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一

译《滹南集》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一，金代王若虚撰，《著述辨惑》。《诗经》《尚书》在篇首用篇名作序，大概是因为一篇总的来说只有一个意思，所以可以这样做。《论语》《孟子》每一章各自是一个意思，并不相互连属，所以记录者只取其中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如《学而》《为政》《梁惠王》《公孙丑》之类，并不是作者本来的意思。扬子的《法言》随着提问而回答，体例与《论语》《孟子》相同，却又各取首章的意思作为篇名，称作“譔某篇”，恐怕不合适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古人把杜预、颜师古比作左丘明、孟坚的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对于东坡，也把这种做法当作自己的职责。我认为，臣子侍奉君主，好的地方归于君主，错误的地方就加以匡正，这才是忠。看这四个人所阐明和补益的内容，确实有功劳。但是到了他们失误的地方，也往往有所防避讳忌，曲意替其辩说，恐怕不免是妾妇式的忠诚。《外纪》是《通鉴》的赘疣。刘道原起初劝司马温公从上古开始，或者从尧、舜开始。温公说：“从周平王以来的事情，已经包括在《春秋》中；孔子的经书不可增删。”刘道原又劝他从获麟那一年开始，温公说：“经书不能续写。”刘道原既然称赞这种做法可以效法，最后却写成了这部书，大概是喜好名声而不能自制，于是借此依附古人以传于后世罢了。看他的序就可以明白。然而勉强牵合，甚至采用战国诸子的荒谬说法来充实其事，实在不如不写更好。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其中有所阐明，并非没有补益；但失误也很多。至于各篇的述赞，尤其没有什么可观之处。这是给蛇画脚，想要增加益处反而造成弊病；他竟还自高自大地夸耀，讥笑司马子长不周全，难道不可笑吗？《论语》《孟子》这两部书本来没有篇次，浅陋的人却有的强行议论它们的篇次，已经不值得取法。司马贞撰述《史记》，认为十二本纪象征岁星运行一周，八书效法天时的八节，十表对应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拟一个月的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所指的晚年年龄，一百三十篇象征闰余而成一年。这样任意穿凿附会，竟敢做到这种地步，不是太过分了吗？《史记》评论驺衍说：“有人说伊尹背负鼎器来劝说商汤称王，百里奚在车下喂牛而秦穆公任用他建立霸业；这是先制造相合的事，然后把它引向大道。驺衍的说法虽然不合正道，也有牛鼎的意思吗？所谓牛鼎，就是上文所说喂牛、背鼎的事情。可是司马贞却解释为能容纳牛的鼎。驺衍的方术迂曲而夸大，如果真要大力任用他，怎么会有牛鼎的意思呢？这种解释多么曲折啊！” 东坡解释经书，见识和眼光都很高，往往远远超过一般人；但他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反复消化、玩味的工夫，缺少从容深厚的意味，气势豪迈而言辞容易超过分寸，过于追求奇特，所以比不上二程学派中的一般人物。王安石的著作中，真正解释自己的见解并胜过先儒的，只有十多章。其余都曲折穿凿，出于个人意旨，其中违背道理、损害教化的地方很多。想来他解释《诗经》和《周礼》，也都是这样。谬误乖戾到了这种地步，却使天下学者全都废弃旧说来听从自己，这是多么好胜而毫无顾忌啊！宋代解释经书的人，只有林少颖见识最高，既不像先儒那样拘滞，也不作近代人那样的穿凿，应当算古今第一。可是近来的学者只知道有夏僎，大概是没有见过林氏的本子。夏氏解释中的精妙之处，大多出自少颖；他凭借新意胜过少颖的地方，只有几处。张九成谈论圣人之道，就像豪商估客推销货物，铺张夸大，唯恐货物卖不出去。天下自有公认的是非，把道理说破就够了，何必像这样喋喋不休呢？他解释《论语》《孟子》，并非没有好处；但其中穿凿迂曲、不近人情的地方，也多得胜不过弊病。吕东莱自己说，《左氏博议》是年轻时应试所作，内容浅薄狭隘、偏颇昏暗，都不合道理，极力告诫后学不要诵习。他一生真正用心的，只是读《诗》和《大事记》两部书。依我看，《博议》虽然有很多浮泛的言辞，但其中所阐明的道理往往出人意料，确实有补益于世间教化。《读诗记》反而平常，没有什么高明的议论。《大事记》并非不简洁古雅，但即使不写也可以。东莱认为，学者应当早晚从事的书，是程氏《易传》、范氏《唐鉴》、谢氏《论语》、胡氏《春秋》。我向来不通晓《易经》，所以不敢评论程氏的传注。至于谢氏、胡氏的书，我曾略微读过，大体都喜欢作穿凿的解释，超过正理的地方很多。只有《唐鉴》确实纯粹。

译《滹南集》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卷三十二，金代王若虚撰，《杂辨》。旧说孔子曾向老聃请教礼，而老聃所著的书专门轻视礼学，评论者因此怀疑孔子所问的另有一个老子。我认为，老聃虽然不喜欢礼学，但他作为大贤，曾经在周朝做官，对于典章制度难道会一无所闻吗？这也如同苌弘精通音乐、郯子熟悉官名，孔子向他们请教，又有什么奇怪的？只是不能确定孔子究竟是否真的向老聃请教过。大概是从庄周的寓言开始，虚构老聃训诲孔子的事情来抬高自己；汉代儒生又记载礼制时说有些见闻来自老聃，世人于是信以为真。司马迁最喜爱老子，然而他为老子作传，尚且不能详细说明他的主名和生于哪一代，怎么知道他果真与孔子同时呢？庄周诋毁孔子的门徒，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本来出于黄老之学，又加上天性刻薄，狂妄放纵而无所顾忌，那么他轻蔑儒者也就不足为怪了。东坡却说他实际上赞许孔子而在文辞上不赞许，表面排挤而暗中帮助。譬如楚国公子微服逃亡时，他的仆人拿着鞭子辱骂他，说他倒行逆施；这种解释是出于爱护庄周而勉强替他辩护。那位公子的仆人只是权宜地借此成事，是不得已而为之。庄周对孔子有什么不得已呢？舜命令群臣，从伯禹以下二十二个人的姓名和职掌，都清楚地记载在《虞书》中，可以逐一考查。可是《左传》记载季文子关于八凯、八元的说法，又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杜氏把八凯解释为垂、益、禹、皋陶一类人，把八元解释为稷、契、朱虎、熊罴一类人，大概只是妄加配合罢了。况且《尚书》说禹担任司空，统领百官；契担任司徒，施行五教。季文子却说：“让八凯主持后土以总理百事，让八元向四方施行五教。”这样八凯共同承担了禹的职务，八元又一同参与了契的政务，岂不是相违吗？他关于四凶的说法也与《尚书》不合，这大概是诬妄错误，而杜氏强行替它解释，没有什么可以凭信的。学者不如只谈论经书本身。季文子说：“元凯世代延续他们的美德，而尧不能举用他们；四族世代延续他们的凶恶，而尧不能除去他们。舜能够举用贤者、除去恶人，所以天下同心归附拥戴他。”尧、舜是历代君王的冠冕，都是圣人。假使尧果真不能举用善人、除去恶人，还足以称为圣人吗？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刘道原认为尧在卑微之时就了解舜，只是天下还没有服从，所以把二十项大功留给舜，这也只是妄加推测的说法。周文王在渭水之滨遇到吕尚，说：“从我的先君太公起就说：‘应当有一位圣人来到周，周朝将因此兴盛。’您就是真正的那个人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所以给您取号叫‘太公望’。”这里是以“太公望”三个字作为意义，世人于是单独称他为太公。像周公、召公之类，或者又把“望子”当作他的名字，都不对。至于《范雎传》记载秦昭王的话说：“周文王得到吕尚，把他当作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把他当作仲父。如今范君也就是寡人的叔父。”这又直接说是用先君的称呼来称他，岂不是更加荒谬吗？经书和传文称秦伯为穆公，有时也写作缪公，说明这两个字通用。可是防恬回答胡亥说：“秦穆公杀死三良而死，怪罪百里奚，却不是百里奚的罪，所以谥号叫缪。”如此说来，这两个字的意义就不同了，“缪”应当读作靡幼切。不知防恬依据什么这样说？况且两个字既然不同，怎么能够并列使用呢？唐高定七岁时读《汤誓》，问父亲郢说：“为什么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主？”郢说：“这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怎么能说是讨伐呢？”高定回答：“服从命令，就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就在社坛前杀戮。这是顺从人心吗？”郢对此感到惊异。考察《汤誓》原文说：“你们还是辅佐我这个人，使我施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听从誓言，我就把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掉。”高定所引用的，实际上是《甘誓》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皋陶谟》说：“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贤能；能够安定百姓就是仁惠，百姓都会感念他。”文理十分清楚，可是唐刘却说：“《虞书》称，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贤能就是仁惠。”如此粗疏草率，难道是有所脱漏吗？屈原《离骚》中有《渔父》一篇，宾主问答，辞藻华丽，间杂韵语，大概是假设的故事，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与《卜居》是一种体例。司马迁却把它取来作为传记。刘子元已经知道这不是真事，而班固在《古今人表》中竟列入渔父的姓名。假使真有这样一个人，看看他说的话，不过是顺从世俗、求得保全自身罢了，怎么竟把他列入九等中的第二等呢？韩退之《杂说》说：“能够日行千里的马，一顿饭常常要吃尽一石粮食。吃不饱，力气不足，那么它的才能和美质就不能显露出来，也就无法要求它日行千里。又因为它吃不完粮食而说自己不识马。唉！千里马确实有异于普通马的地方，但也并不是只因为能吃得多才有这种能力。”韩退之一生因贫困而向人呼号，屡次感叹不能得到一顿饱饭，难道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刘原父自号公是先生，贡父自号公非先生。贡父说：“肯定该肯定的，是容易的；否定该否定的，是困难的。”有人评论王介甫说：“明白如何认识君子，却不明白如何认识小人。”我认为这些都是过分的议论。“非”是“是”的对立面，“小人”是“君子”的反面。能够肯定正确的，就能够否定错误的；能够认识君子，就能够认识小人。世上难道有能辨认白色却不能辨认黑色、能辨别东方却不能辨别西方的人吗？鲁直给弟弟幼安写信说：“我的书法本来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是看世间万般缘分，如同蚊虫聚散，从来没有一件事横在心中。并不挑选笔墨，遇到纸就写，纸用完就停止，也不计较写得好坏以及别人对它的品评、讥刺。譬如木偶随着节拍起舞，人们赞叹它舞得精巧；舞完以后便又空空寂然了。”这番话见识很高；然而鲁直对文章书法实际上用心刻意而且喜好名声，大概还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曾经亲自题跋自己的书法说：“学习书法四十年，今天晚上才是所谓鳌山悟道之书。”又说：“星相家说，我如果六十岁不死，就能活到八十岁。假如真如他所说，我应当凭借善于书法而名闻天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看这两种说法，能够说他是毫无用心吗？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器具锋利。山谷曾经用三钱买来的鸡毛笔写字，大概是不得已罢了。假如有好的笔，当然应当会有差别；他说关键在手而不在笔，只是一时夸大的话，并不是合乎道理的论断。《滹南集》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