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五，金代王若虚撰《文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说：“我的朋友李愿居住在那里。”既然称为“朋友”，就已经知道是自己的朋友。后面只应说“我听说后认为这很壮美”，何必使用“昌黎韩愈”的姓名？柳宗元《凌准墓志》既然称“孤某”，说明凌准的先人以自己擅长写墓志为请求，结尾却说“河东柳宗元哭着写下这篇墓志”。黄庭坚《墨竹赋》既然说“只是把它归还给我”，结尾却署名黄庭坚说：“他的毛病也一样。”大概使用“予”“我”是自述，使用姓名则是从旁叙说。《酒德颂》开头称“大人先生”，后来称“吾”；《黠虿赋》开头称“苏子”，后来称“予”；《思子台赋》开头称“客”，后来称“吾”，都是这一类。前辈大多不考虑这一点，从道理看其实会损害文章。写文章的人应当试着想一想。崔伯善曾说：“韩愈《送李愿序》中‘粉白黛绿’一节，应当删去，因为这不是大丈夫得志时最急迫的事情。”这个评论似乎很高明，但这本来只是富贵人家常有的生活，写它有什么妨害？只是毛病在于写得太多，而且过于浮艳。其他事情都略略说过，唯独这里说出这么多具体情状，为什么呢？这不仅损害文章的雅正，对文势也造成阻滞。至于这和人物贤能或不肖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多用了些字。韩愈《行难篇》说：“先生矜持地对客人说：‘某是胥吏，某是商人；他们活着时，是我任用他们；他们死后，是我为他们作诔。’我认为前两个‘某’字是胥、商的姓名，后两个‘某’字是先生自称。同一个字这样使用，怎么区别呢？又说：‘某和某是什么人？任用和作诔，不是罪恶搜刮。’大家都说：‘是。’‘是’只是附和他的话。现在先生问胥、商是什么样的人，和自己任用、作诔是否恰当；他的意思并不稳妥，要听众裁决，而大家都认为是。究竟认定了什么而说是呢？又说：‘他们得到任用和作诔，难道有原因吗？还是他们有罪而不值得任用，我却给他们作诔呢？’先生说：‘不是，我只是厌恶他们当初的行为。’又说：‘先生所说的贤人，是大贤，还是比普通人贤能？齐国、晋国尚且有二人、七十人之数，难道可以说今天天下就没有这样的人吗？’又说：‘先生所举的人只有这些吗？他们全都贤能吗？还是只举出多数而遗漏了少数？’先生说：‘本来如此。’我不敢要求它完全无缺。这些问答之间，所用字句都支离而互不呼应。读者请仔细体会。韩愈《行难篇》说：“选取士人不能要求样样完备。”这只是常理，没有什么高深的议论，他却自比孟子，不知道这种矜持也太过分了。韩愈《原道》说：“寒冷以后才给他做衣服，饥饿以后才给他食物，住在树上摔下来，住在土穴中生病了，然后才给他修筑房屋。”三个“然后”字，使本意变得迟缓。又说：“责备冬天要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做葛布衣服来替代它？’责备饥饿时要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做饮水来替代它？’‘葛之’‘饮之’多用了两个‘之’字。凡是写序并且一并说明写作缘由的，这只是序的序，而不是正文的序。记、诗、志铭也都如此。很少有人能避免这个毛病。韩愈《原道》等篇末说：“作《原道》《原性》《原毁》。”欧阳修《本论》说：“作《本论》”，同样是多余的。韩愈《送温造处士序》说：“洛水南岸有一个叫石的人，出生在洛水北岸的叫温。”全篇从旁叙录的口吻写起，末尾却说：“温生既然到了，就把我以前所称赞他的事情替天下庆贺，把我以后所说的事情替我向所有人表达私怨。”这本来正要和别人说话，却突然改为对本人说；也有本来正对本人说话，却反过来对别人说的。自古以来诗文中这样的情况，哪里数得完呢！《送温造赴河阳军序》说，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的马很多，伯乐即使善于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立刻空无一匹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谓“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这一个“我”字反而坏了文章。说马群空了和进行解释，本来是两个人；说“我所谓空”，却变成说话的人自己解释。如果作“彼”字，或者说“所谓空者”，都可以。我认为“空者”也可以。又说：“温生既然到了，在军门拜见公，他把我以前所称说的事情替天下庆贺，把以后所称说的事情替我把私怨全都表达出来。”两个“为吾”字，应当删去一个。韩愈评论伯夷，只是议论性的散文，却把它命名为“颂”，不合这种文体。韩愈《送石洪处士序》说：“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三个月”，重复使用“节度”二字，只要写成“至镇”“到官”“莅事”之类即可。又说：“先生仁慈而且勇敢，如果以义理请求而强行委以重任，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其中“辞”字不妥。又说：“先生起身拜谢并说祝辞：‘怎敢不早晚恭敬，以求跟从。’”这里“祝辞”二字应当删去。韩愈评论时尚的弊病说：“每当我写文章得意时，人们一定觉得奇怪；等到应付事务、迎合俗套地下笔时，自己都感到惭愧，人们反而认为好。”王元之曾说《祭裴少卿文》应当这样，确实说得对。然而《颜子不贰过论》也属于这一类，为什么还要收入文集呢？韩愈《祭柳子厚文》说：“唉，子厚，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自古以来没有不是这样，我又何必叹息？”但下文又再次使用“嗟”字，似乎不可以。《石鼎联句序》说：“不一会儿，黎明的鼓声咚咚响起。”何必使用“咚咚”两个字，应当删去。《李千墓志》说：“猪、鱼、鸡三种食物，古代用来养老；反而说：‘这些都能杀人，不可食用。’一席宴席的食物，禁忌十样，常常不能吃。”前面二三处多用了“不食”二字。《师说》说：苌弘、师襄、老聃、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贤能不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这两段的文理并不相承。《王承福传》说：“又说：‘粟是耕种而生长的。’”这个“又”字不妥，因为前面没有王承福的话可以承接。《猫相乳说》中客人说：“王的功德如此，祥瑞福祉如此，希望好好保持它。”这就可以看出。既然已经因此叙述此事，就题作《猫相乳说》。这里“既已”二字不妥，“尔”字也多余。《仲长统赞》说：“自认为有高大的才干，有雄伟的志向却没有雄伟的才干。”其中“自”字不妥，应说“曾经”才是。

译《樊绍述墓志》说：“绍述在这种道术上，可以说已经达到这种极点了。”‘斯极’二字很不恰当。古人有时说“何至斯极”，意思是“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并不是“到达极点”的“极”。韩愈评论许远的事情说：“城池毁坏而他的部下都死了，唯独许远想求生而不顾羞耻，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是说贤能的许远会这样做吗？“而”字上面应加“不得”二字；“呜呼”二字也有问题。《猫相乳说》说：“有两只猫在同一天生了小猫，其中一只母猫死了。哪里有两只小猫还到死去的母猫那里吃奶的呢？母猫将要死时，它的叫声咿咿作响。”‘母且死’一句重复而且有害于义理。“且”的训释是将要。《薛公达墓志》说：“凤翔军的主帅设的命令薛公达射箭，三发连续三次命中，每次命中全军都大声呼喊而笑。”‘连三大呼笑’以下五个字似乎不必使用。《史记》说：“陈平跟随军队攻打陈豨、黥布，总共六次献出奇计，每次都增加食邑，总共六次增加封地。”也是这一类写法。《邵氏闻见录》说：“曾得到韩愈《薛助教志》的碑石拓本，和印本不同。印本作‘挟一矢’，碑本作‘指一矢’，非常精妙。又得到李元宾墓铭，也和印本不同。印本说：‘文章在当世很高，品行超过古人，究竟是为什么呢？’碑本却作‘意何为哉’，更加赞叹碑本文字精妙。”我认为“指”字过于刻意造作，不如“挟”自然；“意”字更没有道理，也只应作“竟”。邵氏的评论很不恰当。茅荆产说：“碑本大概是在初稿完成时就刻下的，其中偶尔有尚未妥当的地方，后来作者可能自己又加以校订。若初本不同，应当选择其中较好的采用，不必专以石刻本为正确。”这个说法已经说尽了。陈后山说：“韩愈的记，只是记载事情；现在人的记，实际上是议论。”我认为不是这样。唐人本来不擅长议论，所以常常如此。议论多一些，怎么会妨害它成为记呢？文章的大体固然各有不同，但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大概陈后山妄自分别，正如评论东坡把诗写成词一样。况且宋代文章和汉、唐各种文体都不同，它开阔纵放，是一代文风的变化；陈后山却只对其中一两点感到奇怪，为什么呢？《后山诗话》说：“黄庭坚的诗、韩愈的文章，有意经营，所以有工巧；左思、杜甫则没有工巧。然而学者必须先学黄庭坚、韩愈，不经过黄、韩而直接学习左思、杜甫，就会失于拙朴浅易。”这是一种颠倒的说法。左思、杜甫冠绝古今，可以说是天下最工巧的作品，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们。黄庭坚、韩愈确实优美，怎么能赶得上，却反而担心学者有拙朴浅易的过失呢？况且黄、韩和这两家也很不相似，本来不必由此而学习彼。陈氏喜欢发表高论，却常常不合道理，往往如此。丹阳洪氏注《韩文》说：“字字都有法度，取法于左氏、司马迁。”我认为左氏的文章固然字字有法，司马迁哪里足以和他相提并论？论文章法度的疏略，没有比司马迁更甚的了。柳子厚说韩愈的《平淮西碑》仍然有帽子的开头；如果让自己来写，就应当直接说用兵讨伐叛乱。这是争夺名声、嫉妒前人的做法，妄自加以诋毁罢了。其实哪里一定要这样评论呢？如今世人往往采用他的说法，凡是文章中有议论，便拿这个来驳斥，也已经过分了。刘禹锡评论段文昌的《平淮西碑》说：“碑文开头便说韩弘为统帅、公武为将领，这是采用《左传》中栾书统领中军、栾黡辅佐他的形势；又仿效班固的燕然碑样式，另有一家的美处。”唉！刘禹锡、柳宗元当时讥刺韩愈，是出于好胜和争名，他们的评论不公，也不足以深怪。至于段文昌的文章，识者都知道它浅陋；刘禹锡却用不合实情的话妄加推许，大概是因为倾向韩愈的对立面，才替他借助声势。他真是小人啊！东坡曾想仿效韩愈《送李愿序》写一篇文章，每次拿起笔就停下，于是笑着说：“不如暂且让韩愈独占第一。”这是真有意让步吗？还是实际上写不出来呢？大概也只是当时的戏言。古代的作者各自成为一家，他们的长处不能强行分出高下，优劣也不能简单比较决定。从今天看来，东坡文章中达到这一水平的，难道还少吗？但如果一定要模仿韩愈而写成，也未必可贵。邵氏说：“韩愈的文章来自经书，柳宗元的文章来自史书。”这一定是妄说。难道韩愈的文章全都出自经书，柳宗元的文章全都出自史书吗？有人说东坡学习《史记》《战国策》，黄山谷专门取法《兰亭序》，也不足以相信。世人并称李杜，但李白不如杜甫；并称韩柳，但柳宗元不如韩愈；并称苏黄，但黄庭坚不如苏轼。这些本来不必辨说，后来便会知道。欧阳修认为李白胜过杜甫，晏元献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江西诸子认为黄庭坚胜过苏轼。人的爱好和憎恶本来各不相同，但古今通行的评论，不可改变。晏殊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李白，晏几道又说刘禹锡胜过柳宗元，这正是所谓“一个螃蟹不如另一个螃蟹”。柳子厚被放逐很久以后，憔悴无聊，难以抑制愤激之情，所以遇到事物便动笔来寄托自己。然而不合人意的作品很多，如《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苦心雕琢却没有义理，不写也可以。《黔驴》等篇也不值得观赏。《骂尸虫文》本意是责骂尸虫，结尾却用祝祷天帝收束，首尾相互违背。《捕蛇者说》说：“在东西各处呼喊，在南北各处冲撞”，尤其不美。韩愈没有这些毛病。子厚的才识不亚于韩愈，然而使人不喜欢，是因为尖刻恶厉的语言多，而平和的气息少。《滹南集》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六，金代王若虚撰《文辨》。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长桥横卧在水波之上，不是云，怎么会有龙？复道凌空而过，不是雨过天晴，怎么会有彩虹？”有人把“雩”认为是“云”字的错误，这种说法大概近于正确，但在道理上仍不完全妥当。难道是远望长桥时常常天晴，而观看复道时却一定阴云密布吗？“鼎铛玉石，金瑰硃砾”，曾巩认为“瑰”应当作“块”，意思是把金珠看作土块瓦砾。那么，“鼎铛玉石”也就是把鼎看作铛，把玉看作石了，岂不是过于艰涩怪诞，不能成为通顺的语句吗？“弃掷迤逦”恐怕应当是“迤逦弃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二字应当放在“灭六国”之前。末句说：“也使后人又哀悼后人”，这也有语病。有了“使”字，“哀”字下面就不应再说“后人”；如果说“哀后人”，那么“使”字就应改为“读者详之”。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说：“贪恋冶容的美色，原谅有罪的淳于，害怕泄露他的阴谋，杀死无辜的正义。即使有挟山超海的力量，和这相比也还显得轻微；即使有回天转日的威势，面对这种事也显得更加低下。金风应时而来，玉露开始铺陈。霜简和秋日的法令同样清肃，忠臣将与鹰鹯一起出击。请除掉君主身边的奸邪，稍稍报答皇上的大恩。”这些话十分粗陋，读起来令人发笑。然而林少颖的《观澜集》却反而选取了它，这是多么滥杂啊！封敖替李德裕起草制书说：“谋略都与我的意见相同，言语也不受其他事物迷惑，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嘉奖的。”李德裕却非常高兴，并且把金带送给了他。大概是李德裕得到皇帝的信任，谋略得到采用、计策得以实行，正以受到知遇为幸运，而封敖的话正好说中了他的心意，所以如此。又有一次，武宗让人起草诏书慰问边将的伤病者，说：“伤在你的身体，疼痛却在我的身上。”皇帝认为这句话很合自己的心意，赐给封敖宫锦。我认为“居”字也不恰当。《楚辞》本来就是文章中的绝作，后人固然难以追赶，但能够得到它的近似也就可以了。例如皮日休仿作《九歌》说：“王孙在什么地方啊，碧草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公子为什么不来啊，清冷的霜气布满楼台。水边的月色啊，天将破晓；浦上的芦花啊，秋意年复一年。”这是什么样的语句呢？李翱在给王载言的信中谈论文章说：“意义即使深刻，道理即使正确，言辞如果不工整，也不能成为文章。”陆机说：“害怕别人先于我说出。”韩愈说：“只应致力于去掉陈旧的话。”假如要描写笑的样子：说“莞尔”，《论语》已经说过了；说“哑哑”，这是更浅近的说法；说“粲然”，《谷梁传》已经说过了；说“逌尔”，班固已经说过了；说“冁然”，左思已经说过了。如果我再说一遍，和前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文章贵在不因袭，陈旧的说法也只是文章的大体罢了。何必像李翱所说的那样，逐字逐句追求不同呢？况且天下哪里能有那么多新说法？唐人喜好新奇、崇尚辞藻，实在太过分了。欧阳修的《昼锦堂记》大体上本来很好，但文辞困窘而气势短促，很有争相雕饰、粉饰的姿态，而且不能摆脱给堂命名的本意，几乎成了辱骂题目的文章。有人说：文章记述魏公的诗，是因为他把夸耀名誉看作浅薄，并把古人所夸耀的事作为戒鉴。或许魏公自己叙述得很详细，所以《昼锦堂记》不再涉及，只是推广其意义来说罢了。可惜我没有见到魏公的诗。有人说：这也许是这样。然而记是记，诗是诗，后世怎么能总是把二者并列起来考察呢？东坡作周茂叔《濂溪诗》说：“先生本来具备完整的德行，廉洁退让只是其中一端。因为辞去彭泽县的俸禄，偶然像西山的隐士。”姑且就世人所知道的事来说，即使把它看作濂溪之所以得名的缘故，也没有什么毛病。《桑榆杂录》说：有人认为《醉翁亭记》中“也”字用得太多，荆公说：“依我看，还是少了一个‘也’字。”座中有个范司户说：“禽鸟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这里一定少了一个‘也’字。”荆公非常高兴。我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不仅意思会中断，文章也不健劲了。恐怕荆公没有说过这话；即使说过，也只是开玩笑罢了。《醉翁亭记》说到太守宴饮：“酿泉水酿成酒，泉水香而酒清冽”，好像是泉水酿造出来的。宋人多讥评《醉翁亭记》的毛病，这大概是因为它的文章写得滑稽。他们说：“这有什么妨碍，仍然可以是好文章”，只是不能把它当作写作的规范罢了。荆公认为王元之的《竹楼记》胜过欧阳修的《醉翁记》，鲁直也认为如此。有人说：“荆公评论文章，常常先看体制，然后才看文辞的工拙。我认为《醉翁亭记》虽然近于轻佻浅易，但条理通达、迅疾爽快，像从肺腑中自然流出，本来就是好文章。《竹楼记》即使更合乎体制，难道足以置于欧文之上吗！” 欧阳修的《秋声赋》说：“像奔赴敌阵的军队，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进的声音。”其中“声”字是多余的。又说：“丰茂的草木青绿繁盛，争相茂盛；美好的树木葱郁茂密，令人喜爱。草被秋风拂过，颜色就改变；树木遭受秋风，叶子就脱落。”上面两句是多余的。有人说改为“草正茂盛而颜色改变，树木正荣盛而叶子脱落”，也可以。《憎苍蝇赋》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至于写苍头丫髻挥动大扇，直到头发低垂、手腕脱力，甚至困倦得跌倒僵卧，这些地方恐怕不合人意。至于说孔子，怎么能在恍惚之间梦见周公？庄周，怎么能和蝴蝶一起飞舞？本来已经很勉强了，又说王衍哪里有空闲清谈，贾谊足以为此叹息，实在可以一笑。评论者说永叔不能作赋，难道就是指这些话吗？宋人的诗话说，薛奎任京官时，下面的人害怕他的严厉，称他为“薛出油”。薛奎听说后，后来在蜀地作《春游诗》十首，便自称“薛春游”，大概是想换掉先前的称呼。欧阳修写薛奎墓志说：“公在开封，以严厉实行治理，京城百姓甚至私下用俚语称呼公，并且互相告诫说：‘这是不可冒犯的人。’监狱因此多次空了。”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有时这样称呼他。欧阳修所说的俚语，必定就是诗话中记载的那个称呼。可是后世读者哪里能知道其中的意思呢？删去它也可以。

译欧阳修赞美唐太宗，先称说他的长处，接着评论他的短处，最后说：“然而，《春秋》的笔法，常常对贤者求全责备。”这个“然”字很不合欧阳修的本意。他本来是说太宗是贤者，所以才责备他。如果下面用“然”字，反而像是说他不值得责备。一定改作“盖”字才安妥。世人读到这里，都没有察觉，将来应当有人来辨析它。又说：“自古以来，功德兼隆的人，从汉代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既然说“由汉以来”，那么“自古”二字也重复了。欧阳修常常错误地使用“其”字。如《唐书·艺文志》说：“六经之道，简约严明、平易正直，而天人之理都具备，所以时间越久就越加明白。”德宗赞说：“以见正论屈服为耻，却忘了自己受奸佞谀言欺骗，所以他怀疑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是在卖弄正直，不能容忍他。”薛奎墓志说：“逢遇时势的士人，功业在朝廷显赫，名声在竹帛上光耀，所以他常常把文章看作末事。”苏子美墓志说：“时常在诗歌中抒发愤懑，又喜欢写行草书，都很可爱，所以即使是短篇诗章和醉后墨迹，落笔也争相被人传诵。”尹师鲁墓志说：“因而被世人称誉的地方，也正是被人嫉恨的原因，所以他最终困穷而死。”这些“其”字都应当删去。《五代史·蜀世家论》说：“龙这种东西，因为不被看见才显得神异，如今不上升到天上，却下现于水中，这是失职。”既然如此，“然其”一词为什么这样多呢？其中的“其”字尤其乖谬。欧阳修在苏子美墓志中说：“短篇诗章和醉后墨迹，往往争着被人传诵。”“争”字用得不安妥。张九成说：“欧阳公的《五代史论》多有感叹，也多设置疑问。因为感叹能够打动人，设置疑问能够拓展意境，这是作文的方法。”慵夫说：“欧阳公的议论确实如此，但作文的方法不一定都应当这样。” 欧阳公的散文自成一代宗师，所欠缺的只是精练、洁净、峻拔、健劲。《五代史论》曲折过多，往往支离失当，有时甚至涣散而不能收束。助词虚字也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吴越世家论》尤其严重。《湘山野录》说：谢希深、尹师鲁、欧永叔各自为钱思公作《河南驿记》。谢希深只有七百字，欧公五百字，师鲁只有三百八十多字。欧公不服居于师鲁之下，又另写了一篇记，字数再减少十二字，却更加完整精粹而有法度。师鲁说：“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啊！”我认为这只是少年才俊一时争强好胜的结果罢了。如果按照文章的正当道理来论，也不过是适合其内容罢了，哪里能专门把简短看作可贵呢？如果一味求简，弊端将会达到俭陋而不值得观赏的地步。欧公《谢校勘启》说：“脱去绚丽文采的三十简，编排中有许多前后错乱。盘庚在一篇文章中，篇章有合并和分离的不同；以仲尼的博学，尚且保留郭公的文字来表示疑问；若不是元凯勤勉治经，谁知道门王是闰月呢？所举出的错误，大概开始只到这里，也已经够了。”而《播芳载》记载董逌的《谢正字启》说：“穷尽搜寻考察，几乎写了二千字。这只是凭内容丰富来向人夸耀罢了，难道是文章的体制吗？” 邵公济说：“欧公的文章，平和之气多，英发之气少；东坡的文章，英发之气多，平和之气少。”他评论欧公似乎很恰当，但东坡难道是少有平和之气的人吗？文章到了东坡，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赵周臣说：“党世杰曾说，文章应当以欧阳子为正宗；东坡虽然出奇制胜，却不是文章的正道，这一定是错误的话。欧文确实奇妙，哪里能赶得上东坡？东坡冠绝古今，我没有看见他有什么超过正道的地方。” 《冷斋夜话》记载东坡《经藏记》的事情：荆公极其喜爱，称它为人中之龙。苕溪对此加以辨析，认为东坡平时讥讽介甫很多，荆公心中不可能没有芥蒂，因此未必真心喜爱他的文章，怀疑《冷斋夜话》说的是妄语。我看东坡在黄州答李悰的信中说：“听说荆公称赞《经藏》一文，这还没有脱离妄语，为什么竟然防备着接受他的认可呢？”这样看来，这件事也许确实有过。两位公的情趣本来不同，但对于公论，难道就能因此废弃吗？苕溪怎么能只凭私意来揣测呢？李定审理子瞻的案件，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对他的痛恨已经很深了。然而李定出狱后却告诉别人，说子瞻是天下的奇才；他感叹了很久，荆公称赞东坡的言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荆公说东坡的《醉白堂记》是在评论韩愈、白居易的优劣，大概是因为文中使用了许多比拟、比较的话，所以只是开玩笑这样说，后来人却把这当成了口实。文章难道有固定的写法吗？意思发展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题目的意思本来如此，完全没有妨碍。东坡《超然台记》说：“美与丑的辨别，在心中交战；取舍的选择，在眼前交错。”不如说：“美与丑的辨别，在心中交战；取舍的选择，也在心中交战。”子由听到后为此作赋，并且把台命名为“超然”。不必说“其台”二字，只说“名之”就可以了。东坡《韩文公庙碑》说：“他不留恋潮州，这是可以断定的。”其中的“审”字应当作“必”，因为“必”是推测、料想的词，“审”是验证、确证的词。相差虽只有毫厘，实际却如同黑白之别。有人怀疑《前赤壁赋》中所用的“客”字指代不明，我说：“开始和我一起泛舟、举酒相属的，是众多宾客；后来吹奏洞箫、与我酬答的，只是一个人。”这本来很容易看出，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后赤壁赋》中，从“梦一道士”到“道士顾笑”，都是后来追忆时所写的话。至于所谓“昨夜，飞鸣经过我这里”，却是梦中的问答语。大概“呜呼噫嘻”一句，上面少了表示呼唤、承接的字。《黠鼠赋》说：“我听说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人更聪明的，能够扰服蛟龙、杀死蛟，登上龟、捕获麟，使万物为自己服役而成为它们的君主。最后却被一只老鼠役使，落入这小虫的计谋中，像受惊的兔子从处女手中逃脱一样。所谓役使万物，是概括地说人的聪明；至于被老鼠役使，则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二者似乎很难承接。” 东坡祭奠欧公的文章说：“突然一去而没有人追随我。”其中“予”字用得不安妥，删去它即可，东坡自己也曾这样使用。还有些字用得不安妥：《超然台记》说：“辞避福分而求取祸患，难道是人的本性吗？这是外物有意蒙蔽人的缘故。”《大悲阁记》说：“头发都是我头上的东西，却不能替头作头；手脚都是我的身体，却不能具备身体的智慧。因此是外物有意扰乱人的缘故。”《韩文公庙碑》说：“一定有不依靠形体而建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亡的东西。”这三处“矣”字都不安妥。明白的人自然能看出来，只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罢了。

译东坡自己说他的文章如同万斛泉源，不选择地点而喷涌出来，滔滔汨汨，一天奔驰千里也毫不困难。等到遇上山石而曲折流转，便随着万物的形态赋形，而自己也不知道将流向哪里；总是在应当前进的地方前进，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评论者有人讥笑他太夸张，我认为只有东坡当得起这样的说法。凭借一天奔驰千里的气势和随物赋形的能力，却在道理讲尽时立即停止，从来不因纵情驰骋而自我得意，这难道正是纵横奔放、超逸高迈而又不失精纯吗？东坡的文章具备万种变化，却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其中。他写四六文，没有俳谐对偶的弊病；写小词，没有脂粉纤艳的缺失；写楚辞，只是略微仿效它的步调，却不把夺取前人的机杼当作工巧；写禅语，只姑且把它作为谈笑的材料，却不把穷究葛藤当作高明。这就是他能够独自兼有众体、使人无法窥测的原因。可是世人有时说他的四六文不如汪藻精工，小词不如少游工巧，禅语、楚辞不如鲁直深刻。难道他们真正懂得东坡吗！《滹南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七，金代王若虚撰，《文辨》。古人有时自己给自己作传，大抵只是姑且借此寄托兴致罢了。像五柳先生、醉吟先生、六一居士之类，这样做还可以。子由撰写《颍滨遗老传》，详细叙述一生出仕、退处以及言语行为的情况，又诋毁众人的短处来显露自己，前后写了上万字，可以说是喜好名声却不懂得体制。后来他又用空相之说来破除这篇传记，认为没有必要保存，大概也是自己觉察到其中的过失了吧。《思子台赋》的笔势驰骋，抑扬反复，可以说是奇作。然而引用扶苏的事情，不十分贴切。按秦始皇只是因为扶苏多次直谏，所以让他到外地监领军队；当时赵高等人还不敢放纵奸谋。等到始皇病重，写信召扶苏回来，赵高等人才伪造遗诏赐他死罪。若责备始皇没有早日确定储嗣，可以说他听信谗言而杀死扶苏，却不能说成如今这样。况且秦始皇何曾筑台寄托哀思，怎么能说“三后一律，同名齐实”呢？“幸曾孙之亡恙，或可慰夫九原”两句隔断了文势，应当删去。写晋惠帝的事情说：“在江陆之间抒发我的哀思，表达故臣幽深的情意。”江统、陆机所作的诔文，出于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奉皇帝命令，因此文路有所妨碍，也应当删改。写曹操的事情说：“然后才知道防辈果然没有这种事”，尤其乖谬。本来是用喜爱仓舒来说明，却反而像是在惋惜华佗。又说“同防犊于晚岁”，又是在怨恨老而瘦弱吗？曹操问杨彪为什么消瘦，杨彪以老牛护犊回答，曹操因此改变脸色，这哪里有怨恨之意呢？只在下面加上“疑怪”等字就可以了。苏叔党的《飓风赋》说：“这是飓风的逐渐形成”，这里少了一个“风”字；又说“这是飓风的先驱罢了”，这里却多了一个“飓”字，只说“这是它的先驱”就够了。风停以后，父老前来慰问，酒浆陈列出来，直到堵塞茅屋、修补墙垣、整理草木、修缮轩槛，这时已经过了很久。可是文章又说“过了一会儿，山林寂静，水波不起，运动的自行停止，鸣叫的自行停止”，怎么能和上文相承接呢？鲁直《山茶赋》说：“那些细腰蜂的子孙，和庄生所说的物我变化，正靠近门户而思念温暖，所以没有办法凌驾飞越。”竹溪党公说：“这只是在说冬天没有蜂蝶罢了，何必用这么多话？”我认为不能这样评论诗人的状物之语。然而这几句本身也不是佳句。“细腰子孙”已经不典雅，又把庄生所说的物化解释成蝴蝶，难道不是错误吗？《江西道院赋》最为精密，但“酌樽中之醁”一句颇为多余，只说“公试为我问山川之神”就够了。王元之的《待漏院记》一文，很不合典雅的文章规范；人们喜爱它，只是取其规劝讽谏的意义罢了。代替古人作文，一定要是古人有未能表达的意思，而我替他阐发出来，并且能够得到原文的体制，才可以这样做。像柳宗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