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三，金代王若虚撰，《谬误杂辨》。《公羊传》说：“君主和亲属不能有将要弑逆的念头；一旦有这种念头，就要诛杀他。”这句话是承接上文“将要弑君”的说法。唐明皇废黜王后的诏书说：“看出了没有弑逆的心。”刘从谏为王涯等人申理冤屈说：“如果大臣怀有弑逆的谋划，自然应当逮捕交给有关部门。”萧遘斥责当时的奸臣说：“卑视侮辱王室，已经有弑逆的萌芽。”这些话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后人使用“无将”这个词，往往不妥当。王戎问阮瞻：“庄子、老子与圣人的学说，其宗旨相同还是不同？”阮瞻用“将无同”回答。王戎感叹了很久，于是征召他为属官，当时称他为“三语掾”。阮瞻的意思大概只是说“相同”。晋人一向重视玄学，所以王戎非常喜欢这句话，但后世多有怀疑。“将无”这个说法，和“无乃”“得无”一类，都是表示推测疑问的语气。庾亮让褚裒在人群中辨认孟嘉，褚裒指着孟嘉说：“这是此君，稍有不同，莫非就是他吧？”苟晞向叔父请求做将领，苟晞拒绝说：“我不能因为你是亲人就宽免于王法，难道你将来不会后悔吗？”刘裕接受禅让时，徐广攀住晋帝的车，流泪哭泣。谢晦对他说：“徐君恐怕有一点过错吧。”这些都是同一类用法。《世说新语》记载褚裒的话，正写作“得无”；《资治通鉴》记载谢晦的话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它们的意义相同。《世说新语》记载“三语”的故事，又有卫玠嘲笑他的话说：“一句话就可以任用，何必借助三句话？”大概是想直接说它们意思相同，并不必再增加疑问。如今《资治通鉴》所载仍依照原文，而温公自己删节的本子却改作“无同异”，难道温公对此也没有弄清楚吗？林氏又替它解释说：“两者有同，有同以后才有异；一个无同，无同以后就无异。” 连共同之处都求不到，尚且还可以寻求不同之处吗？这真是荒谬至极！后汉陈炜对孔融说：“小时候聪明，长大后未必奇异。”孔融说：“听您这话，难道不是说自己小时候早慧吗？‘将不’不也就是‘将无’吗？”大概是根据陈炜的话，孔融虽然小时候早慧，长大后却未必出奇；所以孔融反过来说，陈炜既然长大后不出奇，那么小时候是否早慧也就值得怀疑了。有人说这其实是说陈炜小时候不早慧，那是错误的。《世说新语》说：殷仲堪到荆州任职，王东亭说：“德以居于全备为称，仁以不伤害人为名。如今统治华夏，处在掌管杀戮的职位上，与您本来的操守恐怕不相违背吗？”殷仲堪说：“皋陶制定刑法，并不能说他不贤；孔丘担任司寇，也不能说他不仁。”《南史》记载荀万秋对策，父亲荀昶把文章给释道琳看，道琳回答说：“这不必看。如果不是事先看过题目而作答，贫道不能写出来；如果是事先看过题目而作答，贫道的奴仆也都能写出来。”荀昶说：“这恐怕会伤害道德吧？”道琳回答说：“大德正是因为不以小德自居。”最终没有看。由这些例子推论，这个词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了。学者多半疑惑“宁馨”的意义，有人认为它是美称，有人认为它是鄙称，其实都不对。山涛评价王衍说：“什么样的老妇人，竟生出这样一个儿子！”然而使天下百姓受到误导的人未必不是王衍本人，这句话是赞美他的。《南史》记载宋王太后因愤怒废帝而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竟生出这样一个儿子！”这是鄙斥的话。“宁馨”就如同说“这样、如此”。今天的方言中往往有与它相近的说法，只是声音发生了变化。因此张谓的诗用它来对“阿堵”，刘梦得《送日本僧》说：“试问中华学道的人，有几人雄健勇猛能达到如此？”虽然平仄不同，意思却一样。《宋书》在王太后的话中增加“如此”二字，大概是错误的，不足为凭。《魏书》写作“如馨”，这是大同小异。东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诗说：“六朝兴亡只剩丘垄，徒然使奸雄讥笑宁馨。”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迫于押韵，姑且把它当作王衍的名字罢了。近来看到吴曾《漫录》也谈论这个字，并记载王衍、废帝的事情，说：“晋宋之间的人把宁馨看作不好的词，所以山涛、王太后都用它作为诋毁斥骂的话。” 难道不是把“儿”理解为并非馨香之物吗？张谓、刘禹锡的两首诗大概违背了它的意义，这是极大的错误。山涛的话明明是在赞叹，怎么能一概说成诋毁斥骂呢？又把“宁馨”解释成“不是馨香”，其鄙陋可笑实在太过分了。洪迈《容斋随笔》说：“刘真长对殷渊源说：‘乡野小子，勉强学人说这样的漂亮话。’又对桓温说：‘使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难道可以通过争斗来求取胜利吗？’王恬拨开王胡之的手说：‘冷得像鬼的手，这样还强来抓人的手臂。’王导与何充说话时说：‘正是这样。’直到今天吴中人的语言中还多使用‘宁馨’二字，用来询问时就相当于说‘怎么样’。”我认为洪迈引用晋人的话作证，是对的；但把它解释成“怎么样”，意义就不对了。只有城阳居士《桑榆杂录》说：“‘宁’相当于‘如此’，‘馨’只是语气助词。”这才解释得恰当。城阳居士《桑榆杂录》说：王衍称钱为“阿堵物”，东坡和陶渊明的诗把“阿堵”解释为墙，有人还引用佛经说“理应在阿堵之上”；“阿堵”就像俗话所说的“阿底”，不应解释为墙。至于顾恺之所说“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那么“阿睹”就是眼珠。这一字从“目”。考察东坡和陶诗说：“阿堵不能饮酒，谁在这里颓然醉倒？”这里也是指墙而言。“阿底”与王衍称钱的说法没有不同，难道就因此成了墙的名称吗？顾恺之的话写作从“目”，大概是一时书写偶然，或者俗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写；实际上训释意义都一样，不妨通用。既然如此，东坡并没有把“堵”解释成墙，而城阳居士却错误地把“睹”认作眼珠了。《世说新语》说：陈元方的儿子陈群、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光，各自评论父亲的功德，争论不决，便向陈太丘询问。陈太丘说：“元方难以做兄长，季方难以做弟弟。”大概是说两人的贤能相等，谁也不能胜过谁。晋代王珣的弟弟王珉，名声超过王珣，当时人因此说：“法防并不是不好，只是僧弥难以做兄长。”法防是王珣的小字，僧弥是王珉的小字。北齐邢子良喜爱王晞的清明颖悟，便给王晞的两个兄长写信说：“恐怕您将难以做兄长，没有余暇考虑他不能进步。”这是说弟弟超过兄长。后魏杜正元的赞语说：“难兄难弟，确实是美好的称誉。”这是说在兄弟中最为优秀。如今人们写信，往往称朋友为“难弟难兄”，这种用法不妥，难道另有依据吗？贺知章说：“见到紫芝的眉宇，使人的功名利禄之心全都消失。”紫芝是元德秀的字。现在人们在书信中竟有“紫宇”的称呼，已经不成语了。

译《司马相如传》说：司马相如进献《大人赋》，汉武帝读后非常高兴，飘飘然产生凌驾云霄的志向，仿佛有遨游天地之间的意趣。大概是汉武帝喜好神仙，而司马相如所陈述的都是飞腾超越世俗的话，正合他的心意，所以自然产生了凌云之志。可是学者多把它解释为文辞可以凌驾云霄，为什么呢？李白诗说：“司马相如离开蜀地拜谒武帝，赤车驷马光彩照人；一旦再次读到《大人赋》，万乘之尊忽然想要凌云飞翔。”这才是正确的理解。至于有人说“高尚的义气直薄云天”“凌云健笔意态纵横”，并非出于这里的本义，自然也不妨这样使用。《左传》说病在膏肓。膏肓是胸膈之间，就像心膂、肺腹一类的身体部位。有人竟把“膏肓”与“痼疾”对举，这难道是疾病的名称吗？《新唐书·李靖传》甚至说李靖是萧铣、辅公祏的膏肓，这种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君王的话像丝一样细，发出以后就像纶一样粗；君王的话像纶一样，发出以后就像綍一样粗。这只是比喻君王发布的命令逐渐扩大而已。世人于是把诏令称为“丝纶”，在翰苑任职的人称为掌管“丝纶”；又有“纶闱”“纶阁”的称呼，古今沿袭，安然不觉得奇怪，不也是过分了吗？《主父偃传》附载严安上书的事情，《史记索隐》说：严安本来姓庄，因为避汉明帝的讳，后来一并改为严。既然如此，司马迁史书的原本都应当写作“庄”字，而东汉人把书改成了这样。然而《张汤传》先称严助，后来又称庄助；《东越传》又写作荘助。记载田蚡、张苍的传记又写作荘青翟；《相如传》开头写作庄忌。到了《汉书》的申屠嘉、田蚡传，都写作庄青翟；公孙弘传才开始写作严子。前后混杂而不统一，大概是校定者做得不精细。《左传》说，齐景公要更换晏子的住宅，晏子拆毁它，改建成与里巷房屋相同的样子，又让宅中的人把原物归还。他还说：“不是选择住宅，而是选择邻居。你们几个人已经先替我选择邻居了，我怎么敢违背呢？”我认为，从“俗谚”以下全是晏子的话，而且与传文叙述者的话完全没有区别，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脱字。

译《尚书》说：“‘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训’，其中的‘乃’就是‘汝’的意思。” 周瑜给孙权上疏说：“这正是我日夜忧虑的心事。”郤正教刘禅说话：“心中悲伤西望，没有一天不思念。”扬子云《逐贫赋》说：“从前我的祖先，宣扬他的光明德行。”沮渠蒙逊对众人说：“我的祖先曾辅佐、奖助窦融，保全安定河右，这难道不是违背道理吗？” 《史记》记载四皓拥立太子的事情，说“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应当改作“本留侯”；记载“石庆数马的事情”，说“犹然如此”，应当改作“然犹”；《资治通鉴》说苻坚因王猛诛杀豪强而高兴，说“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应当改作“今始”；记载郭从谨向唐明皇进言，说“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应当改作“知必”；记载唐德宗听到李泌补充戍卒的说法，说“如此天下复无事矣”，应当改作“无复”；权德舆评论光武帝封子密的事情，说“反乃爵以通侯”，应当改作“乃反”。《南史》说，齐东昏侯游猎到蒋山定林寺，有一个沙门生病不能离开，东昏侯当即杀了他。左右韩晖光说：“这个老道人真可怜。”皇帝说：“你看见獐鹿，难道也不射吗？”随即一齐射出百箭。宋代萧琛参加御宴喝醉了，防上用枣子投掷萧琛，萧琛又拿栗子投向皇上说：“陛下用赤心投给臣，臣岂敢不战栗。”刘瑱的妹妹是鄱阳王妃，鄱阳王死后，王妃追念悲伤而成病。刘瑱让人画鄱阳王与生前宠姬一同照镜子、像要同寝的样子，秘密派老妇给王妃看。王妃看完，便向画像吐唾沫，骂道：“难怪他早早死了。”详细考察这三处“仍”字，都应当作“乃”。南北史中这种情况很多，难道是传写错误吗？古人说文集流行于世间，所说的就是世间。有时写作“行于代”，虽然“代”字也有“世”的解释，但意义自然不同。武三思说：“我不知道世间什么人被称为善人，什么人被称为恶人。”这里本来只是“世”字，大概是记录的人为了避唐太宗的讳而改成了“代”，后来的史家又相继沿用而没有删改；其实这并不是成语。古人说：“‘底事’‘底物’‘底处’等词中，有的把‘底’解释成‘底底’的意义，这是为什么呢？”如今有人把它理解成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错误的。《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大氐无虑都在铸造金钱。”《汉书·食货志》也相同。颜师古说：“大氐，就是大凡；无虑，也就是大率。”既然如此，语意就重复了。《史记》称庄周的著作“大抵率寓言”，“率”也就是“大抵”的意思。韩退之《复志赋》说：“这是由于时势而自然如此。”子厚《梦愈膏肓疾赋》说：“中医攻治有征兆的病，而……”，其中使用“而则”是语病。参加科举的士子有时也犯这种错误，大概不足为怪。谁能料到两位大作家竟也有这种问题呢？孔子说：“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这大概是孔子自述自己一生的次第，并不是世人共同的情况。后人写文章，便把“知命”“耳顺”“从心”当作年龄的称呼，这已经不对了。《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却说：“年纪刚刚超过三十岁。”刘子元自序说：“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这岂不是更加荒谬吗？《曲礼》所记载的，从幼年学习直到期颐，都是汉代儒生强行命名的说法，本来没有什么道理；世俗的学者有时也把它当作年龄的名称。苏易简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担任执政了。有人记载这件事说：“最终没有达到强仕的年龄就去世了。”这实在可以令人一笑。班伯与王氏、许氏子弟结交，处在穿绮丽短衣、纨绔服饰的人群中，并不是说他喜欢穿华美丝织物，而是说那是贵戚子弟的服装。刘子元叙述自己童年时的事情说：“年在纨绮。”这是什么意思呢？潘岳曾说：“我三十二岁时，才开始出现两种头发颜色。”人的衰老和头白本来就有早晚不同。然而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我刚刚出现两鬓白发，就遇上了丧乱。”这也不对。杨大年曾说：“礼书称四十岁可以出仕，七十岁退休。凡是在公家做官的人，按照古制任职不过三十年。”杨大年十一岁就脱去布衣入仕，刚到四十岁便因病辞去职位，大概就是依据这个说法。我认为，《曲礼》的说法出自汉代儒生的撰造，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强行命名，却说成古制，恐怕不对。人到了七十岁，不论是否有古制，本来就应当退休。若一定说四十岁以后才出仕、任职不过三十年，那有什么道理？考察古人，又何尝拘守这个规定呢？韩退之叙述张巡的事情说：“许远与张巡同年出生，但生日和月份晚于张巡，所以称张巡为兄，这说明张巡年长。”可是《新唐书·许远传》说：“许远与张巡同年出生而且年长，所以张巡称他为兄。”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还应当进一步考查。文字中有这样的话：“同年而语，年长一天。”我始终不明白“同年一日”是什么意思，应当同明白的人商量订正。《尚书》说百姓“战战兢兢，好像头上的角崩落下来”。解释者说，既然角已经崩落，就没有地方容纳头部，文理十分清楚。然而《孟子》引用它时说：“并不是与百姓为敌，而是像角崩落一样。”把“稽首”也解释进去，已经不相合了，想来其中或许有缺误。可是班固评论王莽时，竟说“汉朝诸侯王崩角稽首”；旧《唐书》评论唐太宗时，又说“皇帝威势所及，百姓低头稽首”。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孟子》的注释昏暗难明，不能贸然凭信。《论语》称“有朋友从远方来”，可是后周萧大圜说“有朋自远扬防”，古今怎么会有这样的成语呢？然而欧阳修《集古录》记载，后汉的一块碑上已经有这种说法，可见这种错误由来已久。南齐巴陵隐王萧宝义任太尉时，诏书说：“不言而教化，显现在远方，更是不可以。”

译《论语》说：“夫子的言论，关于人性和天道，是不能听闻到的。” 这句话的文意十分清楚，并不难辨认。可是唐太宗褒奖孙伏伽的诏书说：“我只恨自己德行浅薄，不能做到性与天道。”长孙无忌回答唐太宗的问题说：“陛下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见解，不是我们这些愚昧的臣下所能达到的。”令狐德棻《周书》赞语说：“孔里谈论人性和天道，修订六经来维系它的末流。”这是多么错误啊！《论语》称夫子说“只是谨慎罢了”，“唯”只是语气词。《史记·石奋传》于是使用“唯谨”二字，后世史传凡是说某人的性情行为谨慎，往往把这两个字当作固定说法，难道不是沿袭司马迁的错误吗？自东汉以来，史书传记和文集里，常常把“贻厥”当作子孙的称呼，把“友于”当作兄弟的称呼。甚至有人说“隆于友于”“传诸贻厥”，公然沿袭这种说法，却安然不觉得奇怪。近代有人已经辨明这是错误的，但问题不只在这里。《尚书》说“知人则哲”，范晔却说“则哲之鉴，惟帝所难”；宋文帝说“吾无则哲之明”，沈约说“有以见武皇之则哲”。《诗经》说“王赫斯怒”，薛综上给孙权的奏疏却说“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人说“发赫斯之命”。《论语》说“色斯举矣”，左雄上疏却有“或因罪而引髙，或色斯以求名”的话。范文正的《秋香亭赋》说“资土爰之正味”，《刘平等传》引用时却说“钟鼔非乐云之本”。孔子说“盍各言尔志”，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葢阙如也”。梁简文帝评论古今文体不同，却把两处都写成“盍各”的说法。司马贞讥讽《史记》没有记载季礼，难道也会有“何为葢阙”的说法吗？唉！学者对于义理深奥幽隐的地方，尚且可能有差错；至于这类问题，明明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却竟然粗疏到这种地步，这和蒙眼的盲人有什么区别呢？东坡诗说“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巳及古希年”，这不过是用诙谐来取笑罢了。《艺苑雌黄》把它和“友于”“贻厥”一同讥评，实在过分了。《诗经》说：“眼泪潸潸流出。”《论语》说：“孔子长声叹息。”潸，是眼泪流出的样子；喟，是叹息的声音罢了。词人于是写出“涕泪潸拭”“余潸坐喟喟”等说法，实在不可以这样用。《谷梁传》说：“三军的士卒全都粲然大笑。”粲只是笑的样子。宋子京的笔记说：“粲，是明亮。”众人都张口露齿，牙齿既然洁白，所以把“粲”的意义包括进去。这种错误的说法不必再辨析。柳宗元的文章说世道昏暗险恶，用“步行如在漆中”来形容，其实是说地面黑。欧阳修的诗说夜色昏暗，用“举手向空如抹漆”来形容，其实是说皮肤黑。现在《韵略》确定上下字中有些可疑的字：解释上字时，上声便说是“方将欲上”，去声便说是“元在物上”；等到解释下字时，却反过来，这是为什么呢？柳下惠说：“讨伐别的国家的人，不会询问仁人。”这大概是拒绝鲁侯的话。慕容德劝燕主慕容暐讨伐秦国，于是说：“希望陛下独自决断圣明的考虑，不要询问仁人。”这难道就是所谓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揣度古人的本意吗？那些夷狄之人，大概不值得责备；然而世上的书生中像这样的人，也很多。蒯通说：“天下纷乱，人人都争着想替陛下做事，只是力量办不到；霍去病只顾考虑方略怎么样，不至于去学习古代兵法、遵循古人的训诫，而只是放在心上。”扬雄《解嘲》说：“只是默默地创作《太玄》五千字。”师古说：“顾，是反的意思。”这两种解释都不对，大概这类字无法用语言准确形容，只能意会。《茅璞三余录》说：“孟嘉墓志中，桓温问‘听丝弦不如竹管，听竹管不如人声’是什么意思，孟嘉回答说‘渐近自然’。晋史把它改成‘渐近使之然’，实在失去了原意。所谓人声，是歌唱，不凭借外物，所以说是自然。孟嘉的意思是：丝弦声是借助外物合成的，不如逐渐接近自然的竹管声；竹管声逐渐接近自然，又不如人声的自然。然而古人以歌唱闻名的，如王豹、绵驹、秦青之类，都是男子，而这里专门说听歌妓，由此可知俗语所谓‘词出佳人口’，由来已经很久。按照古人的意思推求，歌舞管弦并不一定专指听歌妓。我认为茅璞揭出墓志中的话来证明晋史的错误，确实令人痛快。至于他分别解释‘渐近自然’的意义，以及辨论‘妓’字，却都不对。‘渐近自然’是总说三个层次，本来只是一个意思；如果说‘借助外物的不如逐渐接近自然的，逐渐接近自然的又不如自然的’，又为什么呢？听妓就是听音乐，原字应作‘伎’。《教坊记》说太常寺的乐人是声伎儿。旧《唐书》载李勣临终时与家人诀别，堂上演奏女伎；《资治通鉴》载贺兰敏之居丧时，除去丧服而奏伎。”},{ 大概“妓”和“伎”两个字本来可以通用。《魏志·钟繇议田畴让封爵事》说：“子路拒绝接受牛，孔子认为这是阻止善行；虽然可以借此激励清正、勉励浇薄，仍然不值得过多称许。”裴松之说：“考察《吕氏春秋》，子路救起溺水的人，那人用牛来拜谢他，子路接受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援溺水者了。’这和钟繇所引用的不同，不知是钟繇错了，还是另有出处。我认为这些都是小说寓言，即使确有出处，又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 《魏略》说：华歆和邴原、管宁友善，当时号称三人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裴松之认为邴原的美德声望并不愧于华歆，管宁含藏德行、远离尘俗，恐怕难以居于龙尾。《魏略》的说法不能用来确定三人的先后次序，但它的评论本来是好的。然而刘义庆《世说新语》也记载此事，说管宁是龙头，华歆是龙尾，正好与裴松之的意思相合。不知道流传下来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谢安起初不肯接受征召和征辟，夫人刘氏见家门富贵，而谢安独自安静退处，便说：“大丈夫不应这样。”谢安捂着鼻子说：“只怕不能避免罢了。”解说的人都认为是怕不能避免富贵，但吴曾《漫录》说：“只怕不能避免祸难。”这样解释“不免”二字固然也通；然而从他捂鼻子的意思来看，似乎不是这样。

译《类说》所载《张尚书故实》说：梁武帝命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中摹拓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个字写在一张纸片上，打乱次序。召见周兴嗣说：“你有才思，替我把这些字押韵编排起来。”周兴嗣一天之内编缀完成进献，头发胡须全白了，这大概是荒诞的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值得观赏，但其中都是偶句韵语，总应当是人写成的；哪里会随意取来不重复的字，恰好就能彼此相合呢？有人说原本是晋武帝时钟繇编撰进献的，年代久远，又因兵火毁坏散乱，不能组成文章。皇帝于是命周兴嗣把它押韵编成，这样说就有道理了。江邻几《杂志》说：欧阳永叔主持科举考试，太学生刘几的试卷文辞刻意怪僻。过了不久，恰逢隔年颁布诏令，刘几害怕了，改名为刘煇。考试结束后，欧阳永叔在详定所，把他提升为状元。刘原父说：“永叔有什么凭据？”我认为不是这样。欧阳公本来厌恶他的怪僻，所以特意黜退他，用来纠正风俗；等到他改变文体，便随即录取他，这就是凭据。即使知道他就是刘几，也一定会为他高兴。况且欧阳公以斯文自任，做百姓的老师，难道会被刘几之流蒙乱吗？刘原父一向和欧阳公争名，所以常有讥讽戏弄的话；江邻几却把它草率记录下来，我不能不加以辨明。《滹南集》卷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四，金代王若虚撰《文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安排子虚先生出场，由乌有先生提出质问并回答，到了亡是公，意思才结束。这本来是一篇赋，但萧统把它分成两篇，也不足为怪。至于司马迁、班固作传，也说：“皇上读了《子虚赋》而认为好，司马相如以为这只是诸侯的事情，于是另作《上林赋》，为什么呢？”难道是相如所作《子虚赋》本来有头有尾，而他作《上林赋》时又把二者合成一篇吗？如果不是这样，司马迁、班固也错了。张衡的《二京赋》是一篇赋，《文选》却分成两首；左思的《三都赋》是一篇赋，《文选》却分成三首。如果因为字数繁多，一卷容纳不下，就不应称作“某京”“某都”，而应分别说是一首。难道是后人编集时弄错了，并非萧统所为吗？然而《世说新语》记载庾亮评论庾阐的《南都赋》，说可以用“三二京”来评价它，用“四三都”来评价它，这又是为什么呢？晋、宋史书载陶渊明《归去来辞》说：“赞叹万物得到适时的成长，感叹我的一生将要结束。”到这里就结束了吧！寄身于天地之间还能有多少时间？为什么不随心所愿任凭去留？为什么惶惶不安，又想要到哪里去？“已矣乎”这些话，是用来使篇章便利、形成断句的；如果仍把它们连作“乱”“之”一类的韵脚，就和上文不相连属了。所以应当以“时”字、“之”字押韵；其中“留”字只是偶然和前面的“休”字相协而已。后世仿作的人，从东坡以下，都杂乱地和韵。那么究竟哪几个字才是韵脚呢？近来看到《陶集》作“能复几时”，这个版本可以遵从。大概所谓“八字”本来就是两句。然而《陶集》又作“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几乎无法诵读，还是应当依从史书所载。刘禹锡问：“《大钧赋》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授。’上面两句脱了两个字。《何卜赋》说：‘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淹子孰舍？操夫操所以对舍也。’上面应当脱了三个字。又说：‘董子毒豕，苓鸡首之贱毛’，也有脱误的地方。《刘禹锡集》和《文粹》所载都如此，哪里能得到善本来考订呢？” 东坡《杞菊赋》说：“有的人吃糠皮却肥胖如瓠，有的人吃粱肉却黑瘦。”各本都相同。近来看到秘府收藏的东坡亲笔书写的这篇赋，没有“瓠墨”二字，这个本子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