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四

译《尚书》说：“引导并了解那些诚信恭谨、具有九种德行的人。”又说：“从各处广泛招致俊杰贤能，都是为了共同谋划天下的治理。” 精通这种方法的人，将不会建立丰厚的功业来匹配自己的盛名吗？我朝进士中的高科，大多最终会得到重用；至于他们所成就的功业，本来就有公论。有的人急切地求取人才，但所得到的人并不都纯正；有的人名义上说自己能知人，实际收取的人才却不够广泛，难道与真正的知人善任有很大差别吗？先生以状元及第，于是进入翰林任修撰，屡次升迁至现在的官职。从前人所说的荣宠升进早已确定，先生曾两次主持礼部会试；这次又首次主持应天府乡试的文柄，一时名士几乎没有遗漏，这固然是他尽心求取人才的结果，而平日辨别言语、了解人才的学问，也在这里多次得到验证。从今以后，他所主持的当是公正选拔，不能只凭一两件事来估量；至于参考应试者的应对表现，广泛查考访问，直到显著地选拔人才的关键时刻，他所得的人才难道不会更多吗？只要人才众多而且纯正，彼此共同成为一体，我知道先生一定能够承担大任、胜任重大责任，而且绰绰有余。钦顺没有什么才能，曾私下观察近来的士风，大多把心性修养放在后面，把辞藻文章放在前面；过分追逐外物，却轻视自我担当，我不能不私下忧虑。先生所收取的固然都是良才，但怎样才能使天下的士人都致力于实学，都具有九德的品行，使国家获得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人才资源呢？凭先生的高明才智，必定已有办法，希望借此向您请教。送大司成瓯滨王先生序 留在京城办理事务，向来以繁重著称，太学也包括在内。太学的一切规章条文，都是圣祖亲自制定的，师生遵循使用，唯恐做得不够周全，哪里敢有所省略呢？钦顺起初任司业、充任官员时，正值祭酒职位空缺，代理职务超过一年，每天寅时入署、酉时出署，成为常态，仍然苦于事务多得应付不完。至于人情应酬，也大多有所疏漏，虽然私下以此为惭愧，却没有办法避免。后来我第二次因重新起用而任职南雍时，瓯滨王先生已经担任长官。过去我们一同在史馆，本来已经推重佩服先生的文学；到这时相处日久，对他的行事了解得更加详细。大体上，他掌握事务的纲领而统摄细目，似乎并不在琐屑处过分留意，但最终也没有遗漏任何事情。六馆的士人因此都亲近爱戴他，像对待同一个人一样。先生施教本来就好，在接待宾客、应酬文字、逐条答复书札等方面，也都从容有余。送迎、问候、慰劳的礼数，没有不周到的；宴饮、游观、谈论的乐趣，没有不参与的。卿大夫士人，大多欣喜仰慕他的为人。钦顺虽然勉强仿效他，终究也不能赶上。由此才知道人才之间的差距，果然像古人所感叹的那样。这样看来，承担大任、建立大业，不是先生又将属于谁呢？当时北太学缺少祭酒，舆论中有十之六七都推举先生。等到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仰想皇上秉持德性，明察到了极点，用人精审到了极点。钦顺虽然极其愚钝，尚且知道应当受到激励，谋求将来不辱使命；何况天下那些平素怀有抱负、具备才能的人，听到先生升任，有谁不弹去冠尘、相互庆贺呢？古人说过：“正直的大臣得到进用，是国家治理的表征。”我正从世道来看，先生任职南雍，大概已经成就了他的功绩。如今改变车辕向北而行，车路已经熟悉，取得功效还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知道众多身着儒服的学生，一旦受到春风般教化的吹拂，谁不会争先奋发，日益改进、月月变化，成为国家可用的人才呢？古人有诗说：“先收取先生作为栋梁，再依次收取椽子和桷、榱。”这件事又将从先生身上看到了。钦顺不才，每次有幸听到先生谈论天下事务，都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栋梁用于宫室庙堂，应当绰绰有余。往年流贼向南进犯，我曾经拿守住淮河、防御长江的主张，十分勤恳地向负责此事的诸公陈说；诸公虽然没有最终听从，却没有不赞叹他的才能、壮大他的气概的。由此看来，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呢？南雍的同僚属官受到先生的爱护最深，他离去时大家想挽留却做不到。因为钦顺曾与先生有共同敬业、和睦相处的情谊，他们来请我写赠言以表达这份感情，这次本来就不能没有话说。先生出行之后，也将有办法安置、帮助我们这些人吗？赠侍御周君清理军籍巡抚两广序 两广的守备，本来就倚重官军；要扩大它的声势、充实它的气力，也只有民间的丁壮而已。清理军籍的政务，往往根据文书核查实际情况，很少有不是专门寻求丁壮的，用他们来响应朝廷的文书、充实其他军队的编制，大概是越多越好。然而两广军伍一旦有缺额，就从中州征取丁壮；那些人一听说瘴云毒雾、虫蛇蛊魅的情形，往往心寒胆战，拖延躲避，非要把所有办法都用尽才肯罢休。因此广东军伍常常空虚；军伍内部空虚，健壮的丁男又向外迁移，将用什么来应付紧急情况、保持地方长久安定呢？所以清理军籍的政务，有时实行，有时停止；一旦停止，往往五七年，实在不是没有道理。而重新实行时，必须交给了解时宜、通达政务的君子，才能对外不违背充实军队的本意，对内又能充分掌握应变的权宜办法。考察其他藩镇清理军籍的情形，具体操持安排本来未必相同。如今谁是了解时宜、通达政务的人？不就是我的朋友周君汝和吗？君任南台御史时，遇到事情就上言，而所言一定恰当；有任务就承担，而承担后一定处理得协调，宪法纲纪由此大为振作，声望和风气也由此树立，这不是明达通晓的人能够做到的吗？如今因为内台首先推举，他光荣地接受诏命，出任两广清理军籍之职，这可以说是当时极为恰当的选任了。凭借他明达的见识，在操持安排之间斟酌权衡；该放宽时放宽，该收紧时收紧，不拘泥于通常办法，只看时势和情形；征求丁壮而得到的，只求实际合用，不只求数量众多。这样，朝廷文书的成效完成，地方受到的恩赐，也就没有不能同时达到最美满的地方了吧？君家世代是江右宁州人，先前曾迎请尊父，封授御史君和太孺人的名号，一同到官署奉养。如今他将奉命出使，路经江右而出，能够亲自侍奉二亲荣归故乡，船只相接，送迎之人接连不断，又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了。恩德加于俯仰之间，光彩遍及州里，作为臣子和儿子所遭遇的事情，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奇异呢？那么君所谋求的回报称职，难道只是说地方受到恩惠、朝廷文书取得成效而已吗？《尚书》不是说过吗：“即使你的身体在外，你的心也没有不在王室。” 我与君交情深厚，本来不能没有深切的期望；又加上他的同僚詹君和周君诲可的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来为他的出行相助。

译送太守马君赴任安庆序 永兴马君质夫由南京户部郎中升任安庆太守，他的同僚胡君用经等人来请我写文章赠送给他的出行。君在郎署任职多年，他勤勉地履行职责，谨慎地持守自身，志向正直，才识优雅，受到士大夫的称赞。他任主事时，曾因督理通租来到我郡，百姓都称赞他明白事理而不扰民，这又是我亲眼见到的。何况我与君交往已久，又有诸君以礼相请，我怎么能推辞？从前我还是童子时，曾随侍家父在安庆郡学，对那里山川形势的壮丽、人情风俗的美好，本来大致了解。当时安庆太守的贤能，我也还能记得一二。像修武王公璠的宽厚、崇德潘公蕃的严明，都被称为成就卓著。而当地士大夫谈论时有人说，如果把二公合成一个人，那就更加完美了，可见他们的要求如此之高。自从我离开安庆直到今天，不知已经更换了多少任太守，也不知道谁能把二公的长处合于一身。推究道理，难道不正应当在我的马君身上看见吗？四时运行，从来都循序渐进；但到了温、凉、寒、暑的明显分界处，却总是截然不同。这正是万物得以生长、年功得以完成的原因。所以君子治理政事，宽厚固然值得推崇，但一定要有截然分明的制度，政事才能树立；严明固然值得推崇，但一定要有宽缓柔和的施政方法，政事才能和谐。二者在形势上常常相互需要，本来没有可以偏用一端的道理。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放松或严格、开合或闭塞都只依照自己的习性，那么即使偶尔做出了成绩，仍然不能符合君子的议论，何况其他方面呢？君本来已经得到士大夫的称誉，甚至想要给他冠以宽或严的名号，却又难以单独归类；他大概是兼有二者的人吧？坚持这样做下去，既不放纵，也不苛刻，将使安庆百姓像从前爱戴王公那样爱戴你，像从前畏惧潘公那样畏惧你，那么治理教化蓬勃施行的情形就可以想见了。安庆据有湖江交汇之处，实际是南畿的咽喉和门户，内外有江山相互表里，地势险要；如果治理教化得以推行、百姓和睦相处，那么一旦发生意外，那里巍然屹立，足以成为上游的屏障，其关系尤其重大。我们这些人曾对近来的事情有所感触，更不能不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君身上。君这次前往，还请只把远大之事作为考察和谋划的对象，从而取得丰厚功业，使前任的良好政绩也能兼收其美。送太守程君赴任衢州序 从前阳道州亲自写自己的考语说：“安抚教养百姓，内心劳苦；催征赋税，政绩笨拙。”我曾认为，“笨拙”这个字一定是替那些巧诈的人发的；否则便不能说是恰当。巧诈固然会伤害百姓，但笨拙难道不会使国家贫瘠吗？国家如果真的贫瘠，未必还能有富足的百姓。用什么来验证呢？往年刘瑾当权，有司大多迎合他的意旨，多年拖欠租税的，都争先恐后地加以追征；借此横征百姓财物，一个郡多的何止十几万？名义上说是劝导借贷，实际上却用严刑来威逼。这在前人的记载中叫作白著。百姓都不能忍受这种命令，却最终没有地方申诉。巧诈造成的祸害，猛烈到如此地步，难道不可畏惧吗？然而推究事情的源头，凡是拖欠如此之多，从来没有不是由于历任政事的笨拙造成的。平时或许还可以牵补弥缝，一旦发生事变，处处暴露出国家用度困窘，元载的理财策略势必实行，百姓怎么能不受到更重的伤害呢？由此可知，巧诈和笨拙都不可取。我曾听说汉宣帝谈到优秀的二千石官员，首先就以政事公平为标准。总之，催征赋税的政务，只有公平才是好的。所谓公平，就是豪强不能苟且逃避，贫弱也不至于受到侵害。正常的赋税供应，必须按时征收；非正常的调发，如果确实不得已，就审察轻重缓急而灵活处理，有这样的办法也就够了。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百姓无论老幼以几十万计，应当公平处理的政务实在不少。至于关系到重大利害的事情，应该没有比催征赋税更重要的了。催征赋税公平，实际恩惠就能施及百姓，国家用度也常常充足，上下双方都得到好处，做郡守的差不多就没有辜负职责了。如今的君子中，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的人，程君汝南难道不是吗？君当初凭借家学，在弘治壬戌年考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历次升任员外郎、郎中，详慎敏捷、恭敬勤勉，声誉非常显著。当权者兼顾他的资历和声望，于是向皇上请示，使他出任衢州知州。凭君存心仁厚，得到名郡而治理，必定会在安抚教养百姓方面极其辛劳。何况他在户部任职已久，其间多次奉堂上札令到外地办事，对于民情的舒缓或困苦、国家财计的盈余或短缺及轻重缓急，哪些可以依靠、哪些不能依靠，谁不是他所熟悉的呢？这样一来，催征赋税必定公平，不流于巧诈，也不陷于笨拙，又将在君身上得到体现了。况且作为治理郡县的赠言，难道不能谈安抚百姓、培养教化吗？但我之所以偏偏讲催征赋税，是因为《大学》的教导本来就曾经十分重视理财。理财的道理得到实行，然后安定养民才能完成，教化才能施行；否则即使内心劳苦，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斗胆把这些话告诉君，以附合忠告的意义，并答复他的同僚杨君景奇、朱君廷辉等人的请求。

译送太守杨君赴任宁国序 宁国直属京师。凡是直属京师的郡，只有巡抚、巡按负责监督。太守的尊贵程度，相当于方面大员。宁国在江南是腹地，一年到头没有一个过路的客人。太守每天端坐在黄堂处理政务，车马侍从通常很少出行。士民有时经过一年几个月也不能看到他的喜怒，所以他的声望尤其尊贵。那里的山川深邃秀美，水面深广宁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百姓大多富足，偷盗很少。虽然颇为崇尚意气、喜欢争讼，却也不至于纷乱不堪。所以自古以来都说那里容易治理。凡是担任宁国太守的人，都被称为升迁优厚，不到几年便因治理成功受到越级提拔而离开，大体上历历可数。这样看来，即使以中等才能任职于此，也应该可以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吏部看重它作为辅郡，往往把它交给高才之人。才能高，作用本来应当有余。可是，如果才能有余而不充分施用，也就可惜了。但我听说古代君子善于使用自己的才能，并不只是把眼前的事务整顿办理好就算了，必定还要为百姓谋划长久的利益。真要为百姓谋划长久利益，就唯恐自己的才能不够多、经营考虑不够周全，哪里还谈得上有余呢？像杨君文明，就是如今所谓的高才，大概正是这类人才。吏部充分了解他的履历，于是奏请任命他为宁国太守。这不是优厚的升迁吗？君早年接受尊父中舍先生的庭训，弘治丙辰年考中进士，历任西华、冠沛、泾四县知县，政绩声誉显著。入朝后任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他所巡察的地方，从京城直到东北边界的数郡，都整肃清明。主持秋闱监试，明察而周详宽恕；当时有所弹劾，多数都称合乎上等，所得到的诏命措辞十分宠异。听到并见到这些事情的人，无不替君感到荣耀，认为非同寻常。这正是今天这次优厚升迁能够符合舆论的原因。君出行的日期将近，我的族兄子文侍御与君同年，又同属一道，于是倡议台中诸位同僚设宴饯行，并带来赠言请求说：“一定不要推辞。”凭君的才能，从前曾经很好地治理泾县；泾县本来就是宁国所属的县。如今合并数县一同治理，确实很好。推想君的作为，他必定能够把眼前事务整顿办理好，又把利益留给长远未来，二者一定都能得到。我的确不是善于说话的人，只是族兄既然托付了我，难道能不对君说几句吗？而且说话又怎么能有所苟且呢？送太守龙君赴任琼州序 琼州在南海之中，距离京师一万多里。然而那里的民风、士习，勤于谋生而遵循教化，崇尚雅正而爱好文章，完全没有不同于中州的地方。那些秀美的资质、优良的人才，生逢政治清明的时代，往往出仕而考取高科，登上显贵官职；其中尤其杰出的人，便凭文章和事业闻名天下，可以说是兴盛啊！那里的人既然很多，又接近天子的光辉，那么朝廷看待它，难道还会把它看得遥远吗？因此，选任那里的牧守必须十分谨慎，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他的辖境所经过的地方，千里之内不止有高山长谷的深险阻隔，还有所谓黎人，实际盘踞在其中。他们之中虽然有熟黎、生黎之分，大体上却都没有固定的性情。这虽然同属一个郡的范围，却又自然存在华夷之别。担任这里的太守，如果不是才能足以有所作为，品行足以率先垂范，再加上历练长久、深深通晓刚柔缓急的适宜原则，又哪里容易成就政绩呢？要寻找能够在琼州成就功绩的人，像我的朋友龙君德宣，大概正是君子们所赞许的人。君世代是庐陵人，凭家学在癸丑年考中进士，出任同安、安吉两县知县，入朝任京府通判，又升任南台经历，任职履历和实际历练，可以说已经很久了。他为人守正持重，内心存有忠信，只要对百姓有利，便一定竭尽力量去做。他在同安任职仅仅超过一年，离开以后百姓仍不停地思念他，大家一起把他的政绩刻在碑上，竖立在交通要道。安吉号称难治之地，而君担任县令七年，只因适合百姓的需要，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他在任时间长而被留任，实际上是由于操守；操守虽然未必使上司喜欢，但各级部使者往往赞许他，因此最终被当权者所知，升入台府。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才能常常超过常人吗？如今他接受任命为琼州太守，我知道君前往那里，心思不会只用于那些已经教化良好的习俗，法令也不会只拘守成规；他一定会用礼义使其整齐，又会把恩惠更多地施给那些对归附和反抗还无常的人，抚慰他们，使他们逐渐前来归顺。至于苟且敷衍以度过时日、穿凿附会以制造事端，大概是君所不屑于做的。果真如此，那么琼州即使被鲸波、蜃穴阻隔，而君的声誉和实际功绩也将洋洋满耳；如此一来，哪里还有遥远而不能变为亲近的地方呢？交情深厚而爱护深切，本来就应当以无穷的事业作为期望。这既是我个人的一点诚意，也是台中诸位君子托我赠言的意思。

译送周怀庆序 等到各司述职完毕，朝廷明察升用贤能、罢黜不才，许多郡缺少太守，吏部慎重选择人才来补任。南京六部郎中中预选的共有十人，奏报上去同日得到批准。于是郯城周君尚宾从户部出任怀庆太守，出行日期将近，他的同僚严君宗孚、张君济宽等来请我写赠言。我以自己不才坚决推辞，但二位请求得更加有力，并且说：“尚宾为人孝顺，做官有才干。年轻时居父丧三年，甚至不能阅读父亲的书，准备努力耕作来奉养母亲；母亲不同意，他才又重新从事学业。母亲曾经患病，他又想放弃进士考试，留在家中终身奉养；但按成例不能这样做，最终还是考中进士，历任郎署官职，以追尊显扬他的双亲。如今将要顺路经过家乡，举行焚黄告祭的礼仪，自己认为这是恭敬承受父亲的教训，希望能够借此补偿从前的遗憾。”他在户部将近九年，历任湖广、四川、广西三司，始终谨慎勤勉，职务得到履行，事务得到治理。古代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先生难道能对尚宾毫无心意吗？我听了这些话，肃然起敬，更不敢轻率地答应写作，于是便有了不能推辞的理由。起初，邸报送到以后，谈论的人大多互相比较各地的地位和优劣，说：“某郡是好地方，某郡不是好地方；某人得到某郡称心，某人得到某郡算优厚，某人得到某郡则是失所。” 我认为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应当搁置不谈，也姑且看看他的政绩究竟怎样罢了。地方即使不好，只要政绩确实好，又有什么可羞辱的？政绩如果不好，地方即使优越，又有什么可荣耀的？政绩日益更新，那么所谓条件优越的地方未必不能成为称道之地；听不到什么善政，那么所谓失去良好条件的地方未必不能成为优良之地。不谈这些道理，只拘泥于表面迹象，对那里的士民见闻又有什么益处呢？譬如大行山南面、黄河与济水交汇之处，是天下最优良的地方。谈论者多称赞周君，那么户部的政绩也就可以知道了；他将来所以能够获得称誉，也只是因为善政日益更新罢了。况且君子治理官事，起初能够做到，后来怎么会反而不能做到呢？他对父母孝顺，难道不能把这种孝心推及仁爱百姓吗？治理政事一定要以仁爱百姓为本，使他们安居乐业，不再发出叹息、忧愁和怨恨的声音，这才算善政；不断积累、扩充这种善政，然后才能称作日益更新。这本来就是他的同僚朋友对他的期望。然而他们情意恳切，一定要借我的话来表达，我即使想不再说，又能做到吗？送欧阳诚之出任肇庆太守序 君子治理政事，凡是卓越而值得称道的地方，有的出于天赋资质，有的出于学习和努力，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出于天赋资质的，宽厚、严明，往往很快形成声誉，但有时缺少深厚悠长的意味；出于学习和努力的，简约平淡、平易近人，起初未必能取悦人的耳目，却自然有悠久而笃实的光彩，这就是二者的不同。《易大传》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论语》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是说，以学习和努力而言，仁与知相互为始终；以天赋资质而言，仁与知各自成为体和用。以知作为开始，以仁作为终结，他的德行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面对百姓时，感动他们却不以礼相待，仍然算不上完善，何况各自随着自己的见解，把某些行为看作仁、某些行为看作知，并表现在政事施行上，要寻求那种深厚悠长的意味，怎么能不有所欠缺呢？所以我知道，治理政事的人不能没有学问。如今的君子又何尝不学习？至于仁与知的道理，是否有人能够使二者相互贯通、始终一致呢？还不可知。仁与知相互为始终，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那么平日所说的学习，究竟是在学习什么呢？我钦顺早已有求学的志向，但用力不够敏捷，空空然至今没有什么所得。所依赖的，是一两个仁厚朋友的帮助；如今诚之又将出任肇庆太守，彼此相隔将会越来越远，我怎么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诚之已经凭文学才华考中高科，任官十多年，又没有一天荒废学习；他对是非取舍判断明确，容貌言语气度雍容，从自身心性中得到学问的滋养，这些大概都能看出来。将来各郡的政绩中，如果有那种悠久笃实的光彩，在岭海之间焕发出来，大概一定会从诚之开始吧？诚之世代居住在安成，与宋楚国文忠公同祖；他的父亲受封为吏部主事，慈爱而且善于教育子弟。家学渊源既深远，早年又得到疏浚引导，那么他的德业成就，本来就应当与古代君子前后相继；这正是诚之日日勤勉而不懈怠的原因。如今他将要出发，肇庆的士民实在是有幸；只是我坐失了得到仁友辅益的机会，又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不免惆怅，不能没有几句话来表达；而同乡诸位君子又想得到我的话赠给诚之。要说赠言，我实在不能胜任，只希望诚之能替我处置这一点吧。

译送江西佥宪王君赴任序 崇阳王君叙之由南京大理寺正升任江西提刑按察司佥事。出发的日期将近，在南京的江西士大夫共同设宴为他饯行。想到几年来湖山千里之间，事情反复多变，官吏失去治理之道，百姓失去安宁，大家都想对叙之说些什么。又担心众人的话太多，听的人难以全部听完。因为我与叙之相识已久，叙之也很信任我，于是大家相互推举我来说话。唉，我哪里是能说这些话的人呢？然而我常常替父母之邦深切考虑安危，即使想不说，又怎么可以呢？提刑和布政，职务固然不同；使、副、佥事，职位也固然有别。但对于一方的安危，没有谁不共同承担责任。因此一定要以同心同德为贵。德行所以能够一致，也只在于克制私欲而听从善道罢了。自己的私欲不能克制，善道不能遵从，喜欢自作主张，那么众人的德行就会分裂了。上面德行分裂，下面奔走办事的官吏彼此观望，大概茫然不知道应当劝勉什么、警戒什么；政事怎么会不混乱，百姓又怎么会不防备这种祸害呢？唉，我们江西之所以事变纷乱、局势危急，到了今天形势和气象仍未和谐，根源大概就出在这里。人的见解不一定都相同，但在不同意见中精心选择，必定能够归结为最恰当而一致的意见，这就是天下的公理。公理所在，就是善道所在；即使出自樵夫、奔走办事的小吏，也应当听从，何况是同列之人呢？善道本来由自己创立，自己有所未达而听从他人。这样，善道岂不是在于自己不断创立，并且听从他人而不三心二意吗？如此一来，我们的善道就有用不尽的力量。用它来纠正别人的不善，即使是小人，难道会没有改变面目、改过自新的吗？我所希望于叙之的，是希望他还能与诸位共同遵循这条道路，使大家同心同德；这样将会看到政事没有不兴办的，刑罚没有不恰当的，上下之间和气流通，百姓所受的恩惠没有不周全的。叙之仪表伟岸，内外相称，学问足以明白道理，才干足以挽救时局，实在是可以同他谈论的人，所以我一向如此倾倒于他。不知道诸位见到这些话，会不会有所取法呢？赠侍御罗君考绩序 侍御罗君子文与我同姓，又同出于泰和，同在南都任官，也有多年了。每当公事大致办完，常常往来相见交谈，大概相好如同兄弟一般。然而从君上世以来，便登记籍贯于金陵；君生长在都城附近，天资不凡，见闻也多，对于时务都很通晓。他才干优异充足，随时任用，随时都能有所补益，不是我浅陋的才学所能比的。君任南台御史，起初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不久因父母之丧离职；服丧期满起复后改任浙江道，间或兼管其他道的章奏，各道没有积压的事务。有时遇到应当论列的事情，必定采纳公正的舆论。凡南都的钱粮、兵甲、门禁、巡逻、营骑、工程等事务，分散掌管于内外各部门，君多次奉台中檄令巡视，督察奸弊，使坏人无处容身；每天还有余力，便用来读书赋诗，时间久了，学问诗才更加精工。凭借博学成为士林中的翘楚，也是南台中出色的人才。如今因给赏事务办完，应当再向朝廷复命，恰好到了考核政绩的时候。南台中的旧例，应当用文章赠给陈君秀卿；不料他知道我不敏，却来征求我的话。既然我们同姓同乡，彼此情谊又深厚，而诸位举荐我说话也合乎礼数，我虽不敏，又有什么推辞的说法呢？还记得弘治庚申年，君凭丙辰进士被授予兴化推官，我曾赠诗给他，最后一章说：“珍重案头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对他的期许实在长远。后来观察他所经历的地方，在兴化有声誉，在南台又有声誉；如果不是他用法公正、守法谨慎，又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声誉呢？从今以后，他将不断越级升迁，直到登上卿相之位，这本来都是他应当得到的；而他一生所应当奉行、周旋不离的，也只有法律罢了。自古以来有名的臣子和辅弼，功劳高于当代、名声著于青史的，大多因守法而受到称誉。法律虽由人制定，却没有不是天理的；守法而没有过失，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贯彻。既然天下的道理得以贯彻，谁能说他的功名盛大，而后世还有什么非议呢？我用文章赠给君，这次是第二次了；虽然大体原则与前一天没有不同，但言辞更加详尽，是为了更加深切地表达心意，希望足以成为同姓同邑之人的光荣。

译赠侍御张君考绩序 如今凡是有官职职责的人，本来都没有进言的责任；只有御史以进言为职责，同时又负有具体官守。大概从王朝中央直到地方各省各郡，文武各项政务，很少有不由御史参与的。政事废弛还是兴盛，受损还是受益，必定要寻求恰当的处理才停止。一旦有所不合，御史就用法裁处，严重的还上报朝廷，使那个人受到贬黜惩罚。既要求御史进言，又增加给他具体办事的责任，我本来就知道御史的职责很难胜任。要问能够胜任的人，难道不是把端正自身作为第一要务吗？只有自身能够端正，言语说出来别人才相信，事情实行起来别人才服从，于是上下都能协调，政务因此和谐。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只是倚仗权势逞威风，依靠法律削弱政令，当然会有行不通的地方。即使他喋喋不休、强行聒噪而不停止，又有谁会相信他、任用他来成就天下的治理呢？这就是善于做御史的人之所以必定从自身寻求的道理，其中一定有深意。我干张君仲敬，早年承受他父亲大方伯先生的家学，与他的兄长孟简一同考中江西乡试。后来连续参加礼部考试，仲敬先考中进士，便被选为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他奉行父亲的训诫，不敢有所失坠，战战兢兢，努力把自己置于礼法之中。有些话不说，说出来一定要衡量是否能够实行；有些事情不做，决定去做一定要考虑能否长久继承。因此这次考核三年政绩，他的台长和天官卿都把他列为最优，大概是公论如此。看看那些懈怠仪容、善于依靠权势的人，众人不能忍受他们的苛削，事情有时也因此败坏；他们与贤者、不肖者相比，究竟怎么样呢？仲敬的考绩已经列为最优，他的同官贺懋教又奉诸位同僚之意，嘱托我再赠几句话。虽然这是台中的旧例，但考虑到我不敏，拿什么话赠给仲敬呢？天官职位有大小，责任有轻重，任职年月有久近，这些本来不能相同；但说到道德根本在于自身，则没有不同。士君子以自身立于天地之间，等待无穷的事物变化，本来一日也不能不端正自己。那么我对仲敬所说的话，又怎能另外编造新奇可喜的说法呢？难道只是为了诸位勉强遵循旧例，而不管这些话有没有益处吗？以仲敬的贤能，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因为这些老生常谈就轻视我的话，必将始终如一，进一步彰显他的家世。送督府都事董君考绩序 上海董君文洁任南京右军都督府都事，任满三年，应当凭政绩入朝奏报。他的同僚好友廖君孔服等人，因为文洁与我有旧交，来请我写文章送他上任。文洁当初由郡学生升入南雍，实际上住在我父亲的馆舍中，他与我父亲的交好便从这时开始。我父亲当时任太学正，方正严厉，很少认可别人，却唯独认为文洁非同寻常而喜爱他，认为他可以进取，便随时引导勉励他。祭酒曾经通考诸生，文洁的名次列在前面，众人都认为他一次考试便可以轻易取得功名，但文洁的志气也非常锐利，一定要凭科场考试成名；即使超过选期而拖延多年，仍不肯就任。直到他的先父晚翠翁敦促他，他才前往应试。到了部试，又进入优等，于是被提升为都事。他平日一向自我修养整饬，辅助办理督府事务，条理清楚，尤其凭公平宽恕取得军士的拥护。他读书吟诗，常常直到半夜才睡；而且天性不饮酒，只喝一口清茶，常常好像还留有余味。像我的老师孔子曾称许公绰不贪求，又称说让他做赵、魏两国的老臣便很优越。既然认为在大家族中做老臣，尚且要取法公绰的不贪求，何况如今督府与六部相对而立，所统领的军卫有几十个，而经历、都事共同成为府中的纲纪；他的责任固然十分繁重，但地位声望的尊贵，哪里只是超过赵魏老百倍呢？假使任用这样职位的人没有廉洁清静的操守，又怎么能承受众人的期望、使群心服从呢？文洁的为人，大概就是听闻公绰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人。掌管督府纲纪，他确实能够胜任，所以这次三年考绩，当道者都把他列为最优，大概是公论如此。然而天下的人才，廉洁的人未必有才干，有才干的人未必廉洁，所以滕、薛两国的大夫也不是公绰所能担当的职位。文洁从今以后随着年月积累，即使古代诸侯的地位，也将得到。看他的才略，应该也不会辱没这个职位。只是还不知道他将来用什么来成就始终，究竟会怎样？一个人的仕途事业能否善终，不在于才干，而在于志向。志向如果不懈怠，才干即使短缺，也还能够扩充发挥而有所作为，何况才干未必短缺呢？如果志向一旦懈怠，平素的操守必然改变，他所谓的才干也未必不会成为残害人的工具，这就是最终归于失败的原因。文洁如今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只希望他把成就始终的道理更加放在心上吧。我听说董氏是上海的衣冠世家，到文洁这里，他的从父、兄长更加显达；希望他继续并光大这个家族，众人都对文洁今后的行为抱有期望。我因此把这些话作为赠言。

译赠督府都事贡君考绩序 如今南京文武各部门，职务大多简略。凡是任官的君子，每天上朝处理事务，有时不过几刻钟便结束。平日既然空闲日子很多，于是往往彼此结伴作诗饮酒，游览山泽，畅快地各自寻乐。日积月累，直到三年，那么他们事业上的成就，也都可以记录下来。凭此而升入高贵的官阶，与那些忧惧过失、始终不敢有所作为的人相比，他们所得的不是已经很优厚了吗？不过，君子在这种处境下必定要用心于某些事情；如果无所用心，那么远大的事业就会因此荒废。对于沉溺嬉游的人，我恐怕他们有时不能免于这种结果。江阴贡君朝用，以乡进士身份升任南京左军都督府都事；他与长官廖君孔服志趣相同、气性相合，同心协力修治职务，没有过失和疏忽。到如今任满三年，向督府报告已经完成任期且称职，署理部门评定他的考绩，台察复核，吏部又复核，所作评定都与原来相同。君仪表伟岸，素来具有综合治理的才干，性情尤其快乐平易；晚年喜爱吟咏七言诗，偶然成对的诗句整齐匀称；善于饮酒，即使饮得很多也不失态。家中蓄养几个童子，都学习歌舞；每逢宴请宾客，便让他们助兴。别人想同他交游，他从来没有不前往的。他取乐很有方法，职务也能按时修治，可以说是快乐而不荒废事业的人吗？你的儿子监察御史安甫，过去在南京时与我相交甚好，近来又承蒙你厚爱。你曾读我的文章而喜欢，多次对廖君谈起，于是廖君便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你。然而我不知道你从我的话中取法了什么。古人说：满堂饮酒时，有一个人面向角落悲泣，那么满堂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君子用心到了极点，只希望人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快乐。如今左军所统领的是卫所，有几十个；把几十个卫所的人心集合在一个督府之中，也如同一堂之聚。他们的安乐和忧患，你本来就负有共同承担的责任。此前你的心思如果确实已经竭尽，那么从今以后就应当继续下去，使满堂都充满欣喜的神色；这正是远大事业所由奠基之处。起初你本来可以得到御史的职位，却封还任命辞而不就，最终接受选调，实在是想试验一下自己的学问。你的志向难道不在远大的事业上吗？我曾担心我们这一类人或许会因贪图安乐而荒废事业，所以把这些话作为有志者的劝戒。姑且用君子之道赠给你。整庵存稿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整庵存稿卷六　明罗钦顺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