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卷七，明罗钦顺撰。序一十五首。《赠大司马廖公参赞南京守备机务序》江南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大概没有超过金陵的。我太祖高皇帝接受上天光明的命令，拥有四海，确实在这里定都。规划经营、开拓扩建、封护培植、维持守护，既勤劳又周密。城郭的高大宽广，宫阙的雄伟壮丽，官署的整齐严肃，道路街巷的宽阔平坦，士民的众多，货财的丰盛，文物的灿烂，威武的显赫，自有金陵以来，大概没有比本朝更盛大的了。到文皇帝把都城迁到北方以后，才称此地为南京，实际上这里关系到国家根本。内外守备，无不是重臣，而一定要由一名尚书参与辅佐此事。若不是老成持重、明白大体而又能勤于处理细小事务的人，不能参与遴选。这件事多么慎重啊！一百几十年间，军民数百万，使他们和乐地谋生、安乐地从业，兴起孝友睦姻的行为，同时内奸不作、外患不侵，都是因为参赞得到了合适的人，调和安排有方，刚柔相济，终于达到这个地步。他受到朝廷的倚重，和在皇帝左右担任股肱大臣又有什么不同呢？尚书通常由兵部官员担任，是希望节制之权归于一统罢了。近来这个职位出现空缺，朝廷议论一致把它交给东光廖公，于是首先推荐了他。当时廖公正任南京吏部尚书，诏令改任他为兵部尚书，并下敕令让他承担参赞的重任，士大夫都相互庆贺，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廖公为人沉静端庄，笃守操行，遇到事情一定精心思考，从不轻率发言；一旦发表意见，也不可使他改变。他尤其喜欢读书，对于深奥的言论和义理，很多都有自己的心得。在京师任官三十多年间，奉命出使从未超过千里以外，但四方吏治的得失、民情的疾苦、风俗的美恶，很少有不了解的，大概是因为他一直留心世务。如今接受这一重任，对于操纵调度的关键、缓急节度的把握，哪里会有发令而不恰当的呢？然而近来叛逆藩王构成祸乱，禁军南征，龙蟠虎踞的地区肆意成为豕突蛇行之徒的巢穴，民情物态的憔悴，也实在太严重了。那么廖公在今天，劳心焦思，难道能够停止吗？想要使百姓获利，必须先革除弊病。有些弊病一天之内就可以革除，有些则需要经过岁月慢慢磨治；这两种情形确实都是廖公平素所具备的能力。用它来振举全国政务，安定国家疆域，使天下逐渐恢复太平旧貌，并使圣祖的恩泽长久延续，难道不是对廖公寄予的希望吗？于是太宰白岩乔公同诸公说，应该写一篇赠言，便把这件事托付给钦顺。我并不是善于言辞的人，只是近年三次升迁，都曾忝居廖公之后，彼此的交谊不是别人所能比拟的，又怎么能够推辞呢？《送大司徒蒋公致仕还乡序》圣明的天子光大继承宏伟基业，大力兴隆教化和治理；台省的重任，大都交给老成之人，虚心听取他们的施政，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他们的建言。百官承受圣德，奔走办理各项事务，都希望竭尽内心，辅助成就无边的太平治理。风虎云龙相得益彰，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了！多么美好，多么盛大啊！梅轩先生、湘源蒋公任南京户部尚书，刚过一年，忽然因为年过七十，竭力请求退休。皇上察知他的情词恳切，特意准许了他。蒋公高兴得难以自胜。有人说，蒋公卸下重负而立即享受清闲，他高兴是应该的。然而在这个时候，上下一心，正把兴办事业、建立功业作为要务，唯独他考虑长久归隐山林，难道不是过于果决了吗？朝廷难道也不应当委曲体恤他的心情，反而违背当初擢升他为尚书的本意吗？钦顺认为不是这样。君子固然急于建功立业，却也未尝不谨慎守护名节；他在进退之间，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大概是有礼义作为权衡尺度。因此，义当进取便进取，精明的治理固然将由此达到；礼当退让便退让，廉耻的风气也必然由此增长。对于世道，难道不是交相有益吗？蒋公历任内外官职，不高傲也不随俗，嘉美的政绩和清正的声名，上下都信服。岁月渐渐过去，心力已经耗尽，于是恳切请求以臣子的身份退休，奉持自己清白无瑕的身心退下，这可以说合乎礼、合乎义了。清正之风所激发的作用，会使顽固怯弱的人远离；这本来是盛世不可缺少的，朝廷又怎么能不依从他呢？当初，蒋公与他的弟弟敬所先生一同考中成化丁未进士。蒋公起初任县令，九次升迁而达到现在的官职。敬所先生如今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名位相当，而且忠厚正直，德望一同隆盛，天下清正的舆论都归向他。少傅公辅佐圣明，义理上如同心腹股肱，竭尽谋虑，每天勤勉不懈。蒋公如今回乡养老，终于可以按时在先茔修剪荆棘，在祖庙献上芬芳祭品，以安慰春雨秋霜时的感念；对于忠孝的大节，他在这里两方面都得到了实现。蒋公回乡，有褒奖的敕书，有传送的船只，每年有轿夫，每月有廪粟，凡是尊重贤者、优待老人的典章全都具备。《诗经》说：“美好的玉瓒，黄酒盛在其中。”难道不是真的吗？将要启程时，衣冠之士都来聚集，已经饮过酒，又赠送诗篇，都是为了表达爱戴仰慕的诚意，加深交游的情谊。诗篇已经装满一卷，少司徒蒋公向大司马廖公商议，谦下地把卷首托付给我；钦顺得以交游于蒋公兄弟之间，承蒙他们知遇和爱护，不是一天了。只是我虽然没有能力效劳，但情义上有不能推辞的地方，于是写下这篇文字。

译《赠少宗伯吴公北上诗序》两京本来是士大夫出入往来的地方，然而从南方到北方的人，受到人们的期待，往往比从北方到南方的人更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台省的建置，虽然两京相同，但南方的事务确实简少；事务简少，所以责任稍轻，即使有不能胜任天下大事的地方，也没有多大增损。至于京师，则凡是重大议论、重大政令都从那里发出；一句话说得好，天下将依赖它，一道命令不妥当，它的祸害有时不可胜言。如此说来，人们殷切期待，固然是有道理的。长洲吴公南夫，起初考中进士，入翰林，屡次升迁至侍讲学士，当时的声望已经渐渐使人期待他了。后来来到南京，任国子祭酒、太常卿，前后将近十年。吴公文学老成，才略宏大深远，具备建立功业的丰富才干，却长久滞留在闲散职位，众人都认为不合适。如今他奉召任礼部右侍郎，一时人心无不欣慰。出行日期已定，台省诸公便相互作诗赠送；言辞虽然不同，但期待之意都很深。清卿边公庭实因为我与吴公同年，又曾经同官，请我在群玉之首写几句话，我不能推辞。仰想皇上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天下所谓贤人君子，都次第召集到朝廷。本朝的议论和施政，激昂迅疾，大概将要彻底洗除近年以来因循拘泥的弊病，希望达到光明正直、可以扩大而且可以长久的境界，以此仰承祖宗列圣留下的美好恩泽。这样的意气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有见识的人对此仍有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考虑，认为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形势容易松弛而难以振作；人的见解不能完全相同，而表现在议论上，常常苦于难以统一。议论不统一，就难以取得皇上的信任；彼此的信任还没有建立，太平的成效恐怕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实现。凡是对这个时代负有责任的人，又怎能不更加用心呢？天下的道理，出于公心就归于一，出于私心就分为二。三个人都忘掉自己的私心，只顺从正理，那么用来发动上下的志向、成就长久宏大的事业，自然会有相应的结果，本来就有不能停止的趋势，哪里需要在智术权谋的末节上劳心，试图在其中迁就呢？钦顺愚昧而无知，曾私下听闻有这样的道理，全部拿来作为吴公北上的赠言，心意也不能说不深厚。吴公前往以后，正要每天与诸位君子反复讨论议论，并把它落实到施政上，以求满足人们的期待，不知是否也会从这番话中有所取用呢？

译《庆宗老季黼翁承恩冠带序》皇上继承帝位，于是考察典礼，给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号，向天下推施恩惠；凡百姓中年满八十岁、受到人们敬重佩服的，赐给冠带以荣耀其身，这大概是优礼高龄老人、王政的首要事务。一时间，山林中的遗老往往戴冠束带，面向北方叩首，戴受皇帝的恩德而欣喜，没有不把这看作非同寻常的际遇；而他们作为子孙的，感激欣幸尤其深。不必家中富裕，大家都努力筹办酒食，召集嘉宾，使老人感到亲情的欢乐，也夸耀皇上的赏赐；凡是亲友，又相继前往为他助兴祝喜，认为礼物还不足以表达心意，便再请作者写文章来加以赞美。朝廷一道命令以人情为根本，而人心受到感动竟能如此广泛。如果王政全部施行，天下的和平还会有什么可疑问的呢？我的宗族长辈季黼翁，平素在乡里有声誉，如今年满八十，士君子便共同向县令说明，请他奉送冠带给老人。老人世居县西原中的大族，家世广大显赫；他的先祖蓟州二守，清廉节俭、敦厚朴实，有古人的风范，只有老人能够效法继承他。老人存心处事，质朴正直而周密谨慎；他的族父大参崇本公曾特别称许他，用来勉励诸位弟子。世俗中千条道路、百般途径，那些忙忙碌碌往来奔走、自以为谋划得当的人，老人看他们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如今凭高寿而蒙受恩典的荣耀，人心一致归附敬重。老人有两个弟弟季黻、季栻，一个妹妹嫁给故少司空张公，受封为恭人；如今他们都没有疾病而长寿，年龄都在七十上下。四个儿子绚、纪、绶、纨，都能继承家业；侄子和孙子又有十多人，天伦之乐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再加上这种稀有的恩典，他从上天得到的实在深厚。或者也正是因为他自身修养有成，才有办法迎接承受这些福分。古代王化大行时，乡里田野之间，人物的淳厚长者，有不如老人的吗？若以老人作为概括，今天大概只有千百人中的一个。荣耀的恩典可以侥幸得到，但年龄与德行相称，才是最大的荣耀。人心之所以一致归附敬重老人，难道是因为有什么私情吗？司空的儿子上舍生寅，平素深厚地秉持渭阳之情，将在这个月八日老人诞辰的早晨，恭敬地举起祝寿酒杯；他认为酒食不是使老人高兴的办法，于是嘱托我写一句话来铺陈老人盛美的德行。我不是善于作文的人，然而我与上舍是姻亲，向来了解老人的为人，不能不替他高兴；只是没有别的可以相助，那么鄙陋的言辞，哪里敢吝惜呢？《诗经》说：“仪态安详舒缓，如山如河，象服正相宜。”老人已经具备这些了。又说：“万岁千秋，长寿无疆。”这就是上舍和我共同为老人祝愿的话。《奉庆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带序》皇上即位的第五年，诛灭奸凶，彰明黜陟的旧有章法和成法，没有一处不加以整顿。这年冬天，钦顺首先蒙受恩典，得以恢复旧职。不久又因为给两宫上徽号的缘故，皇上广施德意，嘉惠万方。第二年春天，诏书来到吉安。于是钦顺的大人，因为季弟钦忠在银台任职，由翰林编修进封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三从伯父孤峰先生，因为年高而品行修明，得到赐予冠带以荣耀自身。大概改弦更张还没有多久，而钦顺一门之内接连受到这样密集的恩典，这是何等庆幸，何等感激！对于伯父先生来说，更是奇异的遭遇。先生刚到弱冠之年，便负有文名；提学每次举行小试，考察应试诸儒，先生总在甲乙等第之中。从景泰庚午开始，到弘治乙卯为止，周旋于科场，共经历十二三次考试。庚午秋，先祖司训府君考中；天顺己卯，大人封君考中；钦顺于弘治壬子，二弟钦德、钦忠于乙卯，也都忝列推荐之名。唯独先生遭遇奇特而困厄，始终没有成就；虽然志向并未稍减，但身体已经老了。了解他的人没有不为此叹息的。谁能料到他会有今天这样的际遇呢？宽大浩荡的恩典并不常有，年逾大耋的高龄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我们乡里一向以人才多著称，像先生这样遭遇奇特而困厄的人也不少，但年龄与恩典同时得到的很少，大多终老于平民身份。这就是先生的遭遇格外奇异的原因。先生胡须美好，身材高长如玉树挺立，仪态法度周详完备，说话有条理有文采。在家庭中孝友敦厚、秩序井然，对子弟施以深厚的教益。虽然年登大耋，但对于礼节的细节，从没有不谨慎尽心的。光明地接受上天的恩典，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当初诏书来到吉安时，钦顺就想写文章为先生庆贺。先生说：“姑且等到我的生日，大概是八月十七日。”后来乡里有警报，先生又写信来说：“古人举行事情多在岁首，何况拜受天恩是重大事情。我谨慎选择在春正。”近来大人封君为迎养亲人向东而来，偶然命令钦顺在立春以前把文章送去。我切实想到朝廷的恩德深厚，如同天地。钦顺兄弟没有才能，正恭敬奉行家训，早晚谨慎勤勉，图谋以万分之一报答朝廷。至于先生用来训诫诸子孙的道理，难道能有一天忘记朝廷吗？《诗经》说：“快乐的君子，哪会不长寿。” “快乐的君子，保佑爱护你的后代。”能够保佑爱护自己的后代，使他们勤勉不懈，一心遵循忠孝之道，那么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报答朝廷大德的办法。把这些话诵读给先生听，对先生来说大概已经是多余的了；但这终究是臣子和子孙的情感，自有不能停止的地方。

译《寿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正德二年，岁在丁卯，三从父西阜先生寿至七十岁。七月初一，是他的生日。钦顺正在侍奉父母、居住乡里，于是恭敬地奉上酒为先生祝寿，并进言说：“先生幼年即困心于经书，直到白头仍未得到际遇，吃粗菜，穿布衣，栖身于简陋门庭，可以说是困穷了。然而依我钦顺看来，先生自身虽然困顿，道却是亨通的。邹孟氏所说‘子弟跟随他，就会孝悌忠信’，先生具备这些品德。孝悌忠信是施政的根本，必须自身具备，然后子弟才有可以仿效的榜样。只有得到官位，影响所及才会广泛，但这并没有别的途径。先伯祖明远寿官，性情品行高洁简约，享年八十五岁去世。先生侍奉他，大概没有一天不得到他的欢心。侍奉继母尤其恭敬，即使她性情急躁、少有容人之量，先生也始终没有违逆。先生与同父异母的弟弟相处，从少壮直到如今，兄弟和谐相亲，确实可称为亲密无间。先生天性刚正耿介，嫉恶如仇，举止似乎疏放，见识事情却特别敏锐。与人谈论事情，往往倾吐肺腑。有人来向他谋划事情，他一定阻止不可行的，赞成可行的，也非常谨慎。先生为人如此，难道不能称为君子吗？自身具有君子的道德，本来就已经可贵了。” 先生作为宾客寄居于大族，多年受到礼遇，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言语教导又兼有严厉的一面，他对别人的子弟所起的益处，哪里能一二计数呢？一个人的际遇与否，是命运决定的。士人得到际遇的并不少，然而有的人虽然拥有官位，却一点事情也没有做，对世间有什么益处？更差的，只把心思放在积聚钱财、养肥妻子儿女上，以至于违背道理、伤害教化，好像完全不知道；这种人即使尊贵，也只会被人轻贱厌恶罢了。能同先生相提并论吗？《诗经》说：‘快乐的君子，长寿无疆。’道德合于正道以修养自身，功业在于涵养正道，这种可乐之处，古今都是一样的。无疆之寿，谁不愿意为先生祝愿呢？先生有儿子钦蔼，逐渐浸润于家庭教诲之中，学问日益进步，大概能够成就成王辅佐君王的志业，确实可以期待。二郎的几个孙子，虽然早年丧父，如春、如靖等，都质朴茂美，令人喜爱。由此又可知先生有无疆的福庆。钦顺学习道理不敏捷，侍奉父亲也未能尽善，所幸诸位伯叔父中，有孤峰先生以及先生和守庵先生都已寿过六七十岁，早晚相聚相处，吟诗饮酒，唱和谈笑，十分快乐，我还可以借此自我安慰。今天我为先生祝寿的这些话，又哪里是别人能够相比的呢？钦顺的话虽然文辞不美，但所说都是事实；有识见的君子读到这些，就会知道先生的长寿并非偶然，而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我为先生祝愿长寿的原因。” 《庆贺义官王君六十寿序》三十年为一世，一个人经历两世，便可以用长寿来称颂他；上推到四世，就是一百二十年，达到极限了。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也没有超过这个年数的。过去康节邵先生著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人在一元之中，寿命长的也不过一百二十岁，寿命短的往往不到五六十岁就停止了。这一生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寿命难得。然而从寿命长短的比较来看，根据耳目所能见到的情形，似乎有相差悬殊的；若从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个尺度来看，即使相隔一百一十年，也不过像早晚之间那么短。假如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不能有所自立而无愧于做人，那与朝生暮死的蠛蠓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有的人长寿而荣耀，有的人长寿而受辱，有的人未必长寿但姓名长存，关键只在于看他所自立的情形如何。古代圣贤卓然独立在千万世之上，于是能够同天地一样长久不穷；他们的道理本来并没有不同于常人，只是了解它的人太少了。与流俗相处，被机巧事务所转移，被鄙俗言声所喧扰，软弱地随从众人而改变的人，十之常有八九。所以有的人虽然活着却不足以为贵，虽然长寿却不值得荣耀，这难道不是可惜吗？韩子说过：‘不了解道理，不是那个人的罪过；了解了却不告诉别人，是不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像王君绍尧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可以告诫、教导的人吧？王君是我姻亲长辈桂林杨公的姻弟。杨公的儿子荣祥，志向端正，与王君是甥舅关系。荣祥写信来，说王君今年寿登六十岁，请求我写文章祝贺，并且说：‘王君的先父向来奋发自立，因为输纳粮食而获得冠带的表彰；王君能够继承先父的美德，又受到前郡侯张公孟端的器重。王君住在郡城之中，而志趣悠然淡泊，似乎与山林隐士没有不同。有儿子琮、珥、▯，都读书而能继承家业。王君晚年生活十分适意，可以说是荣耀了。希望您不要吝惜写一段话。’我想，如今人口极多，一城之中，像王君这样长寿的人应当不少。高雅文章和大幅寿轴，出自名公才士之手，由亲戚朋友奉持来作为庆贺，使华美的房屋增添光彩、使几筵更加辉映的，大概常常有之。然而这不过是装饰一时的耳目；即使其中有至理妙义，读一生也不会厌倦，而能真正留心体会的人却很少。那么写文章又岂是容易的事呢？只是王君是我的至亲，恳切地请求我，而且韩子的告诫我常常诵读，难道还可以默默不作声吗？王君居住在繁华纷扰的地方，却有山林般恬淡的情趣；他的言语和行为，一定有值得君子取法的地方。他长寿而且荣耀，本来是应当的。从今以后，如果能更加谨慎言语，更加修养德行，勤勉不懈，只遵循善与义，超然立于流俗之上，那么这种荣耀和尊贵，哪里说得尽呢？过去诗人祝君子长寿，必定说‘美好的德音更加盛大’；我用来为王君祝寿的话，意义难道不正与诗人相同吗？

译《为桂林千户李君祝寿序》我门下有桂林李氏兄弟二人，都是通过乡试选拔而出，都以文章著称。兄长名鸾，现在任崖州学正；弟弟名鹗，历任南京刑部官职，已经到了▯期。李鹗即将归来，于是来拜访，请我写文章为他的尊亲千户君祝寿。我一向喜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得以了解千户君的一生，认为这样的人在当今武官中并不容易多见。对于李鹗的请求，我于是没有推辞。李君的祖先本是湖广大冶人，从他的高祖开始，以军籍隶属于桂林中卫，担任千夫长。到了李君这一代，才能谋略杰出，而且旁通经史诸书，喜欢同儒士君子交游，以扩大见闻，并且意气激昂地以功名自许。广西各洞的猺、獞大多不服从，屡次劳烦军队征讨，李君常在军中，累积功劳，多次升迁，历任千夫长，出入大将军麾下，参与谋划、效力防御，每每符合军事机宜。广西士大夫甚至以文武兼备称许他，见于文字的记载也足以证明。他为人如此，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如今花甲一周，已经成为武官中卓然有成的老成人；有八个儿子，都能读儒书，学习举子业。鸾和鹗本来就是优秀士人，其他如庠生凤、儒士鹏鶠等，也都在迅速趋向成就。这样看来，李氏自大冶迁来将近一百年，而到了李君父子之间，声誉和实际成就都十分显著，将要成为桂林所仰望的人家了。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大概一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我因此有所感慨：国家蓄养将士，恩德极其深厚；俸禄赏赐优厚，连续几代都不缺，确实是要借此资助他们发挥作用。近来狂妄的奴仆和悖逆的属吏乘机偷偷发动叛乱，这样的人很多；征讨的军队到处成列，然而每月都很少听到三战三捷的消息，反而常常看见载着尸体的车舆。难道不是因为忘身殉国的人太少，而贪生避死的心思占了上风吗？这实在令人慨叹。人的生死有命，不是可以靠苟且偷生来逃避的，何况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义吗？又何况舍生的人未必不能保全生命，苟且求生的人也未必都能长久活下去呢？汉代云台、唐代凌烟阁上所绘的人物，哪个不是忘身以报效国家的人？然而他们往往身后姓名都显赫，长寿而善终。柴周时的樊爱能、何徽，在高平之战中固然巧于偷生，却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世宗杀掉了，这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像李君这样的人，从军队行伍中奋发而出，终于成为千夫长；当他手持兵器斩杀敌人时，义勇奋张，哪里会吝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其安排，所以能够安然到达今天的福寿。那些苟且偷生的人，即使侥幸逃过王法，假如遇到寒疾，不出五天就会死去，难道只有刀箭之下才能使人死亡吗？唉！今天的武夫为什么不想想这些道理呢？我因此更加羡慕李君这种难得的人，希望上天使他不容易衰老，赐给他通达的见识。他的儿子们攀龙附凤、前程兴盛，于是我依次写成这篇文章；这样既是为李君祝寿，也希望后来听到这些话的人或许能够受到警醒。李君名经，字大纶，六月十七日是他的生日。

译《庆贺大司徒胡公七十寿序》做官做到八座，年纪活到七十岁，这都是清明淳厚之气所集中形成的，本来就是上天的安排。然而君子不把这只说成命运，而看重人的自我树立。清明淳厚之气，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来并不少，只是如果不能加以涵养，就不能充实。气不充实的人，待人接物必有亏欠，思想考虑必有不足，对于承受大任、取得长远成就，大概就不应有所期待。即使有上天的幸运，官位很高、寿命很长，也难免招来诟辱，劳于遮掩过失，那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欲望太多造成的拖累。假如一个人欲望少，那么天理与元气相合，妙用无穷，畅达于四肢，发见于事业，人人都能看见他的可爱而看不见他的可恶，看见他的可敬而看不见可以指责之处。像这样的人身居高官而享有高寿，本来就卓然有足以维系一时声望的德行；他自我树立的情形是怎样，怎么能只说是命运呢？南京户部尚书古歙胡公，起初由进士出身，官职逐级升迁，直到现任职位。岁在甲戌，寿登七十，生日将到，南京的卿士大夫都相继登堂祝贺，众人议论纷纷，无不称赞他天赋非凡。然而依我钦顺看来，胡公之所以能自我树立，大概是有道理的。胡公历任内外官职，接近四十年，守法奉公，爱护百姓，节省费用，在这些方面没有不尽心竭力的；他从未经营货利，也不沉溺声色娱乐，廉洁自守始终如一。大概他禀赋既清正又厚重，而涵养它也始终专一，所以官位越高越相称，寿命越长越荣耀，岂不是近来人物中卓然杰出的吗？此前胡公曾连续上章请求退休，皇上考虑到他清廉谨慎、老成持重，两次勉强挽留；但胡公的心意仍未改变。七十岁退休，虽是通常的礼制，但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必定以不遗漏年高有德的老臣为原则；因为他们经历事务长久，阅历事理丰富，足以防备重大疑难、决定重大政务、调处重大变故，这只有老成之人才能做到。这就是皇上不能放胡公离去的原因。胡公既长寿又康健，谋略和才干仍然强盛，本来应当以体恤国家为重，难道要以坚决离职为高尚吗？凡是胡公属下的人，无不为他的长寿高兴，希望他留下，恳切地表达祝寿之意，认为没有文章就不足以传达，于是共同请托钦顺。钦顺一向承蒙胡公爱护，不写这篇文章便不能算了解胡公；我虽不敏，怎敢不恭敬地写下这些话，为天下祝愿胡公长寿并挽留胡公呢？《奉祝少师西涯先生李公七十寿诗序》斯文存在于天地之间，一定要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一个人能够参与斯文，是上天的安排。上天既把斯文托付给这个人，就应当随之保佑他，因此福禄常常聚集在他身上，祸害最终不能侵犯他。孔子说：‘上天既然不打算使斯文丧失，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本来就是其中的道理。我国大力施行文教，也只是依靠众多杰出人才。近年贼臣刘瑾窃取权力，仇视士大夫，拘捕囚禁、贬黜处罚，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因而各项政务都受到扰乱。我们的老师西涯先生李公，曾经受先帝遗命，当时位居辅臣之首，声名高、德行厚，唯独刘瑾不敢以非礼来加害他。李公日夜忧劳，在其中调和弥补；凡是为斯文考虑的事情，没有一件做不到。等到刘瑾伏诛而死，李公的志向更加得到伸展。于是他整顿旧有章法，削除严密的禁网，显拔被埋没的人才，提拔忠良，使斯文的命脉得以接续并重新振兴。局势已经安定后，他才从容请求退职回家休养，优游安适，以求长寿。如今又登七十岁，若不是上天保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钦顺离开先生门墙，已经十五年了。凡有从京师来的人，我总是赶去询问先生的起居。把如今听到的情况同从前所见相比，先生的聪明才智和志向意趣一点也没有减损；由此可以知道，先生的福禄正当旺盛，还没有止息。如今朝廷内的台省，外至藩方，身居高位、主持政务的人，往往有先生过去的朋友以及门生弟子。对于深奥的言论和精微的道理，人人都有所得，既把它落实在政事上；遇到不相合的地方，也一定向先生请教。手杖和几案之间的操持，书信和礼物的进献，每天相继来到门下，而先生都乐意尽力为他们解答，源源不断。先生虽然退居家中，然而他的道从未停止在天下施行；这就是天下士人无不希望先生长寿，以千万年为期的原因。何况先生的门生弟子中，在南京任职的共有十一人。大司马乔公宇提前约定，大家各写一首诗，以表达南山长寿的祝愿；诗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鸿钧’为韵，而没有包括钦顺，于是让我为诗卷写序。钦顺学业日益衰退，事业日益荒疏，不能稍稍报答先生教导爱护之恩，正深感惭愧惶恐，哪里还敢用浅薄的文辞冒昧献给先生门下呢？然而若没有文章，就无法表达我区区的祝愿之诚，因此不敢始终推辞。先生的文章德业以及历任官职的始末，有许多不是浅陋的我所能完备记述的；谨写先生能够长寿并维护斯文的大节，用来为先生祝寿，也说明上天使先生长寿，实在是有其用意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庆贺张母罗孺人五十寿序》我的姻亲藩检张君有一位贤德的配偶，名叫罗孺人；今年满五十岁，十二月十二日是她的生日。她的儿子邑庠生律，准备在这一天率领弟弟术、彻设宴庆贺，预先来请求文章，以表达最诚挚的祝愿，我不能推辞。我曾看古代诗人祝愿君子，既说‘长寿无期’，又说‘怎么不长寿’；既说‘长寿无疆’，又说‘怎么不成为黄耇老人’。为什么反复抑扬、殷勤恳切到这样的程度呢？实在是因为君子对邦国和百姓有益，所以只希望他长久活在世上。我的次子珝，是罗孺人的长女婿；闺门中的美好德行，我因此有所听闻，知道罗孺人是女子中的君子。那么，今天为她祝愿长寿，难道能就此停止吗？罗孺人的父亲，就是大司成冰玉先生，母亲是宜人、阙里孔氏。罗孺人自幼聪慧端庄，读书就能通晓大义，女红精巧，书数也都通晓，在众多女儿中尤其受到父母的奇异和宠爱。嫁到张家以后，她的公公是少司空栢庵先生，婆婆是封淑人罗氏。罗淑人治理家事严整，曾多次用事情考验孺人，屡屡称赞她贤能，说她将来一定能守住家法。孺人侍奉公婆孝顺谨慎，始终如一，尤其善于辅佐丈夫。丈夫赴湖藩任官后，孺人独自留下主持家政，家中事务没有一件不办妥。丈夫于是能够专心供职，不再有后顾之忧。她延请名师教导几个儿子，早晚督促，要求格外严格，不加姑息。律因此学业大进，声名在学校中蒸蒸日上；术、彻都知道自己的方向，渐渐成为善士，也使张氏成为有名望的大家。孺人作为妻子和母亲，对宗族亲戚都有很多补益，众人都能说出这些，并非一个人的私下赞誉。由此看来，难道不能称她为女子中的君子吗？人活到六十岁，才开始以长寿称颂；五十岁是进入六十岁的开端。从五十岁进入六十岁，再逐步增长直到满百岁，并且还要超过百岁，这本来就是律等做儿子的深切愿望。凡是宗族亲戚一向听闻孺人贤德，又想为张氏作长远打算的人，谁不愿她享有长久的寿命，以便无穷地造福后代呢？这就是我不能不说这些话的原因。我儿子承蒙孺人爱护多年，她对他们的教导和对自己儿子一样，只是我疏懒，未能符合她的期待。她的小女婿名叫王翥，姓名刚刚在乡试名册中显现，这就是所谓的乘龙快婿。如今他们都预先列在捧酒祝寿的人中，兰花般芬芳、玉石般温润，鸿鹄般挺立、鸾鸟般安详，聚集在同一门庭，也可以说是难得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孺人值得庆贺的事情，将来难道不会越来越长久、越来越盛大吗？《封监察御史乔公挽诗序》天地之间只有感应，它的变化本来无穷。落实到人身上，就有是否合乎节度的问题；世道的兴盛或衰败、人事的得失，都系于此。因此，在发生感应的时候，贤者尤其谨慎。如今善人君子去世，听到消息的人谁不悲哀？然而悲哀他的人，有的是他的旧交，有的只是曾经见过一面，有的只是大略听说过他的生平；因此情感发露，有深有浅，自然不能相同。可是那些只听说过大概的人，哀悼之情却有如旧交，感叹还不足以表达，甚至要写成悲歌，不能自已。这种感情意愿的深厚真挚，难道不是因为受到了深切感动吗？封监察御史、甯城乔公，以孝顺友爱、笃厚诚信继承世代德行，在宗族乡党中著称。享年七十七岁，在家中寿终正寝。当时他的令子某正在担任监察御史，按察治理江西，听到讣告后悲哀异常。同僚官吏中住得近的来到庭中，住得远的派使者前来；他们都按礼节吊唁慰问，而所有曾经显著受到乔公知遇的人，更是深受感动，于是共同作挽诗来表达感情。这一卷诗，是我吉安郡守张侯淳首先倡议，郡中同僚以及乡里的大夫士人跟着续作的，共有若干首。监察御史按察我江西藩地时，各项政务的取舍、群吏的奖惩扬抑，都做到公正谨慎。他使人感动之深可想而知，而他尊亲的贤德，又一向足以令人听闻敬仰。正当享受荣誉供养之时，忽然去世，使我们的监察御史还没有任满▯期就离职，而君子们都失去了依靠；怀念贤德、感念恩德，难道能停止不说吗？习俗日益流行，上下交往，文饰有余而实际不足。最为刻薄的人，甚至不免把自己看得如同尘土草芥。那些从上级那里得到这种态度的人，对于父母的丧事，本来就冷漠无情，丝毫不能触动内心。这也是感应的常态，然而君子始终不能不为世道叹息。由这一卷诗来看，可以看出监察御史得到乔公帮助之深，也可以看出诸位君子用意之厚；他们对于古道的保存和发扬，难道不是值得流传的吗？乔公虽然已经去世，但有贤良的儿子能够从众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情谊，他的美名存在于天地之间，必定能够长久。张侯想要彰明作者们的心意，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浅陋之人。我的才力虽然不敏，但考虑到义理上有不能推辞之处，便推究感应的道理，为这卷诗写序。

译《龙泉掌教萧先生遗稿序》故龙泉掌教、我县前辈萧先生的遗稿一卷，收有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一百五十首，启一首，赞辞一首，共一百五十三首，都是亲笔。先生名孔资，字爱同，别号归叟。起初以明经出身，担任霸州训导，任期届满后升任龙泉教谕。不久因为要奉养母亲而归乡，归乡二十年后去世。他一生著述颇多，次子儒士津收藏得非常谨慎；小儿子聪遵照先生遗命，将户籍迁到新野，终于通过乡荐，担任内黄训导。等到他退休，才得以回乡一次；当时儒士君已经去世数年，先生的手稿不免散失，只在古书箱中得到这份遗稿，珍爱它胜过美玉，放在衣箱里，出入都随身携带。又过了几年，他的儿子麟也以乡进士身份任高邮训导，才把遗稿拿出来交给他。麟于是整理成一部长卷，以便诵读。我曾得到这份稿子读过，大体平正典雅、质实有据，根本出于性情而又以义理约束；其中刚直不屈的气概，也隐约可以看出。他的字迹明润圆匀，很有晋人的风致；与那些把艰深险涩当作工巧、把偏枯侧媚当作奇异的人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大概先生是松臞曾学士的外甥，早年曾经受业于他，所以学问品行和文章书法往往相似。古语说‘鲁国难道没有君子吗？孔子从哪里取得这些呢’，确实是有来由的。以先生深厚的学问品行和优美的文章书法，再加上儿子、孙子善于继承发扬，竟然三代连续做了儒官。从那些偶然凭一技之长便在当时显赫得志的人看来，说先生长久被埋没也是可以的。但被压抑得越久，道理越没有不伸展的。如今麟正以仕途和学业闻名，他大概是凭借先生而显赫的吧？我的先祖父司训府君与先生兄弟交好，最终把爱女嫁给儒士君；钦顺小时候，又曾受业于儒士君。因此如今看待麟，仍如兄弟一般。麟因而把这卷遗稿托付给我，请我写序。然而我出生较晚，见闻浅陋，哪里敢用浅薄的辞句冒昧为先生的遗稿作序呢？我推辞躲避了很久，但麟的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想到尊长出入之处，容许有子弟替他先行，于是借着这层情义，大略写下它的来历始末，放在卷首作引言，使读者知道先生所以不朽，大概正在于文章书法之外还有所在。《凤台别意序》《凤台别意》一卷诗，共二十八首。前十四首，是大司马白岩乔公希大、奉常白楼吴公南夫、大司成梅北鲁公振之、少司成双溪汪公器之联作的；后十四首，是大司徒东溪邓公宗周的和诗。五言古风二首，七言近体二十六首。全卷都是写来赠给阳明王公伯安的，而篇中所写，大多是惜别之意；缱绻深情反复表达了两三次，意思仍像没有说尽。阳明才华雄健、学问深邃，志向高远、见识长远，正受到圣明天子的知遇，升任都宪，奉玺书前往安抚临江、湖广、闽、广交界地区，凭借高位统辖十几个州郡，正是君子可以施展志向的时候；他的出行壮盛，为什么要为他离别而忧伤呢？大概阳明所具备的一切，本来就是诸公一向敬重的；声气相同、志趣相合，不需要向外寻求，道义上的交情深厚，文章上的交往紧密，实在是天下最大的快乐。一旦相隔千里，南北远远分离，对于所谓深厚的感情，本来不在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但所谓紧密的交往，却会因此变得疏远。三位益友如参星辰星般遥相对望，感情上有不能释然之处，不也是应当的吗？即便如此，王命极其严急，百姓的期望又十分迫切，骊驹已经在道路上，不能挽留了。孟子说：‘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是君子所希望得到的。’阳明的天性和本分，本来不会因为得到所希望的东西而有所增加；然而把他所具备的才能推行到政事设施上，一定会有卓然不可及的地方，百姓受到的恩惠，可以按日等待了，关键只在于他加以用心而已。诸公的作品虽然恳切地表达惜别之情，但用意未尝不兼有这一层，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离别吧？诗卷完成后，东溪公带来给我看，对我说：‘你一向同阳明友善，却没有听说你赠送他的文章是什么。如今诗卷开头还空着，你可以把它补上。’钦顺于是回答东溪公说：‘阳明本来了解我的真心，即使没有一句话，也不会认为简慢。现在奉您的命令为这卷诗写序并送给阳明，他也一定不会认为烦琐；我恭敬地接受请求，为它作序。’ 《云亭乡约序》嘉靖十年四月甲子日，我乡大夫士共十七人在龙福寺中聚会，商议乡约。众人的意见一向协调一致，当天就议定了。礼应当由人来实行，这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有时被习俗夺去，不能不有违背礼的地方。看见和听见的人既然都认为这样不对，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改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人出来倡导罢了。习俗不美，本来不是一个人一家的过失；但仁爱谦让的兴起，很少不是从一个人一家开始的。商议乡约，大概就是《大学》所说的‘机’。一个人倡导，众人马上跟着响应；一家实行，一个乡马上跟着仿效。风俗改变而归于淳厚，还有什么困难呢？今天所订的乡约，都是眼前的近事，容易知道，也容易实行。参加商议的人不出一乡之外，也只是取其近便、容易聚集。然而从近处和容易做的事情开始，远大的事业本来可以由此推及；一个乡改变了，其他乡也可以受到触动。这就是我们的志向。倡议最初由西涧曾公提出，诸位君子像回声一样响应。选择日期召集聚会，一切听从西涧公的安排。聚会那天，连日的雨刚刚放晴，四面山色像擦拭过一样清明，草木也欣欣向荣。草稿写好后，大家各自拿出所带物品，一同宴饮，敬酒回敬交错往来，情意融洽，真可说是鱼儿在水中游、鸟儿在云间飞。酒喝到一半，众人一起分韵作诗，每人一首。南山尹公先提出韵脚，并且说：‘诗的意思应当完全以端正风俗为主，不要写留恋景物的辞句。’大家都答应了。又共同商议乡约，认为应当遍送给各家，并且适宜刻印，以便传抄。云江尹公说：‘事情专门由一个人负责，就容易办成，这件事由我承担吧。’我只是借助众人的力量成就此事，丝毫没有效劳；至于卷首的文字，诸位君子既然固意托付给我，我也不能不勉力承担，这也是礼数。编刻时，首先是乡约条文，其次是乡里前贤尹文和公的文章，再其次是西涧最初的议稿，最后是聚会中所作的诗。参加商议者的姓名，都载在乡约之后；诗的编排次序则一概按照年龄排列。《整庵存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卷八，明代罗钦顺撰，序一十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