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庵存稿卷七

译《玉堂联句后序》南京的卿、大夫、士中出身翰林的官员，过去常常一起举行瀛洲会。有时逢休假，礼部值班和送迎之事，便轮流主持，以此沟通情意，表达亲密，尊崇文德，长久保持欢乐友好的关系。至于诗作得好不好，只看一时的兴致。哪里像今年春夏之交，少宰杨公以聚会为兴，副总裁办完事情回来；少司徒郑公将奉庆贺万寿的表章北上，太宰林公首先在自己宅第召集聚会，太常李公、翰林吴公接着参加。诸公又雅有游览鸡鸣山的兴致，我亲自准备了饮食。大概一个月中共聚会四次，每次七人。只有玉堂会和璧水会曾经作诗，而玉堂诗实际上沿用了璧水诗的韵，都是联句。联句写成后，又都当即席间唱和。只是我因病未能赴会，玉堂少宗伯马公便把诗稿给我看，让我追和。司徒公将要出行时，诸公曾分韵作诗赠送。诗卷完成后，便把两次聚会的唱和诗附在后面。只是司徒公才华宏富、见识敏捷，长久滞留南京，群情都寄予厚望，认为早晚应当位列八座。如今因事入朝觐见，也许就会被留下侍奉皇帝，来辅助谋划政务；地位将更加尊贵，责任也更加重大。想要像今天这样聚会游乐、从容饮酒赋诗的快乐，恐怕很难再有了。有时翻阅这卷诗，吟诵诗句而想起那些人，难道能没有离合之感吗？然而诸公正凭借深厚的德行、重大的声望、深奥的学问和清雅的文章，在当时受到重视；即使暂时分别、各自留在任所，也不过是一年之间的事罢了。不久就将同司徒公在槐树和棘树之下往来唱和，声音相应、诗韵相和，大概不会止于今天。唯独我性情狭隘、见识浅陋而又迟滞，不合时宜，仰望诸公的风范，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加遥远。司徒公如果不嫌弃我，仍希望有时赐下一句话来教诲我。《永庆堂诗序》《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有余’，是说福庆足够惠及自身，并且延及后世。上天有显明的道理，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放纵作恶的人。福庆本来不可以苟且求得。那些承受上天福庆，延续数代而仍未停止的人，善行的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同乡姻亲萧君希道曾经把自己的堂命名为‘永庆’，他家大概就是积善之家吧？正因为福庆有余，所以能够长久。众人都看得见，华美的匾额清楚明白。难道它没有实际内容，只是姑且借这个名称作为堂名的美称吗？萧氏居住在我县东南桃源里，至今已有数百年。年代更远的姑且不论，从萧君的曾祖父德赞翁直到萧君，几代人都以忠厚著称。凡是本分内的事情，就相互带头去做；本分外的事情，一概不做。因此既明达又昌盛，势力仍然兴盛。俸禄足以兴办事业，财富足以实行礼仪；有和乐的美好，而没有忧患的侵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诬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更加值得期待。这就是此堂命名为‘永庆’的原因。乡邑士大夫看见而了解的，都认为堂名恰当；听见而了解的，也都赞美它的实际。于是《永庆堂》诗作成了。善行本来是人情共同喜爱的，福庆也是人情共同希望得到的。诗人正是根据人们共同认可的情感写成诗，于是‘永庆’的意义就没有遗留未尽之处了。古诗由宣圣删定，共有三百一十一篇，大体都是赞美或讽刺的作品。大概因为涉及人物的善恶，有的委婉地表达，有的直接陈述事实。体裁虽然不一，总是为了辨明是非，寄托劝善惩恶的意思。如今《永庆堂》有诗，有古体有近体，有五言有七言，虽然体裁不同于三百一十一篇，但在意义上属于赞美。虽然赞美，却文辞不过分，足以使人知道应当劝勉自己，这难道不值得流传吗？于是萧君的姻亲杨君显祖来请我作序。我没有学习过卜氏的学问，但私下认为，如果这首诗传给他的子孙，那么今天的福庆就应当思考如何延续；如果传给其他姓氏，那么萧氏的福庆也应当思考如何与人共享。大概这首诗虽然因一个人而作，但其中劝勉人的意义，本来没有谁不能阅读。试着依照我的话去寻求其中的意思，想必一定会有所收获吧？诗共若干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译《习静诗序》我的朋友尹其远学问深厚而且擅长文章，在侍奉父母方面，被称为能够以志向来奉养父母。一天，他经过我在西冈的乡居，拜见我说：‘家父是处士，十六岁就成为孤儿，能够勤劳自立；诵习诗书，经营日常事业，用来承奉先人、庇护后代，实在太辛劳了，他付出的努力很大，而取得成功并不容易。’今年家父五十五岁了，我们兄弟不肖，仰赖家庭教诲，粗略地像是有些知晓事理。家父认为志向尚未完全实现、事情尚未完全成功的地方，如果还有可以交付的事情，便很想暂时从事务中退出来，以休养精神。几年来，他逐渐减少外务；即使读书人来请益，仍然不断来到席前，但尘世中污染人的事物，不让它们进入明窗之下、洁净的几案之上。大概一年中闲暇日子很多，一天中闲暇时间也多，常常闭门焚香，收敛双膝端坐，让心神游于恬淡的境界，在寂静之中似乎能够自得其乐，于是自号为‘习静愚人’。我准备把这些告诉士友，请他们作诗歌咏赞他的志向，希望先生先为诗写序。余说：‘劳累长久而思求安逸，活动长久而思慕宁静，这是人之常情。何况令尊早年丧父，自立劳苦尤其严重，如今到了晚年而且有了儿子，想要静处以自我休息，本来是合宜的。’ 然而，人是有知觉、会活动的动物；自从有了知觉直到死亡以前，不可能一天不与事物接触，酬答应对、言语行为，有不能不活动的地方。令尊难道真要屏弃事务、断绝外物，漠然对一切都不闻不问，使身心如同枯木死灰吗？还是另有说法呢？我听说，天下万物的运动，没有不是气机所造成的；而使天理存主于其中的东西，本来是宁静的，万古不变。如果真正见到了天下最根本的宁静，并以此为主，那么即使万千变化交错出现在面前，也能左边应对、右边应答，处处切中关键，从容安闲，充沛自然，常常好像没有事情一样；这就是圣人建立人道最高准则的道理。假如只是断绝外物、沉溺于内心寂静，那是佛氏自求私利的做法，不是我们儒者所应从事的。令尊儒雅老成，正是我所愿意见到的；如果有幸当面请教他的道理，再跟着写进文章，也还不晚。何况诗序是序说作者的意旨，我没有听说有先于诗而作序的；即使《周颂》中有先说告天的话、再发出歌咏，那也是作者自述自己的意旨，与为别人的诗作序不同，请姑且把序放在后面吧。其远作诗说：‘人心所共同认同的，就是天理。先生的话，本来已经先说出了诗人共同认同的道理，又何必计较序和诗谁先谁后呢？’ 况且，德行如车一样的人不容易屈尊招请，龙门也不容易泛舟登临；高深的谈论和精奥的道理，家父只是不能很快听到先生的教诲，这是我所遗憾而又庆幸的地方。把这些话写在卷上，让我奉回去给家父，并请家父质正，不也可以吗？我看他的意思确实如此，不能再坚决推辞，于是依次整理他的话，写下来作为《习静诗序》。处士名士祯，世代居住在泰和山田里。从他的高祖、曾祖以来，直到处士，族中多人身居官职，声望光彩连续不绝，显赫盛大。处士虽然隐居而未显达，但有像其远这样的儿子，兄弟们显扬发达，家族的前途本来就有可观之处。《枯复诗序》枯复道人，是当今以有道著称的人。他在将近八十岁时偶然患病，病情十分危急，却意外地很快恢复如常。后来他偶尔取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来读，读到“任蓄防稚老枯复荣辴”[疑有讹误]时，忽然笑着说：“这难道说的是我吗！”于是便以“枯复道人”自号。道人曾任吉州龙泉县令、监察御史，凭借声望和政绩本将获得高位，但他的志向并不在此，一旦便弃官而去，开始寻访真人的游历。凡是世人所称的名山，他没有远近不到的；遇到奇异之人和高士，总要同他们一起研求穷究道术，并把他们各自的长处全都取来资助自己。人们只看见他年老而精力不衰，却没有谁能测知他所得道术的深浅。去年春天，我到池阳拜访姻亲友人陈上舍元善，有幸同道人相见，问他的年纪，已经八十三岁了。我们从早晨坐到中午，席位都没有移动；每次举杯，他只是防釂[疑有讹误]，谈吐却越来越健朗，往往还夹杂着引用仙经的话。回想我年轻时也曾玩味过那些言辞，后来更加专心向道，因读晦翁《感兴诗》才停止；因此还颇能同他酬答，有时巧妙地相互诘问为笑。于是彼此相处，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酒过数巡，元善起身请求说：“祚曾经拜您为老师，请您写得《枯复诗》数十篇，却没有人替它作序。如今我老师同先生谈论，似乎彼此契合，冒昧请求您挥毫作序，置于各卷卷首；这样就更加增添《枯复诗》的光彩了。”道人也欣然起身斟酒。我说：“《枯复》的荣枯，就取决于先生的笔端了。”我想，枯杨生出新芽，《易经》记载了这种形象；倒下的树木从根蘖重新萌发，《尚书》也有这样的文辞，这本来就是可以验证的物理。衰老之人按道理不可能再次强壮，可是白发之人重新长出童齿，这种情形诗中也曾歌咏过，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复荣吗？然而按照我们儒家的说法，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只有道术家才把它看作得道的符验。如今道人专心向道，而精力风神不因疾病减退，也不因年老衰损；若非有所获得，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只是还不知道他果真能开启元命的奥秘，养成所谓神丹吗？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灵均作《远游赋》，子房学习辟谷，心意都在远求大道。假如灵均精诚如其志而有所成就，他本来就将驾风鞭雷，遨游八方，遗弃浊世而独立，留在不死的故乡，希望后来的人都能听闻并亲眼见到这一切而感到快意。上天终究会作出决定；这样的事情，若不是天下奇伟的男子，谁能办到？我既然才拙，不能替道人作诗，又不能不对他寄予过高的期望，于是写下这些话，以符合元善托付我的心意，也借此等待真正知晓此道的人。区区荣枯的迹象，哪里值得烦劳多作辨析呢？道人姓张，字大信，世代都是池阳人。

译《瞻云图诗序》“瞻云”本是唐代狄梁公的故事，史家记载它，是用来彰显狄公纯厚的孝心。临颍的贾鸣和先生如今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每天思念仰慕他的尊父乐庵公，从未停止；他伸长脖颈向西遥望，实在使内心劳苦，于是绘制《瞻云图》来寄托心意。他的心情同狄公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不过狄公赴任并州时，父母宫庭的奉养想来一定已有托付；奉养得是否符合他的心愿，大概无法知道。而在那时，他所得的名位还不足以使父亲显荣。如今先生兄弟共有五人，诸子十人，诸孙曾孙二十人，每天早晚都相继来等候公起居问安；公有时不能把他们全认清，只像郭令公那样点头示意而已。先生虽然远离父亲身边，但凡是调节寒暖、按时安排温凉、在左右承奉父亲的脸色笑容之事，众人都整齐地各自尽职，并交相献上诚意，奉养的周全由此完全可以知道。公曾因先生初次授官，被封为翰林编修；直到今天，先生的地位声望日益升高，文章名声日益远播，正渐渐走向大受重用。他的孙辈又有许多人秀拔出众，领乡书、游邑校的，接连不断有人；文采、器物、衣冠和仕宦，都在继续追承先世的美德。公在这方面的显荣最为盛大，他内心的快乐哪里能计算得尽呢？” 既然奉养这样周全，内心又这样快乐，各种福气汇聚到公身上，大概就像百川汇入巨大的深谷。按理说先生似乎可以稍稍停止思念了，可是他却仍然不能自已。绘制这幅图，大概就是为了抒写他升降出入而不忘父亲的心意，并祝愿公万寿无疆。公今年九十三岁，八月二十五日正是他的生日。凡是同先生交游而能作诗的人，于是共同阐明图画的含意，各作一首诗为公祝寿，也借以安慰先生的思念。先生因为同钦顺托交已有多年，嘱托我作序。听说忠孝并没有两种道理，臣子和儿子也只有一颗心。狄公后来参与执掌政务，最终成就了在虞渊夺取太阳般的功业；他勤勉不倦的心志，哪一样不是由昔日瞻望父亲时的惆怅充实而来呢？如今看这幅图，可以看出先生同狄公的孝思确实没有不同。从今以后，他所处的职位、所遭遇的时代，或许会有相似之处；若能充实扩展这颗心，他所成就的功烈，难道肯多多让于狄公吗？公年纪虽高而精力仍然健旺，他的寿命大概还不可限量；如果还能看到先生建立伟大功业，那也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我这篇文章辞意浅薄，将来史家记事时，假如还足以作为征验，也就不算是空话了。《三至轩诗文序》江西以南昌为藩府，巡抚都院就设在那里。藩府事务区的东侧有一处休息游息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陈公题写匾额为“三至轩”。这是因为公治理江西，第一次以按察使身份到来，第二次以大方伯身份到来，这次又以巡抚身份来到这里，所以轩因此得名。当时士大夫君子仰慕公的德行，喜爱公的政绩，又知道公一向喜好文章，认为这座轩不可以没有文字。于是有人作记，有人作赋，有人作铭、作颂，又有人作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多到数十上百首。对于公的志向，大概都有所抒发。公得到后读了，十分喜悦，便命侍从依次编纂，刊刻在木版上，使它长久流传。后来公写信来嘱托钦顺作序。公以武陵诸生身份考中弘治丙辰进士，历任中外官职三十多年，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在江西藩府两次任职时，恰好遇到时局艰难；因此折断奸邪的锋芒、阻止他们的阴谋，救助憔悴的百姓、延续他们的生命，尤其勤勉尽力。至于升任都台，则本来就是前两次任职的勤勉为之奠定了基础。及至奉皇帝诏书、承担重大使命，更加孜孜不倦，不敢安居；整顿纲纪，严肃政务，施政安排精细审慎，赏罚升黜务求符合公众议论、使人心悦服。”},{ 方圆湖山千里的地方，没有百姓不受他的恩惠。比起前两次任职，更加光明显著，声誉和实际政绩流传开来，没有远方不能达到。三至轩虽然美好，难道会是公久居之地吗？然而公自从接受任命以来，到今天也已经三年了。他用来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反躬自省、精心思考、熟虑政务，以作为施展才略和推行政令的地方，几乎没有不在这座轩中得到的。将来一旦离开这里，在从容端坐朝廷之上时，当然应当有不能忘怀这座轩的时候。何况诸位君子的作品，既然已经详述“三至”，再由此类推，无不以无穷的事业祝愿公。他们的心意也确实深厚，难道公能忘记吗？钦顺衰老多病而才疏学浅，文辞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好在我曾私下窥见公所存志向的一二分，也知道诸位君子对公的期望必定能够得到验证。因此恭敬地作此序而不推辞。

译《七星文集序》自古以来在文苑中享有盛名的人，都是早立志向、早有成就而且博学多闻的士人。早立志向、早有成就，是天赋；博学多闻，是人为。把天赋的精华和人为积累的学问交织起来，精妙地融合为文章，本来就应当刚健华丽、瑰奇壮美，铿锵宏亮、光彩繁盛，令人喜爱又令人惊叹，天下也没有谁能同他们争胜。能够这样的人，在道上的造诣仍有深浅，因此实行起来也有远近之别。所以有志于不朽的人，不会把凭借辩说广博而高居天下当作足以依靠的资本，必定要深入探求此道并用行动承载它，希望向上符合前代圣人而不走偏差，向下等待后世贤哲而无所惭愧。然而这样的人也很少。我的朋友刘云表先生，生来聪颖明悟，远远超出常人。他刚开始学习时，拿笔写文章，言语往往惊人，如江河奔涌、波澜翻腾，云气蒸腾、蛟龙变化，使人不知道他究竟怎样做到。年岁渐长，学问更加广博，文章更加奇异，常常得到名公巨卿的赏识，于是名声传遍天下。天下士人没有不愿意同他交游的；他们带着行李往来东西，争先恐后地迎候他，除了向他提出疑问、请求教益之外，求取文章的人也接踵而来。先生一概欣然答应，使长篇短章都满足众人的愿望。他从经史中疏浚长久的源流，搜集诸子百家的精华，浩浩荡荡地取出而无穷无尽，宏大充裕而无所不包。然而他胸襟冲淡、见识深远，以千古为期，反复归约、穷究深奥，只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因此他能够穷尽人情物理的变化，符合判断是非、取舍的公正，斟酌政体的变通，辨明儒学的得失，而丝毫不苟且。使善于理解言辞的君子读到这些文章，他们的心无不豁然开朗，认为确实契合无疑。才华很高却没有依据，容易流于放荡；学问博杂却没有统摄，便缺少纲要。这样的文章即使工巧精妙，足以震动一时，然而不久就会散失磨灭，这是必然的道理。它们怎么能同先生的文章相提并论呢？先生早年考取乡荐，最终却在礼部会试中失意，年仅五十岁，忽然长逝。怀有奇才而未能施展，勤勉深入地造诣学问，却不能不对自己所止步之处留下遗憾，这难道不可惜吗？先生去世后，情谊深厚的故旧都深切哀痛悼念，并且设法整理他的遗文以便流传。弘治吉州知府任侯象之入朝时，锦衣卫指挥余世臣首先向他提起此事。侯说：“这件事交给我。”回去后便同泰和县令区时行商议，到先生家中征集稿本，得到记、序等十八种文体，共一百一十多篇，厘定为若干卷，刻在坚固的梨木版上。于是先生的侄孙、嗣子刘考与邦中人士商议，前来拜访我，请我作序。像这样有文章的人，本来不需要借助序文来流传；至于几位君子乐于行善、尊崇文章的美意，却非有序文不能显现。不过先生平日涉历广泛，应酬也多，这部集子所编的只是根据现存稿本收录的作品，四方人士所得到的作品，有些或许并不在集中。至于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歌，也都还没有编排完成。将来难道不会有君子把它们一并搜集、同时刊刻，来完备一家之言，使后来传述文苑的人有足以考证的材料吗？这也是我不能不说的话。先生名鸿，别号七星居士，于是用“七星”命名他的文集。七星本是地名，在澄江以南一舍远的地方，刘氏居住在那里。经过数百年，世代承袭仕宦和治学传统。到了已故云南宪佥公，家声更加显著；宪佥公刚正有棱角、嫉恶如仇，如高墙直立千仞，以“铁心”为号，人们没有不信服他的。如今他以乡贤身份附祀于学宫，先生是他的幼子。《月湖文集序》求学没有比明白道更重要的了。道如果真正明白了，每天更新而不停息，就会积累成为和顺的德行，发抒出来成为光彩灿烂的文章，施行出来成为正大光明的事业。由体而达用，充沛流行而有余力，这大概就是学问在心中有所获得的情形。然而自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一千多年来，道术四分五裂。上等的学者大多用佛、老的相似之说扰乱孔、孟的真道，下等的学者不过记诵辞章而已。只有汉代董子、扬子，唐代韩子，宋代欧阳子，颇都号称知晓道，但他们所见只是大意，在精微处也可能有所未察。因此他们著书立言，用来排斥异端、扶持世教、改善人心，虽未尝不合于孔孟，却都不能避免不精确、不详尽的弊病。要寻求能够继承孔孟相传的学问，纯粹从正道出发的，难道不就是濂、洛、关、闽诸位君子对于道的学问吗？他们穷极无声无臭的精妙，却不离日常生活的常道；穷究天地万物的深远，却都收摄于方寸之心。内外洞彻，左右皆宜。凡是他们形诸言语、笔之于书的，无不明白而深邃、缜密而通畅；精粗、隐显，全都一贯贯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所谓谈论天下的大处，天下也承载不了；谈论细处，天下也不能破坏，这实在不是汉唐以来的诸位儒者所能同日而语的。如今他们留下的书都还存在，经生学士很少不在其中用功；他们能否在心中有所获得，从文章和事业上本来就可以大略看出。像月湖先生丰城杨公，难道不能说是杰出的人吗？公早有志向和见识，求道十分恳切，百家书籍无不浏览，而始终以六经为准则。凡是诸位君子的言论，他都笃信并坚守，精心思考并努力践行。等到学问成就、德行尊高，便成为众多士人的榜样；无论远近，人人都知道有杨月湖先生，听到他的名声而不能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把这当作自己的遗憾。公乐于帮助别人成就善行，辨析疑难、回答问题，整日勤勉不倦。有人拿诗文来请教，他也欣然应答，铺开纸张挥笔直写胸中的积蕴，气势昌盛而言辞通达，格调高雅而节奏和谐，宏放而又简洁严谨；即使有时风格不同，对事理人情也往往曲尽其妙。诸位君子的权衡尺度已经掌握在他心中，他运用起来自然不会有差错。如此看来，他同那些似是而非、辞藻深而含义浅的人相比，距离何止十倍百倍呢？公所著有《净稿》《续稿》《遗稿》《四稿》《五稿》《六稿》，都冠以“月湖”的名号，这是因为钦顺曾全部读过它们。因此有人嘱托我为它作序。钦顺并不是善于辨析言辞的人，哪里能够为公的文章作序呢？然而我有幸同公交游，时间并不短，内心确实喜爱他的文章，也自然不能停止说几句话。公考中成化丁未进士，改任翰林庶吉士，屡次升迁至南京礼部尚书，如今退休居家，仍然不停著述，想来应该会积累成为后稿。

译《后湖志后序》金陵有后湖，历史已经很久了。后湖有库宅，位于中洲高爽干燥之处，用来收藏天下图籍，这是我圣祖深谋远虑、为万世子孙留下的安排。只是那里禁令森严，事务重大，制度历久而日益详备，却没有文字记载，难道不是典章上的缺失吗？合州赵惟贤以进士名次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来主管湖中事务，于是开始编写《后湖志》。户部主事眉州张济宽同他一起参订完成。这样一来，后湖的源流、库宅的规制、图籍的目录、官职的职责、禁令的条文，无不清楚地呈现出来。赵君已经征请月湖杨先生作序，置于篇首。到这时才命工匠刊刻木版，图谋使它永远流传；于是拿副本给我看，请我在后面缀写几句话。钦顺翻阅之后，私下认为这部志书的编成不是徒劳的。从今以后，在湖上任事的人已经有了依据，可以据此斟酌增减，谨慎管理收藏，使它长久不衰。缙绅君子中有志于世道的人，也可以有所考察，从而知道百姓生计繁庶，关于图籍的事务尤其殷实丰足，难道能不尽心吗？这部书所写的虽然不超出一座湖，但它所关系的事情可以说深远而重大。凭赵君明达通晓事理的才干，本来就应当对此事深切用心。全志共六卷，另附诗文一卷。读它还可以想见湖中景物的优美，近处的快乐同鱼鸟相通，远处的忧虑牵系于朝廷；或许其中确有这样的人，也可以由此想见他的风采。唉！将要奉行、延续圣祖的德意来惠及这些人，我同谁一道呢？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后序。《冷香坞韵语序》萧时训君，是我县有名的士人。他清新敏捷的才华和健劲的笔力，用来续写《卷阿清庙》之作，正是适宜的。只是让他在偏僻的坞中吟咏冷香，我不知道上天对于我的时训究竟有什么用意呢？然而时训怀有奇才却未被赏识，年纪又渐渐接近晚年，他在赋诗吟咏中表现出来的，想来一定有怨恨不平之气。可是坞中的韵语，我竟得以全部阅览，多达数十上百首，往往格调高昂而兴致深远，语言峻拔而节奏和谐；其中深藏的意义，只能交给有见识的人去体会。难道他看见外在境遇的得失不过是偶然之事，根本不足以造成损益；而自己胸中浩然之气，即使处在困穷之时、寂寞之境，也不妨碍他自得吗？由此概括来看，时训的贤能胜过一般人，恐怕也远远超过了吧！凭他这样的才华和贤德，如今仍然没有得到际遇，既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我怎么能不把责任归咎于上天呢？时训本来不是怨天的人，我却替他把责任归咎于天，这或许也是一种说法。姑且把这些写在韵语的开头，请善于辨析言辞的人作出公允判断。至于他从“冷香”中所取的意义，题辞中他自己已经把意思说尽了，我没有必要再作赘述。《西昌存古录序》宋代黄山谷先生曾任我们县的县令，县中建有祠堂祭祀先生，位于快阁西侧，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期间曾一两次废弃，但每次都有贤者为之恢复。弘治壬戌年，附设祠堂的僧寺因防火不慎失火，连同祠堂一起烧毁。滇南杨南金侯当时任县令，叹息说：“这是我的责任。”立即用公文向部使者侍御王哲、少参王纶、宪佥王启禀明应当兴复的情形和兴复的方法。诸位大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侍御公说：“寺因祠堂而长久存在，祠堂又因寺院狭窄；如今这场火，先生或许有灵吧。”于是下檄令杨侯规划划分寺院地基，扩大祠堂规模。杨侯奉行得十分谨慎，恰好当时有一批本来应上缴公家的良材，杨侯便取来使用。祠堂原有祭田，他又重新经营管理田租收入来资助修建。祠堂建成，百姓没有花一文钱，而它的宏伟高大比旧祠增加了十之六七。新坛洁净，遗像庄严。凡是士人百姓尊敬仰慕先生的心意，到此无不感到满足。乡进士刘鸿对杨侯说：“这件事确实关系到治理和教化，如果没有文字记述，后来的人凭什么考察呢？”于是详细写明事情的始末，编成一书，名为《西昌存古录》；篇首用赞词，并以传记、序文大略展示先生的一生，最后收录先生登临时的原唱以及后代贤者的唱和诗篇，用来显示先生高尚的风范和深远的韵致，能这样感动激发人人的心。至于祠址图、祭田和祭器的簿籍，都同祠堂事务有关；附录苏东坡《孤鸿》一阕、文信国《汉节》一章，也是按道义应当保存的。杨侯把这些刊刻在木版上，想让这座祠堂永远有可供考证的依据。工程完毕后，他嘱托钦顺写几句话作引言，我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钦顺私下听说，孔子作《春秋》，对于保存古制而感到庆幸，对于恢复古制而感到喜悦。因为古代制度亡失，天下的治理日益陷入杂乱；有人能在将亡之际保存它，在已经亡失之后恢复它，世道实在有所依赖，怎么能不为之喜悦庆幸呢？如今一座祠堂的恢复，事情虽然小，但善政得到百姓拥护，最终有不可忘却之处，本来就在这里。后来的来访者，在祠堂下进拜，退而阅读这部书，考察当时的年代，评论当时的社会，难道能毫无感触吗？一旦有所感触，必定会探求先生任县令时的作为，用来施加于百姓。这样以后才会知道我们杨侯所保存的东西，不只在香火祭器这些末节。先生任县令时，慈祥平易，百姓不忍欺骗他；他的文章、操守和品行也都超过常人，都可以作为后人的师法。遗迹虽留尘土而精神高远，超然不凡。仅仅吟诵他的诗，也还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这就是他的祠堂为什么随着废弃而不断得到恢复。杨侯的政务崇尚简易，不丝毫扰民，这同先生的作风相合；他又喜好古制、尊崇正道，尤其勤勉急切。他所想保存并设法恢复的东西，大概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登上台阶、走向远大境界，正从这里开始。谁知道将来所记录的事迹，不会比这部书丰富呢？

译《南谷萃英录序》本县灌溪康士杜君，家风温厚而资质美好，虽然喜爱文章墨学，但他平生所得的士大夫君子作品，分别编成卷册。因为痛惜父亲早逝，便征求哀挽诗篇，以发扬父亲隐而未彰的光辉，卷成后名为《怀椿》；因为喜悦母亲长寿康健，便征求颂美之辞，以彰显她完美的节操，卷成后名为《贞寿》。他又在南谷幽静空旷之处建造秋芳亭，把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放在那里。丛桂交相飘香，万松环绕四周，有足以使他志意快乐的景致，于是又请善于作赋咏诗的人描写这种闲适自得的情趣，把诗文命名为《秋芳亭纪胜》。只是篇章已经很多，担心将来不能没有散失，于是亲手辑录，诗文各按类别编排，合成一编。凡是家谱所遗漏的、别人赠送的，以及各家为他的亡妻所作的文章，也都附在其中。这就是《南谷萃英录》得名的原因。书录成后将要刊刻，传给后人。后来他到我乡居之处，请我作序。他的曾祖母是我的曾祖姑母，既有中表亲谊，我实在不能推辞。从前有人说，文章是不朽的盛事；然而喜爱它的人很少。即使是出身衣冠世族、乡里的豪杰，也大多忙忙碌碌地经营财利，沉溺声色，心志昏乱而被夺走。他们哪里知道文章学问的可贵呢？这样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那些或许有所爱好的人，似乎能够辨别清浊，也以归于雷同为耻。然而他们不过用文章炫耀一时的耳目，仔细考察他们的存心和行为，却同文章所说的常道不能不背离，以致作者常常受到“失言”的讥讽；而他们保存下来的篇章还没有到作者终身，往往已经成了糊墙封瓮之物，这又实在令人叹息。康君天资本来就美好，又曾致力于求学，孝、悌、忠、信这些大节，他一向谨慎修养，不敢有丝毫逾越，当然值得君子赞许。至于用雄健的词章、杰出的句子、明珠般光亮美玉般温润的文采来光耀父母、增加他们一生的声望，难道只是因为他爱好文章深厚才做到的吗？这也是人所秉有的常性和共同的好德之心。这样看来，这部录从现在流传开去，应当能够传得长远；他的后人若能世代共同守护，不使失传，康君难道不会永远声名流传吗？《先德录序》做人儿子的，对于先人的德行，急切地设法使它永远流传，难道只是因为终身追慕深厚、不能自已吗？向后世明白展示先人的德行，也是用来施行教化。诗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大概典籍保存的地方，就是典范法则所在的地方。后人有了可以考察的依据，知道先德的美好，难道不会有所感发振作，效法他的贤德吗？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亲人虽已去世，他的精神志意便不会同身体一起消亡。仁人孝子把这看作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确实是理所当然、不敢忽视的。我的朋友罗惟升对此已经有所见识。这就是《先德录》编作的原因。惟升的先父西畦先生，学问和品行都高尚古雅，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总未能考中。晚年以国子生身份出仕，任广西太平通判，不久便在任上去世。他去世时，学士东白张先生为他撰写墓志铭，侍读南峰徐先生为他表墓，大司成冰玉罗先生为他作序，群贤所作的哀挽诗篇，共同记述了先生得之于天、成之于学、修养自身、施及家庭、传播乡党、取信朋友、适宜百姓的德行，内容没有一样不被写下。大概人人都称许他是君子。后来惟升因为考核成绩优异，追赠先父为承德郎，母亲追赠为安人。袁氏性情柔和美善，妇道和母仪都足以成为内室的规范，这些也都详见秋官主事刘君所撰的墓铭。她的德行有明确的事迹为证，文字没有过分夸饰，这就足以流传了。惟升于是把行状、挽章、祭文等合编为此书，并刊刻木版使之长久流传。他终身追慕的孝心没有衰减，垂裕后人的仁德也正在这里，这大概不是常情所能达到的吧？惟升考中己未进士，出任新喻县令，入朝任大理评事，因为上奏疏论救大臣所受的冤枉，触犯权宦而被斥退。后来重新起用，任台郡知府，升广东左参政，所到之处都有政声；不到年老便退休，风节尤其伟岸。这是继承先生的学问并发扬光大的人。如此说来，凡是他的后人，准则本来就在眼前。还应当想办法增添这部录的光彩啊！惟升后来命他的儿子、县学秀才平奉把书拿给我看，因此我为它写在首简。《稼村类稿后序》钦顺曾听月湖杨先生说，宋代末年，丰城有王义山，号稼村，以文学闻名当时；他所著《稼村类稿》，文章辞采十分精妙。从前我曾在他的族孙那里见过抄本，只是流传不广，实在可惜。我听了先生的话后，常常因未能一见而感到遗憾。一天，稼村的七世侄孙冠奉先生之命，带着所谓《稼村类稿》来给我看，我得到它非常高兴，赶快通读一遍，仿佛突然进入武库，刀剑森然罗列，抬眼看去应接不暇。读完整卷后又仔细重读，舍不得放手。大概是因为作者才华高、学问博，笔锋刚健有力；沿着当时文章的道路，遥望古代作者的门墙，既已到达门前，而且渐渐想登上厅堂、进入内室。他所作的廷对策尤其醇厚深刻，其中有治理天下、管理万物的高明谋略，也有扶危济困、挽救危局的极好计策。其他文章往往激越奇诡、纵横恣肆，开合变化不拘常格，却没有不归宿于义理的。他写骈俪文组织结构尤其精工，确实可以说是一时杰作。当时冠正谋划刊刻，先生已经答应为它作序，又请我说一句赞语。我说：“你果真刊刻它，使它广泛流传四方，那么知道并喜爱它的人，一定会比我更加深切。哪里需要我的话来赞美呢？何况我的言辞浅薄，又哪里能增加这篇文章的分量？”冠始终不肯听我推辞，几次离去后又回来，说：“刊刻已经完工，现在正束手等待。私下想来，这些文章本来不需要借助我的赞语；可是它们埋没不显，也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如今忽然在世上显扬流行。虽然玉的光彩、剑的气势按理不会永远埋藏，但有识之士能够发现它们，终究不是偶然。这样说来，不是先生就不能识别这些文章的精妙，不是我冠就不能领会先生的心意、使文章永远流传；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记下来吗？姑且把它写在卷末。”

译《北上稿序》《北上稿》是已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罗公所著。成化庚子年，公以司经洗马的身份，同已故太师李文正公一起奉命考察应天乡试，两人约定以选得人才为务，禁止作诗。事情办完后，才因事作诗。回朝后，拜见皇帝完毕，便汇集所作编成这部稿子，取名为“北上”。全书前后只有四十天，所得篇章共一百三十二篇，可以说很多了。公的第五子罗鐩如今任南京刑部检校，准备刊刻此书，并请我作序。公同先父乡里相同，先父以道义相互推重，交情深厚，是父亲所尊敬的朋友；对于这样制作精美的文章，后辈小子哪里敢用浅薄的言辞贸然把自己的名字附在上面？只是刑检的请求十分恳切，不能固执推辞。于是我想起年轻时曾听先父教诲，说公作文不屑于琢磨字句，主要在于道理明白、意旨胜出；议论宏大开阔而波澜老成，有识者都推重他。公治学一以程朱为宗，务求明白于心，作为发挥事业的根本；虽广泛浏览典籍，却不是徒然追求博杂。公为人宽厚乐善，有宽宏容人的气量；假如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即使同乡先贤杨文贞、王文端二公并美，也完全可以。” 钦顺一直恭谨地记着这些话。等我服完先母人的丧服，恰好公居住在乡里，才有机会一两次进见；我坐在他的春风般教诲中，饮受他的和气，因而畅快酣适，整天都舍不得离去。然而由于回朝期限逼近，领受的教诲不够详尽，我常常把这当作遗憾。分别几年后，公便去世了。如今得到这部书来阅读，读他的长篇短章，大都像从口中冲出、信笔写成，看不出苦心竭力的痕迹；然而铺陈物理、描摹人情，无不曲尽其妙，这不就是所谓道理明白、意旨胜出吗？反复读过三遍以后，对他的学问所涵盖的范围、精神所契合的境界，也可以大略看见了。公在宪宗初年赐进士及第，历任编修、修撰、洗马，调任南京礼部员外郎，升福建提学副使，擢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任祭酒三年，考核政绩后北上，途中因河鱼之疾，便恳切请求退休回乡。他调任郎官，原是因为同乡有个李孜省，凭左道受到宠幸，恨公不与他往来，暗中诋毁伤害公。李孜省败亡后，两京恰好接连缺少祭酒，众人都说没有人能替代公；可是公一向不受当权者喜欢，仍在外任职多年才得到升擢。然而公在升沉之间、出仕和退隐之间，确实只以合乎义理和天命为安，从未稍有怨天尤人的意思；这就是他必定有所自得之处。这是超过常人的地方。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还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公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晚年遭遇火灾，稿本全都散失，只有这部书幸存，计算起来才不过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刑检罗鐩兄弟正尽心搜访，今后搜集完毕，应当一并刊刻。这部书只是作为开端罢了。唉！公的不朽，难道将不依赖于此吗？” 《整庵存稿》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明罗钦顺撰《整庵存九稿》卷，序文十五首 《云津书院集序》《云津书院集》共有两大卷文章，诗歌若干首，开头是宋代嘉定年间进士曾历所作的记，以下依次都是我朝卿大夫和士人的作品，题、跋、诗、赋、铭、赞、箴、词等各种体裁大略齐备。我们泰和有几所书院，云津书院是刘逢原氏所建，相关情况在记文中可以考见。如今它的厅堂建筑已经不复存在，而刘氏的后人又振兴起来，如合浦令刘叔正、宾州守刘中和，都能在当时自我振作，得到士大夫君子的知遇。因此，一处空有名称的遗迹经过数百年，又重新得到托付而得以流传无穷，大概也不是偶然的。中和已经编纂并刊刻此集，曾经来求我作序；等到他因病将要去世时，还回头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充、魁，让他们来请求。我更加悲痛中和的志愿，而且旧日答应过他，怎么忍心违背呢？自宋室南迁以后，朱熹、张栻等几位大儒共同讲明理学，作为天下的倡导；近承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说，上接尧舜精一执中的传统。四方听到风声而兴起求学的人确实很多，书院的兴建也因此日益兴盛。然而依靠他人建立门户容易，依靠自己登堂入室却困难；这并不是道难以明白，而是善于学习的人难以得到。有的人被利禄分散志向，有的人被言语文字胶着见识，有的人被虚无寂灭的学说扰乱真道；他们争逐枝叶而遗忘根本，崇尚空谈而忽略实际，都未必真正有所自得，对于圣人经世济民的大作用，又怎么能轻易议论呢？” 既然如此，我们儒家的学问，难道可以不加以讲习吗？难道可以不求精通吗？书院可以有兴有废，但这种学问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诸位君子一听到云津书院的来历，都跟着称述它，名与实的辨析也应当清楚了。希望有善于学习的人卓然从其中出现，成为此道、此世的幸运，这难道不是人们的期望吗？这样看来，这部集子难道只是为了让刘氏家族夸耀吗？魁字焕吾，早年考取乡荐，正等待时机施展才用；他的学问品行没有辱没先人，宾州任职时又曾同阳明王先生交游，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我曾忧虑这种学问无人讲习，因此为此集作序，便同大家说上几句话。书院并不是一家私有之物，所以我写这些话，也是想把它公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