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亭文编卷二十八

译《虞书》，是舜的史官记载的。开头列《尧典》，是为了尊崇尧。《舜典》也尊崇尧，所以先列《尧典》，而把《舜典》附在后面。因此说这是尊崇尧。尊崇尧却不另列为《唐书》，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对尧最尊崇、最亲近的表现。舜对于尧，按道义说是君臣，按恩情说是父子。君臣关系以道义为主，父子关系以恩情为主。尊崇尧而称作《虞书》，是要把尧、舜视为一体，联结为一家，使二者合而为一，不愿把他们分离为异体；是担心君臣之义掩盖了父子之恩。否则，即使是舜的史官，难道就不能记载尧的事迹，专门写成一部书，像后世编修前朝史书那样吗？所以不另立一书，是尊崇到了极点，亲近到了极点。因此考察《舜典》，尊敬尊长、亲爱亲人的道理就完备了。《禹贡》我从《禹贡》中看到了圣人忧虑天下深远而周到。当时山川已经治理，水土已经平定，九州已经统一，于是根据土地物产制定贡赋。孟子说：“夏后氏实行五十而贡，其实就是十分之一。”然而从漆、丝、盐、细葛布，到海产、铅、松木、怪石、浮磬、蠙珠、瑶琨、篠簜之类，没有不列入贡物的。为什么这样繁多呢？如果在田赋之外又有所谓贡物，即使征收两成也还不够，怎么能说只是十分之一呢？况且自从土阶茅屋以来，经历尧舜时代，所谓海产、铅、松木、怪石、浮磬、蠙珠、瑶琨、篠簜等奇异物产，既然没有在经书中出现，就可知道当时未曾有过。而禹在这个时候开始制定法令，综合核查如此严密，何况还要在十分之一之外征取吗？谁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呢？大概圣人忧虑天下的心情就是如此：他心里认为，我从百姓那里取得的不过十分之一；至于海产、铅、松木、怪石、浮磬、蠙珠、瑶琨、篠簜等奇异物产，即使没有全部具备，那么宫府所需要的、宾客军队所资用的、能够供我使用的东西，也已经足够后世使用了。即使后世想专门在这些奇异物产上用心，也不能再向百姓索取更多。既然从十分之一中取得的物资已经足够，那么凡是我所制定的制度，就是要使后世无法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圣人忧虑天下的心，难道不能说是深远吗？如果在十分之一之外，还要把各种奇异物产另外向百姓征取，这是稍微懂得治理的人都不忍心做的事，难道说禹忍心这样做吗？唉！自从浑厚淳朴的风气渐渐远去，服饰、饮食和器用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过草衣木食、污樽抔饮的生活了。这正是圣人深深忧虑、害怕它更加严重的地方，所以制定制度作为常经，说：“即使喜爱奇异物产，也不得超过这个限度。”圣人忧虑天下的心，是多么深远啊！皋陶担任士官。舜的五位大臣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禹在世时就拥有天下，稷、契、伯益的后世子孙也都拥有天下，唯独皋陶担任刑官而没有拥有天下，这是天道吗？不是吗？后世于公治理讼狱，命令把自己的门修得高大，说：“等到我的后代，一定会有兴盛的人。”于公家族的兴盛，是用天道来判断的。皋陶没有拥有天下，也难道是天道吗？皋陶担任士官，制定刑法，期望达到没有刑罚，使百姓协和而归于中正。舜念及他的功劳，说：“四方风气的变动，都是你的美善。”禹也说：“我的德行难道能赶得上你吗？百姓不依从我。”皋陶广泛播种德行，德行于是降临，百姓都怀念他。对于这些话，舜反复思念、始终不忘；称许它们也不忘，赞美它们也不忘，确实出自这些话也不忘。反复念诵而不忘到了这种程度。现在考察《皋陶谟》的记载，可知皋陶当时的德行果然不在禹、稷之下。然而他既没有拥有天下，后来楚人又灭亡六蓼；皋陶既然不能与禹、稷、契、伯益相比，难道也不能与于

译公相比吗？为什么上天对皋陶严厉，对于公却宽恕呢？难道所谓天道终究是无法知道的吗？大概天的德性喜爱生养；对于人来说，能够使百姓不陷入罪过、不受到刑罚，长久养育他们并使他们安全，这才可以称为德。

译上古百姓犯法的很少，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陷入罪过、受到刑罚的人。上天如果说，只要使他们承担应得的罪责就够了，这又有什么德可说呢？后世变故越来越多，百姓犯法的多了，司法官能够查明实情的却很少。上天如果说：“只要能够使他们承担应得的罪责，这也可以称为有德了。”这就是于公把门修高大的原因。皋陶的德行很大，但上天好像对他有所吝惜，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本来可以使百姓不陷入罪过、不受到刑罚。使百姓受到刑罚，并不是上天的本心。楚人造成的灾祸，除了归于天道，我无法判断。孟子说过：“小德受大德役使，小贤受大贤役使，小国受大国役使，弱者受强者役使。这两种情形都是天意。”大概唐尧、虞舜时代凭德行拥有天下，因为以德行立国，凡是稍微不同于德行原则的行为，都是上天所警惧的，所以不得不对皋陶严厉；汉代凭力量拥有天下，因为以力量立国，凡是稍微不同于力量原则的行为，都是上天所赞许的，所以不得不对于公宽恕。《费誓》孔子编次《尚书》时保存《鲁誓》，为什么呢？是为了东周。正因为鲁国弱小，鲁国又是周的宗国；正因为鲁国弱小，所以才有东周。《费誓》记载鲁侯率军征讨徐戎的事情，伯禽奉行周公的教导。传中说周礼保存在鲁国，制度典章应当有很多见于简册；可是孔子唯独对这一篇有所取舍，为什么呢？当时周道衰微，周平王迁都洛邑，晋国、郑国依附强者，而作为宗国的鲁国渐渐衰弱。后来三桓掌握政权，陪臣控制命令，甚至亲自攻打昭公并把他赶走；征伐的权力，上不由天子，下不出自方伯。齐国田常杀死自己的国君，孔子请求讨伐他，鲁哀公却不听。孔子大概是痛惜再也不能像从前盛世那样，承奉王命，率领诸侯讨伐不臣、征讨僭越作乱者。因此对鲁国征伐徐戎这件事有所取舍。现在诵读它的辞句：“不敢不忧惧，不敢不善治。要知道，你们违反常刑的有三条，触犯大刑的有两条。”严厉威严而又整肃从容，仍有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这正是取用它的辞句而保存下来，使它承接在帝王篇章之后的原因。想来鲁国的子孙中，或许有能够阐明王道、增强君德、掌握赏罚权力、继承你们祖先功业的人吧？我希望能够等到那样的人出现。从前伯禽受封到鲁国，三年后才回报政事；姜太公受封到齐国，五个月后就回报政事。周公于是叹息说：“鲁国的后世大概将要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鲁国会因弱小而灭亡，周公已经知道了。孔子不忍看到宗国因弱小而灭亡，他的感叹大概也和周公一样吧。《秦誓》《尚书》保存两篇誓文，却以秦誓结束，为什么？陈子说：保存鲁誓，是为了维系鲁国的弱小；最后列秦誓，是为了抑制秦国的强大。圣人的心意在鲁国，天下的形势在秦国。形势在秦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然而圣人重视天命，却一定把它推到人事上应当做的事情。过去秦国讨伐郑国，晋国在崤地击败秦军，秦穆公向群臣发誓告诫，孔子记录下来，把它列在全书末篇。传注说秦穆公悔过，孔子因此有所取用。孔子为什么取用它呢？大概天下的形势在秦国，这是孔子所知道的；但圣人又说，人事也有作用，应当重德而轻力量，守好疆土，不敢发动战争、制造祸乱而得罪先王。这就是人事。按照秦国前些日子的所作所为，即使取得天下，也不可能长久，不能成为养育百姓的国家。现在幸而它萌生悔意，不敢发动战争制造祸乱，怎么知道周的弱小不可以抵挡秦的强大呢？又怎么知道秦即使拥有天下，也不可以长久地成为养育百姓的国家呢？所以孔子对秦穆公有所取用。否则，彭衙、济河的战争，哪里有悔过之意，而圣人又怎么会嘉许他呢？后来秦国毁弃《诗》《书》，崇尚首功，吞并各国，最终取得天下，却不到二世便灭亡了。谁说圣人的忧虑是过分的谋虑呢？有人说：秦国始于孝公，才富国强兵；秦穆公偏处西部边陲，当时还没有成为会盟诸侯的盟主。在那个时候，谁知道天下的形势会在秦国呢？至于后世谶纬符命之类的事情，是圣人不谈的。然而天下的形势，如果没有圣人，哪里能够知道呢？《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的诗，是作于周文王受天命的时候吗？周的德化施及百姓，已经达到极盛。《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思服从的。”既然如此，诗名本来不应只取《周南》《召南》。只是当时西有昆夷，北有玁狁，东有纣王；纣、昆夷、玁狁都还没有被如何对待，而文王的教化却从周、召向南推行，渐渐遍及江汉一带的人，所以这两《南》独自成为诗篇的名称。昆夷、玁狁、纣王自外于圣人的教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可是当时生长在文王封疆之内的人，又是多么不幸呢？《周南》《召南》有诗与无诗 《甘棠》专门赞美召公，《麟之趾》兼且称美公子。没有赞美周公的诗，难道周公的功勋德行会在召公之下吗？《易》的爻辞说：“二爻多有赞誉，因为距离远，说的就是召公；四爻多有畏惧，因为距离近，说的就是周公。”观察周公、召公有诗和无诗的情况，赞誉与畏惧的含义就更加清楚了。《鲁颂》所谓颂，只是臣下歌颂君上的言辞罢了，就像《国风》一样，赞美或讽刺并没有固定的法令禁止诸侯国创作。那么鲁国的行父为什么还要向周王请求呢？大概当时周室衰微，上下失序，鲁国秉持礼制，即使作颂也要请示。这不是说鲁国依法不能作颂，像请求赐给墓道那样，必须等待天子的命令才能施行。鲁国人既不忘记先君的贤德，又特别尊崇王命，足以作为天下的风范。鲁国没有《国风》而有《鲁颂》，圣人保存它，思虑真深远啊。《商颂》有人问：“《诗经》是周代的书，为什么还保存《商颂》呢？”回答说：“欧阳子说过：‘这是尊大商朝先祖的德行，使人不怨恨纣王，彰明周武王、周公的心意。’我曾经论述过这件事。所谓‘尊大商朝先祖的德行’，是说商、周本来都是通过征伐诛讨取得天下的，周对于纣，正如商对于桀。彰明商先祖的德行，是为了表明商先祖确实有取得天下的道理；如果没有这种德行，那么即使拥有天下尚且不应该，何况敢于实行放逐、征伐之事呢？所以说‘尊大商祖的德行’是对的。至于说‘使人不怨恨纣王，彰明武王、周公的心意’，其中的意义还没有说尽。武王革命，是顺应天意、回应人心；圣人是天、人至公的体现，哪里还会计较纣王是否遗憾？武王、周公的心意，又哪里需要反复向天下后世说明呢？所以说‘使人不怨恨纣王，彰明武王、周公的心意’是不对的。那么保存《商颂》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回答说：是为了彰明正统。周从商那里取得正统，彰明正统就是尊崇周。鲁国亲近周室之后，彰明正统而尊敬尊长、亲爱亲人的意义也完备了。因此，周代的书保存《商颂》，正是这个道理。” 《新宫》有乐声而没有诗辞

译《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是乡饮酒礼、燕礼中配合笙演奏的诗。笙乐进入后，立在悬挂乐器的堂中，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又间隔着歌唱《鱼丽》，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吹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吹奏《由仪》。自汉代以来，人们说笙诗因为遭遇战国和秦代的动乱而亡佚。朱子说：“并不是亡佚，大概是只有乐声而没有辞句。”郑氏说，燕礼有升歌《鹿鸣》、堂下吹管《新宫》；《新宫》也是诗篇名，诗辞和意义都亡失了，所以无法知道它在篇次中的位置。我认为：笙诗是在笙中吹奏，那么堂下吹管所奏的诗也应是在管中吹奏；它有声无辞，与这六篇相同。有人说，笙诗篇目见于经书，传注者还为它们作了序，《六月》的序也连带提到它们，唯独《新宫》全无记载，所以郑氏笺说其辞义都亡失，孔氏疏则说六篇有篇义而无辞，《新宫》连篇义也没有；这样看来，《新宫》不同于六篇，是亡佚的诗篇，并非确实只有乐声没有辞句。其实，篇目见于毛氏所传的文字，并不是经书本来就有的；是毛氏看到《仪礼》后补入这些篇名的。那么毛氏为什么遗漏《新宫》而没有补入呢？回答说：这是遗漏。卫宏因此没有为它作序，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说六篇的篇名果真见于经书，孔子就不应当唯独删去《新宫》的篇名；如果说六篇果真有诗辞，只是因动乱而亡佚，也不应当只留下篇名。它们是毛氏补入的，毫无疑问。《左氏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公宴请昭子，赋诵《新宫》。《新宫》这首诗或许另有辞句，并不是堂下吹管所奏的乐声。孔子把它删去了，所以朱子又怀疑它就是《斯干》这首诗，但不敢确定。孔氏又说，从宋公赋诵《新宫》到孔子时不过三十多年，《新宫》就散佚了。可是《新宫》是《仪礼》所使用的诗，不能与其他诗相比。《仪礼》是周公用来兴起礼乐、确定太平大政的典籍。礼乐文献最完备的地方，没有超过鲁国的，鲁国难道会遗失这首诗吗？即使鲁国的诗偶有遗失，这首为《仪礼》所用、流行天下的诗，流传既久且远，难道会求取而不得吗？像孔子这样见闻广博、学问深厚的人，难道会求不到吗？而且三十年并不算久，说一首流行天下、从前还在人们口中传诵的诗，到了现在就突然亡佚了，这可信吗？《卷耳》“一把一把地采卷耳，却装不满小竹筐。唉，我思念那个人，于是把筐放在大路旁。”唐人的诗句“提着竹笼忘了采摘树叶，昨夜梦见渔阳”，本出于此。如果像《毛诗序》所说的那样，把它解释为辅佐君子、访求贤人、慎重任命官吏，就完全与这首诗无关了。这样哪里还能够探寻出它的意味呢？《野有死麕》诗中说“用茅草包裹死獐来引诱怀春的女子”，又叙述女子的话：“请慢慢地来，不要触碰我的佩巾，不要让大狗叫起来。”其中有幽婉的情意，却没有严厉斥责的意思，怎么能看出她是在厌恶无礼呢？而且把它编在《召南》之中，实在无法解释。难道是出自秦火之后，简册发生了错乱吗？《击鼓》记载说：五十岁的人不再服劳役，六十岁的人不再服兵役。劳役和战争，都是国家的大事。州吁残酷地驱使百姓，土木工程和军事行动同时兴起，使百姓发出叹息、讥刺和怨恨。诗中说：“修筑土城在漕邑，只有我独自向南行”，难道是百姓还乐意服劳役吗？大概当时的百姓已经习惯看到轻率使用民力，把土木劳役之事看作不足以称为劳苦，所以他们的处境尤其令人悲痛。哪里知道先王的制度，五十岁便停止劳役，比六十岁才停止兵役还要谨慎小心，不敢过度使用民力呢？像州吁这样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哪里配谈这些道理！《雄雉》二则 首章说：“这是我自己造成的阻隔。”末章说：“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不能美善？”这首诗的讽谏，与《中庸》“不怨恨，不责怪，端正自己而不向人求取，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的意思相合；而且出自行役中的妇人之口，难道不也像《周南》的《汝坟》《召南》的《草虫》吗？不能说不是《卷耳》遗留下来的风气。由此可知先王德教施及人心，是多么深远。《汝坟》《草虫》思念自己的君子，不过是看到年岁的更替、感受到时令事物的变迁，或者慰劳他勤于王事，或者自己表达思念之情，仅此而已。然而《雄雉》这首诗却反躬自责，忧虑深、考虑远，甚至担心他恐怕难以免于当今世道的祸患。它勉励自己的君子，可谓无所不至。时代变化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可以看见的。《式微》“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去？”这是七言诗的开端。“为什么还在露水中？”这是五言诗的胚胎。何必一定要说柏梁台诗、苏武李陵诗呢？一章诗中，古今诗体都已经具备了。然而那种叹息、长声歌唱的情感，是从内心发出而形成文辞的，正所谓亡国之音哀伤而多思。黎侯失去国家而寄居他国，实在有愧于他的臣下。《简兮》舜任命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周代官制中，大司乐掌管教导国子。可见古代乐官掌管教育事务，责任十分重大。《简兮》中的贤者，确实负有教导国子及诸子学习舞蹈的职责。他在职分内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可以有所作为的，并不像后世的伶官那样。可是他为什么又这样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意呢？大概先王教育士人的制度，到这个时候逐渐败坏了；虽然还保存着原有的文辞形式，真诚的心意却没有了，不再有尊礼贤者、教导士人的实际，不过把他们当作伶官对待，而下面的人也终于把自己当作伶官了。贤者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难怪不得志于当时；他说话玩世不恭，达到这种程度，也是有原因的。《北门》先儒说，北门那位忠臣，直到贫困不堪，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艰难。他穷困了便呼天，却没有一句怨恨责怪的话。又认为，既然有这样的臣子，君主却不能以忠信和厚禄来劝勉他，这是国家灭亡的原因。我试着评论一下：他的君主既然失去了劝勉士人的道理，那么做臣子的，他用来自处的方式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君子出来为别人做官，国家的治道与自己的志向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至于贫困实在严重，家人没有办法安居，却不考虑适宜的自处之道，只是呼天诉苦，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也许他当时是这样做的，只是为了勉强容身，实情如何，未可知。凡是有道的国家，士君子能够施展所学；即使不得志，也不会让他丧失操守。治理国家，既使人不得志，又使人失去操守，乃至只能勉强容身，像卫国这样，想不灭亡，做得到吗？《君子偕老》

译讽谏诗以文辞为主而委婉劝谏，说出来本身无罪，听到的人却足以引以为戒。没有比《君子偕老》这首诗表现得更明显的了。这首诗只称述夫人服饰的华盛、容貌的尊贵，以此感动她的天良，激发她的羞愧，却始终不直说她淫乱的事情。所谓言辞越婉转，意思越深刻，这正是讽谏诗中最好的作品。《载驰》按照礼制，国君的夫人父母去世后，便不能回娘家省亲，只能派大夫到兄弟那里慰问。《载驰》首章说：“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这是许国大夫前往卫国吊唁的意思。所以末章说：“大夫君子，不要认为我有过错。你们百般思虑，都不如我亲自前往。”这里说的大夫，就是前往卫国吊唁的大夫。夫人说：“大夫君子，不要认为我有过错。”大夫自以为能够前往卫国，料理卫国的事情。即使你们这些大夫百般思虑，也不如我亲自前往。这是在申说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的意思。《载驰》这首诗，是许国夫人为宗国灭亡而悲伤，想回卫国吊唁。第二章说：“既然不赞同我，就不能返回。”这是夫人最终用礼制约束自己，所谓感情发于内心，却止于礼义。宗庙社稷覆灭，是非同寻常的变故，又哪里能够安然坐视而已呢？所以末章说：“我走在田野上，看见麦子长得茂盛，正处在蓬勃生长之时。我将向大国控诉求助，却不知道凭借什么、要到哪里去。”这说明夫人虽然最终没有成行，但她忧悯国家灭亡、想要救助乱局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切了。夫人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以宣公、宣姜那样的恶行，却有这样贤德的女儿，世代和环境果真足以限制一个人吗？又何必怀疑文公能够克制蛊惑、成就家业呢？《大车》大车上乘坐的人穿着华美的礼服，百姓望见便感到敬畏，从而止息邪念，不等刑罚和政令施加到自己身上。既然如此，兵车、衮冕、绘衣绣裳，难道只是为了身体安适、车马乘坐方便，眼睛喜爱五彩而已吗？有人却想去掉礼制的节文，完全趋向简陋，这是错误的。《叔于田》二篇 我读《叔于田》二篇的诗，感叹上面骄横、下面谄媚，国家无道已经严重到了极点。三代衰微时，上面的善恶赏罚虽然不明，下面的是非毁誉却还总能辨别清楚。大概正直的道理还存在于人心，公正的议论还流传在人们口中。像叔段这样的人，本来不合义，却获得众人拥护；国人称美他，是因为他射猎、驰马、举火、空手搏虎、饮酒、驾驭马匹等事情，争相用谄媚来讨他欢心，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已经荡然无存。叔段即使想不作乱，难道能够做到吗？《东方未明》

译序说：“《东方未明》，讽刺没有节度。” 大概是起居没有节度，号令发布也没有定时，以致挈壶氏不能掌管自己的职务。朱子辨析说：“《夏官》中的挈壶氏，有下士六人，设置漏壶和浮箭，用来标志昼夜的节度。”漏刻不明，固然可以看出政令失当。然而，起居没有节度、号令没有定时，未必全是挈壶氏的罪过。细读诗序的意思，所谓“起居没有节度，号令没有定时”，是本应早晨却到了晚上，本应晚上却到了早晨，甚至使挈壶氏也无法掌握漏刻来履行职务。可见这一切源于一时偶然的安排，却推行得使人无所遵循。这就是《东方未明》这首诗作成的原因吗？《敝笱》诗以破旧的鱼笱作比，首章说“跟随的人像云一样多”，次章说“跟随的人像雨一样多”，末章说“跟随的人像水一样多”。到了像水一样流荡而忘记返回，便再也无法收拾了。诗人的言语有浅深次第的不同，也可以说警戒之意显著明白。胡氏的话说得好：“礼义，是天下最大的防线。它禁绝祸乱产生的根源，就像堤防阻止水流从源头泛滥一样。把旧有的堤防认为没有用而废弃它，便会发展到这样的极端。”用这话来证明《敝笱》一诗，尤其吻合。《唐风》《前汉志》说：河东本是唐尧居住的地方，留有先王的遗教；君子深思远虑，小人节俭吝啬。《集传》说：那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勤劳节俭而质朴，忧患深重而思虑长远，有唐尧遗留下来的风气。我读《诗经》，考察《汉志》和《集传》所说的二南之后，才对《唐风》有所取法。然而自汉代以来，解说者多有混淆错乱，如《蟋蟀》《山有枢》《绸缪》《杕杜》《葛生》《采苓》等篇的序文，大都指为讥刺当时君主的诗。得到朱子的辨析说明后，圣人经典的本意才得以明白，于是更加感叹大贤成全他人的用心：是非取舍全都以公正的义理为准，不被穿凿附会的说法迷惑。这样一来，晋地风俗的厚重、民情的淳朴，便更加灿然明白地显现于后世，确实可以把它排列在各国的风诗之中而独自突出。即使这样，难道它只能用来表现民俗的淳厚吗？还可以由此知道前代圣人遗风流传得多么久远。《车邻》车马和侍从供御之盛，诗人称美它。秦之所以成为秦，大概也不过如此罢了。至于并坐鼓瑟，难道真是喜好礼乐吗？自三代以来，从未有凭借武力取得天下的，到了秦代，时代运势和民间风气忽然发生了变化。圣人由此看出，取得天下未必都靠德行，所以把魏风、唐风之后接着列秦风，以显示晋国灭亡而秦国兴起。秦风开头用《车邻》，就是表明凭借武力取得天下将从秦开始。孟子说：“天下无道，小国役使大国，弱者役使强者，难道不是这样吗？” 《小戎》《小戎》一诗气势猛烈、雄壮严厉，不是妇女所能创作的。其中说“我思念君子”，只是诗人寄托兴意的言辞。辅氏所谓“把忧思之情写到了极点，没有怨恨讥刺，这是合乎义的”，其实，《汝坟》《草虫》尚且免不了忧愁悲伤，难道说《小戎》中的妇人反而能够懂得义吗？大概是诗人代替她说话，不如妇人自己说出来能够尽情抒发。《小戎》有言而没有充分表达她的感情，所以也由此知道它不是妇人所作。《黄鸟》三良被殉葬的事情，大概是秦穆公造成的罪恶，而康公促成了它。那三个人，也应该各自有过错。黄鸟不能高飞远走，只能选择树木栖息，停在荆棘、桑树和楚树上，这就是诗人的寓意。《东门之杨》《东门之杨》的序说，男子亲自迎亲而女子没有到；亲自迎亲的礼节在诗中并没有出现，只凭“把婚期定下”一句来作判断。这已经令人奇怪，而郑氏解说这首诗，更加令人诧异。郑氏笺说：“女子留在他邦，不肯按时举行婚礼。父亲为儿子行醮礼并命他迎亲，儿子接受命令出行。女方主人在宗庙中陈设筵席几案，在门外拜迎。女婿手执雁进入，作揖谦让后登堂，两拜并放下雁，然后下堂出门。驾着妇人的车，女婿授给她登车的绳子，驾车绕车轮三周，先在外面等候。妇人到来，女婿作揖请她入内。这就是士人亲自迎亲的礼节。父亲为女儿行醮礼并等待迎亲者，母亲面向南坐在房外，女儿从母亲左边出来。父亲面向西告诫她，母亲在西阶上告诫她。父亲送女儿，命令她说：‘要警戒自己，要恭敬，早晚不要违背夫家的命令。’母亲为她整理衣襟、系好佩巾，说：‘要努力，要恭敬，早晚不要违背夫家的事务。’庶母在门内给她系上鞶带，再三申明父母的命令，告诫她说：‘恭敬地听从你父母的教诲，早晚不要有过失，要以衣襟和鞶带为戒。’这就是父母命令告诫女儿的话。亲迎之礼的威仪节文既然如此，父母命令告诫的话又如此郑重谨慎，士人不亲迎也就罢了，既然说是亲迎，当时即使世教衰微，古礼的遗存也应当千百中保存十分之一，不至于全都荡然废弃。” 可是却说女子在这时留在他邦，不肯按时出嫁，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有人认为，是因为双方父母都已去世，婚姻错过了时日，没有父母的命令；也有人认为，父母虽然在世，却不能用礼制约束女儿。即使这样，既然已经送来了俪皮束帛，请求纳征，女子也已经许配出嫁、行笄礼并以醴酒礼成；她即使留在他邦，又想做什么呢？序文错得太厉害，郑氏也荒谬得很。《豳风》豳风为什么作为国风的终篇？是要极力彰显周公的功绩，并借此说明臣道。周朝的王业由周公成就，圣人彰明国风的正变，以说明王业的盛衰。因此，凡是周公亲自作的诗，以及为周公而作的诗，都可以归入公风，都以国名鲁来称说，因为鲁是公的封国。为什么不把它归入鲁风？有人说，伯禽受封于鲁，而周公实际上没有到鲁国去，所以不能系于鲁。然而并不是这样。周公的功绩在天下，鲁只是一个国家；假如周公的功绩限于鲁国，难道能以鲁国概括周公吗？所以凡归属于周公的诗，不能称为鲁风。周朝的王业由周公成就，为什么不系于周风？因为不敢据为己有。豳是夏代所列的诸侯国，是周先公居住的地方。把它系于豳，是周公的志意。让它成为国风的终篇，则是因为《易》说：“没有成就自己的功劳，却能有好的结局。”又说：“地道没有成就自己的功劳，却代代都有终结。” 《常棣》

译《常棣》：朱子说：“《国语》中富辰的话，认为这是周文公的诗。但《春秋传》记载富辰的话，又认为是召穆公思念周王室德行不相类，于是在成周集合宗族而作这首诗。两部书的话都出自富辰，而且当时距离召穆公也还不远，不知道他的说法为什么这样不同。杜预认为‘作诗’是创作乐曲并演奏这首诗，恐怕也不对。我认为，《常棣》是周公为管、蔡而作的，先儒议论此事没有不同意见。富辰说召穆公作这首诗，大概如《春秋传》所说的‘赋诗’罢了。《传》中凡说赋诗，有两种意思：公入而赋《大隧之中》，说‘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说‘其乐也泄泄’，这些都是自己作诗。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这些都是诵读古诗。召穆公作《常棣》，是诵读古诗。杜预认为是创作乐曲而演奏此诗，与赋诗的意义本来不同，朱子不采用他的说法，是应当的。” 三礼 古代礼制的两部经典，只有《周礼》和《仪礼》。《周礼》是记载周代官府政典的书，《仪礼》是记载礼仪法度和礼数的书。《礼记》则是各位儒者杂相记录的书，不是古代礼制的经典。所谓记载周官政典的书，大概是周公所作，记载官府职掌的礼制。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到此书并献给朝廷，但散失了《冬官》一篇。汉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以《考工记》补作《冬官》，凑足《周官》六篇的数目，今天称为《周礼》。所谓记载礼仪法度和礼数的书，大概是周代以来朝聘、飨射、冠婚、丧祭以及威仪制度的记录。汉代承接秦代焚书灭学之后，礼经残缺毁坏。鲁地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并传给瑕丘的萧奋；萧奋传给东海的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德、小戴圣。另有刘氏所传十七篇，编次较为优良。郑康成据此为之作注，今天称为《仪礼》。后苍传授《仪礼》之学，又另行记录数万字，称为《曲台杂记》。戴德传授八十五篇，有人说是八十一篇。今天保存下来的全书共四十篇，称为《大戴记》。戴圣传授四十三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共四十九篇，称为《小戴记》。大戴、小戴两家的礼书，都属于《曲台杂记》。汉代各位儒者谈论礼制，都采用两家的书。如今《大戴礼》不在学校颁行，所谓《礼记》，就是《小戴记》；所谓各位儒者杂相记录的书，指的就是它。朱子说，《周官》是礼制的纲领，《仪礼》才是礼制的根本经典，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是对礼义的解说，那么《礼记》就是两部经典的传注。宋代以前设有三礼、通礼等科目，自从王安石施行新的经义，便只保留《礼记》一科，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议论这样做不对。我偶尔论述此事：《周礼》一书，可以施行于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时代，却不能施行于春秋战国之时。从那以后，儒生虽然仍然诵习它，却很少能用于实际。因而王莽的王田、市易，王安石的青苗、均输，都借此加速灭亡、招致祸乱。大概古今形势不同，法制也随时势屡次变化。韩愈曾苦于《仪礼》难读，说其中能够施行于当今的地方大概很少，因沿袭各不相同，也没有办法恢复。两部经典不能施行，也只是形势使然罢了。小戴的书中，先王遗留下来的训诫仍然存在，古代的行为和前人的言论，文理斐然，都可以考察。大概是选取大戴书中的精华，成为一家之言。王安石只保留这一科，也不能说全无见识。只是它的传述多有错杂，常常如此。《月令》出自吕不韦，《王制》出自汉代儒者，后世却不把它们看作秦汉之书，而当作商周礼制；不把它们看作传注，而当作经典，这一点是可以议论的。如果有圣人出现，一定会重新删定它。又考察戴圣的行为，多有不合法度之处；他的儿子、宾客甚至做盗贼，而他本人身为礼学宗师，却奸邪而违犯名义。君子不因一个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言论，这话确实可信。《午亭文编》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二十九 大学士陈廷敬【残缺字】《讲筵奏对录》【有序】臣廷敬恭敬地想到：圣明的君主天资卓异、生而知之，又好学不倦，臣有幸得以侍奉。臣在讲筵侍讲已经多年，恭敬地聆听 天子的言语阐发经义，契合往圣心传，实在是前代君王从未有过的盛事。皇上的盛德日日更新，光辉昭著，因此使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开启万年长久的祥运。文治谋略和武功功业，史书都写不尽。真是尧舜一般伟大，达到了极点、完美无缺。臣自知愚昧浅陋，不能赞助皇上高深的圣学，每当 皇上垂问，臣得以陈奏应答，于讲义之外，略有一些铺陈，因此谨慎地辑录数条，恭敬地记载下来。为了仰记圣学的崇高宏大，并俯记臣的遭遇，书名为《讲筵奏对录》。臣实在无比庆幸而又惶恐战栗。戊午九月五日，臣廷敬进讲：“启发你的心意，使之滋润我的心。好比药物【疑有缺字】一节，惟及你的同僚一节。呜呼，敬重我的这个使命一节。” 皇上说：“我看高宗命令傅说时，反复恳切地以接受教诲、辅佐君德为言，可见自古以来君臣同心同德，都凭至诚相互感通。做君上的要诚心听取采纳意见，以收到耳目聪明、通达下情的益处；做臣子的要诚心进谏劝善、纠正过失，以尽到责难君上、陈述善道的忠心。这样以后，君主的德行才能日益光大，教化治理才能达到太平盛世。后世君臣之间只徒具虚文，内心少有真意，治理不能赶上古代，原因就在这里。”廷敬奏答说：“正因为有高宗这样的君主，才有傅说这样的臣子。” 皇上这句话，实在是国家万年长久的大庆幸。壬戌某月某日，进讲《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奏对时说，臣子竭尽忠诚侍奉君主，怎么能把希求荣华、谋取恩宠作为心愿？君主按照礼制役使臣子，本来就一定有酬报德行、奖赏功劳的典章。日讲《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传说：“受此大福，是因为居中守正。”奏对说：守正不阿，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大防线；模棱两可、迎合钻营，是小人求得容身的私下计谋。以六二这样的贤能，却有忧愁的象征，大概贤者侍奉君主，是以得遇时机、推行道义为念，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进退。所以爻辞说“贞吉”，象传说“中正”。由此考察人才的邪正，审察心术的公私，使做臣子的有“喜起”的风气，而没有“愁如”的心情，这实在关系到治道的兴衰。又说“受兹介福”，这大概是在论说道理。现实中也有怀才抱德却沉沦于下级官职的人，也有才小德薄却窃居高位的人；这种道理未必必然实现，而这种事情却常常发生，所以六二所受的大福，正是圣人深深庆贺的。日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传说：“不忧虑得失，前往便有喜庆。”奏对说：从前帝尧时代，击壤歌唱道“帝王的力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康衢歌谣说“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孟子谈论王道，也说“百姓天天向善，却不知道是谁使他们这样做的”。这些都说明帝王像上天覆盖、像大地承载那样的气量，没有一丝计算功劳、谋求利益的私心。六五爻辞说“不忧虑得失”，深深符合这个意思，所以前往便吉祥而无所不利，也会前往而获得喜庆。五月初九日进讲：“初九，光明受到伤害而飞翔，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不吃饭；有所前往，主人有话责难。”象传说：“君子出行，是因为义而不肯进食。”奏对说：“《传》说：‘使自己受到委屈的人，没有能够端正别人的。’古人之所以严格看重出仕与退处的道义，并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正是爱惜自己的道。因而士君子必须有难以进仕、容易退处的操守，然后才能有匡正君王、安定国家的功勋。这就是《明夷》中君子守持不食之义的原因。又奏对说：薛方是王莽时代的人。王莽用安车迎接薛方，薛方辞谢说：‘尧舜在上位，下面还有巢父、许由。如今明主正兴隆唐虞的德行，小臣想守住巢父、许由的节操。’王莽喜欢这番话，便没有强行征召他。所以说薛方保全自身而自我保全。扬雄是王莽的大夫。王莽憎恶刘棻等人关于符命的言论，便把他们交付法吏。刘棻曾跟随扬雄学习创作奇字，治狱的使者想要逮捕扬雄；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恐怕不能免罪，于是从阁楼上跳下去。因此说扬雄跳阁仍未能免罪。士君子观察薛方、扬雄的事情，就可以明白处在《明夷》时的道理了。” 初十日进讲：“六四，进入左腹，获得光明受伤者的心意，走出门庭。”象传说：“进入左腹，是获得了他的心意。”奏对说：这一爻应由商代的微子来承担说明。书中说：“我们家年老昏聩的人退处于荒野。”又说：“王子如果不出走，我就要倾覆坠落。”后来微子抱着祭器归附周朝，以保存商朝的祭祀，正好符合这一爻的意思。十一日进讲：“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利于守正。”象传说：“箕子的守正，使光明不可熄灭。”奏对说：殷代有三位仁人，微子离去，利于自身却没有守正；比干守正，却没有得到利处；只有箕子的作为既有利又守正。所以象传说“箕子以此为准则”。爻辞说“箕子的明夷”，是用来表彰忠良隐遁的本意和臣子的心愿，圣人系辞于《易》的防范意义实在深远。十七日进讲。《象传》说：“风从火中生出，这是家人卦。君子因此说话要有实际内容，行为要有恒常准则。”奏对说：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庭，一句话的细微之处，也有前后左右的人暗中听取；一个行为的细小举动，也可能成为子孙臣民暗中的忧患。因此圣明的帝王一定要对此谨慎。十八日进讲：“家人忧惧严厉，虽有悔恨和危险，结果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放纵，最终会有困难。”象传说：“家人忧惧严厉，并没有失去正道；妇女孩子嬉笑放纵，是失去了治家的节度。”奏对说：“整治家庭、治理天下，没有比礼更好的。礼的根本是天下最严肃的规范，但使用时各得其分，就能达到最和谐。因此治家，与其过分宽和，宁可过分严厉；与其过分严厉，宁可准守礼制。准守礼制，就没有过分严厉的弊病，而有极其和谐的美好结果。”二十二日进讲：“睽卦，小事吉祥。”奏对说：“睽的时势，只能办小事而不能办大事。到了世道清明、天下太平、人心联合的时候，正当大有作为之际，必须有宏大的纲纪和长远的规划，作为国家长久安宁的大计。考虑万年大业，不要局限于朝夕；成就大事，不要只看眼前小利。这又是担忧盛极而衰、在尚未离异之前预先防备的方法。”

译二十四日进讲：“九二，在小巷中遇到主人，没有灾祸。”象传说：“在小巷中遇到主人，没有失去正道。”奏对说：臣子进取应当合乎礼，退处应当合乎义。平日有难进易退的操守，临事时才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功劳。士人的一身进退，关系到礼义廉耻，也关系到世道和人心，所以必须合乎正道才可以。不过，这要在平日用礼义廉耻来培养他，然后人才能以礼义廉耻自处，感化人心而端正风俗。这尤其是重要的事务。二十六日进讲：“六三，看见车子被拖拽、牛被牵掣，那个人将要遭受割鼻之刑；起初没有好结果，最终却有好结果。”象传说：“看见车子被拖拽，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当；起初没有好结果而最终有好结果，是因为遇到了刚强者。”奏对说：“起初没有好结果而最终有好结果”，圣人也认为道理本应如此。若只论道理，邪固然不能胜正；但纵观古来邪正相争，正道实际上常常不能胜过邪道，只有 圣人在上位，能够使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才可以断定这个道理不会有错。二十八日进讲：“睽卦孤独，看见猪背上满是污泥，车上装着一车鬼；先张弓准备射击，后来放下弓；不是强盗，而是婚姻对象；前往时遇到下雨，便吉祥。”象传说：“遇雨而吉祥，是因为各种疑虑都消除了。”论君臣之道相合，奏对说：上面有尧舜这样的君主，下面有皋陶、稷、契这样的臣子，君明臣良，欢喜奋发，在一堂之上彼此赞叹、应答。后世如唐太宗，治理成就几乎达到三代的隆盛，也必定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臣子，所以才能成就贞观年间极盛的治理，这可以说是君臣之道相合、德行彼此感通。二十九日进讲：“蹇卦，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利于见大人，守正则吉。”奏对说：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是说解除艰难的方法贵在取得地利。从前汉昭烈帝有拨乱反正的志向，诸葛亮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然而困守西蜀一隅，是因为没有取得地利。利于见大人，是说解除艰难的方法贵在得到合适的人。从前张子房跟随汉高祖、马援归附光武帝，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守正则吉，是说解除艰难的方法贵在取得正道。三代以后，有凭借功业济世安民的，如唐太宗、宋艺祖，也可以说领会了“守正则吉”的意思。八月十八日进讲：“初六，没有灾祸。”象传说：“刚柔相交，按义理说没有灾祸。”奏对说：这一爻专门讲臣道。柔居下位，便有小心恭顺的诚意；向上与刚相应，便有担当任事的力量，这些都是没有灾祸的道路。然而《解》卦各爻都以解除小人为意义，大体上《易》这部书多有扶助阳刚、抑制阴柔、进用君子、退斥小人的意思，不只是《解》卦各爻如此，这正是它有助于治道的地方。十九日进讲：“田猎捕获三只狐狸，得到黄色的箭杆，守正则吉。”象传说：“九二守正则吉，是因为得到了中正之道。”奏对说：解除小人，是为了杜绝小人蒙蔽君上、残害百姓的祸患。从来君上的德意不能下达，百姓的疾苦不能上闻，都是小人在中间加以阻塞蒙蔽。因此必须解除并除去他们。小人的祸害多得说不尽。小人未得志时，必定擅长施行谄媚的手段；得志以后，便肆意施展险恶毒辣的奸计。所以一定要果断解除并除去他们。二十三日进讲：“君子能够解除危难，吉祥；对小人有诚信。”象传说：“君子解除危难，小人便退去。” 皇上问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奏对说：小人患得患失，为达到目的无所不至；他们贪恋职位、巩固宠幸的手段，好像物体紧紧纠结，无法解开。圣人特意写道：“君子能够解除”，就是说要断然把小人解除掉，不让他们成为国家的祸患。讲义中又有“郭国为什么危险”一句，奏对说：从前齐桓公到郭国，问郭国的父老：“郭国为什么危险？”父老回答：“郭公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桓公说：“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是贤明的君主，郭国为什么还会危险？”父老回答：“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这就是郭国危险的原因。”看到这一点，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二十六日进讲：“上六，公在高墙之上射鹰，射中了它，没有什么不利。”象传说：“公在高墙上射鹰，是为了解除悖乱。”奏对说：鹰用来象征凶恶之人，高墙用来象征权势；小人凭借权势、借助势力，正是刑法必然要惩治的对象。所以不说“解除”，而直接说“射”，这正是严厉诛除小人的意思。上爻处在大臣的位置，大臣应当以天下为心，没有个人私心；喜欢公正、憎恶私欲，然后才能具有天下公心。是非得以明辨，国家的正确原则才会确定；国家原则确定，人心才会端正；人心端正，治道才能成就。九月初七日进讲。象传说：“山下有泽，这是损卦。君子因此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奏对说：人心本来具有的善性，原本与太虚同为一体。太虚之中没有一物，我心之中也没有一物。所以圣贤格物的功夫，正是为了求得恢复这种无物的本体。不断减损、再减损，直到减损至无，才能显现此心本来的善性。其中最应当减损的，没有超过愤怒和欲望这两个方面。克制愤怒、堵塞欲望，那么凡是类似愤怒和欲望的念头，都可以不费力而得到治理。十九日进讲：“三个人同行，就要减损；一个人独行，就能得到朋友。”象传说：“一个人独行，三个人在一起就会产生疑虑。”论朋党时奏对说：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友，小人以利益相同结成党羽。如果不辨别他们的邪正，只因为彼此相同便一概看待，指称为朋党，就难免有结党排斥异己的祸患。欧阳修《朋党论》正是这个意思。二十一日进讲：“六五，有人来增益他，送来十朋之龟，不能拒绝，至为吉祥。”象传说：“六五的吉祥，是受到上天的保佑。”论楚国人把两位贤臣看得比白珩还珍贵，齐王把四位臣子的功劳看得比能照亮车子的明珠更美，奏对说：从前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的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楚国从来不把白珩当作珍宝。楚国珍视的是观射父，他能撰写训诫之辞，用来处理诸侯间的事务；又有左史倚相，能讲说古代典章，早晚向寡君报告成败得失。这就是楚国不把白珩当珍宝，而把善人当珍宝。从前齐威王、魏惠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拿一颗直径一寸的明珠炫耀，说它能照亮车前车后各十二乘。齐威王说：‘寡人所认为的珍宝，和玉不同。我的臣子中有檀子，我让他守卫南城；有肹子，我让他守卫高唐；有黔夫，我让他守卫徐州；有种首，我让他防备盗贼。这四位臣子，将能照耀千里，哪里只是十二辆车呢？’魏惠王露出惭愧的神色。这就是齐国以四位臣子的功劳胜过照乘明珠。

译二十三日进讲。彖传说：“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百姓喜悦没有止境；由上位者谦下对待下位者，道义的光辉大为显著；有所前往则有利，持守中正便有喜庆；利于渡过大河，木舟之道才能通行。”奏对说：减损上面而增益下面的君主，是以至诚恻隐的心，施行爱护养育百姓的政事，起初并不计算百姓是否为自己所用。正当这种时候，行动防范却不周全，所以彖辞说“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传说“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可见减损上面，正是为了增益上面。有子曾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一起富足？”《大学》说：“与其有聚敛财富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像裴延龄、桑弘羊一类人，都凭借谈论财利来巩固宠幸，一时之间贻笑于后世，这又可以作为借鉴。日讲：“六四，处于中行，告诉公而得到听从，适宜用作依靠，迁移国家。”象传说：“告诉公而得到听从，是为了增益其志。”奏对说：举天下的大事，关键在于得到天下百姓的民心；而得到民心的方法，只有靠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朝夕讲求，以真心实行实际的政事，不是各种权宜之计可以代替的。像汉文帝停车接受进言，唐太宗虚心采纳劝谏，所谓谏言能够施行、言论能够听取，恩泽下达百姓，正是这一爻的意思。十八日进讲：“上九，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凶。”象传说：“没有人增益他，是片面之辞；有人攻击他，是从外部而来。”奏对说：圣人最厌恶谈论财利的臣子，甚至把他们看得还不如盗臣。从前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荣夷公就是谈论财利的臣子。芮良夫劝谏，认为不可以任用他。后来厉王终于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诸侯从此不再朝贡，于是芮良夫的话应验了。又进讲“夬卦：在王庭宣扬，诚信地发出号令而有所警戒；从自己的封邑宣布；不利于立即动武；有所前往则有利”。奏对说：君子光明磊落，即使有过失，人们也容易看见；小人巧言谄媚、回旋邪曲、患得患失，为了贪恋职位、巩固宠幸而无所不至。他们又能显扬别人的短处、显示自己的长处，使君主信任自己而不疑，于是取得专权，肆意作恶。从前唐德宗对李泌说：“卢杞清廉忠诚、刚强正直，别人说他奸邪，朕起初却没有察觉。”李泌回答：“这正是卢杞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假如陛下能够察觉，哪里会有建中年间的叛乱呢？”李泌所说，正合乎“识别人是很难的”这一道理。十一月十四日进讲。彖传说：“夬，就是决断。刚强者决去柔弱者；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在王庭宣扬，是柔弱者乘凌五个刚阳。诚信地发出号令而有所警戒，是因为危险才显明。从自己的封邑宣布，不利于立即动武，是因为所崇尚的手段已经穷尽。有所前往则有利，是因为刚阳增长最终会完成。”奏对说：大体上《易》谈到君子和小人的关系，从来没有不委婉详尽的；对于君子用来决然除去小人的方法，也从来没有不反复叮咛的。即使五个阳爻强盛而要决去一个微弱的阴爻，仍然这样谆谆告诫，可见小人难以除去，而君子往往不能胜过他们。十六日进讲：“九二，保持警惕并发出号令，夜晚有兵戎，不必忧虑。”象传说：“有兵戎而不必忧虑，是因为得到了中正之道。”奏对说：小人谗害君子，不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而是在闲居私下谈话的时候，使君主听取他们的话而不自觉。因此圣人把它比作黑夜中的兵戎。只有 圣明的君主严格断绝这种苗头，才可以没有这种祸患。所以说：“所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所说的是私事，君王却没有私心。” 二十七日进讲《上六》：“没有号令，最终有凶祸。”象传说：“没有号令而造成的凶祸，终究不能长久。” 皇上回头对廷敬说：“君子得志，还能容纳小人；小人得志，必定不能容纳君子。”廷敬回答：“诚如 圣上所说，这实在是古今同样的感慨；只有 圣明的君主在上位，能够有所察觉，《经筵讲章》上天叙定了常典，命令我整饬五典，使五伦敦厚吗？上天安排了礼序，由我制定五礼，使礼制长久实行吗？这是皋陶陈述安定百姓的谋略，用来告诉帝舜。他说，五伦存在于人间，从其恒常不变的一面说，叫作“典”。这大概源自上天最初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就是上天叙定的。然而上天能够叙定它，却不能保证后世一直如此。所以建立教化，整饬端正我们的五典，使人伦秩序更加敦厚，就在于君主。五典存在于人间，从其节文不过分的一面说，叫作“礼”。这大概是天理的品级节度，本来就是上天安排的。然而上天能够安排它，却不能保证后世继承不变。所以建立制度，施行五礼，使品级秩序有常，也在于君主。典与礼出于上天，而君主之道所系如此。臣因此推演思考：完成人伦，根本在于天道，关键在使一切都敦厚适宜；制定礼制，要顺应人情，尤其贵在平常而可以长久。由此可知，大典大礼的根本，必然属于建立君位、担任人师者的责任。臣恭敬地想到：皇上教化先亲后疏，首先崇尚温文；艺文极力陈述常道，树立仁爱和敬慎来教导世人；安抚大道、节制性情，一切合乎规矩来使百姓适宜，已经足以启发群伦、斟酌百代了。臣愚昧，还愿皇上建立中正之道，留下裕及后世的恩泽，创制彰明而有功效的常法；努力修治，使协和的教化更加显著；经营治理务求尽善，更加勤勉谨慎。这样，天下之人都会懂得尊敬亲长，普通百姓也都知道礼让。臣愚昧，实在不胜仰望。能够彰明盛大的德行，使九族亲睦。九族已经和睦，便辨明百官的政事。百官都明白事理，便协和万邦。百姓受到感化而改变，于是天下和睦。这一节经书，是史官记载帝尧名放勋事迹的内容。意思是说，德性之中具备一切善行，把天地、人民和万物合为一体，把亲疏远近统摄于同一本源。德的根本本来广大，只因有物欲的私心，所以很少有明通广大之量，人与人之间也多有隔阂。只有帝尧天理浑然，能够彰明自己的大德；存于心中的，是这种德性的完整体；表现于自身的，是这种德性的神妙作用流行。把这种德性推及九族，伦理纲纪因此修明，恩情义理因此深厚，九族已经亲爱和睦。把这种德性推及百姓，旧日沾染的习俗都随之更新，京畿以内的人民都明白地彰显、发明了自己的德性。把这种德性推及天下各邦，天下各邦的百姓都美好起来，把恶变成善，于是达到和睦。帝尧的功勋施于家庭、国家和天下，就是如此。【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执守中道、开启危微精一之传，是千古帝王的最高法则；彰明德性，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实在是万世圣学的源流。由此可知，开天辟地以来首先出现的那位圣人，必定有使人受到感化、神明长存的伟大功业。臣仰望

译皇上通达明哲，安闲而不怠惰，生而聪敏并勤于求知，考察古代而弘扬经典，阐明心传的要旨，考察伦理、辨明万物，极力维护治理天下的规制，确已建立巍巍的成功，宣扬了勤勉不倦的美名。【臣】愚昧地更愿皇上的性德与圣道更加崇高。皇上的德化更加畅达，如天道运行永不停息；时时勤勉于聪明睿知之心，每日进步而没有止境，真正努力施行圣神文武之治，那么就会大大振兴光明灿烂的盛大功绩，永远垂下保佑、启迪后世的宏伟基业。【臣】愚昧地不胜仰望。《文言》说：“元，是众善的首长；亨，是美好事物的会合；利，是义理的和谐；贞，是成就事业的根干。” 这一节经书，是孔子进一步说明乾德具备于人心。意思是说，乾，是天道，也是人道。人得到上天的气而生，浑然与天同体，所以元、亨、利、贞四者，在天表现为春夏秋冬，造化万物本无私心却能完成变化；在人则表现为仁、义、礼、智等美德，同样不言而自然具备。看元表现为仁，慈祥的一念统摄百行而首先发生，所以是众善之长。亨表现为礼，安排交织万端事务，使情感与礼文相合而纯美，所以是美好的会合。利表现为义，万物得到适当的裁制，名分确定而情感安定，义因此得以和谐。贞表现为智，认识达到坚定凝定的境界，见识明彻而操守坚固，事业因此有所依凭而成为根干。天德本然具备于我们的性中，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人生为万物之灵，本来具备仁义礼智的完整德性；皇上建立庶民的准则，又兼有圣神文武的宏伟谋略，所以能够在自身实践大道，自然可以继承天道而成为法则。臣仰望 皇上本性充裕而合乎中和，勤于学习，谦逊而敏捷，使伦理纲常得到条理，树立万国的仪范。精一之心常存，继承历代帝王的心法，确已凭借真正的聪明而治理天下，勤勉于早晚而等待成效。【臣】愚昧地更愿皇上的德化广泛运行而无边无际，日益升盛而长久不衰，真诚思虑并修治未来，积累深厚的敬意而圣域更加优美，那么大道完全合于四时之和，福泽长久绵延至亿万年。【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君子以仁德自我实践，足以成为众人的长者；使美善会合，足以合乎礼；使万物各得其利，足以调和义；守正而坚定，足以成就事业。这一节经书，是说君子兼备并实践四德的全部功效。《文言》说：“元、亨、利、贞的德性，在人身上都同样具备；然而能够穷尽本性、合于天道的功夫，只有君子才能完全做到。”君子与仁合为一体，存心和发用都合乎仁，所以足以扩大仁民爱物的施行，成为众人的长者。以美善的会合为行动准则，防止不善，所以足以协调上天的秩序和伦理常道而合乎礼。对于名分所宜，顺应事物而使各自充足，于是名分确定便产生安定，能够均平便产生和谐，足以调和义。知道正道所在并坚定守持，见解确定而不疑，操守坚定而不动摇，足以成就事业。君子兼备并实践四德的全部功效，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天命运行不息，所以元、亨、利、贞得以流行；圣人的功业没有止息，所以仁、义、礼、智得以完整体现。默默契合天、人、性、道的根本，端望那位乘乾而首先出现的圣人。臣仰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上效法上天而广泛运行，如太阳正当中天；大大拓展宏伟谋略，使声教确实达到朔方、南方以及四方；重新承受伟大的天命，施惠于远近而无差别，确已履行中道、践行和谐，筹划文治并奋扬武功。【臣】愚昧地更愿宏大的谋略真正充实，最高的德性更加崇高，保持自身清明，严肃地防备安危治乱，早晚奠定天命，时刻怀有不敢自安、不敢自以为治理已成的心，那么天德与王道建立同样功绩，修养自身与治理人民同时达到，将使美善教化浸润四海，福禄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帝尧于是作歌说：“敬畏上天的命令，只在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戒慎。”于是又歌唱道：“股肱之臣欢喜啊，君主振作起来啊，百官都兴盛啊。” 这是说虞帝勉励群臣遵守保全治理的道理。舜时天下已经安定，但舜心中仍担心怠惰荒废，容易启发臣下，于是作歌相互警戒。先陈述意思说：“天命难以信赖，最是令人畏惧。想要使治理永久保持，就必须用心而不懈怠。即使是一时的暂刻，即使是一事的微小，也没有不加以戒慎告诫的；这样或许才能永远保全天命。”于是歌唱道：“做臣子的乐于趋赴职事，股肱之臣欢喜，治理教化便振兴，君主也振作起来；各种功绩都得到办理，百官便兴盛起来。”舜以保全治理的道理期望臣下，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天体虽然高远，但它的运行、静止、云气和施为，没有一刻不是光明所在；天道虽然遥远，但典章、礼仪、命令和征讨，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天临察的。只有君臣共同尽力而忧勤，教化和治理才会很快达到兴盛融洽。臣仰望 皇上乾道运行刚健，谦德尊贵光明，圣明的学问精深，日夜专心于内心；皇上的文章光辉灿烂，昭示着星云般的祥泰气象，确已继承二帝的心传，巩固万年的基业。【臣】愚昧地更愿治理更加求得治理，安定更加谋求安定，每日进步而无穷无尽，默默契合贞正恒久的运行；皇上建立天下的最高准则，宏大地施布常道的美善，那么府库事务都丰盛而达到修治和谐，功德也更加显现为巍峨灿烂。【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孔子说：“君子庄重自持而不与人争，合群而不结党。” 这一章经书，是用来说明君子立身自守、处于众人之中的规范。孔子的意思是说，人的品德情谊，贵在严肃坚毅、自我约束；但如果过分标新立异，势必流于乖僻暴戾。君子庄重以整饬自身，可以说是矜持了，却从不凭意气凌辱别人，有什么可争的呢？人的气度胸襟，贵在和易亲近；但如果一味顺从世俗，势必陷入阿谀结党的私心。君子和顺以应对世事，可以说是合群了，却从不徇私迎合别人，有什么可结党的呢？君子在自己与他人相处之间，各自得到适宜，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树立品格的人，无论耿介还是通达，都可以由此检验学术的正邪；观察一个人，无论他同流还是独异，都可以由此辨别品格的真伪。愿在圣明而宽厚的朝廷中，能够形成正直和平的教化。臣仰望 皇上思虑睿智而成就圣德，实践仁德而成为众人的长者，既以此训导又亲自实行，把言论广泛施于天下；保持和谐而专一，使太平的时运从中天开启，确已建立天下准则，使群臣同心协力，朝廷上下和谐。【臣】愚昧地更愿大道隆盛而上下各得其所，功业丰茂而裁制成就，政令教化远播，刚、柔等三德并行治理；声望大为树立，四方纲纪常新，那么最高教化塑造人才，便可在《棫朴》中续唱雅歌；百官都能辅佐成就功业，便可在唐虞盛世之后继续承接盛世。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大道简易而天下的道理便能得到，天下的道理得到，天地人三才的地位便能在其中成就。

译这一节经书，显示圣人实践大道的最高功效。孔子在《易传》中说：“人心与天地本来同出一源，而圣人的最高功效与天地相合。”这就是《易》中所说的知其简易、发挥其能的道理：天地用来立心的根本，也就是圣人用来合于人的根本。人若能以一心掌握简易的原则，天下万殊的道理便无不贯通，确实足以范围万物、曲尽事物之性而没有遗漏。效法乾道的简易，天下的险阻都能平定；效法坤道的简约，天下的纷乱自然安静。将会看到天位于上，地位于下，而人成就天地之间的地位。实践大道的最高功效，难道能离开简易来达到吗？【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帝王以天地的德性存于心中，便以协调天地的化育来施政。天施降、地生长，是覆盖承载、化育万物的神妙功效；府库修治、事务和顺，是裁制成就万物的巨大作用。只有简易的道理贯通浸润其中，主持它的人才不劳苦，而政事自然发出。圣人由此充实自身，参赞天地的高深化育，成为万世人道的准则端绪，就在这里。臣仰望 皇上得一而守正，兼具三才而出而治理天下，以主敬存诚建立最高准则，以明德宽厚而建立功业，确已使广大的德运遍及天地之间，周密地涵盖一切而无所遗漏。【臣】愚昧地更愿德运升盛而不息，悠久而无疆，富有而日新，完全具备笃实光辉的妙用；陶铸鼓舞人民，彰明教化流行、万物化育的契机，那么四时不用言语便形成秩序，万国同受教化而遵循大道。【臣】愚昧地不胜仰望。教导长子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敬，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心志，歌是延长诗的语言，歌声依循诗的节奏，音律调和歌声；八种乐器都能和谐，不互相侵夺次序，神与人因此和睦。这是说舜命令夔讲述预先教导长子们的道理。《虞书》记载舜命令夔说：“你用音乐教育长子们，在于涵养他们的德性，使正直刚强的人用温厚来调济，使宽缓的人用庄重严肃来调济，使刚劲的人不至于刻薄暴虐，使简略的人不至于傲慢。”至于制作音乐的道理，内心发于言语而成为诗，所以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有了诗便有节奏，可以歌唱，所以歌是用来延长语言的。有了节奏，便有高低清浊的声音，所以声音依循节奏而发出。有了声音，便有十二律来调和，所以音律用来调和声音。这样传播到八种乐器中，都能和谐而不失伦序；在郊庙祭祀中奉献，在朝廷上演奏，神与人无不和睦。舜命令夔，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良好的教育必先培养德性，在于使本性纯善并节制情感。圣学具备完整功效，只有兴起于诗而完成于乐，所以盛世有广大清明的气象，和乐的朝廷多有温文恭敬的风气。臣恭敬地认为 皇上精诚专一、执守中道，光明如重新升起的太阳；止于慈爱，止于孝道，显著呈现大顺的美善；作为君主又作为老师，足以表率太子的德范，确已使大道隆盛、创制述作相继，福庆绵延而长久。【臣】愚昧地更愿德性符合乾道的祥符，祥瑞凝聚于泰平的时运；登临中岳以迎接凤凰来仪的祥瑞，垂下恩泽以开启燕翼贻谋，那么基业延续万年，皇室宗支延续百世。【臣】愚昧地不胜仰望。达到广大境界而穷尽精微，达到崇高光明而行合中庸，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以敦厚的德性来崇尚礼。这是说君子尊崇大道的最高功效。德性本来广大，只有扩充它，才能达到其完整的容量；又通过学习考问，精细考察幽微之处，以期达到穷尽神妙、通达变化的实际境界。德性本来高明，只有推极它，才能恢复本体；又通过学习考问，在日常应用中亲身体验，求得符合民间常道和万物法则的恒常。已经知道的德性属于旧知，要不断温习并涵泳其中；又通过学习考问来充实拓展义理，使它日益更新。已经能够做到的德性属于敦厚，要不断敦实并培养；又通过学习考问来体察崇尚礼节文饰之道，务求日益提高。君子尊崇大道的功夫，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德性就是心中本来具备的，心是涵养性德的功夫；学习考问以求知为开端，推致知识确实是进学的关键。所以即使是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圣人，仍然勤勉谦逊、时时敏于修养。臣仰望 皇上刚健而合于天道运行，静定而符合人的最高准则；大道周遍六合，广大运行难以名状；德性深厚隐密地存于一心，精纯而无间断，确已登上文章的彼岸，广泛承受尧的光辉。【臣】愚昧地更愿上等的治理更加隆盛，宏大谋略永远有序；执掌契要以主持清明安宁的教化，垂衣而治以彰显熙皞之风，那么九州都承受福泽，万年之后仍留下安乐。【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孟子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道。” 这是阐明心性之学，说明认识本性是关键。孟子说：“人的一颗心具备众多道理，能够应对万事，具有完整的本体和广大的作用。”如果想穷尽它本然的容量，就一定要从认识本性入手。因为本性是心所具备的道理，人若能使自己的心体没有丝毫亏损，必定是因为对自己的性分没有丝毫遮蔽。只是本性蕴藏在心中，而本源出于天；在人叫作性，在天叫作命，并不是两种东西。既然能够认识本性，那么本性所由产生的根源也就洞彻无间，认识天道本来不必再从别处寻求。孟子阐究心性之学，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尽心由于知性，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知性也就是知天，是居敬穷理、尽性至命的事业。天德与王道，难道不是由一理贯通的吗？臣仰望 皇上建立最高准则、安抚天下大道，执守中道而主持教化；体察文武圣神的德性功勋和光辉，可与唐虞相匹敌；树立天地、人性、天命的根本道统，效法并符合洙泗之学，确已包容六合，视万物众生如同同胞。【臣】愚昧地更愿天地安顿、万物养育更加隆盛，清明安宁永远稳固；登上大道彼岸而仁风广泛响应，掌握治理的根源而和气四处流行，那么百福凝聚成祥，万年之后仍留下福泽。【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天地之道，是广博、深厚、崇高、光明、悠远、长久的。这是说天地功用的盛大，完全如同至诚所表现的那样。子思说，天地之道只因专一不二，所以气化流行，各自达到盛极。从地道来说，既广大包容而没有边际，又沉静深厚而没有间隙，所以说广博、深厚。从天道来说，既有神妙功业的极高境界，又有光明向下施济，所以说崇高、光明。合起来说天地之道，既运行而有渐进，又始终不改变，所以说悠远、长久。天地的诚，本来与至诚没有不同，所以天地所呈现的，也与至诚相符合，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天道得一而常清，地道得一而常宁；覆载生成的功业达到极致，也不超出至诚无妄的道理。圣人由此参赞天地的化育，可以看出来了。臣仰望

译皇上聪明睿智，时时遵循圣人的恭敬，日日进于敦厚广大；彰明德性，很早便取得太平；长期坚持治理，教化已经成就，却仍然勤劳于宵衣旰食，确已功业符合首先出世的圣人，德性合于无疆。【臣】愚昧地更愿天下同享熙皞之风，周遍贯通而无有间隙，使一切有生命的族类都浸润在安乐富足的天地之中，万年之久沐浴隆盛太平的教化，那么太和普遍融洽，至高的治理更加光明。【臣】愚昧地不胜仰望。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 这一章经书，是孔子勉励人切实践行大道。孔子说，大道的根本源自上天，大道的实际道理完备于人。诚然，是天把命赋予人而成为本性，人顺着本性行事而成为道。因此能够通过格物致知来建立根本，明白善理、使自身真诚来恢复本初；再推而极之，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参与天地化育，使万物各得其所，以扩充自身的容量。没有一件不是道，也没有一件不是人能够用来弘扬道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流行。道哪里能够反过来弘扬人呢？人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这样。【臣】因此反复推究思考：道存在于人，治理根本在道。所以有内圣外王的学问，才能成就长久而宏大的功业。臣仰望 皇上聪明睿智，文武圣神；深厚隐密的德性根本存于一心，执守中道而主持万物，周遍涵盖六合，广大运行而功业成就，确已会通千古道统的归宿，树立万世人伦的准则。【臣】愚昧地更愿宏伟谋略真正充实，伟大教化更加彰显；驾驭极盛的宏图，使淳厚风俗长久和谐；抚临长久安定的时运，使国运绵延无疆，那么道与法一同治理，法则永远昭著，而 皇极与人极也将大为彰显。【臣】愚昧地不胜仰望。经筵讲学在每日讲学之外，每年春季二月、秋季八月进讲。此前，臣前后担任日讲官并兼任经筵讲官八年；后来调任内阁、六部等职，离开日讲，前后又担任经筵讲官十年。自癸未年入直内阁以来，仍兼任经筵讲官，到如今又经过七年了。大概经筵 奉命进讲，臣独自接受的次数最多。现在保存讲义数篇，用来记下大概，虽然篇幅局促而没有 阐发，也把它保存下来，以显示 圣明君主勤于学习经典就是如此。康熙己丑十二月，臣廷敬恭敬作跋。《午亭文编》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 大学士陈廷敬撰写 奏疏 年终汇集进呈讲义的奏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陈廷敬题奏：臣私下认为，积累日月而成为一年，是上天运行不息；汇合经书和史书而成就功业，勤勉的才是圣人。大凡学习经典、施行政务，道理本来相互资助；温习旧知、获得新知，事情必须交相完成。臣我 皇上真正具有聪明明察的资质，实在是上天所授；喜好学习、勤于询问的笃实程度，超过前代帝王。出临正朝时，亲自处理万机；深居大内时，潜心研读群经。严冬盛暑，也不废弃朱笔与铅粉；即使身着缀衣、虎贲侍卫，也都通晓章句。到了讲幄之中，更加切合皇上的心意。每当臣下陈奏，总是先由 皇上亲自发言阐发；凡有所询问，都远远超出群臣意料。讲学完毕本有再拜礼仪，皇上特意命令免除。多年来又屡次方便而丰厚地赐予恩赏，更承受重厚的 颁赐。这些都是亘古以来未曾听闻、如今才开始见到的事情。臣等有幸参与顾问之荣，却惭愧不能贡献丝毫微薄的助力。年终将至，旧例应当遵循。四书讲义，已于康熙十四年闰五月遵照 旨意提前汇集进呈；现在将已经讲过的《通鉴》讲义缮写、装潢，题奏说明后进呈。伏愿 圣心在诵读之余加以裁察，在施行之时加以发挥。文治武功之道，全都具备于一人。尧舜的治理，永远流传万代。臣等不胜恳切至极。进呈刊刻完成的《日讲四书解义》奏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臣】陈廷敬题奏：【臣】等于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敬侍奉 在弘德殿进讲，奉 皇上亲口谕示：“四书已经讲完，讲章应当刊刻。”谨此遵行。【臣】等有幸忝列近侍，日日侍奉经筵，恭敬看到 皇上亲自讲习经典，圣学更加勤勉；皇上的言语下来询问，访求大道更加笃实。凡六经和诸史，无不尽心研习精究；至于四子之书，实在完备了百代帝王的道理。近年来依次进讲，经历寒暑而没有间断，积累日月而编成书，确已在 皇上的内心加以体察验证，并且发挥于政治之中。除了按日进呈供御览外，年终还汇集进呈，其中内容全都在御前，时时受到 圣明的鉴察。近来皇上考虑将其流传永久，亲自降下诏令，于是命令校订刊刻，向中外公布。臣私下认为 皇上的圣学崇高深厚，确实足以超越古人。【臣】等经学才术浅薄鄙陋，哪里能够仰助一二？但邹鲁圣贤的大义微言，明亮如星辰日月；老师儒者相互参照考订，也都著录在简册之中。曾经仰慕宋代臣子凭半部书辅佐君主，首先说明敬、信、节、爱；也愿意学习朱子以四字进言，同样只是诚意正心。要使天下达到治平，不外乎明德、新民的道理，而使我 们的君主成为尧舜，怎敢忘记责难君主、陈述善道的心愿？臣仰望皇上宵衣旰食、勤劳不止，使宫闱中的诵读永远光明，以经典训诫作为臣民的榜样。【臣】等冒昧效法编纂整理，又加以删润，校订刊刻成册，装潢后进呈。惟愿我 皇上曾在乙夜阅读，保存于案几座席之间，诚心体会千圣之道，如同面对羹饭墙壁上所见的先贤，将会看到文德教命广泛施行，光辉普遍彰显。臣谨备具奏疏恭敬进呈，以此上闻。年终按例说明讲义进呈之事，并兼陈述臣下愚诚的奏疏。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陈廷敬题奏：臣私下认为，体察乾德的运行，学习必须时时敏进；在岁月中成就圣功，道理根本在于每日更新。大凡百代帝王的治理，虽然道路各不相同，实质上都同样以师法古人为本；六经的文章完备存在，运用它们便足以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治理。必须经过长期积累而达到崇深，才能在长久广大中施行裁成化育。臣恭敬地认为 皇上生而圣明，才智是上天所授；具有虞舜的深明睿哲，又有大禹的勤劳不倦。机要政务极多，听察裁断常常忙到太阳偏西。图书置于御前，讲诵常常直到半夜。既已反复学习简册，守持二帝三王的大法；又研精传注，穷究殷代《盘庚》、周代诰命的完整经典。帝尧于是作歌，告诫天命令人凛然可畏。只应戒慎，只应安康的忧患。皇上建立最高准则，发表言论，合乎无偏无陂的正道。只言片语，也如太阳星辰般光明的训诫；挥毫落纸，文章灿烂如银河。宣扬天地的中和之道，义理兼具《雅》《颂》；使臣民登上文治境界，功业与《典》《谟》相当。【臣】等久历金华之地，又经历许多寒暑，亲自承受 皇上的玉色，得以侍奉于燕闲之时，却丝毫没有效劳，实在难以报答 恩遇。臣查考年终进呈讲义的旧例，应当汇集缮写进呈；但《尚书》讲义现在正在刊刻，而逐日进讲的讲义已经留在 御前阅览，曾经请示 皇上停止进呈。臣谨遵旧例，题奏说明。伏愿大道与时运相合，教化与天道运行相同；仰体天道肃穆而不停止，知道每日进益而没有疆界，那么安抚、承受大福的事业将要到来，承受永久稳固的基业也将十分牢固。【臣】等不胜恳切至极。慰问并谢恩的奏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陈廷敬奏：【臣】是出身寒微的庸陋儒生，资质愚钝、学问浅薄，错误地承受重任，多次忝列清贵班列，不能补益 圣学的高深，哪里足以报答 君主的恩德于万分之一？如今【臣】的母亲张氏不幸突然去世，仰蒙 皇上圣明的挂念，派遣使者于本月初十日慰问；内阁学士【臣】屯泰、翰林院掌院学士【臣】喇沙里到臣的私宅传达奉 诏，并赐给臣茶酒。臣自念是什么人，竟能承受这种空前的典礼？不禁呼天抢地，发誓即使捐躯粉身也要报答。臣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同样承受无尽的感激。臣谨捧着 所赐茶酒，在臣母亲灵前告祭，面向 宫阙叩头，并请求 天使代为转奏完毕。臣私下想到，臣不过是一个寒微小臣，怎敢劳烦皇上曲意挂念？何况皇上正值万机劳瘁，仍然挂心 深厚的慈爱。恩德深重，难以报答；感激深切，无法尽言。臣匆忙奔赴子弟居所，只徒然加深了遥望君上的悲痛；回头遥望神京，更加怀念往日蒙受皇恩的眷恋。臣不胜悲哀感激，眼泪直流。谨具奏疏谢恩，上报圣听。谢皇上谕令祭奠的奏疏 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陈廷敬奏：【臣】因母亲丧事于本年正月回原籍守制，匍匐上路，日夜兼程赶回，到家以来，睡卧在苫草土块之上。六月间读到邸报，礼部有一道奏本是恭请优恤之事，奉皇上谕旨：“陈廷敬侍从勤劳，准许按照学士品级赐予其母恤典。”谨此遵行。【臣】不胜悲痛，也不胜感激，恭设香案，面向 宫阙叩头谢恩完毕。【臣】自从遭遇哀痛忧伤以来，深受怜悯，辱承 天使光临，沐浴在 层层颁赐的恩典之中。皇上的慈爱没有尽头，礼数也超过常规；又奉

译特别谕旨，怜悯臣微薄的劳绩，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抚胸自知感激。臣想到，臣冒居史馆已经二十年，充任经筵侍从已经七年；文章徒然辜负当时的声名，讲论也几乎没有补益。时常享用尚方供膳，又兼分得内库之金，都是因为 皇上以至诚之心待人，使微臣凭借优厚俸禄来奉养母亲，未免寄托望云的思念，勉强稍解爱日奉亲的辛劳。不料臣命运奇穷，以至于惊动 皇上的睿智心怀加以怜念，母亲终身永诀，只留下生前的悲痛。新的任命接连加给臣，实在为身后增添光彩。这次优异的恩典，极尽哀荣：直接从学士的品级升迁，不拘泥于詹事府任职年限，都是旧例从未有过的。即使是有功勋的旧臣，又有什么可以超过它？臣自念三重恩赐接连不断，更加害怕在朝班中忝居其位。即使臣母亲在九泉之下能够复生，也应当惊叹品秩突然升迁。承受如此宠遇，却没有用丝毫力量报答于 盛世，臣何日敢有忘怀？在疾病和悲痛之余，生前仰望 圣神文武的光明显赫，正逢中外臣民共同庆幸之时，万方都来传送喜讯，知道离 皇上的龙颜并不遥远；但臣孤身怀抱忧伤，远远瞻望、依恋于凤阙，想到臣子有难以承受的特殊待遇，只愿 圣明显示出世所罕见的 特别恩典。回想皇上抚育臣的劳苦，心中怀有无边的感激；早已懂得侍奉君主的道义，却没有机会效尽微薄忠诚。即使将来尸填沟壑，也永远铭记深厚仁恩；而到了地下，或许棺盖尚未掩埋，也要长久歌颂与天同高的景福。【臣】不胜匍匐顶戴之至，谨备具奏本，派臣之子、国子监生陈谦吉捧送通政司投进，谨以此奏谢上闻。遵照惯例自陈履历的奏疏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陈廷敬奏：臣敬见吏部题准康熙十八年京察条例：应当自陈的官员中，正在服丧而在籍者，服阕到京后，即行自陈。【臣】为母亲服丧，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京，按例应备录履历和事迹，仰请 圣上明鉴。臣原籍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十八年充任会试同考官，本年授内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因病请假回籍，四年仍补授检讨，六年考察一等称职，八年升国子监司业，九年升内秘书院侍读，十年改任翰林院侍讲，本年转任侍读并升侍讲学士，十一年参与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编成，因而加一级并支领俸禄。本年充任日讲起居注官。十二年考察一等称职。本年转任侍读学士，充任武会试副主考，又充任武殿试读卷官。十四年升詹事府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十五年因册立 东宫，奉使命前往祭告北镇；本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经筵讲官。十六年转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本年充任 《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官；十七年充任《皇舆表》总裁官。本年十一月听闻母亲讣告，回原籍守制，如今服阕到京。臣想到自己是出身蓬门的卑贱士人，资质鄙陋、学问疏浅，屡次承受 特殊恩典，连续升迁，近来又忝列讲席这样深严的地方，玷污禁庭侍从的班列，蒙受皇上曲意知遇怜恤，却从来没有报答，只能徒然承受宠爱厚恩，时时感到忧惧。臣此前遭遇母丧，仓促离职，已经烦劳皇上加以存问。天使把尚方所颁的恩膏送来，等到应当请求防护时，又另有恩典降临。特别的恩典怜悯我微小如发的劳绩，命令从三锡之典降等授予；这是如天一般的特殊恩数，恩泽一直惠及九原。私下想到，我母子的遭际，都是古来君臣少有的相逢。恩典越隆厚，责任越应重大；可是我的才能浅薄，圣眷却更加优厚，即使粉身碎骨百次，也不能弥补尸位受荣的罪过；而我退居三年，已经宽限了幽闭贬黜的期限，知道还有未能报答的 浩大恩慈，永远惭愧；高深厚重的恩德实在无从看见之后，恐怕效力仍会辜负。恭请圣明 皇上立即赐予处分，以作为不称职者的警戒。臣不胜恐惧屏息，至诚等待命令。年终讲义，按照惯例题请明示的奏疏。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臣陈廷敬题奏：臣私下认为，成汤自我警戒，贵在每天都使自己更新；大禹勤勉不懈，必定珍惜每一寸光阴。君主之道应效法上天运行刚健不息，圣人的功业在于及时勤勉地修养，所以日月积累而年岁形成，盛美不停止；也应戒惧将要成就之时，这样德行才能显著，长久无穷。恭敬地想到 皇上端正表率、建立中道，文治武功兼备，造成四海升平的治理，与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的功业相同。只是此前小丑横行，已经困扰了数年。皇上在深宫中早起晚睡，边疆军务纷繁，还没有能够停息，马匹尚未解鞍，武器尚未投下。皇上的文治广泛施行，从未停止穷究经书、讨论道理；这是因为励精图治、谦逊虚心，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历代帝王，所以 神明的谋略、英武的策划，从此以前从未有过，千古以来能够把天下掌握于手中的，实在是内使人顺服、外使人畏服，把万里之地看作眼前；确实如风行草偃，教化普遍融洽，于是成就了格苗、戡黎的功绩。正是考察古事、尊崇文教的时候，既深入研究六艺的精微，说话合乎经典而辞采雅正，也推求实行历代史书中的事实，继承先代武功而彰显文治谋略。臣等认为《大易》记载了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精微言论，而两汉史书具备鉴戒古代、了解当今的卓异事迹。缥缃书籍进呈御览，皇上曾勤劳到丙夜还在阅读；帷幄之中陈述政事，时常准备回答皇上宵衣旰食时的询问。臣等研玩飞龙的大义，虽然愿意学习昭素的应对；皇上读司马迁的完整史书，臣等却不能像一柔那样最终读完。臣等勉强寻求旧日学问，忽然遇到岁序更新，害怕辜负 格外的恩典，每逢接近 天颜显露喜色，看到流光容易流逝，便知道皇上对典籍学问更加勤勉。日月运行，从未有过炎热与严寒间断的时候；一年将尽，仍然勤劳于昼夜、风雨之间。现在正值年终，谨遵旧例，将讲义逐一题奏明白。《易经》日讲的讲解义理，正在校刊。按照每日经书鉴讲的章程，全部留下供皇上省览。至于年终，则汇集进呈以前所讲的经书。皇上谕旨命令停止进呈，并不是说稍微减少笔墨文书的繁多，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放在皇上的几案席前，简册盈满，义理蕴含极其丰富。伏愿皇上体察六位而成就才能，取法三辰而建立纲极，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弘扬阐发先圣的传授，以经书振兴礼乐、确定制度，超越千秋遗留下来的史实。这样将会看见光明盛大的治理再次出现在中天，震动世人的功业永远流传于后世。臣等不胜恳切至诚。请求销毁制钱以消除弊端的奏疏。

译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管理右侍郎事务，仍兼翰林院学士、管理京省钱法臣陈廷敬题奏：臣私下认为，铜铅虽是微小的物品，铸成钱币却是重要的财货。愚民谋利，法令实行久了弊端日益滋长；最可贵的是因时制宜，务求便利百姓、充裕国家。自古铸钱有时轻、有时重，在太平之世，没有几十年而不改铸的。臣奉 命清理钱法，希望国宝流通，公私双方都便利，以符合我 皇上简拔任用臣子的至意。此前所请求核减耗铜、节省工料等事项，已经奉 谕旨议定准许实行。臣还有请求：如今民间感到不便的事情，没有比钱价太贵更严重的了。规定每一千文钱价值白银一两，现在每白银一两只能换得八九百文钱。其原因在于制钱太少。国家年年铸钱，按理说钱应当越来越多、越来越贱；如今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大概是因为奸人违法销毁钱币取铜，以谋取厚利。销毁制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极重；然而仍不能禁止，正是因为其中有厚利可图。如今铜价每斤值银一钱四五分，计算下来，白银一两只能买七斤多铜；而销毁一千文钱可得到八斤十二两铜。即使按今日极贵的钱价，用白银一两换得八九百文，销毁后可得到七斤七八两铜，仍然超过买铜所得；何况钱价低时，用白银一两所换的钱可以销毁出十多斤铜呢？铜价既然昂贵，奸人便争相销毁制钱，把它作为牟利的捷径。铸钱的数量有限，销毁钱币的途径却无穷，怎么能不日益减少、日益昂贵呢？如果不因时变通，弊端将没有止境。若要消除毁钱的弊端，求得制钱增多，不如铸造稍轻的钱。查考康熙十九年钱价非常昂贵，以致民间深受困苦。皇上特意下谕，命令每文钱重一钱；九卿议论认为，顺治钱重一钱，因为顺治十年旧钱壅滞，改铸新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钱价低贱，又改铸新钱，重一钱四分。以前有废除轻钱而改铸重钱的，从未有舍弃重钱而改铸轻钱的。如果钱轻而数量少，就会出现私铸，因此此议未曾施行。臣私下思量，国家的法令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如果有利于百姓而对国家没有利益，尚且应当实行，何况实行后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百姓呢？从前由轻钱改为重钱，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百姓既然不便，自然应当由重钱改为轻钱。现在如果改铸重一钱的钱，毁钱取铜既没有厚利，毁钱的弊端便会不禁自绝。钱不再被毁而日益增多，钱价就会平稳，百姓也会获利。总计宝泉、宝源二局，每年各关动支税银二十五万三千两，办理解送铜三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其中扣除耗铜三十五万三百零七斤十一两，余铜三百五十四万二千斤；现行条例铸钱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串，价值白银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两。现在如果改铸重一钱的钱，仍按每串计银一两，每年可以多铸钱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价值白银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两；这就是臣所说的既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国家。再查此前户部等衙门议覆钱法，侍郎田六善条奏，准许天下产铜铅的地方听民开采，并下令各省督抚在产铜铅之处，命道员总理，府佐官分管，州县官专门负责征税；其中二分分别记录并加级。直到现在开采仍寥寥无几，都是因为地方官征收矿税，弊端越来越多，以致徒有征税之名，却没有开采之实。今后应当一概停止这些做法，听凭百姓自便；如果有人开采，铜日益增多，钱价也就可以因此平稳。劝导官员廉洁、革除弊端、详细议定制度的奏疏。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钱法臣陈廷敬奏：臣私下认为，国家长久安定治理的基础，关系到风俗；风俗盛衰的原因，取决于人心。端正人心、敦厚风俗的关键，在于教化。因此品行节操、制度等级，必须有确定的制度，用来辨明上下、安定民心，使天下改变风俗、回心向道，这尤其是教化的急务。臣恭敬地想到 皇上具有尧的仁德、舜的智慧，像禹一样节俭，像汤一样勤劳，总揽天下大权，先施教化而后用刑罚。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项纲维，而大力奖掖官员，廉洁尤其重要。臣愚昧地认为，贪污与廉洁，是治理的大关键；奢侈与节俭，是贪廉的根本。要教人廉洁，应先使人节俭。然而不能马上达到，是因为积久的习惯使然。臣恭敬地看到我国 皇上盛大的德行深厚纯正，亲自以节俭为先，所穿御服没有奇异华丽的装饰，御膳很少兼备珍奇美味；早朝很早、晚间才罢，谨慎于细小微妙之处，与朝廷内外臣民共同恢复淳朴古风。一时公卿大夫都以此为准则、加以效法，正应当有逐渐发生重大改变的契机。臣认为风俗还不能完全节俭，大概是因为古代衣冠、车舆、马匹、服饰、器用等物，以及婚丧礼仪，卑贱者不得超过尊贵者，身份低者不得超过身份高者；现在有时等级威仪没有分别，因此奢侈僭越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改变。普通人家百金的财产，买一件皮衣所花的费用，哪里只是百金？绫罗纨绔的衣服由机织丝织成，图案有花草虫鱼，款式随时翻新、每天变化；旧的还算新，新的已经变旧。贫穷者沿用旧式就被嘲笑，富贵者追逐新式却没有满足，彼此转相仿效，积久便形成风气。外任官员，有的带着几十甚至上百名随从，穿轻暖的衣服、乘肥壮的马，车马塞满道路，惊扰行人；泥沙之类的花费也毫不吝惜，贪婪饕餮的行为便容易形成。于是富人贪求财货没有止境，穷人以不如他们为羞耻，冒险逐利、触犯禁令，妄想侥幸免罪；幸而没有触犯法律，就用高额财产在乡里夸耀。愚民没有知识，见到这种情形，纷纷从事末业、追逐利益，很多人离开田地，抛弃本业。这正是贾谊所说的：一人耕作，十人聚集来吃，想使天下没有饥荒，是不可能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一百人织布，却不能供一人穿衣，想使天下没有寒冷，也是不能做到的。事情起初由于不节俭，继而发展为不廉洁，最终造成天下饥寒。饥寒逼迫自身，奸邪盗贼便因此而起，这就是刑罚不能减少停止的原因。然而，风俗怎样才能敦厚呢？也不过是端正人心罢了。爱好、崇尚和欲望侵入人心，就像水冲破堤防一样，因此教化所应当优先办理的就是这件事。伏请 下令朝廷大臣广泛考察旧有章程，详细议定制度。

译皇上赏赐的衣物，允许受赐者穿用；接近御前的人照常不议之外，官员、士人、百姓的冠服、衣裘、装饰器用制度，以及婚丧礼仪中应当更定的事项，都应斟酌增减，务求适中。像貂、猞猁狲这些较浅近而容易实行的物品，过去有官品等级的区别，现在平民也穿用了；缎绸过去有官民的区别，现在混杂而没有辨别，也都应当整顿，使之永远遵行。至于外任官员的车舆、马匹、仆从，不得过于奢侈；制度一旦确定，谁也不敢逾越，节俭的风气就可以逐渐形成。工匠不必在无用之物上夸耀技能，商人不必经营难以得到的货物；从事奇技淫巧、弃本逐末的百姓，将转而依靠田地，开垦田亩，这样百姓就没有饥寒。百姓没有饥寒，然后才能兴起礼义廉耻，国家的四项纲维也就能够张大。太平无疆的盛大治理，根本就在这里，哪里只是劝导官吏廉洁而已！臣所见如管中窥天、以蠡测海，对高深的圣意没有补益；因为这是条陈奏议，意思必须说明清楚，文字稍稍超过格式，统请皇上明察施行。请求严格考试亲民官员，以取得吏治实际成效的奏疏。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钱法臣陈廷敬奏：臣恭敬地想到 皇上早起晚食，存心于天下，把万民放在心上，洞察民间百姓的疾苦，历来看见农事耕作的艰难，提拔任用循良之吏，振兴吏治，将使官员履行职责，百姓安乐地生活，永远达到太平盛世的风气。臣私下认为，与国家共同治理百姓的官员，外有督抚、司道、府州县等官；督抚、司道负责弹压和表率，府州县官负责治理百姓。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超过知府、知州、知县的。臣愚昧地认为，亲民官员的职责极其重大；至于文书、簿册、期限、缉捕、诉讼等事，都要亲自办理，不能假手于胥吏，使他们借机作奸，这项职责又尤其艰难。自从捐纳制度以来，有些未经考试的人，往往被授予正印亲民官。古代以经术治理官吏，必须学习古代典籍然后才能入仕；如今虽然不能完全如此，也必须是略懂文义的人，才能把治理百姓的重任交给他。臣查“俊秀”一项，最初捐纳时还是白身，有司从未考过一次，吏部却立即选补，那么他们通晓或不通晓文义，如何能够知道？这类人如果一概搁置不用，则既然已经允许他们取得官职；如果全部录用，则自古以来从没有不懂文义的人能够做百姓父母官的。臣查兵部有考试武职的先例，凡副将、防将、游击等官，按单双月选补，事先考试弓箭；不合规格的，不准选补，下月再考，必须等到合格后才任用。武职尚且如此重视考试，何况亲民的官吏呢？臣又查吏部有考试招民知县的先例，招民与捐资在事情性质上相类似，也不应当对前者重视、对后者轻视。臣愚昧地认为，知府、知州、知县中凡属俊秀捐纳人员，已经考职后再捐纳的，依例选授；未经考职便直接捐纳的，在选授时仍然考试文义，略微懂得的就予以录用，否则暂且命令学习，听其再次考试。考试时，如果用八股经义来约束，他们既非平日所学习，也难以仓促之间做到合格。不如只考试时务策一道、判语一条，但必须严加防察，不得让人代作、请人传递，徒然应付虚名。这样既不绝断他们求取功名、出仕进身的道路，也使他们想到官位名器的重要，或许可以责求吏治的实际成效。伏请皇上明察，敕令议定施行。《午亭文编》第三十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第三十一卷。大学士陈廷敬撰写。奏疏。请求严格督抚责任、督促其完成职责的奏疏。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钱法臣陈廷敬奏：如今天下的事情系于督抚，督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如果百姓犯法的很多，刑罚不能停止，哪里能说他有安民的能力呢？考察官吏的本意，是想使百姓安定；如果百姓犯法的很多，刑罚不能停止，哪里能说他有考察官吏的能力呢？臣看见各直省督抚上报的刑狱奏章非常多。督抚安民的职责，并不是说百姓已经犯法后能够明断案件，就算完全尽了职责；而是说百姓尚未犯法时，便严明禁令、谨慎科条，使百姓迁善远罪，达到刑罚清明、政务简约，才算完全尽职。因此督抚有能还是无能，只看他所治理的百姓便知道；百姓安定还是不安定，只看刑罚清明还是不清明、政务简约还是不简约便知道。各直省刑罚清明而 朝廷的刑罚就清明了；各直省政务简约而 朝廷的政务就简约了。政务简约、刑罚清明，是王道的大端。有人说：“百姓自己犯法罢了，与督抚有什么关系？”孔子说过：“上面的教化不能施行，罪不在百姓。”所以要使百姓不犯法、刑罚减少停止，没有比施行上面的教化更优先的了；要施行上面的教化，就只有督抚是应当追究的。督抚说：“这将在各级官吏身上。”如果官吏果真廉洁能干，就不敢擅自加派，不敢征收火耗，不敢在诉讼中贪污财物，不敢剥削富民，然后才能专心施行上面的教化，使百姓不遭受刑罚。如今官吏有时不能这样做，确实有罪；然而也不全是官吏的罪。人如果稍微懂得诗书、明白道理，一旦做官，谁忍心自我放弃？现在有时不能这样，并不全是官吏想私自肥饶家产，大概是被上官逼迫。上官廉洁，官吏自然不敢贪污；上官不廉洁，官吏即使想廉洁也做不到。官吏既不能廉洁，就整天忙于加派、火耗、贪污、剥削等事，曲意奉承上官尚且忙不过来，又哪里顾得上施行上面的教化，使百姓不遭刑罚？即使勉强让官吏施行教化，百姓平日看见官吏多有违法行为，也会说：“这种人哪里能教导我？” 谁会听从他呢？”所以教化不能施行、刑罚不能停止，是官吏造成的；官吏造成这些，是督抚使他们这样做的。如今的要务，在于督抚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督抚如果不被利益欲望动摇内心，然后才能端正自身来督导官吏；官吏既不再把曲意奉承上官当作心思，然后才能专心于百姓。从前那些加派、火耗、贪污、剥削的事情，便全都没有了。这样以后，百姓才可以渐渐得到养育；百姓得到养育后，教化才可以施行。至于教导百姓的方法，三代最为兴盛。古今情况不同，重要的是领会其本意而灵活施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宣讲法令。《周礼》记载乡大夫的职责，分别掌管本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初一，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回来后颁布给乡吏，让他们各自用来教导所治理的百姓。历代以来都有讲读律令的办法，都是《周礼》遗留下来的意义，是教导百姓的重要事务。想用道理教导百姓，必须先使上面的法令得到信任，切实传达到百姓。《管子》说：“国家重要的器物，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贾山说：“臣听说山东的官吏宣讲诏令，百姓即使年老、衰弱、残废、有病，也扶杖前去听讲，希望看见德化成功。” 因此，臣下敬奉君主的命令，把法令看得如雷霆一般尊严而不敢冒犯；这是因为君主治理国家、鼓舞群臣百姓，所凭借的不过就是命令罢了。臣恭敬地读到 皇上的圣谕十六条颁行已经很久，当时虽然曾经张贴并晓谕百姓，但乡村山谷中的百姓至今还有不知道的。臣近日只见山东巡抚张鹏有 上谕十六则讲义，以及臣家乡山西宁乡县知县龚应霖的讲约书。他们是否真心奉行，应当等待日久之后再加评论。至于一经晓谕便很快把它看作具文的，处处都是。臣所说使上面的法令得到信任并切实传达到百姓，责任在有司，而督抚最为重要。臣想请求皇上特别降下严明诏令，通行告诫督抚，使贤能者知道勉励，不贤者知道畏惧；洗除旧日染习，专心以洁身自好来教导官吏，使官吏一心把养育、教导百姓作为职责。督抚保荐府州县官时，第一条必须如实填写“本官无加派、无火耗、无贪污，诉讼中无剥削富民”十九字；第二条必须如实填写“本官实心奉行”。上谕：每月初一聚集众人，讲解乡村乡约，讲解二十二字。如果保荐不实，请 敕令户部把作不实保荐的督抚，以及揭发督抚的司道和被保荐的官员，严格议处处分。规定不得仍按通常条例处分，其余条目仍按旧例列出实际情形。凡是这样做，所希望的是督抚知道功令的重要，在这里顾名思义，看到这些文字便警戒在心，用来引导各级官吏。而 皇上考察督抚，则以能洁身自好、教导官吏，使官吏一心养育百姓、教导百姓为称职；否则就罢免治罪。圣明君主在上，端坐而洞察一切如神，自然能够明察臣的愚见；臣只祈求 朝廷严切责成督抚，以维护刑罚清明、政务简约的风气，所以才敢献上浅陋的意见，帮助成就王道的治理。臣私下担心言辞难以表达心意，所以文字多有超过格式之处，统请 皇上鉴察宽宥并施行。请求议定水灾旱灾处理办法的奏疏。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钱法臣陈廷敬奏。臣恭敬地想到 皇上盛大的德行深厚广大，充满天地之间，怜悯百姓胜过爱护婴儿；开仓赈济，免除租赋，放宽山海禁令，谨慎储备积蓄，重视救济农事，勤于访求百姓疾苦，用来便利和安定亿万百姓的办法，已经十分完备。如今仰赖 皇上的德恩，年谷已经丰收，只是一两处水灾还使

译皇上忧虑。水旱灾荒，即使尧、汤的时代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是因为预先准备，并在灾害紧急时救济，所以百姓依靠它而没有恐惧。臣对于上报灾荒、请求免除赋税的事，敢因圣上所挂念的事情，略微献上末议。臣先前看见山东巡抚徐旭龄在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题报济宁、海丰、沾化水灾情形，户部题覆准行。后来委派官员踏勘灾情；到十一月，该巡抚题报济宁等三州县受灾的分数，以及应当蠲免钱粮的册结，户部题覆准行。又命令分别查明地亩高下；到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巡抚张鹏题报济宁等三州县并没有虚报受灾分数，照例请求免除本年钱粮，户部才覆准蠲免。从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已经过去八个月。这是一次水灾的上报，巡抚第一次题报灾情，第二次题报受灾分数，第三次题称没有虚报；这一次水灾的蠲免，户部第一次覆准命令委官踏勘，第二次覆准命令分别查明地亩高下，等到具题达到第三次，然后才覆准免除。这样，从上报到免除，巡抚具题三次，户部具覆三次，反复写奏章上报，劳烦皇上听取阅览，所以 皇上的恩德诏令下达到受灾之地，近省已经超过半年，远省将不止一年；然而 皇上体恤百姓的心意如此勤勉，而在主管部门办理收支、发放之际却如此迟延，并不是故意要这样郑重缓慢，只是现行条例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受灾分数已经体现地亩高下，地亩高下也应当在受灾分数多寡中分别说明；这样第二次题报后，户部就可以具覆，不必驳回查验两次、到第三次才具题。这样就能上宣 圣主勤劳爱民的心意，下慰小民盼望恩泽的心情，中间也不让狡猾官吏和奸诈胥吏借机制造弊端。况且户部第一次已经下令委官踏勘分数，第二次又下令分别查明地亩高下；分数高低历来只以巡抚具题为依据，没有见到有所增减。中间即使互相咨文往来，也只是虚文。再次驳回，越发显得可以停止。臣请求巡抚具题受灾分数之后，既然有册结可以凭据，户部就应当立即具覆豁免，不要再驳回，务求早日办结以求便利。从前汉武帝派汲黯巡视河内火灾，回来报告说：“臣经过河南，贫民受水旱灾害的有一万多家，谨依便宜之权持节发放河南仓粟赈济贫民，请归还符节，伏请治我矫制之罪。”汉武帝认为他贤能而释放了他。汲黯巡视的是火灾，所赈济的却是水旱灾害；汲黯没有以不属于自己职责为由推脱，汉武帝也没有以擅自发令治罪汲黯，这是因为把百姓的急难放在首位。古人说救荒如同救火救溺，如果拖延数月数年，才下达充沛的恩诏，皇上如天覆护百姓的心意，必定不会这样。臣所见确实如此。圣意所及之处，所以臣才敢进献愚见，伏请 皇上明察采纳施行。请求据实纠察抚臣亏空军饷、辜负国家的奏疏。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钱法臣陈廷敬奏：臣私下认为，云南捐纳事例，是皇上斟酌时势、用来体恤百姓而充裕军饷的办法；每一粒粮食都属于国储，每一点物资都关系军粮。作为巡抚，应当怎样节省、清查整顿，才不辜负镇守封疆的重大委托？但是臣对云南巡抚某人有疑问。臣查阅邸报，据该巡抚某人奏疏说：大军回京时，还剩捐纳米五十一万四千六百余石、草一千一百六十一万五千余束。当时本应发放，却留下粮米不发，反而动用库银二万五六千两，买米一万石，每石用银二两二钱至二两八钱不等；又留下草料不给，动用库银四十四五万两，折价支付草一千七百五万一千七百六十四束，每束用银三分。现在已有的米草不拿来供给大军，却滥用公帑另行采购，这是什么道理？等到大军凯旋，才巧妙地上题请求，将前项所存米草发给官吏等项和驿递马匹；米每石只扣银一两二钱，草每束只扣银一分。按如今扣算的数额，与先前采购的价格相比，相差何止天壤，这又是什么道理？臣的意思是，某巡抚在大军回京之日，如果果真有现存米草而不另行采购，必定是先把报捐的米草大量折成银子收入己有，无法发放，所以编造这一套作为一时掩饰；他侵吞没入的弊端，已经明显可见。至于凯旋之后，苦于没有开销项目，便含混请求把米草拨给本省官俸、驿递；大概是因为大军供应十分紧急，而本省支销可以缓办，大军供应一分一毫都不可挪用，而本省支销却可以任意通融。只是他没有想到，当日所收米草若按采购价格计算，米五十一万四千余石值银一百二十九万两有余，草一千一百六十余万束值银三十万两有余；而如今请求扣除的银两总共只有七十余万两。这一转移挪用之间，某巡抚侵吞军饷已经九十余万两。即使没有侵吞入己的弊端，作为镇守封疆的大吏，在军务兴起之际不思充裕国家、节省军饷，亏损国课达到近百万之多，失职不忠的罪过，某巡抚即使有百张嘴，又如何能够自我辩解呢？伏乞 皇上下令户部查验前后报部的文册，奏销时的价值就无法逃避查核。皇上明察，迅速赐予处分，希望钱粮不至于被侵吞混乱，而邪恶官吏知道警戒恐惧。臣掌管风纪，不顾避忌怨恨，谨据实纠察弹劾，伏请 皇上明察施行。恭敬地倾吐诚恳心意，请求准许回籍，以安守臣愚拙本分的奏疏。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经筵讲官、吏部尚书、管理修书总裁事务臣陈廷敬奏。臣资质浅薄，孤独自守，迂拙谨慎，蒙受 皇上天地般养育的恩德，得以生成造就，所受宠爱俸禄超过限度。臣自念没有其他才能可以报答万分之一，只有早晚战战兢兢，想着磨炼自己，不徇私亲党，不阿附朋友；上恐怕辜负 圣主的特殊恩典，下想保全微臣的小节。可是积累了疑嫌，流言飞语加以中伤，像先前楚抚一案那样。即使那人是臣的亲戚，臣也能分清泾渭；在嫌疑交错之际，更是臣所谨慎的。他既然败事，便怀疑牵连到臣；积累疑忌成为怨恨，言语涉及连累。如今幸亏我国 皇上如日月高悬中天，没有幽暗之处不能照见，因此臣终究难以逃过 圣主明察的鉴照；又把此事交付满朝公正的议论。臣的心迹，即使如此也可以表白；但是臣的自处方式，必须适合情势。臣只应当引退乡里，永远感戴皇上高厚的恩德，哪里可以抱着罪咎，早晚还混迹于朝班之中？即使

译圣上的度量宽容，曲加怜恤，臣心中却更加局促不安、徬徨无措。况且臣年力早衰，两眼昏暗，自从被诬陷以来，精神意志受到摧残，事情多有健忘；奏对之时，失去平常的仪态，恐怕 皇上不加责罚，但臣心里实在难以自安。如果再贪恋冒领荣宠，不知进退，空占官位而尸位素餐，过失错误将会越来越多。又臣父亲年八十一岁，倚门悬望；从前蒙受恩典却没有离职归养，如今因这件事陈述衷情，伏乞 圣心怜悯，准许臣回籍，那么臣便可以歌咏舜日，常沐浴于当世的美好恩泽，在尧天之下安守自己的愚拙本分。臣不胜感激流泪、战栗惶恐之至。直陈言官建言的奏疏。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陈廷敬奏。臣资质迂疏，错误地承受重任，如今蒙受 新的任命，再次统领都察院官员，自守清廉，尚未报答丝毫。臣私下想到风纪的重任，臣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率领属官，更加磨砺操守，就有负 皇上简拔任用臣的本意，也不是臣平生恳切报答君主的心愿。自从臣任职以来，每次召集台臣都加以告诫。退朝休息、私居在家时，严禁请托拜访。凡有建言，不许事先让堂官和同僚知道，以免滋长指使嘱托的弊端。若有陋习没有革除，必定仰赖 皇上的圣谕再次申诫；臣恭敬地替 皇上陈述这些。臣想到设置科道官，是为了扩大耳目、广泛接受进言；对于人才的邪正、吏治的贪廉，以及关系百姓利害的事情，必须正直陈述、毫不隐瞒，然后才能符合这一职责。如果内外臣僚果真有奸诈贪污违法之事，因革事务果真有关系纲纪的事项，就应当切实指陈；否则，与其制造事端来塞责，不如减少事务而选择言论。专门想靠塞责了事，免不了罗列琐碎小事、挑剔现成条例，逐渐变得刻薄、繁琐、细碎，专注于不急迫的事务，却对圣朝宽大长久的制度没有帮助。比如近日兵部议处武官，以疏于防范为忌讳，盗贼便革职多人，恐怕 皇上的神明洞察一切，命令他们改正。这类事情，部臣为什么不说？一定要等言官说出来，而言官所说的又不能全都像这样确切有益，因此有时失于苛细、不急迫的事务，只是徒然造成纷扰。臣所以说，与其制造事端来塞责，不如减少事务而选择言论。如今朝廷清明，纲纪具备；所不能保证完全没有的，只是狡猾违法和不肖的人。国家的耳目之官，正是为这类人而设置的。如果能够减少事务而选择言论，就一定会持重养锐，言论不轻易发出，一旦发出必定恰当，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顾忌，不敢任意为非。这就是言官的职掌，也是纲纪赖以存在的地方。臣所说的减少事务而选择言论，并不是要他们逃避事务、图求自身便利。伏乞皇上特别加以申饬，严禁以塞责为目的；这样或许不至于用没有补益的繁杂言论来烦扰 圣上的听闻。臣又想到，进言的体制贵在简明。近来看到条奏一件事情，冗长的言辞很多，议论事情的话反而很少；我 皇上的圣学、圣治、丰功、美德一天天增长、不断更新。史官会为皇上记载，儒臣会为皇上记录；而且四方臣民共同发誓歌颂，海外也像风一样传播，深深地赞颂祈祷。显赫光明于一时、流传美名于亿万年，已经达到极盛，哪里还需要言官在条奏建言时缀述几端？这既不足以宣扬盛美的万分之一，也不合乎议论政事的体制；何况 皇上一天处理万机，忙到天晚还无暇进食，而奏章杂乱，闲文冗长反复，繁芜之处使人烦劳。既妨碍皇上阅览，又违背文辞崇尚简要、切合事务的原则；想来我 皇上一定已经厌弃这些，只是特别 圣上的度量宽厚宽容，没有加以诘责罢了。并请严令科道官，不得沿袭旧日弊端，过多引用烦琐言辞；如果有不遵守的，酌量加以处分，这样或许能够止息逢迎便利的风气，形成正直敢言的气节。慰问谢恩的奏疏。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加二级臣陈廷敬奏，为恭敬感谢 上天恩典的事情。臣因为平庸愚钝，蒙受 圣恩教养三十多年，不按常格越级提拔，历次升任重要职务，享尽特殊荣耀；仰戴恩德高深，无法报答万分之一。臣辜负 圣恩，命运奇特而福分浅薄，艰难地遭逢父亲去世；仰蒙 圣心怜悯，派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戴通、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王尹方到臣的私宅，恩赐茶酒。臣听到命令来自上天，抚摸自身无地自容；特殊的恩典和不同寻常的恩数，沾被异常深厚。臣不胜悲痛，也不胜感激。臣私下想到，臣父昌期蒙受 恩典，屡次被加封为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又蒙受 恩典，封为光禄大夫、刑部尚书；生时晋升崇高官阶，死后获得旷世典礼，这实在是古今以来最难得的恩遇，确实是臣父子非同寻常的遭逢。君主的恩德没有比使亲人荣耀更大的，而臣长久以来惭愧不能报答。君主。臣如今回籍守制，从此远离朝廷。没有机会在朝廷上瞻望圣颜。臣不能承受感激涕零之至。《谕祭谢恩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加二级臣陈廷敬上奏，为恭敬谢恩之事。臣因父亲去世而服丧，圣心深切悼念。臣承受圣恩启程，感动哭泣着回到家中。父老乡亲见臣从远方归来，间或前来慰问吊唁。臣正处于悲痛迷乱之际，只听见他们都说：“圣明的君主在上，免除租税，赐给粮食，我们这些小民因此能够安乐地生活。”臣又见深山穷谷中的百姓，也都感激歌颂。皇上的仁德甚至施及村童野妇，没有谁不是如此。自入冬以来，雨雪频繁不断，看来可以预知丰年。臣料理丧事稍有空闲，闭门寂静居处，忽然防 天恩又赐给臣 谕祭的诏书送到了臣的茅舍，臣恭敬地仰望。臣在朝廷上谢恩，感激悲伤，不能自已。臣想到遭逢父丧之日，圣上派遣使者，恩赐茶酒；臣随即具奏，恭敬谢恩，仰承圣恩。又得到圣旨的批答，还获得 天子的宠恩下达，光耀了乡里。臣感 恩戴德更加深切，战战兢兢地恭敬陈述微薄的诚意，谨派义子陈忠携带奏疏，交由通政司封进，仰求 圣上鉴察。臣不能承受惶恐战栗、瞻仰依恋之至。《午亭文编》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二。大学士陈廷敬撰写。表、论。祝贺云南平定。

译皇上的贺表。臣诚心欢喜，诚心庆贺，叩头再拜，上奏说：谨以为 圣上的武功光明显赫，奋扬声威，使其显赫远播。神圣的功业巍峨灿烂，使天地达到太平，天下清平，臣民共同欢欣庆贺。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确实聪明睿智而为君主，具有大勇以安定百姓。适逢叛逆孽臣偷偷兴起，致使神人共同愤怒。《春秋》的大义，在于尊崇大一统，只有乱臣贼子必当诛讨。帝王用兵，行动总能万全，因此七德九功一同奏效，战争永远止息，边疆全都安宁。臣等恭敬地遇上昌盛的时代，欣喜地逢到大治之世，伏愿 皇上的风化时时和洽，永远谋划传之万世的宏大基业。圣明的治理日益更新，发扬光大显赫而承继先业的伟大功绩。臣等瞻望 上天，仰望 圣上，不能承受踊跃欢喜庆贺之至，谨奉上贺表使您知悉。祝贺云南平定。太皇太后的贺表。臣诚心欢喜，诚心庆贺，叩头再拜，上奏说：谨以为 懿美的典范昭明宣扬，抚育重熙盛世的祥运。美好的声誉光照四方，佑助平定天下的宏大功勋；海疆清平，宫廷安乐。恭敬地想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德合于 先祖的功业，功绩拥护 圣明的孙子，使万国献上珍宝，尊敬奉养并承欢于 两重喜庆之中，像舞动干羽那样安定天下，使太皇太后的慈颜更加怡悦欢欣。臣等恭敬地逢遇盛世太平，欣喜地沾受深厚恩泽。伏愿调养延年益寿的珍贵膳食，长久登上无疆的高寿；巩固传之万世的金瓯江山，使纯厚的福庆更加长久。进呈《鉴古辑览表》。上奏说：先前奉到 皇上的谕旨：“古代的圣贤、忠臣、孝子、义士、大儒、隐逸，凡是经史所记载、卓然有关于世道运势的人，都详细考察其居住地、姓名、谥号、官爵以及著作，编纂成一部书。历代的奸邪之人，也附在后面，以备考查。”又奉旨赐名为《鉴古辑览》，如今已经编成。谨以为，鉴察百代的人才，仰承 圣上的裁断，罗列千秋的典籍，竭尽臣等的愚诚。经过多年，勉强完成了篇卷。只希望早晚勤勉努力，却还没有报答 皇上的私恩。臣私下认为，尧舜的治理，首先务在了解人材。《诗》《书》所传述的，主要就是叙述古事。因为观察用人，便可以建立政治；考察古代，便可以借以了解今天。《周礼》是太平时代的书，谨慎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春秋》记载天子的事情，褒善贬恶极其严明。纵观传记文章，完整记载了贤能与奸邪的行迹。广泛综合的逸闻，又散见于群书之中。至于瑰伟俊杰之人，梼杌、穷奇那样的凶恶之徒，史册所记载的，褒贬很容易明白。至于传闻中不同的说法，或是非判断失实，如果不是旁搜远引，怎么能够显明隐微、阐发幽深？讨论考辨很艰难，研究穷究也不容易。何况文辞严整、意义简括，俨然如信史的褒贬；类别区分，又完全可以作为众人的法戒。必须折中取其最恰当之处，才能给后世垂示训诫。臣等资质平庸，见闻浅陋琐碎，只略知章句，却错误地参与编纂。学问不足以贯通经典，见识不足以鉴别衡量人物。只是幸而遭逢盛世，得以参与讨论编次，实在是荣幸。难道是像欧阳修编《唐书》，屡次改换官职才最终完成；又岂能像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曾经带着书局随身修撰？实在依靠 圣上的睿智思虑裁成此书，私下得以附列于儒林的编录之中。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日夜求取贤才，早晚思考治理，不轻视天下士人，从而大大兴隆圣作的功业。东壁、西清之处，图书文章的奥妙自然不断增益。皇上在深宫燕寝之中，也常常披览秘书府的藏书。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关键，实在关系到正直与邪曲的缘故。圣心独自洞见，想要把这些道理昭示臣民。亲手颁下诏令亲自裁定，进一步谆谆告诫于 诏书之中。远远考察古代，稍稍辑录往事，编成此书；把已经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常常切望达到高山仰止的境界；把前车作为镜鉴，岂敢忘记重蹈覆辙的戒心。承受 天地般深重崇高的恩德，哪里还敢谈论什么补益？仰望海山般广大深厚的圣恩，却没有什么可以效报，连涓滴之微也不能贡献。臣等不能承受战栗不安之至，谨随表进呈，使您知悉。附进。《圣德万寿诗表》。谨以为 圣德与乾道并盛，纯厚的福禄完全相符；光辉覆盖四方，与天相齐；如太阳照耀长久的寿命，永远与太阳相配。欣逢景运昌盛，庆贺承平盛世。阳春发育万物，喜见万物共同蒙受福佑；教化之地和谐恒久，歌咏九如以献上祝福。臣陈廷敬诚心欢喜，诚心庆贺，叩头再拜，上奏说：伟大地想我 皇上恭敬地握有上天赐予的祥瑞，宏大地承受天命宝箓，居于正道、体合元气，具备圣人的全部德性；履行仁义，使天下达到安宁。有生民以来未有的奇伟道德，超过三代；兼有前代未能兼备的功业，功绩盖过百王。文治广布，使风俗教化遍及九州；武功显赫，使声威震动八方。既有高大巍峨的功绩，又有广大深厚的恩德，使神人一同蒙受恩泽，内外四方都传唱歌颂。因为开创天子的纲极，修明人伦，所以阐明 皇家的纲纪而拓展 帝王的法度。从前皇上刚开始登临帝位时，正是奉养孝敬 慈宁宫的时候。两重宫闱询问皇上：“作为君主，你想要什么？”

译皇上回答说：“谋求治理天下，爱护百姓。”这句话曾传于当年。这些话成为经，文辞成为纬，果然在今天看到了太平；治理已经安定，功业已经成就，却仍然想着从后世回看今天，每每考虑慎终如始，扩大光明道德、更新百姓的胸襟，广泛施予同类而永不竭尽的根源；存养心性以通达天道，专一敬慎、树立诚意以体察大道。容貌仪态清正肃穆，恭敬和谐地尽力明敬上天的事务。斋戒祓除，严肃谨慎，祭祀充分体现明洁虔诚的实意。把危微精一的道理继承于尧舜禹汤的功业，把濂洛关闽的学术渊源接续于邹鲁。签文分列甲乙，探究秘书府的藏书；书卷经历朱笔黄笔的批点，发掘河图洛书的奥秘。西清东壁，自古至今都极少有人能够企及。天子的文章，二典三谟，前后都足以推尊于 御制之作；并且如虞廷的诗篇，意义兼有《风》《雅》的长处；篇章义理超过唐人，取法宋儒的正道，位冠六种文体而独居首出，超过八种书体而高标远立。玩味程颐“这就是学问”的话，便能在形声之中契合神妙的教化；喜爱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话，便能在文字之中运用经国济世的才略。宫漏还没有移动，已经在纸上铺陈千言；奏章刚刚写完，早已在笔端回转万象。贯通百家，而我的学问仍不厌足；兼备六艺，而只有 圣上多才多能。玉尺用来测量天象，广大博厚如天空；土圭用来测候太阳，光明灿然如新日。春季搜阅、夏季苗猎，正好修明军国礼制；放下兵器讲习六艺，却没有忘记弓箭武威。凡是这些亲身实践、内心体会的精微之处，都充分显现出 皇帝德行和宫廷修养的广大。奉养 东朝的鼎食，确实体现孝慈；掌握北斗的玑衡，伟大啊，能够创制并继述。龙楼凤阁，光彩明亮地交相辉映。前星照耀，皇室后裔如玉叶，瑶枝芬芳馥郁，长久凝聚如丛桂；勤劳而又节俭，树立当代的仪范；这样训导，这样实行，彰显 皇家的法度，遵守节制、节省用度的原则，比前朝节约百倍。弘扬益下的制度，德泽频频施及万姓。在太府节省金钱，无非为了宽恤闾左百姓；减少征发徭役，削减尚方的膳食，正是为了充裕民间积蓄。时常颁布宽赦，免除拖欠的赋税，一年竟至再三，屡次降下诏书。赐令免除的数额动辄超过千万；遇到刑部覆奏案件，圣心必定为之恻隐悲悯。祥和之气吹来，使草色转于圜扉之间；和协之气应和星光，照临贯索。皇上自从安居燕寝以来，没有一刻不把百姓放在心上；至于询问民俗、观察民情，所到之处必定把补救帮助百姓作为要务。銮车驾临，瑞云便布满天空；庆典的翠旗所指，恩泽便到处施布。黄河、淮河关系国家财政，疏浚治理全都 按照圣上的谋略施行，使山川永远安定；春意回到禹贡九州地区，漕运转输全都适宜，百姓乐于我朝的制度。这实在是因为没有遥远之处不在圣上视野之内，把万里之地看得如同眼前，所以没有一件事不能神妙地运筹，把天下掌握在手中。从前叛逆藩镇蠢蠢欲动，致使劳烦 上天施行远方的讨伐；一怒便安定四海百姓，一次出兵便平靖三方叛乱。元朝的余裔，曾经在荒远边地凭险固守；我朝奋扬武威，不到七十天，便消灭历代以来不顺服的人；不到一个月，便平定了战事。海面不起波涛，郡县全都成为台湾之地；野外不设侦候，前来朝享称王的域外之人络绎不绝。及至喀尔喀归顺，处于覆被庇护之中，噶尔丹却自弃于圣恩生成之外。圣上的神妙谋略独自决断。朝廷的谋划没有遗漏，三次亲临朔漠，功名铭刻在天山之外。羽林军大举出动，瀚海尘埃清净；远方仰慕仁义、向往风教，太阳所照之处都戴冠束带，使用同一种文字、遵循同一轨制。月支等都是奉行职贡的国家，只有 圣明的君主教化所到之处便能存留神明，所以 王师出征而不交战，这就是能够施行教化的缘故。这些功效一件件显现，都是明目达聪的美德与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的功绩，总揽河魁之柄而成就的。圣上的睿明照耀远方，充分显现天镜般的光辉，万物人情全都被洞察；规模宏大深远，法令明确昭著；漕运转输贯通辽海的舟航，水利兴盛于西北田亩；积储粮仓、平价出售以至于穷困屋檐，发放粮食、截留漕粮以救济富庶地区；邮传设施得到体恤，因而 恩泽优厚地施及车夫役徒，盐税也因此减轻，恩惠流布于商贾。学校宫学和泮宫，奉行箴言劝勉而欣欣向荣；将士身穿鱼服、怀抱豹韬，感动于投醪之恩而受到鼓励。任官遵循资格而选立贤能，没有固定门径的才干也允许推荐扬名。任用人才只看其才德，时时对后世施行仁政；每每怜悯那些臣子的后代。体念臣子仕途末路的艰难，显见天地兼容并包的广大。凡是沾受雨露之恩，都想着竭尽涓滴之力；共同承受庇护，却无法报答高深厚重的恩德。如今欢呼遍布天下，欢欣起舞达到所有生灵。云彩灿烂、星光辉耀，在一片元气中运转洪大的造化。麒麟游走、凤凰聚集，使 长寿之域扩展到遥远荒外；以八千岁作为春秋，筹数增加太乙；亿万年同甲子一样长久，世世代代都登上华胥之境。从前《天保》歌颂冈陵，推诚接受福禄；到了《豳风》陈述忠爱，归向朝廷举杯称贺。臣廷敬忝列侍从之班，幸而遇到雍熙盛世，仰见圣德广远运行，与众人一同欢庆。祝愿万寿无疆，谨献诗十二首。臣所见如管中窥天、以蠡测海，不能尽述；即使像击壤歌唱街巷，也难以形容。臣不能承受瞻望 上天、仰望 圣上的踊跃欢喜庆贺之至，谨随贺表恭敬进呈，以 使您知悉。《好名论》上篇。臣曾经说过：三代以下，只怕君主不好名，这是衰世的说法，不是盛世所应有的说法。并不是说名声不应为盛世所需要，而是说一味好名的人，其弊端足以成为盛世的负累。三代以上的帝王，在世上名声最为显著的，没有超过尧、舜、禹、汤、文、武的。假如作为君主的人喜好尧、舜、禹、汤、文、武的名声，追求尧、舜、禹、汤、文、武的实际，并且因此成就自己的名声，怎么能说名声就不可以追求呢？即使是三代以下的贤君，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位君主，君主如果确实喜爱他们的名声而追求他们的实际，虽然有时不能达到三代盛世的程度，也可以说是隔世难遇的英明君主、仁义君主。然而，为什么说一味好名的弊端足以成为盛世的负累呢？君主的好恶，不可以有所偏颇；要使天下看不见君主好恶的痕迹，而天下真正的好恶自然显现。因此庆赏刑威、给予剥夺、升降黜陟，都一概出于虚心平等、公正无私之心，使百官万民都接受裁成。所以君主如同上天，浑厚深沉，肃穆安静，不发一言而四时自然化成，无为而万物都亨通。因此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广大无边啊，百姓无法给它命名。”

译《传》说：“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又说：“百姓每天迁善，却不知道是谁使他们这样做；连知觉都将消失，何况名声呢？又怎么能看见名声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呢？”《尚书》说：“不要偏私，不要邪曲，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有私自的偏好，遵循君王的道；不要有私自的憎恶，遵循君王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君主的喜好有一项偏私，那么由此产生的弊端就数说不尽。上面喜欢忠直的名声，下面就多有上书告密的事情；上面喜欢长厚的名声，下面就多有模棱两可、阿谀逢迎的习气；上面喜欢廉洁耿介的名声，下面就多有穿粗布衣、吃粗米的虚伪；上面喜欢恬淡退让的名声，下面就多有隐士迂回求名的巧诈；上面喜欢真率的名声，下面就多有披头垢面的欺诈；上面喜欢敏捷能言的名声，下面就多有逞口舌、阿谀奉承的奸邪。君主如果稍不察觉，那些贪图荣华、嗜好利益的人便习惯于作小人的穿墙盗窃之行，窥探君主的心情以迎合他的欲望，那么名与实就真正混乱了。所以说，足以成为盛世负累的，正是这个。况且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厉害。《传》说：“喜欢名声的人，能够谦让千乘之国；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哪怕得到一箪饭、一豆羹，脸色也会显露出来。”这说明好名不能作为可信的准则。又说：“从来没有君主喜好仁而臣民不喜好义的；也从来没有喜好义而事情不能完成的。” 又说：“上面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上面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上面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吐露实情。”自古圣贤从来没有把好名作为教训，所以治理天下也只务求喜好实际罢了。有人说：孟子不认为齐宣王喜好财货、喜好女色是错误，反而想借此引导他走上正道；名声尚且不可以喜好，难道比财货女色还不如吗？从前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说：“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孟子讲“参与权变”，孔子则纯粹遵守经常之道。能够参与权变而又不失经常之道的人，后世臣子很少有能做到的。因此把孔子的回答作为侍奉君主的准则。《好名论》下篇。君主不可以有只爱自己名声的心，却也不可以使天下人没有爱好名声的心。君主喜好实际，所以不能只爱自己的名声；借名声来要求实际，所以又不能不使天下人爱好名声。天下的事情，不过善恶两个方面。治理天下，不过是使天下人迁向善、远离恶罢了。只有善而没有恶，是人的本性；把名声称为善便喜欢，把名声称为恶便厌恶，是人的感情。如今如果使天下人浑浑噩噩，不知道名声值得追求，那么善就不足以令人喜爱，恶也不足以令人厌恶。喜爱和厌恶不能加在人的感情上，那么作恶和行善就没有区别，也会逐渐丧失人的本性。所以名声，是先王发动天下的微妙权柄。先王顺应百姓所喜好，用采章、服饰和器物来荣耀他们，用爵禄、庆赏来劝勉他们，用表彰宅第、赏赐里门来奖励特别的人。如果说使人迁向善而使恶自然远离，那么就是不单纯依靠刑罚，而是依靠礼教。名声与礼相近而与刑罚相远，所以名声是用来帮助礼教施行、并且先于刑罚发挥作用的。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使天下百姓每天循序渐进地归入我们的礼教之中，那么刑罚就可以搁置而不用，天下本来已经大治了。所以说：“名声，是先王发动天下的微妙权柄。” 然而，这件事开始时尤其不可有自我追求名声的心；自己追求名声，就只会把名声本身当作目的。自己追求名声，同时又吝惜不给天下人名声，这种心意已经近于刑罚而远离礼教，想要天下得到治理也不可能。因此，王道以无欲为根本。《乡愿论》。乡愿最厌恶的，是狂者和狷者。有人问乡愿：“这个人可以杀吗？”乡愿回答：“可以。”“可以推举任用他吗？”回答：“可以。”有人问狂者和狷者，他们却不这样，认为可以的就说可以，认为不可以的就说不可以，毫不隐瞒回避。于是乡愿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所以说乡愿最厌恶狂者和狷者。一个人到了可以杀的程度，就是对他恨到了极点；到了可以推举任用的程度，就是对他爱到了极点。假如不顾这个人是否该杀，只因憎恨便杀他，那么所杀的或许是君子；不顾这个人是否可以推举任用，只因喜欢便推举任用他，那么所推举任用的或许是小人。乡愿的内心阴私险诈、机巧，只知道趋利避害，不考察事情是否可行、道理是否正确；表面上柔弱地向世俗献媚，假装对什么都没有特别喜好、没有特别厌恶，暗中却实行自己的好恶之心。因此天下的好恶，没有比乡愿更严重的了。孔子认为乡愿是道德的贼，难道不是这样吗？假使天下没有狂者和狷者，那么君子就可能被杀，小人就可能被推举任用。幸而有一个狂者、狷者，却不幸被乡愿所厌恶；这样一来，乡愿的祸害就会使天下的君子不能全被杀尽、天下的小人不能全被任用，不再只是始于一人的好恶，而会把毒害流布到天下国家。自古以来，天下的事情被小人破坏的十分之二三，被乡愿破坏的常常有十分之八九。乡愿是小人的首领，而它的祸害从厌恶狂者、狷者开始。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赶快诛除乡愿。乡愿被诛除，狂者和狷者就会兴起；狂者和狷者兴起，天下属于君子或小人的人，就各自得到合乎道理的位置。《易经》说：“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尚书》说：“敦厚德行，信任善人，而排斥奸佞之人。”还怕什么巧言令色的大奸大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怎样辨别他们呢？《尚书》不是说过吗：“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必定要到正道中去求证；有言论顺合你的意志，必定要到非正道中去求证。”到正道中求证，是辨别狂者和狷者的方法；到非正道中求证，是辨别乡愿的方法。从前楚文王有病，告诉大夫说：“筦饶用义来冒犯我，用礼来违逆我；和他相处不安稳，不见他却会想念他，但我从他那里有所获得，一定要按时给他爵位。申侯伯是我所想要的，他劝我去做；是我所喜欢的，他先替我做；和他相处就安适，不见他就想念他，但我从他那里有所丧失，一定要按时遣退他。”观察楚文王驾驭这两位臣子的方法，这又是辨别乡愿和狂狷的大概原则。这样辨别之后，乡愿的好恶难道还会毒害天下吗？

译《经学家法论》。朱子论述贡举中研治经学，说应当讨论各经的学说，各自建立一家之法，而都以注疏为主要依据。《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取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取刘敞；二戴《礼记》则取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取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采用《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人的说法也可以采纳。命令参加科举的人每人研习两家以上，在家状以及经义试卷第一行中，用同一种声说写明。回答经义时，以本家学说为主，同时旁通其他学说，辨别它们的是非，那么治经的人就不敢妄自牵合自己的意见，而一定有所依据了。我认为朱子的这个主张，是想让治经者以注疏为主，同时兼取各家的学说，以求达到最正确的解释，并不是要他们专门采用一家之言。朱子说以注疏为主，显然更不想排斥注疏而不用。如今的学者却不是这样：《易》专取《本义》，《诗》专取《集传》，《书》专取蔡沈，《春秋》专取胡安国，《礼记》专取陈澔；《周礼》《仪礼》废弃已经很久了。大概不只是各家的学说一概不能列入学宫，就连朱子所说应专门作为主要依据的注疏，也有学者终其一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即使所谓《大全》，也不是特别区别于各家专门之说、而有独到见解的书。它与朱子所说先以所研治的学说为主、旁及其他学说，然后用自己的意见辨析，以求得到最正确解释的做法，也相差甚远。况且《大全》是明代永乐朝仓促编成的书。永乐七年在秘阁开设编纂馆，十三年皇帝询问编修得怎样了，馆中人听说后害怕，仓促抄录旧书，略加删改修饰便进呈。因此所谓《大全》，实在是很不完整的书。然而学者仍然害怕烦琐劳苦而不去读，所服习的不过是《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所谓的“五经”而已。《易》《诗》《书》《礼》的经学文章，尚且还加以诵读学习；至于《春秋》，却把圣人的经文一概删去不读，只读胡氏的传，传也不全部读，只挑选其中可以作为题目的内容，按照它的意思铺陈成文章，丝毫不敢超越分寸，以求符合主考官的要求。更严重的是，挑取传中的字句和文义，按照自己的意思牵强附会，冒充圣经，移彼就此，称为合题。哪里只是不能合于经文的本意，即使按照传的作者本意来看，他自己起初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文义安排得这样颠倒错乱。他们轻慢抛弃圣人的言语，割裂经传注疏。又如朱子所说，名义上是研治经学，实际上却是经学的贼；号称在作文，实际上却是文字的妖怪。大概经学的弊病，源自时文。从前经义兴起时，本来以论断为体，不拘守一种说法，引证经文和传注，并不像后世那样描摹声口、花言巧语，像乳臭未干的儿童小生，侮辱圣人言语而代圣人发言。形势使人不得不只守一家训诂，以便行文；于是文章腐朽恶劣，过不了几年便改头换面，追求新奇巧妙，使学者穷年累月从事于无用的空话，考察实际却空空如也，毫无所得。这同经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样纠正呢？回答说：一定要按照朱子的说法才可以。朱子谈论经义，要求明确写出题目的文字，并且使题目前后文贯通，约三十字以上；接着列出所研治的学说，论述它的意义；再旁列其他说法，并以自己的意见反复辨析，以求得到最恰当的结论。只须直接论述圣贤的本意及其施行运用的实际，不必像今天这样分段破题，采用对偶铺陈的文体；每篇限制在五六百字以上，那么即使增加所研治的经书，回答经义也不至于白白耗费言辞和时间，仍然绰绰有余。大概如今的时文义理，又同南宋时期不同。朱子所说的不论题目大小长短，都一定要分成两段，仍然写成两句对偶的破题；又必须借用别的话，暗中贴合题目中的字，非要做到极其工巧才罢休。后来有的文章写到两三千字，另外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只是反复铺陈破题两句的说法罢了。如今的八股文虽然同这种情形有所不同，但它的弊病却是一样的。所以要纠正经学的过失，就必须革除时文的弊病。时文的弊病革除以后，学者才可以旁通各家的学说，以求得到圣人精微旨意的所在；士人也不会苦于空谈无用，国家便能收到实学的成效。

译论秦 我考察秦国的事情，不禁感叹秦国先世不行仁道，由来已经很久了。上天生育百姓，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于是建立后王、君公，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只是使百姓能够顺利地生活生养，保全安定自己的性命罢了。有时不得已而发生刑罚诛杀、战争变乱的事情，也并不是上天心中所能忍受的，所以先王尤其怀着不忍之心来施行这些事。秦国兴起于西部边陲，习惯沿用旧俗，法律最为惨酷刻薄。然而竟至于把无罪的人抓来，逼迫他们陪着死人去死，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孔子说：“最初制造俑来殉葬的人，大概不会有后代吧！”俑只是像人的木偶，却拿来使用，孔子尚且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有后代；至于使用活人，又该怎样说呢？秦武公让六十六人殉死，秦缪公让一百七十七人殉死，其中还有他的贤臣子车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悼他们，《黄鸟》这首诗就是因此作的。考察武公、缪公的所作所为，按道理岂止是不会有后代；可是他们的子孙竟然取得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凭仁取得天下，凭不仁失去天下。他后来又说，不仁而取得国家的有过这种事；不仁而取得天下，却从来没有过。大概自天地开辟以来，直到孔子、孟子的时代，从未有过凭不仁取得天下的人。商、周兴起时，他们的祖先都积累了几十代的仁厚。如今秦国所做的像这样，得到的结果又是那样，难道能说孟子的话不值得深信吗？还是说天道到了这里，既有常规又有变化呢？孟子又说：“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因而能够得到天下，也有不肯做的事情。”得到天下是极大的利益，一个无罪的人则极其微小；然而仍然不肯这样做，是因为这不是上天所能忍受的事情，所以不忍心去做。上天不忍心杀一个无罪的人，却能忍心杀六十六人、一百七十七人，至于其他严酷的法律、繁多的刑罚以及屠杀无辜的人，更是难以一一计数。难道所谓天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至于秦始皇下葬时，后宫中没有生育过子女的人，都命令她们殉死，死者非常多。下葬完毕以后，有人说工匠们都知道墓中机关和藏物的情况，于是把所有工匠以及负责藏物的人全都封闭在墓中，再没有人出来。这样，他残杀无辜的行为就更加严重了。然而凭秦始皇的强盛，仅仅传到二世便断绝了，谁能说这不是天道呢？所以自三代以来，不仁而取得天下的曾经有过；不仁而守住天下的，却从来没有过。汉高帝取得天下的正当性论 自古以来，帝王承受天命而兴起，大多都是当时的诸侯；他们不断修养德行，到了子孙一代才拥有天下。因此，突然崛起而成为天子的，即使本人不是贤圣，也一定是贤圣的后代。至于凭借田野间的平民小民，徒步起来争夺天下，不凭借一尺土地便取得天下，而且开始时地位极其卑微，本人又不是卓越的贤圣，却有必然可以得到天下的道理，这难道不是古今最大的变化吗？从前秦国灭亡并残害六国，汉高帝不过是秦朝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却一旦从草泽之中起兵，驱使亡命之徒，五年之间便面向南方登上帝位；自开天辟地以来，哪里有过这种事？可是世上的儒者只看见魏、晋、隋、唐末年，有的人接受了显贵的爵位，有的人承受了托付孤儿的遗命，便以大臣身份篡夺他人的国家，因而认为汉朝从平民起兵而取得天下最为正当。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尊卑贵贱，是天地古今之间最大的界限。传记说：“辨明上下的等级，安定百姓的心志。” 自三代衰落以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活人的生存之理已经接近灭绝；然而仍然没有人以农田间卑贱微小的身份兴起，同君上的至尊地位相抗衡并劫夺天下。假使让天下后世的人拿着耰、耡，举起白梃，放肆地竟然产生称帝称王的念头，这是谁首先倡导的呢？开创古今从未有过的事，破坏天地间最大的界限，开启百姓犯上作乱的心思，我一定要说是汉高祖。哪里看得出他取得天下是正当的呢？既然秦朝废除了分封建国，那么从臣子的角度说有篡夺的嫌疑，从百姓的角度说有犯上的罪过，究竟怎样才可以说取得天下是正当的呢？也只能说，关键在于这个人本身。臣子而可以放逐、讨伐君主的，是商汤、周武王。平民而有取得天下的道理的，是孔子。孔子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凡是平民，也没有必然能够取得天下的道理；如果侥幸取得了天下，便说取得天下最为正当，这就是使天下后世所有做平民的人，天天产生这种念头并做犯上作乱的事情，怎么可以呢？不过，安抚百姓就成为后代，虐待百姓就成为仇敌；像秦朝这样，它难道也不应当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吗？论汉高帝是否知道吕氏的祸乱 谈论古人的成败，往往只是随着自己的意旨，来形成一家之说，其中有些地方是值得议论的。明允认为汉高帝任命太尉陈平、周勃时，是知道吕氏将造成祸乱的。他说：高帝考虑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如果出现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制约他们。于是只想到一家之中有家长，母亲即使有强横的奴仆、凶悍的婢女，也不敢同弱小的儿子抗争；所以没有除掉吕后，是替惠帝考虑。况且古今的祸乱败亡很多，却没有听说过妇人能够平定祸乱、挽救灭亡的。吕氏不死所造成的祸患，难道会比唐朝武氏小吗？吕禄、吕产将要封王，正如武三思、武承嗣将要被立为王；赵王如意、赵王友、赵王恢的死亡，正如唐朝宗室诸王被残害；孝惠帝患病而被废黜，正如庐陵王被拘禁在房州。吕后尚未死时，同武后晚年相比，形势已经形成，所没有来得及做的，只是改换国号、发动革命罢了。幸而她早死，陈平劫持郦商，才得以施行苟且于旦夕的计策；假如吕后还活着，汉朝能否存亡就很难说了。认为高帝既然知道吕氏会造成祸乱，却又不除掉吕后来替惠帝打算，这是值得议论的地方。高帝难道能够预先料定吕后一定早死，不会发展到改换国号、发动革命吗？如果确实知道会有改换国号、发动革命的祸患，又怎么能说他能够替惠帝筹划呢？高帝最宠爱的是戚姬和如意，吕后最憎恨的也是戚姬和如意。吕后能够首先给这母子带来祸患。难道可以说高帝知道这一点，却还让她这样做吗？明允又说，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草一样：使它的毒性能够用来治病，却不至于杀人。唉！吕后是鸩毒，不是堇草。如今有一只老虎将要吞食自己的幼虎，却说姑且养着老虎来防备外来的盗贼，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所以，说高帝知道吕氏之祸，是不对的。吕后能够造成祸乱，高帝并不知道，张良却知道。张良明知此事却不把它说出来，可见处置别人骨肉之间的灾难是多么困难。

译论狄仁杰举荐自己的儿子 武后命令宰相各自举荐一名尚书郎，狄仁杰举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当时把这件事同祁奚相比，是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它大概同左师触龙劝谏赵太后，请求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的事情极为相似。当时武承嗣、武三思谋求被立为太子，狄仁杰常常从容进谏，劝武后召回庐陵王。有一天武后对狄仁杰说：“我梦见鹦鹉的两只翅膀折断了。”狄仁杰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只翅膀指的是陛下的两个儿子。起用两个儿子，两只翅膀就振作起来了。”把鹦鹉的翅膀解释为两个儿子的权力，是一种权宜的说法；举荐儿子的事情，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于是便直接劝告武后了。所以左师怜爱舒祺，狄仁杰举荐光嗣，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同，但用来感动对方内心的原因却是一样的。最终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赵国没有遭受战争；唐中宗复辟，唐朝的社稷最终也没有改变。我曾读李德裕《忠谏论》，说近世名臣王石泉担任宰相时，让自己的儿子做眉州司士。太后曾问他说：“你身居宰相之位，儿子为什么离得这么远？”他回答说：“庐陵王是陛下所爱的儿子，如今还被置于远方，我的儿子哪里敢靠近呢？”由此可知，人臣进谏，正面直说而不能奏效时，有时也要使用权宜之计。然而所谓权宜之计，难道是人臣可以随意采用的吗？君主所贵重的，只在于考察臣下的内心罢了。论陈子昂仕于武后 从前扬雄出仕于王莽，君子以此为耻。唐代武后以一个妇人身份窃取天下的权柄，屠杀灭绝李唐宗室，杀害忠贞正直之士，以奸诈谋略改换国号，倾覆唐朝。这样的古今奇变，同王莽相比又怎样呢？在这种时候，那些小人厚着脸皮侍奉她，就不用说了；那些贤者又该怎样评价呢？我曾看到陈子昂因进言论事而侍奉武后，多次被召见。如今考察他的言辞，论说高雅整饬，具有两汉的风格，却把美玉般的才华献入宫门，任凭脂粉香泽将它污浊浸漫。贤者究竟应当怎样自处呢？曾巩评论扬雄，说他有所不得已，不能离去，又不一定非死不可，于是出仕王莽并安于其位，这同箕子处在明夷之时相合。至于扬雄《美新》的文章，曾巩认为那是在本来可以停止的时候却没有停止，把他比作箕子被囚为奴。曾巩的话虽然不能算最恰当的评论，然而由此观察陈子昂的事情，感叹贤者所遭遇的处境，他的志向也有足以悲伤的地方。陈子昂同扬雄多么相似啊！武后称皇帝、改换国号以后，陈子昂上《受命颂》，这难道也属于《美新》一类吗？武后淫乱暴虐而又隐蔽凶恶，猜忌越来越深，一时的才俊名臣很少有能逃脱她祸害的。以郝处俊那样的贤能，尚且不能避免身死之祸，陈子昂的所作所为，难道真是出于不得已吗？有人说，士人不幸遭逢乱朝，即使不必去死，也还可以洁身离去。然而曾巩说扬雄有所不得离去，陈子昂也走了扬雄的老路，这是为什么呢？可是考察陈子昂后来因父亲年老而辞官归家，父亲死后又在坟墓旁筑庐守丧，哀痛感动了听闻此事的人。县令段简贪婪暴虐，听说陈子昂富有，便想加害他。家人送上钱二十万缗，段简嫌贿赂太少，把他逮捕送进狱中，陈子昂最终死在狱里。陈子昂难道真是不得已吗？有人说，士君子在朝廷不得志，就应当在乡野安顿自身，这才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反而要让自己以身殉难呢？唉！陈子昂如果不使自身受辱，也不过是舍弃自己的生命罢了；即使不在朝廷做官，也不过是死在段简手里罢了。因此可知，评论人物一定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能过分作苛刻深究的评论。论褚遂良与魏征的优劣 唐初以进谏而显名的人，是魏征、褚遂良。但两人一人幸运，一人不幸。凡向君主进谏，有顺利的，也有艰难的；有容易的，也有困难的。魏征遇到唐太宗，进谏合于君主的谋划，意见容易被采纳，所以进说顺利而容易。褚遂良后来侍奉唐高宗，高宗宠爱后宫、疏远贤臣，他一开口就遭受祸患，所以进说违逆而艰难。顺利而容易，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能鼓起敢于直言的勇气；违逆而艰难，即使贤者也有不能实现志向的时候。这就是所谓幸运和不幸。两人哪里有什么优劣呢？不过，魏征曾经侍奉隐太子李建成。到太子李承乾因失德被废、魏王李泰骄奢违法的时候，魏征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什么事不说；而天下的事情，又没有比这更应当进谏的了，可是魏征却没有明确指出李泰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褚遂良极力论说，应当堵塞嫌疑逐渐形成的趋势，消除祸乱的根源；魏征却只从容地请求不要让魏王李泰随从居住在武德殿罢了。由此固然可以知道，假如武后之事发生时魏征还活着，他未必会进谏。此又是魏征所谓的幸运。过去唐太宗说魏征善于讨好，魏征拜了两拜说：“陛下开导臣，使臣能够进言，所以臣得以把愚见全部说出。假如陛下拒绝而不接受，臣哪里敢屡次触犯龙鳞呢？”唐高宗、武后的逆鳞，魏征没有屡次触犯它，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君子评论褚遂良劝唐高宗立武后的事情，都惋惜他所处的境遇不幸。

译论李善感进谏封禅 唐高宗已经在泰山封禅，又想遍祭五岳，在嵩山南面修建奉天宫。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进谏。史书说，自褚遂良、韩瑗死后，大家对进言都讳莫如深，没有人敢违逆皇帝的意旨直言进谏，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等到李善感开始进谏，天下人都很高兴，把他比作朝阳中的凤凰鸣叫。我曾读欧阳文忠公的书，其中说：“侍奉昏弱的君主，谈论君主容易，谈论大臣困难。这是说，权势所在之处，即使君主有时也会独自轻视；进言的人一定要重在攻克最困难的地方，然后才可以扭转那种极其强大的权势，这就是进谏的法则。”唐高宗时期，权势不在君主和大臣，而在皇后。正当那时，谈论君主和大臣容易，谈论后宫却困难。谈论困难的事情，幸而被采纳，便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不幸没有被采用，像褚遂良、韩瑗那样，随后遭受祸患，这才可以参与权衡轻重的事业，也不愧为忠谏之名。谈论容易的事情，即使把天下所有事务都一一梳理、剔抉，也仍然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权势所急切关注的地方，何况只是枝枝节节、拘泥小节的事情呢！李善感的进言已经很好了，但我还认为它没有说尽。当唐高宗迷惑沉溺于武后，武后暗中窃取国柄时，前面有进言的人上官仪，后面有进言的人郝处俊。像上官仪、郝处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谈论了最困难的事情。这两个人的进言都发生在褚遂良、韩瑗死后，而史书却说二十年间没有人敢违逆皇帝意旨直言进谏，这是什么缘故呢？《礼记》说：“君子表彰那些隐微不显的事情。”何况上官仪、郝处俊所提出的意见尤其明白，世人都能看见并记载下来；李善感却偏偏独自遮蔽了那些在世上享有美名、竭尽才智忠诚、尽力侍奉国事，而名声没有显著流传于后世的人，难道真有所谓幸运和不幸吗？昊天与圣人都有四府，它们的道理是什么【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乾清宫应诏】臣听说，只有上天能够尽知万物，只有圣人能够尽知百姓。能够尽知万物的称为昊天，能够尽知百姓的称为圣人。昊天和圣人本来是一回事。然而昊天能够尽知万物，却不能尽知百姓；圣人能够尽知百姓，也能够尽知万物。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从而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同天地并列。因此又说：“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易大传》说：“易简而天下的道理就能获得，天下的道理获得以后，就能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位置。”昊天和圣人的道理难道有两个吗？邵子说：“昊天尽知万物，圣人尽知百姓，都有四府。”臣曾探求其中的意义：春天是生育万物的府库，夏天是使万物成长的府库，秋天是收成万物的府库，冬天是收藏万物的府库，这叫作昊天的四府。《易》是生育万民的府库，《书》是使万民成长的府库，《诗》是收摄万民的府库，《春秋》是收藏万民的府库，这叫作圣人的四府。昊天依靠四时使万物生长、收成、收藏，所以能够尽知万物；圣人依靠经书使百姓生长、收成、收藏，所以能够尽知百姓。这说明昊天的四时与圣人的经书，道理是相同的。因此又说：“昊天依靠四时授予人道，圣人依靠经书效法天道。” 像邵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谈论天人关系的人了。上天能够使万物生长、收成、收藏，却不能使百姓生长、收成、收藏；圣人能够使百姓生长、收成、收藏，也能够使万物生长、收成、收藏。臣因此说：“上天能够尽知万物，圣人能够尽知百姓，也能够尽知万物。”既然这样，圣人难道比上天多做了什么吗？圣人是上天所生的。上天生出圣人，把使万物生长、收成、收藏的权力交给圣人，而上天不再亲自参与。所以春天生育，夏天成长，秋天收成，冬天收藏，世人只看见上天尽知万物罢了。圣人效法上天，把使百姓生长、收成、收藏的权力交给经书，而圣人不再亲自参与。所以《易》使万民生长，《书》使万民成长，《诗》使万民收摄，《春秋》使万民收藏，世人只看见圣人尽知百姓罢了。然而臣为什么说圣人能够尽知百姓，也能够尽知万物呢？上天不说话，而圣人替它说出，《易》《书》《诗》《春秋》就是这样。春天不说话，而《易》存在；夏天不说话，而《书》存在；秋天不说话，而《诗》存在；冬天不说话，而《春秋》存在。《易》的言语如同春天，《书》的言语如同夏天，《诗》的言语如同秋天，《春秋》的言语如同冬天。春夏秋冬，是上天尽知万物的方式；《易》《书》《诗》《春秋》，是圣人的春夏秋冬，也是圣人尽知万物的方式。所以说：“圣人能够尽知百姓，也能够尽知万物。”圣人只不过就是一个上天罢了。昊天和圣人既然都有四府，臣认为昊天有大府，圣人也有大府。为什么说是大府呢？因为上天有四种德性：元、亨、利、贞；圣人有四种端绪，叫作仁、义、礼、智。元德表现在春天，亨德表现在夏天，利德表现在秋天，贞德表现在冬天。仁的端绪表现在《易》，义的端绪表现在《书》，礼的端绪表现在《诗》，智的端绪表现在《春秋》。亨、利、贞三种德性都统属于元，义、礼、智三种端绪都统属于仁。元、亨、利、贞四种德性都统属于乾，仁、义、礼、智四种端绪都统属于人的本性。元、亨、利、贞四种德性本身不可见，而通过春夏秋冬显现出来，所以春夏秋冬是昊天的四府。仁、义、礼、智四种端绪本身不可见，而通过《易》《书》《诗》《春秋》显现出来，所以《易》《书》《诗》《春秋》是圣人的四府。元、亨、利、贞显现在春夏秋冬之中，不可能没有统摄它们的根本，而是统摄于乾，所以乾就是春夏秋冬的大府。仁、义、礼、智显现在《易》《书》《诗》《春秋》之中，也不可能没有统摄它们的根本，而是统摄于人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就是《易》《书》《诗》《春秋》的大府。臣因此说：昊天和圣人都有大府。圣人效法上天的乾，穷尽人的本性，虽然分别同昊天各有一个大府，实际上却同昊天共同拥有一个大府。臣前面所说的“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进而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同天地并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吗？我 皇上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而通达天道，仁爱百姓，养育万物，作为君主又作为老师，同天地并列。臣等在清闲的宴息之余，承蒙皇上俯身赐问；臣学识荒陋，不能仰承圣意，作出相称的回答。臣对不能领会圣意感到万分惶恐，谨此回答。《午亭文编》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三 大学士陈廷敬撰 史评【《汉书》】萧何 臣子身处君主多疑猜忌的朝廷，以正道自守，尚且担心不能免祸，何况能够用诡诈的方式对待君主吗？萧何侍奉高帝，勉强得以免祸，大概都是由于他的宾客提出了建议。宾客的建议，可采用的有一条，不可采用的也有一条。高帝同项羽在京、索一带相持，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鲍生对萧何说：“多次慰劳您，是对您有所怀疑。不如派遣您的子孙兄弟中能够作战的人，全部到军营去。”萧何听从了他的话，高帝非常高兴。陈豨反叛，高帝亲自领兵，听说关中已经诛杀韩信，便派使者任命丞相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命令五百名士卒和一名都尉供相国差遣。卫召平对萧何说：“增加您的封邑，设置卫队，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反叛，皇上心中怀疑您。希望您辞让封邑，不要接受，并把家中的全部财产拿来资助军队。”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高帝很高兴。鲍生、召平的意见，是可以采用的。黥布反叛，高帝亲自出兵攻打，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萧何的情况。有一个宾客又劝萧何说：“您家族被诛灭的日子不远了。您身为相国，刚进入关中时取得了百姓的拥护，百姓都归附您。皇上多次派使者来询问您，是害怕您倾覆动摇关中。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低价赊买借贷，以此玷污自己的名声呢？”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高帝于是非常高兴；这就是宾客所说的不可采用的意见。后来萧何替百姓请求把上林苑中空闲废弃的土地分给他们耕种，高帝大怒，认为萧何收受了商人的许多财物，才来请求把我的苑囿交给百姓，于是把萧何交给廷尉，用刑具拘押起来。高帝本来就憎恶萧何，萧何以此向百姓讨好，皇帝却说他收受了商人的金钱，谁能说不是萧何呢？先前他低价购买百姓的田地住宅，难道不是因此而获得了启发吗？史书称萧何恭敬谨慎，又说他买田宅一定居住在偏僻贫穷的地方，建造家宅不修墙垣屋舍；这样看来，他买田是为了玷污自己的名声，并非本心，而是借此求免祸，结果反而又遭到拘押。后世那些用诡诈方式对待君主而丧失操守的人，更应当知道以此为戒。曹参 自古以来，君主年幼而国家疑惧，大臣主持国政时，往往改变祖宗的法度；后来能够善终的人很少。汉孝惠帝时，曹参接替萧何担任相国，做任何事情都不加改变，一概遵守萧何留下的规章，日夜饮酒，不处理政事。有人想进言，他就给他喝醇酒，直到醉了才让他离去。皇帝派曹参的儿子曹窋去劝谏他，曹参总是打他二百板。这难道做得太过分了吗？大概曹参的意思是，既然把守职分、不使它失误当作要务，还担心宾客、子弟有人借机攀附利用，所以故意把这件事做得更加明显，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遵循成法、没有改变，以断绝他们私下觊觎的念头，使其中不能产生任何猜疑和希望。萧何侍奉高帝，处在艰难的处境；曹参侍奉惠帝，处在容易的处境。萧何凭借诚信谨慎，得以免祸于高帝时代，而淮阴侯、黥布等人都已经被诛灭。曹参在这时又怎敢舍弃自己所处的容易局面，轻率地有所变动，给自己和后代留下忧虑呢？他的福泽流传到后代，是应该的。传记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道。”所以曹参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为了保全自己，大概也是后世继承国家权柄者的法则。张良 留侯张良谋划计策，招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前人评论这件事的很多。我私下认为，高帝本来就没有一定要更换太子的心思。高帝出身平民，和吕后共同经历过忧患。惠帝虽然仁厚柔弱，却没有大大失去高帝的宠爱；只因为戚姬枕席之间的恩爱，高帝才说要更换太子、立她的儿子赵王如意。戚姬一向害怕吕后强横暴虐，高帝年事已高，一旦抛下天下，太子即位而吕后主持政事，祸患哪里能够转眼不至呢？戚姬一定会日夜哭泣向高帝请求，高帝只是表面答应她罢了。高帝既然知道太子不可更换，又不能凭礼义克制对幼子的宠爱，开始时只是假意答应，后来也只是把事情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罢了。他始终没有一定要更换太子的心思。之所以始终没有这种心思，是因为吕后强横暴虐；如果更换太子，吕后以后一定会作乱。既然吕后不能除掉，太子就终究不能更换。留侯同高帝从容谈论天下事情的很多，我推测高帝一定曾同留侯谈过其中的曲折。留侯估量这件事难以处理，不能靠口舌争辩，所以不得已借吕泽的请求，谋划招致四皓来辅佐太子，以坚定高帝不更换太子的心意。因此高帝见到四皓，便对戚姬说：“我本来想更换太子，等等这些话”，这是用来向戚姬表示歉意。假如高帝果真有更换太子的心思，哪里是四个人所能改变的呢？凭高帝对张子房的器重，而张子房都不能用言语劝阻，四个人难道真比张子房贤能吗？所以可知不更换太子，是高帝本来的心意。至于杨维桢、胡俨、王守仁都说四皓是隐士，不可能被招致，是张良依据高帝平素对他的器重，让人假扮四皓来欺骗高帝；这些说法都是怀疑此事而勉强寻找解释，实在很不合乎事理。王陵 王陵是贤人。吕后想封吕氏诸人为王，询问王陵，王陵说：“高皇帝杀白马盟誓，不是刘氏宗族而封王，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太后不高兴。她又问陈平、周勃，两人都说：“封吕氏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太后很高兴。这正是王陵贤明的地方。吕后调任王陵为帝太傅，夺走他的相权。王陵以病辞职，闭门自守，同朝廷断绝关系。王陵的大节就是这样。王陵免职以后，吕后让陈平转任右丞相，让审食其任左丞相。审食其受到吕后宠幸，这个人不值得拿来比较。至于陈平，难道是奸诈之人中最突出的吗？陈平做丞相时，吕嬃因为陈平先前替高帝谋划擒拿樊哙，便诬陷陈平不理政事，天天饮醇酒，戏弄妇人。陈平听说这些话，便更加放纵。吕后听说后，暗自高兴，当面在陈平面前质问吕嬃说：“儿媳妇的话不能采用，只看你和我怎样罢了，不要害怕吕嬃的谗言。”大概吕后宠幸审食其，陈平又以戏弄妇人同她一样作恶，所以吕后暗自高兴。这正是陈平成为奸诈之人中最突出的原因。陈平以奇计著称，却把计策秘而不传。推测陈平的为人，他一定没有什么特别奇妙的计策。当时人还质朴，所以陈平得以肆意施展欺骗、荒诞、鄙俗的手段。他的手段非常浅陋，也不过同戏弄妇人之类相近罢了。史书记载陈平的事情，放在《王陵传》中，是为了显示王陵的忠直如此，而陈平的诡诈如此。王陵因为劝谏不要封吕氏而获罪，陈平却因此更加显赫。这是史家的深意，正是要使陈平感到惭愧而显出王陵的贤明。所以史书又记载陈平的话说：“我有很多阴谋，这是道家所禁止的。我这一代即使败亡，也就罢了；终究不能再兴起，因为我造成了太多阴暗的祸害。”这样看来，史家的用意就清楚了。周亚夫

译汉景帝废黜栗太子时，周亚夫坚持争辩，景帝因此疏远他。到窦太后想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时，景帝说：“请让我同丞相商议这件事。”周亚夫说：“高帝曾约定，不是刘氏宗族不得封王，不是有功不得封侯；如果违背这个约定，天下人共同攻击。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没有功劳却封他为侯，不合乎约定。”景帝沉默不语，心情沮丧。考察周亚夫这番话，同王陵的回答相同，比他的父亲绛侯周勃高明得多。后来王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皇帝想封他们为侯，周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而投降，封他们为侯，凭什么责备那些不守节操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周亚夫于是称病辞去相位。过了很久，景帝终于把他交给廷尉，周亚夫自杀而死。臣子像王陵、周亚夫这样坚守正道，有的被废黜，有的甚至自杀；像陈平、周勃这样顺从君主的心意，最终能够凭功名善终。这将用什么来教导天下做臣子的人呢？吕后没有杀王陵，景帝却杀了周亚夫，景帝竟然还不如吕后。陆贾 孔子憎恶花言巧语。史书说，陆贾出使南越，使尉佗投降；劝高帝重视《诗》《书》，上奏十二篇《新语》；又能说服陈平，同太尉交好，最终诛灭诸吕，他的功劳很大。然而陆贾以能言善辩著名，平原君朱建也善于辩说，但不肯苟且迎合。辟阳侯行为不正，却受到吕后宠幸，想结交朱建，朱建不肯见他。辟阳侯的母亲去世，他贫穷得没有办法办理丧事，陆贾于是去见辟阳侯，劝他厚礼送葬。后来有人诋毁辟阳侯，惠帝发怒想杀他，太后羞惭得无法说话，大臣们想趁机杀掉辟阳侯，最终依靠朱建的游说才免于一死。孝惠帝的宠臣闳籍孺因此说情，辟阳侯才没有被诛杀。审食其受到吕后宠幸，是天下人都憎恨的大恶人，人人都想杀他，陆贾却独自替他谋划。能言善辩的人颠倒是非，就像这样。陆贾确实有功，但我在这里单独斥责他的过失，是因为他有口才却没有专门用在正道上；平原君也因为能言善辩而失去自身的操守。孔子称赞木讷接近仁，又憎恶巧言谄媚的人，还说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陆贾、朱建的才能和贤能尚且触犯圣人的告诫，可见花言巧语确实不值得珍贵。晁错 吴、楚反叛时，汉景帝听从爰盎的意见杀了晁错。爰盎原来同晁错有仇；然而如果不是皇帝本来就有杀晁错的心思，仅凭爰盎几句话，哪里能够杀掉晁错呢？晁错任太子家令，太子称他为智囊；文帝时他多次上书论事，文帝宽厚，他所说的许多意见都被采纳实行。然而晁错建议削弱诸侯，文帝没有听从。到了景帝时，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削减诸侯的支郡；公卿、列侯、宗室一起议论，没有人敢反对，只有窦婴争辩，却没有成功。吴王不来朝见，文帝还赐给他几杖；尉佗自立为王，文帝用玺书开导晓谕他，表现孝文帝的宽仁；又把恩惠普遍推及诸侯，即使藩国有一百个，晁错怎么会召来祸乱呢？景帝为人刻薄，怎么能指望晁错不反对？既然反对，难道能够把过错单独归给他吗？七国反叛后，以诛杀晁错为名，爰盎通过窦婴见景帝，屏退左右侍从，把吴楚反叛的情况详细说了出来，说只要杀掉晁错，再派使者赦免吴、楚，军队就可以不用交战而全部停止。于是景帝沉默了很久，说：“如果果真这样做会怎么样？我如果不吝惜杀一个人来向天下谢罪……”由此可见皇帝的心意。晁错长期侍奉太子，谋划了许多秘密事情，皇帝心中一定对他有所不满；听到爰盎的话后，便更加坚定了杀晁错的心意。然而景帝对于晁错几乎没有旧日恩情，实在太刻薄了！路温舒 自贾谊以来，晁错、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都有文学才华和辩说能力，多次进谏陈说。晁错侍奉景帝，因七国之事被杀。贾山在文帝时进言，言辞多半激切。邹阳、枚乘在吴地，以正直的言论削弱刘濞的邪恶心思，没有遭遇祸患，可以说是在国家无道时免于刑戮的人了。路温舒牧羊时，取泽中的蒲草，截成简牍，编连起来用来写书。他论述崇尚德教、放宽刑罚，是多么温文尔雅，具有三代忠厚遗风啊！在我看来，这几个人中，路温舒的学问还没有达到纯粹的境界；假如他遇到文帝，提出的意见恐怕不只是这些罢了。然而史书说他后来终于成为世家，祸福对于人，难道真能说没有天道吗？董仲舒 董仲舒的学问，经历战国、秦、汉以来，没有人能同他匹敌；自孟子以来，也只有他一人罢了。刘向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即使伊尹、吕尚也没有超过他的地方。假使董仲舒处在商、周时代，他能否成为伊尹、吕尚，不得而知；但他绝不是管仲、晏婴、伯者的辅佐所能相比的。刘歆违背他父亲刘向的说法，竟说伊尹、吕尚是圣人的匹偶，君王如果得不到他们便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后，孔子说：“上天要丧失我了！”只有这一个人能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董仲舒遭逢汉朝承接秦朝灭绝学术之后的时代，六经分裂离析，他垂帷发愤，潜心于宏大的学业，使学者有所统摄归一，成为群儒之首。然而考察他的师友渊源和所受熏陶，仍然没有达到子游、子夏的程度；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他，说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未免过分。刘歆的话是出于正理吗？他父亲的说法尚且不应该被极力斥责来彰明自己的正确，更何况刘歆的话确实不能算正论。违背父亲的罪过是逃不掉的。孔子说“儿子替父亲隐讳”，这是极其明白的道理；攻击父亲的学说并极力斥责它，究竟是隐讳呢，还是不隐讳呢？君子认为刘向所说的并不同于盗窃羊那件事，刘歆却仓促地拿来作证，这是为什么呢？刘歆喜好《左氏春秋》，曾经用它来诘难他父亲的《谷梁传》。刘歆作为人子，专门攻击自己的父亲，还说自己在仁义面前不向别人退让，难道说的就是这种事吗？严助 史书说，巫蛊之祸不只是江充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天时因素，并非单凭人的力量造成。建元六年，蚩尤旗出现，旗杆高得竟然接连到天；后来武帝于是命令将领出征，攻取河南，设置朔方郡。这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以后，军队征战三十年，军队所诛杀屠戮的、死亡灭绝的人数不可胜数。到巫蛊事件发生时，京师血流成河，横尸数万，太子和他的父亲都遭到败亡。因此太子从出生到成长都处在战争之中，同战争始终相伴，难道只是一个受宠幸的臣子造成的吗？不过，武帝喜好动乱、喜欢用兵，出于他的天性；使百姓遭受糜烂，祸毒流入宫禁，也有当时的臣子从旁协助促成，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天时，说不是人的力量造成。建元三年，闽越包围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当时武帝还不到二十岁，便询问太尉田蚡。田蚡认为，越人彼此攻打，不值得烦劳中原，秦朝以来就放弃了那里，不再管辖。严助于是责问田蚡：“秦朝连咸阳都能放弃，何况只是越地吗？如今小国来告急，天子却不救援，又凭什么把天下万国当作自己的子民呢？”于是皇帝派严助持节到会稽发兵，会稽太守想援引法律拒绝发兵，严助便杀了一个司马，发兵渡海救援东瓯。军队尚未到达，闽越已经带兵撤退。

译三年以后，闽越又发兵攻打南越，武帝派遣两名将军率兵讨伐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进谏，武帝没有听从，军队于是出发，越过山岭抵达会稽。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死闽越王而投降。皇帝自以为取得了用兵的功劳，命令严助暗示自己的意旨给南越，南越便派太子跟随严助入朝侍奉。严助返回后，又去向淮南王晓谕皇帝的意思。在这时，武帝的心更加骄纵，而用兵的祸端已经无法收止。因此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从此以后每天都不得安宁，百姓死于兵刃，灾祸从骨肉亲属之间发生。武帝年少时，志向趋向尚未确定，利害得失也没有经历过；如果没有严助，也许军队会无功而返，或者他雄心发展到后来的祸害，不会达到这样严重。所以说，当时的臣子实际上帮助促成了这些事情；而说巫蛊之祸是由于战争，战争的兴起又是天时而非人的力量造成的，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后来严助因同淮南王私下交往而被论罪诛杀。古人有句话说：“不要做祸乱的开头。”说的就是严助这样的人。霍光 汉宣帝刚即位，拜谒高庙，大将军霍光陪乘。宣帝内心对他十分畏惧，好像背上扎着芒刺一样。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陪乘，天子才从容舒展身体，感到非常安适亲近。等到霍光去世，他的宗族最终都被诛灭。所以俗话传说：“威势震动君主的人，君主不会容留。”霍氏的灾祸，是从陪乘一事开始萌发的。史书记载这件事，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即使防止霍光陪乘，霍氏的灾祸难道就能避免吗？霍光执掌政权二十年，权势与天子相等，即使以谨慎自守、以谦逊自持，仍然害怕不能免祸，何况霍氏中那些应当遭祸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呢？其中最显著的，是毒杀许皇后。霍光既不能自我约束，他的妻子又使自己的儿子、姓族、外甥女婿和亲党彼此勾连，根植于朝廷。即使不发生毒杀许皇后的事，作为臣下这样做，难道还能有不遭祸的吗？霍光贪恋权势宠幸而不知道止步。昭帝二十岁了，霍光还不知道归还政权；宣帝即位时已经十八岁。所有事情都要先禀告霍光，然后才能上奏。昏庸的君主尚且不能这样对待，何况是明察的宣帝呢？霍光本性贪恋权势而不知止，所以不能自我约束，终于明显导致淳于衍毒杀许后的事情；而他的亲党又彼此勾连，根植于朝廷，因此最终遭受灾祸。王吉、贡禹 宣帝颇多仿效武帝的旧事，宫室、车舆和服饰比昭帝时更加奢盛。外戚许氏、史氏、王氏显贵受宠，王吉上疏议论政治得失，话中有所规劝讽谏，但也不敢明白说出。他大体想要兴起礼制，推行德化，崇尚节俭、端正风俗，最多不过说：谨慎选择身边的人，仔细选择所任用的人，废除角抵，减少乐府，节省尚方的开支罢了。宣帝拒绝不采纳。王吉以有病为由辞官归去。贡禹在元帝时进言，比王吉更进一步，从皇帝乘舆、后宫等事无不直言。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称许他的忠诚。到他去世时，元帝还追念他的话。王吉、贡禹，一个有不能尽言之处，一个能够尽言；王吉一开口就被令辞去，贡禹尽情进言而没有触犯皇帝，死后皇帝还追念他。看两人的遭遇，士人奉行自己的道义而出仕，幸运或不幸，难道不是取决于时代吗？不过，元帝接受进言，超过宣帝了。赵广汉、韩延寿、王章 汉朝所诛杀的京兆尹，有赵广汉、韩延寿、王章。赵广汉治理颍川时，忧虑当地结党，便制造官吏百姓之间的隔阂，使他们彼此怨恨责怪，互相告发。强宗大族家家结成仇敌；即使人心离散，奸党盗贼也不敢发作，一旦发作又总能被捕获。然而他耍弄小聪明，崇尚诡诈的办法，改变风俗，结果风俗更加败坏；他的过失不只是对付奸党盗贼而已。他任京兆尹时，虽然善于用钩距之术查得实情，但考察他的作为，可见他天性苛刻精察。后来他庇护门客，穷究男子苏贤的过失，又怀疑苏贤杀害邑子荣畜。事情上报丞相后，他竟诬陷丞相夫人杀死婢女，让她跪在庭下接受审问，悖乱得更加厉害，而且近于愚蠢。史书称他聪明，是不对的。他自取杀身之祸，实在应该。韩延寿治理颍川，改变了赵广汉的做法，用礼让教导百姓，又把东郡的黄霸迁到颍川，沿着他的政迹而使那里大治。延寿做官，崇尚礼义和古代教化，所到之处必定以礼聘请贤士，广泛谋议，采纳谏诤，表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而有德行的人；对待下属官吏，恩惠施加得很厚，有人欺骗辜负他，延寿便痛切地自我责备。他在东郡时，命令推行，禁止便止，判决案件大为减少，成为天下第一。后来入朝代理左冯翊，百姓受到他的德化，却被萧望之压制而蒙受冤屈。王章果断勇敢而有所作为，虽然是大将军王凤所举荐，却不因王凤专权而亲附他。发生日食时，他上奏答对政事，获得召见，直言王凤不可任用，于是被王凤陷害。史书却说王章不知权衡轻重，以至陷入刑戮。如果按史书所说，那么臣下应当权衡轻重来保全自身、辜负国家吗？孔光 世人常常把张禹、孔光并列讥评。然而孔光在任宰相以前和被罢免以前，并没有迎合皇帝的意旨而苟同那些议论。中山王、定陶王谁应当继承皇位？孔光引用《尚书》所说的“兄终弟及”，认为中山王应当继承，只有他的意见正确。问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哪里？孔光心里担心傅太后刚强暴戾、干预政事，不想让她与皇帝朝夕相近，便主张另行改建宫殿。傅太后的堂弟傅迁在近侍之中，因奸邪被免职归家，后来因为傅太后的缘故又被留下。孔光与师丹上奏论说此事。傅太后想与成帝的母亲一同获得尊号，群臣大多顺从她的意旨，只有孔光和师丹坚持认为不可。孔光由于讨论继嗣时与傅太后有意见分歧，又重重触犯了她，因此被免职。看孔光所做的这些事，清白自立到如此地步；后来再次任相，正逢王莽专权，他却随波逐流、随风而动，不能自我停止，这就是他被世人讥讽的原因。如果孔光不再任相，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完人吗？不过孔光对待董贤一事，确实就是张禹那样的作为了。翟方进 汉朝每逢灾异，往往杀宰相以应对变故。绥和二年春天，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皇帝赐给丞相翟方进册书，翟方进当天自杀。皇帝却秘密处理此事，派九卿带着册书追赠他丞相、高陵侯的印绶，又赐给他皇帝专用的丧葬器物。天子亲自前往吊唁，多次到场，待遇不同于其他宰相。按照旧例，如果近乎希望宰相死去，大概是因为汉朝把宰相看得很重。它的意思是：灾异所应验的对象，不在宰相身上，就只在君主身上了。皇帝害怕这种灾异而把责任推给宰相，还唯恐这样做不够恰当。所以即使近乎希望宰相死去，也不吝惜把礼仪和恩惠做到这种地步。像这样，如果这个人本来没有罪，而我们却利用他来代替自己承担灾祸，难道不是迷惑得最厉害吗？何武 何武任职时也没有显赫的声名，离任以后却常常被人思念。如今读他的传记，虽然没有明说这两点，但何武没有靠显赫建立名声、离任后却使人思念的情形，隐约存在于简册之间；这也足以看出文章的妙处。他说何武的功名大略可以和薛宣相比，说明何武的才干不如薛宣；但何武在经术、正直方面超过薛宣，那么何武优于薛宣就很明显了。至于何武不阿附王莽，哪里是薛宣所能相比的呢？王嘉

译元帝容纳接受直言，超过宣帝。成帝虽然常常在内心讥评政事，像谷永这类人专门攻击皇帝自身，后宫通常也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汉朝那些无道的君主，没有一个像哀帝这样杀害贤相王嘉的。王嘉因为封还诏书，又因董贤的门客事务而获罪被杀。实在冤枉啊！哀帝的“哀”，确实名副其实。韩婴 韩婴曾经在武帝面前与董仲舒辩论。这个人精明强悍，处理事情分明，董仲舒不能驳倒他。善于言辞的人，我所畏惧，也是圣人所斥责的。韩婴虽是贤者，而董仲舒是大贤；董仲舒既受了韩婴的压制，又被他的门徒吕步舒困窘。如果不是圣人厌恶那种以巧言外表装饰正直、却违背正道而行的人，那么我所说的畏惧，岂不近于荒谬吗？张汤、杜周 张汤、杜周没有列入《酷吏传》。史书说：“因为张汤、杜周的子孙显贵兴盛，所以另立传记。”幽王、厉王的恶名，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在百世之后改变。这是三代的大法，也是万世最公正的原则。却说“因为子孙显贵兴盛，所以另立传记”，班固史书的这种说法错了。郭解 郭解每次出行，人们都避让，只有一人独自伸开双腿坐着看他。门客想杀掉这个人，郭解说：“居住在同一乡里却不表示敬意，是我的德行没有修养好。”于是暗中请求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所看重的。到了服役更替的时候，免除他的劳役。”后来这个人对此感到奇怪，问明缘故，便袒露上身前来谢罪。这同王彦方一类人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郭解正是想借此树立名声，并不是真能以德报怨。他有公心和私心的区别，所以君子不取法于他。不过，各位游侠的所作所为，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只有楼防，起初依附五侯，王莽时因为捉拿吕宽而得到封爵的奖赏。这实在只是一个无赖小人，反而使游侠诸人感到羞愧。《午亭文编》第三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第三十四卷 大学士陈廷敬撰 史评【《后汉书》《三国志》】光武 世祖刘秀在战乱创伤的余波中起兵，凭昆阳的一支军队扫平群盗，恢复汉朝旧有的基业，可以说是贤能了。但如今看他的本纪，其中记载战阵攻伐的功绩很多，而敦厚宽大、温和祥善的意味很少。虽然后来礼制文章等制度屡有兴复和创立，但能够感动人心、使众人拥戴的事迹也寥寥无闻。他的器量和作为，上不能比拟高帝，下不能追踪孝文帝。然而能够成就中兴事业，也只是恰好遇上了当时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遭逢特别容易罢了。假使他处在承平时代，或许可以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即使有幸凭借形势建立功业，终究不能称为开创基业的雄才。明帝、章帝 汉明帝、章帝，可以说是仁慈的君主了！大概君主治理天下的美德，记载在诏令中，使后世的人在千百年后受到感发而奋起，何况当时承受其恩德并歌颂、亲身处在太平盛世的人呢？明帝在位十八年，屡次颁下施恩的诏令，德意感动人心，即使孝文帝时的盛况，也没有超过它的。可是有人还责怪他过于明察，这是为什么呢？章帝天性仁慈明智，政事宽厚，诏令温和文雅而深切动人，以礼乐节制自己，凡是宣布推行的事情，都能达到教化的根本，多次颁布赦令，使百姓重新开始；这两位皇帝大体相同。我曾私下认为，尧舜盛世，即使发生灾害，也广泛赦免罪过。在那时审理案件、治理百姓，即使大概没有一个不罪刑相当、符合法令的人，广泛赦免仍然没有废止。后世审理案件、治理百姓的人，果真都能像尧舜时代那样吗？如果不能，广泛赦免就更不可废止。然而有人述说韩非刻薄的意思、吴汉临死时的话，以及诸葛氏治理乱国时所说的“不数次赦免”，这就等于要求自己超过尧舜了！难道尧舜审理案件、治理百姓还不足以作为法则，而韩非、吴汉的话和诸葛氏的行为反倒超过尧舜吗？至于王符论述赦免，虽然自成一家之言，君子认为它不合古人“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的意义。所以我自孝文帝以来，唯独对明帝、章帝的政绩有所取法。世人称道

译文帝、景帝，却轻视明帝、章帝，这是过分了。西汉后妃 汉朝自从吕氏遗留下来的风气，以及霍氏、王氏等外戚屡生变故，外戚家族在西京不断蔓延；自武帝、元帝以来，又放松废弃礼法约束，纵情声色欲望，大概是由于宫廷家法悖乱，祸患从内闱产生，合乎人道的正道和女子德行中的贤善，都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到了东汉中期，皇帝在位早逝，帝统屡次中断，女主乘机掌权，贪图拥立幼童，祸患从闺门兴起，乱事由姻亲党羽造成，以至奸臣得志，国家因而灭亡。这样看来，后宫的教化、选聘纳妃的方法，关系难道是小事吗？汉朝的制度曾规定在八月统计人口，派中大夫、掖庭丞和相工到洛阳乡间，查阅选看良家童女，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正美丽、符合面相标准的，载送回后宫。这种制度是多么轻薄啊！《左传》说，打扮妖艳会诱发淫乱，伤害生命、损害性情，断绝后嗣、丧失国家，难道不就是由此造成的吗？以光武帝的明智，尚且曾说：“做官应当做到执金吾，娶妻应当娶阴丽华。”后来废掉郭皇后而立阴皇后，留给后世的谋划已经很薄弱了。明帝仁慈贤明，娶明德皇后为配，这确实是后妃的表率、百世的美好规范。然而明帝享有帝位并不长久，寿命只有三十三岁。章帝以后，皇后的德行衰落，很少有值得称道的。章帝四十八岁，和帝二十七岁，殇帝二岁，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冲帝三岁，质帝被杀，九岁，桓帝三十六岁，灵帝三十四岁，献帝五十四岁。考察东汉各位皇帝寿命如此短促，有的夭折在襁褓中，有的死于盗贼和杀害，这些姑且不论；其余的人难道不是沉溺于宴饮、私情和欲望之中，以至夭折、断绝了本来应有的寿命吗？献帝遭受权臣奸人的侮辱，被幽禁、囚困、放逐和废黜，生长于忧患之中，所以寿命稍微长一些。唉！艳丽的美色对于人，影响实在太大了！真是可怕啊。刘伯升 据我看，刘伯升的志向远远超过光武帝。诸将拥立更始帝时，伯升仓促提出意见，认为：如果赤眉军有所拥立，那么内部就会自行树立敌人；如果赤眉拥立的是贤人，大家就相继前往归附他们；不拥立人，便击破王莽、降服赤眉，然后再举行尊号，也还不晚。这是以天下为公的心意。他只是为什么要在危乱之中轻视自身，不能防护自己呢？然而英雄的成败，并不全由人的作为决定。从前项羽把高祖逼到鸿门，范增举玉玦示意项羽，幸亏有张良、项伯，高祖才得以从小路逃回。更始帝同样想要杀害伯升，诸将申屠建也献上玉玦，而樊宏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当时，更始帝虽然忌惮伯升兄弟的威名，却没有像鸿门宴那样的紧急形势。况且更始帝懦弱无能，难道能够果真杀掉伯升吗？后来刘稷对更始帝发怒，认为当初起兵图谋大事的是伯升兄弟，如今更始帝算什么呢？后来更始帝任命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任命，更始帝于是逮捕并杀了他。李轶、朱鲔乘机劝更始帝把伯升也一并逮捕。项羽把高祖封在关中，汉王因此愤怒。萧何劝高祖说：“在关中称王的恶劣，和死相比哪一种更严重呢？”如今刘稷因为一时的愤怒，使祸患牵连伯升；既没有张良、项伯、萧何那样的帮助，而刘稷的愚蠢又恰好加速了伯升的死亡，这哪里是伯升的过错呢？实在令人叹息遗憾。来歙 来歙的智慧实在太高明了！来歙跟随更始帝进入关中，多次进言而不被采纳，便以生病为由离去。后来他跟随光武帝，多次出使隗嚣那里往来，反复劝说西州人士，所有人都敬重来歙。大概他的信义，也有足以称道之处。等到光武帝讨伐蜀地时，蜀地刺客刺杀来歙，他还没有断气。来歙急忙召来盖延，把后事托付给他，亲自写好奏表呈上，扔下笔抽刀自杀。又是多么显赫刚烈的大丈夫啊！伯升明知更始帝不能辅佐，却仍然跟随他而不离开，终于遭遇灾难。他的智慧比不上来歙，难道也有天命的因素吗？不然，光武帝怎么能够安然登上帝位而不感到内疚呢

译？邓禹、冯异

译邓禹、冯异这一类人，并不都具有子房、韩信那样的才干，只是因为恰逢时机，遇上事情，功名便写在史册上，福泽流传给子孙，难道不是他们的幸运吗？假使他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与那些宽袍大带、执笔著述的读书人有什么不同呢？像邓禹、冯异这样而没有遇到时机的读书人，哪里数得清？然而他们能够认识时势和命运，遵循礼法，不因功劳而遭祸，比起从前那些谋划创始、事业成功而自身却化为灰烬的人，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汉朝初兴时，并没有王侯将相凭借权势可以依靠的基础，出身田野、地位卑微的人与群雄较量才力，并肩而起，没有君臣上下的纲纪礼节。上面因此猜疑下面，下面也因此猜疑上面，猜忌和祸衅横生，诛杀、剁尸接连发生；这难道全是人的行为不善造成的吗？也有时势激发而形成的因素。到了历经西汉各帝以后，名分义理已经清楚，老人和儿童都知道王命不能靠武力觊觎，大位不能暗中谋取。所以一时攀附风云、依靠帝王而来的人，功业成就、事情完备之后，都低头收心，以前车之覆为鉴；而做君主的也正相信祖先留下的基业，安然接受臣下而不疑忌，没有什么戒备禁忌，因此君臣能够善始善终。既然如此，时势所决定的事情所系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关键吗？世人说光武帝保全功臣超过高帝，而说其中某些人有一节胜过韩信、彭越，都是没有考察清楚他们成败兴废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君主对待功臣，应当以光武帝为法；功臣自我约束，也应当以邓禹、冯异等人为法。上下彼此猜疑而能够免于乱亡的，实在很少。第五伦 耿恭驻守金蒲城，敌军围困紧急，粮食吃尽，只好煮铠甲、弩，吃它们的筋和皮革，士卒几乎死光。关宠上书请求救援，第五伦认为不应救援，幸亏鲍昱提出意见，后来救兵到达，耿恭才得以回来。国家的官吏和士卒从疏勒出发时只有二十六人，到达玉门的只有十三人，他们的艰难危险到了这种地步。从前李陵率领孤军转战数千里，深入敌境，正是因为没有救援才被迫投降，给汉朝留下羞辱。如今耿恭即使没有李陵那样的节操，只凭一座孤城抵挡数万敌军，眼看将死却不去救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究竟怀着什么心呢？让人在危难之地，危急时抛弃他，以后还凭什么使用人呢？这正是鲍昱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的原因。假如不幸发生李陵那样的事情，给国家带来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第五伦的意见，用来对待耿恭是不仁，用来对待国家是不忠；不仁不忠，还有什么私心比这更严重吗？可是他还因为没有接受千里马，内心不能忘怀，以及一夜之间十次起身的事情，编造话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却自称没有私心，也很可耻了。王梁、孙咸 史书说高祖斩蛇时，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蛇挡在道路上，今天被赤帝的儿子斩杀了。”老妇人说完，忽然不见了。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高祖，高祖心中暗自高兴，自负不凡，跟随他的人也一天比一天畏惧他。这就是陈胜鱼腹藏帛书、夜里篝火装作狐鸣一类的旧有诡计。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光武帝兴起时，专门讲求符谶。符谶之事与斩蛇、鱼腹帛书、篝火狐鸣相比，装饰欺诈更加奸巧，造成的危害也更深，尤其怪诞荒妄而不可信。等到他凭借这些东西平定天下、任命官员、使用人才时，动不动就把符谶作为依据，其鄙陋更加严重。光武帝即位后，选任大司空，赤伏符说：“王梁主掌，卫作元，武梁跟随平定河北，任命为野王令。”皇帝于是把野王、卫、元武分别解释为相应的符义，又以司空是掌管水土的官职为由，提拔任命王梁为大司空，封为武强侯。后来又根据符文任用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但众人都不服，于是改用吴汉。这说明符文的荒谬，有时也不能在群臣中实行。考察当时，以妖异荒诞之说谋划做盗贼的人数不胜数。▯郡太守张丰听道士说他应当做天子，便用五色袋包裹石头系在张丰的肘上，说石头中有玉玺。张丰相信了，于是反叛。张丰被捕后应当处斩，却还说：“肘上的石头里有玉玺。”人们把石头砸破，他才知道受了欺骗，仰天叹息说：“这下死也没有遗憾了。”又有真定王刘扬制造谶记，说“赤九之后，瘿扬为主”。刘扬患有瘿病，想用这句话迷惑部众，并与绵曼的盗贼相勾结。后来耿纯将他收捕斩杀。凡是凭借怪诞荒谬的话而侥幸兴起的，有高祖、光武帝；不幸因此败亡被杀的，有张丰、刘扬。到了天下大致平定之后，还用这种说法任命官员，像王梁、孙咸这类人，尤其可笑。卓茂 史书记载卓茂的两件事，记录下来使读者受到劝勉。第一件事，他起初任丞相府属吏，有人认领他的马。卓茂问：“您的马丢失多久了？”那人回答：“一个多月了。”卓茂的马已经养了好几年，心里知道那人说错了，却解下缰绳把马给了他。后来马的主人另行找到了丢失的马，便到府中送还先前卓茂交给他的马，叩头向卓茂道谢。第二件事，他任密县县令时，有人说辖区亭长接受了别人送来的米肉。卓茂避开左右，问那人：“是亭长向你索取的吗？是你有事托付他，所以送给他的吗？还是平常自愿出于情意送给他的？”那人说：“只是过去送给他罢了。”卓茂说：“既然是你送给他的，他接受了，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件事呢？”那人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使百姓不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向百姓索取东西。如今我害怕官吏，所以送给他。”卓茂说：“凡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仁爱之心，知道彼此敬重、相互交往。如今邻里长辈尚且可以互相馈赠，这正是人道能够相亲相爱的原因，何况官吏与百姓呢？官吏只是不应当倚仗威势强行索取罢了。人活在世上，群居杂处，所以有经纪礼义来彼此交往。你难道独独不愿意遵守这些礼义吗？难道你还能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生活吗？”亭长一向是好官吏，按年节送给他礼物本来就是礼节。

译那人说：“如果这样，法律为什么还要禁止呢？”卓茂笑着说：“法律设置的是大原则，礼则顺应人的情理。现在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如果用法律来惩治你，你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在一家之内，小的过失可以论罪，大的过失甚至可以杀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于是那人接受了他的教诲，官吏也怀念他的恩德。卓茂的作为，大多都类似这样。他的名声和事迹留存于天地之间，人们至今还称颂他。史书却只举出这两件事，难道这是人们最难做到的吗？只是人们不去做罢了。他的教化效果甚至达到使蝗虫独独不进入密县境内。蝗虫在虫类中是凶猛顽劣而没有知识的东西，卓茂却能用德行感化它，真可以说诚信能感及豚鱼，确实如此！光武帝刚即位时，首先访求卓茂，把他比作比干、商容那样的贤人，封为褒德侯。卓茂去世后，皇帝穿着素服亲自前往吊唁。卓茂并没有特殊才能和显赫功勋，世祖却如此重视他。有人说：卓茂在王莽摄政时，以有病为由免官归家，不再出仕；更始帝时期政局混乱，他又以年老请求辞职归去。世祖重视他，正是因为这些。然而本传记载，卓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在王莽时期都共同立志不出仕。建武初年，只有刘宣还活着，世祖让刘宣承袭安众侯的封爵；世祖对刘宣的褒奖宠遇却比不上对卓茂的。考察当时人们为什么尊重卓茂，以及卓茂为什么受到当时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想要自立，他所应当仰慕、取法的方向，就可以由此得到劝勉。鲁恭 鲁恭的事迹比卓茂更多，官做到司徒，显然更加显赫。然而他任中牟县令时，专门用德行教化来治理，不依靠刑罚。郡国的螟虫伤害庄稼，像犬牙一样沿着边界蔓延，却不进入中牟县。河南尹袁安听说后，怀疑不真实，派仁恕掾肥亲前往查访。鲁恭跟随他走在田间小路上，两人一起坐在桑树下，有一只雉从旁边经过，停在他们身旁，旁边还有一个儿童。肥亲说：“为什么不把它捉住？”儿童说：“雉正要养育幼雏。”肥亲惊讶地站起来，与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是想考察您的政绩。如今虫不侵害县境，这是第一件奇异的事；教化影响到鸟兽，这是第二件奇异的事；小孩子也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奇异的事。再停留只是徒然打扰贤者罢了。”回到府中，他把情况全部报告给袁安。这一年又长出了嘉禾，鲁恭便坐在庭院中。袁安于是上书报告这些情况。他的作为大体与卓茂相似。起初，鲁恭在中牟时，亭长向别人借牛却不肯归还，牛的主人到鲁恭那里诉讼。鲁恭召来亭长，再三命令他归还牛，亭长仍不听从。鲁恭叹息说：“这是教化没有实行啊。”便想解下印绶离职。属吏们哭泣着共同挽留他，亭长这才惭愧地归还牛，到狱中接受罪责。鲁恭宽赦了他，没有追究。那么鲁恭的作为，难道曾经把功名放在心上吗？教化别人而别人却不能被教化，竟至于想解下印绶离去，这不是炫耀聪明、惊吓愚人，而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假如人果真不能被教化，他就会最终把官职看得像鸿毛一样抛弃。他所立的志向专门致力于根本，把上天赋予人的道理完整地归还给百姓。看后世那些矫揉造作、违背情理，依靠气力、权势和权术求得必然结果的人，他们与鲁恭的距离哪里只是相差千里呢？所以古今谈论循良政治的人，动辄称道卓茂、鲁恭，并不是没有道理。郑康成 郑康成年轻时任乡啬夫，不喜欢做官，游学十多年后回到乡里。家境贫寒，便寄居东莱，以客籍身份耕种。党锢之祸发生后，他被禁锢，便隐居钻研经学，闭门不出。灵帝末年，党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征召他。州郡因为何进是有权势的外戚，不敢违背他的意旨，于是逼迫郑康成，他不得已前往。何进为他设置几案和手杖，礼遇十分优厚，郑康成却不接受，穿着朝服、戴着幅巾来见何进，住了一夜便逃走。将军袁隗上表荐举他为侍中，他因父亲丧事没有赴任。黄巾军侵犯青州，他到徐州避难。徐州牧陶谦用师友之礼接待他。袁绍统领冀州军队，举荐他为茂才，上表任命他为左中郎将，他都没有接受。公车征召他为大司农，供给安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都来迎送。郑康成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回家。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持，命令他的儿子袁谭派使者逼迫郑康成随军；郑康成不得已带病到元城，病重不能前进。这年六月去世。郑康成一生出处进退的大节，大致如此。有人说，袁绍征召郑康成时，如果郑康成的病不重，他一定会跟随袁绍，那么他出仕或退隐就还不能确定。然而郑康成不接受何进的征召，他不跟随袁绍已经很明显了。我曾见汉代以来的儒者，像郑康成这样卓然自立、品行高洁而始终不变的，并不是扬雄、刘向一类人所能相比。何况他广泛研究经籍，竭尽精力探究圣人之道，即使董仲舒这样的贤人，也应当避让他的博大通达。又哪里是马融、何休诸人所能相仿的呢？范升 范升论说《左氏传》不应当立为学官，说：《左氏传》不以孔子为祖，而出自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没有传授它的人；况且不是先帝所保存的经书，没有理由立为学官。他的说法支离乖谬，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讨论的。陈元的议论好极了，他说：范升等人所说的，都是割裂短小的文字，亵渎琐碎的辞句，因为年代有一点小差异，就拼凑成巨大的错误；遗漏细微之处，却指责为重大过失；挑出瑕疵、摘取嫌隙，来遮蔽它宏大的美处。这就是所谓小的辩说破坏正言，小的言辞破坏大道。他的话最为正确。只是范升的论点认为，先帝不把《左氏传》作为经书，所以没有设置博士；后主应当沿袭这一做法，这却是违背义理、败坏大道最严重的地方。而陈元还不敢明白地争辩。以前武帝喜好《公羊传》，曾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传》，不许学习《谷梁传》。宣帝还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传》；等到即位，《谷梁传》和《公羊传》并列保存，陈元所引用的正是这个事实。范升所指的先帝，就是武帝、宣帝。武帝虽然为五经设置博士，大概正如汲黯所说，是内心欲望很多、表面施行仁义，并不是真能喜好经学。宣帝任用刑名法术，距离六经之道很远，他所建立的制度果真都可以作为百世法则吗？范升以此立论，他的鄙陋、谄媚和浅薄，更加可耻。况且当时《公羊传》《谷梁传》能够保存，也只是因为它们传授经文，并不是就把它们当作经书本身。范升却说“不把《左氏传》当作经书”，显然就是把《公羊传》《谷梁传》当作经书了。范升的论说多么荒谬妄诞啊！后来范升被被休弃的妻子告发，因获罪被拘押，获释后回到乡里，陈元的议论才逐渐得到实行。直到《左氏传》被立为学官，后来又废止，我私下认为，后世那些把《左氏传》当作仇敌的人，说他们浅薄并不准确；他们真正苦恼的是《左氏传》难读，是因为没有学习。那些不学习、只凭传闻妄下判断的人，哪里可以同他们多谈呢？班固

译我读班固的《汉书》，确实像范晔所评论的那样，不刻意激烈诡奇，不压抑或拔高，内容丰富却不污杂，记载详尽而有体例，使读者津津有味而不厌倦，真是到了极点，确实具有优秀史家的才华。然而看他自己所写的议论，却又非常荒谬，这是为什么呢？史书说，他所进献的《两都赋》，都称赞洛邑制度的美好，用来驳倒西宾纵情逸乐的言论；大体都是媚上谄谀的言辞，赞美当今而贬低过去，只求一时的荣华利益，却不顾保存大体。况且人的大患，没有比眼光狭窄、轻视祖宗意旨更严重的了。班固所论说的，反复而言也没有超出这一点。甚至说：“自孝武帝以来所不能征服的，孝宣帝以来所不能使之臣服的。”这就是明白斥责他的祖宗不如后人。即使是平民百姓、寒门之人，他的子孙也不敢有轻慢超越前人的意思，何况帝王尊贵，听到这种话却不认为悖逆僭越，那么对于天理民彝也已经全然麻木消亡了。至于宝鼎、白雉，又与天马、白麟、神爵、五凤那些怪诞祥瑞有什么不同，却还把它们配入诗歌，想借此凌驾夸耀往昔，唉，实在鄙陋。宋均 宋均常认为，做官的人即使才能弘厚，贪污放纵，也还没有什么大害；至于那些苛刻明察的人，自己有时或许廉洁守法，却机巧奸黠、刻薄削夺，毒害加于百姓，灾害和流亡都是由此产生的。他在尚书任上常想叩头据理力争，但当时政令正严厉苛急，所以终于不敢明白陈说。明帝听到他的话后追悔悲伤。我起初读到这里，未尝不赞叹明帝能够有悔悟之心，同时又私下觉得宋均的说法并不完全周全。然而考察宋均的一生，他弘大刚毅、肩负重任，多有长者的行为；他的教化流布于人物之间，不崇尚名法，即使卓茂、鲁恭这样的贤人，也没有超过他。这样以后才知道他的话很可贵，也才知道他对于纠正末流的过失是有功劳的。他任九江太守时，郡中老虎常常伤害百姓，多次造成祸患。过去曾招募人设置栏槛和陷阱，但仍有很多人受伤。宋均到任后，便下文告诫属县说：“虎豹在山中，鼋鼍在水里；江淮有猛兽，就如同北方有鸡豚一样。如今百姓受害，过错在于残酷的官吏；辛劳地张网捕捉，并不是忧恤百姓的根本。务必退黜奸贪，思求进用忠良，可以一律撤除栏槛和陷阱，废除那些苛细的考核制度。”后来老虎彼此结伴向东游走，渡过长江。山阳、楚、沛一带又多有蝗虫，它们飞到九江边界的，就总是向东西两边散去。这与卓茂、鲁恭的治理成效有什么不同呢？猛虎踏入栏槛和陷阱也不躲避，停止张网捕捉后便逃逸；至于蝗虫，不需要费力遮挡驱赶，就能使它们自行不侵犯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凶猛顽劣、没有知识的东西尚且能够被德行感化，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认为法令禁制能够改变人的内心，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吗？为什么不观察老虎和蝗虫躲避、散去的情形，从而了解其中的原因呢？有些事情从小处就可以看出大道理，宋均对待老虎和蝗虫的事就是如此。难怪明帝追念他的话，我认为他的话可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爰延 桓帝游幸上林苑，从容地问爰延：“朕是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陛下是汉朝中等的君主。”皇帝问：“凭什么这样说？”他回答：“尚书令陈蕃掌管政事时，政治就得到教化；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时，政治就混乱。因此知道陛下可以和人一起行善，也可以和人一起作恶。”皇帝说：“从前朱云在朝廷上折断栏槛，如今侍中当面说朕的过失；恭敬地听到自己的过失了。”爰延可以说是尽情进言，桓帝也可以说是能够接受谏言。人没有不想掩盖自己短处的真实情形的，有时也不在意别人给自己加上不合事实的名声。如果揭露他的短处而恰好说中了事实，给他一个名号又恰好触及他的真实情状，这就叫揭发隐秘、摘取细微，稍一触动他的忌讳，很少有人不因此深深憎恨，进而施加明显的杀戮或暗中的祸害。如果说他的短处却不符合事实，给他一个名号又违背他的真实情状，他还可以说：“这个人与我不相似。”既然不相似，进言的人就可以拒绝接受，因为认为其中没有可以接受的事实；既然没有可接受的事实，便可以宽待进言者，于是自己反而成就了宽宏大量的名声。如今说桓帝可以与人为善，也可以与人为非，说他是中等的君主，就是揭露他的短处而恰好切中事实，给他一个名号而恰好触及他的真实情状。桓帝能够不因此憎恨爰延，反而把他比作朱云折断栏槛，难道不能说是能够接受谏言吗？如果像周昌那样把高祖比作桀、纣，就是所谓没有可接受的事实，却借此成就宽宏大度的名声。至于说桓帝、灵帝时期听不到这样的话，也同样是没有考察爰延所论说的内容。马融 马融本是外戚豪门出身，是梁冀的私人党羽；李固被杀时，诬陷李固的章草奏书就是出自马融之手。朱祐对马融说：“李公既然被杀，你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呢？”朱祐的话多么壮烈啊！然而假使马融害怕名义、对清流感到惭愧，难道还会党附凶恶奸邪、排斥残害正直之士，悍然无知地走向恶行吗？即使听到正直的言论，难道足以触动他羞愧悔恨的良心吗？凭延笃、卢植这样的贤人，竟不幸成为执经求学、向马融问业的高等弟子，也真是斯文的不幸。赵岐却卓然不凡！他虽然娶了马融兄长的女儿，却常常鄙视马融的为人，不与他相见，可以说是进入污泥却不沾染其操守了。窦武 窦武的母亲当初生下窦武时，同时还生下一条蛇，把它送到树林中。后来窦武的母亲去世，等到下葬尚未完成，有一条大蛇从荆棘草丛中出来，径直来到丧葬处，用头撞击棺材，眼泪和血都流了出来，俯仰曲折，像是在哀哭，过了一会儿才离去。当时人知道这是窦氏的祥瑞，大概是万物之理中无法解释的事情。自古以来丧身亡家的人，难道都有像这条蛇一样的祥瑞吗？但蛇能够作出这样的怪异之事，君子本来不谈怪异；史书既然记载了这件事，我姑且把疑问留置不论。曹操 自古以来篡夺、窃取权位的臣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叛逆暗谋的萌芽。曹孟德凭借骁勇雄强的姿态，假如不得志，也可能伏在马槽边老死，难道他起初真有与人争夺天下的心吗？当初，曹操的妹夫防彊侯宋奇被诛杀，曹操因受牵连而被免官，后来又被征召任命为议郎。黄巾贼兴起后，他被任命为骑都尉，讨伐颍川，升任济南相。过了很久，朝廷征召他回京任东郡太守，他却称病不赴任，辞职回到乡里。当时汉朝已经丧失政权，董卓专擅朝政，曹操又有许多仇家；如果他只想着借机免祸、保全自身和家人妻子，难道真能说是清高自守吗？金城发生叛乱后，他被征召为典军校尉。董卓废立皇帝，上表任命他为骁骑校尉，他又逃回乡里。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恶人的朝廷中任职，而是因为董卓必然失败，并且灾祸会牵连到自己。然而这难道就说明他已经有了夺取天下的志向吗？等到董卓已经弑君作乱，曹操便散尽家财，集合义兵，这才开始有了寻找空隙、乘机而起的想法。袁绍起兵后，曹操大力诛杀削平群盗，把天子从长安迎回，迁都许昌，于是篡窃的势力便形成了。当初曹操将要在宛城讨伐张绣时，入朝觐见天子，按照旧制交叉佩带剑戟，骑马向前。等到战败返回，从此便不再入朝觐见了。

译可是曹操篡夺窃取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又被逼到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步，即使想自行停止，难道做得到吗？曹操下令让人叙述自己的生平，文辞多有奸诈粉饰；然而其中其实也有无法自我掩饰的地方。他说：“如果让我就这样放弃所统率的军队，交还给执事，回到武平侯国去，实在是不可能的。”他确实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军队，便会被人加害。这样看来，曹操最初的打算，不过是保全性命，保护妻子儿女，使子孙长久延续罢了。他也只是防备时机可乘，并不敢立即把拥有天下作为自己的心愿。到了形势已经形成、无法自行停止的时候，他终于成了自古以来奸臣权臣窃取国柄的一代枭雄，而王莽、董卓之流都不能与他并列。唉！如果没有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他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又 世人常说魏武帝曹操重视通达而轻视节操品行，认为当时正是任用人才的时候，应当随着急需而任用。史书所说“任官授予人才，各按其才能器量”，讲的就是这个。因此他曾下令说：“如果一定要廉洁之士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凭什么称霸天下呢？”又说：“有品行的人未必能够进取，能够进取的人未必有品行。”大概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为既无廉洁也无品行，所以喜欢那些与自己相同的人罢了。他所谓的通达，正是所谓同恶相济。曹丕 从前孙盛说，曹丕身处最为沉重的哀痛之中，却设置宴饮享乐；正处在承继大统的开始，反而毁坏王道教化的根基；公然接纳两位女子，忘记了极大的忧恤。考察曹丕本人实行篡逆，纲常沦丧，忘却天性之爱，丧失极度悲痛的心迹，他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孙盛撰写评论时援引汉文帝的事，说曹丕改变了古代制度。魏王既然追随汉文帝的制度，废弃了其中的大礼。唉，曹丕难道配得上追随汉文帝的制度吗？考察曹丕生于中平四年，建安十五年被司徒赵温征辟，十六年任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曹操死后，他继承丞相、魏王之位。曹丕出生时本来只是士人之家。如今一旦盗窃神器，驱逐他的君主，杀死他的父亲，却以为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天子的礼制。凡是一切苟且简略、放纵恣肆、背叛先王制度，从而造成后世邪僻狂悖习气的行为，他都厚着脸皮、丧失良心，公然实行而毫不推辞。这是他尤其可恨之处。晋武帝说：“朕本来出身于读书人家，继承礼制还没有多久，怎么能一旦之间就改变它呢？”曹丕如果知道这番话，难道能不因这些话而惭愧吗？孙权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晋爵为魏王，已经四年了。然而汉朝大臣还没有人把篡位之事公开说给众人听。孙权远在江南，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于是把孙权的书信拿给外面的人看，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到炉火上吗？”曹操虽然是在粉饰言辞，但也认为孙权的做法可耻，并且厌恶此事。从此以后，桓阶、夏侯惇等人相继劝曹操接受晋爵。实际上，是孙权首先开了这个头。吴、蜀彼此相存，譬如嘴唇和牙齿，根本不必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个道理。孙权既然上书表示愿意以讨伐荆州来效力，第二年便攻破并斩杀关云长，传送他的首级。孙权难道真是猪狗吗？荀彧 荀彧侍奉曹操，曹操把他比作张良。看他所发表的言论和谋划，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曹操平定天下的功业，荀彧确实曾参与并予以帮助。史书说董昭等人认为曹操应当晋爵为国公、备办九锡之礼，便把这件事拿去征询荀彧。荀彧说：“当初兴兵是为了伸张义举、匡正王室，君子以德来爱人，不应当这样做。”曹操因此厌恶他。曹操将要征讨孙权时，上表请求让荀彧到谯县劳军。曹操军队到了濡须，荀彧生病，留在寿春，忧惧而死。《魏氏春秋》说：“曹操送给荀彧食物，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是空器皿。”于是荀彧服毒而死。是曹操杀了荀彧，事情非常明显。史书忌讳直说，然而说他“因忧而死”，终究还是无法完全掩饰。荀彧侍奉曹操很久，曹操的奸诈叛逆，正如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难道以荀彧的智慧，反而对此昏昧不明吗？他回答九锡之事，大概是天理刚刚萌发，内心有些道理无法自我欺骗；同时也希望曹操平日对自己厚待，即便自己阻止了这项建议，曹操仍然会实行，使后世认为自己本来没有参与此事。这不过是想逃避责任、窃取名声，文饰奸诈、卖弄聪明的做法罢了。谁知道曹操竟恨他到杀死其本人的地步呢？阻止曹操的建议却招致杀身之祸，荀彧的智慧没有料到这一点。荀彧怎么能称得上有智慧呢？即使如此，张良劝汉高祖不要立六国后代，而荀彧因为阻止九锡之事而遭杀身之祸；其中有幸与不幸，而天下后世对是非的判断，也终于会因当事处境的幸运或不幸而确定。士君子选择人来侍奉，难道可以不极其谨慎吗？管宁 每当看到魏代人推荐管宁的奏章，以及当时用玺书不断劝迫他的事情，我没有一次不替管宁考虑安危。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担心他或许会被某种力量夺去高尚的节操，使天下后世再也看不到贤人志士不幸处在浊世、躲避乱世朝廷时所留下的榜样和准则。最后我看到陶丘一、孟观一类人对他极力称道；当时朝廷准备了安车、蒲轮，带着束帛和玉璧来聘请他，而管宁已经以正道终老，享年八十四岁。我读史读到这里，才感到心中真正畅快，这才真是所谓可以作为天下后世榜样和准则的贤人志士。像田畴、邴原这类人，尚且还觉得惭愧，何况其他人呢？然而与他同时避乱辽东的人中，还有王烈字彦方，也有管宁那样的风范，最终享年七十八岁。钜鹿人张臶字子明、颍川人胡昭字孔明，也都能不使自身受辱。张臶活到一百零五岁，胡昭活到八十九岁。这四个人都以道义为乐、以保全自身为重，在义理上不肯受辱，所以能够享尽天年。至于世上那些与此相反、只求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仍然不过像蟪蛄的一生，像蜉蝣的朝夕罢了。何况利欲熏染内心，污秽加在外表，不是死于斧锧刀锯，却死于上天刑罚的人多得很。哪里值得一提呢？哪里值得一提呢！汉昭烈皇帝 建安二十五年，魏国曹丕篡夺帝位，汉朝统绪已经断绝，天下没有君主。先主作为汉室后裔，继承统绪、登临帝位，在天下正名定号，有什么可嫌疑、可怀疑的呢？然而阳泉侯刘豹等人援引《洛书》、“甄曜度宝”、号命录、运期以及《孝经》《钩命决录》等诸多谶纬和荒诞之说，欺骗、诬蔑经训，迷惑众人，把它们当作受命的符瑞。太傅许靖、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人也称述符瑞，征引图谶，以黄龙出现于武阳、玉玺出于汉水等事，附会谶纬经义，修饰那些荒诞妄说，纷纷劝进，总是拿这些事情作为名义。刘豹、许靖之流，不值得过分责备；孔明是儒者，竟也被这些说法迷惑，使君主在正式开始执政之初，防范逾越、轻率草率，流于儿戏。如果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巴蜀偏远地区的百姓，那么君子可以讥责他们违背了建立国家的长远谋略，却不能把这种做法示范给最公正、最正大的政治原则。又

译昭烈皇帝遗诏告诫后主说：“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这虽然是古代典诰中的话，还有什么话能超过它呢？遗诏又说：“可以阅读《汉书》《礼记》、诸子以及《六韬》《商君书》，以增长心意和智慧。”听说丞相曾为他抄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部，已经抄完却尚未送到，途中遗失，如此等等。我私下认为，这是留给后代的谋划中不够妥善之处。六经之外，诸子之书，难道都有值得观看的吗？像商君、韩非一类人的书，重视刑法而消灭仁义。三代以来，学术不明，人心沉溺于利欲，事功混杂于杂霸之术。到了王莽、曹操的时代，天理灭绝，人心丧亡，连忠孝礼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所谓的事功，全都只是利欲罢了。因此便用严刑峻法胁迫控制天下，鄙弃仁义，崇尚欺诈虚伪。对于商君、韩非的书，他们彼此相合，并不值得奇怪。如今又引导人去阅读法律所不允许公开阅读的书，君子对此不能不有所议论。以昭烈的仁厚贤明、孔明的豪迈俊杰，尚且不能自拔于战国、亡秦遗留下来的灾祸之中，其他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因此借荆州却不归还，过错本在自己；失去东吴唇齿相依的援助，又趁刘璋昏弱夺取他人的所有，断绝天下向往仁义的心，结果传了两代便灭亡，这难道不是天道吗？又 昭烈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说：“如果嗣子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你可以自行取而代之。”孙盛评论说：“衡量君主才干的高下，却在节操上三心二意，凭什么摧服强邻、囊括四海呢？刘备把这样的命令交给诸葛亮，还有什么比这更乱的吗？”世上有人认为，刘备是想坚定地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也想借此成全一个蜀人的志向。如果所托付的是忠臣贤者，就不需要这样告诫；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应开启篡逆之路。古代临终托命，必定留下明确的话；诡诈虚伪的言辞，不能叫作托孤。考察孙盛这番评论，可以说他既不了解昭烈，也不了解孔明。我曾考察古代尧、舜任用贤者，是以把天下公有作为心愿；而昭烈衡量儿子的才能，是把安定国家作为念头。虽然他们的志向不同，却不能说昭烈的内心不是出于至诚。昭烈与孔明之间君臣相遇的关系，即使是三代盛世，也很少有可以相比的。因此即使成王那样贤明，尚且使周公旦受到怀疑。只有商汤与伊尹、伊尹与太甲之间的关系，可以和昭烈君臣相提并论。昭烈任用诸葛亮，他的智慧不愧于成汤；诸葛亮不辜负昭烈，他的忠诚可以比拟伊尹。伊尹放逐太甲，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嫌疑，诸葛亮正是这样的人；不是昭烈，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孔明，也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哪里有什么所谓的诡诈虚伪呢？像孙盛那样评论，可以说是没有理解古人的用心。《午亭文编》第三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第三十五卷 大学士陈廷敬撰写 序 《御制文集拟后序》我听说，天运行而显现征象，便有银河灿烂回旋；大地蕴含德性而显露文采，山川便各有经纬。这正是河洛呈现精微蕴藏，符命包藏而阐明深奥。圣人参照天地两仪而取法日月二曜，统摄万物秩序而考察民众常性，推演为图书范畴，用来教化万世，于是人文教化成就的道路便兴盛了。由此可知，启迪世人、诱导百姓，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必定依赖真正聪明、出类拔萃的君主亲自以文德作为表率建立在上，并且通过修辞立训而昭明宣示；精英华彩发于和顺，笃实德行显为光辉。这样以后，三物得以敦厚，四术得以完备，家家都承受诗书的恩泽，人人都进入儒雅之林。当时出生在这种时代的人，即使居于山角海边，也没有不沐浴于盛大教化、接近天子的光辉的。这难道不是上圣宏大的规划、太平盛世伟大的功业吗？谨以此恭敬地说 我皇上谦逊地钻研经典，振作精神勤于政务，德业的隆盛、治理功绩的盛大，显赫巍峨，无法全部说尽。自从登上帝位直到今天，斋戒庄重，恭敬肃穆，敬奉并面对 上天 祖先的孝敬 对两宫尽心尽力，使天下振兴；教化修明，制度文治有经，武事有纬；礼制有序，音乐和谐，宽厚冲和，以体察群臣百姓的情意；以恩惠安抚天下，广施爱护百姓的德政；使战争消歇，四海永远清平；垂衣拱手而治，使八方都处在宽宥安宁之中。至于天时的盈亏、地利的险易、国家财用的丰约、军队制度的因革、民风的真伪、吏治的贪廉，没有不全部纳入 圣明的洞察之中 皇帝的内心。所以凡是施行、创制、建立而见于诏书号令之中、发言吐辞之际的内容，都是所谓二帝三王的言语和行事，也就是典、谟、训、诰一类的文章。至于圣人的天花般的文采，表现在篇章翰墨之中，有时是询问、警戒有位之臣，如同元首与股肱相和的歌咏；有时是讽谕民俗、荡涤平正的训诫；有时是切实指示事物类别，像门窗、手杖、鞋履上的铭文；有时是流览景物、增加财富、消解愤懑的奏章。大概皇上顺应调和的天性而成就，继承光明、及时敏捷；本来就是天生知道，却仍然喜好学习；圣明出于天性，又兼具多种才能。因此，积蓄于内而显现于外的文章，抒写天地化育，浑然含纳元气，熔铸裁剪古今，陶冶铸造万物，光明灿烂，达到了这样的极致。我忝列近侍，长久侍奉经筵，每次听到 圣上的玉音推演解释经传的深奥隐微，阐发前代圣人尚未阐发的微言，传述古人没有传下来的深意，下至诸史百家，无不旁通而曲尽其意，在深宫清静宴息之时，也从未有片刻停止阅读书册。我本来就知道 圣人的谋略浩荡广大，与六艺一同光照天地，确实有其根本来源。虽然其中义理深高，整体境界冲淡幽远，精神意义超出言意之外，不是臣民所能仰望窥见万分之一的；但就近求索，引申推演、反复考察，便可以想见仰观俯察的机理、时令运行万物生长的妙处，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沐浴、鼓舞。然而皇上的至德含光，富有而若同虚空，长久收藏在书帙中，近来因廷臣再三恳请，才下令汇集编次，编成四十卷。将来流布天下，昭示垂为典范，使众人都能仰瞻日月余光，汲取河海余润，文雅而有感发兴起之处，以永远成就道一风同的治理，真是盛美啊！

译《癸丑武科试录后序》癸丑年九月，天下各地向京城贡送武士，中枢大臣请求举行武科考试，奉命考察骑射和步射，合格者七千多人。皇上说：“陈廷敬，你和副卿冯溥前去衡量他们的文章。从前还没有让词臣作为执政大臣的副手主持武科考试的，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臣陈廷敬浅陋无能，听到命令后 战战兢兢，勉力恭敬地任事。录取人数达到规定名额后，应当进献此文。臣得以缀述几句话，但未能简约。臣想，国家取士，文武分科；然而革除前代武学以太公为师的陋习，使学术统属于儒家，使师道统属于孔子。文臣不兼习骑射，武臣却要兼通兵法，为什么呢？这不是苛求武士，实在是重视武士。武而不文，这种人只能任职于士卒行列，不能担任偏将；能任偏将，又不能担任大将。兵家著作中，没有超过孙武、吴起、吕尚、李靖、司马穰苴、尉缭等人的书的。如今武士合在一起研习这些书，考场中所发的策论，涉及汉、唐、宋各代名将已经实行过的事迹，以及天下边塞防御、屯田耕作、保伍制度等各种事务，旁及各方面而没有遗漏；又明白指示七书之外的书籍，没有什么不应当尽力研习的。士人如果平素能够明白熟习，掌握其中要领，发挥为文章，条理贯通，那么将来选拔守卫国家的干城之臣、勇猛如貔虎之士，从这里选取，岂不是很充裕吗？而且粗野强悍、桀骜不驯，是武士的习气；改变这种习气，使人不再把他们只看作勇猛强悍之人，并且差不多能够接近古代雅歌投壶、羽扇纶巾的风度，如果不是沐浴于书册、渐受师儒教化，便不可能做到。像这样，难道不是兵法策论应当受到重视的明证吗？自古太平日久，形势渐渐轻视武事，不但文士轻视武士，武士也自己厌恶武事，最终完全废弛武备，到了不可振作的地步。如今重视武事而兼重文教，正是为了始终重视武事而不至于再轻视它。我这个出身草野、见识鄙陋的人，妄自认为先考骑射，这是武士所从事的本业，是对武士的重视；至于策论考试，既然大体上已经符合要求，那么他们在尽力拉弓、驰骋、纵马、发箭时，没有不合格的，全部录取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却还要根据执笔作文来决定去留，难道不可以到此为止吗？臣在考场中，跟随冯溥之后，慎重地甄选各士人的文章，录取其中可取的，希望也许能够仰助国家得到合适的人才，从而不辜负任用人才的深意；又特意写下这番说法，告诫天下后来求学的士人，使他们都知道国家对文武并不偏重一方，即使在练习弓箭、准备武备之余，也应当吟诵学习，不敢有轻视文章的心。往昔周朝盛世，处在左边则文才无所不宜，处在右边则武事无所不有。当他们捧着玉璋，仪态高峻，俊秀士人各有所宜时，都是卿大夫的人才；等到泾水上船只浩荡、众人划船时，又都是将帅的选材。我知道从今天开始，人才将会蓬勃兴起，能文能武，即使是成周盛世，也不会有太多地方超过我们。

译《辛未武科试录序》伟大啊，我 皇上圣明神武，文武兼备，勤俭宽仁，道德隆盛、教化普及，德厚恩深。因此官府修治、事务和谐，功绩兴盛、政绩有序，典章文物灿然光明。光辉盛大，驾凌三代，超过百王，确实是 圣人创制的崇高宏大、帝王事业的显赫美盛。岁在重光协洽之年，应当在南宫考试士人，礼部大臣请求主持这件事。皇上命令臣玉书、臣廷敬与臣光地、臣士正一同前往。臣廷敬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自己想到才质驽劣低下，侥幸蒙受遭逢，迂腐疏略而昏昧浅陋，没有什么可以建言明辨，微薄如涓埃的力量也无法报答，感激惶悚之情徒然深重。伏见我 皇上天性至圣，喜好古代典籍，勤奋探求，经史百家兼收并贯通。亲手撰写的御制文集充满缥缃书帙 圣人的造诣精深微妙 天章灿烂茂盛，明亮如日月照临，深广如江海回旋的波澜；从典籍所称述的事来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至于评判古今文章，圣明的鉴识超然卓绝，片言便能评定，所发评论远在群臣之上，大概是学问造诣达到了极高境界。臣跟随诸臣之后，本来只是每日仰望其高深而不能有所赞述。我国皇上功德文章如此巍峨灿烂，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充任官位而尸位素餐，面对衡量文章这一重大事务，哪里能够勉强称职呢？皇上的圣心在从前壬戌年战事中已经奉行过 诏命任使，如今又承蒙担任这项职务，怎敢不更加发誓保持精纯清白，不辜负最初的心愿？臣伏地思考《易》《书》《诗》中的话。《易》说：“观察人文，就能以教化成就天下。”《书》说：“万国的贤才，都共同作为帝王的臣子，只有帝王才能任用他们。”《诗》说：“王朝有许多贤良美好的士人。”自古帝王主持教化、施行政令，创制伟大美好的事业，无不以贤能人才的兴盛为根本，靠辅弼、成就、襄助、赞美的盛大功业来完成。这是非常明白的。如今 圣明君主的雅正教化，振兴人才，敦厚文运，勉励士风，美好的心意、良善的制度，十分周全完备；而 圣上的文章手笔，刻在金石上而光照简册，昭然悬示于太学庭院、邹鲁之邦以及白鹿、鹅湖的祠堂，崇尚、尊重、表彰，无处不到。林庙中陈列祭祀的礼器，孔子故里的修葺焕然一新；扩大頖宫以搜罗人才，设置八旗科目，人才接连出现，出仕晋升的道路宽广。这大概是因为 圣天子在上，而名山大川凝聚灵秀，诗书礼乐陶冶人才；那些隐居之士在宽闲寂静的乡野中安居歌咏，想拿出一得之见、施展一技之长，来辅佐王事、建立功名。他们平素胸怀志向，本来希望主持选拔的人能够善于选择、识别他们；如果不能丢弃私心、秉持公正谨慎来成就此事，又将凭什么报答 皇上的命令，难道不愧对众多士人吗？何况天地神明在上临视、在旁质证，早晚勤勉警戒，战战兢兢自我约束，几乎吃饭没有安宁的片刻，睡觉也不能安稳地躺在席上。臣刚进入考场，便与同事诸臣一起向主管盟誓告戒，希望略微报答 君主知遇于万一。风帘月案之间，严格批阅。大体说来，士人的习气各不相同，文章体裁也各有差别。铺陈文采、辞藻华美、外在光彩绚丽的，是才华优胜；保持质朴、含蓄有章、情感与文采蕴藏于内的，是修养已经具备。至于才华受到学问收束，修养与见识都很高，探求六艺的精微，删去群言的浮泛枝蔓，沉浸在醇厚浓郁之中，光辉发扬出来，又以先民的法度为准绳，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后来者的津梁。贯通古今，实在不多见。如今正值盛大教化逐渐熏陶、美好风气广泛传播，也许可以有幸遇到这样的人。至于其他那些空泛虚浮、因袭空洞、言辞支离的文章，都加以摒弃，不敢录取。这是仰体我 皇上崇尚实学、斥退虚名的至深用意。一次考试的取舍，关系到日后的吏治，也关系到百姓事务。如果录取不当，又将辜负天下。臣又对众多士人说，自古以来文章与品行是一致的，因为道德文章出于同一个根本，言语与事功不能分开看待。众多士人在严格的更漏时刻之外，竭尽思虑，把寒窗苦读的积累带到考场，都是为了阐明圣贤遗留下来的言论，为国家将来的实际用途作准备，难道一旦出身做官、侍奉君主就忘掉这些吗？众多士人从今以后，更应当居心恭敬，穷究事理，推诚尽意，在幽独之处坚定操守，在家国之间立身，在谋划事业中尽力，在 君父面前竭尽忠诚，以求符合 圣天子广泛进言、明白考察人才的盛大心愿，这样今天的事情才没有辜负。才不会辜负皇上谆谆的简拔任命，不愧对济济一堂的众多士人，也不至于在天下大义面前惭愧。众士人努力吧！臣也正要和众士人共同努力。

译《癸未武科试录序》恭敬地说，我 皇上统御天下、建立最高法则，政治安定、功业完成，到如今已经四十二年。癸未年春二月，正当大规模考试天下士人，礼部大臣请求主持考试；臣自陈昏昧无能，已经列具情况上奏。皇上不准许，命令臣廷敬与臣赐履、臣涵、臣汝霖主持此事。臣廷敬听说后 接受命令，彷徨震悚，过了很久仍伏地思量。臣任职于铨选官员的部门，侍奉值班 内殿，唯恐更加失误，常怀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之心。如今承担考校士人的重大托付，哪里敢放松早晚不懈的初心？况且众多士人来自草野、山边、海涯，全都知道 圣人在上，施道以济群生，文明教化光照下土。既然人们都想着磨炼自己，风俗都趋向陶冶，臣又怎么敢不更加鞭策自己，上以报答圣恩，下不愧对众多士人呢？如今锁闭考场，事情已经完毕，抄录文章进献，按惯例可以在篇首发表言论。臣不敢写枝蔓之言、芜杂之辞，谨慎地记述其中大的方面，仰望希望皇上 省览。这大概是臣如今奉 命而论说的，是文章。文章用来承载道，道由上天赋予，由人来传承。懂得上天为什么赋予道，懂得人为什么传承道，然后道才尊崇、学术才端正；学术端正，文章才兴盛。那么今天道统的传承，文运就系于此，这就是其中最大的事情。臣谨慎地记下这一点。上天默默安定下民，笃厚地生出圣人，让他们成为君主，让他们成为老师。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都是凭圣人的德行居于君主和老师的位置，来施行政教。道统的传承常常在上位者那里，而不在下位者那里。如果有德而没有地位，就不能取得君师的位置来实际施行政教。因此自孔子以来，道统的传承常在下位者。按照上天降生百姓的本意，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而且天道正直而有常，凡事没有往而不复。所以可知如今道统的传承果然在上而不在下。处在下位的，只能寄托于师儒的语言文字；处在上位的，则可以在实际施政中表现出来。我国 皇上以圣德居于天子之位，天下大治，百姓安宁，所以知道道统的传承果然在上而不在下。从前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逐一叙述道统的传承，大体都以五百年为界限。如今考察起来，居于上位者无不如此，而居于下位者有时并不完全如此。然而道统开始时由上而下，后来又由下而归于上，也无不如此。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像商汤，是听闻而知道。所谓处在上位者无不如此。又说，从商汤到周文王，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像文王，是听闻而知道。这就是所谓开始时由上而下，无不如此。又说，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像孔子，是听闻而知道。这就是所谓开始时由上而下，无不如此。又说，从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从此以后，有的超过一千年，有的超过一百年，有的未必满一百年。像周敦颐、二程、朱子，这就是所谓处在下位者有时并不完全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上天郑重对待处在上位者的传承，所以以五百年为界限。那些不必等到五百年的，大概只是寄托于语言文字，在道统将断未断之际使它延续下去，这只是处在下位者的事情。只有当师儒的统绪转而归属于帝王，五百年的期限才必然不会差错而重新合上。这就是所谓后来由下而归于上，无不如此。自周敦颐、二程、朱子以来，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我国 皇上考察时代、了解人物，尊崇朱子的学说，吟诵他的诗，阅读他的书，把它保存于德行之中，体现于文章之中，推行并施加于天下百姓，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常在上而不在下。因此，道统传承由下而归于上，正是这个时候。这就是上天降生百姓的本意。臣曾经伏地思考，天下士人沐浴在雅正教化之中，受到皇风鼓舞，也已经很久了。然而圣人的道，传承在我国 皇上那里，天下人将都会知道；但他们为什么朝夕不懈、真正用力践行，天下人或许还不能详尽窥见。臣每日侍奉 内廷，因此能够逐一列举。皇上总摄八方，每天有万般政务。凡是建立纲纪、陈列法度、制定政治、安抚政道等重大政事，发自 圣上的内心而施行于天下，无不与古代先圣先王之道在不同时代而完全相合。同时勤于思考至高的道理，广泛钻研群书，在燕闲之时沉浸于六经，慈爱地教诲太子，训导督促 皇子诵读诗书 宫殿台阶之前，俨然如同邹鲁之乡；写作文章，巍巍然与典诰具有同样的风格。至于应试文章、百家技艺，也都在 圣明的鉴察之中。这难道不是道统所归吗？实在是根本与末节兼备，源流贯通。如今亲自得到 圣人而成为君主和老师，臣虽然不敢参与大道的传承，却也有幸列在被圣人亲眼了解的人中。将来可以看到，自周文王以来，济济的众多士人、蔼蔼的贤良之士，再次生于王国，用来上佐 长寿而善于造就人才的雅正教化；时和风动，万国贤才共同成为帝王的臣子，逐渐达到像尧舜时代那样，贤臣进言、君主唱和、辅佐政事、施惠推行的盛治。那么道统在上，下面承受其政教的人，将永永远远传承千万年而没有穷尽，哪里还是五百年所能计算的呢？谨以此告诫众士人。这是献给御座的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年〕 《御定全唐诗后序》

译大庭氏、轩辕氏的时代，实在遥远而久远。唐尧、虞舜谈论诗歌，帝舜说：“告诫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只有顺应时势、顺应常道。”又申述喜悦奋发的意义，说：“百官都兴盛啊！”用来勉励臣下。大禹说：“九种功业都按次序完成，九种功业有次序就应当歌咏。”又申述督促警戒的意义，说：“用九德之歌劝勉他们，使他们不要败坏。”用来训导百姓。诗歌用来训勉臣民、与政教相通的道理，在《虞书》《夏书》中已经可以考察而知道。周朝兴起时，武王平定天下，巡行各地、考察职守，陈列各诸侯国的诗歌，以推行庆贺和谦让。孔颖达解释巡狩礼仪时，引用《王制》说：“命令太史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因此二南的诗歌得自巡狩，这是周初政教之美得以流传的原因。宣王、平王以后，正声和变声交替出现；邶、鄘以下的诗篇，得失互相陈述。不仅当时采集诗歌可以了解列国的政教，考察古代、评论时代的人，也可以由此知道政治盛衰升降的原因。汉魏距离古代还不远，六朝以来，只剩下余波而且华丽浮靡。到了唐朝，唐太宗兴起而振作诗教，本着国风、雅、颂的遗风，形成古歌、今律等各种体制；上面倡导宏大的制作，下面流衍清丽的声音，文质彬彬，盛大美好。到了中唐、晚唐时期，大体与周诗的正变相似，因此观看全唐诗，越发可以知道它与政教的关系尤其重大。我国 皇上承接唐尧、虞舜的统绪，阐明周文王、周武王的传承，亲自致力于升平，协和万国。士人在室内歌咏，农人在田间歌唱，蒸蒸然有诗书礼乐的风气；而 九重宫阙深深地挂念，时时体察百姓。老人歌唱于道路，儿童敲击土块作乐，这是多么盛大啊！大概天下百姓沐浴 圣恩已经很久了。皇上以道德的纯粹发为事功，以性情的中和使万民万物信服。凡是施行于政令诏诰之间的事情，都以六经为根本，超过前代；下面的人受到感化，不知不觉中歌咏舞蹈，就接近于诗教兴起的情形。古书说：“王者的风教，一定以圣人的教化为根本。” 正是因为功德隆盛，才能达到这种境地。至于 御制诗文，经纬天地，陶冶铸造万物，光辉灿烂，珍美如玉，留在 玉案上、珍藏在金匣中的，还有很多没有全部刊行。玉石般美好的文章已经昭然布满天下，又往往搜罗编纂百家有用的书籍，足以辅助国政、补益世教的，便急忙命令刻印，用来训勉臣民。文教的光辉美盛，实在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适逢翰林侍读徐倬进呈《全唐诗录》。皇上阅览后加以嘉奖，升任徐倬为礼部侍郎，以此激励天下。命令用大府的资财，在徐倬家中校订刊刻；既而 亲自撰写诏章置于书首；又 命令臣等撰写后序。臣廷敬自以为只是微弱的烛火、萤虫之光，处在 日月之下，惶恐屏息，历经岁月，伏地思量我国 皇上功德的巍峨，已经如此；文教的辉煌，又是这样。这正是大舜“告诫时政、使百工兴盛”、大禹“劝勉九歌、使它们不要败坏”的深意。既然诗教所感化而使人心悦服，便可以因《全唐诗录》上溯周成王时代的二南，永远与当今盛世相辉映了。《刻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序》《周礼》说，比、闾、族、党、州、乡之间有互相保护、互相接纳、互相埋葬、互相救助、互相周济、互相宾敬的道义，各自设立长官，以教令推行。下士担任比长，中士担任闾胥，上士担任族师，下大夫担任党正，中大夫担任州长，命卿担任乡大夫。比只有五家，逐级累积到乡，大约有一万二千五百家。比、闾、族、党、州、乡是六种地域单位，乡最大；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是六种长官，乡大夫最尊。司徒又统领乡老二人治理二乡，乡老由三公一人担任。郑氏说：三公在内与君王讨论道理，参与六官的事务；在外参与六卿的教化，他们的要务是百姓，所以把他们归属于乡。乡是百姓聚居之处，因此后世说到百姓聚居的地方，一定说某乡某乡。古代的乡相当于后世的郡县，现在所谓的乡，不过相当于古代的比、闾、族、党罢了，能够比得上州的更少了。考察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比长各自掌管本比的治理，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爱，有罪过邪曲便互相牵连。闾胥各自掌管本闾的征召和政令，凡春秋祭祀、徭役、政务、防禁等事务，便聚集众庶。编比之后，就宣读法令文书，表彰那些敬慎、勤敏、任事、体恤他人的人。族师各自掌管本族的戒令政事，每月初一便召集百姓宣读国家法令文书，表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友爱邻里的有学之人。党正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和治理，每月初一便召集百姓宣读国家法令，祭祀时则依礼召集百姓。州长各自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和政令，正月初一召集本州百姓宣读法令，考察他们的德行和道艺，纠正他们的过失恶行并加以劝勉警戒。三年一次的大比，便全面考察州、里的情况，以协助乡大夫；乡大夫在三年大比时考察德行和道艺，选拔贤者和能者。乡老以及乡大夫率领属吏和民众，无论人数多少，都依礼以宾礼接待他们，把贤能之士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两拜接受，登记在天府。这叫作使百姓兴起贤者，让贤者出来任长官；使百姓兴起能者，让能者入仕治理政事。唉，先王的制度多么完善啊！乡老、乡大夫下近百姓，上达天子，所以当时的政事就是教化，当时的官吏就是老师；下至比、闾、族、党、州，无不如此，这就是它完善的地方。如今的乡连古代的州都比不上，难道就不能比得上比、闾、族、党吗？难道还没有像古代比长、闾胥、族师、党正那样，既是官吏又是老师的人吗？那么它的政务没有法度、教化没有道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的学官，仍然只是秦汉以来的博士官、文学掾罢了，政务与教化走不同的道路，官吏与老师各有不同的意趣。然而能够真正承担教化和老师职责的人，十个百个中也难见一个。政务与官吏不像古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正是贤人君子大为忧惧、想办法弥补现有制度所不能达到之处的原因。我阅读朱子增订、删改吕氏《乡约》，其中有先王政教遗留下来的意义。可惜我不能看见乡老、乡大夫兴起贤能的盛况，只能姑且和比、闾、族、党中的人一起快乐地实行、学习它。这不是我敢自认为能够做到，只是姑且私下附属于贤人君子所深深忧惧的事情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三年〕 《经义考序》

译朱竹垞先生退居隐居在小长芦中，以整理学术、著书自娱，远远屏绝声名踪迹，唯独从千里之外寄信给我说：“我朱彝尊所辑《经义考》三百卷，如今已经完成；除了九经以外，还旁及纬书、谶纬，以及唐宋以来的碑版、传说，搜集采录颇多。请您公开履行先前的承诺，赐给它一篇序言。”廷敬打开书信，感慨地说：“经义的存亡，圣道也因此显明或晦暗，是君子尤其应当尽心的事情。凡是经典的存亡，不只在于书本，还在于人物，并且在于时代。有书已失而仿佛仍存的，有书仍存而仿佛已经失传的。秦朝焚烧书籍、坑杀儒生，经典便散佚了。汉朝兴起于残烟断烬之余，只能拾取其中十分之一二；当时专门治经的名家，援引经义、处理政事，虽然守护残篇、抱持缺卷，仍然文质彬彬，很接近古代风气。后来用经学选拔士人，设置科目、射策，于是有了通晓经义的名目，经典经义的保存没有比这更盛的了。当初所谓经典，只有《易》《书》《诗》《礼》《春秋》，所以石渠阁的讨论中，皇帝亲自裁决的事项称为“五经同异”；汉章帝修订甘露年间的故事，也说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唐太宗贞观年间，才分列为九经；那么唐代的经义难道反而不如汉代吗？大概就是这样吧。朱竹垞先生归隐在小长芦，以整理学问、著书自娱，远远避开世间声名踪迹，只从千里之外寄信给我说：“彝尊所辑录的《经义考》三百卷，如今已经成书；除九经以外，还旁及纬▯以及唐、宋以来的碑版和传说，搜集采录的材料很多。您能否施恩履行从前的约定，把序言赐给它？”廷敬打开信，感叹说：“经义的存亡，关系到圣人之道由此显明还是晦暗，也是君子尤其应当尽心致力的事情。凡是经典的存亡，不只在于书本，还在于人，而且在于时代。有的经典已经亡佚，却仿佛仍然存在；有的明明保存下来，却仿佛已经亡佚。秦朝焚烧书籍、坑杀儒生，经典便亡佚了。汉朝在残烟断烬之中兴起，只从遗存中搜集到十分之一二；那时的专门学者和名家，援引经典来处理政事，虽然只是守护残篇、抱持缺文，却文雅有礼，很有接近古代的风气。后来用经学来选拔士人，设置科目，实行射策，于是有了‘通义’这一类别，经典义理的保存没有比这时更盛的了。最初所谓的经典，不过是《易》《书》《诗》《礼》《春秋》罢了；因此石渠阁的讨论中，把在皇帝面前议论并裁决事务的内容称为‘五经同异’；孝章帝修治甘露年间的旧例，也说是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唐代贞观年间，才把经典分列为九经；可是唐代的经义并没有胜过汉代，难道竟是这样吗？” 已经亡佚的仿佛还存在，保存下来的仿佛又已亡佚。经书本来是用来施行实用的，而实用的根本没有比教导人更重要的；至于取士的方法，自唐、宋以来，它的得失缘由都可以看出来。唐初沿用隋朝旧制，设置六科；后来科目虽然繁多，大体上仍以明经、进士为重。明经科考试经义，进士科考试策问、诗、赋和杂文，也考帖经，所以尤其重视这一科。后来虽渐渐流于浮泛滥杂，但直到唐朝灭亡，终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宋初的制度是先考策问，其次考论，再考赋和诗，接着考帖经、墨义；后来所重视的是诗、赋、论三题。熙宁、元祐年间，诗赋与经义考试废止、恢复，彼此错杂；而王安石、吕惠卿创立的经义，直到今天仍遗毒无穷。诗赋虽然属于词章之学，但若要精通这门学问，不通晓经学、古学的人便不能胜任。如今的经义名义上虽然正当，实际上却背离了经学。大概王氏的经学流行之后，经学反而更加衰亡了。安石说：“本来想把学究改变成秀才，没想到却把秀才改变成了学究。”唉，他哪里知道竟连学究也一并失去了呢？如今古今经书都还存在，而学术却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经书究竟是保存还是亡佚，也都无法再追问了。如今竹垞所著《经义考》竟多达三百卷，其中哪些保存、哪些亡佚，都详尽记载在书中。我认为，经竹垞考订之后，保存的经义固然完整而整齐地具备了，亡佚的经义也断绝了穿凿附会的途径，那么经义的保存，没有比现在更盛的了。若不是竹垞博学而深思，谁能够做到这件事呢？圣明的天子重视典籍和文教，石渠阁、白虎观的集议正盛，诸位儒者一定将以竹垞为大师，订正经学以造就人才，对此实在寄予厚望。我为竹垞的经义之书作序，并谈到唐、宋以来教导人和选取士人的方法，大概是对圣人之道显明或晦暗的缘故深有感慨，同时又对今天的情形感到格外庆幸。《合刻吕氏二编序》康熙三十年夏六月，我承乏担任刑官之长，见到许多触犯法律的人，其中士人和官吏多有因无心之失而遭遇不幸的；至于普通百姓的愚昧，则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然而他们起初有的都只是因为微小的缘故而遭受刑罚，甚至有人因为三枚铜钱杀了人而被判处死刑。即使是由于他的气质本来邪恶，也只是因为从未深切知道人不可杀的道理，于是懵懵懂懂地走向死亡，却始终不能醒悟；这难道不是那个人独自的不幸吗？如今国家修明法度，朝廷内外都十分严肃，士大夫普遍有了畏惧刑罚的风气，而偏僻乡野的百姓触犯禁令却还没有停止。圣明天子对于教化所用的心力已经极为深厚了，但百姓仍不醒悟。我想，或许是主管官吏所依据的法律文书深奥严密，很少有能够譬喻说明、使人明白的内容，因而无法启发他们的天良，使他们逐渐受到浸润熏陶，终于达到刑罚废置的盛世。我看宁陵吕新吾先生增补撰述其先父渔隐闲翁的《小儿语》以及他自己所作的《宗约歌》，把乡间儿童、闺阁妇人、牧人、商贩以及乡野俗语、街巷言谈，用精深的道理加以约束，使之谐和地编成歌声；这确实没有深奥艰涩的困难，却有譬喻晓谕的便利。杀人者要抵命，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可是仍然懵懂地触犯禁令而不顾惜，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人不可杀，而是普通百姓中知道人为什么不可杀的人或许很少。这两部书虽然并不是专门为此而作的，然而儿童小时候听到它们，熟悉于口耳之间并且心中喜爱，那么人为什么不可杀的道理，就会深切领会其中的意义；长大以后直到老年，也会谨慎地避开它。百姓因而触犯刑法的，也就少了；这样便可以借此仰助圣明教化的宗旨，难道说毫无补益吗？起初，汶上岳镇九先生刻印这两部书来教导他的家人。镇九离开京师已经很久，刻本难以多得。我认为没有办法扩大它的流传，于是把这两部书合在一起刊刻。我不敢隐没镇九的美德，也私下想借此附会君子与人为善的义理罢了。这年七月初一日，泽州陈廷敬书。

译《日下旧闻序》《周礼》说，大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而他所急切重视的，正在于依据天下土地的地图，周遍了解九州地域的广狭和周围里数，辨识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陉等地理名物；其中尤其重视用区分土地的方法，辨明五地所生的物产，然后用十二种教化来治理五地所生之物。掌管国家教化的官职，它急切而重大的事务竟然在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陉的名物。只有先辨明五地所生之物，然后才能施行教化，由此可知五地物产所关系到的事务是多么紧要而重大。《周礼》六官之篇又一定先说：‘只有天子建立国家，辨明方位，端正位置，规划国都、郊野，设置官职、分定职守，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既然如此，先王建立国家、设置都城，一切都是为了顺应天道、考察地理，适合土地所生长的事物，从而求得充分发挥人物的本性，然后施行我们的教化；难道还会像后世那样凭借险要、划分疆域，向天下争强斗力，像秦、汉以来所谓‘攻守形势不同’，以及娄敬劝告汉高帝说只能用武力取得天下、不能用德行守住天下那种浅陋的说法吗？古代建立国家，最初见于《尚书》的话说：‘陶唐氏拥有这片冀方。’《谷梁传》说：‘冀州是天下的中央之州。’唐、虞、夏、殷都曾在这里建都。虞、夏时期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的地域最广，黄河以东、黄河以北都在它的范围之内。舜把冀州分为幽州、并州、营州，幽州和并州都属于冀州。由此说来，如今的 帝京正处在古代冀州的疆域内，大概是唐、虞、夏、殷建都的地方，也是天子通常居住之处。梁襄说：‘燕都地处雄奇险要之地，北面依靠山岭险隘，南面压临中原，仿佛坐在堂上俯视庭院。虽然王者建立国家，并不专门依凭险阻、以疆域向天下争强，但燕地的形势险胜，自古以来作为都城防守的雄固之处，终究没有超过它的，它实在太盛大了！’《易大传》说：‘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朝向光明而施政，只有燕地可以当之。’《诗经》说：‘上天命令众多诸侯，在禹治水的功业之地设置都城。’又说：‘商邑广大整齐，成为四方的极则。’说的是封畿和天下的表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陉的名物，既不能不加以辨识，又将成为施行教化的依据；它所关系的事情就是这样紧要而重大。因此，那种广泛阅览、博采观察，精确认识并详细说明这些事，向上考察天道，向下观察地理，以及土地所生之物、人物所适宜的条件，推究先王建立国家、设置都城的本意，把它们布置在书册中，使人能够根据事物施行教化的著作，在这里就有用处了。这难道不伟大吗？朱君竹垞勤奋好学，著有《星土世纪》一卷、《形胜》一卷、《宫室》七卷、《城市》九卷、《郊坰》六卷、《京畿》十一卷，附载侨治；《边障》二卷，《户版风俗物产》一卷，《杂缀》一卷，最后以《石鼓考》三卷作结，总名为《日下旧闻》。他采集群书多达一千二百余种，可以说是广泛阅览、博采观察，精确认识并详细说明这些事情的人了。依我看他的用意，并不专门致力于说明险阻和疆域的形势优越；从《星土世纪》开始，到《石鼓》的文字结束，大体上与秦、汉以来儒者关于地势形势的论述，以及奉春君的浅陋说法相比，几乎相差十倍百倍。选择并采用它吧，我希望看到那些能够依据事物施行教化的人。《朱子论定文钞序》众说纷乱混杂，应当用圣人的标准来裁断它们。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邪说损害正道；如果没有人排斥并辨别它们，使之以孔子的标准归于中正，那么天下人就会茫然无措，如同盲人没有引路者，黑暗中行走没有灯烛，必然来不及避免跌倒、陷溺，最终无所归宿。战国时期，距离孔子还不算太远，但杨朱、墨子、告子之类各自倡导异说，堵塞仁义之路，孟子用言辞加以驳斥，才使道路重新开阔。到了秦代以来，游说之士纵横捭阖，倾动当世君主；这些人全是欺诈的谋略、诡谲的言论，只想苟且求得一时的利益，不再顾及万世的祸害，把先王用来成就教化、美善风俗的一切，全都毁坏断绝，其危害比焚烧书籍更严重。邪说日久浸染，深入人心，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出现，各自逞用私人的智识，甚至敢于公然写出非难圣人的书来。两汉虽然表彰六经，但精微的言论已经湮没；其流弊发展到曲解学术、阿附时俗。等到后世，内心产生危害政治的思想，以致祸乱接连发生，经历晋、唐直到五代时期，愈加严重。其间有韩愈、欧阳修等二三位贤哲之士出来奋力抗争，圣人之道才依赖他们绵延不断，没有坠落在地；但也没有人能够汇集诸子的言论而归结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此，即使是濂、洛学派的贤者，他们的言论也只是零星地孤立存在于世上。到了南宋，紫阳朱子在千年之后奋然兴起，匡正百家，集其大成。到了今天的学者，知道道统有所归属，学术有所统绪，如果说不是朱子的功劳，那又应当归给谁呢？从前苏子瞻谈到杨朱、墨子的危害，认为它们等同于洪水；降到后世，曲学的祸患比异端还严重。昌黎推尊孟子，认为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那么朱子的功劳也不在孟子之下了。孔子说：‘不懂得辨析言论，就无法了解人。’孟子是愿意学习孔子的人，他说：‘我能够辨析言论。’言论混乱而难以辨知，已经很久了。自孟子辨析它们之后，天下和后世才因此能够辨知。如今距离孟子的时代已有一千多年，各种言论纷纭繁杂，难以穷尽；朱子于是加以辨别、澄清和订正，天下谈论义理的人才开始归于一个正确的标准。朱子辨析言论的功业，是继承孟子而兴起的。他的言论散见于群书以及完整收入其文集的文字中，石门吴子青坛闭门十多年，潜心搜集编纂，汇聚成编，命名为《朱子论定文钞》。古人说，孔子驾驭各种学说；朱子驾驭孔子的学说；如今又驾驭朱子的学说，可以说是金口木舌、将正论传布四方了。圣明的天子重视典籍、尊崇道统，承接洙泗的传统，偏邪新奇的学说不得呈到帝王面前；他辨析言论的功业，真是达到极致了。这部书还能够上助天子乙夜的阅读，更加扩大文明教化。难道它仅仅是供学士大夫诵读、讲说、服膺和学习的书吗？然而，学士大夫如果都能诵读、讲说并服膺学习它，以求达到成就教化、美善风俗的境地，那么简册所传授的内容，就是政教所施行的内容。辨析言论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青坛以此书请我作序，所以我乐意为它作序。

译《四书字画约序》《四书》的文字，从童年开始诵读学习直到白头，仍然茫然不明白其意，能够真正领会它的人很少。只是它的立言，文辞通顺、字句流畅，并没有艰涩曲折、刺耳难懂的声调。世上的学者动辄称说古文奇字，实在过分了。《四书》全书数万字，约略取其要点，总共只有二千三百二十五字。然而天地古今、大小高下、事物的道理，以及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都没有超出这二千三百二十五字的范围，并且无不完备。即使古代善于立言的人，也没有能够超过它的。既然如此，圣贤所珍贵的，难道只是古文奇字吗？古文奇字所说的内容，难道还有超过四子之书所说的吗？《左传》说：‘修饰文辞，树立的是诚实。’ 又说：‘吉祥善良之人的言辞很少。’大概树立了诚实，言辞自然就少。《四书》是言辞简约的书，而古文奇字并不在其中。后世立言的人，应当从哪里取法呢？阳城王君端木，约略选取其中的字，交互参验，仔细推究，能够明白字形笔画为什么会这样。《孟子》所说的‘广博地学习而详细地说明’，这不正是其中的一端吗？我曾经说过，小学所起的功用，对于经书非常重大。比如陆德明的《释文》、颜师古的《刊谬正俗》、张参的《五经文字》、元度的《九经字样》、贾昌朝的《群经音辨》、毛居正的《六经正误》，都是这样的著作。《四书》约略说明其文字而又详细阐释它们，从王君开始。王君年将老去，仍然只是诸生，却作此书来教导后来的学者，这也是小学的功劳。而我进一步用立言的道理来说明，是因为世上应当研治的书，没有比四子之书更急切的了；它的字数又这样少，而功用这样大，天下所有应当研治的书，没有哪一种能比它更为急切。由此可知，立言的道理不在古文奇字，而在这里。王君好学深思，也喜爱古文奇字，所以我写下这番话来告诉他。《传经堂集序》我修撰前朝史书至所谓靖难时期，想到那些忠臣义士，常常搜集他们的逸事而为之悲伤。燕王势力如此雄强，以及当时攀附依从他的人，如今都已经灰飞烟灭，散落在虫鱼所蛀的简牍之中。何况那些奸邪回曲、谄媚佞幸、苟求富贵而残害忠良的人，这些人如今都已被斩杀殆尽。侥幸存留下来的，也都昏暗无闻。然而世人都知道应当尊重忠臣义士的后裔，我曾经访求他们，询问他们家谱中所收藏的资料以及长者所传闻的事情；只要遇到这样的人，我就乐意同他交游。前年得到一人，是华亭廖子樾阡；今年又得到一人，是仁和卓子次厚。这两人的先祖，我已经采集他们的事迹，把廖氏的事迹编入史传；又另外作小传，记载他们家世的贤德。两人世代是通家，又彼此友好。樾阡跟随我学习已经很久，于是次厚嘱托樾阡另行请我为所谓《传经堂集》作序。卓氏自忠正公以后，闻名人物不断出现，其中入斋、莲旬、蕊渊三位先生，尤其因文章和经学为世人所尊崇。蕊渊的儿子火传，贤能而有文才，建立祠堂祭祀三位先生，把他们的遗书收藏在祠庙中，每年按时取出奉读，用来教导子孙，于是‘传经堂’这个名称由此显著起来。海内的文章之士仰慕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歌咏、颂扬、谈说他们的遗德，火传编成一部大集，而次厚继承先人的志向，收集的材料更加丰富。三位先生的贤德，凡是有名而能写文章的人，也已经纷纷表彰并记载了。可是我独自为忠臣义士感到悲伤：他们侍奉国家，不幸遭逢变故，执守气节、为义而死，虽然他们芳名盛美，足以流传无穷，但要寻找后世子孙中能够思念祖先而不废弃祖先美德的人，也实在寥寥无几、难以得到。如今我在廖氏那里既有所遇，又得到卓子，听到他先世流传的风范和遗留的功业，并加以颂扬谈说，私下附列于海内文章之士之中，也可以说是幸运了。我听说金川门失守时，忠正公的子孙改换姓名，才得以逃出躲避到塘西；廖氏则逃亡流徙到金山，后来子孙才逐渐能够迁到申浦以南，他们当时的艰难危险就是这样。如今卓氏虽然兴盛了，也还应当敬重并追念祖先才是。《洎水斋文钞序》阳城西面的土地，与它相接的地方仅有三四十里左右，处在山川溪谷之间。自明代以来，因科举及第而显达、在当世建立声名的人，多得超过晋代以南几个郡县的总数。阳城大概是天下人才所出之地，如今难以尽数。其中最为天下所知的，有杨公继宗、原公杰、王公国光、孙公居相、张公铨，有的凭清廉节操，有的凭事功，有的凭正直敢言，有的凭忠诚而死于职事。这五位先生，都是天下所知的人。用洙泗孔门四科来衡量，他们显然都是德行、政事、言语等方面的人才。疏庵有文章而才略稍逊，拱阳长于议论政事。大概文章之学很难，即使贤者也不能兼擅。幸而具备才能，如果那个人又不急于显露自己、追逐名声以求与众不同，即使同时代的人知道彼此推许，知道他的人也有一半，不知道他的人也有一半。等到后来，声名踪迹湮没而无人知晓，这就是才人志士对于文章之事捶胸饮恨的原因。我对藐山张公深有感慨。前面所说的文学一科，张公就是其中的人。当初我居住的地方与阳城相隔三四十里的溪谷之间，有常评事伦，以及我的祖父副使容山公【公名天祐】，都最能作诗，却没有人继承他们。藐山先生在几代之后奋然独自兴起，他所交往的人大多是名流。比如竟陵钟伯敬，也是当世的文人，早已知道推重赞许他了。同乡之中，杨黄门沁湄凭借学问与先生相互交往，先生说：“他是我敬畏的朋友。”当时白公东谷出仕最晚，先生却屡次称赞他；从此先生的文章更加昌盛，而乡里有名的卿士、大人物和能写文章的士人，也文采斐然，盛况可称，这都是先生推举扶持的功劳。从前子夏在西河教授学生，言偃在东吴兴起；这种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振兴往古而引导后世，谁能说先生的功劳可以被抹杀呢？以张公在朝廷建立的风范以及晚年的光明操守来判断，他并不愧于前面所称的几位在德行、政事、言语方面的人；若断定说在文学方面尤其盛大，也是恰当的。兵乱劫难之后，文章散失，张公伯珩搜集记录他的遗文；伯珩的儿子茂生把它刻版流传于世，而先生的后代太仆君泰文则继承光大先人的事业，请我作序。我因此感慨我祖父容山公也是有文章的人。容山公的诗，我幼年时还见过他的抄本，后来略有印象，全部搜遍破旧的竹箱也找不到了；向乡里人询问，也没有人知道，于是将要湮没而不再流传，难道不令人痛惜遗憾吗？所以我感叹太仆君的贤德，他能够使自己的先人不至于湮没。

译同里寓居者陈廷敬书 《愿学斋文集序》黄忍庵先生亲自编定他所作的《愿学斋文集》一百一十卷，把目录给我看，嘱托我作序说：‘我在世上寻找可以为我的文章作序的人，找到了四位，你是其中之一。’又说：‘我开始求学时，是通过文章来体会道；你求道很勤奋，所以可以为我的文章作序。’我对他的话感到惭愧，但最终无法推辞；同时也想把文章与道相离、相合、相同、相异的道理向忍庵请教，并且借此从文章中求道。《易》《书》《诗》《礼》《春秋》都不是有意经营文章的。孔子去世以后，能够立言的士人流传于世的作品，大体上都有意于作文；能够不背离圣人之道的，才是最高境界。从孟子以来，距离圣人越来越远，道也越来越不明；那些流传于世、号称善于立言的人，如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一类，他们所作的文章虽然都没有背离圣人之道，但说到最高境界，不能没有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之处。近代有‘八家’的名目，这种说法始于茅氏鹿门，后来把这几家的书传播给天下后世。这几个人，果真是天下后世不容易赶上的人；但若从圣人之道来说，这几个人是否只是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一流的后辈呢？我曾读过晦庵朱子的文章，大概是专门在道统将危、将隐、将断、将续的关头阐明圣人之道；而且他的语言之妙，又兼有那几个人的长处，然而他却不列在那几个人之中。鹿门的意思，大概是说那几个人只是凭文章而已，并不是果真认为他们完全没有背离圣人之道。既然如此，文章与道便是分离而不相合、不同而不相同；可是忍庵说：‘我通过文章来体会道，又因为我求道勤奋，所以可以谈论这种文章，难道没有缘故吗？’朱子对韩愈、欧阳修以下的文章都有所讥评，却唯独称许南丰先生的文章，所以朱子的文章出自南丰。如今忍庵的文集题名为《愿学》，不知道他所愿学的究竟是谁；但依我看忍庵的文章，都是仲晦、子固的文章。由此求达到圣人之道，忍庵的见解一定会在这里有超然的所得。这所谓通过文章来体会道，说的就是这个吧？忍庵将要回去与他的门徒在江湖之上讲道，以求推进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像我这样的人，既然不能在世上有所自见，恐怕只能在龃龉困顿中终老。忍庵又能从我的话中取得什么呢？假如勉强说些话，也不过是朱子所说的已经试过却没有效验的说法，究竟有什么可取呢？忍庵以前所说的四个人，我向孝感熊先生询问过，他是其中之一。熊先生讲学作文，忍庵姑且拿这些话向他请教，不知他认为我的话怎么样呢？《午亭文编》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六 大学士陈廷敬撰 序 《赠静明子序》我走遍天下，见到磊落奇伟的士人，他们都超然高举，不能与世俗亲近；只是我独自仰慕喜爱他们，那些人也潇洒飘逸，反而引我接近他们。近来居住在乡里，便随顺时俗而进退。有位客人来访，笑着问我：‘从前先生接触世俗而交往，却不肯沉溺于偷惰柔弱的习气，熟悉看到像苍蝇逐臭、蚂蚁趋膻那样奔逐名利的人，就想掉头离去，所以您所求交往、所请教的，大半是奇伟高逸之士。如今却作出纤细小人、顽固庸夫的行为，像用雉鸟媒介和遮蔽物来求取龙友，难怪那些历落俊迈、非同寻常的人会离开先生而不顾。’我默然无言，无法回答。过了很久，我到乡里探访旧友，静明子住在四面土墙的屋子里，关门观察万物，大概已经与世人完全不相通了；他年壮而今已老，今年已经八十岁，道义日益高深，操守日益坚定，更加孤高而不与世俗交往。我想越过田间小路，与他相访问候，追忆从前席地而坐、以灰画地交谈的话，举行鸡豚田社之会，却遥远得无法实现。回想客人所说的话，确实如此；我真是太糊涂了！过了不久，静明子的儿子来跟随我，转达他父亲的话说：‘老人并不是喜欢固执，实在是辱承先生的知遇。如今老了，不能再俯仰随顺时俗，以免辱没先生。先生既然有意于老人，是否愿意赠给他几句话呢？’即使如此，我又凭什么赠给他呢？我曾记得静明子年轻时，英姿洒脱，是个精通奇书的奇伟男子；只是身世遭遇困顿，形迹和处境逼迫，只好收敛他奇特瑰丽的才华，潜心搜求典籍。他对儒、墨、道、德、阴阳、名、法六家的书，都能钩稽摘取，领会于心并适用于实际，就像数清甲乙、倾倒箱笼里的物品一样。而且他尤其精通律历之学，建立推算术数、测量尺度的方法，观察璇玑的运行，审察日、月、星三光的运行，推究前代、校验往事，协调音律、校正历纪，授予百姓农时而成就一年的功业，和新法完全相合。他考察辨析历法的起元，综合校验分度，学说尤其精密。大概他总摄七曜，探索三垣以及重黎、羲和一类的学术，而以甘公、石申两家的学说作为折中标准。难道他还只是像兔园里的村夫子那样，咿咿呀呀读一卷书，就自称为儒者吗？静明子自从闭关以来，扫除平日所学的旧学，只喜爱黄老之书，给《道德经》作注。他的根本旨趣，正如太史公所说六家弊病的那段话：‘神用得过度就会枯竭，形体劳累过度就会衰败，所以应当专门致力于先安定精神，而独以道家为宗。’嵇叔夜说：‘不是深沉宁静的人，不能闲居止息。’老子说：‘知道止步，就不会陷入危险。’ 经书说，能够思虑、能够有所得，而根本在于安定、宁静。静明子大概是一位得道的长者吧？至于道，我并不了解；我所知道的是，静明子在律历方面造诣很深。历法家测量日影，观察经宿，察看月亮由弦到望以及晦朔时月光的亏盈，用来确定它们的应验，这些都可以看见。孟子认为，千年之后冬至的日期，也可以坐着推知。为什么北斗运行二十一度，距离北极如此遥远？太阳在那里运行，于是形成冬至，万物也在这时开始生长。这里存在着可见而又不可见的东西。黄钟是万事的根本、十二律之首；冬至是万物的开端、历法的起点。这里有不可见之物，而天下可见的事物没有比它更大的。推究到月亮，先从建子之月开始，以夜半为天地的平衡点，端正地观察日月，明察天下万物的运动；守持那唯一的根本而达到宁静，这就是静明。你对于天地人三方面的道理，一定已经能够窥见其中的微妙了。将来有一天，我要拆掉关门、撤去墙垣，坐到你膝前请教，不要白白让那位客人说我不能得到天下的奇士，只能漠然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