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塘小藳卷六

译上天在这个时代特别降生大才，是对世间有意，还是对世间无意呢？如果对世间无意，那么不降生也可以；如果对世间有意，就应当扶植他，使他把上天赋予的责任施行于世间，这样才不算白白降生。可是上天却阻挠压抑、摧折排挤，使他困穷蹭蹬、困顿憔悴，非要把他逼迫到不能停止的地步，这难道也是有意的吗？难道是要使他自身劳瘁，却希望他的道在天下昌盛；使他在当世屈抑，却希望他的道在后世伸张吗？若不是这样，他的道就不能昌盛、不能伸张吗？正因为使他劳瘁之后道才更加昌盛，使他屈抑之后道才更加伸张，那么我自身受到什么损害也就不必顾惜了。一个人的不幸，是天下的幸事；一时的不幸，是后世的幸事。至于山川草木，也同样因此得到幸运。贤者所到之处，山仿佛封聚而高耸，水仿佛疏浚而深广；景星庆云的光辉照耀到，春日阳光和山谷清风所及之处，凡是承受他的精光和和气的事物，无不孕育秀美、焕发奇异，呈现芬芳、吐露华彩，以使自己不同于寻常草木。何况人从观感中得到的影响呢？苏文忠公的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后世学者没有插嘴置喙的余地；但考论他一生的忠义，追寻他的出处进退，又不能不为之深深叹息。他在朝廷竭尽忠诚，结果只换来贬谪杭州的憔悴。他吟咏歌唱平常的言语，却因此招致媒蘖之人的诬陷和贬谪。眼看着在翰林中渐渐得到任用，又被调出知定州；再次入朝又再次外出，于是接连遭到惠州、儋耳的贬谪，最终成为终身之谪。他在朝廷前后总共不到七八年，任副职、知州等地方官十四年，居住在贬所和往返道路上十二年；遭遇台狱之险，几乎如朝露般短促；涨海之中又深受瘴毒侵害。他所遭受的摧折排挤，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他从黄州调往汝州时，曾在筠道兴国访求黄门公，拜访太守杨元素，拜谒李仲览，在墙上记下年月，住宿石田驿，南野人家也留有诗篇。李仲览努力求学、精心修养，在元丰八年考中进士，便在里社旁修筑怀坡阁。干道年间，端尹王十朋作《怀坡诗》；淳熙年间，郡守林仁厚才开始把苏公的诗和王十朋等人的诗刻在石上，安置在百迭楼下。阁和楼后来废弃了，石刻却仍在。至元三年丁丑年，庐陵人夏日孜任录事，寻访怀坡阁遗址，发现已沦为民居，便请求郡府恢复；郡守佐贤同意了，在郡城东面富川门外建造三间楼房，仍题名为怀坡楼。楼面所对的景势有三层胜处：前面被湖水环绕，湖外四周都是山；后面抵达西边，房屋像梳齿一样排列，奇峰重叠、山岭交错耸立，琳宫梵宇掩映相连；近处的湖水积聚，远处的水流逝，所有景物都能清楚看见。戊寅年十月开始营建，第二年四月落成；拓宽堤岸，用砖砌筑使地基坚固，又在堤岸上种了一百株柳树。改阁名为楼，仍然保留百迭楼的旧意。夏君由进士起家，学习圣道、爱护百姓，并不是热衷于土木工程和游览观赏的人。他因怀念苏公而有所兴发。过去苏公到任时，才七天，声誉教化所及，仿佛已经多年浸润融合。虽然只见到杨元素、李仲览一两个人，却使全郡百姓都受到今日这样的善化。于是使兴国的山川草木也闻名天下，后世不至泯灭。苏公在黄州五年，在惠州、儋耳六七年，道路所到之处、忠义教化所及、光辉文采所润泽的地方，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这些事哪里能够尽数记载呢？所谓使自身劳瘁而使天下昌盛，在当世屈抑而使后世伸张，得到的验证更加明显了。我曾私下妄自揣想，苏公写《韩文公碑》，大概也是在借此抒发自己的心志。他说，能够成就人的在于天，不能成就人的在于人。那么韩文公的遭际与苏公相比，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韩文公从潮阳回朝后，未再离开朝廷，最终死在家中；苏公却辗转于万死之地，幸而得以归来，座席还未坐暖，便因病不起。这一点又比韩文公更加艰苦。但二人在天下昌盛、后世伸张这一点上，却是相等的。夏君请我作记，我便叙述事情的大概，使郡中的士人都能有所兴发。像李仲览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成批出现。登上这座楼的人，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游览观赏之所而已。《雪斋书院记》

译天地间淳厚浑朴的气运聚集在北方，自从苍天降生百姓以来，积聚而尚未完全发泄；一旦开辟，仿佛天地再次创始，万物都迎来春天。我国家兴起，正好遇上这个时会。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主，为他们立师长；君主用来治理，师长用来教化。世祖皇帝凭借大圣人的资质，承担君主和师长的职责。他德行功业的盛大，固然由于天赋，也依靠一时足以名世的大才共同扶植此道，从而继承上天之意、建立人道准则。这种道，是什么道呢？它根本在于上天赋予人的善性，表现在实际践履之中，传授它并用来救济百姓。三代以后，道有时晦暗、有时显明；而它显明时，根本在经书吗？金源氏占有中原，虽然以科举取士，名义上崇尚儒学、治理国家，但不过是考场文章，道的重大方面大概茫然无闻。上天扶助斯文，新安朱夫子出世，性理之学于是集大成。天下分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道有所谓《四书》。宋朝使者有一次携书箱到燕地，当时有馆伴使得到它，却不把它公开于世，只偶尔提出其中一条学说；听到的人都惊异，诧异他竟然有所领会。皇元国运开启，道又恢复上古的隆盛，首先倡导并宣扬它的，便有雪斋姚公。至大年间，先生的侄子牧庵任翰林承旨，实际掌握文坛权柄，家学更加彰明。孙堉由世袭恩赏逐步任职而有声望，如今任吏部侍郎，过去还曾治理我的郡。有一天他请我说：您曾主持翰林，如今又是太史；我祖父的坟墓，牧庵已经作了铭文，书院却还没有记文，您不要推辞。以牧庵的文笔来说，他作为侄子写叔父的事，已经把先公的德行功业考察得精确详尽，哪里还需要我多说；只是书院的建置经过当时还没有记载。我推辞不得，便写下事情的大概。先公名枢，字公茂，营州柳城人，后来迁居洛阳。父亲名仲宏，追赠太师、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惠靖。儿子炜，曾任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赠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忠。侄子燧，字牧庵。炖任佥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司事。先公幼年笃行孝敬，长大后努力求学，天赋本来很高，又以实际功夫辅助，所以成就很大。太宗选择文士并整齐教授汉语文字，命杨中书惟中监督，先公前去依附他，和他一起北上朝见。那时龙庭中没有汉人士大夫，皇上很高兴他到来，非常看重他。乙未年，皇帝下诏命二太子南征，让先公跟随杨中书；先公便在军中寻找儒士、道士、医者、卜者，选拔出德安的江汉先生赵复，字仁甫。与他交谈后，认为确实是奇士；赵复拿出自己所作的几十篇文章，说由于九族都已残破，不愿留在北方。军帐中一夜之间，他只剩下一件寝衣。他走到水边，想投水自尽，却还没有跳下去。先公向他说明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他于是返回。赵复把程朱性理著作全部拿出来交给先公，先公得到后亲身实行实践，阐发其义并教授弟子。北方的经学，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伊啰斡齐在燕地设立行台，诸侯争相搜刮财物进献以求媚上；凡任命先公为郎中，必定会分给他一份。先公一概拒绝，携家来到辉州，开垦荒地、施肥耕田，砍除茅草建堂，设置家庙奉祀。四世中堂的神龛供奉鲁司寇孔子，旁边悬挂周、程、张、邵、司马六位君子的画像；他在其中读书，衣冠庄严整肃，以道学自我标榜，急切地把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作为心愿。他刊刻《小学》《论语》《孟子》《或问》《家礼》，让杨中书刊刻《四书》，让田尚书刊刻《诗经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又因为《小学》流传不广，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刻制活字版，并将《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散布到四方。当时鲁斋许公在魏地，先公经过魏地，与窦汉卿聚居在茅屋中。鲁斋听先公的言论正直纯粹，于是前往苏门山，把这些书全部抄录回来，对他的门徒说：从前所教授的都不对，现在才听到进学的次序；如果一定要跟随我，就应当完全抛弃从前的学习，先从《小学》《四书》入手，把它们作为增进德行的基础，否则就应当另求老师。众人都说：一切听从先生的命令。鲁斋全家来到辉州，依靠先公居住，最终成为大儒。牧庵的铭文说，先公所接引、扶持的人如下：世祖皇帝居潜邸时，庚戌年派平章赵璧来征召先公。先公到后，世祖大为高兴，时常召他谈话。先公看出皇上将大有作为，便把平生所学写成千百言，首先以二帝三王作为求学的根本、治国的次序，以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大经大法，汇为八目；其次论述挽救时弊，写成三十条奏疏，说明施行办法；其下从根本到末节无不包括，细小重大都不遗漏。皇上惊异他的才华，从此凡有行动必召见询问，又让他教授太子经书，每天用三纲五常和先哲格言熏陶太子的德性。壬子年受命征讨大理，到了察逊诺尔，夜间宴请群臣，先公陈述宋太祖派曹彬攻取南唐时所下的诏令并未奏效，以及潘美伐蜀时嗜杀；又说攻克金陵后却没有杀戮一人。第二天清早出发，皇上骑在马上呼唤他说：你昨晚说的，我能够做到。先公祝贺说：这是百姓的幸运，是国家的福分。军队到达城下并整顿军纪时，先公把行囊中的帛全部撕开作为旗帜，写上禁止杀戮的命令；城中百姓父子得以保全，军士没有一个敢拿取一文钱。皇上驻军六盘时，先公因病留在关中，教导使者劝课农桑，亲自到八州各县，向百姓说明皇上重视农业的旨意；如今关中桑树成行的地方，全都是他教导栽植的。先公的这些话是在太宗皇帝时期说的。世祖皇帝下诏，让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元措仍旧承袭衍圣公的封号。曲阜有太常寺的雅乐，皇帝命东平守臣用车载来歌工、舞郎以及乐器、祭器、祭服，送到日月山上，亲自临观。先公又说：我任东平宣抚时，怜悯先圣大贤的后代，竟然不通诗书、不究义理，和普通百姓一样。请刊刻洛阳士人杨庸所选孔、颜、孟三族子孙中才俊者的教材，教他们经学和礼仪；何不真正授予杨庸教官之职，以成就国家培养人才、等待聘用、教化感动四方的美事？又详细议论王镛所整理的旧日事例，认为应当命他提举礼乐，使礼乐年久之后不至崩坏；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皇帝曾命先公推料李坛的反叛，先公回答说：假如李坛趁我北征时，留在海边袭扰燕地、关闭居庸关，使人心惶恐，这是上策。与宋朝联合讲和，凭险固守，拖延持久，不断扰乱边境，使我军疲于奔救，这是中策。如果出兵济南，等待山东诸侯来援，那就会被擒获。这是下策。皇帝问：贼将会采取哪一策？先公回答：会采取下策。后来果然如他所料，王文统伏法被诛。西域人都说，回回人当时盗窃国库钱财，也比不上秀才竟敢做反叛逆乱之事。皇帝说：从前我还在潜藩时，与人商议天下人物，姚公茂说王文统学术不纯，日后一定会反叛。

译“秀才难道全都是这样的人吗？”襄阳攻下后，朝廷商议大举进兵，公上奏说：“如果要寻求大将，非同知枢密院事巴延不可。”等到巴延入朝辞行，皇帝敕令：违抗命令出战的，按军法处置；其余的只准停止杀戮劫掠。古代善于攻取江南的人，只有曹彬一人；你若能不杀人，也就是另一个曹彬。这些都是公在潜邸时曾经启发辅佐皇帝的内容，所以一直被皇帝记在心中。渡过长江后，公又说：“由于陛下颁布不杀人的诏令，军队不到一个时辰，投降的城池就有三十座，人数超过百万。自古平定南方，从没有像这样神速的胜利。”然而从夏天到秋天，每一座城都不投降，已投降城池四面之外的县邑，尽成丘墟旷土，百姓没有一个，国家将来靠什么呢？近来听说扬州、焦山、淮安的人拼死作战，我们虽然取胜，所受的损伤也很多。宋朝不能保全国家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可是临安还不肯轻易投降，大概是害怕我们停止杀戮的决心不坚定，只是假装前来投降罢了。应当派遣专官辅佐巴延，宣布停止杀戮的诏令，违犯命令的人一定诛杀，绝不赦免。皇帝全都听从了他的建议。公自从被召入朝，任近侍以来，二十年没有离开皇帝身边。中统元年，授任东平宣抚使；第二年授任太子太师，他辞谢不接受，改授大司农。中统四年，授任中书左丞。至元五年，出任河南行省佥事；至元十年，授任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至元十三年，授任翰林学士承旨；至元十七年，在京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户〕 士大夫哭泣祭奠，仿佛失去了亲人。亲属把他葬在辉州菊山的南面。成宗朝，加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号文献。至正七年，监察御史说：“雪斋姚先生，在世祖潜龙之时，首先陈述尧、舜、禹、汤、文、武二帝三王的道统，辅佐建立万世无疆的根基；他阐明道学，功劳实在太大。圣朝让鲁斋许文正公配享孔庙，覃怀又建立书院。先生首先倡导道学，辉州是讲道的地方，应当建立书院，设置山长，以教化当地众人。”朝廷认为这话很正确。如今教化和培养人才没有懈怠，学校经常修缮，也格外谨慎。公的事业遍及天下，牧庵的墓志铭已经记载完备。但他最大的节操，在于首先倡导经学、阐明这一道统以及记述建立书院之事。因此凡是与这一道统有关的内容，尤其详细记述。世人说儒者不懂军事，这大概是说军事关键在于选择将领。像淮安王平定宋朝的功劳，超过古今所有人；这是由于公的推荐。将领贵在能够料敌，像公预料李坛那样，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公奉命征讨大理，首先陈说曹彬不杀人的事；直到攻下临安，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开垦淮河、蜀地的屯田，劝导关中农耕，本来已经使疆域合为一体、天下混同了。我因为记述书院而对今天有所感触，所以虽然牧庵已经写过这些，还是再次提及，并不是多余。这些都是开国的大功业，源于道学，而又是道学在实际事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确实因为这一道统得到彰明，君臣安坐而天下秩序得以确立，万物得以生长。顷刻之间，诸位学习这一道统的士子，只要诵读这篇记，就会知道公的事业何等伟大，并一定推究他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就的根由；这样才算真正做到了学习。道学难道只是空洞的言语吗？《鲁斋书院记》

译至正乙酉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李守仁说： “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是我朝儒学的宗师，配享孔子庙庭。可是覃怀先生的故乡，在大德年间乡人王纪建了祠庙，学校西边地势低下狭窄，不相称。昔日濂溪任南昌丞时，宗濂恢设置了书院，何况道州是他的故乡呢？覃怀也就是道州一样的地方。因此中书省听任永远以书院的名额设置校职，官吏多次到祠庙，仍旧如此办理。年久以后，房屋渐渐倾圮，守臣曾请求在郡城东南角的土地上修建，但没有得到答复。应当赶快兴建，以符合书院的名义。”这份文书上报后得到批准，符令才下达。先生的孙子、现任河南道肃政廉访使从宣入朝，他的宅基地高爽平坦而开阔。经请示后，让地判官冯祺开始营建，石国英接替他主持，同知李守敬等人齐心协力，购买材料、招集工匠，建成祠堂并举行迁祀。前面建有两序，后面建有讲堂，东西两边有斋舍，前面又立重门，四周环绕着围墙。西边建屋供校职居住，神位有庄严的处所，讲授有适当的地方，书院的名义和实际就相称了。使者前来请我写记。我许有壬从前任中书省左右司长官时，曾陪同先生的儿子右辖公师敬，时常听到他谈论家学，也读过先生的遗书，私下里把先生当作老师。按道义不敢推辞。道统存在于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从未有一天断绝，只是有时显明、有时隐晦罢了。接续并发扬光明它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有闻名于世的人，这也只是概括而言。孟子以后过了一千四百年，才出现二程先生。上天保佑我元朝，使道统的传承很快有了归属。朱子去世才八年，先生便遇上圣王兴起的昌盛时运，得到正统学术的真传，接续道统以使后世受益，担当这一道统以启发百姓；如果不是天意有所归属，能够这样吗？把道统推行到事业中，例如所说的五件时务，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唉！中统、至元年间的盛况，有兴盛到古代也赶不上的地方，但有志之士私下对此有所感慨，为什么呢？孟子拒斥杨朱、墨翟，韩愈说这种功劳不在大禹之下。程子兴起而振兴斯文，关键在于辨明异端、排斥邪说。先生入朝任职时，正处于万物开始萌生、以二端为始而用理统摄万事的时期；端正根本，使百事畅达，这正是合适的时代。可是申不害、韩非的邪说杂乱地混入其中，它们的言论甘美而容易被接受，功效低下却似乎容易见效，举世茫然，以为开创事物、成就事务就只能如此。当时有人能够辞斥并驳正这些邪说，是有其根源的。最终，正确的言论得到验证，正道得到彰明，使后来跟随邪说的人知道邪说不能进入正途，从而受到警戒，堵塞它们将来的流传。这大概是因为他平日讲明圣学、辨别邪说早有根基，所以才有排斥邪说的功劳。他对世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世人只知道道统有所寄托，却不知道还有人从旁辅翼、护持这道统。至大庚戌年，集贤大学士姚公燧作祠堂记，还以许先生没有升入孔庙配享、上天吝惜没有为他建造祠室为憾。皇庆癸丑年，才依从西台侍御史赵世延的请求，与宋代九位儒者一同升入孔庙配享，并在京兆建立书院。碑记是翰林学士承旨程公巨夫撰写的。元统乙亥年，皇上下令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写神道碑，以及制诰、赞、诔、记、铭等文，推明道统所在之处，可以说已经极其完备了。我许有壬是晚辈，学识浅陋，没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地方。私下想到，先生的道存在于人心之中，哪里会因远近而有所隔阂呢？天下人配享孔庙，是一种巨大的感发契机。覃怀本地的人固然处在这种影响之中，却还要特别强调乡里，难道不是因为把乡里看得如同天下一样吗？这种感发的机会，又有比擂鼓更迅速的作用。王烈居住在乡里，争夺田地的人望见他的住宅便返回；阳城居住在晋地边鄙，乡人受其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几乎有数千人。何况先生的道德超过这两人呢？覃怀的士人经过先生的祠堂，难道会没有受到震动而奋发的吗？从前先生教育怀孟地区时，诰词中说：“再让董仲舒坐在帷帐前授课，就会有接受传授的弟子；王通门下，都会成为有经世济民才能的名臣。” 我对覃怀的士人寄予希望。《冯氏书堂记》君子行善，困穷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独善好像有所局促，是不得已而为之；兼善就是与众人共同受益，是圣人的胸怀。人的处境各不相同，也只是看遇到的境况如何罢了。士人没有困穷到极点，也没有显达到极点，大概处在这两者之间吧？善行足以惠及别人，而内心又足以自得，这也总比只求独善好。孟子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叫作惠；教别人行善，叫作忠。”把财物分给别人，有时会用尽，所以只能算小恩惠；教人行善，利益无穷，哪里是解衣推食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呢？许下冯梦周士可买了书一千卷，建造书堂收藏，供乡里没有书的人借阅。他为此订下约定说：“凡是借书的人，任意取用，记下借书人的姓名和书目；读完后归还，就销掉登记。书有损坏不要求赔偿；不归还的就送给他，用来激励后来的人。书有缺少的，随时补充。”士可说：“梦周幼年丧父，由哥哥抚养，早年便从事读书写作，即使靠自己的力量求学，也因为贫困而被迫出仕求禄，沐休闲暇时也不能摆脱这种困境。现在我想纠正自己的眼盲，却希望别人能够看清秋毫；想纠正自己的耳聋，却希望别人能够听见蚂蚁争斗。我担心自己没有教导好，乡里人不能全都明白，而所订的约定也可能改变。” 唉，有些事情用力很小却能使很多人受益，人们往往因为不知道而置之不理，知道的人又安于不去做。士可的这项举动，可以说是忠了。他使别人受益的善行，难道会有尽头吗？从前王充在市集上读书，终于通晓了各种学说；李邕借阅秘书省的直本，因此成为名家。古人没有书还这样努力，哪里会有书具备齐全却把它放置不用的道理呢？士人生活的地方不是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富裕人家也不可能全都有书，何况贫穷人家呢？美好的资质并不缺少，却因为没有书而陷于困顿，住在士可乡里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况且借粮食和布帛的人，东西已经消耗破损了，还要设法归还，既劳累又费钱；书却不是这样，浅近的可以摘取其中的精华来写文章，深奥的可以探究它的源头来积蓄道德，整部书归还时，本来不会有什么损失。乡里的士人难道会有所顾忌而不来借书吗？士可历任八品官，后来被征召为湖广省掾，将来职位通达显贵，他所行的善事，难道不会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吗？他的哥哥士启，现在任湖南宣慰副使；从他为母亲墓穴撰述家谱这件事，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将来乡里的士人接连焕发而出，不使“二难”之称蒙羞，他们也会知道自己的成就源自哪里吗？《圭塘小稿》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圭塘小稿》卷七 （元）许有壬撰 记 《彰德路创建鲸背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