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三
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则诗之意可以意晓，而无劳。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此十六字，葢重复也。不惟语言为赘，其于上下文理亦自间断。此灼然可见，而诸本皆无去之者，葢相承其误，而未尝细考也。」左氏文章不复可议，惟状物论事，辞或过繁，此古今所知也。如韩原之战，晋侯乘郑驷庆，郑以其非土产而谏之，言其进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乱气狡愤，隂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彊中干，何必尔邪？左氏《书》晋败于邲，军士争舟，舟中之指可掬。《献帝纪》六帝渡河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上人以刃防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刘子元称《邱明之体》，文虽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断指，而读者自见其事。予谓此亦太简，意终不完，未若《献帝纪》之为是也。洪迈《容斋随笔》云：「石骀仲卒，有庻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玊，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迈论固髙，学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长，亦当参取，使繁省轻重得其中，不必尽如此説也。『沐浴佩玉』字实多两处，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邵氏云：「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伯夷传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栢等语，殊不类其事。所以为宏深髙古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歩武不敢外者，胆智甚薄也。慵夫曰：「许由之事，何关伯夷？迁特以其让国髙蹈风义，略等而传闻可疑，因附见耳。然亦不足为法也。若夫富贵不可苟求，歳寒知松柏等，此正合其事矣。安得为不类？且为文者，亦论其是非当否而已，岂徒以胆智为贵哉？迁文虽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髙而过正，将误后学，予不得不辨。洪迈云：司马迁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又申言之曰：「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予谓此唐本语，自当实録，何关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则「首虏差级，削爵罚作」之语宜移于前，而前语复换于后，乃惬。葢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当如此耳。重言官职姓名，其实冗复，吾未见其益健也。
译然更好。东坡在诗论末尾说：“唉！天下人想要从诗中有所观照，必先知道兴不能和比相同。这样，诗的意义可以凭意会明白，不必劳神。”其中又说：“唉！天下人想要读懂诗，必先知道比兴。”这十六个字大概是重复的。不仅语言显得多余，对上下文的道理也造成了间断。这一点明明可以看出，但各本都没有删去，恐怕是相互沿袭错误，从未仔细考察。左氏文章不必再议论，只有描写事物、论述事情时，文辞有时过于繁复，这是古今人都知道的。例如韩原之战，晋侯乘坐郑国的驷庆，郑人因为它不是本地所产而劝谏，说乘坐它进退都不能周旋，已经够了。至于又说什么“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何必如此呢？《左传》记载晋军在邲地战败，军士争抢渡船，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献帝纪》记载六帝渡河时不能渡过，众人都争着攀住船只，船上的人用刀防守，砍断他们的手指，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刘知几称赞这是“丘明之体”，文字虽然简略，事理却很明白；不说攀船和用刀砍指，读者自然也能看出事情。我认为这样仍然太简略，意思终究不完整，不如《献帝纪》写得对。洪迈《容斋随笔》说：“石骀仲死后，有六个庶子，卜问应当立谁为后，说沐浴后佩戴玉饰就是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为父母服丧却沐浴佩玉的呢？’于是没有沐浴佩玉。这是《檀弓》的文字。现在写文章的人却不是这样，一定说‘沐浴佩玉就是吉兆’，五个人都如此；唯独祁子不肯这样做，说：‘哪有服丧而这样做的人呢？’这样似乎也足以把事情说完了，但古人的意味就衰减了。”慵夫说：“洪迈的评论固然高明，学者不可不知道；但古今文字各有长处短处，也应当互相参酌，使繁简轻重恰到好处，不必全都这样说。‘沐浴佩玉’这几个字在两处确实多余，写文章只求真实恰当罢了，为什么一定要保存古意呢？” 邵氏说：“读司马子长的文章，茫然好像和他所叙述的事情相互违背。”《伯夷列传》说：“我登上箕山，山上有许由的坟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下文又使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等话，和伯夷的事迹很不相类。这就是所谓宏大深厚而高古吗？和其他人拘谨局促、一步半步也不敢越出的人相比，只能说明胆识和智慧太薄。慵夫说：“许由的事情和伯夷有什么关系？司马迁只是因为许由让国、远离尘俗的风义大致相同，而传闻又有可疑之处，所以附带记述罢了；但也不足以作为法则。至于‘富贵不可苟求’‘岁寒知松柏’等话，正好符合伯夷的事情，怎么能说不相类呢？况且写文章，也只是评论事情的是非和恰当与否，难道只是以胆识智慧为贵吗？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奇特、疏略、拙朴，也不必全都值得取法。”邵氏的话过分抬高而失于偏激，将会误导后学，我不能不加以辨明。洪迈说：司马迁记载冯唐营救魏尚的事情，开头说：“魏尚任云中太守，和匈奴交战，把战功上报幕府；有一句不相符合，文吏便依法绳治他，赏赐也没有实行。”后来又重申说：“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因为上报斩获的首级数目相差六级而获罪，陛下把他交给司法官，削去爵位，罚他服劳役。”再次说云中太守和魏尚的姓名，文章更加劲健有力。现在的人没有这样的笔力。我认为这本来是冯唐的原话，应当如实记录，和史官的文笔有什么关系？若从文章法度来看，‘首虏差级，削爵罚作’的话应当放在前面，前面的句子再换到后面，这才合适。大概开头说事情，后面申说其中的意义，次序本应如此。反复说官职姓名，其实是冗复，我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使文章更劲健的地方。
洪迈云：文之繁者，各有当。《史记》衞青传云：「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渉轵侯，以千三百戸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戸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渉轵侯，封不虞为随成侯，封戎奴为从平侯。」减《史记》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朴赡可喜。予谓此本不足论，若欲较之，则封戸之实，当从《史记》；而校尉之称，《汉书》为胜也。司马迁之法，最踈开巻，令人不乐。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东坡不甚好之，而陈无已、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如苏公者与之语此哉？晋张辅评迁固史云：「迁叙三千年事，止五十万言；而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繁省不同，优劣可知。此儿童之见也。迁之所叙，虽号三千年，其所列者几人，所载者几事，寂寥残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传，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汉乃始稍详，此其获疎略之讥者，而反以为优乎？且论文者，求其当否而已，繁省岂所计哉？迁之胜固者，独其辞气近古，有战国之风耳。」邵公济尝言：「迁史杜诗意不在似，故佳。」此缪妄之论也。使文章无形体邪，则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则不是。谓其不主故，常不专蹈袭可矣。而云「不在似」，非梦中语乎？唐子西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已后便有杜子美。故学文当学司马迁，学诗当学杜子美。」其论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谓「六经巳后便有司马迁」，谈何容易哉！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何限，而独及此人乎？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凖律之，殆百孔千疮；而谓学者专当取法，过矣。马子才子长游一篇，驰骋放肆，率皆长语耳。自古文士过于迁者为不少矣，岂必有观覧之助，始尽其妙？而迁之变态，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説，则世之作者其劳亦甚矣。其言吊屈原之魂云：“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读之令人失笑，虽诗词诡激，亦不应尔，况可施于文邪？葢马氏全集，其浮夸多此类也。洪迈谓《汉书·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隄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隄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隄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隄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隄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迳所能到。」予谓此实冗复，安得不觉？然既欲详见其事，不如此，当如何道？葢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迈过爱而妄为高论耳。退之于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论。以予观之，他文则未敢知，若史笔，讵可轻孟坚也？扬子云《解嘲》云：「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此不成义理。但云：「为于可为之时，为于不可为之时。」或云：「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为之，则可矣。」陈后山曰：「扬子云之文好竒，而卒不能竒，故思苦而辞艰。善为文者，因事出竒。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虽竒，故不能竒也。」此论甚佳，可以为后学之法。退之《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答往复。扬子云《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云云，恐未安也。谢灵运尝谓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同得一斗。茅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又何足论？」然璞复云：「可当八斗者惟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録之语，其于畦迳，无乃窒乎？巳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退之《感二鸟》亦然。归去来辞，本是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后人模拟已自不宜，况可次其韵乎？次韵则牵合而不类矣。庾信《哀江南赋》堆垜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如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此何等语？至云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杜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防，流传赋未觉，前贤畏后生。」尝读庾氏诸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称如此，且讥诮嗤防者。予恐少陵之语未公，而嗤防者未为过也。张融《海赋》不成文字，其序云：「竒哉，海之壮也！壮哉，海之竒也！」何等陋语。
滹南集卷三十四
译洪迈说：文章写得繁复，各有其适当之处。《史记·卫青传》说：“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自三次跟随大将军，俘获了大王。把一千三百户封给李朔，封他为涉轵侯；把一千三百户封给赵不虞，封他为随成侯；把一千三百户封给公孙戎奴，封他为从平侯。”《前汉书》只说：“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自三次跟随大将军，封李朔为涉轵侯，封赵不虞为随成侯，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减少了二十三个字，但却不如《史记》那样质朴丰赡、令人喜爱。我认为，这件事本来不值得讨论；如果一定要比较，那么封给食邑户数的事实，应当以《史记》为准；至于“校尉”这一称呼，则《汉书》写得更好。司马迁写史的体例，开篇最为疏略，使人读起来不觉愉快。然而千百年来人们都推重他，却没有人批评他的缺点。只有苏东坡不太喜欢他的文章，而陈无己、黄鲁直却对此惊异感叹，认为是件奇事。唉！我也认为，千百年来大家都随声附和的看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哪里能找到像苏公这样的人，和他谈论这件事呢？晋代张辅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只用了五十万字；而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却用了八十万字。繁简不同，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这真是儿童般的见解。司马迁所叙述的历史，虽然号称三千年，但他列举了几个人，记载了几件事呢？内容寥落残缺，首尾不能完整，往往连一篇传记都写不成，有时甚至只有人物的姓名。到了秦、汉，记载才开始稍微详细一些。这正是司马迁受到疏略之讥的地方，难道反而能因此认为他优于班固吗？况且评论文章，只求它是否恰当罢了，繁简哪里是应当计较的呢？司马迁胜过班固的地方，只是他的文辞气韵接近古风，带有战国时代的风格罢了。” 邵公济曾经说：“司马迁的史书、杜甫的诗，创作意旨不在于求得形似，所以才写得好。”这是荒谬的说法。假如文章没有一定的形体规范，那当然不必求似；如果它有一定的形体规范，不相似就不是它本来的样子。说他们不以拘泥于古人为主旨，因此通常不专门摹仿古人，还可以；但说“不在于求似”，难道不是梦话吗？唐子西说：“六经以后就有了司马迁，《诗经》三百篇以后就有了杜子美。所以学习文章应当学习司马迁，学习诗歌应当学习杜子美。”他评论杜子美，我不敢妄加判断；但至于说“六经以后就有了司马迁”，谈何容易啊！自古以来文士中超过司马迁的，不知有多少，为什么偏偏只有他能和六经相提并论呢？司马迁虽然气质接近古人，但如果用准绳和法度去衡量，几乎是千疮百孔；说学习者专门应当以他为取法对象，未免过分了。马子才谈《子长游》这一篇，说它纵横驰骋、肆意铺陈，其实大多只是冗长的言语罢了。自古以来超过司马迁的文士并不少，难道一定要有游览观赏的帮助，才能完全领会文章的妙处吗？而司马迁文章的变化，又何至于像马子才说的那样呢！假如文章的道理果真如子才所说，那么世上的作者也太辛劳了。他在凭吊屈原之魂时说：“不知道沉在鱼腹中的遗骨是否还安然无恙呢？”读到这里令人失笑；即使是诗词，也不应当写得如此诡异激切，何况可以把这种写法用于文章吗？大概马氏全集中，这类浮夸的文字很多。洪迈说，《汉书·沟洫志》记载贾让治理黄河的策略：“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使水流向东冲到东郡平冈；又修筑石堤，使水向西北冲到黎阳观下；又修筑石堤，使水向东北冲到东郡津北；又修筑石堤，使水向西北冲到魏郡昭阳；又修筑石堤，使水向东北流出一百多里，在这段河道中两次向西、三次向东，总共五次使用‘石堤’二字，却不显得重复，不是后人的笔墨格局所能达到的。”我认为这其实很重复，怎么会察觉不到呢？但既然要把事情详细写清楚，不这样写又该怎样说？班固文章的好处，不必特意说明；只是洪迈过分喜爱，妄自发表高论罢了。韩愈对于前人，从班固以下都不屑评论。依我看，他其他文章如何还不敢断定；但若论史笔，难道可以轻视班孟坚吗？扬子云《解嘲》说：“在可以做事的时候做应当做的事，就会顺利；在不能做事的时候做不能做的事，就会凶险。”这并不成义理。只说：“在可以做的时候做，在不可以做的时候也做。”或者说：“可以做却去做，不可以做也去做”，这样才可以。陈后山说：“扬子云的文章喜欢求奇，却终究不能达到奇特，所以构思苦涩而文辞艰深。善于写文章的人，是因事生奇。江河流行，只是顺势向下而已；等到它冲撞山岭、奔赴山谷，风力卷动万物、彼此激荡，才尽显天下万物的变化。子云虽然求奇，所以反而不能真正奇特。”这个评论很好，可以作为后学的准则。韩愈《送穷文》以鬼作为主名，所以可以彼此问答往复。扬子云《逐贫赋》只说“呼唤贫穷同它说话，贫穷说”之类，恐怕不妥。谢灵运曾说天下的才华总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其他人共得一斗。茅璞辨说不是这样，慵夫说：“这只是狂妄的话，又有什么值得评论的？”但茅璞又说：“能够抵得上八斗的只有东坡，这话恐怕也不一定要说。东坡的文章固然不容易赶上，但不可以用有限的尺度来规定它。” 凡是写文章，有先遥想而叙述的，有追忆往事而叙述的，各有一定的位置，不能混乱。《归去来辞》是在将要归去时作的赋，归去后的事情应当用想象来叙述。现在从“问征夫以前路”以下，全是追录的语言，对于文章的格局来说，难道不窒碍吗？“已矣乎”是用来总结并形成断语的，不应再写耕耘、耘田、啸咏之事。韩愈《感二鸟赋》也是这样。《归去来辞》本来是一篇自然真率的文章，后人仿作已经不合适，何况还要依照它的韵脚来写呢？次韵就会牵强拼合而不像了。庾信《哀江南赋》堆积历史典故，用来寄托时事；虽然见闻丰富，笔力也雄健，但荒芜而不雅，完全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像“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这样的句子，是什么样的话？至于说申包胥叩地痛哭，以头撞地把它撞碎，更不像文章。杜甫诗说：“庾信的文章年老而更加成熟，笔力凌云，雄健而意气纵横。如今有人讥笑他，我却看不出流传下来的赋有什么可讥笑的；前代贤人尚且畏惧后生。”我曾读庾信的各篇赋，大多不值得观赏，《愁赋》尤其狂放浅易、令人奇怪。然而杜子美却这样推许他，还讥笑那些嘲讽庾信的人。我恐怕少陵的话并不公允，而那些讥讽者也未必过分。张融《海赋》不像文章，序中说：“奇异啊，大海的雄壮！雄壮啊，大海的奇异！”这是多么浅陋的说法。《滹南集》卷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