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塘小藳卷七

译圣朝平定宋朝以后，规划治理远近各地，无论大都还是小邑，都使它们枝脉疏通、相互贯联；在天所覆盖的地方，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政令的发布，商旅的往来，水上漂行、陆上奔驰，船只通过桥梁渡口，荒僻边远的地方也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如同气血周流全身而使身体安康。一旦有所堵塞，身体就会因此生病。所以桥梁如同道路，道路如同府、州、县，朝廷都专门派官员管理，按时巡行，察看毁坏和修缮情况；这是朝廷明确规定的，也是治理政务的首要事项。彰德是古代相地河亶甲居住的地方，也是《禹贡》所说的冀州地域。世代有兴有衰，城邑有改名迁移，但山川的流向和形势，地势的雄伟，渡口道路的要冲位置，有些是不能改变的。我朝设置路，这种路制沿用今天的制度，而“彰德”之名起自石晋，宋朝和金朝都沿用了它。郡城正处在大道上，驿站传递往来频繁，徒步和乘车涉水尤其繁重。郡城北面四里处，是洹水流经的地方，夏秋时承受西山千沟万壑的水流，奔腾横溢而迅猛凶悍，冲毁堤防、侵蚀岸边，水势漫无边际地四处泛滥。官船负责渡人，却常常因为紧要事务而受阻；上面暴晒，下面泥泞，背负携带物品的人争相涉渡，拥挤推搡、踢踏踩撞，在水流中央进退失据，战战兢兢地面临溺水。水干时修桥，又趁机肆意搜刮，聚集的材料良莠不齐，桥面覆盖薄、桥体支撑弱，行人走在上面摇摇欲坠，无不双腿发抖。每年都要修拆一次，百姓大量承担修建费用；一百份材料往往只有一两份合用，既耗费财物又使百姓受苦，也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年。西域人荀公凯霖曾经任安阳县监，官位低、力量小，有志向却没有完成。我在中书省任职，恰好赴京调任，曾谈到这件事，他慨然说：“假如让我任这个郡的长官，一定修建石桥。”我既鼓励他，又对他说：“如果果真建成，我替你写记。”不久他升任路达鲁花赤，至元二年丙子年春到任，首先在公堂上宣告：“洹桥使百姓受苦，老人孩子都知道；要想一劳永逸，非用石头不可。而且我已经向工部请示过，工部也同意了。”总管冯公思温随后到任，同知阿拉克、判官穆尔展以及幕府属官诸君，没有不协力恭敬、谋划赞助的。于是勘察旧渡口，那里沙深水阔，很难打桩；如果疏浚开凿、引导水流，就会使人承担重劳。东面一里处有水磨废弃的渠道，土质坚实良好，地面形势也合适，在那里修筑桥基，便能事半功倍。勘察了几处，相距不过几里；武长官任职前后数年，原本没有任何痕迹，眼力一到，仿佛拨开蔽障看见了东西，人人都高兴地跳起来。土地是天宁寺的产业，按世代相传的规矩不能买卖。于是召来寺中僧人，用佛法对他们说：“佛以慈悲之船救济渡过众生，所以凡是世间广泛造福众人的事情，大多由你们这类人来做。况且我听说有所谓八种福田，桥梁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项工程，本应由你们来做，何况土地又属于你们呢？只是你们的力量有所不足，难道也能强求你们吗？如果你们真能捐出这块地，我们官府自会负责修建；积累福田、获得利益，也可以说是从你们师徒开始的。”僧人听后聚集商议说：“这确实是我们僧徒应当做而又无力做的事。有人要做，难道我们还吝惜几尺土地吗？”于是共同签署契约，把土地交给官府，约定也没有违背。得到土地后，用府库的盈余利息招募工人、购买材料，仅石料一项，按尺计算就超过二万。开凿雕琢、运输搬运，费用和劳力确实很多。幸好有石料产地，水运近而且容易取得；那里本来就是过去出产石料的地方。砖、灰、铁锥等物，没有一样不是准备齐全的。安阳县尹赵时敏亲自筹集材料，又监督工程，早晚勤勉谨慎，终于使工程完成。工程始建于丁丑年二月，经过四个月，建成桥堤。桥堤起初不够宽而且浅，河道未疏浚，地势低洼处未填平，堤防也不坚固；到第二年夏天才完成全部工程。桥长横跨十五寻，桥基固定在深水中，两端连接石岸，中间建三座桥墩，把水流分成四股，并在西面建成尖刃形以劈开汹涌的水势。四个桥孔顺次排列，桥面像山脊一样拱起，两侧设置栏杆。桥面宽到可以并行四辆车。所有材料都曾向民间借取，其中还有价钱没有偿还的。冯公入朝任刑部侍郎，总管杜公德远恰好到任，于是共同发放府库钱财，把欠下的款项全部偿还。我获准告归，二位公率领属官请求说：“桥建成，是国家的福气、百姓的力量，而您恰好归来又亲自走过它。从前您说过的话如今应当兑现了吧？”我过去也曾在冬天踏着危险的渡口、夏天冒险渡水。记载功绩以示后人，这篇记本来就应当写；何况说过的话可以不兑现吗？天下的事情，都是成于有志向的人。有一个和尚孤身出面，家中没有隔夜的粮食，却在荆棘、杂草、瓦砾遍地的地方立起一根标志，不久便能让万间金碧辉煌的屋宇拔地而起。天下以雄伟著称的桥很多，难道那些僧徒能做到的事，拥有天子爵位、掌握取得财物权力的人反而做不到吗？愚钝的人不能做，狡黠的人不肯做。有时有人激发志向率先兴办，而同僚嫉妒他，上级官员又阻挠他；若不是先有坚定的见识，再以坚定的力量守持，不顾流言而勇于一定做成，少有能成功的。当初这项工程兴起时，有人说韩忠献三次镇守相州，凡是有利于水渠的事情无不修复；如果桥可以修，他一定早就修了。大概正是因为不能修，所以才没有修，却不知道古人也有来不及做、由后人替他完成的事；从没听说古人事事都做尽了，后人便一件事也无可作为。从前杜预在富平津修建洛河桥，众人议论说那里是殷、周建都的地方，连圣贤都没有修桥，一定是因为根本无法修建。杜预说：“从前用船连接起来作为桥，说的就是河桥。”于是桥修成了。由此可知，古人建立事业，也难免受到浮泛议论的喧扰，而事业最终成于坚定的力量。唉！兴建工程竟然如此困难；要使这项功业不被毁坏并长久惠及无穷，还要寄希望于后来继承的人。既然已经写了这篇记，又采集行人的歌谣，为它作颂说：洹水缓缓流淌，时而潜伏，时而奔流。起初只是细小的水源，不久便大到能承载船只。为什么会如此凶悍放纵，奔腾喧闹？水势扬起惊涛，冲击着高高低低的沙洲。使者奔驰传令极为急迫，商旅道路都要从这里经过。冒着危险将要坠落，渡过险处又担心翻覆。年年习惯苟安，日日偷得安逸；这样的祸患难道只是今天才有吗？谁来急切地治理它的弊病，谁来为百姓的忧患而忧心？难道没有简易的小桥，也没有能过车马的大桥吗？却总是榨取百姓的脂膏，把这种情形看作惯例。脂膏被榨尽了也不怜悯，修桥的功业又有什么益处？枯树一般的残桥朽坏，百姓全都跟着陷入溺水。于是有一位长官，认真想着自己的职责。他的心志不会像石头一样转移，询问谋划之后仍然不理会纷纷的流言。有人说古代有贤人，却没有修成这座桥；难道是前人不明白吗？我不责怪你们，你们也并非诬妄。我的忧患确实迫切，谁来兴建，谁来除去？千名工匠挥动斧斤，连山石都被开采殆尽。不超过一个时辰，桥便横跨长空，山势般高峻，桥孔鳞次栉比。坚固得像玉石层层堆叠，曲折如龙卧伏，巍峨高耸直入云端。从前这里像江海，如今却成了厅堂闺室般安稳的通道。驼背老人和行人络绎不绝，白天提携，夜晚也携带物品通行。如今凡是行路的人，为什么不考察自己要到哪里去呢？早晨播种还未遍及，晚上便要求看到实际成果。有人作长远打算，人们就说他迂腐；只知道追求眼前的效果，却可以期待长久而伟大的成就。从今以后凡有职位的人，不要懈怠已经完成的工程。水流厌恶横冲直撞，堤岸担心容易崩塌。洹水缓缓流淌，赞美的歌声洋溢。百代以后，唉，也不要忘记。《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

译至正丙戌年冬，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哈喇公与同僚写信给许有壬说：“我们行省据守重要地区，控制西北、正南三方边疆，已经八十五年了。从前保厘长官和副长官如廉希宪、商挺、萨达克齐等人，都成为杰出的名臣，却没有人把他们的事迹托付给你来征集；到了今天急切寻求，也已经不可得了。于是断自后至元元年起，得到若干任官员的姓名，把它们刻在石上，用来记载前人的行迹，勉励后来的继任者，冒昧把这件事托付给你许有壬。陕西处在天下的一面，名称虽然多次更改，但土地的雄险和事务的繁剧古今没有不同。我元朝承受天命建立，设置宣抚司来养育和治理百姓。中统三年，开始设置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朝廷议定把四川分出去，文书转递迟滞，于是改为陕西行省，四川也自行成为一省。中间曾改为王相府、宣慰司各一次，尚书省两次，不久又恢复旧制，这就是大略情况。世祖皇帝规划宏大、谋虑深远，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政务，在外地分设行省治理；行省遵循成法治理所属地区，判决重大案件、处理疑难事务，都要报中书省批准后才能施行，这才叫行省。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各地有险易之别，所托付的责任也有轻重不同。秦地形势雄险，像从高处倒水一样俯临东夏；分兵镇守，彼此辅翼，宗室子弟构成屏障，臣僚巡行宣布政令，实际承担着重大责任。中统初年，廉希宪任宣抚，商挺任副职，同心办理行省事务，使难治之地变得容易治理。后来又有赛音迪延齐这样的贤能之人，山川的险要恰好足以巩固我们的国家。因此，土地是险还是平，取决于任用的人是愚钝还是贤明；朝廷慎重选择官员，应该怎样做呢？那么，这些保厘长官和副长官的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警戒，不容磨灭。这就是刻题名的意义，使后世能够据此评议。国家百年以来，法令明确完备；遵守它的人得到福佑，违犯它的人受到重罚，罪责所到之处惩罚随之而至，谁敢不畏惧呢？然而人的常情有时轻视法律，习惯于旧例而不知道害怕，于是法律就有不能实行的时候。但人本来具有的善性从未泯灭，可以触发善念的契机也从未停止。把题名刻在石上，使人一见之间就知道某人做了善事，便羡慕仰慕：难道只有我不能效法他吗？知道某人做了恶事，便嘲笑唾弃：难道只有我不能以此为戒吗？用这种方式治理政务，岂只是对法律的一种辅助；使人止恶向善，其中还有超出法律作用的地方。考察古代人物，从周代以来，在新开辟的土地上建立功绩的人，前后相接；即使远远听闻他们的风声，也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老师。至于德行施于百姓而未被忘记，事迹留在政务中而没有熄灭，能够接着他们的足迹前进，难道不是文正公吗？平章政事和各位公竭尽诚心，接续前人的足迹，不让一人独占美名。这就是刻在石上的话。”这又是在无穷无尽的将来与人共同为善；后来到任的人知道自己的姓名必定会刻列在这块石上，难道能不畏惧吗？把石碑空出来等待他们。《晋宁路乡贤祠堂记》治理百姓要靠政事，教化百姓要靠礼。政事虽然不能松弛，圣人却不把它看作最急迫的事。礼并不一定要亲自接受教诲，从私下仰慕前贤那里也已经能够有所获得。正因为不能亲自接受教诲，世上的君子急切地从前代贤人的修养和行迹上用心，正是要寄托教化人的契机。古代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乡先生的德行受到乡人心悦诚服的敬仰，把他们列入祭祀的秩序，难道不应当吗？时代久远，礼制衰落，虽有法令规定，却也有不举行的，更何况没有明文规定的普遍祭祀呢？但是举行或废止，也要看所遇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乡饮酒礼中，主人要到乡先生那里商议宾客和介宾的人选。主人指诸侯的卿大夫，先生指告老还乡、在乡里教人的长者，大夫也要亲自去请教。卿大夫尚且宴请国中的贤者，诸侯的卿大夫还能对活着的乡贤履行礼节，天子的牧守难道独独不能对已经去世的乡贤表达礼敬吗？在社中祭祀的制度已经无法考查，附设于庙学而建屋祭祀的，却偶尔还有。晋宁在河东是古今闻名的郡，庙学遭遇地震倒塌，后来重建了讲堂，唯独西边四贤堂的旧址荒芜而无人治理。如今总管仇侯整顿焚毁之处、兴复废坠之物，鼓励农耕、敦促学校教育，年年又报告丰收，政务成效快如桴鼓；他回望空地，感慨地捐出俸金，倡导属官共同重建祠堂。工程开始于至正二年孟春，到二月完工，于是取隋代文中子以下的若干人，设置神主祭祀。前国子司业王君写信到京师，请我这个愚人作记。我认为万物一同生长而互不伤害，各种道并行而互不冲突。万物得以生长，是因为有道；道得以推行，是因为有人。道统的根本在圣人，而寄托在贤人身上。有时昏暗，有时显明，有时断绝，有时延续，其中有些情况不能一一穷尽论述。总的说来，先王承接上天的道，用来维系万世人伦的，只有礼罢了。礼的类别有五种，而祭祀总属于吉礼。然而对天下共同尊奉的，是先圣先师；受到一乡尊崇、在当地祭祀的，是各地所尊重的贤人。天下共同尊奉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道惠及天下；一乡尊奉他们，是因为道的显著表现，首先就在乡里，而乡人的感受比众人更容易受到触动。由乡里推广到国家，再推广到天下，就是这个道理。王豹居住在淇水一带，河西地区的人便擅长唱歌；绵驹居住在高唐，齐地的人便善于歌唱。连曲艺尚且如此，何况学习圣人之学的人呢？晋地处在《变风》《变雅》之后，具有忧虑深沉、思考长远的风气，习俗美好而淳厚。人生在其中，虽然德行有大小不同，地位有显达和隐晦的差别，但说到最终成就，总有足以承担道统寄托的人。例如隋代文中子、唐代裴文忠公、宋代司马文正公，他们的出处和功勋德行是怎样的呢？又如裴弘中的宰相功业，赵元振的宰相功业，阳元宗、司空表圣的节操，赵伯循、孙明复的经学，以及金源氏百年以来直到我朝的那些人物，他们的行为足以成为世人的典范、规范风俗；他们的风尚足以使贪廉者受到感化、使懦弱者立定志向；他们的学问足以流传后世、使人受到教化。即使没有亲自接受教诲，也能有所获得的人很多。乡先生的功劳，不也很大吗？活着是晋地人，死后成为晋地的神，把他们列入祭祀，正是应该的。然而其中有人已经配享孔庙，又把他们列入这座祠堂，为什么呢？配享孔庙，是天下共同尊奉；这座祠堂，则专属于一乡。让受到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人，更加寄托对他们终身不忘的思念，并不是亵渎。过去魏国的杜畿任河东太守，开办学校，亲自执经授课，郡中受到教化，以儒者多而闻名；他的功劳不在蜀地文翁、闽地常衮之下，却没有听说有人为他建祠。如今举荐他并加以祭祀，是可以的。况且这里是陶唐的故墟，又处在大元朝的盛会之中，杰出奇异的才德之士诞生于此，实在很多。使昏暗的道统重新显明，使断绝的传承重新延续，拓展圣人之学并承担道统寄托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又有人继承他们，按礼祭祀他们，这就够了。仇侯是燕地人，名济，字度化；百姓知礼，他大概就是杜畿一类的人吧？司业名叫士元，字善甫，是本郡人。《龙德宫记》

译天水地区的云气将尽，金源氏也告竭了。天一所孕育的真元浑厚，北方混合成为庆元，恩泽流传万世。我太祖圣武皇帝以盛大德行开启天命，为百姓树立准则。当时辅佐他建立功业的人，都是世所罕见的人才，足以辅成大业；而皇帝圣明的见识和谋虑超越常人，规划宏大而长远。功绩容易凝聚，唯有道必须达到极致。若不是博大精深的至人，怎么能赞助天地的元始造化？听说宁海昆仑山的丘公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派近臣刘仲禄从乃蛮国到他所在的地方征召他。丘公知道天命不可违背、教化的时机不可错失，断绝宋、金使者的财物往来，毅然应诏，跋涉数万里，在西域雪山的帐殿中拜见皇帝，谈论修身、治国、抚民、止杀的道理，深合皇帝的心意。他东归后居住在燕地的太极宫，后来因袭用他的名号改名为大长春宫，皇帝赐给他冠服和金印，让他掌管全真教，这就是长春真人。所谓全真，就是清静淡泊、无所作为，保全人的本真。全真学说由他的老师重阳真君倡导，到此时玄妙的教风传播开来，道德教化得以推行，徒众增多，宫观也兴盛起来。长春真人法系的弟子是太古真人郝公，太古传给盘山真人王公。乙未年，长春认为汴梁的重阳观是重阳真君升举之地，命盘山真人进入汴梁主持，在那里开始建造大朝元宫，营建规模和制度都很宏大。甲午年以后，江北各宫观中，丞相史公因为龙德宫也是古代的名胜之地，请盘山真人一并主持，在熙春阁旧址前修建殿宇，题匾“无极”以奉祀三清；它与朝元宫于是成为同一宗派的宫观。龙德宫是宋朝同乐园，也是道君皇帝退位后居住的地方；此地正对天干的“干”位，所以取名龙德。那里有十洲三岛、亭台楼观，土木营造极其奢侈。居住不久，宋室便北迁。宋朝南渡后，这里成为道宫，逐渐到了今天；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真人姬公继承教职后，长期节俭积蓄盈余，等待日后使用。至元丙子年，虚玄应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宫主高志和、陈道祥就在熙春阁旧址建造通明殿，以奉祀昊天上帝，并营造东西两庑来庇护他的门徒。后来传到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徐公、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都以善于继承前业而著称。传到第八代，成为通玄文德虚逸真人王公；王公名德衡，自号天均。他办理宫观事务尤其尽力，缺少的补齐，破旧的翻新，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完成了。自乙未年营建、丙子年增建以来，已经将近一百二十年，或创建，或修葺，其中的艰难实在多啊。天均想到祖师当初开始营建的艰难和前辈继承修缮的辛劳，如果不把它刻在石上，怎么能使玄妙的教风畅行呢？怎么能使教化事业长久呢？他命提点陈道新写明事情的缘由，越过黄河来请我作记。我认为老子著书五千多字，表达道德的意义，后来贬抑他的人实在太过分了。说五经不如老子的著作简约，也是不对的。苏黄门说，天下没有两种道，用来治理人的方法却各不相同。圣人在内心实行道，却不毁弃世间的礼法，这样才可以。因为在君臣、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法就会混乱。吃木实、饮涧水，内心保存最高的道，用这种方法治理世间却是不行的。苏坡公看到老子的经书注解，其中有话说：“假如战国时有这部书，那么孔子和老子就是同一道，不但不应贬抑老子，反而应当深深取法于他。”这是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是本于老子的宗旨。汉文帝、汉景帝以后，治理国家的人多奉行这一思想。之所以贬抑老子，是因为他只求独善其身而不能兼善天下。像长春真人遇到太祖时，所说的是修身、治国、抚民、止杀，从修身推及国家，知道了根本所在。当天下初创、使用武力，视百姓如草芥的时候，却把抚民止杀放在首位，他所说的兼善天下，不也是很大吗？他难道不是领悟了以道辅助君主、约束军队以免招致不祥的宗旨吗？《易》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孟子说：“天下统一于一，不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 长春真人的话也与此相合。苏坡公所谓“孔老为一”，并不是牵强附会。考察老子的著作，《太平经》说：“上等之士学习道，用来辅佐帝王。”如果辅佐帝王，舍弃长春真人所说的那些话，便全都离开道了。我因这座宫观曾是道君皇帝的居所而有所考察。宋太宗从建造太平上清太一宫开始，祥符年间把土木营造推到了极致，崇宁、政和年间又设置道经博士，把道经排列在《史记》《汉书》列传之后，对道教的尊崇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它的成效却茫然无闻，这不是道的过错，而是不懂道的过错。我太祖皇帝采用长春真人的话，开创亿万年太平的根基，这才是道的真实作用。我已经依次叙述了他的师长和先辈的大略，最后说明道的伟大之处，使学习道的人知道道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后来继承的人如果知道应当怎样教化，不只是营造宫殿、塑像行事，那么祖师的道就不会失去传承了。《上清储祥宫记》

译前朝尊崇和奉行玄教，源头在端拱年间，扩展于祥符年间，崇宁、政和年间大兴土木的遗迹都可以考察。汴梁朝元宫的通玄文德虚逸真人天均王公请我作记。上清储祥宫多次派人来请而不倦，于是我查考它的事迹并叙述如下。宫观始建于宋太宗朝阳门外，不到五十年便遭火灾，原址被改作禁军营地。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上疏，请求不要重修旧宫。又过了三十七年，才重新修建，历时十三年后完成，大概是在元祐六年。翰林学士承旨苏公撰写碑文，不久却被诬陷为失实，碑被毁掉，蔡京奉命另写碑文。金源氏又加以修葺，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撰有文章。壬辰年，天兵攻下汴梁，宫观仅存，师徒解散。当时全真教正兴盛起来，长春丘公从海滨出发到西域，拜见太祖皇帝，论述最高的道，以修身、治国、抚民、止杀作答，皇帝大为喜悦，命史官记录下来。长春真人法系的弟子是太古郝公，太古又传给栖云王公。长春真人认为汴梁重阳观的旧址，正是重阳真君升化之地，便命栖云王公主持。营建将近三十年，这就是朝元宫。丞相史公又请他兼管太一、上清、龙德等宫观事务，只是上清宫被水灾冲毁，规制宏大，力量不足以恢复。于是命巨提点在惠和坊购买土地六十亩，拆取旧宫的材料，在前面建起崇奉三清的殿宇，后面依次排列诸真之殿，左右设置神门、坛场和围墙，四周建云堂及相连房屋，共有一百多楹。虽然不在原来的地点，但名称没有泯灭。泰定三年，虚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孙公认为旧宫的基石和石刻仍在，不能任其永远废弃，便命提点纯素清逸大师黄道真负责修复。黄道真竭尽全力承办命令，于是建成三座殿堂：前殿尊奉玄元圣像，后殿奉祀栖云祖师，两侧建斋舍和序屋，四周环绕围墙，厨房、仓库、场地、园圃等所需设施全都齐备。与旧日规制相比虽然大不相同，但保存古迹、修复废墟的功劳也很大。我曾经写过《龙德宫记》，已经充分说明道在这里而不在别处。现在因天均的请求，推究宋太宗当初的意图，又读了苏公、蔡公的文章，更加有所感慨。太宗的意图在于清静无扰，他读《道德经》，仰慕其中的旨趣，便下诏对近臣说：“虚静可以达到治理，这是老氏深奥的宗旨。无为的道，应当努力实行。”这些话果真得到践行，与老氏的宗旨相合。苏公说，道家这一流派根本出自黄帝、老子，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明应对万物为作用，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关于飞升成仙的说法。变化之术、丹药小技，都被归入道教。然而黄老之道是根本，方士的言论是末流。修养根本，末流自然会相应，这才可以说尽善尽美。蔡京的说法却认为：宫观在国都东方，东方属震，代表春天，代表仁德的感应，也代表子孙。太宗建造宫观后，子孙众多，真宗又笃实降生，受封为国王的有八位；宫观在仁宗时被烧毁，神宗时重建，神宗也有许多子孙，受封为国王的有九位。他大概是依据方士的说法，认为宫观所在之处是国家子孙之地，所以太宗、神宗有很多儿子。宫观在庆历年间被烧毁后，仁宗不再修复，因此仁宗最终没有儿子。蔡京虽然没有明白地争辩说出这些话，但他的实际用意就在这里。这种说法不近似巫医、方士、史官的荒诞之论吗？从这两篇文章的取舍，也可以看出宋朝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原因。我曾经评论宋朝三百年：道学显明，家法端正，人才众多，文物兴盛，三代以后没有可以匹敌的。至于崇尚玄虚、耗费土木工程，却不能不受到议论。这座宫观在世变之后，由继承其教法的人迁地重建，又恢复旧制。天均真人增建未完的部分，修葺已经破败的部分，不烦劳县官，亲自勤劳以求实效，可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后来的继承者，希望能够追溯老氏的宗旨，来继承历代宗师的志向；这样玄教就不必担心不能兴盛。玄教兴盛，祠宇也不必担心不能恢复。这就是记。《归来亭记》

译南湖书院山长黄葵、字景阳，请我为父母墓志铭作记，说：“我的祖上世代是豫章丰城人。我因俸禄迫使自己奉养父母，不敢有所选择，辗转奔波侍奉双亲，奔走于冷僻的职位；后来还不到十二年，父母都离开我去世了。悲伤啊！我贫穷，不能把他们安葬到先人的坟茔旁，想等将来有机会，却又害怕以后发生什么无法预知的事情。我在武陵新安原得到了一块地，安葬父亲，也把母亲附葬在那里。只要这块地没有遗憾，我就像狐狸死后还要把头朝向出生的山丘一样，心中忧戚而不得安宁。于是我在墓地左边建造墓庐，题名为‘归来’，希望或许能够看见我的双亲，并表达我微薄的孝心。若长久住在亭中而能够把这些教训传给后人，您就怜悯我的心情吧。”我不幸成为永远感伤父母的人，又对景阳的遭遇深有感触。古人临终和去世时，登上屋顶呼喊死者的名字，说“某人回来吧”，是招魂；虽然不能使死者复生，却不认为这样就算完备了礼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罢了。这座亭子的建造，难道是要让招魂之举延续终身吗？孝子的生命不死，是因为他亲爱父母的感情流露出来；傍晚一定要回家，即使相隔遥远、身处异地，即使时间长久、岁月流逝，也没有不归来的。那种在门口等候、牵衣迎接、彼此慰藉的快乐，为什么如今进门却看不见他们？上堂也看不见，进入内室还是看不见。四处张望，惶惶不安，既像思慕又像疑惑，不相信双亲突然去世而不再归来，却一定想在这座亭子里见到他们。这座亭子建在墓门旁，雨露滋润着草木使其繁茂，风霜使其变枯，四季倏忽更替，景物也随之变化。触目所见，难道会有不思念亲人的人吗？早晨等待，晚上等待，经历年岁，直到终身都在等待。仿佛看见亲人，又仿佛听见亲人的叹息，难道会有不想见亲人的人吗？从前太公封于营丘，五代以后子孙都返回周地安葬，士人离开国家时说：‘怎么能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古人如此看重这件事，确实有道理。延陵季子葬在嬴、博之间，孔子于是认为合乎礼制，这是礼制随着情况变化的一种形式。士大夫漂泊四方，不是被贫困束缚，便是因做官而定居；想有所等待却逐渐终于不能安葬父母，难道可以忍心说出来吗？景阳这样做，或许也合乎礼制变化的道理吧？有人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而以神主归于家中，那么这座亭子果真能够使亲人归来吗？唉！精诚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亲人与子女本来是一气相通，子女在哪里，亲人自然就在哪里，又怎能知道土地有何不同呢？那些欺骗性地选择兆域、惑乱风水，把亲人遗弃在几千里之外，想在幽冥不可追问之中谋取利益，甚至逐渐到了不能安葬亲人的地步，也是士人所不齿的。先考名泳涯，号厓翁，以文章和品行著称；先妣姓徐，有美好的德行。景阳守墓居丧，亭旁生出了灵芝，这是天道显明的证明。然而孝道还有更大的方面，不能只以这座亭子来衡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疏导丰城的吉庆源流，发扬厓翁幽潜的光辉，不只是使亲人归来于这座亭子；凡是能够继承先人事业的地方，也无不在其中。于是我为它写了记，又作了一首迎送曲，以增益他的思念，表达他盼望亲人归来的至诚之情。歌词说：翁啊，从前来到这里；丰城啊，守护着您。冷风啊，停息吧；武陵桂山啊，曲折绵延。翁啊，喜爱游赏，终于忘了归来；翁啊，飘忽不定，又到哪里去了？烟霞含着凄清，林谷有谁来欣赏？山的深处，松树如云；山下有屋，屋中有人。思念翁的声音和容貌，仿佛在天上，又仿佛在深渊；遥望翁的车马，令人心裂目穿。翁若归来，柏树上的泪水已经干枯；翁若不来，我将等待到死。我的心自古至今终不会死，直到石头腐烂，我相信翁必定会来。春天正下雨，秋天必降霜；我醒来时或许疲惫，但在睡梦中也不会忘记您。人生有亲人的缘分，短促得如驷马掠过缝隙，时间并不疾速吗？盼望他归来，为什么不谨慎地从最初做起呢？《廖氏园亭记》我早就听说渌江廖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却没有机会考察事实。同年杨全州廷镇也居住在渌江，我和他一起乘船游衡山，他才详细告诉我廖氏的情况。我说：‘廖氏有奉先堂，虞侍讲伯生为它作过记；至于记述廖氏世代光彩的，则是我的同年欧阳侍讲原功。廖氏园亭的胜景，实在冠绝一州。要表彰它的胜景，就有待于您了。’ 我认为廷镇的文章可与虞、欧阳相抗衡，而且他居住的地方又和廖氏同乡，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撰写这篇文章呢？我没能立即向廷镇请教，只能叙述它的大概。廖氏世代积善，始祖名应龙，字祥甫。国初曾任宜山县簿尉，后来弃官归乡，努力实行仁义，子女很多，且享有高寿。他的小儿子兴元，字晋福，能够继承父业。在城西规划山地建造园亭，年仅四十便去世了。两个儿子麟孙、骥孙继承父志，继续修葺，规模更加扩大。精舍名叫‘渌西’，是收藏书籍的地方。亭子名叫‘山水之间’，因为占据胜地而得名。名叫‘山间四时’，是表明四时景色无不具备。名叫‘秀野’，是因为取得了开阔的景致。又有流觞、梯云、翼然等亭，记载它们的用途，并显示其高耸突出。泉水从山峡流出，贯穿园中，引导成为山涧，蓄积成为池塘。花卉和风物的芬芳润泽，实际上都是泉水造成的。渌地的治所是醴陵，是最初设县的地方；户口繁多，而州治位于渌水北岸。渌水从东方流来，环绕州城向北流去，西山耸立在州城右侧。大概一州的胜景集中在西山，西山的胜景又集中在廖氏园亭，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天下的事情，听说总不如亲眼看见详细。难道这篇记不正像白日用钲声昭示人，而有人反把声音当作太阳吗？不过，未曾见到的是地理形势，可以看见的却是其中的道理。宜山县地位不高，却有施展才能的达官，仍然比不上晋福。上天没有让他享有长寿，却有儿子继承他的志向，这难道不是行善得到的明显征验吗？因此我有话要告诫两个儿子。园亭是游览休息的地方，而精舍有书籍，可以在那里收藏书籍、修养学业。劳逸张弛各有时节，我的学业也会因此昌盛；扩充父祖的善行并使之充实，修葺事业的真正重大之处，不就在这里吗？园亭若不修葺而只是形式上修葺，假如被景物役使，一味沉溺游赏，搭建楼观追求美观，却从不亲自过问，那么园亭虽修了，实际上仍等于没有修。麟孙字彦时，骥孙字彦良。彦时、彦良，你们或许会因我的话而有所振作吧？《圭塘小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圭塘小稿》卷八 （元）许有壬撰 ○记 《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