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六

译《对贺客》、苏氏的《侯公说项羽》之类，大概还差不多。王元之仿照伯益上书夏启、子房招致四皓等文章，既没有好的意思，语言又格调卑俗，只是已经写成罢了，实在徒劳。可是选编文章的人有时还把它们收录进去，又是多么没有见识啊！张伯玉用《六经阁记》使曾巩困窘，最后自己作了一篇，说：“六经阁中，诸子百家的书都在这里，并不是只写尊崇六经。”士大夫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我曾在《文鉴》中看到它的全文，冗长漫无边际，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不应当一下子胜过曾巩。有人说，曾巩暗中诋毁伯玉，而且当时推荐称誉伯玉的人很多，所以伯玉轻视曾巩而这样说。宋人说胡旦喜欢戏弄别人。他曾经起草江仲甫升任【缺】使的制书说：“把马归放在华山南面，我虽然无愧；把牛放到桃林的旷野，你实在有功。”江仲甫的小名叫忙儿，所以这样说。又为一个大宦官起草诰词说：“长久滞留在禁署，能够谨慎地进退行藏。”因此宦官们都对他咬牙切齿。制诰是君王的言语，却把污秽、杂乱、戏弄侮辱的话放在其中，难道不应当获罪吗？孙觌请求退职的表章中说：“听到贞元年间供奉乐人的曲子，朝廷士大夫已经不多；看见天宝年间世人的妆饰，外人一定会发笑。”新丰翁的右臂已经折断，杜陵老人的左耳又聋了。臣子向君父陈述情意，自然应当以诚实恳切为主；用四六文来写，本来已经不对，又使用这样的典故，难道合乎这种文体吗？宋朝自从渡过长江以后，文章的弊病就非常严重了。旧说杨大年不喜爱老杜的诗，说那是乡村夫子的语言。近来看到傅献简《嘉话》说：“晏相常说，杨大年尤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恐怕别人学习他们时，他总要横身阻挡在前面。”唉！作诗却不取法老杜，作文却不取法韩、柳，他的见识就可想而知了。我的舅舅周德卿曾说：“凡是文章外表巧妙而内里拙劣的，可以使满座惊叹，却不能使独坐的人感到适意；可以得到口头称赞，却不能得到真正的首肯。”这真是至理名言！杜牧说：“杜诗韩笔，忧愁时读来，好像请麻姑来抓搔痒处。”李义山说：“您的这篇文章，好像元气在最初就已经进入人的肝脾。”这难道是外表巧妙的文章所能做到的吗？邵氏说：“杨、刘四六文的体制，一定谨守四字句、六字句的格律，所以称为四六。但它的弊病近于俳体，实在可鄙。欧阳修、苏轼竭力挽引天河来洗涤它，使厌恶骈偶的风气一扫而空，但四六文的法度也随之消失了。杨、刘只谨守四六，所以弊病发展到这种地步。想要反过来纠正它，就一定要写成欧、苏那样纵横奔放的文章。既厌恶骈俪化，又把纵放说成破坏四六法度，这不是梦中颠倒的话吗？况且四六文的法度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四六文是文章的一种弊病。可是近世以来，制诰、表章大多都使用它。君臣上下互相告语，本想使诚意彼此交融，却使用骈俪浮华的辞藻，简直像俳优一样鄙俗，岂不是失去了体制吗？后来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一举把它完全禁止，也将是千古快事。科举中的律赋，不应列入文章之数，即使写得工巧，也不值得称道。然而唐宋各位名公的文集中往往收有这类作品，大概是编录者多有偏爱，不忍删去，于是附带收入；这只足以成为累赘罢了。柳子厚的《梦愈膏肓疾赋》虽然不是科举之作，也应当删去。普通人写文章，其他方面都可以自由发挥，唯独史书实录、制诰王言，绝不能失去体制。世上执笔作文的人往往不谨慎，纵情驰骋、刻意雕饰，无所不至，自以为得意，读者也跟着赞叹欣赏；懂得辨别真伪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凡是文章，都必须让典实超过浮华，让平易多于奇险，这才算懂得根本和末节。世上的作者往往只在末节上用力，终身不能回头，他们的本末颠倒也太严重了。

译有人问：“文章有固定的体制吗？”回答：“没有。”又问：“难道没有体制吗？”回答：“有。”那么究竟怎样呢？回答：“固定的体制没有，但大体必须有。” 书传中常有“自今以来”这样的说法，这也是毛病。由过去说到现在，用“来”字是顺的；由现在说到以后，用“往”字就可以。宋玉描写邻家女子的容貌说：“增加一分就太长，减少一分就太短，施粉就太白，施朱就太红。”我认为上面两个“太”字不能用。她的红白恰到好处，所以施粉便显得太白，施朱便显得太红；至于长短，是相互比较才显现的。增加一分既然就太长，说明原来本已偏长；减少一分却又太短，就成了原来本来就短，岂不是彼此矛盾吗？这两个“太”字可以删去。《史记·屈原传》说：每发布一项法令，平原君便夸耀自己的功劳，说：“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做到。”其中“曰”字和“以为”的意思重复。柳宗元《鹘说》说：我厌恶当今的说法：“把声音温和而沉默、行动徐缓而低头的人看作善的一类；把举止张扬而严厉、光明显露而自负的人看作暴的一类。”这也是同样的毛病。《史记·田敬叔完世家》说：“太史敫看见田法章的容貌，认为他不是普通人，便怜悯他。”《梁鸿传》说：“邻里的老人见到梁鸿，认为他不是普通人。”蔡邕的表状说“不同于常人”；孙权“骨骼形体不寻常”，苻坚“骨相不寻常”，姚苌“志向气度不寻常”。这些“恒”字都应当作“常”。因为“恒”虽然可以训释为“常”，但只是长久、恒久的意思，不是寻常的“常”。张良问高祖说：“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袁盎劝慰文帝说：“皇上自己宽解吧。把君主称作‘上’，从旁边谈论时可以这样说，当面称呼他为‘上’，似乎不太妥当。” 张释之说有人盗取长陵一抔土，“抔”就是用手捧取。这本来是说挖掘坟墓，却说“一抔”，大概是不敢直接指斥。骆宾王讨伐武后的檄文说：“一抔土还没有干，世人都称赞它写得工巧。”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不妥。唐彦谦的诗又有“眼见愚民盗一抔”一句，难道不是更加错误吗？张安世任光禄勋时，有郎官在殿上小便，主管官员报告说要依法惩处。张安世说：“怎么知道他不是把水浆倒反了呢？”这里“何以”二字改变了原意，应当说“安知非”，即“怎么知道不是这样呢”。东汉张升见党锢之事兴起，辞去官职回到乡里，和朋友抱头哭泣。陈留的父老见到他们，便说：“罗网把张天捕去了，还将要到哪里去呢？”朱泚败逃迷路，询问乡野之人，那人回答：“天网恢恢，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两个“所”字都不通，改说“往”才可以。《吴志》记载“蜀零陵太守郝普被吕蒙欺骗而投降”说：“惭愧悔恨得要钻入地下。”这在义理上说不通。如果说有想要钻入地下的意思，还可以；直接说“钻入地下”，可以吗？《新唐记》记载姚崇淘汰僧人的事情，说还俗务农的有“一万二千人有余”。这本来应当是“一万二千余人”。如果按照子京的说法，就是在一万二千之外又多出相当的数目了。可以说是为了追求文辞而损害了道理；不过这种毛病很多人都会犯，不只是子京如此。范蜀公记载狄青戴面具的事情，只说戴着铜面具。《渑水燕谈》却说“面铜具”，《闻见录》又说“戴铜铸的人面”。我认为邵氏的说法颇为沉重混浊，《燕谈》的说法似乎简洁而有文采，但怎么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面具呢？都不如蜀公的记载真实，因为“面具”二字本来就是固定说法。《资治通鉴》说：“吴王孙皓厌恶别人看自己，群臣侍奉进见时，没有人敢抬眼。左丞相陆凯说：‘君臣之间不应有互不相识的道理，突然发生意外，就不知道该投奔谁。’吴主于是只听任陆凯自己观看，其他人仍和以前一样。”我认为“自视”二字不妥，如果说“独听凯视”就可以了。《资治通鉴·刘聪朝》记载崔暐劝说太弟，又说：“四卫的精兵不少于五千。”晋孝武帝时，幽州治中平规对唐公洛说：“控弦之士不少于五十余万。”唐懿宗每月设宴“不减十余次”。我认为“不减”二字只可以用于比较，而不能用来估量数目。宇文泰对贺拔岳说：“费也头统率的控弦骑兵不少于一万。”这样才对；其余“减”字都应当作“下”。《新唐书》记载刘仁轨劝谏校猎妨害农事说：“徭役即使已经简省，仍不少于数万。”其中“损”字尤其错误。《资治通鉴》说：“谢安喜欢声律，服丧期间的悲痛也不废止管弦音乐。”我认为“声律”二字不妥，改作“声伎”“声乐”或“音律”才可以。《资治通鉴》说：“苻坚锐意想要攻取江东，睡觉不能到天亮。”其中“旦”字不妥。《资治通鉴·宋纪》说：“萧道成派薛渊率兵帮助袁粲，薛渊坚决推辞。道成说：‘只应努力，不必多说。’”《齐纪》说：“豫章王嶷常常担心功名太盛，请求解除扬州职务。武帝不答应，说：‘终了你这一生，不必多说。’”两个“所”字的用法很不相同。《资治通鉴》记载魏中尉元匡弹劾于忠专横放纵，说：“看他的这个意思，是想把自己置于无上之位。”旧《唐书》记载上官婉儿被太子索取时，大声说：“看这个意思，就应当依次索取皇后以及大家。”《周书》说齐王宇文宪善于处理嫌疑，说：“高祖也完全了解他的这个心意，所以得以没有忧患。” “其此”二字，怎么能在一处这样使用？《新唐书》记载李德裕评论朋党说：“仁人君子，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不可以私情相互结交。”这里也不应有“其”字。史传中间或有不避用俗语的地方，是因为把它改成文雅的说法就会失去真实。齐后主想杀斛律光，让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打他，斛律光没有倒下。《资治通鉴》改作“不仆”，“仆”也是倒的意思。然而“扑”字下面便不宜再用“仆”。《资治通鉴》记唐太宗时，权万纪谈宣州、饶州银矿获利的事情，皇上说：“你是想把我比作桓帝、灵帝吗？”“俟”应当作“待”。因为“俟”虽然训释为“待”，却是等候的“待”，不是待遇的“待”。《资治通鉴》说：“唐宣宗时，吐蕃大肆掠夺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土地几乎全都成为赤土。”这岂不是说几乎没有了吗？不如改作“遍”字。《资治通鉴》记周世宗禁止铜器的事情说：“只有官府法物以及寺观的钟磬等听任保留，此外其余民间铜器全部命令交给官府。”既然已有“外”字，就不应再说“自余”。然而《楚世家》记载有人劝说顷襄王的话，也有“外其余”这样的说法。

译扬雄的经学著作、宋祁的史书、江西诸子的诗，都是这种文章的蛀虫。散文到了宋人手中，才真正成为文章；诗却正好相反。《滹南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八，金代王若虚撰，《诗话》。世上传的十种注本《杜诗》中，有四十多篇标作“新添”。我的舅舅周德卿曾辨析说：只有《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无疑是杜甫所作，其余都不是真作，大概是后人仿作，想要偷窃杜诗来欺骗世人；有的又妄自编造所得来源，诬称名士以作辅助，全都不值得相信。东坡曾说，太白集中往往混入别人的诗，大概因为他的诗雄健奔放、不加选择，所以能够容纳伪作；而少陵的诗绝不会如此，哪里想到小人竟然这样无所顾忌呢？这些诗大多鄙俗狂妄、昏昧无知，实在不能读，大概是邯郸学步，失去了本来的姿态；想列入中下等尚且做不到，却想冒充少陵之作，真是可怜又可笑。王直方的《诗话》已经有所取用，鲍文虎、杜时可又间或为之作注，徐居仁还加以编次，世上能够辨别真伪的人实在太少了。其中一两篇虽然稍微平易，也免不了错失失当；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以及《呈窦使君》等，更是不成样子。其余篇章大多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它们不能冒充真作，就像粪丸混在隋侯珠中，不必挑选便能辨知；然而世人竟然还不能辨别。世间类似而彼此混淆的东西，又哪里数得清呢？我之所以愤慨而极力评论，不只是为了这几首诗。我的舅舅从小作诗，便以杜工部为宗法；他教人也一定先从这里入手。他曾和我谈到这些“新添”的诗，便皱眉说：“人的才性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耳目鼻口相距也没有多少；然而仔细看去，没有不各有差别的。诗作如少陵，别人怎么能够混淆它呢？”先生持论如此，其中一定有深刻的见解，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罢了。现在把它表彰出来，等待有识之士评定。我的舅舅曾评论诗说：“文章以意义为主宰，字句只是供它驱使的役使。主宰强而役使弱，就没有什么不会听从。世人往往以自己所驱使的字句为骄傲，直到它们骄横难制，严重的甚至反过来役使主宰，这可以说深深说中了他们的毛病。”又说：“把技巧当作技巧，这种技巧就不够高明；巧与拙相互配合，才能使人不厌烦。只有极其巧妙的人，才能把拙朴做成巧妙；所谓游戏之笔，就是一文一质，处于中和之道。雕琢过分，就会损伤整体；经营过深，就会失去根本。”又说：“颈联、颔联，起初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后人私自立下的名称。大体说来，前两句议论事情，后两句仍须议论事情；前两句描写景物，后两句仍须描写景物。不能突然截断自然发展的气势，诗的大体不外乎此。”这是多么笃实的见解啊！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认为其中有老杜的句法，这大概说对了。但他又说“由山谷进入”，恐怕不对。我的舅舅小时候便学习工部，终身都不喜欢山谷。若虚曾找机会问他，他说：“鲁直雄豪奇险，善于创造新样式，固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和少陵本来没有关系。前辈认为他得到了杜诗法度，都是没有深入看明白。”史舜元的说法，难道也是沿袭旧说而发吗？还是他确实有自己的见解呢？还应当与知情者进一步订正。谢灵运梦见惠连，得到“池塘春草”这一句，认为是神灵相助。《石林诗话》说：“世人多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好，大概是想从奇特上去求取它。这句话的好处，正在于没有刻意安排，自然而纯粹地与景物相遇，完整地形成篇章，因此不是通常的情思所能达到的。”《冷斋》说：“古人的情意有所到达，就显现在情感之中，诗句大概是寄托其中的。”谢灵运平生喜欢见到惠连，梦中得到这句诗，这件事应当评论其意，不应拘泥于字句。张九成说：“灵运平日喜欢雕琢，这句诗却得之自然，所以认为奇特。”田承君说：“大概是病愈后忽然见到这样的景物，觉得可喜而能够说出，所以才可贵。”我认为：“天生的好语句，不需要特别主张；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说一百种道理又有什么用？”李元膺认为：“反复寻求，始终看不出这句诗的好处”，这正与我的鄙见暗合。大概谢氏的夸张虚诞，还保存着两晋的遗风；后世被他的说法迷惑，不敢非议他，所以才会委曲附会到这种地步。梅圣俞喜爱王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这两句，认为它写出了天的容态和四时的情状，融和舒展，仿佛就在眼前。有人认为其中有毛病，说：“‘夕阳迟’与花有关，而春水慢与柳有关。”苕溪又说：“并不是与花有关，而是与坞有关。”我认为不对。夕阳迟缓固然不在于花，又哪里和坞有关呢？诗中说“春日迟迟”，只是舒缓悠长的样子罢了。老杜说“迟日江山丽”，这又和什么相联系呢？他们只是吟咏自然景色，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本来没有别的意思，评论者却妄加解释，这是为什么呢？裴光约的诗说：“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有人说：“柳树应当有柳絮，泥里未必有落花。”苕溪认为这说到了病根，这也过分了。根据一时所见，泥中有花并不妨碍道理。如果一定要以本来应当有或没有来责难，那么柳絮难道又是常常都有的吗？柳公权“殿阁生微凉”这句诗，苏轼责怪它只有美感而没有规劝之意，于是替它续写下去。他的意思固然很好，但责备别人也未免太过分了。吕希哲说：“柳公权的诗已经含有规劝讽刺的意味，大概是说文宗住在宽广的宫殿里，却不知道道路上有人因暑热而死。”洪驹父、严有翼也都认为如此。还有人说：“五弦琴曲带来的薰风，是为了消除烦恼、增加财富，那么其中也有陈述善道、杜绝邪恶、责备君主的意思。”这也是勉强附会而没有道理；如果把它当作讽谏，谁能领会呢？我认为其实没有这种讽谏，也没有必要一定有。规劝讽刺虽然是臣子的美好职责，但君臣在闲暇无事时从容谈笑，偶尔得到一时的舒适自在，何必事事都拿规谏的标准去约束呢？况且侍奉君主的方法，要有所宽容，才能有所禁止；平日略去细小的过失，才能在一旦发生大事时辨明重大利害。至于烦琐急切，丝毫也不宽恕，使听到的人厌烦痛苦、无法忍受，那么对方就会把正直之人当作仇敌，这难道还能算善于进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