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亭文编卷三十六

译《送关同年序》同年登科的江陵关君，是华汉忠义的后裔。按照《忠义传》记载：先主收取江南诸郡时，任命忠义为襄阳太守；等到向西平定益州，又任命忠义总督荆州。他一生的事迹，在荆襄任职时最多。后来因为在樊城攻打曹仁，曹操劝孙权从后方袭击他，忠义于是领兵回返；孙权已经占据江陵，把忠义的家人全部擒获，忠义也因此结束了生命。这样看来，他家居住在江陵的后代，正是在孙权、曹操奸诈诡谲、争夺纷乱的离乱时局中仅存下来的人。虽然他的谱系不能详细考察，但自汉代以来宗族中的长老代代相传，因此君是忠义后裔无疑。自汉代以来直到今天，江陵关氏中显达而著名的人没有多少，到了君这一代却以 国朝顺治丁酉年在乡试中举，戊戌年考中进士，出仕任寳坻县令，如今有廉洁能干的声名。任职三年，因为没有察觉逃人的事情而获罪，被夺去官职。寳坻百姓叩见。向天子阍官说明君爱护百姓的情状。皇上怜悯他，为了百姓答应让他留任，君再次担任寳坻县令；又过了三年，适逢蓟州缺少知州，君代理州事，却又因为没有察觉逃人而被夺去官职，返回江陵，从此不再谋求出仕。今年秋天，他带着粮食、拄着手杖，行走千里，在荒僻的田野废墟之间来拜访我，谦称对我说：‘士人不被世所任用，那也就算了；但最终不能忍心不表明自己的志向，以免给家世留下羞耻。我听说先生以古人的道义自任，所作文章用来判定是非、辨别异同，使当时人明白并传给后世。若论华某贤能还是不肖，他出仕或退处、进取或退让，大概想请先生为他作出折中判断。’我告诉他说：‘君子是神明的后裔，也是王国的光辉。’从汉代直到今天已经有数千百年，江陵关氏一族没有人在世上闻名，到你这一代才真正应验了。国家正处于兴盛之时，你却三次出仕、三次罢归。难道凭忠义的神灵，也不能庇护自己的子孙，使他们在数千百年之间困顿厄运而不闻名吗？忠义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原来就是这样吗？还是你的命运由上天注定，而忠义凭借忠诚、顺从、正直、方正的本性，不肯违逆天命而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呢？或者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同鬼神所见的各不相同？退处者的所得，未必不如出仕者的所失吗？这三种说法，你一定有足以自我相信的道理。既然知道是这样，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你是忠义的后裔啊！我同君相处了两夜便分别而去，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赠别序。《送汪悔斋使流求序》国家承受天命，居于天下中央而统一四方，中原的威势光盛，向旁延伸而广泛到达，没有边际；即使远至海外，也无不震慑，全都来朝见、入庭。如果有阻隔疆界而自逞雄强、悖逆暴虐、放纵逞强的，就不怕招致动乱、受到凌辱而灭亡，奋发出动如雷霆般的百万军队，降临他的辖域，很快使其覆灭，就是这样。天子说：‘唉！我一人承受上天显明的命令，以天所覆盖的一切作为疆界，建立我的国家。只是上天眷顾的在于德行，专门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会荒废，专门致力于扩张德行的会强盛。于是我专心任用仁义礼乐和教化，来保全、惠泽百姓，怀柔远方的人；流求自身也应当如此。’ 先朝曾奉行职贡，作为外臣，始终不懈怠、没有过失。康熙二十年冬，中山世子尚某派遣陪臣某上表奏报，请求承袭先王的封爵。礼部大臣议论说，流求远在海外，道路遥远，宜当把册命交给陪臣颁发，不必派遣使者。于是陪臣某具状陈请，希望得到天使，以作为小国的荣宠。当时 天子临朝开门，亲自阅览文书，我陈廷敬正侍奉在起居左右。皇上说：‘海邦向往教化，应当派遣使者宣示朝廷的德意。依照陪臣的请求，还应当选取通晓经术、善于撰写外交辞令、能够出使遥远绝域的人。’于是下令公卿、台谏推举人选。【臣】廷敬退下后，谨慎地把这件事记录在册。公卿、台谏在朝廷共同推举：翰林检讨【臣】汪楫为正使，中书舍人【臣】林麟焻为副使。皇上说：“可以。两位臣子的官衔是……” 出发的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京城之下能够作诗歌的士大夫，争相赋诗为他的出行壮行。汪君不认为我不能作文，嘱托我作饯别序。我举起一杯酒，对汪君说：‘从前廷敬侍奉皇上的起居，亲眼见到皇上郑重地派遣使臣。何况我和君曾一同经历玉堂，登临清禁，在从容侍从的行列中拜见皇上。’ 皇上以圣明的文德开启太平，以神武之威遏制乱谋，这些事记载在左右史官笔下的已经很多了。但其大要在于仁义礼乐教化的根本，用来保全惠泽百姓、怀柔远人。对于治理天下，皇上尤其孜孜不倦、急切勤勉，天不亮就穿衣等待早朝，到了正午也无暇进食。远方的人前来，难道也是听到风教、仰慕义理而到来的吗？《左传》说：‘对于远方的人，就修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他们既然来了，就使他们安定。’ 《左传》又说：‘用礼节招引愿意亲近的人，用德行安抚远方的人。’ 皇上郑重派遣使臣的用意，难道一定是对此有深切的思虑吗？况且我听说古代称流求人勇猛强健，喜欢击斗、攻刺，他们的习俗多与中国不同。如今或许又有人说他们喜好礼义、喜爱诗书，怎么知道今天的风俗不已不同于从前呢？既然如此，就应当宣达国家以仁义礼乐教化怀柔他们的深厚意旨，使他们服从教化、敬畏神明，时时戒惧。愿圣明的教化遍及环绕各洲、各岛而居住的人，使那里永远成为衣冠礼义之邦。这不只是对君此次出行的专门期望；等到使命完成返回时，也一定会有足以用来称述并完成此意的事情。至于皇上后来所作的训示，廷敬又将手执简册把它记录在后面。

译《送翁宝林尚书予假迁葬序》士人处在困厄之中，离开亲密的亲人，远赴祖坟，带着书信名帖，四处奔走而不怕道路劳苦、羁旅艰难，都是为了求取显赫的名声和美好的仕途。等到考察阅览古人的事迹，看见有些人猎取声名、沉溺禄利，处境危险得如同将要跌倒，却茫然不知停止，心中便鄙视他们。有人有才华却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却总是困苦得仿佛不能容身，我又未曾不为他们叹息、仰慕、感慨和惋惜，认为他们是贤者。因此士人出仕，遵守难以进取、容易退处的节操；有的长期离去而暂时归来，这也都是出仕之人应当如此的情形罢了。难道一定只有有道之士才能做到吗？但卑俗的时俗之士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士大夫引退请求致仕，应当在恩宠隆盛、志愿得遂的时候，这样才可以算作荣耀。如果恩宠衰减、志愿不能实现，想退而不能，或者能够退处却只会因此蒙受耻辱。’我的说法不是这样。士君子在时势中进退，只要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罢了，难道要计算荣辱吗？这种道理，只有有道之士能够做到。古人中有想退便退的，晦庵在朝廷任职就是这样。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天便退去，而晦庵不以为耻。有想退却免不了受辱的，伊川前往涪州就是这样，但伊川不以为耻。有想退而不能退的，司马君实居住洛阳就是这样。他居住在洛阳城下十五年，当时人们反而把这看作荣耀。这是为什么呢？这三个人，都是古人所称的有道之士，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因此有的退处，有的不能退处，有的退处而受辱，在天下人看来都从未以为是耻辱；后世的荣耀也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这就是我与流俗之论不同的地方。宝林担任大司空，任职数月便请求迁葬先人而离去，于是卑俗的时人喧然异口同声地说：‘正是恩宠隆盛、志愿得遂的时候，能够这样引退，这才可以算作荣耀。’而我认为不是这样。宝林是有道之士。有道之士的志向，不在三人之下。那三个人的进退荣辱，浑然不能增加或损害他们内心的状态。难道宝林会把一次退处看作荣耀吗？士人守住难进易退的节操，有的长期离去而暂时归来，这是出仕之人本来应当如此的，不一定非得是有道之士才做得到。宝林以三人为师法，他的见识应当已经超然于流俗之外了。这难道就足以使我的宝林感到荣耀吗？即便如此，士人头戴华美的冠缨，驾着朱轮车，迟疑奔走而不能停歇，回想从前离开亲密的亲人、远赴祖坟、忍受道路劳苦和羁旅艰难，都是为了求得今天。如今才过了多少时候，怎么忽然就离去了？所以有人把危险看得如同跌倒，却茫然不知停止，认为我的最大荣耀正在这里，实在不能一下子舍弃它而归去。这样一来，凡是出仕的人想要守住难进易退的节操，又有谁能做到呢？如今宝林归去，世人把它看作荣耀，也可以用来劝勉人了。宝林的有道之处，是我用来取正、作为准则的；不知道他认为我的话对不对呢？《送张公箸汉侍郎归展先垅序》如今皇上在上面独自运用神明的睿智，万事纷繁并行；环顾三公九卿，反复询问叹息说：‘只是得到人才、任用大官的职位还很缺乏；主管爵位的官员上奏请示时，必定要详细审察、仔细观察那个人。即使已经认为可以，有时经过一年半载也不立即下达任命。想要得到端庄伟岸、魁梧卓异、杰出特立的贤才，以兴办事业、赴成大功，大概就是这样困难。’于是朝廷中的士大夫都战栗谨慎，各自寻求符合上意。皇上的心意所在，臣下奔走尽职，不敢自求安逸。张公箸汉掌管并辅佐中枢，声望和实际才能都盛大丰厚；他发言建策，往往符合机宜。朝廷倚重他，正是所谓端庄伟岸、魁梧卓异、杰出特立的贤才。如今忽然请求归去，去祭扫他的先人坟墓。皇上体恤公的心意，准他前往，并且估算路程远近、往返所需的早晚日期，计算好时间让他回来朝廷。于是士大夫们一起在朝廷上说：“公，是我们所倚重的人，怎么能离开呢？”那些如鹰飞扬、如虎勇猛，建牙开府、掌握一方军政的将领，以及戴冠穿鱼皮服、抚剑张弓、能投石越距的武士，都无不仰视叹息说：“公不应当离去而退居隐处、藏身息影。”处士一类的人则说：“公的离去，确实是有道理的！”曾见圣朝选取人才、任用贤能，只看重他的宏大，不拘泥于细节；只看重他的完整，不拘泥于片面。如今那些战战兢兢、谨慎小心、奔走钻营、片刻不得休息的人，正是圣明所照察的。可是要认为只奉行一项命令、胜任一个官职，尚且还觉得十分困难，何况将他置于玉衡大斗之间、论道治国的职位上，使他建立功业，难道不应当取用他宏大而完整的才德吗？公既然具备宏大而完整的才德，天子又知道这一点，这正是所谓可用之人。况且任用公而公却请求离去，那么公所具备的宏大而完整，又哪里是寻常人的心意和度量所能窥见的呢？推重“三在”的义理，笃厚君臣父子的恩情，是用来彰显最高的教化、扩大隆盛的治道。公因为先人坟墓的缘故，真诚地归依 君父 朝廷不惜让他离去，以此劝勉天下人孝敬先人，而公孝敬先人的行为，实在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榜样。这就是他所作所为中宏大而完整的地方，怎么样呢？我是退居隐处、藏身息影的人，对于公的归去，既不同于朝廷士大夫的意见，也不同于那些戴冠穿鱼皮服、抚剑张弓之人的趋向，姑且有这些话，来为公送行。

译昆山徐相国贺序 自从风后、力牧以来，经过唐、虞、三代直到后世，宰相之道的兴盛或衰败，看君主；君主之道的盛衰，看宰相。尧的宰相是舜，舜的宰相是禹，禹的宰相是皋陶、伯益，汤的宰相是伊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尧曾向放齐等人询问宰相人选，听到他们的意见后叹息；假如在当时稍有不慎，举用他们担任宰相，而舜也不任用禹，禹、汤也不任用皋陶、伯益、伊尹，且所任用的宰相都像尧那样，那么叹息的尧、舜、禹、汤就会孤独地以一个圣人的身份立于上位。这样一来，想要称颂唐、虞、三代的盛世，使天下后世的人都称尧、舜、禹、汤说：“这是作为君主的最高境界”，而他们的宰相却全然不为人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所以说：“宰相之道的兴衰，看君主；君主之道的盛衰，看宰相。”从此以后，不知道一个时代，就看它的君主；不了解一个君主，就看他的宰相：看君主，便可知道他的时代；看宰相，更能知道他的君主。宰相与君主的关系如此重大。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昆山立斋徐公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入朝参与大政，于是朝廷中的卿大夫、各部门任职而精通技艺的贤者、街巷中的老者、儿童、走卒都说：“我的 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必定要像公这样的人，才可以做我的宰相。” 天下人盼望公做宰相，已经很久了。公天资卓异，在文坛早有声名。世庙在位时，公应制对策，被亲自擢为第一名，当时已经有将公视为宰辅的说法。今天子亲临朝政，更加器重公，多次升迁，担任禁近之地机密而参与谋议的职务，地位清要。公严格约束自身，以公正无私处理政务，早晚都把所学进献给皇上，纠正错误、补益政事，启发皇心、滋润圣心，在劝学辅政方面功绩尤其显著。等到公任台宪时，直言正谏，不因贵人成议、压制朝廷诤谏的说法而改变，因而当时那些谋求奸利、对自身不利的人，都侧目怒视。后来公罢官闲居，更加整理学问、磨炼品行，读书续述，以昌明正学为己任。居住了几年，天子思念他的言论，又任命公为御史大夫。公没有因为先前罢官而稍稍自我压抑损抑，因此 天子更加器重公，开始考虑重用他。我又曾论说，臣子进言有容易和困难两种：进言后被采用，自身安稳而道义得以推行，这是容易的进言；进言后没有立即被采用，自身退处而道义更加尊崇，这是困难的进言。已经进言而自身退处，过了很久皇上才思念他的言论、重视他这个人，这正是我们的道义由此更加尊崇，却又难以与这种困难相称的情形。然而公既已凭借自己的言论获得 皇上的知遇，如今又将因从前所说的话而被起用，并在实际政事中得到施行，只要 圣明的君主能够回应天下人的期望，我知道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从前舜歌唱说：“股肱臣子欢喜啊，元首君主振作起来啊。”皋陶也曾载歌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元首与股肱一体相成，这是舜和皋陶所歌咏的意思。伊尹也说：“只有我伊尹和汤，都具有同一种德行。”所谓同一种德行，就是舜、皋陶所歌咏的意思。他后来又说：“我难道不是要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由此可知伊尹确实具有这种德行。如今尧、舜那样的君主在上，公恰好担任宰相。依据舜、皋陶所歌咏的意思来验证伊尹的话，那么三代以后直到后世的君臣，都不足以拿来同公相比。公难道不应当想一想怎样成为尧、舜那样的宰相吗？我不能用谄媚的话来祝贺公做宰相，但始终希望公以尧、舜时代宰相的道理来辅佐我的 君主，这才可以算作祝贺。公的同年、在朝廷任职的人，将要向公道贺，听到我的话会说：“没有你的话，公大概也会想到这些了。”即便如此，公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请允许我把它写下来，为公祝贺。

译祀学录序 按照礼制，凡是学校初次建立，都要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又凡举行释奠，必定有配享；若遇到国家大事，就不举行。郑康成认为，先圣是周公或孔子。礼书又说：凡在春季学习礼官之事，要在自己的先师前举行释奠，秋冬也一样。郑康成引用《周礼》说：凡是有道德的人，都让他来教导学生；死后就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所谓先师一类的人。像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都可以作为先师。如今天下学校祭祀孔子，称为至圣先师，于是便把先圣、先师直接看作一个人了。考察礼的本意，这多有不合。孔子以下有先贤、先儒，像高堂生、毛公一类，都称为先儒；他们都是古代所师法的人。礼所说“在自己的先师前举行释奠”，专指这些人。如今却不是这样，大概因为把孔子作为先师，便不得不把高堂生、毛公一类称作先儒，以便同邹、鲁的贤人区别开来，也是形势使然。先儒之下又说“乡贤”，大概就是把乡里的先辈先生祭祀于学校。郑康成解释“国故”，认为就是本国的先圣、先师，即国家过去有这样的人。如今乡里的贤者，也正如一个乡里过去有这样的人。高堂生、毛公一类不能称作先师，只能说是国故，反而可以称先圣、先师，这又有谁敢承当先圣、先师的名号呢？既然一定不敢居此名号，就应当从礼的意义旁通理解，不违背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而已。礼书又说“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先老”作为结束。古代天子视察学校、奉养老人，把二者同样重视并一并举行；学校初立时，也一定先向前代的老人举行释奠。因此我认为，如今的乡贤祭祀，可以比照古代释奠先老的意义。虽然不能完全符合礼的本意，但根据时代变迁来推求，仍然可以接受，希望实行久了不至于废绝。古代释奠先老的礼已经很隆重了。凡奉养老人，进献食物、减省甜酒，备办珍馐，天子亲自袒衣割牲，亲自执酱、执爵行养老礼，隆重到这种程度。那么对于前代老人所说的“释奠”，既然名称同先圣、先师的释奠相同，其礼仪的隆重便可知道了。养老礼中天子亲自袒衣割牲、执酱、执爵，那么释奠前代老人，其礼比养老礼更加隆重，也可以知道了。郡县学校由长官主持礼仪，虽然礼节仪式有所不同，但对于天子敬重学校、奉养老人的心意，贵在不失其本义，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我便说，如今祭祀乡贤，正类似古代释奠先老的意义罢了。有人说：先老是祭祀历代曾任三老、五更的人，如今祭祀乡贤只取其德行，不能要求他们都年老而死。韩愈不是说过吗？闻道有先后。如今假使颜渊、子奇能够长寿，也不只会列在先老之中。孔光、桓荣一类的人，虽曾任老、更之职，终究还有惭愧。因而在乡里祭祀他们，也只是因为他们贤能罢了。只要贤能，就没有不贤而可以作为先老祭祀的。况且古代释奠先老，也不只是为了奉养老人。学生所学习的事业，既然从先圣、先师那里取法，而前代百姓中值得效法的人，也往往有许多。所以释奠先老，同视察学校一样，是为了使学生受到感发。后世先圣、先师的名号既然不能僭居，而先贤、先儒要在天下普遍配享，又必须请示朝廷，长期议定后才能实行，实在也很困难。我担心拘泥名号、引起争议，使前代那些可以效法的人不能及时列入祭祀行列，久而久之又废掉这种礼制。因此我推究先王视察学校、奉养老人的本意，作此说明，大概也是因为感念我乡真翁蒋公的贤德。礼书所谓“有功德施于百姓，就祭祀他”，蒋公就是这样的人。公去世后，墓旁的树已经粗到两手合抱了。他流传后世的遗风和遗德，故老称道，后进思念，士大夫交口赞颂，意见完全一致。于是这件事被郡邑听闻，又被大吏听闻，众人都说确实应该如此。便下檄令学官按照平常仪式配享祭祀。后生小子因此受到感发而有所效法，于是乡贤之祀因公而更加受到重视。这样以后，更能明白先王释奠的本意：是要让学生对所学习的事业有所取法，其中的意义极其深远。我于是推究礼经遗留下来的本意，旁通说明其义，为《祀学录》作序。

译从祀录序 郡县学校孔庙的廊庑中，都有所谓乡贤，他们果真对教化和治理有益吗？先王设立学校教导士人，重视师儒的职分；凡是道德所归、百姓可以看作榜样的人，死后就在瞽宗祭祀，把他作为乐祖。自舜命夔掌教以来，就有胄子的教育；其方法在于弦歌、蹈舞、讲诵、辨说，用礼仪文饰来节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并使人涵泳陶冶于亲爱、义理、区别、长幼次序、诚信的实际之中。所以周代兴盛时，既由大司徒掌管乡里三物的教育，又由大司乐掌管成均的制度，大概不只是用来教育国子，诸侯国的教育也都以此为准。士人生活在其中，若有人成为道德所归、百姓视为榜样的人，便因此有瞽宗之祀。《礼记》说：“释奠必有合。”凡此都是为了帮助合众成教。成均的制度，是要使百姓有所观感、奋发、兴起，把可以作为自己效法对象的人列入祭祀的豆笾、几筵和礼秩之中。先王上能不忘记以贤能得民、以道德得民，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士人相互勉励于学习，并成为普通百姓的倡导者，那么一切淫僻邪曲、诡诈败行、惊扰师道的习气，就不会进入百姓的耳目和心思，而流传下来的美好风俗足以使人歌咏兴起于无穷。因此教化的方法美善，治理也就隆盛。如今所谓乡贤，就是古代所谓瞽宗之祀，难道果真没有益处吗？自从风俗变得苟且浅薄，先王立教造士、鼓舞振兴人才的方法，都被当作荣耀自身、争逐名声的阶梯；佣奴、市贩的子弟，突然在乡里暴起，只要可以施展自己的力量，便不难使先圣庙廊同于士人寝室，使祭祀用的牢牲、醴酒、勺幂等物同于麦饭纸钱。这样一来，设置乡贤祭祀，果然就不足以有益于教化和治理了。然而华州的风俗独自还保留着先王的遗意，因为这里是后稷、公刘、太王、文王、武王开创基业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君子有礼乐文物的习惯，小民有耕种收获、忧劳勤勉的事业，奇邪不正的行为在乡里不被齿录，而孝友、忠信、廉正、厚重广大的人，才能配享孔子庙庭。当地百姓希望这样做，确实如此，并不是陈氏一家能够强求而取得的。中允陈先生，任兵马指挥，因儿子显贵而受封为文林郎、林县知县。先生以理学为关中正传，是百姓所称的孝友、忠信、廉正、厚重广大之士。四方贤人君子经过时，都必定向他的住宅行礼；士人上报他的事迹，百姓传诵他的德行，众人都说：“祭祀声宗，只有先生才确实合宜。” 陈家不能推辞，只能顺从士人百姓的愿望。师儒对于古代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中人独能推究先王的本意，以求有益于教化和治理的隆盛，难道不是有志于当世的人所乐于称道和记述的吗？我因此把所谓配享祭祀的名录作序如下。凭借华州的风俗，可以教化世人，这不只是陈氏一家的荣耀。祀乡贤名宦序 古代君主亲自召见乡长而询问说：“你乡里有贤人，就把他报告上来；有贤人却不报告，那罪过就是埋没贤才。对于公卿大夫能进荐贤人的，给予奖赏；埋没贤人的，就处死。”乡长、公卿大夫所承担的责任，严重到这种程度。而《周官》《王制》关于兴举贤能、评议秀士的制度，尤其专门责成乡里。既然如此，乡里的责任难道比公卿大夫还重吗？大概先王养士、教士的方法，只有乡里能够完备。所以士人贤或不贤、是被进荐还是被埋没，乡里的责任比公卿大夫更重。后世养士、教士的方法在乡里废弛，乡里既不能进荐贤人，公卿大夫也没有听说因埋没贤人而受诛，于是公卿大夫也不再常常把进贤当作自己的职责。这样看来，乡里和公卿大夫在责任轻重上的差距，还剩多少呢？然而乡里虽然不能参与进贤、蔽贤的政事，直到今天还有两件事，隐约以其意义关系到士人贤与不贤的问题，而且比公卿大夫的作为更为重要：一是乡贤，一是名宦。这两类人由乡里报告给县令、郡守，县令、郡守报告给有关官司，有关官司再报告给封域的大吏，之后才能在郡县学校受祭祀。祭祀的人贤能，士人和官吏就有所劝勉；祭祀的人不贤能，士人和官吏就无所戒惧。劝勉和警戒，是先王教导、培养士人的大法。这两件事都具备了，所以说它们隐约以其意义关系到士人贤与不贤的问题。如今乡里因贤德而祭祀，做官者所在的乡里因政绩名声而祭祀；这两个乡里的人祭祀他们，果真是因为贤能，果真可以用来劝勉人，我是相信的。公卿大夫不能把他们推荐到朝廷，乡里的人却还能在学校祭祀他们，使天下所有做士人、官吏的都有所劝勉，不至于毫无戒惧；这是公卿大夫做不到而乡里独自做到的，乡里的重要性难道不仍然保留着古代的遗意吗？从前黄霸治理百姓的才能很强，号称良吏；起初却因役使乡中豪强而获罪，被迁到云陵。朱邑也曾说：“桐乡百姓爱我，一定会把我安葬在桐乡。”朱邑在乡里究竟如何，实在还难以知道，但看他这句话，似乎也有不自得之意。如今无论是乡里的人，还是出仕做官的人，都能使彼此不必互相谋划，而乡里人都祭祀他们，那么他们被人爱戴仰慕的程度，就远远超过古人了。我对某公的贤能很赞赏，又因为侍御杨君的请求而更加看重此事，所以写下这些话为它作序。侍御在临湘做官，如今将要成为公卿大夫，或许能够做到公卿大夫所不能做到的事；因此我很乐意得到这件事来书写，并且借此寄望于杨君。在这件事上。

译朱太仆画像序 我观看朱太仆的画像，觉得那真是贤者、有道之人的容貌。太仆说：“得到你的话，便可以使这幅画像更有分量。”我并不是能够立言的人，太仆为什么要看重我的话呢？假使只是因为他的容貌值得称道，那么世上有眼睛、有嘴巴的人都能共同看见并加以谈论，哪里一定要我的话才显得重要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只谈论绘画，可以吗？画家想要描摹人的容貌，必须让自己长久面对那个人而熟视，听他的声音，观察他的笑语，对他的内心有透彻的体会，然后再从外形上寻求表现。所以不善于绘画的人只画外形，善于绘画的人还要画出内心。画出了内心，而且内心各自肖似那个人的内心，然后外形才各自肖似那个人的外形。如今我和太仆谈论绘画，便可以谈到内心了。因此，眼睛希望无所不明，却一定有不应看的东西；耳朵希望无所不聪，却一定有不应听的东西；嘴巴希望没有不当说的话，却一定有不应说的话；身体希望没有不当的行为，却一定有不应行动的地方。那么，内心希望无所不通达，却一定有不应思考的事情。大概耳、目、口、身体必须有所不看、不听、不说、不动，然后看听言动才各自合乎法则；内心必须有所不思，然后思考才不会越出本分。如今画像上的眼睛，明亮而仿佛无所视；耳朵，专注而仿佛无所听；嘴巴，默然而仿佛无所言；身体，寂静而仿佛无所动；内心，深沉而仿佛无所思。这幅画像已经存在，现在也有些时候了。如今若要让太仆整天观看却明亮得仿佛无所视，整天听闻却专注得仿佛无所听，整天说话却默然得仿佛无所言，整天行动却寂静得仿佛无所动，整天思考却深沉得仿佛无所思；有这样一幅画像，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呢？所谓明亮，是无所不明；所谓专注，是无所不聪；所谓默然，是没有不合宜的言语；所谓寂静，是没有不合宜的行为；所谓深沉，是无所不通达。只有圣人才能践行并实现人的本性。因此我知道太仆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如今向人进谀的人，不是周公、孔子就不肯取悦；而我说这是非圣人不能做到的事，正因为不敢用这话向太仆进谀，却又不敢不用这话对太仆寄予厚望。太仆知道我不是惯于谄谀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画像给我看，而我便同他谈论内心。八刺史图序 《八刺史图》这部图册，是江君在均州任职时，搜集汉、晋、唐三代曾任刺史的人，每人记下一两件事，写在墙壁上，后来又让善于绘画的人画入册页，使他们的形貌和事迹都具备。我在京师得到机会观看。江君说：“请为我题写它的缘起，希望可以流传后世，使这件事更加有意义。”不久我遭逢忧患，回去时把图册带还给江君。江君当时补授官职，恰好得到河中，和均州疆域相接；住了一年，江君又把图册拿来。于是我才感慨叹息说：“唉！刺史的贤能可以流传后世，甚至可以画成图，使后世观看的人流连爱慕，感慨于心，反复观览而不能自已；上下千年，能有几个人呢？自汉以来，可以记载并画成图的，才得到八个人；每个人竟不能列举出几件事，难道贤能竟如此难得吗？刺史中值得传后的贤者，尽在这八人；这八人的贤能值得传后的事迹，也尽在一两件事情之中。做刺史大概实在太难了。即使如此，若由事情来系连人物，可以传后的事情还很多；若由人物来验证事情，那么这八个人，我要感叹他们确实难以做到。士人有道德才干却不得志，得志却恰好不做刺史，或者做了刺史却不一定都有值得画图的事，那么这八个人也不能说少了。” 从唐代以来直到今天，大约一千多年，又有江君这样的人出现，我才知道江君爱好古代、通晓经学，能写文章，能够向众人发抒讽谏；等到做官，又以经术来辅助政务；离任之后，百姓还传述他的事迹，思念而不忘。我因此了解到他的为人，大概可以和古代那八个人相提并论。那八个人，有的凭文章，有的凭经术，有的凭风节，有的凭政事，总之都没有违背道义，这些正是成就他们为人的方面。古代的人已经不可能见到了，如今看见江君，就像见到了古代的人。几千几百年之后，或者不必等到几千几百年，怎么知道不会又有像江君这样的人，被绘成图，与那八个人合为九位刺史呢？那八个人中，有的后来未必终身做刺史，但后世称说他们，必定以其刺史身份称说，可见刺史这一身份的重要。江君还应当想着这种分量，努力克服困难，完全取得那八个人所以成为那样的人的原因；让图像触动眼睛、警醒内心，并在行事上奋发，这就是作此图的意义。八位刺史是：张豫州敞、贾交州琮、陶江州士行、元道州次山、韩袁州退之、颜饶州清臣、韦房州景骏、段邛州成式；继这八人之后的，就是我们江解州辰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椿萱图序 蜀中刘君可南作为选人，人在京师，日夜思念父母，便让善于绘画的徐生画椿树和萱花，自己背着琴和书站在旁边，正要趋前献上，眼神凝滞，显出悠远的思念。而京师中能作诗的人，都吟咏歌颂，赞叹他的志向。后来他做沁水丞，带着这幅画来，把它给我看说：“请您为我写一篇序。”我当时还不能有所回应。于是图画留在我这里，已经几年了。当徐生作画时，剑门险阻，陇地的云、栈道的树都处在烟尘烽火和戍守之间；羁旅在外的游子，思念亲人却不能相见，不得已寄托兴感于草木、琴书，用来抒写自己的心意，也很可悲。等到 王师平定蜀地，道路才重新通畅。刘君的父亲太公，跋涉万里，来到京师，到官舍奉养儿子，父子才得以相见。唉，战乱和关塞，使人回首时都惊魂未定。抚摸从前那幅画，追想其中聚散离合的缘由，他们当时的悲喜该是什么样呢？我私下观察，自从凶逆之徒迟迟未被诛杀以来，士大夫中知道忠孝名节重要的人，往往都有；而至于悖逆 使君主和父亲甘心忍受屈辱，只苟求保全一朝一夕生命的人，也并不少见；这些人最终都身败名裂，一无所存。我认为刘君父子所遭遇的事情，值得感动，也值得记述，所以最终为这幅图作序，并把它归还给他。

译李晋阳诗画册序 我曾恭敬地到魏少司农环溪先生家中，先见到他的儿子无伪，姿态娟秀安静，年纪还没有到戴冠的时候，却已经通晓诗书，俨然是博学的大儒，真是名卿的后代。接着又见到他的馆甥李东阳，温文雅致而含蓄有度，外表的英华沉淀为深厚的道德，才华器识比起无伪更令人惊异。后来有一天，司农公对我说：“我的女婿的哥哥李君，是晋阳洪川西城名门的子弟，品行敦厚，孝敬兄长。父亲万柳居士去世后，他提携怀抱年幼的弟弟，友爱而善于教导；平素喜爱诗和古文，还作《柳林记》哀痛呼号，思念先人。天下士大夫多为他的文章感动，都吟咏、叹息。又喜爱收藏古今人的书画，其中的画册有名公卿在上面题字，请你写一句话来记述它。”起初我见到东阳，心中就觉得他不是寻常人，如今才进一步知道晋阳君的家学是有根本的。孔子曾厌恶人死后名声不能流传，又说：“宗族称赞他孝，乡党称赞他悌，这就可以称为士了。”凭晋阳君的贤德，名声传遍天下，公卿大夫士人往往吟咏叹息，想望仰慕他的为人，他也可以作为风范了。我又听说，从前韩昌黎是唐代儒学宗师，得到女婿李汉之后，他的文章更加振兴，他的道更加弘大。我对于东阳成为司农公的女婿，不能不寄予深厚的期望。大司农魏环溪先生七十寿序 蔚州先生辞去政务归乡后，再过两年便七十岁了。有客人来访对我说：“先生以道学自任，对外物廉洁清正，没有什么嗜好，只是还独独喜爱文章，请您写文章为先生祝寿。”又说：“先生认为您接近道而且有文才，为先生祝寿非您的文章不可，您不能推辞。”我回答说：“好。”过后想到，写生辰祝寿的文章，我本来就不擅长；而先生喜爱文章，显然不只是喜欢世俗的祝寿辞，那么我用来称颂先生的，也只能是先生所自任的道学，这大概可以吧？自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唐、虞、三代以来，当时的君主、宰相都是圣人，没有“道学”这个名称。圣人，就是道学的标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凭借道学做君主，皋陶、伊尹、周公凭借道学做宰相。上下两千年，合乎这一点，君主就英明、臣子就忠诚，天下因此得到治理；离开这一点，君主就昏暗、臣子就邪曲，乱亡随之而来。到了春秋，道学的传统一天天衰落，不在君主、宰相而在老师，因此孔子成为道学的最大宗师。孔子没有取得职位，和天下治乱没有直接关系，但后世天下的治乱，总是把孔子道学的兴废作为归宿。秦代焚书，秦朝便在二世灭亡；汉代兴盛黄老之术，而汉代儒者抱守残存经典，遵守师说，任官治政，往往依据经义，补救疏漏，使百中挽回十之一二，而汉代的治理仍然接近古代。佛教盛行于魏、晋、六朝，士大夫雕饰文字，把它当作无用的空言，孔子的道几乎灭绝。从此以来，兵乱接连不断，篡夺争斗相继发生；道学不能明白、不能施行，祸患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唐太宗号称贤主，说魏征劝我实行仁义；魏征的学问本于王通。王通虽不能完全达到圣人精微之处，但他的遗风余绪还足以在一时有所作为，只是世人尚且不能采用，何况真正能够施行圣人之道的人呢？五代纷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宋朝兴起，道学之名于是大为显著；濂、洛诸儒在前面推阐，考亭在后面集大成，也都没有得到施行道学的职位，甚至当时还受到严厉禁令，但宋代的文治仍远远超过汉、唐。元代许鲁斋、明代薛敬轩，也都曾经做过宰相，却都因为不能长久居于其位，不能把自己的道施行于天下；然而承接宋儒传统的，正是这两个人。承接这两人的传统，我考察历代、验证当今，除了先生还能同谁归依呢？自孔子以来，这一道统的传承渐渐衰微，有时没有传人；而时代的君主有时正要任用儒者，却没有这样的人；有时虽有这样的人，却不能被任用；有时被任用了，后世的治理因此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的盛隆。如今的天子以圣人为君主，实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道，将来一定会有像皋陶、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来担任宰相，除了先生还能是谁呢？怎么能知道唐、虞、三代的盛隆，不会再次出现在后世的治理中呢？客人说：“您的话已经足以为先生祝寿了。”

译孙止澜学士寿序 以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曾在江淮之间结交的贤人君子来看，若说到那些怀抱道德、隐居而不出仕的人，在盐城有宋射陵先生；即使他出来做官，也仍然像隐居一样。至于我的朋友孙止澜先生，大概是因为我认识射陵，才得以同止澜交往。《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说：“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射陵高尚的节操、伟大的品行，本应闻名天下；我却一定要等到止澜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若不是止澜与我交往，我就无法深入了解射陵；若两人不是彼此深交，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确实可信。既然如此，同心之言怎么可以轻视呢？今年射陵七十岁，止澜也六十岁了。射陵的贤子稚恭，以考试优等贡入京师，将要回去拜见父亲；淮河一带的贤士大夫正在谋划怎样为射陵、止澜祝寿。稚恭说：“我父亲的朋友，以得到陈先生的文章为快事；我父亲更不可以烦劳先生。”我听到这话，认为他很贤明。如今写文章来祝寿，古代有这种事吗？我想写一篇文章为两位先生祝寿，如今有这种事吗？古代没有而今天有，怎么知道古代没有的事情不会从今天开始有呢？” 有人说，两位先生出仕或隐居、进退取舍的道路并不相同。射陵凭借年高德劭之人的遗风，寄托形体、抗守志向，穿荷叶衣、着草鞋，任意放浪于山陵川泽之间；止澜年轻力壮时，却取得高等科第，走上显达仕途，翱翔于承明、著作之庭。等到他疲倦而暂时休息，海内仍仰望他，希望他早晚重新被任用。今年他刚好满六十岁，已经懂得顺应变化，进境超过古人；假如让他驰骋于通达大道，使百姓万物安宁，那么我们的道得以施行，正从现在开始而没有尽头，而你把两人相提并论，是过分了。即使如此，止澜还没有达到授爵的年限，大概是多次进用又多次退处。如今又过了十年，他住在简陋的环堵之室，吃粗糙的干粮、藜藿羹汤，与后门寒素之家没有不同；但他的道日益进步、德行日益修养，吟咏诗书、弦歌诵读，歌咏先王遗留下来的风俗，将要以此为乐而终其一生。回头看这十年来，世人的升沉、显晦、得失、利害、顺逆，有的人早晨还荣华显贵，晚上就受到杀辱，这样的事又何止一例；而止澜神明澹定，历经寒暑晦明而不改变。这一点同隐居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想用为射陵祝寿的话来为止澜祝寿，因为两位先生的道相同，他们安处自身的方式也没有不同。而且我很有感于止澜想得到我的文章。如今世上称寿的文章，一定推重显赫有权势的人，认为这样可以张扬名声、光耀事业；否则就找那些自以为能写文章、向众人喧叫呼号、同别人争夺一时名声的人。这样的文章难道足以依附不朽吗？” 那也不过是姑且把自己托付给懂得文章的人一类，暂且凭借夸耀放纵、自我矜夸罢了。我虽然挂名于朝廷官籍，却憔悴枯槁，闭门固守，和偶然同木石为伴、以麋鹿为友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距离显赫有权势的人已经十分遥远。又因为自认为不能写文章，所以不向世间呼号求取名声；这两点，使得所有所谓如今的祝寿文章，都没有可以供我效劳的对象。止澜取我的文章，难道不是要远离那些显赫有权势的人，而同憔悴枯槁的人以类相引、寄托情怀吗？至于文章写得好不好，本来就无暇深究了吧？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用我这憔悴枯槁的言辞，向穿荷叶衣、着草鞋、放浪于山林川泽之间的人祈求高寿、歌颂无疆，正是合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用为止澜祝寿的话来为射陵祝寿呢？可是我虽然已经远离显赫有权势的人，仍然挂名朝廷官籍，这又是那些怀抱道德、隐居的人所仰望却仍想远离的地方。我的文章终究不能拿来为射陵祝寿，只姑且写下来为止澜祝寿。宋射陵先生寿序 圣明的天子登临帝位，恩德洋溢四海，下至深山穷谷，没有幽隐之处不被照察。朝廷下诏荐举山林隐逸之士，郡县为他们劝驾。有时有人以疾病为由推辞征召，淮南就是宋射陵先生。后来朝廷又下诏荐举博学鸿儒，大臣再次以先生应诏，而先生坚决谢绝，比以前更加用力。当时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先生的人，都仰慕先生的高尚风操，希望能一睹他的风采，却始终不能如愿。我一向仰慕先生，先生不因我的不肖而轻视我，曾经也有想见我的愿望，这是多么幸运啊！过去我同学士孙公止澜交游，孙公是淮南人，他为我详细讲述先生一生出仕和退处的情况，我才知道先生本来并不是隐士。先生的上世自明弘治己酉年中式登第以来，连续几代直到今天都没有中断。先生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束发读书，下笔数万言而不停，纵论天下大事以及古今成败，所提出的措施切实可考。当时听到先生名声的人，称许他为祥麟威凤；但他却深深收敛自己，把志趣放在衡门、泌水、桑田之间，不参与天下政事，人人都为先生感到奇怪。而先生更加发掘四库藏书，疏通邹、鲁先儒的精微言论，推衍濂、洛学派的深奥旨趣，吃蔬菜、饮清水，内心充实有余，陶然自得。有人问他出仕、退处、做官、停止仕进的道理，他便倚着几案不回答；有时只是坐着面对来人长声叹啸。世上没有人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而先生也认为世间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他曾说：“止澜曾向我谈起陈公，那么陈公大概就是了解我的人吧？”于是让他的长子孝廉跟随我，在庚午年相交多年；那时止澜六十岁，先生七十多岁，我寄送文章为两家祝寿。如今又过了十年，孝廉托人带信来求文章，我答复说：“十是满数，天道在上发生变化，人事在下有所更易。过去止澜与先生早晚共同研磨笔墨、讨论文章的人，已经成为异物。像我这样执笔为两家献上纯厚福寿之辞的人，也已经颓然衰老，头发变黄，牙齿脱落。何况八十年来，旧日世家大族的兴衰也经历了多次变化，而先生的乡里住宅巍然屹立，仍是数百年的旧址。先生夫人亲自操持井汲和舂臼，甘守困苦，与先生共同隐居；诗书的恩泽留给后代。几位郎君乘风展翅，转眼之间就成为朝廷栋梁之材；而先生眼光清明，孙子、曾孙环绕膝下，含着糖逗弄他们，摘取果子，享尽人世间的乐事。这样看来，上天的报答施予，在先生身上并没有差错；先生坚定地卧居不起，又有什么对不起人世的呢？”扬子说：“梁、齐、楚、赵难道不是富贵吗？但哪里因此成就了他们的名声呢？” 谷口的郑子真没有屈曲自己的志向，在岩石之下耕作，名声震动京师；难道一定要做卿吗？难道一定要做卿吗？我说，君子只要足以成就德行，即使终老岩穴，名声也可以如此。即使登上天衢、立于朝廷，也终究不会损害他的高尚。为什么一定不能做卿呢？那么先生出仕或退处，难道心中真有僵固不变的成见吗？这实在不可以向世俗之人说明。我写下这些话，作为酒席上的助兴之辞。

译田司农寿序 本朝有一位著名的谏臣，阳城田公，兼具三种身份。世祖兴起后，重视制科，网罗天下豪杰英才。公以首科考中进士，任太康令，有贤能的声誉。后来升为曹郎，任职很久。朝廷更加知道他的贤能，于是任命他为西台御史。今上即位后，重视谏官，察知公的贤能，便在朝廷内升任他为京卿。当时京官的仕途阻塞，他没有得到补授。诏令规定京卿品级的官员可以兼任科道官，于是公历任省台，头插笔、肩负囊袋，往来于谏诤、奏弹和议论政事之地，积年累月。前后分条上奏国家制度沿革的利弊，用人行政，兵食礼乐，以及兴废措置等各种大政，无不论及，而且所言无不恳切详明。如今宫廷和官府的典章制度井然有序，载入典册，以及诏令下达郡国所奉行的，大体都是公任给事中、御史时所提出的建议。公既然精诚通达、聪敏明察，感动并取信于 君主，谈到他的风采，人们说他如山岳耸立、风行四方，士大夫都倚重他。因此他历任清要卿官，升任都察院，进秩为少司农，都是越级而登显要。天下人听到他的声名，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说 天子正要任用通晓经术和政事的大臣，早晚会揽取魁柄、主持政务的人，一定是田公，必定是田公。公自己并不认为有什么成就，即使身在朝廷，精神寄托也常在山林隐逸之中。他与亲友交往时，常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心意，听到的人更加赞叹仰慕他的贤德。辛酉年，年纪才到▯岁，便得以恢复平民服色。临行装车那天，城中人士拦在车辙前遮道挽留，使公的车马无法前行。公从小路疾驰离去。从前人们说二疏离京时，旁观者都为之叹息，知道他们是贤人；如今拿这件事同公相比，又当如何呢？从前汉代李固上疏说，朝廷征聘杨厚、贺纯等人，授予大夫的职位，他们因病免职归乡。有一天朝会，李固看见各位侍中，竟没有一位宿儒大人，实在令人叹息。当天就有诏令征召杨厚等人。宋代张忠定公说，寇莱公任用得太早、做官升迁太快，认为这是苍生没有福分。以寇莱公这样的贤才，忠定公尚且有这样的话；而李固一声叹息，杨厚等人就又被征召了。那么，年长而有德、才识卓越的人，确实是国家应当爱重并加以防护、任用的人。近来对他们尤其应当谨慎，不可轻易宠任那些年轻俊秀而喜欢任事的人。如今俊杰充满朝廷，百官协调共济，上承唐虞时代君臣和谐、贤才并用的风气，哪里是汉代以来衰乱时期的事情所能相比的呢？而称颂、数说公的人，正将要把公从田野召起，交给他机要政务；举荐公为谏官，使他过去想说而没有说尽的话，得以起来全部落实在政事上。公即使想长久享有山林的乐趣，难道能够做到吗？公归乡时，正逢公初度生日，县里的诸生谋划写祝寿辞，嘱托我来撰写。我认为巫史纷杂的那些说法，不足以用来颂扬和称述公。圣朝用来养育贤才、建立政纲的大道理，正可以用来颂扬公；但这并不只是为公个人作颂罢了。《徐健庵尚书寿序》孟子谈到王者兴起，说一定有名闻一世的贤哲出生并兴起，与兴王相配，这难道不是很重要吗？他又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会兴起，以此说明即使王道有所缺失，儒者所建立的功业也不能湮没无闻，这难道不是尤其重要吗？大概从三代盛世以来，政事、礼乐统一出自一途，治理遵循同一道，世代有同样的风气，士人也学习同样的学问。等到三代衰微以后，政事、礼乐分为两途。欧阳修所说的“治理出于一途，礼乐便通行天下；治理出于两途，礼乐便成为空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治理分为两途，道德风俗又不相同，士人生在那种时代，想要使耳目专一、心思一致，笃实行践，来从事先王之学，已经很难了。因此百家学说纷纷杂然出现其间，再没有人能够使它们统一。后来士人所学不同，祸害更加波及政治。上天在这种时代特意降生贤哲，来承接王道的缺失、补救它的弊病；如果不称作豪杰之士，又能称作什么呢？然而王道的缺失，其弊病也随时代不同而不同。所以孟子生于周室衰微、战国纷争之时，王道的弊病在于杨朱、墨翟之说，他便作辞批驳排斥，扫除得极其彻底。距孟子以后两百多年，弊病在于非难圣人的书说，广川董子于是兴起，六艺之道、孔子的文章，灿然大盛于世。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李唐时代，弊病在于佛教和老氏之学，韩愈起来加以排斥；经历五代的战乱，到了赵宋，理学诸位君子前后在此时奋起，斯文的兴盛到这里达到了极点。然而他们也都是在时代承受缺失之时加以补救，大概都属于所谓豪杰之士。由宋代到今天，弊病始终在于异端之学。异学的弊病同于非圣之书，而且比杨墨、佛老更严重：它说人性无善无恶；说求学亲近老师、结交朋友、用功学习、努力践行都是好事；谈到圣人之书，又说六经全是糟粕。信奉佛老的人一定有老师，而且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书籍，其中聪明的人还曾经认真学习过它们。可是学习异学的人，既承袭它的说法来谈论人性，却又想抛弃师友、离开书册，不去努力践行自己所学，究竟是在学什么呢？它的弊病难道不是比佛老更严重吗？世上聪明有才智的人，难道说没有吗？资质低下的沉溺于辞章末技的习气，资质高的又被这种学说迷惑；它败坏人才，扰乱民俗，逐渐渗入政事，大概这种弊病在宋代开始流传，在明代泛滥，百余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如今正是所谓王者兴起、如文王时代那样的时期，而名世的豪杰之士确实出生在这个时代，像我的徐先生这样的人，正是我特别寄予厚望的人。徐先生以道德文章负有海内盛名，等到位列侍从、历任公卿，足以传道于世的事业很多；但我都不认为这些是先生最难做到的，也不认为这是先生最大的成就。先生最大的地方，在于把他所掌握的广大而统一的学问，发扬到纯一的治理之中罢了。这年十一月，是先生初度的生日，他门下受业的学生向我询问祝寿之言，所以我称引孟子以来儒者所建立的功业不能湮没无闻的话，用来表达对先生的赞美。然而前面那些人都是所谓豪杰之士，只是不能在当时有所作为，幸而能够用他们的言论挽救万世的弊病。如今 圣人当政，辨明学术的是非，审察人才的邪正，王道兴起便没有什么可以使它缺失的了。而先生凭借名世的事业，恰好遇上这样的时代，将使儒者的功效在当代大为彰明；这就是我又私下为先生庆幸的原因。

译《荩臣王翁七十寿序》古人有句话说：“名，是实的宾客。”我将要做宾客吗？如果实际成就不足，哪里来的名可以作宾客？我将要做实吗？我又无能为力。私下里我很自得，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成就而没有享有相应的名声，可以免除名过其实的羞耻。襄陵王翁说：“不对，不对！君子所忧虑的是到死名声还不能与实际相称。”王翁曾经在蔚州魏先生门下游学。先学习而有了声名，我听到他这话，惭愧不已。王翁七十岁时，侍御王思显君把写祝酒寿辞的事托付给我，因此我又可以提出名实的说法，向侍御君请教。虽然这些话对于长席上的祝寿辞未必恰当，但举杯斟满，或许能使老人听了欣然，相互看着笑一笑。我家道已经中落，平日常想：士君子立身行志，既然不能卓然立名于世，甘于贫穷、守持简约，是他的命分；这本来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有人说：“他家并不贫穷，所以才故意作出这种拘谨的样子。”王翁便替我向别人辩白说：“有人知道我贫穷，又说这是我平素发誓立志所选择的生活。像这样，便是名声可以接受的人了。”我稍稍涉猎书史，写文章来自我娱乐，沉浸其中三十多年，并没有什么值得供人指责的。一天，王翁读柳州先生的文集，叹息说：“先生的议论，不忍心薄待今人，却对古人如此笃厚，这难道只是关系到一国一代的人吗？” 柳州先生有实际功德却避开自己的声名，后世君子不能诬蔑他。我于是对王翁说：“您慎重些说吧，这会使我获得善于作文的名声，又获得不喜欢名声的名声。这样的名声，不是我敢于承受的。”退下后我想，王翁用这样的名声勉励我，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他是要使我立身行志，借助声名来要求自己达到实际；这种意义深厚、情意殷切，或许就是如此吧。俗话说：“没有一句话会没有回应。”记述王翁的德行，使他的名实相称，也是应该的。王翁凭借聪明卓异的才智，年轻时做诸生，以孝顺闻名；他抚养年幼的弟弟，即使一尺布、一斗粮，也没有私自留用，而是施给全家，进而施及宗族、朋友；人们都信服他，邻里也受他感化，名实都很丰盛。当初，卫文清公曾对魏果敏公说：“我乡里有位佳士，王子荩臣，你认识他吗？”魏先生因此一向敬重王翁。王翁后来在魏先生门下学习，代北的贤豪争相请他做上宾，所以如今侍郎李东生君、宫谕魏无伪君都称他为世讲。王翁贡入国学，新城王阮亭公替他在公卿间传播声誉，王翁的名声因此更加显著。许壮君早年同王翁入学做诸生，性情孤介刻苦，后来任吏部官员直至去世，王翁替他料理后事并帮助安葬；他的老母和孤儿，早晚都依靠王翁办理事务，士人舆论更加认为王翁贤德。王翁精通《易》，按照人的出生年份配合八卦，分作东西宅来居住，人人住进去就有利。他善于察看地形，牛眠、龙耳等形势，没有不符合尺度的，福祸应验，准确得像神明一样。他还远游海国山邦，获得了神仙之术。神仙之术，是儒者所不屑的。王翁说：“没有听过子程子的言论吗？我厌恶那些放纵欲望而忘记自身的人。”我曾读朱子《参同契说》，思索其中意思却没有所得。朱子所说的大要在坎、离二字；如果从这里得到纲领，那么修炼功夫的节度，魏君没有说出的部分，自然可以凭意会推知。王翁莫非得到了魏君没有说出的东西吗？我看他肌肤纹理洁润，精神神采明朗焕发，驾驭奔马，顶着炎热，冒犯霜露，每天奔驰数十里、上百里也不疲倦。谈笑间吃下的食物，是少年的十倍。王翁本来是儒者，但人们见到他，都把他看作神仙中人。即使王翁自己也颇为自负，偶尔曾对我说：“金屋玉堂之间，除了您没有人可以和我同住。那里的岁月正长，不只是人世所说的百年千年。您难道没有意愿吗？”大概是想引我进入采真之境，恰好实现我逃避声名的愿望。我虽然不能最终学成，但很赞赏他的话，也以此为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我就依照王翁的话来祝他长寿。侍御君说：“好啊，这就可以用来为王翁祝寿了。”

译《涂母王太淑人八十寿序》我读《诗经》至《四牡》一章时，产生了感慨。《四牡》诗说：“王事没有止息，无暇奉养母亲。”又说：“请把母亲接来告知她。”于是叹息从前周朝强盛的时候，君主怜悯劳臣为公的义心，同时也顺应为人子者侍奉母亲的私情。观察涂君近来在京师，因为太夫人年事已高，多次请求回去探望。当时天下号称无事，海边远地也都归向王化。天子每天在明堂临朝，敦厚典章、协调礼乐，有设宴慰劳群臣的风气；劳臣和羁旅之士也因此能够顾及内心牵挂家人的忧虑。于是观察君得以从容地在相州探望母亲。今年康熙乙卯年，观察君派使者奔走千里送信给我说：“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岁了，想求当朝能写诗歌的名公卿写一句话来助酒。您喜爱古文，如果没有您的文章，就不足以增添眉寿、祝贺大福了。”我考察太夫人的事迹，她修身严谨、行为刚正、明白大义，很像儒者；遇事能审察时机，又像伟丈夫。她曾经凭这些品德辅佐太公。太公年轻时，交游的多是贤士豪杰，太夫人脱下簪珥，拿出资财供给家用，劝太公读书。过了很久，太公郁郁不得志，于是弃文从军。太夫人赞许他的志向，解下出嫁时的妆奁为他置办行装；后来兵乱发生，不知太公身在何处，过了二十年。大清定鼎以后，太公跟随从龙之臣入关，任润州太守，后来调任相州分巡道，最终以身殉难。太夫人生了三个儿子；太公从军时，观察君才十多岁，参戎君、南海君都还年幼。太夫人督促教育几个儿子，辛劳憔悴，等待太公归来。观察君由州守历任至今天的官职，所到之处都声名显赫。因此，太夫人对于太公是贤妻，对于观察君是慈母，而观察君对于太夫人是孝子。经书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侍奉君主上。如今太夫人身体正健，国家正要靠武功平定乱事，又下诏征求在外任职、经历丰富的旧臣。我认为观察君正应当出仕。况且《国风》诗的意义，又是怎样的呢？当劳苦的使臣到来时，主人用《雍》《颂》设宴告慰从事者，就允许他把母亲接来；战车已经整治，常服已经装载，却没有闲暇顾及家室。如今已经委身执贽为臣，却不亲身奔赴公家的急务，反而说“我有母亲在这里”来为自己开脱。太夫人明白大义，能够遇事审察时机，是用忠孝教导家人的人，她怎么会安心接受这种做法呢？所以我说观察君应当出仕。假如观察君起来奔赴严急之务，按期奉行朝廷文书，进一步修明自己的职守，早晚建立军营、执掌军旗，经略四方，来辅佐《天保》《采薇》所称的治世，太夫人一定会非常高兴，心志舒畅、精神旺盛，长久享受寿福。天子将要赐给她荣宠的命令，使她受到诗歌歌咏，赞美《四牡》中劳苦的臣子。我又替观察君作诗，继承吉甫的美意，以此寄托自己对《六月》诗人义旨的理解；让诗写在红色的竹简上，流传于国史，使其荣耀传扬无穷。这样用来给太夫人祝寿，不也很好吗？使者回去后，观察君举杯祝寿，把我的话进献给太夫人，她一定面色怡然、喜悦，便催促观察君举杯。她举杯对观察君说：“陈先生的话说得好，你应当出发了。” 《午亭文编》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七 大学士陈廷敬撰 序、引、疏 《存诚堂集序》儒者凭借道德文章得到知遇，受到显著提拔，身处皇帝亲近、参与议论政事的地方，白天多次受到召见，夜间漏刻将尽还不休息；谋划政务，同列大臣听不到；在朝堂进谏，外廷也不知道。推举贤才、任用能人，喜庆流布于朝廷；横经讲艺，恩泽施及百姓。年年如此，终于被延请登用、接受大任。在这个时候，正逢大有作为的日子，应当赞助建立不世出的功业。美盛啊，众多而有序啊，宏大的声誉和伟烈功绩，足以同五曜、三阶争辉相映。难道还要同宫廷台阶间的郎官、署中的散秩官，以及穷巷里的平民、身着韦带的士人，争相展示才华、角逐一字一句的优劣，想在虫书蠹简之中求取荣名吗？虽然如此，学术不明已经很久了。古代儒者穷究经书、研讨义理，文章礼乐、修治性理事物，没有哪一样可以缺少。何况还要辅佐教化、成就政事、经纬群伦，却抛弃大雅之道，这该怎么说呢？这一代的伟人，精神寄托高远，品格高标如霞举，流布光辉而形成文章；有些成就不是他刻意追求，却自然如此。不是一般人能够仰望并测知其深浅的。我从相国桐城先生那里领会了这个道理。先生深究经学，敦厚儒行，脱去头巾、脱离布衣身份出仕，担任史官时，已经有了终老仕途的志愿。后来他进入翰林禁林，主持直讲、建明学术，访求贤才、提拔俊士。从那以后，先生早晚侍奉朝廷，积累二十多年而掌握机要。所谓儒者凭道德文章得到知遇、受到显擢，参与议论、被延请任用，济济而盛大，这些公都有，却不把它们据为己有。他的精神寄托，却常在山丘田野、野云流泉、岑寂闲旷之地。既执笔于内廷，直到身居宰衡台席，仍以经术辅佐政治教化，恩泽遍及幽远之地。他时常把自己的心意发为诗歌，高文清思，独自流行、自得其赏。田家渔父、樵夫牧童，便能感受到他的格调高峻、声调超逸、情趣深远、感情深厚。诗句如在泉水中结成明珠、在墙壁上成为图画，便有王维辋川诗的秀美词雅、韵味和谐、意境惬适、义理精深。至于白居易在长庆年间的挺拔，苏轼、陆游各自在南北称擅，追寻他们流传的风尚、体会他们的精神领悟，都超然于自得之外。这难道是有意争相炫耀文采、较量一字一句的荣名吗？大概是先生所积蓄的自然流露。无论穷困显达，他的操守简约不变，快乐也不改变法度。所以内心得到的东西流溢于言辞，自然有不求而成的境界。先生的诗一定会流传后世，理应选择足以传世的作品，为它作序以便流传。我惭愧地跟随先生之后，当时在直庐任职，先生常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推辞谢绝，至今已经十多年了，而先生督促我从未停止。我认为，先生的文章铺陈宏大的功业、鼓吹斯文，铺展为典诰、伸张为雅颂，善于写作的人一定会诵读讲说并使它流传。至于我独自从这方面取其意义，也正是先生的心志吧。

译《山行杂记诗序》康熙十三年冬十一月，将要择定 仁孝皇后的山陵，适宜的地点在遵化五龙山。诏令派遣重臣率领有关官署前往察看，于是高阳公奉 命前往，回来后向公卿奏报，下令集体议论，众人都说：“可以。” 天子悲悯地想到 陵墓的围墙所要占入的地方，民房、田地和坟墓很多，我不忍心看着它们被迁移。孝陵于是可以沿用已有的功绩，正好用来使我的百姓得到宽解。伟大啊！王者的言语，因此我感叹我们 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宰相用心于天下是多么深厚啊！美好的谋略和政见，入朝向君主禀告，出朝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宰相大臣的职分本来就应如此。至于忠臣爱戴君主，他内心幽深的忧虑和哀痛，深思远虑，又常常表现在独自睡醒时的言语、歌咏和叹息之间。大概内心的真诚，终究有无法自行掩藏的地方。不久，高阳公把一卷《山行杂记诗》拿给我看，廷敬接受后读完，作揖说道：“我所叹息的我们的 君主和宰相用心之处，难道就在这里吗？我公的文章是海内宗师，翰墨遍布天下，所作歌诗已有专集流传于世。如今这十五章诗，山川险要，土地风俗、民情物产，以及设置险阻、振兴凋敝等事，全都写了出来。登临观览时那种徘徊凭吊的深厚感情，至于宫廷机密中跪膝进言的话，我这个小臣不敢知道；但我所能知道的，或许可以在这些诗中看见，在这里遇到它们，于是更加知道我公用心于天下尤其深厚。”廷敬充任讲席官，兼任起居官，侍奉皇上出入乘舆以及 皇帝出入，典章制度和诏令，以及下至各司百官陈述政务、提出建议和补救弊失的言论，按例都可以记录；然而每天侍奉 皇上驾临宫门时，只能远远望见宰臣；宰臣上奏政事，便收身退避，好像唯恐来不及避开。假使能够遵循旧例，手持尺简，濡笔直书，那么后来便可以用来宣扬 君主和宰相的美德，使之流传无穷，难道不是一代盛事吗？只是可惜，公用心于天下的事情，仅仅在这些诗中才得以遇见。”【这时阁臣奏事，起居官不侍奉在旁；如今典章制度已经整顿完备。】《合肥李相国诗序》从前吴国季札在鲁国观看乐舞，乐工为他歌唱诗歌；对于十三国风俗的美恶，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以来政治的得失，季札都能辨别，仿佛亲身处在那个时代、亲眼见到那些事情一样。然而当时的诗人偶然触动内心，把感受表现在讽咏之中，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其所以然。《礼记》说：“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相通。”子舆氏说诵读《诗经》、阅读史书，一定要先考察时代。国风有正风和变风，二雅有盛有衰，难道是作者的哀乐感情在其中有所偏颇吗？也是时代造成的。顺治十五年，岁在戊戌，如今的相国李公与我同登孙君承恩榜，后来入选秘书，两人又同时入选。历经 今上即位前后四十多年 圣明天子的武功，有不战而胜的功业；文教方面，有顺应民心的教化。在这时，万国都安宁，各种职务都得到治理。儒臣执笔，出入宫禁，像公和我这样的人，亲眼见到德化成功，每天看见文明的景象。有时休假稍有空闲，便置酒谈论文章，作诗表达心志，抒发欢乐。如今相国的诗都在这里，其中歌功颂德的占十分之二三，同我互相赠答唱和的也占十分之一二。自古以来作者很多，唐代以来独推李白、杜甫；然而他们困顿失意、漂泊流离得太甚，诗中多是困穷忧世之辞，按照《诗经》的例子，可以列入变风变雅。如今李公地位尊贵，辅佐调和政务，沐浴在至治的光辉中，把它发为诗歌，鼓吹天地间的和气。拿音乐来比，就像敲钟击玉，弦管演奏雅颂诸篇；陈、卫的急促声调，闾巷间哀思的《折杨》《皇荂》，即使想用来扰乱它的律吕也做不到。那么，身逢文王、武王极盛的时代，又兼有李白、杜甫两位公的笔力，除了公还能是谁呢？公的诗以经书为经，以史书、诸子书为纬，再用性情把它们组织起来；四言诗典雅深厚，精深秀逸，具有吉甫的清风、彭泽的逸韵。五言、七言古诗，以少陵纵横奔放的才力，运用昌黎、摩诘的笔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五言、七言近体诗格律精严，神韵洒落，处在王维、杜甫之间。绝句因情而发，绮丽纤美如《竹枝》；一唱三叹，像乐府诗，这些方面本来都达到了各自的极致。至于取材的浩博，就像观看大海、进入珍珠宫，珍珠贝类灿然杂陈，光彩奇异，耀眼夺目。他的笔力沉着，像巨灵神劈开山岳，狮子搏击大象。描写景物时，山水烟云、花鸟的变化姿态，全都收入熔炉锻造，像大冶铸造万物，浑然天成，没有雕琢的痕迹。像这样上溯源流，直接追踪《离骚》和《诗经》雅正之作，包罗汉魏，陶铸宋唐，实在集百家之大成，确实可以称为一代宗师。假如有季札那样的知音，我朝君臣一德的风气，以及公一生光明俊伟的气概，都将从诗中辨识出来。天下后世不乏读书并评论古今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没有欺骗。

译《莱芜张先生遗诗序》敬生刚开始换牙，就能作诗。又过了五年，在潞州参加童子试。光禄公当时是诸生，父子都在学使者那里应试。学使者莱芜张公听说我能作诗，唯独不试诗，只考五经义；我立即写成。张公说：“我要把你列为诸童子之首。”光禄公名列高等，领取廪饩；而我的长兄长公当年以经魁身份中乡试。那时父子都受到张公的知遇，张公对他们都很有恩意。因此我从束发直到如今老去，每每想到张公厚待我，便乐于称述张公的贤德，以此惭愧那些以声名为师者和弟子的人。虽然如此，我难道敢迎合他的爱好吗？张公任学使时，清廉公正而且善于知人，是当时第一流的人。士人被张公知遇的，都做到大官。张公离任数十年后去世，人们提起他，有感动思念而流泪的。大概张公清廉到身无分文；如果贪图钱财，哪里能做学使？哪里能做任何官吏？这确实没有什么奇特，不能算作张公的奇特之处。我称颂它，是因为它是习俗所难做到的。而且他不畏惧上官，不被豪贵夺志，这种公正更是别人难以做到的。他知人，却唯独看错了我；我仍厚着脸皮忝居大官。比我强的人，有的胜在功名，有的胜在道德；他们讲学、隐居山林、名载史册的很多，将来一定会流传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我不忍广泛阿谀奉承而辜负张公，所以这些都略去不说。张公因为坚持正道而违逆时俗，最终因此受到上官责罚。所以说，这是习俗所难做到的。张公离任那天，穿着布袍，萧然无饰，骑着驴回来，经过我的县邑。我到野店旁为张公送行，张公神色怡然，没有一点忧闷之色，只说：“你努力吧！千秋事业和一日荣名，得失在于别人，取舍在于自己。你自己选择去做。”我流泪叩拜，接受了他的教诲。如今在旅舍辗转回想当年临别时的赠言，我大概很惭愧，因为没有做到张公的期望。后来我渐渐入仕，张公曾到京师看望我一次，分别几年后便去世了。张公是乡里的先生，贫穷年老却爱好学习，用学问教化乡人，间或作诗自娱。张公以正学自任，溯流探源，辨析河津、余姚学派的精微，严格区分考亭、象山的学说。晚年造诣尤其深厚，他同乡人相处时，仿效曾点浴沂咏风、弄月的情趣，乡里人没有能够真正了解他的。张公所学广大而难以一一列举，何况凭我这个不学之人，辜负张公知人的眼光，还想勉强厚着脸皮写文章，那显然是不可以的。我想到自己当初是以诗才被张公知遇的，与其如此，不如取出张公的诗来讽诵，以完成我对他的思念吧。于是我向他的后代孙嵩索求张公的诗，嵩说：“公不喜欢以诗得名，诗作成后都随手散失了。”我再三请求，得到若干篇，伏案读它们。这些都不是张公最好的作品，于是我又恨自己浅陋寡闻，闭塞到老而一事无成。既然不能阐明张公的学问，使它在当世有所闻；还想凭借张公文章的一种体裁作序来流传它，使后世有志于斯文的人知道我是凭诗被张公知遇的，而不是凭诗辜负张公。这样，我一生始终对于张公的情谊，就不只是因为诗；即使从诗中，也还可以考察知道。可是张公的诗存留很少，幸而保存下来的又不是他的最高之作。那么，上天对于斯文是有意保全，还是没有意保全呢？于是我又对嵩说：如果上天果真还没有灭绝斯文，你一定要设法搜求并得到它。辛巳年正月，受业门人陈廷敬拜手恭敬书写。《张子潜诗序》我二十岁时，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已故司寇东谷白公在位，他凭年高德厚的儒学修养礼待后进，研习文学。我提衣执手，侍奉拜见白公，来往频繁。白公常常称说我们乡邑的贤人，用来互相砥砺。我大概从那时才知道阳城有一位诗人张子潜。白公曾对我说：“子潜早年困顿，在市中卖豆腐，没有书籍笔墨，便从邻居那里借书，浏览后合上书，不再寻找诵读，却像早年生来就记在心中。手上描画，心中温习，精魂飞驰。他得意时，茅店孤灯之下，蚂蚁般的小车和推磨之间，徘徊行吟；面对瓮作窗、土墙为壁，歌声如金石。市井小儿和庸俗之人无不哄笑。”不久白公又说：“老人喜爱他‘门前芝草’‘鹿麋田’的诗句，所以另给他取字叫麋田。”后来五年，我休假回乡，求看他的诗，仿佛登上海商的船，进入五都的大市场，珠玉犀角贝类，无不具备。姑且以他所作的事业推类比喻：如玉禾上的露水，清淡而圆润；如兰肴珍馔，调和齐备、华美错杂，气味芬芳、色泽肥润；如昆山的肉干、元圃的腌菜，甘美滋润、丰厚鲜美都要逊色。等到想寻找诗人的踪迹，却遥远辽阔，无法接近。又过了二十年，我疲倦于世事而归乡，子潜肩担雨笠、背着书箱，在樊川岸边来见我，而他的诗更加精工了。他并不因为我的漂泊和世故、思绪夹杂尘俗，仍认为我的诗可以列入知言者所称许的范围。后来子潜回去，经过十多个月，袖中带着满卷新诗，自己题名为《喜见吟》，过来拿给我看。我接过诗稿急忙阅读，分阴移晷，席膝而坐，絮絮交谈，赞叹他的诗法完备、意味悠长，芳香在外、惠心在内，胜过从前。过去所说的“喜见”，不是别人，正是我。可是我哪里足以当得起这句话呢？从前，曹郎郑君见到黄宗羲而喜爱他，便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寒村》。我见过黄宗羲的自序，陈后山三十一岁时见到黄豫州，完全抛弃自己原先的学问而向他学习。寒村子见到梨洲，也正是三十一岁，于是以“见黄”给自己的文集命名。黄公是遗老宿儒，在浙东倡导学术；寒村子用这件事为文章命名，并不只是说自己的文章而已。我已经白头而荒废学业，子潜也头发花白、困顿老迈，正带着他的俊美辞句，以见到我为喜。如果他出门同天下士人交往，遇到像黄公这样的人，见到自己尚未见过的境界，他所感到的喜悦，一定会更加有所增进。虽然如此，我赞美他的志向，并不以此为惭愧，反而乐于称述它，因此作《喜见吟序》。

译《石隖山房诗序》汪子钝翁凭文章闻名天下，天下所称的贤士豪杰都争相仰慕、希望同他交往；但钝翁认为不可的人，绝不肯苟且顺从；他认为可以的人，一定是真正贤德的人。他住在尧峰十年，断绝了同州府的往来，四方的大夫士人多有前来拜访的；有幸得到他接待，听了他的言论回去，没有不觉得神清气爽、仿佛有所失，又充实满足、仿佛有所得到的。等到那些曾经同他交往的人离去做了达官贵人，即使想一见他的踪迹，也渺然不可得。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士而同他交往，一定要找狂者和狷者吧？”像钝翁，正是孔子所谓的狷者。尧峰山脚下有个地方叫石隖，王子咸中在其中筑屋读书，和钝翁的居所相邻，常常一起登临、宴饮、休息于石隖之中；以文石为席，饮芳香的泉水，观览山川胜景，抒发赠答的高雅情怀，走柴门村径，早晨前往、傍晚归来。于是钝翁已经作了《石隖山房记》，又多次作诗歌咏此事。咸中把前后所得的若干篇诗合在一起，写成册子，并且广泛征集海内能作诗的人来为自己扬名。单看他能同钝翁交往到这种程度，便可以大略看出这个人确实是贤者了吧？有人说：“钝翁对待人，可取的就同他交往，不可取的就拒绝他，似乎狭隘而不弘大。” 狷者有所不为，孔子对此是有所取的。假如不考察这个人是否贤能，只随从世俗的毁誉，又因而对这个人徇私，那么就是认为圣人的话不值得相信，让乡愿的说法足以迷惑天下了。咸中说：“好，请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石隖山房诗序》。” 《转蓬集序》人从外物中有所取，只要能够寄托耳目、宣泄心思，长期接触也不厌倦，从中得到快乐并有所自得，那么即使世间那些令人羡慕、可喜爱、应当用来取乐的东西，也不能再增加他的内心感受。他所见到的不过如此罢了。假如只是用来寄托耳目、宣泄心思、获得快乐，却忘记了那些应该羡慕喜爱的东西，那还不是最大的快乐。然而也不能强迫他去看见自己没有看见的东西，只好暂且把这些当作快乐罢了。如今尘土做的羹、泥土做的饭、木头做的肉块，孩子拿来游戏时，正游戏着便乐此不疲。年长的人说那只是尘羹土饭、木胾，又告诉他说：“这些不值得玩。”孩子大概不会相信。试着把他带到齐国，给他用兰梅调味的滑美食物，烹炮生切的肉脯，滋味芬芳、各种美味齐备，他便以此为满足，却不再拿它来游戏。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的是那样，所以他所乐在那边而不在这边。我年轻时喜爱诗，大体上所喜爱的本来就是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却不能强迫自己去看见没有见到的东西。后来得到马君玉坡，同他谈论诗，这才知道以前那些尘羹土饭、木胾果然不值得游戏，也不能拿来当作快乐。我同玉坡分别几年，玉坡的诗更加精工，而我在诗道上已经荒废，并且不再作诗。唉！我从前所见的只在自己的诗中，那正是孩子眼里的尘羹土饭、木胾。后来所见在玉坡的诗中，所以又认为那是年长者眼中的兰梅之食、滑美调味和鲜肉脯，滋味芬芳，比孩子所见的高明了。如今所见不只在我的诗和玉坡的诗里，想来太羹玄酒中才存在天下最美的滋味。我将要寻求那种值得羡慕喜爱、可以作为最大快乐的东西。虽然如此，如今所见已经不同于过去，怎么知道以后所见不会又不同于今天呢？愿意同玉坡深思并充分讨论这些道理，姑且记下这番说法，作为《转蓬集序》。《岁寒吟序》我的性情不能同人多交往，近年来闲居，反而又喜欢宾客。去年赴召，年末整装，告别家人，只同几位客人一起出发。到了几天正逢除夕，我准备酒食招待客人，坐在上座点灯斟酒，以使客人欢乐。酒过几巡，客人都低头徘徊、感慨不已，羁旅和离别的思绪显现在脸上。我也因此不快乐，便停止宴饮。新年过了几天，江都殷子拿着自己所作的《岁寒吟》十五章来拜见我。我还没有读完，就惊叹说：“奇异啊！这是什么样的才华，竟能写出这样的诗。”我把各位客人都召来，让他们轮流阅读。每位客人还没有读完一篇，旁边的客人就都抬头拍掌，十分畅快，长啸吟咏，称赞叫好，都说：“奇异啊！想不到诗竟能达到这样的极致。”读完后，我命人置酒给客人斟饮，并且告诉他们：“你们也知道被赏识与不被赏识各有道理吗？殷子客居外地已经五年了，凭着雄奇的才华和奔放的思绪，在文坛上飞驰凌越，意气得意、精神旺盛，没有羁旅离别的感伤，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客居之人。直到太阳驾着车辔运行，光阴流逝、景物变化迅速，他感慨时节容易消逝，悲叹春季又回来，于是才开始穷尽幽深的情思，竭尽细微的心绪，发抒在清丽的言辞和诗句之间。拿他同那些离开家乡一个月、又经历一年除夕，便常常产生无聊感慨的客人相比，意趣气度相差太远了。况且殷子是天下的士人，才华声名如同把珍宝陈列在五都的市场上，公卿大夫经过那里尚且忽略而不察看，何况幽远之地的璞玉，所交往的又是像我这样碌碌无能、不足以列入数内的人，却想在穷巷席门之中早早振作扬名，一次不得知遇便颓然想回去，这是多么错误啊！虽然如此，以殷子的才华和贤德，他本来一定会得到知遇。客人姑且学习殷子的学问，学得像殷子一样，也就不用担心不被知遇了。”于是客人都高兴地斟酒，喝到大醉，尽兴之后才停止。第二天我将这些话写在简册上。殷子托我的朋友左司农王先生向我求序；王先生早晚将要被任用，承担进贤用士的责任，所以我写下这些同客人交谈的话来告诉他，也借此答复殷子的请求。

译《海宁查布衣诗序》海宁的平民查君，名容，字韬荒，另有一字渐江，在世上以文章著名。他去世数年后，我才得以诵读他的诗。我曾评论士人，认为一定要有正直方正、特立独行、卓异不羁的品行，他内心所存的志向、语言所发的思想，才能不苟且同流合污；这样，后来诵读他著作的人，即使相隔千百世，也仍能遥遥想见他的为人。这正是文章能够流传的原因，难道不是取决于作者本人吗？像查君这样的人，在我心中很有感触。查君年轻时到有司那里参加童子试，有司却把他列在末位，并搜查他。他大怒说：“朝廷是要选取天下贤士的，有司却把人当作不肖之徒来对待。”于是拂袖径直离去，不再应试，终身以平民自处。查君天生禀赋异于常人，读书过目即不忘，什么书都读，所读之书都能背诵讲解。他谈论古今成败、人物善恶、制度沿革、地形险易，清楚得如同指点掌中之物，又像悬河决口般滚滚而来，永不穷尽。只是他独独喜欢饮酒，世人曾讥笑他借酒放纵、辱骂席间众人；然而他遇到人，无论贵贱，都尽情与之欢乐。他心中不愿意的事，即使是贵人，也不能使他稍稍屈意，因此贵人都严肃畏惧他，最终也不敢对他有所加害。唉，这难道是容易达到的吗？可是有人说，他放纵心志、轻视世俗，以此显示高傲，实在是过分了。更有甚者，有些人苟且求取、逢迎附和，只希望得到一时的虚名，都指指点点，把查君看作异类。而在当时，那些安于贫困、乐于守义，喜好诗书、仰慕山林，不因得失利害而动心的人，都受到他的言论启发，承受了他的遗风。查君所起的作用也不可说不大。我既然没有见过查君，如今读他的诗，却遥遥如同见到了他本人。这就是他的文章能够流传的原因。声山君是查君的宗族，说：“何不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查君诗集的序呢？”我说：“好。”于是为校定他的诗集，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吴元朗诗集序》。啊！这就是我吴元朗的遗诗。元朗年幼便成为孤儿，承继先人的事业，修习家学，在当时诗名很盛。戊辰年参加对策，万言文章超然独异，我当时读他的文章，在朝廷中说：“这一定是我的元朗，应当成为天下第一。”后来他却终于没有中魁。后来我在户部任职，元朗任郎官，得以在闲暇时与他谈论诗歌。我曾对元朗说：“古人有句话，声韵和文采的美，没有比文章更好的；文章的精妙，又没有比诗更好的。文章用来承载道，诗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从前宋初的学者尊崇李义山而疏远杜少陵，即使以欧阳公那样的贤才，也舍弃杜甫而学习韩愈。欧阳公的诗不如文章，本来无须多说；然而这难道不是因为韩诗尤其接近道吗？近世诗人多学习白香山，白香山的诗比李义山优胜，但当时已经有人议论此事，而杜牧的批评尤其严厉。这样看来，不合乎道的诗，不受当时重视，流传到后世，难道不会留下弊病吗？这岂不是很难吗！这两位都是我的同乡，我不敢隐讳不说。从前吴中有一位大名士，自负掌握文章的权柄，一天对我说：“人不学习杜诗，这就可以了。”我心里知道他这话不对，却没有办法回答。如今您生长在吴中这个才俊荟萃的地方，能够不拘泥于乡人的见解，取用接近道的，舍弃不接近道的，这就是您的诗在当时受到重视的原因。元朗因为我的话没有错误，所以常常同我谈诗。如今元朗已经去世，这是我之所以悲悼叹息、过时仍不能自已的原因。在此以前，我在内阁任职，元朗以郎官身份参加科道官的考选。皇上回头问廷敬：“这几个人中，有没有平素熟悉的？”廷敬奏答说：“吴璟有文章，诗名最盛。”这一天考试奏议，元朗果然名列第一，被授予给事中，升为都给事中。不久，因为宴会中一点小事而被罢职。皇上爱惜他的才华，命他在殿廷修书。分派书籍时，他得到《书画谱》。我在内廷，又得以主持校勘这部书。同时奉命修书的，有侍郎孙君树▯、中丞宋君坚斋、学士王君麓台、给谏王君耳谿，他们都一向看重元朗。虽然有诸位公卿搜罗编纂的辛劳，但元朗尤其白天考订、夜晚稽核，燃脂接续日光，耗尽精力，积累劳苦，编成一百卷，正要进呈，却遭逢太夫人大故，只得回家。回去后最终因尽孝而死。唉！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在道上有所进益、在世上有所作为，他必定会远远超过今天。大概上天造就人才，也实在艰难。松树栋梁、柏木椽梁，不到百年便会遭到斧斤砍伐；有时芝兰生在门前，也会被锄去。上天的意志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也有人为造成这种结果呢？这是我悲痛叹息、无法解开的疑惑。元朗死后的第二年，友人徐子葆光将要辑录他的遗诗，向我索序，因此我追忆过去同元朗谈论文章的话，像这样叙述他仕进、退处的大概。至于元朗的诗卓然闻名于世，必定流传后世，那是天下自有公论，所以不再详细记载了。

译《史蕉饮〈过江〉诗集序》。我近来在值班的官舍中。皇上派中使传话询问：“如今的诗人，谁能同你们相比？现在或许还未显露，日后可以希望有所成就的，哪些人呢？”我把这些全部上奏。当时由于皇上的诏旨褒奖异常优厚，我惶恐不安，不能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如今的大官和才士，都是皇上深知的人，臣都比不上后辈士人，臣的交游又很少。就现在所了解而知道的，翰林史某、周某就是这样的人。” 桐埜的诗，起初是韩慕庐宗伯听闻的；而蕉饮则是欣然把诗篇赐给我的人。我因为才力微小而责任重大，退居一处，深思自省，冷落地闭门不出，不能遍交天下贤士豪杰。至于这两位，有的是听闻而认识，有的是欣然把诗篇赐给我，本来就是我欣然庆幸、乐意同他们交往的人。我将依赖他们互相切磋讨论，来勉励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到老年仍一事无成。诗这种东西，发于情感，而止于礼义。它达到最高境界，足以感动天地、感通神明，穷究性命而阐明道德。即使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心中暗自向往，难道不也是非常盛美吗？可是我终于因为境遇困窘、闲暇很少，坐看诗业荒废到这种地步。然而这两位果然是天下贤豪中偶然出现的人才。桐埜久在翰林，蕉饮改任给事中，掌管垣事。如今他请假将要回维扬，把前后所作的诗拿给我看，洋洋然有《风》《雅》《颂》遗留下来的声音。他的气韵深厚，仿佛本于天性；他的语言和蔼，仿佛合乎真情。可以从字句上寻求，却不能仅凭字句穷尽其意。皇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皇上赐给廷敬的诗序中说：“清醇雅厚，不是靠积累句子、堆砌文字的学问所能窥见的。”啊！这就是风雅的本源、诗人的极致。廷敬哪里足以当得起呢？大概只有我的蕉饮吧！从前周朝盛时，有文王、周公那样的圣人，教化流行，风俗淳美；当时的名卿贤士唱和雅颂，把它传播到朝廷宗庙。下至《兔罝》《考槃》所写的野人逸民，没有不能作诗的。太史采集这些诗，顺着它们的音节，配入管弦。诗作为教化，意义真是宏大！如今时运正值安明，人心思念复古，诗人的遗风，未尝不仍存在于《兔罝》《考槃》之间。蕉饮回去后，将要涉历道路山林，探访涧谷，同野人逸民吟咏长啸歌唱，以适意自乐。而我将归老于田野之间，住茅檐、睡竹簟，在余下的日子里举杯挥笔，遥相唱和，用来忘却衰老将至的忧虑，也用来显示朋友所遭逢的隆盛，都得到了 皇上明白的赐予，我将永远发誓不使它废替。至于前面所说穷究性命、通达天人的境界，蕉饮能够达到吗？我只能仰望；我已经老了，不能再赶上了。《读书纪数略序》。穷尽天下最细微的事物，没有比名物更难的；记述天下最细微的道理，没有比数更难的。从一个名、一个物直到十、百、千、万的名物，终有穷尽的时候；从一数直到十、百、千、万的数，运用起来却可以达到无穷无尽。一个名、一个物，各自都有本根；至于数，难道没有它开始的根源吗？数的起始，极其微妙幽深。把它分解开，条理缕缕，却不能穷尽它的变化；把它合起来，浑然一体，又看不见它的端绪。近到日常饮食等小事，远到家国天下的大事，推究它的起始而考察它的终结，没有不包含至理的。认识它，便能坐而洞察一切而无疑；守持它，便能牢记在心而不失，最终达到性命道德的最高境界。数的时宜和意义，意义多么重大啊！善于谈论数的，没有比《易》更好的。从前圣人作《易》，是因为能够知道数从哪里开始，然后才能运用数来制作《易》。《易》的数，起始于河图。自汉魏以来，直到宋代儒者，没有不推究说明它的；可是卦爻之数起于河图中央的五这一点，却没有人能明确说明。因此，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数，以及加倍推演的方法，往往支离而不能相合。谈论《易》数的人既不知道数的根源，就无法用它来验证事物、体察身心，甚至可能只把《易》泛泛看作占卜之书，这使我更加忧惧。过去因为退居而有很多闲暇，我在这件事上玩味探究了多年，恍惚间自觉有所收获。岁月流逝，我年老衰弱而孤危，想向当世有道的君子请教，以决定自己应当取法什么。有趣啊，宫中丞公读书而用数来记书。我读到他的书，心中跃跃然有所感触。我认为他把数看得可贵，那么一定能够追求数的根源。宫公体味圣道、含咀经典，著述不倦；上至金版玉匮中的书，旁及海外名山的典籍，远访广考，其中与数有关的，就记在册中；与数无关的，也无不深入搜求、采集撷取，横见侧出地交错在书中，如编排的贝珠，灿烂绚丽，震耀人心目。他善于运用数，就是这样。我因此借读公的书，姑且把过去从《易》中所得的关于数的见解，举出端绪来向公请教。至于其中精微的旨趣，如果不是亲自聆听公的言论，本来不能详尽说明万分之一。正当公撰写这部书时，皇上驻跸淮上，公把所撰的初卷和体例奏进。皇上看后嘉许，命令按照这个体例编纂。这是因为学士大夫归隐田野，处在幽静闲适之地，却把篇章文字托付给皇上吗？君主与臣下相互契合，能够共同论定可否，这也是世上罕见的际遇，是儒林中的美谈、不朽的盛事，不只是公个人的荣耀而已。书成进呈御览后，公向我索序。我年老而头发斑白，却更加喜爱学习《易》，于是把自己茫然仿佛有所所得的见解向公请教，竟忘了自己昏暗的烛光不足以同白日的光明相比，不禁欣然回顾身影而自笑。

译《毕亮四〈论订历科经义〉序》。毕先生名亮四，是我的同乡，起初并不相识。等到我母亲去世，毕先生前来吊唁，又来参加葬礼。过了很久，我前往拜访致谢，走了几里却迷路了。于是另派人去看毕先生，才知道他正在亲自下田耕作。他请派去的人留在家中，同他一起坐着吃饭。给毕先生吃饭时，没有童仆指出自己所吃的食物，派去的人吃什么，他都亲自吃什么；一边吃，一边亲自喂养他的蚕。过了日昳时分，我到了毕先生家，只见蓬蒿满布门径，牛栏鸡舍杂乱地设在堂下。堂中安置着他亲自饲养的蚕，他恭敬地请客进入东边一室，尘土积聚，昏暗不明。毕先生拿着扫帚拂扫席面，请客作揖后入座。坐定后看毕先生，原来只是一个默然的农家人罢了。等到同他交谈起来，他谈到天衍、雕龙、邹奭、炙毂过、髡吾等，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些人，但听到这些人的言论意旨，毕先生本人和他的言论正是这样。毕先生的家境同最贫困的农民相当，所守持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家中独独收藏了很多书，尤其多有前代君臣事迹、典故和有关史家的文字，其他书也都是世上不常见的。他的议论磅礴浩荡、广阔纵横，旁征博引、曲折采择，横贯而刚劲突出，指点比画、随口道来，如瀛海巨浪，浩瀚无边。又如天空光辉晶莹；又如蛟龙奋力飞翔，鳞爪张开，波涛腾涌，雷声震动；又如驱赶骐骥騕褭，驾着重车，面对宽广道路，放松缰绳，不到一天便能奔驰千里，而劣马只能回头张望嘶鸣，踯躅在遥远的后面。我相信毕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难道是过分了吗？毕先生谈个不停，我也感叹不已，不能立刻离去。毕先生用脱粟饭招待我，用流泉酌酒给我喝，于是留下来同他深谈，然后告别。过了不久，他写了几千字的信，把自己辑录的明代以来制科文章数百篇送给我，都是亲手抄写，旁边作诠释，夹缝加注，细字如蚕丝牛毛。每一个人都叙述他的问学、治事和品行，著述的本末，足以附入国史、列入史册，全都是所谓世上不常见的材料。近来的馆局编纂者，哪里能有这种作为？不能。毕先生说：“藏在名山，传给真正知己的人，这就是我的志向。”我实在惭愧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却又为毕先生的志向悲伤，惋惜他将要老去而无人传承。因此写下这篇序，说明我们订交的开始，并借此略略记下我从毕先生那里得到的万分之一，如此而已。《张氏合刻家稿序》。古代的文章接近古代制科文章，所以写得工巧较容易；今天的文章远离今天的制科文章，所以写得工巧困难。这难道就是今天的文章之所以大大远离古代文章的原因吗？即便如此，文章是承载道的器具，道没有古今之分，文章也没有古今之分。就今天的制科文章来说，所重视的只是经义。经是圣人的文章，也是承载圣人之道的器具。如今人从小到大，既已学习熟悉这种器具，用心拟想而发为言语，仍未远离圣人的道。所以古今取士的方法，从宋代到现在经过数百年，这种制度不能改变，经义最终也不能废弃。古代的将相公卿中，名重当世、流传后世的人，自三代、汉、唐以来，哪里数得完？然而既然有经义夹杂其间，将相公卿果真都能名重当世、流传后世吗？即使不能全部如此，果真还赶得上古人吗？如果仍赶不上古人，那么岂不是孔子所说的“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知道滋味”，孟子所说的“行事不明白，学习不审察，有的明明知道却故意背叛”吗？如果确实如此，这难道是文章的过错吗？假使通过今天的文章来求取古人的道，怎么能断定今人不如古人呢？我居住在晋地的边远地区，陶唐氏、有虞氏留下的遗风还保存着，所以这里的人多是有德的君子长者，积学作文的士人也往往存在，尤其重视制科文章。已故少司寇东山张公，以名进士起家，历任官职都有声望，是世人所称的君子长者。他的几位兄弟研习制科文章，合刻家稿，向我索取序文。我并不是能写制科文章的人，哪里足以为它作序？于是我说明古今制科文章得失的原因，又认为士君子立志修身，应当寻求古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进而通达道，而不应急切地仿效今人写文章的方式。

译《太上感应篇集注序》。儒者的学问，是为了追求诚；而诚贯穿学问的始终。传中说：“不诚就没有实在之物。”何况是伟大的学问呢？六经都是劝善禁恶、引导人趋吉避凶的书。学习的人熟读这些文字，直到老死，却很少有人能在心中明白、在自身实行，这也只是因为不诚罢了。天与人之间，靠的就是一个诚字。因此一动念，天就监察；一开口，天就听闻；一行事，天就看见。祸福的报应，各按同类相应，也只是取决于是否真诚。孔子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不足以使自身毁灭。”董子说：“善恶达到极点，就同天地流通往来而相互感应。”善恶积累到极点，就是诚。诚怎么会有不能感通的？既然感通，怎么会没有回应？孟子说：“达到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不诚，也从来没有能够感动人的。”所谓动，就是感应。古今谈论感应，没有比这些话更深切明白的。我看《太上感应篇》中，既列举善恶的条目，篇末又归结为言语、视听、行为三件事。一天之内，这三件事都具备，可以说是诚了；又积累到三年，就是诚的极致。祸福的应验，难道是从外部来到的吗？至于无缘无故得到的福、无缘无故遭受的祸，君子不把心思放在这上面。若是由自身招致的，就应当正视它，以考察自己是善还是不善、诚还是不诚。这样一来，祸福都成为修养自身的帮助了。世上避讳谈论这件事的人，我私下认为是过错。一天我在内廷值班，看见查澹逺宫詹手拿一部书，专心注视，神色严肃，仿佛有神明与他同在。走近一看，原来是《感应篇集注》，却没有写撰述人的姓名。书中笺释先阐明义理，然后用事实加以证明，又引用其他说法来发明它。文章简约而不遗漏，详尽而不杂乱，切近而明白。用它来警戒世人、感动风俗，可以勉励人趋向正道，惩戒其邪僻，同六经所载劝善禁恶、导吉避凶的宗旨没有不同。澹逺如此诚心地喜爱它，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即使在暗室和屋漏之下，做出王防衍所说的事情，也都仿佛有上天和鬼神从上面监视。它对于儒者建立诚心的学问，难道作用很浅很少吗？我赞许这部书可以警戒世人、感动风俗，于是拿出钱来交给刻工刊刻。澹逺嘱托我把它的大旨标明在书简开头。《筠廊二笔小引》。我年老而荒废了学业，想要继续微弱烛光下的勤学，可是精神的源泉已经闭塞，明亮的眼睛也昏暗了。我曾暗自笑自己：吞纸可以填饱肚子，吃字可以喂饱书蠹。世上即使真有这种事，我也不能做到；然而旧日习惯驱使着我，不能自行停止，常常想效法海南宗人，早晚陈列五经向它们礼拜，希望多少能认识一两个字。可是身在匆忙尘世之中，也没有闲暇这样做。因此凡是有人以文字相赠，不论多到累累成帙，少到一尺一幅、几行短笺，我都恭敬拜受。虽然不能读完，心中却暗自敬爱向往。牧仲先生给我看《筠廊二笔》稿本，其中关于天意、民彝、朝廷典章、国家大事、前人言论和往昔行事的内容，都具备了。我竟能把它读完，忘记自己年老而疲倦。先生以学术治理政务，曾两次任职东南方面的长官，所到之处政事整饬、百姓和乐；又利用闲暇更加精研古学，著书盈满家中，《筠廊笔》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先生晋升为冢卿，统领百官，责任重大、事务繁多，而诵诗读书、写作文章反而更加不衰，这正是我尤其爱敬向往他的原因。先生正以 圣主深厚的眷顾和礼遇，拿出胸中万卷书，尽情发挥自己的学识，来赞助辅佐太平无疆的大业。而我将优游安闲地在山巅水涯度过余年，得到先生所作的《筠廊三笔》以及尚未完成的四笔、五笔，便坐卧都读它们，抛开午睡时读的书，把它当作残年饱腹的食粮，快乐得忘记忧愁，不知不觉老年已经到来。那么，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难道还不多吗？《施鸿胪〈对菊思亲图〉引》。我每天住在燕市，冷清得像没有人。庄子所谓逃入空旷山谷而喜欢听到人的脚步声，我如今就有这种感受。燕市四通八达，早晚聚集在这里的十万户人家，从公卿百官以下，直到佣工、商贩、皂隶、屠狗之流，喝道喧闹，堵塞道路，脚跟相接、肩膀相摩。可是我说冷清无人，说是空谷，不是太过分了吗？只是我所谓的无人，并不是真的无人，而是说没有人来到我的门前；称作空谷，又有什么过分呢？我患有幽忧之疾，性情又喜欢服食草木药物，常常独自到市中求医，希望偶然遇到知己。所以同我交游的，除了医生之外，几乎没有别人。医生又总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后来我得到鸿胪施君培菊，同他交游稍久。我所谓的知己，就是施君。只是我私下奇怪施君为什么取字“培菊”。他说：“先人喜爱菊花，这是我亲人所喜爱的东西，我谨慎记住而不忘罢了。”有一位善于绘画的人为他画出菊花的形貌，题作《对菊思亲图》。培菊因为一件细小的事物而不忘亲人所爱，打算终身保持这种孺慕之情，他的志向是怎样的呢？培菊又说：“起初我乡里的陈生云客，擅长画像，曾同我的父亲交游。我父亲在世时，云客没有来得及为他画像；父亲去世时，云客正在滇南游历，只得让别的画工来画，最终画得不像，云客心中很遗憾。后来有人要画我的像，我总是辞谢拒绝，说：‘我父亲的像还没有画成，我为什么要画自己的像呢？’过了很久，云客回来，自认为能够追忆画出我父亲的像。大概过去云客曾同我父亲以棋会友，交游很熟。到了这时，云客关起一间屋子静坐，说：‘把棋盘拿来，摆出像是在对弈的样子。’过了七天七夜，每到深夜才开门同我交谈，但画像始终没有完成。我私下想，云客是在欺骗我吗？第二天，我从墙壁的空隙中偷偷窥看，只见棋盘上已经有了画像，惊得失声说：‘这就是我父亲啊！’当时老仆先进入屋中，见到画像便拜伏在地。等我赶忙进去仔细观看，果然没有一处不像，便大哭起来，眼泪像血一样涌出，把棋盘和画纸染得殷红；一边哭一边拜，又转过身去拜谢云客。从此我的父亲才有了画像。这样之后，我才敢请求他画我的像。”培菊说完，哭着对我说：“得到先生一句话，就可以使我永远寄托思念了。”画像只是小事，培菊既然这样郑重对待，当然应该不忘亲人所喜爱的东西。何况还有比画像更重要的事呢？何况还有比他所喜爱的菊花更重要的事呢？

译所以我乐意观看这幅图，并记下这件事，以表明我从别人那里取法的，和来到我门下的人，都不是出于苟且。培菊名庭铨，是常州无锡人。他的祖先世代有诗书礼乐的习惯，同时兼业行医，传到培菊，已经十四世了，其中有科举功名的已有七世。世上学习科举之学的人很多，有的几代也遇不到机会。培菊这一家世代显达者如此之多，那么他们行医的道术，也就可以想见了。《干明寺修葺募疏》。泽州西北角有可寒山，涧谷幽深，流泉从中涌出。那里有一座寺，名叫干明寺。唐天祐十四年开始创建修建，此后一直到明代不断加以修葺。如今栋梁折断、椽子崩坏，风吹日晒穿透屋顶，图像倾倒坠落，僧徒四散逃奔。我经过那里，深感慨叹。从前郡人裴公骞的碑记说，这座寺原是唐末躲避战乱的地方，隶属泽州晋城县建兴乡砂城里。七干管义兴邑都维那刘绍等人在那里居住二十多年。战争平定后，就在这里兴建台殿，以报答佛恩。考察天祐前二十年，是僖宗、昭宗年间。那时兵戈蜂起，祸乱丛生，宦官和强藩煽动灾祸、肆意暴虐。昭义一军孤悬境外，梁、晋又纷纷在黄河两岸争战。后来汴人的夹寨之营、马牢之战，烽烟所到之处，残存营垒和废墟就在耕地附近。家室妇女儿童，哪里能得到片刻安眠？所谓“避兵而兵定”，也不过是姑且这样说罢了。不知道当时在刀兵余生之间、今天归梁明天归晋的人，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又怎么能有这些闲暇，拿出物资来从事营建？距今已经一千多年，抚摸这些遗迹，感慨兴废无常。转眼之间便到了古代，世运屡次变迁，而山陵与谷地依旧。如今这里人口繁盛，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享受太平无事的时代；回溯上古，想到他们的祖先曾栖身草野、遮蔽风雨，在兵革斗乱之间惊恐战栗，难道不会把今天看作极乐净土，把过去看作鬼国灰场吗？今天是祥日祥云、和风甘露，过去却是刀山血路、热铁锅汤吗？然而昔日正当原野萧条、白骨如草莽的时候，尚且能够斩除荒芜、割去秽草，使高楼飞阁从空无中涌现出来；如今却承受太平事业，沐浴在光天化日之下，竟不能用财施、法施来修补破败、修复坠毁，使遗迹恢复旧观，反而将使它湮没衰败，再次成为荒榛衰草、秃山颓谷。这也实在令人悲悯惭愧。我开始居住乡里时，僧人来告诉我：“环绕山前山后居住的，大约有几十个村落。年长的老人和有德之士，率领子弟焚香行礼，发愿重新修建，希望得到居士一句话来劝勉大家。”那时连续几年旱灾歉收，百姓为食物困苦，我不敢立即作文募请。如今这一年收成略有增加，春雨又频繁降下，僧人再次来催促，说居士若不出言，将使众人的愿望受挫。我再不能推辞，于是略述寺院兴建的时代，并感叹当初开始兴建容易，善于继承却困难。各位父老子弟，果真有意于此吗？本来不必把我的话当作劝募。我只是担心我的话文辞不通，反而使你们的意愿受挫。父老子弟们，选择可行的办法去做，不要毁坏前人的规模，不要过分装饰后来的景观；量力而行，合乎心愿，不要违背，不要懈怠，以便最终完成，使长久留下美好的功业。希望你们认真谋划这件事！《海防寺石堰募疏》。我每年冬春交替时，都在海防东边的玉鹊庵煮粥，连续三个月供给原野道路上的人。当时我来到那里，亲自料理这件事。从玉鹊庵曲折向西，平沙旷地约有百亩。我拄着藜杖独自步行，远远登上寺门，只见流泉浩荡，正好从这百亩地上方流出，仿佛只要疏通引导、挹取灌注，就都可以把它灌溉成水泽肥沃的土地；可是这些地方全都处在荒沙蔓草、断溪乱石之中。我询问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四面靠近河流，冬天水枯，看起来是空旷荒野；夏秋水来，便成为河道，水流急骤，沙草漂荡，水势浩大漫延，可以把百亩土地全部吞没，所以耕作者谨慎避开。况且想要扩大田地，首先必须培土，这是第一难；田地造成后又被河水冲毁，和没有田一样，这是第二难；没有堤防，怎么能成功成为田地，这是第三难。因此，这片土地郁积成平沙、空置为旷土，荒废在溪流石滩之间，至今将近千年。我徘徊远望，浩然长叹。这时寺僧说，从前已故冢宰藐山张公曾经有意于此，却中止没有兴办。如今您每年捐输金钱，设置粥厂救济众人，为什么不拿出资财修筑堰坝？堰坝筑成、田地造成以后，再开山修路，挖渠引水，永远成为耕种的田地，兴盛为水田；每年把多余的粮食用作煮粥的费用，您的功德岂不是更多吗？我说：“是，是。”只是独自求善不如同别人一起做，请求同众人共同办理。因为这里的百姓已经很苦了，环绕县邑数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如今数百里高山之中有数百亩平地，不能不说是幸运；但要堆土引水、筑堤防，以本地三种稀少之物造成这三项困难，我个人哪里有力量做到？同众人一起做，也是形势所必然。况且我见当今留心民事的人，往往说西北水利；靠近我们县邑的，只有沁水。沁水水势低洼，土地都贫瘠，仰望高处又无从得到水利。此寺的泉水却像从高处倾倒水瓶一样，浩荡地流出地面，却不能为土地所用，难道只是没有水，而不是水势低下的过错吗？兴修水利始于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史起说：“漳水在邺城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不智。”我听说从前张公所看见的同今天一样，并不是前人全都不懂，只是也许他的力量需要等待众人。沿门托钵虽是僧人的事情，但将要兴办工程来救济众人，我怎么忍心推辞呢？从前史起又认为漳水没有灌溉邺田二百亩，反而应当耕作一百亩，称为恶田；如今假使借助众人的力量把它造成良田 圣朝正以养育百姓、开垦荒地作为政务；田地既然成为良田，赋税便可按常规征收，用来供养百姓、治理人民。长久奉行这个道理并加以实施，带来的益处岂不是很广大吗？《午亭文编》卷三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八。大学士陈廷敬撰。记。

译《体仁书院记》。泽州书院始于宋代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在治平四年由上元县主簿任晋城县令，晋城就是今天的州治所在。先生道德宏大、品德尊崇，光辉遍及天地。至于他治理晋城时，正值五代反复战乱之后，兵革创伤未复，礼乐诗书、弦歌诵读的风气长久没有兴起。先生广设乡校，选拔秀异之民，按类聚居，教他们学习；亲自到各处，纠正句读，剖析文义，使他们懂得入德的途径，以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熙丰年间，士人中的俊秀者接连在科举中登第，民风也因而淳厚；杰出、忠诚、廉正、守节、好道、笃行而有文才的人，往往从其中脱颖而出。直到今天，教化流行、恩泽传播，闻风而兴起的情况仍然存在。先生所设乡校中距离州治最近的，原来在北城外，这座书院就是由此开始的。如今那里只剩平坦田垄和遗墟，旧迹全都湮没了。前明州守王君在张公祠左边建立文昌书院，后来盐运使杨君改名为体仁书院，檄令州守徐君在其中祭祀先生，并把伊川、张、邵、朱、吕诸位先生列在左右配享，说祠堂是为先生而设。不到百年，墙屋倾塌，蔓草寒烟，荒废而无人治理。康熙壬申年冬天，滦水伦君来任此地太守。过了一年，政事和谐、百姓安定，他景仰先贤留下的功业，在祠堂下修整祭祀之事，感慨叹息，起而重新修建。没有劳烦百姓出力，服役的人却像儿子应召父亲一样踊跃前来；不过十来天，新的建筑便焕然一新，陈设俎豆、弦歌诵读、讲学研习的场所，宛如从前。工程完毕后，命我作记。我认为古代先王的教化，有学校也有祭祀礼仪。凡是开始建立学校，必定要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又凡学校，春季都由礼官向先师行释奠礼，秋冬也一样。郑氏认为先圣如周公、孔子，先师则如汉代的高堂生、乐制氏、诗经的毛公、尚书的伏生。古代建立学校，从来没有不把祭祀当作重要事情的，因为有学校、有祭祀，就是先王的教化。然而在当时，从国学到校、序、庠等乡学，无不有固定制度，而祭祀的主祭对象却没有唯一规定。古代尧、舜、禹、汤等圣人，有的被认为是圣人，有的被认为是老师，都一定应当在学校祭祀；但如今已不可考，所以也不敢凭空议论。因此康成说周公、孔子是先圣，并非武断的说法；至于先师，则依据当时所尊崇的人来祭祀，所以郑氏说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这一类。大司乐规定，凡有道德的人都让他们教导学生，死后就奉为乐祖，在瞽宗祭祀。因此《礼记》又说，天子视察学校时，命令有关官员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天子在成均视学，就在西学祭祀先贤，这就是所谓在瞽宗祭祀。春秋战国的乱世，仍有圣贤担任老师；秦汉时期，也仍有专门之学的老师，都在学校祭祀。汉高帝经过鲁地，祭祀孔子；汉明帝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祭祀圣师周公、孔子，但还不知道独尊孔子的道理。魏代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历经晋、宋、齐、梁、陈、隋，都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子为先师。唐武德年间，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房玄龄建议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享。高宗永徽年间，又改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从祀。太尉长孙无忌驳正说：“汉魏以来，颜回和孔子交替作为先师，宣父与周公交替作为先圣。贞观末年，确定以孔子为先圣，以众儒为先师。”从此以后，州县学校的庙中祭祀孔子，把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列在庙堂上，大概多少得到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意义了。我私下偶然对此有过议论：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便是把先圣、先师合并为一个人，按照礼经来衡量，还没有完全合乎它的意义。即使颜、曾、思、孟四位先生，也不能称作老师，那么反而是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可以称作老师了。如今因为颜、曾、思、孟不能称为先师而称为先贤，却想把濂洛关闽诸位先生提升为先师，势必有所不能。这样说来，礼经的意义、郑氏的学说，难道终将不能为天下所明白吗？濂洛关闽的几位先生，继承四位先生之后，阐明孔子的道。孔子有时被称为先圣，有时被称为先师，经历千百年才有定论。那么再过十年百年，或千百年，怎么知道这些先生的贤德不能同四位先生并列在庙堂之上呢？假使这些先生能同四位先生并列在庙堂之上，岂不是接近古代向先师行释奠礼的意义吗？也差不多合于在瞽宗祭祀的礼制了。如今的儒学仍是古代的学，文庙仍是古代的祭祀。体仁书院为程先生而建立，在其中祭祀先生，又合乎先王有学有祀的教化之义，难道不能称为盛事吗？我认为，对先生的祭祀应当列在庙堂之上，援引孔子有时为圣、有时为师，历经千百年才确定的说法，以表明圣贤之道历久而更加尊崇，就像先生一样。因此，既认为专门祭祀先生合乎礼，又寄望于后世懂得尊崇先生之道的人，特意写下这些话告诫他们。至于地方长官的德政，我不敢加以谄媚；诸生的学业，我也不敢妄作规劝。先生的言语行事都在这里，勉励自己不要达不到先生的境界，同时不要失去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地方长官的德政，也是诸生的学业。

译《也红亭记》。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我和侍读王君贻上奉召入宫值班。乾清宫的南殿，就是宫中所称的南书房，侍读学士张敦复君早晚在这里侍奉。这是皇上的值房。我和贻上入值二十八天，得以同敦复观看皇上的文章，仰望【疑缺字】的光明，【“天▯”疑为“天章”或相关词，原文残缺】看见圣天子在万机之暇从容享受文章笔墨的乐趣，而侍从之臣承受恩宠、沐浴清光，其中有歌颂也无法描绘、言语也无法记载的地方，能够遇到这样的际遇。唉！恩宠盛大到极点，宴饮赏赐极其丰厚，尚方珍馐美食每天赏赐三次，此外还有特别赐给的汤、茶、果品和糕饵。皇上命令【疑缺字】每天到这里一次。正在这时，樱桃刚刚成熟，主管膳食的官署初次进献，皇上命令撤下御前的盘子来赏赐给他。从此便成为常例，每天都如此。风露滋润浓郁，色泽和滋味都很美，群臣每天都能吃饱。大概从我和贻上入值，到樱桃赏赐发出，首尾相接。赏赐发出前两天，敦复对我说：‘将来回到江南，置办一块空地建园子，在园中修一座亭子，把园名叫作学圃之园，把亭子叫作也红之亭。你替我记述这座亭子吧。’杜子美的诗说：‘西蜀樱桃也自红。’亭名的意义，就是取自这句诗。杜子美因为没有遇到好时机，俯仰今昔，感伤抒怀，把自己的心意写在吟咏叹息之间。如今敦复取这个意思，又是为什么呢？我看敦复将要起任史官。天子特意颁发破格擢升官位的议论，想让他列入【疑缺字】。去年冬天，皇上想得到精通经术、擅长文学的臣子，让他们早晚在左右侍奉，于是敦复长期值班。他在内廷受到的眷顾和待遇极其隆厚，一天之中常常在【疑缺字】皇上面前暂时退下，便又被宣召；有时正在吃饭，也要吐出口中的食物，快步赶去。宫门落更后十多刻钟，才回去。日夜没有空闲，这是敦复在朝廷任职的日子多、在家吃饭的日子少。即使有了亭子，又怎么能够居住呢？然而我曾观察古代君子，功成名立而不居功恋位，例如张良仰慕赤松子、李泌归隐衡山。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韵，光照史册。敦复如果能把求学和建立功业的志向施展在事业上，功成身退，安闲地优游江湖之上，却仍系念朝廷；即使对于微小的一物、短暂的一餐，也不忘怀。君父如同子美诗中所说的那样，他也将会有所取法吧？况且我听说江南多有名山胜水，江山的乐趣、风物的美好，我早就愿意前去游览，也有在那里置居的志向。将来如果在钟阜旁买田，在青溪边筑屋，驾一叶小舟来往，泛游大江，渡过南湖，便可时常跟随敦复游览。敦复让我们住在亭中，一同流连吟啸而【句未完】天子想到敦复过去的劳绩，时常派使者到他家慰问赏赐，我也得以在他身旁再次沾尝大官署的珍味，和敦复彼此唱和，以诗歌咏唱。圣上的恩泽无穷无尽，那又不是子美的诗所能相提并论的了。老姥掌记 上党以南三百里有座山叫方山，再向南十五里叫洞阳山，再向南十五里叫樊山。上党的地势高出天下，这三座山高高耸立在地面之上，都是直落万仞。从樊山开始，山势分枝展开，形状奇异诡谲：高峻的成为山峰，幽深曲折的成为山谷，崎岖的成为山崿，层叠高峻的成为山岭，险峻的成为山巅，曲折的成为山峦，深长的成为山洞，广阔的成为山岩。再向南便是砥柱、析城，岩壁层层重叠，陡峭耸立如楼台城堞，参差高大如城墙壕沟，像玦佩、像环玉，绵延缭绕数百里。其中长长的河流夹着两岸，时断时连，如海浪收敛而岛屿显出，如江潮平息而洲渚生成。村落居处幽静深邃，关门闭户而隐奥幽僻。大概登上樊山山顶，这些景象都能看见。我家在樊溪东岸，位于山的南面，开门便能见山。用圭表测量日影，南北两山相对，丝毫不差。仰头观看樊山的形状，仿佛仙官戴冠束带站在山上，又像鲸鱼张开鳞甲，像凤凰舒展翅翼，蜿蜒着向下。山的东面又像巨灵神奋力伸臂，隐约可以相信那是他的手指和爪子：向上可触摸太清，向下挥入空曲。有一处叫老姥掌，就是前面所说的山峰，那里高峻如峰、幽深如壑、曲折如窈窕之谷、崎岖如山崿、重叠如山岭、险峻如山巅、曲折如山峦、深长如山洞、开阔如山岩；方圆数十里以内，山岚相连、日光横照，俯身便可把它们捧取，仿佛全都放在掌中。从前用‘掌’来命名，是因为它的形状相像。真是奇异的境地啊！山下有古松和流水，苍茫幽远，已经不再像人间。我当时十分喜爱它，曾经住了好几夜也舍不得离开。离山几十里而且很近，山谷、岩石、山峦的美已经如此，何况所说的数百里山川呢？我虽然还没有能够全部游览，但已经坐在这里享尽河山的胜景。将来即使能够游遍那些地方，又怎么能超过这里的乐趣呢？陟屺楼记 我曾读《陟屺》诗，读到那里便悲伤落泪。我二十岁时取得出仕资格，在京师任官五年，请假回乡探望母亲。母亲有时对我说：‘我想到你在风雨晦暗之中，面对茫茫远路，孤单无依，便尤其感到肝肠欲断。’唉！母亲的话是多么悲伤啊！《陟屺》诗说：‘可叹我的小弟，早晚奔波服役，不能安睡；出行时千万谨慎啊，还要回来，不要抛弃我。’诗人的意思，不过是怜惜弟弟离去而盼望他回来罢了。我每次读到这里便哭，是因为诗人的忧思，比不上我母亲话语中的悲哀，而母亲的话尤其令人悲痛。当时母亲年纪还不算老，我离开母亲也不过五年，她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特别悲伤了。这样又过了三年，我迫于父亲的命令再次出仕，出仕后超过十年没有回来，迁延到父亲去世，终于抱有终身的遗憾。想到这十多年间，母亲的年纪渐渐衰老。计算年月，首尾三四千天，其中天气和暖、没有风雨的日子有几天？天气晦暗而道路茫茫的日子，不知有几千几百个早晚。以衰老的年岁，再加上风雨茫茫，孤独肠断，像这样积累了这么久，那么她心中的悲痛却不能说出；即使说出来，也一定比从前更加悲痛，这又会是怎样呢？从《陟屺》这首诗来看，古代的孝子仁人虽然善于表达母亲思念儿子的感情，也不如母亲亲自说出这种感情更令人悲痛。从我母亲的话来看，即使古代慈母亲自说出这种感情，终究也不如我母亲的话更加令人悲痛。我住在母亲墓的左边，距离墓旁几步远有三间楼房，夜里便住在那里。每当山风萧瑟、山雨凄迷时，我追念母亲过去说过的话而叹息；诗人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使我悲伤落泪的缘由，难道会有尽头吗？然而把这座楼命名为‘陟屺’，姑且只是用来记下我的悲痛罢了。

译百鹤阡记 我为先母在樊山上选择墓地，墓道向北，回环连接洞阳、岳神两山，圭表日影恰到适中，符节相合如同契券。大概从洞阳山到墓道，三座山都高达千仞，远远耸出万山之上，古人称为洞天，是其中最美的地方。墓道距离山顶不到一百步，然而从洞阳山曲折而来，山冈连绵，丰厚的原野平坦舒展，迂回徐缓、开阔伸展，仿佛凤凰飞翔、鸾鸟起舞之后，在高空中悠然伏息于此。登上墓道南面再向下看，百里之内，砥柱、析城、王屋都在眼前，挺立高耸；群山向北山拱卫、朝向它，像鸟飞腾、像马奔驰，真是灵异的境地啊！己未年秋季中旬，在安葬棺椁、选择吉日的午日，有鹤来聚集，多得无法数清，在云际飞翔，从西向东，盘旋舒缓，洁白的羽毛纷纷扬扬，像雪又像云，鸣叫声清越嘹亮，如同演奏笙琴。很久以后才离去。当时看见、听见的人无不踮脚张望，惊喜诧异；有人说山本来就是灵异之境，所以鹤才在这里聚集。然而过去从未听说有鹤来到这里。况且我生长在晋地，也没有见过晋地有鹤；北方的燕地、南方的宋地、卫国的旧地，也没有听说如今有鹤，突然出现，而且这样多，盘旋鸣叫在新墓道上，过了很久才离去，这确实不是偶然的。鹤是仙禽，道家称它为仙人的骏马。这些鹤的到来，难道是有仙人乘着它们而来吗？史书称陶侃在母亲去世后守墓时，有两个客人前来吊唁，后来化作两只白鹤飞走。解释的人说，陶母和陶侃都不是尘世中人，所以陶母截发、剉草铺席来辅佐儿子，使他显达，而陶侃最终成为晋代名臣。如今我在仕途中沉浮，进不能建立功勋来显扬自己，又不能请求退职而让贤避位，和陶侃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况且我母亲下葬后，我在坟墓旁结庐将近两年，也没有见到鹤来吊唁；那么从前的鹤不是为我而来，显然无疑。在荒远迷茫之中，确实有些事情无法追究诘问。然而百鹤盘旋鸣叫在新墓道上，又过了很久才离去，这是众人共同看见听见的；说它们是为我母亲而来，不能说是假。陶母下葬后，只招来两只鹤吊唁；我母亲的墓地刚刚开辟，便招来这么多鹤，这说明我母亲比陶母贤德，实在是确凿可信而且有征验的事。至于我，既然比陶侃还远远不如，又哪里敢奢望进入大贤君子的门墙呢？这就是我自恨而且深深悲痛的原因。把墓道命名为‘百鹤’，大概是用来记下我的自恨，思念母亲的贤德，借此抒发深切悲痛罢了。阳城白巷里免除城役记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疎庵王公国光任户部尚书时，朝廷命有关官员就他居住的里坊建造宅第，以此宠荣他。王公谢绝说不敢当，后来又说：‘这是君命，不敢推辞。’只是最终把建造宅第的钱砖用来砌筑阳城县城。阳城城墙原来没有砖砌，阳城城墙至今用砖，就是从王公开始的。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几十年后，流贼从秦地兴起，势力蔓延天下，进犯山西；山西各郡县很少有不被攻破毁坏的，贼军攻打阳城，城墙最终依靠砖砌而得以完整，贼军没有所得，便撤退离去。后来天下多次发生变故，阳城没有遭受兵灾，砖城的功劳很大。去年秋天连日阴雨，城墙坍塌到壕沟中的情况很严重，县令延津都君重新修筑城墙，全县百姓都被征发服役。白巷，是王公所居住的里。里中人援引王公从前的事迹向县令说：‘王公用砖砌县城，县城多次得以不被攻破，王公的功劳实在很大，应该惠及他的子孙，请免除他们的城役。’都君向县中众人询问，县中人说：‘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到今天而逃脱兵火，究竟是谁造成的呢？王公用砖砌这座城，这完全是王公的功劳，应该惠及他的子孙，只求免除城役。’于是白巷免除城役，是为了记载王公的功劳，使人永不忘记。我曾私下观察明代盛世，往往由朝廷拿出官府钱财替大臣建造宅第，高屋巨梁，朱红油漆、雕刻装饰光彩夺目，如今有的已经成了官署和马厩。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有的经营许多良田美宅，田地相连、房屋充满街巷，如今有的几次换了主人，有的已经化为残垣败壁、荒草丛生。然而王公曾经用砖砌筑的城墙，独自巍然存在于世；朝廷赏赐给他的宅第，子孙也仍然拥有而安居其中。比较其中的得失，究竟怎么样呢？我听说万历年间江陵掌握政权，王公在当时与他同朝却能保持不同，特立独行而不阿附。他的事迹载在史册，功名遍及天地，难道只是因为他对一乡一邑的缘故吗？而他施及乡邑的恩惠，使乡邑爱戴仰慕他，子孙享受并守护他的遗业；由此便可以知道他施及天下的影响了。那些只保全自身性命却毁坏他人疆土、只保全妻子儿女却误害他人家国的人，不久便自身和家业俱遭破灭，乡里以他们是同乡人为羞，子孙以他们是祖父为羞，实在令人深为悲哀。唉！百代以后，看到这件事的人，大概也可以受到感发而振作起来吧。

译存诚堂记 学士张公敦复因为【句未完】皇上赐给他的御书，题名为‘存诚堂’，命廷敬作记。记载说：经书说，‘诚’始于伊尹；伊尹告诫太甲说：‘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品，只享用能够做到诚敬的祭品。’而说到‘存诚’，则起于孔子；孔子解释《乾》卦九二说：‘防止邪恶，保持自己的诚。’《乾》卦六爻中，九五和九二的地位与所释义尤其相合。解释九二开始说：‘是具有龙的德性而处于正中的人。’接着又说：‘这是君主的德性。’其大旨根本在于存诚。所谓‘使天下得到善而不自夸’，必须有诚然后能够为善；所谓‘德行广大而感化天下’，必须有诚然后才称得上德。存诚的意义，多么重大啊！九五的爻辞说‘飞龙’，九二也说‘龙德’。九五的爻位代表君主，九二的爻位代表臣子；然而九二也说‘君德’，这是赞誉到了极点。孔子难道不知道君主的德性不可以轻易比拟于臣子吗？大概只是认为古人也曾经有过这种说法罢了。最初说诚的是伊尹。伊尹后来又说：‘只有我伊尹和汤，都具有同一种德性，才能享有上天的心意。’所谓‘一德’，就是前面所说的诚；所谓‘克享’，就是前面所说的‘享于克诚’。伊尹既然亲自说他和君主都具有同一种德性，那么谁能说君主的德性不可以比拟于臣子，而臣子不应当以君主的德性作为自己的德性呢？况且这件事见于《尚书》的，难道只有汤和伊尹如此吗？尧、舜的臣子有皋陶、后稷、契；文王、武王的臣子有周公、召公；高宗的臣子有傅说。假使皋陶、后稷、契、周公、召公、傅说不能与他们的君主具有同样的德性，那么就不能称作尧舜、文武、高宗的臣子，这是明白的。如今 圣明的皇上喜好古道，六艺无不通晓，穷究至高的道理，揭示‘存诚’的训诫，挥洒御笔写下书法赐给近臣，并以诚来勉励他们。大概皇上对他们的期待是很大的。侍奉父母、诚信待友，取得上级信任、治理百姓，没有诚便无从做到；达到最高境界，甚至可以使鬼神享用祭祀，可以感通上天的心意。臣子侍奉君主、君主侍奉上天，都在于此。张公于是用它为堂命名。希望他早晚观看省察，以此磨炼自己，庶几符合古代君臣同具一德的意义。将来天下会歌颂他，海内会传扬他。史册记载说：‘只有我【句未完】’ 君主和臣子张公都具有同一种德性，那么阿衡伊尹便不再独享古代的美誉，而‘喜起’之治也将在今天重新出现了。难道这只是张公一人的宠荣吗？所以我把对张公的期望写出来，为他作这篇记。【承接上文，原文似有脱漏】三晋会馆记 尚书贾公在京师置办宅第，位于崇文门外。宅第东侧修建客舍，用来迎接和慰劳往来宾客，并供曲沃人居住。有一天，他在宅第门上题匾说‘乔山书院’。乔山，是古代曲沃的地方。我经过那里进去，觉得很惊异，便询问贾公。贾公说：‘乔山是我父母的故乡。我想让乡里的子弟带着书册，在这里考察德行、请教学业、学习六艺。因此把宅第北面划出来作为书院。’有一天我又去拜访贾公，贾公从容地对我说：‘我想让乡里的大夫、士子中在京师做官的人，每年在伏日、腊日按时聚集，敦厚同乡之谊，饮酒酬答，举止从容、互相作揖谦让，拥有宴饮休息的地方。把宅第南面划出来作为三晋人的会馆，你认为怎么样？’我赞美贾公的义举，起身说：‘天下的东西，如果是自己所有的，没有不想留给子孙的。然而金谷的池台、平泉的水石，很快就失去了。京师 是天子的都城，贵人富家的宅第耗费奢侈的土木工程，柱子和椽子雕饰灿烂，飞檐高屋遮蔽视线，行路之人指指点点，经过一两次便不胜感慨它们的盛衰兴亡。那些人惦念子孙的心意，究竟怎么样呢？而您把留给子孙的东西拿出来与乡人共享，好像脱掉破旧鞋子一样毫不吝惜，大概您的见识是长远的。天下的东西中，有价值十倍百倍于宫室的；只要处置得合乎道理，它和宫室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件事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有人说：‘您对三晋人，在都市中有宴饮慰劳的会馆，在慈仁寺有送别的亭子，都是拿自己的钱经营建造的。如今又有这项举动，不是太容易给予而损伤恩惠吗？’况且您两次持节钺镇守安抚四方，功德在当时，按理说子孙应当世世代代守护您的产业。如今却拿出来给我的乡人，把它看作旅舍，怎么能保证乡人善于守护它呢？’我说：‘不是这样。您是朝廷重臣，即使天下这样的重器，也能不动声色地把它安置在稳妥的地方，何况一所宅第呢？您这样做，一定有您的道理；您把它留给子孙，也一定有您的道理。何不一起成全您的美意呢？’贾公说：‘你的话说得好，请把它刻在石上。’

译赐宴西苑记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皇上在西苑，召见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干学、学士【臣】英、侍读学士【臣】士奇、编修【臣】杜讷。在苑中赐宴。近侍引导臣廷敬、【臣】干学，从勤政殿左门进入；殿门都向北打开，以顺应时令、宣达命令。皇上亲自题写匾额，取名为‘自警御以听政’，这里不是寻常的避暑宫、纳凉殿。大概即使【句未完】即使皇上驻跸的地方，也没有一天不与群臣相接。看见炎热的日影偏斜了，皇上还在进食；曙星已经出现，皇上便起身求衣。只有勤勉，只有专心；从辅弼大臣到百司奉行诏令的官员，承受宠问、沐浴清光，也没有一天不能来到这座殿中。从殿角快步向南，登上横廊，经过小轩向西。皇上讲论经艺、思考政事，这是深严静密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够来到。小轩仅仅宽一楹，匾额题作‘知稼’，出自‘知稼轩’。稀疏的篱笆和野草花木覆盖着小路，环绕四周，萧然间有乡村、林野的意味。向西走几步，秋天的禾苗正长满田亩，远望如同云彩。前面有一座亭子，叫作‘秋云’。英、士奇、杜讷三位臣子已经先到了，登上台阶，像鹤一样直立远眺。北面的院子叫‘丰泽’，西面的轩叫‘嘉颖’。从‘知稼’到‘嘉颖’，大都取农事作为命名的意义。有的用粗椽搭建，题字简朴，不加雕琢；有的是白屋木门，不施黑漆和朱漆。没有华丽的窗户、重叠的廊庑，也没有彩绘雕镂栏槛的装饰。盛美啊！这正是尧的土阶、文王的栝柱、大禹的俭朴、卫文公的节俭，也是后稷、公刘种植经营之地，是《无逸》和《豳风》所记载的景象。臣回头对诸臣说：‘唉！皇上的圣德达到极点了！我们庆幸能够遇到这样的君主，蒙受这样的恩礼，凭什么力量才能报答呢？’诸臣都一起赞叹，惶恐叩首。于是依次坐在亭中。此时久雨初晴，清澈的水波映照天空，动植物都舒畅生长，鱼鸟也欢欣愉悦。不久，美味的宴席陈列出来，我们这些臣子战战兢兢，拿起刀勺时仿佛不能胜任，更加害怕白白享受俸禄。饭后，宫中使者来到，赐给我们物品。御书，以及内府制作的珐琅涂金香炉、香瓶、香盒各一件；玉轴、宝题，御书文字灿然生辉，香炉中的烟气还温暖，香盒中确实装有香料。只是想到这 恩典非同寻常，心魂惭愧悸动。宫中使者又【句未完】命令我们九次叩首道谢。退下以后，我私下想道：‘古代君主亲自分给臣下食物、增加盛 food 的笾器，有时用亲笔诏书宠赐，有时赐给御用装饰器物，都是用来奖励有功劳才干的人、礼待贤能之士。我出身田野而贫贱，才质浅陋，破格历任台司，每天侍奉宫禁，饱受丰厚赏赐，逢年过节也受到恩泽，却没有一点一尺的补益，而皇上的心意反复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我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的恩典。’ 又想到贤明圣德的君主，必定恭敬俭朴、勤于抚恤百姓。因为恭敬俭朴，所以亲近贤人、礼待士人；因为勤于百姓，所以重视农业根本、兴起教化，养育贤才并惠及百姓。这些都见于古代记载。我曾诵读《诗经》而通晓其中的意义。解释《诗经》的人说：‘由庚’，是说君主调和阴阳、养育万物，使万物都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南有嘉鱼’，是说君主乐于和贤人相处；‘崇丘’，是说万物能够达到高大极盛；‘南山有台’，是说君主乐于得到贤才；‘由仪’，是说万物生长，各自得到适宜的条件。这几篇诗互相发明，说明得到贤才便能养育万物。天下既然无事，恩泽遍及四海，所以接着以《蓼萧》《湛露》写宴饮赏赐的盛大，表明任用贤才的功效达到极点，成为天下共同歌唱喜乐的事情；最后又以《菁菁者莪》作结。这不是贤明圣德的君主，怎么能够做到呢？如今 皇上恭敬俭朴，勤于抚恤百姓，圣德达到极点，巍巍无穷。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贤能，却仍然过分礼遇我们到这样的地步。那么隐居山林、具有道德的人，谁不想接踵来到朝廷，竭尽忠诚和智慧，建立功名，显扬于当世呢？这也是我深深庆幸的地方。所以我私下依照诗人的意义，已经作诗五章，来歌咏这件盛事，又谨慎地把事情记述如下。

译鹤湖垸记 江陵的湖水在长湖以东，叫作长湖；因为它位于江陵之东，又叫东湖。再向东三十里，水流汇聚成湖，叫三湖，因为湖有三个；又称为鹤湖。鹤湖这个名称的缘由，不知道从何而起。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有鹤。鹤究竟有没有，确实无法知道；然而经过几十上百年，也没有见过有人因为鹤而使此地显著闻名于当时，所以这个名称究竟因何而立，没有人能知道。从长湖到鹤湖，堤岸上的树木、洲渚上的花草，繁密的丛林和修长的草木，在浩渺烟波之间交错遮蔽；水面展开、树林耸起，土地一片苍郁，这就是少司马张箸汉居住的地方。‘鹤湖垸’，楚地人把园圃、篱落一类的地方叫作‘垸’，读音同‘苑’，就像园苑一样。箸汉居住的地方有园亭、墙垣、篱笆的景观，所以依照当地习俗称为‘垸’；而湖因鹤得名，大概到了箸汉这里才真正显著起来。在这以前，箸汉在京师任官，回乡时，鹤常常聚集在洲渚上，自己衔草和芦苇筑巢，巢高五尺，周长是高度的两倍，每年孵化两只幼鹤，一个巢中积累的幼鹤有十多只。客人来到时，便敲击梆子作为信号，召唤鹤来；鹤总是带着所孵的幼鹤在庭院中飞舞，客人离去后才停止，从此便成为常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鹤在湖中不离去有十多年，箸汉也在家居住了十多年，这就是‘鹤湖’这个名称由此大大显著起来的原因。后来箸汉来到京师，鹤便离去了，不再回来。今年箸汉请求告假回乡，上奏说：‘臣的先人坟墓在长湖旁，湖水浸泡坟墓，若不修治将要毁坏，臣不能不回去省视。’于是 天子派使者询问‘长湖在什么地方’，箸汉指点描画着回答。天子赞许他的诚挚孝心，准给假期，派遣他回去。箸汉当天便启程，路过我家，来辞别并向我讲述鹤湖垸的缘故。我说：‘奇异啊！从前孔稚圭写《北山移文》，说：“蕙帐空荡啊，夜鹤怨恨。”只是借鹤来寄托文辞，并不是真的有鹤怨恨主人不回来。而鹤湖的鹤竟随着箸汉的出仕和退居而来去，这是多么深厚的依恋啊！鹤这种动物，孤独高逸而悠闲远离尘俗，它的高尚品格和清雅韵致，远远超出鸟类之群。张公的品行，想来大概有接近鹤的地方吧？所以张公出仕，鹤便离去；张公归来，鹤也将回来。如今正值【句未完】圣天子坐在宫中掌握天下的胜势，万里江山仿佛就在黼扆和玉几之前；曾经绘制山河湖江的图像，早晚观看省览，希望完全了解原野、川泽以及险易形势各自适宜之处，以扶助养育百姓万物，和它们一起调节宽严、协调教化。江陵长湖一带，皇上已经熟悉于目，而因为张公的话，又殷切询问长湖的情况，那么皇上眷念张公到了什么程度呢？张公即使想安闲优游，长久住在鹤湖之上，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即便如此，张公的行迹却类似于鹤。《诗经》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说的是君子的德行声誉上升而为天所闻。《易经》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说的是贤明君主与良臣同具一德、彼此相悦。张公以九皋之鹤的鸣声出仕，又成为幽暗处相和的鹤；他的高尚品格和清雅韵致，不因出仕或退居而有所不同。难道宫殿长廊、粉署官舍，唯独不能为张公作一首招鹤之诗吗？射虎记 樊山上有老虎。我住在山中时，它躲避了几个月，后来又回来，已经可以看见它的踪迹。猎人准备埋伏弩箭射它。有人说，老虎有智慧，能够躲避伏弩；有人说，老虎并没有智慧。阡墓东面五里之外有农家养牛，牛早晨出去、傍晚回来，回来便喘息流汗而且躺下。农夫察觉它的状态异常，早晨跟踪牛到野外，看见老虎来同牛搏斗。老虎不能取胜，逃走了。第二天，农夫把刀绑在牛角上放牛出去。老虎被牛角上的刀刺中，当场死去。农夫剖开老虎，把虎皮张挂在石头上。第二天，牛看见虎皮，以为是老虎，又上前搏斗，牛角撞在石头上，牛也死了。老虎夜里跳上人家的屋顶，第二天人们在它踩踏的地方挖了洞。老虎夜里又来，便有一只脚落入洞中。人们用铁钩钩住虎蹄，再系上大石头，登屋击打老虎，老虎倒下。人们点火烤虎蹄，虎蹄收缩，才知道它是假死，于是又登屋狠狠击打，老虎才真正死去。一位老妇人带着两个儿子，在路上遇到老虎。老妇人被老虎咬住，大儿子抱住老虎却不能取胜，小儿子用马鞭击中老虎的眼睛。老虎疼痛，摩擦眼睛，老妇人和两个孩子得以逃走。老虎疼痛稍缓后追上山，山上的人转动石头压住老虎，老虎死了。我在山中所见所闻就是这些。老虎终究不能胜过人，大概只是因为它的气力、爪牙异于百兽，并不是果真有智慧。如今有些人外表像人，行为却像老虎，难道能说他们没有智慧吗？然而很少有像老虎那样行事的人能够自行免除人的祸患，那么最终也只能归于没有智慧罢了。这实在可悲。几天之后，果然用伏弩射杀了两只老虎。

译郭先生逸事记 郭先生名文雄，字鸣上，是文水人，居住在太原，作为诸生时因成绩优异被贡入国学。他才华奇异而多有逸气，不经营普通家庭的产业，以同俗人为伍为耻，喜欢结交四方贤能俊秀和名流，常常借酒寄托自己的情怀。东邻有个王生，喜欢高谈阔论，嗜好饮酒，俗人见到他便躲开，唯独郭先生喜欢同他交往。王生拥有几千金的财产，种植高粱，每年酿酒数百石。两人闭门畅饮，有时酒醒便吟诵书籍诗篇自得其乐，与世人断绝往来，不再交接。顺治年间，我十七岁，在太原参加乡试，那年应试者多得充满考棚，只好另编苇蓬居住。我恰好住在苇蓬中，和郭先生膝对膝而坐，心中觉得他不同寻常。考试结束后，第二天郭先生带着王生、载着酒来拜访我。又过了三年，我再次参加乡试，到那里时只见王生主持家中事务，郭先生已经在京师作为选人。大概到这时，王生的财产将要耗尽，起初郭先生的心意多有违逆之处，后来萧然无依，寄食于王生；王生便倾尽钱囊、倒空粮仓供养郭先生，而郭先生安然接受。我的确见过世人的家庭，即使亲兄弟之间稍微在财物上有无求取，也会从脸色上显露出来，有的甚至拿起武器结怨，像路人一样的情况多得数不清。如今两人只是朋友，王生耗尽财产而毫无怨色，郭先生接受而心安，这都是别人不能做到的地方，我因此更加感到惊异。后来郭先生在昆山任县令，王生恰好经过那里。郭先生任县令清廉有操守，王生按道义不能忘记，便拿一千金给王生的母亲祝寿。王生把钱推开而不顾，说：‘您是清廉的官吏，却拿一千金送给我，这是在玷污我；按道义应当同您断交。’王生拂袖离去，游历太行山谷之间，时时经过我家。郭先生做官时使自己十分辛苦，不久便死在任上，没有妻子儿女。昆山人怜惜他，把他安葬在县中的山原之上，送葬的有几万人，哭号声充满街道，到了墓地还没有停止；为他起坟，在旁边建立祠堂，官民至今歌颂思念他而没有衰减。王生后来在南方做小吏，经过我家时说：‘我不能在权势者之间卑躬屈膝，最终便弃官离去，不再顾念。’郭先生生前没有家室，只把自己一生所得施给官民，朱仲卿所说的‘桐乡百姓爱戴我’，难道不是真的吗？郭先生没有妻子儿女，即使回去安葬、祭视，朱公所说的后世子孙供奉祭祀我，也不如桐乡百姓；这种情形尤其令人悲痛。上天既然生下这样的才俊，却使他困苦受辱，使他无法建立家庭，只能把性命托付给朋友；若不是王生的高义，郭先生将会困顿不得志而死，不能做到县令；即使做了官，死后也无力安葬，而昆山人却替他安葬并建祠祭祀。过了这么久，他们仍然这样歌颂思念他，那么造物者果真对这个人没有用意吗？还是郭先生怀有才华、奋发守义，凭借自身努力而得到这样的结果呢？王生有儿子，我观察他们都能够有所成就。王生虽然贫穷，年老之后也不吝惜；这样看来，上天最终并非对这个人没有用意。因此，世上有遭遇像郭先生这样的人，看见他做官的事迹，也就可以勉励自己努力向善了。吏部侍郎徐公果亭是昆山人，谈到郭先生时，让我记述他的逸事。因为王生贤德，所以连带写下这些事。王生是清源人，名鼎。至于郭先生在昆山留下的善政和遗爱，昆山人会加以叙述，这里不全部记载。记女奴景的事 女奴景和赘婿柴乙都跟随我到京师。柴乙生病，景用轿子抬着他回去。到家后柴乙去世，安葬以后，景按时到墓地哭祭。有一只老虎衔着野猪来到，仔细盯着景看，景哭得极其悲哀，没有看见老虎。樵夫远远看见，呼喊景；景走到距离老虎一尺左右的地方，老虎终究没有伤害她。柴家众人多次逼迫景改嫁，她不肯，便早晚虐待折磨她。过了两年，有人更加不能忍受，认为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我家。景说：‘我在主人家住了很久，主人一向不干预外人的事情，我们柴家人难道能因为我的事连累主人吗？’柴家众人更加喧闹，环伺着想夺走她。景趁夜逃走到县衙控诉，路上遇到老虎横在道路上，景快步从老虎身旁经过，老虎仍像原来一样躺着。景来到县城门，坐在那里守候到天亮；城门打开后，便跑到县衙哭诉。县令怜悯她的遭遇，召来柴家众人斥责并鞭打他们。后来县令巡视辖境，景拦路申诉，县令又斥责并鞭打他们；越是鞭打，虐待便越惨。景若不死便无处可去，于是想到柴乙临死时说的话：‘主人家待我优厚，我死后终究不能报答主人的恩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景于是带着她九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哭泣流涕，爬行乞讨，露宿野外，奔走前往京师，走了五个月才到达，计算路程有二千里。途中多是高山大水，秋季水势正盛，水深达到腰腹以上。景每次涉水，都先背着一个孩子到达岸边，再返回去背另一个孩子；一天中多次涉水，几乎死了好几次，她的艰难大概就是这样。到达那天，家人把事情告诉我。我询问她，她说得清清楚楚；我感动于这件事，不禁悲伤落泪。在旁边观看的人也没有不哭的。女奴只是地位卑微的人，名分和道义本来不要求她做到这些，可是她能够卓然自立，竟使人如此感动，这难道不是出于她最真实深厚的性情吗？士大夫的品行，比这更大的不知有多少，但能像景这样经历万死一生而不改变志节的，有谁呢？有人说：‘景长期受到主人家的熏陶，大概是道义影响的结果。’士大夫难道没有典籍可以阅读、师友可以学习吗？然而忠孝节烈的行为，往往保存在愚钝质朴的仆婢身上；最高的义甚至足以驯服猛兽，真正的诚也足以使人渡过生死。百代以后，将来有人听说这件事而受到激励奋发，难道会因为她身份卑微、显贵不同而有所区别吗？所以我记述她的事，用来告诉天下的士君子。《午亭文编》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三十九 大学士陈廷敬撰写 书信

译与毕亮四书 我年轻时就听说百里之内有位贤人毕先生，努力耕作来奉养父母；等到出仕后，又以清廉能干闻名天下，所著书全是古文奇字。我心里私下希望认识这个人，但您已经出仕而奔走四方，我也羁旅京师，没有缘由相见。自认为忝居文字之职，感佩您的品行义举，平时常常私下想，自己不能凭事业功名显露于世，却仍不敢不以清廉方正、节操品行为自我磨炼整饬，心想恐怕毕先生不会把我列入交往之数。在京师时，我恪守职守，退朝便闭门，不愿胡乱跟从流俗与人交往。朝廷官员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我的面孔；若有人比常人贤能，品行、才能、学问、技艺特别出众，我从来没有不求同他交朋友的。您和我同乡，却直到见一面都很困难，我对您的叹服仰慕又是什么样呢？前年冬天，您应博学宏儒科来到京师，那时我在宫禁中值班，早晨入宫、晚上才回去，又没有能够见您一面。今年夏天，我才在山中认识您，这才满足了我殷切的愿望。我恭敬地看到您亲自在田野耕作，在堂屋养蚕，手脚长满老茧，面目晒得黝黑，带有辛劳憔悴、不能自得的神色，我又为您所做的事情感到悲伤。从前樊迟请求学习种田和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老圃。’ 等到观察古代的人，伊尹在有莘，诸葛亮在南阳，都凭借亲自耕作而在天下显扬声名，为后世所称述。这难道不是因为圣贤所遭遇的出仕、退处、进退、丰裕、贫约的形势各不相同，而只是各自适合于自己的道吗？孔子称赞颜渊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竹篮饭、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又说自己吃粗粮、喝冷水，乐趣也在其中。这样说来，您的所作所为，是有可以快乐的地方，而没有值得悲伤的地方。先前我所希望求得交往的人，除了您还能是谁呢？承蒙您赐教，把您所选的制科文章顺便拿来给我看，我拜了两拜。与刘提学书 我从前在国学任职时，曾有幸与您共事，承蒙您推重我的雅意，我便错误地自我砥砺，希望不辜负您的称许。从此诸生大都知道有论道讲学这回事，而我始终不敢忘记您切磋砥砺的辛勤。后来您在各曹任职，除非朝廷防禁公事相见，便没有机会相接。我性情不善交际，而您又以高亢自持；您自待以及待我这样的不肖之人，都超出寻常交际之外，因此我更加思慕仰望。客岁我赤脚奔赴子舍，听说您接受了督学的任命；我在守墓期间，私下庆幸国家为众多士子得到了合适的人才，近来学校衰颓的风气也可以得到整顿和革除。泽州是晋地南部的边远地区，地处偏僻遥远；我住在阳城山中，学使的措施不容易听闻了解。近来知道您已经到达河东，将要办理敝邑的事务，谨敢把心中所想禀告给您，希望您留意。当泽州兴盛时，州试童子约有二千人，送给学使考试的有一千多人；州所辖各县如阳城，参加童子试的约有一千多人，州里再试后送给学使的也有六七百人。其余三县高平、陵川、沁水，全都号称最兴盛。如今泽州应童子试的不过二百人，阳城只有四十五人；阳城如此，其他三县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一州如此，天下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学校是人才聚集的深渊，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学校一旦衰落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叹。况且今天下的士人，都是穷尽聪明才智的人；他们既已离开诗书，又没有固定产业，弱者免不了成为饥寒流离之人，强者也不能保证不成为顽固难以教化之徒。国家留意教化，屡次下诏命令，而人民却不知道；士人自行断绝了教化的根源，这又是彼此相违背的地方。凡是这些弊病，祸患起于入学名额太少，弊端终于请托和贿赂公开流行。如今入学名额只有几个人，而富贵有势力的人家动辄把名额抢去，贫寒子弟被压抑，只能坐着叹息，直到白头仍无聊困顿，有的甚至改行，亲自做工经商，苟且谋生，不顾礼义所关涉的原则；民风难道是小事吗？这难道不也是我们士大夫自己造成的吗？尤其可悲的是，天下在学的学生寥寥无几，比过去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掌管文教的人既不把教养学生放在心上，反而进一步摧辱、剥削他们。所谓“保等”，就是收取钱财，保证他们不能出头；所谓三等，又是更严重的一种：起初故意把人列为劣等，向外扬言；不肖的州县学官便替他们疏通关说、收受贿赂，然后把他们列入三等，称作“防等”。此前许多公卿都这样做过，但您清廉严正、公平无私，绝不会有这种事。只是诚恐有意外的请托，或者有人指名招摇；如果不慎重地堵住源头、截断流弊，终究恐怕会成为您清名盛德的累赘，也会使官场和学校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这同您过去砥砺品行、树立声名的志向，难道不是大相径庭吗？伏望您巡视驻节时，严厉告诫属官，凡有上述旧日弊病，都痛下决心加以清除；至于发誓公正、发誓谨慎，务必防止真正的人才受到遗误，您自有鉴别的方法，不必让我来玷污您的清听。只是我自念品行才能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自从办理先淑人的葬事以来，便在墓道旁结庐居住，连家中事务也全都抛开不问，常常害怕获罪于名教，不敢给州府写一个字，触犯《礼经》所说不言的戒条；唯独想到这件事，在朝廷已不止三令五申，而进言的人也曾接连上疏，成为举世所嫉恨的事情，然而贪婪昏昧的风气终究没有停止。每当看见前车之覆又有人重蹈，哪里忍心不为此向您说一说？因此茫然忘却了自己的言语愚妄狂率，竟说到这个地步。伏惟您大破情面，努力革除陋规，我不胜祝愿。至于直言招来怨尤，自取悔辱，我实在不敢苟且躲避，只希望您明察，不再多说。给郡守、县令、学官和绅士的信 廷敬叩首说：考试这件事，公开请托由来已久。想要挽救积习，我人微言轻，不足以受到重视；这次不自量力，特意给学使写了一封信。料想大贤君子一定会与我同心。现在把信稿附上呈阅，以表明我区区的鄙陋心意；只希望郡邑的贤侯以及各位绅士，有的把这封信转达，有的当面陈说，共同表达这番心情，主持公道，我不胜企望。又听说投递书信、转交财物贿赂，大半出于学官。学官是朝廷教养士子的官员，并不是为学道充当牙侩而设置的。如今的君子一定不会这样做；倘若有传闻流出，公愤难以触犯。因为这个缘故冒昧进言，谨此说明。

译给乡里的乡绅的信 廷敬冒昧地想，学使考试士子一事，朝廷已经洞察弊病的根源，制定法律禁令，公布在令甲之中。士大夫人人都能谈论这件事，不仅能谈论，也都心知其错误，可是有些人却亲自去做。明知不对仍然去做，货贿公然流通，请托毫无顾忌，学校成了公开进行交易的场所。这是国家法典所不能宽宥的事，有志之士愤懑含怒已经很久了。现在正是穷则思变的时候。廷敬自知力量微薄，言语容易招怨，却总是不避怨恨侮辱，特意为学使具写一封信，已经派使者送去了。私下想到郡邑乡里通达高明的人很多，与我同心者也多，打算用传帖说明这件事，先使我们自己站到没有过错的地位，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也想请乡里的先生们人人共同把实情转达给当事者，这样以后才可以取得信任，决定他是否采纳，使他知道这不是廷敬一人的臆说。只是我远居荒山，恐怕来不及遍送，谨把原书和传帖一并呈上，倘若能请人分别转送，便非常荣幸、非常盼望。答徐宫赞书 您听说了太夫人去世的忧痛。我亲自见到贤昆季，看到他们面容憔悴消瘦，每次相见，都感动得含泪哭泣。等到奔丧出城，观看的人无不哀叹。自从分别以来，我常常想要放声痛哭。您还在守丧期间，怎么突然遭逢先淑人的大故？自己想来，这是上天降下的伤罚，罪孽由自己造成；追悔过去、追怀遗憾，也无法自我解脱。我赤脚归来抵达家中，疾病严重到了极困的地步。经书说：“不能承受丧事，是不孝。”罪过哪里说得尽呢！想到我和您的昆季共同怀抱终身的遗恨，其中的苦楚，您一定完全明白这种心情。又劳烦使者远道跋涉，情意和文辞都周备到了极点。我向北叩首以致谢意。伏惟您已经回去。自从阙下以来，敬候台候康泰、德望广大。圣天子正倚重文学之臣，我在草土之间苟延残息，也不能不对大贤抱有深厚的期望。我自去年冬天独居荒野，依傍丘墓栖身，实在不忍一旦舍弃这里而归去。墓冢距居处十来步，附近只有两三户人家，处在山峰之间，地势辽远阻隔，即使牧童、耕作的老人，也很少见到踪迹。山涧下面有虎穴，老虎在其中生息。我写了一篇《饲虎文》，准备了特别的牲礼告知它，说：“母亲的墓在这里，老虎应当避开离去。”后来老虎果然不再来，只是不知道以后是否真的能够远去。险阻遥远，悲苦竟到了如此地步。又逢年成不好、人民饥饿，盗贼惯于进行椎埋之事，屡屡接到各处的诉告，官府忙于捕捉诛杀也应付不过来。每当深夜便住在墓旁，手持棍棒刀刃与盗贼相抗，其可怕又到了如此地步。我又怎么忍心一旦舍弃这里而归去呢？幸而当地的盗贼还能够保有人心，私下听见他们说：“这是陈子的母亲墓，告诫不要侵犯。”我得以凭此不感到恐惧。承蒙您深切地教诲爱护，我恐怕您想知道这些，临写此信时哽咽难忍。给汪钝庵的信 去年我住在荒墓旁，收到健庵徐君的信，已经知道您获准请假回吴中以后，收到您的亲笔信，内容非常详尽。当时我虽住在墓旁，却已经脱去丧服，所以能够写诗歌，作了五首绝句奉寄怀念，也用来表明自己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今年八月，奉父亲之命再次出山，因此在路上旧病常发，后来更加严重。十月抵达都城，补任旧日官职，事务比从前多了数倍，更加不能胜任其劳苦，往往闭门谢客。不知情的人说我孤高耿介，有的说我傲慢待人，其实都不是这样。自从回家居住三年，多次承蒙您写信问候我的情况，我总没有立即答复，因为不能以草土中的姓名按时送达京城。后来您已经居乡闲居，我偏处晋地边疆，那里不是交通大道，没有办法寄信问候，于是都有借口来自我解释。如今居住京师，邮寄书信容易送达，却仍多有疏漏，这实在只是因为懒惰罢了。姚生进京应试，辱承您的书信教诲，情意更加恳切，我又没有立即答复，懒惰写信越发严重，也不值得再责备了。现在托健庵代为问候。祥后学作古文近百篇，现抄录呈上，求您指教。绝句也一并抄录奉览，思念仰慕之情不再详说。答立斋总宪论《明史》书 何真虽然不是群雄起事之人，只因据有岭表，又不同于其他归附的将领，所以不得已把他列在群雄之后，收入《功臣传》中。如今如果想改入其他传记，却没有合适的类别，只有康茂才似乎可以与他相次排列。不过康茂才起初的事迹规模较小，又与何真不相类，不如仍放在原来的卷次，似乎更为恰当。现在把两传呈请您鉴定；如果您另有见解，恳请赐示。又答立斋总宪书 昨天偶然不能赴局，实在辜负了美好的约会；承蒙您屈尊来访，我又没能奉承教诲，既感激又惶恐。匆匆时日过去，不能按时相见，深感惘然。承蒙指示，把何真放在康茂才之后，也可以算作同类；那么就请移置，并把论赞中的李思齐删改到明玉珍等人之后。我拟了一篇稿子，恐怕仍不完备；至于他未归附时的事迹，已经载在《元史》中，完全略去便没有来龙去脉，写入又难免重复出现，专等您裁定改正。又，事略中依据俞本《纪事录》，把断臂之事作为合宜记载；既然这是实情，而太祖御制祭文又说他善终，似乎不应这样隐瞒，所以没有采用。您的意见以为如何？徐寿辉另立一传，按义理应当如此，也请您动笔；同时奉上《陈友谅传》一卷，其中的论赞也还须改写。谨此答复，不再详说。答友人书 古代立言的人很多，能够流传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懂得道的人。若不懂得道，言语便不足以流传，这是很明白的。虽然世道逐渐衰落、学术日益衰微，辨别取舍又很困难，流传到今天的著述有纯正的，也有瑕疵的；幸而世上懂得道的人没有断绝，所以没有被排斥、抑制、弃置的，大概还很少。对于这些，我茫然无知，实在没有什么见解，哪里敢谈著述的事情呢？先生本来是懂得道的人，却也这样说，难道也是教学相长的意思吗？不过您之所以提携引导、扶助诱掖，希望我达到懂得道的境界，正是大贤愿意与人为善的心意，我不能不感动，并且借此自我勉励。

译与徐少宗伯论《一统志》书 《一统志》以保定一府为全志的开端，也是百六十府的准则尺度。创始者难以建立功绩，只有我健庵能够担当此事。廷敬才力微薄，学识浅陋，而且如今衰老迟钝，哪里足以谈论著述之事，却还想在万分之一的程度上帮助健庵，自以为与健庵一同承受了此任。既然奉命撰写此书，我已经惭愧得心中不安、脸上出汗；不把它让给能够在各方面帮助我健庵的人，反而自己承担下来。如今承受任命已经很久，却还以荒陋无能为自己解脱，那么尸位素餐的罪过确实难以避免了。然而健庵专心尽力，勤于考据，阐明凡例、创立体例，已经大体确定了全书规模；如果还一定要任意逞强，凭私意妄加吹求，以求自我解脱、免除责罚，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常言说泰山、溟海并不拒绝丘陵土堆和细小水流，因而成就其高大深广；愚人的思虑，千次之中也可能有一次所得。然而白头豕的意见、乡野人的芹菜，也都是健庵先已想到的，我却沾沾自喜地说自己能够在万分之一处帮助健庵，这同蚍蜉撼动大树、腐草之萤想要与星日争光又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愚昧、僭越、荒谬乖戾，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只希望健庵能够有所包容罢了。谨按如今编纂志书，应当把天下的地理、人物汇合起来，完备地载入一书，不怕事情少，只担心文字多。文字既然很多，仍然不免有挂漏的忧虑，这说明记事贵在广博，而文字应当简约。因为不广博就不足以完备记事，不简约就不足以承载广博的内容。比如所编建置沿革，材料广博足以囊括全史，却压缩在行文之中；这是过去没有而如今独具的长处。山川只记录雄伟险峻之处，关梁则记录与要害相关者；这也是过去没有的。至于一切吟咏歌唱的辞章、诗人的讽谏，凡可以广泛采集见闻、资助兴味观感的，大体都不收录；这就避免了过去所有的内容过于泛滥，也避免了今天没有这些内容而显得过于简略。户口、田赋方面，过去记载简略，如今应当详细记载；但有的仍沿用前代，有的从国初开始，似乎应以新编《赋役全书》为准。名宦人物，应当记载三不朽事业中卓然可考的事迹：因某事而获得廉能之称，因某事、某书而获得孝弟、文学之名。如果完全没有事实，只说政声卓著、读书乐道，便不能用来褒奖前人、劝勉后人。名宦既然有美好的政绩可记，即使这个人本来贤能，只因其他缘故没有施展，也不必收载。既已把他列为名宦，事迹却不显著，那么名声和事实就相违背了。况且贤者哪里担心不能流传，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名声呢？志书与史书大体相似，但与史书不同的是，史书重在人事，地理郡国只是附带记见。由此推论，志书与史书各有详略可说。名臣巨卿是史书详载的，志书不必再详载；零星的长处和逸事，是史书来不及记载的，志书不可不载。其体例应与史书互相经纬，又不与史书雷同，才算恰当。事情取其广博，文字取其简约；而最可贵的是书法，便应古雅而不应时俗，典雅而不应俚俗。如记载升迁授官，应写作“陞”；士子考取首名，应写作“解元”“会元”“状元”“及第”，都应当改换。南昌的人物不写字，保定有的写、有的不写，应当斟酌。旧志把一府人物合在一起记载，所以在人名下分注“某邑人”；今志既按各县分别记载，不必详细查志便能知道籍贯，可以不沿用旧例。南昌志采用分系的体例，名宦一项恐怕很难办，因为古代的郡国不同于今天的郡国。比如豫章一郡，几乎包括今天江西全境；汉代豫章太守，自然应系在江西布政司之后，不应专门列入南昌府。这还容易确定。至于一郡跨越两省【如会稽郡今分属江南、浙江】，一省杂有数郡【如山东、江南】，一郡包络数府【如豫章

译郡】，数郡合并成为一郡【如江南淮安郡】，那么两汉的州牧、郡守究竟怎样编排才合宜，就应当仔细讨论。如今的督抚、藩臬、盐鹾、学政、驿传、粮储、提督、总镇，自然应列在各布政司之后。一省有两个巡抚、两个布政使和按察使，虽然分地治理，也应与统辖全省者采用同一例。即使驻扎在别的府【如江苏巡抚、布政使驻苏州，湖南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驻长沙】，也不能直接系于所驻之府，这是为了尊重体统。只有分巡守道以及总镇统辖一二府的，才随其驻扎之地编系。北直隶巡抚不系于顺天，而系于保定，是为了让尊于保定。其他省份起初不能以此为例。至于北直隶督学，也应系于保定。又，志书所记前朝之事与所记当代之事，自然不同。记当代之事，措辞应当庄重，所以明人记载诸帝时写作“某陵某庙”，记皇帝的上谕、批答写作“特旨施行”，称宦官写作“逆瑾”“逆珰”，体例本来就应如此。如今志书中偶尔有一两处沿用原文，而各篇稿子尤其应当全部改易，大致就是这样。所有想要商议斟酌的地方，我已经把浮签标在上面；江西省尚未讨论确定的地方，也一并列在下面，等待裁择。谨此启告，不再详说。保定府在京师正南。原拟写作在京师西南，如今说在正南，还应再作详考。按《唐志》，析木津起于尾宿七度，中至箕宿五度，相当于今天保定府的南境。据此，凡是保定府东北的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容城、雄县、易水、涞水，都是古燕地，属于析木之次，是箕、尾的分野。保定府西南的唐博野、庆都、完、蠡、祁州、深泽、安州、高阳、新安，都是古赵地，属于大梁之次，是昴、毕的分野。既然依据《唐志》，南境应属尾、箕，而这里又说东北属尾、箕，西南属昴、毕，还应再斟酌。隋代名宦张允济，是青州北海人，任高阳郡丞。按高阳在隋文帝开皇初年已经废除，后来也未曾设置，怎么会有这个官职？允济载在《唐书·循吏传》中，他任郡丞一定是在唐初。旧《一统志》把他列入唐代名宦，应当依从旧志。又查清苑县在唐武德初年归入高阳郡，必定是唐初重新建立高阳郡，只是史书失于记载。允济任郡丞在唐初是毫无疑问的。宋代名宦何承矩。何承矩这里只记载了官爵，没有记载事迹。按何承矩开渠屯田、守卫边疆、击退敌人，功绩非常显著，应当补入。北齐陈奇，河北人。他常常认为郑康成、马融解释经书时有所遗漏，因此作了注释。他与河间人邢祐一同赴召，补任秘书太尉。“秘书太尉”这个官名，怀疑古代没有。满城县，是汉代北平县的土地，属中山国；后汉属中山郡。孝昌年间改属北平郡。东魏兴和年间，在这里设置永乐县。高齐省去北平郡，把北平县的名称移到原郡所在地。后周把原来的北平改为永乐县。隋代沿用，属易州上谷郡。唐天宝元年改为满城县，属涿州。按《唐书》：满城属易州上谷郡，并不属涿郡。遂城县，废县；晋代属高阳郡。按晋代不称“郡”，这里的“郡”应改为“国”。瑾贼。写作“刘瑾”这个名字似乎妥当，“瑾贼”可以改掉。魏珰。写作“魏珰”，书中人物魏忠贤也可以这样称呼。隋开皇十六年，重新设置唐县，属北陵郡。唐初，属高阳郡。天宝元年，改名为定州博陵郡。“更名定州博陵郡”应写作“把高阳郡改为定州博陵郡”，唐县仍然隶属其中。博野县，是汉代蠡吾县的土地，属涿郡。桓帝设置博陵县，以此为高阳郡治。晋代改县名为博陆，仍为高阳国治。后魏改为博野县，属高阳郡。隋代属瀛州。唐武德五

译年，在这里设置蠡吾州。按《唐书》：武德五年，以博野、清苑和定州的义丰设置蠡州。武德八年，蠡州废除，县恢复原来的隶属。武德九年，又以博野、清苑设置蠡州。贞观元年，州废除，博野、清苑隶属瀛州。永泰年间，博野来属。元和十年，又隶属瀛州，后来又来属，这就是改置的过程。这里应改为“复置”，因为武德五年已经设置蠡州，至八年废除，九年又设置，应当说“复置”，不能说“改置”。博野县，宋雍熙四年设置宁边军，景德初年改为永定军，天圣七年又改为永宁军。按《宋史》，景德元年就已经改为永宁军，并没有说天圣年间又改；应当重新考察。明代张贯历任升迁至贵州按察使，因为触犯刘瑾，被贬为参议。

译以按察使降为参议，并不对。贬官只能说“左迁”。南台御史。“南台御史”不如改为“南京御史”。恐怕读者会疑心明代确实有“南台御史”这个官号。祁州是汉代安国县的土地，隋代改置义丰县。唐中宗神功元年，契丹进攻而未能攻下，改名为立节。按狥忠县【即完县】、立节县两处，都是因为抗拒契丹而获赐名称，并且是在同一时期赐名。前面的狥忠名为万岁，在通天二年；如今立节写作神功元年，不能说没有互相矛盾。以唐史考察，立节或许应在神功元年，但契丹进攻则在通天二年。若依《唐志》，把二者都归入万岁、通天二年，怎么样？景德二年。按《宋志》，景德应为元年，不是二年。深泽县，元祐元年重新设置，如今仍属祁州蒲阴郡。按蒲阴郡入金以后已经废除，应只写“属祁州”。安州。按如意元年分割河间的土地设置武兴县，后来改为唐兴【见《唐地理志》】，这是安州建置的开始，似乎不能略去。隋代名宦李衍因功被授为安州总管。按，安州这个名称始于金代，隋代没有这个名称；如今说授为安州总管，恐怕有误。明代人物邵锡。凡是记载历代官爵，都应使用当时的官号，这样才雅正。例如明代没有中丞这个官号，如今写“既拜中丞”之类，就应当改掉。高阳县，后魏时为高阳郡治。隋开皇元年废郡，以县属河间郡。开皇十六年，在县中设置满州。大业年间废除。唐武德四年重新设置满州。贞观初年又废县，仍属瀛州。天宝元年属河间郡。按《唐史》，瀛州郡与河间郡，大概只是同一郡的两个名称。如今既然说仍属瀛州，就不必再说属河间郡。并且考察《唐志》，只说贞观初年属瀛州，没有天宝年间改属河间的文字。杨忠愍。忠愍是在市集上受刑，不是死在狱中。《江西省宋书》说统辖八郡。按《宋书》，统辖十郡，不是八郡；遗漏了建安、晋安二郡。开元二十一年，分置为江南西道采访使。按江南西道起初隶属采访使，至乾元二年设置洪吉观察使，统辖洪州、吉州等五州，后来又增加统辖信州、江州二州。建中年间升为节度府，不久废除。咸通年间又恢复为镇南军，也时废时置，不能固定。这样看来，江西一道设置观察的时间很长，而设置采访、节度使的时间较短，应在采访使条下补充旧观察使废置的情况。《元和郡县志》说统辖八郡。按这里正是江西观察使所统辖的范围；如果说采访使所统辖的范围，则有十八郡，不只是八郡。唐代《藩镇志》说江西观察使统辖七州，却没有饶州；然而《郡县志》所载就是这样。韩昌黎《滕王阁记》也说江西观察使统领八州，难道《唐史》没有来得及详细记载吗？饶南九江道、赣南道。这是分守巡道，也不如《保定志》把它列在驻扎之府的做法妥当。桓冲，谯国龙亢人，任江州刺史，后来监督江州、荆州等军事，在江州共十三年。“樵国”的“樵”应作“谯”。桓冲下面没有记载事迹。考《晋史》，张骏杀死督护赵毗而向北叛乱，桓冲派将领讨伐并擒获他，却不敢专断决定生杀，请示朝廷，必须上疏等候答复；这些都是江州的事迹，可以补入。又按《晋史》，桓冲先任江州刺史，后来监督江、荆诸军事；到桓温去世，便由桓冲都督扬、江、豫三州。如今只记刺史、监军而不记都督，似乎有所遗漏。并且《晋史》所说在江州十三年，是以桓温未死时为说；如果把桓温死后桓冲任都督的时间也计算在内，总计便不止十三年。苏孝慈，洪州都督。按隋代各州有总管而没有都督；《史》中孝慈的传记也说他任洪州总管，没有说任都督。魏少防。魏少防任观察使，却完全没有记载他的政绩，似乎不必收载。凡是没有事迹可记的，都依照这个例子处理。元代明善，江西左丞。按平定刘贵时，明善任江西行省掾，董士选任左丞，并不是明善。况且明善终其一生也未曾任江西左丞，应当改正。解敏。完全没有事迹，只说政声显著闻名，这一类大概可以删去。郑岳。“逆濠”应改为“宸濠”。南昌府，武帝太康元年设置江州。按《晋史》，江州设置于惠帝元康元年，这里应当改正。隶属江南西道。注释说：统辖六县，增加武宁、豫宁。按《唐史》，武宁就是豫宁；大概原名武宁，景云年间改名豫宁，后来又恢复原名，从未分成两个县。考《唐志》，洪州所属各县还有新吴，那么增加的两个县应是新吴、豫宁，不是武宁、豫宁。乾元二年设置南昌军，六年废除。考查可知，南昌军废于元和六年，“六年”前应补上“元和”二字。太平兴国八年，划出建昌县。关于划出建昌，据史书记载应是太平兴国七年。又，太平兴国六年设置新建县，也应补入。豫章太守。两汉的豫章太守，就如同六朝的江州刺史、唐代的江西观察使，也似乎应该同江州观察使合编；布政司之后直到改称洪州，后来凡是担任太守的人都可以收入这里。殷羡。殷羡如果不屑于替别人送信，本来应当退还而不接受；既然接受了，却又把信扔进水里，轻薄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件事正足以作为戒鉴，怎么可以列入名宦呢？应当删去。根据前志，像张育、英、赵鼎，都有仕宦事迹，应当补入。名宦。考查前志所载，明代的名宦如张子明、胡夲恵、张夲、张翥、祝翰、汪頴、吴嘉聪、谯孟龙、陈绍儒、汪佐、王天性、丁应璧十多人，都有政绩可以记载。至于张子明的忠烈、胡夲恵的廉洁仁厚，前志认为他们是明代贤能太守中的第一等，为什么全都不载呢？而且万历以后，前志没有来得及记载的人，也都应斟酌补入。大业二年，把豫章改为南昌县。考查《隋史》，只有豫章县，没有南昌县。《唐书》说武德五年才开始析置南昌；如果隋代已经改为南昌，唐初又何必再析置呢？此处应当再考。罗从彦。仲素把《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传授给李愿，李愿又把这种学说传给朱子；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事迹，不可不记。宋太平兴国元年，在洪州设置新建县。太平兴国元年，《宋史》作太平兴国六年。

译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楼阁建成，恰逢他被封为滕王，于是用滕王为楼阁命名。考查史书，贞观十三年封弟弟元婴为滕王；等到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已经是在高宗时期，受封滕王早已很久了。而且按道理说，也不应以自己已经拥有的封国名号来给楼命名。这是沿袭《一统志》的记载，并非事实。应当说：唐高祖的儿子滕王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建造楼阁，因而以滕王命名。又说明代依据其旧址重新修建，匾额题为“西江第一楼”。考查《一统志》，滕王阁外本来另有“西江第一楼”，如今把二者合为一处，不知是否如此。谢一防。谢一防是廷对第一名，似乎不应只说“及第”，而且“及第”二字也不够雅。又考查前志人物，宋代的潘兴嗣、赵康明、赵汝暨，元代的汤霖，明代的卢渊、陈安、魏黙、丁錬、魏棨、郭升、丁以忠，似乎也可以采录。邓以讃。“防元及第”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够雅。考查《宋史》：礼部试第一名叫“礼部试第一”，殿试名列前茅者叫“廷对第”。谢一防似乎可以按照这种说法改写。隋文帝开皇九年，废除巴山郡，把丰城并入广丰，隶属抚州，后来隶属洪州。仁寿二年，把广丰改名为丰城。考查《隋史》，丰城县在开皇九年废除，到开皇十二年又恢复设置，称为广丰。现在说把丰城并入广丰，那么丰城虽然省并了，广丰本来仍然存在；开皇十二年怎么能够又设置广丰呢？难道广丰在开皇十二年以前也曾经省废过吗？还应再考定。朱全忠因为父亲名叫朱诚，便把丰城改名为吴皋。考查《五代史》，朱全忠的父亲名叫朱诚。王季友。关于王季友的事迹，见于朱长孺为杜子美赠诗所作的注，记载颇为详细。根据殷璠的评论，说他到老仍穿短粗布衣；根据潘淳的《诗话》，王季友是江西观察使李勉的幕僚。当时李勉兼任御史中丞，王季友则兼任监察御史。根据于邵所作《送季友序》，王季友以幕僚兼任司议。上述记载都没有说他考中进士、担任中丞。况且杜子美的诗作于大历三四年间，那时已经称他为贫穷老人；如果到了贞元年间，又过去了二三十年，怎么还能再考中进士呢？连进士也考不中，怎么还能再做御史中丞呢？这是前志的错误。丰城人物。前志所载，如宋代的范士衡、王衡、仲元之熊，复明之范、衷、李裕、范兆祥、刘华甫、熊卓、陆时通、朱概，尤其是其中杰出的人物，如今全都略去了，似乎应当酌情增加。揭奚斯。“奚”字应当作什么？“徯”。考查可知，徯斯历任官职，做到翰林侍讲学士，不应只记他最初授予的编修官职。而且徯斯以诗文闻名于世，又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似乎应当载入。舒芬。舒芬是廷对第一名，不应只记作“及第”。嘉靖初年，舒芬任修撰，因劝谏昭圣太后诞日停止命妇朝贺而被逮捕审讯，但没有哭庙之事。后来杨慎、王允正等人因争论大礼而不被听取，便在奉天门放声大哭。当时舒芬已经被审讯，恐怕不在这些人之中；而且他们是在门前哭，不是在庙中哭。《宋书》中有豫章侯相之类的记载，有豫章太守，却没有“豫章”这一称呼。《南史》说：宋追封王昙首为豫章县侯，他的儿子王僧绰承袭豫章县侯之封。又说晋代称豫章，宋代称豫宁。考查可知，武宁县在晋、齐、隋三代都称为豫章，只有《宋书》称为豫宁，王昙首传也说封为豫宁侯。然而从王僧绰承袭封爵时起，已经称作豫章了，难道这个县在宋初曾暂时改名豫宁，后来又恢复为豫章吗？应当再考，并与汪钝翁书信相参照。我同您分别已经很久了。过去分别时还年轻健壮，如今头发已经苍白，牙齿也摇动了。因为我思念您，知道您也思念我，却没有想到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日月流逝，品德没有长进，美好的声名没有建立，白白在朝廷领取俸禄；想像您那样寄身山林，不受当世责任的牵累，哪里能够做到呢！《易传》说：“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次诵读这句话，我都羞得脸红发热，汗流遍身，实在不能自禁。惭愧和恐惧之情，正是这样触动内心的。御史大夫，是古代三公的职位。这个职位可以说卑下吗？所负的责任可以说轻微吗？职位不卑下，就难以承受这个职位；责任不轻，就不容易称职。既然知道它艰难而且不易胜任，却尸居其位、荒废职责，回想名分和道义，难道可以默默无闻地苟居在那里而已吗？这就是惭愧和恐惧之情触动内心的原因。《左传》说：“尽自己的力量去担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应当退下。” 思念。想到国家深厚的恩德，我还想借着办事的机会进献忠诚，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所以不敢立即决然采取只顾自己的打算。汉、唐人被授官职，常常荐举贤能来代替自己；朝廷看重荐举贤才多的人，往往予以升用。有句话说：“不了解这个人，就看他所荐举的人。”大概也可以借此考察荐举者是否贤能，并知道他所荐举的人是否有才。我曾经积存过这样的想法。如今世上的卿、大夫、士，很少能自我珍重，以至于世人怀疑他们只是在沽名钓誉而缺少实际功用，因此我内心迟疑，终于没有果断实行。您读书乐道，像天上的云一样舒卷自如，您看我将会怎样呢？古代的圣贤，没有超过孔子、孟子的。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最为艰难，却始终不肯稍微贬低自己的道，改变自己的学说，或放弃自己的操守。如今朝廷清明。圣明的天子在上，却只拿卿、大夫、士不能自我珍重、因而受到世人怀疑作为托辞，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思。您认为这该怎么说呢？您所爱好的是孔子、孟子的道。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是那样艰难，忙碌不安地奔走于各国诸侯、卿大夫之间，没有一天不想推行自己的道，却不敢在山林泉石之间安然俯仰，和世人彻底断绝。如今您的作为，却和孔子、孟子不同了，而且 皇上亲自在同辈之中擢拔您，屡次给予恩宠礼遇，看待您比众人特别优厚，或许不应当这样就停止了。您究竟要用什么来为自己解释呢？我们很久没有通信问候了，借着这次机会略略谈及这些，只希望您裁量取舍并指教我，那就十分幸运了。

译答魏无伪书。李君来访时带来了您的信，情意十分勤恳厚重，使我既惭愧又欣慰。您是名贤的儿子，长期受到良好光辉的熏陶，耳闻目睹，所得于心、体现于身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施用于世，使自己的作用更加广大。我质朴愚钝，学问没有师法，年轻时喜欢写辞章这种无用的空话，又因为才质所限，不能钻研至有所成就，于是又废弃不作。虽然被簪组官服所系缚，但自量才力没有经世致用的能力，常有归隐山林的想法，想专心静坐，才补做一段小学的工夫。如今您竟来问我立身行己的方法，岂不是牵着盲人去问道路吗？对我来说，难道不值得惭愧吗？但我之所以感到欣慰，是因为您是名贤之子，耳闻目见所得于心、施行于身并用来服务世间的道理，不是我敢奢望的；然而您仍然不自满自足。即使像我这样没有见识、没有成就的人，您还如此勤恳地下问，这种进益，哪里能够估量？以至于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也能沾染您的光彩，借此把自己寄托在一日相会的雅事中，使我忘掉自己的浅陋，或许也能奋力竭尽这点不肖的才力，稍稍在道上前进，这就是我感到欣慰的原因。虽然如此，承蒙您向我询问，而我却没有一句话可以回答您，那就恐怕不是爱护帮助您的意思了。我也希望您不断深厚学问，越发进步，扩大承受道理的境地；至于精确地选择善道、坚定地执守正道，您亲自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承受的学问，不是我所能窥见的，只在于您自己努力罢了。我近来特别没有作诗的兴致，即使偶尔作诗，也不能写得精工。您年纪还很轻，诗已经写得这样好，那么以后日益精进，难道会仅仅止于此吗？以精于诗歌来求得在道上进步，又岂是我所能企望的呢？诗卷暂且留下，稍晚再随信附上。尊翁老先生，我不敢专门写信问候，请您代我致以微薄的诚意，只愿他按时保养身体，以慰藉我的思念。不再多说。与王薛淀书。去年除夕，读到您写给我的《二钱说》和为钞关监督札所作的两首诗，一边吟诵一边思考，直到整夜，欢喜得不能入睡。元旦早朝退后，我暂时在官署休息，心中更加感奋，于是自我勉励保持善念。钱的作用在于廉洁、惠民，处在取与之间；我又写了一篇《一钱说》，来扩展其中的意义。以您的才华而言，长于著述，诗歌清越秀美，合乎法度，而诗意所在，以劝导规诫、与人为善为主旨。我所作的，实在不足以抵得上歌咏的万分之一，但私下感到欣喜，是因为认为您了解我的心意。我的资质粗疏顽钝，无法凭此在世上自立；即使想竭尽自己愚钝不肖的力量，也自量没有什么能够合于时宜，所能做的只是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不敢改变败坏的，也只有这一点微薄的心罢了。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老子也说：“知我者少，我反而因此尊贵。”而我认为您了解我的心意值得欣喜，难道是因为有什么私心吗？是因为您以与人为善为务，勤恳地触发了我的感奋之意，使我更加坚定行善的心。假如我没有听到您的话，没有受到触动而产生感奋之意，不能坚定自己从事善行的心，那么这是我最值得忧虑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元日〕 如今幸而得到您的理解，我已经感奋，也坚定了自己的心；说这是值得欣喜的事，难道不对吗？从前穆公问子思说：“县子说您行善，却不希望别人称誉自己，是真的吗？”子思说：“这不是我的真实心情。我修养善行，别人知道并称誉我，这是行善得到帮助，是我所希望却得不到的事；修养善行却没有人知道，别人就一定毁谤我，这是行善受到毁谤，是我不希望却无法避免的事。”我的心意也和子思一样。不过，子路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孔子说“没有被人肯定也不烦闷”，我也只是希望您能勤恳地攻治我的缺失罢了。除了您以外，不了解我的人很多；不了解我，就一定会毁谤我，这难道能够避免吗？能够不因之烦闷，大概是不敢不以圣人的道理自我勉励。与韩佚园书。自从分别以来，已经七年了。时常有人来，便向他们询问您的起居，知道您非常好。前些时候收到您的亲笔信，记叙情意，文辞都十分周备，书法也比从前更有长进。我恭敬地读了几遍，虽相隔千里，却仿佛当面相见，真是十分欢喜欣慰。平生知交寥落，像兄长这样的人，还能再有几个呢？将来在山林泉石之间，到老享有闲暇，闭门学道，做性命之学的朋友，除了兄长还能同谁呢？这是我往日一贯的心愿；疲于游宦而思归，牵挂思念更加急切。做官的滋味如今已经尝够了，迂拙怪僻成为习性，比从前更加可笑。虽然身体被尘世罗网缠住，内心却像坐在深山之中；坚守清白，自我守持，发誓不取公家一文钱，已经习惯自然，别人也不觉得奇怪，或许也不把我看作同类，仿佛世间没有这样一个人。大概从先世家族遗留下来的产业中，略有一些谋生之业，节制自身、俭省用度，足以供给朝夕，因此对世间没有什么求取；但二十年来已经萧然耗尽了。然而守住贫困俭约而不敢改变，实际上也是因为不能改变。我的一生资质性情，不能强迫自己把做不到的事变成做得到的事；这一点是兄长与我三十年寒窗灯火相伴时所深知并坚信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每当想到兄长居家生活淡泊，我也终究爱护有余而无力相助。老朋友了解我，只是我这点鄙陋的心情，不免也有些惭愧；也只有因为老朋友爱护我，我才把事情的原委全部说出，不知不觉便絮叨起来了。回头望向长安的道路，令人意兴萧索，又担心兄长白白劳苦跋涉，确实不应萌生这种念头。若不是彼此深知，我也不敢轻率地说到这里。随信寄去一点薄物，只请笑纳保存，不再一一具述。

译与杨都谏书。近来承蒙您来访，谈话间提到玉堦玩味《易经》、笃实地奉事父母尽孝两件事。我所撰写的玉堦墓碑，大致专门以讲学来概括他的一生，因此对于他专心玩味《易经》的事，也略有显现。我私下认为，从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位大圣人，全都是孝子。伏羲、神农、黄帝、尧并不以孝著名，而舜被称为大孝，是因为他处在家庭人伦发生变故的境地。大概由于瞽瞍骄傲、象作恶之事，圣人只是把安于常道、顺应处境作为心愿；天下后世看见他所遭遇的人伦变故如此，而他的处理又这样善美，所以称他为大孝。然而这并不是舜本人的志向。孔子、孟子特意以此教导天下后世所有为人子的说：“如果不幸遇到父母兄弟之间的变故，就应当像舜所做的那样成为大孝。”并不是说伏羲、神农、黄帝、尧的孝都不如舜，或说舜的孝唯独超出几位圣人之上；只是几位圣人的孝，不一定都以“大孝”称呼罢了。我曾见朱子解释《周礼》师氏之官，以三种德行教育国子：第一叫至德，用来作为道的根本；第二叫敏德，用来作为行为的根本；第三叫孝德，用来认识悖逆和罪恶。他认为，所谓至德，是诚意正心、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工夫；所谓道，是天人性命的道理、事物应然的法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所谓敏德，是强记勤行、积蓄德行并扩大事业的工夫；所谓行，是道理所应当做的事，是每天都能看见的行为迹象。所谓孝德，是尊敬祖先、爱护亲人、不忘记自己由何处出生的事情；所谓知道悖逆和罪恶，是因为自己所得的道理笃实深厚牢固，所以能够真正认识他人的悖逆和罪恶，并且自己自然不忍去做。朱子又自注说：“至德作为道的根本，明道先生做到了；敏德作为行为的根本，司马温公做到了；孝德用来认识悖逆和罪恶，赵无愧、徐仲车之类的人就是这样。”由此说来，具有明道先生那样的学术，便不难做到司马温公那样的事功；至于赵无愧、徐仲车所做的事，那更已经宽裕有余了。玉堦的学问，是要寻求进至以至德为道之本的境界；至于所谓以敏德、孝德为行为之本、以认识悖逆和罪恶的道理，也将要真正认识并努力实行。所以我概括他的一生，以讲学作为文章的主旨；其中有没有需要兼收并载、全部列举的内容呢？玉堦所得于己身并传给后世的道理，已经都具备在我的文章中；我也自认为古人立言的体例，或许本来就应当如此。我实在愚昧浅陋，没有见识，又和玉堦同学很久，加上他遗孤的请求，内心也有不能自已的感情，因此没有推辞而替他作铭，不知是否恰当。如果不恰当，还希望高明之人加以指教，我诚恳地盼望着。不再多说。《午亭文编》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午亭文编》卷四十。大学士陈廷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