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塘小藳卷五

译至元二十三年，岁次丙戌，江南平定，到天下统一已经十年了。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玛拉迪音说，如今尺土一民全都登入户籍，应该编成一部书来彰明一统。世皇嘉许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札马刺丁以及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人搜集编纂为志。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书编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为《大一统志》，收藏在秘府。虞应龙认为，它比前代地理书似乎更加详备；然而其中的得失是非，哪里敢独自裁断，还想网罗遗逸，考证异同。至正六年，岁又为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书右丞相巴尔竒尔布哈率领省臣上奏说，这部书对于国家用处尤其重要，恐怕久后湮没失传，请求刻印，使它永远流传于世。皇帝准奏。第二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在兴圣便殿临朝，中书平章政事特穆达实传达圣旨，命令我许有壬为它作序。我听说，《春秋》之所以强调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一风俗，九州岛共同贯通。然而三代以后，能够考察其统一的情况还是有的。汉朝拓展疆土虽然遥远，但攻取有正有诈，叛服有通有塞，何况军队各走不同道路，人们各持不同论说，百家各有不同方术，旨意彼此不一，无法维持一统，议论者对此很是忧虑。唐朝腹心之地沦为异域，不能统一动辄数十年。至于宋朝以白沟为界，金朝局促于中原，更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我元朝四方极远之地，典籍从未记载、古来从未归属的地方，没有不解散其群体而混合归于一统的。因此，古代所谓一统，都是名义超过实际；而我朝则实际完全符合一统之名。况且‘统’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乾卦·彖传》：‘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摄上天。’解释者说，所谓天，是形体；所谓统，是作用，亦即形体所呈现的作用。《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这又向人显示了体察乾道、效法乾道的方法。大概天是万物的祖先，君是万邦的宗主；乾道凭借至刚至健使万物开始，于是能够统摄治理于天下。皇上体察乾道、奉行刚健，以此统治万邦；所谓统一万类，掌握统一的纲要来驾驭天下，使六合同风、九州岛共同贯通的关键，就系于此。九州岛的志书称为《九丘》。周代官制中，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志书的来历已经很久了。何况一统的盛大，超过汉、唐呢？这部书流行，并不只是用来增长见闻、显示博学；把它传给万世，使人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把它传播给臣民，使人知道自己生长在一统的时代。国家有道，臣民各守俸禄、各尽职分，教化改变而时世和谐，人人尽自己的力量，上下相互维系以保持一统。我国无疆的福祉，难道仅仅延续万世而已吗？统摄天下而与天地同样长久。《纲目书法》序 朱子《感兴诗》越次列举三代而不再涉及其他朝代，这大概是受到欧阳修、司马光的激发，也是《纲目》创作的原因。周朝失去纲纪，并非一日造成；等到周天子命令三家为诸侯，它的纲纪就再也无法振作了。这是《纲目》以某一家为开端的用意。晋史把魏作为正统，习凿齿已经对此感到不满。唐书记载武则天，范祖禹的议论已经说得很透彻。《资治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如同指点手掌一样清楚，这部书多么伟大啊！它的文字却仍然是史书的体例。朱子慨然以《春秋》的宗旨为本，承担删削史书的重任，尊奉正统来彰明君臣名分，严格书法来诛责乱臣贼子的用心，他所取的义理是多么宏大啊！永新人刘益友先生作《书法发明》来阐明它；他的门人、进士、湖广省照磨冯君敬修，想让这套学说显著流传于世，请我概述一番。唉，朱子的忧世之心极其深切，并不是要同司马温公相矛盾。民众的伦理、万物的法则所系之处，于是便产生了因革变化。诸侯僭越称王，就贬低称作君；没有正统，就把各国并列记载而不互相抑制。尊帝昭烈以彰明正统，记载他在房陵，以合于干侯；记扬雄仕奉王莽之事，记陶潜而系属于晋，笔锋都凛然如斧钺，于是君臣的大义就彰明了。其他奥妙的义理和微细的旨意，益友剖析遮蔽、发掘蕴藏，几乎没有遗漏。至于开卷之初，把三家按照旧文列出；即使通篇不止一个义旨，只要确实恰当，我又有什么不同意见呢？大概《纲目》编成后，读《资治通鉴》的人便有了折中取舍的依据，乱臣贼子也无处逃避罪责了。这两部书可以相互补充，却不能相互取代。益友的书，取舍适当而不牵强，会通材料而不强行割裂，智慧周密地贯通义理，力量周密地驾驭文章。有人说，孔子作《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尚且彼此有异同；朱子学习孔子，益友的《书法》果真完全符合朱子的心意吗？我说：朱子的书以褒贬为主旨，他的心意容易知晓。古人记载而今人删削，古人遗漏而今人特意写出，用始末来衡量，用凡例来约束，举出这一点来显示那一点，寄寓微意而显明大义，益友的综合考核可谓精密了。我曾私下对其中一两处产生疑问，沉潜反复地思考，只看见自己的眼力和心思有所不及；至于脚步未曾到达的地方，当然不容易完全知道那里的一切。那么，《书法》这部书，莫非正是《纲目》不可缺少的辅助吗？后世如果有像左氏、公羊、谷梁那样的人，执戈而出，我这种微薄之才就不是所能知晓的了。《秋谷文集》序

译相国李韩公、秋谷先生去世二十七年后，他的儿子李献由参议中书省事升任治书侍御史，又升为侍御史。我任中丞时，一天拿出先生的文集，请我为卷首作序。从前苏轼遗憾未能亲自见到范文正公，后来同他的次子德儒在徐州任职，便为范文正公的遗稿作序，把名字写进文章中，得以自托为范门下末士，已觉得十分幸运。而我许有壬考中进士，先生正是主考官；承接他的余光，又亲自受到不少教诲。与苏轼对于范文正公相比，我许有壬的幸运更多了。为先生作序，我怎敢推辞？先生凭借雄厚深邃的学问做皇帝的老师，功勋在王室，声名遍满天下。从宫廷到里巷，人们都只称他的字。才气纵横奔放，落笔挥洒自如；他的歌诗流传到荒远角落、下僻州县，驿站和旅店里往往有人把它们大书在墙壁上。然而世人只会歌诵他的诗而不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的文章却还没有见到墓碑，不知道他的功勋究竟有多大、多详细。元朝初年沿袭旧有吏治，政务日益苟且怠惰，士气奄奄一息，勉强维系。先生在潜邸任职很久，启发劝导皇帝，认为儒者可以同皇帝一起守成。后来一旦主持国政，立即实行贡举。此事大概倡导于草创时期，条理形成于至元年间，议定于大德年间，受到百般阻挠，最终才在延祐年间实现，实在艰难啊！三十年来，能够列入众多官位、得到任用的人，可以一一数出。士风的兴衰、政治教化的枢纽，都在这里。大德末年，正逢国势危疑、神器动摇之际，犹如驾船经过滟滪三峡，遇到排山倒海的风浪，而他却能够辅佐制定秘密策略，最终使局势平定，这难道不是社稷之臣吗？至于清除名爵中最为过分的弊端，把空虚的国库赐予官员又恢复旧制，太官仗恃无人核查而考核其滥用，宿卫依靠城社之势而滋生冗员，贵近世臣无人敢于议论，他却挺身承担，明白知道将来的危险，也毫不顾惜。国家任用儒者治理政事，至元以后光明正大、卓然有成就的，只有先生一人。我许有壬因此揭示其大概，使读这部文集的人知道他有德有言，并且由此看出他的功勋是有根源的。皇上追念他的功德，追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李献字伯征，世代承继他的美德，哪里能够估量呢？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闲闲吴公在大都崇真万寿宫承庆堂去世。朝廷官员接踵而来吊唁，无不悲伤。士人悲伤得还不够，又把感情写入歌辞。各位弟子将诗文汇集成卷轴，请我在卷首作序，以倡导后续的吟咏，扩大人们的哀思。我同吴公交游三十年；从前在政府任职时，曾奉诏为吴公画像作赞。有人认为他是仙人，我认为他是儒者，这种说法士人都不认为过分。我得到许可，请回吴公遗留的《云林小影》，说：‘我不能亲自离开，就让我的画像代我同行，这是跟随您远行。’今年四月，我奉召赴任翰林学士，刚进京，吴公就率领弟子准备酒食，在旅馆中慰劳我。入朝拜见皇帝后将要回去，我到承庆堂拜访他，没有把缘故告诉他，只是酒一到便举杯畅饮。吴公说：‘像这样畅快，难道是想离开而来向我告别吗？’我第二天便动身。闰十月，我再次奉召赴承旨任，到了京城才知道吴公已经停柩在岳祠的光岳堂中了。唉，真是可惜啊！吴公十三岁学道，十六岁便在道士班行中脱颖而出。他的老师神德真君受到世皇特别宠信，江南刚刚平定时，朝廷有事于南岳，吴公以大弟子的身份被选中出行，代神德真君祭祀岳渎，吴公实际上是辅佐同行。二十三岁时，他的声望已经非常显赫。他起初被授予冲素崇道法师，任南岳提点，加号玄德；改任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拜为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神德真君化后，朝廷制命授予吴公特进上卿、崇真弘道玄德广化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师。皇帝即位后，亲自挥笔书写‘闲闲看云’四个大字赐给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却日益健壮，胜目障竟然重新看得见。恭敬迎接龙虎台回来后，逐一拜访故旧，告诫弟子轮流设宴，必定尽情欢乐。因为这件事得了病，过了八天，在半夜命弟子在庭院中焚香，换衣服端正地躺入内寝，端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一生勇于行善，不因自己身处外方而自我怀疑，所以凡是政令的得失、人才的是否合宜、百姓的利弊，暗中都有所补益于时政，只是人们不知道。他同人交往始终不改变，甚至对方的子孙也一并周济。平日闲坐宴饮时，有人问及元朝初年的事情，他都历历分说；对于世家源流、兴衰始末，按谱系详细陈述，即使有未说到的地方，过后再问，也一句不差。父母在世时，他多次回家祝寿。父母去世时，他得到许可协助办理丧事，以善于治丧闻名。朝廷为他疏请封赠、赐谥，恩宠荣耀完备至极。神仙之事，无法确知；我们儒者排斥它，是因为它会扰乱人伦。可是吴公侍奉君主忠诚，侍奉父母孝顺，难道能说这是扰乱人伦吗？他寿过七十而接近八十，飘然返归，与幽冥和造物主同为一体。至于那些对世间没有益处、白日飞升便自称神仙的人，世上未必有人能够知道究竟谁是真、谁是假罢了。他天资的奇异、遭遇的隆盛、言行的实际情况，都有侍讲虞公所作《道行述》记载。将要把这些事铭刻在坚石上，载入太史之书，我又何必多作序呢？各位弟子奉送冠剑归葬的日期已定，请求更加迫切，所以我叙述三十年的交契，抒发不能自已的感情，并概述他出仕与退隐的情形，用来引导送葬挽歌斥责艰苦之声的唱和。《张文忠公年谱》序

译赠平章政事、滨国文忠张公去世。南台中丞张起岩为他撰写碑铭，翰林学士欧阳玄为碑文作序，江浙儒学提举黄溍记述他的祠堂。这三位以及我许有壬，都是延祐乙卯年张公主持考试时录取的进士。我受到张公知遇尤其深厚，张公去世后却没能亲自献上一杯祭酒表示哀悼，只想用片言只字来报答知遇之恩；但因奔走阻隔，又不能列在三位先生之中，私下很是遗憾。张公的儿子、秘书郎张引拿出张公的年谱，请我为卷首作序。唉，这正是我的心意。张公的文章、品行和仕历，碑文中都有记载，年谱中也已经概括。请允许我亲自承受的一两件事来说明：张公提拔后进，唯恐来不及。我初任辽州副职，偶然免于旷职，他写信来嘉奖勉励，说有兴复古代之文治的话。我在朝廷任职后，张公居于乡里，我每有小小的著作送到他那里，他必定高兴地在信中表示出来，大概是想策励我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他尤其谨慎地许可和称许人，只独自称赞缑山陈公，说：‘近来士大夫应该赶快以这位老先生为榜样。’大概是取他立朝时刚正敢言，进退明确果断，合乎自己的心意，想以此纠正时弊。朋友中有人做御史却过分只求自保，张公说：‘御史是士大夫的洛阳；如果连这个职位也没有声名，就没有什么官可以做了。’ 我被授为詹事丞，在通州迎接他；我们坐在漕运厅谈了一整天，大意是：‘我见过许多举人靠文章求取官职，随即抛弃文章，凭官位养肥自己，最后败坏官职的，多得很。你将来恐怕不会被任用，应该勉励自己。’第二天进入城中，他却飘然离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公以布衣身份进入京城，历任枢要职位；一旦志趣不合就离去，悠游山水，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关中发生饥荒，百姓几乎死尽；可是台中丞的任命一下达，他便慨然登车，倾尽自己的财产，竭尽心力救活濒死者，不可胜数，因悲号恸哭而感病去世。他发自至诚，有不能自已之处，并非勉强可以做到的。有人议论他处理事务过于急迫，又怀疑他操守过高，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义之所在、应当做的事情。国家百年培养士人，他们的学问本来足以支撑世间的实际功用；至于涵养气节、激励风尚，就似乎还没有完全达到。风节得不到激励，而不被富贵诱惑的人就少了。只有豪杰之士挺然卓立，对世事有所见识，廉顽立懦的关键才有所寄托。像张公这样，可以说是豪杰之士；而他长期退隐后又出仕，也符合义理中最重大的原则。唉，他实在值得敬仰啊！《忍经》序 衡阳高士栖碧先生曾从文山先生自海上归来，终身保持宋人的衣冠，与人交往称许他人尤其谨慎。有壬在衡阳府学读书，住处与他相邻，于是得以登门请教，听说他对海北道廉访使榕寓孙公的贤能赞不绝口。孙公往来经过衡阳时，衡阳士大夫大多仰慕他而求见，巨海是与他交往最亲密的人，有送行序和诗篇收在《栖碧文集》中，现今还能够记得大概。孙公是金源乌古部人，征伐宋朝有功，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有惠政；任海北道宪长时，百姓怀念他，吏员畏惧他。太夫人年事已高，他上疏请求回乡奉养，沿洞庭湖湘水路往来，士大夫没有不熟知孙公的。如今的中书左丞、大司农良桢干卿，就是他的儿子，为当时舆论所归向。孙公屡次获赠推忠靖远著节功臣、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魏国正宪公。我没能拜谒他的门下，却还想结识他的子孙，以报答平日仰慕先哲高风的心意。干卿很早便有声望，日益升任显要职位，承乏政府时，我恰好与他同僚，在都城租屋居住，又得以成为邻居。一天，他拿出一本书，名叫《忍经》，给我看，说：先父一生对此颇有心得，编成了这部书，请您为它作序。我只认识干卿，只知道他家世代积累德行，却不知道他心得的根源。等到读完这部书，我为之三次感叹道：孙氏子孙如此贤能，门第如此显赫，难道是偶然的吗？孙公论说忍耐，有正面的意义，有变通的意义，还有引申的意义；如果人人都能从这里有所领会，那么修身、齐家、临官从政的道理全都在其中了。把刀刃加在心上而能够承受，并不是容易的事。《易经》所说的惩治愤怒、抑制欲望，《尚书》所说的用礼来制约内心，正是实行忍耐的关键方法，孙公全都列举出来给人看。从传记、诸子史书，直到佛书、道书以及诸子百家的杂著，凡是与《忍经》有关的，没有不收入其中；古今谈论忍耐的人，再没有超过它的了。干卿参与大政后，不久拜为左丞，分省治理外藩，后来又入朝任政府大臣；由于长期劳于机务，听任他辞去中书职务，使他专心从事农政，士大夫的舆论却仍未平息。读父亲的书而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不只是有益于自身和一家，还将把它传给天下后世。我天性狭隘急躁，做官五十年，屡次濒临危险；假如早些能够伏案读这部书，也许不至于危险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向国人求取规诫警策；我虽已七十一岁，只要没有死去，每一天都有一天的事情，这部书仍然可以给我帮助。《国朝名臣事略序》圣元在朔方建立人道的准则，世祖皇帝把分裂的天下混同统一；论疆域广大、疆界治理，古代《职方》所记的天地，难道还没有达到它重新开辟后的半数吗？天地浑厚之气所孕育的、足以名世的卓绝人才，实在一代代涌现出来，辅佐成就了这一事业；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所达到的境界，自从苍天降生百姓以来，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一百多年间，开国功臣的伟大功绩还没有被世人完全彰明，知晓这些事的故老也湮没得所剩无几，单凭史志和碑铭，不可能逐家逐户地全都知道。仁皇即位后，命太史传述功臣事迹，但玉堂中的秘藏文献，世人无法看到。监察御史赵郡苏天爵伯修，辑成《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宪司将它刊刻成书，他征求序文为书卷开端作序。我在京师早就知道伯修的才华，却不知道他编有这部书。只是因为他在太学中积累学问，又长期任史官属吏，所以考订详细，取舍审慎；体例仿效朱子《言行录》，每条都有证据，篇幅简略而内容丰富，考核周详，大概正能满足四方争相先睹为快的愿望吧。我私下认为，本朝真正的人才汇聚一堂，而这部书目前只记载四十七人；那些在平民中知名却尚未收入的人，大概是依照朱子的体例，日后有所收获时还应继续编写。若果真如此，四方争相阅读的书便不止这一部，伯修的学问也会更加昌盛。又不知道如今士大夫中像伯修这样用心的人有几个？世人对于太史氏所期望的、超出《事略》之外的内容，将来大概也会有所寄托吧？宪长笃礼，质正班幕府中的李榖、王大有负责风纪、培育人才，使观看此书的人都受到激励而奋发，这也就是韩愈所说的牵联而得到书籍的人了。《宋诚夫文集序》

译延祐己未年，获赠翰林直学士、谥号正献的宋公诚夫，和他的弟弟显夫初次进京，经过我的陋巷，与我一见如同平生旧交。他所著的书名为《千树栗》，他看着我说：京师是我的故乡，田地房屋全都荒废了，在江湖间积蓄了二十年的财产，回乡后用来置办恒产，只有这些了。我翻阅他的书稿，知道他的学问已经充实，文章已经成熟，便对他说：您的财产不只可以和千户侯相等，将来也可以和万户侯相等。我承乏山北幕府时，辛酉年正逢科举大比，对同僚说：第一名一定在诚夫。后来果然如此。他任御史、左司都事时，都与我共事。在朝廷公开讨论政事时，他毫无顾忌，完全抛弃儒生拘谨迂腐、怯懦讷言的习气，好像多年办理公文的老吏。他官至国子祭酒，不久便病死在任上。安葬以后，显夫拿出兄长所作的诗文，监察御史将它们呈报御史台，御史台下令山南宪司交付所属刊刻成书，并让我为书的开头作序。士人生活在世上，活着时为当时所知，死后名声流传于后世，这就等于没有死。但士人的著作流传后世，也不能确定一定传世而不与草木一同腐朽。至于诚夫的文章，我知道它一定能够流传。我在中书任职时，每当馆阁选拔人才，从未不为诚夫叹息悲伤。假使上天再给诚夫一些寿命，那么他主持翰林、集贤院，也仍会像从前所预想的那样成为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可惜朝廷任用他时，没能使他的才华充分施展；幸而有显夫作为他的弟弟，使他的文章显著于当世、流传于后世，又把删去的文章和乐府等编为别集，使片言只字都没有遗漏。显夫可以说是一个能继承兄长事业的弟弟，诚夫也可以说没有死去。诚夫亲自选编自己的文章，把《千树栗》改名为《至治集》，它的流传不必等待我的序文。这里只是列出他任官的大略，使读他文章的人知道他政事上的长处，相信他文章中的见解并非空话。显夫如今任监察御史，文章和他哥哥一样出色，二宋的声名于是更加显著了。《春秋集义序》《春秋》经过三传以及后世著述流传下来，现存的都可以考察。范氏探究经义而作《集解》，啖助、赵匡考察三家传注的长短而作《统例》。伊川用传文考察经文所载的事迹，又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这些著作都号称精确恰当，但世上读它们的人并不多。等到胡氏的传文问世，学者便一致尊奉它。本朝设置科举考试，于是将它与三传一同采用，其他各家的说法几乎无人听闻。过去会试以五经出题策问，甚至有人不知道名家名著的名称，何况考察各家长短、加以折中的著作呢？况且圣人的心意，当时的门人尚且有不知道的地方。世传《左氏传》与《春秋》时代不完全相同，终究不是亲自受教于圣人的，难怪文辞胜过经义而失于妄诞。公羊、榖梁两传所传闻的时代更为遥远，各家学说又都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内容，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圣人的心意吗？朱子说，《春秋》的大旨不过是诛讨乱臣、讨伐贼子，亲近中国、斥退夷狄，尊贵王室、贬抑霸主而已，不一定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义。这样说来，难道能拘泥于传注的一家之说吗？豫章张君立选取各家的论说，有的全录，有的略录，列在三传和胡氏传之后，书名叫《集义》。他采撷众家长处，汇集为一书，条理清楚而精深周密。看他的自序，大概是想让学者借此寻求各家学说的全貌，告诫他们不要厌烦求简、只满足于这部书；由此便可以看出君立的心得以及他教导别人的方法。想要了解君立的《集义》，应当先读君立自己的序文；把各家的学说全部取来，从容涵泳，彼此融会贯通，忽然有所领悟后，自己知道应当取舍；回头再看《集义》，心中和眼前都清楚明白，这与听到别人说法便沿袭采用的人不同。康节说：《春秋》是穷尽人性的书，难道仅仅是传注而已吗？《春秋经说序》我辞官回到乡里，客人传来御史张君约中的奏章，其中说三大逆应当在门口诛杀，连同各种奸恶之人的族党也应削籍，流放到远方，并且说上天震怒、人民怨恨。用古事验证今事，关系到纲纪、赏罚以及治乱大局，言辞极其恳切。我读后为之振奋，料想此人一定懂得《春秋》。因为《春秋》阐明天理，端正人伦，从大的方面说，正是为乱臣贼子而作的。约中是元统癸酉年进士，在繁难县任职有声望，入朝后被荐举，仕进显达；他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归隐林虑，后被擢为开州尹，迫于诏命带病赴任。我一向熟知他的贤能，却不知道他的内蕴。后来看到他的论奏，又收到他编辑的《春秋经说》请我作序，这才知道他对《春秋》研究很深，也为自己从前的推测恰好得到验证而高兴。董氏说：做臣子的不可不懂《春秋》。然而《春秋》岂是容易说清的？三传以后，便有啖助、赵匡，啖赵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家。胡氏专门精研经义，却不能免于把改元即位作为重点的说法；龟山关于经文支离的议论，连霜降而不杀草木的记载也不能辨明；至于法家假托的文章，更是难以穷究。这部经书也实在艰难难解啊！朱子内心不能完全自信，所以从未敢随便下一句话，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然而朱子说：《春秋》的大旨是诛讨乱臣、讨伐贼子，尊王贬霸而已，不一定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意义。又说：圣人的经文本来平易，后世儒者凭自己的见解解释经书，所以经义反而不明白，变得艰深险僻。由此推究，朱子对于经义不已经十分深湛了吗？尹和靖说：王安石废弃《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本意如此，而是认为三传不足以相信。他之所以不能解释，是因为经书艰难；因为艰难而不能解释，可以理解；因为艰难而废弃它，则可以看出王氏的心术。我朝草庐吴公采集各家的说法，分别附在经文之下，分列不同之处，合并相同之处，编成《纂言》十二卷；又仿照陆氏《纂例》作《总例》七篇，对经书很有功劳。约中依据《纂言》录取其中的说法附在经文之后，又把自己的心得疏列在先儒之后，走在大路中间而不分岔，沿着正流而不流入支流，这又是对吴公有功。对吴公有功，也就是对经书有功。将来一旦得到重用，依据这些学说裁断处理各种政务，那么有十篇百篇奏章的事务也已经有经义可据，难道只是空话而已吗？《琴泉先生诗序》

译汉阳文学掾、湘浏人刘嗛光远，气概豪迈而性情温和，学问充实而品行端正。与他交游，可以了解这个人；交游久了，便可以了解他的父亲。父亲字山甫，大概是当今的隐逸君子。过去长沙赵公平远，是一时的典范人物，尤其与他交情深厚。平远家境贫寒却胸襟宽广，士大夫经过他家，没有不受到热情接待的。他收藏书籍、教育子弟，扫除世俗尘累，唯独爱好琴，平远便称他为琴泉先生。他在琴上是有所领会吗？古人用音乐培养人的性情，荡除邪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作用了。郑声卫乐嘈杂纷乱，千百只耳朵听到的只是同一种声音，音声平和的，只有琴最接近它。所以嵇康曾说，在各种音乐中，琴的德性最为优美。幽居的人和高尚的士人，用琴养心治性，全都有所寄托。平远多才多艺，尤其精通琴艺。谱写曲调、审定琴材、削斫琴木、髹漆缠丝，全都亲自去做。只看他担负琴泉先生这个称号，便可以知道他的才能了。天下的水，以泉水为优胜，因为泉是水的源头。海虽然广大，却是承受外来的水，并不是自己产生的。现在水从涓涓细流开始，流成滔滔大水，小时成为沟渠池塘，积聚后成为江河湖泊，输送到海中而没有穷尽，这些都是从我们自身流出的，是取自内部而不求于外部的。并且这种水，正如雨水刚刚降落时一样，从天而来，洁净而不受污染。《易经》取象于蒙卦，《中庸》讲时常显现，孟子论学问有根本，都各有所取法。琴又取法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它像泉水一样最初通达流行吗？泉水经过山涧峡谷，撞击崖石，发出轰然、铿然的声响；幽深的回声振荡高扬，清风与它相和，松涛使它声调错杂。山谷空旷寂静，听来难道与我的琴声有所契合吗？还是丝弦和木器本身发出声音，借助人的弹奏才显现出来呢？泉水是自然形成的，喜爱它却不能把它带走；把泉水的意趣寄托在琴器上表现出来，清冷的声音便从琴弦和徽位之间流出。彼处有无穷的水流，此处有无穷的琴声。声音与心灵相会，物我两相忘却，不知道是琴化为了泉，还是泉化为了琴；不知道是山甫化为了琴泉，还是琴泉化为了山甫？我听说他这个人，淡泊而无所嗜好，难道会屑屑于一门技艺吗？他只是借琴寄托心意、自我适意，来抒发胸中的快乐罢了。他如今七十二岁，饮食起居还像少壮时一样；他在琴艺之外，难道又有所领会吗？我因为与平远交往，知道他的朋友品行端正；又因为光远是他的儿子，知道他父亲的贤德。因此高兴地为这部诗集作序。《智子元越南行稿序》镇阳人智熙善，字子元，以广博的学问成就卓异的才华。大德年间，他担任春宫宿卫，希望迅速得到提升以施行自己的志向，但任命与时势相左。后来任南台行人，转任掾史，又因不满意而弃官离去。如今太师、秦王、右丞相任南台大夫，了解他的才华，便让他入中书，擢为西曹掾。皇上即位，按照旧例派遣使者颁行正朔；出使安南的人可以越级升迁而回，不受驳斥降等之限，所以自我推荐者纷纷杂沓，私下进荐的人也沸腾不止，长期不能决定。于是朝廷在议政堂上会同商议，丞相说：智子元可以出使；想出使的人，和智子元当面比较优劣。众人的议论才开始停止。于是子元以礼部郎中身份佩金符，担任介使出行。回来复命后，拿出出行途中所作的诗稿，请我作序。诸侯即位，礼制上小国来朝，大国派使者聘问，何况天子即位呢？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举行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何况蛮夷小国呢？安南在宋朝时先行纳款归附，我朝并不拒绝；天下已经统一，它又反复无常，我们也不因此怀恨。对它褒奖嘉勉、赏赐财物，从不吝惜。然而自世祖皇帝时召其国主入朝，他便借故推辞，几乎换了几代人。许多年才来朝一次，而且还不能成行；朝廷却总是劳烦使者，宽容抚育它，只是为了显示我元朝胸襟如天地般广大。看子元的诗，大致可以看出他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和态度。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在大安阁下考察人才时，首先极力举荐子元。丞相很高兴，还说：智子元连佛法也通晓，应当赶快任用他。然而下面又有人提出其他论荐，能否长期维持这一任命尚不可知。不久丞相起身，于是停止了一切出使安南的安排，只授予美好的官职作为酬答。唯独子元滞留了一年多；即便如此，丞相也没有忘记他。将来一旦掌握大权，他大概也会亲自施行诗中所说的道理吧？我读完诗稿，为它作序并归还给他。《张雄飞诗集序》延祐年间开设第一科时，国人和各部中列入右榜的共有十六人，有幸获得鱼兔，便把捕获鱼兔的工具丢在一边。至于那些不以一次考中为满足、急切追求尚未达到境界的人，也各自传播于人们耳目之间，有些名声无法掩盖。唐古氏张君雄飞，是第一科右榜中有声望的人。他不以一次考中为满足，更加磨砺学问，尤其擅长作诗，往往脍炙人口。佳篇奇句，不能一一列举。他拜任御史西台，巡按巴蜀、越隽，足迹几乎遍及其地；在西南踏访杜甫的遗迹，默默有所契合。调任南台，巡行岭海，走遍极幽深险峻的地方。任佥浙东宪，经过钱塘，登临会稽，探访禹穴；天台、雁荡的胜景，全都铭记在心、呈现在眼前。得到山川景物的助益，所以他的诗更加兴盛而且数量更多。语言精美绝妙的称为文章，文章精美绝妙的称为诗。然而从前有人文章妙绝一世，诗句却赶不上古人；也有人文章没有流传，唯独凭诗歌显名。杜工部的三篇赋最为著名，其他文章似乎没有声闻，并不是他没有文章，而是他的长处掩盖了其他方面。雄飞既然不断磨砺学问，而诗歌又是他尤其擅长的方面吗？他调任佥湖南宪，经过我在琅璃山中的居所，拿出他的诗稿，古体、律诗共若干首，嘱托我为它作序。我也因此得以知道这些诗作的丰富。况且他治理县邑有惠政，辅佐御台有声望，掌管宪司有作为，磨砺学问又不停止；这不只是为作诗积累资粮，还将使道德、仁义得到施行，达到深远而宏大的境界，这难道不值得推重吗？我们同年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难道不能说是盛事吗？《成中丞诗序》

译元统癸酉年，南阳成公谊叔考中后，任翰林官，学问日益进步，声名日益振大，仕途日益显达，出任河间转运使。他的弟弟有孚曾去拜访他，谈到他的政绩便不停口，诵读他的诗作又觉得胜过先前所听闻的。由此知道谊叔不以一次中第自满，而是努力进修、志向远大的人。他在中台和政府历经升迁，不久便遍任繁重的职务，著述也没有停止。分省驻在丞相所在之地，而丞相又是我的同乡，所以我尤其了解他的政绩。适逢林虑发生警情，他乘敌人没有防备时将其平息。他有诗说：林虑清固。我已经赞许他有作为，而且作诗不肯草率。此时正值急于求贤，朝廷召他入京任京尹，刀刃刚刚磨出锋利，又拜为左丞，出镇大名，不久拜为御史中丞，召回朝廷。皇上认为群丑尚未消灭，将帅又玩忽退缩，若不是一向声望和实际才能都足以令人信服、强干有力的人，巡行督治便难以立即奏效。于是下诏让他分掌御台，率领僚属办理赏罚和黜陟，专门负责裁决，他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了。陈君彦博辑录谊叔诗二百七十余首，请我为诗集开头作序。我卧病在寒斋中，因而得以全部读完，诗篇都有关于世道人教的内容，没有一首是草率写成的。诗歌是表达志向的，这些行动已经可以用来表达他的志向了。从前元结作《舂陵行》和《贼退后示官吏》两首诗，杜甫说：如今盗贼还没有平息，知道民间疾苦；如果能有元结这样十几位先生，卓然错落地分布天下，担任地方长官，万物都会吐气，天下稍得安宁就可以等待了。没想到如今又见到这种寄托比兴的诗歌体制。现在谊叔身为宰执，天下都在他的陶铸治理之中，哪里只是地方长官而已呢？将来他的事业，必定会使许多《舂陵行》中的理想成为现实；歌颂他的人也将歌唱国家的盛大，不只是表达志向而已。这就是序。《宋显夫文集序》我卧病在田舍，接到宫禁近臣征召的命令，迫于诏命上路，惶恐出汗而不知所措；但又暗自高兴，幸好故交宋君显夫正任直学士，可以恭敬协助皇帝侍从，和他一起谈论文章，也是一件乐事。等我进京时，显夫却已经去世了。我病势危急，匆忙回乡，未能见到他的遗孤。奉诏再次来京时，显夫已经追赠国子祭酒，谥号文清。思念他却不能相见，真可惜啊！他的遗孤吁吁捧着《燕石集》，拜见我并哭着说：这是先父遗留下来的，是兄长彍编次的。世父的《至治集》是您亲自作序的，冒昧援引这个先例来请求您作序。我为诚夫的文章作序还不到十年，又来为他的弟弟作序；人的一生，真是可悲啊！从前显夫兄弟进京，最初便与我同游，把我所作的文章全部看过；分别时有所作，一定寄给旧交，所以早已知道他的长处。后来读显夫的稿子，发现我们尚未相识时，他所作的诗歌就已经提到我；再加上三十年交谊深厚，这篇序怎么能推辞呢？国家设置贡举，以经术陶冶天下；我三十年来文章本应日益昌盛，但声名能够显著流传的人，为什么手指都数不过来呢？这是因为积累储备不深厚，造诣不深远；一旦取用便很快枯竭，一旦发挥便自行受阻，只拘拘地模仿规矩，不知茫然要走向哪里，这样想要文章昌盛，能办得到吗？只有有所本源，有所参照，学问广博通达而又深沉潜心，心中有所心得，再凭借坚定的力量把它熟习，那么写文章就会像深潭决堤灌入沟渠，像坚良的车马奔驰在康庄大道上，或许才可以通达。显夫参加甲子科考试时，他在贡举以前所作的文章，已经源源不断了。与那些被利禄诱惑、看重得失，忽视播扬而急于收获的人相比，不是有很大差别吗？人们只知道他的才华，却没有探究他积累储备、造诣功夫的素来根基吗？他不枯竭、不受阻，又不断有所进步，所以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并探究他成就的根由，使后来的读者受到激励。文集共若干卷，文章、诗、乐府共若干首，自己命名为《燕石》，然而世人都相信它是美玉。彍由奉礼郎任丞相东曹掾，汇辑叔父的文章，不使其有遗漏，也不愧为显夫对诚夫那样的弟弟。唉！刚刚办完丧事，便谋划刊刻父亲的文章，宋氏后代大概也会昌盛了吧！《文过集序》丁丑年分省办公，我在五月二日从京师出发，八日抵达上京。大臣每天侍奉皇帝于帷幄之中，时常陪同讨论奏议，退朝后便进入分省处理日常事务。军国机务全都在中央裁决，而京师留守分省是各种事务汇集之处，凡是疑难未决、需要上报的，才请示并答复。因此分省的簿书一向简少。参议左右曹的官员，若没有疑难请示，不到都堂来。白天很长，官吏退下后，我常常孤零零地呆坐。偶尔有朋友来游玩唱诗，便随意唱和；心中有所感触，也写成诗歌。乘兴写了一二十首，却无心经营构思，往往一个字也要斟酌十多天。七月十七日奏请回乡，确定日期后，有司每天按次序办理行装。我也告诉僮仆收拾衣物行囊等待。诸生李冕搜集我的谬作，共得一百二十首。我看后叹息说：士人处境困穷时才工于诗。我白白享受俸禄超过本分，人们不说我困穷；但若说我不困穷，那么古人以道不能施行为困穷。如今天象显示警戒，獠夷兴兵，浙地百姓呼号饥饿，中原报告水灾，官府失职、百姓疲敝，财用困乏、粮食耗损，而我却厚着脸皮执掌政事，道果真施行了吗？可悲啊！我其实是困穷的人。处境困穷的人本应工于诗，而我又不工，为什么呢？他们的困穷，是收束心力，把全部心思寄托在诗上。我的困穷，虽然是在应当做的事情上耗尽精力，却因为见识浅薄、才能低下，最终什么也做不成。至于诗词文章这种小技艺，也随之全都荒废了。他们的困穷尚且还有诗，我的困穷连诗也没有；而且写得不工，还不如没有。我大概是困穷中最严重的一种吧？不过，我那些写得不工的言语，有时寄托着规诫讽刺。那些喋喋不休、争论不止的话，又只是小人掩饰过错的文章罢了。因此题名为《文过集》，用来记载我的过错，也借此显示小人的志向；其中还有不属于诗歌的内容。《圭塘小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圭塘小稿》卷六 （元）许有壬撰 记 《怀坡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