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三　　　　明　罗钦顺　撰

译《送岑德充归琼山序》琼山人岑德充，弘治乙卯年凭《诗经》学业取得广东乡试推荐名额，今年春天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便完成在国子监的学业，获准回南方探望省亲。太史蒋先生敬之嘱托我赠送几句话给他。蒋先生和我都是已故少保丘文庄公的门人，而德充是丘公的女婿。把敬爱丘公的心意推及我对德充的情谊，这篇赠言本来就应当由蒋先生来写。然而蒋先生受到丘公的知遇尤其深厚，又与德充相交相知很久；蒋先生说的话，德充没有不相信的。临别赠言却反而托付给我，难道是认为我的话能够使德充听到新鲜的道理吗？况且文庄公的文学、品行和义理足为当时表率，高尚的风操和深远的声誉，逐渐影响后世。德充早年凭美好的才质居于丘公门下，实在是亲自受到熏陶。推算他所得的教益，大概不是其他门人所能相比的。他本来就将会不断趋向高明宏大之境，然而如果被爵禄功名逼迫追逐而不能停止，又何必取法于我的话呢？何况我虽然内心厚爱德充，但与他相交的时间尚浅，是不是只能说些浅薄的话呢？我资质鄙陋迟钝，不能凭自己来证明自己，难道会不会因此只能说些浅薄的话呢？这也不是蒋先生托付我的本意。我将用什么来作赠言呢？即便如此，言语只要恰当，不一定非要出自最亲近的人之口。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使事业光大。”德充平日所听闻和知道的道理，不是来自老师，就是来自朋友；浅近的道理，他固然有所不屑，深奥的道理，他一定会努力做到极致。只是他究竟怎样尊重并实行这些道理呢？回去吧，努力进取！一定要使自己的立身处世超越爵禄功名之外，这样才不辜负师友传承的美好源流，也才足以使它更加光大。《送大尹胡君济时还任钱塘序》本县附属于府城，是天下半数道路的通行之处，使者和车马每日往来如织；加上当地习俗险诈，又有许多华靡而令人欲求的玩物，足以使人的眼目眩惑、志向改变。在这样的地方做县令，能做到不急不缓、不受震动，满一年声誉便兴起，三年便成就政绩。书经所说的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如今在钱塘县令胡济时君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品格。谋略和作为，是用来应对事务的；操守，是用来立定根本的；三者都是从政最急需的。如果其中有所长而有所短，很少有不把事情办坏、使百姓受苦的；三者兼备，才可贵。然而如果不是懂得道理的君子，怎么能兼备这三者呢？大概要穷究事物的道理，通晓古今的变化，然后才能扩充自己的谋略和作为；还必须明白义与利的区别，坚守固穷的节操，然后才能坚定自己的操守。这就是君子之所以重视博学而崇尚立志。学习如果不超出记诵辞章的范围，那么在应对事务方面必然有所不周；志向如果不脱离富贵显达之间，那么在立定根本方面必然有所不屑。这样还怎么能指望他在世上有所表现呢？像我友济时，已经可以称为君子了。大概从他的政绩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是有实际用途的。济时近来带着政绩来呈报，吏部考核为上等，按惯例又把他送回原任。钱塘乡里和郡中的诸位士大夫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所谓赠言，就是希望有所增加和补益的意思。济时凭进士身份出任大县县令，刚满三年，功效已经如此显著，我正羡慕赞叹不暇，哪里还能有所增加和补益呢？即便如此，我曾听闻圣贤的训诫：“做官有余力就要学习”，“做官做出成绩后，志气不可懈怠”。这些也是济时共同听闻过的道理。做官有余力而学习不厌倦，是为日后的事业积蓄资本；做官有成而志向不懈怠，是为了保持先前的美好政绩。济时将要乘坐坚固的车、驾着肥壮的马，驰骋万里，难道不应该再加一番努力吗？希望你能够继续继承这些教诲，以此自我勉励、自我警戒，不要忽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呢？我的弟弟允迪正在杭州任职，能够早晚与您相见，希望他把这些话同您互相切磋。《赠太守张公之任吉安序》分掌符节、佩带印信，统辖数百里土地；至于您怎样使正者得到扶正、使不齐者得到整齐，使士农工商都能安居，使各种事务都得到治理，使奔走办事的官吏没有不恭敬地履行职务、共同帮助您成就政绩，这固然取决于亲身实行；同时也要仰仗朝廷所掌握的福佑、威势、授予和剥夺的权力，把它作为进退和推移的工具。即便如此，运用权力来成就事务，常常要警惕权力向下转移；亲身实行以立定根本，必定从慎独开始。这两者本来互相依赖，从来没有根本混乱而末端却能治理的情况。有人在隐蔽之处，约束法律稍有疏忽，便以为没有什么值得深虑，却不知道奸人暗中谋划、秘密窥伺，常常想着寻找空隙来逞强。一旦他们的谋划侥幸得逞，我们运用福威予夺的权力，大概就不能不受到阻碍，由此四分五裂，弊端百出，最终不得已而甘心采取一切苟且简略、姑息迁就的治理方式。因此政务多而杂乱，百姓也有承受不了苦痛的。唉，哪里有仁人居于职位，却可以使百姓受苦的道理呢？今年七月，钱塘张公孟端由前任青州太守起复，改任吉安。吉安是江右的繁重郡，所属县只有九个，民户多达数十万，财赋收入往往是邻近州郡的两倍，朝廷不轻易把它授予别人，也是很明显的。如今把这个职位授予张公，我钦顺听熟悉张公的缙绅说，张公笃实好学、喜爱古道，对世俗滋味淡然，却曾慨然具有救济时世、惠利万物的志向；又说他治理青州时公平周密，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官吏畏惧他的威严，即使已经离任，人们仍然思念他，卓然是当今的良太守。唉，张公的声名和实际品德受到缙绅推重，已经如此，真可以说贤能远胜常人。那么铨选官署的推荐，天子的选择任命，果然会轻率吗？如今您将前往治理我们的郡邦，郡中的男女百姓正每日盼望您乘着朱轓、驾着皂盖，来到螺川、鹭渚水边；振兴久已废弛的纲纪，彰明亲身实行的真实德行，使福威予夺之权如风行草偃一般发挥作用，让善良的人有所依靠而更加勤勉，让恶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他们的疾苦如果能够一朝解除，免除呻吟忧叹的痛苦，这不正是百姓对您的期望吗？凡是朝廷官员中有见识的人，也都这样期望您此行。因此请我引申这些话，作为赠言。我钦顺虽然不敏，却本来知道您在这些方面很有余力，仍然把自己的愚见写出来，难道是认为果真能够给您的高明增加什么吗？

译《送通判刘君复任杭郡序》杭州是浙江三司办理事务的所在，中官、郎官、御史奉王命携带公文到浙江省办事，往往在杭州设立衙门、分掌事务，所以杭州的政务比浙江各郡独为繁重，太守和通判常常整日无暇；而且形势上没有专断决策的便利，所遇到的又多是难以协调的情况，稍有疏漏，四面的责难便一齐到来，大概就是这样难以治理。我的同郡人刘君兆文任杭州通判，却独以勤勉谨慎、周详敏捷著称。近来诏令有关部门推荐属吏中才干品行卓异、可以担任京职的人，浙江藩司便以刘君应诏。诏令刚下时，我郡士大夫曾共同在属吏中寻访，寻找本郡可以推荐的人，找到兆文，大家都说：“姑且试试看，观察推荐者究竟是得人还是失人。”不久藩司的推荐章奏送到，果然是兆文，于是又共同说：“古人所说的公正无私，大概就是兆文今天被推荐的情形吧？”正每天盼望他升入朝廷时，兆文恰好带着任职三年的政绩来呈报，吏部考核他的政绩果然为最优，但还没有立即升迁，又把他送回杭州。按照三次考核后升迁的制度，本来是唐虞以来的法则；然而在那时，未必会拘泥于常法来对待天下非凡的人才。大概所谓神妙而明察，关键在于用人者。自从崔裴任意改变制度，变成让人迁就法律以后，人才升降高下渐渐失去秩序，这种弊端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即使有豪杰的资质，怀抱才器和能力，一旦长期沉沦于低级属吏之中，最终也无法振作自己，使他的英华、锐气总是在文书事务、期限催办、奔走迎送之间消磨，这实在可惜。以这种情形，却希望各种事务得到整治、天下得到治理，难道不困难吗？如今皇帝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深深考虑变通的适宜之处；明确诏令一下，有志之士无不争相努力，而衡量人物的人正要打破常格、选拔奇才，分布在各个职位上，以仰承皇帝的德意。这样看来，兆文虽然还没有立即升迁，我本来知道他不会长久滞留在杭州。即便如此，作为我们这一类人，难道应当只把升降迟速放在心意计较之中吗？杭州固然不能长久留住他，但如果兆文像兆文这样急急忙忙以离开杭州为快，那么他用来要求自己的态度也就不同于君子之道了。我又知道兆文一定会欣然前往，谦抑地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务；道行日久而更加可信，声名日久而更加彰显，毫无疑问可以担当重任、承担远大的事业。兆文回杭州复任，将取道金陵，拜访他的兄长南台侍御君。侍御君是贤者。在兄弟和悦相处之际，不妨拿出我的话给他看，他一定会认为其中有恳切相勉、互相切磋的情意吧？《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敕镇泸序》泸州是川蜀的南门，泸州之外都是刚强的夷族和凶恶的部落，难以安定而容易骚动。朝廷因此特意设置按察副使一员，加赐玺书，让他整饬军队、申明法令，以控制这一地区。环绕泸州千里的地方，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大概是一方安危所寄托之处。然而一定要得到廉洁庄重、刚正耿介、通晓人情事理的人，才能使当地人畏惧威严而怀念恩德，敬畏地遵循王法，各自拥有安宁的居所。否则，他们将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失礼犯义，或者彼此仇杀，以至纷争纠结得无法解开疏通，蜀地就会多事了。今年秋天，原先奉玺书镇守的人调往他处，诏令任命刑部郎中尹孔彰为四川按察副使，前往任职。尹君以进士身份任刑部官员，共十多年，始终一心精白，威望和富有的才干都达到极致，声名和实际政绩显赫于当时。近来诏令举荐贤才，少司寇屠公上奏说：“臣任卿佐，应当举荐能够担任方面大员的人。我私下认为，臣属云南清吏司郎中尹嘉言，处在繁重的部门，却能断案不留积压；秉持坚定操守，且多年积有劳绩。臣私下认为，他担任方面官员不会辱没职位。”这项任命，君子们没有不认为适宜的。我与尹君同乡，而尹君实际是我的前辈，他向来不以我年幼才浅相待，屈尊同我忘年相交。我曾经和他谈到立身行事的道理。尹君说：“最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一种节操；有好的开端却没有好的结局，是厚待自己的人不会做的事。”我私下认为，这些话可以激励鄙陋之人，敦厚浮伪的风俗。按照他的志向去做，面对重大的责任和遥远的道路，难道不会从容而有余裕吗？于是同乡的卿大夫和士人托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听说先王的制度，是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圣人的训诫，是先使近处的人喜悦，以招来远方的人。大概真实的德行能够施及他人，声誉和风气自然会感动人心。法律设立而不必使用，命令发出而无人违背，那么所谓军队，不过只是为万一之变准备罢了。如果详略失当、先后无序，只知道用法律临迫、用威势胁迫，来求得人们服从，还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以君的老成练达，哪里需要我的话？只是赞颂并不妨碍规诫，这正是赠言的体例；也让后来赞颂君的人，可以拿我的话来考察验证。君将取便道回家，有机会在澄江之上拜见尊兄宫保先生，尽享兄弟友爱的欢乐，慰藉离别思念之情，一定会有长远谋略来帮助长久的边防。我的区区常谈，难道不能有一点用来覆盖瓮坛吗？

译《送大尹萧君之任江都序》本朝设置官职、谋求治理国家，对县令的选任最为严格。不是通过科举或贡举两条途径出身的，即使是下县，也不轻易授予县令之职。凡是从其他途径进用的人，偶尔有依照资历次序逐渐进入较优品秩的，最终也不能担任县令。这难道不是因为县令关系到百里之内百姓的性命，必须得到通晓经学、熟悉古道的人，然后才能知道教化养育百姓的方法吗？这就是所说的君子学习道理，便会爱护人民。县令中由进士科选出的，尤其受到特别看重。他们得到褒扬、升迁和恩典，通常比举人出身的人优厚。又难道不是因为进士是天子亲自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本来将要把大任交给他们，并不只是要求他们取得小小的成就吗？朝廷既然如此严格选择县令，又如此优待以进士身份任县令的人，那么做县令的应当怎样谋求报答称职呢？如今社会风气所追求的，只在于谨慎迎送宾客，精心处理文书、赶办期限，而对于百姓的疾苦却不切身关心；社会风俗的迷乱沉溺，也没有改变旧样。唉，这岂不是违背了朝廷严格看重、优厚对待县令的本意吗？我的朋友萧君以仁，世代承继他的从祖太子少师尚约先生的家学，讲求明辨、亲身实践已经很久了。他为人纯朴诚实、和乐平易，具有爱护人民的心。己未年，他由进士出身被选任为扬州江都县令，我认为江都的百姓大概很快就要受到君子的恩泽了。只是江都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宾客往来，脚跟常常在道路上相互交错，文书和期限等琐碎事务还不必说。如果以仁存心，难道会不屑于世俗所追求的事务吗？然而一次送行、一次迎接中的失礼，本来就足以招致诽谤、引来责难；想要安稳地保住职位来施行自己的志向，能办得到吗？天下本来有事情相同而意趣不同的情况，关键只在于用心如何。我想安居其位，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来惠泽百姓，而不是为了求取声誉。那么送往迎来也是礼制所不能废弃的事情，又为什么要不屑去做呢？大凡人的才性，一定各有所长；如果不是圣人，难道会没有不足吗？关键在于努力补足。因此说：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分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戒除缺少决断，深沉安静的人要戒除错失时机，胸怀宽广的人要戒除遗忘。像以仁这样贤能的人，难道也有应当警戒的地方吗？如果确实不依恃自己的长处，努力兼备众多美德来发挥作用，那么没有达到大任的，尚未有过这样的人。以仁出任乡县官，按惯例应当有文字作为赠言。有人说我任职掌管文笔，不容许拿别的理由推辞。我哪里是能作文的人呢？姑且用这些话来表达诸位先生的心意罢了。《送大行人欧阳君序》天下的百姓分为四类，士是其中一类。士也是百姓，只是比农、工、商尊贵，是因为上天赋予他的禀性更厚重，他对自身的修养也更完备。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所降下的本性本来是均等的；然而往往会从众多平庸之人中拔擢出孤独杰出者，把独特的灵性寄寓在众多闭塞者之中，所以他们的知觉尤其不同，才能也特别出众；他们所从事的，可以穷尽天下最精深的学问；他们所承担的，可以达到天下最重大的事业。对于耕种的劳苦、卑贱的事务，他们不只是看不起，也没有闲暇去做；不只是没有闲暇，实在也不必亲自去做。那些事情是农工商所做而我不做的，我所做的又是农工商不能做的，其中难道不是有天命存在吗？接受天命而成为士，如果自己修养不努力，也将无法同普通百姓有所区别。礼用来树立根本，义用来实现作用，这是士人应当自己努力的地方。因此，学习就是学习礼义，做官就是实行礼义；开始于日常的言语行为，最终达到神妙化育的境界。时运通达时，他们三类百姓都将依赖我而生活，不得不为我效力；时运困穷时，我身上的美好实质本来没有损失，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敬爱也没有减少。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尊贵呢？如今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帽，诵读诗书，执笔写文章的人，就是世俗所谓的士。他的名分确实是士了，仔细考察他的行为，却发现有些事情是农工商都不肯做的；然而他正是窃取士的名声来求取进身之阶，地位低的得到丞、簿之职，地位高的做到公卿，役使天下的农工商来养活自己、建立自己的家业，却对这三类百姓没有丝毫益处。这样的人不被三类百姓轻视的很少。名声尊贵而实际卑贱，难道不是大可羞耻吗？难道不是辜负了上天所给予的厚重禀性吗？我对此感到忧惧，所以常常谦抑自己，每天勤勉不懈地从事礼义，却仍然没有做到。凡是能够从事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就是我乐于交往、求得辅助的对象。我的同乡欧阳从龙，正当英年，资质美好，学问广博而才力充足；他存心立行都以古人为期许，平日常常慨然怀有救济时世、惠泽万物的志向，这正是我乐于交往的人。他考中进士后，被提升为行人，但受到职务范围的限制，不能有所施展。这次奉命出使辽藩，水路将近万里，见闻更加充实拓展，咨询谋划也更加周遍，他所得的学识应当从此更加丰富；将来所成就的事业，哪里能够估量呢？所以在他出行时，我们共同极力讨论做士人的道理，以附合赠言的意义。君将取便道经过家乡，探望侍奉父母；在为双亲祝寿的闲暇，试着把我的话向尊父太守先生诵读，也足以让他知道您所选择的朋友，并不是那些只会柔顺逢迎、巧言谄媚的人。

译《赠佥宪姚君提学湖广序》本朝学校的设置，到洪武初年已经大体完备。至于设置提刑、提学，则始于正统年间；有时设副职，有时设佥职，起初并没有固定官员，只听凭上级任命。提刑主要负责推问审理和选授官职，通常看重才能；提学主要负责教化引导，如果不是学问有根本、品行可以作为榜样，想要振兴群士，使他们进步到圣贤之学，从而取得造就人才的功效，大概也很困难。唉，学校中的士人每天咿唔诵读书本，等到熟读经书史籍、写成文章，粗略有些条理可观，便往往悻悻自负，以为自己的学问已经达到极点，却哪里知道自己还不能不有愧于圣贤之学呢？我曾试着寻求这种人才，暂且不论那些远大高深的方面，即便是在宗族乡党中被称许为孝悌忠信，也未必多见。至于他们的行为和所学经常背道而驰的，更是不幸屡屡见到。他们虽然记诵很多，辞藻华丽，但根本却已经空虚了。把这些学问用于实际，果真能对天下国家有益吗？天下如此广大，并不是没有豪杰；然而需要等待教化才能兴起的人，向来很多。如今振兴士人的责任，实在有赖贤能的提学。先根本而后枝末，是贤者的道理；如果对根本不专心研究，末节即使详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我对于姚君秀夫此次出行，不能不说这些话的原因。君家世代居住在信之贵溪，我曾听说他的先父凭经学出身，历任陕西提刑佥事；到了君，能够继承先业而显达，由此可知他的学问有根源。我又曾听说君治理浙西水利，水利事务十成中办成了七八成；在刑部尤其以审慎周详著名，由此可知他的学问有实际用途。他考中进士将近二十年，官职才升迁两次，共任官五次考核，而祖居没有增加一间房屋；由此又知道他的品行能够持久。凭借这样美好的学问品行，做群士的表率，本来是很适宜的。所以他被提升为宪佥、提学湖广时，知情的人都说：这一定能够振兴群士，使他们进步到圣贤之学，不会仅仅以科举考试没有失误为能事。人们共同称许君的才能，本来就在这些方面而不在其他方面。君这次前往任职，难道能不在根本上用尽心力吗？古语说：可以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是错过人才。我愚钝无知，也不是善于说话的人，但心意到了这里，不能默然不言；何况又承受程君廷臣、杨君文渊的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送宝应县丞李君序》县丞和县令一样，都是受托治理百里之地的人。他们的职位固然有等级差别，但如果治理时能够得到正确的道理，那么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能够使百姓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他，那么他的声誉和实际政绩之美，即使是高官厚禄的人，有时也比不上；谁还会因为他只是县丞便轻视他呢？由此可知，人的轻重不在于官职，而官职的轻重实际上取决于任职之人，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懂得道理的君子，从来不随便羡慕外在的职位；至于他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却不敢不努力。我的朋友李君廷模，早年承继家学，志向坚定，刻苦钻研；经学明达，品行谨慎端正，以国子监上舍生的身份入选，得到扬州宝应县丞的职位。对于他平素对自己的期许，以及朋友对他的期待，他都没有辜负。他说：“职位的高低，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县丞职位的轻重，却在于我自己所能达到的程度。我怎么敢不努力谋求敬谨遵循，使我祖先的事业在我这个县丞身上得到光大呢？”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的学问足以使他明白道理，并且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廷模的祖父信圭先生，曾任清河县令，以廉洁、公正、和乐平易得到百姓认可，任期届满后升任蕲州知州。清河百姓惶惶不安，仿佛失去了慈母；几百名老人共同奔走到宫阙之下，请求把他调回。当时，天下都知道李清河是贤良的官吏。后来先生升任处州太守，但不久便去世了，所以他的名声尤其显著于清河。直到今天，清河的老人和长者仍然称颂他而不忘。假使廷模完全遵循祖父的道路，用恩惠施及宝应百姓，廉洁而无欲，公正而无私，和乐平易而不做残害百姓的事，那么百姓归心于廷模，将同清河百姓爱戴他的祖父有什么不同呢？得到民心，是仁德的功效；继承祖先的事业，是孝道的实际。既仁且孝，君子的道理就完备了。用君子的道理要求自己，是厚待自己；用君子的道理来期望别人，是厚待那个人。廷模既然确实厚待自己，我怎么敢薄待他呢？所以因乡郡诸位君子托我写赠言，便写下这些话，以表达爱护和帮助他的心意。

译《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我居家勤学时，和萧君时坚多次往来，彼此反复讨论学问，志向相同，共同归向道理；相交久了，感情更加真挚，都自以为是莫逆之交。后来又通过时坚结识段君廷广。廷广学问优长而见识端正，文章声名兴盛，受到同辈推重；他的言语行动都依循礼法，我更加敬重他的为人。我们三人中，时坚最早取得乡试推荐名额，廷广比我稍晚。今年春天，我有幸参与礼部会试担任同考官，二位都参加考试，所治都以《尚书》为正学。我本来想，我所阅卷的考生一定能得到二位，把他们列入高等，以窃取知人之名。等到填列乙榜，看见廷广的姓名，我惘然自失；还希望至少能得到时坚一人，尚可稍稍安慰我的浅陋心意，没想到时坚最终也没有考中。我私下责怪自己：和他们相知数十年如此深，却不能在一旦之间识拔他们；这确实是我不明察的过错，无法掩饰，哪里敢说诸位的得失只是命运呢？我事情办完回家后，二位承蒙光临慰劳我，仍像平日一样，丝毫没有怨恨责怪的神色和言辞。我正因错失人才而惭愧，看到二位对待自己的态度以及对待我的态度，又不能不为他们高兴。这样看来，我们三人的交往，难道是随便的吗？廷广最终因按成例受限，被授予汀州武平县教谕。如今按成例，乙榜出身而掌教的人，如果有政绩，不必等到任期届满，便可以再次参加礼部考试；那么我虽然错失了廷广，最终他仍将被贤明的主考官发现，又有什么遗憾呢？廷广出行时，时坚认为我应当写些赠言；只是我并不善于说话，姑且举出《尚书》中的一两句话，为廷广申述诵读：“舜命令契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要宽厚。这是万世施教者的准则。穆王命令君牙，则说：你自身能够端正，谁敢不端正？这是万世施教者的根本。自身能够端正，施行教化能够恭敬而且宽厚，如果人们却不能相互受到感化而归于中正，成为可以任用的人才，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舜所说的宽厚，本来是想依据人的才质和适宜之处，不强求他们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宽缓等待他们受到感化；这并不是抛弃规矩，而是在规矩之中从容行事，难道像今天所谓的宽厚那样，放松缰绳、纵开马勒，任凭人放纵恣意，最终做出不应做的事情吗？”廷广的先祖翰检公曾任太学教师，学问品行卓然可述。如今东平郡博士廷举是廷广的从兄，也能以师道自守，继承美德、连续芳名；这些事情对廷广来说一定不难，我还将有机会考察他的成就。《送福建左参政刘君之任序》国家太平日久，文臣安逸、武将嬉游，彼此安于无事。一天，丑虏窥伺空隙，侵扰西部边境；边臣失守法度，于是导致敌势猖獗。恰逢天象也屡次显示警告，圣明天子赫然震动，重新任用几位大臣来端正各项法度，张扬整饬威武，命令将领出征，多次敕令有关部门修缮边塞、储备粮草，务求作长久的打算。当时改革、整顿、废置等事务纷繁，边防事务尤其多；每有重大政务，便命令群臣廷议。我的朋友刘君子贤以刑科都给事中的身份参与其中。事情刚刚发生时，各方互相观望，没有人肯作出折衷判断。刘君神色严正，直言进谏，毫无顾忌；援引古代义理，揆度当时形势，利害是非一定穷尽自己的见解才停止，而且都不违背公论。几位元老很高兴得到他的帮助，更加互相敬重他；偶尔有意见不合，也称许刘君是难得的人才。他破除浅近的谋略而宏张长远的策略，整饬内政而严格抵御外患；这固然根本在于皇上的明察和大臣的担当，但议论方面的助益来自刘君，怎么可以掩盖呢？刘君由进士出身，升任兵科给事中时便已经有声名。历任左右给事中直到都给事中，又任过四科官职，到如今已有十五年。按资历应当升迁，于是升任福建左参政；参政品秩三品，地位高而俸禄厚，在省郎、郡守中是极好的升迁。可是仍有人对君的升迁不满意，认为他的声望和实际功绩不相称。然而我认为，当今各类官员，在京城没有比台谏更重要的，在地方没有比藩臬更尊贵的。重要，是因为其权力机关足以大力成就事业；尊贵，是因为其地位可以专断施行。有大力成就事业的地位却重重顾忌，有专断施行的势力却喜欢因循守旧，这些都是只求保全自身、保住职位的人，不是真正忠于君主、爱护国家的人。以君过去处在重要职位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已经如此显著，那么今天处在尊贵职位上，难道不会有更大的建树和明见吗？世上喜欢因循的人，大多拿文书法令作为推辞的理由。朝廷的法令虽然严密，但其中用来润泽变通的地方，从来不是不交给任职之人处理。如果只拘泥于文书法令，而不能加以润泽变通，那么谨守成法、奉行法令，人人都能做到，又何必要穷究经学、熟悉古道、从高科中出身的人才值得任用呢？君见识敏锐而学问广博，气度充足而才力丰富，我本来知道您将来所建立的事业，一定会不同于寻常。我与君平素承蒙彼此厚爱，互有切磋的益处。您出行时，按情义不能没有几句话。然而用话赠人有两种失误：赞颂可能流于谄媚，规诫可能失于激切。不谄媚、不激切，我私下认为或许还算懂得说合宜的话。像君不会不认为这些话正确吧？不是这样的。

译《送长史范君诗序》从前贾谊是洛阳的年轻人，怀抱奇异的才能，慨然有心于当世之事；由于吴公的推荐，得以侍奉汉文帝，多次提出建言，却被绛侯、灌婴一类的人压制，出任长沙王太傅。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君子都为之惋惜。然而贾谊才高而器量狭小，官职既然被贬降，便常常郁郁不得志，因此促短了自己的寿命；假使他能够用平和的心境涵养自己，活到高寿，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呢？我的朋友范君廷和，自从二十岁在乡校求学时，便已经以才名自负。考中进士后，适逢边事十分危急，便慷慨上疏，分条陈述利害和方略，累计有千百字。后来授任翰林院检讨，凭经学入侍泾王府，升任右长史。有人说，君所议论的事情有大臣不喜欢，所以才有这项任命；我不敢相信一定如此，只是高兴君乐于居处这个职位，没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早晚都恭敬谨慎，辅导有方法，统理府中事务，无论大小都合乎权衡法度；收敛阔步而曲折合矩，收束放逸的气质而向内充实。由此看来，贾谊的才略固然优长，但他的见识器量比起君来或许有所不及。君的为人，难道不是很值得称许吗？建立诸侯、树立屏藩，是为宗庙社稷作长远无穷的打算；然而宗庙社稷的稳固，根本在于得到民心。如今封建制度下，有国而没有百姓，即使不能同百姓聚集并满足他们所想要的，违背他们所厌恶的，只要能够不扰害他们，作为给予百姓的恩赐也已经很厚重了。万一有人扰害百姓，难道不只是百姓要向宗庙社稷告苦，宗庙社稷的根本又将怎样呢？这是宰相的责任。像范君这样的才干，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君这次以长史职务侍奉王府，王府封在沂州；与你同年乡试中举、又一同滞留都城的共有十一人，大家在我侍御宗周的宅第聚钱设宴为你饯行。席间每人赋诗一首相赠，并催促我写序。我看诸位诗作，歌咏你的才华美德，铺陈你的职务事业，抒写离合之感、缱绻之情，已经很完备了。我不才，想到像君这样的才俊，本来就是我们同年中举者的光荣，所以又在篇中详细记载，并以得到民心的道理来申说，把它放在众多美玉般诗篇的开头。《送蜀府长史李君序》国家凭借光明的德行承受上天的诞生和隆盛，稳固的国运可卜其年、卜其世，绵长不亚于周、汉；至于维系宏大基业、延续美好传统，也只有依靠封建诸王。大概太祖所经营、太宗所损益的宏大规划和长远考虑，与周、汉大致相同；至于皇族体统的尊严、家法的端正，则有汉代所不能及的。因此，受封建国、开基千里，承受法式、推广亲亲之恩，秉持德行、世代都有声誉，振兴卓异的风尚，扩大行善的快乐，难道只是有一个河间王、东平王而已吗？啊，真盛大啊！王国的文武官员，只有左右长史才是大臣、耳目和股肱，各种责任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选授时一向慎重而不轻率。大体说来，不把应变办事看作难处，而把端正自身、率领众人看作可贵。自身端正，那么左右都会端正；率领众人端正以侍奉君主，君主难道还有不端正的吗？一旦使君主端正起来，国家就会安定有序；王室得到尊重，关键就在这里。啊，这样的人选，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近来府中右长史缺员，吏部向皇上请示，任命南京国子学录李介夫君补任，这确实是慎重选择。自洪武开始封建诸王直到如今，诸国中论国势之大，仅有数十个，而蜀国最为天下所知。蜀国已经传承数代，历来德行相承，其中先献王尤其闻名天下。以蜀国的强大、先献王的贤德，受到天下瞩目已经很久；继承先贤、保全大业，嗣王固然能够尽力，但要弥补缺失、辅佐引导，使他归于正道，若不依赖辅佐之臣，又依赖谁呢？介夫的智慧足以洞察幽微，才敏足以通达正道。他辅导国子时，年纪很轻便显出老成之名，于是为当权者所知，才有这次升擢。国家有常规，依照常规办事就不会出差错；人心有共同之理，以至诚感动他们，就能得到大力响应。这正是率导众人的要领、成就事务的方法，也是辅佐者应当深知于心的。以介夫的智慧和才敏，这又有什么困难呢？我任职南雍，正庆幸得到介夫的帮助，没想到他忽然要舍我而去。临别时惘然若有所失，于是因他的同僚诸君子请求赠言，便不再推辞。赠送按察佥事翁君赴广西任职序 按察，是执掌法律的官员。法律施行于官吏，廉洁公平的政务就能得到修治；法律施行于百姓，奸邪作乱之徒就会收敛。它对治理国家的帮助不小。按察的品秩共有三等，但权力和职责是相等的。凡是奏章、文书和公文，都可以直接上达朝廷，也可以直接施行于郡邑。由于权势便利、职责专一，所以法律推行起来就像风吹草倒，没有人敢不遵循。若有推行不通的地方，不是法律本身有弊病，而是问题在于执行法律的人罢了。然而我独自想到，法律有不能完全穷尽之处。翁君，朝梁将要前往，任广西宪司之事，请允许我试着说一说。广西西部重山叠嶂，林木深、竹丛密，溪流洞穴隐蔽曲折，绵延数百上千里，多被猺獞占据，逃亡的编户百姓也常常聚集在那里。大概不只是各部蛮人的性情好恶无常，编户百姓也没有固定志向，喜欢时就来服役，厌恶时就投奔蛮地。这是法律不能完全穷尽的第一个原因。那里距离京师很远，郡邑所在大多萧条偏僻，凡是沿着公文前来任职的人，未必都是德才兼备的选择。他们心中本来就有所不乐，只是还顾恋功名，不忍彻底放纵自己；只要他们的恶行没有严重到使百姓受害，只要能够勉强守住官场常规，就应当加以体恤、保护和维持，使他们发挥长处而略去短处，这样他们也没有谁敢不自我勉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如果一概用严密的法律约束他们，连小小的出入差错也不能容忍，那么凭着他们原本不乐的心情，就会干脆放纵自己，只为谋求一饱而另作离任打算；这样一来，他们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哪里还可防范呢？这是法律不能完全穷尽的第二个原因。官员以法律为名，而法律又有这样的不能穷尽之处，那么应当怎样处理呢？恐怕只能把公正宽恕作为要务吧。公正，是用来使官吏百姓心悦诚服的，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宽恕，是用来沟通官吏百姓的情理，同时尽量体谅他人。这样做，虽然没有把法律运用到极致，法律本身却并没有废弃。这样就会使良吏日益增多，奸民日益远离；各部蛮人听到风声，也将改变态度而向往教化，难道不就是贤能的按察官吗？如今担任广西按察的，本来都是通达多才、器识宏伟的人，适合治理官民；而我翁君在大理任职已久，能够体行公正、施行宽恕，充分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已经使上下都信服。如今他前往广西，和同僚诸君子互相砥砺而不懈怠，共同流传贤能的声誉，这些本来就可以预先料定了。大凡同僚、同年之间，都有互相切磋、彼此成就的道义。翁君赴任时，我本来想说几句话；侍御郑禹范君、秋官刘仲贤君、何廷佩君又托我写赠言。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才疏，却姑且把这些话告诉翁君，希望君能有所契合。

译送太守高君赴任九江序 两京刑部共同设置了十三司，广东司所处理的事务都称得上繁重紧要；不是见识敏捷、才能优异的人来任职，很少能够做出声誉。我到南京后，听说刑部郎中高肃正君名叫高君时，任广东司职务时，凡是司中经办的案件，没有不能立即决断的；他操守谨慎，又善于处理同僚关系，所以声名很大。当时所侍奉的大司寇，有乌程闵公、浮梁戴公、旴江陈公，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却无不以礼敬重高君，还把通阅各司奏牍的事交给他；奏章上呈后，没有不获批准的。同僚们多推重佩服他，认为自己比不上他。今年夏天，他因劳绩和声望而受到推荐，升任九江知府。他的同年朋友邓汝中君等，因高君的名位正日益上升，将来还会更加扩大他的事业，便共同请我写文章送行。从前唐代陆傪由祠部员外郎出任歙州刺史，昌黎韩愈曾作诗送他，又作序说明原因。诗的意思认为：陆君的道术若施行于朝廷，天下都盼望得到他的恩惠；如今只治理一个州，作用专一而不能普遍施及天下，所以他离去时，惋惜他的人甚至叹息流泪而不能自止。我认为昌黎这番话，只是推重陆君罢了。大体按照近代任用官员的制度来看，终究还不够完备。天下的事情，只有宰辅能够推行，台谏能够进言；除此之外，即使身居卿佐高位，也仍各自局限于一项职务，想把恩泽普遍施及天下，是做不到的。而宰辅的职位，又哪里是郎官能够突然升到的呢？任用贤才，固然不应拘泥于资格；但审慎地考察功绩，正是用来培养他的声望、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等到这个人历任更多、经验更丰富，那么承担重大任务、救济艰难局势时，就会顺利通达而无往不利。陆傪果真是贤士，足以胜任大任；让他试任一州而取得惠及百姓的功绩，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样看来，却叹息流泪认为他不该离去，大概也是过分了。如今高君的贤能，与陆君相比还不知道谁先谁后；但他出任九江知府，同僚们都替他高兴，是因为凭高君的才干和志向，得到一个大郡来治理，可以整肃群吏、使百姓富足，施展宏大的谋略而造就美好的功绩；美好的实绩充分显著，这正是日后承担大任的阶梯，那么今天的专任，原本就是将来的普遍施恩。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陆傪的功业没有写入史册，他的名字流传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昌黎的文章。我写文章比不上昌黎，不足以使高君在天下后世得到更高的声望；但说到底，史册上的光辉，高君一定会凭自己的作为取得，以充分慰藉同僚们的期望。《整庵存稿》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卷四，明代罗钦顺撰 序，共十五首 送南京光禄卿杨公退休回进贤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禄寺卿进贤杨公因年满七十，上疏请求退休。留在南京任职的诸位卿、大夫、士人，公开评论和私下议论都认为：杨公虽然年老，但神志和见识并未衰退；凭他通达果断的才干，本应担任重要职务，在事业上仍然有所施展。虽然他有请求，皇上起初没有批准，不久终于获得批准，且特意命有关部门发给驿券，让他回乡，这实在是特殊的待遇。于是诸位士大夫和卿大夫又相互说道：“杨公本来就是贤者，能够依礼自处；朝廷也依礼对待杨公，若不是贤者，怎么会这样呢？”杨公即将启程，他的同僚丰城杨公率领众僚属设宴饯行，并请钦顺写些话。钦顺与杨公的儿子、刑部郎中二和是同年朋友，近来在南雍任职时常去拜见，承蒙教诲和厚爱很多；我虽不敏，也按情谊应当叙述杨公归乡的原因，宣扬他的清高风范、彰显他的高尚志趣，使人们都产生欣羡感激之意，以此为杨公增光。何况又有少卿杨公的托付呢？士人并不是没有才干可忧虑，难的是有才而不失正道；也不是难在进身并取得功业，而是功业成就后能够退身，以保全美好名声才可贵。宋代元祐年间，像鲜于子骏这样有才干的人并不少；但考察他们安抚百姓的实际成绩，平日锐意追求功名、希望进取的人，没有一个能和子骏同列，他们的内心存有怎样的东西，也就可以知道了。杨公自考中进士后，出任丹徒县令，升为监察御史，历次升迁直到左布政使，又先后任职福建、广东、浙江三地，在浙江任职最久。他施政宽严适中，声誉显赫，名声传于朝廷内外。浙江的士民直到今天还歌颂他的德行，不忘记他是全省的福星。这样看来，子骏在宋代并不能独享美名了。然而杨公的才干，难道能和那些善于追逐功名、求取进身的人一概而论吗？汉代黄霸任颍川太守、薛宣任御史大夫时，功名风采震动一时人的耳目；后来任宰相，声誉却稍有减损。保全一生美名真是太难了。杨公由布政使升任光禄卿，尚未有机会充分施展才干；如果继续进用，让他担任安抚地方、辅佐台省的职务，本来绰绰有余。然而，他享有美好声名而退休，使士大夫君子惋惜有才而未被充分任用；与黄霸、薛宣所得相比，不是已经多得多了吗？何况他还有像我二和这样的好儿子，刚满三十岁，官职已经升到五品，将来所能达到的境界哪里有尽头？凡是杨公能够做而还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他一定能恭敬承受父亲的美德，建立丰厚功绩，达到盛大境界；这尤其是别人难以得到的，杨公难道一定要亲自做成才感到满足吗？年轻时出仕，年老后归乡，寻访往日游钓的地方，拜访平生的老朋友，彼此从容宴饮。以此为乐而休息，用这一天的适意来补偿数十年在尘世间奔波劳碌的辛苦，我私下认为，即使三公的地位也不愿拿来交换。杨公也许会认为钦顺说得知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