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一　　　　明　罗钦顺　撰

译《当涂县儒学重修记》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先驻跸太平；武功成就以后，大力兴办文教，也从太平诸郡开始。当涂、太平，是附属于府城的县。县里的儒学，建于洪武六年，当时县令王俊就在宋代尉司的旧址上创建。后来杨守、仕敏、韩令恭、元令霖等人扩展地基、修葺房屋，时常有所增饰，但大体都沿用旧有规制，师生的廨舍分散而不整齐。正德五年夏天，洪水灌入，浸泡蔓延了很久，防御水患的建筑没有一座完整，泮池淤塞，射圃荒芜，学校因此更加破败。庐陵人周统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太平知府，四处巡视，徘徊不去，有意整治。适逢御史洗光巡按来到这里，看到后叹息说：“学校如此，凭什么培养人才？如果现在不修，将来施工就要加倍费力了。”于是便同周侯商定，嘱托县令高鸠集工匠、筹备材料，来兴办这项工程。不久洗君任满离去，御史邝约接替他，最终完成了工程。新建教师廨舍三处，每处十楹，并列在后堂之后；其地旧时是诸生号房和社学，有的迁移，有的改换，两方面都安排得宜。又建号房二十八楹，分列在正堂左右；雕琢石材作为梁柱各六根，用来改建灵星门、殿宇、廊庑、正堂和斋舍，全都加以修补；淤塞之处予以疏浚，天空光线通透。荒芜之处加以修剪，门庭整齐开张，四周环绕着围墙，共五百多丈。工程始于六年初夏，到十月落成，规制焕然一新，观看的人都很高兴。费用共白金三百二十两，以及供给工匠的粮食，全都取自赎刑人员的劳力和钱财；所取的剩余劳力远近一律均等，起初从未使百姓受到困扰。周侯因为与我是同乡，而且我曾经任职太史，于是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写出，交给训导杨纲来请我作记。我认为三位君子的用心，并不只是为了外观美好；他们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必须高明整饬，使教师和学生住在那里能够安定，那么他们的心就不会受到任何扰乱，教人必定专一，求学必定坚定，希望人才成批涌现，从而维持这个社会，长久达到安宁康乐。他们的用心深厚到如此地步，那么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难道不会有所感发而奋起吗？从前颜渊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唯独因好学受到孔子的称许；如今学宫完备美好，风雨得以遮蔽，升降出入、休息起居既安稳又舒适，那么用来求学进步的条件应当怎样呢？士人处在穷困隐居之时，本来就应当学习颜渊的学问。颜渊的学问，其根本和末节都具备于《鲁论》中：只是广泛学习文献来明白道理，用礼来约束自己、成就自己；等到日积月累有所收获，便能使内心无所不存，情感无所不正。由此出仕而发挥作用，建立功勋、成就事业，跻身禹、稷那样的人物之列，大概就可以实现了。恩泽滋润百姓，道德光耀前贤。这样以后，才没有辜负我高皇帝兴办学校的用意。诸位修习学业如果只是拘拘于背诵记忆和辞章写作，把它作为求取富贵利达的媒介，那也太浅陋了。唉，在这里学习的人，应该知道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吧？周侯治理地方，始终恳切地把教化放在首位。大概因为有前任都宪公的家法，同知秦侯茂、通判刘侯卓、推官纪侯宪，以及掌管学校的教谕、训导，都恭谨地协助了这项工程。负责督理工匠的是经历周鸿、主簿刘孟选；财物的收支则交给义官张乔、宁隆办理。事情的经过都应当记录下来，这就是记。《安庆府重修儒学记》嘉兴人陶侯煦镇守安庆的第二年，边境没有忧患，鳏寡孤独者也得到供养。于是计划翻新郡学，得到提学御史黄公如金、巡按御史邝公约的批准，便择定日期开工。同知杨君、通判侯君、推官陈君、怀宁知县李君纯，都能够协助此事。又过了一年春天，督工检校张珂率领为工程出力的富民十六人，以工程完工报告。八月初一，陶侯举行释菜礼，向先圣先师报告工程完成，这正是正德七年。于是学校训导贵溪人江奎写明事情始末，让诸生方钦、陈洁到我的官署，请我作文刻石，用来使陶侯的功劳长久流传。我小时候曾随父亲到这所学校学习，恰逢刻立一峰罗先生所作的《灵星门记》，每次经过都要读一两遍，直到今天还能背诵其中的文辞。追想从前游历，实在不能不动感情。遇到这样盛大的举动，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这所学校建于建国之初，一百多年间大概多次修葺，但破败从未像近年这样严重，所以这次工程的功劳也没有超过它的。如今改建的地方，如明伦堂、养贤堂以及内外两道门，高度和宽度都比旧制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中门增加了一倍。新创建的地方，如中门外的泮池、池上以及门内的绰楔、门左右的回廊，这些都是规制中应有的建筑，也是上下通行所必经的地方，本来都不可缺少。其他如东西四斋、讲学的堂、尊经阁、读书学习的房舍，以及仓库、厨房、浴室等，旧有格局仍可沿用，只是把倾斜的扶正，把腐朽的更换，把缺漏的补齐，再加以藻饰。凡是可以用力修整的地方，没有不做的。灵星门旧时坐落在高阜之上，荒芜而不整齐，于是砌成方台；从方台通向泮门，有牌坊，有池塘，有旁行的道路；增加楹柱，改换砖石，都合乎规矩。圣贤塑像的设色更加精致；凡是庙中可以用力修整的地方，也没有不做的。从开始筹办到告成，历时总共四百九十多天，用工三千六百人，耗费白金仅一千两；内可以作长久之计，外可以增添壮丽的景观，而百姓没有感到劳苦，财物也没有胡乱耗费。陶侯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兴建工程大概是《春秋》所慎重对待的事，然而宫室的制度取法于《大壮》，泮水宴饮之乐又歌咏于鲁人诗篇，那么除去低劣、趋向崇隆，本来就是随时变化的道理；况且学校是教化发出的地方，是人才成长的地方，破败了应当修缮，兴建了应当壮盛，又有什么能排在这件事之前呢？能在这件事上尽到自己的心力，不正是懂得先后缓急的君子吗？这应当大书特书并深深刻在石上，使后人永远有所考察。至于求学者应当取什么、舍什么，一峰先生已经说尽了；而家父教导诸位的内容，或许也还有没有忘记的。只要不疑惑、不懈怠，去进求圣贤之道，充实自己的文才和武略，那么人和学校都会一同焕然一新。这样做，难道只是没有辜负陶侯的美意吗？执笔记述此事的人也将因此增光。

译《韶州府重修庙学记》学校的教育，是用来明白伦理、培养人才、敦厚风俗、隆盛治理教化的。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定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凡是担任百姓师长、表率的人，也都负有相应责任。他们是恭敬负责还是懈怠疏忽，学校的兴废就系于此。凡是教化能够兴盛，必定由于表率端正、教诲诱导良善、劝勉警戒明确，本来不必借助外在条件。然而庙宇形貌显著设置，堂宇高大耸立，斋舍分别排列，正是求学者上下往来、瞻仰依止、藏心修业、休息安居的地方；如果建筑完备而美好，他们居住其中就安定，志向也不能不坚定。所以兴修学校，确实也有助于教育事业，不能一概把它看作末节。但对求学者的期望，难道只是学习技艺而已吗？须知学习是为了学会做人；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在于仁。四端、五典以及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统摄于仁。因此孔门教育人，把求仁作为第一要义。古代圣贤的经传，其言语多达千万，无非都是用来阐明这个道理。广泛学习而谨慎选择，详细询问而精心思考，使道理明白于心、落实于自身，深厚地积累并善加推广，使仁达到用之不尽的境界，然后才算学有所成。如果不求这个道理，只空谈而谋求利禄通达，那么志向也太浅陋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成为有用或无用的人呢？韶州是岭南的名郡，唐代有张文献公，宋代有余襄公，都是其中声名显著的人物。郡里旧有学校，创建于宋景德年间，至今将近五百年。中间屡次毁坏、屡次修缮，但破败从没有像近些年这样严重。大概是郡里曾被猺寇践踏蹂躏，接着又要供给军队，公私财力匮乏，修葺不能及时进行，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并不奇怪。今天子继承统绪之初，九溪周侯叙以原任大理正的身份，从贬谪名册中起用，来镇守此地；他急切关注百姓的艰难，一心加以安抚。过了一年，百姓得到休养，年成又大丰收。于是他感叹说：“修整庙学，正是时候了。”恰好有僧徒用因果之说欺骗世人，并侵占他人的施舍；事情败露后，按规定应没收其白银四百两，于是计划用来供给各项费用；如果不够，便商议毁掉那些淫祠，把所得通融补充进去。把这件事报告给督抚后，右都御史张公嵿、巡按御史谢君▯、余君敬，都答复同意照此办理。于是择日开工，像大成殿、仪门、灵星门以及明伦堂，都拆除重建；两庑、四斋以及号舍一类的建筑，则都因旧修葺。又新建两座堂，用来讲学和习礼；建两座祠，用来祭祀乡贤和名宦；建一座门，用来标志泮宫。殿中的塑像加以精修，两庑仍然使用木主。工程始于嘉靖改元壬戌年冬天，落成于三年甲申年夏天。材料优良，工匠精良，估计一定能够经久；建筑壮丽之美，远远超过旧日景象。于是学校师生共同商议说：“这所学校翻新，完全是为我们这些学生着想。但费用节省而功效加倍，如果不是周侯筹划周详、经营办理，勤于督察巡视，就不容易达到这种程度。何不记载它的成就，刻在石上以示久远呢？”郡丞临江人符侯锡听说后认为很好，乐意协助完成此事。因为我曾任南雍官职，与他有一日之长，于是他备具书信和事情的状况，派学训导张杞芳来拜访，请我作记。我听说周侯过去因为忠诚进谏获罪，贤名已经在当时传扬。等到起用后到韶州任职，施政适合百姓需要，读书求学的人也都乐于接受他的教化。至于修复兴办废弛毁坏的事物，他的成绩又如此显著，若不是贤者，能够做到吗？然而学校既然焕然一新，只是不知道诸生究竟要怎样求学。若真能舍弃眼前细小的谋求，勉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遵循我的话而达到学业的成就境界，使道德足以熏陶乡里，出仕后有道术可以广泛施用于政务，使风俗敦厚、治理教化隆盛，都能在其中有所补益，那么他们一定会卓然成为一代伟人。即使是伊尹、周公、颜渊、孟子，也还是可以赶上的，何况本乡前代的正人君子呢？因为我既赞美周侯的功劳，又感激符侯的书信能够传达他的心意，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并且借此郑重告诫在那里求学的人，这些话想来也是诸位乐于听闻而不会厌烦的。

译《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万安位于吉安府上游，素来称为声望之县；当地风俗尊崇礼教，崇尚儒雅，诵习诗书、奋发求取科第之风一年比一年兴盛。当地才长器伟、出仕为时代所用、以文章政事闻名天下的人，往往都有。这里本来是依托山川的灵秀，而其渐渐熏陶、成就人才，没有不是由学校造成的。儒学在县治东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遗址创建，景泰年间曾拆除旧建筑而全部更新；到如今年代久远，也渐渐破败了。义乌人虞守愚侯，以癸未进士身份治理嘉鱼成绩优良，改任本县县令。刚到任时，他拜谒孔庙，回来后巡视学宫，说如果现在不修，将来的工程费用必定加倍，于是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逐项筹划。有的人说县中富民彭南龄可以承担这件事，便召来告知他；彭南龄听到命令后欣然同意，立即捐出白金二百两作为帮助。县令大为高兴，急忙把情况写信报告给提学和监司，并报告郡守，他们都答复同意照此办理。于是择日开工，选择义官朱廷望、周轸督工；殿堂、斋庑、门庭、廨舍、泮池、射圃、乡贤祠、题名阁，以及围墙和通道，全都加以整治。把腐朽的换成坚固壮实的，把破损残缺的改成完整，把模糊漫漶的变得鲜明。共历时十个月落成，确实是在丙戌年的暮秋。教谕毛鹄、训导沈良、陈彝于是共同商议，想请我作文记载工程的成就，并借此勉励求学者。先由诸生罗勋、刘宏来请，后来又相继一同到来，礼节恭敬而情意真诚，我按道理不能因为自己衰老迟钝而推辞，于是没有坚持拒绝。不过，我平日确实也曾私下有所感触，又怎么能够默然不说呢？我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之初，便把建立学校、培养人才作为第一要义，大概是要使千秋万世永远有所依赖，与天地造化相互配合而无穷无尽。学校的教育，大体上先经书而后史书，以孔孟为祖，以程朱为宗；至于诸子百家，也随着自己的力量所及而广泛观览，用来考察它们的是非得失究竟归向何处，从而确定取舍的最高准则。务必明白根本道理，使它适合实际应用，这就是圣祖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大原则。历代圣主相承，对于敦促崇尚和鼓励振作这一事业，没有一处不做到，所以一百六十多年来，士人有确定的志向，学校有正当的学业，异端邪说全都无法混入其中。敦厚的人因此使德行崇高，通达明敏的人因此使才智广博；公卿百官的选拔、辅佐治理和承行教化的功业，也已经屡屡得到合适的人才，并显著收到成效。然而，士人要得到任用，必定要经过科举；如果没有察明治学的根本与末节、轻重之分，那么他们所急切追求的，多半就在记诵文章方面，至于学术本体尚且没有弄明白，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岂不是见识浅陋吗？世上的君子，有的忧虑这种情形，想要加以振兴，这种用意也是好的。可是考察他们所讲的求学之道，往往略去章句训诂，却专心探究玄妙；巧立宗旨藩篱，妄加评论前代儒者，这难道不正是所谓聪明人反而过头了吗？求学以明白圣贤言语为最高目标，孟子以后，像程颐、程颢、朱熹几位先生的学说，确实没有可以超过的了。他们对于佛、老两家，都能深入探究其弊病陷阱，并明确指出其中似是而非之处；若不是见道分明，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舍弃程朱之说，却想求得孔孟之道，这同希望登上堂屋却把门关起来有什么不同呢？也多半只能说明他陷入了迷惑。唉！世道的兴盛或衰败，很少有不由学术造成的；而我们所说的学问，不及的情形如此，超过的情形又如此，有志之士难道可以不明辨并且认真讲求吗？虞侯的政令，是万安通达敏捷、慈祥宽厚、政教并举的。他正与训导诸位先生每天勉励学生，使他们从事于正学，希望他们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立场坚定，不再退转，从而能够继承贤者的足迹，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番用意实在深厚，并不只是兴修学校的功绩值得记载而已。诸位君子还应当思考国家教化的用意，更加谨慎勤勉地自我努力，以免辜负贤大夫对你们的期望啊。《泰和县儒学重建灵星门记》。门以“灵星”命名的，尊贵的如文庙，其次如社稷、山川等祭坛，都有这种门，但没有人详细说明它为什么这样命名。只是灵星设有祠庙的历史久远，或许兼取了它的形制和名称，于是沿用而建立了这种门吧？这种做法相承已久，也没有人加以订正，大概是因为对此事慎重。我们县儒学的灵星门，曾遭遇雷击，门柱中间裂开两根，形势十分危险。县令太仓张侯张寅，凭才能足以治理繁剧事务，从宜春来到这里，才几个月，就拆掉旧门重新建造。规制大体沿用旧制，但栋梁更加坚固，瓦砖砌得更加严密，彩饰更加精致，与大成门、大成殿相比较，也很相称。门原来临近通道，民居遮蔽在它前面，相距仅一丈多，既狭窄又妨碍通行，上下都把这看作弊病，大概也有多年了。张侯于是慢慢召来那些人，用礼义开导他们，百姓立即接受命令，便以合宜的价格将房屋交换出去，取得了纵深若干尺、宽一百二十多尺的土地。于是设置三道屏墙，中间高、两旁低，在中屏上端嵌刻“泮宫”两个大字，并在屏墙两旁留出空地作为通道，以便行人往来。工程落成的日子，是嘉靖丁亥年季秋初一。这以后，每逢岁时、朔望在庙中举行祭祀，进退周旋，队列都很整齐；士人衣冠整肃，仪态济济，场面更加宽阔有容。人们恭敬肃穆的心情，大概比从前更为深厚了。学校的师生都说，这是一项盛举，不可以不记载，于是相继来到我这里，请我为它作记。我想，按照今天的制度，天下的郡县都有学校，是用来敦厚教化、培育人才的。学校必定有庙，用来奉祀先圣先师，是为了尊崇圣道、彰明统绪。我们圣人的道理高明广大，本来有些不是语言所能完全形容的；然而，无论精微还是粗显、根本还是末节，原来并没有两样。求学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才可以说懂得求学；从政的人必须通晓这一点，才可以说懂得为政。所以说“器也是道，道也是器”。由此可知，建一座门、设置一道屏墙，虽然属于粗浅的形器，但最精微的道理，哪里会不在其中呢？因此，有的人安于苟且简略，完全不加用心；有的人专门追求奢侈华丽，过分耗费心力，这都不合乎事理。像我们张侯今天的举措，用坚固的材料替换容易弯曲的旧材，拓展土地以远离遮蔽，设置屏墙以使礼制严整，使圣灵安处于肃穆清静之地，安慰民众一向的遗憾；做的是应当做的事，而用心也从未过分，这不是懂得为政的君子，能够这样做吗？由此推而广之，天下难道还会有遗漏的事务和过当的举动吗？大凡求学所讲求的、为政所经营的，本来都不在事物之外；只要事物遵循其法则，事务合乎其适宜，那么道就在这些事情中得到实行，而作为圣人的门徒，也就没有什么惭愧了。谨借记载张侯功绩的机会，再次阐明这个道理，来告诉我们同道诸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或许也能有所启发吧。

译《北极玄天真武庙重修记》。天子承受上天的明命，作为天地神人之主。凡是重臣承受天子的明命，镇守统辖一方的，也各自成为一方神人与百姓的主人。奉事神灵、治理百姓，必须竭尽心力，必须遵循正道，使幽明两界都能和谐，上下之气流通，然后疾病灾害才不会发生，盗贼祸乱才不会出现，上下才能安然无事。南京是国家根本重地，内外守备，实在全靠重臣。南京祭祀典礼中所奉的神祇，以及军民百姓百万之众，都是守备重臣应当尽心对待的。北极玄天真武庙，是本朝洪武年间所建，位于钦天山南面，在十座庙宇之中，地势特别高峻。年代久远，日益衰败破损。司礼太监刘公凭借卓越才能和敏锐见识，从家居之处被起用，再次承担守备的重任。他到任的第二天，亲自到庙下拜谒，环视徘徊，认为应当及时修葺。不久，俸禄赏赐的余钱稍有积蓄，便捐出来首先倡导修缮。同僚太监黄公伟、高公隆、余公俊、芮公景贤、董公文，掌管中军都督府事务的太子太傅魏国公徐公俌，都欣然同心协力来成就此事。各种材料聚集之后，选择日期开工，选派南京兵仗局前厂左副使杨顺每日勤勉督察。工程从前殿开始直到后寝，沿着东西两侧的廊庑向外延伸，直达中门和外门。凡是朽腐、破损、模糊、倾塌的地方，全都换成坚固、壮实、完整、严密、鲜明、端正的构件。工程完毕后，刘公专门派人送来礼物，请钦顺写文记载。钦顺从前任太常协理时，每年都曾两次在这座庙中举行祭祀，亲眼见过它衰败破损的样子，心中受到触动已经很久了，只是力量不能达到。等听说刘公的盛举，实在十分欣慰。如今终于得以看到工程成功，这是多么幸运啊！这座庙的修缮费用已经很大，但财物还有剩余，于是又用来修饰五显庙，也同样办理。刘公奉事神灵，能够如此竭尽心力；至诚所感，什么福祉不能到来呢？把这种心意推而用于治理百姓，上下相安的效果可以立刻实现。这样看来，南京这一根本重地，难道不确实有赖于诸公守护吗？这就是钦顺乐意为此作记的原因。最初建庙的年月以及神灵显应的缘由，已经详见于前国子祭酒宋讷奉敕撰写的碑文中，这些不是钦顺敢于重复的。重修的年份，是正德十年乙亥。谨此记载。《江藩重建滕王阁记》。滕王阁自唐永徽年间创建以后，后来大概屡次毁废又屡次兴建。南昌的版图最初归入我国时，唐代的遗构还存在。圣祖亲自征讨伪汉时，曾在这里宴请诸位将领，后来楼阁完全倾塌，遗址也很大一部分沉入江中。正统初年，布政使吴公润才在原址筑馆，建造迎恩堂。景泰年间，都御史韩公雍又在堂后建造重檐楼屋，取韩愈记文中的语意，命名为“西江第一之楼”。成化乙酉年，布政使翁公世资再次加以修葺，才恢复“滕王阁”的旧名。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自从逆濠朱宸濠制造祸乱以来，战争接连不断，楼阁因而更加破败。如今都御史武陵陈公宏谟，凭借宏大的才略和崇高的声望，抚治江右，百般政务已经整顿，于是又顾及此阁，与镇守太监黎公玠、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潘公希曾、巡按御史秦君钺、徐君岱、清戎御史潘君壮商议，采纳三司诸位长官的意见，终于拆除旧阁重新建造。楼阁共七间，高四十六尺，比旧阁更加高大。堂共五间，大门在前面高高耸立，雄壮程度都与楼阁相称。楼阁后面有三间堂屋，用来祭祀文天祥、谢枋得二位先生，命名为“二忠祠”，这是根据忠义之意而建立的。从大门直到祠堂下面，左右各有廊庑，依次相连成间，共计三十二间。祠堂有围墙以严明界限，中间的围墙设门，按时开闭。随着地势和朝向，稍微拓展旧址，四周围墙共七十四丈。文中的奇特之处，另有说明。工程始于嘉靖丙戌年季秋，至丁亥年春仲落成。因为拿出余财雇佣工匠，所以百姓没有受劳役之苦；又把官署中的闲置楼房移作资助，所以节省了费用。瓦砖、砌石都取自废弃的王府，丹漆等物品全部通过公平交易取得。堂堂藩府，方圆数十城，楼台宫观远近相望，从来没有像这里这样雄伟壮丽而突出。众人都说这项工程不可以不记载，于是派使者到山中来征求文章，请我作记。唉！记载这座阁楼的人已经很多了，必须文章典雅、作者贤能，才可以使它流传久远。凭钦顺的荒疏浅陋，却承担这篇文章，怎么可以呢？然而终究没有能够推辞。只是这座楼阁的胜景自古闻名，流传九百多年直到今天，似乎并非偶然。可是若在从前，不过是用来供人登临，寄托观览之兴；到了今天，则有时用来迎接诏敕，有时接待使者，有时宴请饯别宾客，关系到政体，也关系到衣冠文物，当然应当与从前不同看待。何况它还可以表彰忠贞刚烈之士，使祠庙的形貌显得庄严，让人仰望高山、景仰德行，寄托向往之心；它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难道不更加重要吗？既然如此，诸公同心协力完成这项工程，实在也不是没有深意的。古代的君子，凡有兴建工程，从来没有不慎重对待的。至于维持政教的设施，是天下国家不可不做的事情，往往彼此倡导、彼此勉励而共同完成。所以从这项工程的完成，也可以知道君子的政绩。有些人如果只把它看成延续古代的名胜、增添一方的壮观，哪里足以完全说明它呢？谋划维持、当时讨论并最终办成此事的，藩使是孙君修、叶君相；参政是方君楷、冯君驯；参议是陆君溥、张君怀、邵君天和；宪使是张君羽；副使是林君大辂、李君绯、何君棐、徐君一鸣、沈君良佐；佥事是高君贲亨、钟君云瑞、陈君璧、赵君光；都阃是冯君勋、刘君玺、王君宁、张君銮。二忠祠的建议，最初由提学副使周君广提出；移楼的建议，最初由佥事江君应轸提出；督促工程的，是藩司照磨黄某、南昌卫指挥孙某法。这些人的事迹都应当记载，所以一并写入，以作为记文。

译《鲠夫记》。造化的奥妙，不超出阴阳刚柔。人能够获得生命，靠的是其中之气；“中”作为本体，发用便成为德。至于达到最高境界，大概举世之人常常都不能胜任。若不是圣贤，往往都是气质在起作用，所以有的偏于刚，有的偏于柔；有的因偏而成为善，有的因偏而成为恶。本体随着作用变化，严重的便逐渐趋于灭亡。人伦极则不能确立，原因正在这里。周敦颐说：刚的善，是义、正直、果断、严厉坚毅、刚强坚定；刚的恶，是凶猛、狭隘、强横。柔的善，是慈爱、和顺、谦逊；柔的恶，是懦弱、没有决断、邪曲谄佞。圣贤自然是最高的境界，至于善与恶，又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只是如今人的气质日益浇薄，风俗越来越低下，强横邪佞之徒到处成群出现，而所谓善人却稀少得像早晨的星星。先圣曾说：“善人，我不能见到；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可以了。”难道善人难以得到，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吗？我的妻侄曾标，有一天奉他的父亲民爱先生之命，请我为“鲠夫”的行事作记。我从未认识鲠夫，但很赞赏“鲠”这个称号；考察他的行为，大概接近所谓刚正之善，于是答应了他。鲠夫姓朱，名浡，字九兴。他的高祖、曾祖以来，世代都有德行善举，受到儒家先达君子的称赞，见于文章，足以作为征验。鲠夫继承了这种家风，更加敦厚地践行孝友之道，以求不辱没祖先。他性情真诚而有决断，遇到事情明辨是非；主持区里的赋税事务多年，只依照法律和时令办理，不凶猛苛刻，却能把事情办成。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能从众人的口中得到“鲠夫”的称号，君子也乐于这样称呼他。从前以“鲠”称人，一定要联系到骨头，因为骨头支撑四肢；称作骨鲠，便可知这个人坚强正直。如今只用“鲠”来称赞他的义气，也没有不同。鲠正直刚强而又充实笃实，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能够充实这种德性，见到大利而不向前争逐，见到大义而不退却，面临大变而不屈挠，那么操守履践就会更加坚定，便可以接近圣贤，也不只是胜过强横邪佞之徒而已。我听说鲠夫喜欢同君子交游，不知是否有人曾把这个道理告诉过他？鲠夫居住在王山脚下古平里。王山在一方高峻挺立，实在是我们县的望山；我对鲠夫的期望，希望他能够与这座山相匹配。谁知道鲠夫的名字将来不会与这座山一样长久呢？鲠夫今年六十岁，有四个儿子：景明、景曙、景璋、景晟，都很像父亲。曾标，是他的女婿。《刘氏双节记》。所谓刘氏双节，是太学生新昌刘焕之的祖母和母亲。两位母亲都出自他们县的陈氏，都是义门之后。嫁给士恕甫做妻子的，是安仲的母亲；作为焕之祖母、嫁给安仲做妻子的，是焕之的母亲，而安仲是孤儿。当时焕之五岁，安仲的遗孤七岁，他的弟弟灿才两岁。他们能够成长成人、拥有今天的一切，所依靠的只是两位母亲。士恕甫父子相继因早逝而亡，从人事看是极大的不幸。正当盛年守寡，本来就是人情中极难承受的事。倘若有一人不能安守闺门，动了改嫁的念头，那么幼小的遗孤将托付给谁？这样看来，刘家的宗族祭祀还能否延续，就很难说了。然而这两位母亲都发誓至死不改嫁：婆婆在前面磨砺守节，儿媳在后面磨砺守节，竭尽心力，共同承担养育、教育的劳苦，终于使遗孤成材，使刘家的祭祀长久延续，这难道不又是刘氏的大幸吗？仁与义，是确立人伦极则的根本。妇人能够从一而终，她的内心也只是因为不忍心让丈夫死去、不忍心抛弃遗孤罢了。不忍抛弃遗孤，这叫作仁；不忍背弃丈夫，这叫作义。一种节操确立，仁义便同时彰显，这就是妇女守节尤其值得称道的原因。教化衰败、风俗浇薄，百姓中能够奋发修行的人大概很少，而妇女守节的事迹却在刘氏出现了。士大夫们都一致称为“双节”，难道不是秉持常性、爱好德行所带来的结果吗？按照本朝的法令，凡是节妇年满五十岁，便有表彰门闾的制度。只是焕之的祖母已经超过下寿而去世，似乎来不及了；但他的母亲还健在，如今也将满五十岁，如果只按照明文条令上报请求，恩典大概可以一并获得。这件事在有关官吏。至于使两位母亲永远显扬，则是焕之自己应当努力的。焕之曾跟随我学习，资质聪敏，可以进步；如今已经列名于选官名籍，将回乡等待任职，于是来到我门下，拜上双节事迹的始末，请我写记。我曾见过《新昌县志》记载此事，大概已经特别书写过了；但它关系到风俗教化，重复记载也不嫌多，所以立即答应他的请求为文，并借此勉励焕之。《南京户部题名记》。官署有固定的府第，但任职人员的迁调更替并不固定，所以一定要有题名碑，才可以考察他们留下的事迹。他们任职的年月有长有短，声望实绩有高有低，而人品的高下，也都已经形成了定论。观看这些题名时，便可以得到借鉴和警戒，并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饰。如果有缺漏而没有补办，明白治理体制的人，难道能够容忍吗？正德丙子年春正月，宜章邓公由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晋升为户部尚书，不久，湘源蒋公以右副都御史前来担任侍郎。两位公的德行、声望、才能和谋略，在当时都显著而受到推重；他们在一堂之上恭敬协和，不大声疾色，而十三司的属官也彼此效法，毫不懈怠。刚过一个月，部中的各种事务便依次办理完毕，唯独题名一事仍是缺漏。于是考察洪武以来直到现在曾任卿臣的人，得到若干姓名，将其刻在坚石上，树立在户部后堂，以传之后世，并且各自在左边留下空处，等待后来任职者续刻题名。石刻完成后，请钦顺写文记载。南京户部建立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年了。洪武、永乐年间，它实际掌管天下的财赋、军需和国家用度，登记民户、土地，核查簿籍，这些事务都属于它。它所处地位重要，事务繁多；等到北京定为京师，大政全都归于北方，而南京户部财赋的收支，已经不足天下十分之一。虽然它的地位声望如旧，但事务已经简略了。朝廷选拔任用卿佐，从来没有不看重其人的；然而在事务繁多时，贤能之人多半凭功绩显达，等到事务简略时，贤能之人多半凭声望受到尊重。那些身负当时声望，因此光荣地承受召命，入朝担任丞相、辅弼，从而充分施展才能的人，往往都有。观看他们的姓名，考察他们的事迹，敬仰他们的声望，赞叹他们的功业，并思考怎样与他们并列争光，这就是二位公刻石留给后人的用意。然而世代不断更换人员，时间屡屡推移，所谓盗窃国政的臣子以及聚敛财货的臣子，难道不会有一两个混杂在其中吗？这正是千百世都应永远警戒的事。钦顺担心自己文章写得不好，本想推辞却不能奉命，只好借题名之事寄托规劝。

译《吏部题名记》。设置官职的制度，源自远古，到周代更加完备。三公讨论治国之道，三孤作为辅佐；六卿分掌职务，取法于天地四时，而天官之卿实际掌管国家政务。天官虽然与其他五官并列，但五官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才，也必定由天官负责，因此它的责任尤其重大。传文所说的“天子之相”，就是这个意思。周朝政治教化的盛美、历年之长，前后很少能够相比，虽然是由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贤圣相继而出，难道不也是因为设置官职合乎体制、职分和权势相互统一，彼此辅助维持的结果吗？到了嬴秦，行事不师法古代，最终也没有能够长久。汉代以来，规制大体沿袭旧制，没有谁能够卓然全面恢复周官旧制；它的治理成效不如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纵之圣开启万世基业，制定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制度，一切都以周代为法式。洪武十三年，他毅然革除中书省，将天下大政全部分属六部，并提高六部的品秩。于是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凡中外百官的封授、任命、考核、升降等事，都由吏部掌管。历代圣主相承，凡是任用为吏部官员的，通常都是一时之选，而冢宰受到简拔任命时，礼数尤其不同。如果功勋劳绩十分显著，便加授三孤；等到去世，往往追赠三公，再以改赐谥号的典礼加以表彰。他们所任职务专一，受到的待遇优厚，而这些人所建立的功业光明宏大，也可以清楚地数出；政治兴盛、教化融洽，确实有赖于此。即使曾经突然遇到权奸专擅作威作福，似乎使人无从施展力量，但只是因为体制一向端正，品级制度完备，仍能谨慎守持、坚持不改，暗中挽救、潜移默化，以等待大治之福。这样以后，才可以知道我圣祖考察古制、设置官职，谋虑周全，考虑万世，而其成效在近代得到显现，也确实伟大。今天子刚即位，首先任用赵郡石公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入内掌管诏令；于是迅速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太原乔公来接替他。乔公到任后，修明纲纪法度，举措都合乎公允，早晚勤勉不懈，以辅佐和维护兴盛的国运；他与石公前后同心，朝廷内外都欣欣然，认为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乔公公务稍有闲暇，每天考察前人的姓名和事迹，把它作为与古人交友取法的凭借。不久得到大司徒九峰孙公所汇集的两京吏部题名录，互相参照考订，于是命工匠磨治石碑，按次序书写并刻上姓名，将树立在吏部后堂，以此表明前后相承、保存法则和警戒。吏部在北京开始这样称呼，是从永乐辛丑年起，到嘉靖壬午年为止，共一百零二年；其中十六七年，虽然仍称作行在吏部，但大政的出处并没有改变。所以如今题名刻石，便断定从永乐辛丑年开始。卿佐共一百一十人，在南京任职的以及辛丑年以前在行部任职的，都不列入其中。后来的人可以继续刻写。刻石将要完成时，我正好承乏担任南京吏部官员，乔公于是把记文交给我。只是我确实不聪敏，再三推辞躲避，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宽免。于是勉强写下事情的始末。至于这些人谁可以作为法则，谁应当作为警戒，观看的人应当自己得到结论。总而言之，难道不在公私、义利这两句话之外吗？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江西察院题名记》。凡是官署设置题名碑，历史已经很久了。推究它的用意，是要使后人看到姓名而寻求其事迹，从而不致失去取舍的适宜；治理政务的资鉴，也在于此，并不只是记录前后任职、保存年月而已。何况御史巡按外地，事权的重大远非其他职务可比。贤人君子接受这一使命，行事必定遵循正道，他们流传下来的风尚余韵，本来可以逐渐影响久远之后。然而江西察院却独独没有题名石，使那些显赫而值得仰望的姓名事迹，以及那些自负自用的人，统统泯灭而无人知晓，难道不是制度上的缺漏吗？嘉靖八年秋仲，三原穆君相奉命来到这里，勤勉振作，精细周详，使风纪大为振兴，于是利用余力谈及此事，便从他所接替的储君良材开始追溯查考，一直到蔡君英为止，恰好满一百人。蔡君来此巡按是在天顺年间，距离现在只有七十年，而在他以前的事迹便再也无法考查了。他们能够幸存下来的姓名，有些字已经不详，籍贯、里居、年份次序也多有缺略。穆君认为如果一定要等资料完备，时间越久，遗失就会越多，于是根据现有所得让人刻在石上，并在左方留下空处等待后来者续刻。使者前来请我作记，我实在不能推辞。人降生以后，父亲给他命名，无论尊贵卑贱、贤能不肖，都是一样的。至于乡里国家所知晓的、碑刻所记载的，只是尊贵的人，卑贱的人不在其中。高官要职，自古以来并不少。至于史册所称道、天下后世所仰望的，则一定是贤能的人，不肖之人不在其中。那么，御史自己成为贤能之人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呢？自身端正，便不用严厉也有很大的威严；掌握事理，便不用烦琐也能治理；按时酌情处理得当，各项政务便都能端正。所谓流传久远的风尚余韵，不正是这样的人所造成的吗？如今题名石已经树立，如果用这三种标准去考察而能够相合，那么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如果用这三种标准去考察而不能相合，那么这些人也能成为我们的借鉴。穆君恳切用心，实际上正在这里。后来的君子，他们的心意难道不会与此相同吗？《尚书》说：“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 《诗经》说：“但愿早晚勤勉努力，以使最终的声誉长久。”如果确实如此，难道不只是大江以西十三郡的百姓长久受到恩惠，对国家政治治理的补益也会很多吗？察院旧址在按察司左边，如今所在的地方原是废弃的府承奉司。几年前曾经作为巡抚都院；等到裁撤巡抚官，便奏请改定在这里，因地制宜有所增减，规制更加完备，而旧官署则改为南昌道。

译《上模曾氏续置祭田记》。上模曾氏所居有上村、下村，下村原有祠堂和祭田，每年中元日举行祭祀。凡是列于陪祭之位和宴饮之列的人，常常依据义例有所增减，但通常不下于一千几百人，可以说是盛大了。成化年间，祠堂房屋衰败破损，租金收入有时不能按数收齐；先世坟墓分散在各地的，也长期没有按时祭扫。族中杰出的人士士举翁，大力倡导族人修缮整治、经营管理，又在祠堂右边建祭扫亭以陈设牲畜祭品，在左边建宴饮亭以施行宾主酬答，于是祠堂的规制更加完备。少司寇省轩公所作的记文，可以作为考证。正德初年，祭祀完毕后举行宴饮。士举翁的嗣子之恭甫便对众人说：“礼制对于先祖有春夏秋冬四时之祭，如今我们祭祀先祖的礼仪，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为什么不共同谋划改善呢？”于是他的族父士献、正源、二寿、官正、秉处士以及他们的兄弟侄辈，共三十一人，谋划而取得一致；便各自拿出钱财，另行购买若干亩良田，每年收取租谷，储备粮食并酿酒，在春秋两季以及冬季择定吉日举行祭祀，仪式完全按照中元祭祀办理。只是祭品还不能像中元祭那样丰盛，所以不敢称为正式祭祀，暂且命名为“时荐”。他们也真是慎重啊！当时正准备请求文章刻在石上，以传示久远。我不久前承受恩典回乡省亲，于是曾峻等三人奉诸位长者之命前来请我作文，用意十分恳切。祭祀先祖，一年按时分为四次；按照礼制和法令，从士大夫以下大概没有不可以举行的。礼法允许做的事本来不应简略，但没有财力也不能使祭祀令人满意，这难道只是今天才如此吗？如今曾氏诸公举行这项祭田之举，内心本来存有孝意，财力也能与心意相称，使古礼中至今没有完全实行的部分，一旦在他们族中恢复，这种美德大小究竟如何呢？我因为与曾氏是世交，又有幸听到这样的美事，难道可以不记载吗？这块祭田实在是三十一人的宏大谋划，他们的子孙应当永远谨慎守护，使三时之祭常常同中元祭轮流举行，永远不废；如果后代贤良不断出现，或许还能有所增加，只应随着时势使祭品更加丰盛，而不敢繁琐亵渎，这难道不是使孝德更加光耀吗？请允许我把这些写作记文。三十一人的姓名、田地的段落以及租入的数额，都逐一列在碑阴，后来的人可以据此考查。《沅州守素庵曾公祠记》。曾氏旧居在泰和的文溪，从俊甫、新甫兄弟开始，分居到城西檀树巷；第二次迁居韦家巷的，是辽海翁子永；第三次迁到云亭乡月冈的，是耕乐翁士敏。到了曾公，又从月冈迁到文水，于是这里有了专祠。曾公名瑀，字儒玉，号素庵。他是耕乐的次子、辽海的曾孙、新甫的七世孙。起初凭明经授任南陵训导，任职几年考核成绩优良，升任光山知县，又升任广安州守；接连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改任沅州。过了很久，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享年若干岁，最终在家中寿终正寝。曾公平时常常嫌旧居低洼狭窄，想迁居别处却一直没有机会。一天偶然因事在文水停留，徘徊眺望，仿佛心有所契合。不久遍访风水先生，他们都认为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宅基地，曾公于是定下志向。地基拓宽后，便购买优质木材，建造宽大的房屋。落成之日，就迁居到这里，房屋明亮宽敞、幽深严密，足以为后代留下充裕的基业。曾公有七个儿子，其中考陞、任宪、瞻忠、晩都能立身成业。曾公去世若干年后，任宪任桂阳令期满归来，便与诸位兄弟商议说：“先父官至大夫，在文水开创基业，使我们后代得以依赖，他的功德非常盛大。子子孙孙难道能够有一天忘记报答吗？感情上不能忘记的事，礼制本来就有应当讲求的内容。”众人商议一致，于是刻木雕成曾公的肖像，奉为文水开基祖，在正寝东边建祠供奉；又创置若干亩祭田，依次收取租入，置办祭品，每年中秋后一天，也就是曾公的生日，迎神像出来到正堂，举行专祭。以元配封孺人萧氏配享，郭氏、章氏、周氏三位孺人也都参与祭祀。祭毕举行宴饮，大小亲疏都能均沾恩惠，按照此制实行。过了多年，又担心后人不知道其中深意，于是前来拜谒我，请我写文刻石流传永久，使祭祀不致废替。我看桂阳兄弟的用意，是因为迁到文水实在从曾公开始，子孙将要百世依赖他的恩德。将来即使服制已尽、亲属关系逐渐疏远，报答根本的祭祀也绝不应停止；一定要从现在起有举行便继续继承，希望能够达到无穷无尽，使曾公长久享用后人的报答。即使考察古代礼制，未必完全相合，但他们内心笃厚的孝意，远远胜过世俗之人。难道不值得君子称许吗？后人还应当共同深思这一点，因礼制有常而每次都谨慎举行，随着能力所及而不断使祭品更加丰盛；努力学习、奋力践行，勤勉谋求不辱没先祖。我知道幽明虽然有别，道理却是一致的，有感便能相通；曾公在冥冥之中察看他们的诚意而赐予福祉，想来也有不停止的理由。因此曾氏家族的兴盛，难道可以估量吗？我与桂阳兄弟是文字交往的朋友，所以不能推辞作记，也借此告诫他们的后人。如此任，凭借才名在乡校中著称，多次应举却没有遇合，如今才得以入贡，赴春官。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卷二　明代罗钦顺撰。记，共十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