋国攻打楚国，军队行进三舍仍不停下，大夫请求出击。楚庄王说：“先君在位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了我这一代，晋国却来攻打楚国，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让它继续这样侮辱我们呢？”韦大夫说：“先臣在位时，晋国不攻打楚国；到了臣这一代，晋国却来攻打楚国，这是臣的罪过。请大王出击。”楚庄王仰面流泪，泪水沾湿衣襟，起身向韦大夫拜谢。晋人听到后说：“君臣都争着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而且君主又轻视、谦下地对待臣子，不能攻打他们。”于是连夜撤军回国。这就是承受一国污垢、成为社稷之主的一个例子。帝王建立国家，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宗庙用来尊奉祖先、配享上天，社稷用来尊奉农事。社稷所出产的谷物，是百姓生存、粮食供应的根本。人以食物为天，所以建立国家必先立社稷，而君王就是社稷之主。能够承受一国的不祥，才叫作天下之王。君主能够谦虚柔顺，承受一国的不祥，四海就会归附仁德，天下各处都会归心，这就叫作天下之王了。古书说：“山林湖泽能够容纳污秽”，说的就是国君包容污垢。《鸿烈解》说：宋景公时，荧惑星运行到心宿，景公害怕，召见子韦问道：“荧惑星在心宿，意味着什么？”子韦说：“荧惑星是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要降临到君王身上。不过，也可以把灾祸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治理国家的，若把死亡转移给他，那是不祥。”子韦说：“也可以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我还替谁做君主呢？”子韦说：“也可以转移给年成。”景公说：“年成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年成歉收，百姓一定会死亡。身为人君，却想杀害百姓来使自己活命，谁还会把我当作君主呢？我的寿命本来就已经尽了，你不要再说了。”子韦拜了两拜说：“冒昧地向君王道贺。”上天处在高处，却能听见下情；君王说出了作为人民君主的话，上天必定多次奖赏您。今晚荧惑星一定会移动三舍，每舍七里，所以君王可以延寿二十一年。请允许臣伏在台阶下等候观察。”这天晚上，星果然移动了三舍。这就是承受一国不祥而成为天下之王。正直的话听起来好像反话。能够实行柔弱之道，就能成为君主；崇尚刚强，就会招来祸患。圣人承受污垢和恶名，长久保全大吉；世俗喜欢美名荣华，最终招致灾祸凶险。正直的话与世俗的看法相反，就是这个意思。水能够承受污垢，容纳众多恶物，所以接着说“和大怨”。即使调和了大的怨恨，也必然还会留下余怨。国君不能实行无为、谦下和柔弱，百姓就会欲望众多、喜欢争斗，于是使那些轻视生命、以死相殉的人在道路上挽袖挥臂；国君便设立教化和法令来约束他们：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用和解来回应怨恨，反而助长了怨恨；既然已经有了怨恨，再去调和它，不如根本没有怨恨，也无需调和。只知道调和大的怨恨，却不察看大的怨恨由何而起，即使以至公之心去调和，也免不了留下余怨。这就像代替大工匠砍木头，很少有不伤手的。若能以无心的至德来应对它，就差不多接近造物之道了。这样怎么能够算作行善呢？圣贤本来想用刑罚和政令来调和、回应百姓的怨恶，然而奸诈越来越严重，怨恨和非议也越来越多；像这样，哪里还能算作行善呢？因此圣人执持左契，却不向人索取或责求。陆希声说：古代用结绳作为约定，百姓不会欺骗；剖木制成契券，百姓不会违背。这是因为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心，而是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圣人的心与百姓的心，就像左右两半契券一样；契券合拢便相符，因此不责求于人，上下就彼此亲近，怨恨也不会产生。李荣说：古代圣人刻木为契，君主执左契，臣下执右契，合起来作为信证。不再依靠法律来制约，所以不责求于人。不责求于人，又有什么怨恨需要调和呢？所以，有德的人主持契约；无德的人主持通达之道。“彻”是通达、道路的意思；“司”是主持的意思。有德，指中古时代的君主：没有文书和法律，只刻制契券、合拢符契作为信约，百姓自然受到感化，所以称为有德。无德，指远古时代的君主：德行广大而不留名，万物都顺其自然，穴居巢居，各自安守本分。那时君主无思无虑，朝夕通彻而见其独特，不作为也不自恃，道幽深而德深厚，没有契券可以主持，只主持通达之道罢了，所以称为无德。这是杜光庭的说法。旧说把“彻”解释为踪迹，有人认为应作“轨”，认为用法令使人通达就会产生凋敝，所以说无德。现在看来，采用杜光庭的说法较为妥当。天道没有亲疏偏爱，常常帮助善人。天道没有私心，只帮助善人；这就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因此，上善之人自然与天道相合，哪里还需要主持契约、责求别人呢？这又恢复了太古时代的风气。调和怨恨，怨恨就不会完全消尽；止息怨恨才是无为。实行无为，就会处在小国而不贪求，所以接着说“小国寡民”。使国家小、百姓少，即使有十人、百人所用的器具，也不使用它们。
什，伍也。伯，长也。器，材器也。夫国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贵贱不相犯，由君之无为，故民资业丰盛，材器伟奇，而无所施用。此至治之极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君无为则德化淳，民质朴则不轻死崇本弃末，耕食织衣，各恋旧乡而不迁徙，虽轩皇几蘧之治，不足过也。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刳木为舟以济水盖适远之用也。盖适远之用也。今论守道之君，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不相侵夺，不相贸易，有舟有直，弃而弗用。庄子曰：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韦生，其乡此之谓也。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甲兵所设，本以讨逆臣、御乱寇而已。君既无为，下乃守职，百姓不挠，四境帖然，则甲兵无所陈设也。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开元御疏日：古者书契未兴，结绳纪事。《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兴，诈伪日渐，今将使人忘情去欲，归於淳古，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夫君上无欲而民自朴，嗜好不生，民乃知足。虽蔬食草藜羹而饱满淡味为甘。葛衣鹿裘而温凉无文为美。茅茨蓬荜而风雨不侵为安。南炎北冱而水土任适为乐。自然俗无夭伤，土无札疠也。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邻国相望，言郡县相接也。鸡犬相闻，谓民丰境近也。民至老死，言无战敌而寿终。不相往来，犹鱼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术，此可以同赫胥尊卢氏之风也。民各知足则信实而不华，故次之以信言不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实之言，淡乎无味，其犹水也。淡则能久，不美者以其质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犹醴也。甘则易绝，不信者以其华也。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善於心者贵能行，不辫者本其素朴。辩於口者贵能说，不善者滞於是非。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夫知者谓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谓少则得也。《西升经》曰子得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谓博通物务，攻异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谓多则惑也。庄子曰：文灭质博，溺心是矣。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积者，蕴聚也。圣人道济天下，不蕴德以自高，积而能散，不蓄财以自润。既不滞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内，二者俱通，故曰不积。庄子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夫圣人所以不积者，演道德以为人，人受其益而圣德愈明，如镒照人不藏好恶，而鉴之明未尝少喊，此喻内智也。分财利以与贫，贫受其赐而财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润，而井泉清彻不竭，此况外功也。开元御本二句并作既以与人。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阳也，故好生而恶杀，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圣人之道，在所施为也。所为顺理，不与物争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绝辩忘言，强名复泯，还归妙本也。右老氏经二篇，统论空洞虚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阴阳、圣人侯王、士庶动植之类，所谓广大而无不蕴，细微而无不袭也。约而语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为教之宗，叔体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无为无不为陈教之旨，叔用而适乎道。故体用兼忘，始末相贯也。下之首章，明有德无德为教之应，因时之浇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为教之用，任物之华实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时任物而不逆不争，是有其元德而大顺於造化，复其常道而入於妙门者矣。道德真经藏室慕微篇卷之十竟
译“什”是五人编制，“伯”是长官；“器”是器具。国家小而能够自守，百姓少而能够自给，就可以回到太古时代。让百姓各有部曲和什伯的编制，使贵贱彼此不侵犯；由于君主实行无为，百姓的产业丰盛，器具奇伟，却没有地方可以施用。这是政治治理达到的最高境界。使百姓重视死亡，不向远方迁徙。君主实行无为，德化就淳厚；百姓质朴，就不会轻视生命、崇本弃末。他们耕种以获取食物，织布以制作衣服，各自眷恋故乡而不迁徙；即使是轩皇、几蘧氏那样的治理，也不能超过它。即使有船和车，也没有地方使用它们。剖开木头制成船，是为了渡水，大概是用于到远方去的。现在说守道的君主：大国不过想兼并、畜养人民，小国不过想进入并侍奉大国；彼此不侵夺，也不贸易。即使有船和车，也弃置不用。庄子说：“至德的时代，山中没有小路和隧道，水泽没有船和桥，万物各自生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即使有铠甲和兵器，也没有地方陈列使用。设置铠甲和兵器，本来只是为了讨伐逆臣、抵御乱寇。君主既然实行无为，臣下便各守职分，百姓不受扰乱，四境安定，于是铠甲和兵器就没有地方陈列使用。还要使百姓恢复结绳来记事。《开元御疏》说：古代文字和契券尚未兴起时，用结绳记事。《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代圣人改用书契。”结绳的时代，人人淳朴。文字兴起以后，欺诈虚伪日渐增长；现在要使人忘却情欲、去除欲望，回归淳朴的古代，所以要使百姓恢复结绳来使用。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好，以自己的居所为安适，以自己的风俗为快乐。君主上面没有欲望，百姓自然淳朴，不产生过度嗜好，百姓于是知道满足。即使吃蔬菜、野草和藜菜羹，也能吃饱，清淡的滋味就是甘美；穿葛布衣服、鹿皮裘，也能御寒避暑，朴素无华就是美好；住茅屋蓬门，只要风雨不能侵入就是安稳；南方炎热、北方严寒，只要水土能够适应就是快乐。这样自然不会有民众夭折伤亡，土地上也不会发生疫病。邻近的国家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也能互相听见；百姓直到老死，也不彼此往来。“邻国相望”，是说郡县彼此相接；“鸡犬相闻”，是说百姓富足、疆界相近；“民至老死”，是说没有战争和敌害，能够寿终；“不相往来”，就像鱼在江湖中彼此忘却，人们在道术中彼此忘却一样。这可以说与赫胥氏、尊卢氏的风俗相同。百姓各自知足，就诚实而不浮华，所以接着说“真实的话不华美”。真实的话不华美，华美的话不真实。真实诚实的话，平淡得没有滋味，就像水一样。平淡才能长久；不华美，是因为它质朴。华美动听的话，甘甜而过分滋润，就像甜酒一样。甘甜就容易消失；不真实，是因为它浮华。善于修养的人不逞口舌之辩，逞口舌之辩的人并不善良。内心善良的人，贵在能够实行；不争辩，是因为守持本来的质朴。口才善辩的人，贵在能够言说；但不善良，是因为拘滞于是非。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追求博杂，追求博杂的人并不真正有智慧。所谓有智慧的人，是指懂得道的人。他明白道理、知道根本，只取得要旨罢了，何必广博呢？这就是所谓少取反而有所得。《西升经》说：“你得到一，就万事完备；心中无所得，鬼神也会降伏。”所谓博，是广泛通晓各种事务，攻究异端，探求彼此是非罢了。不知，是指知道得越多反而越迷惑。庄子说：“文饰灭了本质，博杂使心沉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圣人不积聚；既然把自己用来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充足；既然把自己所有的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增多。“积”就是蕴藏聚集。圣人以道救济天下，不蕴藏德行来抬高自己；有所积聚却能散给别人，不蓄积财物来滋润自己。他既不把功劳滞留在外，也不把智慧聚藏在内，内外二者都通达，所以说“不积”。庄子说：“天道运行而没有积聚，所以万物得以成就；帝王之道运行而没有积聚，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没有积聚，所以四海臣服。”圣人之所以不积，是因为演说道德来帮助别人；别人得到他的益处，圣人的德行反而更加显明，就像明镜照人，不藏匿好恶，而镜子的明净从未减少，这比喻内在的智慧。把财物利益分给贫困者，贫困者接受他的赐予，而财物反而更加增多，就像井任人汲取，普遍蒙受利益，而井水依然清澈不竭，这比喻外在的功德。《开元御本》两句都作“既以与人”。天道有利于万物而不加害。天道属阳，所以喜好生养而厌恶杀戮；春夏使万物生长繁育，秋冬使万物成熟，这就是有利而不加害。圣人之道，在于有所作为却不与万物争夺。圣人有所施为，所作所为顺应事理，不与万物争夺；这是效法天道而如此。真实的话不华美；断绝争辩、忘掉言语，连勉强建立的名号也一并泯灭，回归玄妙的根本。以上是老氏《道德经》的两篇，总括论述空洞虚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阴阳、圣人侯王以及士庶、动植物等类别，可以说广大而没有不包含的，细微而没有不涉及的。概括地说，上篇开头一章，说明可道之道与常道，是教化的宗旨；阐明其体而合于妙。上篇末章，以无为而无不为陈述教化的旨意；阐明其用而合于道。所以体和用都不执著，开头和结尾彼此贯通。下篇开头一章，说明有德、无德是教化的应机，随着时代由浇薄转为淳厚而次第接近玄妙。下篇末章，以真实之言和不真实之言说明教化的作用，依据万物的浮华与真实而施行道。因而能够顺应时代、任随万物，不违逆、不争夺；这是具备本始之德、大大顺应造化，恢复常道而进入妙门的人。《道德真经藏室慕微篇》卷第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