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六　　　　明　罗钦顺　撰

译序十五首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朝任少宗伯序 君子的学问，既要能够明白根本体性，也一定要能够使实际功用周全。礼乐法制、工程农事、教化养民、钱粮兵甲，这些事情虽然有精细和粗略、重大和细小的不同，但无非都是同一个道理。能够处理这一方面却不能处理另一方面，通晓其一却不通晓其二，使实际功用有所不周全，那么他的根本体性还没有明白，这是本来无法掩盖的。这样说来，君子的学问难道容易说清吗？根本明白了，实际功用就可以没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取得相应的职位，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功用。功用能否周全，在于自身；功用能否得到充分施展，则取决于他人。如果被君主和宰相知遇，职位又随着时机晋升，这不只是君子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钦顺初入翰林时，便有幸跟随熊峰先生石公交游。当时石公的文章声名已经日益显著，几年后任南院学士，著述更加丰富；后来升任两京太学祭酒，以严正、简重的作风澄清士气，以公平、明察、宽恕的态度得到士人之心。升任南京少宰后，鉴别人才精细周详，缙绅都心悦诚服。间或曾代理南京工部事务，不到几个月便把积弊清除干净。由此看来，石公的实际功用怎么样呢？他的学问难道只是指记诵和辞章而言吗？如今奉受简命入朝担任少宗伯，南京士大夫没有不欣喜的。凡所谓喜悦，并不是因为私下偏爱石公。君子的学问施行于朝廷，那么辅助赞襄宏大的谋略、匡正扶持根本大计，必定会日益显现成效。士大夫既然把这看作公共愿望，他们的心情自然不约而同。何况如今正是天下对治理的期望尤其迫切之时，石公从南方到北方，怎么能不深思长久地记挂此事呢？思虑深远，念想长久，与诸位同心同德，努力成就匡正扶持、辅助赞襄的功业，天下的幸运，难道就在这里吗？石公的先父云崖先生，官至按察使；长兄东先生，如今任大司徒。家门的盛大，是天下人所仰望的；能够把光辉流传青史，大概在于德行功业，而不专在于名位。石公出行有日期，公卿大夫共同作诗赠送他。诗卷完成后，太宰孙公把它交给钦顺，让我作序。我私下考虑自己才智不敏，本应辞谢推避；但我跟随石公交游已久，受到的关爱又深，如今又承蒙屈意让我作序，出于交谊不能没有几句话。因此写下这些。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朝任少宰序 如今南京的台、省、各司，都是建国初年设置的，从京师看来，制度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设置官员，北方较为完备，南方较为简略。大概天下的大政都从京师发出，而南京只是因为根本之地的地位重要，各部门只办理一两项日常事务。官员不必全部配备，本来就是适宜的。以不完备的员额，仍然有许多闲暇日子，所以凡是才略、学识、声誉、器量在一时之中突出的人，在南京任职稍久，天下人便都认为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一旦调换地方任职，虽然还不知道他的才干是否真能充分发挥，但君子之道日益增长的趋势、朝廷任用人才的公正，难道不可以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吗？凝斋先生南阳王公，博览群书，才高识远，性情刚毅，有许多重大的节操。他从郎署起步，逐次升任国子祭酒，进而任南京少司徒。任职将近三年，如今奉受简命入朝补任少宰的空缺。凡是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因朝廷用人公正、君子之道日益增长而欢喜的。钦顺于是由此推测上天的意思，他的喜悦大概更加深了。如果上天无意于成就这样的人，怎么会让王公等人处在重要职位上呢？王公等人既然处在重要职位上，怎么会不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呢？天下的形势，固然有非常稳固而不容易扭转的，也要看经营筹划、布置安排、酝酿积累的功夫究竟怎样。把天下的君子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使人心都同样真诚，并且长期坚持。到了最后，经营便周全了，布置便确定了，酝酿便成熟了。应当迅速决断，不存二心、不留忧患，天下难道还会有难以扭转的形势、难以成就的事情吗？只是如今天下的君子还没有完全联合，这其中是否有人从中阻隔，不是钦顺所敢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是，《书》说：“从一句话、一番言语开始，我就要使成德的贤人来治理我所接受的人民。”王公与诸位一定将会在这里用心研究。由此推及，君子完全联合起来，应该已经有日期了。王公将要出行，卿士大夫谋划用百壶酒为他饯行，并且共同作诗壮行。诗写成了，应当有篇序言。大卿洪公不知道钦顺不敏，坚决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既不能最终推辞，只好把这点浅见叙述如此，向王公请正。

译送太常卿张公致仕还乡序 弘治癸丑年，钦顺初入翰林。如今的南京太常卿河东张公，当时已经任侍讲。当年与公同年考中进士、同在翰林任官的有十几人，后进仰望他们，都认为将来宰辅大概会有许多人从其中产生，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后来公屡次升官至学士，地位声望已经很高；遭遇宦官刘瑾窃取权柄，因谗言被贬谪。刘瑾被诛杀后，公才起用为南京尚宝卿，随即成为太常卿。到如今又过了四年，年仅六十岁，因病请求致仕；皇上体察他的情由，准许了他，并且想到他曾侍奉青宫，特意命令他乘驿站快马回乡，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当时他的同年同官石斋杨公、厚斋梁公，都已位列师傅，成为国家的栋梁；泾川张公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协助守备机务；以保傅身份致仕的有两人，死于尚书任上的有两人，没有达到宰辅职位的只有几个人罢了。然而公的官阶为正三品，恩荫加及两代，未老便退，晚年的福泽正盛。在那几个人中，又有谁能比得上公呢？把诸位合在一起考察，戊戌这一科难道不确实兴盛吗？公如今回归故乡，计算他还是童子时，一同结伴游玩、同窗讲习的人，如今大概还有许多在世。安顿车驾以后，往后无非都是闲暇的日子，彼此一同登山临水、饮酒下棋，在其中往来唱和。即使温凉寒暑的变化，也将有察觉不到的时候，何况人世间的毁誉、世道的治乱，哪里还能够扰乱他的耳朵、动摇他的心呢？公能够这样尽情享乐。此时泾川公也因刚正耿介、与人少有合意而辞官离去，能够与公共同享这种快乐。至于石斋、厚斋二公，正以自身承担天下安危，劳心焦思，几乎没有一天空闲。忧与乐相距实在遥远。因此公不必羡慕二公所达到的地位；二公身居职位，虽然想寻求公的快乐，却不可能得到，正应当羡慕公才是。传记中所说的“贤哉大夫”，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公的先父，官做到太守；长子淳甫任户部主事，次子濂甫刚考中进士，次子沂甫凭公的恩荫成为国子生，前有开创，后有继承。传记中所说的“无忧”，对于公来说，恐怕也差不多可以实现了。公平日喜欢读《周易》《参同契》，偶尔曾遇到异人，得到其中的要旨，志向非常专一。人的内心有快乐而没有忧愁，血气就会和平，精神就会充足，自然有获得长寿的道理。这样说来，《参同契》的学问即使不再讲习，也不是不可以吧。公解除官职后，长洲吴公从国子祭酒任上前来接替他，于是与钦顺遍求诸卿大夫的诗来赠送给公。送行序文本应由吴公撰写，他却坚决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是因为辅佐公的时间很久、彼此了解尤其深吗？公也认为钦顺应当出于情谊说几句话，我不能最终推辞，于是勉强写下这篇序。送太守欧阳君赴任序 我们县称得上士族的，首推欧阳氏。一百几十年来，前后登上仕籍的人接连不断，往往凭才干品行在当时著名，赐之就是其中一人。君起初以己酉贡士身份，掌管湖广应城的教育，应城的学者都乐于接受他的教导，人才因此大为兴盛。后来考中壬戌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因父母之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吏部文选郎中。所到之处都能胜任官职，大概由于他的见识明达，应对敏捷，行动一定考察典章法度，却又从来不违背人情，这就是他能够获得美好声誉的原因。如今奉命任金华太守，舆论一致认为他适合这个职位；他的同官诸位君子来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与君同住一县，又有姻亲关系，同在南都任官，相处日久，情谊本来不能没有几句话。金华是浙东的名郡，景物优美，从齐、梁时期起就受到诗人的欣赏。到了宋代中叶，大儒吕成公出现，卓然以振兴斯文为己任，于是开启了一方道学的源头。相隔不到百年，何、王、金、许四位君子共同疏导其流脉；到了近世，又有枫山章先生共同推扬其余波，渐渐影响到士人和百姓。那里的习俗大体已经端正而厚重了。君前往那里做太守，难道还需要向别处寻求帮助吗？我曾听说古代拥有邦国的君主，他们的才智虽然远远超过众人，却仍然一定要有朋友、有师事之人。因为考察谋略、考核德行，可以作为充实自身的凭借；尊养老人、尊重贤者，又可以用来劝勉士民。自身不出门户咫尺之内，而教化却能推行千里，关键就在这里。后世风气衰落以后，人情大多喜欢自作主张，师友之谊很少能够达到崇高的程度，所以功业那样低下，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浙中的大德长者，幸好还有枫山先生在；君所应当尊敬礼待的，应该没有比他更优先的了。考察德行、咨询谋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以此发挥在政务上，将会看到所办的事情没有不恰当的，所作的劝勉没有不被听从的。那里的士人风气本来就会更加端正，民间习俗本来就会更加厚重。这样一来，君也将从容地利用闲暇，在八咏的清风中洗涤心神，在双溪的明月下游赏，吟和前人的美丽诗句，使后人记挂你离去之后的政绩。你的美誉能够善终，名位能够达到长远之处，难道还不可预期吗？我曾在南雍辅佐枫山先生，屡受他的教诲和益处，离开他已很久，每每因此思念；正好借君出行，附带表达一点敬意。

译送太守叶君赴任福州序 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沿袭不变，上下经历一两千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与郡守共同治理天下的；任用得人的成效，大体由此可见。然而郡守权力和责任有轻有重，因而所处的难易也不免不同。大体自唐代以来，郡守的权力已经不如汉代。汉代虽以部刺史监察郡国，但有按察举劾而没有督责，政务没有不是由郡守发出的，所以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往往有卓越而值得记载的政绩。到了唐代，郡守上面又有观察使；观察使虽然名义上是观察，实际上却以督办财赋为功。到了宋代，监司的官员更加增多，政务多由监司发出，所以郡守的志向不能完全施行，处境也更加不容易。韩退之所说“百姓走向穷困而征敛更加急迫，我看到刺史难以作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我国治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按察司监察各郡；不久又有巡按御史，后来又有巡抚都御史，再后来又有镇守中贵人。所有这些，都是郡守应当禀承他们的命令、奉行他们的政令的人。假使这些人都明智，他们的命令都公正，郡守又怎么需要另行处理呢？一旦有所不合，不得已只好附和他们，直到使国家受病、百姓遭殃，郡守如果说“这不在我的责任内”，也没有谁能够在君子面前逃脱责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这样说来，今天做郡守，难易已经可以知道了，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处置呢？先圣论述治理，说百姓一定要先得到君上的信任；至于求得君上信任的方法，则归结于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孟子也说：“达到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如今的君子没有不熟悉听闻这些话的，只是认为它迂远而难以施用，常常喜欢在其中运用智术来侥幸求成；大概只差一寸没有寻找正道，却已经多走了许多弯路。我看叶君这次任福州郡守，难道将要看到诚明之道的成效吗？君是浙江龙泉人，起初以进士身份任湖广广济县令，有特殊政绩；升任南京兵科给事中，有正直的声誉。他务实而不崇尚虚名，遵循道理而不任凭私意，大概是我们同道之人所推重敬仰的。希望你往后始终遵循这条道路，不改变、不懈怠，能够同众人合作，也能够坚持不同意见而一概不苟且；这样上下哪有不协调的，政务哪有不成就的呢？这样一来，所谓卓越而值得记载的政绩，大概就在君身上了。君应当努力啊！南京户部郎中陈君德偕与他的弟弟兵部郎中德英，都是福州人，因为本郡得到君而高兴，请我写话赠给君，于是写下这些。送广东少参张君赴任序 古书中善于谈论理财的，没有比《大学》更好的。《大学》解释“治国平天下”一章，讲理财的方法已经很详细了。要寻求其中的要旨，便归结为“好仁”一句。以后世理财者的眼光来看，不把这句话视为迂阔的，大概很少。他们本来是被“为仁不富”的说法迷惑了。却不知道，上面有喜好仁德的实际行动，下面必定有喜好义理的真诚；这种感应的迅速超过鼓槌与鼓声，确实不会虚妄。汉代倪宽任左内史，崇尚仁厚，收取租税时斟酌宽严，常常借贷给百姓，因此租税多未能按时收入。后来军队兴起，应当免除百姓租税，大家都担心失去这个机会，大户用牛车、小户用肩挑，输送租税的队伍接连不断，考核成绩反而因此列为最优。由此看来，百姓什么时候不喜欢义呢？他们所忧虑的，只是难以遇到喜好仁德的君子。喜好仁德的君子，爱护百姓的念头始终没有间断；至于经营财赋，也无非是把这种心意推及其中。因此百姓有大小之分，赋税却一定公平；年岁有水旱、螟螣等不常之灾，也一定不肯采取务求满额的办法。那些借老胥、奸猾小吏、贪官污吏之机沿途征敛以作奸的人，必定要治罪并堵塞他们的门路；远近要看地方，缓急要看时势，务必求得对百姓方便，而不是为自己方便。如果确实如此，百姓哪里会不信任、爱戴他，赋税收入哪里会有不足呢？如今喜好仁德的君子大概是有的，只是我不能多认识；拿我曾认识的人来用事实验证，就有张君宗周这样的人。君博学能文，性情刚正耿介，起初以著名进士身份历任贵池、华亭两县知县，都有治理的声誉；多次升迁至南京工部郎中，奉诏督理芦课，税课常常达到额数，而百姓并不以此为苦，评论他的人大多称许他。如今升任广东布政司右参议，专门督理赋税，又奉有诏书。过去孔夫子曾说刚毅接近仁，君的性情既接近仁德，那么他所喜好的应当正在仁德。如今以财赋为职，如果确实一心只喜好仁德，就一定不会被“为仁不富”的说法迷惑。难道能说广东十郡的百姓还不如从前倪宽治理的二十四县百姓吗？有人认为如今时势正艰难，难以作为标准；但倪宽当时也不能说事情很少。这本来就是君所知道的。君是鄱阳凤亭的世家，先祖出自宋代吏部尚书焘，世代承继仕宦与学问；凭君的志向和事业，一定会使家声更加光大。君将要出行，同乡中在南都做官的人，按惯例写文章赠给他；卢君用中认为这篇序简要而完备，说非我的话不可。我因为认为自己的话迂阔笨拙，推辞了很久，最终实在不能不写，于是写下这些。于是写下。赠浙江按察司佥事胡君赴任序 近年来四方多有纷乱危急，人们没有安定的志向，家中没有安宁的居所。只有浙江各郡仍然和乐如同平常，难道只是因为这里的风气特别淳厚，大概也有人事经营得当的原因吧？然而阴阳交替变化，变化没有常态；治乱安危往往彼此相依。因此在没有忧患的日子里，凡是在藩司、臬司任职的人，更应当同心同道来谋求安宁；怎么可以认为眼前的和乐值得依靠，便最终忘记警戒呢？如今藩司所治理的，大要以赋役均平为主；臬司所治理的，则在于打击豪强，消灭奸邪，伸张和处理冤屈，屏退贪婪残暴、懒惰无能和不肖的官吏，以培植善类、惠养安抚百姓。如果都能做到足以称任臬司而保全和乐局面，这种和乐才可以保持。我怎么能不把这些话尽力教诲胡君呢？诲之考中壬戌进士，起初授行人，升任南京云南道监察御史。他为人温和文雅、谨慎缜密，做官不故意矫激；但凡典章法度所在，便坚定地遵守。考核时被列为最优，于是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他的同僚萧君吉夫等人都为此高兴，来请我写文章赠他出行。我与诲之同乡，同在南京做官，彼此交往亲密；听说他升任宪佥，本来就想写一句话赠给他，何况诸位又来请求呢？我想对诲之说的，也只是希望他谨慎地修治自己的职务罢了。然而想要谨慎地修治职务，大概是有方法的。

译《传》说：“君子自己有了这种品德，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这种毛病，然后才非难别人。” 公正、明察、正直、光明，是他应当具有的；私心、昏暗、邪曲，是他应当没有的。凡是我们应当打击、消灭、屏退的人，哪一个不是怀有私心、昏暗邪曲之徒？而在自身方面难道反而可以不谨慎吗？诲之是君子，他一定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如今浙江臬司长官李君立卿、副长官徐君宣之，都是我的同年朋友，都能以公明正大自我勉励；其他人虽然有的我还不认识，听说也多是君子。我的弟弟允迪也承蒙任命为副职，只是总想着少犯过错，却还没有做到。诲之出发吧！希望你与诸位同僚同心同道，早晚勤勉努力，以取得足以称任臬司的政绩，长久保持各郡和乐的美好局面，也使我的弟弟能够依赖你们而少犯过错。这样岂只是满足我的深切期望，也一定能使台中诸位君子的期望都得到安慰满足了。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赠言。送参议周君赴任广东序 参议在布政司中任职，这个职责并不轻。每天与使者相处，凡是司中的政务议论，大都应当参与裁决可否，而使者实际上也要借助他的力量。等到按时出外巡察时，凡各郡县的政务，都可以考察其松紧，核验其得失，依照典章法令加以劝勉和告诫；大小奔走办事的官吏，没有谁敢不受其影响。能够同心协力而有所作为，表率端正而没有过失，使善政全部施行，使一方百姓得到福祉，这不是贤能而有才干的人做不到的。那么在选授官员的时候，执掌政务的人难道还能不慎重吗？吴江周君行之起初以名进士授任行人，不久升任给事中。曾任礼科给事中，又两次任南京兵科给事中，历时多年。他为人笃厚孝友，胸襟坦荡平易，而且博学多才；平时有所不说，一旦发言，必定合乎大体。这次承受执政者首先举荐，于是接受了广东左参议的任命。舆论一致认为很合适。广东北面距五岭之南，南面跨临大海，土地肥沃，年收入一向丰厚；鱼盐之利、外国桅船和商船所载的珍货，又充满境内，并且流通到四方。四方仰赖广东，都把它看作百货汇集之府。因此在当地做官而能以清白自守的人，并不多见。传记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心。官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的心没有不受到伤害的。”伤害了百姓的心，伤害了国家的根本，国家又怎能安然有所依赖呢？这一定要得到贤能的监察官，与他共同秉持清明的德性，从上面照察治理，然后大小奔走办事的官吏，都会有所畏惧收敛，伤害百姓的事一件也不敢做。早晚勤勉不懈，专心寻求有利于百姓的办法；善政一旦施行，就会像黄河决堤、风行草偃那样迅速，或许能使岭海之间永远成为安乐之国。近则壮大四邻辅车相依的形势，上则减轻朝廷向南顾虑的忧患，这就是我对周君此行不能不寄予厚望的原因。当初周君被礼部推荐，我忝任考试事务，曾经参与了解此事。后来在南京，我与他交往密切；他的同僚诸君子于是托我写几句话，作为赠送给他赴任的情谊，我不能推辞，于是写下这篇序。《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抚云南序》从前虞廷依据九德任用官员，而德性能够恒久不变才是吉祥。直到今天朝廷选拔任用官员，也未曾不特别注意德性恒常的人。具有恒常德性的君子，操守坚定，始终专一，只谋求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名声越盛，实际德行越厚；地位越高，内心越谦抑，确实能够有益于百姓和国家，上下都依赖他。因此，有的人长久任职，有的人屡次调换地方，无非都是为了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巩昌范公鸣远，最初以癸丑进士授监察御史，当时就很有声名。四次升迁而任浙江按察使，治理政绩更加优异。御史大夫陶公在巡视时发现他的才能，于是举荐他代替自己。适逢范公因母亲去世离职，未能实现升迁。乙亥秋，三年之丧服满，吏部立即上奏起用范公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沿江各项事务。刚过半年，云南巡抚缺员，皇上又采纳吏部的拟议，提升范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赐给玺书让他赴任。范公学识通达明敏，操守端正耿介，凡遇到议定法律、谋划事务以及取舍兴革的时候，必定尽心尽力。因此一年之中两次升迁，舆论一致而没有异议，大概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德性恒常。云南虽然远在一隅，朝廷看待它，却和近畿一样。巡抚是朝廷托付的重任，往往选择人选之后才授予。广施仁爱，使百姓享受富足安康的福祉，这样已经有些年了。为什么一两年来灾异却接连发生，景象萧条冷落？这难道不是贪婪残暴的官吏、豪强狡猾的党徒肆意危害百姓吗？百姓都把愁苦不平之气积聚起来，损伤阴阳和气，因而导致这种情形吗？既然如此，今天要慰藉安抚这些百姓，使他们生活富足、气氛和谐，让祥瑞日益到来、灾异日益消退，应该怎样用心呢？我听说改变形势、感化人心的关键，不在别处，而在德性。范公这次带着他一贯的德性前往，一言一行大都发自内心。凡是地位声望与范公相当的人，谁不受到鼓励而想向他看齐？荣辱全由范公掌握，谁不仰望他而接受他的榜样？这样一来，左右前后还有谁不是德性的近邻？大家共同以范公之心为心，把它表现在施政上，那么百姓安康、万物丰盛，本来就可以坐等实现。这样，报答皇上的宠荣、安慰舆论的期望，难道还会遥远吗？范公出行日期已定，他的同僚长官洪公、中丞赵公以及台省诸公，在石城门外设宴饯行，并托我写赠言。我只是才智不敏，哪里能表达诸公的心意；但我承蒙范公年长于我而与我结交，不能不写。于是写下这篇文字。

译《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本朝设置卫所，是为了严整武备；所管辖的军士都有固定的编伍。编伍如果有缺额，就按照名册寻找本人来补足。按照名册寻找本人，起初似乎容易简便，时间一久，弊端便逐渐滋生，禁令和条文因此日益繁多。所以从京畿直到各藩服之上，常常专门命一名监察御史前往主持此事，希望武备不会缺乏。于是御史所到之处，凡一方官吏的贤能与否、军民的利益与疾苦，只要有所听闻和见到，都可以上报朝廷；官员的黜陟、事务的废兴，也由此决定。自牧伯以上的官员遇有重大疑难和议论，通常都参与裁决可否；一句话如果恰当，整个境内没有谁不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大概虽然名义上叫作清理军务，但所承担的责任竟如此完备；这个人的贤能与否关系到事情轻重的分寸，难道是小事吗？我江右一带适逢有盗贼之忧，清理军务的政务因而暂时停止。到如今艰难协助、勉力平定之事刚刚完成，南京云南道监察御史范君以载又接受诏命前往。范君是桂阳仕宦人家的子弟，考中进士后升任行人，仍然好学不倦，才识更加宏大而深远。曾奉使命出使肃、崇二府，始终以礼法自持。升任南台御史后，年头还未满，就已经三次上封事，所说的都是天下大计和当时的紧要事务，忠直之气，舆论推为第一。所以我江右士大夫听说清理军务的事务将由范君承担，没有不欣喜地以得到人才为乐的。范君既然奉命，按惯例获准携带家眷回乡，因而能够亲自奉上酒杯，祝拜他的慈母长寿千万岁，享尽天伦之乐，并给乡里留下美谈；这更使我替范君高兴。范君出行已有日期，侍御杨君抑之等把情况告诉太宰孙公，商议赠送什么，便来向我求言。我并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但不说自己了解范君，难道可以失去这位朋友吗？我江右的百姓，近年来憔悴得很厉害，所盼望的仁人君子来抚慰温养，以接续他们的命脉，真像大旱之时盼望甘霖。如今得到范君来治理他们，难道不是幸运吗？清查十人中有三人，便不冤枉平民，这是清理军务中最重要的事情，范君当然不难做到。只是如何宣扬皇上的德意、沟通下情，辅助宏大的谋划、维护公道，使我江右百姓无论大小都不失望，令憔悴者得到复苏，这些更应当用心。由此推展下去，将来处在更大的施政职位上，所成就的功业哪里能够估量？于是写下此文作为赠言。《送罗兖州序》罗君子文出任兖州知州时，南京一带平素与他有交往的卿士大夫纷纷作诗为他送行。这些诗以兖州境内古代圣贤的遗迹为题，如山泽、道路、园圃、殿阁、楼台、庙堂、亭馆之类，共有二十四人，每人作一题，成为二十四首诗。诗卷完成后，侍御李君师文请我在卷首作序。我与子文是同宗，又是同邑人，彼此往来友好；赠言虽已多次写过，这次出行终究不容默然，何况师文又把空白的卷首交给我嘱托呢？如今兖州是山东的大郡，地方数百里，兼有古代邹、鲁、曹、滕诸国之地。鲁国是周公开创的疆域，也是孔子的父母之邦；跟随孔子游学的人大多是鲁人，而孟子则是邹人。因此圣贤遗迹在兖州境内特别多，经历今千数百年，仍然使人乐于采撷并歌咏，显赫得如同前日的事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言论和功业足以为万世垂示法则，人们对他们思念仰望，自然不能忘怀。士君子幼年学习、壮年施行，用来成就自身、施惠百姓的，本来全都以圣贤之道为准则。何况如今得到周公、孔子的故国而守护它，又得到周公、孔子的遗民而治理教化他们，那么仰望高尚、追慕美善，以求使圣贤之道得到充分实现，怎么能落在别人后面呢？圣贤关于治理之道的论述很详细，其中最切近、最重要的，孔子曾经说过三句话：“敬慎地办事而守信，节省费用而爱护百姓，按照时令役使百姓。”孟子说过两句话：“使年老的人穿丝帛、吃肉，使百姓不挨饿、不受冻。”如果把孔子这三句话实行到极致，孟子的两句话就可以得到验证。如今百姓无论老少，困厄于饥寒而不能自我振作的，抬眼到处都是；这样的风俗怎么会变好呢？子文正当敏于办事的时候，难道能不深思治理之道而竭力拯救他们吗？诸公的诗，分别因题目而寄托意旨，言辞虽然不能不各有不同，但至于希望子文对政事必定尽心、治理必定适合百姓，使他们生活富足、风俗趋善，让功业显著，足以流传照耀于无穷后世，这种心意却没有不同。果真如此，怎么知道后人共同歌咏他遗留下来的恩爱，不会也像今天这样呢？我因此推广这些说法来作序。《送浙藩少参林从学之任序》浙江是天下首要的藩省，它的物产、人才、赋税收入，都居天下前列；风俗的美好，自古也早有声誉，崇尚雅正而尊重文教，勤于谋生而多才多艺，拿今天的情形来验证，更加明白。然而有些议论者却互相挑剔浙江的缺点，于是遗漏了它的美好，把他们善于挑剔的行为变成谗毁，使人认为在浙江做官不容易。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凡是兴造谗言、制造诽谤来中伤善良的人，其为人本来就可以看清了；从来没有君子会诽谤别人。浙江本来有很多君子，那么即使有善于造谣诽谤的人，难道能胜过不造谣诽谤者的多数吗？假使自身没有瑕疵，施政又确有利于百姓的实绩，必然会从众多君子的口中获得很多赞誉。那些小人即使想售卖他们的奸邪，谁会相信呢？我曾见在浙江任官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已经怀有遭受谗毁的忧虑，常常暗自认为这是过失。假使这种忧虑时时横在胸中，它的弊害难道只会表现为把弯曲一尺、伸直八尺看作平常事吗？甚至弯曲八尺而只伸直一尺的情况也有。既然不能做到完全不屈曲，又有什么官职能够守住呢？如今我的从学前往浙江藩司任参议，大概不会对此有所疑惑了。从学起初以福建藩司的优秀人才参加礼部会试，我充任同考官，得到他的试卷，欣喜地推荐上去，因此了解了他的文学才华；后来又与我同官南京，不久再次共事，看到他审理案件精细周密，考核功绩明察公允，因而知道他的治理才能优异。如今出任名藩佐官，实在是光荣地接受了任命；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惠利百姓，他一定有办法。治道一定要以圣贤为根本，才能与君子相合。从学幸而更加用心，尊重美善、摒弃邪恶，开诚布公，始终以忠厚对待他人，那么美好的声誉日益显著，谗言奸邪自然远离；他向高远之境进步，谁能阻挡呢？从学将任文选郎中，尤宗旸等依照旧例请我写文章赠行；有科场中的雅谊，又有同僚之间的情谊，我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译《送闽藩少参魏乔仪之任序》我以微薄的才能忝任南京铨选官，新建人魏乔仪恰好任验封郎中。在此以前，我们曾多次往来，以评论文章、讲论学问为事。等到共同办事，各项事务没有不按时完成的，我很依赖他的帮助。乔仪起初考中进士，升任行人司副，调任刑部员外郎，再升为郎中，都在南京。他为人温和雅正、周密详慎，遇到事情有操守，褒贬取舍没有不慎重的。太宰孙公曾为他的考核写了几十句话，极力称许他；人人都认为乔仪无愧于孙公所写的话，大概大家期待他的升迁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升任闽藩右参议，舆论一致认为合宜。他将要出行，文选郎中尤宗旸等请我写赠言；我虽然拙于言辞，难道能不写一句作为乔仪的赠言吗？我听说君子施政，关键在于合乎人情，适合当地风俗，并且必须合乎朝廷的法令，不违背圣贤之道，这才是尽善。那种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的做法，已经不是君子所赞同的。至于残害百姓来为自己树立名声，置朝廷法守于不顾，那就更是所谓不值得计算的人了。然而要使政务尽善，若没有明察的见识和坚定的操守，也做不到。见识明察了，操守坚定了，有时却又迟疑顾虑，遇到应当决断的事情不能果断，又怎么能对政事有益呢？不失去时机，从而给百姓带来最大的利益，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所以，正道、法令、风俗、人情，都要反复斟酌、权衡轻重，观察其间的曲折以求通达，清楚看见确实可行，然后自己不容有丝毫私心，在这种情况下果断实行而不迷惑；即使是蛮夷，也没有不顺从归服的。这就是君子的施政之道。乔仪平素积累的品德，本来已经很合乎君子；只是远大事业，实际上建立在通达的德性高崇之上，所以我特意再说一句，希望或许能对他稍有帮助。《赠太守徐侯考绩赴京序》我曾读《后汉书》，读到《章帝本纪》时，看到章帝所下诏书中称许安静的官吏，便警醒而有所感触，长叹说：“唉！安静的官吏对于百姓和国家确实有益，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从汉代以来直到今天，试着寻求这样的人，能找到很多吗？”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而称许安静，并不是说什么事也不做，而是说实行本来不必强作妄为的治理。他根本端正，源头清明，事情来了、万物出现了，就顺着事物的道理应对，按照自己的职分处置罢了，不把私心放进去。不违背正道来取悦别人，不装饰奇异来求取声誉，不把精力用在分外之事上，妄想在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中碰运气。安静的实际意义，大概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如果要求他在早晚之间见效，或许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但时间一久，信用既已建立，事务就会日益简省，政务日益治理，百姓日益安定，所谓按月计算也有余效，章帝难道是在欺骗我吗？上下千数百年，在百姓之上的官吏多得数不清，大多矫饰作伪，外表看似正确而实际并非如此。史册所记载的、耳目所接触的，安静的官吏大概寥寥无几。难道是这种实际才能难以做到，还是这些人自己不肯去做呢？如今竟能在我的徐侯身上见到，难道不是幸运吗？徐侯治理我们郡时，持身廉洁，重视并推崇文教，爱护百姓而珍惜费用，因事施政以成就功业，文书簿册精细周详，刑狱处理公允；早起晚睡，到现在将近四年了。优美的政绩在勤劳之后显现，光辉的声誉从笃实之中发出；即使深山穷谷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徐侯仁爱的，大家共同爱戴他，接连不断地称颂他。巡视江右的御史，奖劳的礼遇也屡次加给他。看看那些粉饰政绩虽然精巧，最终却被人厌恶痛恨的人，他们在荣辱上的差距是怎样呢？如今徐侯以三年的政绩入朝奏报，他得到宰相鉴赏、明天子选拔任用，不是也可以预先料定了吗？徐侯世居宁国泾县，他的先祖朴轩先生，学问品行纯正笃实，是泾县的名士，曾经教导两州一县；官位虽不显赫，但门下弟子受其学业而显达的很多。像都宪董万英，就是其中最杰出的。徐侯的学问，内在从家庭中得到，外在又在都宪董公学问根本之地得到充实，他一直谨慎地观察学习，因此施行于政务治理，大多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相比的。徐侯名冠，字士元，别号竹冈居士；由乡试中举起家，任清丰教谕、浮梁训导，任都昌、余干两县知县，升为南台监察御史，直到如今的官职。出行日期已定，郡丞徐君吉贞、郡判陈君士华、郡推陈君相、杨君旦，都托我写赠言。我虽然才智不敏，但徐侯的善政不能没有记述。于是写下这篇文字。《赠大尹黄侯还任万安序》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治理天下的依据。圣人的话，难道会欺骗天下后世吗？只可惜世上从政的人，很少追求自己的治理之道是否正直，反而常常把百姓难以治理作为推脱的理由；这就是天下的治理最终不能达到三代境界的原因。世间有古今之别，但正道存在于人心之中却始终如一。上位的人如果得到正道，即使是蛮貊之人也将顺从，何况我们的百姓呢？所以，不把三代的百姓同样看待我们的百姓，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三代治理百姓的上位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可以说是学道的君子了。六合黄侯德裕，以名进士出任我邻县万安的县令，那里无论士绅还是百姓，都称赞他不绝于口，我早已听熟了。曾经询问他施政的详情，大致说，凡是施行、设置、给予、剥夺，都一定用道理来衡量，从不苟且存有私曲。我因此叹息说：黄侯大概是能够把三代的百姓同样看待我们百姓的人吧！去年冬天，我县县令杨侯被征召入朝，执政者认为泰和是紧邻的县，赋税繁重、事务繁多，除了黄侯没有人能够办理，于是把这件事委托给他。黄侯到任后，就用治理万安的办法治理我们泰和；半年之间，多数事务都办妥了，百姓因此没有受到骚扰。我们泰和的士绅百姓所以称赞他，也和万安没有不同。我们两个县，过去都曾被冠以难以治理的名声。自从黄侯来看待它们，他施政的难易究竟怎样呢？那些被称为难治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治理者的道术有愧于黄侯吗？如今我县新的县令即将到任，黄侯应当回到万安任职。万安百姓没有不欣喜地庆幸父母官近在身边的；那些惆怅得仿佛没有依靠的人，不只是我县的百姓，即使是士绅也是如此。唉，遵循正道而行，黄侯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将来他还会被重用，如果真能把这种做法施行于天下，或许有办法在千数百年之后恢复三代的治理。黄侯回任时，我县士大夫都写了赠言。我的姻亲张上舍主亮对我说，我既以文章为职，就不能没有记述，于是把我私下试行的一些心得写在篇中。《整庵存稿》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