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滹南集》目录　别集类四【金】卷一 《五经辨惑》【上】卷二 《五经辨惑》【下】卷三 《论语辨惑》序　总论 卷四 《论语辨惑》【一】卷五 《论语辨惑》【二】卷六 《论语辨惑》【三】卷七 《论语辨惑》【四】卷八 《孟子辨惑》卷九 《史记辨惑》【一】卷十 《史记辨惑》【二】卷十一 《史记辨惑》【三】卷十二 《史记辨惑》【四】卷十三 《史记辨惑》【五】卷十四 《史记辨惑》【六】卷十五 《史记辨惑》【七】卷十六 《史记辨惑》【八】卷十七 《史记辨惑》【九】卷十八 《史记辨惑》【十】卷十九 《史记辨惑》【十一】卷二十 《诸史辨惑》【上】卷二十一 《诸史辨惑》【下】卷二十二 《新唐书辨》【上】卷二十三 《新唐书辨》【中】卷二十四 《新唐书辨》【下】卷二十五 《君事实辨》【上】卷二十六 《君事实辨》【下】卷二十七 《臣事实辨》【上】卷二十八 《臣事实辨》【中】卷二十九 《臣事实辨》【下】卷三十 《议论辨惑》卷三十一 《著述辨惑》卷三十二 《杂辨》卷三十三 《谬误杂辨》卷三十四 《文辨》【一】卷三十五 《文辨》【二】卷三十六 《文辨》【三】卷三十七 《文辨》【四】卷三十八 《诗话》【上】卷三十九 《诗话》【中】卷四十 《诗话》【下】卷四十一 《杂文》【附诗】《揖翠轩赋》【并序】《瑞竹赋》【并序】《宁晋县令吴君遗爱碑》《真定县令国公德政碑》《王氏先茔之碑》《李仲和墓碣铭》《故朝列大夫刘公墓碣铭》卷四十二 《千户贾侯父墓铭》《大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清虚大师侯公墓碣》《赠昭毅大将军高公墓碣》卷四十三 《进士彭子升墓志》《保义副尉赵公墓志》《焚驴志》《哀雁辞》《高思诚咏白堂记》《门山县吏隐堂记》《恒山堂记》卷四十四 《鄜州龙兴寺明极轩记》《茅先生道院记》《赵州齐参谋新修悟真庵记》《答张仲杰书》《道学发源序》《扬子法言防防序》《送王士衡赴举序》《送吕鹏举赴试序》《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卷四十五 《祖唐臣愚庵序》《复之纯交说》《移刺仲泽虚舟堂铭》《四醉图赞》《林下四友赞》王士衡真容赞 《防宝墨堂记》防王进之所书《孝经》墨本 上诗给周监察夫人祝寿 贫士叹 白发叹 题陶渊明《归去来图》题赵内翰《城南访道图》答郑州辨禅师嘲戏之作，代高防御作 再次来到故园抒写怀抱 评东坡、山谷的四首绝句 题《宫人围棋图》卷四十六【续编诗】抒发愤懑 赠王士衡 感叹秋日 生日自我祝愿 失去孩子 追忆之纯三首 再次寄诗二首 病中二首 感怀 自我解嘲 离别家人 自号慵夫 西城赏莲，呈给晦之 臣等谨案：《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续编一卷，为金代王若虚所撰。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是藁城人。金承安二年以经义进士及第，历任左司谏，转任延州刺史，入朝任翰林直学士。金朝灭亡后，他服丧归乡，自称滹南遗老。过了十年，与刘祁向东游历，死于泰山。事迹详见《金史·文艺传》。史书称若虚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都只说有若干卷，没有详记卷数。《千顷堂书目》记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鹗的序相合。《慵夫集》虽然著录于书目中，但卷数也无法考知。大德三年，王复翁作序说，把《中州集》所载的诗二十

译首附在卷末，由此可知《慵夫集》在元代已经散佚，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此本共收《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以及杂文和诗五卷，合计正好四十五卷。然而第三卷只有《论语辨惑》序一篇和总论一篇，仅三页有余，与其他各卷的篇幅相差悬殊，疑心传抄时遗失了这一卷，后人便割取第四卷开头三页，改掉标题来凑足原来的卷数。至于续编一卷，则又是后人增附的。苏天爵撰写安熙行状时说：“国初有人把朱子《四书集注》传到北方，滹南王公一向以辨析广博自负，写文章非难它。”如今考察《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其实是杂引先儒意见的异同，用自己的见解作判断；其中有怀疑朱子的地方，但遵从朱子的地方也不少，实在不是专门为了驳斥朱子而作。苏天爵所说，不知依据何在。又看他称陈天祥尊奉王若虚的学说，撰写《四书辨疑》，因安熙斥责此书，便把稿子烧掉。如今陈天祥的书完整保存着，并没有焚稿之事，那么苏天爵这样说，只是想抬高自己的老师，彰显朱子的功绩罢了，都不是实录。《五经辨惑》颇多诘难郑玄之学，对于《周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也时常提出疑问；但他所攻击的都是汉儒牵强附会的说法，也很能建立宏大的义理。看他自称“不深究《易经》，对于《易经》便一字不置”，所论实际上只涉及四经，可见他也不是勉强议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都是考证史书文字，抨击司马迁、宋祁，似乎不免过分，而且有时罗列细小故实，失于烦琐。然而，他所摘出的司马迁自相矛盾之处，以及宋祁过分雕琢之弊，确实击中了他们弊病的十之七八。《君事实辨》《臣事实辨》都是对史评、史事议论和辨惑著述的评论，辨析其中先儒的是非，其中有许多持平之论，很足以打破宋人的拘泥。《杂辨》二卷，对于训诂也多有订正。《文辨》推尊苏轼，但对韩愈也偶有指摘。《诗话》推尊杜甫，但对黄庭坚多有非议。大概王若虚的诗文不崇尚刻削锤炼的文风，所以他的评论才如此。总的看这部全集，偏颇驳杂之处自然不能避免；但在金元之间，学问有根基的人，实在没有谁能超过王若虚。吴澄称赞他博学而有卓越见识，见解所及，不随便附和众人，也可以说并非虚假的美誉。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引 黄鸟栖息在丘陵上，水流丸停留在瓯防，众说最终止于公认的是非。言论产生于人的内心，内心既然不同，言论也各不相同。同一件事在彼处是一种是非，在此处又是一种是非。左右都佩着剑，又有谁能裁定对错呢？一定要有大人物出现，独立面对当世，发表言辞、确立论说，扫除流俗所追随的意见，取用古今天下共同认可的道理，同众人一道使他们无话可说、内心服膺，然后喋喋不休的议论才会止息。自从秦朝焚书以来，汉武帝表彰六经，不能说对圣人没有功劳；然而那些曲解经义的儒生，往往反而被它所淹没。渐渐到了唐宋，人人各自立说，虽然其中阐明幽隐奥义的很多，但混杂错乱、误导后生的地方也不少。六经尚且如此，更何况诸子百家呢？子长的史书是实录，刘知几尚且防备其烦琐；孟坚的文章气势宏大，刘贡父还要刊正其错误；子京才华俊秀，刘器之仍批评其简略。史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杂著呢？既然如此，如果有人评定各种说法的是非，详细说明它们的得失，使困惑的人得到解释，使郁结的人得到伸张，使学者有所适从，那么他的恩泽施于天下，不是已经很深厚了吗？一百多年来，博学的大儒前后接踵而来，考察他们的著作，气势宏伟、文采显著，今文古文无不具备，唯独议论之学，几乎成为空缺。难道是时代和事物的文理共同造成了兴衰吗？那种磊落的才华、宏远的器识、深刻的见解和杰出的眼光，能够成为世人表率的人，并不常有吗？还是也有这样的人，只是遭逢世事多故，不幸没有机会振发自己的才能呢？滹南先生学问广博而能抓住要领，才华宏大而高雅，见识明达而深远，正是所谓即使没有文王，也会自行兴起的人。他认为传注是六经的蛀虫，于是作《六经辨》；认为《论语》《孟子》表达了圣贤的心志，于是作《论孟辨》；史书用来使后世相信，文章用来整饬政务，诗用来表达性情，这些都不可忽略，于是分别加以辨析；又辨析历代君臣的事迹，逐条区分，善恶显然，就像用粉墨描画一样。若不是独立面对当世、取古今天下共同认可的道理，同众人一道做到这一点，谁能如此呢？唉！道理不能彰明，已经很久了，凡是因为被众多说法遮蔽的缘故。因此，卑下的说法被陷入困境而高明的说法得以流行，怪诞笨拙的说法被认为昏昧而机巧的说法却受到追随；想流传的如此，接受它的人也如此。任凭尖细纤巧的逞能和浮夸虚诞的自吹，我将看见天下人都走向毁坏而已。像先生这样的学问，如果处在王公的尊贵地位，依靠它来规范世人、安定风俗，或许道理就能在今天重新彰明了吧？先生如今已经去世了。百年、千年之后，如果能有一个人，承受先生遗留下来的学问，推广先生的心志，使这种文化不至于衰落，那么即使经过百年、千年，我也知道那仍如同就在今天。栾城李冶引荐我，使我凭借剽窃来的学问由平民进入翰林。当代的显达公卿，如赵闲闲、杨礼部、滹南先生，都是士林的表率，常人没有机会见到他们；而我一旦能够侍奉在他们几案之旁，浑源雷晞、颜良乡王武、升河中李钦升，也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我能在十年间同他们交游，所以我曾经说，侥幸取得科第还不足以称为幸运，而能够忝列英才之末，这才是我的幸运。身在玉堂、东观，侧耳聆听高论，早晚受到的益处实在很多。然而，最深地爱护我、最切实地教诲我、相处越久越亲近的人，只有滹南先生一人。先生天性聪敏，年轻时努力求学，凭明经考中乙科，从应奉文字做到直学士，主持文坛几近三十年。出入经传之间，手中从未放下书卷。写文章不事雕琢，只求合乎义理，尤其不喜欢四六文。他主持名节，辨别是非，对古人也不宽贷。壬寅年春天，先生从范阳归来，路过顺天，为我停留数日，亲手写成四册书给我看，说：“我一生很喜欢议论，从前所作的杂著，常常被人偷偷拿走，如今记得的只有这些，你替我取舍整理吧。” 我拜了两拜，感谢先生却说自己才力不够。第二年春天，先生去世了。四年后，他的儿子王恕在燕京见到我，我把他的书全部交给了他。又过了两年，藁城县令董彦明把自己收藏的著作增补进去，整理成四十五卷。他与县丞赵寿卿倡议募工，准备雕刻书版来使这部书长久流传，嘱托我作序。我认为先生学问的根本，是用天理来验证人情，不发表孤僻奇异的议论；例如三老、三宥、五诛、七出等说法，前贤不敢非议，先生却毫不犹疑地作出判断。学者应当在孔子、孟子以后去寻求先生的学问，否则几乎就算不了解先生。先生名若虚，自号慵夫。岁次屠维作噩闰月初吉日，后进东明王鹗整理衣襟恭敬书写。古代的君子，学问已经很广博了，仍认为有些事情没有辨明；只要没有辨明，就不停止。正因为这样，广博却不杂乱，才是善于学习。经书、史书以及群书中的论议、记载、注释，都完整存在；世上又有博学高雅的士人专心研究，对它们详细说明，考核查究，寻求正确答案。这大概正是前面诸位老先生所盼望后世人才的深厚心意吧。我读《滹南遗老集》而有所领会，正是因为先生尊崇经书，却不完全相信传记和诸子百家；见识达到之处，能够摆脱旧有窠臼而不盲从，以此辨别是非。用这样的态度谈论经书和史书，那么诗文以下的内容也可以推知了。若不是学问广博而又希望把道理辨明，谁能做到这样呢？唉！中原是文献之邦，距离诸位老先生之后已经一百多年，不知隔着多少天地，实在令人感慨。滹南先生生在其间，一定是受到前代遗风余泽的润泽而未曾泯灭，所以他的学问和论说才有这样的源流。我正准备抄录其中符合自己见解的部分，随着所读的书附记异同，彼此切磋研究。可是正赶上风雪天气，手指冻得几乎要掉下来，握笔又停下了。里兴贤书院将要刻版印行这部书，我很高兴，便在卷帙开头写下这篇记。阏逢涒滩年冬至日前，荆防冷官彭应龙翼夫作序。《滹南辨惑》这部书，起初江左一带还没有人听说过。至元二十年，古沧王时举来此地任丞，从行李箱中拿出来，我才第一次见到它。兴贤书院抄录并刊行，直到现在已有十年；书版被王复翁得到。因为文字错讹很多，恐怕误导读者，便想找到原本来校对。但王公离开此地，升任行防监察御史，不久又主管广东文政，官职总不固定，虽然想求取原本，却没有办法。后来幸而他任满返回，路过庐陵，本州士大夫因他旧日任职时留下的恩泽，等候迎接他到来，请他校正并删补脱漏、错讹的文字四百多处。王公于是得到机会改定，交付书局刊刻替换。王公又把元好问《中州集》所载《滹南》的古体诗、律诗共二十篇，命人续收在卷末。希望君子幸而加以详察。大德三年二月，中和节，双桂书院，王复翁谨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一，金代王若虚撰。《五经辨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经》这句话是用来赞美仲山甫的。毛亨说：“既能明白地认识善恶，又能清楚地辨别是非；凭借这种明哲，选择安全、避开危险，从而保全自身，不遭受祸败。”这个解释很明白。人大多之所以陷入祸败，乃至丧失生命，是因为愚昧昏暗、任意妄行，不懂得义理罢了。然而世上的学者都把这句话理解为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意思；凡是因为刚正直谏而不容于时的人，往往拿这个说法来责备他们。唉！仲山甫以忠臣身份遇到贤明的君主，这一篇诗所赞颂的，无非是建立功业、办理政事，以此报效国家。况且这句话下面紧接着说“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君王”，哪里有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意思呢？我曾经深入推究过这件事。《中庸》说：“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足以使国家兴盛；国家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使自己容身。”《中庸》引用这句诗作为证明，学者因此把它的意思弄错了。却不知道《中庸》之所以引用它，是用来总结上文，而不是专门举出这一句来解释它本身的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尚书·无逸》说，祖甲懂得小人的依附之心，因此享有国家长久。孔安国认为祖甲就是太甲，郑玄认为是帝甲，而毛亨遵从孔安国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国语》讲殷代之事说：“帝甲使国家混乱，经过七代而灭亡。”《史记》说：“帝甲荒淫昏乱，殷道因此又衰落了。”并且还说：“太甲被称为祖，是因为殷家也把他的功劳当作祖先来尊奉，所以这样称呼。”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妥。考察《史记》，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和太甲明明是两个人。周公所引述的，从中宗、高宗一直说到祖甲，接着又说：“从这以后，君王即位，生来便安逸享乐。”这样的次序不应当是太甲。然而《国语》《史记》都说祖甲荒淫昏乱而导致衰亡，周公为什么要引用他呢？事情并不是这样：《尚书》是圣人的经典，史传则出于杂说。周公距离殷代很近，对当时的事知道得详细；左丘明、司马迁距离久远，他们听来的传闻容许有错误。与其改换姓名来迁就史事，宁可舍弃史传而遵从经典。左丘明在《春秋左氏传》中建立弑君的条例说：“凡是弑君，如果称君，表示君主无道；如果称臣，表示臣下有罪。”杜预注说：“称君，是只写君主的名字而称其国为弑，表示天下人共同与他断绝关系；称臣，是写出弑君者的姓名，用来告诉后世，他终究是不义之人。”这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回答说：不是。臣下弑君，难道还会有这种条例吗？说称臣是臣下的罪，那么称君的事难道不是臣下的罪吗？说称臣是不义，那么称君的臣下果真就是合乎义的吗？君主不是最圣明的人，谁能没有过失？假如这个说法真的实行，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指责君主无道而杀死他？这会助长奸雄的野心，开辟篡夺叛逆的道路；禁止一方面却开放另一方面，圣人立教不会这样。议论天下的事情，也只是权衡轻重罢了。人的罪行没有哪一种比弑君更大；放过这一项却惩罚另一项，这是轻重失当，所得的抵偿不了失去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春秋》可贵的地方，正在于正定名分、区别嫌疑，是为乱臣贼子而设的。如今却妄自制造义例，给乱臣贼子提供借口，不是违背本意吗？许悼公死时，经典说“世子止杀了他”，而三传都认为只是“进药却没有先尝药”。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春秋》对于近似而容易混淆的事情，防范得多么严格啊！至于亲自挥刀杀君的贼臣，凭一己私欲竟敢犯下天地不容、禽兽也不忍的重大逆行，却有时能够侥幸逃脱，并且使其姓名被隐没。《春秋》是写人情的书，像这类事情，能说合乎人情吗？考察传文可知，称国的未必都是无道之君，称臣的难道全都是有道之臣吗？其中参差不齐、彼此矛盾的地方很多。姑且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晋灵公不行君道，滥施刑罚而加重赋税，拒绝劝谏而残害贤人，这是传中记载的。这样还不算无道吗？可是经文却写赵盾的名字，这是为什么？楚灵王贪得无厌，百姓愤怒而反叛，跟随叛乱如同回家；这还不算众人共同与他断绝关系吗？可是经文却写公子比的名字，又是为什么？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陈恒三次，并且说：“百姓不赞成他的有一半。”陈氏长久以来致力于施惠来收买民心，然而不赞成他的仍有一半，可见齐简公的恶行并未被众人共同唾弃；既然如此，经文却称国而说杀，又是为什么？经文说“薛国弑杀它的君主比”，而《左传》没有传文。既然称国弑君，薛侯的罪过怎么能省略而不记载？假使确实没有可记的事情，那么孔子的这个条例又为什么要出现呢？宋昭公死去，传文说他无道。然而荀林父讨伐宋国而拥立宋文公时，却说：“因为失去所依，所以只称其人为人。”晋侯平定宋国而不讨伐弑君的凶手时，又说：“因为没有功劳，所以不加记叙。”杜预注说：“昭公虽然因无道而被弑杀，文公仍应当因弑君而受到讨伐。君主即使不合君道，臣下也不可不守臣道。这是为了申明大义，但其中似乎又有不能安心之处，所以反复为自己解说。”莒国弑杀纪公，左丘明说，纪公先后生了太子仆和季佗，偏爱季佗而废黜仆，并且在国内多次行事无礼，所以仆借助国人弑杀了他。公羊、谷梁在这件事上的意思与左氏所立的条例相同，但都没有写出这些事实。啖助说：“弑君的条例是为了惩罚暴君，把它施用于君臣关系尚且恐怕有害于教化，只是担心暴君无所顾忌，不得已才确立这个义例。哪里有父亲不行正道，儿子就可以犯上作乱的道理？圣人的训诫经典，理应不是这样。”于是他删去左氏的说法，却最终也没有认为弑君条例本身错误。经典记载被弑杀的君主，全都写出他的名字，原本没有“不称君”的区别。大概是因为不能只称字，也不能只称谥号；如果写出这个人却不系上姓名，那么所称的究竟是谁呢？左氏只是看到有时不写臣下的姓名，便把写出姓名的说成“称臣”，不写姓名的说成“称君”，也是妄加猜测罢了。

译杜预为了使事情符合他的条例，凡是遇到不能符合的地方，便迁就事实来作解释。至于薛侯没有传文，也只是笼统地说他无道罢了。近代胡安国既不废除这个条例，又随着具体事情任意推测，最终没有确定的说法，这些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有人问：按照你的说法，暴君无道，最终难道不应惩罚吗？回答说：那是圣人不得已采取的变通办法，并不是用来作为常规教训的。必须把商汤、周武王的德行同桀、纣的罪恶相对照，然后才可以这样做。《易经》所以有革命的文字，孟子所以有天吏的论说，正是这个道理。《春秋》中的君主，罪过还没有达到桀、纣那样，却被臣下杀害的，都是乱臣贼子。圣人难道肯把这种事作为教训吗？经典说汤、武只是放逐桀、讨伐纣，孟子则说只听说诛杀一个独夫，而没有听说弑君。假如《春秋》果真有这种意思，它的文字自然应当有所区别。既然同样都称为君，又加上“弑”字，怎么能因为有时不写臣下姓名，便产生这种义例呢？那么，为什么有时不称臣呢？回答说：我不敢肯定。或许是文字脱漏或讹误；否则，也许确实是众人共同弑杀，不能归罪于一个人。总之，既然说是弑君，罪责就有归属：一个人弑杀，罪在一个人；众人共同弑杀，罪在众人，不能在其中分出轻重。王通说：“三传出现以后，《春秋》的本义便散失了。”欧阳修也讥刺学者不遵从圣人而遵从三传。君子的学问，不过是寻求义理的妥当罢了。圣人绝不会有的意思，传文却说有；传文是为经典作的，经典却不是为传文作的。如果相信传文而诬蔑经典，那就是浅陋的儒生了。左氏称颍考叔纯孝，爱护他的母亲，并且把这种孝心施及庄公，认为符合《诗经》中“锡类”的意义。我认为，他留下肉给母亲，不过是借此引发庄公的询问，作为进言的机会罢了。为什么突然就称他为纯孝呢？难道颍考叔平日的行为另有可以看出的孝行吗？还是因为看到他替别人谋划如此，就足以知道他孝敬自己的亲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赞誉得太过分了。晋国栾盈被诛杀时，羊舌虎也牵连其中。羊舌虎是叔向的弟弟。左氏说：起初，叔向的母亲嫉妒，叔虎的母亲美丽；叔向和叔虎都劝自己的母亲。她们的母亲说：“深山大泽，本来就会生出龙蛇。那个女人很美，我担心她生出像龙蛇一样的儿子来祸害你。你们这个家族已经衰败，国内又有许多受宠的大臣，如果不仁之人从中间作梗，不也很难应付吗？我还有什么可爱的呢？”于是派人去看望寝室中的妇人，果然生下叔虎，长得漂亮而且有勇力。栾怀子宠爱他，所以羊舌一族遭受了灾难。我私下认为，这位母亲的话没有道理。深山大泽本来就生龙蛇；美丽的妇人一定生下坏儿子，难道是必然的道理吗？大概只是偶然说中了。如果她的话确实正确，而她的见识也确实能想到这些，那么可以称她贤明，就不能称她嫉妒；如果确实出于嫉妒，那么话虽然后来应验，也不是她真实的动机，不值得称道。左氏既然说她嫉妒，却又好像在显扬她的贤明，这是什么道理呢？师旷回答晋侯说：“君主，是神灵的主持者，也是百姓的希望。如果困苦百姓的主人，使神灵匮乏、祭祀废缺，百姓断绝希望，国家社稷没有主人，那还要它做什么？”陆德明《释文》说：“有的版本作‘之祀’，是错误的。”我私下详细考察上下文，恐怕未必是错误；但“困民之主”这句话又很可疑。上文说“神之主，民之望”，下文说“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字面都彼此照应，不应当在这里仍把“主”字归属于“民”。况且“主”怎么能说“困”呢？或许那个字是“生”吗？汲冢书说：“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太甲暗中出来杀了伊尹，又重新即位。”伊尹的儿子有伊陟、伊奋。杜预特意把这段话附在《左传》末尾，并替它作解释说：“《左氏》称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太甲最终没有怨恨。如果这样，那么太甲即使被放逐后回来杀了伊尹，仍然会任用他的儿子为相吗？”这同《尚书》的记载相违背。不知道老先生伏生，或许已经昏聩健忘；这部古书也可能只是当时的杂记，不足以拿来审定史实。因为它大略对《左氏》有些帮助，所以记录下来。唉！伊尹是圣人，他的大义贯通天地；《诗》《书》记载他，孔子、孟子评论他，明亮如日月星辰，有些事实是不能诬蔑的。世上的小人往往用私意来揣量他，妄加毁谤，而这种说法尤其严重。不过，它又怎么能改变古今公认的正论呢？杜元凯姑且想阐明《左氏》，于是采用了这段话，反而怀疑圣人的经典，也太浅陋了。考察《左传》的文字，起初根本没有太甲杀伊尹、任用他儿子的意思；杜元凯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传文是祁奚救叔向时所说的话，而叔向被囚又是被叔虎连累；并且上文说“鲧被诛而禹兴起”，下文说“管叔、蔡叔被杀，周公辅佐成王”，所以才附会出这种说法，以求符合亲属之间不相连坐的义理。难道没有想到，祁奚所取的只是叔向不因嫌隙而废弃公道罢了，哪里需要拿亲属关系来作类比呢？这样看来，杜元凯在这里不只是诬蔑经典，对于《左氏》也正是所谓想要增加光彩，反而造成损害。《左氏春秋传》只称“左氏”而不写他的姓名，世人都认为是左丘明，起初从来没有人怀疑。刘歆说他的好恶同圣人相同，杜预也说他亲自从仲尼那里接受过经学。只有唐代啖助说另有一个左氏，他说：“左氏解释经义多有错误，他的书出自孔子门人。而且《论语》所引用的，多是前代人物，如老彭、伯夷之类，不是说当时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孔子也以此为耻。左丘明大概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后世于是把左氏说成左丘明，其实不是。”张载、程颐虽然不能确定左氏究竟是谁，却也不主张是左丘明，认为无法考定。大概他们不认为啖助的说法过分，但宋祁讥笑他穿凿，刘器之又笑他怪诞。那么究竟谁对呢？回答说：啖助的议论没有害处，但也不免畏惧左丘明的名声。议论事情只看是非如何，怎么能因为说话的人是谁而改变判断？圣贤的话有一分是非，樵夫的话也有一分是非，何不只议论《左传》本身的是非呢？作者姓名不必深究。从今天看，左氏说法中乖谬违背的地方很多；即使确实出自左丘明，难道就可以认为正确吗？刘歆等人被《论语》称许左丘明的话所迷惑，于是说他的好恶同圣人相同；既然认为他与孔子同时，又说他亲自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典，这些都是妄加推测的话。

译《论语》称许左丘明，不过是说他以两件事为耻罢了，怎么知道其余事情也全都如此呢？所谓亲自接受孔子传授，又有什么根据？孔子对于一个人，取其某一方面来称许的，不知有多少人，难道都可以认为是圣人的门徒吗？况且左丘明亲眼见过孔子，他所得到的，怎么能比得上孔子的弟子门人？那些弟子门人每天承受教诲，尚且往往只能得到孔子所说的话，却未必能明白他说话的缘由。左丘明是什么人呢？即使让他亲自接受孔子的经学，难道能够完全领会圣人的深意吗？这样看来，刘歆的见识本来就同儿童没有差别。啖助辨析其中的错误就够了，却一定说另有左氏，是因为他也认为左丘明的贤能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他仍然不免畏惧左丘明的名声。《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没有结冰。夏季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上面写春正月，下面写秋八月，中间却只说夏五，缺少月份“月”字，这是显然可知的。可是《公羊传》说：“夏五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听说有这件事罢了。”唉！何休解释经书，往往凭个人意见穿凿附会，制造各种诡异说法，竟然毫无顾忌；却偏偏在这里故意表示疑惑，以显示自己慎重，难道不可笑吗？《谷梁传》说：“夏五，是传闻而有疑问。”这也不对。孔子本来曾经把文字缺漏的情况告诉别人，哪里会特意写一部作为大典的书，却把这种地方草率保存而不加辨明？何况这里又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只是后人抄写时脱漏了罢了。《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死去。《公羊传》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死去。主管官吏回来报告说：‘火已经烧到了，请出来。’伯姬说：‘不可以。我听说，妇人夜间出门，如果没有看见傅母，不能下堂。傅已经来了，母还没有来。’等到火烧到她，便死了。”《谷梁传》《左传》的说法大略相同。公羊、谷梁都认为孔子赞许她。我认为伯姬懂得礼，却又不懂得礼；看似贤明，实际接近愚蠢。她的志向值得悲悯，但她的做法不能作为法则。授受不亲，是男女之间正当的礼法；但嫂子溺水，做弟弟的也必定要伸手援救。事情有不幸之处，不能两全时，也应权衡轻重来处理。妇人没有傅母，夜晚不下堂，是用来区别嫌疑、防止淫邪的；平常无事时这样做可以。火灾已经逼近，出来躲避，根本不是失节的污点。即使旁边没有任何人，也不应禁止，何况身边有主管官吏，他们的在场已经足以证明清白。难道竟不能权衡轻重，非要死守这条琐细的文字不可吗？所以我为伯姬的愚蠢悲哀，也鄙视公羊、谷梁的浅陋。左氏讥笑伯姬只是有女子的身份而没有妇人的见识，认为女子只等待别人，妇人则应当以义理办事。我认为遇到这种事情，即使是女子也可以按照适宜的办法处理，难道只有妇人才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唉！孔子的中庸之教，明亮如白日，平坦如大道，可是世人常常把违背常情、难以实行的做法当作奇特的节操，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曲礼》说：天子有后、夫人、世妇、嫔、妻、妾；公侯有夫人、世妇、妻、妾。又说：天子的妃称为后，诸侯称夫人，大夫称孺人，士称妇人，庶人称妻。夫妻，是相对丈夫而言，对嫡配的总称；妇人，是相对于男子、女子而言的总称，原本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如今却把妻列在后、夫人等称号之下，另立一个称呼，专门指士的配偶。那么，天子的后、诸侯的夫人一类难道不称为妻吗？不是士的配偶，难道就不称妇人吗？郑玄注《内则》说：“妻的意义是齐，按照礼法相见问候，能够同丈夫平等相配。”孔颖达引用这句话，认为那是说夫妇结合而地位平等；这里说“齐”，却解释成进御君王时暂时有相同之义，像这样穿凿附会，真可笑。《檀弓》说：“子上的母亲死了，却没有举行丧礼。门人问子思：‘您的先君子，曾经出妻吗？’子思说：‘是的。’那么您为什么不让白举行丧礼，却又为她举行呢？子思说：‘我的先君子没有违背道义。道理崇高时便按崇高的原则实行，道理低下时便按低下的原则实行。我怎么能只做我子思自己呢？妻，是白的母亲；不把她当作我的妻，就是不把她当作白的母亲。’孔氏不为被出之妻举行丧礼，是从子思开始的。世人说孔氏三代都曾出妻，这里所说的“先君子”只是伯鱼，而孔颖达却牵强附会地认为是孔子，这种说法不足采信。有人问，子思这样处理对不对？回答说：不对。夫妻之间的情义即使断绝，母子之间的恩情也不能废弃，这是圣人忠厚的教导。或许子思对他的妻子愤怒到了极点，所以说出这样激烈的话而不加考虑；不然，道义的得失，责任究竟在谁？难道可以自己接受这种污名，从而改变世代遵守的礼法吗？这不能作为法则。《檀弓》说：“子路的姐姐已经去世，按礼可以除去丧服了，但他没有除服。”孔子问他，子路说：“我的兄弟很少，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行走在道路上的人也都不忍心。”我常常觉得这段文字不顺。《孔子家语》则说：“行走在道路上的人都不忍心；先王制定礼制，超过礼制的人便俯身按礼制行事，不及礼制的人便踮脚努力达到礼制。”这样文字就通顺了。《檀弓》又说：“南宫敬叔回来，一定要带着宝物上朝。”孔子说：“如果他这样看重财货，那么还不如赶快贫穷为好。”我常常以为这件事记载不详细。《孔子家语》则说：“敬叔因为富有而获罪于鲁定公，逃奔卫国；卫侯请求让他回来，他带着宝物上朝。”孔子听说后说：“如果他这样看重财货，还不如赶快贫穷为好；富有而不懂礼，是祸殃。”敬叔因为富有已经获罪，却又不改，我担心他还会有后患；这样事情就详细了。经书和传记之间，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很多，所以见闻贵在广博。《滹南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金代王若虚撰。《五经辨惑》孔子说：“活着希望迅速贫穷，死后希望迅速腐朽。”曾子相信这话，有子表示怀疑，子游加以证明，彼此辨析说明，这个道理才确定下来。有子的贤能似乎超过曾子，但他们都以孔子的话为准，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见解。假如让孟子来处理这件事，应当不会这样。因为君子的道理，不过是合乎人情罢了。“活着就竟然希望迅速贫穷，死了就竟然希望迅速腐朽”，这不合乎人情。不合乎人情，就不是君子的道理。《檀弓》说：“穆伯去世，敬姜白天哭；文伯去世，白天黑夜都哭。”孔子说：“她懂得礼了。”郑玄说：“丧礼规定，丈夫死了，不能在夜间哭，以免被嫌疑为思念男女之情。”《坊记》也有“寡妇不在夜间哭”的文字，注释又说：“以免被怀疑仍有男女之情。”我认为，人悲痛到了极点，根本没有余暇顾及嫌疑；先王制定礼制，也一定不会委曲到这种程度，这只是汉儒凭个人意见说出的罢了。又说：“文伯去世，敬姜扶着他的灵柩哭不出来，说：‘从前我有这个儿子时，我以为他将成为贤人。如今到了他死的时候，朋友和群臣没有一个流泪，家中的妇人却都放声大哭。这个儿子一定在礼法上有很多欠缺。’”我认为，所谓“朋友和群臣没有流泪”，或许说明文伯没有可取之处；至于妻妾放声哭泣，这是人情的常态，是理所当然的，难道可以凭此判断他的贤能与否吗？母子是天然的亲属，一旦有所怨恨，便因此忘掉哀痛，也太过残忍而缺少慈爱了。这又有什么值得称贤而记录的呢？况且前面既说“文伯去世，敬姜白天黑夜都哭”，这里又说她扶着灵柩不哭，难道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郑玄解释三老五更的意义说：“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年老而阅历丰富、已经退休的人。称作三、五，是取象于三辰、五星，因为上天借它们照明天下。”这种说法很浅陋。把“更”解释为阅历丰富，已经不妥；至于三、五的称呼，又不知道凭什么就能说是取象于星辰。古人命名，肯定不会这样。等到他注释《乐记》时，又说：“三老五更，用玄妙的话说，都是年长而更能明知三德五事的人。”孔颖达看出其中矛盾，便替他解释说：“这些意义彼此包含。对于同一部经、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怎么可以自己树立两种解释呢？”宋均注《孝经援神契》说：“三老是懂得天地之事的人，五更是懂得五行更替的人。”刘原父说：“天地之事，应当作天地人事；这里又是以三才、五行来解释。”各种主观臆说喋喋不休，谁知道真正正确的是什么？蔡邕认为“更”应当作“叟”，是长老的称呼，因为字形同“更”相似，抄写的人于是误写成“更”。“嫂”字的女旁边也是“叟”，如今也写作“更”，由此可知应当是“叟”。又把“三”解释为三个人，把“五”解释为五个人，这最接近人情。因此裴松之称它有四种说法，而孔颖达因为不是郑玄的意思便不采用；为什么偏偏只相信郑玄一家的说法呢？《汉官仪》说：“三老、五更都要选取有正妻、儿女齐全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实在可笑，尤其可笑。”难道这些都不值得辨析吗？大概这些经文防碍迂曲荒诞，本来就不是先王的礼。天子尊敬贤者，最高不过是以他们为师罢了；优厚其礼遇，厚赐其俸禄，有事谋议便亲自去请教，而不敢召来。唐、虞、三代不过如此而已，何至于亲自侍奉饮食，袒露上身割牲，手执酱料进献，手执酒爵助饮，戴着冕、拿着盾牌起舞呢？稷、契、皋陶、伊尹、傅说、太公、周公、召公这些人，没有听说有谁承当过这样的礼遇。我又是什么人，竟可以承当这种礼遇吗？即使是街谈巷议，也不至于荒谬到这种地步。有人又说，这是把他们当作父兄来奉养，用来向天下显示孝悌。唉！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者，对孝悌的人表彰，不这样做的人惩罚，这就可以教化天下了。老人即使贤能，终究也是臣子，却把他们当作父兄来侍奉，难道不是悖谬吗？大概汉代儒生编集礼制，杂取各种异说，因而扰乱圣人的经典。后世君主喜好虚名而轻信，有时便勉强实行一次。然而史书中见到的，才不过三五个人，难道不是因为居下位的人惭愧不安，而居上位的人矫饰违拗、不能长久实行吗？胡致堂只奇怪实行这种礼的人少，哀叹古道难以恢复，却不知道这类事情本来就不是可以实行的。三樵林东独自鄙弃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汉代儒生编造出来而不应采用的，正与我的想法暗合。然而千年以来，能够知道它错误的，只有见到的这一个人；这样卓异而不受迷惑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有人问：“《礼记》所说三次宽宥之后才施刑，怎么样？”我说：“先王的法度，也只是求得符合实际罢了。哀怜罪犯、审慎用刑，这些是有的。至于罪当无疑，却一定要有三次宽宥，把它说成主管官吏应当执法，而君主可贵在施恩，这是后世的虚文，不是先王的正道。成王命令君陈说：‘我说要治你的罪，只是不要治罪；我说要宽宥你，只是不要宽宥。’只有合乎中正，这才是得到正道。” 《文王世子》篇既说文王作为世子朝见王季的礼法，接着又说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年寿命、周公鞭打伯禽的事，最后说：“文王作为世子的时候。”既说凡是教导世子和士人都必须按时进行的礼法，接着又说释奠、养老的事，最后说：“教导世子。”既说三王教导世子的礼法，接着又说周公登上王位的事，最后说：“周公登上王位。”这三句话，从文章气势看都是赘语，恐怕也像“子贡问乐”一类，是重复错出的文字；可是郑玄都说它们是题写上文之事，我实在不明白。《文王世子》说：“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年寿命，文王说：‘我活一百岁，你活九十岁，我把我的三年给你。’”郑玄注说，文王因为勤劳忧虑而损耗寿命，武王因为安逸快乐而延长寿命；这种说法极其荒谬，本来不必辨析。孔颖达既然知道天定的寿数不能增减，却说：“文王说把三年给你，是表示把基业传给武王，希望武王承继他所传的事业，这是教诫的义理，并非自然的道理。”如果真像这样说，那么“上帝赐给寿数”又该怎样解释？大概是不知道经文荒诞，所以本来就不足以相信。《礼器》说：“礼接近人情的，不是礼的最高境界。”这句话最为害礼。圣人制定礼，从来没有不出于人情的，却说接近人情的便不是最高境界，这难道是君子的话吗？

译《内则》说：“通过聘娶成为妻，通过私奔成为妾。”正妻以下的侧室都属于妾，并不是专指私奔者。假如私奔者可以成为嫡妻，难道还不称为妻吗？所谓天子、诸侯的妾，也都是私奔而来的吗？郑玄说：“妾的意思是接近；听说那里有礼，便奔去，希望得到与君子接见的机会。”我认为，女子私奔到别人那里，纯粹是淫逸之举，也属于钻洞翻墙一类，难道是因为那里有礼才去的吗？难道也是君子应当接见的人吗？《乐记》末章，子贡与师乙问答声歌的意义，结尾说：“子贡问乐，这一定是重复出现的文字，或许有缺文。”郑玄却说：“这是上下文共同赞美乐。”实在是非常荒谬的话，不值得相信。夏、商、周三代的损益变化不同，制度、名物或许有差别。然而汉代儒生所记载的，竟然事事加以区分。即使道德、义理是万世不可改变的，也有时把它们说成不同的崇尚、各有偏胜，这不是太过分了吗？例如忠与敬、质与文的说法，前人已经有人辨明其错误了。至于《表记》说：“夏代的治道先奖赏后惩罚，殷人先惩罚后奖赏，周代的奖赏和惩罚按爵位等级施行。”读来令人失笑。奖赏和惩罚的施用，只看功劳和罪过罢了，先后轻重都依照事情类别而定。却说夏代一定先赏后罚，殷代一定先罚后赏，周代的赏罚只以官爵尊卑为差别，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极其荒谬的，可是学者却相信它，把它当作先王的法度、圣人的经典，真可悲啊！至于“尊贵却不亲近，亲近却不尊贵”等说法，也都不足取。丧服制度中，亲疏、轻重本来有等级差别；至于哭泣以哀痛为主，则都是一样的。然而记载礼的人说：“斩衰之哭，声音出去而不回来；齐衰之哭，声音出去仿佛又回来；大功之哭，三次曲折而带有余声；小功、缌麻，只要有哀痛的容色就可以了。”注说：“三曲，是一发声便有三次曲折；偯声，是余音舒缓。”哭母亲却比哭父亲降一等，已经很可笑；到了大功以下，又规定声音曲折舒缓的程度，这和教人唱歌有什么不同，哪里还会有哀痛呢？汉代儒生的怪诞，实在太厉害了！礼制规定，小功服不追服，而曾子讥责这种做法。我认为曾子是对的。孔颖达等人都主张出嫁的母亲被休弃后，儿子不为她服丧；子思却改变了这种做法。我认为这是不合礼的，只是因为合乎人情罢了。东莱说：“《周礼》是古代帝王旧有的典章礼经，开始于上古，完成于周代，所以叫《周礼》。”我认为，这部书迂腐疏阔、烦琐猥杂，不能施行于世。说它是《周礼》，本来就不可信，又怎么能说是古代帝王的典章呢？” 《孝经》说君子侍奉君主，要顺着君主的善行加以成就。君主有善举，便因势诱导，使它成就，这叫作将顺。北齐常山王高演屡次劝谏文宣帝，王晞劝止他说：“一旦灾祸出于意料之外，将拿殿下的家业怎么办？”请暂且顺从君主，每天都更加谨慎。太宗常责备宇文士及谄媚，他回答说：“南衙各位大臣当面折斥、在朝廷争辩，使陛下连手都举不起来。我如果不稍微加以顺从，即使贵为天子，又有什么乐趣呢？”这只是阿谀奉承罢了，哪里是《孝经》的意义呢？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是谁传下来的呢？最早见于荀卿的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孔子家语》、《史记》都采用并记载了它。作《王制》的人也仿照它的意思，写成必须杀戮的法令。后世于是相信它，把它看作圣人的重大节操，不再怀疑。依我看，大概只是妄说罢了。刑罚是君子慎重对待的事，不到不得已不使用；罪行没有达到应当处死的程度，难道敢凭自己的意图杀人吗？所以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做这种事。”圣贤相传，认为这是忠厚到了极点。至于诬陷疑似之人，揭发隐蔽之事，把预先猜疑当作明察，把径直行事当作果断，查无实迹、加以无名罪状，却说“我是为了惩治奸雄、防止祸乱”，这就是申不害、商鞅、曹操、司马懿等阴险残酷的手段，君子并不看重。过去四凶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人，帝尧也当然知道，然而最终没有杀他们。到舜的时代，才有流放、窜逐、放逐、诛戮之事，但仍没有全都置于死地，可见古人如此重视杀人。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物，连子贡都不知道他的罪过；即使按照孔子的说法，他又怎么突然就到了应当处死的地步呢？却在一天之内无故把他陈尸朝廷，天下难道能不非议，孔子的内心难道也能安宁吗？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姑且说或许可以除掉；但如果说人只要有其中一种就都不能免死，那么世上被杀戮的人就多得数不清了。尹谐、潘正一类的人不见于经传，姑且不论。像管叔、蔡叔那样是王室亲属，竟敢发动叛乱，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果少正卯与他们同受刑罚，岂不是不伦不类吗？至于华士，更不能与他们相比。韩非说：“华士自己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耕种以供食，挖井以取饮，不向人求取，不做官而只从事劳作。太公听说后说：‘不臣服天子，是因为希望不能使他臣服；不结交诸侯，是因为希望不能使他任用；不向人求取、不做官而从事劳作，是因为希望不能用赏罚来鼓励或禁止他。’于是拘捕并杀了他。”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华士不过是操守耿介清白的人，即使不是中行之士，难道可以杀他吗？王肃只知道韩非的话不值得凭信，却不知道荀卿所传的也同样没有根据。苏东坡说：“这个老人自知命薄，必定不能久居相位，所以趁他还没有离职，便揭发了他。如果稍有迟疑，已经被少正卯谋害了。”

译君子依循道理行事，不可行便停止，宁可别人辜负我，也不要我辜负别人。假如少正卯确实应当处死，自有常规刑法，何必像仇敌相互倾轧一样，以抢先下手作为得计呢？苏氏常常把晋武帝没有杀刘元海、唐明皇没有杀安禄山看作盛德之事。他谈论这件事的见解很高，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可是为什么又有这种说法呢？唉！士人生在千年之后，不能亲眼见到圣人，是非真伪无从当面质问，也只能求得义理上的安稳，符合人情的常态罢了。从三传以下，借圣贤来支撑自己学说的人，哪里数得清？大概都不能完全相信。三山林少颖，是近代的名儒。他对于孔子使莱人出兵、毁坏三都等事，都加以排斥而不采纳。他还说：“论说者只是说圣人曾在鲁国任职，就一定应当建立功劳，所以想借此增加他的美誉，却不知道反而玷污了他。”可以说切中浅陋学说的弊病。诛杀少正卯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吧！荀卿又说：“有父子互相诉讼，孔子把他们一同拘禁起来，三个月不加区别。他们的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孔子才释放了他。季孙不高兴，孔子便说：‘教化没有达到，不应当立刻满足百姓的意愿。’”这样说了将近三百句话。永嘉叶氏说：“诛杀少正卯，是急于察究奸邪，不是先王的正当刑罚。不处理父子诉讼，等待他们内心自行回转，这才是正当刑罚。”我私下也认为不对。考察《论语》，孔子告诉子张说：“没有教化就杀人，叫作残暴。”曾子告诫阳肤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得知了实情，就应当哀怜谨慎，不要因此高兴。”荀卿的说法，只是推演了这个意思。与诛杀少正卯相比，表面上固然近于宽厚，但超过正道而不合人情，实质上是一样的。如果确实有罪，就应立即施刑；如果确实可宽赦，就应说明道理后遣放。把父子一同拘禁，三个月不作区别，直到请求停止后才赦免。我不知道他们请求停止，究竟是内心回转了，还是无法忍受囚禁的痛苦而求得解脱？假如他们内心没有回转，始终不提出请求，孔子将怎样处置他们？况且教化没有达到，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上面不能责怪他立即实行教化，下面也不能期待百姓立即服从。如果凡有罪的人都拿这个说法来宽免，小人就会得到借口，更加轻视犯法。病痛已经发作在身体上，却撤去药物、投以石块，任其不治，说：“这是调养没有做到。”调养没有做到，确实有罪；但已经发作的疾病，难道也能不治疗吗？《论语》所说“没有教化就杀人”，是说不知道先做应当先做的事，却专门去做末后的事，并不是说刑罚可以废除。“哀怜谨慎而不要高兴”，是担心有人把察察为明当作能耐，以杀人为快，并不是说因此就不治他的罪。荀卿据此设计出超过正道的事情，用来惊骇世俗：对于似乎无罪的人突然诛杀，对于似乎必死的人最终赦免，操纵没有常规，开合不可预测。他以为这就是孔子不同于凡人的地方，却不知道圣人恰恰不是这样。《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妇女有七种可以休弃的情形，也有三种不可休弃的情形。七出，是不顺从父母、没有儿子、淫乱邪僻、嫉妒、恶疾、多嘴多舌、偷盗。三不去，是曾经娶她时家中有财而今无所归；曾与丈夫共同服过三年丧；婚前贫贱而婚后富贵。”后世据此制定律令，即使犯了七出而有三不去的名分，也不得休弃她。这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回答说：“不是。恶疾、无子出于不幸，并非她的罪过，本来就不应休弃。至于失节淫僻、不孝而违背父母，这是重罪，即使有不可休弃的名义，怎么能让她留下呢？至于嫉妒、多嘴多舌之类，应衡量轻重来处置。”又说：“女子有五种不应娶的情形，即叛逆之家所生的女儿，淫乱之家所生的女儿，世代有受刑之人的家庭，女儿有恶疾，女儿的母亲与父亲年长的儿子有私情。”这也不对。君子娶妻，当然有所选择；这五类女子固然是应当疑虑的对象，却不至于全都可以抛弃。如今立下言论，使人一概不得娶她们，这是断绝人与人的婚配。圣人没有断绝一切人的法则。《左传》记载，楚子将死时，把墓穴安葬之事嘱托给群臣。“窀穸”二字都从“穴”，毫无疑问是墓穴、墓圹的称呼；但杜预却解释为长夜。晏子评论陈氏说：“百姓有疾病痛苦，就温暖安抚他们。”所谓“燠休”，也是温暖安息的意思；杜预却解释为痛惜的声音，我不明白他的说法。卫献公复国时，大夫们在门口迎接他，他只是点头而已。“颔”大概是微微点头的样子，注释却解释为摇头，错了。《左传·定公五年》说：“三月，于越进入吴国。”注释说：“把‘于’作为发声词。”我认为，经文中用发声词的体例，这个字并不妥当，可以存疑而不强作解释。楚子包围萧国，回头呼喊无社。申叔展喊他，叔展说：“有麦麴吗？”回答：“没有。”“有山麴吗？”回答：“没有。”“河鱼腹中有病怎么办？”回答：“看着那口枯井，把它救出来。”如果不是用茅草束在井旁哭泣，那么事情就算了。第二天，萧国被攻破。申叔展察看那口井，发现茅草束还在那里，便呼喊着把无社救了出来。杜预认为用茅草束在井旁哭泣，是叔展教给无社的暗号。按照文章语势看，大概是无社教给叔展的。《曲礼》说：“至于坐要像尸，站要像斋戒。”所谓“若夫”，只是语气词罢了。注释却说：“如果是想成为行大道的丈夫，谁都不忍心这样。”这里“行道”就像说行路。孟子所谓“行路的人不接受”，陈轸所谓“行路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就是这个意思。注释却把它解释为实行仁义；至于“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又说：“欢是饮食，忠是衣服之类的物品。”我不知道“欢”怎么会是饮食，“忠”怎么会是衣服之类的物品。郑玄的荒谬竟到了这种程度。《礼记》中有《闲传》一篇，它的意义不详。郑玄说：“记载丧服之间轻重适宜的情况，这只是根据经文的意思推测罢了。”其中“间”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包咸、许慎的意见。《史记·吴世家》说：“伍子胥将死时说：‘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东门上，让我看着越国灭亡吴国。’这只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言罢了。《吕氏春秋》却说夫差确实挖出了他的眼睛，挂在城门上，大概不可信。扬雄评论伍子胥说：‘劝谏吴王而不被采用，不能离去，最终挖了他的眼睛。’注释引用《史记》来解释。我认为“眼之”绝不是成语，或许是文字讹误吧？如果果真使用这件事，正应当引用《吕氏春秋》。

译《滹南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金代王若虚撰《论语辨惑序》解释《论语》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家，义理大略已经完备了。然而旧说大多失之不足，新说又常常过分。圣人的意思，有时不能完全包含在语言中，却也不会超出语言之外。若意思不能完全包含在语言中，却执着于字面去寻求，当然会失之不足；若意思不超出语言，却脱离语言去寻求，当然会流于过分。为什么不按照人情来衡量，使它符合中道呢？我曾说，宋儒的议论不能说没有功劳，却也不能说没有罪过。他们推明心术的隐微，剖析义利的区别，斟酌时中权变，委婉疏通，很多地方达到前代儒者没有达到的境地，这固然是功劳。至于探究过深、赞扬过分，以为每句话都一定含有气象，每件事都关联造化，本想尊崇圣人，却免不了反而累及圣人的名声；本想排斥异端，实际上却流入异端之中，这难道能说没有罪过吗？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一类人，迂腐的谈论、浮夸的言辞，往往令人发笑，唉，实在太过分了！永嘉叶氏说：“如今的学者认为性不可不谈，命不可不知，凡是六经和孔子的书，没有不牵强附会到他们的论说中，抬高或贬低其中的言辞，弄得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知，而圣贤的实际内容仍未显明。” 古人的浅陋，是不在内心寻求；今人的玄妙，是不以心意为止境。既不在内心寻求，又不以心意为止境，都不是达到圣贤境界的方法，可以说切中了他们的弊病。晦庵删取各家学说，最以简明恰当著称，但仍有不妥和不完备之处。我不自量力，曾根据自己的见解纠正其错误、补充其遗漏，共有若干章，并不敢用来传世，姑且作为我家童蒙的训诫罢了。总论 解释《论语》有三种过失：过于深奥，过于高远，过于厚重。圣人的话也不过是人情罢了，所以明白易懂，合乎中庸而可以长久。学者探求得太过，议论即使优美，归根到底也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样又有什么可贵呢？孔子谈性与天道，子贡自称没有听到，而宋儒都认为自己确实听到了；孔子被问到死和鬼神，却没有告诉子路，宋儒都认为他确实告诉了子路。《乡党》所记，是圣人日常的言行，其中多有无意义的事情，却有人说它与《春秋》相互表里；篇末所说唐、虞、禹、汤的事情，冷落残缺，大概有缺文，不应当勉强解释，却有人说这是圣学的传授，用来彰明二十篇的大纲。像这些，都是过于深奥。圣人虽然没有追逐名利的心，却常常顺着名利来诱导人，使人由人欲认识天理，因此即使中等、下等资质的人也都可以仰望而达到，这正是他的教化周遍的原因。比如说：“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做到值得别人知道。”这正是顺着名声来引导人追求实际。谢显道却说：“这仍然有求得知名的意思，不是圣人最完美的言论。” 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便告诉他获得俸禄的方法，这正是顺着利益来使他思考义理。张九成却说：“圣人的门径中，没有替人谋求利益的说法；俸禄的意义，只在自我满足罢了。”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就装作愚钝，孔子认为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杨龟山却说：“一旦有了聪明和愚钝的名目，就不是实行那种不必作为的道理；说别人做不到，就超过了中道。”蘧伯玉在国家无道时便收敛才智、藏在心中，孔子认为这是君子；张南轩却说：“这仍有收敛隐藏的意思，还没有达到潜龙隐现的境界，果真是圣人的本意吗？”像这些，都是过于高远。一般人有喜好就有厌恶，有高兴就有愤怒，有赞誉就有毁谤，圣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学者一概把圣人想成如春风和气一般，凡是愤怒、憎恶、讥刺、斥责的话，必定曲意遮掩、隐讳不说，并替它作解释。“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这大概是诚实地教人，想让人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卫瓘却把“焉”字接到下句，意思是说圣人不敢因为天下人不学习而轻视他们，这正是悖谬，但世人有时反而喜欢这种说法。“孔子说：‘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声誉，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四十岁便受到厌恶，他的一生也就结束了。人固然有晚年改变节操的，但概括观察，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结局。”苏东坡却怀疑这话是有所指而说的。子贡问当时从政的人，孔子把他们比作斗筲之器，却没有称数列举；这大概是师生之间评论人物的话，有什么妨害道德呢？张九成却极力议论，认为这是孔子自称的话；至于孔子用杖叩打原壤，称他为贼，这种鄙弃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然而范纯夫还说应当根据他的才能加以教诲。像这些，都是过于厚道。知道这三种过失，圣人的真实面目就显明了。《滹南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四，金代王若虚撰《论语辨惑》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身。”疏义认为是三次，而晦庵所谓反省三件事，与此很不相同。从前有人自称一天检查自己三次，程氏听见后说：“真可悲啊！”他其余时间都在安排什么事呢？大概是仿效“三省”的说法，却误解了意思。君子的学习，在仓促匆忙时也不会忘记，因此不必等到某个时候再特意反省。旧说与本文相顺，新说对学习者有帮助，姑且两说并存。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敬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这些都做到了而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南轩说：“不是说做完这几件事以后才学习文化知识，而是以这些为根本，再用余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个说法很好。子夏说：“尊重贤者而改变爱美色的心，直到我肯定说他已经学习了。”旧疏说：“这一章论述生来就知道、行为美好的人，即使说他学习了，也不算过分。”吴氏说：“子夏的意思是好的，但它的弊端将导致废弃学习。”南轩说：“不是说不用学习，而是要让人致力于根本。这里不说‘不学习’，而说‘还没有学习’，其中有含蓄的意味。”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这里本来是说已经学习，不是还没有学习；也只是说观察他的行为，就足以推知他的学习罢了。韩愈曾说：“如果一个人做事合乎适宜，说话抓住要领，即使我没有亲自见过他，我也会相信他富有文学修养。”意思与这里相同。刘正叟说：“这个人既然能做到这些事情，却自己说没有学习，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学习就不能做到，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晦庵说：“人的学习，大体不过是想做到这四件事罢了，所以这样的人即使有人认为他从未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意思也没有不同；然而说不过是这四件事，就失之狭隘，因为这四件事是行为的大端，举出这四件，其他的也就可以知道了。“学习就不会固执。”旧说把“固”解释为蔽塞，新说说“固”是坚固。不能敦厚持重，学习也就不能坚固。按照旧说解释这句话和法律条文的旧训较好。“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东坡说：“世上浅陋的人，喜欢把不如自己的人当朋友，于是自以为满足而日益退步，所以用这句话来告诫他们。”这叫作不因拘泥字面而损害意义。如果一定要胜过自己的人才交朋友，那么胜过自己的人也不会和我交朋友了。他的说法很好。林少颖却把上句连起来解释说：“忠信与自己不同的人，不要同他交朋友。”这正是怀疑它有害于原意而勉强迁就。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是孝了。”凡是可以改变的，不必等三年；不可改变的，即使终身也不能改变。学者大多能够辨别这一点，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把它解释得过于拘正呢？东坡说：“君子服丧亲，常常如同看见亲人，虽然想改变，也没有改变父亲行为准则的理由，这就叫不改变父亲的行为准则。”叶少蕴说：“古代凡是说三年丧服，白色丧冠讥刺不能服满三年，就是这个意思。应当把‘三年无改’作为一句，三年之内始终不改变；至于服丧的意义，在侍奉父亲的道理上，可以称为孝。”胡寅说：“‘于’字有依傍、接近、思念的意思。服三年之丧，依傍亲近、思念父亲，不必改变，这就可以称为孝；不是指父亲的行为准则。”这三种说法的曲折牵强，不辨自明。郑厚怀疑这是另有所指的话，是弟子没有记好；欧阳公径直说这是妄传，不是孔子的话，这也过分了。定夫说：“‘三年无改’，是说本来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变的事情。”南轩说：“这是说通常的情况。如果不是道理特别严重，不必等三年，到这里就完了。圣人固然有确定的论断，也有姑且说明大体而不穷尽变化的说法，不只这一件事如此。” 学者一概套用这个道理，却不能根据语意推求作者的志向，所以常常受到蒙蔽而不能通达。从前牟融、鲍昱援引这个意义，来替汉明帝的错误作辩护，几乎连累孝章帝初年的政事；近代小人又有人持“继述”的说法来误导天下，难道不是歪曲经文、欺罔圣人到了极点吗？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东坡说：“《易经》称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应之后便通达天下事理。凡是有思考的都是邪念；可是没有思考就像土木，怎么能做到有思考而没有邪念、没有思考却不是土木呢？这是孔子用尽心力的地方。作诗的人未必有意做到这一点，孔子只是取其有助于端正我的内心罢了。孔子谈诗，有断章取义的用法。如果一定把这种说法施用于诗，那么诗中所说‘无斁无疆’，又应当怎样解释？这是近代学者的弊病。”我认为苏轼的这番议论流于佛教，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杨龟山说：“《尚书》说：‘思考才会明智，才能成就圣人。’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考，思考可以成就圣人，君子对于容貌、言语、视、听都必须思考，怎么能说有思考都是邪念呢？《诗经》三百篇出自各国史官，不可能全都不经思考就写成；但它们都止于礼义，这就是所谓没有邪念，它的说法是正确的。况且孔子评论《诗经》，用诗本身的话来概括它，所取的本来就是诗人的意思。诗人的本意未必如此，我们却认为如此，究竟是孔子的心意，还是苏氏的穿凿呢？” 自己已经穿凿附会，反而责怪当时学者不能通达，也是过分了。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患病。”旧说认为，除了疾病以外，不可以任意做违法的事情，使父母忧愁。有人说：“父母爱子女的心，只怕他们生病。子女体察这一点，把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凡是用来保全自身的事情都会谨慎，也可以算作孝。”我认为，按照新说解释，文句通顺；按照旧说解释，意义完整，但两说都对教化有益，应当并存。孔子说：“考察他的行为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察看他心安于什么，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呢？”有人说：“‘视’‘观’‘察’只是文辞上的变化。”晦庵说：“观比视详细，察又比观详细，这大概是王氏的穿凿。虽然似乎有道理，但圣人的意思恐怕不在这里。”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晦庵记载周氏的说法：“在言语之前实行，在已经实行之后再说。”解释的人虽多，没有比这个更接近的。

译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防氏说：“这是真正知道自己的知识范围，正确。”又说：“如果本来知道，却反而隐瞒说不知道；以及不知道却说我知道，都是不对的。”上句何必这样解释？伊川说：“把它当作不知道而去求知，就应当知道，所以说这就是智慧。”推演发挥开来，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圣人这句话本来没有涉及这个意思，终究不免是曲解。晦庵说：“即使有时不能完全知道，只要没有自我欺骗的蒙蔽，也不妨碍称为知道。”意思已经确定了，却又说：“由此追问下去，就有一定能够知道的道理。”这又不知不觉流于程氏的曲解。谢显道说：“应当知道的不可不知道，例如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不能知道的不必知道，例如千年以后的事情、天地六合之外的事情。如果能在这里加以辨别，就可以说知道自己用心所在，也可以说能够充实是非之心。所以说‘这就是智慧’。”这种说法荒诞至极，不值得议论。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告诫他要谨慎言语和行为。东坡说：“子张学习求取俸禄，是想借此推销自己。孔子说俸禄就在其中，是教他不去求取而自然得到。这种说法很好。” “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旧说认为这是任用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程氏一派大多把它解释为处理事情的曲直，这也说得通。但孔子回答樊迟询问识人时说：“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人之上，可以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子夏又用舜、汤、伊尹、皋陶来证明这一点，说不仁的人就会远离，所以旧说是对的。“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损益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孔子说三代相互沿袭、损益可知，专门是指礼而言。马融把所沿袭的解释为三纲五常，把所损益的解释为文质和三统，大概是妄说。朱熹采用它，也不恰当。孔子对季氏说：“一个大夫却在庭院中使用八佾舞，这都可以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晦庵说：“季氏以大夫身份僭越使用天子的乐舞，这件事尚且忍心去做，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心做呢？”有人说：“忍，是容忍的意思，是深切憎恨他的说法。”我认为前一种说法较好。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怎样对待礼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怎样对待乐呢？”晦庵说：“记事的人把这句话放在《八佾》和《雍彻》之后，推测它是针对僭越礼乐的人而发，这很有道理，胜过泛泛而论。”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解释的人说：“笾豆等礼器的事情，自有主管官员掌管。”当时君王的制度，有所损益，圣人也可能有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不得不询问；即使知道也要询问，是恭敬谨慎到了极点。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讲得通，但也只是刚进太庙时询问一次罢了。如果每次都这样，就虚伪而不合真情了。宰我回答鲁哀公关于社的问题。孔子听见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解释的人没有谁能解释通。张九成认为这是隐语，只能凭意会，不能用训诂解释；只有当时的哀公、宰我、孔子知道它的意思。这反而是合乎实际的说法。仪封人说：“上天将要把孔夫子作为传播教化的木铎。”达巷党人说：“孔子真伟大！学识广博，却没有一项专门的成名技艺。”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圣人的人，可是记载者没有写出他们的姓名，大概是典籍的缺漏。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不是这样。古今的评论者都说：尧舜以禅让相传，汤武以征伐诛戮取代，所以优劣不同。世上浅陋的人竟敢认为汤武不对，甚至诋毁他们，几乎到了辱骂的地步，他们的无知真是太严重了。我曾经论述过：尧、舜、汤、武都是古代圣人，他们所做的都合乎天理，起初并没有优劣的差别。从五经、《论语》、《孟子》考察，也从来没有显露出对汤武有所不足的意思，只是后人的见识太狭小罢了。按照常道看，以臣下讨伐君主，以及把国位授予别人而废弃自己的儿子，都属于不顺。若从不得已的变局来看，尧舜传给贤人，汤武除去祸害，无非是把天下公义放在首位的大义。因此，评论汤武之事，也只应判断它究竟是对还是错。对就是合乎义，错就是叛贼，哪里只是优劣的差别呢？那么汤为什么惭愧？武王为什么还没有尽善？回答说：汤的惭愧，是忧虑后世。乱臣贼子没有汤的志向，却袭取他的事迹，把它作为借口，这是汤所忧虑的。汤何曾认为桀不可以讨伐呢？说武王没有尽善，是指传承《武》乐的人。伊川说：评论者认为征伐诛戮比不上揖让禅位，行迹确实比不上，但它的声音节奏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乐记》说：“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谬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乐正定下来，由此可知在乐正之前不可能没有错乱；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又说武王的行迹不及尧舜，大概仍未摆脱世俗的见解吧。孔子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想要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接受。贫穷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就不摆脱。”解释的人虽多，却都不能讲通。我认为“贫与贱”应当解释为“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其中“不”字不是衍文，就是讹误。像伯夷、叔齐求取仁德，即使饿死也不推辞，难道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贫贱却不离弃吗？如果生来富贵，不必说不接受；生来贫贱，又怎么能够离开？这里所说的，大概是偶然得到、可以选择避开或接受的富贵贫贱，所以才有用正当方法和不用正当方法的区别。如果认为圣人的经典不能为了迁就自己的意思而改动，那宁可存疑不讲，也绝不能顺着文字勉强解释。孔子说：“早晨听闻了道，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了。”注家防氏认为，这是说不能以为世间没有道，这种说法很荒谬。程氏说：“人不可以不知道道；所谓晚上死去也可以，是说这样便没有白白活着，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东坡说：“没有听闻道的人，在得到防氏所说的那一刻，尚且未必不失去自己的本心，更何况死生之事呢？”子由也说：“一天之内听闻了道，即使死去也可以不心志错乱。”这就是所谓理解得过于深了。孔子说：“如果一味依据利益来行事，就会招致很多怨恨。”南轩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便怨恨，这是说怨恨出于自己。伊川说：对自己有利，必然会损害别人，所以怨恨很多，这是说怨恨出于别人。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只是不知道圣人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到了王补之才说：“不只是自己怨恨别人，别人也怨恨自己。”这样说就过头了。

译孔子把一以贯之的道理告诉曾子，曾子欣然领会而不怀疑。门人询问这件事，曾子便说：“忠恕罢了。”于是解说者就把忠恕看作贯通孔子之道的实质。唉！忠恕固然是修身的重要原则，但归根结底只是两个方面，哪里足以贯通孔子的道呢？东坡说：“所谓一以贯之，是难以言说的，即使孔子也不能给它命名。所以曾子只是应答而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这不是言语所能容纳的。”即便如此，若从接近它的方面来谈，使门人差不多能够有所领会，不也可以吗？回答说：“这不是门人所能达到的。把他们达不到的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迷惑而失去真实的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也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所不能达到的呢？回答说：“不可以。门人将会自行轻视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而费心于自己达不到的地方，只思考而不学习，离道反而更加遥远。所以告诉他们忠恕，这正是曾子的高妙之处。”子由进言说：“穷尽天下万物的道理，并决定它们应当处置的方式，这就叫作‘一’。那么，所谓‘一’，就是用来主宰各种善行，使它们不过分的东西罢了。”孔子又曾对 T子贡说过：“我并不是学得很多，而是用一以贯通它们。”何晏说：“善有根本，事有纲要；天下道路虽不同却同归一处，思虑虽多却可以归于一致。知道那个根本，各种善行便都能举起，可以说已经接近它了。” 到了这一章，却把它搁置而不加讨论，大概也是被“忠恕”这句话迷惑了。所以我又对有些人说：“那一章讨论的是学习，这一章讨论的是道，这样说也不对；其实只是同一个道理。”近来读《论语集义》，杨龟山、周氏、防氏都认为，曾子以忠恕姑且应答门人，因此怀疑这一点的并不只是东坡。我所以听从他们。有的人说，曾子所见到的确实就在这里，不过如同仁者说仁、智者说智罢了。以《中庸》所载“违背道并不远”的话来衡量，似乎也有道理。然而这决不是孔子所说的“一”。尹彦明说：“孔子对于曾子，不等他发问便告诉他；曾子也深深领会，只说‘唯’。至于子贡不足以知道这一点，所以先提出‘学得很多’的问题。如果认为确实如此，他又怀疑并非如此，于是再请教。虽然听到了孔子的话，却仍不能像曾子那样只以一个‘唯’字领会。”子贡的学习不及曾子，就是这样。范纯夫也说：“先指出子贡的错误，然后告诉他最重要的道理。”洪迈驳斥说：“这两个人都是孔门的高等弟子，他们听到话而应答，以及听到话却不再追问，都是在言语和意思之外默默领悟了。”先儒之所以贬低子贡，是因为他先认同了孔子‘多学’的说法。这恐怕不对。刚刚听到圣人这样说，便贸然回答“不是”，不是弟子尊敬老师的道理。所以子贡回答“然而”，接着又说“不是这样”而请求说明，难道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吗？我认为洪氏的议论深刻而完全合乎人情，所以特意表明并提出它。程明道说：“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伊川说：“天命运行，深远而永不停息，这是忠；乾道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这是恕。”谢氏说：“忠，好比河流不断流淌；恕，好比万物各自分散而殊异。”圣人的道，确实高远宏深；至于忠恕的含义，人们却也容易辨别。各位先生竟这样夸大它，大概一定是想把一以贯之的奥妙推到极致罢了，恐怕未必如此。孔子评论南容说：“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可以免于刑罚杀戮。”于是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又说：“南容多次诵读白圭的诗句。”孔子把兄长的女儿嫁给南容。孔子究竟因为什么事把她嫁给南容呢？回答说：凡是为女子选择婚配对象，要取双方相当，原因不止一个，恐怕不能仅凭这些话来推断圣人的心意。弟子们只认为圣人嫁女必不草率，于是便在各处寻找根据来附会。宋儒解释“三复白圭”的意思说：“他有意谨慎言语，所以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可以免祸。”这是迁就事实来解释。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却把兄长的女儿嫁给南容。有人说南容的贤德稍胜于公冶长，所以圣人这样做是为了避嫌。程氏驳斥这种说法，很为恰当。林少颖说：“它们之所以相互承接而成为一段文字，大概是弟子看见事情相类似，所以顺便记录下来，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假如认为圣人在这里有公私之分，那就成了汉代的第五伦了。他的议论尤其好。《滹南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滹南集》卷五，金代王若虚撰，《论语辨惑》第二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用了朽木和粪土的比喻，并且说：“起初我对于人，听到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因为宰予而改变了这一点。”旧说认为这是说宰予荒废、懈怠了学习。唉！只是一次白天睡觉的舒适，即使圣人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免。况且学习的勤惰、行为的真假，哪里足以据此推断一个人呢？孔子怎么会因此愤怒到这种程度？大概宰予的这种情形并不只在一天，而孔子的愤怒也早已有积累，只是借这件事发作罢了。不然，就是宰予沉溺于睡眠已经成为日常，只是记录者言辞简略，没有把详情写尽，这也无法知道。荆公说：“宰予的大罪在于行为不顾及言语，所以白天睡觉的过错不值得责备。”东坡说：“白天居于内室，若不是有病便不应如此；宰予大概是喜好安逸、贪恋安适，凡事都追求得太过分了。”其余解说还有很多，却更加迂腐浅陋，没有什么值得辨析的。“起初我对于人”这一章中两次称“子曰”，胡氏怀疑其中有衍文，或者并非同一天说的话。我认为从语法看，明明只是一章，其中有衍文是无疑的。《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说：“我根据言语取人，在宰我身上失误了；我根据容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失误了。”这果真是孔子的话吗？回答：不是。是好事者因《论语》的话附会出来的。孔子所谓“起初我对于人，听到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听到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因此因宰予而改变”，只是当时一时愤怒的话，并不是说平时只要听到一个人的话，便立即相信他的行为。天下人中，行为不能符合言语的很多。假如孔子随听随信，所失误的难道只有宰予吗？根据言语取人尚且可以理解，至于根据容貌取人，即使愚夫也知道不可，难道能说圣人会这样做吗？孔子对于人，好恶一定仔细考察，毁誉一定加以验证。子贡的辩才虽然出众、老师的声望虽然显赫，也不足以欺骗孔子；颜子看似愚钝，孔子还必定等他退下后反省自己的内心，然后才相信他。为什么唯独对宰予、子羽如此草率呢？我本来就怀疑这不是孔子的话。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把某种行为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某种行为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认为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范纯夫说：“君子修养自己能够掌握的方面，别人怎样做却不能强求。自己不把某种行为加给别人，容易；使别人不把某种行为加给自己，困难。自己所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这样就不会加害别人了；但希望别人不加害自己，即使圣人也不能做到。颜子的行为，是别人冒犯他而他不计较，但哪里能使别人不冒犯他呢？这种说法很好，不过注疏的底本就是这样。”程氏说：“我不希望别人把某种行为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某种行为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仁；把不愿施加于自己的事也不施加于别人，这是恕。恕或许可以努力做到，仁却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勉强穿凿，实在没有意义。”晦庵说：“所谓我不希望别人把某种行为加在我身上，是说我也不愿意用这种行为加给别人，其实只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把‘也’字解释成‘者’字，在文义上是相悖的。”又说：“这是仁者的事，所以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我认为，按照他的说法，也只是恕，哪里足以称为仁呢？林少颖说：“这正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的意思，而这里却认为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而另一处却说‘终身都可以实行’，大概是自以为能够做到，所以不允许；甘愿承认自己做不到，反而告诉他可以做到。这都是圣人抑制或鼓励人的意思，都是曲解，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老师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能听闻到。”考察《论语》和六经，孔子确实很少谈这些，所以即使是高等弟子也有听不到的。自汉代以来，学者没有谁敢轻易议论；近代各位先生却都认为这是听闻之后赞叹称美的话。又有人说：“圣人的文章，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无不是人的本性和天道。”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欧阳修曾说：“圣人不把穷究本性作为言论，有时即使谈到，也不深入探究；学者应当努力修养人事的实际，而性命之学并不是当务之急。”这对于名教不能说没有功劳，却被众人一同嘲笑排斥，认为他不懂道。高谈玄理一旦兴起，才俊之流一天比一天厉害，中等才质、庸常资质的人，也都以为自己能够上达天道；自己连章句都没有弄懂，却指六经为糟粕，谈玄说妙，听的人茫然不知所云；而考察他们的行为，颠倒错乱的十有八九。这对于世道又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欧阳修不失为通达的儒者，而那些喧嚣高论的人，未必对圣门没有罪过。唉！衡量自己的德行，估量自己的力量，切实地发问并就近思考，这是孔孟的教诲，也是人心的根本。后生小子为什么不稍稍安定下来呢？失去这些固然还不至于陷入虚妄，但安处于卑下的位置而不至于僭越，也就很好了。季文子每件事都要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想两次就可以了。”孔子处理事情，本来并不厌恶多加思考；但如果谨慎畏惧过了头，也没有必要。季文子大概是过分了吧？所以圣人用中道来约束他，认为这样也就足够了，而近代李邦直独自领会到了这个意思。郑氏说：“贤能而少有过错，不必思考三次。”苏氏说：“思考两次胜过一次，何况三次呢？”程氏说：“两次便能决定，三次就会生起私意。”这些说法都偏颇，而程氏尤其严重。思考到第三次，怎么就立即成为私意了呢？程子又以季文子出使晋国请求迎接礼仪的事作证。考察季文子到了晋国，果然遭遇了相应的事情，这正是思考的功效，哪里有什么过错？大概有的事情不必再思考，有的事情也不止思考三次，原本就没有固定的说法。吕岱告诫诸葛恪说：“世道正多灾难，你每件事都一定要思考十次。”诸葛恪说：“季文子思考三次后才行动，孔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您命令我思考十次，正说明我的才能低劣。”吕岱无法回答，当时人们都认为他说错了话。以元逊的才能却刚愎自用，终于到了杀身的地步，那么吕君的告诫本来不能说错。然而他没有回答，难道是因为对方已经自己说明了缺点，所以不再与他争辩了吗？还是因为拘泥于孔子的话，不能根据言辞去推求说话者的本意呢？

译孔子认为防生高不正直。孔氏说：他用心委曲周全，并不是正直之人。东坡说：高古本来是正直的人；他为了应付别人请求而去求醋，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不正直”，而是高平日所说的“不正直”。凡是人情所安适的事，都是高所不能达到的；他重视不违背别人的请求，于是去求醋给人，虽然是高也不能免于此，这叫作前后不相承。孔子正是因他前后不相承而讥刺他。无垢说：所谓正直，就是直率地按自己的真情直接行事。高殷勤周折，迁就人情，像这样，谁能说他是径直行事而不顾及别人呢？孔子大概是在赞美他。唉！依从孔氏的说法，几乎流于孤僻而不通情理；苏氏、张氏议论高，虽高明，却在文章气势和训释义理上又不顺畅。这三种说法仍然都不妥。谢显道说：救济急难，怎么会妨害正直？不过在当时，高设想此事恐怕并不是这样。孔子亲眼见到这件事，所以话只说到这里，意思已经传达了。现在不可以把求醋看作不正直。林少颖说：这一定是因为高没有说自己向邻人求取醋，而只是把醋拿来给人。两种说法与我的意见暗合。别人向我求取东西，我恰好没有，而邻人幸好有；我公开替他向邻人求取并明白给他，邻人没有受损，求取者的愿望也得到满足，双方都没有损害。圣人如果这样做，怎么会讥刺他不正直呢？想来可能是他暗中从邻人那里取来，却说成是自己所有，欺骗那个人并借此施恩；虚伪而不真实，所以圣人才厌恶他。晦庵讥刺这是掠取别人的美名、买取自己的恩惠，大概说得对。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有人把“焉”解释为“为什么”，并把它归到下句。孔子的马厩失火，他退朝后说：“伤到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有人把“不”读作“否”，并把它归到上句。意思是说，圣人极其谦逊，必定不肯说别人没有像自己这样；圣人极其仁慈，也必定不会轻贱牲畜而毫不怜惜。义理上的是非暂且不论。且说世上作文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语法呢？所以凡是解释经文，议论即使高明，但在文章气势和语法上不顺，也不能立即听从，何况说得并不高明呢？孔子认为颜氏身处一箪食、一瓢饮、陋巷之中而不改变快乐，是贤德的表现。周濂溪常常让学者去寻找仲尼、颜子所处的快乐，究竟快乐的是什么？如果能乐天知命，胸中又有道义的滋味，那么外物就不能牵累他，哪里一定要指出某一件具体的事呢？如今却像僧人那样说：“什么是受用？我们这一门中是什么事？”之类的话。吕与叔的诗说：“学习像元凯那样才会成为癖好，文章像相如那样反而近于俳优。独自立身于孔门却没有一件事，反而输给颜子能得到心斋。”一时之间好事者争相诵读。我考察《论语》《中庸》《系辞》的记载，孔子对于颜子，是用文章来博大他，用礼来约束他，使他想停止也不能；而颜子所从事的，都是迁善改过、牢记在心、克制自己的实际功夫。至于毁弃形体、排斥聪明、心斋坐忘之类的话，出自庄周一派，而我们这些人却引用它们作为美谈，这是诬蔑先贤、迷惑后学，这种风气实在不可助长。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同样都是儒者，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概一个人的心术如果不谨慎，志趣方向稍有偏差，那么求取利益、盗取名声、文饰奸邪、助成恶行，都可能成为学习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末流，有的甚至背叛圣人、危害天下而不顾，这不是小人又是什么呢？程氏说：“君子儒是为了自己，小人儒是为了别人。”王平甫、张南轩也这样说。荆公说：“君子用一贯通一切，小人崇尚杂博。”王补之也这样说。沈道原说：“君子就是扬雄所谓的大知，小人就是所谓的小知。”范纯夫说：“君子学习内在的根本，小人迎合外在的事物；君子治理根本，小人治理末节。”刘原甫说：“君子准备实行，小人准备谈论。”谢显道说：“君子立志于义，小人立志于利。”尹材说：“君子通晓道理，小人背诵数目。”这些都不足以完全说明它。吕东莱说：“小人，并不是指奸险、卑贱、不正的人。如果果真是奸险卑贱不正，怎么还可以称为儒者呢？”大概就像说言语一定守信、行为一定果断之类。我认为不对。儒者是所从事的学业之名，难道因为行为像小人，就不称为儒者了吗？“小人”这个称呼有两种含义，但不包括指称普通百姓的那一种。像“硁硁的小人”“小人樊须”“顺从自己的小体就是小人”这一类，是说见识浅狭，相对于大人而言。除此以外，凡是用来对举君子的，都是奸险、卑贱、不正一类的人。子夏在圣门之中，文学方面虽然出众，但实际品行尚未醇厚，所以孔子用这句话警戒他，并不过分。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可以三个月不违背仁。”伊川说：“三个月，是天道发生小变化的节候，这里是说持续得久；超过这个期限，就是圣人了。”子由说：“人的本性必然趋于仁，就像水必然清、火必然明一样。然而泥土尚未除尽时，水中必然有泥；柴薪尚未烧尽时，火中必然有烟。泥土除尽，水就清了；柴薪烧尽，火就明了。人如果不能仁，是因为外物有以妨害他。外物的妨害完全消除，心专一而不杂乱，就没有不仁的。像颜子这样的人，本性已经得到治理，但泥土还没有完全除去，柴薪还没有完全烧尽，力量还有所不及。所以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却还不能终身如此。”东坡说：“孔子默默观察颜子，经过三个月之久，发现他在仓促和困顿之中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仁，因此知道他终身不会背离仁。”我认为东坡说得恰当。假使颜子有时违背仁，也一定是因具体事情而发生，如所谓“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那样，哪里会有恰好每三个月便违背一次仁的道理？如果说三个月以后就不能再保证，那颜子哪里值得称为颜子呢？澹台灭明行走不走小路，不是公事从来不到宰予的屋舍。程氏说：“所谓不走小路，是指不践踏田地之类。假如小路便于往来，走它有什么妨害呢？”我也认为，只要诚意相通，不必非因公事才能相见。灭明是孤高耿介的人，不足以成为通达权变的人，孔子只是取用他的长处罢了。王子防说：“大道非常平坦，但百姓喜欢走小路。小路就是邪路；凡是不走正道的，都是走小路。”这种议论太高深了，恐怕并不符合实际。《史记》称灭明相貌很丑，孔子认为他才质浅薄；他接受学业后，退去修养品行，名声传布于诸侯。孔子听说后说：“我根据相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失误了。”可是《孔子家语》却说：“子羽有君子的容貌，但行为胜不过他的相貌，所以孔子才说了这句话。”又说：“灭明有君子的姿态。”孔子曾经根据容貌来推测他的才能，而他的才能没有达到孔子的期望，为什么前后竟相反呢？用《论语》来验证，《史记》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译宰我询问“井中有仁人”的说法。旧说认为，仁者一定会在患难中救人；听说有仁人掉进井里，就会自己跳下去跟随他并把他救出来。世间儒者多取林少颖的说法，认为“仁”应当作“人”。伊川说：“仁者喜好仁德，不躲避患难；即使告诉他跳进井里就是仁，他也会跟着跳下去。”我认为，依从旧注，“仁”字说不通；依从伊川，“逝”字又难以解释，这两种说法应当并存。总之，伊川【缺字】没有编集完，我这个后辈要继承他的志向。记载说：“武王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难道武王所做的事，会不把文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文王平素所不愿意的事，难道会一旦去做，并且还虚妄地说成是文王的志向吗？”孔子所称赞的，是形势上可以取得天下却不忍心这样做。武王最终出兵征伐，是因为义理已经发展到尽头，不容许再停止。学者拘泥于世俗的见解，却不知道圣贤把天下视为公器的大义，哪里值得同他谈论这些呢？“子罕言利”这一章，解说的人虽然很多，却都牵强而不通。我认为，利是圣人所不谈的；仁是圣人常谈的。圣人很少谈的，只有命罢了。然而这样说，我也不能理解，姑且存疑不论。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匣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等待好的价钱把它卖掉呢？”孔子回答：“等待买主。”南轩说：“等待买主，是遵循天理；寻求好的买主，则内心已经先动了。”这个说法很好，这就是义和利的区别。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东西就像这样啊，昼夜不停。”注疏认为这是感叹时光和世事不能停留，古今大多采用这个意思。程氏说：“这是道体。天运转不停，太阳去了月亮便来，寒气去了暑气便来，水流不息，万物生长无穷，这些都与道同体，运行于昼夜之间，从来没有停止。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达到最高境界时，纯粹而不停止。”自汉代以来，儒者都不懂这个意思。我认为孔子指着水这样说，其中寄托的意思未必能够知道。各家所说也都讲得通，但怎么知道果真如此呢？程氏的议论虽然对学者有益，终究是出于推测，却说自汉代以来无人理解，为什么自信得这样坚定呢？我不敢完全听从。孔子被困在匡地。沈道原说：“君子畏惧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畏惧在上天那里的事情。不能穷究道理、尽明本性而招致祸患，这属于在自己身上的事，是君子应当畏惧的。既然已经穷究道理、尽明本性，即使有一时的祸患，君子也不忧惧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畏惧匡地呢？回答说：这是记录者的话罢了，正如说‘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是用文王和纣王的事情来说明。穷究道理、尽明本性之后，才能作《易》，哪里还有什么忧患？所以匡人所畏惧的，正是这个意思。” “未可与权”与《唐棣之华》诗，旧说认为是一章，说《唐棣之华》花朵偏斜却反转而重新合拢，权道也是先违背常规而后达到大顺。李清臣辨析说：“权作为名称，就像【缺字】在秤上，能够不失去轻重罢了；对于道的大经，从来没有违背，对于人伦的大经也从来没有扰乱。公羊氏才开始有违背常经的说法。孔子说‘可以和他站立，却不能和他一起权变’，这句话已经断开成句，随后另举出逸诗的文句。作诗的人因为兄弟乖离，便用唐棣来比喻。孔子说：‘不是没有思念，为什么会相距遥远呢？’大概是说兄弟不亲近，是由于自己友爱兄弟还不够。意思是诗人用词失当，所以孔子删去而不采用；而解释者把它附会到权道上，以符合公羊氏的说法，难道不是荒谬吗？这个议论较为高明。解释诗的意义虽然不敢肯定，但它们是两章，绝无疑问。晦庵不知道诗所指的内容，只应当存疑，却说前两句本来没有意义，只是用来兴起下句，这才对。程氏说：自汉代以来，再没有人认识‘权’字。这话也太严厉了。唐德宗从兴元回来，想借迎接护送的军威，使人代替李楚琳。陆贽劝谏说：如果这样做，事情就同于被胁迫拘执，议论者或许会称他为权臣，我私下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权的含义取法于权衡，换掉一个将帅，却损害天子的道义；得到一方之地，却结下天下人的疑惑，这就是重视轻的而轻视重的，称为权变，不也是反常吗？把违背正道当作权变，把任意使用权术当作智慧，君上实行它一定会失去众人，臣下使用它一定会陷入自身困境。历代之所以多有祸乱、长期滋长奸邪，都是由这种错误造成的。看陆宣公的议论，难道能说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认识‘权’字吗？” 《乡党》一篇，记的都是圣人日常起居饮食的事情，是弟子私下记录的。即使是左右周旋，也没有不合礼节的。然而其中也有本来没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学者却探求得过分。例如在车中不回头张望、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吃饭不说话，睡觉不讲话之类，只是端庄稳重罢了。不撤去姜、不合适的酱就不吃，只是个人性情所喜好罢了。至于饭食不嫌精细，肉羹不嫌切得细；食物腐坏变味，鱼腐烂、肉败坏，颜色不好、气味不好便不吃，这些普通人都能做到，何必一定说是孔子的事呢？东坡认为这是杂记《曲礼》的内容，不是孔子独有的事情，所以放置不说，这固然太过分。然而像张九成一类人，妄自夸张荒诞，务求把圣人说得高大，却不知道并非事实，甚至说它与《春秋》相互表里；这种不近人情的说法，难道也足以全部相信吗？晦庵解释“不合适的酱就不吃”说：“是厌恶它不完备。”孔子称赞君子吃饭不求饱，又说士人以吃恶劣的食物为可耻是不值得议论的，难道会因为一件食物不完备就不吃吗？那些凡事都一定要寻求义理的人，难怪会把它解释得如此浅陋。晦庵解释“吃饭不说话，睡觉不讲话”说：“回答和叙述叫作‘语’，自己说话叫作‘言’；这两者哪里可以区分，却妄自作注？不过是改变文辞罢了。” 季康子赠送药物，孔子拜谢后接受，说：“我还没有弄清楚药性，不敢服用。”杨氏说：“不敢服用，是谨慎对待疾病；一定要告诉他实情，是正直。”我认为，别人出于善意赠送药物，却直接告诉他有所怀疑，说“不敢服用”，凡是懂得人际交往的人都知道这样不可，何况孔子对于季康子呢？况且假如赠药时没有逼迫孔子当面服用的道理，何必用这句话触犯他呢？应当是孔子退下后对别人说的话，记录者把文字简略了，所以只记录一个“说”字便足够了。孔子的马厩失火却不询问马，大概是他已经看见情况，所以没有必要再问。起初哪里有什么深意呢？只是弟子私下觉得奇怪而记录下来罢了。后人因为有这条记录，便妄自推测而作出解释。原本不需要加上“这三个字”。郑氏认为这是因为尊贵的人、卑贱的牲畜，所以如此。君子对待牲畜，本来确实比对待人轻，但不应当无情到这种地步。张子韶的说法很好；至于举出破旧的帷幕也不丢弃等话，来阐发忠厚之心，也属于矫枉过正。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孔子坐在车中时，端庄稳重本来就是这样。但解说者认为这是怕迷惑别人，却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可迷惑人的？如果是《曲礼》所说“登上城墙不指点，城墙上不呼喊”，那倒有这样的道理。

译《滹南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滹南集》卷六，金代王若虚撰《论语辨惑》颜渊去世，颜路请求孔子的车来给他制作外椁，孔子没有答应。东坡说：古代行礼，只看自己所有的条件。遇到有余时，就在旧馆舍解下马匹相赠；到了颜渊这里，既然没有余财，便不舍弃车子。胡氏说：下葬可以没有外椁，马匹可以解下相赠，但不能又要求大夫徒步行走。奉命所乘的车不能送给别人，即使卖掉，也不能为了让有识之士认为自己能体恤穷困而勉强满足颜路的心愿，因为这不是出于诚心，也不合正道。君子使用财物，只看合不合乎义，难道只是看有没有财物吗？我认为胡氏的议论似乎胜过东坡。然而防具只应根据他家的资财来置办，不能因为丧事损伤生者，这是古代的道理。即使对父母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用儿子的外椁去夺取老师的车，颜路不能估量彼此，也不懂轻重，实在太过分了。从礼意和人情看，自然应当拒绝，哪里必需像胡氏那样反复辨析呢？体会孔子“无论有才还是没有才”的话，以及“我不能徒步行走”的话，就可以看出他对颜路的责备。至于解下马匹作为赙赠，那是我自己周济他；既然是我自己周济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子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子路又问死，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呢？”大概是因为子路不能切实发问、就近思考，以穷尽人事的实际，却妄想幽深遥远的事情，所以孔子实际拒绝回答他。宋儒却说：“人与鬼的情理相同，生与死的道理一致；懂得侍奉人，就懂得侍奉鬼；懂得生，就懂得死。”不直接告诉他，正是为了深切地告诉他，他们的议论确实很美，但恐怕孔子在当时的言语中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而以子路的层次，也不应当设置这样的机锋。孔子说：“由弹瑟，为什么要在我门下弹呢？”门人因此不敬重子路。孔子说：“由已经登上堂了，只是还没有进入内室。”解说者认为，孔子因为前一句话使门人不敬子路，所以又用后一句为他解释。子路是什么样的人，门人也早已熟知。弹瑟这一件事，虽然是孔子不取的，也不算大的过错，怎么就会因此不敬重他呢？这岂不是好恶轻率吗？大概他们不敬重他的原因不只在此。这本来应当是两章。柴，愚钝；参，鲁钝；师，偏狭；由，粗鲁。吴氏说：这一章开头脱落了“子曰”二字，有人怀疑下章的“子曰”二字应当移到这里，合为一章。详细考察文章气势，很像有道理；或者连“赐事”也一并移回来，也可以。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迟钝。”横渠说：司马牛话多而急躁，孔子就针对他的资质告诉他说“说话迟钝”。告诉仲弓的又不同，告诉颜子的又不同，樊迟的资质最低，所以告诉他“爱人”。杨龟山说：司马牛问仁，孔子告诉他“说话迟钝”，他便说“这样就叫仁了吗？”他问君子，孔子告诉他“不忧愁、不恐惧”，他便说“这样就叫君子了吗？”从这可以知道，他不是能够切实发问、就近思考的人，所以很容易发言。一个人若不能轻易做到，言语本来就应当迟钝。防定夫说：孔子回答樊迟说“先付出艰难的努力，然后才有收获”，回答司马牛说“说话迟钝”，都是因为不能直接把仁说出来。这三种说法很能得到孔子的本意。子夏告诉司马牛“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只是姑且用宽解的办法消除他的忧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如同自己的兄弟。所以胡氏认为意思圆融而言语滞涩，晦庵也说这是不得已的话，读者应当根据意思去推求言辞的本意。杨龟山却说：“天下归于仁，怎么会不是兄弟呢？”士人有的因为没有兄弟而忧虑，都是出于自私的过错。这样说来，路上的陌生人无不是我的亲人，而天然的亲属反而不值得尊贵，这能行吗？杨氏的语录说郭子仪不追问盗掘父亲坟墓的人，是能够忘却物我之分；这已经严重伤害义理，如今又有这种说法，难道不是不知不觉流入异端了吗？林少颖说：“子夏的话接近墨家的兼爱，意思虽然广大，言语却有毛病。”又说：“子夏善于为别人谋划，却不善于为自己谋划；他为儿子谋划，却为弟弟谋划，为什么不说‘四海之内都是我的儿子’呢？”我认为林氏既然已经知道这话有毛病，这句反问便不必说；只说“为什么不根据宽解司马牛的意思来宽解自己”就可以了。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说要使百姓信任。又说：“百姓没有信任，国家就不能立足。”所谓百姓信任，是被百姓所信任；所谓百姓没有信任，是不被百姓信任。治理政事如果到了不被百姓信任的地步，号令就一天比一天轻，纲纪就一天比一天松弛，奖赏不足以劝勉，刑罚也不能使人畏惧，政事委靡衰败，每件事都不能成立。所以宁可去掉粮食，也不能失去信用，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并不是徒然建立教条的空话。注疏说得很明白，本来没有什么可改变的，晦庵却过分地作曲解。他说三者本来没有先后，却说“兵力和粮食充足以后，我的信用才可以得到百姓信任”；说对百姓有信用是我自身的事，却又说“从百姓的德性来说，信是百姓固有的”；说不能立足是国家的事，却又说“百姓有条件使自己立足”。这些说法义理迂回，都不足取。虽然如此，这一个“信”字，古今误解它的人很多，难道只有朱氏一人吗？孔子说：“只凭片言就可以判决诉讼的，是由。最终却一定要使人没有诉讼。”这本来是三章，彼此没有关联，只是记录者按类别附在一起。尹材说：“子路言语简洁而合乎道理，所以只凭片言便可使罪人服罪。”子路重视承诺，恐怕不能果真履行自己的话，所以不留下隔夜的承诺。这种说法是对的。晦庵说：“子路忠诚信实、明断果决，人们相信并服从他，所以能凭片言判决诉讼。而他取得人们信任，是靠平素从不留下隔夜的承诺来培养的。可是这种关于承诺的信用，难道就是使罪人服罪的原因吗？”林少颖说：“子路一听孔子称许他的话，便产生了骄纵之心，正准备不等到第二天，连当天的承诺也立即逐条实行，想使天下人都信任他。”孔子看见他这样，所以又压抑他。大概三句只是一个段落，与“乘桴浮海”“衣敝缊袍”一章相同；这种说法更加迂曲，不值得采用。所谓“片言”，只是极言其少的话，应当根据意思推求本意，晦庵却说“还没等他说完”，过分了。

译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没有领会，孔子便接着说举用正直者、安置邪曲者的话。子夏加以扩充，又说到舜、汤举用伊尹、皋陶所取得的功效。这一段全是在谈识人的智慧，与问仁的意思完全无关。所以南轩解释“能使邪曲者变正直”时说：“识人的功效就是这样。”解释“不仁的人远离”时说：“由此可以看出识人是极大的事情。”文章义理非常明白，然而龟山、晦庵、无垢等人都认为这里兼谈仁和智，意思含混不清。难道是因为樊迟多次疑惑，子夏深深赞叹，而且又有远离不仁的话，所以委曲求解，竟至于这样吗？我私下认为不可取。子贡问怎样交朋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从，就停止，不要自取羞辱。”古今解释这句话的人，从来没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张无垢说：“‘自’就是‘由’的意思，如同‘自天祐之’的‘自’。朋友之道之所以不能终结，多半是因为通过自取羞辱的途径同人交往。假如屡屡约束控制他，却不忠诚地劝告，这是自取羞辱；用危险的话威逼困厄他，却不善意地引导他，这是自取羞辱。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制止，在过错已经发动之后才禁止，都不是所谓‘不能就停止’而自取羞辱。平日探察他的志向，观察他的趋向，倘若有不善的苗头、有不合道的念头，就用礼来约束他，用义来纠正他，这才是所谓‘不可则止’。”这种说法迂曲荒谬，可笑得很，却反过来认为先儒不对；这也是过分厚待别人，却不知道君子的中道。定公问：“有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防止祸乱吗？”孔子说：“言语不能这样说得那么确定。‘几’，是接近的意思，就是下文‘不几乎’的‘几’字。”这三个字本来应自成一句。“一句话的得失，怎么会立即导致国家兴盛或衰败呢？”但这件事也有接近这种说法的地方，这个意思十分明白，原本没有什么可疑的；可是晦庵却解释说：“事情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却一定要期待它产生这样的效果。”这话实在没有道理。子贡询问当时那些从政的人，孔子说：“他们都是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苏氏说：“这是有所指而发的话，只是不知道所指的是谁。子贡的询问必定有所指，否则从政的人不止一个，怎么能一概说他们都是器量狭小的人呢？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张无垢却说：“《礼》说，居住在一个国家，就不要非难这个国家的大夫。子贡正好触犯了孔子的禁忌，所以孔子才这样自称。”我认为，天子的过失，平民尚且可以议论，难道说士人不可以非难本国的大夫吗？这种说法大概出自孙卿，未必是圣门的事情。即使确实如此，也只是不在众人面前公开说罢了。师生之间真实的谈话，何必拘谨到这种地步呢？子贡问：“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又问：“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能这样判断。”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的人厌恶他。晦庵说：“善良的人喜欢他，而不善的人不厌恶他，必定是因为他有迎合众人的行为；不善的人厌恶他，而善良的人也不喜欢他，必定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取的实际。这种说法是对的。”东坡说：“这样的人还不足以称为君子，这只是针对提问者说的，认为他比提问者贤而已。君子居住在乡里，善良的人可以用来相互勉励，不善的人可以因羞耻而改过，哪里有什么可厌恶的呢？”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高明，但善与恶是不同的两类，就像冰和炭一样。嫉妒贤能、憎恶正直，也是小人的天性，难道能都希望他们因见到善人而感到羞耻吗？假如所有不善的人都知道见到善人便羞耻，那么世上就没有小人了。况且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本来就不在于此。若说“众人都喜欢的，必须考察；众人都厌恶的，也必须考察”，那也只是亲自探求事实罢了，难道只是根据乡里人的好恶来决定吗？胡氏说：《宪问》这一篇，恐怕都是原宪记录的。慵夫说：《论语》本来没有篇名，现在的篇名也不成义理。像《学而》《述而》《子罕》这一类，算是什么样的话？而且每一章各自成篇，彼此并不相连，怎么可以用两个字给它作篇名呢？这大概是后来的儒者因为简册繁多，为了便于记诵和学习，便根据篇章的类别给它们命名。前辈已经辨明过这一点了。胡氏只是看到首章像是原宪自称，于是就认为一篇全是原宪记录的，这只是臆测，怎么能断定呢？他又怀疑《里仁》篇从“吾道一贯”到“君子欲讷于言”十章，是曾子门人的作品；《公冶长》篇多出自子贡的门徒，更加没有根据，删去这些说法也可以。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的问题，解释的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没有疑问，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南宫适把禹、稷拿来同孔子相比，孔子有所嫌疑，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禹、稷拥有天下，只说到亲自耕种为止，南宫适的话没有说尽，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行善的人不是为了求取俸禄，而禄位竟达到拥有天下的程度，这尤其不是求学者应当说的话，所以不回答；也有人认为，孔子虽然没有用言语表示，却一定有亲眼见到并点头认可的意思。这些说法都是臆测，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张无垢说：这一章的关键全在“不回答”三字。圣人立论，是要让后世万代都看得见，不能让它在某一时代陷入困窘。力量本来不是取得天下的正当手段，但确实有人凭力量取得天下；有德的人固然应当拥有天下，但有德而没有得到天下的人也很多。因此南宫适的话虽然美好，却有时会陷入困窘。孔子如果要说它不对，恐怕会损害名教；若要说它对，毛病又和南宫适一样。所以特意只以不回答来处理。至于孔子出来以后称南宫适为崇尚德行的君子，大概只是称许他的用心罢了。这个说法很好，远胜其他各家。有人向孔子问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郑国大夫公孙夏、楚国令尹公子申，都字子西。马氏的注两种说法都保留。东坡说：“有人认为这是楚国的子西，不对。”楚昭王失去国家，如果没有子西，楚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颍滨说：“公孙夏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不是适合拿来询问的人，这大概是楚国的子西。楚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知道孔子贤能，却怀疑这对楚国不利，于是加以阻止，使圣人的功业不能在世上显现。世上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他们并不曾憎恨孔子；唯独子西受到孔子的责备，是因为他了解我却又怀疑我。”我认为，颍滨说公孙夏不值得询问，固然似乎有道理，但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也不恰当。孔子评论人的毁誉、抑扬，完全出于至公之心，不容有私心。如今因为子西阻止自己，就说他短处很多，这样一来，他的话便出于私人怨恨了。圣人恐怕不会这样。晦庵说：“子西能够让位给楚国而拥立昭王，并改革楚国的政事，也算贤大夫。然而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却阻止了；后来又召白公胜来，以致发生祸乱，那么他的为人也就可知了。”这个说法相当妥当。即使如此，孔子对于子产、管仲、晏婴这些人，也不过称许他们某一方面的操守；子西的事业虽然有可取之处，在圣人看来，又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恐怕不必深究其中的缘故。

译关于子路问“成人”的一章，胡氏把“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解释为子路所说的话，这大概是被“曰”字迷惑了。看它的文势，大概不是这样。前汉邹阳替梁孝王游说王长君说：“鲁哀姜薨于【缺】孔子说，法【原文残缺】而不诡诈，把这看作过错。颜师古说：“意思是齐国人遵守法度而行事，却不能运用权变来免除自己的死亡。”我考察这段话，所谓“桓公正而不诡诈”，大概是总说他办事正直而不诡谲，比晋文公贤明。邹阳的说法非常乖谬，然而东坡反而引用它作为证据，又把晋文公接纳辰嬴说成晋文公的诡诈，他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管仲没有为子纠的祸难而死。孔子说：“就像他的仁一样。”程子说：“桓公是兄，子纠是弟，管仲偏私于自己所侍奉的人，辅佐子纠争夺国位，不合于义。桓公杀子纠虽然有过错，但子纠之死确实是应当的。管仲起初与子纠共同谋划，后来便应当同他一起死；如果知道辅佐子纠争位是不义，便保全自己以图日后的功业，也可以。所以圣人不责备他没有死，反而称许他的功业；《春秋》记载这件事也说‘公伐齐纳纠’，没有写子纠不应当即位。记载‘齐小白入于齐’，把小白与齐联系起来，是因为他本来就应当拥有齐国。假如桓公是弟弟，子纠是兄长，管仲所辅佐的是正统之人，而桓公夺取他的国家并杀死他，那么管仲和桓公便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若只计算管仲后来建立的功业，就赞成他侍奉桓公，圣人的话岂不是严重损害义理，开启后世反复无常、不忠不义的祸乱吗？道学诸公大多主张这种说法，然而司马迁、杜元凯都认为子纠是兄长；诸子传记中说桓公杀兄的很多，只有汉代薄昭曾说桓公杀弟而反国，韦昭注说：‘子纠是兄长，说成弟弟是避讳。’如今宋儒竟然把子纠说成弟弟，难道另有根据吗？如果只是把薄昭作为依据，那么这种说法本来就没有定论。《左传》的经文大概写作“纳子纠”，而《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不写“子”字。三家所传本来就有得失，如今只是因为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独自认定《公羊传》《谷梁传》正确，这种说法也没有定论。至于说“齐小白入于齐”，那只是因为小白本来就是齐国人，文势自然如此，恐怕没有别的意思，因此这种说法同样没有定论。用没有定论的说法，却断然自称得到了圣人的本意，怎么能使后世一定相信呢？那么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不必讨论。假如子纠果真是弟弟，那么三尺童子都知道他不应当争位，管仲、召忽本来就不必为他而死，子路一类的人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孔子家语》也记载了这件事。孔子说：‘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是权衡轻重。子纠还没有成为国君，管仲也还没有成为臣子。’《孔子家语》夸张失实，未必真出自圣人，但其中的道理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子纠、桓公都是齐襄公的庶出弟弟，不是嫡长子，各自因为害怕祸患而出奔。当时谁被拥立，只听凭国人的意愿。桓公得到高傒等人的召请，从莒国先进入齐国，国人奉他为君，起初没有异议；这样，齐国既然已经属于桓公，子纠即使年长，形势上也不能争夺，确实还没有成为国君。管仲没有必须赴死的义务，却有匡正天下、拯救百姓的功劳；他所欠缺的很小，所成就的很大。孔子权衡其中的轻重来评论他，所以不认为管仲不仁，也不认为召忽不应当死。邢氏的疏义大体说对了。像他所说的‘如其仁’，就是接近于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管仲的行为也可以称为仁。朱熹的注疏把它解释为“谁能像他那样仁呢”，在措辞和意义上都不顺。南轩说：孔子称许管仲的地方，都是仁的功业。问的是仁，却只称说仁的功业，由此可以知道其中的深浅：只是因为子路怀疑管仲不仁、子贡怀疑管仲不是仁，所以孔子举出他的功业来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问“管仲仁吗”，孔子的回答就会不同了。这是圣人抑扬褒贬的用意，这个说法很好。东坡说：如果认为管仲仁，那么召忽就是不仁吗？回答是：量力而行，估量德行而处世。管仲没有死，是仁；召忽为之而死，也是仁。伍尚回去为父亲而死，是孝；伍员逃走，也可以说是孝。只是时势有大小不同罢了。这个说法很好。子路、子贡认为召忽仁而管仲不仁，孔子只说明管仲的事情而不评论召忽，那么召忽的行为是仁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孔子所说匹夫匹妇的守信，那是另有所指，指的是没有名义而白白送死的人。孔子的意思并不在召忽身上。召忽难道是自缢于沟渠之类的人吗？程子又说：王珪、魏征应当为李建成而死，却不应当侍奉唐太宗，这尤其不对。当时高祖仍在位，李建成还没有成为君主，而唐太宗的即位确实出自高祖的命令；那么王珪、魏征因祸难而死，固然很好，不死而改事唐太宗也可以。胡氏解释孔子请求讨伐陈恒一事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孔子这次行动，先行讨伐而后报告，也是可以的。”唉！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况且孔子有什么权柄，能够擅自发动讨伐呢？这种错误荒谬可笑，实在太过分了。《滹南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七，金代王若虚撰《论语辨惑》【四】孔子说：“君子以自己的言语赶不上自己的行为为可耻。”晦庵说：“‘耻’，是不敢把话说尽的意思；‘过’，是希望有余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而’字，才产生了这种解释。起初似乎很可喜，但从义理上解释终究不安妥。只应当采用旧说。” “作者七人”虽然没有见到题名作者，但从文章气势看，似乎与上文同为一章。“子曰”二字可能是衍文。“君子固穷”应当依从旧注。伊川认为是坚守自己的困穷，有些好事的人也采用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路的意思只是怀疑君子不应当处于困穷，并不是在讨论处于困穷时应当怎样。孔子说，君子本来有时也会困穷，只是不像小人那样放纵胡来罢了。伊川的意思大概也包含在其中，却进一步拿“固”字作解释，就过头了。孔子说：“由啊，懂得德行的人太少了！”孔子叫他的名字来告诫他，意思是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这话的用意在于警醒子路，也未必可以这样断定。但从文章的语势看，并不是直接指责子路。解释的人都说这是孔子因子路面有愠色而发，错了。况且中间还有孔子告诉子贡“多学而一贯”的一章，既然已经隔断，怎么能把它们都解释成同一时的事情呢？《孔子世家》大概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在“一贯”二字上加了“子贡作色”四字，所以才使学者产生疑惑。唉！解释经文不遵守经文自身，却相信传记中没有根据的说法，也可见他们喜欢求异、乐于穿凿。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赖以行正道的人。”南轩说：“春秋时期，风俗虽然不美好，但百姓并没有古今的差别；三代赖以行正道的，也正是这些百姓。”这个解释很好。然而记录者把这句话归给圣人，却没有表达毁誉，义理终究不相合。恐怕这是两章，脱去了其中的“子曰”二字。晦庵解释“小不忍”的意义说：“妇人的仁爱、匹夫的勇气，都是一种有慈爱而没有决断，是妇人的仁；果断勇敢而轻率行动，是匹夫的勇。”这两个意义不同，哪里有一句话能够兼有两个意义呢？如果说两种解释都通而并存，那还可以。然而君子从来没有用残忍的忍让来教人的，只有王氏曾经这样解释。详细考察文义，还是依从旧注为好。孔子说，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对水火的需要。马融说：“水火和仁都是百姓仰赖以生存的东西；然而跳入水火有时会杀人，实行仁却从未杀人，所以仁更为重要。”王弼说：“百姓远离仁胜过远离水火，因为有人跳入水火，却从未见过有人践行仁。”邢氏的疏两种说法都保留，近世的儒者大多采用马融的说法。按文章意义看，王弼的说法是对的。孔子说：“在实行仁的时候，即使面对老师也不退让。”周式、杨杰认为“师”是众人的意思；张九成认为“让”是责备的意思。刘原父、吴元长却说：实行仁而传播道理，就可以做人们的老师。这些说法都不近人情，不值得采纳。程氏说：实行仁是自己的事情，与谦让无关；如果是外在的善名，就不能不谦让。恐怕孔子的意思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只有晦庵说：这是说应当勇往直前、一定去实行，即使是老师也不必退让，这就说对了。大概这只是加强语气的说法，并不是真的要同老师相对抗。学者应当从语意中体会它。天下有道，平民就不议论政事。只应当依从旧说，而张九成认为这是窥伺、议论王室的意思，甚至引用高欢见魏国政纲不振，退而结交豪杰的事情来证明，这实在是过分正直而不合义理的说法。孔子回答子张“恭、宽、信、敏、惠”一章，晦庵载有一位李氏的说法：“这一章以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恶’之类，与前后文章的体例很不相同，所说也没有意义，不值得相信。”晦庵选择众说，颇为精简；像这种说法，何必还要记录呢？东坡认为“患得之”应当作“患不得之”，因为这里有脱文。我认为是这样。孔子说，与其无所用心，不如下棋、博弈；晦庵载李氏的说法：“这不是教人下棋、博弈，而是用极端的说法说明无所用心的不可取，可以说是能够根据语意推求作者心志了。”杨氏说：“吃饱饭、安逸居住，却无所用心，就会放纵邪僻、奢侈无度，没有什么不做的，所以用下棋、博弈来约束他的心志，难道不仍然胜过无所用心吗？”南轩也说：“如果确实像这种说法，那么圣人就真是想让人下棋、博弈了。假如一个人对其他善事完全不用心，难道还要凭借下棋、博弈自认为满足吗？这完全不是立教的本意，所以不采用。” 孔子听到子游在武城弹琴唱歌这一章，本来没有什么疑义。王补之说：“子游和他的门徒一起嬉戏，难道也可以吗？”回答说：“嬉戏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只是不做伤害人的事情罢了。”谢上蔡却说：“小国寡民，却用治理天下的道来治理它，真是用宰牛的大刀去割鸡，圣人讥笑他本来就应当。然而恐怕弟子们会怀疑这是重视大的而忽略小的，所以又加以解释。”吕与叔也说：“越辨析反而越使人疑惑，所以孔子自己承认是在嬉戏。”我认为不是这样。让居上位的人懂得怎样爱护百姓，让居下位的人懂得怎样尊敬上位者，这就是道，哪里可以废弃？难道说不应当把它施行于小国之间吗？那些人的心意只是认为圣人不应当有嬉戏，所以妄自产生这种说法。林氏说：“圣人的一句话、一个字，没有不是教诲的。前面说是嬉戏，是为了观察子游的回答。”武城的治理之道，用来通达天下也是可以的。这个说法很好。

译孔子说殷代有三位仁人，记录者说：“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纣王无道时，这三个人都曾进谏争辩，却不能挽救国家。微子知道殷国覆亡不可避免，所以逃到荒野躲避；另外两人没有离开，一个被囚禁，一个被杀害，都是出于不幸。然而他们爱护君主、忧虑世事、忠贞恳切的诚心却是相同的，所以孔子把他们都称为仁人，起初并不在意他们离开或留下的表面行为。后人拘泥于记录者的话，认为三个人的行为不同，各自有深远的意义，孔子所取的也不过是这一点，于是曲意为他们解释。王氏说：“微子不离开，就无法保存殷的祭祀；箕子不做奴隶，就无法把天下的法则流传下去；比干不死，就无法向臣下显示节操。”杨杰也说：“微子对亲属体现仁，比干对君主体现仁，箕子对万世体现仁。”林少颖说：“离去，是仁的清正；为奴，是仁的中和；死亡，是仁的担当。”张无垢说：“比干的节操容易说明，箕子的仁却难以说明。微子保存商朝的祭祀，他的仁最大，所以列在两人之前。”这些都说过头了。更有人说，纣王无道而周朝有道，所以微子离开纣王归附周朝，作为亲属背叛纣王的证据。若是这样，微子就是名教的罪人，哪里还值得谈仁呢？《洪范》一书确实是重要的典籍，但也是归周以后因武王询问才陈述出来的。假如箕子平日果真有意把道理传给后世，那么写在简册上就够了；即使没有流传，也不算大的过错，却坐视国家灭亡，假装疯狂以苟且免死，等待兴起的君王并把这部书交给他，这恐怕也是仁者所不忍做的。杨氏说：“三个人各自都实现了自己的本心，所以同样称为仁。”范氏说：“三个人都可以拥有天下，所以同样称为仁。”这两种说法都疏浅，范氏的尤其严重。“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从大的方面说，这两句彼此相偶；细分来说，四个方面各有作用。东坡说：“广泛学习而志向不坚定，就会规模虽大却没有成就；泛泛发问而思想离实际很远，就会劳苦却没有功效。这两种说法偏枯而且不相类。”朱氏的解释不必采用。子夏说：“君子得到信任以后，才可以使唤百姓；得到信任以后，才可以进谏。”尹氏说：“侍奉上级、役使下属，都以信任为主。”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都是因为自身的诚信不足以取得信任。晦庵也说：“侍奉上级、役使下属，都必须先以诚意彼此信任，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王紫阳进一步说：“向上侍奉君主，必须先竭尽忠心，深深取得君主的了解，使上级信任自己；向下治理百姓，必须先用告诫、训令和号令感化人心，使下属信任自己。下属既已信任，就用他们来服役，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上级既已信任，就向他提出劝善规过的意见，没有什么话不听从。这种道理，只是出于至诚罢了。”这个说法很好。这里的“信”字，说的是自己方面应当做到的事情，世人却常常误解。臣下害怕获罪而不发言，往往借口说：“上级不信任我。”有时一次进谏不被采纳，便辞职离去，自以为内心没有愧疚。唉！他们又是否曾经先尽到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呢？子夏说：“君子在大德方面不能逾越界限，在小德方面偶尔有出入是可以的。”只有具备大德的人，才能处处周旋合乎节度而不逾越界限。德行小的人做不到，所以忽而越界、忽而不越界，没有定准。尹氏说：“有一件不善，就是出入。”这个说法是对的。所谓“可”，就像说普通人的性情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并不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可以认可。旧疏说：“不要求他事事完备，所以说可。”晦庵说：“大德、小德，就是大节、小节。”人应当先树立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有时未能完全合乎义理，也没有关系；这便把“可”解释成许可了。细小的行为不谨慎，最终也会成为大德的累赘。举步之间都必须谨慎，尚且担心有过分的行为；怎么能说小节有时越过界限，这是君子的教诲呢？晦庵既然已经错了，又记载吴氏的说法，认为这一章不能没有弊病。唉！子夏本来是说小德没有恒常，学者却把它看作言语本身有毛病，这也太歪曲了。吴氏究竟是什么人呢？“贤贤易色”一章已经说子夏的话有弊病，甚至会导致废弃学习；在这里又这样说。子夏遇到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幸啊！子夏说：“君子的道，怎么可以被歪曲呢？”颍滨《古史论》说：“子夏教人，实在高明。他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并不急于讲大道，使后来的人自己尽力学习，日积月累，道自然会达到。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通达有上下之分，取决于人的自身，而不是教化的力量。如今世上的教育者，听闻道理却不明白，却急于向世人夸耀；如果不是性命、道德，就不出现在口中，即使礼乐、刑政也不肯说，更何况洒扫、应对、进退呢？教人的人未必真正知道，学习的人也未必相信，却夸耀大话彼此欺骗，天下的虚伪便由此产生。这就是子夏所说的‘诬’。”苏氏的话深刻切中当时的弊病，所以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子夏说：“做官而有余力，就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做官。”旧说把“仕优”解释为做官清闲而有余力，把“学优”解释为德业优长，哪有同一个“优”字却有两个意义？不如都解释为有余力。上蔡说：“学习和做官是一回事，学习有余力就能做官有余力，做官有余力也能学习有余力。”难道一定要读书以后才叫学习吗？张无垢随之发挥说：“做官和学习，都以达到从容有余的境界为极致。达到从容有余的境界，就能明白事理，即使万事纷纭、千古治乱，也都能清楚知道其中的所以然，从容应对变化，所以能够挽救当今的弊败，判断千古的兴亡。做官达到这样，即使不带着书本读书，天下的道理已经在其中了，难道不是学习吗？学习达到这样，即使不做官、不施行政法，天下的道理已经在其中了，难道不是做官吗？”这种说法很新颖，许多人也喜欢它。依我看来，它不仅在语法上不通，意义也没有说完整。学习优秀的人，即使不做官，也能把所学施于德业，这也可以说是在治理政事，勉强称作“仕”还可以。可是，不知道做官的人凭什么能够明白事理、清楚知道千古治乱呢？所以，即使有人天资聪敏、暗合古人，也绝不能依靠这些便自以为满足。却说：“这也就是学习，何必一定读书才可以吗？”如果这种说法真的实行，学习就会有时被废弃。我不得不加以辨明。

译孔子谈孟庄子的孝，说他不改动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令，是难能可贵的。东坡说：“只听说孟献子的孝，没有听说孟庄子，于是怀疑这里的‘庄’字是‘献’字的错误。”圣人既然认为他孝，他当然就是孝子；却一定要再找其他证据才相信，不也太过分了吗？邓氏说：“孟献子有贤德，孟庄子没有什么声名，却能够任用父亲的大臣，守护父亲的政令，他的孝因此难能可贵。”这虽然符合经文，却没有说明为什么难能。南轩说：“父亲的大臣和政令果真善，就应当奉行；如果不幸有违背义理、妨害政事的地方，就应当考察并加以改正，这才是对亲人尽到诚挚的爱。”孟庄子不改，大概是因为他的政令虽然没有完全完善，却也没有严重到违背义理、妨害政事，所以孔子取其不忍改动。善而不改，正是应当如此，不必称为难能；恶而不改，就是成全父亲的恶，不能称为难能。胡寅说：“孟庄子继承世袭的职位时，父亲留下的大臣和政令一定有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别人不能不改，而孟庄子却能够不改，所以称为难能。”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说有道理，其中胡氏的说法尤其贴切，学者应当详细考察。子贡说：“纣王的不善，并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君子厌恶处在下流之地，因为天下的恶名都会归到那里。”晦庵说：“低下的地方，是众水汇流的地方；不善的处境，是恶名聚集的地方。意思是人应当经常警惕反省自己，不可让自己处在不善的境地。并不是说纣王没有罪，只是白白蒙受恶名。”这个说法很好。东坡认为子贡这样说，大概是不赞成武王伐纣；张无垢也称许子贡有宽恕纣王的心，认为比孟子还贤。所谓纣王贼害仁义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见解。子贡的意思在于让人谨慎选择所处的环境，而这两个人却说成是宽恕纣王、贬低武王，岂不是奇怪吗？子贡虽然厌恶称说别人的恶行，难道会洗白桀、纣而把这当作忠厚吗？商汤、周武王的大义，圣人本来已有确定的评论；如今却妄自产生诋毁之说，为独夫纣王寻找立场，这也太糊涂了。尧说：“啊，你，舜！做到极其公正就能使人心悦服。”东坡认为，这一篇杂乱地摘取了《禹谟》《汤诰》《泰誓》《武成》的文字，并且颠倒错乱、失去次序，已经无法考察。大概孔子遗留下来的书籍简册次序完全混乱，有些地方无法知道，所以放置不论。可是讲求学道的诸位先生却曲意作义理解释，认为圣人的话深奥难解。我认为东坡的说法更合乎人情，所以采用他的意见。程氏说：“‘曰子小子履上’一句，应当脱去一个‘汤’字。”唉！哪里只是脱去这一个字而已呢？孔子说治理政事应当排除四种恶，其中一种叫“出纳之吝”，却把这种行为同有司和暴虐、贼害并列称说。应当发出时就发出，应当收纳时就收纳，自有一定的道理，哪里容许有所吝惜？这不是说君主可以吝惜，而是说有司也不应当吝惜。财物是君主所命令支配的，有司掌管它；出纳也是君主所命令的，有司奉行它。难道君主在上面不吝惜，有司却应当在下面吝惜吗？上下同心，使一切归于最恰当的状态，这就是三代行正道的做法。自从世上那些鄙陋的人害怕失陷而获罪，便寻求增加财物来显示能干，于是这种风气逐渐形成而不能免除。孔子所说的有司，也只是就这种弊病而言。王安石却把“积聚财物而吝啬”说成臣下应守的正道，他的见识难道不鄙陋吗？用这样的见解谈论经义，怎么能不悖谬？圣人如果用这种方式治理政事，怎么能不危害天下？《滹南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八，金代王若虚撰《孟子辨惑》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应当因为文字而损害辞句的意义，也不应当因为辞句而损害诗的意旨；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志向，这才算真正理解。赵氏说：这是想让后人深入探求其中的意义来解释文字，不只适用于解说《诗经》，这是最懂得言语意义的说法。孟子的著作随机施教，不拘泥于固定的常规，大凡只要能把人引向善处就可以，所以即使是乡巷平民传说的话，只要可以借来说明道理，都不加选择地采用。他的文辞劲健，气势凌厉，变化纵横而不可预测，大概是急于挽救世道才如此。若用孔子的微言来衡量，似乎有些参差不合，因此使学者产生疑惑。果真能够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志向，便会像符契相合一样。赵氏虽然也涉及了这一点，却不能善加阐明，因此对理解孟子没有大的功劳。司马君实写了十多篇辨疑文章，大都浅近，不值得称道。苏氏解释《论语》和《孟子》的辨析有八篇，他的议论略胜一筹，自认为离圣人不远；细细玩味，也都失去了孟子的本意。张九成最被称为深知孟子，却仍然不能完全明白。例如谈到实行仁政而称王、王者不出现的问题，他曲意为圣人避讳，不敢直说，反而说“王者就是王道”，这仍是郑厚辇的见解。至于回答齐宣王关于汤、武的问题，辨析任用人才、饮食男女之惑，他都搁置不谈，无法措辞。唉，孟子的意思竟然这样难以说明吗？伊川解释“取伤廉”说：“例如朋友的馈赠，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自己已经能够满足生活，就不可以接受，接受了便会损害廉洁。”我认为孟子的意思，只是说这件事合不合乎义，哪里是在讨论自己有没有财物呢？按义理应当接受的，即使自己有余，接受它又有什么妨害？果真不应当接受，即使自己不足，也不能接受。他的说法和解释“伤惠”时一样，说：“本来可以不施与却施与，那么对于真正适合接受的人反而没有东西可以给了。”比如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本来就是圣人所希望的。然而五十岁的人才穿丝帛，七十岁的人才吃肉；假如让四十岁的人穿丝帛、五十岁的人吃肉，难道不是更好吗？但力量有时不够，于是本来应当穿丝帛、吃肉的人反而得不到，这就是损害恩惠。这又迂腐而不通得太厉害了。孟子也说：“给予不恰当，就会自以为施惠，实际上反而伤害了他。”何必费力曲意解释呢？唉！像程氏这样明白经义，也可以说难得了。然而时常有这种说法，所以还不能完全使人心悦服。仲尼所说“不为己甚”，大概是每件事都适中，没有大的过错。有人看到《论语》中斥责不仁的话，以及《孟子》评论泄柳、段干木的事情，也有“已甚”二字，于是专门用“不过分”的意思来解释这句话，失之拘泥。然而过分的事情，别人或许会有，不能用来评论仲尼。圣人在本分之外，连极细微的过错都没有，难道要等到过分之后才说他没有过分吗？南轩解释“久假而不归”说：“借来的东西就不是真正拥有的，却说哪里知道它不是拥有的？这是阐明幽微道理来告诫人的意思。”大概五霸只是暂时借用仁义的名义，很快便归还了。假如他们借用而能够长久，长久而不归还，那必定不是苟且而为的，谁能说不是已经真正拥有了呢？关键在于，真正拥有它的人不取决于是否借用，而取决于借用之后是否归还。孟子说这些话，是要与人为善，给人开辟自我更新的道路，用来对待天下后世，可以说宽宏而厚道了。这个说法很好。晦庵说：“借用一生而不知道不是真正拥有，又说借用即使长久，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这种说法浅陋啊。”天下人不可能都具有上等的天性，君子从多方面教人，目的只在于使人趋向善。因此，因利益而去实行善、勉强自己而去实行善，都应当取用；只要达到成功，结果就是一样的。若依照朱氏的话，除了尧、舜以外，其他人所做的都只是徒劳而无益，谁还能够进步呢？当朱氏的书还没有写成时，曾经把这个道理拿去向南轩质疑，南轩的回答正如现在所说；可是朱氏最终仍依从自己的意见，可见他过分好高骛远而不通达。东坡说：“借用和本性也不同。假如孔子来观察他，不到一天便能判断，怎么会有不知道的呢？”唉！难道孟子真的不能辨明这一点吗？苏氏几乎是不懂事理。孟子说：“男女之间互相授受而不亲手接触，这是礼；嫂嫂溺水，用手拉她，是权变。”东坡说：“嫂嫂溺水而伸手援救，也属于礼。”这和李泰伯的说法相同。孟子说，这本来是正当的礼，但有时要采用权变；难道是说权变就不属于礼吗？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因为拘泥辞句而损害了孟子的本意。子产曾经用自己的车辆在溱水、洧水上帮助人渡河。孟子说：“只施恩惠，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架桥修路的政事，乡野之人都知道，难道说子产反而不知道吗？”这一定是有关官吏没有尽职，或者桥梁偶然毁坏，恰好被子产看见，于是救一时之急，难道能专门把这件事看成施惠吗？孟子难道真的在讥讽子产吗？大概世上有些人不知道根本和末节的区别，例如主张迁移百姓、转运粮食，赠送衣服、赠送食物之类的人，所以借子产的事情来作为告诫。东坡却因此认为孟子错了。张子韶已经知道这是出于一时的情况，却又寻找子产的过失来充实孟子的话，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东坡用孔子舍弃食物而保存信用的道理，来驳斥孟子认为礼轻于食色的说法，认为如果依从孟子的说法，礼很快就会灭亡。张九成也怀疑孟子的说法不对，却搁置不作解释。我认为不是这样。子贡用舍弃什么、保留什么来作决定，所以孔子也用舍弃和保留来回答他。任人则是用轻重相比较来说明，所以孟子用轻重来说明。这是形势自然如此。假如任人的问题像子贡的问题一样，那么孟子的回答也会像孔子的回答一样。孟子的话没有可指摘之处。南轩颇能看出其中的本意，只是言辞不能充分表达罢了。孟子对人说话，总是说人性本善；这只是说人的资质禀赋都可以使他成为君子，大概是诱导扶助人的教法。苏氏说：“孟子对于性有所见，却把性同善分开；善不是性。假如性可以称为善，那么也可以称为恶。”这个说法接近佛教所谓没有善恶的观点，辨析本身很清楚，却不是孟子的意思。

译吕东莱说：“把君子的话借小人的口说出来，天下人就只看见它的邪而看不见它的正；把小人的话借君子的口说出来，天下人就只看见它的正而看不见它的邪。所以《大诰》的篇章写在王莽的文章中，就成了奸邪之说；阳虎的话编入《孟子》，就成了格言。这不是改变了他的话，而是气质改变了，话也随之改变了。”慵夫说：“这种说法似乎高明，实际上不对。言语的邪正，关键在于说话的人如何，哪里是气质所能改变的呢？王莽的文章奸邪，本来不必辨明；阳虎的话，人们也都应当怀疑。阳虎志在求富而不在仁，所以他说的是仁会损害富；孟子志在求仁而不在富，所以他说的是富会损害仁。阳虎如果说：‘实行仁便不能致富，所以求富的人无暇顾及仁。’孟子如果说：‘追求富贵必然会损害仁，所以实行仁的人不应当以求富为务。’这就是二者的不同。先儒说：‘言语有可取之处，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这是错误的。阳虎之口，哪里会有善言呢？至于仁和富不能两全，这是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所以孟子举出来作为滕文公加重赋税的告诫。” 如果反省自己而理屈，即使对方只是穿着粗布衣服的宽博之士，我也不会害怕。不字是衍文，否则就是文字有误罢了。这一点非常明白，可是解释者却含糊其辞，不加辨析，为什么呢？孟子所说“必有事焉而勿忘”，有人把“心”字归入上句，有人把它归入下句。我从文章气势看，两种读法都不妥，其中或许有脱文或讹误，不能把任何一种说法断定为确论。章子休弃妻子、屏斥儿子，终身不供养他们。这里的“养”只是畜养之养。至于所谓女子和小人难以供养，注家以及朱熹都说是不让他们得到供养；既然已经是奉养之意，就应读作去声。这样说是不对的。吕东莱在《防问进士》中论述孟子所说孔子集大成时说：“拿金玉来比喻，智是开始，圣是终结；拿技巧和力量来比喻，圣是达到极点，智居于中间。如果以智为尊，就会损害前一种说法；如果以圣为尊，就会损害后一种说法。”这虽然是一时科举文章中的话，实际上确有可疑之处，学者不能不辨析。依我看，应当说：“把智比作力量，把圣比作技巧。”后一个“说”字是误字。孟子回答齐宣王说：“只听说诛杀一个人纣，没听说弑杀君主。”解释者对此有所怀疑。我认为，这只是用来警戒当时君主的话。《滹南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九，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采录材料的错误 《诗经》的诗和颂说古代帝王命名武王、汤王，又说武王载着旌旗；所谓“武”，是诗人加上的称号。可是《殷本纪》却说汤道：“我很勇武。”又称他为武王。圣人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燕世家》说：“百姓思念召公的政绩，爱护甘棠树，不敢砍伐。”《赞》又说：“连甘棠树都还要思念，何况召公本人呢？”说“爱护甘棠树”还可以，说把“怀”和“思”混在一起使用，却不可以。《尚书·尧典》中，帝尧说：“谁能询问并推荐像这样的人，使他登上任用之位？”放齐说：“▯子朱聪明。”帝尧说：“谁能询问并推荐能像我这样处理政事的人？”驩兜说：“共工正在聚集众人、陈述功绩。”帝尧所说的“像这样”和“像我这样处理政事”，意思虽然不十分明白，总之是两件事；可是《史记·五帝本纪》在后面一节只说“尧又问：‘谁可以？’”，这反而只是重复前一件事。《舜典》称说处置四罪而天下都服，只是说刑罚判处得当罢了。《史记·帝尧本纪》说：“舜向帝尧进言，请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使他改变北狄；把驩兜放逐到崇山，使他改变南蛮；把三苗迁到三危，使他改变西戎；把鲧杀死在羽山，使他改变东夷。”到了《舜纪》，又引用《左传》所载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的故事，说：“把凶恶的族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文字虽有不同，所说都是处置四罪。一处说“改变四夷”，一处说“抵御魑魅”，舜的意图究竟在哪里呢？大概这两种说法都是浅陋的传说，不值得采用。而且这件事本应只写在《舜纪》中，却又出现在《尧纪》里；本来应当只依据经典，却反而取自传说。《纪》的文字难道不是既冗长又杂乱吗？《夏本纪》记载皋陶的话说：“广泛接受、普遍施行，九种德行都得到任用，贤俊之士在官位上，各级官吏严肃谨慎。不要教导邪僻淫乱之事，不要让奇异谋略之人占据不适合他的官位；若让他居于其官，就是扰乱大事。”《索隐》说：“这段文字取自《尚书·皋陶谟》，割裂拼接，完全没有次序，就是班固所说的疏略抵牾。”唉，难道只有这一节如此吗？《殷本纪》说：“汤回到亳，作《汤诰》。”三月，王亲自来到东郊，告诫诸侯和群臣：“你们不可不为百姓建立功绩，要勤勉尽力办好你们的事务。否则我就要对你们施以重刑、处死你们，不要怨恨我。”又说：“古代的禹、皋陶长期在外劳苦，他们为百姓建立了功绩，百姓才得以安定。东方有长江，北方有济水，西方有黄河，南方有淮水。四条大河得到治理，百姓才有居住之地。后稷下民播种，种植各种谷物；三公都为百姓建立了功绩，所以后世才有君位。过去蚩尤和他的臣属作乱百姓，帝因此不承认他们有功。先王说：‘不可勉强行事。不要让不守道义的人留在国家中，你们不要怨恨我，因为我要用这些话来号令诸侯。’”我认为这些话都不成文理。如今《汤诰》这篇书完整存在，何曾有这些内容？司马迁究竟根据什么把它记载下来呢？《尚书·汤诰》篇末说：“咎单作《明居》，以及《咸有一德》；于是伊挚恢复政权，将要归还时所陈述的话，列在《太甲》三篇之下，次序十分清楚，不可扰乱。”《史记》却说《咸有一德》作于汤时，并把它列在《汤诰》之后、《明居》之前，难道不是错误吗？《殷本纪》说：“太甲即位后，昏昧无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他悔过，伊尹迎接他回来，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修养德行，诸侯都归附，百姓因此安宁。伊尹赞许他，于是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这三篇书虽然说是伊尹所作，但从头到尾都是史官记录的，难道只是伊尹因赞扬太甲而作的吗？《封禅书》列举殷代太戊时伊陟赞助巫咸的事，说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考察《尚书》所说“咸乂四篇”，看不到它的文字，没人明白是什么意思。孔安国只把巫咸看作臣子的姓名，司马迁却把他当作巫师。依据周公所作《君奭》中说“巫咸治理王室”，并且把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人同列来看，巫咸大概是一代有功的贤臣，怎么能说是巫师一类呢？况且其中又有“巫贤”之称，即使把他看作巫师，也只是他的名字叫咸，怎么能说巫师从此兴起呢？《索隐》引用《楚辞》来作证，《楚辞》哪里值得作为考据依据？《列子》说有个名叫季咸的神巫从齐国来，能说出人的死生和寿夭，难道也会因此造成混乱吗？

译《书序》说：“伊陟赞助巫咸，作《咸乂》四篇。” 《君奭》说：“巫咸治理王室。”赞助巫咸并作书，是一时的事情；说他治理王室，是总括他的功业。然而《殷本纪》却说：“伊陟在巫咸那里赞助他，他治理王室有成效，于是作《咸乂》。”为什么呢？《盘庚》篇说：“百姓叹息，彼此怨恨。”“咨胥怨”就是说叹息并互相怨恨。《史记》却说：“咨胥怨。”这是什么说法呢？《盘庚》三篇，都是告诫和晓谕不愿迁都的臣民的。司马迁已经简略地说了其中的大意，却又说“帝小辛即位，殷再次衰落，百姓思念盘庚而不断作乱”，难道不是相违背吗？《殷本纪》说：“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武丁害怕，祖己于是教导武丁说了若干话。武丁修整政务、施行德政，天下都欢悦，殷道重新兴盛。武丁去世，祖庚即位。祖己赞美武丁把祥瑞的野鸡看作德行的征兆，建立他的宗庙，称为高宗，于是作《高宗肜日》和《训》。”考察《尚书》，这篇文章就是祖己训诫武丁的话。其中称“高宗”，是史官追称罢了。各篇的体例都是如此。说“武丁去世后，祖己赞美他而作书”，是错误的。而且建立宗庙、称为宗，是国家的事情，难道只是出于祖己个人的意思吗？《高宗之训》本来就是书篇的名称，应当完整写出，却只说“以及《训》”，这又失之于过分简略了。《宋世家》说：微子估计纣王最终不可能接受劝谏，想要以死相谏。等到离开时又不能自行决断，于是询问太师、少师，说了若干话。太师回答，也说了若干话。意思是：如果确实能够治理国家，即使国家得到治理而自己死去也不遗憾；如果自己死了却终究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那么就逃亡。可是微子已经离去了，书中却又记述箕子为什么装疯为奴、比干为什么被杀，最后说：“微子认为，父子之间有骨肉关系，君臣之间则以义相联。父亲有过错，儿子三次劝谏而父亲不听，就应当跟随父亲哀号；臣下三次劝谏而君主不听，就可以离去了。”于是太师、少师才劝微子离开，他便走了。这是什么道理？这简直像梦中的话。《殷纪》说：“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而不被采纳，于是同太师、少师商议，便离开了。比干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胸膛来观看他的心。箕子害怕，假装疯狂，做了奴隶。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殷的太师、少师于是带着祭祀用的乐器逃奔周国。”考察《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就是箕子、比干。如今却说他们逃奔周国，这与《尚书》的记载不同。《周纪》又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国。”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太师、少师，是乐工吗？如果《殷纪》所说的太师、少师也只是乐工，微子怎么会同这些人商议去留？而这些人逃亡时，又为什么要一并带着祭器呢？到了《宋世家》又说：“武王攻克殷后，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前后说法如此参差，实在无法弄清。《齐世家》说：武王从盟津撤军，和太公一起作《泰誓》。《鲁世家》说：武王讨伐纣王，到达牧野，周公辅佐武王，作《牧誓》。考察《尚书》，这两篇都是王的言辞；可是一个说是武王与太公一起作的，一个说是周公辅佐武王而作的，依据是什么呢？而且说“作《泰誓》”，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此”字？

译《书序》说：“武王战胜殷国之后，诸侯分赐宗庙礼器，作《分器》。” 《分器》本来就是篇名；可是《周纪》却说“制作分赐殷人的器物”，失去了篇名的意义。《金縢》一书，大概记载周公曾请求代替武王去死，后来把祷告的册书放入金縢匮中，秘密保存此事。武王去世后，三公流言诋毁周公；周公向东征讨，经过两年，罪人被擒获。周公作《鸱鸮》诗送给成王，却不敢直接责备成王。后来因发生天变而开启金縢匮，发现周公愿代武王去死的说法，于是成王悔过自新，迎接周公回来。这篇书的文字说得很清楚。《史记·鲁世家》既记载周公把册书放入金縢匮、三公散布流言以及周公东征的事情；到了封康叔、营建洛邑、归还政权给成王时，却又说：“当初成王年幼时生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祈祷说：‘王年幼，还没有见识，违背神命的人就是我旦。’又把册书藏在府库里。”成王的病痊愈了，等到成王亲自执政，有人诋毁周公，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到周公的祷告书，于是哭泣着召回周公。周公死后，才又说因天变而开启金縢匮，这就与《尚书》所记相反了。然而蒙恬回答胡亥时也引用周公剪指甲以及逃奔楚国的事情，可见战国以来本来就有这种浅陋的传说，只是司马迁喜爱奇闻，因而把它弄乱了。只是我不知道所谓“小子其迎”一句，究竟作何解释。《周本纪》说：“成王迁徙殷朝遗民之后，周公奉王命作《多士》《无逸》来告诫他们。”《鲁世家》说：“周公担心成王过度安逸，于是作《多士》《无逸》。”如今考察此事，《多士》是为殷民而作，《无逸》是为成王而作。在《周本纪》中，却把《无逸》说成是告诫殷民；在《鲁世家》中，又把《多士》说成是劝戒成王，混淆错乱到了这种地步。不仅与经典相抵牾，而且彼此自相矛盾，实在太严重了。至于《鲁世家》杂乱地列举两篇的大意，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来简直令人发笑。《卫康叔世家》列举《酒诰》的大意说：“《酒诰》说明纣王灭亡的原因，是沉溺于酒；饮酒的过失，又在于任用妇人，所以纣王的祸乱从这里开始。”考察《酒诰》的文字，哪里曾有任用妇人的话呢？《燕世家》说：“周公摄政主持国政，登上王位，召公怀疑他。于是作《君奭》。《君奭》不满周公，周公便称说商汤时有伊挚到达皇天云云。”既然说“召公怀疑周公”，所以作《君奭》，却又说“《君奭》不悦周公”，由周公把这些话告诉他，《尚书》所载的话难道不是重复了吗？况且称作“君”，不过相当于“你”罢了。有时只称“君”，有时连同他的名字一起称，都是周公当面呼唤召公的话，怎么能说“《君奭》不悦周公”呢？《周纪》说：“成王去世后，召公、毕公以太子钊的身份在先王宗庙中拜见先王，反复告诫他文王、武王成为君王的经过，说明创业艰难，务必节俭，不要欲望过多，要以笃实诚信来治理天下。”于是作《顾命》。如今考察这篇书，只记载成王临终的遗命，让太子遵循大法，协调天下，以报答并发扬文王、武王的教诲，哪里曾有二公反复告诫太子的事情呢？《周纪》说：“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功业，并加以申明。”于是作《康诰》。考察《尚书》，这一篇是康王的诰令。至于《康诰》，则是成王命令康叔时所作的书。它的错误竟然如此。而且《周本纪》前面已经叙述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在这里又说作“书”，难道有两篇《康诰》吗？《周纪》说：“穆王看到文王、武王的道术有所缺失，于是命伯冏重新告诫太仆和国家政事，作《冏命》。”这段话简直断裂，完全不成文理。淮夷、徐戎反叛，伯禽率军讨伐他们，在肹地发誓说了若干话。把这篇称作《肹誓》，为什么要用四个字？有人说，太史公的文章都没有见过先秦古书，所以他记载二帝三王的事情，常常与《尚书》不同。这是喜爱司马迁的人为他曲意辩护。考察武帝曾下诏让孔安国作传，《史记·儒林传》也详细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解释它；可见《尚书》在当时已经流传。即使没有列入学官，司马迁难道会看不到吗？只是他采录材料不精罢了。他从其他书中采用的内容，也有很多互相抵牾、不相符合，难道都能归因于没有见过《尚书》吗？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懂得禘祭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放在这里给人看一样吧？”说着指了指自己的手掌。孔子只是指着手掌这样说罢了。《封禅书》引用这句话，却径直说：“他治理天下，视之如看自己的手掌，岂不是太疏略了吗？” 孟武伯问子路是否仁。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但不知道他是否仁。”孟武伯又问冉求，孔子说：“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可以让他担任家宰，但不知道他是否仁。”《论语》记载的就是这些。《史记·仲由传》却说：“季康子问仲由是否仁，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不知道他是否仁。’”而《冉求传》又说：“季康子问冉求是否仁，孔子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管理军赋；至于仁，我就不知道了。’”问子路时，孔子说：“像冉求那样吗？”问话的人本是孟武伯，却被改成了季康子。孔子的回答，不仅与《论语》不同，而且《史记》的两篇传记彼此也相互矛盾，实在太荒谬疏略了。《论语》记载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的一些年轻人狂放而志向远大，文采斐然，已经形成篇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剪规范他们。”起初并没有说明这话是因为什么而发。孟子也记载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那里的士人狂放而志向远大，积极进取而不忘记原来的志向。”这明明是同一件事，只是言辞略有不同。《史记·世家》却把两段话都保存下来，还分别说明了它们各自的缘由。我认为这是勉强迁就而造成的妄说。《论语》记载，闵子骞推辞费邑宰的任命，说：“如果还有人再来召我，我一定已经在汶水之上了。” 这大概只是当时拒绝使者时说的话。《史记·子骞传》却径直说：“不做大夫，不食用污浊君主的俸禄。如果还有人再来召我，我一定在汶水之上。”这几句话几乎不成文理。

译《论语》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 司马迁认为三个月的时间太久，于是增添了“学习它”三个字。经书有疑义，空缺不写也就可以了，怎么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增删呢？然而《史记》中像这样做的，哪里数得清呢？孔子回答陈司败说：“昭公懂得礼。”陈司败因此认为孔子是在袒护同党，巫马期不过是特别传述了这句话而已。它既不是巫马期自己的话，也不是孔子对他的训诲，却专门把这段话写进巫马期的传记中，实在毫无意义。《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利，只谈天命和仁。” 司马迁却把“谈”字和后面的“命、仁”并列，都写成了“与”字，难道是传抄错误吗？《论语》记载，达巷党的一个人称赞孔子博学，却没有一项因此成名；那里只说是“人”，《史记》却认为是“童子”，有什么根据呢？《孔子世家》说：“季康子问政，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之上，邪曲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司马贞《索隐》说：“哀公问‘怎样做百姓才会服从’，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之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如今《史记》把这话当作孔子回答季康子，显然是撮取《论语》的话而弄错了事实。考察《论语》所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回答樊迟询问“知”的话。既然如此，司马迁引用它已经错了，司马贞为之辨析也不对。《南容传》说：“南容询问羿、奡、禹、稷的事情，孔子没有回答。南容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能免于刑戮。’南容多次诵读‘白圭之玷’，孔子便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考察《论语》，这些话本来分属三章，并不相连；司马迁却把它们合成一段，简直无法阅读。孔子曾对端木赐说：“我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并不是靠多方面学习、广泛记诵。”这大概只是泛泛地告诫他罢了。然而《史记》说这是在陈、蔡之间，因子贡面露不满而说的；若不知道“一以贯之”的道理，这话怎么能宽慰子贡呢？子张询问如何行事，孔子用忠信笃敬回答他，这也是平日所讲明的道理；《史记》又说是因陈、蔡之困而发，依据在哪里呢？《孔子世家》记载楚国狂人接舆唱道：“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它加上两个语气助词，不仅不是他的原话，也扰乱了诗歌的声韵。《仲由传》说：“子路喜欢跟随孔子游历，遇到背着蓧的长沮、桀溺和老人，他们也只是偶然跟随孔子罢了，司马迁却就说子路喜欢跟从孔子游学。怎么知道呢？况且这件事也没有必要记载。” 《孔子世家》说：“孔子在西方打猎时见到麒麟，说：‘我的道已经走到尽头了。’又长叹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孔子说：‘我不怨天，也不责怪人；从下学起而达到上通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说的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辱没自身了；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行为合乎清廉，废弃官位合乎权变。我却和他们不同，对于世事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孔子又说：‘唉，唉！君子只忧虑到死后名声还没有被称道。我的道不能实行，我凭什么向世人表明自己呢？’于是根据史实作《春秋》。用《论语》考察，以上三章都泛泛记作“子曰”，没有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说的。司马迁却把它们写在这里，大概也是凭自己的想象罢了。他评论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等人的话，尤其没有意义。《孔子世家》总括记述孔子行事时说：“在有丧者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这一天哭泣就不唱歌；看见穿齐衰丧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儿童也一定改变神色。同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作我老师的人。品德不能修养，学问不能讲习，听到义却不能实行，不能改正不善，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史官所记载的事情和孔子亲口说的话，怎么可以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别？司马迁采录经典、搜集传记，大体上都错杂抵牾；至于二帝三王纪，以及齐、鲁、燕、晋、宋、卫诸世家，《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尤其没有什么可看的。孟子第一次见梁王时，梁王泛泛询问有利于国家的办法，孟子用仁义回答他。后来梁王又因为在邻国交战中屡遭挫败，想求得洗雪耻辱的办法，孟子再次劝他施行仁政。这明明是两件事。可是《魏世家》却说：“惠王说：‘我没有才能，军队在外面接连三次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家因此空虚，使先君的宗庙社稷蒙受羞辱，我非常以此为耻。老人家不远千里屈尊来到敝国朝廷，将用什么办法使我的国家获利？’孟轲说：‘君主不可以谈利。作为人君，讲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文字和事情混杂错乱了。有人怀疑孟子曾劝齐国攻打燕国，孟子对此辩解得很清楚；可是《燕世家》却说：“孟轲对宣王说：这是文王、武王的时代，不可错过。”这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只是根据有人怀疑而凭空推想罢了。茆璞说：“司马迁不相信真正的《孟子》，却相信伪造的《孟子》，确实击中了他的毛病。” 《舜本纪》说：“象以为舜已经死了，于是停留在舜的宫中，坐在那里弹琴。舜前去看他，象惊愕而不高兴。”依据《孟子》，应当是象前往进入舜的宫中，而舜正在床上弹琴。《左传》说：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下庄公和叔段。庄公出生时是倒着出来的，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姜氏于是厌恶他而喜爱叔段。杜预注说：庄公在母亲睡梦中已经出生，所以使姜氏惊讶并厌恶他。《史记》却说：武姜生太子寤生时难产，夫人不喜爱他；后来生小儿子叔段，叔段出生顺利，夫人便喜爱他。我认为，按照《左传》的说法，庄公出生大概是顺利的，夫人只是因为觉得奇怪而厌恶他罢了。司马迁反而说庄公难产，又说叔段出生顺利，这是为什么呢？这虽然无关利害，也足以令人发笑。《左传》记载石碏的话说：“陈桓公当时正受到周王宠爱，刘子玄说陈侯还活着，不应当称谥号。”这是对的。可是《鲁世家》说：“公子挥想替隐公杀死桓公，隐公不答应。公子挥反而向桓公诬陷隐公说：‘隐公想最终即位，除掉您，您应当谋划此事。请让我替您杀死隐公。’”它的问题和《左传》一样。《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日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所谓“如雨”，只是说星星数量很多，像下雨一样，所以把它当作异常现象记载下来。后世史书的《五行志》中也常有这种记载。《左传》却说星星是跟着雨一同落下，杜预于是把“如”解释为“大概”，这就错了。到了《史记·宋世家》，更把两种说法合在一起说：“宋国境内星星像雨一样陨落，和雨一同落下。”难道不是更加荒谬吗？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日，宋国陨石五块。这个月，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左传》说：“陨落在宋国的石头，是陨落的星星。”《史记·世家》却说：“宋襄公七年，宋国境内星星像雨一样陨落，六只鹢鸟与雨一起落下。”考察《春秋》所说星星如雨陨落，起初并没有说发生在宋国；而且庄公七年四月与僖公十六年正月相隔很远，怎么能合并成宋国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呢？大概司马迁看见《左传》把陨石解释成陨星，因而错误地记录下来，反而遗漏了陨石之事而不加记载，实在疏略。

译根据《左氏传》的注，鲁僖公是闵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夏父弗忌说：“新鬼个子大，旧鬼个子小。”可是《史记》却说闵公被杀，季友从邾国奉迎闵公的弟弟申回国即位，这就是厘公。厘公也是庄公的小儿子，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左传》说：“季文子去世时，家中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妾，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藏蓄金玉，也没有多余的器物财货。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他已经辅佐过三位君主，却没有私人的积蓄，难道不能说忠吗？”《史记》却说：“家中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妾，马厩里没有吃粮食的马，府库中没有金玉。”这样写成辅佐三位君主，在文义上也自相矛盾。《卫世家》说：“蒯聩同浑良夫盟誓说：‘免除你三次死罪，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参与的。’”考察《左传》只说“三死无与”，“无与”就是“免除”的意思。如今又加上“免子”两个字，岂不是多余吗？《吴世家》说：季札从卫国到晋国，将要住在宿地，听到钟声，说：“奇怪啊！我听说，言辞明辨却没有德行，必定会遭受杀戮。这位先生因为得罪国君而住在这里，害怕还来不及，又怎么可以反叛呢？这位先生处在这里，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上一样。国君正在停灵，怎么可以奏乐呢？”于是离开那里。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再听琴瑟之声。《卫世家》说：季札经过宿地，孙文子为他击磬，说：“我不快乐，声音非常悲哀，使卫国发生动乱的，正是这个原因。”一处说是钟，一处说是磬，这还不值得深责。然而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文子自己奏乐，季札恰好听见；按照后一种说法，是文子为季札奏乐。前一种说法责怪文子自己不感到惭愧恐惧，反而安然享乐；后一种说法则是从声音的悲哀中知道它是卫国动乱的征兆。这两种说法为什么如此矛盾而不同呢？考察起来，前一种说法本于《左传》，应当认为是正确的；后一种说法虽然另有依据，却同前说相矛盾，也不应采用。而且《左传》只说“又为什么奏乐”，《史记》却改成“怎么可以反叛”，意思也不相合。大概得罪国君就是所谓反叛，和击钟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贞已经知道原文不对，却说“畔”字应当读作“乐”，也是强行替它解释。《史记》说宰予和田常一起作乱，被夷灭三族。前人辨析说：齐国相国阚止，字也叫子我，所以司马迁误以为是宰予。考察《左传》，先记载阚止，后来才称他为子我，注说子我就是阚止。如今《齐世家》也是这样，可是《田完世家》却说：“子我是阚止的同宗族人。”那么它的错误难道只有宰予这一件事吗？《齐世家》把“子我”写作“阚止”，而《田完世家》写作“监止”；《楚世家》称昭王的名字为“珍”，而《伍员传》写作“轸”；《卫世家》称庄公的名字为“蒯聩”，而《仲由传》写作“蒉聩”；《卫世家》说“孟黡敌对了子路”，而《仲由传》写作“壶黡”。难道不应当统一采用一种说法吗？《滹南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采录材料的错误（下）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月，齐景公患疥疮，后来又发热，过了约定的期限仍未痊愈。梁丘据和裔款对齐景公说：“我们祭祀鬼神，比先君更加丰盛。如今君王生病，这是祝史的罪过。何不杀掉祝史？”晏子不同意，说：“百姓遭受疾病困苦，妇人们都在诅咒。祝祷或许有益，诅咒也可能造成损害。即使祝史善于祈祷，难道能胜过亿兆百姓的诅咒吗？”十二月，晏子在遄台陪侍齐景公，梁丘据骑马奔驰而来。饮酒欢乐时，齐景公说：“如果古代没有死亡，那快乐会是什么样呢？”晏子说：“古代如果没有死亡，那就是古代人的快乐。君王怎么能得到这种快乐呢？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萴承继他们，有逢伯陵承继他们，蒲姑氏承继他们，后来太公又承继他们。如果古代没有死亡，那么爽鸠氏的快乐，恐怕不是君王所希望的吧。”昭公二十六年冬天，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派人禳除它。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招来欺骗。天道不谄媚，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命令，怎么能禳除它呢？”齐侯和晏子坐在路寝，齐景公叹息说：“这座宫室多么美好，谁能拥有它呢？”晏子说：“冒昧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齐景公说：“我认为拥有它要靠德行。”晏子回答说：“按照君王的话，恐怕将会是陈氏吧？” 《列子》说：“齐景公登临牛山，面对着自己的国都流泪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啊，草木郁郁葱葱！我怎么能舍弃这个国家去死呢？’假如古代没有死亡，寡人离开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史孔、梁丘据跟着哭泣，只有晏子在旁边笑。景公说：“我今天游览此地而悲伤，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哭泣，你为什么独自发笑呢？”晏子回答说：“假如贤能的人能够永远守住它，那么太公、桓公就会永远守住它；假如勇敢的人能够永远守住它，那么庄公、灵公就会永远守住它。这几位君主如果一直守着它，我的君主将正戴着莎笠站在田间地头，只忧虑耕作之事，哪里有空闲想到死亡呢？这样一来，我的君主又怎么能得到今天这个位置而站在这里呢？因为它反复很快地更替离去，最后轮到君主您，您却偏偏为此流泪，这是不仁。臣见到不仁的君主，又见到谄媚奉承的臣子，所以独自在暗中发笑。”《史记·齐世家》杂取两部书的说法，说：“鲁昭公三十二年，彗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叹息说：‘这样堂堂的国家，谁能拥有它呢？’群臣都哭泣，晏子却笑。”景公发怒，晏子说：“臣笑群臣谄媚得太厉害。”景公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正当齐国的分野，我因此忧虑。” 晏子说：“君王筑高台、挖深池，赋税征收得像还不够，刑罚施行又唯恐不能穷尽，彗星将要出现；彗星凭什么会出现呢？”景公说：“可以禳除它吗？”晏子说：“假使神灵可以通过诅咒招来，也就可以通过禳祭送走。百姓的痛苦和怨恨数以万计，却要让一个人去禳除，怎么能胜过众人的怨声呢？”唉，同一件事，竟有这样彼此差异的记载；其他荒谬虚妄的地方，又哪里说得尽呢？《左传》记载，介之推回答母亲说：“我的身体将要隐遁，还要用文饰来做什么呢？那就是求取显达了。”《史记》在“文”字下面又重复写了两个字，有人说这样意思才完整，于是怀疑《左传》脱漏错误。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人的语言简略到这种程度，是有先例的。《礼记》说：“晋献公将要杀死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为什么不把你的心意告诉父亲呢？’世子说：‘不可以。君主安爱骊姬，这样做就是伤害父亲的心。’”孟子辨析百里奚的事情，竟不知道百里奚以喂牛来求见秦缪公是污点，难道能说他明智吗？这也是同一类情况。况且司马迁记载汉文帝的话说：“我唯独不能得到廉颇、李牧来做我的将领，难道我还忧虑匈奴吗？”这与介之推的话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偏偏怀疑介之推的话呢？不过，这种写法也不能作为法式。《周纪》说：晋文公召见周襄王，周襄王在河阳会见他；《践土》篇避讳而记作“天王狩于河阳”。按照《左传》，仲尼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训法，所以记作‘狩’。”如今只说“书讳”，谁能知道其中的缘由呢？《左传》说，晋灵公想要攻打赵盾，他的车右提弥明为此战死。又说，起初赵盾在首山打猎，住在翳桑，看见灵辄饥饿，便给他食物。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甲士，驾车抵御灵公的军队，使赵盾得以逃脱。赵盾询问他的姓名，灵辄停留片刻没有回答便离开了。说到官职，提弥明是车右，灵辄是甲士；说到结局，提弥明战死，灵辄逃走。他们是两个人，已经很明显了。可是《史记》却说“桑树下的饥饿之人”就是提弥明，又把他写成宰夫，这是为什么呢？《左氏》的说法未必全都可信，但司马迁的记载确实以此为依据；其中的错乱，不能不辨明。《晋世家》说：“赵盾曾在首山打猎，给桑树下的饥饿之人食物。那饥饿之人留下食物的一半，说：‘我离家做官已经三年，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希望把这一半留给母亲。’既然连母亲是否活着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把食物留给她呢？”《左传》中有“如今距离她很近”三个字，按道理才讲得通。司马迁粗疏，因而漏掉了它。晋国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国君，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并把这句话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不服，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却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弑君的贼人，不是您还能是谁？”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左传》就是这样说的。《晋世家》已经采用了这种说法，《赵世家》却又说：“君子讥刺赵盾：他身为正卿，逃亡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弑君的贼人，所以太史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这样看来，事情倒像是先有士人的议论，太史根据它才记载下来。文字既重复，意思又互相矛盾，岂不是不恰当吗？《左氏》记载鉏麑的事情说：“赵盾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坐着打了个盹。鉏麑说：‘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人；杀害百姓的主人，是不忠；抛弃君主的命令，是不信。’于是撞槐树而死。”《公羊传》认为，鉏麑看见赵盾内室的门敞开，居处简朴，还在吃鱼餐，赞赏他生活简易俭朴，所以才这样做。《史记》却说：“赵盾内室的门开着，居处简朴。鉏麑说：‘杀害忠臣、抛弃君主的命令，罪过是一样的。’于是自杀。我不知道内室门开着、居处简朴，怎么就能说明赵盾是忠臣呢？” 郤克因被齐国太后嘲笑而感到羞耻，发誓说：“如果不能报复这件事，我就不再渡过黄河。”《左传》是这样说的。《齐世家》说：“如果不能报复这件事，就不再渡过黄河。”意思已经不同了。到了《晋世家》，又说：“如果不报复齐国，就让河伯看着我。”记载同一件事，却差异到这种地步，实在是记载不精确造成的。

译《左氏》说：“郤克出使齐国，登上台阶以后，妇人在房中嘲笑他，郤克发怒，所以发生了鞌之战。”杜预注说：“因为他跛着脚登阶，所以妇人嘲笑他。”谷梁子说：“季孙行父秃顶，郤克独眼，卫国的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手臂弯曲，他们同时出使齐国。”《公羊传》说：“郤克、臧孙许出使齐国，有的独眼，有的跛脚。”可是《史记》又说：“郤克驼背，鲁国使者跛脚，卫国使者独眼。”那么究竟谁可信呢？三传的说法不同，各自记载所听闻的情况，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史记》是依据三传写成的，并不是取此舍彼，而是又出现这样的相互矛盾，这是什么缘故呢？” 《左传》说：“白公胜在吴国时，子西召他来任用；后来因为救郑国的缘故，白公胜想杀子西。子西听说后说：‘白公胜像一只鸟卵，我用翅膀护着他，才使他长大。’这大概是仗恃自己对他有恩。《史记》却说：‘白公胜不过像一只鸟卵罢了，能做什么呢？’这只是轻视他的脆弱而已，不也很奇怪吗？” 左氏说：“吴王阖闾将要讨伐齐国，越王率众前来朝见。吴王和列位大夫都得到馈赠，吴国人都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害怕，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啊。’”《史记》把“豢吴”改成“弃吴”，这是什么意思呢？左氏说：“吴王赐伍子胥死，伍子胥将死时说：‘在我的墓上种上楸树，楸树可以做材，吴国大概就要灭亡了吧？’这是说吴国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史记》却说：‘在我的墓上种上梓树，使它可以做器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吴世家》说：“越王在檇李攻打吴国，派敢死之士挑战。他们三次列阵逼近吴军，呼喊着自刎。吴军观看此事，越军趁机攻打吴国，把吴军打败。”《越世家》说法也相同。贾逵说：“这是犯死罪的人。”郑众说：“是想以死报恩的人。”这些说法都不能令人安心。考察《左氏》说：“越王派敢死之士两次被擒，他们仍不动摇；又派罪人三次列阵，把剑架在脖子上，说：‘两位国君都有治理我们的罪责；我们冒犯了军旗和鼓声，对君王的行动不能尽力，按军法本来无处逃避刑罚，谨敢归于死地。’于是自刎。”可见“死士”是敢于赴死的勇士，和罪人的事情本来是两回事，而司马迁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所以意义不明，解释者才妄加此类说法。《左传》说：“勾践和吴国在檇李交战，把吴军打得大败。阖闾退兵，死在陉地。夫差派人站在庭院中，只要自己出入，那人就一定对他说：‘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事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忘记。’”这大概是阖闾死后，夫差让人时时提醒自己。《史记》却说：“阖闾将死时，立夫差为太子，对他说：‘你忘了勾践杀你父亲吗？’”两者为什么如此不同呢？秦穆公讨伐郑国那次战役，考察《左传》，劝谏秦穆公停止出兵、哭泣送儿子从军的，只有蹇叔。因此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图利益而使百姓劳苦。”秦穆公说：“我违背蹇叔，使二三位老臣受辱，什么时候百里奚曾参与其中呢？”司马迁记载此事，却认为两位老人共同进谏，不知依据在哪里。《左氏》说：“秦穆公召见孟明、西乞术、白乙丙，让他们率军出征。”又说：“蹇叔的儿子也随军出征。”蹇叔对孟明说：“孟明，我只看见军队出发，却看不见它回来。”他哭着送儿子说：“我将在这里收拾你的尸骨。”可见孟明等人本来就是将帅，而蹇叔的儿子只是士卒一类，两者并不相干；司马迁却把孟明说成百里奚的儿子，把西乞术、白乙丙说成蹇叔的儿子，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孔防引用《世族谱》说，有人认为西乞术、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怎么知道司马迁另有依据，却一定要以《左氏》为准呢？回答说：“这种说法或许有根据。但这次战役，主持谋划的是孟明，他两次失败也没有灰心，最终还是取得成功。假如他果真是百里奚的儿子，为什么百里奚能够苦苦劝谏秦君，却不说一句责备自己儿子的话呢？” 从书中看，秦穆公自崤山战败归来，立即作《秦誓》自我悔过；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在夺取王官、封葬崤山战死者之后，岂不是很奇怪吗？他又说：“君子听到这件事，都流下眼泪，说：‘唉！秦穆公对待人是多么周到啊。’”考察《左氏》说：“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举用人才周全，对待人一视同仁。”至于孟明、子桑，也都有赞美的话。《左氏》所谓“君子”，大概是假借这个称呼作为褒贬的主体，并不是指当时的士人。哪里有所谓听说此事而流泪的人呢？左氏记载华督遇见孔父的妻子时，说他用眼迎视、目送，措辞很文雅。《史记》却说“用眼看她”，就不成话了。服虔说：“‘目’是极力注视，眼珠不转。”这大概是胡乱解释。《公羊传》说，宋国南宫万杀死闵公，大夫仇牧手持剑斥责他，南宫万挥手将仇牧杀死，又打碎他的头，牙齿粘在门扇上。注说：“侧手击打叫作‘摋’，大概是用巴掌打碎了他的头，所以牙齿迸落到门扇上。”《史记》只说“南宫万与仇牧搏斗，仇牧的牙齿粘在门扇上而死”，恐怕开始时并没有弄清原意。楚庄王围攻宋国，城中没有粮食。华元夜里见子反，把宋国的实情告诉他。子反安慰他说：“我军也只有七天的粮食，吃完后如果还不能取胜，就撤军回去。”楚庄王听说后责备子反。子反说：“宋国尚且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楚国难道会没有吗？”楚庄王无可奈何，只得领兵撤走。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史记》却说楚庄王喜欢华元的诚实，主动说出这番话而撤兵，难道另有依据吗？《谷梁传》说：“季孙行父秃顶，晋国的却克一只眼斜，卫国的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驼背，他们同时出使齐国。于是让秃顶的人给秃顶的人驾车，让斜眼的人给斜眼的人驾车，让跛脚的人给跛脚的人驾车，让驼背的人给驼背的人驾车。”鞌之战就是由此发生的。《公羊传》说法大致相同。啖助认为这像街谈巷议，所以删去了。刘知几论删省文字的方法说：“应当写成‘各以其类者逆之’，这样也可以。”《史记》却说“让人模仿他们的样子来引导宾客”，这样就是假意模仿他们的形状，而不是真有残疾了。

译《吕氏春秋》说：“管仲病重，桓公问他。管仲请求疏远易牙、竖刁、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我吃，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按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他连自己的孩子都忍心杀，又将会把什么放在君主身上呢？’桓公说：‘竖刁自行阉割来接近我，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按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损害，又将会把什么放在君主身上呢？’桓公又说：‘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他的父亲死了也不敢回去哭祭，难道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按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的父亲的；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忍心舍弃，又将会把什么放在君主身上呢？’《史记》也记载此事，却只说：‘杀儿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能因为迎合君主而自行阉割，不合人情；难道能亲近君主而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这种说法难以接近事实，谁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滹南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一，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论取舍不当。《史记》的体例中，只有“世家”最没有道理。颜师古说：“所谓世家，是子孙世代担任大官而不断绝。诸侯拥有国土，称作君，只比天子低一等罢了。虽然不能同于帝王的本纪，难道又可以称作世家吗？况且既然把诸侯列为世家，那么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又与世家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妥之处：所谓“纪”、所谓“传”、所谓“表”、所谓“书”，都是篇籍的名称；“世家”只是门第的称呼，就像说豪族大姓一样，怎么能同“纪”“传”这些字相提并论呢？然而古今没有人知道它不对，也很奇怪。那么，各诸侯国应该怎样称呼呢？称作“国志”“国语”之类，有什么不可以？这只要由有见识的人来确定罢了。《史记》中的各篇世家，往往按年代附带叙述其他国家的大事，至于列传中也有这种情况，这只是扰乱文章，并不涉及义理。左丘明按编年体编撰史书，本纪叙述各诸侯国的事情，有时把经文放在前面来开始叙事，有时把经文放在后面来完成意义，彼此可以互相发明，所以这样做是可以的。像司马迁的《史记》，各人都有自己的传记，足以自行表明事迹，何必这样做呢？近代苏子容曾亲自说过他增强记忆的方法：“我每次把一年中的大事作为纲目，想要记住当年的事情就不会忘记了。比如某年改元，这一年发生了某事；某年任命宰相，这一年发生了某事，这就是记事的一种方法。”太史公写书，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唉！史书是载录法则的言论，难道只是为了帮助增强记忆吗？苏氏的说法不足以取信。《鲁世家》说：“往年冬天，晋国杀了它的国君厉公。”《孔子世家》说：“明年，子路死在卫国。”《子路传》说：“这时，子贡正在替鲁国出使齐国。”《魏世家》说：“那以后十四年，孔子在鲁国担任宰相。”本年的事情尚且不应该附带叙述，为什么又涉及往年、明年、同时以及十几年以后发生的事呢？大禹治理水土，箕子作《洪范》，史书只说出这些事情的纲目就够了，却把两篇文章全文载录下来，实在没有道理。因为圣人的经典本身就会传布流传，不需要再特意列举出来，这只会增加文章的冗长滞涩罢了。刘知几只知道批评班固《地理志》全文抄录《禹贡》的错误，却不批评司马迁的荒谬，这是什么缘故呢？司马迁搜集各种奇异传闻，小说、习俗陋说、传闻疑事，无所不有。许由的事情，他既然已经知道不是真的，却又被箕山上的坟墓迷惑，大概是胸中完全没有主见。《史记·老子传》说老子教诲孔子，像对待门下弟子一样；又说孔子感叹老子像龙，这大概出自庄周的寓言，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却竟然把它当作实录吗？至于成王剪断梧桐叶来封唐叔、周公吐出嘴里的食物并收起头发来接待士人、孔子不给子夏和曾子加盖车盖、因为蒸梨的事情而休掉妻子，这些都是街巷间的谈说，是战国诸子所记载的，并不是圣贤的事情，司马迁却一概相信。苏子由编撰《

译古史》，几乎把司马迁的妄诞错误全都删去了，却还保留这类内容，实在令人痛恨。《伯夷传》说：“我悲叹伯夷的志意，看到逸诗，觉得很奇异。”接着又说“传曰”之类的话。“传曰”这两个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索隐》说：“指的是《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如果果真如这个说法，那么司马迁记载古人的事情，哪一件不是摘取自前人的书籍，为什么唯独这里称作“传”呢？新城三老董公拦住并劝说汉王，认为出兵没有正当名义，所以不能成功；只有说明对方是贼，敌人才可以被制服。这一点与义理关系很密切。因此班固把他的说法全部载录下来，而司马迁只说“劝说汉王为义帝之死而战”，所以过于简略而不完备了。况且如果事情只止于“义帝死”，称作“告”也可以，何必说“劝说”呢？吕后的名字既然已经列入本纪，她的事迹始末也到处都有详细记载，而《外戚世家》又说吕娥姁是高祖的正妻，以及她的儿子成为太子、戚姬等事情，恐怕没有必要。至于唐代武氏的事迹非常多，本纪中不能全部详述，所以又收入后妃传，这种情况自然不同。《吕后纪》末尾说：“代王即位为天子，二十三年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皇帝。”按这句话，是说代王即位为天子，只是为了把诛灭吕氏的事情叙述完罢了。至于他的去世和谥号，本纪中自然已经具备，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提到呢？《吕后纪》先说封吕嬃为临光侯，却不说明吕嬃是谁，后来才说她是太后的妹妹吕嬃，次序颠倒了。难道前面所称的嬃是另一个人吗？汉文帝的各篇诏书，班固都写作“诏”，而司马迁称作“上曰”。按照文章的意思，应当以“诏”字为正确。《窦婴传》说：“景帝想任用窦婴，窦婴坚决推辞。皇上说：‘天下正有急难，王孙难道可以推让吗？’王孙，是窦婴的字。班固把这一点写在传记开头，是对的。如今司马迁没有写明，读者凭什么知道王孙就是窦婴呢？开始既然没有注明，就应当说‘字为王孙’才是。然而窦婴是贵戚大臣，不是那些附带叙见的人物，也不应该使用这种写法。” 《义纵传》说：宁成在家闲居，皇上想任命他为郡守，御史大夫弘说：“我在山东做小吏时，宁成任济南都尉，他治理百姓就像狼放牧羊一样，宁成不能让他治理民众。”皇上于是任命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以后，关东各郡国的官吏都说：“宁可见到哺乳期的老虎，也不要触犯宁成的怒气。”这件事正应当收入宁成的本传，为什么写在义纵传里呢？即使下面附带叙述他的破败，他家中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写入。《张汤传》说：赵禹为人廉洁而倨傲，自从做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公卿前来拜访请教赵禹，赵禹始终不回报答谢，致力于断绝与知交宾客的交往和请托，孤立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见到违反法律条文的事情就立即逮捕，也不再复查案件，搜求属官暗中的罪过。这一段与张汤的事情未必必须相互联系，也只应当并入赵禹传中。至于廉颇、赵奢、张苍、周昌、魏其、武安等人的传记，也都属于这一类。《律书》开头说，律是万事的根本，而对于兵器尤其重要。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吹奏律管听取声音，从孟春推演到季冬，肃杀之气相互交并，而音调仍属宫声；同类声音彼此相应，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样说本来还可以。可是它又详细论述自帝王以来用兵的事情，最后说到汉文帝厌恶战争、百姓乐于从事生产，篇幅将近七百字，这同律的本意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非常没有道理，邵氏却极力称赞，认为这正是文章高古雄浑深厚之处，不是其他人拘谨窘迫的文笔所能达到的。唉！文章必定有规矩准绳，即使六经也不能废弃，怎么反而把疏阔说成高深，把严密说成拘窘呢？又有人说这本来是一篇兵书；如果果真是兵书，又哪里需要写这么多律吕的事情呢？大体上都是因为敬畏司马迁而不敢议论他的错误，所以才妄加如此说法罢了。

译史书创立传记，从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以及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有的用善恶来表示劝善惩恶，有的用来完备地记录技能、增长见闻，这些都可以。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类，已经近于没有意义了。至于货殖之事，不过是市井卑鄙之人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污损史书的编录，而司马迁却特意记载它呢？班固只是批评司马迁称述这些人，推崇势利而以贫贱为羞，却也不知道《货殖列传》本来没有必要设立。因此后世沿袭下来保存它，范晔以下的史书都没有这个篇目，才算得体。《史记索隐》认为，司马相如传不应放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大宛列传》也不应放在《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之间。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凡是各类夷狄，都应当按类别相互排列，那么《匈奴列传》难道也可以放在李广、卫青两传之间吗？《循吏列传》《儒林列传》以下各类人物，都排列在列传末尾，大概才算得体。到了刺客，却偏偏把它排在李斯传之前；循吏则排在汲黯、郑当时传之前，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滹南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二，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论议论不当。史家的评论，是根据人物行为的善恶来判断是非，用来表示劝善惩恶，并辅助教化，所以很可贵。司马迁赞颂田完，只说他能通晓《易》的道理、幽明之事，不是通达之人和有才之士就不能留意体察；这本来就是不必说的话。他又说田乞和田常之所以能够接连冒犯两位君主、专擅齐国政权，并不一定是形势逐步发展所造成的。假如遵循厌恶征兆、祥瑞预兆的说法，那么乱臣贼子都可以用天命为自己开脱，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惩罚他们的了。这难道是史家应该说的话吗？《孔子世家》的赞说：“我读孔氏的书，才想象得见他的为人。圣人的道德光辉照耀万世，即使鄙陋的人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可是司马迁因为读书，才开始想象孔子的为人大概是什么样，这不是应当说的话。” 《仲尼弟子传》的赞说：求学的人大多称说七十弟子的门徒，赞誉他们的人有时超过实际，诋毁他们的人有时又损害了真实情况。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貌，只评论言语，弟子名籍出自孔氏古文，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我依据弟子的姓名、文字，把《论语》中弟子所问的内容全部取来，编次成篇；有疑问的就缺略不写。我认为评论人物，也只需依据他们的行为事迹，难道一定要亲眼见到容貌吗？以容貌来取人，孔子或许也有失误，司马迁却反而把它当作准则吗？而且司马迁所引用的杂说和鄙俗事情，也有不足相信之处。又怎么能说全都是《论语》所记载的呢？《魏世家》的赞说：“评论者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家削弱，直到灭亡。我认为上天正要让秦国平定天下，秦国的事业尚未完成，即使魏国得到阿衡那样的辅佐，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魏国的灭亡既然是被秦国兴起所迫，并不是人的谋略能够挽救的，那么秦国的灭亡也同样是被汉朝兴起所迫，也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了。然而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却采用贾谊的议论，把秦二世不任用忠贤作为罪过，这是什么缘故呢？无忌一类的人，本来不足以使国家获益；然而司马迁说错了话，也不能说没有罪过。” 《循吏传》的赞说：“孙叔敖说了一句话，郢都的市场便恢复了；子产病死，郑国人号哭。公仪休看见有人织的好布，便把家中的妻子赶走；石奢放走父亲，因而自杀。楚昭王的名声得以树立，李离因误杀而伏剑自尽。晋文公以此端正国家法令，难道不应该再加上少许评论和总结的话吗？” 《吕不韦赞》说：“孔子所说的‘闻’，大概就是吕不韦这样的人吧？”按孔子所说的“闻”，似乎是指表面通达而实际并非如此的人。吕不韦虽然不值得列入君子之列，但也不足以当得上这种“闻”者的称呼。《项羽传》的赞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是重瞳，听说项羽也是重瞳，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兴起得这样迅速呢？浅陋啊！”这种说法是根据人的形貌来评论人物，容貌偶然相同本来是可能的；项羽出生在舜之后一千多年，却仅仅因为这件事就怀疑他是舜的后代，难道不是迂腐吗？商均是舜的亲生儿子，舜的遗体血脉还留在他身上，却没有听说商均也是重瞳；相隔一千多年的远代后裔，反而一定是重瞳吗？周生是什么人？他依据的是哪部书？竟能上推并知道古代帝王的形貌？即使确有依据，也不是学者所应当讨论的。舜因为具有深厚的德行而声名远播，四岳向帝尧推荐他；尧从上面考察是否合乎天意，从下面考察是否符合众人的愿望，然后他才登上天子之位。舜取得帝位本来有正当的道理，难道只是因为有奇异的相貌才突然兴起吗？假如舜果真因为这个原因而兴起，那么项羽成就功业也应当大致相等，为什么他没有很快成功，反而转眼之间就败亡了呢？司马迁资质轻率，容易相信传闻，又喜爱奇异之事，起初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荒谬妄诞常常像这样。后世描写君主相貌的人，大多把舜的重瞳当作美谈，都是司马迁启发的；后来后梁朱友敬自恃拥有重瞳，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天子，于是起兵作乱而被诛杀，也正是源于这个错误。可悲啊！” 司马迁赞美萧何说：“和闳夭、散宜生争相媲美。”赞美韩信则说：“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人相比。”赞美周勃则说：“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史官把人物相比，一定要放在相同类别中，不能不谨慎。把萧何、韩信这些人抬到三代圣贤之上，谈何容易！至于评论张耳、陈余时，又讥讽他们不同于太公、季子，司马迁的品评实在浅陋。司马迁评论壶遂说：“天子正准备倚重他担任宰相，可是壶遂最终并不是这样。”壶遂内心廉洁，行为端正，是个恭敬谨慎的君子。可是“鞠躬”不过是弯下身体，为什么把它当作君子的盛大德行呢？况且天子把辅佐宰相的责任期望于他，他所能发挥的才干难道就只有这些吗？《李广传》说：“他射箭时，看见敌人逼近，估量箭不能射中就不发射；一旦发射，就应声射中，敌人随弦而倒。”凭借这样的射术，他带兵却屡屡陷入困境、遭受羞辱；他射杀老虎，也多次被老虎所伤。这件事在隐蔽之处或许有可能，但终究是主观推测，不是史官可以断定的。《汲郑传》的赞没有别的褒贬，只感叹他们有权势时宾客增加十倍，没有权势时就不是这样。至于连翟公在门上题字的事情也一并记载，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却写进史官的评论里吗？《滑稽传》开头说：“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天下都是一回事。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神妙地化育万物，春秋用来阐明道义。”太史公说：“天道广大无边，难道不是很伟大吗！谈笑之言偶然切中事理，也可以用来排解纷争。”天道广大无边，已经没有阐明滑稽的意思；六艺的事情又和滑稽有什么关系呢？《货殖传》说：“没有隐居山岩、保持奇士操行的志向，却长期处于贫贱之中，喜欢谈论仁义，也足以感到羞耻。”贫贱却以此为羞，已经是非常荒谬的；喜欢谈论仁义，难道也值得羞耻吗？司马迁的罪过，真是不可饶恕了。《外戚世家序》说：“夫妻关系，是人的大伦。礼的施行，只有婚姻最为谨慎。音乐调和，四时便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的统领，怎么可以不慎重呢？人能够弘扬道，却无法改变命运，真是深重啊！妃嫔配偶的宠爱，即使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强求，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已经欢合的，有的不能生育后代；能够生育后代的，有的又不能求得善终。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很少谈论命，大概因为它难以言说。若不能通晓幽明变化，哪里能够认识人的性命呢？一个妇人的遭遇是否顺遂，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而且一切人事，哪一样不是命运呢？司马迁在这里反复强调，为什么这样浪费言辞呢？‘人能弘道’这句话的意思尤其疏阔。”

译《滹南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三，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文章气势前后不能承接 吕不韦派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凭姿色侍奉人的，姿色衰退，宠爱就会减退。如今夫人侍奉太子很受宠爱，却没有儿子，为什么不趁此时早早在诸子中选择贤能孝顺的一个，立为嫡子呢？丈夫在世时，您的地位就会更加尊贵；丈夫百年之后，您所立的儿子成为君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句话能带来万世利益。”这段文字中间文势跌宕，前后不能衔接。范雎来到秦国，秦王让他住在客舍，给他粗劣的食物，等待命令。一年多以后——这时昭王已经即位十六年。“一年多以后”下面接不下去。“这时”，乐毅出使燕国，昭王任命他为亚卿。“很久以后”，这时齐湣王强盛，陈平已经长大可以娶妻，富人没有愿意把女儿嫁给贫穷人家的，陈平也以此为耻。“很久以后”，户牖里的富人张负有个女儿，先后嫁过五次而丈夫总是死去，陈平想娶她。李广曾经犯罪，应当处斩，后来赎罪成为平民。“不久以后”，他在家居住了几年，这些写法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范增劝项梁拥立楚国后裔，项梁于是到民间寻找楚怀王的孙子心；心当时正在替人放羊，项梁找到他后便立他为楚怀王。文意前后不能衔接，不如说：“当时楚怀王的孙子心正在民间替人放羊，项梁找到他并拥立了他。”这样才顺畅。《留侯世家》末尾说：“张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见到老人，老人给他太公的书；十三年后，他随高祖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黄石，便取来珍藏祭祀。”文势前后接不上，不如说：“起初下邳老人所说的黄石，十三年后，张子房随高祖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了它。” 《萧相国世家》中门客劝萧相国说：“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低价出租、放贷来玷污自己的名声呢？”这句话前后不能承接。《韩信传》说：“形势不是把他们置于死地，使人人各自拼死作战不可。如今把他们置于生地，他们都会逃跑，难道还能够使用他们吗？”前后不能衔接，太严重了。《汲黯传》说：“匈奴的昆邪王来投降，到了京城，商人和他交易，因此获罪应当处死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说：‘匈奴攻打交通要道，阻塞断绝和亲之路，中原出兵讨伐他们，死伤多得数不清，耗费又达几万、几百之数。我愚蠢地认为，陛下得到胡人之后，都可以把他们作为奴婢，赐给为从军而死者的家属；所俘获的物资，也可以顺势赏给他们，用来酬谢天下百姓的苦劳，满足百姓的心愿。如今即使不能让昆邪王率领百万军队来投降，却空耗府库赏赐，又征发良民去侍奉供养他，简直像供奉骄纵的孩子。愚民哪里知道这是买卖长安城中的物品，文吏却以此为阻止财物从边关流出的罪行呢？陛下即使不能得到匈奴的资财来酬谢天下，却又因为防范文书而杀死五百多个无知的人，这就是所谓保护树叶，却伤害树枝了。’”其中“如今即使不能”一句，不仅语意重复，前后界限也不通。《滹南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四，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姓名重复冗赘 《夏本纪》说：禹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叫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的父亲叫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禹的曾祖父昌意和父亲鲧都没有登上帝位，都是臣下。刘子玄在《史通·烦省》中说：颛顼本纪中已经明确说黄帝是颛顼的祖先，这一篇又说禹是颛顼的孙子，那么上文就不应再说禹是黄帝的玄孙。既然已经说昌意和鲧没有登上帝位，下文也不应再说他们是臣下。于是删去五十七个字，确实非常切中它的弊病。然而司马迁的书大多都是这一类问题，哪里说得完呢？现在略举几例：本纪中既已明确叙述启是禹的儿子，等到启即位又说“帝启，禹的儿子”。《卫世家》既已明确叙述蒯聩是出公的父亲，等到蒯聩即位又说“这就是庄公，庄公是出公的父亲”。《晋世家》既已明确叙述公子重耳是献公的儿子，等到重耳即位又说“这就是文公，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后来又说“重耳即位成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文公”。晋厉公八年闰十二月，栾书、中行偃囚禁厉公，迎接公子周并拥立他，这就是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栾书等人杀死厉公，知罃迎接公子周来到绛地，杀鸡与大夫盟誓并拥立他，这就是悼公。《鲁世家》说：宣公去世，他的儿子成公黑肱即位，这就是成公。《管蔡世家》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兄叫伯邑考，次兄是武王发，次为管叔鲜，次为周公旦，次为蔡叔度，次为曹叔振铎，次为成叔武，次为霍叔处，次为康叔封，次为冉季载。冉季载最年幼。同母兄弟十人中，只有发、旦贤能，辅佐文王，所以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发为太子，这就是武王。冉季载的次序已经在末尾，自然可以知道他最年幼，何必再说一遍？前面已经说同母兄弟十人，又何必重复列举？前面既已称武王发，为什么又说“这就是武王”？武王贤能而被立，只应写入本纪。康叔封、冉季载在这里已经出现，《卫世家》却又说：康叔名封，是武王同母的弟弟，他下面还有冉季载；季载最年幼。蔡平侯去世，灵侯盘的孙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自立为君，这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叫隐太子友，是灵侯的太子。平侯即位后杀了隐太子，所以平侯死后，隐太子的儿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取代他即位，这就是悼侯。《田完世家》说：“田乞死后，儿子田常继立，这就是田成子。”等田常死后，又说：“田常谥为成子。”《吴王濞传》既已说“他是高帝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又说“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年二十，颇有气力”。《义纵传》既已说“义纵有姐姐义姁，因医术受到王太后的宠幸”，又说“任命义姁的弟弟义纵为中郎”。像这样的例子，都应当是《史通》所要纠正的。《史记》称述人物姓名，重复冗赘得很，是不如其他史书的地方。《殷本纪》说：武丁因野鸡鸣叫而害怕，祖己说：“大王不要忧虑，先修治正事。”这里的祖己随后训诫武王，只应说“于是训诫他”。《世家》说：勾践退守会稽，想杀死妻子儿女，烧掉宝器，出战而死。大夫文种劝止勾践说，这里只应说“劝止他”。《陈世家》说：孔宁、仪行父请求杀泄冶，陈灵公不禁止，于是杀了泄冶，只应说“于是杀了他”。《吴世家》说：季札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像旧交一样，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奢侈，灾难将要来了。”只应说“对他说”。《赵世家》说：从叔带以下五代之后生了赵夙，晋献公十六年讨伐霍、魏、耿，赵夙担任将领讨伐霍国，中间多次重复“赵夙”二字。又说：赵盾死后，儿子赵朔继承；赵朔在晋景公三年，任晋国下军将领救援郑国，中间多次重复“赵朔”二字。丁公把项羽驱逐追逼高祖到彭城西面，两军短兵相接，高祖急忙回头对丁公说：“两个贤者难道要互相困厄吗？”于是丁公带兵退去，汉王便得以脱身。等项羽灭亡后，丁公拜见高祖，高祖让丁公在军中示众，说：“丁公做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就是丁公。” 于是斩杀丁公，说：“要使后世做臣子的人不要效法丁公！”何必重复写这么多“丁公”二字呢？《萧相国世家》的评论说：萧相国萧何在秦朝时只是刀笔小吏，平庸无奇，没有特殊节操。汉朝兴起后，借助日月微末的光辉，萧何谨慎守护宫门钥匙，顺应百姓的疾苦，奉行法令，随势而行，与百姓重新开始；“谨慎守护宫门钥匙”以下多次重复“萧何”二字。周昌曾在宴饮时入宫奏事，高祖正抱着戚姬，周昌转身逃走，皇帝追上去骑在周昌的脖子上，只应说“骑在他的脖子上”。高后派使者召周昌，周昌到后拜见高后，高后愤怒地辱骂周昌，只应说“周昌到了以后，高后愤怒地辱骂他”。郅都任中尉，丞相条侯身份尊贵而傲慢，郅都却向丞相作揖，只应说“常常向他作揖”。临江王被征召到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想要刀笔写信向皇上谢罪，郅都却禁止属吏给他。魏其侯派人暗中把刀笔给临江王，这里重复了两个“临江王”字，只应说“想要刀笔，暗中给他”。窦太后批准中都执行汉朝法律，于是斩杀郅都，只应说“于是斩了他”。《主父偃传》说：当时徐乐、严安一同上书谈论天下大事，各自谈了一件。徐乐说：“如此如此。”严安上书说：“如此如此。” “上书”二字重复了。天子召见三人，于是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只应说“都任命为郎中”。主父偃因齐王自杀而被交付审讯。官吏上奏想不诛杀他，公孙弘说：“主父偃本来就是首恶，陛下不诛杀主父偃，就无法向天下交代。”于是灭了主父偃的族，只应说“不诛杀就无法向天下交代，于是灭了他的族”。《张汤传》说：“皇上怀疑张汤有奸邪，询问张汤，张汤不谢罪。”随后又说张汤假装惊讶，多了一个“张汤”字。《董仲舒传》说：“弟子依次接受学业，有的人甚至见不到他的面。”董仲舒三年不窥视园中，何必再重复姓名？郭解获罪，公孙弘议定应当以大逆无道论处，于是灭了郭解的族。翁伯是郭解的字。传记开头已经写明，这里尤其是多余。

译刘子玄驳斥司马迁的史书说：“《宋世家》开头说宋襄公即位，后面仍称宋襄公；《吴世家》写阖闾，《越世家》写勾践，都在他们的名号上加上‘吴王’‘越王’二字。勾践从未舍弃越王的称号，刘子玄的评论十分正确。这是司马迁全书的弊病。凡是称某王，大多加上国号；凡是称举人物姓名，常常连姓氏一起重复。文字冗赘芜杂，是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班固、范晔以下的史书，才开始把这些问题清理干净。” 《滹南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五，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字词重复冗赘 《舜本纪》说：“瞽叟再娶妻子，生下象。象傲慢，瞽叟宠爱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杀舜。舜逃避；即使有小过错，也受到惩罚。他顺从地侍奉父亲、后母和弟弟，每天更加诚笃谨慎，没有懈怠。”后来又说：“舜的父亲瞽叟顽劣，母亲嚣张，弟弟傲慢，想杀舜。舜顺从适意，不失为人子的道理。兄弟之间孝顺慈爱，想杀他也找不到机会，于是要求他常在身边。”字词重复冗赘，而且“兄弟孝慈”一句也不合义理。《周本纪》《齐世家》说，武王向诸侯展示军队，未曾约定却在盟津会合的有八百诸侯。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这里岂不是多了一个“诸侯”？“诸侯”二字重复了。《卫世家》说：“宣公让儿子伋做太子，命右公子辅导他。右公子为太子迎娶齐国女子，女子还没有进门，宣公看见了本来要做太子妻子的女子很美，便喜欢她，亲自把她占有。”为什么不只说“宣公看见她美丽”呢，何必这样繁复？又说：“齐国女子向朔诬陷、诋毁太子伋，宣公于是派伋到齐国，又命盗贼在边界上拦截杀死他，给太子一面白旄，并告诉边界上的盗贼：‘看见拿白旄的人就杀掉。’”为什么不只说：“派伋到齐国，给他白旄，命盗贼在边界上看见拿旄的人就杀死”呢？又说：“朔的哥哥寿知道朔憎恨太子，而且国君想杀太子，于是对太子说：‘边界上的盗贼看见太子的白旄就会杀太子，太子可以不要去。’”为什么不只说：“寿知道这件事后告诉太子，让他不要去”呢？又说：“朔即位，这就是惠公。左右公子不满朔即位。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恨惠公因谗言杀死前太子伋而代替他即位，于是作乱。”语意重复，只保留“不满朔即位”一句就够了。又说：“翟人杀死懿公时，卫国人怜悯他，想重新拥立宣公先前死去的太子伋的后代；伋的儿子也死了，而代替伋去死的寿又没有儿子。” 这里只说：“想重新拥立太子伋的后代，但伋的儿子也死了，寿又没有儿子”，就可以了，何必使用这么多字呢？《赵世家》说：“赵朔的朋友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赵朔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如果幸而是男孩，我就奉养他。’过了不久，赵朔的妻子分娩，生下男孩。”这里“赵朔的妻子分娩”几个字是多余的。《子贡传》说：“子贡一出使，就使鲁国保存下来，使齐国混乱，使吴国破灭，使晋国强盛，而使越国称霸。”子贡只出使了一次，便造成各国相互攻破的形势；五国之间各自都有变化。这些文字的意思重复了。《越世家》说：“庄生对陶朱公的长子说：‘你亲自进屋去取金。’长子立即亲自进屋取金。”只说“长子就取了金”就可以了。曹沬担任鲁国将领，和齐国交战，三次战败。鲁庄公害怕了，于是献出遂邑的土地，来求得柯地会盟。曹沬劫持齐桓公，齐桓公才答应把侵占鲁国的土地全部归还。不久齐桓公想背弃约定，管仲说：“不行。”于是齐桓公就割让了侵占的鲁国土地，曹沬三次交战所丧失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了鲁国。这里只说“齐桓公于是听从了”就可以了，何必这样重复铺陈呢？《孔子世家》说：“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孔防叔到了叔梁纥这一代，向尼丘山祈祷，生下孔子。孔子出生时，头顶中间低、四周高，所以因而取名叫丘。”又说：“字仲尼，姓孔氏。”既然已经说了“孔防叔”，又说“孔子出生”，何必再注出姓氏呢？《郑世家》说：“孔子曾经经过郑国，和子产相处得像兄弟一样。”后来听到子产去世，孔子哭着说：“这是古人遗留下来的仁爱啊。”孔子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子产。我认为，既然说“孔子哭了”，那么“听到”二字也就不必写，或者只说“等到听说他去世，哭着说”，就更简省了。既然已经说相处得像兄弟，而子产年长，又何必再说“以兄长之礼相待”呢？何况这件事发生在子产死后，按次序也不应这样叙述。春申君把自己宠幸的李园妹妹进献给楚王，楚王召她入宫宠幸她，于是生了一个男孩，立为太子，并把李园的妹妹立为王后。楚王尊贵李园，李园因此掌权。李园入朝掌权以后，他的妹妹成了王后，儿子成了太子，便害怕春申君泄露这件事而更加骄横，暗中豢养敢死之士，想杀掉春申君以灭口。从“李园掌权”以下，文字冗长重复，沉滞得几乎无法阅读。按精练准确的标准，应当说：“李园掌权后，更加骄横，害怕春申君泄露这件事，暗中豢养敢死之士，想杀掉他灭口。” 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把春申君全家都杀尽了。李园的妹妹起初被春申君宠幸，怀有身孕后把她送入楚王宫中，后来生下的孩子于是被立为王，这就是楚幽王。我认为，司马迁先前记载李园妹妹的事情，已经详细完备地叙述清楚了，那么这里仅说“李园妹妹所生的孩子被立为王”，直接说“太子被立”也就够了，何必费这么多辞句呢？赵简子病了五天，不省人事。醒来后，他对大夫们说：“我在上帝那里看见一只熊，想来救助我。上帝命令我射它，射中了熊，熊死了；又有一只罴来，我又射中了罴，罴死了。”我认为，“射中熊”这几个字不必写，“射中罴”的事情也只说“我又射死了它”就可以了。赵襄子灭掉智伯，豫让说：“智伯了解我，我一定要为他报仇而死；这样来报答智伯，我的魂魄就没有惭愧了。”文中多次出现“报答智伯”这几个字。石奢担任楚国宰相，巡视县道时，遇到有人杀人，便追捕他，发现原来是自己的父亲，于是放走父亲，回来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只说“放走了他”就可以了。《赵奢传》说：“廉颇被免去长平的职务，回国时，正值失势，所以原先的门客全都离开了。”被免职回国，就是失势的时候，何必再写下面这句呢？《鲁仲连传》说：鲁仲连游历赵国时，正值赵孝成王在位。秦军包围邯郸，魏安釐王派客将军秘密进入邯郸，借平原君向赵王说：“赵国如果真派使者尊奉秦王为帝，秦王一定高兴，就会撤兵离开。”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鲁仲连恰好游历赵国，正赶上秦军围困赵国，听说魏国将要让赵国尊秦王为帝，就去见平原君说：“下文所说的话。”这里文意重复，只说“鲁仲连听到这件事，就去见平原君”也可以。鲁仲连对新垣衍说：“我要让秦王把梁王烹煮成肉酱。”新垣衍说：“唉呀，也太过分了，先生的话啊。”文中多出“先生的话”几个字；如果一定要保留，应当放在“太过分”二字之前。

译聂政想替严仲子刺杀韩国宰相侠累，严仲子请求再增加车马、骑士和壮士作为辅佐，聂政说不可以，便谢绝了车马和随从。聂政于是辞别众人，独自出发，带剑来到韩国。文中多出“聂政于是辞别”四字。又说“刺杀侠累后，于是剥下自己的面皮，挖出自己的眼睛，剖腹取出肠子，终于因此死去”。何必用“于是”这个字？又说：“韩国把聂政的尸体陈列在市中，悬赏询问，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于是韩国悬赏捉拿，有人能说出杀死宰相侠累的人，就赏赐千金；过了很久也没有人知道。聂政的姐姐嫈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宰相，凶手逃走了，国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尸体被暴露在市中并悬赏千金，便悲痛叹息说“下文的话”。只说“聂政姐姐嫈听说这件事而悲痛”，难道不是简洁明快吗？又说：“市中行走的众人都说这个人暴虐，杀了我们的相国。”其中“众人”二字重复。李斯出狱，和他的中子一起走，回头拉着中子的手说：“‘中子’二字多余，应删去。” 《张仪传》说：“赵襄王命工匠制作金斗，把斗柄加长，使它可以用来击打人。赵襄王和代王饮酒时，暗中告诉厨师说：‘等酒喝到兴浓欢乐时，送上热羹，拿斗反过来击打代王，把他杀死。’只说“厨师按照他的话做，击杀了代王”就可以了。《范雎传》说：“须贾对范雎说：‘不是有大车和四匹马，我本来就不出门。’范雎说：‘愿意替您向主人借大车和四匹马。’范雎回去取来大车和四匹马。”这里应当说：“愿意替您向主人借用”，接着就是回去取车马。《项羽纪》中“诸侯没有一个不是人人惶恐不安”的“人人”二字，意思重复。《项羽纪》说：“汉王和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会合攻击楚军，但到了固陵，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有会合。张子房说：‘大王如果能把陈县以东直到大海的地方全部给韩信，把睢阳以北直到谷城的地方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作战，那么楚军就容易击败了。’汉王于是派使者告诉韩信、彭越说：‘合力攻打楚军，楚国灭亡后，就把陈县以东直到大海给齐王，把睢阳以北直到谷城给相国。’这里应当说“派使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留侯世家》说：“张良和刺客预谋袭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在天下大规模搜捕，急切地寻找刺客。”因为是为了张良的缘故，不必再说“为了张良”之类的话。《韩信传》说：“汉王想任命韩信为大将，众将都很高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成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原来是韩信，全军都大吃一惊。”这里应当只说：“等到任命时，全军都大吃一惊。” 《曹参世家》说：“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见曹参不处理政事，来的人都想有所进言。到来的人，曹参总是拿醇酒给他们喝。”这里“来的人”和“到来的人”重复。又说：“相国官舍的后园靠近官吏的住处，官吏们每天饮酒唱歌喧闹，属吏们厌恶这种情形，却没有办法。于是请曹参到园中游玩，听见官吏醉酒后唱歌喧闹，属吏们希望相国听见后召来他们加以审问。这样说怎么样？”只说：“于是请曹参到园中游玩，希望他听见后召来审问。”就可以了。叔孙通因为惠帝修建复道，劝惠帝建立原庙。皇帝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建立原庙，那么建立原庙的原因已经显现出来了。可是又说“原庙因复道而兴起”，这句话还有什么用呢？《前汉书》删掉它是对的。《陈丞相世家》说：“起初，陈平说：‘我有很多阴谋，这是道家所忌讳的。我这一代如果就此废弃，也就算了，终究不能再兴起，这是因为我有太多阴暗的祸患。’后来，他的曾孙陈掌因同卫氏有亲属关系而显贵，希望能够让陈氏继续受封，但终究没有成功。”两个“后来”字重复，“有太多阴暗祸患”一句也不必写。《贾生传》说：“怀王从马上跌下而死，没有后代。贾生自责自己担任太傅没有尽到职责，哭泣了一年多，也死了。”既然已经说到贾生死去，就不必再说“贾生之死”了。冯唐谈到李牧的事情说：“在那个时候，赵国几乎称霸；后来赵王迁即位，他的母亲是歌伎。赵王迁即位后，竟听信郭开的谗言，最终杀了李牧。”已经说过“赵王迁即位”，为什么还要再说一次呢？《张释之传》说：文帝询问上林苑尉关于园中禽兽的簿册，尉左右张望，完全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从旁代替尉回答，皇帝所问的禽兽簿册，他都回答得十分详细。只说“从旁代为回答，而且回答得十分详细”，难道不是更好吗？《张释之传》说：有人盗取高庙座前的玉器，被捕获后，文帝大怒，把他交给廷尉。廷尉审理，张释之依据法律判定：“盗窃宗庙器物的人，应当上奏皇帝，不需要由廷尉审理。”这里“廷尉审理”四字多余。又说：“即使有万分之一的情况。”假如有愚民盗取长陵一抔土，只说“有这种情况”，或者说“万一”，或者说“假如”，就足够了。烦琐重复到这种程度，几乎无法阅读。《申屠嘉传》说：“当时，大中大夫邓通正受到皇帝的隆重宠爱，文帝经常到邓通家宴饮，他受宠到了这种程度。当时，丞相入朝，而邓通住在皇帝身旁，对丞相有怠慢的礼节，又写了一遍‘当时’。”两个“当时”不但使文势重复，意思也不协调。“他受宠到了这种程度”一句也不必说。申屠嘉使邓通受到困辱，皇帝派使者召邓通，邓通到了以后，在文帝面前哭泣，“在文帝面前”几字多余。《邓通传》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刘子玄说：‘不必说文帝去世，这是当然的。’”然而《史记》中类似的写法很多。文帝、景帝相继即位，或许还可以这样写；至于《贾生传》说：“孝文帝去世，孝武皇帝即位”，中间还隔着景帝，却也这样写，岂不是更加没有意义吗？袁盎说：“文帝面向西让出天子之位两次，面向南让出天子之位三次，何必重复说‘天子之位’呢？” 《太仓公传》说：“皇帝下诏召来询问：所医治的疾病，能够验证生死的有多少？病人的姓名叫什么？皇帝又下诏询问：已故太仓长臣意所擅长的医术以及能够治疗的疾病，有没有著成的书？都是在哪里学习的？学习了多少年？过去有过验证吗？是哪个县、哪个乡里的人？得的是什么病？医药治疗后，他的病情究竟怎样？把这些全部详细回答。”文字这样重复，必定是前面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叙述，后面才应当是当时皇帝诏问仓公的话，却把两者合并成了一段。不如写成：“皇帝下诏召见并问道：‘臣意回答说……’”，这样简洁明白。《吴王濞传》说：“景帝和吴国太子下棋争执棋路，景帝拿起棋盘把他击杀。吴王因此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称病不上朝。京城的人知道他是因为儿子的缘故不上朝，称病。”这里只说“知道他的缘故”就够了。宁成调任济南都尉时，郅都担任济南太守。像此前几任都尉一样，他都步行进入府中，通过属吏拜见太守，就像拜见县令一样，可见他对郅都十分畏惧。等宁成到任，却直接凌驾于郅都之上，声势超过了他，所以“可见他如此畏惧郅都”一句是多余的。王温舒担任河南太守，逮捕郡中的豪强奸猾之徒。郡中豪强奸猾之家因连坐而被牵连的有一千多家，不必再说“郡中豪强奸猾”。

译司马相如病得很重，天子说：“可以前去探视，把他的书全部取来。”派所忠前往时，相如已经死了，家中没有书。所忠询问他的妻子，妻子回答说：“长卿本来就没有藏书，只是有时著书，别人又拿走了，所以家中空空的。”在长卿还没有死时，曾留下了一卷书，说：“如果有使者来，就把这卷书上奏。”此外没有别的书。他留下的书信谈论封禅之事，妻子把它交给所忠。所忠上奏这卷书，天子感到惊异。这段文字用了十个“书”字，何其烦琐！如果改说：“相如已经死了，他的妻子说：‘长卿本来没有藏书，有时写些东西，也被人拿走了。临死时，只留下了一卷书，说：“有使者来，就把它上奏。”这卷书是讲封禅之事的。’上奏以后，天子感到惊异。”这样写，不也可以吗？李广看见草丛中的石头，以为是老虎便射它，箭头没入石中。仔细一看，原来是石头。于是再射，最终再也不能射入石中。这里“石”字共多出三个，应当说：“以为是老虎而射它，箭头没入；知道是石头后，又再射，最终不能射入。”或者说：“曾经看见草中有老虎，射去后箭头没入石中；仔细一看，原来是石头。”也可以。又说：“他射箭时看见敌人逼近，如果不在几十步以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箭。”这里“估计射不中”三字重复；如果保留这句话，上句就应当删去。又说：“李广亲自统率军队，士大夫和全军都哭了。”只说“全军”就够了，或者把“士大夫”二字删掉也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石〕 《汲黯传》说：“东越互相攻打，派汲黯前去察看，他没有到达；到了吴地就回来了。”其中“不至”二字重复。《郑当时传》说：“收留旧友，请宾客来致谢，日夜不停，直到第二天早晨，仍常常担心不能周遍。”其中“第二天早晨”多余。《申公传》说：天子询问治乱之事，申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是老人，回答说了下文。《伏生传》说：年纪九十多岁，不能行走。“老人”二字是赘语。窦太后让辕固进入兽圈刺杀野猪，正好刺中它的心脏，一刺下去野猪便应手倒地。“刺野猪”三字多余。《张汤传》说：“张汤曾经生病，天子亲自前去探视病情。”这里应当写作“探视他”，或者说“亲临探视”。又说：“三位长史都憎恨张汤，想陷害他。”根据下文，这句话不必写，读者自然可以看出。又说：“有人告发张汤的奸邪之事，便把案件交给减宣。”减宣过去和张汤有嫌隙，得到这件事后，追究审理到底。这里应当说“把这件事追究审理到底”。《郭解传》已经说郭解“身材矮小而精明强悍，不饮酒”，后来又说：“他身材矮小，不饮酒。”为什么要重复？洛阳有两人彼此结仇，郭解夜里去见仇家，仇家听从郭解的调解；郭解夜里离开，不让别人知道，说：“暂且不用等我，等我离开后，让洛阳的豪强居中调解，他们才会听从。”这里“等我”二字似乎重复。《货殖传》说：鲁国人曹邴氏靠冶铁兴起，财富达到巨万。邹、鲁之地那些因此放弃文学而趋向求利的人，都是因为曹邴氏。既然已经说“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必再说“因为曹邴氏”。《匈奴传》说：“单于头曼想废掉太子冒顿，制作响箭，训练并约束骑兵射箭，下令说：‘凡是响箭射到的目标，不能全部射中的人处死。’后来打猎禽兽，有不射响箭所射目标的人，立即处死。前后总共用了八个‘响箭’字。根据文势，前面已经相互承接，其余的都可以删掉。晋代张辅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说：“司马迁记载两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记载两百年的事情，却用了八十万字。繁简不同，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刘子玄已经辨明了其中的大要。我再考察一下：司马迁记事疏略，却有很多多余的话；班固记事详备，删削却很精当。这样看来，司马迁表面简略而实际上繁杂，班固表面繁多而实际上简练，怎么能据此判断优劣呢？

译《滹南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六，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史事重复记载。楚庄王包围郑国，郑伯迎接楚军并请求投降的话，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郑世家》。楚庄王把陈国划为县，申叔时讲牵牛踩田的比喻，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陈世家》。楚庄王包围宋国，华元说明析骨煮食、交换孩子食用的危急情形，既载于《楚世家》，又载于《宋世家》。陈恒杀阚止的事情，已经在《齐世家》中详细记载，却又见于《田完世家》。陈乞拥立阳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子路为国难而死的事，已经在《卫世家》中详细记载，又见于子路本传。陈厉公、齐懿仲占卜田完的事，只应载于田完世家，却又完整载于《陈世家》。专诸刺杀吴王僚的事，只应载于专诸本传，却又载于《吴世家》。楚平王拘捕伍奢、召见他的两个儿子的事，只应在伍子胥传中详细记载，却又完整见于《楚世家》。伍子胥劝谏吴王的话、吴王赐死伍子胥的事、伍子胥将死时的话，也只应见于伍子胥传，而《楚越世家》却全都记载了。阖闾将死时嘱咐太子报复越国的事，载于《吴世家》已经对了，却又见于伍子胥传。《春秋》记载周天子到河阳狩猎的事，已经载于《孔子世家》，却又见于《晋世家》，还见于《周本纪》。项羽迁徙义帝的事，已经载于项羽本纪，又见于《高帝纪》。陈平离间楚国君臣的事，已经载于《项羽纪》，又见于陈平本传。张良责难郦食其的事，已经载于《高帝纪》，又见于张良本传。郦食其责备高祖傲慢接见他的事，只应载于郦食其本传，却又见于皇帝本纪。缇萦上书救父的事，只应载于《孝文纪》，却又见于《仓公传》。近来孔毅夫的杂说评论晋史，记载王隐劝谏祖约下棋的事，两篇传记都写了，便说这是文字繁复。严有翼撰写《艺苑雌黄》，也摘取新唐书中重复记载的事作为弊病，难道唯独没有看见司马迁史书的过失吗？《吴世家》说：季札出使鲁国，观赏周王室的乐舞，他说了下文的话。出使齐国时，他劝告晏子说：“您赶快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才能免除灾难。齐国的政权将有所归属；在它尚未归属之前，灾难不会停止。”出使郑国时，他见到子产，像见到旧交一样，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骄奢，灾难将要来了，政权一定会落到您身上。您治理国家，要谨慎地遵守礼制，否则郑国将要败亡。”他到卫国时，劝告蘧瑗、史狗、史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有许多君子，还没有祸患。”到晋国时，他劝告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政权大概将集中到三家手中吧？我将要离开了。”又对叔向说：“国君受到逼迫而身边有很多贤良大臣，大夫们都很富有，政权将落到三家手中。您为人正直，一定要考虑自行避开灾难。”这些话都是为了表现季札的明智见识，记载出来就可以了。至于《鲁世家》记载襄公二十九年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鲁国，听到周乐，完全了解其中的意义。”《郑世家》记载简公二十二年说：“吴国派延陵季子出使郑国，他见到子产，像见到旧交一样，对他说：‘郑国的执政者骄奢，灾难将要来了，政权一定会落到您身上。您治理政事，一定要遵守礼制，否则郑国将要败亡。’” 《卫世家》记载献公死后三年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经过卫国，见到蘧伯玉、史防，说：‘卫国有很多君子，这个国家没有祸患。’”《晋世家》记载晋平公十四年说：“吴国延陵季子来出使，和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交谈，说：‘晋国的政权最终已经归于韩、魏、赵三家了。这又何必呢？’” 《管蔡世家》已经详细说过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对他们不利，所以挟持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将他们诛杀。可是《卫世家》又详细叙述此事，为什么不只说“周公已经诛杀了管叔、蔡叔”呢？《赵世家》的评论说：“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的母亲是歌伎，受到悼襄王宠爱。悼襄王废掉嫡子嘉而立迁。赵王迁平素没有品行，又听信谗言，因此杀害贤良的将领，任用郭开，难道不是荒谬吗？’至于《冯唐传》称赞李牧的功劳说：‘当时赵国几乎称霸；后来赵王迁即位，他的母亲是歌伎，因为听信郭开的谗言而杀了李牧。’我认为，赵王迁之所以夺取嫡子的地位而被立为王，是由于他的母亲受到宠爱；至于听信谗言杀李牧，和他的母亲是歌伎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是多余的，《班书》也保留了它，是错误的。” 《窦婴传》说：“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宠爱他。梁孝王入朝，便和兄弟们宴饮。当时皇帝还没有立太子，闲谈中说：‘我死以后，把皇位传给梁王。’窦婴举起酒杯进谏。”考察皇帝说“把皇位传给孝王”这件事，《梁孝王世家》本来已经详细记载了，为什么不只轻轻带过呢？

译《滹南集》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七，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辨析疑点和错误。郦食其劝说高祖重新立六国后代，张良提出八条难题，古今都称赞这件事，认为是美谈。我私下曾对此有所怀疑。他说：“商汤讨伐桀后，把他的后代封在祝地，是估量自己能够控制桀的生死。如今陛下能够控制项籍的生死吗？周武王讨伐纣后，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地，是估量自己能够得到纣的头颅。如今陛下能够得到项籍的头颅吗？”这种议论很疏漏。桀、纣已经灭亡以后，汤、武才封立他们的后代；张良却说这是估量能够控制桀的生死、得到纣的头颅，难道是在桀、纣尚未灭亡以前就封立他们的后代吗？况且汤、武之所以封立他们，是因为不愿断绝别人的世袭，并不是为了计算利害。怎么能拿项籍的性命来作比较呢？郦食其之所以劝说高祖，只是想维系众人的人心，希望他们背离楚国而归附汉国，并不是让高祖封立项氏后代。怎么能把这件事和汤、武的事势相比呢？汤、武虽然时代不同，事情的道理有什么不同？“控制生死”和“得到头颅”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分列成两段？表彰商容的里门、释放被拘禁的箕子、封葬比干的坟墓，本来是三件事，张良把它们合并起来，是因为三者本质相同。至于放下兵器、归还战马、放牛休牧，难道不也是同一类事情吗？为什么又把它析分为三件呢？班固已经颇能看出其中的错误，却把汤、武的事情合并为一件，只说“估量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难道是因为“生死”二字不属于桀、纣，而属于他们的后代吗？然而这终究和项籍的事情不相类。既然已经把汤、武合为一事，却又把“楚国只有无强以下”分作第八条，可见两部书本身已经不一致了。近世胡寅说，当时高祖还没有称尊，而张良却称他为“陛下”，这是作史者的错误。既然如此，八难的条目又怎么知道没有错误呢？《汉书》说：一位老人给吕后和她的两个儿子看相，他们都显贵。后来见到高祖，说：“从前夫人和她的两个儿子，都把您看作……”如淳说：“‘以’字有的版本作‘似’。”颜师古驳斥了他的说法，这是对的。然而《史记》恰好写作“似”，难道是错误吗？郦食其已经有自己的传记，可是《朱建传》之后又叙述郦食其初次见沛公以及攻下陈留的事情，大同小异，文辞还颇为浮夸。这一定是褚先生一类的人附加进去的，就像田仁等人的事一样。汉文帝把公主嫁给匈奴，让宦官中行说辅佐她。中行说不想去，汉朝强迫他说：“一定要我去。”《汉书》说“成为汉朝的祸患，只是我”，却没有“去”字，这恐怕是错误。如果说“成为汉朝祸患的，一定是我”，或者说“一定是我去给汉朝制造祸患”，这样才通顺。《司马相如传赞》说：“司马相如虽然有许多虚浮夸张的言辞，但最终把它们归结到节俭上，这也是《诗经》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扬雄认为这是华美浮丽的赋，十分称扬而一分讽谏，就像演奏郑、卫之声，曲子结束时才演奏雅乐，不也很可笑吗？”《前汉书》完整引用了这段话。我曾对此有所怀疑。考察《司马迁传》，虽然没有写出司马迁去世的年月，但司马迁死后他的书逐渐流传，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继承并阐述他的书，于是广泛传播；这样看来，司马迁死去不过是在昭帝、宣帝之间。扬雄在成帝元延初年才从蜀地游历到京师，当时七十一岁，后来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反推回去，宣帝在位二十年时，扬雄才刚出生。司马迁著书时，怎么可能知道扬雄的话？这一定是班孟坚续写的，后来的人误把它附在《史记》中了。《公孙弘主父偃传赞》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修养得好，但也遇上了合适的时代。汉朝兴起已经八十多年，皇上正崇尚文学，招揽和提拔人才，以此扩大儒家、墨家的影响。公孙弘名列荐举之首，主父偃又得到当权诸公的称誉。等到名声败坏、本人被诛杀，士人争相说他的坏话。可悲啊！”“荐举之首”以下的意思似乎不完整，难道有缺文吗？

译《滹南集》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八，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史记》使用“而”字，有许多地方不妥，现在略举其中最明显的。《齐世家》说：郤克出使齐国，齐国国君让夫人在帷帐中观看他。《晋世家》说：晋襄公六年，赵衰去世；景公在位时，赵盾去世；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成为正卿。《荀卿传》说：齐襄公在位时，荀卿最受尊为老师。《鲁仲连传》说：赵孝成王在位时，秦王派白起攻破长平的军队。《伍子胥传》说：吴国内部空虚，于是公子光命令专诸袭击刺杀吴王僚。又说：吴国和越国讲和，五年以后，吴王听说齐景公死了，大臣们争相争宠，新君软弱。上面多了一个“而”字。《聂政传》说：严仲子带着黄金百镒到聂政母亲那里祝寿，坚决进献，而聂政辞谢说了下文。又说：贤者因为感到愤怒和睚眦之怨，便亲近信任困窘偏僻之人，聂政难道能够默默地罢休吗？中间多了一个“而”字。《吕不韦传》说：吕不韦拿五百金给子楚作为进身之用，并用来结交宾客，又拿五百金买奇物珍玩，向西游说秦国。上面多了一个“而”字。赵尧问高祖说：陛下所做的事情不快乐，是因为赵王年幼而和戚夫人有嫌隙吗？陛下万岁以后，赵王难道不能保全自己吗？下面多了一个“而”字，这个字也是多余的。《韩信传》说：赵军交战不能取胜，想退回营垒，看到营中全是汉军的红旗而大为惊慌。《贾生传》说：贾生认为汉朝兴起到孝文帝时已经二十多年，天下和谐安定，本来应当改正朔、易服色。《韩生传》说：从此以后，燕、赵一带谈论《诗经》的人都出于韩生。这些“而”字都应当删去。直不疑担任郎官，同舍有人请假回家，误拿同舍郎的金子离开，失主怀疑直不疑，直不疑买金偿还；等请假回家的人回来，丢金子的人非常惭愧。其中多了两个“而”字。李广和善于望气的王朔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在其中；可是各部校尉以下，才能还不如中等之人，却有几十人凭攻打匈奴的军功封侯，而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后来没有丝毫功劳却获得封邑的人呢？三个“而”字都多余；上句如果改作“然而”，就很恰当。司马迁使用“于是”“乃”“遂”等字，冗余而不恰当的地方十之有七八，现在略举其中一些。例如殷武丁梦见傅说的事情，文中说：“于是就派百工营求他；在野外找到了他。”既然已经说“就派遣”，为什么还要再说“于是”？郑文公的妾梦见上天赐给她兰草，说：“把这个作为你的儿子。”她把这件事告诉文公，文公宠幸她，并把兰草赐给她作为凭证，于是生下儿子，取名叫兰。“于是”字很不妥；如果说“后来生下儿子，就取名叫兰”，便可以。《晋世家》说：武王和叔虞的母亲唐叔虞防在一起时，她梦见上天对自己说：“我命令你生一个女儿，取名虞。”后来生下儿子，手上有文理写着“虞”字，所以就因此命名为虞。“所以就因此”三个字怎么能连续使用？《郑世家》也记载这件事，却说“于是用这个名字给他命名”，为什么在那一处巧妙，在这里却笨拙呢？曹沬劫持齐桓公，要求归还被侵占的土地，齐桓公答应了；不久想背弃约定，管仲认为不可以，于是就割让鲁国被侵占的土地。这和《晋世家》叙述叔虞的事一样有毛病。《赵世家》记载程婴、杵臼的事，说“于是两人谋划，取来别人的婴儿背着它”，这里的“于是”应当改作“在这时”。或者说“两人于是谋划”，才通顺。范雎劝说秦王说：“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在内部巩固威势，在外部提高权力。” 这里多了一个“乃”字。蒙毅回答胡亥说：“我哪里敢说什么劝谏的话？哪里敢谋划什么事情？”“乃”字不合语意，句意也不顺。高祖斩杀白蛇，有老妇人哭泣，别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妇人说了下文；人们于是认为老妇人不诚实，想鞭打她。“乃”字应当删去。田横的两个门客自杀，高祖听说后大为惊惊；“于是”字多余。《叔孙通传》说：“皇上见留侯招来的门客入宫拜见，于是最终没有改变立太子的想法。”“于是”“最终”二字应删去其中一个。惠帝即位，于是对叔孙生说了下文；惠帝出游离宫，叔孙生劝皇帝摘取樱桃进献宗庙，皇帝于是答应了。这两个“于是”字都多余。曹参对惠帝说：“陛下自己看看，您的圣明威武和高帝相比谁更强？”皇帝说：“我哪里敢望及高帝！”这里的毛病和蒙毅的话相同。袁盎说绛侯不是安定社稷之臣，绛侯怒视袁盎，袁盎于是没有道歉。“于是”字多余。防陵尉呵斥阻止李广，李广的骑兵说：“这是原来的李将军。”尉说：“现在的将军不能在夜间行走，为什么还要说‘原来’呢？”“为什么”中的“乃”字不妥。《伏生传》说：孝文帝时想寻找能够研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于是听说伏生能够研治它。石建担任郎中令，有事情可以进言时，便屏退旁人尽情直言，言辞十分恳切；到了朝廷上见皇帝，却像不会说话一样，所以皇帝才亲近并尊敬礼遇他。《周仁传》说：“武帝即位后，因为周仁是先帝的臣子而敬重他，周仁于是因病免职。”其中三个“于是”字都不妥。《滹南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十九，金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杂论辨析。郑庄公称他的母亲为姜氏，陆贾、晁错的父亲称自己的儿子为“公”，这些从义理上说都不妥，大概是左丘明、司马迁的错误，未必是当时原本的说法。《楚世家》说：“楚庄王包围郑国，郑伯向楚国投降。群臣说：‘大王不要答应。’楚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屈己待人，一定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怎么可以断绝他呢？’于是答应了。”这大概本于《左传》。至于《郑世家》却说：“楚庄王说：‘我们讨伐的，是不服从的人。如今他已经服从了，还要求什么呢？’”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的？《楚世家》说：楚庄王包围宋国，宋国华元出城，告诉子反说：“城中已经剖析尸骨来烧火，交换孩子来吃。”楚庄王说：“确实如此啊！”《宋世家》也记载楚王的话，却说：“真是君子啊！”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无法一一记述。《史记》记载伍员父子的言语，本传和世家的说法参差不同。有人说这是为了避免文字重复而改变文辞。我认为不是这样。话出自同一个人的口，文字又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却自行改变文辞，人们凭什么相信它呢？《晋世家》说：“唐叔虞，叔为字，姬为姓，是周武王的儿子。”考察《周纪》，姓氏本来就有记载；既然说是武王的儿子，何必再说姓氏呢？况且鲁、卫、管、蔡等世家，大都没有记载姓氏，为什么唯独这里记载呢？《晋世家》说：赵盾的兄弟将军，赵穿。《灌夫传》说：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这里的“兄弟”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弄明白。《宋世家》说：“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襄公说：‘君子不使人困窘于危急之中，敌军没有排成阵势时也不击鼓进攻。’子鱼说：‘如果依照您的话，那就是做奴仆侍奉楚国了，又何必交战呢？’‘奴仆侍奉’这几个字不像当时的说法，大概是司马迁编造出来的，三部传记原本都没有这种意思。况且这句话的句法本身也不通顺。凡是尊敬奉事某人，就说‘以师长之礼侍奉’‘以父亲之礼侍奉’‘以兄长之礼侍奉’；鄙视轻贱某人，则说‘像奴仆一样使唤’‘像奴仆一样亲近’‘像奴仆一样畜养’。前面的那个字应当属于所奉事的人。如今这个‘奴’字，按意思应当属于自己，按句法却属于对方，难道不是考虑得不够周密吗？” 《孙武传》说：吴王阖闾问道：“您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规模试着训练军队吗？”孙武回答：“可以。”阖闾说：“可以用妇女来试验吗？”孙武说：“可以。”于是答应了。便把宫中的美女带出来。这是吴王询问孙武，并不是孙武请求这样做，怎么要用“答应了”这个词呢？那个老人给高祖看相说：“您的相貌尊贵得不可言说。”高祖于是辞谢说：“确实像您说的，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这里只是您的相术可贵罢了，我有什么恩德呢？” 汉朝封侯公为平国君，侯公藏起来不肯再露面。他说：“这是天下善于辩说的人所居之处，能够倾覆国家，所以号称平国君。”我认为“藏起来不肯再露面”应当放在“号称平国君”之后。《高祖纪》称刘季，在当时人的话中这样写可以；但司马迁也多次这样称呼他，不仅在文体上不合适，作为臣下也不应如此。《汉书》改正了这种写法，是对的。《高祖纪》说：“父老们都说：‘平生所听说的刘季那些珍异怪事，预示他应当显贵。’”其中“珍”字不妥，《汉书》改作“奇”，是对的。《太公家令》说：“汉高祖虽然已经是人主……”可是当时还没有“高祖”这个称号，刘子玄辨析了这一点，确实说中了问题。《汉书》改作“皇帝”，是对的。《陈平传》说：陈平跟随军队在代地攻打韩王信，到了平城，被匈奴包围，七天没有粮食吃。高祖采用陈平的奇计，使单于阏氏接受厚重的赠礼，于是包围得以打开；但这个计策秘密，世人没有听说过。桓谭、应劭猜想，可能是用汉朝的美女打动阏氏，世人有时喜欢这样的说法。然而我看《韩王信传》说：皇帝从白登山出来，匈奴骑兵包围了他。皇帝于是派人用厚礼赠送阏氏，阏氏便劝冒顿说：“如今即使得到汉地，也还是不能居住；况且两个君主不应互相困厄。”过了七天，胡骑渐渐退去，汉军从包围中出来进入平城，援军也到了，胡骑于是解围离去。《匈奴传》大致相同，却又说：冒顿和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定会合，但王黄、赵利的军队没有来，冒顿怀疑他们和汉军有阴谋，又采纳了阏氏的话，于是只解开包围的一角。如果这些记载可信，那么汉军使阏氏动心，只是靠重金贿赂；胡骑之所以撤退，也不只是由于阏氏的力量。哪里有什么所谓没有流传下来的奇计呢？这些说法前后反复，大概不足以相信。《张敖传》说：赵国丞相贯高等人想杀高祖，高祖经过柏人县，想在那里住宿，心中忽然有所触动，便问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柏人，就是被人逼迫的意思。”于是没有住宿便离去了。我认为“迫人”的意思本来出自高祖，并不是县名本来就有这个道理，也不是史官应当这样说的；所以这里应当在“上过欲宿”之上加“以”字。《汉书》又删去了“也”字，仍然觉得文意不圆满。《荆燕世家》说：“荆王刘贾，诸刘中不知道他属于哪一支。‘诸刘’二字下文断绝，无法理解其意。若说燕王刘泽，属于刘氏的远支，那就对了。” 《梁孝王世家》说：“孝文帝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就是孝景帝；次子是武，次子是参，次子是胜。”既然前面已经说“男”，那么“子”字都是多余的。太子又不是名字，称作“曰”也不妥。按理应当说：“他的长子是景帝，次子叫某，次子叫某。” 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被召到长安。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代理御史大夫职务的宗正臣逸、廷尉臣贺，负责准备盗贼案件。中尉臣福冒死进言说了如下的话。制书说：“朕不忍心依法处置淮南王，应当让列侯和二千石官员共同商议。”臣张苍、臣冯敬、臣逸、臣福、臣贺又冒死进言说了如下的话。凡是称“臣某等冒死进言”的，都是当时奏疏中的话，史官竟然照样写进史书，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司马迁、班固常常这样写，后世也有人沿袭这种写法，我私下实在不能理解。《田仁传》说：“武帝时，授任田仁为司直，过了几年，因太子之事获罪。当时左丞相亲自率兵，命司直田仁负责关闭、守卫城门；田仁因放走太子，被交给执法官吏，判处死刑。田仁在长陵发动军队，让车千秋上书报告变故，田仁及其宗族在陉城被杀。”开头只说“因太子之事获罪”，后来又说“因放走太子被杀”，接着又说“因车千秋上书报告变故而被灭族”，语意重复而且非常含混。司马迁叙事，这一类问题尤其多。

译《田敬仲世家》说：“齐宣王喜爱有文学才学的人，像邹衍、淳于髡这一类人，都赐给他们列第。”《荀卿传》说：“从孟子到吁子，世上有很多他们的著作。” “自如”二字连用，不通。《十二诸侯表》中使用“及如”二字，也尤其不妥。《儒林传序》说：“孟子、荀卿这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事业，并加以润色。”其中“列”字用得不妥。《子胥传》说：“公子光命专诸袭击刺杀吴王僚。”这里怎么能用“袭”字呢？田横的两个门客自刎，汉高帝听说后非常惊讶。因为田横的门客都很贤能，汉高帝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在海中，便派使者召他们来；他们到了之后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了。我认为：“听说后便非常惊讶”中“乃”字是多余的；“我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中“吾”字也是多余的。《吕后纪》说：“吕后祓禊回来，经过轵道，看见一个像苍狗的东西，伏在高后腋下。”吕后、高后好像是两个人；只说“伏在她腋下”就可以了。丁公在彭城西面使高祖陷入困境，沛公回头说：“两个贤者难道要互相困厄吗？”这才说高祖突然说道：“沛公，这也是同病相怜啊。” 《留侯世家》记载圯上老父的故事说，张良因而觉得奇怪，假意回答说：“好。”刘贡父《汉书刊误》认为“怪”字应当放在“因”字上面，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汉书》的文字本来承袭《史记》，而且下文又有“良因异之”的说法，所以这不只是班孟坚一人的错误。《张良赞》说：“我原以为这个人的身材魁梧奇伟，等到看见他的画像，容貌却像妇人和美女。孔子说：‘根据容貌来取人，会错过子羽。’留侯也是如此。”其中“以为”二字与“计”字相冲突。又有人认为，留侯这句话中“二字”之上应当有“余”字。《留侯世家》说：“留侯性情多病。”多病与性情有什么关系呢？《韩信传赞》说：“假如韩信学习道术，谦逊退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祸患了吧。这样，他对于汉家的功勋，就可以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人相比，后世也会享受血食祭祀了。” “假令”二字下面不应有“哉”字，否则文势也不顺。《吕后纪》说：孝惠帝为人仁慈软弱，高祖认为他不像自己，常常想废掉太子，改立戚姬的儿子如意。如意像我一样。“如意类我”重复说了两次，在文字上重复，而且“我”字也不顺，删去它就可以了。《萧何传》说：“又给萧何增加二千户的封邑，因为皇帝曾经从咸阳出发时，萧何送我，只有他多拿了二钱来供奉。”其中“我”字不合文意。文帝听了冯唐的话，叹息说：“我偏偏没有廉颇、李牧在世时来担任将领啊！”其中的字句非常悖谬。伍被劝谏淮南王，淮南王于是怒气怨恨郁结而不能发泄，眼泪充满眼眶而横流。这些话不合典雅文体，几乎像古赋，难道是史官实录的体例吗？《卫绾传》说：“建元年间，因为景帝患病时，各官署中有许多囚犯是无辜获罪的，而你没有尽职，便被免官。”其中“君”字在语意上不合。《礼书》开头说：“太史公说：浩大美好的德行啊！统治万物，役使民众，难道是人的力量吗？浩大美好的德行，谁能很快知道它就是礼呢？”司马迁的文章没有首尾照应，常常都是这样。《律书赞》中太史公说：“所以用璇玑玉衡来调齐七政。”考察“故”字，它本来是承接上文、引出下文的词，开头第一句怎么能这样使用呢？《石奋传》说：“子孙中已经成年的都在身边，即使闲居在家也一定戴冠，态度恭敬端庄；童仆也都小心谨慎，只有谨慎。他办理丧事时悲哀忧伤到了极点，只有谨慎。”其中“甚悼”和“唯谨”两处文字都不妥。《范雎传》说：“魏国听说秦国将要向东进攻韩、魏，魏国派须贾到秦国去。”这里“魏”字多了一个。又说：“穰侯担任秦国将领，想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想用这件事扩大自己的陶地封邑。”这里“欲”字多了一个。蔺相如请求秦王斋戒五天，才献上和氏璧。秦王估量形势，终究不能强行夺取，于是答应斋戒五天。“却”字是多余的。《留侯世家》说：“刘敬劝高帝说：‘建都关中。’”其中“曰”字是多余的。左右大臣大多劝皇帝建都雒阳。雒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殽山和黾池。“曰”字又少了一个。《袁盎赞》说：“时势已经发生变化，机会到了。吴、楚的一次劝说，劝说即使实行了吧？然而最终又没有成功。”上面三句语意不能衔接，也不能构成完整的句子。《韩信传》说：“这就是所谓驱赶市井平民去作战。”其中“之”字用得不妥。赵尧推荐周昌说：“这个人有坚忍质朴、正直的品格。”其中“有”字没有作用。燕太子请荆轲说：“太阳已经落山了，荆卿难道有意愿了吗？”《范雎传》说：“须贾问范雎：‘如今我的事情能否成功，取决于张君；小子你难道有客人熟悉桐君吗？’”娄敬劝高帝说：“陛下建都雒阳，难道想同周王室比隆盛吗？”这些“哉”字都用得不妥，改作“乎”就可以了。《范蠡传》记载楚王的话说：“寡人虽然没有德行罢了，怎么能因为朱公的儿子而施加恩惠呢？”其中“耳”字用得不妥，删去它就可以了。《荆轲传》说：“荆轲虽然沉溺于酒徒之中吗？”其中“乎”字尤其不合适。《灌夫传》说：“各位没有不称赞他的。”其中“莫弗”二字连用，不能构成通顺的句子。楚昭王病得很重，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公子闾，五次谦让之后才答应。“乃后”连用不能构成通顺的句子。《赵世家》说：智伯同赵、韩、魏三家共同瓜分范氏、中行氏的旧地。“其”字多了一个。《田完世家》说：田乞侍奉齐景公，任大夫；他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取，发给百姓粮食时却用大斗。“粟”字多了一个。《循吏传序》说：“法网疏漏，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掉。”其中“于”字是多余的。《范雎传》说：“散尽家中的财物，全都用来报答那些曾经使他陷入困厄的人。”其中“所尝”二字用得不妥。“李斯出狱，和他的中子一起被捕，于是父子相对哭泣。”接下来又说“因此夷灭三族”，这样写不成语句。《李斯赞》说：“人人都认为李斯极其忠诚，却遭受五刑而死；考察他的根本原因，才发现他同世俗所讥刺的人并没有不同。”其中“异”字很难安放。蒙恬自责说：“修筑一万多里长的城墙，其中怎么能没有截断地脉的地方呢？”“不”字应当改作“岂”。高祖命张良向项羽献上白璧和玉斗。范增对张良说：“谨慎地答应他。”其中“谨”字在语意上无从安放。《高祖纪》说：“那位老人给鲁元公主看相，也都显贵。”其中两个“皆”字都用得不妥。武涉劝韩信说：“您虽然自以为同汉王交情深厚，为他竭尽全力、用兵作战，最终还是会被他擒获。” “之所”二字应当删去其中一个。又说：“您之所以能够暂且活到今天，是因为项王还活着。”其中“须臾”二字用得也不通。孙叔敖问市令：“市场混乱，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已经很久了吗？”市令说：“三个月了。”其中“顷”字用得不通。

译田横说：“我烹杀了别人的哥哥，却同他的弟弟并肩侍奉他的君主；即使他害怕天子的诏令而不敢有所行动，难道我独自一人在内心里不感到惭愧吗？”“人”字同“弟”字相互抵牾。应当说“烹杀了别人的哥哥，却同他并肩侍奉君主”，或者说“烹杀了别人，却同他的弟弟并肩侍奉君主”，这样才可以。《燕世家》说：“齐湣王对燕太子平说：‘即使这样，那么只要太子能够命令他……’” “则”字下面的文字无法成立。项羽回答项梁说：“剑术，只能抵挡一个人，不值得学习；应当学习能够抵挡万人的本领。”这句话不圆满，《汉书》增加“耳”字，就是正确的。陆贾对陈平说：“天下即使发生变故，只要权力不分散……”其中“即”应当作“而”。项籍见到秦始皇时说：“他可以被取代，我也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会灭族的。”这段话不圆满。《赵禹传》说：“如今皇上在位时，赵禹凭借刀笔吏的身份，积累功劳，逐渐升迁为御史。”其中“时”字用得不妥。《申屠嘉传》说：“高帝时的大臣，又大多死去。” “皆多”二字不能连用。申屠嘉回答文帝，责备邓通；皇帝说：“您不要说了，我偏爱他。”退朝后，文帝坐在府中，申屠嘉写檄文召邓通。这个说法语法不顺，似乎应当说“坐在府中，发檄召邓通”。聂政说：“严仲子带着百金来为我的母亲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但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深知我聂政。”其中“然，是”连用不能构成通顺的句子。《屈原传》说：秦昭王想同怀王会面，怀王年幼的儿子劝怀王前往。这样做怎么能断绝同秦国的友好关系呢？“少曰”二字有缺误。《荆轲传》中田光对燕太子说：“太子只听说我壮年时的情况，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衰亡了。即使这样，我不足以谋划国事，我所友善的荆卿可以担当此事。”其中“虽然”二字用得悖谬。《王温舒传》说：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选取郡中豪强勇敢的人，把他们作为爪牙，督捕盗贼；因此，齐、赵两国交界处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以其故”多余。《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百姓都以农为本，却有很多人巧施奸诈、违法弄法，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一味严厉削治才能使他们整齐。”于是写作《酷吏传》。又说：“侍奉君主，能够掌握君主的耳目，使君主的脸色和悦而获得亲近的，并不只是凭容貌受宠，也各自有自己的长处。”于是写作《佞幸传》。酷吏、佞幸一类人都是小人，史书为他们立传，大抵是为了揭示他们的罪恶，作为世人的戒鉴；但司马迁却对这些人有所取用。这样看来，他的是非判断难道只是对《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的议论错误吗？《太史公自序》说：“赞美太公望的谋略，于是写作《齐世家》。”又说赞美周公旦打开金縢，于是写作《鲁世家》；叙述燕国时说“赞美甘棠诗”；叙述卫国时说“赞美《康诰》”。叙述宋国时却说：“赞美微子向太师询问。” 叙述晋国时却说：“赞美晋文公赐予圭鬯。” 这类说法很多。史书本来是实录，凡是应当记载的事情，无论善恶都必须保存，难道要因为赞美某一件事之后才写史书吗？大体上，这些序、传都不值得观看，删去也可以。吕氏《大事记》说：“太史公在《夏本纪》中称说孔子校正夏代历法，在《殷本纪》中称说孔子赞美殷代的车乘。圣人对于四代制度有所损益的大致意义，不能说没有略微窥见。”我认为司马迁只是因循孔子的话而随意引述罢了，既不是自己的见解，也没有另外提出什么阐发，吕氏却马上认为他懂得损益制度的意义，为什么竟这样过分地赞誉他呢！《大事记》说，《史记·文帝纪》大量记载诏书，到《景帝纪》却全都不记，大概认为没有必要记载，这是在防范细微之处。我认为史书是实录，诏令是一个时代的大事，即使皇帝的实际行为不能符合诏书所说，难道能全部湮没不记吗？这不过是司马迁个人的怨愤，而吕氏却深深取法，竟凭此评判班固和司马迁的才识，我实在不敢赞同。班固讥刺司马迁评论游侠、论述货殖不当，世人都称赞班固说得正确，但秦少游为司马迁辩解，认为司马迁遭受腐刑，家境贫困，不能自行赎罪，而交游之人又没有人救助他，所以发愤而写下那些话。这确实抓住了他的本意；然而信实的史书将作为万世的法则，并不是个人的著作，难道可以用来发泄个人的怨愤吗？《滹南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金代王若虚撰：《诸史辨惑》。五帝的名次，《史记》以黄帝为首，《尚书序》以少昊为首，两种说法不同。总之，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起初帝位都在子孙之间传承；到了尧、舜，他们的儿子不肖，不足以托付国家重器，于是才开始有禅让之事。这大概是不得已的变通，但有人竟说：“五帝把天下作为公器，三王把天下作为家产。”这是多么荒谬啊！由皇降为帝，由帝降为王，只是名号不同罢了。尧、舜采用揖让，商汤、周武王采用征伐诛讨，只是世道变化不同罢了。至于他们的治道，却未曾不相同。可是商鞅游说秦孝公，竟说先实行帝道，再实行王道；魏徵也说，实行帝道就成为帝，实行王道就成为王；郑厚又说，王道完备而帝德消亡。这些都是浅陋的见解。父亲死后儿子继承，是天理人情的常规。从天子到庶人，从称王到称霸，自古至今，没有能够改变的。偶尔传到旁支，交给别姓，必定是形势所迫、出于不得已，只能说是变例，不能当作常规。可是汉代人的说法是：“殷道亲近亲族，所以立弟；周道尊重嫡长，所以立子。”殷代的制度质朴，质朴就是取法于天，亲近亲属，所以立弟；周代的制度文饰，文饰就是取法于地，尊重根本和始祖，所以立长子。又说，周道太子死了，就立嫡孙；殷道太子死了，就立弟弟。这些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颗心，所以说：“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典章制度有时损益不同，至于名教人伦，怎么能有不同的原则呢？尊亲之道，哪一方面可以偏废？却说殷代只亲亲，周代只尊尊，难道不是荒谬吗？秦汉以来，谈论三代的人往往如此。考察殷代纪年，确实有很多立弟的情况，但当时一定有当时的原因，并不是商汤制定的固定法则。如果殷代果真以亲亲为原则，就应当一概立弟，为什么还要等太子死后才轮到弟弟呢？再考察一下：河亶甲去世，儿子祖乙继位；祖乙去世，儿子祖辛继位；小乙去世，儿子武丁继位；武丁去世，儿子祖庚继位。这些都是在世时立儿子为继承人的情况。庚丁去世，儿子武乙继位；武乙去世，儿子太丁继位；太丁去世，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去世，儿子辛继位。这就是连续四代立儿子的情况。其间沃甲去世，却立他的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祖丁去世，又立他的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这是废嫡而立侄子。哪里是太子死后专门立弟弟呢？《纪》又说：“从中丁以来，废弃嫡子而改立各位弟弟的儿子，弟弟的儿子有时互相争夺、轮流继立，这造成九代混乱，诸侯没有人来朝见。”继承人不是按照正统确立，当然会开启争夺的端绪。这哪里足以留传长远，却说成是成汤制定的法则本来如此吗？唉！世上的学者，如果不是《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些正统经典，一切不合人情的异说，即使假托圣贤之名，也都应当谨慎采纳，不能轻率宣说。左氏文章被称为丝毫没有遗憾，唯一不令人满意的，是反复使用同一个人的名、字、谥号等不同称呼。例如邲之战，已经称士匄，又称随武子，又称随季，又称士季；已经称郤克，又称驹伯，又称郤献子；起初称荀林父，后来称桓子；起初称先縠，后来称彘子。大体上都如此，无法全部列举。一段文章中称呼这样错杂，如果没有注释，读者哪里知道这些是同一个人呢？虽然不妨碍文章的美，但终究不够纯粹。近代碧溪黄彻极力称赞这种变化，认为可以作为规范，还把各史列传首尾称呼一致视为不足取。他大概很难同人讨论什么是真正正确的了。刘子元说：“韩王本名韩信，后来建都并迁徙，司马迁、班固往往删去‘韩王’二字，只称他的姓名，使他同淮阴侯韩信完全没有区别。考察韩王，是韩国的后代，姓姬，承袭封爵于韩，而不是姓韩；再加上‘王’字，有什么不能区别的呢？然而司马迁在《绛侯传》中，班固作《淮阴等赞》，也都称为两个韩信。高祖纪八年又说‘皇帝攻打韩信的余党于东垣’，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班固记事，本来就各有得失。例如《史记·孝文纪》说：“是高祖的中子。”高祖十一年春，已经击破陈豨的军队，平定代地，立他为代王，建都中都。他是太后薄氏的儿子。《汉书》说：“是高祖的中子，母亲是薄姬。”高祖十一年诛杀陈豨，平定代地，立儿子刘桓为代王。班固叙述薄氏，文字比司马迁顺畅，但增加“子桓”二字，反而多余。班固《汉书》删削润色司马迁的史书，往往胜过司马迁，但也有反而不如的地方。例如《史记》记载高祖听说田横死了，说：“唉，有道理啊！从平民起兵，兄弟三人轮流称王，难道不是贤能吗！”《汉书》只说：“唉，有道理，因为出身平民而起兵。”这话过于简略，读起来几乎不能明白。汉文帝把公主嫁给匈奴，派宦官中行说辅佐她。中行说不愿前往，汉朝强迫他去。中行说说：“一定要我去，我就会成为汉朝的祸患。”《史记》就是这样记载的，而《汉书》只写“必我”，没有“行”字，这恐怕是错误。若说“为汉患的，一定是我”，或者说“必我行，为汉患矣”，这样才通顺。《史记·文帝纪》说：“张武接受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现后，皇帝从府库拿出金钱赏赐给他，用来使他内心惭愧。”他既然收受金钱，皇帝又用金钱赏赐他，确实可以使他惭愧。《汉书》只说“另外加以赏赐”，就宽泛而不明确了。《史记·司马相如传》说：“天子说：‘可以前往取来，把他的著作全部拿来。’于是派所忠前往，但司马相如已经死了。”班固增加“你来得太晚了”四个字，这句话多余，而且“若”字的意思也不合，不如不加为好。高祖对沛县父老说：“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注释引用《风俗通义》说：“沛地人的话开头都说‘其’；‘其’是楚地的说法。”高祖刚登上帝位时，教令中使用“其”字，后来便成为惯例。我认为不是这样。告诫、命令中使用“其”字，本来就是沿用古文的格式，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怎么能说只是楚地方言呢？这不是很荒谬吗！袁盎论说社稷之臣时说：“君主在，他就存在；君主亡，他也同亡。”意思是以自身殉奉君主，同君主共同生死。王如淳说：“君主在位时，便同他共同治理在位时的事务；不能因为君主亡故就不执行他的政令。”这种解释多么曲折啊！

译《史记·匈奴传赞》说：“世俗谈论匈奴的人，担心错过一时的权势，竭力谄媚，接受他们的说法，以便迎合片面的指向，不辨别彼此。将帅依仗中原广大土地的气势，振奋君主，于是凭此决定边防，所以建立的功业不深。”注释说：“若以‘彼已将率’为句，既不成文，意义也不顺。它解释‘彼已’，引用《诗经》的‘彼其之子’，十分牵强。我朋友崔伯善说：‘应当以“不参彼已”为句，把“将率”二字连接到下文。’这个说法确实正确。” 《汉书·韩信、彭越等传赞》说：“只有吴芮起兵时没有失去正道，所以能够传名五代。因无后嗣而断绝，福庆流传到旁支，是有原因的。失误写在甲令中，却完备地表现了忠诚。”末一句同上文不能衔接。前汉车千秋本来姓田，因为他任丞相时，诏令允许乘车进入宫中，因而被称为车丞相。这只是当时的称呼，并不是久而久之转化为姓氏，也不是皇帝赐给他的姓。班固为他作传，只应当标明他的本姓，却竟然沿用“车”字，这是什么原因呢？黄霸虽然以治理郡国著称，但他既然曾经担任丞相，就应当附在韦贤、匡衡等人的传记之后；班固却把他列在《循吏传》中，这是不对的。班固评论江充、王莽的事情，都认为是由于天时，而不是人的力量。人的力量固然不能胜过天命，但班固身为史官，以褒贬和劝惩为职责，就不应当建立这样的论断。后汉郭太字林宗，范晔为他作传，因为避父亲的名讳，只称林宗，也可以了。但传中间又多次称太；左慈字元放，既称他的本名，又两次称作放，不也是太杂乱了吗？老苏评论范晔的过失，说不应当把董宣一概列入酷吏，把郑众、吕强一概列入宦者，把蔡琰一概列入列女。他论说董宣、蔡琰是对的；至于郑众、吕强，虽然有值得嘉许之处，难道可以改变宦者这一类别吗？《汉书·高祖纪》说：“老人给高祖看相，说：‘先前夫人和婴儿都把您当作君主。’”有人把“以”字改作“似”，颜师古认为不对。然而《史记》正写作“似”字，难道《史记》错了吗？《史记》记载高祖放纵地观看秦始皇出巡，长叹一声说：“大丈夫就应当这样。”《汉书》写作“大息”，这只是把“太”写成“大”，大概是古人通用的字；但颜师古说：“这是说他的叹息很大。”这就说过头了。高祖从咸阳出发，纵情观看秦始皇出巡。《张骞传》说：“大规模角抵，演出奇异的杂戏，许多怪异的东西聚集在一起供人观看。”颜师古注音都读作“工唤反”。到了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天下的壮观”，却按本字读，实在像是颠倒了。高祖纵情观看秦始皇出巡，颜师古说：“纵，就是放任。”意思是天子出行，放开禁令让人观看。我认为这在文势上不通，恐怕只是任意观看的意思。《裴矩传》说：“隋炀帝时，各藩国的胡人入朝进贡，命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打扮，纵情观看。”“纵”字应当按照这个例子理解。《高祖纪》说：“如意几次想危害代王太子。”《丙吉传》说：“皇孙患病，几次险些不能保全。”《元后赞》说：“吕氏、霍氏、上官氏几次使国家陷入危难。”凡是这种“数”字，大概都是说“多次”。《史记》称汲黯多病，皇帝常常多次准他告假，王如淳说：“数，不是一次。”其余都应依此理解，按本字读；但颜师古把它解释为频繁，并注音为“所角反”。狄山说：“兵器凶险，不容易多次发动。”宣帝说：“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变更，下面的人就不得安宁。”黄霸说：“频繁更换长吏，人民便借机作奸。”这些地方本来应当解释为“频繁”，颜师古反而按本字读，恐怕不正确。南越尉佗对陆贾说：“假使让我居住在中原，怎么就会不如汉王呢？”“何遽”犹如说“难道就会如此吗”。它同越大夫文种所说“怎么就不能成为福”意思相同，注释却说：“有什么急迫的原因而不如汉王？”张敞诛杀絮舜时，冬月还剩几天未尽，张敞派人告诉他说：“冬月已经结束了，你还想延长性命吗？”这句话是说虽已临近春天，但仍不能免死。注释却说：“你不希望延长性命吗？”《霍光传》中任宣对霍禹说：“百官以下，只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人，把丞相看得如同不存在一样。”“亡如”就是如同没有，类似“蔑如”。注释却说：“没有什么相似的东西。”这些解释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齐王肥给诸侯写信，说吕后接连杀死三个赵王。《文帝纪》的诏书说“近来已有好几年接连歉收”。《梁孝王传》说“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接连入朝”。《何武传》说“孝成、孝哀两代接连没有后嗣”。《公孙贺传》说“丞相李蔡等三人接连因事获罪而死”。《胶西王端传》说“刘端多次犯法，天子不忍心诛杀，有司接连两次请求削减他的封国”。“比”是连续、相连的意思。颜师古都解释为频繁，看似相近而实际上有差别，学者可以仔细体味。文帝问冯唐：“老人家，您是凭什么做郎官的？家在哪里？”颜师古说：“是说您年纪已经老了，为什么还做郎官呢？”崔浩认为应当解释为“从什么途径做郎官”，不是颜师古所说的意思。我认为汉代选任郎官，途径并不只有一种：有凭父兄任用子弟为郎的，如张安世、袁盎；有凭财产资财为郎的，汉代仪注说财产达到五百万便可以做常侍郎，如张释之、司马相如；有凭向皇帝献策上书为郎的，如娄敬、主父偃；有凭孝行著称为郎的，如唐；卫绾又是凭玩戏车而做郎官。由此看来，崔浩的说法较好，而颜师古仓促断定它不对，他未免太过自信了。申屠嘉弹劾上奏邓通在殿上嬉戏无礼，文帝说：“您不要说了，我偏爱他。”这里的“私”只是宠爱、宠幸的意思，就像所谓“弄臣”。颜师古却认为是想私下多次告诫邓通，恐怕不对。否则，一个“私”字怎么能兼有教诫的意义呢？贾谊谈秦代风俗的弊病说：“他们溺爱子女，贪图利益，离开禽兽没有多远。”从文势看，“慈子”应当是错误，颜师古勉强加以解释，恐怕不对。田蚡凭借皇亲关系做了丞相，颜师古旧说认为“肺附”是像肝肺彼此附着一样；另一种说法认为“肺”是削木的木札，比喻轻薄之人依附大材。我认为其他地方的“肺附”二字也都应如此解释，但这种意义迂曲，不能相信。考察可知，这句话都出自《史记》，如今《史记》各本都写作“腑”字，大概是说关系亲密如同肺腑，类似“股肱”“心膂”。不知道班孟坚为什么转写成“附”；或者古代“腑”“附”通用，而《史记索隐》反而把“腑”注音作“附”，这是错误。

译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辞谢说：“我一向有犬马般侍奉君主的心愿，如今患病，体力不能胜任郡中事务。”颜师古把“病力”作为一句，解释说：“力，是很严重的意思。”把“力”解释为“严重”，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我起初认为这个字应当属于下句，后来读《史记》，其中说“汲黯一向有犬马病”，《资治通鉴》只说“有病”，才知道“力”字确实属于下句。大概是班孟坚错误地分割了这句话，所以颜师古才守着这种妄解。《新唐书·乔琳传》说：“随从皇帝到梁州，因病力辞。”萧俛被授予少师，因疾病和体力原因辞谢，没有就任。这又是因颜师古的注释而产生的错误。《滹南集》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一，金代王若虚撰：《诸史辨惑》。《赵禹传》说：“公卿相继来造访请托赵禹，他始终不去答谢，务求断绝知交、朋友和宾客的请托，孤立地实行自己的意志罢了。”这里应当以“不行报谢”为句，颜师古却把“报谢”连接到下文，我本来就对此怀疑。等到读三位刘氏校订的《汉书》，才知道已经刊正了。霍禹怨恨宣帝说：“大将军的坟墓还没有干，你们就把我家排斥在外，反而任用许氏、史氏，使人无法理解。”颜师古认为“不省”是“不知道有过错”，不对。这里正是说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就像俗话说：“没有道理，竟然这样杀人罢了。” 《元后传》说：“王莽派安阳侯王舜向太后索求玉玺，太后愤怒地斥骂责备他。王舜仰头对太后说：‘臣等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颜师古说：“这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劝谏制止的。”这种解释不对。它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件事不值得再说而已。《汉书》载扬雄《解嘲》，结尾说：“司马长卿暗中从卓氏那里取得财货，东方朔从妻子细君那里割取食物。”颜师古把“割”解释为损害名声，却没有解释“訾”字。等到看到华峤论述中所引用的文字，才知道原作“窃赀，割炙”，应当以此为正确。《外戚传》说：“景帝召见程姬，程姬有所避忌，不愿进宫，却打扮侍女唐儿，让她夜里进宫。”颜师古说：“所谓避忌，是指月事。”我认为所谓有所避忌不止一种情况，怎么知道一定是月事呢？大概本来就不需要作注。《史记·平准书》说：京师的钱财积累到巨万。韦昭说：“巨万，就是今天所说的万万。”《范蠡传》徐广的注释也这样说。《汉书·食货志》说：“积累到数百巨万。”颜师古注说：“就是数百万万。”《梁孝王传》说梁孝王的金钱将近百巨万，颜师古说：“巨万，就是百万。”又说“有百万”，是说总共有一百。又《汲黯传》说，中原讨伐匈奴的费用达到巨万百数，颜师古说：“就是数百巨万。”这不但同韦昭、徐广的说法不同，他自己的解释也前后参差、彼此矛盾，为什么呢？祢衡说荀彧可以借他的面容来吊丧。注释引用《典略》，认为他只是相貌好罢了。吊丧的主人是表达哀痛，哪里是为了相貌呢？我认为荀彧因为性情严肃冷峻而且面带悲戚之容，所以适合吊丧。《晋书》称，苻郎到来后，晋人谢安设宴邀请他，朝廷士人坐满席间，席上摆着几案、褥垫、壶和席子。苻郎没有什么事情，想夸耀这些东西，于是吐唾沫时就叫小孩跪下张嘴，吐出后又让小孩含着吐沫出来；过一会儿又这样做。座客认为自己的技艺远远比不上他。苻郎竟然如此行事，实在不是人所应做的事，见到的人都应当咬牙痛恨；史书却说朝廷士人羡慕他，认为自己远远不如他，真是荒谬至极！史官的记载既荒诞，又鄙陋。《晋史·慕容德》记载：当时妖贼王始自称帝，父亲称太上皇，哥哥称征东将军，弟弟称征西将军。临刑时，有人问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哪里，他回答说：“太上皇流落在外，征东、征西将军被乱兵杀害，只有我这个皇帝孤零零地无所依靠。”他的妻子发怒说：“正是因为你这张嘴才落到今天，怎么还要这样说！”王始说：“皇后，自古以来哪有不破败的家、不灭亡的国家呢？”行刑的人用刀背敲打他，他仰头说：“国家崩溃就崩溃了，我终究不会改掉帝号。”这件事当时必定确有其事，但临刑时不可能句句如此，大概是说诙谐笑话的人修饰出来的。《通鉴》删略而写成现在这样，倒是恰当的。梁武帝诛杀齐朝诸王时，鄱阳王萧宝寅逃奔魏国，多次侵犯梁朝；后来报仇之后，又因图谋叛乱被杀。但萧子显《齐书》却说：“中兴二年，因为谋反，和萧宝攸等一同被处死。”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北史》记载梁朝鄱阳王萧宝寅最终死在魏国。南、北二史本来是一部书，既然已经把萧宝寅立在《北史》中记载了，南史中又简略记述此事，恐怕只应合并到《北史》里。况且《南史》写作“寅”，《北史》写作“夤”，二字意义不同，也应统一采用一个字。后汉陈容对袁绍说：“我宁愿和臧洪同日死，也不愿和将军同日生。”这里的“同日”只是指同一天。但《魏书》记载庄帝的话说：“我宁愿和高贵乡公同日死，也不愿和长道乡公同日生。”《北史》也这样记载。这似乎不对，难道是执笔史官润色过度造成的吗？《通鉴》删去这些话，改作：“宁愿为高贵乡公而死，不愿为长道乡公而生。”这样才对。彭乐是高齐的名将，而且立有大功，《北史》和《通鉴》都记载了他，李百药所修正史却不为他立传，这是为什么呢？《北史·杨愔传》记载：常山王、长广王谋划废黜济南王，杨愔以及朱可浑、天和、宋钦道都被拳打杖击，头面流血，分别有十多人按住他们。太皇太后问：“杨郎在哪里？”贺防仁说：“一只眼睛已经被打出来了。”太皇太后悲伤地说：“杨郎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的，竟会变成这样？”等到杨愔被杀，太皇太后亲临防地，用御用金子做成一只眼睛，亲手放入他的眼眶，说：“用这个来表达我的心意，也算补上他被损伤的那只眼睛。”李百药《齐书》只说“已经出来了”，没有“一只眼睛”三个字，难道是脱漏错误吗？《隋史》记载：高颎平定陈国后，晋王杨广想把张丽华收入宫中。高颎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当留下张丽华。”于是把她杀了。杨广十分不高兴。《通鉴》记载高颎的话尤其详细，但《陈书》《南史》却说是晋王下令杀她。这一定是当时的史官曲意掩饰君主的过错，而姚思廉、李延寿又卑屈地沿袭了这个错误。考察隋炀帝的作为，应当以《隋史》为准。旧《唐书·徐有功传》记载：窦孝谌的妻子庞氏被奴仆诬告，按罪应当处斩，徐有功查明她无罪，使她得以免死。唐明皇即位后，窦孝谌的儿子希瑊请求把自己的官爵让给徐有功的儿子徐惀，以报答过去的恩德。考察此事，这是唐明皇时期的事情；所谓“今上”，大概是唐朝史官撰写实录时的说法，刘昫偶然忘了改定。旧《唐书》中，王求礼已经载入列传，忠义传又再次记载他，虽然详略不同，但总之不应重复立传。王求礼刚正直率、敢于进言，固然有值得嘉许之处，但因此就把他概括归入忠义之列，也不合这类传记的体例。旧《唐书·员半千传》说：“他的祖先本来姓刘，十世祖刘凝之侍奉宋朝，逃奔元魏，因为以忠烈自比伍员，于是改姓员。”考察《左传》释文说：“员字本来写作‘云’，而半千的姓却读作‘运’，这是为什么呢？” 元鲁山的《为千歌》，读书人往往不能理解它的意义。我记得从前曾经见过一次，如今也几乎忘了。史官记载这件事，本来应当略微记下它的文辞，但《唐书》和《通鉴》都没有提到，大概是史书的一项缺失。韩退之的《驱鳄鱼文》实在算不上佳作，史官只记载这件事的名称和大概内容也就够了，何必把全文都抄录下来呢？

译史传中有改名的人，既然已经用后来的名字作为传记标题，那么也应当始终称用这个新名字；在改名以前的事情，却称他的旧名，像唐代的李忠臣、成汭之类，也是不对的。《五代史·梁纪》说：太祖神武元圣李皇帝，姓朱，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他的父亲名诚，生有三个儿子，名叫全昱、存温，等等。中和四年九月，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进爵为王。十二月，改封吴兴郡王。秦宗权称帝，派部将秦贤等攻打汴州，王因为兵少，不敢出战，等等。开平元年夏四月甲子日，皇帝即位。其他各纪也都照此体例书写。徐无党注说：先是自称姓名，后来称爵位，再后来称帝，这是逐步变化的。到了爵位升为王，之后才开始明显称为王。我认为，在帝王本纪中，既然已经把追尊的尊号写在篇首，那么全篇都应以尊号为主。开头写他的名字时说“讳某”，此后凡是再出现他的名字，即使当时尚未即位，也一概称“帝”或“上”，这是古今不变的体例。欧阳修却另创新意加以改变，既称他的父亲为“某”，又说生了儿子“某”，先称姓名，接着称爵位，到即位时才写“皇帝即位”，并开始称帝。这样就主次不分、体例不统一，不足以作为规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有人说：司马迁、班固撰写《高祖纪》，也都是先称沛公、汉王，那么上述说法也不对。我说：难道能这样理解吗？刘知几《史通》已经辨析过这件事了。有人问：“第五伦有私心吗？”他回答说：“从前有人送给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当三公选拔任用官员时，心里总不能忘记这件事，然而最终也没有任用他。我的哥哥的儿子曾经生病，我一夜去看望了十次，回来后还能安心睡觉；我的儿子生病，我虽然不去看望，却一整夜不能入睡。像这样，难道能说没有私心吗？”世人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通鉴》却只记载赠送千里马的事。这本来是同一时期的谈话，应当把这些事都记录下来。司马光自己删节《通鉴》，认为这样可以更加精心选择材料，删去繁杂芜乱的内容，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有时也删得太过分。例如《汉书·郭林宗传》说：“茅容在野外耕作，和同伴一起到树下避雨，众人都伸腿蹲坐、相对而坐，只有茅容端正危坐，态度更加恭敬。郭林宗见到后觉得奇异，就同他交谈，并请求寄宿。第二天，茅容杀鸡做饭，郭林宗以为是给自己准备的，后来才知道是供奉给他的母亲，自己只拿蔬菜和客人一起吃饭。郭林宗起身拜谢，于是劝他求学。”《通鉴》记载大致相同，删节本却只说：“茅容是耕田的人，端坐而更加恭敬，杀鸡做饭，泰以为是给自己准备的，茅容分一半给母亲吃。”这样删得太疏略了，已经不能完整表现事情的原委。《通鉴》记载有人模拟刘祥道声讨李义府的露布，只记录其中一联说：“把奴婢混在一起，任意放纵；各自认清主家，争相进去。”这是说李义府经常掠取别人的奴婢。事情本来已经很琐屑，言语又格外粗鄙，恐怕没有必要保存。唐僖宗责问黄巢的姬妾等人跟随叛贼的罪过，有人回答说：“国家凭百万军队却丢失宗庙，流亡迁徙到巴蜀，如今却拿一个女子不能抵抗贼人来责备她，那把公卿将帅置于何地呢？”《通鉴》记载成这样。史书的文辞必须衡量轻重是否恰当，那个妇人仓促之间说的话，哪里会有所谓“丢失宗庙、流亡巴蜀”这样的措辞呢？然而史传中这样写的，哪里数得清呢？《滹南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二，金代王若虚撰《新唐书辨》撰写史书与写其他文章不同：宁可失于质朴，也不能华丽浮夸而没有实质；宁可失于繁琐，也不能流于疏略。宋子京并不是完全不懂文章的正理，却只求与众不同，任意雕琢，不加顾忌，以致字句诡异艰僻，几乎让人读不懂。至于事实，往往也因此不明，或者违背原意。自古以来史书的弊病，还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唉！韩退之的笔力那样高，而《顺宗实录》仍不能满足众人的议论。有人劝苏东坡重新修订《三国志》，苏轼自己却说自己不是这一行的专家，不敢承担。凭祁氏一类奇特偏颇的见解，把修史之事交给他们，实在不合适。刘器之曾说：“晚近的学习者仓促阅读《新唐书》，往往足以败坏人的文章格调。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连本纪、志也包括在内，还是只指列传？欧阳修的作品即使不尽善尽美，也没有败坏人的道理。至于宋子京，那是他自己败坏得太厉害了，哪里只是败坏别人呢？司马光编撰《通鉴》，从来不采用宋子京的一句话，大概是知道应当如何取舍。”《唐书》进呈表说：“它记载的事实比前代增多，文辞却比旧史省略。”《新唐书》文章不如两汉史书，正是由于这两句话，却反而把它当作优点，为什么呢？这可以说切中了它的弊病。欧阳修和宋子京分工修撰唐史，他们的文风不同，简直像冰和炭一样。起初，书将写成准备进呈时，属吏报告说，按照旧例，只署修史机构中官职最高的一人的姓名，写作“某等撰”。欧阳修官职最高，按理应当署名，欧阳修说：“宋公为列传下的功夫深，花费的时间久，怎么可以掩没他的姓名呢？”于是本纪、志、书署欧阳修的名，列传署宋子京的名。宋子京听说后高兴地说：“自古文人多相互排挤掩盖而不肯谦让，这件事以前从来没有过。”依我看，欧阳修不过是不肯承担责任罢了。唐子西说：“晚近的学习者仓促阅读《新唐书》，往往足以败坏人的文章格调。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连本纪、志也说在内，还是只指列传？欧阳修的作品即使不完全完美，也没有败坏人的道理。至于宋子京，他自己败坏得已经很厉害了，哪里只是败坏别人呢？司马光编《通鉴》，从来不采用宋子京的一句话，大概是知道如何取舍。” 宋子京讥讽旧史鄙陋杂乱、缺乏纲要，自以为能够传之后世。如今的学者大多羡慕这种做法，认为它新奇，旧史几乎要被废弃了。刘器之曾说，两部书各有长处和短处，不容易判定优劣。依我看，旧史虽然粗陋，却还守本分，而且没有失去当时的事实；宁可没有所谓新书，也比这样好。吕夏卿参与修撰新书，他说：“韩愈使王庭凑奉行节度，旧史没有记载，如今记载了，是为了彰明臣子的义理。唐太宗拒绝魏征的劝谏，以及杀田舍翁的话，旧史记载了，如今却不记，是为了掩饰君主的过错。”我认为，宋子京既然记载韩愈的事，那么吕夏卿所说的删去太宗之事，就不对了。如果删去这件事，长孙皇后的贤德也会随之湮没而不能彰显。史官可贵之处在于善恶都保存下来，以此表示劝善惩恶，所以称为直笔。难道掩饰君主的过错反而算贤明吗？况且皇帝虽然有过错，因为皇后的进言而立即改正，这也是听从劝谏的美德，有什么必要避讳呢？吕氏的说法非常荒谬。魏征劝谏太宗削减长乐公主的资送一事，旧史记载在长孙皇后传中，这是正确的。如今把它移到公主传中，实在很不恰当。萧铣被围困时，对群臣说：“上天不保佑梁朝，命运多次归于灭亡。如果等到力量耗尽，百姓一定会受到伤害。难道要因为我一个人而使百姓受伤吗？趁城池还没有陷落，应当先出去投降。众人失去我，又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于是用太牢祭告宗庙，率领官属到军门投降，说：“该死的只有萧铣，百姓并没有罪，请不要杀害抢掠他们。”萧铣虽然只是一时起兵，但在颠沛困顿之际，能说出这样可爱的言语，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可以不载入新史吗？新史却全都删略了，只在赞语中说：“用好听的话为自己向部下开脱。”这样一来，所谓“好听的话”，后世又从哪里看得到呢？萧铣回答高祖关于“逐鹿”的话，以及所谓“田横南面，不是辜负汉朝”的话，都是合乎道理的言论，宋子京也删去了。高祖最终杀萧铣，不过是因为他不肯屈服而惭愧、恼怒罢了，并不是能够驳倒他的言辞。宋子京说：“虚伪的辩说容易穷尽，而且极力称颂高祖的圣明。”这不只是取舍失当，他的褒扬也很不恰当。《通鉴》说：李承嘉依附武三思，在朝廷上诋毁尹思真。尹思真说：“您依附奸臣，将要图谋不轨，难道要先除掉忠臣吗？”有人对尹思真说：“您平日不善言辞，今天却在朝廷上折服李承嘉，怎么如此敏捷？”尹思真说：“不能鸣叫的东西，受到激发就会鸣叫。李承嘉倚仗威权凌辱我，我按义理不能忍受屈辱，也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自然说出来的。”旧史《思真传》没有记这件事，新史却说：“有人问真公：‘敏行为什么同承嘉争辩？’他回答说：‘石头本来不能说话，却有时也会发出声音。’”宋子京因为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用“敏行”来代替“言讷”，难道行动敏捷就不应当辨明是非吗？而且《左传》记载石头在晋国说话，那是物怪凭借物体显现，难道也是因为受到激发才鸣叫的意思吗？宋子京的疏漏荒谬很多，这一处尤其可笑。又说：“承嘉倚仗权势侮辱我的义理，我没有受辱。”其中“侮”字如果归在上句，下面一句就不成语；如果归在下句，上面一句就更加不成语了。“疾雷不及掩耳”是兵家已经固定的说法，原本不是偶然的用语，古今文士没有改动过它。宋子京在《李靖传》中却把“疾雷”改成“震霆”，把“掩”改成“塞”，不但失去原意，道理上也说不通。雷因为迅疾，所以来不及掩住耳朵；改成“震”有什么意义？既然连掩都来不及，又哪里有空去塞呢？这就是所谓想要增益反而造成弊病。“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是固定说法。陈叔达曾引用它来劝谏高祖，宋子京却说：“失去了而不能决断，反而招来他的祸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是固定说法。高宗曾引用它告诉刘祎之，宋子京却说：“蓬长在麻中，不扶持也会挺直。”“柳楚贤听说高祖起兵，劝说太守尧君素道：‘君子看见祸患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把祸患转为福运，现在正是时候。’宋子京又删略成：‘君子看见祸患就行动，难道还要等到一天结束吗？’他的这种根本性毛病，大多如此。

译古人说“炙手可热”，是极力形容势焰强盛的说法，并不是实际事情，所以只适合用于诗句和谚语。新史却说杨国忠的权势可以炙手、韦渠牟的势焰可以炙手、田令孜的权势宠幸可以炙手，这已经不对了；又说李义府的门庭像沸汤，王伾等人的门庭像沸羹，岂不是更加乖谬吗？史书称杜如晦，说“当时众望浩然归重”；称王徽，说“公议浩然归重”；称郑余庆，说“公论浩然归重”；称许孟容，说“四方浩然想见其风采”。古人使用“浩然”这个词的地方很多，什么时候曾把它当作“归重”或“想见”的意思呢？张公艺九代同居，高宗听说后，写了一百多个“忍”字回答他，这是说忍耐到了极点。新书删去“一百多个”几个字，意思就不完整了。萧俛、段文昌劝穆宗裁减军队，请求秘密下诏给天下有军队的地方规定：每年每一百人中，限额逃亡死亡八人而不再补充。这本来是平实明确的话。新史却说诏令天下镇兵“十之岁，限一为逃死”，好像把天下军队总数分成十份。况且原来的办法是每百人中减少八人，宋子京所写的数字却涉及十人，难道不是失去了当时的事实吗？杜正伦、虞世南等人曾经议论政事，言辞直率。太宗对他们说：“我听说神龙可以扰动、驯服，但喉咙下面有逆鳞，触碰它就会杀人。人主也有逆鳞，你们却不避讳触犯，各自进呈密封奏章。若是常能这样，我还担心什么危亡呢？”人主被比作龙鳞，也只是取其相似之处罢了。宋子京却说：“于是触犯我的鳞片，难道不是指斥吗？”又把“岂虑”改成别的字，仿佛“为其虑”也只是顺口说说而已。《通鉴》说：索元礼和万国俊竞相制造审讯囚犯的酷刑，有的把囚犯的手脚捆住转动，称为“凤凰晒翅”；有的用东西绊住腰部，把枷向前牵引，称为“驴狗防撅”。又有“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刑状。《新唐书·元礼传》只记载其中一种，说“号晒翅”，却不知道晒的是什么翅膀。旧史记载李揆主持进士考试时，把经史典籍陈列在庭中，召集贡士，对他们说：“大国选拔士人，只求得到有才之人。经籍就在这里，请随意查阅检索。”新书却改成：“可以尽情陈述自己想说的话。”尽情陈述与查阅检索有什么关系呢？封伦对高祖进言说：“秦王倚仗有大功，不肯屈居太子之下。新书改成‘与太子相抗’，这难道是当时的原话吗？况且‘颉颃’是上下飞翔的意思，怎么能直接用来表示不服居于下位呢？他的意思又说建成作乱时：‘成就四海大业的人不顾念亲属，汉高祖曾经讨要羹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新书只写‘讨要羹汤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旧史，怎么知道这是在说高祖的事呢？” 刘德威回答太宗说：“法律条文规定，误把有罪判成无罪，减三等处罚；误把无罪判成有罪，减五等处罚。法律所规定的等级并不相同，而新史删去了‘等’字，就成了总以十分为比例来论说。” 旧史说：“玄宗听到颜真卿抗击贼军的事，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不认识颜真卿的相貌，他是怎样的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通鉴》改作：“做出什么样子，这也没有什么妨碍。”到了《新书》又说：“是什么样的人？”这就变成总的在说他的性情品行了。太宗听说李君羡的小名叫五娘，说：“是什么女子，竟然这样勇猛？”《通鉴》说：“竟然这样勇健。”说法虽然不同，意思却相同。《新史》说：“竟然这样健吗？”多了一个“此”字就使意思不完整。韦夏卿责备堂弟接受金钱，说：“难道应当这样吗？”崔湜听到韦凑直言劝谏，说：“您竟敢这样吗？”毛病是一样的。李君羡是武安人，封武连县公，任左武卫将军，驻守玄武门。皇帝因为这些名称都带有“武”字，便听信告发而杀了他。《新史》只说“都是武”，不也是很乖谬吗？刘蕡落第，李郃对人说：“刘蕡被我连累，却保全了我的脸面，他可真厚道啊！他落第了，怎么能说是把我赶走呢？” 赵宗儒升任吏部侍郎，德宗召见并慰劳他说：“从前你曾和先臣同时受命，还记得这件事吗？”古代臣子在君主面前称自己的亡父，有“先臣”这样的说法；君主对臣子称其亡父，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宋子京喜欢改动旧有的说法，但往往反而不如原文。李邕回答某人说：“不颠狂，名声就不能显扬。”新史却说：“不这样做，名声也不能流传。”王求礼驳斥苏味道说：“三月下雪是瑞雪，那么腊月打雷也算瑞雷吗？”新史说：“如果果真把它看作祥瑞，那么冬月打雷，难道也是祥瑞吗？”李郃说：“刘蕡没有中第，我们这些人却登科，实在是厚脸皮。”新史说：“刘蕡赶走我，留下我的脸面，他可真厚道吗？”李石驳斥仇士良说：“京师的祸乱，起始于李训、郑注；李训、郑注的兴起，又始于什么人？”新史说：“扰乱京师的是李训、郑注，但他们的进用又是谁先做的？”这些说法都远远不如旧文。《李绛传》说：“皇帝曾称赞太宗、玄宗的盛德，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希望差不多能够达到两位祖先的道德功业和声威，不愧对谥号，不成为宗庙的羞耻。我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李绛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远离邪佞，任用忠直之人；同大臣说话时，恭敬而信任，不让小人参与其中；同贤者相处时，亲近而有礼，不让不肖之人参与其中。废除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官职，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显现；斥退很少被召幸的宫女，那么怨女旷夫的现象就会减少。选择贤能的将帅，士卒就会勇敢；官员、长官和吏役公正，政事就会和谐。法令得到施行，下级就不会违背；教化深厚，风俗必然改变。这样就可以在道德上与祖宗相合，号称中兴。’说了却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了却达不到目标，也没有益处。”皇帝说：“说得好啊，我将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宋子京的文章大多如此，从艰僻晦涩写到这种程度，唯独这一段却华丽铺陈、偶句成对，几乎像进士考试的策论文章。一时君臣对答之间，哪里能这样呢？旧史《李绛传》中没有这件事，不知道它依据什么。崔善任左丞，令史厌恶他的聪明明察，因为他身材短小而驼背，便嘲笑他说：“崔先生弯得像钩子，按惯例也能封侯。肩膀上完全没有脖子，胸前却另有一颗头。”新史只写“弯得像钩子，按例封侯”，这是为什么呢？后汉刘宽不喜欢洗手洗澡，京城人把这件事编成谚语。史书不记载那句谚语，一定是因为太俚俗。宋子京如果确实嫌它粗俗，删去就可以了，怎么能改写呢？

译隋炀帝见李密的目光神态不同寻常，对宇文述说：“不要让他留在宿卫之中。”新史却只说“不得入卫”，变成了当面告诫李密。杨素问李密：“什么地方的书生，竟然如此沉迷于学习？”新史删去“什么地方”三字，意思就改变了。杨素对几个儿子说：“我看李密的见识气度，你们都比不上。”新史说“不是你们这类人所能比”，意思也不明白。姚崇淘汰过多的僧人，旧史只说让他们还俗，宋子京却说“剃去头发而务农”，这是什么话？况且一万二千人，难道没有改从其他行业的吗，怎么能全都务农呢？这实在可笑。王叔文失败以后，常常吟诵杜甫诗中的“云云”，宋子京却只说：“吟诵杜甫《诸葛祠》诗，以此自比。”如果没有旧史作证，就不知道他吟诵的究竟是哪几句。况且杜集中的诸葛庙诗又不止一篇。新史记载，阎立本任主爵郎中时，太宗曾和侍臣在春苑池中泛舟，看见一只奇异的鸟悠然浮游在水面上，便召阎立本来摹画它的形状。阁外传呼说“画师阎立本”。根据本传，起初并没有说他擅长绘画。他的哥哥阎立德传只说父亲阎毗本来凭工艺进身，所以阎立德和阎立本都机巧而富有构思。可是阎立德的事业不过是制作衣服、营造宫室之类，那么怎么知道阎立本擅长绘画呢？《传奕传》起初也没有说他擅长算术，只说举用他，是因为他有病，这同样如此。所以不如旧史说得明白。新史又说“阎则先”，是玄宗还在藩邸时，因为他擅长割取什么而宠爱他。不知道究竟割的是什么。张柬之对李多祚说：“将军居守北门，已经三十年了吗？”张巡问李怀忠说：“您侍奉胡人，已经两年了吗？”所谓“居守”“侍奉胡人”之类的说法，不过是表示多少的名称罢了，哪里足以包含时间这个字的意义呢？宋广平教张说营救魏元忠，说：“如果获罪而被流放，所得到的荣誉已经很多了。”这本来是平实的话。旧史把“荣”解释成芬芳，新书写成芬香，都非常错误。旧史说：“李义琰改葬父母，让舅氏迁移他们原来的坟墓。”宋子京说：“让舅家迁移坟茔，确定墓地的位置。”所谓“兆其所”三个字，想必是费尽心思才写出来的。然而既然说要迁移旧坟，就已经知道要迁到那个地方，何必这样费力呢？况且“兆其所”三个字本来就不是典雅实用的说法。武后派医生取出内脏，放入安置好的金制脏器，再用桑白皮作线缝合。这样的说法虽然接近俗语，宋子京却说：“用桑树皮缝合它。”大小都很怪异。《汉书》称儿宽以儒术修饰吏治事务，《新唐书》却说员半千不专任吏职，常常用文雅来粉饰。汉武帝称赞何武，说他任职时没有显赫的名声，离任以后却常常使人思念；《新唐书》却说薛戎任官时没有光彩耀眼、足以惊人的地方，离任以后人们就怀念他。宋子京在运用文字方面，实际不如古人，却专门靠调换字句来标新立异，只是徒劳而已。舜说自己年老而疲倦于勤劳，意思就是年老了，厌倦于勤苦劳作。新史在《哥舒翰等赞》中却把它说成“君主的德性衰老而懒于勤政”。《王徽传》说：僖宗向西巡幸，王徽追赶皇帝没有追上，坠落到崖樾之间。《杨行宻传》说：小校王稔依靠樾树边走边战。《裴敬彝传》说：他居母丧时，有白乌在坟墓上筑巢，只是樾树的树荫罢了。难道可以把“樾”直接当作林木来解释吗？苏世长指着披香殿说：“这是隋炀帝建造的吗？为什么雕饰得如此华丽？”“底”字有这样的训释和用法，却误写成“至”字了。《通鉴》记载：戴至德任右仆射，刘仁轨任左仆射，两人轮流接收诉状。刘仁轨常常用婉转的好话答复，戴至德却一定据理诘问，因此当时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有个老妇人想去找刘仁轨递交诉状，却误到了戴至德那里。戴至德还没看完，老妇人说：“本来以为您是明白事理的仆射，原来是不明白事理的仆射吗？把我的诉状还给我。”由此可见，老妇人明明知道戴至德的为人；新史却只说“如今竟不是这样”，意思就不完整了。《王焘传》说：“母亲生病，整年不曾解下衣带。”古今只说“不解衣带”罢了，“废”字是什么意思呢？《滹南集》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三，金代王若虚撰《新唐书辨》东汉时，会稽父老送别刘宠，说：“自从明府到任以来，狗不在夜里吠叫，百姓不再看见官吏。”这只是极力称颂爱护百姓的夸张说法。新史说：“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把贼党全部捕杀，乡里连吠叫的狗都没有。”田仁会任胜州都督，负责捕盗，抵御并消灭夙贼，城门夜间开放，道路上没有盗寇踪迹；这是实录中的事情，不应这样夸张。有人说《史记·王温舒传》也称“没有狗叫的盗贼”，这又怎么样呢？我说：“《史记》的错误也很多，难道都可以奉为法则吗？” 杨收起初因为哥哥杨发尚未出仕，自己不肯应举。后来杨发脱去布衣入仕，他才考中进士。后来兄弟同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世人称许他的友爱。因为哥哥未出仕而不应举的人，是杨收；兄弟同在御史台任职，是值得称誉的事。这两件事并不互相依赖，却说世人称誉他的友爱，这是什么道理？《刘子元传》说：“撰写刘氏家史和家谱。”据此看，记载已经很明白，评论者却赞美他博学。“高”字也用得不对。写文章说话，虽然贵在简洁，但有些地方不能一味求简。《韦弘景传》说：“杨虞卿来到他的门前，弘景厉声说道：‘有诏令审查您，您还敢私下拜访吗？’杨虞卿惶恐离去，一刻也没有停留。”虞卿究竟是怎么离去的，文字省略得太过了吗？这类情况不止一处，读者可以看出来。孙伏伽说“三字”，却只说“其一、其二、其三”，没有“曰”字，文理难道不是不相连接吗？说读书勤奋，通常说“手不释卷”，宋子京撰《蒋义传》却独自说“卷不释手”，这在前面是什么意思呢？前人的文章中有说“骚动”“骚然”的。《安禄山传》说：“百姓更加骚乱。”《裴冕传》说：“大众一骚动。”《马燧传》说：“天下正骚乱。”这样写未免太简略了吧？李靖评论萧铣的士卒说：“借助他们来抵抗军队，本来不是他们的本意。”《杜如晦传》说：“僚属共同才智于他，却看不到他的限度。”李勉到京师朝见，诏令他返回原来的镇所。这三个“所”字下面，都不能像“借以拒师”那样解释，也都不能成为通顺的语句。王义方弹劾李义府，高宗恼怒他毁辱大臣、言辞不恭，所以贬黜了他。新史却说：“皇帝恨王义方凭孤寒出身触犯宰相。”朱泚派韩旻迎接德宗，陆贽认为国家宗庙的危难顷刻间就会发生，于是倒用司农寺印追捕他。新史说：“陆贽认为国家宗庙的危难，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薛万均死后，太宗曾赐给群臣熟皮，轮到薛万彻时却误叫成薛万均，悲伤地说：“万均是我的旧功臣，我不觉叫出了他的名字，难道是他的亡灵希望我赐给他吗？”新史却说：“忽然在口中叫出他的名字。”刚加上“口”字，就变成了有意这样做的意思，哪里还是所谓“不觉”呢？况且这类字眼，史家本来就不应使用。肃宗想任命李辅国为常侍，苗晋卿上奏说：“常侍是亲近机密的职位，不是贤能的人不能担任，怎么能任用这类人呢？”于是罢免了这一任命。“等辈”上面应当加上“此”字，否则哪里来的“等辈”呢？《邢文伟传》说：“武后问天帝的奇异事情，文伟不能回答。”房琯议论第五琦谋利之事，肃宗责问他，房琯不能回答。《王叔文传》说：“俱文珍诘问驳斥王叔文，王叔文不能回答。”这里用“得”字不合适，只应说“不能回答”。《杜正伦传》说：“受到世人羡慕。”《戴至德传》说：“世人惊叹他的荣耀。”《萧复传》说：“士人艳羡他的荣耀。”《敬晦传》说：“世人宠爱他的家族。”其中“宠”字尤其不妥。如果只写作“当时人称荣他”，大小都合乎本分。王义方“声誉震动一时”、吴凑“美名四处传扬”，也都不是史家的体例。《李义府传》说：“自从他被斥退，天下人忧虑；等到他将要重新任用，内外才安定。”《严震传》说：“德宗派马勋计算日期，召张用诚到行在，过了半日期，皇帝很忧虑；等到他到达，皇帝大喜。”这里的“比”字用得不妥，如果用“及”“既”等字就可以了。温庭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思维敏捷，常替别人写文章。大中末年，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监察尤其严密。温庭筠很不高兴，上书一千多字。然而私下代替别人占据名额、传授文章的已经有八人。所谓“作文”，本来是说代替进士应试写文章，如今却好像泛指写文字，这也失于表达不明。《温彦博传》说：“进退举止详细华美，人人都擦亮眼睛观看。”进退举止之间，哪里值得擦亮眼睛去观看呢？宋子京的夸张铺饰，大多如此。高适擅长作诗，每写成一篇，好事的人就已经传布开来。“已”字用在这里说不通。韩思复任滁州刺史时，州署中长出黄芝，百姓为他刻石作颂，所谓“刻颂其详”也不是通顺的说法。新史称卢齐卿饮酒超过一斗而神志不乱，崔恭礼饮到一斗仍不乱。前史记载能大量饮酒的人，大多要达到一石以上才算奇异。超过一斗的酒量，世间也很多，哪里值得特意记载呢？旧史记载李纲对高祖说：“我的话就像把水泼到石头上。”这是旧有的说法。新史却说：“像拿着水放入石头中。”实在很不自然。《李翱传》说：“起初调任校书郎，屡次升迁。元和初年，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屡次升迁。”这两个“屡次升迁”之间难道有文字脱漏吗？否则怎么能够通顺呢？《崔郾传》说：“房屋低矮简陋，没有廊庑。”说到他的俭朴，这就够了；又说：“遇到连绵大雨，客人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到外面的官位上去。”这也没有必要说。张元素从令史起身，太宗曾当众诘问他，张元素深感羞耻。褚遂良上疏议论此事，新史却说“褚遂良见皇帝并加以议论”，不对。褚遂良说：“张元素走出殿门，几乎不能移动脚步。”新史把“移”改为“徙”，仅仅这一个字，也能感觉到失去了轻重适宜。朱泚失败后出逃，迷失道路，询问乡野之人，那人回答说：“天网恢恢，你逃到哪里去呢？”这句话实在不成语。《李安期传》说：“高宗多次责备他不能进用贤才，李安期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尚且有忠信之人，天下如此广大，不会没有贤才。近来我看见公卿有所推荐进用，都会被弹劾为朋党；被搁置埋没的人还没有得到伸展，推荐他们的人已经遭到诋毁。因此人人争相闭口，以躲避喧嚣的毁谤。如果陛下忘掉个人的亲疏恩怨，宽广地接受他们，只看才能而任用，堵塞毁谤的道路，那么谁敢不竭尽忠诚来报告呢？’”宋子京把旧文刻意改得诡异艰涩，几乎不能阅读，实在很不合人意。

译《李晟赞》说：“一身承担国家安危，而气概丝毫没有衰减。”用“佩”字太过分了。武后对狄仁杰说：“哪里能得到一个奇士来任用他？”狄仁杰说：“陛下求取的是文章才学和资历，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已经足够了。难道要把文士中拘谨琐碎而不能任用的人，拿来成就天下的事务吗？”句末“哉”字下面不能改作“邪”“乎”“欤”等字，这样才合适。宋子京连这些地方都不太明白，还谈什么文章呢？王毛仲十来年便升到大将军。古人说“旬月”，是从十天到一个月；说“旬时”，是从十天到三个月。如今说“旬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用例。《萧嵩传》说：“在公事上谨慎而严密，没有人看得见他的边际。”谨慎严密，不应当说“边际”；如果是说他的胸襟器量，那就可以。《张知謇传》说：“武后认为他的相貌奇异，下诏让画工为他画像。称赞他兄弟二人的容貌和才华，说他们是两种绝长。”其中“容”字用得不妥。《张镐传》说：“看待经史，犹如渔猎一般。”前人已经有“涉猎”这个固定说法，正是这个意思，何必再这样拆开解释呢？席豫出任郑州刺史，李杰出任衢州刺史，于邵出任杭州刺史，李朝隐出任通州都督，沈传师出任江西观察使，这类说法很多，难道是缺少“为”字吗？“出”和“入”二字意义不同，是升迁、贬降等例行说法。开元年间，吐蕃金城公主请求四种文籍，于休烈想不给，裴光庭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应当收入裴光庭传，却记在于休烈传中，是不对的。德宗时期的宫市一事，已经在张建封传中详细记载了，李锜的赞语又列出此事，重复了。旧史《李后传》说：“在延英殿议事时，宦官一定把李训、郑注引出来，来折服文臣。石彦辞曾对他们说：‘京师的祸乱起始于李训、郑注，而李训、郑注的兴起又始于什么人？’仇士良等人不能回答，却借此稍微压制士大夫。”新史说：“依靠它来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样就轻轻带过了。裴度和唐穆宗议论刘承偕的事情，说：“我知道刘承偕仗恃宠幸，认为悟不能忍受，曾经把这件事告诉我。”当时宦官赵宏亮正在行营中，情状似乎是想拿悟的书信上奏；“陛下也知道这件事吗？”这里的“邪”字应当作“乎”吗？皇帝说：“如果悟确实厌恶这件事，为什么不亲自来报告？这是为什么？”“胡”就是“何”的意思，这里应当删去一个字。宇文士及曾经在非正常时间被召见，他的妻子问道：“刚才召你去是为了什么事？”“何所事”这样的说法不成语，哪里比得上只说“问是什么缘故”呢？《阳城传》常说他曾用木枕和布被作抵押借钱，人们敬重他的贤德，争相买下这些东西。“售”字用得很不恰当。又说“赋税不时”，“时”字的意思不够完整，大概是说赋税没有按时办集之类的意思。《巡远传》说，防守阳、雍丘，赐给徭役和赋税三年的免除；“赐”字是否本来就应当有“蠲免”的意思？《许孟容传》说：“公主有请求补任崇文馆官员的人，孟容坚决认为不可，皇帝赞许他的操守。”《萧瑀传》说：“诏令曾经下达到中书省，还没有立即执行，皇帝责备他们拖延。”《韦顗传》说他以节俭自守，天下人推重他的崇尚。《曹宪传》说他主持《广雅》，是学者，众人推许他的博洽。《韦表微传》说他认为学者轻视师道，撰写《九经师授谱》，指责他们违背守则。“尚、稽、违、该”等字，都是意思没有说完，必须用两个字才成文。《王义方传》说：“魏征想把夫人的侄女嫁给他，他推辞不娶。不久魏征去世，他才娶了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起初是不想依附宰相，如今感念知己，所以这样。’”《杨慎矜传》说：“一个婢女因为史敬忠而得以进入宫中，见到了皇帝。皇帝一向听说史敬忠怀有方术，便暗中询问她事情的真相。”这里“然”字下面的意思接不上。《资治通鉴》记载贾至议论王去荣不应免死，李绛议论不徇私照顾同年，蒋义议论张茂宗夺服娶公主，王式击破裘甫等事，读起来连绵不断而令人喜爱。收入《新唐书》后，便觉得索然无味，实在令人厌恶。《旧唐书》说，隐太子与秦王有嫌隙，元龄对秦王说：“国家遭遇患难，古今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睿智圣明、敬慎明察的人，就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新唐书》改为：“国家的祸患世世都有，只有圣人能够克服。”一个“克”字哪里足以完全表达原意？高铢任太常卿时，曾处罚礼生博士李慤，驳斥他的错误。高铢叹息说：“我年老而不能退隐，竟被小孩子侮辱。”后来去世；这里“卒”字该怎样确定才恰当？《薛元赏传》说：“都市中有许多少年用青黑色颜料刺刻皮肤，夸耀奇异的力量，掠夺坊市。”刺刻皮肤，是用针刺；青黑色颜料只是用来着色罢了。可是说“用青黑色颜料刺刻”，就不对了。舍弃“文身”而不说，却写得这样艰涩怪诞，未免也太费力了吧！李夷简在元和年间任宰相。李师道正在叛乱，裴度主持国政，皇帝倚重他来平定贼乱。夷简自认为才干不能胜过裴度，便请求外调。“言不能过”还可以理解为“说不能超过”；若说“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也还说得通；但“不能有以”却不成语。《康子元传》说，唐明皇时期议论封禅之事，赵冬曦驳斥此议。子元发表意见，坚定不移。《苏珦传》也说他曾审讯韩王、鲁王等人。武后责问他，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动摇。假如让别人来写，不过说“固执不改”，或说“坚守原来的意见”罢了，哪里一定要写得这样奇异呢？鄠县县令崔发被关进狱中，遇到赦令却没有得到宽免。张仲方为他申诉说：“皇帝的恩德广布四海，却不能施行到御前；丰厚的恩泽遍及昆虫，偏偏遗漏了崔发。”《新唐书》把它合成一句：“恩泽遍及天下和昆虫，却不能施行到御前吗？”田令孜专权横暴，孟昭图议论他说：“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新唐书》改写下句为：“陛下本来就是九州的天子。”武后责怪主管官员常常把本应定罪的人错误释放，徐有功回答说：“错误释放罪犯，是臣下的小过失；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大德。”《新唐书》却说：“错误释放罪犯，是主管官员的过错；爱惜生命，是陛下的大德。”子京以为旧文像骈文而不古雅，所以胡乱改动以迁就自己的写法，却不知道反而弄错了。马周曾寄居在新丰的旅舍。“逆旅”就是客舍。科举考试的士子于是把马周称作“新丰逆旅”，拿来和“洛阳年少”相对。我曾经嘲笑这种说法。但《新唐书》又说，刘从谏命令甄戈杀死定州戍将，甄戈于是以旅客身份上前拜见，砍下了他的首级；这又是为什么呢？李晟和张延赏有嫌隙，曾对别人说：“文士很难触犯，虽然表面上修好关系，内心却积存怨恨。”《新唐书》改成“儒者”。“儒者”和“文士”本来不同，还是应当采用旧文。蒋俨任蒲州刺史时，揭发隐匿的罪行，禁止奸恶，名声很好。这里说“二千石”；“二千石”是汉代的官职名称，怎么可以泛泛地用来称呼长史呢？王孝杰被吐蕃俘获，赞普见到他说：“你的相貌像我的父亲，所以不杀你。”于是把他放了。“死”字下面不能这样用。

译《吕元膺传》说：“做官始终没有受到讥议，也没有缺失。”我认为：“‘訾’是别人所讥讽的，‘缺’是自己所欠缺的。”这两个字不能这样并用。史传称赞人读书敏捷迅速，常说能一眼看完五行文字，不过是极力夸张罢了，实际上没有这种道理。《唐史》却说欧阳询每次读书，总能同时看完几行文字，就更加不可取了。唐太宗称赞薛仁贵说：“我不以得到辽东为喜，喜的是得到你。”这才是本来的口语。子京却改成：“喜得一员勇猛的将领。”实在令人厌恶。褚遂良和唐太宗议论舜制造漆器的事情，认为诤臣一定会在事情刚开始出现苗头时进谏，等到事情发展到极盛，就再也无法进谏了。这才是真实的说法。《新唐书》却说一定要挽救祸患的根源；既然把渐变说成根源，于是又把下文改成“等到洪水横流，就无可挽救了”。道理虽然相同，但当时哪里会有“横流”这样的说法？张柬之起初和杨元琰一同乘船在江中行驶，私下谈论发动革命的事情。张柬之执政后，荐举杨元琰为羽林将军，对他说：“江上所说的话，你不可防备它。”萧复对唐德宗说：“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才开始任用宦官监军。这些人只可以把宫中的事务交给他们，军务要政却不能让他们参与掌管。”古人说“叵信、叵测、叵量”之类的话，“叵”字本来训为“不可”，但用在告诫语中并不顺畅。安禄山叛乱，诏书严厉责备他，并允许他自行归降。安禄山回信十分傲慢，说“难道可以忍受吗”？叶法善凭借方术高寿而死，说“不可测量”；这里把“叵”只当“不”字用，就更加不妥。到了《苏颋传》又说：“司马皇甫询出使蜀地，发檄文取库钱购买不急需的物品，苏颋不肯给他。有人对他说：‘您身在远方，不可违逆皇上的意思。’”吕才《卜宅篇》说：“世上有五姓，即宫、商、角、徵、羽。考察黄帝时，只有姬、姜几个姓，后世赐姓越来越多，后来有因官职命氏、因封邑赐族的，本源相同而枝末不同，难道‘叵’字是用来配合宫、商的吗？”这里又把“叵”当作“岂”字使用，更加乖谬。大概子京起初没有详细弄清它的意义，所以每到这里就出现错误。武后问狄仁杰：“我想找一个好汉来任用，有这样的人吗？”狄仁杰于是推荐张柬之。《资治通鉴》把“好汉”改成“佳士”，《新唐书》又写成“奇士”。“好汉”这个词确实显得俗，但“佳士”不足以表达原意，何况是“奇士”呢？宁可保留原来的说法。《李光弼传》说：“史思明攻打太原，派士兵到城下，仰头辱骂。李光弼命令挖掘地道，将他擒获。”《新唐书》改成“隧地”，确实简练文雅。但“隧”字能表达暗中挖掘地道吗？而且本传前面已经说“挖地使土山塌陷”，后面又说命郝廷玉从“地道”进入怀州，为什么偏偏这里要换成不同的说法？《滹南集》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四，金代王若虚撰《新唐书辨》。《张籍传》记载韩愈回答张籍、议论佛教和老子学说的书信，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记录，姑且拿来充数罢了。《吴元济传》后面完整收录《平淮西碑》碑文，也没有这个必要。磨碑的事情旧史已经载在《韩愈传》中，新史却附在《吴元济传》后，不如旧史恰当。鱼朝恩曾经讲解《易经》中“覆餗”的含义，用来讥刺元载，当时大概是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新史只说“参加释菜礼”。朝恩又曾邀请郭子仪一同参加章敬寺的活动，新书却只说“约定准备器具”。《裴度传》说：“起初，唐德宗多疑而猜忌，朝廷官员有互相往来交游的，金吾卫总是暗中侦察并报告。”新书却只说“当时京城还崇尚苛刻侦察”，未免太简略了吧？唐太宗发怒，宇文士及说：“魏征曾经劝我远离奸佞之人，他心里怀疑的就是你，今天果然如此。”《资治通鉴》这样记载。《新唐书》删去“心里怀疑的就是你”几个字，意思就不完整了。《邢君牙传》说：“他委屈自己而喜爱士人，类似这样的事很多。”虞承庆说：“他能够记着别人的长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古人有时说“都是这一类”，有时说“像这样”，如今只说“类似于此”，意思就不够完整了。吴凑谈论宫市之事说：“应当挑选年长而谨慎守信的宦官，按照公平价格买卖，以平息众人的喧闹。”宫市大体上是强行购买民间物品，说“公平出售”很不恰当，只说“买卖”即可。古人的文章中有时会出现接近俗语的说法，正因为如此，若把它改写成文言文反而会失去真实，所以宁可保留而不删改。可是宋子京偏偏要句句改变寻常说法，这就是他多有乖谬的原因。《明皇杂录》记载李林甫在两位宰相面前骄傲自得的事情，只说他抑扬自如、得意而已。子京改成“轩昂傲慢，不稍有谦让”，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害处；又增加“喜悦之情洋溢眉宇之间”这样的说法。旧史称裴度的相貌，只说不超过中等人，子京又加上“退然”二字，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大概也是凭空想象而说的。旧史说孔戣曾经议论李涉结交幸臣，旁人都侧目而视，认为这是危险的事。孔戣在公卿之间举止高迈，以端庄严肃而令人畏惧。新史却说孔戣自以为志得意满，神采飞扬、十分得意。《杨暹传》说他以公正清廉、勤劳节俭自持，勤勤恳恳地做事。凡是描写人的相貌神态，若不是亲眼所见，就不可以这样说。子京作为史官，追记传闻中的事情，却总喜欢写这一类辞句：有的说王伯谈论不倦，有的说他的议论连绵流畅、值得听取，有的说他谨慎自守、棱角分明而有声望，有的说他直率而不求虚名，有的说他品格耿介却没有做到显贵官职；这些说法都过分了。旧史说：郭宏霸死的时候，洛阳桥毁坏了，行旅的人都因此受害。到这时工程完成，武则天曾问群臣：“近来外面有什么好事吗？”舍人张元一回答：“百姓为洛阳桥建成而高兴，又庆幸郭宏霸死了，这就是好事。”新史改为：“外面有佳事吗？”只加了一个“邪”字，意思就不同了，也改变了原意。原本是无缘无故地询问，如今却好像带着怀疑在审问。《资治通鉴》说，刘悟和客人观看角抵游戏，自己摇肩挥臂来帮助场上人的气势。《新唐书》改成“扬眉张目，挥动手臂，帮助他们决胜”。旧史说，杨思勖俘获的人很多，活活剥下他们的面皮，有的从发际撕下头皮。《新史》改成“剥面撕脑，剥下头发和皮肤来给人看”，反而使意思不清楚了。人们都说“利病”，子京却总说“病利”；人们都说“可否”，子京有时说“否可”。虽然道理没有不同，但读起来就不明白了。这些做法只是追求和别人不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萧钧任谏议大夫时，卢文操盗窃府库财物，唐高宗认为他掌管有关职务，应当按盗窃罪处死。萧钧说：“囚犯的罪确实应当处死，只怕天下人听说后，会认为陛下看重财货而轻视法律。”皇帝非常愤怒，想杀掉他；萧钧劝说后，诏令免除卢文操的死罪。我认为：“罪死”和“罪确实死”都说得不通，必须加上“当”字才可以。柳仲郢有父亲的风范，牛僧孺感叹说：“如果不是长期积累名教的熏陶，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安”字下面接不通。刘元济说：“史官把善恶都记录下来，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贼之臣感到畏惧，这种权力难道还轻微吗？”“顾”字下面接不通。唐德宗对李自良说：“你对于进退取舍，难道就没有礼法吗？”萧俛赞叹说：“萧俛建议停止战争，难道不是太粗野了吗？”“宁”字下面接不通。萧复因为擅自调发京畿观察使储存的粮食，被削减官阶、停职；有人慰问他，萧复说：“只要对百姓有利，哪里还用说什么责备的话？”“胡”字下面接不通。《李栖筠传》说：“关中旧来依靠郑渠、白渠两条水渠灌溉田地，但豪强权贵堵塞上游堤防，取得水碓的利益，使农民失去农用水利十分之七。李栖筠请求全部毁掉、疏通，最终得到租税二百万，百姓依靠这些收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疏浚李泌所开的六口井，百姓依靠它们取水，哪里比得上只说“百姓依赖它的利益”呢？《苏弁传》说：“平定贼乱，减缓徭役，简略烦琐苛细的政令，百姓依赖他的宽厚。”这里“宽”字尤其多余。《陆贽传》说：“起初皇帝仓促遭遇变故，常常自我责备。陆贽说：‘陛下主动承担过失，是尧、舜的心意。然而招致贼寇的，是群臣的罪过。’意思是指卢杞等人。皇帝防备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过失归给他，难道朕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里应当作‘乎’吗？而且‘起初皇帝仓促遭遇变故’本身也不成语。《令狐德棻传》说：“唐高宗曾召宰相和弘文馆学士，问道：‘修养什么才能成就王业？做什么才能成就霸业？这两者哪一个应当先做？’令狐德棻回答：‘如果要施行，王道是关键；但实行王道很困难。’唐高宗说：‘如今所实行的政事，什么最重要？’这本来是自然的说法。《新史》却写成：‘修养什么才能成王？做什么才能成霸？又应当以哪个为先？如果要实行王道，王道应当先做，但没有什么比它更难。皇帝说：‘如今做什么才重要？’”语意就不完整了。唐太宗告诫尉迟敬德说：“国家的大事，只在赏赐和惩罚。超出常规的恩惠，不可以屡次施行。努力修养自己，不要留下后悔。”这本来是自然的说法。《新史》却写成：“后悔还来得及吗？”意思完全不是这样。萧复常说：“侍奉唐德宗时，陛下即位之初，圣德光明遍照；自从任用杨炎、卢杞扰乱朝政，以至于今天。”这本来是自然的说法。《新史》却写成：“陛下当初清明，自杨炎、卢杞放纵违命、玷污盛德以来，流离到今天，几乎令人无法读下去。”

译袁高任给事中时，唐德宗将要起用卢杞为饶州刺史。袁高负责起草诏书，见到宰相卢翰、刘从，说：“卢杞当权时矫饰欺诬，暗中残害忠良，毁坏明德，颠倒天常，使宗庙社稷失去守护，天下留下创伤。刚刚显示贬黜之意，如今又授予大郡，置天下于何地？”古人说“天下受到伤残”，或说“疮痍”，或说“疮痏”，都可以；如今说“疣痏”，读来刺耳，怎么能和“疮”类同呢？又上奏说：“卢杞罪当万死，陛下只把他贬到新州，不久又把他调回京城，如今又任命为刺史，实在辜负天下人的期望。”皇帝说：“是卢杞不能胜任，这是我的过错。”袁高回答：“卢杞天性诡诈险恶，并不是不能胜任；‘彼固所余’这句话本来就说不通。古人只说应当万死、万诛，没有见过这样的用例，恐怕是子京改的。‘不逮所余’是多么昏乱难懂的说法啊。” 《王琚传》说：“他曾在扬州富商家中做佣工，主人认识到他不是平庸之人，便把女儿嫁给他。”‘识’字上面应当有“其家”或“其主人”等字。又说：“太子在潞州时，铜鞮令张暐性情豪放而善于增殖财产，喜欢宾客和驰马打猎之事，厚待太子，多次把太子召集到自己家中。”这里也应当重复说“太子”，或者删去“厚奉”二字。“豪殖”两个字在一处也不能这样用。又说：“王琚性情豪奢，任职一方时，弃旧趋新，接受馈赠达到数百万。”这里“弃旧趋新”的意思昏暗难明，难道是说车马、服饰、器皿之类吗？中间又说：“侍卫何止，许将安便，公主谋益甚。”这些话都不成句。又说“看到太阳西斜才得以出行”“赏赐接连不断”，意思也都不妥。《林蕴传》说：“林蕴口才敏捷，曾有一个姓崔的人夸耀自己的姓氏家族，林蕴驳斥他说：‘崔杼杀了齐国国君，林放询问礼的根本，这两人相比，优劣如何呢？’那人低下头不能回答。前史本来就有记载善于口辩、喜欢嘲弄戏谑的人；至于这样的话，又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呢？” 《李密等传》的赞语说：“隋炀帝失德，上天厌恶他的所作所为。”《吉温传》说：“李林甫有才干，他的所作所为……”《朱桃推传》说：“没有人能测知他的所作所为……”《温庭筠传》说：“执政者鄙视他的所作所为……”《冯河清传》说：“众人的议论涉及他的所作所为……”《崔远传》说：“世人仰慕他的所作所为……”这一类说法很多。古人说：“有所作为，是因为确实有所作为；单独用一个‘为’字，从来不能表达完整意思。” 子京说到人物相互比较、相提并论的意思，总是使用“辈”字。有时说“当时没有同类”，有时说“从来没有同类”，有时说“古代从未有过同类”，有时说“恐怕没有与之相同的人”。甚至魏征劝谏唐太宗时，也说“陛下想远远超过唐尧、虞舜”。这种说法算不上好，却是子京常常喜欢使用的，实在太偏僻了。《韩充传》说：“乘着时机决断边防，没有留下遗憾；世人推许他是善于用兵的将领。”其中“余悔善将”几个字都说不通。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刺史曾趁春日和宾客下船游玩，索取百姓来拉纤。何易于亲自拉船说：“正值春天，百姓正在耕田和养蚕，只有县令不去做这些事，难道可以让他们亲自来拉纤吗？”“耕且蚕”都不像史书的文体，“不事”也不成语。崔日用曾对人说：“我一生所从事的事情，都是顺应时势、随机应变，并不专门依靠最初的谋划。”其中“所事”二字用得不通。李勣的姐姐生病，李勣亲自为她煮粥，火烧着了胡须，姐姐劝止他。李勣说：“姐姐老了，我也老了，即使想长久为姐姐煮粥，又怎么能够呢？”新史改成：“即使想长久给姐姐送粥，还能防止这种事吗？”这和旧史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换成一个“进”字，就改变了原来的意思。武后时期，宰相卢钦望请求停止京官九品以上官员的月俸，以资助军费。王求礼上奏说：“天子拥有四海，为什么还要靠九品官的俸禄，却让宰相夺取它来供给军国费用呢？”武后说：“停止。”这句话本身说得不通。《郑权传》说：“见识和造诣魁梧卓异。”用“魁”字来形容造诣，已经很过分了。《卢景亮传》又说：“志向和道义聚集而显著。”还有称说造诣高峻深远的，难道不是更加过分吗？《周智光传》说：唐代宗命赵纵把诏书写在帛上，藏入蜜丸中，召郭子仪。《姜公辅传》说：朱滔把书信包在蜜中，邀请朱泚。《刘季述传》说：割开衣带，把蜜丸藏进去，告知孙德昭。这本来只是藏匿书信罢了，“蜜”字有什么意义呢？张荐营救颜真卿的奏疏说：“去年正月中……”权德舆在贞元十九年陈述朝政缺失时说：“十四年前……”考察古今说“去年”“去岁”的，都是指前一年。子京这种说法，没有见过这样的用例。《李百药传》说：在盗寇祸难中辗转奔逃，多次被伪政权授予官职，几乎没有死去。《张元素传》说：直言劝谏太子李承乾，李承乾派家奴暗中袭击，他险些逃脱而死。《安禄山传》说：贼将大多勇猛剽悍，没有长远谋略，每天纵酒，嗜好声色财利；皇帝险些在蜀地得到他，所以没有继续追击的忧患。考察前史，有说“险些得到他”“险些杀死他”的，“危”仍是差一点、几乎达到的意思，俗语中就是危险。子京却完全没有领会，竟把它倒过来使用，多么荒谬啊！张元素劝谏唐太宗修建洛阳宫，魏征名声刚劲挺拔，听说后赞叹道：“张公议论政事有回转天意的力量。”我认为魏征正直的名声，世人都知道，不必再说什么“名声刚劲挺拔”。刘仁轨任陈仓县尉时，有一名折冲都尉鲁宁因事被关进狱中。他将要受到重罚，却傲慢地辱骂刘仁轨，刘仁轨用杖将他打死。唐太宗发怒，追到那里责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当着百姓这样侮辱我，我实在愤怒，所以杀了他。”皇帝高兴了，提升他为栎阳县丞。这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新唐书》只说鲁宁豪横放纵、凶狠违法，县中没有人敢制服他；刘仁轨约束他不要再犯，鲁宁仍然照旧横暴，却没有傲慢辱骂之事。如果只是豪横暴虐，哪里足以构成侮辱呢？而且《新唐书》把栎阳写成咸阳，也不知道是否正确。裴子余考中明经科，多次补任鄠县尉。当时同僚李朝隐、程行谌都以精通文法著称，唯独子余以文章学问知名。有人问陈崇业：“子余、朝隐、行谌三人的优劣如何？”崇业说：“譬如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不可废弃的。”新史改成：“兰花和菊花香气不同，怎么能废弃其中之一呢？”比旧说差得多了。况且“异芬”二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成汭攻打防州，军人韩楚言曾经辱骂成汭，成汭以此为耻，说：“如果抓到这个贼人，一定把他肢解，以泄心中的愤恨。”后来防州失守，韩楚言的妻子李氏对丈夫说：“你曾经侮辱军队，而且成汭说要把你肢解，不如早些自杀。”韩楚言犹豫不决，李氏把刀磨利，藏在席子下面。两人正一起吃饭时，她又对丈夫说：“还不可知。”李氏取出刀砍下丈夫的头，又杀死三个儿子，最后自刎。“二夫”二字应当只作“楚言”。

译《则天传》说：“手持妆奁器具，坐在重重帷幕之中，而国家的命运已经转移。为什么一定要手持妆奁器具呢？”后妃传的赞语说：“有人称武氏、韦氏扰乱唐朝，走的是同一条路。武氏维持得久，韦氏很快灭亡，为什么呢？”议论者说：“其中的‘否否’二字用得不妥。” 《张九龄传》说：“唐德宗认为他的风范和功烈贤明。”其中“贤”字用得不妥。《刘子元传》说：他十二岁时，父亲教他《古文尚书》，但学业没有进步，父亲发怒，拿鞭子督促他。后来听说父亲给几个哥哥讲《春秋左氏传》，他冒昧前去听讲，退下后总是分析自己疑惑的地方，父亲感叹说：“书如果都是这样，孩子怎么会懈怠呢？”我起初读这段话，不能理解；等看到《史通》自叙，才知道他说：“我自幼奉行家庭训诫，很早就学习文学，年纪尚小，便喜爱《古文尚书》，但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深琐碎，难以诵读。虽然多次遭受鞭打，学业仍未成功。曾听父亲给几个哥哥讲《春秋左氏传》，我常常放下书去听，讲完后，便替哥哥们讲述，于是感叹说：‘如果书都像这样，我就不再懈怠了。’这样才完全明白，没有疑惑。由此可见，子京删略文字造成的弊病实在令人担忧。《韦述传》说：“进入元行冲的居室，观看书籍而不知道睡觉吃饭。”说“忘记睡觉吃饭”还可以，说“不知道睡觉吃饭”就过分了。《王忠嗣传》说，皇帝和他议论军事，他应答纷至沓来。“应对”下面不宜用“蜂起”二字。《张说传》说：“广泛延请天下名士，来辅佐王道教化，润饰典章，成就一代王法。”这是对他的赞誉过分了，而且也不是史官叙事的语言。张说首先倡议封禅，这是谄媚讨好的事情，不是正直之人所应做的；但传记的赞语却褒扬称赞，以为这是礼乐文物兴盛的表现，哪里是良史的体例呢？褚遂良是当时的正直之士，他弹劾刘洎的事情起初并不十分清楚，只是刘洎用他的名义申诉罢了。胡致堂怀疑是李义甫教唆的，按道理也许确实如此。《新史》却说两人互相不合，所以褚遂良诬告上奏。刘洎援引马周为自己辩护，褚遂良仍坚持不止，皇帝被他迷惑，于是赐刘洎死。刘洎的赞语说：“被嫉妒和猜忌乘虚而入，最终陷于罪责而被诛。”而赞褚遂良时也把这件事当作他的缺点。到了《崔仁师传》，又说崔仁师“受到的礼遇尤其优厚，褚遂良嫉妒他”，这把褚公看得多么浅薄啊。褚遂良是当时一位正直的人。他诬陷刘洎的事情，起初并不十分清楚，只是刘洎亲自申诉说是这样罢了。胡致堂怀疑这是李义甫教唆他的，按道理说也可能如此。《新史》于是说，两人互相不合，所以褚遂良才诬告上奏。刘洎引用马周的话为自己辩护，但褚遂良仍坚持不止，皇帝受了他的迷惑，于是赐刘洎死。关于刘洎的赞语说：“被冒忌之心所乘，最终陷入罪责而被诛杀。”而关于褚遂良的赞语，也把这件事看作他的过失。至于《崔仁师传》，又说：“受到的待遇尤其优厚，褚遂良嫉妒他。”褚公的浅薄，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李光弼传》说：“他的部队强劲凶悍，常常充当各军的先锋。”其中“锋”字用得不妥。浑瑊射杀贼将李立节，箭贯穿他的左肩，使他死去。凡是说为节义而死，才说“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成语。使别人死去，却说“死之”，没有这样的用例。卢奕是卢怀慎的小儿子。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从卢怀慎、卢奂到卢奕，三代都担任过这个官职，清廉的节操也与他们相似。“似之”这样的说法意思不通。《卢杞传》说：“他的父亲卢奕，见《忠义传》。卢杞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可耻，别人没有察觉他的虚伪，都说他有祖父的风范和节操。”这里的祖父是卢怀慎。《传》的开头只说他的父亲，却没有提到祖父，读者凭什么知道这里说的是祖父呢？《陈少游传》说：“有人想当众尖锐地追问，使他理屈，陈少游依据引证，知识渊博，问到尽头而回答仍有余。”所谓“对”，是随着问题而作答；没有问题，就没有所谓回答。如今说“问题问尽了而回答还有余”，是什么意思呢？韦景骏任贵乡县令时，有母子互相争讼。景骏说：“我年少时就失去父亲，常常为此感到悲痛；你们有母亲，却反而不讲孝道吗？”考察《左传》：“郑伯说：‘孤不为上天所祐。’栾盈说：‘我确实不为上天所祐。’”凡是说“不天”，是说不受上天保佑，并不专指丧失父母。后人往往误用。刘季述把唐昭宗幽禁在少阳院，锁住院门，又熔化铁水把门封固，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子京却说“在门旁用金属制成丸状锁具”。如果没有旧文，怎么能理解呢？况且“锢”字取的是牢固的意思，难道是说把缺口补全吗？写得这样奇异，难怪会有“札闼洪休”一类的笑话。《魏氏春秋》喜欢使用《左传》的语句，来替换旧文，裴松之批评它十分恰当。凡是一个人自己的文章体例，本来不必拘泥；但记录别人的言论，怎么可以过分润色而失去原来的真实呢？子京所撰《唐书》，即使是诏令、奏章一类的文字，也都任意改动来顺从自己的意思；至于诗句、谚语以及古今流传的成语，也有删削改动不止的，实在太过分了！《滹南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五，金代王若虚撰《君事实辨》。汉高祖看吴王刘濞的相貌有反叛之相，于是拍着他的背说：“汉朝传到我死后五十年，东南会有叛乱，难道就是你吗？”应劭说：“汉高祖聪明有谋略，当然可以直接看出反叛之相。至于东南会有叛乱，并且确定在五十年后发生，这是占卜者所知道的。”这话很有道理。但说汉高祖能够看出反叛之相，恐怕未必如此，大概只是根据占卜者的话推测出来的。正如《列子》所说怀疑邻人偷了铁器的故事。否则，英布、彭越、陈豨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显露出反叛的迹象呢？李德裕说：“汉高祖宠爱戚姬，爱她到了极点，后来长期感到不安，甚至悲歌而不快乐，难道不知道除掉吕后必定会留下后患吗？实在是因为惠帝昏暗软弱，不能亲自掌握权柄；他的将相又都是平生的旧友，一同在丰、沛起兵，不是吕后刚强有力，就不能控制他们，所以保留吕后，是为社稷打算。”老苏、小宋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唉！假如吕后确实应当被杀，即使为了惠帝，也不得不杀；如果不是这样，又凭什么名义杀她？吕后从平民时期起就辅佐高祖平定天下，有功而无罪，怎么能因为戚氏、如意的缘故就突然把她置于死地呢？嫉妒，是妇人的常情，何况吕氏本来强悍呢？而且以妾逼迫正妻，以庶子妄图更换嫡长子，这是高祖自己的过错。假如又杀掉皇后，岂不是更加过分吗？所以宁可暂且忍耐，把事情交给她，也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克制。有人说：“分封吕氏诸王而危及刘氏，不是吕后的罪过吗？”我说：“死后的变乱，汉高祖怎么知道？即使能够知道，罪行尚未显露就预先诛杀，在别人身上尚且不可，难道可以施加于妻子儿女之间吗？”写文章不寻求道理上的妥当，只把奇异当作可贵；对古人本来合乎常理的事情，偏偏强行用权术来解释。因此我厌恶那些曲意巧辩的人。汉高祖听说韩王信想联合匈奴攻打汉朝，便派使者出使匈奴。匈奴把强壮的士兵和肥壮的牛马藏起来，只让使者看见老弱之人和瘦弱的牲畜。十多批使者回来，都说匈奴容易攻打。皇帝派刘敬再次前往，刘敬回来报告说：“两国交战时，按理应当夸耀自己的长处给对方看。如今他们只让我们看见瘦弱的牲畜和老弱之人，这一定是想显露短处、隐藏奇兵来争取胜利，是不能攻打的。”皇帝大怒，把刘敬用刑具拘禁在广武。后来果然在平城陷入困境。刘敬获释后，皇帝杀了先前派去的十批使者，封刘敬为侯。议论者说：“这次行动，汉高祖确实独断专行，气势十足，认定一定要实行。刘敬说得很清楚，说明了利害，但皇帝不听，反而把他拘禁起来。那十名使者不是谄媚就是愚蠢，他们说匈奴可以攻打，有什么值得深怪的？为什么全都杀掉呢？假如侥幸取胜，恐怕还会再杀刘敬。汉高祖为什么只知道杀人，却从来不责备自己呢？” 汉高祖派随何诱使黥布离开楚国。黥布来到后，皇帝正在傲慢地洗脚，召使者进来相见。黥布大怒，后悔前来，想要自杀。出来后，他到了住处，发现帐幕、车舆、饮食以及随从官员都和汉王平时一样，黥布又大喜过望。议论者认为，汉高祖开始挫伤他的气势，最后又收服他的心，这大概是驾驭英雄的手段。依我看，这些帐幕车舆等用品本来就是汉高祖平时使用的；至于傲慢地洗脚接见使者，也是他一贯的常态，大概和接见郦生没有不同。他傲慢凌辱别人，常常都是这样，人人都知道。给帽子里灌水、骑在项羽头上之类的事，他什么都做得出来，难道偏偏只把这件事说成权术吗？即使真是出于这种目的，也不是驾驭人的办法。我正需要借助黥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派使者劝说他，使他背叛主人而遭灭族；等他来了，却迎面侮辱他，这是什么道理？假如黥布趁着后悔和愤怒，不到住处而离开，那就又多生出一个敌人，难道这是好计策吗？君王对待人，应当以礼相接，以诚相待，然后才可以得到他的效用。汉高祖偏偏无礼而无诚，这就是诸侯接连叛乱的原因。可是古今却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为什么呢？汉高祖所说“杯羹”的话，是天地都不能容忍的。项伯说“治理天下的人，不能顾念自己的家人”，这只是姑且用来宽解项羽的心意罢了。然而世上的议论者，为什么竟然不认为汉高祖有罪呢？不但不加以责罚，有人反而替他编造理由。唉！天下的事情，有比杀死父亲更严重的吗？幸亏项羽听从项伯的劝谏；假如项羽当时真的杀了刘邦，汉高祖即使后来成功，又有什么脸面站立在人上呢？汉高祖起初朝见太公时，行的是普通父子之间的礼节。家令劝说太公：“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国土不能有两个君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天下的君主；太公虽然是皇帝的父亲，却是臣下。怎么能让君主这样向臣下行拜礼呢？这样就会使君主的威势不能施行。”太公于是对汉高祖说：“不能因为我而扰乱天下的法度。”皇帝认为家令的话很好，于是下诏尊太公为太上皇。荀悦说：“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应当尊敬的人，家令的话说过头了。”《史记索隐》表彰了这件事，我扩充它的说法道：“君臣之义，不适用于家庭；父子之间的名分，也没有任何时候可以改变。所谓‘国土不能有两个君王’，只是按国家法律来讲罢了，和生养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关系？”咸丘蒙以瞽瞍朝见舜的问题发问，孟子斥责他，说这是齐国东部乡野人的话，并且说：“孝子的孝行到了极点，没有比尊敬亲人更大的；尊敬亲人到了极点，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亲人更大的。做天子的父亲，是尊贵到了极点；用天下奉养，是奉养到了极点。天下正好只是奉养亲人的工具，君主的名分哪里能够压倒父亲呢？”舜已经做了天子，而父亲瞽瞍仍然是原来的样子；瞽瞍不曾做太上皇，而儿子舜也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样说来，君主和父亲可以同时立于天下；国家自为国家，家庭自为家庭，二者本来互不相干，并没有什么妨碍。有没有尊号，起初并不足以决定轻重。如果说父亲因为儿子显贵，儿子做了天子，而父亲却只是平民，情理上确实难以安然接受，那还可以；但说父亲没有尊号就成了臣下，因而不应接受君主的拜礼，可以吗？家令只知道君主不能拜臣下，却不知道儿子不能把父亲当臣下。晋代刘宝说：“汉高祖认为家令说得好，是因为他启发了自己的心意，因而得以尊崇父亲的名号；并不是认为家令让父亲敬重自己是对的，未必如此。”如果他确实想启发皇帝的心意，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皇帝，却只说“君主的威严不能施行”呢？按我这个鄙人的见识，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诏书说：“人的至尊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的。所以父亲拥有天下，天下便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贵便归于父亲。这是人道的极致。”这些话是对的。至于说“平定暴乱、安定天下，都是太公的教训”，那就不对了。假如太公没有教诲之功，难道就不可以尊崇他吗？大概汉高祖本来明白天理，却被家令蒙蔽，所以虽然尊崇了父亲，最终仍然陷入不善。流弊发展到后世，便专门把家庭之事视为私人之事，动辄拿“以义掩恩”来立说，君主安然享受长辈前来朝见。

译唐代甚至有命令父母拜见王妃、舅父舅母拜见公主的规定，却安然不觉得奇怪。更严重的是，故意借亲属关系来彰明法令，借此博取“不徇私”的名声，即使诛杀自己的骨肉也不以为遗憾。有时反而面带得色；天理人道灭绝得一点不剩，甚至还不如禽兽，这些都是家令遗留下来的思想。汉高祖因为一碗饭的缘故怨恨嫂子。即位以后，分封各位亲属，唯独嫂子的儿子没有得到封爵。太公为此向他进言。皇帝说：“我并不是忘了他，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是长者罢了。”于是封他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君子说：“汉高祖是小人，因为一顿饭的缘故积怨不忘，甚至牵连到她的儿子。太公已经进言，他还给这个封号加上‘羹颉’这样的丑名，这是什么称号？恐怕还不如不封更好。嫂子不是长者罢了，难道就不配称为长者吗？” 汉高祖怀疑张敖谋反，吕后多次替张王说话，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缘故，不应当有这种事。皇帝说：“假使张敖占有天下，难道还会缺少女儿吗？”由此看来，吕氏还懂得人情和亲属之义，而汉高祖却只把亲属当作盗贼来看待。他因为自己贪得而不施恩，舍弃骨肉毫不困难，所以也这样估量别人。丁谓常说：“汉高祖不是英雄，甚至把他看作乡下老头，虽然似乎说得过分，却也很令人痛快。”近代各位儒者以讲道学自高，评论古人，连毫厘都必定计较；像汉高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却又常常称赞他的天资无人能及。张南轩直截了当地说：“假使他懂得学习，那么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也不难达到。”我对此更加迷惑了。张安道题写汉高祖庙说：“纵情饮酒而疏放狂妄，不经营生计；中阳有田地，却不回去耕种。偶然因为天下动乱，成就了功业；还要到老父亲面前，和仲争论。”这虽然是诗人一时的说法，实际上说中了他的毛病。当汉高祖刚刚成为无赖的时候，难道真有夺取天下的谋划，并且可以断定他一定成功吗？可是他竟然当众夸耀自己，用来使父兄惭愧，真是太过分了：自己欺骗自己，却不知道礼义。汉高祖一生的事迹是可以考察的。他把太公置于砧板和刀俎之间，却没有营救的意思；把孝惠、鲁元丢在道路上，也没有顾念怜惜之心。他掩饰自己无赖的过错，反而向兄长夸耀；怀恨当年分食冷饭的嫌隙，便迁怒到侄子身上。他宠爱如意，竟打算使嫡长子废黜。他傲慢辱骂张敖，不把他当作女婿对待。韩信是首要功臣，本来没有异心，他却屡次使用诡诈，使韩信因畏惧逼迫而不得善终。萧何一向与他交情深厚，足以信赖，他平素也怀有忠诚，却仍不免遭到猜疑嫌弃，直到被锁械拘系才罢休。季布因为不忘旧主而被他驱逐；雍齿因为过去曾使他困窘，他便想杀掉。行事如此，评论者还说他宽仁大度、诚信而能使人归附，我实在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汉文帝拒绝接受千里马，汉光武帝却用它来驾鼓车。林少颖说：“华歆把金子扔掉，比不上管宁挥锄而不回头；凭这一点来判定两位皇帝的优劣，这种说法多么浅陋啊！”君主的道理，在于停止进贡，杜绝贪求，给天下后世树立法则。孝文帝的考虑是长远的。林氏竟用心术是否有妨碍来衡量他；如果真如他说的那样，那么箕子感叹象牙筷子、召公劝诫周王不要接受旅獒，难道都是他们私下忧虑过度、计虑过分吗？况且千里骏马却拿来驾鼓车，也不合事理人情的正常状态，本来就不如拒绝它好。汉武帝年老将死，想立昭帝，却担心儿子年幼而母亲正当壮年，可能会造成祸乱，于是杀死了钩弋夫人。当时狂风扬尘，百姓都感到悲伤。这大概是因为他违背天理、拂逆人情。可是他反而得意地对左右说，自以为英明。史臣又说：凡是为汉武帝生过儿子的妃嫔，不论男女，她们的母亲都被责罚处死。难道这也能称为贤圣吗？他们还说这是明白地看得长远，为后世筹划，本来不是浅陋见闻的愚儒所能及的。佣夫说：汉武帝在这件事上就是不合道义了！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可以因此取得天下，君子也不肯做。没有罪而杀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何况只是预先猜测一件未必发生的事，就杀死自己的亲人呢？他如果真认为国家治乱由人造成，自然应当另想办法处置；否则把一切交给命数，一个女子又有什么关系？母子是天然的伦理关系。立她的儿子，就一定要杀她的母亲，仿佛母亲是儿子的仇敌，而儿子反成了母亲的拖累，这种暴戾难道还不够严重吗？钩弋夫人这件事，即使可以说是暂时采取权宜之计，却又说凡是生过儿子的妃嫔都要处死，那么后宫中谁还敢生儿子？普通人尚且会替自己的家庭筹划，君主也应当替国家筹划。假如天下人都像汉武帝这样用杀人来筹划，杀得过来吗？亲戚之间又哪里还会有恩义呢？所以，汉武帝所谓使后代安定的做法，恰恰是断绝后代，并且不只是没有仁德，也同样没有智慧。后来到了元魏时期，竟把这种做法定为制度。后宫椒庭忧惧恐慌，都祈祷祝愿不要生下嫡长子；一旦生下，便互相劝说要为自求安稳作打算。读到这里，令人惨然。这本来是凶狠毒辣、残忍酷虐的人所做的事，几乎连禽兽都不忍心做，汉武帝却自以为英明，史臣又跟着赞美它，这是多么奇怪啊！叶永嘉说：汉武帝一生颠倒错乱，临终时这一件事，却样样都做对了。唉！立昭帝、托付给霍光，这是对的；杀钩弋夫人，怎么能说是对的呢？汉高祖晚年让周勃担任太尉，把安定刘氏的事情托付给他，是因为孝惠帝暗弱，而吕后强暴，他大概也担忧自己死后的变乱。然而他最终没有杀吕后，评论者也不认为这是过错。这是因为其中有情理使他不能安心这样做，也有道理使他不得不如此。谁能说汉武帝的举动可以作为法则呢？苏东坡说：“汉武帝无道，完全不值得称道。只有他坐在厕所里接见没有戴帽子的卫青，却不接见汲黯，这一点还可取。”卫青不过是奴才，才质平庸，正适合在厕所里接见他。苏轼在这里失言了。难道天子接见大将军时可以坐在厕所里吗？即使说卫青是奴才，君臣之间的礼仪也不能废弃。汲黯出任淮阳太守，经过大行令李息那里，谈论张汤奸邪必败的情形，劝李息把这些话说出来；李息害怕张汤，不敢这样做。后来张汤果然败亡，汉武帝听说汲黯曾说过这些话，便治李息的罪。唉！汲黯在朝廷上当面攻击张汤的罪恶已经多次了，汉武帝不能听从，反而把他疏远斥退。虽然汲黯因此增加了俸秩，却七年没有再被召回，最后死在郡中。汉武帝难道真能尊重汲黯，却反过来追究并怨恨李息吗？

译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皇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病重，将黄金千斤、钱十万交给昭平君，为他赎免死罪，皇帝答应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日益骄纵，醉酒杀死了公主的师傅。廷尉请求判处死刑，左右近臣都以皇帝曾答应赎罪为理由替他求情。汉武帝流着泪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为弟弟的缘故而违背先帝的法令，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祖庙呢？”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东方朔上寿时称赞说，诛杀罪人不因骨肉亲情而有所选择，这是五帝三王都难以做到的。佣夫说：“汉武帝守法是对的，但导致昭平君犯死罪的原因，又是谁的过错呢？贵戚的子弟，即使加以约束，尚且担心他们放纵，何况又答应他可以不死，他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作恶呢？如果当初隆虑公主请求时，就把高祖的法令拿来告诉她，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了。贪图一时得到的钱财，却给后日留下悔恨；只知道在最后守法，却不知道在起初防患，汉武帝的心志已经荒疏了。” 《滹南集》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六，金代王若虚撰《君事实辨》。汉光武帝封赏功臣，邓禹、吴汉都食邑四县。丁恭进言说：“古代封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这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封给四县，不合乎法制。”皇帝说：“古代亡国，都是因为无道，从未听说功臣的封地多便导致灭亡。”近世的评论者认为光武帝这样做不对，我认为丁恭固然有长远的考虑，但光武帝所说的懂得根本的话，难道可以废弃吗？治理天下，如果没有道德仁义来维系，却想凭区区法制压制奸雄、平息祸乱，大概也很困难。苏东坡曾说，《三国志》的注文中有许多喜欢搜求奇闻的人所记的材料，只可惜也有遗漏。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例如曹操征讨乌桓回来，自称侥幸获胜，却特别赏赐当初首先进谏的人，这可以作为千古的法则。曹操一生所做的事，大都属于不合道义的事情，只有这一件事可以使他在青史上增光，而陈寿却略去不记，岂不是遗漏得太厉害了吗？先主刘备因为个人怨恨杀死张裕，诸葛亮上表请求追究他的罪责。刘备答复说：“芳香的兰花生长在门前，不得不铲除。”唉！先主天性仁厚，有古代贤君的风度，到了这件事上，却和曹操没有区别，真可惜啊！《晋史·山涛传》说：“鬲县令袁毅用财物贿赂公卿来求取虚名，送给山涛丝一百斤，山涛不愿显得与众不同，当时收下后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情败露，山涛取出这些丝交给史官，经过多年尘土仍在，印封和原来一样。”王戎也曾收受别人送的布匹，司隶校尉弹劾他。晋武帝对群臣说：“王戎难道是怀有私心、苟且求取财物的人吗？他只是正好不愿显得与众不同罢了。”唉！古人所说的“不显得与众不同”，只是说不做孤高怪异、与世俗绝然不同的事罢了。面对财物时，即使只是一根小草，也必定有义理存在，怎么能容许自己玷污名节，却卑下地把随众同流当成可贵呢？王戎本来就是贪婪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了。山涛既然收受了他的财物，虽然印封还在，又凭什么证明自己清白呢？而且山涛又曾因为盗用官府稻田被李憙弹劾，这说明他并不是真正清廉洁白的人。史臣也因此宽恕他，为什么呢？武帝身为君主，本应以节俭来激励风俗，从贵近之人开始；可是王恺和石崇争比奢侈，他反而拿自己的财物帮助他们，这又算什么呢？对犯法贪赃的人替他遮掩并宽免罪责，天下怎么能不乱呢？宋文帝曾经故意让几个儿子很晚才吃饭，说：“想让他们知道饥饿的苦处，从而用节俭来支配财物。”唐明皇带着太子以下的人在宫中割麦，说：“想让他们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唉！君主教育儿子，应当让他们亲近师傅，通晓古今的义理；一旦明白了各种德行，自然会端正自己。难道真以为这些做法就可以控制他们的内心吗？宋代孔熙先博学，通晓文史，也兼通数术，具有纵横家的才略和志向。宋文帝时任散骑侍郎，不被当时的人了解

译，内心愤懑、不得志，于是和范晔谋划叛乱。事情被发觉后，严加追究，他听到风声便招供，言辞语气却不屈服。皇帝惊异于他的才能，派人慰劳勉励他说：“凭你的才能，却滞留在集书省，按理应当有别的志向，这都是我辜负了你。”又对执政大臣说：“孔熙先年满四十岁还只是散骑侍郎，怎么能不做贼呢？”君子认为皇帝在这里失言了。臣下到了叛逆的地步，还有什么才能值得惋惜？况且士人的升降进退，自有命运；即使终身受到压抑，也应当顺受，怎么能因为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就图谋不轨呢？根据皇帝这番话，狂躁之徒便可以借此作为口实而无所顾忌，这难道是可以用来训诫人的道理吗？唉！彭城王是同胞至亲，虽然犯有嫌隙，本来没有别的恶意，还可以听任他自我改过，以保全友爱之义；何况又有稽山之哀，祈扶令育因死谏而死，皇帝最终却毫不迟疑地杀了他。可是他反而对孔熙先恋恋不舍，这个小人，心术为什么这样乖悖呢？隋文帝常对赵纬说：“我对你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你的骨相不应当显贵罢了。”这不是君主应说的话，也不是他的本心，只是因为赵纬刚正敢言，皇帝不能忍受罢了。唐太宗曾说：“奴仆告发主人，这是违背常理的弊事。谋反不能独自成功，必定要和别人共同谋划，怎么会担心事情不能败露，却还要让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有来告发的，不要接受，并且杀掉他。”君子说：“太宗这样立法是对的，可惜他仍然只从利害上说。奴仆告发主人，本来就是道理所不容的，应当禁止。即使没有办法让谋反自行暴露，难道也可以允许奴仆告发吗？这只是没有学习义理的过错。” 唐太宗审录囚犯时，有个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胜文，自称应当胜过天下人，因此获罪下狱。皇帝说：“上天如果要兴起他，不是我所能消除的；如果没有天命，胜文又有什么用？”于是释放了他。齐人段志充请求皇帝把政权交给太子，大臣请求杀掉他。诏书说：“我如果有罪，他就是正直；我如果无罪，他就是狂妄。”也释放了他。这可以说是宽厚而明察了。然而对于李君羡，皇帝却因为防记中的文字而杀他；对于刘洎，则因为涉及废立的话而杀他。有人奇怪他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心态施加到那两人身上，这是不对的。刘恭、段志充之类，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话不值得重视，所以不能触动皇帝的内心；李君羡和刘洎却触及了他真正忌讳、厌恶的地方，因此他不能克制自己。武后能够容忍苏安恒，却不能容忍魏元同，刘祎之也是这一类情况。唐明皇举行酺宴，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刺史、县令各自率领所属的乐工，聚集在楼下比赛优劣。怀州刺史用车载来数百名乐工，他们都穿着华美的刺绣衣服，套车的牛也都装扮成虎、豹、犀、象的形状。鲁山县令元德秀只派了几名乐工，连袂在芍药上歌唱，说：“怀州的百姓难道正在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吗？”皇帝当即把怀州刺史贬为散官。君子说：“城里人喜欢高发髻，四方就把发髻高一尺。”唐明皇沉溺于淫靡音乐，天下正纷纷仿效；他又亲自下诏要求刺史县令争胜，于是他们只知道求胜来取悦皇帝，这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皇帝竟因元德秀的讽刺而惩罚怀州刺史，确实是有过错的。但引导他们这样做的人难道独独没有罪吗？即使不能自我克制，等到盗贼叛乱交相兴起，中原遭受灾祸而无法解除，陷于水深火热的难道只是怀州百姓吗？唐宪宗朝，李绛、李吉甫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处在中间，什么也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皇帝鄙视他。权德舆被罢去宰相，只保留原来的官职。范氏《唐鉴》称赞皇帝明察。佣夫说：宪宗罢黜权德舆确实是对的，但是李吉甫谄媚邪曲，屡次被李绛驳倒。皇帝常常认为李绛正确，却说李吉甫专门逢迎献媚，那么李吉甫的可鄙，应该比权德舆更严重。可是皇帝反而留用他而不罢免。后来李绛也被罢免，李吉甫却终身独受宠任。甚至在议定谥号时贬斥张仲方，却特意赐给他“忠”字，这是多么深的偏爱啊！这样

译看来，宪宗的明察并不值得过多称道。

译唐宪宗元和三年，防试贤良方正科的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刻陈述当时政治的过失，都取得高第，皇帝也赞许他们，下诏让中书省优先安排任用。宰相李吉甫厌恶他们言辞直率，哭泣着向皇帝诉说，并且诬告考官不公。皇帝于是贬斥各位考官，而牛僧孺等人很久都没有得到调任。佣夫说：“这三个人以直言应诏，本心没有别的企图。皇帝既然赞许他们，就应当提拔任用并实行他们的意见，以显示极其公正，这样谁还敢非议？可是皇帝竟顺从李吉甫的私情，替他报怨。牛、李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皇帝常常因朋党而怀疑臣下，却不知道自己正是朋党的根源。” 唐武后时，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徐元庆又亲手杀了赵师韫。武后想赦免他的死罪，陈子昂议论说：“枕戈等待仇敌，是人子复仇的义；诛杀有罪、禁止祸乱，是王政的纲纪，不能把不合义理的行为作为训示。如果杀人者可以不受法网约束，法就无法彰明；况且徐元庆之所以能够以义感动天下，是因为他忘却自身性命而追求孝德。若释放他以使他保全性命，便是夺去他的德行、亏损他的义。不是说应当杀身成仁、全然舍生忘死的节操就应当成为国家常法；应当依法处刑，然后可以表彰他的闾门和墓地。”当时人们认为这番话正确。后来柳子厚驳斥说：“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实行。应当表彰的人却诛杀他，就是滥用刑罚；应当诛杀的人却表彰他，就是败坏礼法。如果赵师韫出于私怨虐杀无辜，州牧不知道治罪，刑官也不知道追究，而徐元庆能够为父报仇，这是守礼而行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惭愧，忙于道歉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诛杀他？如果他的父亲本来就不能免罪，而诛杀赵师韫又不违背法律，那么他是死于法，而不是死于官吏的私仇。以天子的法令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冒犯上级。逮捕并诛杀他，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为什么要表彰？应当采用《公羊传》关于应受诛与不应受诛的义理来裁断。” 元和年间，梁悦为父报仇，杀死秦杲。他向有关官府报告说：“按照礼经，复仇的义与天理不能相违；按照法令，杀人者处死。礼和法这两件事，都是王教的大端，应当命令有关方面详细议论。”韩退之说：“圣人已经在经书中反复说明复仇的道理，却把它深藏在法律条文中，是要让执法官吏只依法律裁断，而让通晓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义议论。应当制定制度，凡是复仇案件发生后，都详细申报尚书省，集体讨论，奏报皇帝，斟酌情理后处置。”诏令杖责梁悦一百下，流放循州。唐明皇时，张瑝、张琇也因为父仇杀死杨汪。评论者多说应当加以怜悯宽宥，张九龄想让他们活下来，裴耀卿、李林甫却认为这样会扰乱国家法令。皇帝认为后者正确，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感情，义在于不顾死亡；杀人而赦免，这条路不能开启。”于是下诏说：“国家设置法律，是希望制止杀人。如果人人都伸张为人之子的意志，谁不是徇孝的人？辗转相互报仇，哪里有穷尽？皋陶担任士官，法律必须执行；即使曾参杀人，也不能宽恕。”交给河南府杖杀。考察这三件事，只有唐明皇的处置不可更改。陈子昂等人的议论看似高妙重要，却不是正当的法律。大概《礼记》《周官》和《公羊氏》所说的复仇，都是乱世的事情，不足以相信。楚灵王听说许多公子被杀，便从车上投到车下，说：“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像我这样吗？”侍从说：“比这还要深。”楚灵王说：“我杀了别人的儿子那么多，怎么能不牵连到今天这件事呢？”唐文宗受杨贤妃谗言迷惑，几乎废掉太子永，不久太子永突然暴死。后来皇帝观看乐舞，看见童子攀缘竿子，他的父亲来回奔走在竿下，皇帝伤感流泪说：“我身为天子，却不能保全一个儿子。”于是杀死了十几个曾经构陷、害死太子的教坊宫人。唉！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父子之情出于天性。楚灵王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亡，才开始醒悟杀害别人儿子是不对的；唐文宗看见别人爱护儿子，才知道自己的儿子不能保全是可恨的。他们昏昧蒙蔽到这种程度，难怪会不明白天下的道理了。司马光极力称赞周世宗的美德，却说：“大功尚未完成，中途便夭折了。大概太平的事业，是上天将要开启圣人之路而授予他，并不是人的谋划所能达到的。”我认为温公把这归于天命，是对的；但说上天将要开启圣人之路，却是讨好君主的话。周世宗的天资，难道是宋太祖所敢于企望的吗？而像宋太祖这样的人，难道足以称为圣人吗？假使周世宗还在世，太平时期很快就可以建立，哪里还需要宋太祖呢？宋主征讨李煜，李煜派徐铉到京师朝见，说宋军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又说：“我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从来没有过失，为什么还要来攻伐我？”宋主说：“你认为父子可以是两家，难道可以吗？”徐铉无言以对，退了出去。欧阳修把这件事记载在《五代史》中，并评论说：“唉，意义多么重大！话说得多么简要！王者兴起，天下必定归于统一；可以招来的就招来，不可以招来的就讨伐，一定要扫荡而归于一统才停止。周世宗征讨淮南，还下诏搜集过去的事情，务必争论曲直，把它作为出兵的借口，何其细小啊！”佣夫说：“欧阳公的话过分了！自古以来出兵从来不是没有名义，给人加罪，必定要有理由然后才可以；考察曲直的道理，正是应当做的。宋主这次出兵，究竟有什么名义、什么理由呢？只是偶然被徐铉提到父子的比喻，便借此折服他。父子固然不应当成为两家，但宋与南唐何以突然有了父子的分别？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独自拥有的；此疆彼界，完全可以分据并立。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保护小国，也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罢了。有罪就讨伐，无罪就停止，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无不如此，哪里有一定要全部扫荡、使天下归于一统的道理呢？”

译周世宗已经平定江南后，清源节度使刘从效请求在京师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于中朝。诏书答复说：“江南刚刚归服，正致力于安抚怀柔；你如果在上都设置官邸，和江南抗衡，我接受并占有它，罪过就在我。你应当勉力侍奉旧君，暂且仍按原样行事。”这样，你可以尽到始终不渝的义，我也可以尽到柔远的道理。钟谟入朝进贡，皇帝问他：“江南也在整顿军队、修治守备吗？”他回答说不敢。皇帝说：“过去是仇敌，今天已经是一家，大义已经确定，保证不会有其他忧患。然而人生难以预料，将来的事情不可知。你回去告诉你的君主，趁我还在位，可以修完城郭、整治兵甲，据守险要之地，为子孙筹划。”周世宗的德行气度如此，他与宋主相比，何止有天地之别，怎么反而说考察曲直是细小的事呢？宋主刚出兵时，抚摸曹彬的背说：“赶快取来，赶快取来。”南唐本来没有罪，只是宋主自己容不下它，这才是真实的情形。欧阳公是一代正人，却曲意讨好本朝，妄自粉饰君主的过失；从臣子的道义说，或许还不能算过错，但史书传世的话，怎么可以不出于最公正的立场呢？这段事不记载也罢。唐将刘巨容讨伐黄巢，本来已经要擒获他却又把他放走，说：“国家喜欢辜负人，不如留下贼人作为取得富贵的资本。”评论者批评他把自己看作鹰犬，这话确实正确。然而像刘巨容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宋太祖命令曹彬平定江南，答应让他担任使相；曹彬回来后，宋太祖只赏给他钱五十万，说：“再替我攻取太原，然后再给你使相。”这不是把人当鹰犬使用吗？可是宋代儒者常常称赞宋太祖吝惜名位和器重。君主对待臣下，应当以礼相待、以诚相示，这样臣下才乐意为他效力。如果真爱惜名位，那一开始就不应许诺。宋太祖一向多权诈，本来就不是为名位考虑。唉！假使曹彬是君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如果他是小人，也就不会再肯尽力了。考察曹彬的行事，他大概确实是所谓君子；那么宋太祖只是失去了役使人的方法，又显出他不能识人。《滹南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七，金代王若虚撰《臣事实辨》。扬子认为伍子胥鞭打尸体、借此发泄仇恨是错误的。苏东坡说：父亲没有受诛，儿子为他复仇，这是礼义。活着时斩下首级，死了便鞭打尸体，务必使对方遭受最大的痛苦，根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因此古代君子都哀怜而宽恕他。扬雄难道不是人子的心情吗？子由评论却不是这样，说：士人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足以谈论功名了。竟至于鞭打旧君来逞快，违逆上天而伤害义理，最终以尽忠为名来毁坏自身，难道不是天意吗？佣夫说：子由的评论是对的。君主和父亲的尊贵本来是同等的，而君主又统摄臣民如父；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君主，又凭什么立身于天下？伍员虽然没有出仕，但身处楚国，而他的父亲又是楚国官员，那么伍员也是楚国的臣子。臣下没有仇恨君主的道理；楚平王施行淫滥刑罚固然有罪，但伍员这样报复他，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替伍员筹划，不过是不接受楚国俸禄罢了。君主并非极其明察，诛杀之间不能没有滥杀；如果做臣子的人都可以推刀报仇，国家哪里还会有法度，叛逆作乱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伍员这样的人，勇敢却不知礼法，敢于行动而不顾后果。后来他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吴王没有立即听从，他便趁机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使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大概是想借此实现自己的怨毒；凡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不肯做的。既然已经杀害自己的君主，又杀害别人的君主，伍员真是小人啊！扬子讥刺他，并不算过分；苏东坡说扬雄不是人子，那么苏氏难道独独不是人臣吗？张南轩曾和人讨论伍员建庙的事，说：在吴国可以，在楚国不可以；伍员如果有灵，一定不会享用楚地的祭祀，大概是说他忠于吴而不忠于楚。我认为伍员对于阖庐是忠臣，对于吴王僚却是贼臣；即使在吴国享受祭祀，恐怕也未必心安。韩退之评论范蠡招致文种的事情，大略说：“替别人谋划却不忠诚，有匡正君主的才智，却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如果因为君主长着长颈，认为难以同他共享快乐，那么吴国灭亡之后、越国复兴之日，泛舟五湖的人难道只有范蠡吗？”韩退之写给文种的移文，仍然在指责越王勾践的宝剑。勾践有什么过错呢？这篇文章文辞不太好，一定是年轻时所作，所以被列入外集，世上也没有人称道。只有宋代孙汉公认为它的意旨超过千古，我认为这是对的。范蠡虽然已经建立功业，但勾践对他的宠爱正盛，所期待的事情还没有停止。为什么不替君主勉力留下，慢慢地以礼请求离去呢？这样始终相守的道义也许可以两全；可是他决意不回头，像抛弃仇敌一样。越王用诛杀和赏赐来动摇他，他却说：“君主执行命令，臣下实行义。”最终暗中逃走。按人情推想，越王已经不能忍受了。范蠡又给同道写信，列举越王的短处，并显示自己看透了文种。文种不明智，竟也借口有病而不上朝。越王从未辜负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却辜负了越王，越王怎么能不发怒而杀死他们呢？考察史传，勾践没有不合道义的事情，只有文种被诛杀，而这实在是他自取其祸；那么所谓长颈之相，大概也没有验证。唉！范蠡是春秋时代的豪杰之才，谋略有余，却仁义不足。如今这样薄待自己的君主，那么过去之所以勉强跟随君主做事，不过是借此作为取得功名的资本罢了，哪里是真心呢？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却把这件事说得很高，把它当作美谈；与那些贪图荣华、爱好利益、死了也不悔改的人相比，他固然算贤能了。但用君子忠诚爱护君主的道理来衡量，他大概还不能令人满意。萧何营造未央宫，评论这件事的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不对，有人认为理所当然，还有人怀疑其中另有深意。为什么议论得这样纷纷呢？萧何只是让刀笔小吏监督土木工程，不能没有过失。制诏中的解释，不过是对皇帝的答复，姑且用来为自己解脱罢了。这固然不值得深责，但也怎么能随意举荐呢？大体上汉初的君臣都缺少学术，对义理昏昧，他们在行事时也多有疏漏。后世却常常拿圣贤事业的标准来要求他们，难怪会产生许多曲折的说法。程晏评论曹参，把他比作让牛在污泥中饮水，却不立即引到清水深渊；吕祖谦评论陆贾、叔孙通，把他们比作在荒废的城池里躲雨，却不去寻找高大的房屋。他们都遗憾这些人没有用三代盛世的办法辅佐汉朝。唉！三代的事情，难道是汉高祖所能企望的吗？这几个人的才干，难道又是王者的辅佐之才吗？他们只是估量自己的身份，施展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这就对了。而世俗儒者却常常把期望加在他们身上，这是读书人的不通达之论。古人的议论中，有些话语本身有毛病，但实际意思并不是那样。张释之和汉文帝争论冲撞警跸的案件时说：“当时皇上如果命令把他杀掉，也就结束了。”近世儒者往往讥刺这句话，认为它开创了君主随意杀人的先例，这看起来固然有道理。然而这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形、姑且从各守本分的角度说的，哪里有空暇考虑到这种后果呢？王肃劝谏魏明帝，也曾引用这句话说：“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可以失去公平；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被迷惑、犯错误吗？”他重视为自己辩护，却轻视为君主着想，这是极不忠诚的表现，贬斥得尤其深。大概魏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当时督促修建宫室，凡是耽误期限的人，常常亲自召来诘问；话还在口中，人的头身已经分离。所以王肃的话虽然近于过分，实际上是用力告诫皇帝不要专擅杀人。否则张释之的过错，哪里会达到这种程度呢？张释之和汉文帝争论冲撞警跸的罪名，说：“当时皇上如果命令把他杀掉，也就结束了。”评论者纷纷认为这句话开创了君主杀人的先例。隋朝的源师却对隋高祖说：“陛下当初如果命令杀他，本来就可以不必经过文书程序。”唐代马怀素对武后说：“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要加罪于人，自然可以当场处决。”他们都是承袭张释之的意思来奉迎圣心。这种说法的毛病，难道不是更加严重了吗？尹赏病危时告诫他的儿子说：“做官吏，正当因为残暴害人而获罪；即使免职，也还胜过软弱无能、不能胜任。”仇士良退休时，对来送行的人说：“不要让君主知道读书人接近贤臣，这样权力就常在我手里。”唉！凶恶的人做坏事，唯恐每天的时间还不够。尹赏的残酷、仇士良的奸邪，安然处之而不自疑，也已经到了极点。临死还要把这种话留给儿子，离任后还要把它传给同党，这种不仁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进谏说：“臣应当自刎，用血玷污车轮。”皇帝很不高兴。等听到张猛的话后，才高兴地说：“劝说人不应当像这样吗？”陈莹中说：“事情有缓急，言语有轻重。皇帝乘船并不是过错很大的事情，进谏不被接受，怎么就突然说到自刎呢？假如皇帝真的不听而使广德死去，那又有什么名义呢？”刘子翚说：“广德确实过分了，但如果不是他先说这话来激发皇帝的心意，张猛的话未必会被听从。”我认为推究皇帝之所以听从的原因，刘子翚的说法是对的；但薛广德的过错难道不也应当引以为戒吗？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是不肯苟且而已。汉代许武因为两个弟弟晏、普没有显达，想使他们成名，于是共同分割家产。许武自己取得肥沃的田地、宽大的住宅和强壮的奴婢，两个弟弟所得的都又差又少。乡里人都称赞弟弟能够谦让，却鄙视许武贪婪。晏、普因此都得到选举。许武于是到亲戚那里，哭着说：“我身为兄长却不贤，盗取了声名地位。两个弟弟年长而没有得到荣禄，所以我请求分割财产，自己取得了很大的讥讽。如今重新整理家产，已经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全部推给两个弟弟，我一点也不留下。”于是远近都称赞他。君子说：“许武想使弟弟成名，本来应当委婉曲折地教导他们。即使不能成名，心中又有什么惭愧，却为什么要做这种欺诈的事？我不知道许武的本意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还是实际上出于贪鄙，起初不能自我克制，最终又不能心安？假如等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的财产已经败散，或者本人先死了，那又用什么向世人解释呢？这就是所谓巧诈不如笨拙而诚实。” 姜肱和两个弟弟友爱深厚，常常一起睡卧起居。等到各自娶妻后，三人仍然相恋而不能分开居室。因为后嗣必须建立，于是轮流到各自的房间去。三人的友爱确实深厚，但也真是太不懂礼了！读来令人发笑。汉代党锢诸公，既没有申屠蟠那样的高明见识，反而自己招来祸患。能够逃脱，就应当像夏馥那样；不能逃脱，就应当像范滂那样。至于张俭，见到人家的门就投奔求宿，使别人的宗族亲属遭到灭亡，自己却侥幸免死。即使最终长寿而死，又有什么脸面立于世间呢？史臣却称赞他的贤能，真是浅陋。刘翊家财丰厚而喜好施舍。汉献帝西迁时，任命他为陈留太守；他散尽手中珍玩，只剩下车马，亲自载着它们向东归去。他看见士大夫病死在道路旁，便用马换取棺材为他们收殓。又遇到旧识困乏饥饿，不忍心丢下他们离开，于是杀掉所驾的牛来救济他们的困乏。众人制止他，刘翊说：“眼看有人死去却不救，不是有志之士。”于是和他们一起饿死。东汉的士人诡奇激切、喜好求名，竟然不衡量轻重到这种程度，可悲啊！有人向王通询问荀彧、荀攸，王通说：“他们都是贤者，活着时用来挽救时局，死后用来彰明道义，荀氏有两个仁人。”贾琼说：“汉武帝真残暴！从来不听谏言。”王通说：“汉武帝难道是天生就知道吗？他虽然不听谏言，却从来没有不高兴并容纳进谏的人。”唉！汉武帝昏昧迷惑、无道，几乎到了乱亡的地步，晚年最后阶段也只能稍稍悔悟，王通却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荀彧这类人依附曹操来夺取天下，都是汉室的罪人，王通却把他们称为仁者，这种错误的议论不用辨析也很清楚。董昭替曹操谋划接受九锡的事情，荀彧认为君子以德爱人，不应当这样做。曹操不高兴，荀彧便服药自杀。苏子由说：“荀文若起初在东郡跟随曹公，贡献自己的谋略，摧灭群雄，本来已经把帝王之业许给他了，难道到了晚年反而怀疑而不赞成吗？当时中原大略平定，朝廷内外的希望都归于曹公；即使没有九锡，天下不归曹氏又将归于谁？强行夺取，不如从容等待，反正最终一定能得到，还可以免去争夺的劳累，这才是荀文若的本心。”吕伯恭说：“荀彧阻挠董昭的议论，他的真实心情只是对这个计谋不高兴，并不是因为计谋不是自己提出的；他答复董昭的话，大概是想以‘忠顺’来应付。”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荀彧一定属于其中一种情形，但总之不能说他忠于汉室。可是有人曲意替他文饰，卑下地加以褒扬。司马光却说：“功劳先于管仲。”苏东坡则说：“道义近似伯夷。”读起来实在令人惊怪发笑。管仲联合诸侯来辅佐王室，什么时候帮助过贼臣篡夺国家？伯夷不和恶人说话，不站在恶人的朝廷里，难道肯做曹氏的心腹吗？荀彧服药，是因为迫不得已罢了。曹操阴谋多、猜忌重，而荀彧的智力又在他之上，一旦产生嫌隙，哪里有免祸的道理？等到曹操馈赠荀彧食物，荀彧打开来看却是空器皿，其用意就可以知道了。荀彧即使不自杀，最终也一定会被害；那样将会有比自杀更惨的结果。这就是陈寿所说的“因忧虑而死”。这在哪里算得上为节义而死呢？唉！臣下到了荀彧、冯道这样的地步，他们是邪是正、是逆是顺，本来不必辨析；可是评论者的蒙蔽有时竟达到这种程度，天下的事情，哪里容易看清呢？诸葛诞被司马昭诛杀，他部下有数百人因为不投降而被斩首，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魏志》记载到这里为止，注文引用干宝《晋记》却说：“数百人拱手排列，每杀一人，就劝降其余的人；他们始终不改变，直到全部死尽。”当时人把他们比作田横的门客，这就太过分了。当时既然已经知道他们不可屈服，便可以一概杀掉，哪里会逐一审问数百人呢？即使他们确实感恩，也不应当人人都能做到这样。然而《通鉴》采用了这段记载，难道是因为过于爱惜而不忍删去吗？即使司马光也未能免俗吗？刘子翚不相信田横的门客全都殉死，认为这是过分赞美的话；我对这件事也这样认为。管宁、华歆一起锄菜园，发现地上有金子，管宁挥动锄头，把它看得和瓦石没有区别；华歆却拿起来又扔掉。世人都称许管宁而贬低华歆。我认为从内心用意来看，固然如世人的评论；但说到不近人情、不完全合乎事理，两人的差别也并不大。毕竟金玉和瓦石，难道会没有区别吗？这不过是庄子、列子一类的人自以为通达，以及喜好求名的人听到这种说法便感到高兴罢了。至于君子的正当议论，却不是这样；贵贱轻重从来没有不与常人相同的，只是在取舍的关头有义理存在罢了。

译陈寿评论孙皓，认为他肆意施行残暴，虐待百姓，理应腰斩并斩首，以向百姓谢罪。既然晋武帝下诏防止孙皓被处死，又加给他归命侯的恩宠，这难道不是过分优厚的恩典、过于广大的恩泽吗？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微微讥刺晋武帝，而孙安国也说孙皓的罪过如同逃亡的盗寇，暴虐超过辛、癸二君，即使斩首悬挂白旗，也不足以向冤魂谢罪；可是晋武帝却优待他，授予显贵的命爵，又加以宠赐，这不是代天惩罪、吊恤百姓的道理。两人的话是对的。然而，汤、武的军队，本来是为了拯救天下，所以诛杀其君，抚恤其民。议论者也说，这是替天下匹夫匹妇报仇。后世讨伐他国的人，通常都只想着夺取国家，得到之后就算完了，哪里有真心为了百姓的呢？这并不只是晋武帝如此。当初，羊祜陈述讨伐吴国的利弊说：“孙皓暴虐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可以不战而取胜。假如孙皓不幸死去，吴人另立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也未必能够窥伺。”唉！假如吴人真的另立贤明的君主，百姓能够在一方安居乐业，放过他们而保存吴国，把它作为外部的忧惧，难道不是好事吗？如今却庆幸它没有道义而容易攻取，只怕失去这个机会，这种心思哪里曾经放在百姓身上呢？晋武帝不值得责备吗？像羊公这样的人，世人所说的仁人君子，谋划事情却也是这样，那么这次行动还可以用汤、武的事情来要求他吗？东坡诗中说：“景山沉溺于阮籍，傲慢如毕卓，偷窃如刘伶，颠狂、贪婪、狂放、嗜好怪异，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世俗喜欢奇异，反而称赞他们贤能；这虽然是诗人一时的说法，其实也是公论。”然而《志林》又说：“阮籍本来有心于世事，只是遭逢魏、晋多故，于是把一切寄托在酒上，这是什么缘故呢？”晋人的放荡，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而好事之人却常常替他们寻找解释。子由所说的“借通达来满足淫欲”，确实说中了他们的弊病。古代君子避开世事以保全自身，本来各有其道；如果不幸不能避免，那是命运罢了，何必污秽昏醉，成为名教的罪人呢？况且阮籍曾经告诫他的儿子，说：“仲容已经预先成为我们这一类人，你不可以再这样。”可见他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对，只是不能克制自己罢了。《滹南集》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