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亭文编卷四十七

译《御书后跋》。臣恭敬地看到我…… 皇上以圣明神武登临帝位，勤于政务，专心典学，文治光明昭著，声威教化远播四方。考察往古，查阅典籍所称道的情形，像这样盛大的，恐怕只有唐虞之际吧？《尚书》称颂尧，说他敬慎明察，文思深远，安详庄重，确实恭敬而且能够谦让；称颂舜，说他通达明智，文明有德，温和恭敬，确实充实。说“明”、说“文”，记载的是其盛德显著的一面；说“钦”、说“恭”，记载的是其盛德积蓄于内而树立根本的一面。所以凡是推行到政事上，便成为根本的经常之道和重大法则；落实到一事一物，无不由此而来。我…… 皇上继承尧舜执守中道的统绪，阐发精纯专一的心传，表现在政治上并发为文章，确实已经弘大了二帝的宏纲，冠绝百王而首屈一指。至于闲暇之时，亲自披阅书册，挥洒笔墨，凝神于穆清之境，犹如天运行而太阳晶明，向下装饰万物，取法往昔，而独自运化。这正是皇上的内心，依然是圣学的心传。古人说书法是心灵的图画，柳公权告诉唐宗说：“内心端正，笔也就端正。”程子又说：“写字必须恭敬，这本身就是学习。”自古贤臣大儒，没有不认为书道关系到心法的，所以其中的要旨也只是以恭敬为根本。这样看来，恭敬就是政治和学问的本源，是万事的根基。我在…… 内直时，有一天看见…… 亲手颁示给群臣的诏令说：“人如果没有恭敬之心，百事都不能成功；即使是百工技艺这类末业，如果没有恭敬，也无从立身，何况立身行己这样的大事呢？这道理真伟大啊！” 圣人的话，就是尧的敬慎明察、确实恭敬，舜的温和恭敬、确实充实。尧命令舜时说：“确实把握住那中道。”执守中道，就是恭敬。舜命令禹、益时，用三句话申述尧的学说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纯专一，就是恭敬。此后成汤努力彰明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以义裁制事情，以礼约束内心，这些也都是恭敬。仲虺告诫成汤说：“慎重对待事情的结局，要像开始时一样；敬奉天道，永远保有天命。”慎重、敬奉，也都是恭敬。周公称述文王说：“啊，多么光明而且止于恭敬。”武王告诫康叔说：“要以文王的恭敬为戒。”又说：“恭敬胜过怠惰，就会吉祥。”可见二帝三王没有一个不是把恭敬作为相传的心法，这一点明明白白就是如此。如今在光天之下，直到海边…… 圣人的文章…… 圣人的书法没有不照临覆盖的，天下万邦的百姓和贤者都屏息仰观，一致说道：…… 圣人在上，文章光辉灿烂。难道不知道这是有根本才会如此吗？臣恭敬地奉承所赐…… 圣人的书法，恭敬地摹写并刻在石上，于是推演说明以恭敬为主旨的意义，记在简册末尾。大概是臣曾在…… 御座屏风之前所亲眼见到的，借此传示子孙，流传永久。臣实在感到无比荣幸。《起居注册后跋》。臣恭敬地看到…… 皇上仁爱百姓，勤劳于各种政务，年复一年，从未有片刻懈怠。至诚感通，上天与人间协调响应。因此近年以来，驱除叛乱，安定百姓，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今年十月，叛贼首领被擒杀，滇南完全平定。疆域万里，烽燧熄灭，天下安置在寝席般的安宁中，车书会同，按时接受各地的职贡。凡是上天覆盖的地方，全都来享受朝贡，成为臣属。武功显赫，超过往古。这虽然是谋划决策…… 朝廷确实以威势制胜，域外将士谨慎地执行既定命令，共同建立了这项大功；但推究其能够制胜的原因，实在都本于…… 皇上忧劳勤勉、警惕自励，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一片心，所以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面有忧戚而没有喜色。群臣请求给皇上加上尊号，前后达到再四，皇上却更加坚定地谦让，盛德也更加广大。执笔记事的臣子手持简册，准备记载，也有幸共同分享这光辉。至于皇上自登基以来，严肃对待郊祀之事…… 两宫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急切赈济抚恤，慎重处理刑狱，以珍惜百姓的生命；重视文学，以振兴士人的风气；优厚礼遇儒者贤人，乐于询问，乐于考察。每年所记录的事务，没有虚度的日子；长久以来的经历，都清清楚楚可以考察，并非有所文饰。但臣偏偏认为，征伐的功劳，是由仁爱百姓、勤于政务所导致的。因为只有仁者才能无敌于天下。《尚书》说：“上天没有偏爱，只有德行才辅助；民心没有常性，只怀念恩惠。”唐尧虞舜时，君臣相互告诫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也要考虑万几。”保全治道、平定乱事，所遵循的道理是相同的。谁说武功大定，不是仁爱百姓、勤于政务所导致的呢？从今以后…… 皇上更加思考上天用来辅助有德之人的意义，回应下民所怀念恩惠的心意。想到一日两日、万几之事不可不慎重，并且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加以对待，使美好的功业光辉灿烂，日益更新、年年增益，记载在典册上，使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直到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不也是伟大的吗？《书〈吴太伯世家〉后》。我曾到东海之滨，经过孤竹国的遗址，在伯夷、叔齐祠下拜谒，停留了几天，流连不舍，不能离去。等到读《吴太伯世家》，看到其中的事情有相合之处。太伯逃奔荆蛮，荆蛮认为他有义，跟随他归附的有一千多家。孔子说他的百姓“无从称述”，为什么呢？孔子曾称赞尧说“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这样称说太伯，几乎等同于称说尧了。后来又对齐景公说“百姓没有德行可称述”，对伯夷、叔齐说“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大概是因为崔杼弑杀齐庄公，而齐景公由崔杼拥立；景公得到国位，是由于崔杼弑杀了他的兄长；伯夷、叔齐困穷饥饿，是因为兄弟相互推让。所谓称颂，是称颂他们的德行。太伯的推让和夷、齐相同，却说“百姓无从称述他”，这正是尧之所以伟大、太伯的德行之所以达到极致的地方。自太伯以来传了十九代，到王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季札贤能，寿梦想立他为国君，季札谦让，不肯接受，于是立诸樊。诸樊服丧期满后，把君位让给季札；季札援引子臧的义行，坚决辞谢吴人，诸樊仍想立他，季札便舍弃家室去耕作。诸樊死后，传位给余祭，余祭也一定想依次把国位传给季札。季札从诸樊到余祭、余昧，都是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余昧死后，大家都想把君位交给季札，季札于是逃走了。唉！太伯的贤德，可以和伯夷相比；季札的操守，也可以说没有愧对太伯，难道仅仅如司马迁所称的“见闻广博、通晓事物的君子”而已吗？况且我听说句吴的风俗崇尚义而且有文采，他们或许也是仰慕太伯、季札的遗风而奋发起来的吧？我遗憾不能亲自到那里一次，凭吊延陵的旧迹，就像经过孤竹国的遗址一样，只能徒然悲伤而兴起感慨。

译《书〈李斯阿谀二世行督责书〉后》。我看先秦文章，其中背离正理、损害大道的越来越多。我最厌恶李斯的《督责书》，李斯确实是个狂妄之人。他把申不害、韩非当作圣人，把刑罚当作王道，把尧舜看作束缚，把仁义说成邪说。醯鸡和跛鳖，哪里值得拿来和天地的广大、江海的浩瀚较量呢？李斯本人不足以令人厌恶，我厌恶的是他的文章竟然容易被世上喜爱它的人接受。否则，郑声和雅乐就会清楚而截然不同；只要有耳朵的人都能辨别。圣人特意把它写出来，用来说明所厌恶的正在这里，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我本来就厌恶它的文章竟然足以使人喜爱。《书〈河东先生集〉后》。王介甫说，八位司马都是天下奇才，只是被王叔文诱导，所以直到今天，士大夫中想做君子的人，都以谈论他们为羞耻，却喜欢攻击他们。然而这八个人既然困顿失意，不能为世所用，往往反而能够自强，名列后世。至于那些所谓想做君子的人，我多半只看见他们开始时的表现；考察他们最终能否不随世俗俯仰、从而区别于小人的，却很少。介甫把柳子厚和其余七人一概而论，说君子应当攻击他们。君子喜欢攻击别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君子；可是有人动不动就说这是王叔文的党羽，攻击其人而不再考察他们的话。介甫说他们最终归于小人，我对此更加害怕。我私下曾说，柳子厚的文章，自司马迁以来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所以韩愈认为他像司马迁，雄健深厚而典雅，崔骃、蔡邕都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考察当时和子厚一同获罪的刘梦得，文章也很雄健，却不能和子厚相比，何况其余的人呢？既然如此，把他和七人相提并论，不仅是不懂文章，也是连人都不懂。自古以来，叙述子厚文章的人，大多能够谈他的文章，却没有能够说明他的为人的。只有严氏有翼在《柳文序》中，引用范文正公的话来说明此事说：王叔文擅长谈论治道，顺宗在东宫时很信任看重他；等到顺宗即位，正想有所施为，却和王文珍、韦皋等人发生抵牾，宫内宫外接连进谗言，众口诋毁诬陷，一时在朝中的人都依例遭到贬逐，于是“八司马”的称号纷纷出现。作史的人不再审察订正是非，只根据一时的成败评论人物，所以“党人”的名声再也无法洗刷。子厚也可以说是大不幸了，幸亏本朝范文正公为他推明真相。范文正公说：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因为成为王叔文的党羽而被贬黜废弃，不能任用；看过这几位君子的文章，礼义意旨精深细密，对道的涉猎并不浅薄。假如王叔文狂妄到极点，按义理说，他们一定不会和他交往。叔文凭借技艺进入东宫，向来不受人看重；但传记称他懂书、喜欢谈论治道，得到太子的信任。顺宗即位后，他便被任用，召来刘禹锡等人在禁中参与决策。等到商议罢免宦官的兵权，与俱文珍一派发生冲突；又拒绝韦皋的私下请求，想要斩杀刘辟，他的用意难道不是忠吗？韦皋因此怀恨，恰逢顺宗病重，韦皋揣摩太子的意思，请求监国并诛杀叔文。宪宗采纳韦皋的谋划而实行内禅，所以当时朝廷内外称他们为党人的说法，哪里还会得到昭雪？《唐书》杂乱驳杂，只根据成败来记载，没有加以裁断订正。《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听说孔子褒贬人物，并不因为一点过失就废弃其全部事业；范文正公评论人物，可以说既明察又宽厚。看严氏这段话，可以说是真正了解柳子厚的人了。我因此完整录下，不再另作裁断，希望借此取得天下后世的信任。大概正因为范文正公这样贤明，他才是天下万世所说的君子。与此相反的人，专门致力于成全别人的恶名，茫然昏昧而没有见识，难怪连那些可以经纬天地、驱使日月、役使万物、横贯古今而不可磨灭的文章，也用一句话把它概括为“这是党人”。唉，实在太过分了！况且王叔文愚昧卑贱而妄自作为，器量狭小而容易自满，并没有真正雄强奸险、能够割裂一方的才干，只是不幸处在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即使他努力抑制自己，求得合乎中道，当时朝廷中议论的人多而成事的人少，那些尸位素餐、贪图进取的人，又有谁肯为他辩白？何况是王叔文这样愚昧卑贱、妄自作为的人呢？处在下流而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谓无法解释、无法免除的处境。范文正公的仁厚宽恕，真是君子啊！他推究王叔文的内心，而宽减对他的责罚。范文正公难道不知道叔文实在无法免除罪责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我想为几位君子洗雪冤屈，不得不减轻对叔文的责罚。”范文正公真是君子啊！王叔文掌权时，自知不被士大夫容纳，急于引荐天下所谓的君子，借此端正自己的名声并使他们得到任用，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见解。而那些做君子的，如果能超然远离，自我隐遁于声名利禄之外，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无奈他们遭逢不偶，操守又不坚定，以至于落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惜！这就是河东先生的大不幸。即便如此，假使叔文的罪恶确实很大，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避开他，何况贤明的柳子厚呢？只是因为他还知道招致天下英才，希望或许能够对国家的政治理有所帮助，所以柳子厚才不推辞而前往。当时那些趋炎附势、争相苟且求得利益的人，如今都不为天下后世所指名；这些人都是叔文所排斥、不予录用的。而柳子厚独自遭受未能洗雪的讥讽，这就是我对叔文感到痛恨的原因。从前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孔子也曾见南子，圣人这些行为都明明记载着。难道说柳子厚这样贤明，却昧于圣人的道理吗？叔文虽然妄为，却一定还不至于像佛肸那样反叛；他的愚昧卑贱，也不能和南子相比。佛肸、南子，圣人尚且要会见、想要前往，何况柳子厚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呢？我希望后来的君子考察他所说的话，观察他的为人，这样或许就能够了解柳子厚的贤德了。孔子说：“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为人而废弃他的话。”像柳子厚这样的人，难道他的为人本来就可以废弃吗？柳子厚的政绩都在典册上；假如当时让他实现志向，为天下施政，就算只治理一个州一样。难道真的可以轻视吗？看柳子厚所说的话，即使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也没有能够超过他的。柳州的政绩足以使人思念而不能忘怀，是理所当然的。古代的人之所以不可轻易诋毁，是因为他们的言论还在，他们这个人也就仿佛还在；他们的行为保存下来，他们这个人也就不会消亡。子厚在世时，曾和部将魏忠在驿亭饮酒，酒间说：“明年我将死去，死后成为神，三年以后建庙祭祀我。”长庆三年，他降临到州署后堂；那天夜里，他托梦给欧阳翼说：“把我安置在罗池。”当月丙辰日，庙宇建成举行大祭；过路客人李仪喝醉酒，在堂上傲慢侮辱神灵，被扶出庙门后立即死亡。韩愈所作《罗池碑》，难道是诬妄吗？从此以后，柳州遇到水旱、疾病、瘟疫等灾害，官府和百姓祈祷，响应如同回声。到宋元祐年间，已经过去三百年，柳州百姓请求增加封爵或赐予庙额，诏令赐名为“灵文之庙”；崇宁三年，封为文惠侯，诰词中说：“生时光明清爽，死后也不会消亡。”那么柳子至今仍在、没有消亡，更是可信的。假使人死后果真什么都不知道，君子尚且不敢轻慢他，何况柳子光明显著，至今仍然存在而没有消亡呢？

译所以世上谈论古人的人，应当把介甫的话作为戒鉴，把范文正公作为老师，推演这一道理来贯通天下古今的人物，平心静气，不违背忠恕之道来改变对他们的评价，这样就差不多掌握大半了。于是我诵读柳先生的文章，并列举前人用来为柳先生洗雪冤屈的事，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推明其中的意义。《朱文恪诰命书后》。以上是明代已故相国、谥号文恪的朱公被授予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两道诰命。他的曾孙、当今的翰林先生竹垞拿给我看。我当时正在总理史事，已经依据史官为朱公所作的传记，搜求文献、考核事实，又从零散显见和隐约旁出的材料中采集补充，作了简要删括。事迹已经清楚完备。确实可以看出朱公所建立的功劳很大，而他自己所坚持的，正是独立而正确的原则。朱公辅佐太子，确定国家的根本，这功劳很大。但我认为朱公的功劳，在于他审察人臣、国家处在极其重要而难以挽回的形势时，独立不惧，同时暗中挽救天下的弊病。这才是功劳大而值得流传的地方。在朱公所处的时代，党争朋比没有停止，宦官之祸日益兴盛，士大夫争相追逐风尚、猎取名誉，用空洞的声名触怒小人，即使遭受失败仍不醒悟，反而沾沾自喜，说自己真是东林党的真正首领。那些小人不愿君子拥有这样的名声，便只想让他们无法从灾祸和失败中得到挽救，非要使自己的意图完全满足才肯罢休。因此君子日益消亡，国势日益衰退。如果只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名声，以至于使人和国家灭亡也不顾惜，那么我对于东林的君子实在有深切的悲痛。朱公当时处在议论喧嚣、正邪混杂的环境中，却独自居中而不偏倚，超出流俗之上，不改变神色和操守，始终如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假使先前东林的君子全都像朱公一样，那些小人也就不能肆意把祸败加到他们身上。君子不灭亡，国家的存亡也就难以预料了。虽然不幸功业没有成功，但其中重大的意义又怎么能够泯灭而不流传呢？所以说，他所坚持的只是独立而正确的原则。朱公本来就以清廉闻名于世，他的子孙往往做官却能安于贫穷，唯独凭借文学使家声流传。我的朋友竹垞尤其名闻天下。这样看来，朱公的声名不会衰落，公侯之业一定会在我的朋友竹垞身上恢复，终究还是有希望的。这卷文稿留在我这里将近一年，一天竹垞来告别，我含笔黯然地题写在卷后，把它归还给他。《书〈涂母寿诗〉后》。束君显侯，是涂氏所生的外孙。他根据舅父观察君的话，托同年中任职词馆的人，向朝廷征求诗作，为涂母王太淑人祝寿。诗作得到后，使者又奉观察君的请求，请我题写在诗后。我已经为太淑人的诗作写过序，记述她训诫子女、遵守礼义、操守高洁坚定的行为，并勉励观察君把对母亲的孝转化为对君主的忠，又称述古风诗的意义来告诉他。我赞许束君的心意，也赞美卿大夫善于颂扬、善于祈祷，于是仍然和他一起称述诗义来为太淑人祝寿。《南陔》《白华》是束氏所补正的诗。《南陔》诗说：“眷恋庭闱，心不遑安，馨尔夕膳，洁尔晨餐。”《白华》诗说：“堂堂处子，无营无欲，鲜侔晨葩，莫之点辱。”解释《诗经》的人说：“《南陔》，是孝子互相告诫要奉养父母；《白华》，说的是孝子的洁白。”束氏可以说是善于谈论孝道的人了。有人说：“孔子谈论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落实于侍奉君主，最后体现在立身处世。子舆氏谈论侍奉父母，以奉养父母的心志为大。束氏《南陔》诗所说的，只是奉养口腹身体；《白华》诗的范围狭窄而不够广泛。”《礼记》谈孝说：“居处要庄重，侍奉君主要忠诚，任官要恭敬，交友要守信，作战要勇敢。” 束氏的说法没有完全表达其中的意义，所以说它狭窄而不广泛。我说：不是这样。史书称广微见识广博、学问多闻，性情沉静退让，不羡慕荣华利禄，曾被王戎、张华等人征召任用，历任尚书郎。赵王伦任相时，请他担任记室，广微以有病为由辞职归去；所谓不做王侯的官，以高尚之事自守，说的就是广微。他的行为符合《白华》所说的洁身之义。所以他作《南陔》，深深以奉养丰厚而敬意淡薄为戒，并以勉励增加你的福分、助成宏大的福祉作结，完成了其中的意义。孟子说诵读诗书，贵在评论作者所处的时代。如今朝廷清明，武功显赫，士君子奉守自己洁白的操守，出仕后以公心和忠诚任官，那么或许就接近所谓奉养心志的大道，这难道不是束氏所希望、却未能亲眼见到的吗？束君读书慕古，能够从精神上理解古人的意义，也不愧对他的先世，所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让他转告观察君。《跋钱公浩川遗墨》【名桓，字握之，又字浩川，任巡抚南赣】。如今士人的风气败坏了。朋友之间的道义衰微得厉害，有些人把亲戚看作仇敌。有些忧虑世道、痛恨流俗的人，深深地以此为戒，洁身自好，想借此区别嫌疑、断绝党私，不肯随便交游，耿介地独立于时俗之中，但讥讽、诽谤、悔恨和责难最终仍不能免除。士风每天走向败坏，也是理所当然的。大概这些人既不能与光同尘，得到当世人的喜爱，一旦不幸受到侮辱，人们便互相非难嘲笑他。有人说：“这是他自己有足以招致祸患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想求世风不日益败坏，难道能够做到吗？即使这样，忧虑世道、痛恨流俗的人，大概只是狷介之士一类，还没有领会圣人所说的中行之道。仲长统说过：“侍奉君主而不被君主知晓，忠心还没有达到；和人交友而不被朋友信任，义气还没有达到。”狷介之士可以进一步走向忠义，却还没有达到忠义的最高境界，怎么可以自满呢？我看太仓钱公浩川给亲友写的各种书信，猜想这个人已经领会了孔子所谓中行之道吧？不然，他为什么会如此温厚、坦率、平易，君子长者的风度洋溢在笔墨文字之间呢？孔子又曾说：“文王有四位辅臣，因此避免了虎口的危险；我有四位朋友，因此抵御了侮辱。”圣人并不绝交朋友，却又说：“上古时代，人们老死也不相往来。”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看看钱公，忧虑世道、痛恨流俗而停止交往、断绝游从的人，就可以醒悟而返回正道了。钱公的两个孙子同时在朝廷任官，作为省台属官，我得以和他们交游，看到钱公的遗迹。钱公的品行和任官治事，在州志中记载得十分详细。等我读到这些，才知道钱公偶然写下的书札，能够使人喜爱并珍藏。能够长久而显得珍贵，是有原因的。因此我有所感触，记下这些话。钱公的两个孙子同时在朝廷任官，作为省台属官，我得以和他们交游，看到钱公的遗迹。钱公的品行和任官治事，在州志中记载得十分详细。等我读到这些，才知道钱公偶然写下的书札，能够使人喜爱并珍藏。能够长久而显得珍贵，是有原因的。因此我有所感触，记下这些话。

译《记〈王大令保母志〉》。《大令保母志》是昆山大司寇健庵徐公用三百金买到的墓砖，拓本所显示的面貌，与世俗刊刻的王大令真书、行书截然不同，法度严整，风采秀美劲健。我最初在真定梁公家见到它，喜爱仰慕，不能放在心中舍下。后来又跟随徐公借来观赏了好几天，徐公请求回去省墓，已经要出发了。我曾多次借用徐公收藏的书，如今把前后所借的书和这卷一起搜检，准备送还徐公，却对此卷有疑问。卷后题跋者十三人，以姓氏题跋者十五人，以诗题跋者十八人。从退堂僧了洪到高文虎共七人，都是隶书，而且书法出自同一人之手。赵文敏一跋用草书，另一跋用真书；真书尤其完全不像文敏，这显然是可疑之处。姜夔尧章的题跋独自写得详细，可以拿来作为可信依据。题跋说，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钱清王畿从稽山樵夫那里得到《保母志》和小砚，姜夔亲眼见过。志文刻在砖上，砖的四边有三边刻着钱文，都是隐起的；已经损坏的有四处，归入王氏后又损坏五处，共十行；末行有二字无法辨认，第六行尚可考出十二字，说：“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閍。” 砚台背面刻着“晋献之”三字，靠近右上方又有“永和”二字，都是刻得很浅很瘦。“永”字缺少捺，“和”字缺少口。砚石极像灵璧石，又像凤咮石，质地很细，适合研墨，中间有凹洼。如今铭文中能够辨认的字，都和题跋相合。题跋又说，与《兰亭》相同的二十四字中，有“三”字、“年”字各二个；“文”字像老字，“趣”字像“兴”字，“丑”字像“日”字，末尾以“曲水于悲夫”相接的部分，与右军其他法帖相同的有十八字。行书中秀美的王懃书有七十三字；“二月六日”以及其他文字中，曾在大令杂帖里见过的有“献”“献”“宁”三字；而见于《兰亭序》右军法帖的字，在大令帖中也有很多。这一刻帖大约有一百零五字，可以用其他法帖验证的共有四十五字；其余六十字，如“保”“归”“柔”“恭”“属”“解释”“交”“漓”“墓志”等字，尤其精妙绝伦。有人说这些字多像《兰亭》，怀疑是后人集《兰亭》字拼成的，这又不对。大令与《兰亭》相同的字，哪里只是《保母志》而已？试拿官帖第九卷中的行书帖来比较，“相过一帖”相同的有十八字，“思恋”一帖相同的有九字，“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相同的有十一字，“静息”一帖相同的有四字，“发吴兴”一帖相同的有八字；其他相同两三个字的，数不胜数。右军和大令既然是父子，不应怀疑他们书法相同。笔迹相同，凡是姜夔所说的都是对的。他又说，有人认为苏东坡《金蝉墓铭》中说：“百世以后，陵谷改变位置，知道这是苏先生的保母，还请不要毁坏它。”这最后一章似乎和《保母志》相似，因此可以怀疑。大概东坡只是认为其中的道理有可能如此，大令却知道其中的数理必然如此；作者的话本来就应当相近，所以看起来像是苏东坡没有见过大令的这篇志，只是偶然相合。然而考察大令文集，其中《保母志》全文都在。凡是作文，古人并不忌讳有所祖述；坡公既然没有什么书不曾见过，难道偏偏没有见过大令文集吗？姜夔动辄怀疑这是偶然相合，大概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令文集，却妄自揣测古人，实在浅陋。《兰亭序》承袭采用了刘越石《答卢谌》诗序，这样才知道老子、庄周的说法是虚诞，阮籍的说法是妄作；难道也是因为右军没有见过刘越石的文章，所以两者相合也出于偶然吗？所以我认为《保母帖》确实是大令真迹无疑，真正可疑的反而是众人的题跋。徐公博学多识，收藏古人的法书珍秘，与梁公不相上下。峙公如果怀疑我的话，应当另去拜访梁公，试着问问他。《跋项孔彰画》。唐人的画稿，正是用墨笔绘成的。宋元以来的水墨画，其实就是唐代画稿。只是后来竟把它称为正式的画，难道不是因为正式作画很难吗？近代能够这样画的人更多了，我唯独喜欢徐文长、唐子畏，他们有一种萧然出尘的姿态。如今看项君这幅画，有徐、唐遗留下来的意趣，文衡山大概还比不上他。然而我听说项氏收藏了许多古代名画，所以他所得的境界能够如此。做事不师法古人，却以此自我夸耀而不知羞耻的事情很多，难道只有绘画如此吗？

译《梓潼阴骘文跋》。《道藏》中有这样的话：“飞鸾度世。”我曾私下感叹，上帝仁慈而内心怜悯，对下民施加恩惠，竟达到了这样的极致。过去南正重掌管天事而统属神灵，北正黎掌管地事而统属百姓，大概从此以后神与人就不再混杂了。然而世上谈论神灵的人，有的认为神灵空虚渺茫、无法知晓；既然无法知晓，也就不可信，于是便违背神灵而奔驰，违背理义而行动，日益走向灾害、灭亡和不可预测的祸患。并不是这些人不知道有神而内心悲悯、不敢畏惧；他们的祸根在于认为神不可知，所以不相信；因为不相信，便违背神灵，做出无理无义的事，以至于遭遇灾害、灭亡和不可预测的祸患，却没有人来救助。于是上帝悲悯怜惜他们，命令聪明正直而且慈爱、能够教化引导一切的神灵，多多施行德行善事，又以“飞鸾度世”的事启发他们，帮助成就无言的教化，使神灵显现出来给人看。到了这时，神灵就可以被知晓了；能够知晓，所以相信；因为相信，所以不敢违背神灵而奔驰，不敢做无理无义之事，以至于自取灾害、灭亡和不可预测的祸患；并且行善能够得到福报，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般。梓潼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梓潼的文章，大概出自飞鸾，是上帝的心意，难道不值得敬重吗？难道不值得敬重吗？《二钱说》。今年四月，我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主持右侍郎事务，督理京城各省的钱法。到宝泉局后，便和同僚给事中、监察御史、监督郎官一起对他们说：“这是天下钱币的来源。我从此发誓不接受一文钱，愿意和各位共同遵守。”于是指着白日发誓。过了几个月，监督从废铜中得到几枚古钱，我选了一枚，上面写着“半两”，大概是秦钱。监督说：“人们说佩带古钱在身上吉祥，请您佩带。”我答应了。又过了几个月，我升任左都御史。一天，御史台有公事，我不能到钱局去；钱局的人因为铸钱的事请我去查看。串钱拆散后，钱币凌乱地铺在席子上。查看完毕，钱局的人离开了，席上却隐约藏着一枚钱。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早晨起来办理宝泉局事务，心中忽然触动，想到：“我发誓不接受一文钱，前后却拿了两枚钱，这要怎样为自己辩明呢？”于是立即命人叫来宝泉局的官吏，说明自己的意思，把钱退还给他。官吏叹息着拿钱离开了。这一天是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写下这件事来警戒自己，命名为《二钱说》。《一钱说》。过去我作《二钱说》，是取宝泉局的两枚钱并把它们退还的事情来作文，用以警戒自己。如今又作《一钱说》。一钱是什么？起初我每次出门，看见贫穷而乞讨的人，别人给他一文钱；有时一天能看见好几个人，有时一天一个也看不见。一文钱极其微小，给人一文钱也极少，而且有时一个人也没有给他，这件事又极其容易。世上的人没有肯这样做的，而我却一直做而不衰，是因为天下的穷人太多了。贫穷而乞讨的人，少于天下所有的人，但天下的人多到不可胜数。假使天下的人每天都遇见贫穷而乞讨的人，每人给他一文钱，那么对于天下无穷无尽的人来说，并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而贫者得到的钱也将多到不可胜数。这样，天下就不再有贫穷而且乞讨的人了，这种益处难道不是非常大吗？有人说：“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钱反而会损害恩惠。如今您自己说不能接受两文钱，却反而为给一文钱而沾沾自喜，难道不是可以停止了吗？”我回答说：“这不是合乎义的事，也不是合乎道的事。按照义理和道义，连一丝一毫也不从别人那里取得，说的就是两文钱的事。如果合乎义，合乎道，即使把千辆四马车、万钟俸禄送给别人也可以，何况一丝一毫呢？说的就是一文钱的事。况且疲弱、衰老、残疾而无人照顾的人，是圣人所怜悯的。从前子贡认为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就是仁，孔子说“必须是圣人才能做到”，却专门把“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作为仁。难道孔子认为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不是仁者所应做的事吗？他是说这件事很难做到，所以称为圣人的事业。如今我给人一文钱，不能说是广泛施舍；给一文钱给人，也不能说救济众人；但如果因此可以使天下不再有极其贫穷的人，也差不多就是所谓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了，不是吗？我和你一起努力行仁，这也就是圣人的门徒。所谓连一丝一毫也不给别人，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客人说：“好。”从今以后，请每天实行您这一文钱的主张。《惜分阴说》。我今年闲居无事，得以实现静坐读书的愿望。入夏以后天气炎热，不出庭院门户。我所居住的街道四面通达，是许多朝市往来的地方；门前经过的客人，习惯于知道我懒散怠慢、不喜欢接待客人，客人也没有什么事来求我，所以接连几十天、几个月没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然而我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时整夜不睡，漏鼓声清晰可闻，东方已经发白，常常觉得白天和夜晚太短，不足以供我享受静坐读书的乐趣。可是童仆和宾客吃饱后嬉游玩乐，张口呼气，纷纷说白天太长、夜晚太短，众口一词。他们确实知道晚间休息、悠然游乐的快乐，因而遗憾夜晚太短，却不知道我静坐读书的快乐，也就感觉不到白天很长。即便如此，苏子瞻说：“无事时这样静坐，一天仿佛两天；如果活七十年，便等于一百四十年。”我静坐时不觉得白天太长，而子瞻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况且子瞻又不是不读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大概是因为子瞻想求得静坐却不能实现，并不是真正能够静坐。陶士行说过：“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大司寇徐公健庵把这句话题写在自己居住的房屋上。我问徐公为什么要珍惜光阴，徐公说：“读书。” 徐公收藏的书籍数量天下第一，子瞻所收藏的书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他一生颠沛于道路之间，又不断迁居，没有固定住所，估计再多也不能和徐公相比；而徐公读书之多，即使子瞻也有不能赶上的地方。以子瞻那样的读书量，却不知道静坐时日子容易觉得短促，这似乎是能够读书却不知道静坐乐趣的人。我担心徐公的心意或许和子瞻的看法相同，所以作这篇文章赠给他。《说“岩”字》。

译客人问：“贤人的名字可以直呼吗？”陈子说：“不可以。有什么说法吗？”客人说：“有。《春秋》记载季公子友、仲孙湫，都称他们的字而不称名。称字是褒扬，称名就是贬斥。所以凡是记名的，都是贬低。既然这样，贤人的名字多么可贵，怎么敢直呼呢？既然不可以直呼，可以拿来作为人的名字或字吗？”陈子说：“不可以。尧夫取字祖禹，我曾经认为这是不妥的。有人认为那是谥号吗？”客人说：“既然如此，您把字取作‘说岩’，不如改成‘傅岩’才对吧？”陈子说：“哪里！这是什么话？我并不是敢于取法这个名字。浩然亭、阳城驿，从前的人尚且避讳贤人的名字而改称它们。既然如此，贤人的名字确实不可以直呼。至于说帝王赐给良弼的傅岩，竟然私自拿来作为自己的号，即使愚昧妄为的人，大概也不至于这样过分吧？况且不敢占用他的名，只引用他的姓，难道就稍微好一些吗？我出生的地方接近圣人的居处，承受着陶唐氏的遗风，而蒲坂、安邑的土地又彼此相错。古今贤人圣人中值得仰慕喜爱的人很多，难道偏偏只取法于这个吗？” 士人如果不能自立，却虚浮地仰慕古人，即使诵读他们的诗书，借用他们的言语仪态，行走举止遵循规矩，以此自我标榜、在世上扬名，而考察他的行为，却有连庸人、市侩都不肯做的事情，那也不过是对他的愚昧和荒诞毫无救助罢了。何况窃取古人的名或姓，把它套在不肖之身上，却说自己具有古人可贵的品德吗？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把字取作“志”呢？这就是我所居之处。我起初住在我家樊川的上游，南涧的东面有一座岩石。登上岩石远望，正值月亮初升，于是给它命名为“月岩”。后来在岩石北面建了一座堂，抬头可看山峰岭脉，低头可望林木山谷，居住、游赏其中，穷尽白昼和黑夜。至于旭日初升、云气飞动，傍晚烟雾收敛、彩霞升起，清明之气洗涤心胸，流泉使眼目舒畅，景物飘忽而千变万化，其中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情趣。我所能感到的可喜之处就在这里，所以又称它为“说岩”。孔子说“时时学习而感到喜悦”，所喜悦的是学习；对圣人的一切都感到喜悦，所喜悦的是圣人的言语。如今我学习圣人却不能时时实践，又不能亲自见到圣人、聆听他的教诲，只好把这种心意寄托在岩石居处、山川景观之间，和田间老人、牧童在这里长大、嬉游，一生享受这种快乐而不感到厌倦。这就是我所说的“喜悦”。至于你的说法，和我的说法相距太远了，差别也太不合伦类。你当然有你所喜悦的东西，但那不是我所说的“喜悦”。道路不同，就不能相互谋划。”客人道歉后退去，于是我记下他的话，写成《说岩字说》。《廷翰字说》有人给廷翰取字“瀛洲”。瀛洲，是海中的神山。自唐代以来，翰林院清幽机密、深严尊贵的地方，总是借瀛洲来比拟。如今翰林署中有瀛洲亭，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认为，“翰”这个字，取这样的字最为合适。我私下观察世上那些超出众人的士人，流布光彩、扬播声名，登上显贵之位、留下荣誉，前后相继出入承明门，足以比拟古人所谓登上瀛洲的宾客，也就是拔擢同类而扩大朋党了。可是我这个狂妄昏愦的人也混在其中，恐惧战栗，仿佛不能胜任。我俯伏看见自己跳跃奔走、偷偷听闻，张口争辩、卷舌不言，闭口不语、举步谨慎，日益远离道德，日益招来悔恨过失；愁忧一到，仿佛天地都变得狭窄，惆怅地逐逐奔波于泥沙之间，何不栖息于泉石之中呢？我实在有辱于“瀛洲”这个名字，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补益翰林之职的吧？即使是贤者，难道也不会有擅长之处胜过自己的能力，而在不及之处有所屈居吗？《诗经》说：“作为屏障，作为栋梁。”大概“翰”就是栋梁的意思。《易经》不是说过：“正固，是成事的根本”吗？因此，才把“翰”作为公的字，叫作公干。看墙壁，没有栋梁就不能树立；看车子，没有车轮、车辐和车轴，车就不能运行。从栋梁可以看到体用之道都蕴藏其中，难道能不努力成为栋梁吗？《陈存字说》陈家的孩子名叫存礼，孩子出生三个月时，父亲给他命名。陈存是遗腹子，父亲来不及给他命名，是族人给他取了名字。陈存孤零零一人，没有伯叔和兄弟，奉养寡母一起居住。家里贫穷，没有依靠，勉强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他自身罢了。凭着陈存这一支血脉，使它不断绝如同一根线，使他自己勉强生存下来，难道不是已经很幸运了吗？虽然如此，人从来没有内心已经死亡而身体还活着的；假使有这样的人，也只是孔子所说的“幸免”罢了。

译《传》说：“操守它就存在，舍弃它就灭亡。” 你要保存自己的操守啊！守住它，它就能存在。守住它，守住它，以至于长久存在。这就是《易传》所说的“成就本性而使它长存”。所以给他取字为“又存”。《蔡霑雨字说》蔡霑雨向我询问字，说：“将要借此来自我反省。我曾诵读《诗经·信南山》篇，其中说‘既已沾润，既已丰足，生长了我的百谷’，而孟子说‘五谷，是种子中最美好的’，于是就取字为‘美谷’。我现在在樊川南面耕作，肩扛锄头、扶着犁，跟在田夫野老后面，听布谷鸟催促春天，喜欢斑鸠呼唤下雨，除草时歌唱，拄杖休息。对于谷物，亲眼看着它生长，亲自参加收获。到时候用瓜、腌菜、酒食祭享我的尸主和宾客，接续诗人所歌咏、赞叹的事情，并且和你共同享有这种快乐。你如果要自我反省，为什么不思考‘美谷’的意义，反复把这个意思放在心上呢？”《传》说：“如果谷物不能成熟，还不如荑稗。能不警惧吗？” 《饲虎文》某年某月某日，我用一只公羊祭饲老虎，并写文章告谕它说：我听圣人说过：“龙出现便有云相从，虎出现便有风相从。”《淮南子》说，老虎长啸，山谷中就生起风来。《传》说虎和龙并称，老虎一啸便有风生起。如果《淮南子》和《传》的说法相同，那么老虎就是有灵性、有知觉的动物。我又听说，老虎是山中野兽的君王；有灵性、有知觉的动物，统领百兽，当然不是平凡野兽可以相比的，这一点按道理就可以明白。我为先母选择坟墓，得到洞阳山南面、樊山北面的地方。当地人说，地下有虎穴，老虎常在那里出没。我说，老虎是有灵性、有知觉的动物，一定会远远离开。后来老虎伏藏不出，过了几个月，老虎夜里又成群出行。我于是说，老虎啊，母亲已经埋藏在荒野之中，你怎么忍心留下踪迹侵犯坟墓，惊扰我母亲的魂魄呢？老虎竟敢欺侮我，我一定要杀掉它才罢休。夜里梦见老虎，便告诫它说：如今竟有敢于欺侮你的东西了。那个人尚且如此，对老虎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我回答说：那是豺狼。老虎是百兽之王，难道能够效法豺狼吗？老虎离去后，我从梦中醒来，说：老虎如此有灵性、有知觉，那么何不闭门静思自己的过错呢？于是我斋戒内心，准备了一只公羊来饲虎。当地人喧笑争论，认为我迂腐。但有一位老人说：它横暴悖逆，还不是原来的样子吗？对禽兽又有什么困难呢？我说：老虎有灵性、有知觉，不是普通野兽可以相比的。现在我和老虎约定：从我开始饲养你的第三天起，你应当带着你的妻子儿女，迁出你的洞穴，不要再让我看见你的踪迹。如果你仍不悔改，就是豺狼的行为了。我诛杀豺狼，就像杀死狐兔一样；老虎你难道不会后悔吗？《午亭文编》卷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