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八，金代王若虚撰《臣事实辨》阮籍在广武发出感叹，称沛公为“竖子”。李太白讥讽他这句狂言，说这不是最公正的说法；东坡却认为这是指斥晋、魏之间的人。我认为阮籍傲慢荒诞，说话狂妄，对先王毫无忌惮，又哪里会把沛公放在眼里呢？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东坡不必替他辨解，李太白也不必责备他。《晋史》记载祖约喜爱钱财，他为人鄙陋猥琐，由此可知。阮孚感叹用蜡涂木屐，虽然似乎稍胜一筹，然而他见识得多么晚啊！不过是这样一点小事，却还不能忘怀。不知道这两个人之所以获得天下的盛名，究竟是凭什么呢？有人问殷浩：“将要做官时梦见棺材，将要得到钱财时梦见粪便，为什么呢？”殷浩说：“官职本来就是臭腐之物，所以将要得到官职时梦见尸体；钱财本来就是粪土，所以将要得到钱财时梦见污秽。”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名言。殷浩问刘惔：“自然之理本来无心于赋予承受，为什么善人少而恶人多呢？”刘惔说：“譬如把水泼到地上，纵横流散，完全没有方正圆满的形状。”一时之间众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著名的通达之论。有人能够百次投掷都投出卢，王衍说：“这没有什么奇特的，只不过后一次投掷和前一次投掷一样罢了。”庾子嵩说：“王君的话暗中合乎道理，世间事情都类似这样。”唉！这三种议论十分无谓，却能受到世人如此推重。晋代士人以空谈相互抬高，自我标榜而向世人夸耀的，多得数不清，而这三个人尤其突出。只看那些被保存并流传下来的言论尚且如此，那么其余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说吗？这三句话有什么困难？有人讲道理，竟然还因此替它们辩护。一生只知道防备两双木屐，妇人也懂得的事，竟由此来决定祖约、阮孚的高下。他们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百姓怎么能不受误导呢！晋代王述起初因为家贫，请求试任宛陵令，所收受的馈赠有一千几百件。王导告诫他，他回答说：“等到足够了自然就会停止。”当时人们不能理解他。后来他多次任职州郡，清廉洁白无比；住宅和器物仍旧，没有比从前更华丽，这才受到当时人的赞叹。我曾读到这件事而发笑。所谓廉士，是即使贫穷也不改变节操，所以才可贵。如今因为不足而贪求，等到满足之后才停止，还能算廉洁吗？史官却把这件事写成美谈，也实在浅陋了。王献之曾经和兄长王徽之、王操之一同拜访谢安，两个兄长大多谈论世俗事务，王献之只问候寒暖。有人问谢安三兄弟谁优谁劣，谢安说：“年幼的好。”吉祥之人的言语本来少，他因为少说话，所以可以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这只是一时随口说出的话，并不是确定的评论。吉祥之人的言辞固然少，但少言的人未必都是吉祥之人，怎么能仓促地据此判定他们的优劣呢？晋人的议论浅薄近俗而不切实际，大多都属于这一类。谢安问王子敬：“你的书法比逸少怎么样？”王子敬回答：“本来就应当有所不同。”谢安说：“外面的议论可不是这样，他们又会说：‘外人哪里懂得？’”有人称赞李含光的书法超过他的父亲，李含光听说后，终身不再写字。王子敬这样做不合礼，李含光也做得太过分了。晋元帝命王导登上御床和他同坐，王导推辞说：“如果太阳降下来和万物处在同一位置，百姓凭什么仰望它的光照？为什么不只说礼制不可亵渎、上下的等级不可扰乱，却偏偏要勉强借用这个比喻呢？君主的尊贵，难道只在于供人瞻仰吗？”晋代士人的空谈大多就是这样。晋军讨伐吴国，孙皓派丞相张悌、副军师诸葛靓等迎战，在版桥大败。诸葛靓招呼张悌逃走，张悌不肯。诸葛靓亲自过去拉他说：“生死有命，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支撑的，为什么偏要自取死亡呢？”他再三拉拽，张悌仍不动，诸葛靓才放手离去。张悌最终战死。等到孙皓投降，诸葛靓逃亡不出。武帝访求到他，想任命他为侍中，他坚决推辞不受，回到乡里，终身不面向朝廷而坐。唉！诸葛靓身为军队统帅，临难时却苟且求生，又劝主帅一同逃亡，实在极不忠诚。等到君主投降、国家灭亡，天命已经有所归属，他才开始仇恨晋朝，不面向朝廷而坐，这又算什么呢？苻坚将领杨安攻打晋国，梓潼郡太守周虓的母亲和妻子被敌军俘获，于是向杨安投降。唉！周虓既然因为不忍抛弃亲人的缘故而至于受辱，那么终身不再做官，以终其天年也就可以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名节呢？可是他每次见到苻坚，总是箕踞傲慢地侮辱他，有时甚至斥骂。后来又多次发动叛乱而不知悔改，这算什么呢？即使让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又凭什么洗清以前的罪过，回去见晋人呢？对晋国不忠，对秦国又无礼，进退两方面都失败了，真是个妄人罢了。温峤奉刘琨的命令出行，他的母亲阻止他，他却割断衣襟而走。邓攸为躲避石勒的祸难，儿子跟随着他，他便把儿子系在树上而离去。千年以后，仍然使人遗憾，这两个人的罪过难道不该受到严厉惩罚吗？史官认为邓攸后来没有子嗣，是上天有知，这个评论很痛快；又称赞温峤辞别母亲、践行义举，即使申胥也不能超过他，这就浅陋了。考察当时劝温峤拥立晋室的行动，并不一定非要靠温峤；他却忍心违背母亲的劝阻，使母亲终身抱恨，连送终和安葬都废弃了，这只是把功名看得太急切罢了，哪里能和申胥相比呢？张南轩说：“即使太真有收复神州、一匡天下的功勋，也不过像浮云掠过太虚罢了，不足以填补违背天性的伤痛。如果顺从母亲的心意，即使后来湮没无闻，而所保全的东西更为重大，自己内心也无愧，怎么能用这个来换取那个呢？”这话说得太好了！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吕氏《博议》把温峤欺骗王敦以求脱身看作他的过失，恐怕他的说法过于严正，不近人情。朱黼说：“以保全自身的计策，寄托爱国的实际，反常合道，总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认为即使只是为自己打算，也不妨碍合乎道义。一个人是父母妻子所仰赖的，如果无名无故死在叛贼手中，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叛贼面前，难道是施行信义的地方吗？傅亮、谢晦、徐羡之都是晋室的臣子，却暗中依附刘裕，促成篡位改朝，罪过本来就大到不可诛罚。等到他们接受刘裕的托付，还不到一年，就杀害营阳王，残害义真，毫无忌惮之意。既然派人迎接文帝，又分别占据要地，为以后作打算，这是乱臣贼子中最为严重的。文帝诛杀他们，大概是千古以来都感到痛快的事。可是苏子由写文章，认为元凶刘劭发动变乱，是上天的报复，文帝和傅亮等人罪过相同，这难道合乎道理吗？至于他援引《春秋》的义理来解释里克的过错，也都不近人情，他和替冯道取悦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唉！苏氏沉溺于佛、老之学，常常以听闻大道而自我夸耀，却时常提出危害名教的说法，在我们儒门中也不能说没有罪过。

译范滂临刑时对儿子说：“我若要你作恶，那么恶事不可以做；若要你行善，那么我自己却没有做到不作恶。”刘湛入狱时对弟弟说：“相互劝人作恶，恶事不可以做；相互劝人行善，正好看见今天的结果。”唉！范滂生在昏乱的朝代，却树立名位、自命清高，愤恨嫉恶已经太过，这大概就是所谓只顾杀害自己的身体了。可是他竟然怨恨行善没有好处，本来已经很糊涂了。至于刘湛这些人，贪恋权力，煽动变乱，死后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却也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宋代彭城王刘义康因获罪出镇豫章，问僧人慧琳说：“弟子还有回去的道理吗？”慧琳说：“可惜您没有读几百卷书。”意思是说刘义康不明白大义，贪恋权力，亲近党羽，不避嫌疑，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他的评论确实很恰当。慧琳本来是道人，幸而得到皇帝的知遇，便参与朝廷政事，宾客挤满门庭，各地馈赠贿赂接连不断，以至于有“黑衣宰相”的称号。假如他果真读过书、懂得道理，难道不应该稍微收敛吗？这种情况又怎么会不败亡呢？刘凝之曾有人认出他所穿的木屐，他笑着说：“我的木屐已经破了，让家里寻找一双新的赔给您。”这个人后来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木屐，送回来时，刘凝之却不肯再收。沈麟士曾经走在路上，邻居认出他所穿的木屐，沈麟士说：“这是您的木屐吗？”随即光着脚回去。邻居找到木屐送还，沈麟士说：“不是您的木屐吗？”笑着收下了。东坡说：“这虽然是小事，但处世应当像沈麟士，不应当像刘凝之。”我认为沈麟士也不足以作为榜样。君子的道理，贵在辨明嫌疑、分清是非。如果确实是我的东西，为什么要受诬陷而让给别人？如果因为这样便不归还，就会成全对方的奸计，自己反而留下不可辩解的名声，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况且如果别人所认领的是比木屐更大的东西，难道也都可以让给他而不加辨明吗？这样看来，沈麟士的处置虽然略胜刘凝之，却也不近人情，君子并不看重。苏氏曾经把直不疑买金赔偿失金之事说成美谈，不辨明嫂嫂被盗是错误，却反而又取法于沈麟士，为什么呢？萧道成夺取宋朝政权，王俭、褚渊出力最多。然而考察最初的谋划，本来出自王俭；褚渊起初并无意这样做，是被迫之后才跟从，因此王俭的罪过重于褚渊。可是当时舆论往往责怪褚渊，却很少牵涉王俭，这是为什么呢？齐高帝曾经设宴曲意款待群臣，让几个人各自表演技艺。褚渊弹琵琶，王僧绰弹琴，沈文唱《子夜》，张敬儿舞蹈，王敬则拍张。王俭说：“臣没有什么技艺，只知道诵读书籍。”于是跪到皇帝面前，诵读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皇帝笑着说：“这是盛大的德行，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想来王俭当时自认为风流胜过众人，却不知道这是谄媚迎合，因而助长了皇帝骄奢的心。还不如那些表演技艺的人本分。唉！王俭既暗中帮助萧道成夺取宋室，又在齐朝任宰相，还作出这种谄媚的姿态。不是小人，谁能这样做呢？齐王萧晏帮助明帝夺取国政，他的堂弟萧思远劝他自杀，以保全家族门户，萧晏没有听从。等到萧晏拜任骠骑将军，对几个兄弟说：“如果当初听从阿戎的话，哪里会有今天？”萧思远说：“现在仍然不晚。”萧晏叹息说：“世上竟有劝人去死的人。”后来萧晏果然被处死。世上有人把萧思远看作贤能的子弟，我认为不是这样。萧晏贪恋权力，本来就是不明智。萧思远极力劝谏，使他退让避祸就可以了；否则，也只需听任他罢了。逼迫他一定去死，不也太过分了吗？北魏太武帝时，辽东公翟黑子受到皇帝宠爱，贪赃之事被发现，便向高允谋划说：“皇帝问起时，应当据实回答，还是应当替我隐瞒？”高允教他据实回答，不应欺骗蒙蔽。翟黑子最终没有据实回答，被杀。后来崔浩因修史获罪，高允曾和他一同修史，也应当连坐。太子出面营救，暗示高允改口另说，高允不肯。皇帝嘉奖他的正直，赦免高允而杀了崔浩。后来太子责备高允，高允回答：“我和崔浩确实共同做了这件事，违背本心而苟且求免，不是我所愿。”退下后又对人说：“我之所以不听从东宫，是怕辜负翟黑子罢了。”世人都把这当作美谈。我认为这话很不恰当。臣子不欺骗君主，本来就是当然之事，不必先有所缘故然后才这样做。况且翟黑子没有听从高允的教导而死，并不是高允误导了他，高允有什么辜负他的地方呢？假如高允所犯的罪确实成立，那么他说假话为自己脱罪，是辜负崔浩，哪里和翟黑子有关？如果罪名并不成立，却冒着灭族的灾祸，来实践从前的一句话，这究竟是什么道义呢？北魏设置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崔楷为刺史。有人劝他单骑赴任，崔楷说：“享受别人俸禄的人，就应当忧虑别人的忧患。假如我独自前往，将士们谁肯坚定意志？”于是全家赴任。葛荣逼近州城时，有人劝他减少老弱家属以避难，崔楷便派幼子和一个女儿在夜间出城。随后他又后悔说：“别人将认为我的意志不坚定，为了保全亲爱之人而损害忠节。”又命人追赶把他们带回来。贼军到达后，将士们争相奋战说：“崔公尚且不吝惜全家百口，我独自一人还有什么可吝惜的！”战死者尸体相枕，城池陷落，崔楷不屈而死。有人问崔楷：“处置这件事怎么样？”他说：“后来那一步可以了，开始时却错得过分。享受别人俸禄的人，本来应当忧虑别人的忧患；但一个人竭尽忠节，已经足以尽到责任。单骑赴任，是法令允许的，而且不妨害道义，却一定要让全族遭祸来坚定众人的心志，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君子立身行事，也只应当取其中道罢了。” 裴矩在隋朝向隋炀帝谄媚，在唐太宗面前却直言进谏。温公说：“君主喜欢听直话，谄媚就会转化为忠诚；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转化为谄媚。”有人说：“裴矩的行为像忠诚，但他的内心却是谄媚的。”隋炀帝喜欢谄谀，裴矩便用谄谀使他高兴；唐太宗喜欢进谏，裴矩便用进谏来迎合他。他观察君主的好恶，把取悦君主作为自己的打算。这是大奸臣的心术，是明君应当诛杀的。慵夫说：“批评裴矩的心术，这确实击中了他的弊病。”如果是为了表示劝诫、推行教化，那么温公的评论难道也可以废弃吗？范纯夫、程正叔都说，魏征在李建成遭难时本应赴死，不能再侍奉唐太宗。我认为，当时高祖仍然在位，李建成尚未成为君主，而唐太宗的即位实际上是高祖的命令。既然如此，王珪、魏征为李建成赴难而死可以，不死而侍奉唐太宗也可以。温公编写《资治通鉴》时，程正叔曾劝他写明魏征的罪过，温公不认为这样做对，这是正确的。

译唐代王义方任御史，将要弹劾李义府，却担心自己获罪而使母亲忧虑，于是先向母亲请示，得到允许后才发言。张镒营救卢枞，也是这样。既然已经担任御史台的职务，难道能因为使亲人忧虑，便干脆不发言吗？近代邹浩、刘安世听到任命自己为谏官的命令，也都是先请示母亲，然后接受任命，这才是懂得如何处置的人。《滹南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二十九，金代王若虚撰《臣事实辨》萧何修建未央宫，高祖看见宫室壮丽，愤怒地说：“天下纷乱不安，百姓辛劳困苦了好几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要把宫室修建得这样过分？”萧何说：“正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可以趁此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使宫室壮丽，就无法彰显威严。”皇帝听了很高兴。唐明皇时，太庙四室毁坏，皇帝穿素服，避开正殿。当时将要到东都巡幸，便拿这件事询问宋璟、苏颋，他们回答说：“陛下服丧三年的制度还没有结束，却突然出行巡幸，恐怕不合上天的心意；灾异正是上天的警戒，希望暂且停止车驾。”皇帝又询问姚崇，姚崇却说：“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代的东西，年代久远，腐朽毁坏，恰好和出行的日期相遇，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君王以四海为家，陛下因为关中歉收而巡幸东都，各部门供给准备都已经完成，不能失信。”皇帝大喜，听从了他。唉！古人常常用‘以四海为家’来说事，事情虽然不同，大体都是为了扩大君主的气度，消除他的偏狭之心。可是萧何借此开启奢靡，姚崇借此劝导逸乐，看来六经的话有时也可以被用来文饰奸邪。根据两位君主当初心怀警惧的意思，正应当顺势辅成他们的美德，萧何等人却用邪说引导他们走向恶行，罪过还有谁更大呢？然而萧何的话虽然不对，只是为了替自己的过失辩解，情理上还可以宽恕。姚崇当时正失去宠信，因此迎合皇帝，竟又因此恢复相位，那么他的用心鄙陋，更是不可饶恕。唐玄宗巡幸洛阳，因为崤谷道路狭窄而没有修治，想免去河南尹及知顿使宋广平的罪。宋广平进谏，皇帝见到他后听从了。宋广平于是又请求说：“陛下要治他们的罪，却因为臣的进言而赦免他们，这是替陛下承受恩德。请允许他们在朝堂待罪，然后再赦免。”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唉！臣子把进言看作忠诚，君主把采纳谏言看作圣明，上下同心来追求真实，这就是唐、虞、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后世以来，谄媚的臣子专门把恩德归给君主、替君主分担毁谤，作为爱戴君主；于是君主开始忌讳自己的过错，以向臣下屈服为耻。谁能想到像宋广平这样堂堂正正的人，也会作出这种姿态呢？李希烈攻打宁陵，刘昌命令守城士卒防守城墙，规定回头向城内看的人斩首。刘昌的外甥张俊住在西北方，他从未回头向内看，刘昌却把他揪下来杀了。士卒因此坚定了意志，所以能够解除围困。杜牧的记载是这样的。唉！没有罪过却杀死自己的亲人，用来警戒众人，即使说因此取得了成功，也严重违背道理。所以宋子京不采纳这个说法，认为是好事之人编造的传闻。这大概是有人想为刘昌增添功劳，而东坡却讥笑他。相信苏氏的学问驳杂而不纯正。有人问：“张巡、许远怎么样？”回答说：“忠诚了，但还不能说仁。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仁人不会做；守住一座城，却让三万人被吃掉，他们忍心这样做吗？宁可让敌人杀死他们，怎么能容许自己吃掉他们呢？所以我曾说，他们以死守节的名声固然千古不可磨灭，但吃人的罪过也万劫不能消除。”有人说：“为自己这样做当然不可以，为国家这样做有什么害处？”回答说：“为自己和为国家在道理上是一样的，天下只有一个‘是’。”又有人说：“谋划大事的人，不必顾及小事。”回答说：“守城是小事，吃人是大事。三万人的性命，却说成小事，为什么呢？即使江淮果真因此得以保全，也不足以称道，何况未必能够保全呢？替张巡等人打算，可以逃就逃，不能逃就作战；战败而死，已经足以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国家存亡，交给天命也可以。”当时的公论大多也责怪他们，李翰一类人曲意替他们辨解，哪里能够使人心服？史官却鄙陋地说：“议论者于是确定了这个结论。”唉！距离古代越远，义理越不为天下所明白，士大夫以名节自我标榜，最终却免不了危害道义，这样的人难道数得完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口〕 郭子仪不理发，是因为盗墓者尚未得到墓主的姓名，而且国家事务正紧急，便借此解除危急和疑虑，使反复不定的人心安定罢了。他内心并不是不悲痛，杨龟山却认为他能够忘掉物我之别，难道不是荒谬吗？这已经流于《庄子》《列子》那种刻薄的说法，不是用来教导人子之道的。李西平屯兵渭桥，利用迷惑敌人的方法来守岁，过了很久敌人才退去。宾客僚属都来祝贺，认为这是皇家的福气，因而请求迅速进兵。李西平说：“天子正在野外住宿，臣下只知道拼死抗敌罢了。天象高远，谁能知道它呢？”攻克长安后，他才对他们说：“先前如果不是相互抵拒，五星的盈缩变化没有常规，万一敌人又回来守岁，我军就会不战自溃了。”众人都谢罪说自己未曾想到。我认为李西平这样处置本来是好的，但最终不应当把这番话告诉别人。他的机密已经泄露，日后怎么还能再次使用呢？况且君主处于危难，臣下拼死抗敌，本来就是义所当然。天象的吉凶，实在没有闲暇去问，也没有必要依靠这种机密。阳城的事情，韩退之、欧阳永叔都评论他不对，范纯夫却替他辩护，认为阳城实际上有所等待，并且讥讽欧阳修没有成人之美。大概是根据阳城平日的品行，认为他不是害怕祸患而苟且容身的人；况且他最终还有阻止裴延龄、救助陆贽的事情。如此等等。总之，德宗在位时，不必等满七年才可以进言。做臣子的准则，应当以韩愈、欧阳修的意见为正确。《唐史》称陆宣公被贬到忠州后，为了避开毁谤而不著书，我认为未必如此。陆宣公经世济民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专门立言著书的人；当他得志时，便将学问发用出来，否则就默然罢了。不然的话，陆公处在昏君和奸臣之间，直言鲠论从未屈服，难道他只是一遭斥逐就突然畏惧忌讳了吗？史官对陆公的期许实在浅薄。韩退之不善于处置困穷，文字中常见哀号之语，世人大多讥笑他。然而这也是人的至情，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至于他在潮州所上的谢表，拿东封之事来迎合宪宗，这才是罪过最大的。封禅，是忠臣所忌讳的事。韩退之不忍片刻的困穷，便采取这种谄媚取悦的计策，大肆自我称誉，铺陈歌颂自己的才能，一点也不谦让。大概希望皇帝稍有举动，便可怜自己的情状不得不做到这种地步，他比欧阳修、苏轼差得远了。柳子厚依附小人而获罪于天子，正是所谓自作自受。他安于流落也就罢了，却偏偏讥刺、怨恨、责怪，从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他关于起用废黜之人的说法，悲鸣哀诉，十分可怜，甚至羡慕颡马、躄浮图。他既不知道这是错误，又何其不知天命啊！

译李德裕没有通过科举出身，仕进后又因为进士讥讽、抨击他父亲的政事，于是深深憎恨进士。他曾对武宗说：“朝廷的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因为他们从小学习相关事务，熟悉朝廷台阁的礼仪。寒门士人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干，也不能娴熟掌握这些。”世人认为他的话不公，杨中立极力替他辩护。慵夫说：“这话由别人说，固然没有什么嫌疑；由李德裕自己说，即使说不是出于偏私，也难以令人相信。如果说人才各有不同，不一定都要从进士中选拔，那还可以；但他竟想专门任用公卿子弟，怎么能算公论呢？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是熟悉家业、熟悉朝仪的人才能办成吗？如果才能确实超过常人，那么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古以来出身寒素而成为名臣的人，哪里数得完？膏粱纨绔子弟中，显赫出众的也没有几个人，却突然据此轻视天下士人，难道不是偏狭浅陋而可笑吗？假如李德裕只是粗鄙之人，还不值得深责；可是他著书论事，都以儒学为根本，唯独因为受到私意激发，竟说出这样过分的言论，最终因嫉妒好胜而祸及士大夫，直到被贬斥而死仍不悔改，他真是天生的小人啊！” 唐哀帝时，朱全忠想任命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认为太常卿应当由清流人士担任，坚持不肯下达诏令。朱全忠发怒而杀了裴枢。欧阳修说：“一个太常卿和国家社稷哪个更重要？假使裴枢等人不死，尚且舍不得一个卿位，他们难道肯把国家交给别人吗？即使裴枢等人不能保存唐朝，也一定不会灭亡唐朝而只求自己生存。”范纯夫非难这种说法，认为裴枢本来就是朱全忠的党羽，只是服从他的大事而违背他的小事，以此盗取天下虚假的声誉，并不是怀有忠义之心、能够为社稷尽力的人。葛胜仲说：“自古以来，奸臣有篡夺的志向，就一定诛杀异己者。曹操杀荀彧，司马懿杀王经，从来没有因为同意自己的大事而诛杀他们的。裴枢如果果真只是服从大事而违背小事，朱全忠自然可以用道理晓谕他，哪里会甘心把他投入浊流？这只是李振的谋划罢了。”李振曾说：“君王想谋划大事，而裴枢这些人是朝廷中难以控制的人，所以命令杀掉他们。”唐昭宗时，裴枢担任汴州宣谕使，因为平日和朱全忠友善，所以朱全忠听从他的命令，进贡不曾断绝。后来虽然因朱全忠的推荐而再次任宰相，但如果他能够坚持正道，那么最初的晋用也不足以成为他的罪过。应当以欧阳修的说法为正确。慵夫说：“葛氏的话是对的，但欧阳公却把裴枢在大事上的表现评价得过高，所以才引起范纯夫的辩论。” 像裴枢这样的人，不过有读书人的正直气概，却没有不可夺取、不可改变的大节罢了。《新唐书·孝友传》记载：刘君良四代同居。隋朝末年遭遇荒年饥荒，他的妻子劝他分家居住，便调换庭院树上的鸟巢和幼鸟，让它们争斗鸣叫。家人感到奇怪，妻子说：“天下已经动乱，禽鸟尚且不能彼此容忍，何况人呢？”刘君良于是和兄弟分开居住。一个多月后，他暗中知道了妻子的计谋，便斥逐妻子，说：“你破坏了我的家庭，现在还要召回兄弟一同居住。”君子说：“假使刘君良果真笃厚友爱、敬重兄弟，哪里会被一个妇人离间？既然已经被她欺骗而导致兄弟离散，即使知道错误而改正，又哪里值得收入传记呢？” 王朴把扈载推荐给李谷，李谷很久没有任用他，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才干，只是扈载命薄，恐怕不能承受。”王朴说：“您身为宰相，以举荐贤能、斥退不肖为职责，怎么反而谈起命运来了？”不久扈载被召入任知制诰，后来担任学士，一年之中便因病去世，当时三十六岁。议论者认为李谷能够识人，王朴能够荐士。我认为人对于事情，只需尽到自己应当尽的责任罢了。王朴能够荐士，确实如此；李谷所谓识人，却不值得称道。况且如果人真有命运，那么寿夭贵贱本来早已确定而不可逃避，哪里是宰相所能给予、剥夺、增损的呢？李谷的话也只是偶然说中了。冯道忘却君主，侍奉仇敌，是万世的罪人，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可是苏子由曲意替他辨解，认为这合乎管仲、晏子没有为旧君而死的道理。说他虽没有管仲的功劳，却依附于晏子，或许可以无愧。唉！这哪里可以相比呢？子纠、小白，都是已亡国君的公子，而小白先入齐国，既已成为君主，国内外都安然接受，起初没有异议，那么齐国就是小白的了。子纠不再争夺，管仲也就没有一定要死的道理。所以说，子纠尚未成为君主，管仲也尚未成为臣子。孔子本来已经辨明过这一点。崔杼杀齐庄公而拥立景公，景公也是齐国的公子。庄公的仇敌在崔杼，而不在景公，所以晏子不死而侍奉景公，也可以。等到崔杼杀害不肯和自己结盟的大夫时，晏子便不肯屈从。假使崔杼自己称王，晏子难道肯侍奉他吗？这当然不能拿来相比。他又把冯道回答耶律德光的问题说成能够使中原百姓活命，把接受郭威的拜见说成能够提高朝廷的威严，还说篡夺之际，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勇力，而冯道却能用谈笑和拜跪使其退却，非有盛大德行不能如此。他的这些说法尤其可笑。即使事情真如他说的那样，又怎么能挽救大节的亏损呢？何况事实并不是这样。冯道回答耶律德光，不过是谄媚以求取悦，起初哪里是为了百姓呢？耶律德光没有杀冯道，只是他自己不想杀罢了，和冯道有什么关系？至于郭威向冯道行拜礼、冯道没有答拜，不过是平日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突然改变。郭威的进退、后汉的轻重，本来不取决于此。要有汲黯那样的正直节操，才能平息刘安的谋划；要有周鲂那样的威望，才能阻止王敦的野心。像冯道这样贩卖君主、出卖国家，已经习以为常，正是奸雄最容易利用的人，却说他能在谈笑拜跪之间使人退却吗？只是郭威认为冯道不足以妨害自己的事业，所以仍以旧日交情相待而不加隔阂；冯道也知道郭威不忌惮自己，所以像往常一样接受礼遇而不感到嫌疑。否则，郭威哪里肯这样做，冯道又哪里敢这样做呢？冯道迎接湘阴时，揣测郭威并无真正拥立他的志向，不能用大义感动他，也不能用正论晓谕他，只是白白请求他不要任意发表言论罢了。事情尚未等到返回，郭威已经取代后汉，冯道又低头侍奉他了。所谓用拜礼使郭威折服的话，果真值得相信吗？议论者竟不考察他的平日行为，也不追究他的最终表现，只被偶然相似的表面迹象迷惑，也太荒谬了。做臣子做到冯道这种地步，所有善行都不足以赎罪，百般辩说也不能替他文饰。假使像冯道这样的人还可以获得宽赦，哪里还存在人伦呢？

译胡安定说：百姓没有到肝脑涂地的地步，冯道是有功劳的；即使侍奉仇敌，也没有什么伤害。王介甫则把他比作伊尹，富文忠把他看作大人，其余纷纷的议论就不必说了。由此可知，古今追逐臭味的人并不少，而尧、桀的是非有时竟会被颠倒。欧阳修作《冯道传》，鄙视、贬斥他，仿佛不屑与他为伍；可是对于这类说法，也认为确实如此而不能辨明，这是为什么呢？茅荆产说：“冯道欺骗了整个五代的人，又欺骗了宋朝的诸位公卿。”这个老贼的伎俩，也自以为高明。唉！冯道哪里足以欺骗别人呢？直【阙】他的人，不过是见识浅陋罢了。我曾经评论说：士大夫诵读先王的书，享受君主的俸禄，却敢公然说冯道是对的，都应当受到不道之罪的惩罚。王沂公说过：“恩德想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欧阳修常常诵读这句话，认为它得到了大臣的体要。我认为：“臣子固然不应当把恩德归于自己，但贤能的人才难道可以不求取吗？固然不应当逃避怨恨，但人情难道可以轻易失去吗？”王沂公只坚持前一句，终于到了不肯荐举人才的地步；欧阳公只坚持这句话，终于到了乐于触犯众怒的地步。这都是用心过度。王介甫诗中说：“如今的人不可以非难商鞅，商鞅能够使政令一定得到施行。”又说：“秦、晋不过都是小小的亡国之国，怎么可能让王衍胜过商君呢？”介甫起初以唐、虞的事情要求神宗，把皋陶、后稷、契的事业自任，汉、唐以来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是多么高尚啊！等到他因新法不能施行而愤懑时，却甘心做商鞅而羡慕商鞅，又是多么卑下啊！《滹南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金代王若虚撰《议论辨惑》范晔《史论》说：“道义重于生命，舍弃生命是可以的；生命重于道义，保全生命也是可以的。道义应当使人活着，就活着；道义应当使人死亡，就死亡。道义，是决定生死的依据，并不是和生死对立的事物。难道它会有时轻、有时重吗？”说“道义重于生命”，已经是语病了，又怎么能说生命重于道义呢？然而这正是自汉代以来学者共同的弊病。范晔是叛臣，又哪里能够懂得呢？唐代苏颋评论伯夷、叔齐和四皓的优劣说：“四皓在张良那里被看作贤能，伯夷、叔齐在孔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与其在孔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难道不是胜过在张良那里被看作贤能吗？”这话真鄙陋！评论事情不追求是非的真相，只是借助古人的评价来增加分量，实在可笑。吕东莱说：“争论劣马和良马，到伯乐那里才能决定；争论是非，到孔子那里才能决定。然而跟随伯乐称赞马，未免是不懂马；跟随孔子称赞人，也未免是不懂人。这两者相距多么遥远啊！” 老苏《谏论》说：“苏秦、张仪，我取用他们的谋术，不取用他们的内心；龙逄、比干，我取用他们的内心，不取用他们的谋术。”我认为：“怀有张仪、苏秦那样谋术的人，一定没有龙逄、比干那样的内心；保存龙逄、比干那样内心的人，本来就不会使用苏秦、张仪那样的谋术。”苏氏喜欢纵横之术而不懂得道义，所以见解如此。《邵氏闻见录》说：“颜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成为尧、舜；孟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成为汤、武，这是错误的说法。圣贤的事业，处在不同的位置也都会如此，哪里曾有过选择的意思呢？那些人只看见颜子困居陋巷，默默无为，而孟子游说诸侯，急于拯救世人，便敢凭空推测，作出这种截然区分的评论。他们哪里懂得颜子和孟子呢！” 苏武不向匈奴投降，名声重于千古，但当时只得到典属国的官职，世人都为他感到遗憾。陈季雅说：“臣子只应当做自己合宜做的事，不应当接受重赏。”这个说法虽然高尚，用来作为臣子自处的原则可以；施用于国家却不可以。表彰忠臣、进用贤良，是成汤昌盛的原因；尊崇德行、酬报功劳，是周武王治国的原因。如果真像陈氏所说，那么奖善的道理就会消失，激

译励世人的手段也会废弃。温公排斥《孟子》却赞叹佩服扬雄，荆公废弃《春秋》却尊崇《周礼》，东坡非难周武王却把荀彧看作圣人一类，人的好恶有许多实在令人奇怪之处。司马君实正直有余，却宽容曹操；苏子由的道学很高，却替冯道褒扬文饰，这些都是荒谬乖戾的见解，有害于名教，不足以称为宽厚。司马温公评论曹操篡夺汉室，认为他不是从汉朝取得天下，而是从盗贼手中取得天下；这是手失所说的罪名，万古不磨灭。胡致堂极力攻击这种说法，是对的。可是等到他评论萧道成应当讨伐苍梧王、刘知远不必奔赴晋国解难时，却又都引用这些说法来相互证明而不加废弃，这是为什么呢？是非本来有固定的道理，他却前后反复，迁就自己的意见，这是立言者最大的弊病。东坡认为周武王讨伐殷商不是圣人所为，断然如此说而毫不怀疑；可是到了评论范蠡离去、荀彧死亡时，却都称许他们是圣人一类的人。这是为什么对武王如此吝惜褒许，却轻易把圣人的称号给予这两个人呢？苏子由评论曹操说：“假使他主持诸夏的盟会，而不废黜旧日的君主，便可以比作周文王；退一步说，也还不失为齐桓公、晋文公。曹操不能忍耐，竟甘心接受九锡之事，这正是荀文若引以为遗憾的原因。”胡寅评论王敦说：“假使他挽回叛逆的心意，把力量用在中原，同刘琨、祖逖这类人彼此策应、进取，一定可以收复旧有的疆土。他不考虑这些，却甘心做叛臣，也是不善于选择方法。”他评论朱温说：“替朱全忠谋划，既然攻下韩建、使李茂贞服从，就应经营长安，整顿朝廷纲纪，率领天下藩镇以恭敬顺从的方式对待唐朝。唐朝如果没有灭亡，我本来就应当侍奉它；如果天命已经改授他人，也不能放弃朱全忠。”唉！这两个人的用意固然很好，难道没有想过那三个贼人，能够指望他们这样做吗？书生的迂阔竟到了这种地步。子由的《杂志》记载：道人犯了罪，不可以对他施加刑罚。这种说法十分鄙陋，不只是曲解法律、容纳奸邪，有害于正理，而且局促地妄想神仙之事，尤其可笑。苏氏的议论空疏粗略之处不止一端，而这一类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三位良臣为秦穆公殉葬，是秦伯的命令；《诗经》的作者讥刺此事，《左传》也指责此事，都是为了显示秦穆公的不道，而后世文士有时反而因此责怪这三个人。葛立方说：“君命在前，众人从后驱迫他们，三良即使想不死，能做到吗？”这种说法是恰当的。东坡诗说：“顾命有治有乱，臣子可以选择服从或违背。魏颗真是孝爱，三良哪里值得仰慕。”如果用魏颗的事情来衡量，那么正可以责备康公。柳子厚所说“顺从邪恶而陷害他的父亲，我要讨伐那个狂人”，就是这个意思。吕氏《博议》反复曲折地辨析三良的错误，苛刻过甚。当初我还认为这是他年轻时应试所作的文章，出于一时率意；后来读《诗记》的《黄鸟》篇，又看到他引用苏氏的话作解释，才知道他的见解受到蒙蔽，原来竟是一生如此。郑厚说：“王道完备了，帝德就衰落；史法穷尽了，经书的本意就疏远了。”我认为，王道与帝德并没有不同，史法也不妨害经书的本意；这只是郑厚鄙陋的见解罢了。郑厚认为，欧阳先生修史时，辨析得太深，史法用得太尽。我认为，辨析没有所谓太深，史法也没有所谓太尽。只要评论它是否恰当，那就可以了。郑厚说：“假使商汤、周武王没有给乱臣贼子开先例，后世未必敢萌发这种叛乱。”我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与天同类，以大义公诸天下，遇到应当做的事，本来无暇顾虑后世；乱臣贼子也不必先找到借口才发动叛乱，枭、獍、豺、狼般的恶行，什么时候需要有所因由呢？况且魏晋以后，凡是篡夺帝位的人，都以禅让为名。既然如此，难道尧、舜也给乱臣贼子开了先例吗？这样评论商汤、周武王，实在浅陋。郑厚又说：“认为商汤、周武王顺应天意、符合人心，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

译是书生都知道的。”唉！“顺应天意、符合人心”，是《易经》所称道的。郑厚虽然鄙薄圣贤，对孔子还似乎有所忌惮，到了这句话，连孔子也一并不接受了。小人的无耻，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事情，也有书生所不知道的。名教的道理，书生不知道，那么还有谁知道呢？况且郑厚难道不是书生吗？为什么背弃根本到了这种程度！像郑厚这类人，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是商汤、周武王的是非，古今很多人都怀疑，我不能不加以辨析。

译郑厚这个小子，竟敢发表异论而毫无顾忌！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直到孟子，都在他非难的范围内，有时甚至加以诋毁辱骂；至于汉高祖、萧何、曹参、陈平、周勃之流，他却尊为圣贤而极力称颂。他又把欧阳公讥刺、责怪唐太宗说成是轻薄谄媚之人的言论，这种话哪里值得凭信呢？郑厚说：“江河的水流，大多浑浊；栋梁之材，大多粗大不平。最廉洁的人，要用污秽来滋养；最美好的人，要用丑陋来掩饰。这就是穿着锦衣还要加罩衣的道理。假如没有管仲的三归台、具官山、塞门、反坫等僭越之事，管仲不过是一个浅薄的丈夫，必定不能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假如没有萧何强行买钱、赎取人质的事情，萧何不过是一个普通士人，必定不能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成为一代宗臣。假如没有霍光暗中娶妻、谋划以及宠爱女儿并立为皇后的事情，霍光不过是一个残忍的人，必定不能处在朝廷中枢，拥立幼主，在废立皇帝的关键时刻，面对大节而不被动摇。唉！自古以来放纵不羁的士人，往往忽略细小的谨慎，触犯不合礼法的事情；君子取用他们的长处，宽恕而不责备，这种情况确实有过。如今却说必须这样以后才可以成就大事，那么凡是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的人，岂不都成了庸碌而没有可取之处的人了吗？这样还学习什么呢？”世人只知道郑厚诋毁、轻薄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的错误，却不知道这些说法尤其是名教的罪人。韩退之曾说：“孟子的学说纯粹而又纯粹，荀子、扬子大体纯粹而有小瑕疵。依我看，孟子大体纯粹而有小瑕疵；扬子没有补益，荀卿反而有害，不值得再谈什么纯粹与瑕疵。” 韩退之的《三器论》认为，能成为太平之治的阶梯、归合天人之心的道理不在于此；这番话恰当而出人意料，在韩愈文集中应当是第一流的。然而它的文辞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也像《范蠡招大夫种议》一样，因此没有收入内篇，可惜了。柳子厚在断刑时所作的《四维》《贞符》等论，都考核事实而合乎道理，足以破除千古以来的疑惑；可是东坡却极力非难它们。由此可知，秦汉诸儒迂腐荒诞的毛病，即使苏氏也不能避免。柳子厚非难《国语》，虽然不完全高明，也有许多正确之处；可是温公、东坡深深责怪他，这不能算是笃实的论断。《资治通鉴》一书，精妙绝伦，古今无比，即使流传万世也不能改易。只是其中评论荀彧的话令人遗憾，应当删去。关于正统与闰统的说法，我听从司马公；关于性命的说法，我听从欧阳子；关于祭祀礼制的说法，我听从苏翰林；关于封建的说法，我听从范太史。其余的议论即使高明，我也不相信。中道之理难以阐明，实在太难了！战国诸子借寓言、假说来寄托它；汉代儒生用末节和繁文加以修饰；近世士人又把禅机、玄学掺杂进去，于是圣贤的真实道理更加隐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