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能够与天地同样长久的，是圣人的道。然而道如果没有书就无法流传，所以六经用来统摄天地的心意。至于史书、诸子和百家之言，它们所承载的道理虽然不能没有深浅，措辞也不能没有工拙；即使下至民间传说和稗官小说，也没有完全背离道理却可以流传后世、在后来得到列入藏书之家书目之中的。因此，藏书之家自经书出土、秦火焚书，直到汉武帝表彰经学以来，至今将近二千年，儒家前辈代代出现。他们辅翼经书来阐明道理，剖析义理来传承经书；关于天地人三才和万物的道理、政治治乱细微征兆的验证、名物制度和数量尺度的详尽说明、兴亡治乱的原因，他们所写的书多得可以充满栋梁、使牛马累得流汗。至于收藏在秘府中的书，自然不敢妄加评论；像从前张氏、晁氏、叶氏、陈氏，他们收藏书籍，既竭尽资财来经营购买，又耗尽心思来题写书名和说明。然而如今那些书虽然散失亡佚，却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嗜好古书、努力治学；同那些修筑台榭、蓄养歌舞，在片刻之间就变幻消灭的事情相比，难道不是相差万万吗？即便如此，藏书难道只是为了斗量书籍卷帙的丰富、争比书签卷轴的精美吗？大概是要通过讲读、探讨和研究来达到广博。等到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又必须把所得收摄于简约之中，以检验自己究竟得到些什么。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夸耀数量、争逐华美，就是为了求取知识以求得利禄，怎么足以达到博极群书、研究诸家学说的功夫呢？维扬陈君季模的家在马驮沙之上，处于扬子江的中心，百川之水都汇聚在那里。他家居此地已久，到他的儿子天凤，字舜仪，生来就有非凡禀赋，从幼年直到加冠，只以谈论义理为乐，只以图书典籍为嗜好。陈君喜爱儿子勤于学习，于是把家中旧藏和新近购买所得的书合计起来，共有五万多卷，在住宅东面建楼，把书收藏在楼上。楼前开凿池塘蓄水，楼后万竿竹子森然挺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为它篆写三个大字，悬挂在楼上，请我写记。从前杜征君原父常常称道陈君的贤德，如今征君已经去世，天下仍然称颂敬重他，那么陈君的贤德，难道还不可信吗？所以我把这篇记写在楼壁上，使读它的人知道陈氏藏书的用意：不是为了科举功名，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禄，而是为了反求自身、穷究义理。若不是真诚有志于圣贤之学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陈氏藏书的用意。将来舜仪把父亲的书全部读完，掌握广博与简约的要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把功名利禄的说法置于身外，既能通晓精微之处而不忽略粗浅之处，明白□□中的□□，远处不遗漏近处。他的声望和学业充实地遍布大江南北，这就是陈氏藏书的验证。至于登上楼来四面眺望山川风物，我虽然已经老了，只要陈君能在楼的中央设宴款待我，我还能够为此写一篇赋。《德聚堂记》海虞陈子善把自己的寝居命名为德聚堂，请我写记。我曾考察《易经》：萃卦本来就是聚集，涣卦则是涣散，并不是聚集。然而圣人都说：‘王假有庙。’能够聚合涣散的人心，还有什么比宗庙中的孝敬祭祀更庄严的呢？所以说，在社稷宗庙之中，还没有向百姓施加敬意，百姓却已经敬重它；何况君王恭敬谨慎地举行祭祀的时候呢？从前晋国大夫看见冀缺耕田、他的妻子送饭并且彼此恭敬，就说：‘这是敬德的聚集。’由此可知，春秋时代虽然崇尚战争，士大夫对于道的见解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经过程颢、程颐、谢良佐等儒者，才指出敬是圣人之学的始终，但其实仍然不外乎德行的聚集。听说子善兄弟四人友爱深厚，家族居住在这里已有二百多年，围墙内高大的树木、传家的肥沃田地，年年生长、日益繁茂，舒展茂盛。人们都知道他们根基深厚、根柢牢固，可以永远享受他们的德泽。我到吴地还不到二十年，接连不断的变故却天天映入眼中；而陈氏兄弟长久保持家业兴盛，如果不是孝悌之心、诗书教化凝聚而不散，怎么能够这样呢？吴地的人假如都像他们兄弟一样，又怎么会接连遭逢变故呢？我写这篇记，难道只是赞美陈氏兄弟，也要借此告诫吴地的人。《宜远楼记》从前吴越钱武肃王承接五代的昏乱局面，占有浙东、浙西，经过三代、四位君王，最终带领自己的国家归附宋朝。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宋朝的社稷已经倾覆，而钱氏子孙中仍有能够读书、保住家族门第而不衰落的人，毗陵的钱子常就是这样。子常居住在太湖岸边，于是面向湖水建楼，命名为宜远。实在是因为太湖广大，有三万六千顷；岛屿在渺茫水面之间起伏的有七十二座，其中最优胜的是洞庭、莫厘和马迹。湖西有军帐山，湖北有九龙诸峰，没有一座不呈现奇异、献出秀色，全都聚集在几案坐席之前。凭栏纵目远望，苍翠之色历历可见，仿佛可以一一指点数出。回旋的波涛、惊起的巨澜、烟雾中的帆船和迎风的船只，变化显现、时隐时现，哪里能够看清它们的端绪？芦苇沙洲、蒲草水岸，水鸟飞舞，仿佛有仙人真人来往，顾盼于浩荡迷蒙之间，难道只是渔人船夫的歌吟吗？吴地以水为国，开阔明朗，确实可以登高远眺。子常这座楼，近处景物都可以看得清楚而没有遗漏；至于更远的地方，眼睛的视力有尽而景物无穷，必定不止在数百里之间，而要达到无边无际之处。凡是物体，从大的地方看小的便看不见，从近处看远处便看不清；有明亮眼光的人才可以看到远处，但他能够睁大眼睛就看清千里之外吗？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可以说适宜远望呢？凡是适宜远望的事物，都应当不受眼睫所能遮蔽之处的限制，这样才可以。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从形体上说。人的精神，有些本来不依赖形体而成立，也不附着于身体而存在，这怎么能用远近来限制呢？子常先得到吴兴赵文敏公遗留下来的‘宜远’两个大字，悬挂在门楣上，请我写记。适宜远望的事物，难道只是自然景物吗？最上等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立言。如今图书史籍中所记载的，远的已有千年，近的也有一百多年，诵读传播无不适宜，举用实行也无不适宜。这就是‘宜远’的含义，难道只是说眼睛所能看到的远近吗？《芝秀轩记》

译凡是聚集天地秀气、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人与万物。然而万物没有比人更尊贵的，人本来不应当羡慕万物；但仍有人取法并羡慕万物，不是因为它们平常，而是因为它们奇异。草木这种东西非常多，但没有一种不是扎根后发芽、依托土地生长的。唯独灵芝不同，它的生长并不依靠根，它的栽植也不由种子，可以说实在非常奇异。然而它被神农的著作收录，受到楚人的《离骚》采撷，甚至被写入歌咏、清庙祭祀之辞，载入编年史和国策，用来告知神明、颁示天下。它的盛况，到宋代大中祥符年间，灵芝作为祥瑞，多得数也数不清。至于学仙的人把它用来服食、建造灵芝楼观，假如它不是秀异而超出寻常草木，又怎么能这样呢？吴人马君瑞家住娄江之上，取晋人关于煌煌灵芝、一年三次开花的文章之意，把寝居西面的房间命名为芝秀，请我写记。我看马君年近八十，神采清澄明朗，视力听力明彻，子孙都读书慕义。他庭院台阶之间森然挺立的，全都是芝兰玉树。这些都是马君一身善行和福庆的积累，蒸发为嘉祥，疏布为瑞应。至于灵芝不依土地而生、不靠种植而收获，又哪里能够与之相似呢？所以善于观察事物的人，会知道嘉祥的应验正在马君之家，并不在于灵芝本身奇异，而特别在于人的品德奇异。马君将要登上期颐之年的高寿，不久还会看见他的子孙；他的秀美不在灵芝，而在于他的子孙；他的祥瑞不只在家庭，也在于国家。由此说来，灵芝确实足以招致祥瑞，又哪里只是一年开花三次呢？即使它遍布马君之家，与普通草木没有区别也可以。我为此写记，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松石轩记》从前夏后氏划分九州，青州有铅、松木和奇石作为贡品。当时民风刚刚开化，人未必已经有耳目玩赏之好。儒家前辈对此不能没有疑问；依我的看法，当时未必就把它们当作玩物。然而《韶》乐以玉磬为主，所以后夔谈论音乐，专门说到石磬：敲击石磬，抚弄石磬。这样以后，各种野兽都跟着起舞，凤凰也来仪翔。大概石磬的声音难以调和，所以磬必须用泗水之滨的浮石。如今把灵璧所产的观赏石用来制作磬，但不是特别秀美绝伦的，就不能具有纯正的磬声。所以《商颂》说：‘既和谐又平正，依靠我的磬声。’这样说来，奇石作为贡品，大概一定不同于寻常石头。到了唐代以后，才开始把石头当作玩赏之物，此后石头的品类更加繁多。宋徽宗宣和年间，凡是物品无不评定品第，所以太湖石的品第最高。唐代李赞皇、牛奇章，两人的宰辅事业虽然不同，但喜爱石头却相同。中吴在宋代属于京畿之地，直到今天，荒废园圃和废弃宅第中，石头毁于劫火的地方到处都有。至于松树作为贡品，可以用作栋梁、椽桷，也可以用于禅房的柱杙，没有什么不可以；直到它盘曲纠结、悬根呈秀，才开始被用作园林池亭中的观赏之物。如今参知政事澄江朱公，以雄伟的姿态，遇到风云际会，以孝心奉养母亲夫人，以诚心对待乡里。所以他能够出任统领军务的职位，在诸军之上显耀威名；入朝辅佐尉府，在百官之前从容处理政务。朱公的私宅在吴城正中，深沉宏大而坚固；他的客厅旁有松有石，左辖番阳周公把它题名为‘松石轩’，又用大篆书写制成匾额。把大参公比作松树，他就是清庙中的栋梁；把他比作石头，他就是《韶》乐中的天球。宾客来到这里宴饮聚会，在这里谈笑，汲取松树的坚贞，欣赏石头的秀润；他成为国家栋梁、传播百姓和乐，难道是寻常松石所能比拟的吗？《春晖堂记》六经用来统摄天地的心意，难道还有别的内容吗？不过是阐明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罢了。至于《诗经》，以人的性情为本，通达伦理，所以阐明父母对于子女、子女对于父母的慈爱孝顺和兄弟友爱，这些都由内心的细微处产生，在外在行为中显现。它的根本和枝末、先后次序、始终大小，大概没有不具备的。诗中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苍天的恩情广大无边。’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到了唐代诗人，他们对于《诗经》三百篇，虽然未必都以正当性情为根本，但只要有关于世道人心的教化，意义就是相同的。所以孟贞曜的诗说：‘微小如寸草的心，难以报答春天阳光的恩情。’它极尽人情，阐明子女对于父母的恩情如同天地一般深厚、委婉而细密，同‘想要报答恩德，苍天恩情无边’有什么不同呢？相隔数百年之后，人们讽诵叹息，它大体同《蓼莪》《陟岵》等诗互相呼应。这就是诗歌作为教化，对于人心和风俗的影响达到如此深的程度。高昌观君德亨，是世代簪缨的后裔，在朝廷开始任职；他的祖先翰林学士、先父客省使，都以纯孝闻名于当时。到德亨刚满八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夫人抚养他、哺育他，直到他长大成人。凭借客省君留下的恩泽，德亨被敕授海道万户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等职。于是，他奉养母亲，带她到吴地居住。德亨想到母亲年老，凡是精细甘美的食物，一定自己先尝过才敢进献；早晚问安，寒暖是否适宜，都一定安排妥当后才安心。凡是能够使母亲欢心的事情，他没有不尽力做到的，却仍然心中不安，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到极致，于是把自己的寝居命名为春晖堂。春日的阳光普照万物，难道只照耀一草一木吗？然而微小如寸草，也能承受春日的艳阳，郁郁葱葱、青翠茂盛，其中有天地的仁爱，也有孕育万物的道理。凡是善于作诗的人，没有不想歌咏这种至情的，但最终没有谁能做到，只有贞曜君做到了。这就是观君取用这句诗的原因，也可以说他懂得做子女的道理，懂得奉养父母的孝道。我为此写记，并不是过分赞美德亨，而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人心和风俗的教化。《东生堂记》

译吴地的山从震泽拔地而起，大体有七十二座峰峦绵延相接；其中再次突起而最为峻峭的，只有马迹山。山周长一百二十里，依山而居的人，吸收山的秀气，承受川流的滋润，所以大多是优秀的士人和秀美的百姓。像钱山人子标，更是其中尤其卓异的人。子标求学，又同山水争比深长。每次登山，他徘徊顾望，想到人生和世事兴衰消灭的迅速，以及亲友相聚的艰难，于是在住宅左边建造东生堂。每天早晨的太阳、傍晚的月亮，从太湖水底升起，又升到马迹山顶；它们把光辉投射下来，经过山人的居室，东生堂大概把这些景象全部得到了。山人又观察早晨的太阳和傍晚的月亮，认为天道运行刚健，日月星辰高悬天空，把光明投向下方的大地。只有太阳和月亮，虽然运行在天空中有快慢不同，但到了清晨和黄昏，都从东方出现，星辰则不是这样。因此可以从它们出现的规律验证：四季有固定的规律，朔望有固定的轨道，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有固定的度数。只要有一次失去常规，东生的意义就不成立了。于是山人在这座堂中起居，观察清晨和傍晚，领悟到求学进步不可没有恒心，治理家庭不可没有要领。人们只看见山人有时隐居山林幽深处，有时又混迹在城市狭窄地带；有时穿鲜艳衣服、骑良马，有时穿鹑衣、戴鹖冠。从外表观察，似乎可以说他没有恒常的操守。然而人们不知道，山人用来约束自己的，是内在心术的精微，以及外在言语行为的显著表现；这些全都不可没有恒常，于是他稳步前进于道中。东生堂对山人的帮助就是这样，难道只是用来欢宴娱乐宾客的房屋吗？堂面向夫椒山，所以山人自号夫椒山人。按照郡志，夫椒山、马迹山都是山名，都在具区之中。所谓马迹山，是因为神禹治水、巡视会稽时，在这里得到神书；但这件事的说法又有不同。至于夫椒山，是越国曾经在这里打败吴国，事情记载于传记，可以考察。我虽然老了，只要山人能把我带到山水之间，那里景物的优胜，我还能够为它写一篇赋。《寿梅轩记》毗陵邵吉卿的母亲年纪大了。她起居的轩舍外，有一株过去栽种的古梅，枝干伸展所及，大大的果实布满庭院；树梢高耸直上，大的枝条覆盖屋顶。它既肥厚舒展、枝条通达，又盘曲回旋、弯曲伸展，远看像野兽和凤凰蹲伏起舞，走近看则光彩如美玉，明亮照人，不用询问也知道它是生长了几百年的树。吉卿认为它奇特古老得过分，于是命名为‘寿梅’。江南的梅树同普通草木没有区别，所到之处大概都有，只是数量多了便不被珍视。所以有的混杂在荆棘中，有的被斧头砍伤，有的被捆束在悬崖深谷之下，有的在孤烟野水旁独自显示妩媚。那些有幸栽在园林、排列在台榭旁的梅树，大多枝叶繁嫩而花色鲜妍；至于年老奇异、寿命长久而古朴的梅树，却未必有这座轩舍外的这一株。所以命名为‘寿梅’，实在十分符合它的情状。吉卿的母亲，早年禀有贞洁奇异的品德，自从丈夫突然去世，便摒弃脂粉沐浴之饰，崇尚敦厚朴素，心中仰慕佛教空宗，勤勉奉事如来，每天诵读《毗耶》经典，精进修行而不受迷惑。世间的长寿没有比金石更坚固的了，但金石有形体也会毁坏，所以不如神仙长生；然而按照佛理深入观察，神仙长生也属虚妄，所以不如西方觉皇具有无量寿命。如今邵母的寿命已达到耋耄之年，头发洁白，仪容端庄；她学习佛法，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她所居住之处的花木，也理应都由清净的愿力而生，又哪里只是这株寿梅呢？《心远堂记》圣人的弟子之间，关于疑难的问答，都不超出“仁”这一句话。至于“心”，也不过再说一说罢了。难道圣贤的学问，可以撇开内心而到别处去寻求吗？仁实际上是心的全部德性，说仁，心也就在其中了。圣人去世以后，孟子谈仁便兼谈心。圣人的话，没有孟子就无法阐明；孟子的学说，没有圣人也无所依据。悠悠千年，能得到这种道理的又有谁呢？靖节处士出身于晋朝勋旧世家，对于圣贤的心学，未必有所见解；然而他纯静高洁，不使自身受到玷污，本来就是一代高士。至于他所作的诗，说道：“心远地自偏。”圣贤谈心，只怕心向外驰骛而有所远离；如今靖节这样说，大概是说心胸广大深远。他既不局限于事务末节，也不受形体牵累，超然地从万物之外远望，这就是所谓靖节的“心远”。洛阳刘君大年，凭才干被选任为漕府知事，清廉谨慎而有操守，端雅正直而能决断。他的上代都是著名公卿，所以大年的声誉显赫，远近闻名。如今他在漕运幕府中任参谋，前程日益显达，正将受到重用；如果不是努力学习圣贤之学，又怎么能取得这样的身名呢？然而他取用靖节“心远”的意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深远与浅近，能认识并达到高明境界的，不是凡俗浅陋之人所能知晓的；这就是所谓“心远”。至于心学的深奥之处，不换几班人来记述就说不完，姑且把这些作为记。《存雅斋记》

译诗开始兴盛，雅诗便产生；诗道中衰，雅诗便发生变化；诗道衰落，雅诗也就亡失了。当宗周兴盛的时候，《大雅》《小雅》和《颂》的乐声一起充满天下。虽然它们使用的场合各不相同，但在乡里、邦国之间，在宗庙、朝廷之上，人们听到它，内心便舒展和谐；演奏它，神灵也心情舒畅。下则人伦和顺，上则天道响应。考察天象，日月星辰都各得其宜；验证于人间，各种福祉都汇聚而来。正当这时，雅颂和谐，礼乐兴作，刑政修明，纲纪无不建立，这都是雅诗尚未发生变化的表现。因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治理，比得上唐尧、虞舜，后世再也无法赶上。成王、康王去世以后，君王的恩泽还没有枯竭，只有雅颂的正声，还足以匡正维系人心，扶植政典。等到幽王、厉王不行君道，祸患开始于寝席，发端于闺门，不久便蔓延到家国；灾难聚集于西戎，毒害流布天下。于是雅诗发生变化，王泽也就枯竭；雅诗发生变化，颂声也就止息；雅诗发生变化，人心也就昏暗受蚀，天理几乎要熄灭了。然而雅诗虽已变异，还没有完全灭亡。到了王室东迁以后，中原所遭的祸患更加惨烈。当时平王本应枕着武器等待天明，命令将帅出兵，来洗雪这不共戴天的深仇，然后人心才能重新明朗，政典才能重新施行；可是他竟在文侯的诰命中，把哀号痛哭的言辞改成平常的抚恤之语，由此可见雅诗亡失，春秋之作也就不得不出现了。雅诗亡失而《春秋》出现，天下的变故，大概有说不尽的话了。然而人心终究不会死亡，天理仍然没有熄灭，那么雅诗之所以还能保存，难道不正在于人吗？所以国风发生变化，流入卫、郑之地；然而桑间、濮上的乐声，难道全都是淫荡放纵的吗？其中也有君子的风范。由此说来，保存于人心中的雅，并不会因为雅诗的亡失而全部泯灭。郜君彦清父有志于《春秋》的学问。在《春秋》之前，雅诗已经亡失；彦清却认为人心没有死亡，那么保存雅的地方，难道不正在于人吗？于是作了《存雅斋记》。《止斋记》从前圣人观察艮卦的卦象，认为一阳上进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进，只能止步。下面的两个阴爻表示静止，止而下静，含有止的意义。因此又阐发重艮的卦象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所以舜吃粗米、嚼野菜，好像准备这样终身生活；文王被囚在羑里，仍推演《易》；仲尼在匡地受困，仍弦歌不辍。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安止于自己的处所，泰然自若，不被外物摇动夺取；这样的心，什么时候曾向外驰骛呢？然而众人颠倒纷乱，思虑不能不超出自己的位置。所以身体处在卑下之地，心思却想着崇高；身体居于浅狭之处，心思却想着广大。甚至身体在一隅之地，心思却想走万里之远；身体轻如一根羽毛，心思却想举起九鼎之重。这都是不知道应该止于何处，思虑漫无边际、放纵驰骋，实际上没有益处。假使人在外物方面有仰慕之心，却能知道止于自己的本分，那么饮食、衣服、居处都安于自己的分限，不会羡慕富贵；这并不是轻视富贵而不去求取，而是说富贵由上天赋予，也有各自应当安处的分限。这样心就能够止息了，哪里还会有向外羡慕的心呢？等到富贵到来，穿着华美衣服，出游时佩带缨饰；吃的是精美食物和肥美牲畜；住的是华堂大厦；富贵恰好到来时不更加荣耀，恰好离去时也不更加耻辱，不过安于自己的处所罢了。圣人认为其中的义理精微而道理广大，既在《易》中阐发，又在平常所说的话中说道：“止于应当止的地方。”父子、君臣止于慈爱孝顺、仁慈恭敬，这些都是各自职位所早已规定的，怎么可以不知道止于本分呢？所以说：“艮卦的止，就是止于应止之处。”吴地士人金达可，把自己的寝居命名为“止斋”。他奉养父母，善待弟弟，教育子侄；既能使父母得到欢悦，又能尽到对弟弟的友爱；至于教育子侄、整顿家庭，则一切都亲自率先实行，而不把它托付给空话。于是，达可的教化在家庭中施行，声望在人们中间得到信任，安闲恬淡、快乐宽裕，没有一丝向外羡慕的心，也可以说是能够止于应止之处了。于是为他疏解《易经》艮卦的意义，并写下这篇记。《陋隐记》人对于外物，不自己认为鄙陋，才能安然处之。所以蓬草茅屋之下，羹汤、腌菜、稀粥、稗饭，可以说是简陋了；然而贤者却乐于居住在那里，乐于吃这些东西。难道贤者的爱好特别不同于众人吗？实在是因为人的命运悬系于天，穷困或显达不能由自己决定。如果身处穷困却羡慕显达，就会不能安于命运；因此必须用义理来衡量，安于命运所赋予自己的处境，安然地好像将终身如此。还没有遇到机遇时，耕田不把堵塞泥路看作简陋，捕鱼不把绳索和鱼叉看作简陋，经商不把经营鱼盐看作简陋，筑墙不把拿杵执锸看作简陋；只要安于命运所赋予的处境，就不计较通达还是困塞。因此丰草茂林，是鹿、猪所居住的地方；有士人终身在那里行走、坐卧、长啸、歌唱，自己以此为乐，不知不觉连老年将至也忘了，怎么会达到这种境界呢？也不过是安于自己的命运罢了。命是上天赋予的正理，安于命，是因为能够知天；能够知天，所以不奔逐追求外物。假如羡慕外物却没有得到，那么内心所失去的东西，将多得无法说尽。所以善于安命的人，不被外物所动，也就不知道自己处境简陋了。句曲有个学习老氏之学的人叫颜道宗，自号“陋隐”，请我为他作记。这里所说的“陋隐”，难道只是与圣门颜氏子同姓，便学习陋巷隐居的快乐吗？从前颜子凭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又得到圣人为归依，难道是喜欢隐遁来抬高自己吗？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人类，必定要有圣人出世来作君主和老师，这样才能使百姓生活富足并恢复本性。孔子是上天纵然降生的圣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他不是不怜悯天命、悲伤百姓困穷，只是最终仍以此终老。颜子看到这一点，所以甘愿住在陋巷，吃一箪饭一瓢水，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含蓄隐约地来保全天命；他天赋的本性中哪里有一丝勉强呢？所以说：“禹、稷、颜回，处境互换，也都将这样做。”学习颜子的学问，是我们儒者本分以内的事。我们儒者把“陋隐”的道理推究到这里，不知道陋隐先生究竟怎样？如果认为这些话正确，就请前来共同讲论，以求得他所享受的快乐。《懒斋记》

译价值百金的宝剑，不善于收藏，锋刃就会残缺；能承受兼石重量的弓，不善于封藏，胶和筋就会松弛。天在上运行，以成就一年的功业；然而太阳必须在夜间蓄养光明，月亮必须在晦日蓄养光明，星辰必须在白天蓄养光明。大地的规律也是这样：春天萌生、夏天生长，可以说是盛大了；但还必须在秋天收敛，在冬天坚凝。天地化育万物，其中大的方面尚且如此。至于日行千里的骏马、翱翔九霄的鸟翅，若让它们追风逐电，耗尽一日的力量而不停，那么骏马的德性就会孤竭；大鹏展开翅膀如同垂天之云，飞越大海迁往南溟，若没有六月的气息，又怎么能背负青天而上九万里呢？陆地上奔驰、天空中飞翔的尚且如此。至于船只渡河、车辆载物，高帆坚桅，借天风扬行，逆着鲸浪，一次航行数千里；如果有丝毫不慎，转眼之间便无法收拾。众多工匠建造桥梁，制作车轮、车辐、车箱、车辕，没有一样不完备；如果不择平坦险阻，只图快速奔驰，必然来不及避免倾覆毁坏，那还谈得上舟车的作用吗？不过这些是从外物取来作比喻；若从自身近处取譬，人出生时禀受阴阳之气，形体与天地相似。心神属火，礼与它相配；肝神属木，仁与它相配；至于肺、肾和脾，也没有不各有相配之物的。所谓土的诚信、水的智慧、金的义气，都不会因为圣明有智慧而增加，也不会因为愚昧不肖而减少，始终就是如此。于是仰慕圣人而努力学习，早晚不断求取，只怕自己的力量达不到。所以古代学者有自强不息的功夫，这就是向自己求取的情形。至于名位、利禄、富贵、显达，就是向外求取的东西。向外求取有命数，于是说：“求取要有正道，得到则有命运。”既然不能靠强求得到，便安于所处的境遇，这看起来似乎是退缩懒惰。何况向自己求取，虽说是体合天道刚健，虽说日日勤勉不懈，却也有收藏修养、游息休养的方法。所以说：“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道。”古代君子向自己求取尚且如此，何况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呢？向外求取含有退让知足的意思，正因为如此，向内求取才会勤勉不懈。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高昌章公，自他的上代以来，世代乘朱轮、佩苍珩，出入鳯阁鸾台，担任方伯连帅，连续佩带圭组，向来如此。到了公，更加勤于求学；凡圣贤所留下的训诫、百家所论述记载的学说，他都亲自致力于讲求。等到在朝廷开始任职，历任清要官职，执掌中台法令，主管宫禁事务，可以说地位显赫了。朝廷尤其认为漕府长官难以选择，于是给公佩带珠金虎符，乘驿传车南下。公治理漕运事务，兴利除害，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于是，皇帝终于免除了东南方面的忧虑。公处理政务，唯恐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像这样可以说是体合天道而刚健不息了；然而他给自己取号却叫“懒斋”。我因此私下知道公的用意，认为名位显达，都是公家世代素有的；既然求取得道，得到又有命运，那么再向上说，参与辅弼朝政、执掌枢密中枢，使百姓生活在无知无欲的境界，也同样是公家本来就有的。即使想退居懒散而不处于这种地位，大概也有不能推辞逃避的地方；这就是公所谓“懒斋”的意思。《瞻云轩记》金伯祥家住笠泽之畔，喜欢施舍帮助别人。有位客人拿着金华黄侍讲为他先人墓所作的志文，说他的上代曾用粮食救济贫困者，病人给药，丧家给棺材。过了两代，到他的先人时，更加刻苦节俭，积存丝帛，聚集粮食，守住祖先的产业。他在至顺三年去世，葬于吴江久咏乡韩墅；因为泽国土地容易崩塌，过了二十一年，到至正壬辰，改葬于吴县横山吴巷村的高地。山距城约半舍，背靠太湖，山形向前如簸箕张开，又名踞湖山。伯祥每年一两次到那里拜扫，于是在坟旁建屋，把其中的轩命名为“瞻云”，请求我作记。我说，伯祥先人的坟墓，在这里虽然可以寄托爱意、彰显诚敬；但是他亲人的声音、容貌、笑脸，却已经无法再见了。只是山上的云升起触及山石，聚合成微小云气，飞腾而充满胸间；晴雨、昏明之间悠扬变化，千姿万状，这些却是人能够看见的。所谓“英英白云”，没有固定的时候；然而诗人偏偏取它来起兴，最终引申到天子行路艰难。狄梁公经过太行山，看见白云，叹息说：“我的亲人住在那白云之下。”由此说来，云本来没有固定踪迹，但孝子思念亲人，触及外物而引发感怀，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正是借此生发出惊惧、哀痛、仰慕亲人的心情。想来伯祥在拜扫之时，感念仰慕亲人，闻到祭祀烟气而凄怆，把亲人的精神魂魄想象得清晰可见。他所在的地方，只见云气弥漫，笼罩在山岩深谷之间，于是说：“我的亲人难道就在这里吗？为什么这云气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呢？”所以把轩命名为“瞻云”，意味十分婉转。伯祥的邻居有沈仲说，早年丧父，极尽心力奉养祖母；祖母去世后，他不忍离去，发誓一定守墓三年，以孝行闻名。伯祥将以自己的行为熏陶他；伯祥因瞻云而思念亲人，他们二人的情怀是一致的。我乐于称道人的善行，所以由此类推。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这种福泽赐给同类。”说的就是这个。《听雪斋记》

译凡是人有所听闻，没有不是通过耳朵的。然而庄周说：“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人的心主宰万物，所以它的职责是充当天君；至于耳朵，职责是听，如果心作为君主却侵夺耳的职权，就会失去各自的职分。庄周的话，难道不对吗？大概无声的哀乐，有些不是视觉听觉所能察知的；甚至眼睛明亮却看不见，耳朵灵敏却听不到，原因是什么呢？无声的哀乐，系于人的内心。由此说来，庄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今上天有日月星辰、风雨霜露，运行于四时，没有不遵循一定的法度。至于雪，其他三个季节没有，唯独在严冬出现；有时大，有时小，有时急，有时缓。腊月以前下雪叫作瑞雪，尚未到春天就下雪，人们还不厌恶；到了春天才下雪，就认为不合时令。雪并不常有，然而诗人文士往往有“听雪”的人；而且雪之所以可以听，难道像五声八音那样，合着人的歌声，彼此间隔而奏，和谐而成篇，抑扬顿挫而合乎音律，可以由耳朵听到、由心领会吗？当然不是。况且下雪时，富贵人家有锦屏绣帐，清歌妙舞，哪里有空闲听雪呢？只有穷困忧愁的士人，在倾斜的屋檐、破败的墙壁之下，在芦苇屋、蓬草窗之间，地炉灰冷，饥寒无聊，才会把雪当作可听之声；但这并不是因为喜欢听它。雪声骚骚萧萧，风声凄紧，夜色空旷寂寥；即使想把它隔绝在耳外，也自然有做不到的地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接触到了内心。我活到六十四岁，贫困、疾病、忧愁、郁闷，大概没有片刻快乐。春、夏、秋三季人们所喜爱的事情，我都没有份；到了冬天却不同，天气阴沉严寒，密雪降下时，我听得最细、听得最熟，大概没有人能超过我。这就是内心郁结的隐忧，不用耳朵而用心去听的，难道只有雪吗？凡是通过耳朵接触到的声音，无不如此。西夏邬密公仲贞父，原是三公子弟，生长于富贵之家，哪里是穷困忧愁的卑微士人所能同日而语的？他寄居吴地，也把书斋命名为“听雪”。大概仲贞正在磨炼、洗去贵族习气，把自己投入学习之中；他听雪所感受的，胜过寒士的凄苦，所以写下此记送给他。《芝云堂记》昆山东临大海，在吴地所属各邑中，唯独因出产石头而闻名天下；地方志说此山过去曾出产玉石。玉出于万里之外的河源，却说玉产于此山，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然而既然如今出产石头而不出玉，那么它蕴含的温润秀美之气，应该有人能够得到。邑中的良士秀民不是没有；但务农而安乐于田里的人，有时失之质朴；读书而专攻文学的人，有时失之雕琢；工匠和商贾等末业之人，又不在士人所齿列。至于既精通士人学业、又不雕琢求奇，安于田亩、又不质朴鄙陋的人，只有在顾仲瑛身上看到了。顾氏在吴地是著名姓族，自吴国丞相雍以下，世代都有人才。仲瑛家住界溪，界溪离昆山约十里；昆山的云雨、烟岚，都近在眼前。仲瑛家在那里，大概已经累世了。归附元朝以后，卓异非凡的人往往能够使自己登上青云。于是仲瑛的祖父泉，以及他的几位堂伯父，都佩金拖紫，显贵赫赫；假如仲瑛稍微施展所蕴藏的才学，出仕而为当时所用，最高可以做著名公卿，次一等也不会失去与诸父并列的地位。可是顾仲瑛正在读书积学，临摹法帖、吟咏诗歌；堂屋、厅序、几案之间，陈列着三代彝鼎和唐、宋人的书画，饮酒祝寿，以奉养父母。他又在溪边建造房屋，从盛氏漪绿园得到一块奇石，形态起伏。看它盘曲而明丽，像天上的卿云；它蜷曲而秀润，又像仙家的芝草。于是合起来命名为“芝云”，便把这块石头竖立在正寝前，堂也命名为“芝云堂”。卿云、芝草，世人把它们视为祥瑞；然而云气的聚散、芝草的荣枯，哪里能够长久不变呢？只有士君子积累自己的学问，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孝行显著于闺门，德业彰明于乡里，把这种美德推展开来，就好比珠玉。玉蕴藏在石中，珠隐藏在深渊里，它们的光彩气象自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我知道仲瑛声名腾达、实绩显著，难道会长久埋没在吴地吗？他成为名卿并继承诸父的地位，指日可待。幸而先把我的话刻在芝云石上，将来与彝鼎、旌旗、常典一起流传不朽，这难道只是说卿云、芝草吗？至正己丑年秋八月望日，遂昌山樵某记。《读书舍记》

译君子之所以看重读书，难道只是为了夸耀读得多、争奇斗艳吗？难道只是为了博闻广论吗？难道只是为了科举功名和利禄吗？天地人三才与万物的道理，兴衰治乱的结果，名物制度和度数的详备，动静消长的缘故，这些都不是书不能记载的。所以善于读书的人，对于道理没有不能穷究的，对于结果没有不能看见的，对于详细情形没有不能考察的，对于缘故没有不能知道的。这样看来，读书的内容也可以说繁多而广博了。然而如果不回过头来从自身求索，并把一切归结为简约的根本，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圣人呢？所以君子学习希望广博，操守希望简要；读书若舍弃这一点，我恐怕会像大军派出的游骑，走得太远而找不到归路。然而私下谈论这件事，唐、虞、夏、商时代，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盛；士人生在那时，难道一个个都以书本为根本吗？到了周代，文化大为完备；及至周道衰微，圣人出现，六艺、百家无不由圣人裁定取舍而后确定。从此以后，观《诗》便使性情得到端正，观《书》便使政纪得到合宜；学习《礼》便懂得恭敬，学习乐便趋于和谐；学习《易》便能够验证阴阳，学习《春秋》便能够确定名分。这就是圣人的功业与天地一样高深，直到今天仍不坠失，正是从书籍开始流传而来的。书籍的功用既然如此，善于读书就是善于学习圣人的方法。秦朝以后，书籍几乎泯灭殆尽。汉朝兴起以后，武帝表彰六经；到汉朝衰微时，学者读书的功效，甚至表现为崇尚清谈、高谈阔论，扶持人伦极则，与汉朝相始终；然而人人各自著书，家家各自立说。到了隋、唐直到宋代，凡是光明如日月、幽深如鬼神，象犀珠玉的丰富，车旗庙朝的尊贵，河海山岳的深厚，风云雷电的变化，可以说纷繁众多；但没有不以经书为本、以义理为根，而成为专门名家的。书籍到了这个地步，繁多得难以胜数，读书的人穷尽日月、终年阅读，也不能读完。如果不是善于读书以达到博大，善于操守以归于简要，那将怎么办呢？吴人顾仲瑛家住昆山界泾之上，凡是居住、收藏、修习、游览的房舍，无不各有题额名称。至于他收藏书籍并翻阅的地方，题作“读书舍”；他所立志并悬挂在两根楹柱上的话，则是“学时时习，德日日新”。我很欣喜他有志于读书；但要使根本与末节兼备，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并举，就一定要从反省自身、穷究义理做起，这样或许能够验证天地人三才和万物，没有一样不具备于我的心中。把我心中本来具有的东西推展开来，达到家庭、国家和天下，这就是所谓成就自己的仁德、成就万物的智慧；不是善于读书的人做不到。虽然我已经老了，也将乘一叶小舟到仲瑛那里，叩问他的学问造诣；仲瑛一定会有话告诉我。至正庚寅年秋七月记。《昭肆斋记》从前圣人在齐国学习《韶》乐，以至于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如今《韶》乐记载在书中，体制完备地保留下来；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圣人为什么还要赞叹它的美好，为什么还要学习演奏呢？可见其中必定有超出声容、节奏仪态表面的东西，能够使齐国人，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目不斜视、步履迅疾。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达到凤凰来仪、百兽起舞、祖先神灵来临的境界呢？所以《诗经》三百篇，用于宗庙、朝廷时，歌词都已具备；至于律吕、音节、清浊、高下、疾徐、长短等属于声音的方面，如果不由乐师和盲乐工传授，嘴唇、牙齿、舌头、喉咙便不能奏出。至于九夏之歌，《周礼》说由钟师掌管。解释者说，乐中的大歌有九种，所谓九夏，就是王夏、肆夏、昭夏、纳夏、时夏、章夏、族夏、祴夏、骜夏。这九首歌都有明确的章程，一点也不能僭越错乱。因此穆叔到晋国，晋侯设宴招待他，演奏金奏《肆夏》中的三章，他不拜谢；乐工演唱《文王》中的三章，他又不拜谢；演唱《鹿鸣》中的三章，他拜了三次。他说：“三夏，是天子用来享宴诸侯之长的乐章，使臣不应参与聆听。”自从周王室东迁，进入春秋时代，乐师和盲乐工逃亡四散；然而君臣宴饮享礼之际，仍然不敢僭越逾制。礼制严谨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宗庙、朝廷之间的礼仪、颂歌、乐节，怎么可以不学习呢？松江夏颐贞喜爱古道而嗜好学习，认为昭夏、肆夏是牲畜和尸在祭祀中出入时所唱的歌。牲畜和尸出入宗庙，是因为有祭祀之事而显得荣耀，因此这种礼乐可以推广到卑贱者。于是他把自己的斋居题名为“昭肆”，表示自己有志于向上千年的圣人学习，向下千年考察遗留的经典，并不只是像世俗人那样争奇斗美、夸耀博学，雕琢辞章、刻画句子来求工巧。何况感动人心最急切的，没有比声音更强的了。因此乐在宗庙演奏，君臣共同聆听，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在乡里演奏，长幼共同聆听，就没有不和顺的；在闺门演奏，父子兄弟共同聆听，就没有不和亲的。所以音乐考察一个音来确定和谐，协调各种乐器来修饰节奏。如今颐贞所得的姓氏，自神禹拥有天下以来，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考察古代，九种功业有次序，九种次序配以歌咏；这与钟师演奏九夏相合，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其道理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颐贞还应当博闻广见、融会贯通；这就是他把斋命名为“昭肆”的用意，颐贞应当努力学习。《停云轩记》

译松江夏颐贞把自己的轩命名为“停云”。士人生在太平时代，歌咏唐尧、虞舜，诵读并效法周公、孔子。粗略说来，足以供给伏腊祭祀；至于让父母享用甘美食物、住在温暖凉爽合宜的房屋，孝养奉事没有缺少，岁时还共同参加征役。在奉公之余，便督促耕种，料理钓鱼放牧，在一座轩中欢欣舒畅，饮酒谈笑。他才智俊秀出众，出仕来实行自己的志向，也能在政事中表现出来。等到辞去职务退休归来，有乡里的故旧之乐，没有物资匮乏的叹息。凡是这些情形，把轩命名为停云的人大概都不知道自己享有多么深厚的福分。肉放久了会腐烂，木放久了会蛀坏；战争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争战掠夺在片刻之间发生。平时的少年变成【“锤埋”原文疑有误】；劫火的灰尘迷住眼睛，军队的声响塞满耳朵，六亲不能彼此保全，四处奔逃躲藏；这些都是平时没有听闻、没有见过的事。而以停云为轩，一朝遭受百般灾难，怎么能承受？等到喘息稍稍平定，窥见乡里全都变成瓦砾，想寻找从前太平时代的景物，竟没有一样保存下来。百姓生活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什么呢？从前晋代靖节处士，正值晋朝衰败、东南经历战乱之后，与今天没有不同；宋武帝出兵平定祸乱，而处士在道义上本应像留侯一样，分担致死的责任，只是由于康乐公把它表现在空泛的文章中，反而迅速招致大祸。于是处士想到四方八面都陷于昏暗，只能独自痛苦愤懑，悠然俯仰，归隐田园，采摘蔬菜、斟酒饮用，寄托于“停云”二字，以引发自己的兴致；这就是他命名篇章、创作诗歌的用意。颐贞从他的上代起，就已经被称为善人。他的曾祖父谦斋曾任杭州司狱，平反了许多案件，不到五十岁便悬车退隐、闭门不出，人们称他为长者。他的祖父爱闲尤其好学，急于行义。他的父亲士贤甫能够世代继承并发扬这种美德，朝廷以义门旌表其家，用来劝勉浇薄的风俗。丙辰年发生兵变，颐贞因为出身道义名门，房屋也全部被毁，幸而家人仅仅得以保全。城北泗泾有祖传的田地房舍，于是全家迁居那里。虽然战乱之后家境零落，他仍然奉养父母、延请老师，朋友故旧往来，没有一天间断。至于读书积学，取得的成效反而比过去加倍。由此可见，乱离造成的疾苦如此严重，但到了适宜居住的地方，君子仍不改变平常的操守，正是这样。难怪他会思念亲人、怀念朋友、感念往昔，再次仰慕靖节处士，所以仍把轩题名为“停云”。云的变化无穷；《易经》说：“云气上升到天空。”君子由此当以饮食宴乐为事。亲戚朋友，身处离乱之中，能够彼此亲切交往，举杯饮酒来舒解忧愁；那么这个“停云”，就是过去靖节处士的心情，也是颐贞善于仰慕前贤的意思。至正戊戌年冬记。《白云海记》至正丁酉年，海盗劫掠昆山界溪。顾仲瑛奉母亲陶夫人到商溪避难，商溪在吴兴东南偏僻绝远的地方。人们因为顾君平日尊重贤者、看重士人，虽然道路危险艰难，仍然带着粮食、驾着船来跟随他，前后不断。有座寺院叫慈隐，僧人听说顾君的名声，邀请并款待他，礼遇十分周全。因此陶夫人的甘美食物、温凉适宜的奉养，一如在自己家中。住了不久，病气突然攻发而去世。顾君痛苦于母亲客死旅途，号哭悲恸，几次昏绝。事情平定后，便奉着母亲的骨殖归来，附葬在绰墩祖先的坟地；又就在旧居堂后建楼，命名为“白云海”，时常登临。徘徊四顾，想着：我的母亲究竟在哪里呢？她的精魂难道在这里吗？还是不在这里呢？终身的悲痛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我与顾君交往已久，彼此深厚，于是他让我为此作记。从前唐代狄梁公出使经过太行山，看见白云孤飞，想到亲人住在云下，徘徊叹息；然而狄公当时母亲尚在，哪里像顾君这样自己活着而母亲已经不在？顾君的痛苦无法补偿；并且他家累世经营积累百年之久，园池、居室、书册、琴酒器具，全都在出奔时弃置，母子二人辗转寄命于荒野，只是因为德行深厚、在人们心中，才大致办完丧事。近来商溪人来，能够详细说顾君丧母的事；前来吊唁的人接连不断，哭吊的人前后相接，执绋追送的几乎有几千人。唉！士人在这件事上可以验证他平日的为人。如今已经归葬，顾君登楼思念母亲，凝神远望、久久伫立，只见原野高地和低湿之地连绵延展，湖水江面一片渺远。看那白云，有时卷起，有时舒展；有时明亮，有时消散。云的姿态意趣没有穷尽，而顾君的哀痛何时才能停止？况且新朝听闻顾君的才名，将要授予他官秩；顾君披着新丧的衰服，坚决推辞而不能接受，于是剃发居家，每天诵读《毗耶经》，使心神游于深广清净的觉悟之海。大海广大而没有边际，云彩变化而没有穷尽。顾君思念亲人的情怀，正如观看那英英缭绕、盘旋弥漫、直到海天相接的云气，无不寄托着孝思之情。至于他牢记母亲、始终不忘，恍惚之间一定能在母亲的神位上有所见，肃然之间一定能听到母亲的容貌声音；那么陶夫人的魂气精爽，乘云上下，一定会在缥缈云气之间与顾君相接，与这云海一起无穷无尽。这就是记。《瑞竹记》

译草木对于人，并没有有情感、有声音、有气息、有脉络的相互感应召唤；然而它们出现的应验，自然有恰好相符的地方。所以《孝经援神契》说：“元气混沌，孝就在其中。”它说平民行孝，就会有【“浮珎”原文疑有误】舒展奇异，草木秀美，水中出现神异的鱼。《纬书》不是经典，本来不能深信。然而吴地金氏兄弟居家时，曾经分开后来又合在一起。庭院中原来栽着一丛竹子，忽然一根竹子长出两竿；看上去比其他竹子更加青润秀拔，人们都认为这是孝友所感致的，所以把它命名为“瑞竹”。金氏得到这个姓氏，起源于祭天。金人兴盛时，曾与西京相始终。后来虽然没有听说有显贵人物，但历代也不断有祭祀之人。如今伯祥、仁孺作为兄弟，他们的六世祖大概已经读书积学，居住在长洲苏台乡贞丰里，后来迁居郡城，名籍列入学校。到了伯祥的先父乐善，乡里称善人时一定会提到他，人们大概认为他一定会有后代。乐善在吴地笠泽创建别业，那里与贞丰相距不到一牛鸣之地，意思在于追念远祖、使后代善美，彼此不相远也不相近。乐善君生有四个儿子，虽然各自的母亲不同，但伯祥、仁孺兄弟友爱，出于天性。他们想到两个兄长虽早逝，分居异处也已很久，而祥、孺日益好学；每当想到同被而眠、长枕共寝的欢乐，以及互相让财、代人赴死的义行，就不曾不感慨而生仰慕。于是祥、孺相互说道：“我们四兄弟如今只剩下两个人；我们如果不幸毁坏祖先建立的基业，却忍心分门立户、各自居住，将来凭什么在地下见祖先呢？”于是两家重新合为一家，姻亲、亲戚、邻里、故旧没有不举酒相贺的。草木本来没有情感，但这丛竹却出现一根两竿的祥瑞，大概并不是有所等待才这样；这是因为兄弟暂时分离后又重新团聚，暂时不同居后又重新合一，其根基绵延、枝叶秀美的征兆，造物者早已在这里显示端倪了。人们于是把它命名为“瑞竹”，这并不是夸耀虚饰。吴地士人为此作诗的，已经汇成一卷，来请求我作记。从前寇莱公并非因罪被贬，死后却有瑞竹的祥兆；虞雍公的父亲在佛寺下复生，也有瑞竹挺拔秀美的祥兆。他们都是宰相，所作所为感格于天，这些事本来很难援引相比。因此我为此作记，只是取用纬书中的话来表彰此事罢了。至正壬寅年秋七月望日书。《王氏彝斋记》君子之所以看重旧家遗留下来的风俗，难道只是看重它的名声称号吗？还因为它的文献可以考察，它的支派后裔有可取之处，它所传授的道理有可以效法、可以考证的地方。像这样，哪里是一日之间积累形成的呢？宋朝南渡以后，众多帅臣中因功名显达的本来就不少；像王襄愍，在苗刘之难中守节而死，赐葬于义兴山中。他的五世孙觉轩先生，宋朝灭亡以后，以文儒之学起家，官做到兰溪州判官。正当盛年，便弃政归隐。兰溪君的儿子子敬，以及他的兄弟仲德、子明，都能够努力学习，使家业世代相传。文献的传承，有可考察、可效法之处。再加上三兄弟博学广闻、精于考索，喜爱古物而见识精审，于是他们家所藏的《书》《传》《子》《史》及百家之言，三代、两汉的尊彝、罍鼎等礼器，六朝以下的图籍、史书、绘画之类，象牙、犀角、玉石制品中的精美器物，在别人家中有一两件，就足以得意自满；而像兰溪君这样的家藏，大概正像行走在山阴道中，千岩万壑，使人应接不暇。三十年前，他的乡人岳汉阳与子敬是中表亲戚；我曾跟随汉阳登上子敬的仁复堂，所见历历在目，本来已经是这样了。如今又过了一代，他们所增加的收藏，大概一定比过去多出数倍。当泰定年间，子敬还健在时，每年元旦都到大神祠祈求签文，签语说将会得到古鼎。这一年，果然在洛阳夹谷家得到商代父丁彝。夹谷家起初不知道它是彝器，只说是在灞陵桥下从渔人的网中打捞出来的。这件彝器容量一斗，重量十斤。它发散出来形成的纹饰，即使五彩灿烂的锦缎，也不足以比喻它的精华；它铸造纹样的巧思，即使精妙的绘画反复描摹，也不足以比喻它的神工。子敬得到它后非常高兴，认为大神签语竟如此灵验赐福。等到召集天下博学有识的人来观赏它，不仅都推许这件彝为三代铜器第一，而且都认为子敬的鉴赏力无人能够企及。不久，子敬去世。至正壬辰年，距离他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这一年，传闻盗寇将要侵犯浙西。敬父的儿子令显，字光大，于是同两个叔父谋划，携带资财随行；但带着资财必然受其拖累，所以不如挖窖藏起来，然后全家避走。光大尤其想到这件彝是先君子所赏识珍爱之物，于是把彝沉入园池深处隐蔽的地方。夜里听见池中有东西怒吼，十分惊异，于是把彝从水中取出，寄放到别处。等到盗贼退去，查看所藏的东西以及价值万金的资财、千柱的大屋，全都被焚毁，挖掘破坏之后没有一样保存下来；唯独这件彝器巍然独存，得以保全。光大的先君子曾向神灵祈求签文，签文说会得到古鼎；这一年果然得到彝器，本来已经十分神奇。太平安稳的时代，哪里料得到变故会突然发生呢？在危急之时，把彝器沉入水中，它却发出怒吼，仿佛设法避免落入盗贼之手。由此说来，这件彝器的神异，不可泯灭，也不可能没有流传。考察经书和传记，商代诸帝有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至于父丁，却从未听说过。有人怀疑“父”与“武”声音相近，是对它的尊称。如今得到这件彝器，仍足以补充经传的缺漏。所以欧阳公《金石录》常说，古代器物的铭文款识大多可以用来考定经传中的讹误和缺漏；这对于世道人伦教化，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光大想到他家祖传的旧物没有一件保存下来，只有这件彝器是先君子所珍爱，于是便以“彝”命名斋室。王氏世代流传的恩泽淳厚，彝器能够显现神异而成为征兆，这两者一定会彼此相伴，永久无穷。于是作《彝斋记》。《贞节堂后记》

译都功德使都司事、无锡人华君的妻子陈氏，二十八岁时，丈夫都事君去世。丈夫去世已经历了三十六个寒暑，夫人也已经老了。到这时，都事君原本微薄的家产已经变得丰厚，遗留下的孩子由幼年长大成人，孙子也将要娶妻，由此可知夫人的衰老。乡里的父老认为，夫人的贞节已经足以昭示天下，于是把她贞节的实际情况全部写明，呈报给有关官府；官府转呈朝廷，朝廷又把此事下达给无锡州，州府为她表彰门第，题作“贞节”。都事君年轻时有远大志向，一旦抛下妻子儿女北上，凭才名得到诸公的知遇。当时国家崇尚佛教，正值借祈福求福报之时，都功德司由此设立官职，能够在皇帝面前奏事，近侍天颜，取得显贵本来并不困难。然而他却抱病南归，不久便去世了。他去世时，遗孤幼武才六岁。夫人无论做女儿还是做媳妇，都是出身大家，能够痛下决心磨炼自己，去除富贵娇养的习气。华氏是大族，内外中表亲属不下数百人。夫人哀悼死者、侍奉生者，即使细微事情也一定合乎规矩法度。她教育儿子，使他循序渐进，文雅谨饬，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学业。夫人常常率领婢女妾媵养蚕、绩麻、缝纫、纺织，按时节和昼夜始终有固定的规程，从不稍有停置。幼武长大后，常常劝母亲暂且少休息。夫人说：“百姓劳作，就会生出善心。季孙的母亲，就是我的老师。”幼武年岁日长，学业日益进步，想要奉养母亲，凡是能想到的无不做到。于是，他把堂屋题名为“贞节”。嘉议大夫、致仕礼部尚书干公为他写了《贞节堂记》，其中对夫人纯洁美好的德行、坚定凝重的苦节，称颂赞述得大概已经没有遗漏了，然而幼武仍请遂昌的郑某续写后记。如今，赶车在陆地上行走、驾船在河川中渡行，刚开始时都有戒慎之心，没有车轴折断、马衔脱落的忧患，无论往哪里去都像走在平安平坦的道路上。到了中途，驾车的人放纵了，驾船的人疲倦了，才开始出现意外。所以说：“走一百里路，把九十里当作一半。”如今夫人的纯美德行，虽然是禀受于天性使然，但在都事君去世后的三四十年间，始终如一。她的贞节，必将照耀古今。幼武对于这座堂，每逢岁时节日便率领亲友举杯再拜，为母亲祝寿。那种欢欣喜悦的心意，对上可以补助民风，对下可以作为矫正浅薄风俗的典范，难道是几句话就能说尽的吗？从前李文公为高愍女、杨烈妇作传，遣词立意无愧于司马迁。如今干公为这座堂作记，与那又有什么不同呢？至于后记的写作，欧阳公门下还有徐无党在。幼武，字彦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记。《玉山草堂记》。从前王摩诘在辋川置办庄园，那里有蓝田、玉山的胜景；竹里馆都用茅草编成屋顶、瓦片覆盖，彼此相间建成房屋。于是杜少陵为此赋诗，其中有“玉山草堂”的说法。景色已经格外优美，诗作尤其无与伦比。六百多年以后，吴人顾仲瑛家住界溪，溪水靠近昆山。仲瑛擅长作诗，内心暗自仰慕王、杜二人，也在自己堂屋西边用茅草夹杂瓦片，建了若干间房屋，借用少陵诗中的话题作“玉山草堂”。草堂幽静寂寥而景色佳美，四周檐边环绕，全部种植梅树和竹子；珍奇的山石、奇异的花卉，也在堂上旁列铺陈。他以壶矢、博弈为娱乐，以饮酒吟诗为乐，大概没有一天空闲。有客人经过他家，喜欢就在草堂休息，仲瑛请我为它作记。我于是说：万物贵在有本始，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远古时代，所谓“标枝而野鹿”，过了很久，才开始知道用熟皮做衣襟。到了上衣下裳的时代，又能取什么呢？不过取方尺的熟皮，遮蔽膝盖以上罢了。然而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称为礼服；表示不忘本始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我私下认为，上栋下宇建筑的开始，如果用草来建成房屋，一定是在烧制陶瓦之前。如今用瓦覆盖屋顶，便利百倍于茅草；那些搓绳来架屋的人，是贫穷者不得已而为之。像仲瑛这样用瓦盖屋，房屋绵延数百楹，排列得像梳齿、鱼鳞，如同水波一样。然而他仍然建造这座草堂，难道只是追慕少陵、摩诘吗？大概也是古人所说的不忘本始。仲瑛嗜诗如饥似渴，每当沉心于远古本始，在草堂下吟咏诗篇，写成篇章后又彩绘成图，如今又命我为它作记。他对草堂如此眷恋，势必将与浣花溪、辋川庄同享久远的声名，难道只是所谓不忘本始吗？我就是遂昌山樵郑元祐；这篇记写于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清江一曲记》。

译唉！读书人生活在世上，考察求取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是想把它推广开来并施行于百姓。这就是所谓幼年求学、成年施行，难道一定要隐居吗？不幸不能出仕施展自身，又不能向外追求而侥幸求得进身，于是只好隐身耕种凿井，混迹于捕鱼垂钓之间；一切繁忙喧闹的事务，都不能扰乱我的心志，只求使自身适意，以涵养自己的学业，这就是“清江一曲”得名的缘由。吴郡西面有山，山势起伏绵延一百多里而不断。东面水流汇聚成湖，流成江，临近大海，无不是鱼龙的宫殿、蛟鼍的洞窟；水鸟上下飞翔，芦苇青翠茂盛，确实符合王孙雒所说的话。然而自江南归属职方以来，经制宽大空疏，齐民互相兼并，放荡得不知道礼法禁令；一旦发生变故，就像浮云空花一样，那么对于兼并之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距吴城东边约一舍的地方，有一个叫陈湖的地方，姚江则从它西面流出。那里江湖灌溉滋养，土壤肥沃，吴人丘进德世代在这里耕种；进德恭谨孝悌，在乡里闻名。他灌溉田地、修筑房屋，筹划冬夏的生活，准备穿裘穿葛的衣物，虽然粗朴，却足以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他的内心充实，认为已经足够，并不羡慕外在的东西。有人从他的乡里来，说那里的江和湖绵延相连，仿佛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湖水含纳天地的端绪，映照日月；动起来便成为风涛，吞吐烟浪，激荡浩博；静下来便像天水织成的锦缎一样明莹，一点波浪也不起。商船、渔舟歌声相答，带着鱼虾和买来的酒菜，不知谁是宾客、谁是主人，这就是陈湖的大概景象。进德居住在那里，亲自耕作，以劳动所得为食，和农夫、钓叟随意交谈，张开双腿席地而坐，杜少陵所说的“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大概就是指这里吧？然而进德读书治学，向来想被推举到民间去施行自己的学问，只是时机未到，又不肯苟且求得进身。他却甘愿长期逗留在烟水之乡，所以取少陵诗句为自己的居处命名。他所涵养的心性、所得到的适意，究竟怎样呢？我虽然没有机会认识丘君，但沈仲说是我的朋友；他的居处与进德相近，常常不停口地称赞进德的贤德。此时，仲说和进德隐遁在江湖之间，洗涤冠缨、清洗耳朵，煮芹菜、烹莼菜，和海鸥洲雁、农夫钓叟对饮唱和，忘却物我之分，放浪于形骸之外。即使有宠辱之事，又有什么足以动摇他们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成为无怀氏时代的百姓了。从前管宁、王烈、邴原渡海向东而去，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都可以作为师法。然而如今二位君子的处世，必定也有根本依据。什么时候请我到清江的一曲来？呼唤长风，对酬明月，接续抱村流的诗篇，从容欢笑谈论，直到连日连夜，难道不是共同得到一大快事吗？进德认为这样很好，于是击棹沙棠舟前往，并写下这些话，把这篇记作为凭证。《溪山胜槩楼记》。延陵的溪山分散在四方边界，只有惠山在梁溪之上秀丽突出。溪水处在南北交通要冲，发源于山中；山泉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都享有天下声名，品评列为第二。山又从平地突起，方圆数百里之间，老氏、佛氏的宫观以及士民住宅，像蜂房蚁穴一样依附于它的深幽秀美之处，几乎没有一张弓那么大的空地被弃置，这也可以说是盛大了吧？然而得到幽深之处的，或许逼仄闭塞而不舒展；得到宏敞之处的，或许空旷而不茂密。唯独华君的别墅在无锡西门，惠山横陈眼前，山的深幽秀美全部显露出来。山中烟霭升腾、云气舒展，雨后放晴，清晨阳光和夜间月光，吐纳闪耀，相互映照；至于山中的竹树、水石，春天丰润，夏日荫浓，收拢聚集的景致，即使最坚实美好的山物，也没有不在他的别墅几席之上，或在屋檐廊庑之间。梁溪曲折向东流去，到这里才开始浩荡渺远、满眼开阔；野鸭、水鸟和小鱼飞翔游泳、出没水中，菰蒲荷菱铺满洲渚，望去越发悠长，俯取越发深邃，几乎没有遗漏的景观。高桅快帆，吴地歌谣、越地歌唱，溪边老翁、掌舵船夫，渔网绳索，船中做饭、野外饮酒，有的聚集交谈，有的分散居处。船只掠过轻栏，望见酒器俎案便相视而笑，直到彼此忘却形骸，也不再知道谁是主人、谁是宾客。人们说，华君的别墅占据山水交会的要地，山水之胜兼收并蓄。至顺四年春天，我前往维扬，带着旧日收藏的“溪山胜槩”四字匾额，本打算把它送给溪边的庵观野寺。华君见了非常高兴，说：“这是造物主为我的亭子所题的名。”于是取来悬挂在水轩上。又过了七年，即至元仍纪元的第五年，我再次经过梁溪，华君便在水轩南面建楼，把这四字匾额悬挂在楼上。楼建得高大开阔，景色更加秀丽突出；登楼观看，山仿佛更加增高，水仿佛更加深广。所有所谓的胜景，比起水轩来不止多出数倍。延陵并不是没有佳美山水，只是已经分散在偏远之处；唯有惠山离州郡不远，而华君的别墅恰好得到它的胜景。不过从唐、宋直到今天，结果究竟会怎样呢？如果华君能够用德行培植家族，教育子孙，结交天下贤者，和他们一起吟咏歌唱、登楼览胜，那么这座楼难道只是当下一时的胜景吗？华君名瑛，字子英。这篇记是我遂昌郑元祐写的。卷十一。碑志。《忠孝感惠显圣王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