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三

译送光禄少卿杨君考核政绩序 学习未必优异便能出仕；出仕顺利以后，却不再在学习上用心，这是士人的通病。病根在于没有辨明内在修养和外在功名的区别，把名声放在实际功效之前。如果明白内外之辨，知道应当追求实际功效，那么对学习就会急切勤勉，不能容许自己一天懈怠。急于求实的人，由本体通达实际应用，逆着水流追溯源头；开始时端正方向，最终不会走错归宿。因此，用这种学问处身，就能端正行为、成就自身；用它出仕，就能把它体现于谋略，把它落实于事业。用力虽然辛劳，收获却长远，总是勤勤恳恳，只怕赶不上。哪里有可以停止的道理呢？丰城杨方震君，起初在江西乡试中考取第一，随后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得以遍读中秘书，文学声誉日益增长。不久升为给事中，出入两京，前后七年，多次上封事，共有几十篇。重要的内容，是多次劝皇上勤于御讲筵，寻求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大道来施行政治；其他大多涉及大臣的任用罢免、时政的利弊以及边疆的利害。他的奏议大多明白切实而不激烈，周详完备而不迂曲，平坦明白、可以提出实行。读他的奏章，可以知道他既忠诚又通达。升任光禄少卿后，对于寺中积久的弊病，他辅佐长官，疏理剔除，几乎全部清除。他为人处事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说话简洁而合时宜，温和可亲，交往越久越让人亲近。啊，他真可以说是纯正明达、深沉笃厚的君子了。实际功业日益增长，却退然自处，不把名声据为己有，总是谦抑自守，常常好像还有不足。大概在公务之余，他手上从未离开书卷；对于性命之学以及与治理根本有关的道理，尤其深入研究，间或形诸著述，大多与世道人心有关。他将要取得长远宏大的功效，却自己不知道用力的辛劳吗？杨君辅佐光禄寺三年，按考绩制度将北上，光禄寺卿胡公召集六科诸君子以及光禄寺属官设酒为他饯行，并托我写赠言。杨君与我同为大江以西的人，他交往的都是当世知名人物；像我这样迂腐鄙陋、偏狭固执的人，幸而也没有被他嫌弃。我惭愧的，是对杨君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既然未能推辞到底，姑且叙述我所知道的，作为答复胡公之文；若有人比我更深知杨君，也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在向同乡朋友献媚。送太宰林公考核政绩诗后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之职统理南都，已经三年，应当把政绩上奏朝廷。士大夫多有赠言，这卷诗是过去曾在翰林院跟随林公的七个人共同分韵赋诗，用来赠送给林公的。少宗伯马公已经为诗卷作了序，又让钦顺续写末篇；这如同用狗尾续貂，只是厚着脸皮罢了，但出于情义也不敢推辞。我私下曾观察，三年考核政绩，是朝廷考察古制、制定制度本来如此；然而凡是大臣任满三年、以政绩闻名的，也只是交给吏部考察其资历和能力罢了，对于所谓政绩，其实并没有深入考察。名义上叫考核政绩，却反而不深入考察，难道是因为高明之人就可以因此略过吗？大概职位越大，所涉及的整体越宏阔；地位越高，责任越重大。其能否胜任，确实有在文书账册之外的地方。平日的一言一行，皇上心中都记着，任何时候都不会遗漏，必然有所考察；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入的呢？所以三年的考核，并不是决定大臣轻重的根本；大臣之所以被看重或轻视，一定另有道理。林公德业的美好，见于缙绅所作的歌咏，记述得很多；钦顺不才，不能一一列举。我只看到林公在南都三年间，先后上了两篇奏章，涉及一般人难以进言的事情；虽然一时不免稍稍触犯他人，但圣明最终明白他的忠诚，世道的转变也确实有所依赖。那么林公的政绩，难道要等到这次入朝奏报以后，才可以考察出来吗？所以，按照大臣之道侍奉君主，即使远离朝廷，功绩也未尝不施及天下；不按照大臣之道侍奉君主，即使天天接近圣颜，每月都取得一些成效，所做的也只是末节罢了。这就是轻重区别所在，也是林公之所以受到天下看重的原因。考察天下共同认可的公论，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圣明君主采用这种道理，也已经很久了。由此推断，林公又最终能够远离朝廷了吗？虽然诸公所作诗文立意不完全相同，但对于这个道理，大体上彼此都有发挥，并且反复出现。送太常少卿李公考核政绩诗序 圣人的学问排斥计较功劳的念头，王者的政治则严格实行考核政绩的制度。那么学问和政治，它们的道理本来不同吗？我不能不感到疑惑。我曾听说，天地宇宙之间的事情都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没有什么不具有确定的道理；顺着道理去应对，一切只是尽到自己本分所应尽的职责罢了，哪里容得下一丝一毫计较得失的私心呢？然而道理明白了，事情就能办成；事情办成了，功劳也就在这里。虽然事先没有期待什么，事后自然会有凭证。王者建立政治制度，把职责分给人，让他们办理事务，又多次考察他们的成效，难道是想让人得到分外的功劳吗？也只是观察事情处理得失如何，以此辨别人的贤能与否罢了。这就是圣人之学与王者之政相合于内外的道理，也是君子的功劳不同于捕获十只禽兽那样的功劳之处吧。东崖李公最初以进士第一名进入翰林，任修撰，升为春坊谕德，每天侍奉皇太子讲读，同时兼任经筵讲官，才名十分显著。不久因方便奉养父母而请求外任，于是接受南京太常少卿的任命。在太常任职三年，考订典礼中一两件重大的错误，确实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即使触犯人情也不顾惜，说：“我的道理大概是对的。”于是士大夫无不佩服他的决断，他也因此获得了功名声誉。但依我看来，李公才高学博，通晓古今；即使各种事务纷繁错杂，他往往谈笑之间便能处理，而且没有不击中要害的。他正应当继续升进、承担重大职务，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区区礼仪制度的损益，难道足以成为李公的声誉吗？如今按照制度应当考核政绩，他将要北上。南都乡士中有过去同在翰林院的旧交，平日感情深厚；想到他远行，不免有离别之感，于是在玉堂官署设宴饯行。酒过数巡，又以诗佐酒。诗以唐人“云间金阙迥，树杪玉堂悬”两句为韵，共五人赋诗，每人分得两个字，作诗十首。泉山林公官任吏部尚书；东园郑公由户部侍郎升为尚书，正准备退休但尚未成行；紫崖马公官任礼部右侍郎；枫山章公官任国子祭酒；甯庵吴公官任翰林侍读学士；另有吏部左侍郎碧川杨公，恰因生病而被禁止作诗。我不会作诗，却奉诸公之命写这篇序的，是国子司业、泰和人罗钦顺。

译送府丞张公还乡序 士君子出仕还是退处，大概有孔氏家法存在其中；只看是否合宜罢了。然而有的人内心轻视退处、外表看重出仕，于是只看见出仕合宜，却看不见退处也可以合宜。看见出仕合宜，就不必适合出仕也去出仕；看不见退处合宜，就到了可以退处的时候也不肯退。因此，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意念少了，苟且迎合、贪图所得的行为多了；虽然名义上是士人，却很少有不在圣人门下获罪的。像如今南京刑部郎中张公辞职归乡，大概就是看到了退处的适宜，难道不是贤者吗？张公年纪还未到可以退休的时候，却因疾病困扰而停止仕途；他的病情尚且可以勉强自我支持、供职办事，但对早晨辰时入署、傍晚酉时离署的劳累已经感到沉重，于是决定退休。适逢他的儿子监察御史张鸣凤因职事入朝，他便起草乞休奏疏，嘱咐儿子一定上奏。奏上以后，皇上答复批准，并且升任他为应天府丞，以此优厚地恩宠他的归乡。如今由郎官升任府丞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张公因为请求退职，反而受到特殊恩宠。他这次退职，未必不是另一种升进。出仕和退处的道理、出仕和退处的适宜，哪里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呢？但从张公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些支撑衰弱身体、扶持病体，忍受污辱、含忍耻辱，因循拖延岁月，只希望得到一级半级的升迁，用来满足自己最大的欲望，最终又不能满足，反而留下污点毁谤的人，他们在人品上与贤者、不肖者相比，究竟怎样呢？张公的先世屡有闻名之人，他的祖父号云林，尤其精通理学；这种学问传到张公的父亲晚节，再传到张公，于是凭家学显达：上面使晚节获得封赠，下面使御史得到福庆，世代衣冠荣耀，蔚然成为上海的名门。张公为人质朴正直、坦荡平易，不崇尚苛刻；考中进士后，立即在南都任司寇属官，官职三次升迁，历次考核成绩都列为最优，本来将逐渐受到重用，却突然因疾病中止仕途。缙绅士大夫无不为他惋惜。然而皇上的宠恩接连增加，他身上的金印紫绶光彩显赫；又有监察御史张君作为他的儿子，年少而见识敏捷，才华志向卓异，他的前途实在不可估量。这正如秋冬收敛之后，接着就是春夏万物生发。人们用来为张公增光的事情，难道不又有所在吗？从前疏广、疏受归乡，皇帝赐金虽多，名位却没有超过原来；杨少尹归乡，俸禄虽然没有断绝，但他的儿子还没有声名。拿张公同古人相比，他所得究竟谁多谁少呢？一定要得到班孟坚、韩退之那样的大手笔来叙述此事，然后才能和那三位古人一同流传。然而张公的同僚诸君子竟然把这件事托付给像我这样不善作文的人；对于张公高尚的志趣和盛美的德行，我哪里能使它们在天下后世光耀呢？姑且把它作为赠送张公的盘缠话罢了。送何徽州序 国家开始建立王业，根本实在江南。当时军队和各种物资的需要，所取给的不过几个郡，徽州就是其中之一。那里的百姓大概也很劳苦。等到天下完全平定，定都金陵，各郡都成为京师附近的辅郡。圣祖想到百姓长期劳于供应物资，便时常赐予租税减免，使他们休养生息。后来历代圣君宽厚仁慈，又不断重视这一根本重地。于是江南各郡以富庶闻名天下，可以说盛大了。近年来内外事务日益增多，不合时宜的征发调遣，省里的符令接连下达四方；像徽州这样的富郡也夹杂其中，渐渐陷入凋敝。事物不能永远保持兴盛，本来就是气数如此。然而抚慰爱护百姓，使其恢复旧日状况，向远处广布圣祖的恩泽，向近处宣扬列圣的福惠，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在这种时候，把责任全部交给一个人，当然不能苟且；而亲自承担责任的人，也不敢轻视它。我对何君十分敬重；他此行之后，我知道徽州百姓有可以依赖的人了。何君是我的同年朋友，有通达的才干，却以谨慎持守；有和乐平易的德行，却用果断来施行。考中进士不久，才名已经为当权者所知，于是升任御史，主持南台事务。何君任御史时，对内统摄台纲，整肃有序，一时舆论都推许他老成。他在我大江以西清理军籍时，宽厚而不容奸邪，严厉却不任性逞强。他所经过的地方，百姓无论老少没有不感到安定的。官吏常常苦于不能办事，有时虽然能办事，却未必良善；良善足以使百姓富裕，能办事足以成就事务。像何君这样的人，才足以承担辅佐京畿郡的重任。趁着百姓还没有凋敝得太严重，他一定会尽心竭力抚慰爱护，使百姓按时生息繁殖，家家富足、人人充裕。对内可以施行礼义风俗，对外可以应对公家的要求。古人所说的良二千石，何君本来就是其中的人选。百姓就像树木一样，合抱的大树，培植一百年还嫌不够，而一天砍伐就能使它毁掉。如果山中的树木经常得到培植而没有砍伐，那么它枝叶高大茂盛、用来庇护根本的力量，不是会长久吗？何君此行，侍御马善征君、张君某以及同僚诸君子设宴饯行，并托我写赠言。我的话本来没有什么可取，只要何君不把它当作装饰墙壁的东西，那就算幸运了。

译送明府杨侯赴召序 我们泰和过去号称忠义之邦，百姓中读书人很多；即使不以读书为业，也往往通晓章句，能够执笔记录姓名。他们谋生十分勤劳，田野中没有一寸土地荒废；年长者早晚共同教导子弟，大都在孝悌忠信、敦厚礼义、崇尚廉耻方面，并且把奉献公家放在前面，把私人的打算放在后面。因此这里的百姓很容易使唤，即使所使唤的事情有时不合道理，他们仍一定谨慎遵守上下尊卑的分际，勉力奔走而不推辞；何况遇到像杨侯这样好学明道、爱护百姓的君子呢？让他成为百姓的父母官，那么他们对他的爱戴、仰慕和喜悦必然越来越深、没有止境，这难道不是他们真诚的心意吗？杨侯是云南邓川州人，以著名进士的身份被推举选任而来。他持守廉洁、秉公办事，自始至终操守如一；事情无论大小，都务求处理彻底，遵循道理而不苟且，以自己的意见定夺高下；施行严格而又宽恕简约，用以控制繁杂事务。每天只有几十名厢区长在堂下奔走承受命令，其余百姓都安然和悦，早起晚息于村落、田野和山谷之间，没有不合时宜、不合事务的扰民行为。到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父母官的仁爱；这种情况已经六年了。凭杨侯的存心以及他施政的方式，即使治理险要的县、驾驭顽劣的百姓，也一定能安抚他们而使其心悦诚服，何况治理我们泰和呢？不过，能够得到我们本地人作为属下，那么他施政见效的难易、迟速，难道不也会有所不同吗？杨侯如今因为政绩显著而闻名，光荣地接受风宪之职的征召。我们这里的士人百姓想挽留他却做不到；凡是能写文章的人，都共同作文字，赞扬他的盛美，也表达私下的仰慕依恋。两厢的长官曾钦、谭荣等十二人，每人手持一卷，接踵来到我家，说：“杨侯离去，仰慕依恋他的人实在很多；曾钦等尤其不能自持，只是没有办法把这份感情表达给杨侯，希望得到先生一句话。”我也写了一首小诗，准备为杨侯饯行。还没来得及写完，曾钦等就到了，我便回答说：“我已经有话了，本来以为可以代替百姓的颂辞，现在就为你们作颂。”诗说：“六年治理县城如坚固城墙，赢得了贫穷屋舍也认识太平。文书旌旗忽然将随秋色远去，南山长久对着县楼横卧。已经看到学道之光照亮初服，又欣喜你升迁而得到大用。报效国家的一片心，知道从此更加辛苦；眼前的人物，必定会看得分明。”我又大略解释诗意说：“开头几句，是说杨侯的治理情况。旌旗远去，是惋惜他不能留下；山横，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初服之光’，是说我和你们今天所以对杨侯恋恋不舍。有的人请我解释末章，我说：‘这其中的意义关系到天下，姑且放置不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话说完后，那十二个人还站在门口等候。我想到自己思路迟钝、才力疏浅，哪里能马上写出什么呢？于是姑且叙述刚才问答的话，把大家的情意传达给杨侯。杨侯不要认为这篇文字草率，偶尔展开看看，也就不会忘记我们泰和了吧。送助教邹君退休回临川序 当初我从翰林院出来，担任南雍副职，恭敬地代理正职事务，深深担心自己德薄才浅、不能胜任。所幸当时各项考核和准备都很完备，大家早晚协力恭敬办事，因而勉强整顿了纲纪。至于转变士人的风气，实在仍然感到惭愧。今年秋天，大司成金华章公刚到任。章公出入进退合乎道义，卓然有古人的风范；出任之后领导诸儒，士人们一致感奋，渐渐出现巨大改变的形势。那么凡是担任他属官的人，都应当更加专心尽虑，反复温习平日所学，勤勉施行教诲诱导，以此辅助新化，协力成就群才，来符合圣天子恳切振兴儒学文教的心意。然而助教邹君节明却在这个时候以年老请求退休，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些吗？话虽如此，出仕、退处、进退，是士君子的大节，其中本来有礼义存在。过分的人有时故意矫饰，以博取讥讽；不足的人则往往庸碌而可鄙。节明从辛卯科举人起步，历任蜀地达县、浙江嘉兴、山西太原二郡的教官，都有明显成效；升任南雍助教，又有三年了。虽然他造就人才的志向从来没有懈怠，但年纪已经到了，按照礼法和退处的道义，就不敢改变决定。与那些沉溺于仕途而不知回头的人相比，怎么样呢？何况这也能使那些斤斤计较、在极细微得失之间计算的人听到后有所警醒，这同样就是一种教诲。这样看来，节明确实已经审慎考虑过了。节明有个儿子叫洛，是县学的生员，曾来见我；他的资质出众，年富力强，志向十分锐利，足以继承他家的学问。又听说节明曾在故居附近数里之地预先营建养老之所，那里土田肥沃，林木泉水清幽茂盛。他回去以后，有足以快乐的事情。只是我想到自己德薄才浅，正需要像节明这样淳厚老成的人来帮助，想挽留他却不能，心中怎么能没有遗憾呢？而大司成章公正谨慎地以成就属官为职责，对像节明这样贤能的人，也不能不因他的离去而感到歉然。于是众僚共同请求我写赠言，章公认为我应当有所叙述，我便写了这篇序说明他归乡的原因。

译送梧州太守李君赴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职之事结束后，监司、郡守有人被罢免，有人升迁，空缺的职位共有几十处。铨部选择适宜的人补任，职位安排很有条理；十天之内连续上奏，有的一次上奏就获批准，有的两次上奏之后才协调妥当。这大概是皇上有意起用老成之士，所以难以任用；也正是用来表示慎重。我这一科同年进士在南都分任各职，如今只剩二十一人，其中升迁的有六人：山阴李德美由刑部郎中任广东按察佥事；临川李希先由礼部郎中任梧州太守；晋江陈洪载由兵部郎中任高州太守；户部郎中、太和人王文瑞任台州太守；霸州曹本忠任临江太守；刑部郎中、仁和人胡永清任广东太平府太守。这六个人任官多年、熟悉政务，本来都是监司、郡守的人选；又正逢朝廷将要起用老成之士，他们同时受命，我们这一群人也感到光彩。虽然有人越过山岭南行，稍微偏远一些，但君子居处何地都没有不合宜的。于是我们十五人都为诸君升迁共同表示庆贺，集资为他们饯行。礼节完成后尽情饮酒，清谈和善谑之间又夹杂箴规。李希先回头对钦顺说：“你用什么话赠送我？”我说：“广东东西二道共有二十一个郡，梧州在中间。梧州虽然是中等郡，却处在两广的要冲；总镇中贵人、总兵将军、总督都宪三府都设在那里。两藩文武大吏，以及二十郡和其所属之地，凡是有名位职务的人，不知有多少，都要向梧州奔走，接受三府的约束。对外则是深溪复洞、连山密箐，其中昏暗的猺獞到处盘结，积蓄着狂暴凶悍的力量而不敢完全放纵，只是害怕梧州不可测度。这个地方难道还不重要吗？太守的政令虽然不能出越本郡疆界，但郡的形势实际上关系着远方。你这次接受任命前去，应当发挥平素的内蕴，把它落实在施政上，独自担负各种事务，使境内政事都得到治理，不至于辜负职责，难道不可以吗？梧州的山川由你主持；如果使它的山更加高耸、河流更加深广，隐然足以成为方圆一两千里军民所依赖的屏障，这本来就是承担责任的人，而你也不能以越出职权为嫌疑。你在礼部时曾直率地议论天下大事，人们本来就认为你有奇异的节操。如今邻近之地、相互形势有所关联的事情，谁说不应当稍加考虑呢？早晚与三府真诚交往，逐渐取得信任，时常提出好的谋议来辅助良策，那么你的功名美誉将超过古代的循吏了。”李希先站起来说：“您赠送我的话实在深厚，我只担心自己不才，哪里敢忘记呢？”于是我回头叫侍者取来卷子，把这些话写在上面，作为送君赴任梧州太守的序，其中有一篇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其余四位太守，也各自把话写在卷上。送太守曹君赴任临江序 士人所忧虑的，是没有真心爱护百姓，以及才干不能周全。才干与诚心相合，那么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可办的事情。因为通晓变通、使百姓适宜的考虑，总能在法制之中调和安排；截取长处、补足短处来成就功绩，顺着高处、适应低处来取得便利。每日计算也许不足，按一年计算却会有余。那些善于迎合时势的人一定会说：“时势如此，法律如此，我的百姓即使受苦，我又能怎么办呢？”于是把一切都以整顿办成为用心。这样的人，难道不足以取得声誉、作为进取的资本吗？然而用严厉手段使百姓受苦来便利自己，是君子不肯走的道路。我同年朋友霸州曹本忠君，由南京户部郎中升任临江太守。在南京做官的临江士人一向知道曹君的存心和办事方式，彼此相顾而喜，说：“我们的百姓多么幸运，得到这样慈爱的父母官！”凡是我们这些了解曹君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临江百姓的幸运。曹君任户部郎中时，大要在于节省费用、便利百姓。法律必须执行，却不刻薄苛深，所以人们敬畏他而不怨恨他。他曾督理京仓，仓中有弊病，都是积久的狡猾之徒所造成。曹君廉察出来，处置一名军人、四名徒犯，积弊因此一扫而清。又曾在淮安检查船只，船税兼收钱和钞，数目累计以万计。有奸民把钱财藏在其中，纳税的人苦于他们的索求，而负责检查的人多因此受到诽谤，却没有察觉。曹君首先逮捕他们，依法处置，来往船只上的人都称颂他。先皇帝末年，曾听从南京户部的请求，裁减冗余的粮食供给，每年节省米二十二万有余石。这一建议大概就是曹君提出的。当时群小喧腾，形势汹汹，仿佛不会善罢甘休。曹君屹然不为所动，说：“这是我的职责，难道敢不尽力吗？”曹君在户部多年，他所办的事情大概不止这些。然而仅从这些事情来看，就可以说他有爱民之心而且才干周全。临江的士人相顾而喜，互相说他是慈爱的父母官，实在是合宜的。爱护百姓，没有比宽减赋税更切实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宽减赋税的主张，哪里只是难以在今天实行，即使是自认为懂得时务的人，也难以说出口。即便如此，这种主张不能实行，最终也只会归结为使百姓受苦罢了，那同爱护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才干的作用，正是用来救济时势的困难，实现内心想做的事情；否则，才干又有什么可贵呢？像曹君这样优异的才干，一定会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从前有人说：“宽减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何况积累到一年计算，所给予的恩惠不是更多吗？这样一来，我将看见临江百姓无不有办法自给，内心爱戴太守，真像赤子爱慕慈母；而曹君的声誉和实际功绩也会充分显著，自然会升到高位，难道只有那些善于迎合时势的人才能因此兴盛吗？况且临江号称大郡，却空荡荡没有城郭；有备才能无患，这也是爱护百姓的人应当留心的事情。何况它的利害又不只关系一个郡。我是邻郡人，所以因临江诸君子的托请写这些话作为赠言。既然说到了临江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又多说了这一层，大概也是出于唇齿相依的过度忧虑吧。

译送助教符先生九年考核政绩序 养育士人的制度，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当周王之道光明时，师道也有所依系而建立，因此人才众多、风俗美好、政治教化兴盛。周朝东迁以后，教育衰败、士人离散，天下日益混乱，纷纷扰扰，直到暴秦，君道和师道都已经灭亡很久了。当时出生的士人，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幸。经过汉、唐、宋、元，上下千余年，其间有志向的君主也颇能留意学校教育；虽然他们立教没有根本，所定制度粗略而不周全，但师道往往依靠它得以施行，因此先王之道不至于彻底坠落。我太祖高皇帝天生具有圣德，承受上天的光明显命，成为天下之主，尤其把学校教育看作最急迫的要务，首先在京师建立国子学，随后推行到天下；即使偏僻的州县、穷远的边疆，也没有不设学校的。学校授业有教师，教师代替耕作而有俸禄供养，教养制度比前代详细了，国子学尤其完备。大凡宫室的营建、制度的等级、成就德行、通达才干的要领，以及饮食器用的规定和裁制，圣心都无不曲尽周详。又深切惩戒近代的弊失，认为败坏伦理、伤害教化的事情，很少不是由懦弱的老师和悖逆的学生造成的。因此，训导整饬师儒，必定要求他们严格地建立教化；有不遵守教令的，往往把他们屏退到远方，甚至处以重典。这样一来，教化者有所凭恃，能够尽力履行职责；破坏教化者有所畏惧，不敢任意妄为。一百多年来，人才和教化能够远远追比成周盛世的，大概是有原因的。虽然，师道有所凭借而树立，固然是斯文的幸运；但我们这些身居其职的人，如果不能凭借自身有所树立，又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呢？学问达到自立的境界非常困难，而实行起来更不可不努力；努力实行的人，一定重视内在修养，内在修养受到重视，外在的东西必然看得轻。我曾经正是从这一点来考察我的助教符先生，大概就是有所取法于他。先生品行谨慎而平和，言语简洁而恰当，仪态风度整齐端庄，讲说详细明白；士子跟从他受教的，都自以为得到了良师，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大概很少。感叹地位卑下、处境冷落，是一般人的共同心情；不被人了解，却是君子不以为忧的事。先生从蒲州学正升任南雍助教，到现在已经九年了。两监的师儒任职三五年的，大多升调其他职务而离开，先生长期任职于此，操守却更加坚定。如今他进朝献绩，妻子儿女没有迁动，住所馆舍依旧，心意仿佛准备终身留在那里。这不正是所谓重内而轻外吗？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的人，哪里只是可以担任教育之职，也完全足以治理政事。像建之地的百姓一样，我固然知道他一定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而把百姓放在前面。当权者如果因此安排先生，难道不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吗？然而如果使我失去一位贤能的辅佐，而我又无力挽留他，我将不能没有私下的怨恨了。先生将要离任，他的同僚朋友共同来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和先生都出自大江以西，而学正郭先生又凭同乡之谊，再三恳切请求，始终不倦，这份情谊使我实在不能推辞，于是写下这些话。送少参张君赴任湖藩序 天与人的力量究竟谁胜过谁，我曾经听说过这种说法。然而这样说便不免把天和人分成两回事了；其实天本来就不在人的范围之外。因此，推究天命的数理，大概不能穷尽；遵循其中的道理，却不容稍有改变。凡是人的作为，就是天意所在。因此，人事做得好，天就降下安康；人事做得不好，天就降下祸乱。这不是彼此争胜，而是互相感应。即使在事势穷极之时、转变的关头，似乎有一种无人作为却自然发生的力量，但也从来没有不因人的作为而发生的。所以君子出仕，小则治理一县一郡，大则治理一方，再大则治理天下。只要责任在自己身上，就一定殷切专心，只图谋政治清明、百姓安定，以便为百姓确立生存发展的根本。一旦出现败坏的征兆，必定反躬自责，努力谋求今后的成效，哪里敢把它推给天命，说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呢？近年以来，朝廷内外也多有事情。我正从事农圃之业，至于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事，我不敢妄加判断。只是听说湖藩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成群而起，军民憔悴困苦的情状，谈论者甚至不忍详尽说下去。反复思考，恐怕不能说只是偶然如此。暴虐的政令招来灾祸，贪婪的风气助长盗贼；人事方面的过失，大概不是一天造成的，却把祸患遗留到了今天。没有君子，谁能拯救他们呢？大庾张君天衢，己未年考取进士，出任揭阳、休宁两县县令，都有声誉。入朝后任南京礼科给事中，端庄文雅而周详，办事重在维护大体，大概是位君子。如今升任湖藩少参，湖地的百姓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吧？琴瑟不协调，琴弦就应当改换；前面的车已经翻倒，车轮走过的旧辙就不能再沿着走。推究造成弊病的原因，挽救弊病的方法便会清楚地摆在眼前。以自身为本来严格要求属吏，把皇上的恩德宣示给百姓，调剂有无，疏通郁结，洗涤弊政污痕，这才叫改弦易辙。人事方面已经尽到力量，湖湘汉沔一带，难道还会有不清明的吗？凭我张君的贤能，处在这样的时势，决不会懈怠地处身其中。审慎行事吧！我曾得到休宁人士刊刻的《去思录》一册，读它时看见张君遗留下的恩爱深厚，足以流传不朽。只是它所涉及的范围还很狭小。孟子说：“土地广大、百姓众多，是君子所希望的。”如今张君升任参藩，恩泽可以远远施布。如果这份心志不懈怠，将来凭借丰功伟绩离开此地而登上朝廷显要之位，那么湖地百姓对你的思念，难道不会是休宁的百倍吗？张君将要出行，我来不及为他饯行。黄门胡君斯靖、刘君景瞻说我一向与张君友善，应当写几句话，并说：“这也是同乡诸位君子的意思。”既然话说到这里，这份情谊便不容我隐瞒。张君应该会赞同这些话吧，难道不会认为我说得不当吗？送福建少参郑君赴任序 如今的布政司，就是古代牧伯所担任的职务。

译《尚书》记载帝舜询问牧官的话说：“要按时供给食物，使远方的人柔顺，使近处的人亲近，敦厚有德、诚信而善良的人，同时要防备任用不当的人。” 周成王心切于使百姓富足，首先命令六卿分掌职务，以此倡导九州牧伯。《诗经·韩奕》篇又说：“于是任用那位牧伯，修筑城墙和沟壑，治理田地、编定田籍，进献貔皮、赤豹和黄罴。”由此可知，重视民食，使远近亲附君子、远离小人，修治城池，治理田地，整顿税法，进贡本地物产，都是牧伯所应办理的事务。把这些事情办好，用来协调六卿与外部的关系，天下的治理难道还有不成功的吗？我朝以“布政”命名官职，又在官署名称中加上“承宣”二字。其长官称为使，辅佐称为参政、参议。他们所担负的职务与古代没有不同，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内外同心，以义相互倡导、响应，百姓无不防备并享受其福；内外离心，以利相互倡导、响应，百姓无不遭受其祸。《诗经》说：“百姓也太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了吧。”在这样的时刻，本来就应当把遗留下来的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用清明的风气洗涤他们；把羸弱的元气从仅存的一线生机中引导出来，使它滋长恢复，重新达到肌肤丰满、生活充实的旧日状态。作为百姓的牧养者，难道能不尽心吗？我的朋友郑君立之，早年聪慧非凡，又以博学充实自己，明白阴阳变化，通晓人情物理的规律；以进士身份任郎官，供职于南京兵部，历任职方、车驾、武选三司。他自我操守严谨，遇事办事敏捷，差遣和举措往往都合乎人心，即使权贵也没有办法用私意扰乱他。当权者一向知道他的贤能，于是奏请任命他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士大夫们议论时都说，他一定能够尽心办理民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君家世代居住在上饶葛源，那里正处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令尊大人素有高尚品行，曾因职方主事之职受封，与他的夫人安人一同安享晚年。君子喜欢回家路途便利，计算日期将要到庭拜贺父母，这次出行十分急迫。诸位谋划写赠言的人，还没有把文章送来。幸亏我重新起用，又任职南雍，侍御徐君子谦、夏官欧阳君相周于是来请我执笔。我和君交情深厚，怎么能推辞？君子虽然没有不用心的地方，但一定要审察先后缓急的次序。先后缓急的次序不乱，这就是所谓义。依循义理办事，开始于使民食充足，最终达到贡赋制度修明，使继任者的心意都与我相同；而不同心的人，不能有一天侥幸留在这个职位上。这样一来，事业成功还有什么困难呢？功业在一方兴盛成就，道义也将推行于天下。我们这些同道所寄托的希望，全在这里。我因此忘却自己的不才，把这些话写在篇中。赠侍御杨君奏绩序 有志于功业的士人，必须以守住自身操守为根本。自身一旦失守，万事就会像瓦片一样崩裂。即使有超群的智慧、超过世人的才能，又有什么用呢？近年以来，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往往不幸因刘瑾而败坏，其中关陕地区尤其严重。刘瑾是关陕人。刘瑾善于盗取官职来喂养他的乡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心腹、臂膀和耳目。接受他引诱的人，安然不思考义理，正洋洋自得地庆贺，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成。然而智慧还没有来得及谋划，才能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一转眼便全部败亡了。连自身都无处安放，还谈什么功业呢？在这个时候，那些凛然自守、超然远离、不被他污染的人，也还是有的。按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监察御史杨君德征、翰林修撰吕君仲木，他们都是关陕人。我离开翰林已经很久了，吕君的贤能，大概是从一两个旧日同僚朋友那里听到的。至于杨君，我曾往来于他的同僚周君诲可、许君舜咨之间，他们向我说得尤其详细。古语说：“到了岁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我多么幸运，能在这两位君子身上看到这种品格；充分发扬他们的志向，道德就由此树立起来了，何况功业呢？杨君最初考取乡试荐举，第二次参加礼部会试，却按照乙榜的成例被安排外任，任内乡教谕，升任东昌、保定教职，共十五年，七次受到荐举，才升任现在的职务。他在南京负责山东道事务。杨君教育人，先教德行，后教文艺，尤其善于启发诱导。至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饮酒礼、乡射礼等各种礼仪，都考察古制，一一举行。对学生有恩惠和馈赠，即使一丝一毫也不接受。他在当时的师儒中，是不多见的人才。等到任御史，议论政事、执守法度，从来没有迁就。曾经清理各辅郡的军籍，又负责都城巡察的任务，还经营各辅郡的屯田，推究施行办法，规划整齐严密。他的同僚朋友无不推重他，认为他有才干。孟子说：“人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话难道不可信吗？如今他因考核政绩入朝，正逢公道大为彰明的时候；而且杨君有卓然可见的已验功绩，有光明洁白、毫不污染的节操。登上华显之位，升入要职，谁能说不合宜呢？名位日益隆盛，他所建立的事业也应当更加伟大丰厚，留下忠贞的功绩，使名声昭著并垂传于史册，足以称为关陕第一流人物，难道不正是对杨君的期望吗？杨君将要出行，周君、许君援引御史台中的旧例，来托我写赠言。我不才，曾听说古人有初节、晚节的说法。杨君从今以后，必定会比早年的操守更加光彩。

译赠封谕德西园丰公还四明序 凡是绵延长远的山水，百里之内不会全是山峰，十里之内也不会全是波澜。高峻至极之后，必定有平坦的厅堂；湍流急速之下，必定有深潭。水势舒展迂回，深深停聚，蓄积了绵延长远的气势，然后再次奔涌而出。因此，它形成的山峰更加奇特，形成的波澜往往极尽天下文章的文采，却没有办法完全描摹。这种道理存在于大地，本来就是天然的；存在于人身上，也同样如此。依我观察四明丰氏，如今的封谕德西园先生，难道不能成为山峰、成为波澜吗？然而他的名声超出贤书所载，官职却止于宫廷讲官，才华舒展却没有高高挺立，学养停蓄却没有流布，有人因此怀疑上天，却不知道上天本来是在蓄积丰氏绵延长远的气势。丰氏是四明的著姓，像宋代的清敏公，最为有名；到了本朝，从先生的尊人起，到先生以及先生的嗣子，共有三代显达。尊人以进士起家，累官至河南右布政使，他的功名、利益和恩泽，大概与嵩山、洛水相互争雄，深厚壮盛。先生内在本来就有这种资质，实际能够继承他，却偏偏名声和地位都没有与之相称；但在教导子弟方面却专心致力。于是嗣子熙原学，有一天以诸生身份参加廷试，便在众多士子中考取第一，授官翰林院，又两次升迁至春坊谕德，选派到南京主管翰林院事务，他的声望日益隆盛，文章也日益繁盛。对泰山的仰望、对江汉的效法，将来会有不约而同、自然而然会合的时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资质本来就不同，而增高、加深，又得益于义方之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效。既然如此，说上天是在为先生蓄积丰氏绵延长远的气势，难道不可信吗？先生喜好古道而敦厚守礼，起初任湖口训导，是为了奉养老母，后来辞职归家；之后任教授侍奉建安王府，本来应当获得编修之封，便又辞去。熙原学多次请求迎养父亲，先生总是欣然前往，但每到一处都不肯久留，他的高尚就是如此。他对于经史诸子百家没有不阅读的，尤其精通地理。既然如此，在有见识的人看来，又何尝不会认为他是山峰、是波澜呢？这次先生将从金陵向东归乡，他的同乡贤士、监察御史顾君等来托我写赠言。我过去承蒙先生不嫌弃，曾与他一起谈论金陵的形势，颇有契合之处，于是取山水之理，来比况先生父子。《整庵存稿》第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整庵存稿》第五卷　明罗钦顺撰 序十五首 送顺天府尹月湖杨先生序 君子本来不难被了解，但他不求被人了解，有时人们也就不了解他。既然已经了解了，难道可以只是了解而不采取行动吗？对他在前面的人，必定共同拉着他前进；对他在后面的人，必定共同推着他前进，使他的道术能够及时推行，施政能够凭借职位广泛施展，功业也能够通过具体事务完成。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最初并不是对君子有什么私心。既然了解却不能推举和挽助，就等于没有了解；推举和挽助却不能尽力，和根本不推举、不挽助的人相比，之间也没有一寸的差别。这样说来，这个时代还能够依靠什么呢？我们江西近来的人物中，月湖杨先生是其中卓然出众的一位。先生以进士起家，改任翰林庶吉士，任给事中，在南京、北京两地任职大概很久，后来升任南京光禄寺、太仆寺少卿，又任通政使司右通政，到现在又十多年了。他磨砺自己的才能，却不计较收获；把美玉藏在匣中，却不急于求售。这难道是求别人了解自己吗？然而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没有不知先生是君子的。近来知晓先生的人恰好多在言官之中，于是共同列名推荐给朝廷。此时先生已经被当权者推举，于是接受诏命，任顺天府尹。这边推举、那边援引，不约而同地自然合在一起，难道不也是天意吗？但议论者有人说，以先生清明的德行、端正的学问，应该在台省参与国家大政，辅翼重大政务，这样才足以满足人们的期望。京城府尹的地位虽然尊贵重要，但考虑到文书事务的琐碎繁重、应酬接待的纷乱繁多，实际上只是一个大有司，似乎并不是安置先生的地方。钦顺思考这件事，议论者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又怎么知道当权者的用意不另有所在呢？从前横渠张先生在朝廷任职，出任明州知州，程纯公独自说，儒者在朝廷按察审理狱讼，正是尊重贤能的体制，不能有什么缺失。王文定初任宰相，首先推荐朱文公任浙东提举，朱公因为挂念百姓饥荒，便没有推辞。后来州县政治清明，百姓受到实际的恩惠。这样看来，议论者的见解，大概与程纯公的意思相合；而当权者的安排，难道也不与王文定相合吗？道理本来就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先生平日对张载、朱熹之学十分笃信，大概天下的书没有不读的；他所尊崇信奉的是经书，五经没有不明白熟习的，而尤其尽心研习的是《周易》。钦顺虽然不敏，近年来粗略辨析爻象，观察先生今日的变动，私下以为正像乾卦九三。九三与上九相应，但彼此都是阳爻，大概并不是正应。以夕惕不懈的诚意来体察它，再审慎考虑进退存亡所系的形势，除了先生，还有谁能够做到呢？先生出行，同乡的卿大夫士在一处设宴饯行，大家喝醉将别，说不能没有一句赠言。因为钦顺曾经执笔作文，便让我把这篇序写在简册礼物上，难道还能推辞吗？送宫谕伦先生还朝序 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南海伦先生文叙，恭敬承奉皇上命令，前来主持应天府乡试，事务完毕后应当还朝。府尹欧阳君旦、丞尹君梅益，谨慎地为他举行饯行礼，认为礼制有赠言一项，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钦顺只是顾念自己不才，但从前在史馆时，曾承蒙先生教诲；如今二位又以礼制相托，我怎么能推辞？士人如果在天下负有盛大声名，必定将承担天下的责任；责任重大，必定要和天下的士人共同谋划。既然如此，了解人才怎么能没有方法，求取人才怎么能没有平素的准备？公开选拔精细谨慎，私下访察周详完备，这就是求取人才的方法；求知晓言语、辨别是非的学问每天更新而不停止，这就是了解人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