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海文集卷之三

译松江百姓的疾苦，积荒问题最为严重。百姓日益贫困，救济抚恤仍不能使他们复苏，是积荒长期拖累造成的。田粮被隐匿，考核无从下手，也是积荒扰乱造成的。积荒这一件事，使公私双方共同受害，已经很久了。并不是有关官员不知道，也不是朝廷没有察觉，而是实在不得已，只好姑且安置不问罢了。大概积荒是由于赋税过重，并不是制定赋税的本意。丈量土地、核定粮额，原本并没有轻重之分，只是没收富户的土地时，因沿用他们租册上的数额作为定额，所以同一圩、同一里，甚至只隔着一条田埂，土地没有差别，赋税轻重却突然不同。种着重粮田的人，大多不断赔纳，不到几年，家业就荡然无存，于是谋划逃亡迁徙，不久便至于死亡断绝。田主既然灭绝，谁肯承租耕种？各处原定粮额，逐年由里甲赔纳；赔纳久了，也导致逃亡迁徙。逃亡迁徙的人越多，田地就越荒；田地越荒，赔纳就越多。即使有好的征收办法，也免不了拖欠。周尚书深切痛恨这种弊病，于是大量增加耗米，概由全县包纳荒田赋额。因此连年加收的耗米，通常是正粮的两倍；这样即使一概承受其弊病，负担也较轻，还可以希望官府没有拖欠。然而缴纳的粮食既然这么多，百姓怎能不贫困？这就是百姓日益贫困、救济抚恤仍不能复苏，是积荒长期拖累造成的。何况既然包纳荒粮，奸民就会作弊，即使不是积荒，也把它推入积荒的数额之中。邻近积荒的田地，也推入积荒田地之中。积荒虽然因而减少，但积荒的数额却日益增加；熟田虽然日益增加，登记的数额却日益减少。遇到一年小歉收，又把熟田当作荒田。有关官员勘察时，把积荒的土地指作受灾之地。官员只是暂时到那里，怎么能够知道实情？这就是田粮被隐匿、考核无从下手，是积荒??月之造成的。有人想上奏请求减额并鼓励开垦，但朝廷的钱粮仰赖东南几个郡县供给，一旦要减额，将不止损失百万。何况宣德五年已经减过一次了，现在想再次减额，能不损害国用吗？这就是减额的办法不能实行，是朝廷不得已的地方。有人想按较轻的标准起租，凑足数额缴粮，这样加耗还可以减少，这种办法已经实行过。但百姓担心开垦以后，仍按原定数额登记在自己名下，再次走上旧路，因而迟疑顾虑，不肯乐意接受。所以虽然实行了很久，积荒仍旧如此。这些加耗、包荒、起租、奏请纳粮的办法，都是有关官员实在不得已而采取的。私下计算，现在的赋税收入不过是米、布、银三种：米是本色，银、布是折色。缴纳折色轻便，正是百姓所希望的。现在把积荒粮额折成布、棉纱，以斤两起征，每升、每合按定例征收若干棉纱，再用若干棉纱凑织成一匹布；零碎得不能织成匹段的，各户凑织后交还官府，奏请朝廷确定数额。百姓乐于缴纳轻便的折色，又没有后患，争着想开垦土地，把它作为世代产业，这样原定赋额也不会丧失。加耗会立即减少，隐匿也可以防止，公私双方都能共同得到好处。有人说，赋税的旧定额，米、豆、谷、麦以外，只有丝绵；如果以棉纱起征，就难以列入黄册，这话不对。丝绵虽然不是松江所产，但松江旧属秀州，也就是今天的嘉兴府，所以原有丝绵的定额。棉布虽然是松江所产，但过去产量也不多，所以没有棉布定额。近二三十年来，松江百姓多靠棉布为生，如今正粮多折成棉布，以此起征并登记入册，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如果不登记入册，百姓担心日后有祸患，谁肯接受呢？又有人说，有田可以开垦，人们当然乐意趋赴；那么那些被水冲没等各种田地，从哪里起征赋税呢？这也不对。姑且按三十万亩积荒来讨论，难道其中会有四五万亩被水冲没吗？即使包纳四五万亩，难道不也胜过包纳三十万亩吗？只是应先制定自首条款，严明告示隐匿的处罚；选派公正廉洁而有心计的人，逐一查验核实；至于地理、书算等人员，那么真正无可开垦的土地，大概也不会很多。又有人说，加耗数量很大，不只是包纳荒田，也包括夏税；那么积荒既然除去以后，夏税也要另行征收吗？这又不是这样。大概夏税所出，只在濒海的高乡；那里土地贫瘠、粮额较轻，所以又加征夏税。按法理说，本来应当另行征收；但是在包纳以前，夏税从来没有足额缴清，包纳以后，也曾另行征收一年，结果逃亡的有十六七成。大概是因为高乡独自受到盐司困扰，百姓特别贫困，粮税难以征收。周尚书深深怜悯高乡的困苦，想大力救治盐司的弊病，也略微实行过，但受到牵制，未能成功，因循至今。夏税既然包纳，如果盐司的困境仍旧存在，夏税又再次另行征收，就会加重百姓的困苦，税也难以收足，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唉！法令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病；顺应时势救治弊病，在于有关官员，不知道他们将认为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建议考虑得很周详，如果可以实行，不知当事者究竟认为怎样。】○议论水利

译松江是水乡，水利最为重要；其中水道最关键的，就是吴淞江和黄浦。关于吴淞江这一条水道，范文正、蘓文忠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任仁发等人推演说明得也很周全。当时只担心水灾淹没，详细讲求疏导的方法，没有考虑旱灾，也没有涉及蓄水节水的策略。并不是考虑不到这一点，而是当时黄浦还没有开通，只有水灾而没有旱灾。黄浦开通是在永乐四年，由叶钱塘开凿，夏忠靖完成，利益非常大。去年发大水，听父老说，与永乐三年的水相比，今年还少三四尺。然而永乐三年是连续下雨十天而造成大水，去年却连续下雨一个多月才发大水，为什么过去的水反而多，现在的水反而少呢？大概过去黄浦没有开通，泄水的道路狭窄；如今黄浦已经畅通，泄水的道路宽直。假使黄浦没有开通，那么下一个多月的雨，情况应当怎样呢？这说明黄浦带来的巨大好处，并不在吴淞江之下。然而这里水势急，那里水势就缓。黄浦受潮水冲击，水流奔腾猛烈，冲刷两岸；泄水越发通畅，吴淞江的潮势就越平缓，泥沙停积，泄水日益狭窄。因此黄浦的宽度渐渐是旧日的两倍，吴淞江狭窄处仅仅像沟渠一样。何况吴淞江处在低乡的东北，泄水狭窄，就会加重低乡的水涝；黄浦处在高乡的西北，泄水通畅，就会加重高乡的旱灾。两乡适宜的水利措施不同，很少遇到两边都丰收的年份；有时一年之内、一个郡之中，旱灾和水涝都会出现。有关官员想上报朝廷，实在难以措辞，不免顾此失彼，百姓的怨恨也无从顾恤。这些都是天时地势造成的：长久晴天必有长久雨天，长久雨天必有长久晴天，阴阳运行变化，是天道的自然规律。只是应当顺应地势，在高低不同的地方分别疏导、蓄水，以此应对。【以下是有办法的处置。】节蓄水的方法，应在出浦河口以内、避开潮水冲击的地方，运石设置闸门；遇到农忙月份水少时，委派人员管理，按时开闭闸门，这样高乡便可引入潮水，积水不致外泄，旱灾就会减少。平时则收藏闸板，既不阻碍交通，也没有什么可供倚靠闸门谋利的地方，想借闸门捕鱼获利的人又从何下手呢？这就是通过蓄水来使高乡受益。疏导的方法，应在江中最狭窄的地方加以疏浚；蒲草芦苇堵塞水道，就割除它们。大概水势已经缓慢，往往是由于蒲草芦苇堵塞，逐渐淤积成塞；一尺一寸的淤塞不清除，终于会形成堤岸。应当时时巡查，使水流畅行，这样旧河道不会废弃，泄水就会便利，水涝也会减少。至于泥沙涌动、随挖随涨的地方，即使大规模兴工耗费钱粮，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疏导来使低乡受益。然而，低乡的田圩不修筑，水也不能自行避开高乡的河道；河道不疏浚，水也不能逆流向上。因此有关官员每年修浚，但一项办法带来百种弊病，徒然劳苦而功效很少，其中浚河的弊病尤其严重。起初上报数目时说：某河若干里，某河若干里；等到兴工时，却只疏浚一条河，或者十几里，或者五七里就停止了；泥深四五锸的地方，有的只挑一锸、两锸；有的只是削低高处沙碛，填到深洼之处罢了。工程将要结束时，立即四散拆掉拦水坝，但仍把坝留在河中。有关官员前来察看，有时把一条河指作两条河，有时把某条河说成另一条河。新水已经漫涨，谁能测量它的深浅？谁见过原来坝址？名义上说是浚河，河道却没有加深，只是增添了许多坝来阻挡船只罢了。这就是乡人所说的“竹节坝”。何况点派的民夫虽然很多，收受贿赂就放走；真正下手施工的，能有几个人呢？至于田圩，高出水面，远远就能看见；水患往往出人意料地到来，百姓也不敢因循，所以弊病少得多。这只是有关官员不知道、不加防范罢了，直接改正它实在容易。虽然如此，地方广大遥远，必须有专职官员提督。如果只是委派官员暂时到任，不能按时巡查，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大多会被人蒙蔽。况且疏导江流，如果没有专职官员，哪里能够按时巡查？所以宋朝设置农田水利使，元朝设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监等官，也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兴办事情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难；谨慎选择合适的人，那么有利的事情没有不能兴办的，弊病没有不能革除的。【治理水利的人得到这个意见，斟酌处理得当，就会有成绩。】◆说五篇 《耻庵说》《稼轩说》《培善堂说》《张鐩名说》《续瘴说》○《耻庵说》君子的道，根本在于天性，成就于习染，而羞耻心就是其中的关键。以不善为耻，努力趋向善，这就是关键。按照习染向上发展，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沉溺于不善，以向善为耻，关键便随着习染向下发展，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然而关键仍然存在，有时还可以挽救而使它向上。如果忘掉这个关键，就没有什么顾忌。本来出于天性的东西，一天天消磨掉，与禽兽相差多少呢？孟子说“以在人前为耻是最大的羞耻”，周子说“不幸的是没有羞耻心”，都是指出这个关键，以此建立根本。末世道术昏暗分裂，士人的习气蔓延杂乱，他们的志向放荡，气势骄纵，言语放肆，沉溺于事务而迷失了关键，不以应当羞耻的事为耻，反而以不应当羞耻的事为耻的人很多。因此，众人急于求名，唯独羞耻心变得晦暗；众人争逐利益，唯独羞耻心显得廉洁；众人苟且求取荣誉，唯独羞耻心使人难以进取；众人夸耀奢侈，唯独羞耻于节俭；众人以荒诞为乐，唯独羞耻于讷言；众人安于傲慢，唯独羞耻于恭敬。这就像射箭却没有善于射箭，错失了关键；不反省、不揣度，不辨认目标，胡乱发箭伤害别人，反而激怒别人来伤害自己，祸患就惨重了，这都是被习染所困的缘故。君子的道，因习染而成，也因习染而毁，习染难道不可畏惧吗？农夫的儿子正坐在那里看着父亲用欺诈牟利，调整秤锤，增减量器，抬高或压低价格，却完全不知道这是欺骗。他在旁边看着同伴，那些人都在改变秤锤的轻重、增减量器的容量、抬高压低价格，于是满脸羞惭，深深感到羞耻。他后悔曾与这些人为伍，第二天暗自嘲笑他们；晚上又比较自己与他们获利的多少，终于以自己在市场上不够奸诈为耻。第二天去拜他们为师，后来又多次向他们学习，自以为找到了好办法，便在同伴面前夸耀。同伴又跟着奉承他，他才悔恨从前的愚蠢并感到羞耻。退下来思考，又以不能白白取得更多利润为耻，于是再向别的同伴学习，掘墓盗窃、抢劫掠夺，没有什么不做的，还有什么可羞耻的呢？习染改变人，就是这样！唉，难道只有市场上的人如此吗？那些在守持道义上受挫，甘愿忍受羞耻，曲意逢迎、随俗改变节操的人，也都是这样。句句写下来，我感到羞耻大概更深了。然而本于天性的东西，虽千变万化也不会丧失；君子在于把握这个关键，谨慎地揣度它。伊尹看到一个人没有得到善治，便好像自己在市场上受了鞭打，也不过如此而已。三衢的胡彦超以“耻庵”自号，大概是懂得这个关键的人。因此写下这篇说送给他，与他相互勉励；不以我的话为耻，才可以保全我们的天性。彦超认为如何？○《稼轩说》

译稼轩，是克清在左右两室的颜面上题写、用来表示自己所从事之业的名号，人们因此这样称呼他。我认为，关于稼轩的说法，古今人的议论已经很详细了。从事这一事业的人自己知道，精力也已经发挥到极点了，还能再增加什么呢？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私下还有一个说法，愿意同他商讨。过去陶渊明任彭泽令，把公田全部用力种秫米；妻子儿女坚决请求，才改为二百五十亩种秫米，五十亩种粳米。陶渊明善于饮酒，是因为想供应酿酒的材料。克清也有陶渊明的情趣，尤其喜爱宾客。那么他准备把稼轩都种成秫米吗？还是种成粳米呢？然而陶渊明饮酒，是韩愈所说的“有所寄托而借以逃避现实”。韩愈这话是针对王无功而发的，也因此成就了他的美名。后世谈到刘伶、阮籍一类人，也都把这种意思加在他们身上。这固然是忠厚的说法，但他们放纵情性、昏沉酣饮，亵渎侮慢常道，难道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的人竟能荒唐悖理到这种地步吗？如果本性善饮，饮酒却不达到昏乱的程度，那么像陶渊明那样饮酒以适合自己的天性，说是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也可以；说没有逃避、没有寄托，也可以，本来并不损害他的大节。那些荒唐悖理的人，难道可以借此自我欺骗，还拿来欺骗世人吗？何况刘伶、阮籍一类人都遭逢时局艰难，轻视世俗、放纵志意，可以有所寄托，可以有所逃避；生在太平时代，出处进退自如，又有什么可寄托、可逃避的呢？唉！不是有所寄托，也不是有所逃避，最终却因为饮酒而败坏事情的人很多。克清年纪正壮，颇爱修养自己，本来不至于荒唐悖理、败坏事情。然而他究竟是王绩呢？是刘伶、阮籍呢？还是真是陶渊明呢？他在世上的名声，终究不在这些方面。克清还是反观“稼轩”二字为好，应该多种粳米。我和克清有世代交谊，又有亲戚关系，情分如兄弟，而且承蒙他爱护、敬重，所以敢把这番话进言规劝，希望借此亲近他。克清姓褚，名廉，克清是他的字。○《培善堂说》安成人李廷重因为世代都有善行，担心后代继承时或许懈怠，于是把堂名题作“培善”，大概是用来勉励自己的。他认为我年长一天，来到南安请求我写一篇说；我当时已有许多说法，但很久没有空闲答复。恰好我在盆中种了一株梅，让一个小仆人照看它；他早晚都小心谨慎，十多天后梅却枯萎了。我奇怪地责问他说：“你不是料理这件事的人，把它交给家僮，你却完全不放在心上。”又过了十多天，梅树欣欣然像有了生机，我问其中缘故，家僮说：“先前这个小仆只想在您身边表示勤劳，有时应该干燥却浇水，有时正应安静却摇动它，殷勤过头而眼力又不够，他还跑远嬉戏、躺卧；有人折损它的枝叶、用爪指剔弄它，他也不管。厩马曾经逃逸，几乎把它的根基踢坏了，他也不知道，它怎么能不枯萎呢？我只是根据它的干湿情况适时照料，不去侵犯它罢了，没有别的技巧。”梅树不觉偶然有了生机。我抚着几案叹道：“真与假的区别竟然如此明显吗！这正是君子修养治理的大原则。”韩愈《种树传》所表达的意思还没有完全说尽，大概小仆只是想取悦于我，对梅的爱是虚假的；家僮才是真正爱护梅树的人。真诚和虚伪之间，事物的荣枯就已经判然不同了。廷重请我谈论培善的道理，姑且用这件事答复他。唉！如果以虚伪来培植善行，反而会伤害根本，还不如不培植。廷重自己反省一下，觉得怎样呢？从前有人夜行，看见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便发箭射去，箭头射入石中，几乎没入箭羽。等到看清是石头，再次发箭却射不中，第三次发箭射中了却不能射入。真诚与虚伪从内心发出而在手上得到响应，竟然如此。然而这种真诚或虚伪，就连射箭的人自己本来也不知道。唉！这就是君子之所以重视居心恭敬、穷究事理，必定谨慎对待独处之时的原因吧？廷重所谓培善，是真诚的吗？是虚伪的吗？已经真诚了，它会不会停息？还是能够自我察知呢？我将要试验它。这就是这篇说。○《张鐩名说》张生名鐩，是我朋友茂兰的长子。刚刚到了换牙的年纪，便在乡校之间求学；眉宇疏朗清爽，仪表英俊伟岸，而且读书声琅琅，传入人的耳中。世代积累的恩泽集中于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我写了一篇解释名字的文章送给他，说：“鐩，是取火镜。鐩与燧相同，以金制成鐩，所以从金取意，又以‘遂’谐声罢了。”《周礼》说司烜氏用大燧从太阳取得明火；《内则》说子侍奉父母，左右佩带所用的器物中也有这种东西，金燧就是它。观察鐩，可以看出人的灵巧足以斡旋造化。天地万物没有不是阴阳、水火、木金、土构成的。阴阳各有归属，例如水内明外暗，火内暗外明，本来就是阴阳相互为根、聚合与舒张而形体不同。然而由火不能导致水，水也不能导致火，是因为一方专一的气势胜过另一方。鐩由金制成，金归属于水，是阴的一面。因此木石引出火容易，水引出火困难。把金铸成镜，它得到的阳数比水多，内部的明亮也胜过水，所以辨别美丑，还要凭借镜子才可以。然而它也不能生火。只有鐩类似镜子，却向内凹陷；因为向内凹陷，所以光明聚集；光明聚集，所以阳气郁积；阳气郁积，火便存于其中。然而一星火光郁积在凝聚的阴气之中，终究不能自行燃烧。用太阳照射它，使它受到盛阳的触发，火才燃烧起来。这样看来，鐩不但不违背火的性质，反而还是火的母体。这固然显示人的灵巧可以斡旋造化，同时也不能否认造化自然的玄妙。凡是形成于天地之间的事物，哪一样不是阴阳造化的作用呢？张生难道也不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吗？虽然我的话浅陋，不足以穷究事物，但如果因名字而思考，由同类事物触类旁通，那么每件事都有一个道理，理之外没有物，物之外也没有理。把物理洞察清楚，也差不多可以成为增进学问的一点帮助。鐩，你要努力。○《续瘴说》

译张养浩《三事忠告》的《瘴说》有一条，详细说明做官如同遭遇瘴气，却没有完全说尽治理瘴气的方法；不过它引用元城刘先生处在瘴海之地而精神气色反而更强健的话，已经得到大意了。元城因为以忠义触犯权奸，凡是险远、瘴疠流行的地方，没有不遍历的；如今我的南安，也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精神气色更加旺盛，是因为他说：断绝欲望，而且没有夜间睡梦中的异常。普通人即使断绝欲望，有时心中仍有所触动，就会从内部动摇精气，于是产生遗精、梦遗的忧患，这就是所谓夜间睡梦中的异常。元城是司马公的门人，他的学问以真诚为根本，还会有什么弊病呢？这是去除瘴气的根本方法。此外，早晨必须饮酒，否则就吃姜来强烈温热身体；不要脱衣受骤寒，或者一旦受了骤寒就立即饮酒至醉、吃得过饱；不必过多服用药物，时常亲自祈祷祭祀，屏绝杂念，清心自我调养，这样瘴气就不值得忧虑了。然而人哪里可以拿元城作为标准呢？有时处于少壮之年，减少欲望也就可以了。至于祭祷，不但不能治愈瘴气，反而会增加瘴气。大概醉酒饱食、杂乱不堪，男女混杂，腥秽之气蒸腾郁积，传播感染，必然会使很多人受害。我在瘴气流行的地方任职时，除去了千百所淫祠，瘴气的势头逐年减弱，大概是有原因的。写下这些，用来补足《瘴说》尚未完备的地方。知府卢浚在《瘴说》后面题跋说：从前有人想出任官职，却厌恶那个地方的瘴气；有人劝解他说，瘴气造成的危害不只来自地理环境，做官也有瘴气：急于催逼、横征暴敛，剥削下民来奉承上司，这是租赋之瘴；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制造善恶不分，这是刑狱之瘴；侵夺民众利益来充实私家储藏，这是货财之瘴；开采金矿、木材，过度装饰车辆服饰，这是工役之瘴；大量挑选姬妾来满足声色欲望，这是帷薄之瘴。以上任何一种，只要有一种存在，无论距离远近，百姓怨恨、神灵震怒，没有疾病的人一定会得病，有疾病的人一定会死亡。从前元城刘先生身处瘴海而精神气色反而更强健，由此可知，地理上的瘴气未必能杀人，而能杀人的往往在于做官的瘴气。只忧虑地理瘴气，却不忧虑做官的瘴气，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我把他的话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告诫那些害怕路远、畏惧边远而不愿赴任的人的文字。南安并没有瘴气，却有人把它记入志书、流传谈说，称为瘴疠之乡，使很多人迷惑；难道是这个地方受到了过分的诬蔑吗？还是人自己制造了瘴气，而地势和天时又乘机助成呢？不过，假使我们从政的人能够以仁、以宽恕、以廉洁、以节俭来消除人为的瘴气，使远近之人都心悦诚服，那么上天一定会降下安康，土地也不会吝惜宝藏；至于那些使身体诚信通达、顺应天理的人，也会得到相应的福报。我姑且把《瘴说》写在座位旁边，用来自我警戒，也为这个地方洗刷诬名。◆题跋四十篇 《书朱子感兴诗注后》《书金石例后》《书铁崖先生传后》《分野评》《书方正学逊志斋集后》《书春晖堂诗后》《书陈佥宪先生墓志后》《书钱孟浦墓铭后》《书甘节堂记后》《跋东坡书太白逸诗卷》《题赵子昂山房清思图》《题黄华老人诗稿后》《书续宋论后》《书杨渔隐遗墨卷后》《石钟山记跋》《跋青林王云间卷后》《书贞孝先生诗后》《跋司马通伯卷后》《书韩宪副寿藏后》《题黄氏世谱》《跋班恕斋题王黄华书后》《书巙巙子山墨迹后》《跋杨文贞公与泰和尹吴景春书后》《题赠王存敬大尹》《评三宋草书》《题拙斋卷》《书南京吏部郑郎中卷》《书序齿录》《跋宣宗皇帝诗》《跋诸公遗墨卷》《跋赵子昂墨迹》《跋杨廷玉诗后》《跋子昂书》《书草庭卷后》《题思善谣后》《跋米元晖画后》《书张廷端铭志后》《书李思诚卷》《题感兴诗后》《跋神仙太守诗》○《书朱子感兴诗注后》自汉代以来，注释经书最好的，只有朱子一人罢了。大概正如所谓圆满之物不能再增加，规可以达到方正也不能再超过矩一样。传了两代到了他的门人手中，又变得支离破碎、芜杂蔓延。过了二百多年，上虞刘坦之选编《诗》并作补注，才重新恢复了这种方法，而且对朱子的《感兴诗》尤其用心。可惜近年又被好事之人把各家杂注重新拿来混杂其中，读起来使人头昏，找不到头绪。刚翻开书卷，不觉气愤得怒气冲胸。虽然说刘坦之已经无法再见，但胡云峯还可以寄望于人；如果当时让他看见，难道会把各家说法全部抄入补注吗？何况潘昞以下的各种说法，都是从择取后的材料中来的，为什么又要这样挨挨挤挤地并列在一起呢？我私下认为，不如不改动补注的旧本，而把众说另行编附在别册中，或许还可以。○《书金石例后》孙子说：“声音不过五种，五声的变化却听不尽；颜色不过五种，五色的变化却看不尽；味道不过五种，五味的变化却尝不尽。”文章也是这样，它的常规可以说明，它的变化难道可以说尽吗？苍崖先生的《金石例》列举常规而概括变化，对学者确实有功。然而他的意思是想使人依类推求，未必说所有条例都只限于此；那些没有说到的，并不是错误。大概只是以各家通常具有的情况作为例子，偶尔没有涉及的，便没有完备列举。例如碑志没有记载儿媳的条例；假如有儿子娶公主而受封赐的情况，儿媳难道可以不记载吗？平常事情该记还是不该记，应当看实际情况而定。然而又有虽有先例却不能作为榜样的，如柳子厚《马女雷五李卿外妇志》，不值得垂为戒鉴，只会助长恶行，能作为条例的范例吗？醇厚的儒者、端正的士人，应当有所选择。因此，条例虽有常规和变化，但所谓变化也只是不违背常规罢了；不违背常规，就是合乎义理罢了。如果合乎义理，何必拘拘于条例呢？唉！天下的事情大概没有不是这样，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因此写在书卷末尾，用来告诫阅读者。○《书铁崖先生传后》铁崖先生虽然出自会稽，但寄居我松江的时间最长，遗稿也最多，所以去世将近一百年后，松江稍微识字的人没有不能说出先生名号的。然而说他号“边上梅”，却是我从未听说过的。难道“边梅”是先生在家居住时所用的号，只在会稽各郡流行吗？在松江所见的署名中，除铁崖之外，还有铁雅、铁笛、铁史、铁龙精、铁仙、铁龙仙、伯老、铁东维子、抱遗老人等称号，不止一个。至于《香奁诗》等，则署名桃花梦叟、锦窝老人；这又是因事偶然落笔，本来不是常用的称号。他的常用称号没有脱离一个“铁”字，虽然各有缘由，难道不也是因为胸中铮铮烈烈的气概与铁相似吗？所以他随着所居之处而署上当地的名号，也不止一个。如小蓬台等，也都已经湮没无闻。只有草玄楼还在郡中迎仙桥的西面，不知换过多少主人，如今已经成为朱氏的住宅。然而我曾询问当地老人，他们都不知道先生的后代究竟怎样了。今年我因参加会试寄居京城，他的族孙豹也因贡生身份来到京城，恰好让我看到他所汇集的《铁崖传赞》等作品，于是记下此事。○《分野评》

译分野的说法，本出于《周礼》保章氏：根据星土辨别九州岛的地域和所封疆域，各有对应的分星，以观察妖祥。大概这是用天象占验地上之事，只是一种占法罢了。儒者不考察星官，也不著录其缘故，凡是谈郡国分野的，都依据成说记录下来，没有时间仔细考察；而且又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所以贾公彦说吴越之地在南方而星宿在北方，大概是因为国家归属取决于最初受封之日岁星所对应的时辰；这其实是不懂其中说法而强行附会的妄言。周朝把泰伯封在吴，把无绎封在越，难道是同一年同一月吗？何况后世所谓吴越，范围不止扩大百倍，怎么能都归属于这颗星呢？分野所属中，只有斗、牛、女三宿对应的地域极其遥远。《星经》说每一度计算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余，似乎荒诞不经。但只从日月交会、薄蚀的细微变化来看，也确实可以相信。然而它所说的里，是按鸟飞直线计算的，并不是说人行也可以曲折迂回。即使一个大府，难道能抵得上其中一两度吗？如今把某府对应某宿，也只是姑且取其大概罢了。大概天体运行极其刚健，一刻也不停息，星辰随着它运行，昼夜没有不经过的地方；哪里会有某个府、某座山正好与某颗星相直呢？我曾见元代僧人德儒对此提出疑问，写作《分野评》，他说：天上的经星二十八宿都归属于中国的分野，那么中国以外四方万国，难道没有一颗分星吗？难道先有中国，之后才轮到四方万国吗？又难道另有一片天空、另一套星宿吗？大概德儒也没有得到正确解释，只是想用下风?夹?阝?行来叩问儒者衣冠之士；而通晓天地人之理的人弼，曾惋惜他没有得到许鲁斋、耶律楚材诸公的认可，便妄自设想用占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天道流行，广大无边；万象形态各异而本体相同，天、地、人位置不同而神理相同。因此要用占法中变化不测的神妙，窥察天人感应的征验。比如吴越的灾祥，就应验在斗、牛二宿运行的度数上；以斗、牛占验吴越，并不是说吴越正在斗、牛二宿的正下方。史家的《天文志》说“某地进入某宿几度”，但各书记载不同，占法也不一样；也有不懂占法，只能大略测验而说的。现在用《易》占来说明，本来不必拘泥琐碎；京房、鬼谷、执革一类的占法，以第几爻对应住宅，各自取其应验，这仍然与以某星占某地相同。至于德儒所说中国与万国，则共处同一片天空、同一套星宿，只是占法各自取其征验。正好我正在编修《南安志》，李从质把白卷寄到南安，想让我写一篇论述您精通理学的文字，我写下这些答复他，因而把它质正于您。○《书方正学逊志斋集后》二十年前，瑞安人杨元霁任我华亭的知县，曾拿出方先生的《逊志斋稿》给我看，那是抄本；并且详细讲述先生的大节。我恭敬地读后，冒昧写在书后说：“笃诚信仰而喜好学习，守死以维护善道。宇宙之间，仅仅见到这位老人。”后来得到刻本，内容又多了。私下认为，孔子所说的这八个字，难道算过分吗？仍然遗憾自己还没有完全见识到先生。今年我的二儿子弘宜任宁海知县，宁海正是先生的故里，得到全集十二本，寄到南安；我秉烛急读，合上书深思，仿佛读程朱的文集，欣喜得忘了睡觉，却又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唉！学问纯正，涵养充足，操行坚定，这八个字并不过分。往下经过一代，考察其详细情况，大节或许有人具备；但他们的涵养和学问，恐怕没有赶上先生。当时有人把先生与欧阳修、苏轼相提并论，他当然不屑于此。我国以宋濂、杨士奇的文章被称为第一，但恐怕也不应当超过方先生吧？唉！如果只把先生当作文人看待，大概根本不是了解先生。唉！如果九泉之下可以复生，天下人都应当奔走为先生执鞭，像遇见孔子一样；不知道孔子会不会把他许为三仁之一呢？唉！○《书春晖堂诗后》孟东野创作《游子吟》，其中有“寸草春晖”的话，大概就是《蓼莪》所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却如苍天广大无极”那层意思。谁说唐代诗人往往浅薄而不懂义理呢？近代有一位袁景文先生，也创作《游子吟》，说“游子远行万里，母亲的心也随他而去”，大概是想让做子女的体察亲人的心意，以此自我保全他的心志，对世道人伦也有所补益，谈论者都赞许他。然而孟东野任溧阳尉时，竟因吟诗而荒废公务，被当时人非议；临官不敬，这并不是孝。他用来报答亲人的计划，难道还不够疏略吗？景文任御史时，主张没有实现，最终假装狂放而勇于退隐，穷困而死也没有悔恨，难道几乎可以只把他当作后世的诗人来评价吗？金华人张廷振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以“春晖”命名堂屋，已经有很多人写文章来赞美他了。我担心他只是把甘美的食物和调养饮食当作孝行，却忽略了更重大、更长远的事情，所以又说几句：廷振究竟将如何自处呢？还应当谋求长远宏大的事业。○《书陈佥宪先生墓志后》已故国子学录、安福人李先生本素在华亭任教时，曾对我说：“台州陈先生璲任江西提学时，对学生说：‘永乐年间编修《大全》等书，起初想从容详细地完成，后来被诏令催促完成，所以各位儒者的言论中有的没有经过精细选择，不免彼此抵触。虚心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能够得到正确结论，不可以拘泥。’又听说宣德年间，章丘教谕、余姚人李应吉向朝廷上疏，说《大全》取舍不当的地方很多，朝廷把这个意见交给礼部；礼部又下发到天下学校，允许兼采各家说法，一概以义理作判断。唉！编纂修订的大臣这样说，朝廷议论也这样说，大概是把它作为万世极其公正的论断，用来启发后来的学者。拘泥的人内心没有权衡尺度，却拿它作为定论，真是浅陋啊！” ○《书钱孟浦墓铭后》我曾私下嘲笑那些士大夫一流的人，有的谄媚侍奉权贵宠幸之人，捧取其排泄物、品尝其所厌恶之物，无所不至，匍匐在地拜倒在尘埃中，这已成为他们的常态。即使暂时得到荣宠升迁，用来向市井小人和奴仆夸耀，乡里稍微有见识的人也总会笑骂他们。至于玷污败坏士人群体、流毒百姓，更不必说了。近年有中贵人来到江南，身边有个侍卒王瘸子，善于幻术而且多才多技，骄横放肆到了极点，触犯他的人往往立即被打碎。走到邵县时，众人奔走投靠豪门，只有锡山的钱孟浦，孤单地只是一个平民，却神情严肃地前往拜见，用天理人心的话开导他。王瘸子一伙的气势于是收敛了，听到的人都说钱孟浦这是触犯虎狼般的凶恶之人而能够活着回来。后来王瘸子回到京城，天理昭彰，王瘸子一伙在西市被处死。钱孟浦的名声更加显赫了。由此可知，所涵养的刚大之气，并不取决于地位。那些拜倒在尘埃中的人，哪里配望见孟浦的鞋履呢？唉，真是伟大啊！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写下来，也用来激励那些纷纷扰扰、趋炎附势的人。○《书甘节堂记后》

译古人引用经书，并不拘泥于经文的本意。唐代以前还大体如此；后来读经应试的士子，却拘拘泥泥于单个辞句、只言片语之间，以为这样就能领会经意，于是经书的实际功用反而狭小了。进士李时亨的母亲守节自持，给堂屋取名“甘节”，修撰吴先生原博为此作记，只说“甘于守节”罢了。看的人往往因为这不合《节卦》九五爻“甘节”的说法而疑惑，这又何必拘泥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六义兴起的道理，和求道过程中所得到的滋味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原博的记文，从未有一句牵附《易经》的意思，难道就是背叛经义吗？所以我特意写在后面，用来消除读者的疑惑。跋东坡书写《太白逸诗》卷。这是苏东坡书写的李太白诗，金相蔡松年已经作了详细题跋。正隆是金主完颜亮的年号。施宜生，就是《桯史》中所记载的投奔金国、向宋朝泄露机密而被杀的人。蔡松年以下的人，书法都略微像苏轼；当时程氏之学在南方流行，苏氏之学在北方流行。金人把苏轼尊崇到和孔子并列的地位，所以学习他的余风，书法也都有些相似。施宜生等人在蔡松年的词作上极力推重，书写时一定把他的名字抬头顶格，这是当时谄媚奸佞的风气。不过由此也可以观察这些人的品格，窥见一个国家的气脉。蔡松年和宋京卞同姓，同时又都号西山，所以观看的人误以为他是宋人。若不是宋京卞那类鼠辈，就是季通等大君子，因此不敢轻率议论。然而他说得恰当的地方，即使宋京卞一类人，也不会因为厌恶其人而废弃其言。蔡松年虽然稍有过誉，但他所见的确如此，又有什么可怪的呢？乡贡进士、南海人梁充载得到此卷，珍藏起来。我的第三个儿子弘至和他同船来到南安，他于是拿出来让我观看，我便写下这篇题跋。题赵子昂《山房清思图》。赵松雪被书画名声掩盖了，而他的文章和经学造诣，世人并不完全知道，《元史》对他的议论确实如此。然而说到他的出处行藏，又听说君子也难免受到责备。豹子因皮毛漂亮而死，兰花因香气浓郁而被焚烧；难道书画之名使他无法自我掩盖，也是这个缘故吗？御史郑时晖收藏的《山房清思图》，尤其精妙绝伦，展开把玩，心情顿时清爽，却又不禁惆怅，于是写下这些话。题《黄华老人诗稿》后。乡贡进士、义乌人王允达在寒夜来访我，拿出《黄华老人诗稿》，以及巙子山、柯敬仲、王待制、宋潜溪先生都作有跋语的本子。然而我怀疑子山、敬仲的题跋都不是真迹，而是临摹本。允达说：“我曾祖待制公的话也不是亲笔，连同潜溪的话，肯定都是义门郑氏诸位先生记录下来的。”我这才释然，认为自己的浅见偶然也没有错。不过我又怀疑，诗稿开头题作“黄华先生”，难道是他自己题的吗？诗稿也是请人抄写的，难道是抄写的人题上去的吗？还是诗稿将要编成卷册，想用这个名称来确定书名呢？可是字法非常像黄华，难道他的草稿细字本来就不像吗？九思曾任鉴书博士，这里却说“参书”，难道是当时的称呼吗？他过去又曾有过这样的署名吗？允达是文献世家之后，办事件件都不马虎、不随意附和，一定要我写下这些话，来请知情者辨明，所以我写了下来。书《续宋论》后。元代杨廉夫等人根据宋太宗用柱斧刺地的故事，认为宋太宗弑杀了宋太祖。近来刘文安公撰写《宋论》，论证锤炼得更加精密。如今丘学士仲深曾贬斥许鲁斋，并说元朝不能算作正统。我同年蒋宗谊续写《宋论》，论述得更加详细。然而这两种说法，难道果真就是定论吗？书杨渔隐遗墨卷后。渔隐姓杨，名仁寿，是天台的儒生，通晓《春秋》之学。适逢元末科举制度废止，战乱已经发生，他便带着全家远行避难，靠占星相禽之术谋生。他寄居在松江的旅舍，在大户陶氏的馆舍中教授经学，于是把户籍迁入松江陶溪；因他自号渔隐，人们都称他为渔隐先生。渔隐年轻时就孤高而有奇异的气概，学习鲜于枢的书法而得到他的风韵。他的儿子景和，洪武年间应人材举，被授为东昌守；因酗酒、不敬而获罪，既已受到重刑，又把渔隐发配戍边，母亲和妻子也被幽禁。渔隐到达戍所后，总帅也学习鲜于枢的书法，有人便把他推荐给总帅。总帅正在写字，渔隐从旁进言说：“竖笔写得不合笔法。”总帅扔下笔，怒道：“那你来写。”渔隐立即拿笔一挥，总帅不由得叹服。总帅又拿出几十张名纸，翻来覆去请他书写，并问他想要什么。渔隐说：“我已经七十岁，只想老死在故乡罢了。”总帅答应了他。不久，他因年老多病回到陶溪，后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我从他的外甥吴时可那里听到这件事，他说：“我曾评论道：景和因为酒过失身，危及双亲，覆灭宗族，祸害竟这样惨烈。渔隐只凭一项书艺，最终脱离军伍，越过万里回到乡里养老，他又是多么幸运啊！” 唉！小的善行不可没有，小的恶行不可存在，这也足以作为万世的明确警戒了。”我把事情详细写下，告诉观看此卷的人。《石钟山记》跋。我弼是东吴人，从未到过彭蠡湖口，只是曾诵读苏东坡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石钟山记》。今年我考中进士，在兵部武库郎中王尚忠那里观政。王公拿出这座山古今题咏的汇编，让我快读一遍。我感叹说：“唉！知己实在太难遇到了。难道只是人如此吗？自从天地开辟，就有这座山；把它命名为石钟，究竟谁真正知道其中缘故呢？郦道元、苏东坡也知道，李渤确实不知道。然而郦道元、苏东坡知道的，难道也还不完全吗？郦道元说：‘微风鼓动波浪，波浪和石头相撞而发声。’苏轼认为石头有缝隙孔窍，微波进入其中而发声，他们都只说是‘微风’‘微波’罢了。狂风怒涛奔腾撞击的时候，将会发出什么声音呢？难道只会是‘窾坎镗■〈金答〉’吗？我想那声音雄伟奇异，正是天下最奇特的景观所在，不只是景王听无射钟、师旷歌咏钟声那样而已。然而微风鼓浪时，还可以乘船去听；一旦狂风怒浪来临，桅杆倾倒、船桨折断，谁还有空闲仔细听辨呢？这正是渔夫水手不能说清的地方。所以自古以来，竟没有一个人在文字中详细记载它。” 唉！人对于山，并不是因为山有情意而有所遮蔽、忌讳；连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少知，何况别人呢？人以渺小的身躯寄托在百年之中，却一定要让世人完全了解自己，所任之事也一定要合乎世人的判断，这不是太迷惑了吗？所以古代的豪杰常常很少遇到知己。即使如此，一件事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却像这样凭臆测下断语，倘若有人能够探求东坡的本意，把它详细告诉我，也算是这座山遇到知音了。跋青林王云间卷后。

译这篇文章是解学士先生所作，并亲自书写后送给我妻子的祖父王主簿。王公是我们云间人，所以称作王云间。卷上“庚辰”二字被剜去，补题为“洪武”，大概是后来废除建文年号的缘故。剜补这些字的人，是我岳父王璞，字崇玉；他曾亲自受教于解学士先生，学习书法而得到其法。“青林小隐”四个隶字，则是学士沈民则早年的笔迹。主簿公回乡养老，户部尚书周文襄公巡抚时，曾到他的住所拜访。后来周公告诉郡县属吏说：“王主簿在任时很有作为，没有一件事不办成。我吉水的百姓直到今天还思念他。”我小时候侍奉先父兵部公，听他说，洪武年间法制严密到了极点，做官的人常常战战兢兢，不能自安；幸亏上天赐福，才活到今天。王崇玉临终时已年老，他先去世；他的孙子王僎也已年近七十。王僎拿出这卷对我说：“世人靠解学士的书法牟利，往往能得到高价。我不忍这样做。请替我写下大意，告诉我的子孙，也许可以流传下去吧。”我拜谢后写下了这些话。书《贞孝先生诗》后。右边这卷《梦萱诗》，是贞孝孙先生的作品。先生名鼎，字宜铉，庐陵人。他由乡试中举，登乙榜，被授为江浦教谕，升任松江教授，考核成绩优异，推荐为御史，奉敕提调南畿学校；服父丧归乡，死在家中。他的门人、翰林学士华亭钱原溥、毗陵王廷贵等人，私下给他谥号“贞孝”。先生确实得到了天下公论。他一生做教育工作，总是以身作则，操守品行纯正笃实，即使在暗室和屋漏之处也不放弃修养；文章辞藻本来就不是他所看重的。然而盛大德行的显著表现，谁能不敬佩呢？我恭敬诵读，再次谨慎地写下大意，告诉观看的人。凌梦萱的孙子汶重新整理此卷，更应当慎重珍视这首诗啊。跋司马通伯卷后。姜尧章论书法说：“第一要人品高尚。”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人品不高，即使从童年起练习，到老年头发花白，也只是徒然精通笔墨，哪里谈得上神妙呢？司马通伯绣衣以通晓今事、学习古道为己任，旁及书法，便能达到精妙境界，犹如神骏从水中跃出，踏云追风；即使有时不按常规奔驰，普通马匹哪里能望见它的踪迹呢？看他祭祀朱文公的文章，敢于发明五百年来群儒从未阐发的道理；他的义理见识卓越，足以洗涤俗学。至于书法这一技艺，根本不值得拿来评论。书韩宪副寿藏后。近来用兵，有放纵贼寇、反而杀害良民来献首级的；有平日安逸地饮酒，却得到擒获斩杀功劳的；有些卑劣小儿和受宠仆人，只勉强胜过穿戴巾帽衣服的人，却坐享首功。因此军事行动不大振作。和韩宪副出谋划策、聚集兵力以保卫郡县相比，他却不愿献上功劳来求取封赏，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宪副预先修建寿藏，人们认为这是通达，其实只是他通达的一方面罢了。难道他对于富贵和生死，都一概以义来裁断吗？我从周内翰伯常那里听到这些话，颇有感触，因而写在寿藏文后。题黄氏世谱。世谱之学，在元代遭到严重破坏。那些夷人本来没有姓氏，却自行攀附华人的姓氏；华人中依附权势地位的人，又反过来依附夷人。即使是世代簪缨之家，也因为世俗对此不加约束，因循苟且而不去修撰，所以破坏得尤其厉害。像元明善那样，以文章声势震动一世，连曾祖是谁都已经无法推考，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松江府知事黄君，在散失残缺之余收集整理本家世谱，可以说既辛劳又勤勉了。所幸宋代有文节公黄庭坚，元代有文献公黄晋卿，略微还可考证；哪里能够详尽无遗呢？只要广泛求索而不停止，必定会发现旁证和异文；传可信的，存可疑的而不苟且定论，那么黄氏的谱牒，也差不多可以写成，等待后人了。跋班恕斋题王黄华书后。评论班恕斋书法的人说，它像醉汉骂街，又像木头灌进羊肠。大概恕斋的大草书多有俗气，确实如评论所说。但看他题写王黄华书法后的几句话，文辞和笔力都很好，虽然和黄华还有差距，却也是不易得到的作品，怎么能因此就一概轻视他呢？何均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斤斤计较地不予认可呢？不过由此也可以知道，书法有大小之分，也有难易之别。书巙巙子山墨迹后。巙巙平章的书法专门学习王羲之、王献之，却又有自己领会所得的妙处，所以没有成为二王的奴仆，最终凭书法名传于世。求道的人贵在有自己的体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跋杨文贞公给泰和县尹吴景春的书信后。杨文贞公得到皇帝信任的时间最长，他的恩泽遍及天下，影响不小。当时他的儿子子稷狂妄悖逆、凶暴残虐，在乡里肆意横行，议论的人认为公不知道，或认为公纵容他。看这封亲笔信中写给吴县尹的话：“要严厉拒绝他，不许他进入县门。”“要严加治罪，对他施以夏楚，不要吝惜；还要惩治他的党羽。”可见公对这件事关切恳切，并非不知道，也并非纵容。尧舜尚且不能感化自己的儿子，重要的是善于处置；自己不在家，托付县尹治理儿子，也算处理得当了。然而吴县尹最终还是被子稷进谗而离职，大概也没有辜负杨公的托付。能够让谗言进入杨公耳中的人，也许是因为爱护他而被蒙蔽了吗？吴县尹本人也有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吗？后来子稷更加肆无忌惮，死于诏狱，杨公也因此受到牵连而【疑文】政柄转移到大宦官手中，于是成为祸乱的根源，实在不堪言说。唉，这是杨公的不幸，竟有这样的儿子；难道又是天下的不幸吗？古代君子，必定从修身、齐家做起，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这确实不是迂腐的说法。吴尹的孙子诸暨县学副教英，把此信装裱后拿出来给我看，我谨慎地写在后面。唉，这确实是十分明白而切实的警戒了。题赠王存敬大尹。世俗中有些人不顾道义，把一切托付给所谓命运；钻营求进，侥幸得到后便说：“我的命本来就该这样。”即使替人扫门、捧持尿壶，也不以为可耻。侥幸没有得到，便说：“我的命还没有到。”于是更加卖力。这哪里是君子所说的命呢？命果真是这样的吗？遵守道义而听凭命运，这才是命。我因谢侍讲林司正两位先生的命题，便借此申说，以使世俗明白。笔已冻，纸也短，不能把话说尽。评三宋草书。宋仲珩，名璲，是潜溪先生的儿子。他的书法深得晋人的法度，评论者说像花间棋局、青琐宫中鹤舞、瑶台仙境。宋昌裔，名广，风流倜傥而擅长书法，评论者说像白云从山峰间飘出，悠扬舒卷，连绵不绝，无不自得，确实是张旭、怀素之后的第一人。宋克，字仲温，书法取法钟繇，径直深入堂奥，评论者说像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全凭扶摇之风。皇明初年以书法著名的有“三宋”，就是仲珩、昌裔、仲温。谈论者认为昌裔尤其突出，确实因为他的书法自然又老练刚健。然而三人各自精纯、飘逸，各有妙处，不能轻易判定高下。题《拙斋》卷。东海翁，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哪里能为葛拙斋想出巧妙的构思呢？姑且用拙笔写字来答复他，再诵读两遍“风清壑绝”的训语。书南京吏部郑郎中卷。

译从前郑叔润考中进士后，出任钓州太守。我曾告诫他说：“山鸡炫耀自己像凤凰，以此在世上显扬，只会被世人羞笑。”郑君奋发自励，竭尽心力，钓州大为治理。巡行部属的使者把这件事上报，天子下诏书褒奖嘉许，并推恩于他的生母，赐给诰命、赠封爵位。郑君来到京师后，便升任南京吏部验封郎中，由外任升入内任，这是特别的恩遇。吏部本来就是要职，而南京尤其清闲，使郑君可以领取俸禄、带领门徒，增进学问、涵养德行，以报答从前的劳绩，期待他将来取得更大成效。他临行又请求我写几句话。我过去曾经有话告诫南京的文士，现举出来告诉郑君，尤其适合。书《序齿录》。成化二年丙戌，赐状元罗伦等三百五十三人出身和官职，另有名录。这部《序齿录》是私人编录，旧时没有，如今创制此录，则从御史郑时晖开始。同年考中的士子聚会于燕私之处，不按爵位，而只按年龄排序。这种忠厚的风气，应当多么好啊！这是士大夫阶层的盛事，绝对不能废弃。我弼谨慎地记下这件事的开端。跋宣宗皇帝诗。右边这首副都御史臣杨璇收藏的宣宗皇帝御制《上林春色》诗，是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少师臣杨士奇所录。臣弼恭敬观看御制诗，犹如仰望太虚，无法描摹。然而有人怀疑这不是少师的真笔，大概是因为没有多见他的墨迹。我见识浅陋，见到的也不多。近来得到少师与礼部尚书杨翥尚为布衣时在武昌客居相遇、往来唱和的几十多通信札，更加确信这是少师的笔迹无疑。那只是少师年轻时所写、特别精美润泽的作品罢了。我冒昧一并记下这些，以消除观看者的疑惑。跋诸公遗墨卷。自乐沈先生，名度，字民则，官至翰林学士。他的弟弟沈粲，字民望，官至大理寺卿。他的儿子沈藻，字仲藻，官至礼部郎中。俞拱，字拱辰，官至礼部郎中。夏衡，字以平，官至太常寺卿。朱孔易，以字行世，官至顺天府丞。这些都是我们华亭的前辈。夏咏，字仲昭，苏州昆山人，官至太常卿。杨准，字孟平，南京人，任南京铸印局大使，如今为光禄寺少卿。周尚文先生师从学士公，以书法文章著名。近来他把所得的诸公遗墨给我看，我谨慎地像上面这样写下大意。大概是担心日久被遗忘，这也是后学者的责任。跋赵子昂墨迹。六月十一日清晨，雨下得很大。城头的水像飞瀑一样倾泻，城下居民中灶台被水淹没、床榻漂浮的已经很多了。我坐在容光楼，随手探取一卷，想写几句话记下此事，竟得到这卷赵松雪书写的《秋兴赋》。进士王缉之请我写跋语，以辨别真伪，留下这卷已经很久了。于是我提笔乘兴写道：“说这不是松雪的笔迹，不对；说这是他得意时的笔迹，也不对。大概松雪用笔喜欢落墨，这是否是落墨过重而墨汁凝滞的作品呢？”即使如此，太行山的坡道之上、盐车之下，垂泪的骏马虽然逸气有所减损，但它的骨骼、脉络和步伐，哪里是劣马所能赶上的呢？伯乐自然会识得它。王缉之应当珍藏此卷。跋杨廷玉诗后。我在兵部时，曾读到杨廷玉写给荆襄的书信，赞赏他有先见之明而且敢于直言。古人有先见之明固然难得，敢于直言则更加困难。汉文帝时，贾谊叹息流泪，说出“把火放在柴堆下”的话，大臣们都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疏远他。他的话怎么能立刻打动人心呢？然而观察今天的事情，凡是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问题并不只在荆襄，只是说出来实在困难罢了。身处应当进言的位置，手中又掌握可以作为的权力，却还瞻前顾后、因循沉默来保全自己；使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一开口就招来祸患，天下人难道不会争相讥笑他们是病狂丧心的人吗？敢于直言确实困难。如今廷玉主管诏狱，皇帝对他的倚重和期待一天比一天深厚，他将要提出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论说了吗？我把“有先见、敢直言”写在各篇之首。跋子昂书。赵松雪书写鲜于伯机题《二乔图》的诗，感叹鲜于伯机先他去世，表达深厚的友爱之情。世俗妄自谈论，说松雪厌恶鲜于伯机的字压过自己，往往用几十张纸换取鲜于的一张，得到后就烧掉，想使他的书法无法流传。这是市井小人的鄙陋见识，哪里是君子所为呢？看这件墨迹，也可见君子之道，而那些妄谈自然可以止息了。苏州府别驾、三山人李廷美得到它，装裱成卷，大概不只是看重它的书法。只是卷后竟接续了我二十五年前幼稚的笔迹和浅俗言语，难道就是所谓“续貂”吗？惭愧，惭愧。成化二十年甲辰六月甲子，东海翁在庆云堂书舍题跋。书《草庭》卷后。濂溪先生任由庭院中的草生长而不除，说其中自有一种意味。程明道观看盆中游鱼，张横渠认为驴叫奇异，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意味可以意会，难以言说；若只是铺陈支离的言辞，岂不是像用丹青描画太虚一样吗？越是工巧，反而离它越远。至于周孟京以自己的姓氏取号，“草庭”也只是寄托其中罢了。然而我深知孟京，曾称他为“诗酒散人”，这真可以说是传神了。他的儿子为他画像，和我所见极为相似，唯独神情最为传神。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题《思善谣》后。文襄公的儿子仁广任福州府通判，因公事来到松江，得到《思善录》，读后便想刻板刊行。有人认为其中所录内容宽泛而杂乱，通判公说：“内容杂乱虽然难免，但总的都是忠厚的情意，何必在文辞上挑剔呢？”张弼说：“忠厚到了极点，我赞成此事。” 跋米元晖画后。我曾奇怪米元章父子竟把擅长书画当作通达道理，真正的道果真如此吗？还是他们所谓的道，本来就是书画之道呢？难道是因为伊洛之学还没有大行于世吗？看米元晖画后的跋语，也能看出这一点。他还轻视王右丞，只是不知道他究竟能超出王右丞多少。我皇明户部侍郎高季迪所题写的清雅文辞和笔力，也是世上难得的作品。我的朋友、苏州知府三山人李廷美得到后珍藏起来，大概是因为看重其中的书法和画作。我在后面把大意辨明如下。书张廷端铭志后。永乐以来，以画竹著名的，有锡山王孟端、昆山夏仲昭，以及海虞张廷端。然而他们都擅长作诗，胸中本来就有竹子的意趣，经过长期积习才达到工妙。那些局促浅薄的人，即使苦苦钻研几十年，能够这样吗？因观看张廷端的铭志等作品，叙说他能够善于书写的原因，就像文湖州、苏东坡等人一样，并没有刻意苦练，最终却凭此名传于世。胸中没有墨意，只在笔下寻求，实在太艰难了。书李思诚卷。

译古人说文章是不朽的盛事，确实如此吗？经史百家以及凡是刻在石上、刊在木版上的文字，暂且不论；只看这一卷，大概也可以这样说了。这卷作品是三十年前宜兴李思诚先生游历金陵归来后，文人硕士们所作的文章。我的朋友思诚的儿子庭芝、长洲李应祯，都和我同在景泰癸西年参加乡试中举，后来在会试时结交；我们三人常常同住京城，曾多次阅读此卷，也曾有诗夹杂在其中，如今已经看不到了。有人说，是喜欢以字画虚名炫耀的人删去了它们，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庭芝任弋阳知县后，转任太仆丞，如今出任广西平乐太守。应祯由中书舍人【以下缺】题《感兴诗》后。提学绣衣司马伯通先生的《感兴诗》有若干首。有人嫌它们上承朱子的思想，似乎对朱子还不够安稳；但它们是发明朱子尚未发明的道理，补足朱子尚未完备的地方，做朱子的忠臣，难道是那些随声附和、捕风捉影、勉强苟同以窃取声誉的人吗？比如谈论月食而不采用朱子的“暗虚”说，创立地球遮隔的说法；拿人的心情和事实来验证，没有不感到畅快妥帖的。这是我四十年来积累的疑惑和隐忧一直不能通达之处，一旦得到解释，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难道这是曲意奉承吗？假使朱子复生，也一定会有“启发了我”的感叹；所谓老友的称呼，也不只是对蔡西山而言。若只谈论诗的音律精妙、点画工整，那反而是末节了。跋《神仙太守诗》。右边这首诗，工巧还是拙劣暂且不论；但评论者认为它不是朱子所作，而是欧阳永叔的作品，这种说法被当作天下公论，我很不以为然。我回答说：“是的，错误的说法固然不能替它辩解。”古语说：“读书还没有达到郑玄的境界，怎么敢高声评论汉代儒者？”何况朱子又不是汉儒所能相比，怎么可以放肆地说狂言、妄加是非呢？即便如此，我愿意做朱子的忠臣，难道敢随声附和、捕风捉影，蒙蔽自己的良心而做谄佞之人吗？我私下考察朱子对于六经四书，凡是单句片简，必定写明书名或篇号；唯独对于《参同契》，却说“空同道士邹欣”，大概是仿照韩愈写轩辕弥明的例子罢了，难道不是把它当作戏言，并非用来垂示后世、建立教法的吗？后人不明察，便把“孔子割鸡焉用牛刀”当作正论而奉行，这是错误的。《参同契》的注释还说：“从这里以后渐渐不可理解。”“眼中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下手的地方。”以朱子的资质和功力来说，尚且如此；他的寿命也只到七十三岁。如今那些碌碌无为的凡夫，却想凭借他的话求得成功，实在太迷惑了。所以现在我深究这首鄙诗中朱子的戏谑之意，保全他垂教后世的本心；不要只拘泥于“刀圭入口，白日生羽翰”之类的话，专把偷生长寿作为心愿，那样终究没有益处。程子的论说伟大而完备，还需要等待后世浅学者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呢？铭十三首。《恩寿堂铭》。《双寿堂铭》。《居易翁寿藏铭》。《进修书屋铭》。《重恩楼铭》。《端砚铭》。《马肝石砚铭》。《银星石砚铭》。《龙尾砚铭》。《倭砚铭》。《漆查砚铭》。《砚盖铭》。《寿鹿杖铭》。《恩寿堂铭》。恩寿堂，是受封为刑部主事的辽阳丘公居住的地方。丘公和太安人张氏夫妻偕老，因为儿子丘霁显贵而受到封赠，所以建造此堂，以夸示皇上的恩赐并祈求长寿。然而恩典虽出自皇上，实际上是上天暗中积德所带来的；寿命虽根本出于上天，实际上也是皇上建立纲常、施恩赐予的。天与人之间互相感应，就是这样，这是旷世少有的盛举。华亭张弼于是叩拜稽首，为此堂作铭说：两位高寿老人，上天赐予你们不老之寿，赐予你们不老之寿。只有天子能够保佑两位高寿老人；承受天子的恩宠和神灵，承受这份恩宠和神灵。只有上天能够成全这一切，并不是上天偏私于天子，也不是天子亲近偏爱你们。两位老人能够谨慎修养自己的德行，他们的德行谨慎端正，儿子也能成为法式。因此天与人相互交感、彼此发扬，于是建造这座堂，以彰显宏大而神圣的恩德。叩首拜谢这份美善，愿天子万寿无疆，天子万寿无疆，愿上天使其永远安居。告诫你们的后代子孙：要勤勉，要敦厚，唯有皇上的恩泽，延续到无穷无尽。《双寿堂铭》。敕封中书舍人周先生和太孺人胡氏共同享有高寿，于是把这座堂命名为“双寿堂”。然而寿命虽出于上天，实际上也由君主治理和赐予。古语说：“尧舜时代的百姓，因仁德而长寿；桀纣时代的百姓，轻慢上天。”大概只有建立天下准则的君主，才能收聚福泽赐给百姓。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始建立皇极，历代圣君继承发扬，使深厚的仁德恩泽更加隆盛，滋养万物；到如今已有百年，仁德长寿的成效一天比一天显著。像中书公夫妇偕老，荣享俸禄供养，也正是这种成效的证明。他的儿子太仆寺丞庠，在宫禁当值的闲暇，嘱托我为此堂作铭，以祈求二位父母长久的福寿，彰显圣主的恩意，并流传无穷。我恭敬拜手作铭说：是上天覆盖我们，是大地承载养育我们，是后皇以谷物养活我们；若不是后皇以德覆盖、养育，便会伤害百姓万物。后皇确实使我们有食物、有匡助，赐给我们长寿安康。九州都享有寿康，两位老人夫妻也共同长寿。皇上的恩泽更加丰厚，礼服的纹章明亮，披帛和蔽膝光辉灿烂。既长寿又昌盛，于是奠基建堂，表彰纯厚的福佑，祈求长久不负此恩。寿命越发隆盛，德行越发崇高，人的恭敬也越发深厚；寿命越发增加，德行越发积累，成为众人的准则。我弼作此铭，告诫在朝廷任职的诸位，愿世世代代敬承其神灵福佑。《居易翁寿藏铭》。吴江是苏州所属的县。县中有九条溪流，吴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以富有财产、谨守礼法而闻名。有一位居易翁，名政，字思德，是县中的贤俊之士。他刚满六十八岁，便在所居住的亢圩原上营建寿藏。他的儿子瓛、瓘、璠，都遵从父亲的志愿而竭尽力量。璠由乡贡进士赴京参加会试，于是来请我作铭。我说：“只知贪恋生存而忌讳死亡的人，昏昧而不足以交谈；自称通达，却连鸟、鸢、蝼蛄、蚂蚁都不顾忌的人，是放荡通达的过失。人子要保全身体、归于安所，难道应当这样吗？”居易翁营建寿藏，既不昏昧，也不放荡，大概可以安然处之了。难道这是过分爱惜自身吗？于是为他作铭说：吴氏一族源出姬周，流传何其绵长遥远啊！其族遍布天下各地，都以苏州为根源和渊薮啊！九溪吴氏，家族硕大，以【疑字】诚信相传啊！到了居易翁，居处坦荡谦逊，使其中最贤能的品德更加崇高啊！平易旷达、光明融和，昼夜始终，都明白我的本心啊！于是测度谋划，营建安乐的坟丘，准备安置形骸啊！群山绵延而遥远幽静，清流四面环绕，愿千万世安宁啊！《进修书屋铭》。君子的学习，要谨慎对待内在和外在。内外都能谨慎，学问才会广大。内在是什么？以忠信为根本。外在是什么？修饰文辞而建立诚信。忠信使德行增进，修辞使事业安定，二者相互作用、彼此成就。内外融会贯通，并不是高登天路，也不是深涉渊谷，而是一条平坦宽广的道路，光明就在眼前。不要被习惯改变，不要被欲望阻塞。赶快驱车前进，不要使这间书屋蒙羞。《重恩楼铭》。

译上天的恩德如海，我作为臣子的心却坚如磐石。唯有遵循道义才有一定的准则，世世代代永不厌弃。《端砚铭》。天顺己卯年，我来到京师。这方砚台是泾州知州、嘉善人刘侃克刚赠送的。成化辛卯年，为它作铭。我的书法并不古雅；如果你感叹自己日日劳苦，我的墨迹也没有固定归宿，和你一同到处奔走。不只是你的眼睛多，究竟又有谁来磨砺你呢？《马肝石砚铭》。它不是红色，也不是青色，却是端溪石中的精华；形状像池塘，又像水陂，适宜用于笔砚。偶尔显得廉峭，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相称；质地厚重而敦厚，愿永远流传给后人。《银星石砚铭》。质地表面似乎单薄，但坚实的地方不可能被磨损；外表似乎昏暗，但点点银星不可能被遮掩。传文说：“简约而有文采，温厚而有条理。” 我确实相信这句话啊！《龙尾砚铭》。砚身端直，砚角峻厉，好像容不下一丝一毫；砚池低洼，砚堂深邃，这难道不像君子吗？《倭砚铭》。【首字疑为“黝”】然而黑而润泽，不只是夷地所产的锡，实在是陶铸华夏德性的器物。君子使用它，便能使百姓更加滋长；使百姓更加滋长，便能成为国家的辅佐。《漆查砚铭》。漆木残余的光泽，聚集在这里；并非轻薄易携之物，实在属于墨的一类。我的祖先遗留下它，我曾经多次使用它。滔滔的水势、炎炎的暑气，你和我一同畏惧。刻写铭文来告诫后人，正是要说明它的珍贵。砚盖铭 把它用在南方迁居时，便以你为玩赏之物；把它用在北方，实际上是把你当作扶持之具。随着砚台被带往南北，劳逸的差别也就由此判然分明了。寿鹿杖铭 我路过汤翁的居所，玩赏他的寿鹿杖。原来竹根宛然像鹿，踞在杖端，因此为它作铭。那鸠不会吞咽啊，并不是鹿却能长寿；那是雕刻而成啊，并不是天然生出的秀美。扶助老人，支撑颠危啊，唯有上天的保佑。赞十三首 礼部侍郎、判国子祭酒琼山丘先生像赞。吏部郎中盱江左时翼像赞 陈佥宪退庵赞 俞孟圻像赞 养素王用宾先生像赞 自赞 内子王安人像赞 东门三事赞 庐陵胡封君像赞 徐千户赞 鲳鱼赞 云南左布政使袁舜举赞 题枕 礼部侍郎、判国子祭酒琼山丘先生像赞。岭海之间的英杰，朝廷的栋梁；顺应时势时似乎怯弱，爱好古道却十分勇毅。学问如山积海涵，议论如江河奔流、云气涌动。掌管文事，努力挽回淳厚雅正的风气；撰作史书，竭力主持正统与变体的统绪。施行政令，斟酌上下各方的情形，从而达到和谐；修明礼制，考察融会贯通的要领，从而删去冗繁。所以他虽然旁通百家学说，但其要旨大概没有违背一贯之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博雅君子，先生当之无愧。吏部郎中盱江左时翼像赞 他的外表，郁郁然，陶陶然，如同晴云从山穴中涌出；他的内心，深厚广大，文采斐然，如同春日池塘中蕴藏着秀色。他所学没有不曾窥探的，但最终归于经术和政事；所知没有不通达的，但都以厚重为根本。他不只是国家的光彩，还应当等待观看他最终所能达到的成就。陈佥宪退庵赞 凭一片忠心自我坚持，遭受百般挫折也不回头，没有怨恨，也没有悔恨。吴山与他一样巍然。俞孟圻像赞 他的名声凝重，他的内心宽广，他的言语谦抑，他的操行清白。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友爱兄长。”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这些，难道不可以把他作为砥砺庸俗之人的磨刀石吗？养素王用宾先生像赞 戴葛巾，穿粗布衣，是海边清瘦的人；孝顺兄长，研习诗书，是世代相传的儒者。因此轩冕之士接近他时，骄傲倨慢的态度便消除了；乡里受到他的感化，身边的人争相归附。这就是青林王养素先生的画像。我的话难道是在谄媚吗？自赞 你的见识不远，你的容貌不显扬，你的德行不坚固，你的才华不长进。你不善于趋炎附势，像是简慢；你偏爱嗜好古道，像是狂妄。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反省自己；你不了解别人，也不自行勉励。即使你所仰慕的是忠厚正直，看看你所实际履行的，究竟又有多少收获？沉浮于郎署之间，胡须头发已经白了，回头看自己的画像，更增惭愧。希望能够除去邪僻。内子王安人像赞 她平常的品行，是不奢侈，不安逸；她与众不同之处，是不嫉妒，不发怒。这就是我的妻子，如今受封为安人的人。东门三事赞 三件事是什么？是诗、书法、棋。我们郡城东门一带，向来有这种风俗，因而有“诗窠棋囤，字仓场”的谚语。我想成全这句话的意义，于是作赞说：郡城东门，风俗富足而且文雅；篇章聚集如雾，笔墨屯积如云。闲适高雅的游戏中，棋艺也超出群伦。风骚流传下来的声调，有张衡、王粲那样的格调和力量。即使是弈秋那样的能手，也会来欣赏激励。因此谚语说：“远近哪里能够匹敌？《駉颂》纯正无邪。笔墨如同谏诤，正直不阿，就在这里勉励吧。”最终登上极高境界；至于下棋的攻守，不过姑且作为游戏的资助罢了。庐陵胡封君像赞 泗水边的石头，可以制成磬；弋阳的梧桐，可以制成琴。有识之士若不及早察觉，便会把它当作柴薪烧掉，或拿去捣衣。不要把它当作砧石，也不要把它当作柴薪。先生自己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真是和古人一样美好！他实在是我的知音，因此作下赞词，用来抒写我的心意。徐千户赞 他是学校中的优秀人才，也是武臣中的英杰；平易近人，谨慎厚道，保持着美好的声名。想知道他的为人，不要只到画像上去寻求。鲳鱼赞 像鲂鱼，又像鳊鱼，不方不圆；头似鼠，尾似燕，肠少而骨软。味道胜过江中的鲥鱼，却没有骨头多的遗憾；把河豚看作奴仆，却没有河豚腊月毒发的过失。清酒白饭，和你一同享用，难道不算贪食吗？一举筷子便可以吃完好几器，怎么能说已经满足？只怕厌恶的是饿过之后便不再鲜美。唉！船筏纷纷，巨浪冲天，危险竟到了这种地步。我难道会因为嗜爱它，就一定要得到它吗？云南左布政使袁舜举赞 清贫自守，磨砺志向；待人平和宽厚，不谄媚，也不孤高；处在顺境中任其自然，任职所到之处，恩惠都普遍施及。他是流俗中的砥柱，也是盛世的祥麟。题枕【自注：此枕过去传在五保姚见江那里】沉着而有规矩，恭敬而专一地守持品德，承继元宁的亲身教诲，始终没有差错。司马温公用圆木做惊枕，稍微睡着便翻转而醒。古代贤人尚且如此勤勉，何况我们后人，难道能不警醒吗？要努力。箴一首 言箴 言箴 弼在学问上不够明白，常常任意发言，于是作箴来自我警戒说：《易》说：“放纵口舌而说出过失的话，内心痛悔已经能够制止；若不努力医治过失的根源，过错一天比一天深。能够改过，德行仍然值得敬重；知道有过错却不改，就成了禽兽。希望早晚自我警戒，不要辱没这篇箴言。” 诗话三首 《六同诗话》《续梦诗话》《玉枕山诗话》《六同诗话》

译刑部郎中王景明前往南京时，我赠诗说：“谷阳城外送别船，抬头望向南都，心中惘然。”一句话烦劳你多次致意：同乡、同志、同年。我认为这句话可以概括数百人。冬官王公伟等人认为还没有包括所有交游之人，于是我又补充说：“同官、同事、同游的人，问到他们，就把这个意思一一传达；这样大概就全了。”其中还有不等询问便提及的，和询问以后才提及的，似乎也没有失去轻重。不过这“六同”彼此错综交互，轻重又不能立即分清。六者之中，同志的情谊最深。有些人尚未相识，只是精神上的交往，这样表达致意也不算过分。又有志趣不同，只是听说其名而询问的人，就不能说是交游了。○《续梦诗话》二月四日夜里，我梦见与中书舍人张文元一同到南陵守方文美家中拜访，翻看他的书柜，想找出我做秀才时的诗稿，却没有找到，于是借了他的一册《大事记》和一册《本雅》回来，并且作了一首诗，只记得结句是：“东风二十四回春。”醒来后补成一首绝句，又加作两首绝句寄给文美、文元。第一首说：“故人家在泖西滨，梦里相寻宛是真。却算南都同折桂，东风二十四回春。”大概我与文美交往已久；我们同中癸西科乡试，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这句诗是白乐天旧诗中的话。第二首说：“少日挥毫鬼画符，鹤城旧稿久应无。故人笥箧如收得，还付家人覆酱甒。”大概“鹤城稿”就是旧诗稿的名称。第三首说：“借书真似鼠衔姜，入眼何曾记半行。却是梦中空费力，不知双鬓久苍浪。”俗语说：“借书不能读，老鼠衔生姜。”所以用了这个意思。书目中没有听说有《本雅》，难道是梦中的妄想吗？还是我见闻浅陋，尚未听说过呢？一并记下，等待博雅君子指正。当时是成化十二年丙申岁。○《玉枕山诗话》成化壬寅年九月十六日，石斋先生、白沙陈献章公刚刚奉诏起身前往京城，途中经过南安。东海居士、华亭张汝弼想采用曹参以礼接待盖公的旧事，把他诚恳地挽留在周程吟风美站台上数月，以便接受教诲。石斋不同意，说：“我本来就不应等待车驾。”如今正要翻越山岭，又遇上连日阴雨，行装不能迅速整理，只好从容停留几天罢了。东海无法强留。石斋作诗说：“玉枕山前遇到使君，西风吹破玉台巾。”巾是石斋亲自制作的，类似华阳巾，方正而没有褶皱。东海惶恐局促，言论有时违背他的道理，难道说西风吹破了这顶巾吗？于是作一绝诗激他：“白沙村里的玉台巾，经不起风吹，容易沾尘。不要笑乌纱帽随俗而变，宋廷的章甫帽又是什么样的人戴的？”石斋又以《玉枕山诗》答道：“一枕横在秋空，碧玉般清新；在金鳌阁上看见它嶙峋耸立。使君得到它原本没有用，卖给江门那个打瞌睡的人吧。” 跋说：“东海居士吟咏玉台巾，侮辱我太过分了，于是随口作《玉枕山诗》答复他。” 东海和答说：“炎热瘴疠之地，一场雨后多了清新；独自看天柱峰高耸而嶙峋。横卧秋空的玉枕实在无用，自有天地间不睡的人。”天柱峰也是南安的照山，所以我故意依傍天柱峰，把玉枕山和石斋的意思接合起来。又作两首绝句：“客人……羞涩，客衣单薄，却远望南安玉枕山。纵然有枕头，又哪里睡得着？鸡声催促我进入紫宸殿的朝班。寄语江门那个打瞌睡的人，如今天地正值芳春。醒来以后不要管闲花野鸟，必须扫除昆仑山顶上的尘土。”又接着作一首绝句：“青茸铺成床榻，玉枕横陈；白云作为衣被，苍天作为帐幕。东海先生睡不着，日月当空，正是一片大明。”跋说：“由此看来，东海、石斋两位大家都不得安睡，于是司马公拍掌笑死陈图南，吕蒙正也起身打更，而钱镠这个‘仔’也甘心在左右奔走【‘镠’字下多了一个‘仔’字，是因江西风俗而添加，五代史可以考见】。不久，恰好武选郎余于苏文简从广东出使归来，详细讲述石斋的老师康乐吴与弼端庄严肃、刚劲峻峭，勇于进德修道，也是千载难逢的人物。东海这才领悟到，他对康斋立心、造道、处世、化俗等方面的议论是多么深刻详尽。东海随意作诗说：“耳根哪里会沾染浮尘？徒然说康斋，实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周台上风月相伴、灯火通明的夜晚，在伊川道路上见到了这样的人。”这是因为我不仅非常高兴听闻前辈各自的德行，有益于持守践行，也借此向玉台巾诗的过失道歉。玉枕山不必买，我应当长揖致谢，白白送给你了。文简应当会作出公允的评断。原 原讼 原讼 所谓“讼”，就是公开争辩，是用来攻击不公之事的。人没有不具备这种情况的。不只是人，凡是有血气的都没有不具备的。不只是有血气的，凡是彼此相违的事物也没有不具备的。所以圣人观察乾、坎两卦，把它命名为“讼”。这是因为天与水相违：坎险在内，乾健在外，险与健相互乘凌，于是形成争讼。圣人由此看见人情的变化，知道言论并不总是公正。因此，争讼开始时，是义气激发，是智慧所达，人与物都有这种情形；它的弊端，则是损害义理、蒙蔽智慧。君子深恶它，常人不崇尚它，小人却乐于这样做，于是再也没有公正的言论了。凭空凿造，煽惑虚妄，丑诋巧刺，颠倒黑白，混淆邪正。顺从自己欲望的人，即使是盗跖、庄蹻也视为贤人；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即使是伯夷、叔齐也视为污秽。它蔓延流行，不知终极，大概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有明智的人，也不能不被它迷惑。研习经书、喜爱文章的人，应当痛切地杜绝它。然而从天下来看，南方比北方更有文采。北方少争讼，南方的争讼却很多。拿南方相比较，江右似乎比各地更有文采；各地少争讼，江右的争讼却实在很多。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研习经书、喜爱文章的人，反而更善于制造口舌，更巧于哀求和讥讪吗？古人称说邹鲁之士，他们都能切切守礼，却没有听说他们像这样败坏政事、毒害百姓。难道经书不该学习，文章不该喜爱吗？难道是小人鄙夫假借经书、诡饰文章来掩盖自己的欺诈吗？那些研习经书、喜爱文章，最终却做出损害义理、蒙蔽智慧之事的人，怎么比得上愚鲁质朴的人——他们眼睛不接触书本，却能自信地依循天性？南海陈公梦祥由大理寺副升任江西佥事，他操守高尚，学问宏大，熟悉天下各种事情。我在他出行时把《原讼》交给他询问，他一定会回答我。解一首 《鹊巢解》《鹊巢解》

译《淮南子》说：“喜鹊筑巢，巢门背向太岁。”世人都认为确实如此。我逐年验证，发现有时背向，有时面向，也未必如此；所谓背向，也只是偶然罢了。今年太岁在辛卯，我观察家宅西边的古椿树，上面有喜鹊巢，巢门正向东方，足以用来纠正古今的错误。大抵诸子书中的杂记，不值得相信的很多，人们却都相信，只因为它们流传自古，便不再仔细考察。举出这一件事，也足以破除阴阳家拘泥禁忌的说法了。释二首 《静怡释》《写骚亭释》《静怡释》晋陵以南、具区以西、荆溪之上，有一位士人，姓李，名尚友，自号静怡。人们都称他为静怡先生。有个叫嚣嚣子的人来拜访并质问他：“动与静，是人的大端。不只是人如此，天地也如此；不只是天地如此，万物也都如此；不只是万物如此，幽冥中的鬼神也无不如此。有动必有静，有静必有动，像循环一样，不能偏取一端。先生处静而心怡，到了要动的时候，难道就不怡悦了吗？如果那时不怡悦，恐怕也太多了。难道要效法老庄吗？效法禅师吗？效法广成子、浮丘公一类人吗？况且静而无所谓静，才叫真正的静。以静求怡，怡悦之中就有动；有动便不是静了。这样说来，怡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先生的做法不可取。”东海生解释说：“客人的话很有辩才，但静怡未必不对。动与静一动一静，本来没有固定的起点，但一定要以静为先。天地已经终结、混沌将要开始之前，是先从动开始，还是先从静开始？形体和气尚未显现，无从发生运动，必定是由静而转为动。那么静就是宇宙的大始。冬天不能静止，春天怎么会运动？夜晚不能静止，白天怎么会运动？吸气时不能静止，呼气怎么会运动？屈曲时不能静止，伸展怎么会运动？风雷霜雹，以一年计算，它们的运动有多少？飞禽走兽、潜游之物和草木，以一生计算，它们的运动有多少？动，是大端；静，也是大分。静是本体，动是作用。用静来制约动是顺，用动来制约静是逆；以静来观察动则明，以动来观察静则惑。这就是周濂溪以主静为要，程明道以静坐为要，诸葛武侯以宁静为要的原因，都是为万世树立法则而不违背。静，难道是进德修业的根本吗？是成圣的根本吗？是隐居的根本吗？”在应当静的时候却妄动，妄动就会败坏事情，君子不这样做；在应当动的时候却静止隐藏，隐藏就会错失时机，君子也不这样做。静怡先生，是隐居而守静的人；他以静自得，所以树立本体，扩充作用。大概静中有所涵养，有了涵养便能怡悦，难道一定要像老庄、禅师、广成子、浮丘公一类人那样，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才算真正的静吗？我没有听说过这种道理。客人的见解错了。嚣嚣子于是默然领悟，立即退下去静坐。东海生便把这些话依次编次，作成这篇解释。《写骚亭释》淮阳子任秋官郎，以“写骚”为亭名。有人非议他说：“屈原的《离骚》，是在什么时代写的？假如不是楚襄王、怀王的时代，恐怕不会写成。您处在成康之治，却写《离骚》，岂不是国家没有疾病却呻吟吗？能不违背时势吗？”淮阳子笑而不答。他的弟子吴之珍把这件事告诉夏官郎东海居士。居士勃然起身说：“你知道《春秋》吗？《春秋》是衰乱末世的书，记载乱臣贼子的事情。孔子不得已才写下这部刑书，按理说太平之世就不该采用它。汉朝盛世时，儒者先贤曾经研究它吗？”吴之珍说：“研究过。”“唐朝盛世时，儒者先贤曾经讲论它吗？”“讲论过。”“宋朝盛世时，儒者先贤曾经探究它吗？”“探究过。”“假如处在尧舜时代，难道一定要把它一并废弃吗？”吴之珍默然，神情似乎有些不悦。居士说：“我正担心世上的浅陋儒生、庸俗之人，把孔子所说的以政教导百姓、以刑法整齐百姓，说成五霸的事情，却不知道尧舜的治理也使用政令刑法吗？”吴之珍说：“这就像天地的四时，如果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凭什么使万物成熟？”居士说：“既然尧舜不能没有刑政，那么《春秋》在尧舜时代也一定不会废弃。” 吴之珍说：“是。”居士说：“也有废弃它的人吗？”吴之珍说：“有。”居士说：“是谁？”吴之珍说：“王安石。”王安石一派曾经鄙弃《春秋》，把它说成残破不堪的朝廷邸报。居士说：“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吴之珍说：“使华夏陷于涂炭，招引夷狄，迁徙王室，使神州沉沦，最终导致蒙元入侵；这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有的大祸，实在是从毁弃《春秋》开始的。”居士拍着几案说：“唉！乱世中的《春秋》，正是治世的膏粱，它不可毁弃，竟是这样啊！那么《离骚》处在治世，难道也应当毁弃吗？《离骚》固然不能与《春秋》相比，但忠君爱国的心，在九苑也不改变，这正是《春秋》一定赞许的。请问在盛世，怀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难道应当被斥退疏远吗？应当加以褒奖才是。”这正是朱子虽抱病也一定要详细解释《离骚》的原因。处在如今的盛世而作《离骚》，可以吗？不可以吗？他的志向是忠诚吗？是谄媚吗？他的行为是清洁吗？是污浊吗？一定有人能够辨明。然而他一定比不上那些捧溺尝恶的人——他们官爵显赫，车马充足，妻子儿女志得意满，还在乡民市童面前夸耀。如果有一本谄媚的书急切地攻击他们，他们也没有闲暇去写《离骚》了。吴之珍于是肃然下拜说：“我恭敬地把这些话告诉我的老师。”于是把它写下来，作为《写骚释》。《张东海文集》卷之三完 《张东海文集》卷之四 对一首 志三首 诫一首 辨一首 墓表五首 墓志铭七首 哀辞二十五首 祭文五首 对一首 《荆南渔隐对》《荆南渔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