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二　　　　明　罗钦顺　撰

译《迎曦楼记》。从我家西冈山下向北走二十多里，有个村名叫大瑞；那里有一座山从西北而来，高大雄伟地耸立着，形状像骆驼或大象；左右的山如同趋附环绕，溪流映带，风气完备而深厚。凡是依山高低居住的人，都是宋代端明学士、忠穆郑公的后裔。他的族属很多，建成的屋舍，有堂、有厅、有楼，共有几十所。有一座楼名叫迎曦，是处士宗效君所建。正寝朝向南，这座楼在正寝左边而面向东方，楼下是房屋。宗效君夜里就在这里休息，鸡鸣便起床，登楼坐着思考白天应当做的事情；想清楚道理后，就打开窗户迎接曙光，远望东方，天色苍苍而又明亮，太阳出来便大放光明，于是出门办事。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所以这座楼取名为“迎曦”。他的从子端典通过我的姻亲关系，请求我为此作记。唉，日月交替发光，形成昼夜；然而夜晚是人休息的时候，凡是应对事务、接待人事、履行职责，大概无不在白天进行。若从那些玩乐懈怠的人说起，他们对于清晨曙光和傍晚景色的升降，本来漠然不放在心上；哪里知道恭敬迎接天明的意义关系重大，而坐着等待天亮，又是圣人用来为天下后世树立的法则呢？从楼名的意义推想，宗效君为人处世、立身治家，能够勤勉不懈，已经有足以概见的地方了。把他同世上那些虚度时光、消磨日子的人相比，能够相提并论吗？或者，宗效君所见的还不止这些？《易经》晋卦，内卦为坤，外卦为离，它的《大象传》说：“君子因此使自己的光明德性显现出来。”光明从大地上升起，即使愚夫愚妇也没有看不见这个象的；只是君子观察这个象，便能够反求自身，知道应当在哪些地方用力。所以无论视、听、言、动，都不敢不遵循礼，因为确实害怕光明的德性有所昏暗。宗效君的义行在乡里受到称赞，如今正在谨慎修养而不停止，他大概已经从观察卦象和楼名的表面意义中有所领会了吧？这些值得记载，所以我不推辞而为他作记。至于楼的规制以及建造费用，就可以略去不记了。《师稷轩记》。泰和澄江以南几里，正对着周道的右边，有个地方叫小棠州。严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严氏居所四周都是肥沃的土地，每年收成总是特别丰厚。严氏中有一位才俊，名叫稼，字景畅，隐居在西冈山下。西冈距离祖居很近，景畅每年按时督促童仆耕种，很少再羡慕外界的事物，以供养父母、抚育子女的需要，以及祭祀、宾客的费用，还有余粮积蓄。他曾在西冈建轩作为休息之所，题名“师稷”，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也确实使轩名与实相符。我从叔用昂与他有姻亲关系，景畅因此请求我作记。我想，后稷的事迹，在经书传记中都有可以考察的记载。大概他从能够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有种植庄稼的志向；长大后处在唐尧、虞舜之际，实际担任农官。《尚书》记载舜帝再次下令说：“弃啊，百姓正在遭受饥荒，你后稷要播种各种谷物。” 这就是他的职责。到了他的后世子孙，便追述歌颂他说：“思念那文德昭著的后稷，他完全可以配享上天；使我们的百姓建立起来，没有谁不是靠你的功劳。”由此看来，他的功德难道不盛大吗？景畅的志向似乎与他相近，只是没有职位，无法显现他惠及他人的功劳。可是，他把轩命名为“师稷”，难道是希望以深耕勤耘，获得丰盛收成，作为学习后稷的实际表现吗？我听说，善于学习古人的人，应当观察古人是怎样运用心意的。孟子说：“后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挨饿一样。虽然他居于职位、承担责任，是义理上本来应当如此的，但他用心的深厚，也大概可以想见。如果真把后稷作为老师，就一定会把自己有余的东西推及邻里乡党，用来补助他们的不足，只求尽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不图使自己肥厚；这样即使不一定有后稷那样的功劳，内心所存也确实没有惭愧了。”景畅积聚而能散施，他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我又听说，古代善于学习的人，举出一个方面，就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方面。《诗经》说：“后稷从事农作，有辅助庄稼生长的方法；除去那些繁茂的杂草，种下黄美的禾苗。”如今人的私欲，就是我们身上的杂草；天理的公正，就是我们身上的嘉谷。学习后稷除去杂草，反过来便能得到克制私欲的善德；学习后稷种下黄美禾苗，反过来便能得到恢复礼义的道理。这样用来调和自身、和睦家庭，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难道只是讲耕种收获吗？景畅，要努力啊！天理不仅要存在于自身；如果私欲纷纷表现在事务上，那么即使耕耘十分勤劳、谷粟十分丰多，大概也难免有齐景公“我得到它，能够吃它吗”的忧虑。景畅出生于有官位名望的家族，熟悉诗礼教诲，又有孝悌的美德，他一定能够在这些方面努力吧？轩的规制以及朝向背向的适宜、观览景致的优胜，我不能全部知道，其中也有不必写入的地方。起初因为从叔的嘱托，我阐明其中的道理来回答景畅，让他把文章置于墙壁之间，以便时时考察自己。

译《听松轩记》。松树因风吹而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有时飘拂清远，像暖春群蜂的喧鸣、寒泉的声响；有时圆润晶莹、舒缓和谐，像金石相互应和、歌咏一同奏起；有时汹涌震荡，像山崩海倾，突然间难以止住遏制。又像百万铁骑在原野上彼此交战，胜负尚未分明。它的声势形态变化多端，不是善于听的人，不能领会其中的妙处。世上固然有聪明明察的君子，却往往被许多事务牵累，因此根本没有闲暇来听。即使有闲暇来听，外物与自身有时也不能相通；进入耳中的声音虽然频繁，感动内心的却十分浅薄。这样的人同从未听过松声的人，实际上没有区别。我能山先生王公，曾以“听松”命名他的休息之轩，难道不是因为他有闲暇而且善于听松吗？王公世代居住在余姚城中龙泉山的北面，屋后万松成林，早晚四时，风一吹动，松声便随之响起，大小声势形态各不相同，每次变化都更加奇异。这本来是很值得听的；可是王公年轻时正致力于求学，探求立身立世的道理，准备以此立于世人之上，对于听松本来没有闲暇。后来他考中廷试第一名，进入翰林，屡次升官至学士，担任天子近臣时，负有参与议论、规谏评议的责任。不久又以侍郎身份辅佐礼部，以太宰身份主持南都政务，担任天子大臣时，负有辅弼赞襄、敬慎尽职的责任。这时他离松树更远了，又哪里有闲暇听松呢？后来刘瑾当权，忌恨王公并排挤他；王公知道了却不顾惜，终于办完自己的事情而归。于是他在万松之间建造轩室，把自己的听松之趣全寄托在这里。从开始退休到现在，将近十年，听松从未厌倦。王公究竟从松树那里取得了什么呢？他的儿子、大鸿胪守仁曾向钦顺谈起王公听松的情形：有时怡然自得，有时悄然忧愁，有时怅惘叹息。门人弟子没有谁能够窥知并理解他的心意，希望我说几句话来阐发它。只是我才智浅薄，哪里能够做到呢？然而我一向承蒙王公爱护，大略知道他一生出处进退的大节，请试着揣度着说：他感到舒适，莫不是清远松声进入耳中，对他宽舒优游的心境有所帮助吗？他感到忧愁，莫不是汹涌震荡的松声进入耳中，使他对世事翻覆的变化有所激发吗？他发出叹息，莫不是圆润和谐的松声进入耳中，使他忆起明君贤臣相会的盛事吗？由此可知，听松而只感到快乐，并不是善于听松的人。王公与常人不同之处，不在于快乐，而在于忧虑。然而，扭转否运、促成泰运的方法，本来就是王公素来具备的；大鸿胪从他那里亲自受教所得的，难道只是忧愁、叹息而已吗？王公如今寿至七十，《诗经》说：“像松柏一样茂盛。”愿一切都如这句话。也许轩外的松树本来就有无穷无尽的声响，轩中的主人也必定有无边无际的寿命，从而长久享受无穷的听松之乐。这就是钦顺为大鸿胪代为申致祝愿的话，于是写下来作为记。节孝堂记 成化丙午年秋天，我乡发生大瘟疫，死者有时一家就有数人。我的姻亲长辈曾君汝厚有两个儿子，瑛、璥，几天之内相继去世，只留下一个孙子叫旦，当时还很孱弱。曾君痛哭，几乎无法活下去，说：“我已经老了，上天降下这样残酷的惩罚，我将依靠谁呢？壮年人尚且不能保全，这个孱弱的孩子，又能依靠他吗？”当时，旦的母亲萧氏年仅二十三岁，便趁机从容地宽慰曾君说：“瑛和叔大不幸到了这个地步，但还有媳妇在，公公只管放心，不必忧虑养老和抚养孤儿的事。这是媳妇的责任；如果媳妇不能终身办好此事而竟敢有二心，神明必定诛罚她。”曾君感慨地擦干眼泪站起来说：“媳妇能够这样，我就有希望了。”从此萧氏断绝脂粉沐浴之事，远避嫌疑，常常独处深闺，勤于纺织来帮助供养公公，每天谨慎地照看亡夫留下的孤儿，并随时教训约束他。孩子稍稍长大，便送他跟从老师求学，至今大概已有二十年了。于是旦已经成人立业，娶妻生子，曾君也安然接受萧氏的奉养，年过七十，精神强健而没有衰退。乡里贤者都说：“萧孺人坚守节操，贞洁坚定，终于成就了儿子；又能孝敬奉养舅姑，使他们忘却没有儿子的悲伤，享有长寿安康。” 虽然旌表节妇的典章不能立即申请，但有善行而不彰明，恐怕不是乡里的道义。于是旦建了几楹堂屋来奉养孺人，大家共同为它举行落成礼，并在门楣上题名“节孝”。旦便请他的姻亲、我的族兄钦师来向我求记。我读《孟子》读到“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时，没有一次不深思而长叹，说：“唉！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是多么微小啊！在一念得失之间，就可能成为人或禽兽，成为君子或小人；贵贱相差、荣辱相距，哪里只是千里之遥？世道衰败，风俗浅薄，即使名为读书之士，往往也陷溺自己的良心而不自知。如今孺人以一个妇女，竟能对丈夫尽节，对舅姑尽孝，闺门伦理完全修治，本心没有丧失，这难道只是比那些忧虑儿子没有衣裳的人贤明一些而已吗？古代盛世，闺门之内必有师傅教导，何况还有以身作则的教化从王宫流传出来，因此女子的德行大多贞正，风俗醇厚纯美。如今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家庭内教没有修明，人欲横流，没有人能够自我约束；可是深山长谷之中，仍有像孺人这样知礼守义的人。难道人心中的天理，本来就有不可磨灭的地方吗？” 我国朝廷颁布法令，妇女守节不改、年过五十的，有司便上报，常常赐予旌表门闾的典礼。孺人的节操十分显著，只是年龄尚未达到，稍等几年，贤能的有司应当不会遗漏她。如今在高堂上悬挂匾额，大概是诸位表彰善行的诚意，只是唯恐不能迅速实行；这两件事本来可以同时进行，并不相悖。我没有才能，却以移风易俗为职责；凡有关于风教的事情，采录并加以表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何况旦请求作文，是想光大彰显母亲的大德，情意十分恳切，所以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孺人出自我县宁溪的名门，近世迁居永源。”},{

译《慈节堂记》慈节堂，是族叔父用元侍奉母亲曾孺人的厅堂。厅堂为什么以“慈节”命名？是为了彰显母亲的大德，让后人知道并且不忘。起初，用元出生刚满一个月，他的父亲秉厚府君便去世了。曾孺人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就在灵柩前发誓，宁死也要抚养孤儿、保全贞节，不另作他想。到如今已经三十五年，孺人也六十岁了。用元从呀呀学语长大，直到成年，娶妻生子；他的学业成就又足以做讲解经书章句的老师。孺人对他的保护、抱持、携带、匡助、抚慰和教导，无日无夜，实在已经竭尽心力；并且恩泽延及孙辈，始终深厚而没有减退。这就是她作为慈母的原因。孺人守寡时，姻亲宗族之间本来就很难做到这样，而她的志向和操守尤其坚定。有人用再嫁来劝诱她，她总是唾骂斥绝，最终保全了贞洁，直到今天，清白如冰雪般明净，坚定如金石般不可改变。这就是她成为节妇的原因。母亲慈爱儿子、妻子为丈夫竭尽贞节，都是天理本来如此，也是人心不能自已的事情。可是孺人能够独自做到而无愧，为什么呢？人的天性并不都敦厚，教养也不是一向完备；男女情欲的感动容易使人流于放纵，而姑息性的恩情又难以割舍。因悲伤慈爱之情而失去贞节，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只是孺人的性情淳厚美善，志向操守端正，本来就是得自上天；而且她出身于名门。淄阳少尹宗翱公是她的祖父，庠生时谨公是她的父亲，少司寇省轩公是她的伯父。因此，她长期受到礼教熏陶，也有深厚的家学根基。她能够慈爱与守节两全，既使自身清白，又成就了儿子，显然足以成为闺门中的楷模。以孺人这样的节操来考察，按照本朝已经制定的法令，有司应当上报朝廷，理应得到旌表门闾，用来劝勉风俗。只是政务不由合适的人主持便无法办成，而用元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姑且根据事实给厅堂命名，希望多少能够颂扬母亲的美德；这样即使到了百世之后，子孙仰望而思念她，也没有不知道这一脉传承绵延不绝，全都依赖孺人的功劳。这样的感激仰慕，难道会有止境吗？用元在这件事上的用心，可以说是孝顺了。因此，凡是族中的长辈，都称赞他的举动，我也乐意为此写记。将来执掌史笔的人，或许会有所取法。此记写成于正德己巳年十一月八日，正是孺人初度之辰。用元有三个儿子：钦封、钦榜、钦防。《临清堂记》我县澄江的南面、石牛山的北面，是上模里。里中有名望的姓氏，只有曾氏和罗氏。曾氏居住的地方有上村、下村，我家住在西冈下面，彼此相距各约半里，形势像鼎的三足。石牛山是本里的镇山，山中耸立着许多秀美的山峰。石牛山以南，山冈层层叠叠，多得无法数清。山谷中有几十道流泉，曲折地彼此汇合成一条溪流，环绕山脚流出。从前有人在地势稍平之处开渠引水，向西流去灌溉田地。西面有一道流泉流来汇合，于是又分成一条溪流，与原来的溪水共同形成双龙之水。西溪又分为两支：一支环绕两村之间，转了两道弯，从下村背后流出，与东溪汇合；另一支从上村背后流出，直奔西冈小路上的水流，汇流一里多后，与双龙之水合流。水流又曲折向北行四五里，进入冯岭之江。上模山川的形胜大致如此，秀美与灵气汇聚于此，所以两姓世代人才不绝。至于我的内兄曾君民誉，是下村的杰出人物。曾君是已故丹棱掌教敬所公的幼子，早年承继家学，学业将成时却患上贞疾，于是终于没有出仕。然而他为人开朗爽直，重视伦理，笃厚待人接物，遇事能够决断而又致力于顾全大局，宗族乡党没有不敬爱他的。他所居住的旧宅，年久失修，既破败又狭窄，于是又买下附近的土地，命他的儿子淳、济建造房屋，朝南，前面是厅堂，后面是寝室，规制适宜；并拆掉旧宅，改建成重屋，仍然朝东。后来我重新出仕，前去拜访外舅西磐翁和曾君，因而得以观看新建的房屋。溪水环绕台阶，清雅的趣味充满厅堂，使我心情畅快，乐而忘返。曾君于是拿出酒来，我高歌、投壶，尽情饮酒。天将暮时，他又引导我沿东廊转入一座小阁，阁子正跨在溪流中部。不久明月从东方升起，水光更加明亮，水声更加清越，景色比先前更为优美。我们洗杯重新斟酒，子侄们吹笙、弹琴助兴，直到半夜大醉才停止。第二天早晨将要分别时，我替曾君把他的厅堂命名为“临清”。不久曾君请善于书写的人把“临清”二字大书后挂在门楣之间，人们便以此作为他的号。我一离开那里，不知不觉已经数年；在当时的官场上没有丝毫补益，早晚俯仰于尘俗之间，实在很不满足。每当想起这座厅堂的胜景，没有一次不感慨地想拂衣而去，再去多次和曾君游赏。如今承蒙曾君前来拜访，间或对我说：“您给我的厅堂命名得非常好，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呢？”我想，江南本来就多山水，临着溪流建造房屋，哪里会没有这样的地方呢？看那山水之气滋润轩窗，光影浮现在几案席面上，房屋就近于清雅了。然而，如果一个人尘俗的容貌和姿态可见，终日奔走而没有闲暇，那么他本人未必清雅。外表装饰得可观，以文雅为崇尚，一个人就近于清雅了；然而如果内怀阴谋诡计，辗转彼此算计，那么他的内心仍未必清明。曾君固然不能做到完全没有欲望，但能够严格自我约束，便可以使内心清明；也不能完全做到无所事事，但善于自我反省，便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清正。像这样做这座厅堂的主人，时时与嘉宾、遗老从容饮酒吟咏，观赏山水，享受清雅的乐趣，不也是很值得推重吗？这些都可以写下来。我怎么能不替他写这篇记呢？只愿后来继承并守护这座厅堂的人，也把清心寡欲作为根本，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一定能够获得声誉，不辜负曾君留下的训诫，也就不会辜负山川的灵秀了。

译《光乐堂记》南京兵部郎中陈君达曾经和弟弟进暹建造了三间厅堂，用来侍奉双亲、供他们起居。适逢国庆而普遍施恩，按照可以推恩封赠的惯例，赐给他的父亲防庵先生烓诰命，仍授浙江按察司佥事致仕，品阶为朝列大夫；母亲叶氏封为宜人。诰命文辞中有这样的话：“更加增添门第的光彩，安享晚年的快乐。”有见识的人于是摘取“光乐”二字为厅堂命名，缙绅大夫便相互作诗歌咏这件事，认为这是为先生和宜人祝寿，郎中得知后十分高兴。他又想到厅堂应当有记，于是请同僚欧阳相周来托我写作。我听说陈氏世代居住在闽地大义乡，家中世代传承仕宦和学业。进入本朝以后，有翰林侍读叔刚、湖广按察副使叔绍，都是先生的伯父；浙江左布政使炜，是他的长兄。先生考中戊戌进士，历任潮州推官、南京贵州道监察御史、广东佥事、浙江佥事；他的侄子墀和陈达一同考中乙丑进士，如今同任郎中。南京陈氏门第的光彩，是有来由的。先生历任各官都有政绩；他任御史时曾分条陈述八件事，辅助敬皇初年的政务，其中很多都得到施行。后来因病请求退休，年仅五十二岁，当道本来想挽留他却未能成功，越发相互叹惜他的贤能。他回乡后，便用品行义理率领乡人，用诗书教育子侄，用文章与名流交往，却断绝出入城府，清正的风操和完美的节义高出一时；这也全靠宜人的贤德，才能很好地继承并辅助他的志向。到了晚年，他的儿子又显达起来，于是更加光耀门第、享受晚年之乐，确实如诰命文辞所赞美的那样。供休息宴饮的厅堂刚刚落成，门楣上的匾额便有了依据而得以确定，这难道不是陈氏一时的盛事吗？只是先生的诸位伯父、兄长在前代建功立业，门第已经光耀，却都因贤能劳苦而死于任所，未曾有过一天山林间安闲优游的快乐；诸位子侄在后代承继他们，门第又将光耀，而鸿鹄渐丰的羽翼势将飞达万里，正忧劳于职事而没有空闲，哪里还敢谈什么安逸享乐呢？快乐未能完全实现，本来并不妨害一个人的贤德；但若从兼得贤德与福乐的人来看，那么他的福分就是完备的，也会使人人都发出无法企及的感叹。这大概就是先生更加受到缙绅尊敬仰慕，而这座厅堂也因此闻名于世的原因吧？先生今年六十七岁，宜人只比他少两岁。《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怎能不长寿；快乐的君子，美德声誉日益盛大。”用来报答并发扬天子的美好诰命，使这座厅堂的声名长久流传，难道不就在这里吗？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永德堂记》这座厅堂是我县凤冈里萧天聪所建。凤冈的萧氏是我县的大族，他们的先祖在宋室南渡之际从金陵迁来，到如今已经有若干代，族人数量大概超过一万人。自天聪的高祖、曾祖以上，虽然还没有显达的人，但大都以诗书为业，以品行道义相互勉励，显然是乡里的望族；从杨文贞公为他们族谱所写的序文中，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序文中所称的太学生萧信立，就是天聪的高祖，后来任交趾中卫经历，死于任上。经卫的儿子孟震接着兴起，被征召任用，历任当涂、武康、揭阳三学的教职。揭阳的儿子仁育又从乡试中脱颖而出，被提升为江浦知县九年，政绩尤其显著。于是萧氏连续三代显达。这三位君子不只是修饰自身、修养品行，没有辱没祖先，而且都有施惠于人的德行。天聪是江浦一支的长孙，他的父亲名叫贵仁，孝顺友爱，能够继承家业，但寿命不长。福气集中到他的儿子身上，天聪年少而才华出众，很有谋略和作为；由于同族兄弟众多，而旧居又狭窄，于是增加购买附近的土地，另建一处房屋居住。房屋建成后，把中堂命名为“承德”，他的志向确实很有意义。后来他来请我写文章作记。我家与萧氏世代交好，我的儿子琰又与天聪联姻，不是我来写这篇记，还能由谁来写呢？人之所以降生，必定是从上天赋予的本心中有所获得，并不是无缘无故。它具备于内心，就叫作德性；施行于自身，就叫作德行。人的行为有万般不同，但本性终究只有一个。从我自身向上，直到我的高祖、曾祖，再向上直到最初出生的人类祖先；从我自身向下，直到我的曾孙、玄孙，再向下直到不可穷尽的后世，谁没有这种德性呢？人人都有这种德性，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人人都有这种德性，却反而违背正道、败坏德行，给父祖留下羞辱的事，也不幸常常可以见到。这是什么缘故呢？思考就能得到它，不思考就得不到它。前代有高明的祖父，声名显著、德行美好，即使是旁人，也知道应该仰慕；但做他们子孙的人，有的却不思考、不遵循祖先的行为，流于污浊卑下的归宿，难道不可悲吗？天聪啊，我知道你一定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看你给厅堂命名的用意，你在修身待人、平常居处和应对变故时，难道会有不思考、不遵循祖先所行之道的时候吗？义理看重了，利益就会看轻；公心胜过了，私心就会消灭。应当认真思考并努力实行的要旨，大概没有超出这些。假如确实只秉持公心，只遵循义理，那么德性就不会亏损，德行也会更加美好；对于前人的德行，你确实能够承继了。天聪如今勉励自己，既然已经能够承继前后世的德行，难道不应思考怎样承继当今的德行吗？这座堂的建造，大概可以使这种德行永远存在而不毁坏。堂屋的规制是前面厅堂、后面寝室，一切都高大、宽广、坚固、壮观。于正徳己卯年八月晦日落成，后三年壬午年六月朔日，记写成。

译世德堂记 记道：祖先有善行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承，是不仁厚。可贵之处在于知道并传承，难道只是如此而已吗？一定还要警醒地深思，勤勉不懈，只把恭敬承继祖先作为要务，使前人虽然遥远，他们志趣的正当之处在我身上常存，他们事业行为的美好在我身上常新。声名凭借实际德行而延续，日益隆盛而不衰，这才可以说是明智，这才可以说是仁厚，作为人的子孙的责任才算没有辜负。假如行为不努力，却只把它当作谈资，向别人夸耀，即使人人羡慕，也有人会责难说：‘你的祖父和父亲确实有这样的善行，你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这样一来，同不知道、不传承祖先善行的人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岂但没有不同，反而不是玷污了祖先吗？我的姻亲郑君宗尧曾建堂居住，命名为“世德”，向我请求作记。他所以希望成为明智而仁厚的人，大概就在这里。郑氏世代居住在我县大瑞里，祖先出自宋代端明学士忠穆公防。国朝有考中进士、任官为省郎的人，成为衣冠显赫的门第，蔚然为乡里的望族。我家既同郑家世代友好，凡是进出城府，必定经过他家门口，我也曾多次登门，因此认识了他家的父兄子弟。看他们重视伦理，遵循规矩，厚守根本而务实，内心自然喜爱，不能自已；而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人，也一个接一个。气质习尚的熏陶渐染，风声德化的流传发展，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们世代德行可以考察的地方，不就在这里吗？我又听说，君的八世祖叔文，曾在灾荒年间于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设置羹饭，往来饥饿的人都吃饱后离去。高祖英可曾割出若干亩田地给殊山院的僧人，合力修建乡里的云津桥，使人们不必涉水受险；又在桥左建一座亭子，人们遇到突然的风雨，能够得到庇护。后来江水上涨，桥被冲毁，君的先父廷器又倡议并率领众位族人买田造船，继承了前人的功业。仁厚之心存于世间，在这些事迹中都有证明，前后相继；其他善行大概还不止这些，只是乡人称颂时，必定首先说起这些。君不能忘记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君很早就能立身自树，对内修养孝友的品行，对外恰当地处理交往应酬。家境富足有余，更喜欢兼济他人；戴帽束带，以义行使自身感到光荣，可以说没有辱没他的世德。这样华美的匾额，难道不值得君子取法吗？贤能的儿子和孙子耳濡目染，确实遵循他的训诫和法则，没有谁懈怠。这座堂的名声在当世流传，必将长久。我的长子琰，是郑家的女婿，承蒙君的爱护很多，便趁机屡次请求我写记。我知道君对所看重的世德情意深切，于是写下这篇文字。斯庵记 “斯庵”是处士郭君本川的别号。君的弟弟善化县尹本宽，曾与已故郧西学谕徐君广威及我同年考中乡试。我们两人曾因善化而认识郭君。这个别号大概是学谕徐君所取。郭君字川而号称“斯庵”，我想大概取自孔夫子在川边所说的话。孔夫子川边那句话的意义极其精微宏大，非常难以言说。程子曾说：“自汉代以来，儒者都不懂得这个意义。”只是我浅陋，哪里敢轻易置喙？我谨向勋翁推辞，推辞了两三次，最终也没有获准，于是试着说道：“人的见识局限在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内，眼睛看不到的本来就完全看不见。只看见自己所看见的，却遗漏自己所看不见的，想要突然向他说明‘逝者如斯’的妙处，同儿童观看手指有什么不同呢？自从有天地以来直到今天，不知经过了几千万年；期间气运的盛衰、人物的兴亡，不知发生了几千万种变化。然而从今天看过去，本来与古代没有不同；从后来的人看今天，难道会与今天不同吗？今天与古代没有不同，后来与今天没有不同，这就是万古以来同一条川流。万古以来同一条川流，稍有见识的人或许知道；但又有谁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呢？所以说：万物一同生长而不相互伤害，各种道并行而不相互违背。小德如川流不息，大德敦厚地化育万物，这正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即使如此，天地的广大，我的心也能包容尽它。若在隐微细小的地方稍有不谨慎，这滔滔流动的东西必然会受到堵塞遏制，不能顺遂其自然的趋势，难道不会横向溃决、四处泛滥，直到水势滔天吗？孔夫子在川边所说的话，大意就是这样。要穷尽其中的深奥精微，即使整天谈论也说不完。只是郭君兄弟二人都才华出众，他们所交往的又多是当时的贤者；通过从容讨论、细密切磋，大概将要对这个道理完全明白而没有疑惑了。我这样说，不知道是否合于道理？我的族祖告诉我，郭君晚年实践修养更加笃实，成为家庭的表率，受到乡人的信任和尊重。众人都说：‘郭氏前代的名人，有征士子益宁、晋尹士昭、大行人兴文，光明卓越；如今有斯庵、善化兄弟，可以说没有辱没先人。’唉！郭君难道果真从川边的话中有所领会，知道应当从事什么了吗？如果果真如此，我的话也就确实相合了。希望他把这些话放在墙壁之间，时时观看来辅助自己；这样，斯庵的名声将会流传。

译介庵记 庵以“介”为名，是表示坚定自己所守的操行。人一定要坚定所守，然后才能有所立足；否则就会随风而倒、逐波而流。这是小人甘心情愿的事，却不是君子用来自我要求的方式。君子亲近义、与义相合，却不苟且附和别人。因此，众人都这样做而已，唯独他不这样做，是因为义理不允许他这样做；众人都不这样做而已，唯独他这样做，是因为义理不允许他不这样做。他超然独立、孤高挺拔、卓然自立，难道是为了刻意求异于众人吗？只是坚定自己所守罢了。《易经》说：“坚守正道如磐石。”若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怎么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呢？我的姻亲刘君述伦曾把他的宴息之所命名为“介庵”，君子没有不赞美他的志向的。考察他的行为，知道他毫无疑问能够进一步达到这种境界。他性情刚强，说话严厉；奉养自身俭约，取予分明；侍奉寡母邹氏，能够顺遂她的心意；有意守护祖业，使它不致败落，长期勤勉积累，并且比当初更加弘大。他家世代有衣冠仕宦，拥有可以凭借的声势，居处时却像没有这些一样；对于所维系的纲纪，必定首先振作整饬。和他交往的人，一定是比自己贤能的，或是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对于流俗，他从未苟且迎合。他为人如此，难道不能称为“介”吗？不过，他给庵命名的意思，本来不是说自己已经做到了，而是将要更加坚定所守，并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最终与君子的归宿相同。然而古代君子的耿介，或许还可以达到；既耿介却从来不闭塞，既通达却从来不失耿介，这种境界就不是容易达到的了。这种精微义理的极致，哪里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呢？推求刘君的志向，他用来自我勉励的地方，应该是每天孜孜不倦，甚至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刘君如今寿登六十，年纪虽高而品行更加尊崇；过去尊重他名声的人，如今连他的字也一并尊重，不敢直呼其名，于是就用庵名作为他的称号。刘君的小儿子、县学秀才宏，是我的女婿；他和长子彦、中子能一同来请我作文记述此事。我听说孔子称赞子贱说：“鲁国没有君子吗？这就是从那里取法的。”刘君家在万安横街，是当地大族；一百多年间，像大司寇公及其子方伯公，都相继凭功业显达，他们始终如一的大节值得仰慕敬重。至于如今的光禄少卿咸卓、监察御史咸栗，我有幸都曾跟随他们交游。少卿的谨慎缜密、御史的清正刻苦，我常为自己不能赶上他们而惭愧。至于隐居的刘君和他的堂兄述传，也都凭孤儿之身奋发自立，卓然能够成为乡族中有无相通的人。大概刘氏累世之间，君子的恩泽渐渐浸润，已经深远而长久。由此推想，刘君的子孙一定都会谨慎守持家法，以求不辱没祖先；这就是留给“介庵”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美好名声永远流传，难道不又有赖于此吗？于是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以答复宏兄弟的请求，也用来为刘君祝寿。彦、能都和宏一样贤肖，正在读书求取志业，我本来就对他们寄予远大期望。潜庵记 “潜庵”是乡里姻亲杨君显猷的别号。他的嗣子荣进因为我一向了解杨君，曾请求我作文作记，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闲暇写成。近来我告假居家，我的外甥荣蕃又多次替他请求。想到亲友交情深厚、始终如一，像杨君这样的人很少。虽然我厌倦写作，但心中所喜爱的事，又何必吝惜几句话呢？“潜”这个字，是以退藏、静密为意义。《易经》显现潜龙的意象，人的处境中有这样的情况；《尚书》列举沉潜的条目，人的性情中有这样的情况；《左传》显示潜心的训诫，人的学习中又有应当如此的地方。杨君承继世代产业的丰厚家基，却没有兄弟可以帮助，公私责任集中在一身，势必不能另有所求。他居住的地方名叫高陇，背山临水，池塘深广，竹树繁茂，闲于应酬，可垂钓可游赏，也不必向外寻求，自然有可快乐的事。“潜庵”作为别号，难道不是取这个意思吗？然而我观察杨君的为人，收敛退藏的意味多，积极进取的意味少；受到催迫后才应答，经过斟酌后才发言。他的天性若不称为沉潜，便没有别的说法了。他侍奉父母，神色愉悦、容貌柔婉；处于宗族之间，总是和乐亲切。他隆重实行礼节，以亲近贤者；割出肥沃田地，以追念远祖；减少自己的利收入来救济贫困。凡是义理所应当做的事，他从来没有为难的神色。他又能够潜心于君子之道了吗？否则，他的行为为什么这样美好呢？那么“潜庵”这个称号，谁能说不合适呢？不只是亲戚故旧都认为合宜，邑中大夫兰溪陆汝享号称严明，完全了解乡里人物的高下，曾当众称赞他说：“像杨显猷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人了。”乡里宗族中有人发生争讼，总是把案件交给他，请他主持公正。杨君能够得到贤大夫这样的认可，不就是所谓在家乡也必定闻名吗？表彰善行是天下共同的公理，所以我乐意写下此文；这同迎合自己所喜欢的人不同。况且凡是沉静的人大多长寿。杨君今年才六十岁，将来能达到什么境界，哪里可以估量呢？如果他的心性德行更加坚定，光辉日益更新，那么“潜庵”的名声大概将会永远流传。即使有我这篇记，又有谁能够掩盖它呢？杨君的先父岩筑公，德行器度雍容，很受我父亲封君的敬重。杨君的贤能必定有根源；荣进读书知法，在公府积劳，授官已有日期，也将要发扬杨君所积蓄的才德了。因此一并写在这里。

译闲斋记 斋以“闲”为名，是以此立志追求圣人。圣人不过是真诚而已。我们从上天所得的本性，没有不与圣人相同的。反省自身，却发现还有不真诚之处，难道不是被邪念拖累了吗？既然如此，怎么能不致力于防闲邪念的功夫呢？邪念被防止，真诚就存在了。因此，喜怒哀乐，有心便会产生；视听言动，有身便会出现。在最初承受天命的时候，心和身体本来都已经具备了当然不变的法则，浑然充满真实的道理，不需要向外求取。无奈四肢百体具备之后，各种欲望滋生，内心受到蒙蔽而常常偏斜，行为没有约束而日益荒谬，于是离开真实而趋向虚妄，以人的欲望灭除天理，与圣人的距离有时竟相差霄壤。邪念的拖累就是这样，难道不应当防闲它吗？“闲”就是门槛，是用来阻止事物出入的。因此，私意在内心萌发，必须严加防守，使它没有缝隙可以外出；可欲之物从外界诱来，必须严加抵御，使它没有缝隙可以进入。大的方面要谨慎，小的方面也不可忽略；开始时要慎重，结束时也不可懈怠。心中主宰日益精明，各种邪念自然会远远退去；浑然充满在我身上的真实道理，也就不会失去承受天命之初的状态；凡是视、听、言、动的表现，以及喜、怒、哀、乐的发作，失当的情况就少了。圣人的境界，不必防闲便自然没有不防闲之处，不必存养便自然没有不存养之处；虽然不是我们可以突然达到的，但从根本上说，道理难道有两个吗？即使如此，说出来并不难，真正防闲邪念却很难。当年孔门诸贤，谁不是以圣人为目标来学习？能够得到圣人之道的，除了颜氏子之外并不多见。看他关于“四勿”的话，终身奉行，以至于受到怒气也不迁怒、犯过错也不再犯，这就是防止邪念、保存真诚的明显验证。然而，如果没有洞察隐微的明察、果断坚决的刚健，怎么能达到这一步呢？所以想要从事防闲邪念的人，穷究事理必须精密，约束行为必须果断，希望能够使明察与刚健兼备，从而实现自己的志向。我的朋友弋阳汪君器之，天资很高，求道尤其敏锐，他的智慧已经足以达到这一境界。如今正每天思考如何守护它，于是把“闲”作为读书斋的名称，用来标明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因为我曾同他共同讲习这种学问，他请我为此作记。君的学识才能和谋略声名闻于天下，如今官任宗伯的副职，大概已经很有希望承担经世济民的重任了。斋名非常美好，如果早晚都能回顾、亲察，并且时时更加用心，那么他的德业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和君同由乡试中举，又和君的叔兄石潭少宰同登进士；在两京聚居时，彼此亲如兄弟，晚年又因论学相同，交情更加深厚。这篇斋记，我私下实在不能胜任；但我爱护并帮助君的诚意，君一定会有所取法。胡氏重建祀先堂记 弘治甲子年春三月，我县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落成。堂屋四楹，宽三寻半有余，深仅三寻，高度略低。堂后是两楹寝室，用来安置神主，宽二寻，深度是宽的两倍。堂前有廊，东西两边有厢房。东厢南面是厨房，西厢南面是库房，用来收藏祭器。良材、坚砖的费用，木工、泥瓦工的工费，总共二百多金。新堂宏伟高敞，比旧堂大了几倍。此前，族中显达的镇江通判学固君担忧旧堂破败狭窄，上不能安妥祖先神灵，下不能容纳子孙行拜礼，于是谋划改建，首先拿出俸金五十作为倡导。但工程很大，没有合适的人主持。于是有位贤者端威君慨然亲自承担完成工程的责任，便查阅族人情况，按能力厚薄均分出力；凡年满冠礼以上的，各按规定捐出钱来，合计又有一百五十金。端威君于是和一两个能干的子弟一起，负责规划、安排工期、监督工程，一切都有方法，早晚勤劳，几乎忘了睡觉吃饭。工程虽大，完成起来却好像极其容易，这是同心协力的缘故。我有幸是胡氏的甥婿，听说此事十分高兴；我本来就一向仰慕他们祖先的美德，因此更加相信他们的福泽会长久。近年我侍奉亲人在乡里居住，端威君便和通判的弟弟学荣一同前来，请我记述堂屋落成之事，以便长久传示，我也不能推辞。我私下认为，古代礼制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涉及形制器物的部分，虽然还可以大致列举，至于其中精微深远的意义，要明白地认识并恰当地实行就很难了。姑且拿祭祀礼来说，像伊川程先生所实行的，是每年祭祀远祖；像晦庵朱先生所制定的，只在时令祭祀近代祖先。两位先生都是一代英才、礼学宗师，所处置的却有这样的不同。有志于礼的人，难道不应当审慎考察吗？如今我乡的大族，往往都有祠堂祭礼的制度，各有所承受。大概周遍祭祀远祖的，近代祖先的祭祀就很简略；不专门加厚近代祖先祭祀的，远祖的祭祀又可能废弃不举。依照人情来看，都不安妥。合族居住，昭穆本来分明；生者同出于一个根本，心意同聚于一座堂屋，那么从始祖以下，每年举行祭祀，理应有不能缺少的。至于从祢庙以上直到高祖，则应当各自依照所承继的世次，在时祭中都恭敬致祭，这样远近有序，恩义也能两全。即使不能完全符合古礼，也应当不至于有大的错误。这些只是我的一点见解，从未向有道之人请教订正。如今通判君正好结束镇江任期，晋升奉训大夫回乡；他的族人又多读书知礼，希望他们共同斟酌我的话，审慎处置，使礼制得以施行，并受到乡人的称颂，说：“胡氏祭祀祖先毫不苟且。这样一来，难道不是既增加了这座堂屋宏丽焕美的光彩，又为后世留下永久的规范吗？”因此作记。

译清塘陆氏始迁祖祠堂记 高要陆先生汝为辞去灵璧教谕之职回乡后，率领族人创建祠堂，用来奉祀他们最初迁来的祖先文镇府君。这实在是出于义举。陆氏世代居住在本县大路里。宋朝末年战乱时，府君开始避乱来到清塘，依附外祖邓氏，开垦土地、建造房屋居住。他有三个儿子，儿子中有子美。战乱刚刚平定，长子和幼子各自迁居他处，不久都断了后嗣。居住在清塘的只有仲子，年代久了，族人日益繁盛。府君的墓在大路里的蛇洲冈；他在世时曾置办肥沃田地二百四十多亩，拨归墓地，使每年收取租粮，用来供祭扫之需。他的子孙共同世代守护这些田产，直到如今，每年都修墓祭祀，已成为常例，只是起初从未有人议论建立祠堂。先生认为，礼制重在报答根本；像府君这样的功德，子孙大概百代都要依靠他，祭祀他难道可以不合礼制吗？家中没有祠堂而在墓地祭祀，怎么能算合乎礼制呢？于是私下与族人商议，终于取得一致，祠堂也就在这时建成了。那是弘治辛酉年冬天。祠堂有六楹，楹间设有门和廊，其形制高敞宏深。建成以后，又共同议定：每年清明前一天，负责祠事的人早早前往拜谒墓地，剪除荆棘，祭祀祠后的土地神，然后回来。第二天便备办牲醴，在堂中举行祭祀。族中有大事，也在这里祭告。昭穆排列有序，宾客和赞礼人员各有位置，献酒酬答各有尺度，进退升降都有仪容；补足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作为留给后人不敢废弃的制度。这座祠堂的建立，确实可以说合乎义理。先生想记载事情的始末，以示久远，并因我钦顺曾与他有科场旧谊，便远道送来书信和礼物，请他的从弟、太学生制来嘱托我撰文。只是我虽然没有文才，但情谊上不能推辞。想来府君在流离困厄之时，竟能开创子孙百代的基业；他的功德影响深远，那么长久享受子孙的祭祀，也是合乎礼的。然而祭祀一定要在祠堂举行，才算真正合乎礼制。若不是先生凭借明达的见识首先倡导，族人凭借顺从美德帮助促成，又怎么能有今天呢？这就是值得记载的原因。《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美德。”凡是府君的后代，也应当对此多加用心。果真能够以此奉献馨香之祭，一定会明明白白地承受上天的恩赐；这种感应流通的妙处，大概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难道一定要等到祭祀之日才得到福佑吗？先生如果认为这些话正确，请把它刻在石上，立在祠堂下面，作为记文。泰和山东王氏祠堂记 礼在家庭中的实行，以祭祀最为重要，因为祭祀是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方式；这是人道的大原则，也是孝子慈孙最深厚的感情。距离古代虽然久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在，制度礼仪仍有可以考察的依据，但因陋就简，这种情况由来已不是一天了。即使贵至卿相，有家庙的也很少。懂得礼的君子，大概对此深感忧虑，于是祠堂的制度便兴起了。祠堂的制度，大概是斟酌古今情势而制定，并且上下都适用的。因此，家中有祠堂，神主便有收藏之所，人心便有所系念；昭穆排列有序，尊长和亲属都得到尊崇；仁爱谦让之风的兴起，未必不是由此而来。它对于教化的帮助，难道是小事吗？我县的旧家族中，山东王氏最为著名。他们的先世世代居住在仁善乡鲤湖巷。鲤湖一支是从吉水带原迁来的，谱牒可以查证。到了益斋先生时，宋淳祐年间，他凭借通晓经学被征辟为县学司训，曾经经过山东，喜爱那里的风土，便开始命令他的幼子季可在里中的下洲占卜择居，迁来这里居住。季可有四个儿子：和甫、信甫、文甫、末甫。信甫、文甫又分别居住在上洲，相距只有一里多。到现在将近三百年，人口繁衍，资产丰厚，文物昌盛，谈论此事的人都称许他们。下洲原有祠堂，历年久远，亲属关系渐尽、服制渐远，祠堂也越来越荒废。于是族中的贤者履文、履邠、履邼、秉锻、秉衍、秉顺聚集全族商议说：“树有根本，水有源头，只有益斋府君，是我们全族数千上百人共同的祖先，怎么可以忽略忘记？一定要建祠奉祀他，这种报本的义举，大概可以稍微尽到一些了。”众人都响应，于是购买良材，召集能工巧匠，择定嘉靖戊子年仲冬的吉日，就在旧址建造前堂四楹、后堂二楹，外面建大门，以绰楔作为标志，深度和宽度都沿用旧制。后堂用来收藏神主，前堂用来陈设俎豆。每年清明日，在益斋府君及其四位孙子的神位前举行祭祀，这是合乎礼的。其余四代祖先的祭祀日期，都另行择定。距离祠堂较远的人家，就在正寝祭祀。礼制既相合，情意也周全。像诸位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王氏的孝子慈孙吗？履邼、秉顺都是县学学生，而我认识履邼最久。这次他在我家馆授，因此和履文等人一起来请我撰写祠堂记。我既赞美他们的举动合乎义理，又赞美他们兄弟辈温和文雅、端庄厚重，足以证明世代的德行，于是没有推辞，写下了这篇文章。不过我曾听说《诗经》有“永远思念孝道”的训诫。凡是王氏的后代，希望都能共同整饬自身、磨砺品行，专心求学，更加谋求光大祖先事业的方法，这才是孝的极致。记文写成，于是借此再次加以劝勉。《整庵存稿》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卷三　明·罗钦顺撰 序，共十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