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吴国从泰伯传到第十九世寿梦，才开始强大。到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时，吴国的城郭、宫室于是成为东南的雄藩。世人说泰伯所筑的城周长只有三里二百步，在今天的梅里平墟。泰伯把天下让给别人，当然不肯把自己的城建得很大。到阖闾迁都到今天的郡城，于是伍子胥观察土地、尝试水土，取法天象地势，修筑大城，周长四十五里。陆门八座，象征天的八风；水门八座，取法地的八卦。城邑修成，府库充实，于是向上国显示武力。传了一代到夫差，伍子胥却因为忠诚进谏而被赐死。不久，吴国被越国兼并。汉朝灭亡后，孙吴曾经在这里建都。历经江左六朝，直到唐末、五代，经过前宋、后宋，大体都把吴地作为东南的重要屏障。世皇统一天下，以四海为家、六合为宫，不在区区城郭上设置险要。至正十一年，红巾军在汝阳起兵。第二年，浙东海盗焚烧劫掠昆山。这一年，廉访宪司佥事朝鲜李公巡视吴下，深思平江的赋役供应国家经费十分之七；郡中没有城郭，凭什么抵御盗寇？于是同监郡西夏六十公、郡太守真定高公谋划。当时，吴地每天供给各种物资都来不及，然而筑城的工程却不能停止。于是召集各司属僚佐，查验百姓家产的厚薄，计算城墙的长短、高低，分段修筑。贫弱的户全都淘汰不用，平时不服劳役而又豪强的人家，则纠集编率他们出力。宁夏高公任南台御史大夫时，以及太尉，首先捐资帮助工程；水司也捐出官府钱财一千锭，漕府都捐出资财和俸禄。然而太平日子已久，突然兴起大工程，十多万民夫在盛暑中挥锄如云，下锹如雨。城墙规模宏大，绵延数百雉，大家茫然不知从哪里排列木桩和墙干。于是李公向他们说明工程的标准，给他们看规矩法式，用诚恳勉励他们，要求必须这样做，之后才没有土墙崩塌的忧虑。百姓心志已经统一，没有人敢有丝毫懈怠。于是工程在这一年夏四月开始，秋八月完工。城墙四面，仍然沿用伍子胥旧城的格局；水门则仍沿用宋朝旧制。唯独开设胥门，在上面建造忠孝王庙。其余五座城门上，也都祭祀神灵。大概工程兴起时，担心暑雨郁结成为百姓的灾害，于是向神祈求保佑；城墙完工后，所以排列祠庙来报答神的恩赐。城墙高度按尺计算共三十三尺，城脚宽三十五尺。城基用三层石头交错叠砌以求坚固；城墙表面宽一丈六尺，全都用砖砌成，又砌筑大瓦作为水沟。每座城门都修建戍楼，用来谨慎侦察、严密管理烽火。凡是人马登上或下行的地方，都排列设置蛾眉形甬道。城门内外修建房屋，设置官署居住其中，以察看异常情况。这样，城防就完备了！工程开始前，先考虑民力不足，于是发给中统钞三百五十贯、白米一千斛；到工程完成时，官府和百姓合计使用财物若干万锭、米若干万斛。评论者说：如果不是廉访使李公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就无法在两千年之后继续完成伍子胥的功业。城墙完工后，吴地百姓才非常高兴，觉得有了依靠和守卫。于是又相互叹息说：‘明公在吴地并没有一廛田地、一处住宅，却苦心焦思修完这座城，大概是上为国家、下为百姓着想。何况吴地东北濒临大海，西南依靠震泽，处在水乡泽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城郭之内，官粮储藏在粮仓中的每年有数百万。假如城郭不完备，盗寇逼近，将拿什么为国家谋划呢？如今城已经完工，成为百姓的卫护；今后守卫防御它的责任，就在于贤明的有司承受并宣扬德化，恢复百姓的力量，牢固凝聚他们的心，使吴地百姓爱戴上级官府，如同子弟亲近父兄、手足保护心腹一样！’ 这样以后，百姓便以仁义作为盾牌和大盾，以礼乐作为铠甲和头盔；人心一旦稳固，就能同这座金城汤池一起，永远成为天险。李公名朶只，字仲善。重修平江路儒学记 吴地设立学校，始于范文正公父子。宋朝南渡以后，吴地的文庙和学校才开始大体完备。到国家统一天下，兴办学校、鼓励士人，多次下诏给各郡各国；六七十年之间，各地学校读书声彼此相闻。吴地是东南雄藩，学校由范文正公兴起，本应在东方诸侯中尤其兴盛。然而近年来，郡治不能说不大，土地财力却确实比从前耗损；百姓不能说不多，物资力量却确实比昔日疲弱。那么学校的教育、礼学的制度，也就有些赶不上了。事情稍稍上达朝廷，于是朝廷慎重选择守臣。燕人吴侯原任彰德路总管，仍授大中大夫，随即拜为平江路守臣。中书省派使者带着堂帖来起用他，他奉玺书得以乘驿南下，用来显示特别恩宠。吴侯到任后，首先拜谒大成殿，抬头看见殿脊将要倾塌，屋脊和椽桷歪斜下陷，仿佛要压到圣像。自圣师以下，彩绘剥落昏暗，窗户栏楯的油漆全都陈旧晦暗。吴侯于是警惕忧惧，内心惭愧，立即收集考察节余，裁减冗滥，全部征取每年仓廪收入中的余数。估计积蓄可以抵偿费用，便召集工匠、准备材料，把礼殿以及两庑、戟门全都重新修整。自圣师直到陪祀的诸位贤人，冕服、圭佩五彩焕发，像太阳照耀天空一样。并且重建外门，悬挂匾额表明文庙。采芹之官臣所到的地方，到这时也一并焕然一新。礼殿前原来设置有乐轩，后来长期撤去；它靠近香案，很不合乎庙宇深邃庄严的意味，吴侯命令恢复它，建得雄浑深厚，使文庙更加幽深严密。众人都说，吴学近几年来支撑低矮、倾斜衰败，假如只求遮掩眼前，往往只是徒具文书，没有教养士人的实际；哪里像吴侯这样诚恳专一，把兴学养士作为自己的责任呢？于是磨刻石碑记载文字，以彰明吴侯修复废弛学校的实绩。谨按：中吴自泰伯穿着礼服治理百姓以来，后来子游出生在海虞，又向北到鲁国求学；圣人门下的风气既已开启，贤能之士便接连出现，这由吴地山川的秀美而不可掩藏。至于学校教育，当时还没有完全兴盛。到了我们范公，虽然在北方长大，等到回来主持乡郡事务，深深想到故乡的缘故，没有什么比学校教育更优先，于是大力兴办吴学。如今宋朝社稷已经倾覆，而范公父子建成的学宫直到今天仍未废坠；虽然期间兴废有时不同，但历时越久越加庄严，这是由于范公父子是本地人的缘故。如今吴侯历任中外，凭才干声望成为吴地守臣。他操守清白，政事和乐平易；总的说来，他内心如果没有以范文正公自我期许，本来不能做到这样。因此记载吴侯修学的实际情况，也因而连带写下吴侯的德行美善。谨此记载。至正五年岁次乙酉十二月既望。海盐州学兴建记

译海盐在旧宋京畿壮县的地域内，虽然土地盐碱，但学校宫舍供养士人的廪米收入、造就士人的规矩制度，大体都有条理可考。江南归属职方以后，壮县按照惯例升为州，于是海盐学校也随州升格。州中设置学谕，原有基础薄弱尤其应当加以补益，何况并不是过分薄弱呢？只是长吏因循怠惰，教官又疏忽，那么它的荒废衰败大概可以想见。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阳叶侯以奉政大夫身份来任知州。叶侯刚开始做官，就以才名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架阁管勾。他对于兴学劝士，从掌管风纪的职位中获得的经验和根源已经很深，何况他一向以讲学自我砥砺，潜心于理义，那么他看待学校兴废会是什么态度呢？叶侯到任之前，天台黄君国才主持本州教育，看见学校松弛废坏，想到事情难以办理，忧愤积在心中而未能施展。刚过十个朔望，叶侯便到任；到任第三天，拜谒文庙的礼仪结束，叶侯对黄君说：‘国家历代圣君相承，明白的诏令广泛颁布，极其重视学校。如今学校荒芜倾圮而不加修整，士气萎靡而不加振作，这难道是守令奉行、宣扬德化的意义吗？’黄君听到叶侯的话，立即把所见情形列举出来，请示叶侯说：‘大成殿春秋两季合奏音乐举行祭祀，初一、十五释菜瞻拜；如今荒芜狭窄，无法表达恭敬、表明诚意，这怎么能叫清静庄严、供圣人燕居的庙宇呢？’ 楼阁上塑有圣师像，显现着和乐舒展的德容；下面本应使求学者来此游学歌咏，如今却已经倾斜下陷，势将压到翼殿。东西两庑排列祭祀各位儒者贤人，使他们的衮冕圭组昏暗而不能彰显，笾豆、罍爵等祭器没有地方陈设祭献，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亵慢吗？明伦堂中有四座斋舍，是用来接待士人、授业和藏修的；假如不是寒暑适宜、明亮宽敞、幽深洁净，那么想要讲习讨论的人，凭什么获得朋友相互砥砺的益处呢？从前修缮的人前后相接，但大多只是徒具虚文。如今若不是仁厚的叶侯加以关注，也不过是苟且应付罢了。叶侯看了黄君列出的事项，便警惕地放在心上，对他说：‘学宫废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将要修葺使它焕然一新，绝不能承袭过去的苟且做法。若苟且行事，怎么能掠取修学的美名？只是没有比亲自办理更好的办法。’于是叶侯同黄君考察研究、商量确定，计算供养士人的田地将近一万亩；只是因为民户空缺、土地贫瘠，每年收入才达到额定数目的十分之二，又加上歉收时冒领支用，弊病积累很多。于是考查过去拖欠的租税，核验现在仓库中的储藏，征收旧日欠负，发放现有廪米，并把各处捐出的衣布余资一并收集起来，得到中统钞若干缗。召集工匠、准备材料；正值炎热酷暑，叶侯和黄君都亲自监督工程，不肯稍稍畏惧劳苦。于是，无论一片瓦、一根椽、一块砖还是一块础石，都务必坚固厚实、壮观朴素，能够经受风吹日晒，支撑长久。工程于这一年季夏开始，只用了四个月，学校便焕然一新。殿前原来很浅窄，特意创建了设置乐器的轩。凡是黄君列举并向侯请求的事项，没有一件不是逐一办妥的；粮仓、浴室、府库和厨房，也都没有渗漏。这样一来，海盐的学校虽然偏处在鲸鱼潮汐的边岸，一天之间便屋宇高耸、飞檐翘起，丹红的彩绘光彩夺目。不仅州中士人受到感化而欢欣鼓舞，把戴侯和黄君的德行看得很高；即使海岛浦溆之间那些渔民、盐民和商贩，驾着帆船、系着船缆，在茫茫海面上出没，偶然看到学校兴建起来，也都收敛衣襟，向着学校和道义致敬。这对学校的助益，实在太多了。过去鲁人歌颂泮宫，其中在泮水之畔的事情，并不只是文教而已，甚至献俘、接受敌人首级也包括在内。由此说来，士人养成文武才干、成就道德实践，从来不曾分成两件事。后来，学校讨论政事、选取士人，一直延续到弦歌诵读；再后来，就只剩诵读和弦歌；又后来连弦歌也停止了，只剩诵读。士人如果确实专心诵读，那么所诵读的，就是考察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认识事理的当然之则，从自身心念、言语、行为的细微处出发，通达到家国天下的显著大道；这样看来，诵读难道可以轻视吗？海边州郡的士人对于诵读学习，务必要严肃谨慎地辨明义与利的分别、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这样或许就能使仁侯与贤明的博士志同道合、心意一致，这正是新学校建成所带来的效果吧！重修长洲县儒学记

译至元三年，岁次丁丑，平江路长洲县官元同等向上级官府说道：国家治理疆域，范围与天地相接；粮食供应的富足，吴地独占天下的五成，而长洲一县又独占吴地赋税的四分之一。人口聚集的繁盛、财物供给的丰厚，天下各县没有比长洲更强盛的。然而县学没有建立，教化之职没有修明，所以二十多年来，父兄教育子弟，大多富裕的奢侈放纵而不知禁止，贫穷的苟且懒惰而不知道应走的道路；如果不兴办学校、阐明义理，那么将凭什么安定百姓的志向、改善百姓的风俗呢？如今天下各县都有学校，唯独长洲在旧日治所的废址上，连简陋的柴门都没有建起，只徒然称作儒学；然而听不到诵读声，也没有设置讲席，百姓甚至任由牲畜放牧、在其中耕种菜圃。从前孔子到卫国时说，既然已经富裕繁庶，就一定要有教化。何况如今兴学劝士的诏令屡次下达，而我们却坐视学校像这样荒废坠败，这难道是主管官员奉行诏令的做法吗？只是县里没有往日积存的储备，官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我们私下看到，徽州路学教授、郡人陆德原，过去曾捐资建造甫里书院，规划严密，陈列设置合于学校制度。但德原在县境内没有一间房、一块地，如果确实能得到大府训诫并加以奖励他；德原在这里一定会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了。文状呈上后，路总管高昌道童公召见德原，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德原起身说道：您治理我们的百姓，使我们的百姓富足完备，凡是能做到的无不做到。如今又将普遍施行善教，使百姓逐渐受到涵养，您的德意实在深厚。那么德原将用什么来报答您的心意呢？只有竭尽心力，希望把学校建得壮盛、厚实、高大、宏伟，使它与您的德化一同流传永久罢了。于是搜求人才、选择工匠，于这一年三月甲子开始，到八月丙辰，学校宣布落成。门和廊庑深邃宽敞，殿堂和寝室尊严庄重，斋宫、讲舍、厨房浴室、粮仓府库，一应完备。此前供养士人的廪饩尚未解决，德原又买田来补足。于是吴地士人和大夫、公卿看到学校建成，都叹息说：长洲是天下强盛的县，如果它的学校只是粗疏简略，凭什么称得上子男之国长官兴建学校的本意呢？如今学校建成，确实雄伟壮盛，可以和长洲县相匹敌，那么这里的士人藏身修业、游息休养，大概就可以称心了。何况贤明的郡守县令治理政事懂得根本和末节，德原以儒者身份办理学校事务，这些都值得记载。于是大家相继请我写记，我推辞不得，便说道：三代盛世时，吴地大概是个鄙陋的国家。自从泰伯端正衣冠，来到吴地做君主，过了很久，子游又到中原向北方学习，从此吴地的声名文物光明显耀于四方。大概子游出生在海虞，而长洲正紧邻那里。如今学校建成，难道只是为了美观、修饰和陈列文具吗？善于教化，根本在于自身而已。所以子游治理武城时，一定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郡县的长官如果确实能推行这一道理来修养自身，并推广到本县百姓，就将看到百姓受到感化、政事获得成功，风气转变、习俗美善。其中秀美的百姓和贤良的士人，难道会没有像子游一样的人，出来成为国家的光荣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导；德行明察而有光，四方都会顺从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请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文正书院记 至正五年，岁次乙酉，夏季六月的吉日，廉访佥事赵公承僖分巡中吴。到任后首先拜谒范文正公祠，在庙貌前礼拜瞻仰，油然而生敬意和仰慕之情，起身说道：文正公论德行和功业，已经无愧于伊尹、傅说那样的辅政大臣；论学问和见识，则对洙泗一脉圣贤道统的传承有功。因此他具备文武全才，出任将领就能安定边疆、击退敌人，入朝为相就能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他先忧后乐，与先知先觉、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相比，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担当圣人使命的人吗？他一生议论劝谏，持守正道，直言切切地规劝君主。后来上书给百官，谋划指斥宰执，又因张禹而触犯皇帝的盛怒，虽因此遭到压抑摧折，却始终没有稍稍沮丧，难道不是像木材依照墨绳就能取直一样，想使后来能够成为圣人的人走上正道吗？当时天下郡县还没有全部设置学校，公来到吴地，首先用自己的俸地建立学校。因此学校遍布天下，是从公开始的。他在贫贱中发现泰山孙明复，传授给他《春秋》，于是孙明复大力阐扬圣人之道。当时，又请安定胡公进入太学，做求学者的老师；河南程叔子也确实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后来横渠张子凭着盛气而自负，公折服他并授给他《中庸》，最终关陕的教化与伊洛学派相互辉映。自从六经被埋没昏暗，圣人的道统失去传承，治理国家的人茫然无知，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一直到文正公出现才改变。此后开办学校、尊崇师儒，培养士人，形成忠义的风气，使道统得以传承，那么公的学问见识对于名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公去世后，各地为他立庙享祭，统一赐名为忠烈。只是这中吴是公的父母之邦，本来应当大规模修建祠庙，使后世万代享受祭祀，为什么却只在私宅中祭享他呢？何况如今国朝崇尚德行、报答功勋，各地都有书院来祭祀先贤，哪里有像文正公这样功业丰盛、德行高大、正学卓越、见识高明，却没有为他建书院的道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典章缺失吗？公的八世孙文英向赵公陈述说：先公的功德、学识确实如您所说。只是范氏宗族依靠义廪供养，受供养的人有几千余名；如果建立书院，官府任命山长，有了山长就有廪饩俸禄。如今义廪微薄，尚且不能自给，如果只是建立书院来祭祀先公，慎重选取族中贤人主持祭奉，也就足够了。至于官府任命山长，就请免除吧。于是赵公同意了他的请求。当时总管古燕吴侯秉彛听说赵公的主张，便记录赵公的话，向行省请求，再上报中书省。有关世道人心的议论认为，不设置教官，而让嫡长一支世代主持祠祀并办理教化，在实际事务上更为便利。于是二位公议定拿出官府公帑的余款，命工匠扩充地基、提高规制，既宏大又坚固。刚完工，便嘱托元佑为此作记。元佑才疏学浅，怎么敢在大贤门下插上一句意见呢？虽然如此，宪佥公已经了解并说出了公的功德、学识，那么天下士人也都知道这些了。知道这个人却不想效法他，可以吗？朱子说：人立定志向，必须以文正公作为自己的期望。何况是曾经在公门下游学的人呢？何况是郡中的人呢？如果这样做，或许就可以不辜负文正公所说的‘以古人为友’了。元佑的话不丰厚，谨此回复宪佥公，请他把这些话刻在石碑上。重建和靖书院记

译宋朝礼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在绍兴七年奉召担任崇政殿说书，不久便奉命离开朝廷，来到吴地虎丘居住。先生去世七十五年后，吴地太守陈君芾才开始绘制画像、建立祠堂，勉斋先生黄公干为此作记。端平年间，提举常平曺君某向朝廷请求，把祠堂改为书院，并开始买田，为长久维持作打算。江南归附后，书院被僧人夺去，有司认为尊崇前贤、勉励后学的事业不能默默地就此结束。于是利用府治东南角、原宋朝检法厅的地基，合计若干亩，建立书院，祭祀先生。大德丁未年，山长王达创建大成殿；此前这里没有门路，旁边没有两庑，居民又不断侵占，因而更加简陋，士人对此很苦恼。元统丙子年，新安人吴希颜来任山长，终于收复旧址，又请求常平提干砍削地基以扩充面积，革除弊病，节省浮费，积聚力量稍久，便有了重建的志向。但仍担心中途受挫，于是向大府禀报。当时中书左丞耿公介督运粮饷到吴地，听说后认为很好，不久奉召离去，又请参政张侯杰相助，张侯后来又入朝任天官。如今郡守道童公廉明刚正，政绩号称第一。希颜请求重建书院，公说：治理如果不以学校为根本，哪里称得上考察古制、崇尚德行呢？于是道童公选派属吏，分别主管工程，又把书院粮仓中存有的米卖掉，得到中统钞八千六百贯。把大成殿搬到新址，在前面建仪门，门稍向西建先生祠，再向西建上祠，最西面临着宽阔街道建外门。大殿两侧建两庑，殿后修建习堂，习堂东边的斋舍叫作六有。总共建成若干楹房屋。工程从夏季六月开始，到冬季初十月刚刚完成，书院就落成了。当初先生在越地去世，越地也有先生书院。在此以前，希颜曾任越地书院长，也已经竭尽心力修缮完成；如今再次调任来到吴地，所以希颜常常叹息说：先生的学问继承濂、洛之学，道德教化遍及海内，他的大道理，绝不会系于一座祠宇的兴衰！然而我又多么幸运，竟然一再有机会主持先生祠下的事务！如果我不能继承发扬这一道统，即使区区祠宇也不能竭尽心力办好，那么哪里称得上是承受学问的后辈呢？他的这个志向实在值得推崇。至于先生的师友、学术渊源和出处行藏，大体都已具载在勉斋的记文中，这里不敢重复烦扰，只概略说明修建的始末罢了。颍昌书院记

译国家崇尚文治、尊重儒学，路、府、州、县没有不设学校的，却还认为不够，所以各地又设立书院，祭祀当地的贤人。江南归附后，书院的建置几乎比过去多了十倍。至于中州先哲所经过而教化的地方，礼乐、刑政等方面，哪里是东南可以企及的呢？然而自从仁宗设置科举取士制度，在各省考取士人，规定士人名额的多少，河南、许、洛处于天下中等；可是河南的士额只相当于江浙的六成，那么两地学校的盛衰，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学校既然已经遍布路、府、州、县，博士和弟子员考察经书、研习古事，本来已经足以用来治理国家。至于书院有无、多少，对治道又有什么损益呢？可是议论者仍然恳切地反复谈论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先王施行治理，总是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先近后远。所以礼乐的文饰、诗书的教化、仁恩的逐渐浸润、德义的熏陶，没有不是根本发自一个人心术最精微的地方，然后才能显现在朝廷、家庭、国家的远近各层面。因此说：从一家开始，最终推及四海。如今声名文物却唯独东南兴盛，内外形势不同，详略也失当。这正是中州有识之士因此动心的地方，而当政者未必不认为这是迂阔之论。许昌冯君梦周之所以在颍昌建立书院，是因为无暇顾及有些人的议论；他认为颍昌自秦汉以来，以武力、文治、功业和德行闻名海内、载入典籍的人，大概已经很多了。然而都比不上苏右丞万里从蜀地出仕，用自己所学辅佐君主，年老后归隐颍水之上，自号颍滨老人。于是梦周向他的长兄尚书公以及许地乡里的长者请示，大家都认为合适。便捐出衣物布匹的余资，在许地下的某乡某原择地，营造房屋，建成若干楹。中间建庄严的寝堂，安置并供奉圣师，后面另建祠堂，安置苏公的画像。门、廊庑、斋舍、库房、粮仓、厨房浴室，凡是书院应有的设施无不齐备。官府设置山长一职，暂且不论；至于训导的老师，则谨慎严格地选拔，必须经学明通、品行修洁，能够成就人才。每年以三顷田地的收入供给书院；弟子不超过二十人，因为人数多了就会耗费老师的精力；按旬、月、季严格实行考试制度，一定评定高下，用奖赏激励，以显示劝勉和惩戒。事情全部办妥后，梦周把情况告诉官府，官府上报宪司和行省，宪司、行省又上报中书省和中书礼部，都同意了他的请求。因此，颍昌书院终于在北方显著建立起来。梦周过去任温州路经历时，曾刊刻《六经图》等书。后来任平江路推官，得到《庸》《学》《语》《孟》的善本以及《小学》一书，梦周又为经书撰写高明的注释；这些书版共若干卷，全都归入书院，丝毫没有留给自己家中私用。他平日捐钱购买的书籍，从六经传注、诸子史书、别集，直到稗官野史和杂说，合计若干万卷，也全部归入书院。师生有想借阅的，就登记姓名、列出书目，并按时谨慎办理借出归还。又考虑到书版存放在那里，民间能够印刷的十份中没有两三份，势力强的人强迫书院印刷的十份中却有六七份，这样书版反而成为学校的负担；于是又买下某乡的桑树、枣树地若干亩，计算一年收入，刚好用来支付一年纸张、墨、装订和工匠饭食的费用，如此就停止了。这样的规章制度，不仅刻在石碑上，又上报给官府。其中防范限制的细节、用意安排的曲折，记文有不能全部写尽的，都刻在碑阴。书院的设置，在宋初只有三四所，主持书院的都是郡守的职责，本来不曾设置山长和学正。后来设置山长、学正，必须积累多年的劳绩、取得显著成绩，才开始升任郡博士。因此，学校官员往往多是庸碌平常之人。如果只让普通人苟且混过岁月，那么他们用来教导人的方法，哪里能够成就天下的人才以待国家任用呢？后来前来主持院务的人，如果确实是贤者，自然不必再说。若不是贤者，就应当想到梦周创建书院的初衷。这难道是因为官位高、俸禄厚，或者祖父留下了资产吗？这些都是他的兄弟亲自实行俭朴生活，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忍心让子孙独自占有。于是，他们建立书院，贡献给乡里。共同主管此院的人，应当体察梦周兄弟的心意，坚定志向来负责教育和供养，极其公正地掌管收支。这样或许许、洛地区人才济济的士人，就不会逊色于大江以南；他们立身、施于家庭国家天下，以及出仕退处、进退取舍，也会仿佛颍昌老人。以上就是冯君的本意，难道不值得知道并推崇吗？吴江甘泉祠祷雨记

译吴地大概以水为国，水向东流而成为吴江；州城地势低洼，人烟聚集在浦溆之间、洲渚之上罢了。州城左边是江、右边是湖，云涛烟水，这里作为神龙的宫殿、灵怪的居所，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是神龙显现灵异，而人们依托神龙的庇佑来维持生命，那么州境之内，使水气呼吸之间化为沼泽，又有什么困难呢？州城向东，跨越江湖建成的桥相互望见，只有第四桥下水最深，水味最甘，水色深湛而寒凉碧绿；唐代陆羽曾将它品评列入《茶经》，那么它一定不同于一般的水了。世代相传那里有龙居住，州人就在桥北、水中小洲上建祠祭祀龙，称为甘泉龙王祠，起源大概已经很久了。至正三年夏天，大旱，田中禾苗焦枯将要死亡，百姓心中惶恐而无所依靠。当时高昌雅实理公任州达鲁花赤，忧虑而悲悯，于是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香烛，长期斋戒，亲自向昭灵观道士富恕表达诚意，请他代为虔诚地向上天祈求。雅实理公又率领僚属、幕僚和胥吏等人，全都赤脚到祠下拜谒龙神，拜了两拜并叩头，为百姓请求生路。富君于是依照他的教法役使神灵、召唤龙神，炼制铁符，投入桥下的水中。铁符刚一投入水中，雷声便从水里隆隆响起，云彩向四面低垂，雨随即到来。雅实理公又惊又喜，用手按着额头说：神明竟然如此近在眼前！于是用船迎接龙神，船缓缓来到州署，有一条红鲤跳进公的船中，公命童子捧起它放回水里；大雨滂沱，旱情终于解除。随即在昭灵观设醮谢神，仪式完毕后，又迎来牲畜在祠下祭祀，合奏音乐举行盛大祭享，以答谢龙神显灵赐福；这一州于是获得丰年。州人欢喜地说：我们州依靠龙神来维持生命，所以遇到水旱必定祈祷。然而从未有像我公这样诚心恳切，一念之间，神与人彼此感应相合，那响应的迅速，大概就像拿着左券彼此交付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遂昌某向众人说明：你们知道公曾经任泗州长吏吗？当时天降久雨，泗州百姓将要变成鱼。公写表章向上帝祈请，文辞中有这样的话：‘甘愿减去一年的寿命和俸禄，只愿使百姓从泥泞中站起来。’祈词焚烧后雨就停了。这样看来，公治理政事、爱护百姓，竟然到了不惜自身性命的程度，百姓也知道这一点吗？于是州中百姓全都明白公的心意，感戴公的恩惠，知道可以依靠公来维持生命。于是作《祷雨感应》来记载此事。伏蛟台记 山中的精灵、树木的怪物、地上的妖异、水中的灾孽，大概也无非是阴阳聚合离散所产生的，所以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它们。然而在盛世之时，君主明察、臣子贤良，朝廷清明，天下安宁，人间的奸雄、鬼怪的妖孽全都退避消散，各自安处于自己的类别；礼乐刑政修明，旗常、庙社尊贵显赫，上天之气和畅于上，地气通达于下，人类安适富足地处在天地之间，大概都是由此而来。不过神仙奇异之士虽然不屑于为世俗所用，但他们的心却深邃得足以鉴察天地，宁静得足以成为万物的准则。因此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听见常人听不见的，超越常人的谋划和私忧，远在数千百年之后；又哪里只是冬天使雷声响起、夏天制造冰、役使神灵召唤鬼神，在眼前变幻而已呢？世间传说九州岛都仙飞升之时，曾留下县中记载，说千年以后江心生出沙洲，向下遮掩井口，那么他所斩杀的蛟龙就会重新出现；那时有地仙八百人，而他们的师父在豫章。后来鄱阳胡君道玄出生，恰好与县中记载相合。胡君天生禀赋奇异，幼年便断绝荤食和血食，穿纸衣、着草鞋。他的道术每逢水旱、蝗灾、疫病发生时，便能取日光云气，借水渊泉，使疫病痊愈、螟螣死亡，所得到的感应都明白可考。至正四年秋天，胡君把船停泊在东湖，夜里看见堤南有奇异的光芒赫然出现，便在那地方得到一块铁券残片，上面有盟誓告示的文辞，原来就是都仙斩蛟后埋藏的铭文。它应当与铁柱相互印证，确实可信而不是虚妄。南台真御史为胡君修筑高台，把铁券埋在台下，命名为伏蛟台，奎章学士青城虞公为它作记。神仙真人，难道会留恋人世而私自忧虑谋划，从常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作出安排，而且远在一千多年以前吗？如今胡君能够继承都仙的功业，应验县中记载的话，在神机尚未发动的征兆中看到它，在精怪将要作乱之前便制服它。如果不是神仙真人，绝不能这样。庄子说：至人的用心就像镜子。说的不就是胡君吗？高台建成五年后，续写这篇后记。周玄初主持醮仪迎来仙鹤记

译古时候圣人出现，麒麟、凤凰、龟、龙也随之出现，以彰显祥瑞之事。明白记载于典籍和传记中，必定不是过分欺骗世人的说法。然而难道是圣人有意制造这些祥瑞吗？当然不是。大概是深厚德行的积累，疏散开来就成为祥风，滋润开来就成为甘雨，显现出来就成为景星、庆云。既然这样，如果祥瑞是圣人有意制造的，那就不足以称为圣人了。后世道家一流的人，上等的能够飞升，次等的追求长生，再次等的讲求方术、药物和炼服，再次等的举行醮祭、遵行科仪。至于醮祭，其中有与神明交通的方法。神明幽玄虚无、冲和高远，不是人的视觉听觉所能亲自接触的；然而神明使淫者遭祸、使善者得福，常常仿佛掌握着祸福的权柄来回应，这难道不是说神明可以依凭吗？古今文士称鹤为仙禽，道家把鹤称为仙人的骏马，世人都说是仙鹤。正当人们设置醮坛祭祀时，坛阶严整，仪容肃穆，钟磬、华美香火以及冠服、笏板、佩饰等无不端正齐备，庄严得仿佛天神亲临。人的感情，在坟墓前产生哀痛，在庙社前产生敬意。人正倾注诚心，神灵就会降临感应；所谓仙真神人骑鹤而来，难道可以忽略，不把它看作真实出现在视听之间吗？吴地人周元真，字玄初，从童年起就喜好老子的学说，稍稍长大后成为道士，前往嘉禾城东的紫虚观，拜李太无为师。他以飞升、长生之道为根本，又参照修炼和醮祭的方法。于是呼风唤雷、招致晴雨，仿佛有神人供他役使，无不立即得到响应。吴城报恩道院的主持职位空缺，他便来归附并主持道院。至正丁酉年夏天，吴守御万户沈侯实为母亲设醮，礼请玄初主持醮仪。他的精诚得到神灵感应，于是感召白鹤盘旋飞来，有的引颈长鸣，有的低空飞翔，向人俯首；多的达到四十多只，亲近人群，既像熟识又像驯服，停留了很久才离去。一时之间，众人没有不抬头仰望、惊叹奇异的。士友徐正甫和几位同伴也在场观看，全都作诗歌颂赞美此事。沈侯身负虎贲猛将的职责，也更加敬畏，于是请我作记。鹤不过是鸟类的一种，它来去没有定时，性情也无法驯熟亲近，与麒麟、凤凰、龟、龙当然不同。它因祈祷而来，如果不是有神人主管，或由异人招致，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气息调顺，天地的气息也就调顺。那些景星、庆云、祥风、甘雨，全都是圣人以和气感召和气所造成的。不然，在冲和虚无、幽玄寥廓的境界之外，不是人的视听所能达到的地方，哪里能够施加一丝一毫的力量于其中呢？这样说来，玄初不能不称为异人，这件事也不能不称为异事。《春秋》记载异常之事就予以书写，所以我不吝惜笔墨，乐意把它写下来，放在群玉之前。白鹤观祠堂记 国家统一之初，世祖搜罗天下才俊加以任用，唯恐有所遗漏。于是奇伟卓异、磊落不凡的人，往往在当时显露功名；嘉议大夫、平江路总管致仕、郡人张公正卿就是这样的人。公尚未成年便北上，在朝廷任显要官职，供职于殿廷，出入禁卫。时间久了，成宗欣赏他谨慎严整，赐名伯颜。大德年间，出任江南官员，屡次升任漳州路总管。考察公自从受到重用以来，四次辅佐郡政，一次任盐运同知，年老时又出任著名州郡的长官，最终以清白谨慎、诚厚守职而著称，恭谨有古代循吏的风范。朝廷推恩延及历代，于是公的祖父张海被追赠中顺大夫、清河郡伯，祖母何夫人被追赠清河郡夫人；父亲张宪任江淮财赋副总管，屡次追赠为广德路总管，母亲酆氏封为清河郡夫人；妻子沈氏，封号与姑母相同。公及其父亲、儿子都想到臣子用来报答君主和亲人的道理，即使竭尽肝胆也不足以表达万分之一，何况人的生命起灭只在呼吸之间呢？于是考察郡城鹤舞桥东边的别业，原来是宋信安郡王的藏春园，地基相当宽敞，近来又建造得雄伟华丽。公又恭敬地把它归于太上教法的大道：对上用来祝福祈祥、报答君主，对下则建立祠堂、报答亲人，起初命名为报恩道院。井边原有一株古松，粗大到几个人合抱，高达数寻，是生长了二百年的树。道士张应玄开始在树下搭屋居住，不久便有群鹤从东南飞来，在空中盘旋；过了很久，一只鹤降下停在松树上不离开，经过一年便在树顶筑巢，巢大得像百斗的瓦盆，每天早晨长鸣，多次得到奇异的验证。张应玄羽化之后，又请括苍赵真士知微、番阳萧炼师玄中来主持；二人都能修习虚静玄妙之学并践行它，受到人们推重。公更加厚礼相待，让他们相继主持道院，又分割肥沃田地若干亩供养他们的徒众。赵、萧二人把事情上报朝廷，请求把道院改名为白鹤观。皇帝同意请求，降下玺书加以保护，从此白鹤观的名声在吴中显著起来。不久，公去世，赵、萧二人也相继去世。张应玄的弟子席应真广泛通晓道教经典，又兼读儒书，接着建造观宇，使之焕然一新。又在道观东面建立祠堂，祭祀公以及清河伯以下共若干位神主，每逢忌日、节令，便用道教仪式荐献祭享。公在内外历任官职，是当时的名臣；他死后，史书有传，家中有庙，祭祀有神主，然而公的神灵也无所不在。要想使公充分满足于人们施行的报答，如果不建立虔敬的祠宇，早晚焚香点灯，又凭什么安顿公的神灵呢？白鹤观的始末，已故学士揭公已经作过记，因此对于地基房屋的设置、道士聚集的情况，这里大略不谈。席羽士担心时间久了会有更改，而张氏的丰厚施舍、祠堂祭礼和报答祭享，以及张氏借此把自己列入道家传承的事情，如果不刻在金石上，又凭什么彰明并流传永久呢？这就是请我作《祠堂记》的缘由。张氏世代居住在吴地长洲的相城，公的嗣子都中凭借恩荫任黄岩州同知，能够继承家业如此。福山东岳庙兴造记

译国家考虑用来惠爱安定百姓的方法，没有比慎重选择郡守县令更好的了。于是浚仪王侯某于至正戊戌年被授任平江路常熟州知州。他到任治理的第二年，教化安抚、道德感化，百姓十分和谐，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兴举。因此福山东岳庙也留下了兴建修造的功绩。考察福山距离州城将近四十里，北面枕临大江，就是唐代的金凤山。后来因为山形像倒扣的锅，‘覆’与‘福’音近，于是称作福山。山在海虞境内聚然耸起，高峻秀美、深邃奇特。宋仁宗至和初年，邑人建东岳庙于山上，已经成为吴地祠庙之冠。哲宗元符年间，又扩展规制，使之更加宏大。到了高宗渡江南迁，金兵紧迫追逐，东南郡县全都遭受焚烧荡毁，只有福山庙和常熟县巍然独存，吴地人更加把它视为神灵。绍兴二年，邑人向知县施侯请求，希望扩大庙宇规制，以报答神明的恩赐。大概泰山在遥远的鲁地，而福山却靠近宋朝京畿，东南士民奔走到庙下，祈求神灵降福。因此福山岳庙就成为泰山东岳行祠中的第一。宋朝纳入职方版籍已经七十五年了，王侯来任本州长官时，庙宇规制并非不宏大，只是年深日久，栋梁屋宇腐朽弯曲，丹红彩绘黯淡模糊。王侯立即首先捐出衣物布匹的余资，以此倡导并率领州中士人。拆除破败简陋的部分，使庙宇规制焕然一新，又用围墙环绕。此前大殿没有前轩，王侯建造若干楹房屋，使朝拜谒见、跪拜行礼有充足的地方。又建造若干楹，祭祀福济李侯王。由于国家通过海路漕运，航行万里鲸波之中，只有天妃可以依赖；于是就在庙的左边建造天妃宫。又另建方丈室，让主管庙宇的人居住。还建造若干楹官厅，以备守土官吏在每年祭祀之日使用。我私下认为，福山岳庙从开始建造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了，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极其兴盛、完备。由此可见王侯任州长官时，有余力治理政事，也有余暇奉事神明。既然确实有所寄托，那么王侯的贤能，难道可以默默无闻吗？礼制规定五岳的地位相当于三公，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尊封五岳并加王爵；到宋真宗祥符五年，又加帝号。国家统一天下，制定百神的礼秩，又加上徽号，以彰显尊崇的盛大典礼。泰山既然在鲁地，那么与鲁地一同统摄海、岱之间以及东方诸侯、掌管幽冥权柄而给东土降福的诸神，大都应当由泰山之神统领。这样说来，泰山在东吴有祠庙，难道能用国境以内的山川来限制它距离的远近吗？何况福山镇守耸立于海虞，粮食储备的丰富程度，占东吴的三成。如果不是明神凭借山川，降下云雨，一年怎么能够丰收？百姓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国家怎么能够从中获得无穷的依赖？作这篇记，是为了彰明神灵的福佑，显扬王侯的美德，并不是夸耀吹嘘；读到它的人本来就应当敬畏谨慎，不可忽视。无锡泗州寺记 从前泰伯向东进入吴地，在梅里聚建立都邑，直到今天仍称为泰伯乡。宋嘉定十六年，乡中建安庵的比丘了忠之母刘素，把坊庄的田地奉献给佛教，在乡里的寿里建造僧庵。当时庵名叫崇报，让了忠居住其中。宋朝的法令规定，没有皇帝敕赐匾额不敢建寺。端平二年，向官府请求，于是拿常熟县泗州废寺的额名换给崇报庵，使它成为这座寺院；规定寺院制度为甲、乙两等住持，而了忠就是泗州寺的始祖。了忠买下泰伯垂庆乡的田地九百余亩，用来供养徒众。不久了忠去世，把他的骨灰塔葬在建安。传到第十代宗永时，正值宗室灭亡、寺院毁坏，有一个称为招民官张宣差的人占据寺田，寺中僧徒和寄居者都散去了。于是寺僧元吉看到寺院废败，便另到垂庆乡礼请祈福，拜皎公为师。师徒所属派别不同，所以泗州寺的僧人又退回建安寺。到至元十年，平江北禅寺竟冒认寺田归张宣差所有。泗州寺的香火已经断绝，至大德八年，寺僧怀信、智明痛惜基业毁坏，于是向官府诉讼，却没有得到公正裁决。智明的同乡朱君某捐资支持怀信和智明，便赶赴京师，到宣政院申诉。当时仁皇还在东宫，有人把这件事上报给他，于是降下令旨，让宣政院裁断，把寺田归还泗州寺。评论者称许怀信、智明对于泗州寺的功劳：被侵占的疆界得以收复，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此前，大德十年，寺僧契理在废址上建造佛殿。第二年，仁庙又降旨加以保护，并且明白说契理率领众僧，让他担任住持。又过了七年，到皇庆癸丑年，天子再次颁下光明的恩诏，赐给玺书，加以外部保护，保护契理。于是建造法堂，修筑方丈室。契理传给德言，德言便建造觉皇宝殿，并捐出衣钵资财来绘制、塑造佛像。山门和两庑依次完工，则又是智明的功劳。泰伯乡自宋代直到今天，聚族而居的人家浑厚众多，然而寺院的废兴变化，不亚于浮云飘忽。要像泗州寺这样已经衰败而又重新振兴，甚至使它小小的基址房屋在太平盛世得到玺书保护，如果不是僧徒才干卓越、足以感动他人，怎么能够这样呢？何况自国家忧恤百姓以来，艰难劳役之中，释教、道教的高楼大殿一旦坠毁便不能复兴的地方，到处都是。如今泗州寺的僧徒，对上应当设法报答皇帝的恩德，对下应当想到先人收复寺院的艰难，精心修持、谨慎守护，使寺院永远不衰替。这不仅能使禅宗佛教的教化增添光彩，对于世道人心也有重要的劝勉作用。因此因智明和尚请求我叙述事情始末，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昭示永久。简村顺心禅庵记

译普应国师道振在东南弘法时，所到之处都有人建造宝坊，他一概舍弃而不居住，只寻找山崖险阻之处，住草屋、宿露地，用来隐藏自己的声名光辉。吴江简村在震泽东南边界，土地肥沃而地势险阻。从垂虹桥望去，那里烟雾笼罩的树林和聚落，不过在举目顾盼之间。比丘理悟的家族世代拥有这片地方，大约三顷多，只有草盖的田舍，仅仅能够遮蔽风雨。理悟尚未剃发时，曾一再请国师来居住，让他安静修禅、清扫自守。理悟虽然生长在大户人家，内心却真诚仰慕空宗。不久，他徒步登上天目山，跟随国师剃发出家。于是就在这里建成顺心禅庵，实际是借助国师的慈悲愿力，开创其最初的基础，希望佛法永远流传下去。后来国师圆寂，理悟对于最初的志愿更加勤勉自励，寒暑都只有一件僧衣，昼夜只用一箪食器，穿草衣、吃蔬食，生活破旧粗劣。同门禅者喜欢理悟这样颓然任顺、安贫守道。于是有智慧的人奋力谋划，朴实的人出力相助，拆除原有的小庵，终于建成精美的佛寺。全部建筑朴素坚固，不事雕刻彩绘，屋瓦像鱼鳞一样排列，从田畦间显现出来。居住的人白天务农、夜晚修禅，田沟、水渠、沟塍就在屋檐门槛附近；粥鱼、磬钟的声音，在风声水声中相互应和。他们一日三时勤劳劳作，以供给一整年的需要，全都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而不是苟且向别人索取。来访者因为劳作辛苦而在这里休息，心里知道这是勤于修行佛道者居住的地方；如果仅靠他们劳作所得还不够供给生活，就买田地来供养他们。十方禅僧乘船而来，就让他们吃饱、消除劳顿，使他们安居下来钻研佛道，并希望他们一定能够契悟、澄明。主持庵院的人，必须志愿笃厚坚定，经众人共同议定后正式聘请。他所统领的徒众，都依照庵规办事，分别掌管各种事务，具体条目刻在碑的背面。悟坚广泛施舍，心中不仅不把资财据为己有，看到它们被弃置、归于枯寂，甚至也将不把自身据为己有。这确实是因为佛道广大周遍、为天下所共有，而不是自己私自占有、私自观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易》为什么这样设卦了。《易》说“同人于宗”，便有吝惜之道；等到“同人于野”，便亨通了，因为宗族范围狭小，而野外范围广大。然而儒家与佛教，它们的总体宗旨虽然不同，但它们推行自己的道，使人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只把自己的子弟当作子弟，这一点也未曾不同。如今这座庵院处在震泽风水汇聚之处，来这里的人并不是只结下一日的缘分。不过它的规程全都出于公心、没有私意，这本来已经可以说领会了一大半。何况国师的道理厚重广大、深远宏博，可以荫庇永久、庇护无穷，那么这座庵院希望永不衰替，也可以得到保证了。《立雪堂记》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退居吴地，寄放心神于空寂之境。一天，他对门客郑某说：“从前普应国师在天目山倡导佛道时，我的先父秦国公正任江浙平章政事，凭借自己平日所学向国师请教。国师的弟子，东到三韩，南至六诏，西达身毒，北至龙沙，那么他在附近地区的声望，也就大致可以知道了。如今中吴师子林的主持天如和尚，是国师门下的人，尤其深得佛法，是得法弟子中最杰出秀异的一位。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离师子林很近，常常叩门拜访，瞻仰礼敬，请教受益。他的居室不到二十间，但挺立的修竹却有数万竿。他与弟子们在其中休息居住，蒲团、禅板陈列在那里，如同大丛林中考究辨析、探究根本，以阐明国师的道理。名公贵人仰慕师父的道风，前来参拜跪礼，能够听到他一句话，就像饮下甘露。然而师父的机锋和作用险峻高妙，仰慕追随也难以企及；到了闭门谢客、扫除门庭，整年不出的时候，我虽然不聪敏，也曾暗中观察师父，他正把大虚空涵容纳受如恒河沙数的世界。王公、士人、百姓，贵贱虽然不同，但生死如泡沫起灭，并没有差别。若不是师父随各人的根机加以诱导扶助，倡明佛教心宗，那么国师的道法几乎就要熄灭了。我出身于高昌，依靠佛法作为生命，看到这样的大德僧宝，哪里敢像寒蝉一样默不作声？只是我的学问比不上房融、裴休，难以继承赞颂，于是请师父亲笔写了两块匾额：把说法的厅堂命名为‘立雪’，把禅修休息的房间命名为‘卧云’。又命工匠刻在木板上，悬挂起来，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请您为我写下这篇记。某说：唉！世俗的习气日益趋于卑下，难道只是人情如此吗？即便是出世之人，也很少有不被声名、闻望、利益和供养所动摇的。像天如师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香象渡河、金翅鸟劈开大海，在波涛衰颓、巨澜倾倒的时代成为中流砥柱，在炎热尘埃和腥秽雾气之中振起清风的人吧？自从少林寺以立雪传授心法，八百年后传到普应国师，他的教化更加兴盛。如今师父上承普应国师，直接截断众流，弘扬大法，使真正参究、确实悟道的人永远有可以依归之处。这就是简斋公把堂命名为‘立雪’的用意，确实是有道理的。谨记于此。《挂蓑亭记》宋朝丞相富文忠公的子孙，渡过长江南迁而分散居住的，往往都有。等到江南纳入职方版图以后，旧家族留下的踪迹往往寄托在佛教、道教等异教之中。富公的一个孙子名叫紫微，于是到吴江县的昭灵观做了道士。道观的屋宇不到一百间，其中神明偶像却占了十分之六七。州境本来狭小，紫微又不喜欢同凡俗之人交往，常常飘然有凌云之志，想要辞去一切而离开，却始终没能做到。于是他在州城东面雪滩之上修建了一座亭子，十分狭小，覆盖着绿色莎草，只能勉强遮蔽风雨，草木披拂，却俨然像悬挂着一件蓑衣。于是题名为‘挂蓑’，大概是想与三位高士神游相处。他的心意仍不满足，又绘制《仙山访隐图》放在亭中，好像将要到蓬莱寻找真人，在云海之上访问他的老师安期、羡门，以彻底探究黄老之学，来实现远游仙境的愿望。我和紫微是世外的朋友，他请我在图的左边写一篇记。我这样说：神仙究竟有没有，无法知道；但自秦代以来，世上的君主往往甘心追求它。假使神仙确实存在，他们的神灵长年在征兆之外变化，为什么一定要在山林岩壑之间呢？难道山林岩壑幽静、深邃隐秘、人迹稀少，仙人才开始喜欢居住在那里吗？世上本来就有超越尘世、隐遁踪迹的士人，收敛光芒而不炫耀，拒绝声名而不居功，俯仰之间自得其乐，优游自在地终其一生。所以栖息山中、住在树巢而不嫌幽深隐密的古人，大概很多；但那些人未必个个都是神仙，大体也只是隐士一流罢了。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蒉丈人之类，即使圣人也不能用言语教化他们；他们的卓越见识和深远眼光，世上大概有许多无法听闻。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紫微若能寻访而得到他们，我虽然老了，也还要跟随他去追究请教。《计筹山巢云楼记》

译从前，当涂杜真人凭借养生安民的道理，得到世祖皇帝的赏识，与皇帝论辩陈说，恩宠光彩十分隆盛，后来回到计筹山隐居休息。他有一位大弟子，名叫姚桂庵高士，独自得到真人所传的道法，修炼身心、保养精气，深沉而光华内蕴，神采莹润，身材修长如玉，曾接替真人主持升元观。升元观在计筹山的东面，真人曾在那里建造蓬山阁，认为已经尽得山的神秀，仿佛海上的蓬莱一样。姚君成仙以后，他的弟子天台柯君德嗣承其道号，号称巢云。巢云的弟子洪善渊，于是在蓬山阁前，采用他老师的道号，建造巢云楼。楼突兀耸立在蓬山阁前，群峰起伏相映相连，绵延接续；所谓山的神秀，又全部呈现在楼的四面屋檐之外。楼刚刚建成，柯君也成仙离世了。计筹山这个名称，按照《吴越书》的说法，是因为有个叫辛钘的人，大概怀抱某种修养而隐遁在这里。当吴、越相互吞并时，范蠡应当曾向辛钘询问攻取吴国的策略，辛钘和他一同登山，观察山川并指点谋划，好像已经预见了双方的胜负，因此得名。杭州的群山虽然都发源于天目山，龙势腾挪、凤势飞举，旁枝次脉，气势飞舞而纷纷到来，但都比不上计筹这一座山。所以宋代杨和王沂中就在这座中山修建坟墓，升元观便是他的香火院。当初真人在京城时，世皇对他的恩遇特别深厚，但他每天都请求南归。江南的名山大川不是不多，可真人偏偏孜孜不倦地爱恋一座计筹山，那么这座山的奇特秀美，大概也可以想见了。当时真人请我到蓬山阁上校订群书，巢云楼还没有建成，算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今我正为饥饿奔波，在吴中谋生，虽然想再次游历山中，却无法做到。今年冬天，我乘船经过娄江，在娄江的玄真道馆遇到善渊。他想到我曾经承受真人深厚的知遇之恩，特意来到吴地，请道友步宗浩来介绍，请我为巢云楼写记。计筹山本来就是我熟悉游览的地方，善渊又指点说明巢云楼所在位置的优胜之处；虽然我未能登楼亲自观览，但山岩峰峦的姿态、松杉的繁茂、清冽突出的泉石以及深曲的楼宇，已经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中了。因此我对善渊说：从前远古初始，本来就是住在巢中的，《礼运》所说的‘橧巢’就是这样。等到圣人出现，才创制宫室，上有栋梁、下有屋宇，百姓才有安居之处。所以庄周认为，居住在树上就会战栗恐惧，是要借此纠正把万物看成齐同的观念。可是为什么唐代又有一位年老的隐士，以树为巢，睡息在树上，而称作巢父呢？至于说云可以作为巢，李太白的诗就说过：‘我将以此地为巢，栖息在云中的松树上。’所以山翁、岩叟往往自号为巢云。云属于阳气，是山川之气所由产生的，晴雨变化，形态很不一致。到了峰峦、林壑高深幽密的地方，云有时在台阶庭院，有时在轩窗之间，有时在几案坐席旁，近的甚至在床榻边。既然云可以接触、可以收揽、可以耕作，有时还可以躺卧，为什么不可以筑巢呢？何况你们仙人真人往来于太虚之中，常常把云当作车乘。这样看来，楼名叫‘巢云’，实在并不过分；而且善渊以楼名不忘他的老师，更值得嘉许。春天我应当前来拜祭真人的蜕化之墓，到时即使我老了，也还要为楼四面所见的景致写一篇赋。《纯素斋记》楚国漆园吏把内圣外王的道理收摄在精神纯一之中，于是说：‘那种人纯朴而有本色，可以成为真人。’所谓真人，即使洪水漫天也不会被淹没，即使大旱□□□□□，金石熔化、土山焦枯也不会感到炎热；世上哪里真有这样的人呢？这大概是指人的本心而言。人的心本来澄明纯白，一念可以贯通万年，那么即使成为贤人圣人、佛祖，又怎么能离开这个道理呢？东晋远法师在庐山修习念佛三昧，把它称作修白业。白与黑相对，黑暗归于黑日，光明归于白雪。雪山大沙门的教法，已经把学佛之道说到极点了，我又哪里还需要多说呢？吴地僧人如瑛，号白石，品行洁素而喜好修行，依止迹沙寺毅公的文室，担任侍者。他取漆园吏的话，把自己斋居的房间题名为‘纯素’。漆园吏的话还不止这些，又说：‘空虚的房间能生出白光，吉祥就会停留不动。’漆园吏著书时，佛教作为一种教法，在东方震旦之地尚且还没有听说。实在是因为佛教讲寂灭，而庄子和辅助老氏的人所说的教法讲清净；清净而达到虚无，虚无而达到寂灭，终究不能分成两种。虽然《庄子》的书广泛流传，却和佛教的话自然相互吻合。如瑛洗涤自己的身心，诚心奉行佛祖所留下的教诲，即使拾柴、卖石，处在山顶水边，只要精进不惑，便将达到纯白之境。真人之道没有两样，也没有杂染；我就是真人，真人就是我。即使佛与祖，又有什么不同呢？如瑛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能精进不退，一定会认为我说的是知晓道理的话。至正己亥年九月初一日记。《虚白室记》西隐庵在吴城葑门以东一舍之近，是郡中高僧贤哲翁所建。庵院没有宽广殿堂、修长廊庑那样的宏伟华丽，但处在江湖汇聚之处，水面细纹和惊涛，天空的光彩与云彩的影子，早晚荡漾，摇曳在几案坐席之间，也可以说是一座精美的佛寺。他的弟子别峰，在庵的东南面创建一间净室，题名为‘虚白’，请我写记。我曾读庄周的书，说：‘看那空缺之处，空室生出白光。’意思是说，人能够抛弃声色的杂乱，去除嗜好欲望的扰动，完全任凭本性自然运行，那么道就会聚集在虚空之宅中，纯白之心便会产生。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庄周大概属于老氏一流。别峰是佛教徒，那么老子和佛果真同一道吗？也不能这样说：老子的道讲清净，也在于保养本性；佛的道讲寂灭，也在于见到本性。本性没有不同，随生命一同产生，却不能不加以保养。如果能够保养本性而有所见悟，那么本性本来虚明，天地万物都无法逃脱明镜般的照察，又有什么虚空不能生出白光呢？别峰寂然静坐在这间屋中，以止息各种躁动，那么心必然安静，性灵必然显现。四方上下都成为虚空，即使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它们的光明也同样普照十方。还有什么可以执着？还有什么垢染和涅槃的分别呢？究竟是佛，还是老子？说他们相同吗？说他们不同吗？这不就是少林寺所指示的单传心法，而神光最终进入鸡足山的道理吗？它能够超出这个虚白之境吗？姑且反过来询问它，以此作为记。《赵州守平反冤狱记》

译儒者存养本心，不被外物牵累，所以能够超然地从情伪之外作长远观察。流俗之人却不是这样，遇到事情琐碎计较，比较彼此，计算利害。他们的心并非不知道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是被浮泛的言论所恐惧，被荒诞的议论所迷惑，局促地只顾保全自己，没有空闲顾及他人的黑白是非。唉！假使人人都这样，那么所谓为我们主持公平的人，我们还能依赖谁呢？主持公平的事情不止一种，但没有比审理狱讼更重要的了。案件发生在牢狱之中、杖笞之下，经酷吏锻炼逼供，甚至有人会反过来说自己做过事实并非如此的事情。谋反叛逆是天下最大的罪恶，平民承受不住刑苦，便说自己确实谋反了。由此说来，其他案件也就可以想见了。只有内心不被外物牵累的人，才能像空明的镜子、平正的秤一样衡量，为人辨别美丑、轻重，一切都不能逃脱他的判断。一旦被锻炼成狱、罗织文辞所迷惑，不推究事情原委，没有不发生错误的。然而人心一天比一天虚伪，世道一天比一天衰落，即使香草蕙草也不能教化臭草，何况其他人呢？那么在一呼一吸之间，各种变诈机巧纷纷出现。我私下认为，即使皋陶重新活到今天，又哪里能够完全弄清每一件案件的情状呢？儒者的用心，万万不超过皋陶；然而在虚伪日增、欺诈日盛的时代，他的心不被流俗移动，能够洞察实情而不受迷惑，这就是他值得记载的原因吧！王畊，字季境，祖先是闽人。祖父是中书平章公，父亲则是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本斋公。至元五年，任淮东宣慰司奏差。不久，他侍奉生病的父亲回到吴地，服满丧期后，仍然前往淮东，升任都府宣差。至正八年八月十六日，府同知到任，王畊掌管堂上饮食和公宴，正在任内。隶属于他的所谓茶酒夫翟四，因为蔬菜饭食准备得不谨慎，王畊命令他另行准备新鲜洁净的饭食，翟四不听，于是王畊斥责直厅军夫戈占，让他背负翟四，叫狱卒张全隔着衣服打他的臀部两下而已。王畊认为张全打得不用力，便夺过张全的手杖亲自打他，也不过两下。翟四正在整理更换蔬菜饭食，直到宴会结束，天黑后才散去。第二天，翟四又来到府署，过了一会儿便回去了。当时维扬发生大疫，染病的人多突然死亡，大概翟四已经染病，只是因为自己隶属于官府，出来时勉强支撑。过了四天，翟四死了。府中的厨师邓德，是翟四疏远的亲戚，曾因切割烹饪之事被王畊责打，于是唆使翟四的妻子萧氏控告，说她丈夫不是死于命数。此前，扬州路录判石琪亲眼见到王畊从元帅以下都受到礼遇，因为王畊是名臣的儿子，便极力巴结，经常想备办酒食请王畊享用，王畊拒绝他；又因为驿站骑马数目不足，王畊便烙打石琪所骑的马来补足数目。石琪愤恨无处发泄，等看到翟四的妻子控告丈夫是被王畊打死的，便非常高兴，教萧氏说翟四不是死于杖打，而是王畊用靴脚反复踢他肚脐右侧，总共踢了两脚，因此翟四丧命。王畊被捕以后，戈占等人不能共同作证，石琪便策划另立罪名，诬陷共同证人，对他们施加拷打、拖拽，又把案卷中的十六日改成十八日，为了诬陷王畊而无所不用其极。兼帅府、宪府彼此不相干，录事司不能不观望，于是石琪得以从中上下其手。王畊受不了苦刑，也只好自己诬认服罪。案件办成后上报府中，凡囚犯在押，宪府按时都应上报，王畊有时审理结果不同，唯独漏掉王畊，不加以审核记录。后来宪长调任别处，宪府又因王畊家属多次急切申诉冤屈，才开始选派泰州知州赵公威审理此案。赵公立即调取萧氏所告的状词，反复查阅，看见被擦洗过的告状日期；并且那些证人都不是当时亲眼看见王畊打翟四的人。他查验翟四死亡明明在八月二十一日，为什么江都县缴送的尸体图却在九月十四日？又说王畊踢翟四致死，按常理举起右脚，应当踢中对方身体的左侧；为什么状词说王畊举右脚踢翟四，而踢伤的痕迹反倒在身体右侧？假使真是脐部右侧受伤，翟四应当立即死亡，为什么还要过五天才死呢？所有用来诬陷王畊的地方，案卷纸张颜色不同，墨色浓淡也不一样，而且王畊的供词都不是王畊亲手书写的。赵公洞察了事情的底细，便命令属吏把这几个疑点立案驳问，该吏莫珍以下，诬作证词的证人、仵作等四十多人，有的自首，有的招供，全都揭发出这是石琪的谋划，而石琪则逃避罪责逃走。于是，王畊所受的诬陷才开始得到平反，事情也在淮甸明确昭示。王畊的冤屈已经伸张，而赵公因为文章纯正、道德美好，声名和实际功业都很盛，被天下传诵。于是，朝廷召拜他为翰林待制。我想到参政公还健在时，王畊曾跟随我交游；后来听说参政长期卧病，去世时甚至没有财物办理殓葬。忠愍公死于王事，朝廷在吴地赐给他十顷田地，以供养他的家族；全族靠赐田吃饭的人常有一千多人，但赐田的收入每逢水旱灾害就不足，所以他的家境一天比一天贫困。加上王畊不幸遭受诬陷，入狱以后，他的家属到淮地申诉冤屈将近两年，囚粮不能使他吃饱，王畊的兄弟们轮流借贷来救济他。王畊濒临死亡，如果不是赵公以儒者的心术办案，不因威势恐惧而被言辞改变，明察冤屈并立即为他平反，那么王畊一定会死在牢狱之中。能够平反冤狱，国家自有赏赐的制度，难道这是赵公所喜悦的吗？《左传》说，‘如果能够得到实情，就应当哀怜而不要喜悦’，正是这个意思。赵公这种明察实情的本领，来自内心的纯正：不被罗织文辞、锻炼逼供所迷惑，不因是非利害而动摇；有曲必定替它申直，有冤屈必定替它伸张。他的内心起初并不求别人知道，但别人自然会知道；公正办事时，不因别人称赞而更加喜悦；别人不知道时，也不因此更加恼怒，这就是儒者用心的常道。假使善于称颂赵公的人，一定会说这是积累阴德。德必须积累以后才能形成，但积累德行，也不过是做自己应当做的事而已。如今上天将要报答赵公，使他在中书省谏垣之中议论政事、进献意见，匡正辅益圣明的君主，以福泽遍及天下。那么天下所有受到诬陷和冤枉的人，难道只有王畊吗？这将使沉埋的冤屈全部得到昭雪，使枯槁腐朽的事物也蒙受恩惠，使下层百姓的人心和顺，使上天的心意喜悦；这些都将是赵公能够以正道辅佐朝廷的结果。儒者所能达到的境界，除了赵公，还有谁值得期待呢？卷十 记 《藏书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