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集卷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滹南集》第三十九卷，金代王若虚撰《诗话》。唐子西《语录》说：“古代作者起初并不是有意去造作语句，而是因事陈述言辞。老杜《北征》一篇，只是直接记述旅途行程，忽然说‘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又说雨露所滋润的东西，甘苦都结成果实，这一类就是如此。文章如果只是像人写家信，那就是懒惰之人的文章。”有人说：“子西谈论得倒轻巧！工部诗中精工巧妙、深刻精微的句子多得数不过来，却只摘出一两处，便把它作为准则吗？”这正如《冷斋》所说：“白居易的诗一定要使老妇人也完全能够理解。”《三百篇》中也有像家信、像老妇人能够理解的诗，难道可以说其中全部都是这样吗？况且子西又曾经说：“作诗要同人商量，深入寻找毛病并加以删改；哪怕随便放过一个字也不行，几乎接近法家，难以谈论宽恕，所以叫作诗律。”构思立意之初，必然有难易两条道路，学习的人不能勉强自己去做不擅长的事，往往舍弃困难而趋向容易，文章写不好，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又说：“我作诗十分辛苦，悲吟多日，才能勉强成篇；起初看不出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第二天拿来重读，毛病百出，于是又悲吟多日，反复修改，稍稍有所增加；过几天再读，毛病又出现了，像这样反复几次，才敢拿给别人看。” 然而最终仍然不能算奇特。看这两种说法，他们立法是多么严格，用心又是多么劳苦啊！大概喜欢发表高论而不从内心根本出发的人，没有不自相矛盾的。韩退之说：“文章没有难易之分，只要合乎正确就行，哪里还会有毛病呢？” 欧阳公寄给常秩的诗说：“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伊川说：“早起赶赴朝廷，并不是可笑的事情，欧阳永叔不必这样说。”诗人的话，哪里可以这样评论呢？程子的诚敬，也太过分了。荆公咏雪说：“试问火城将策，试何如？”又说：“屋听牕知，苑极之不爱其上句。”山谷说：“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苑极不喜欢山谷诗的下句。这同别人心中的看法暗暗相同。罗可的咏雪诗有“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的句子，陈正敏认为确实如此，但那只是把雪假托为这种形态罢了。卢延让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的句子，杨文公非常喜爱，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些话固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然而读起来可以想见明窗暖炉之间闲坐的舒适情趣。杨公所喜爱的，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和趣味吧？东坡诗说：“文章岂在多，一颂了伯伦。”朱少章说：“《唐艺文志》有刘伶文集三卷，那么他并不是没有其他文章。”东坡难道是在落笔时偶然忘记了吗？还是另有听闻呢？我认为不是这样。考察《晋史》说：“刘伶从未把心思放在文章上，只写了《酒德颂》一篇。”东坡也只是根据这一点罢了，而且东坡的本意是说，仅凭这一篇就足以说明刘伶一生，并使他名传后世；至于有没有其他文章，也不必讨论。东坡写章质夫赠酒未到的诗，有“白衣送酒舞渊明”的句子。《苕溪诗话》说：有人怀疑“舞”字用得太过分，后来看到庾信答王褒赠酒诗中说“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才知道有所本。我认为提出怀疑的人只是认为“舞”字用在陶渊明身上不合适，哪里是在讨论它的出处呢？东坡题《阳关图》说：“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我认为可以说“声外之意”，不能说“意外之声”。东坡非常喜爱《归去来辞》，既依照它的韵脚作诗，又把它演绎成长短句，还拆开来作集字诗，弄得十分支离破碎。陶渊明的文章确实优美，又何必这样做呢？这也未免有些接近世俗了。东坡和陶诗，有人说始终不像陶渊明，有人认为实际上超过了陶渊明，这些都不是应当讨论的。他只是借用陶渊明的意思，来表现自己的意思罢了。哪里曾经在心中争胜，比较彼此的优劣呢？所以只看他的眼光、见识和意趣如何，就可以了。东坡说：“评论画只看形似，见识就接近儿童；赋诗如果一定要符合题目，这一定不是懂得诗的人。”画所可贵的，本来就是因为它形似。画得不像，就等于没有画。命题作诗不必拘泥于题目，这究竟是什么话？这样看来，东坡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是说艺术的妙处在形似之外，并不是抛弃形似；是不被题目束缚，但要不失去题意。如此而已。世上的人不从真实处着眼，内心没有所得，却借用这番话来标榜高明。画山水的人，连一木一石都不能准确画出，却凭借云烟幽暗迷蒙的景象，称之为气象；作诗的人，写得模糊怪僻、遥远晦涩，按题目牵强索解，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却说格律就贵在这样。稍有不同，便相互讥笑，认为平浅易懂而又寻常。不求正确而追求奇特，真假尚未弄清就先评论高下，也不过是自欺罢了。这难道是坡公的本意吗？郑厚说：“魏晋以来，作诗唱和，都是借文章寄托心意。近世唱和诗，全部依照原诗韵脚，不再有真正的诗了。诗有韵，就像风中的竹子、石间的泉水、柳树上的黄莺、墙下的蟋蟀；风吹过来、铃铎发声，自然形成音响，哪里容得人为安排呢？笑就呵呵，叹就唧唧，都是天然的声音；难道会先选择呵呵的声音才笑，选择唧唧的声音才叹吗？”懒夫说：“郑厚这番话，似乎太高妙了。然而依韵作诗确实是作者的大毛病。诗道到了宋人已经衰败，又专门以此相互推崇。才识如东坡，也免不了随波逐流。东坡诗集中依韵之作，几乎占三分之一。虽然技巧穷尽、轰动一时，但对天然完整的诗性损害太多了。假使苏公没有这一点，他距离古人还有多远呢？” 东坡《薄薄酒》二篇，都是安守本分、知足常乐的话，黄山谷却称它们是在愤世嫉俗，过分了。有人说山谷仿作的两篇胜过东坡，这是只看到表面的见解。山谷虽然极力增加奇险之处，终究还是处在第二位，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呢？况且东坡的后篇自己已经破除了前篇的说法，这才是关键；山谷的两篇只是东坡前篇的意思，我没有看出它们胜过东坡。东坡《雁词》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因为雁栖息在树木下面，所以这样说。大概这种激越奇诡的情趣，正是词人所看重的。有人却认为这是语病，这还值得同他谈论吗？近来张吉甫又拿《易经》“鸿渐于木”来辩解，责怪古人见闻少，这就更加可笑了。《易经》卦象中的话，不应拿来作为证据。其实雁哪里曾经栖息在树上呢？

译东坡送王缄的词说：“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这是还没有分别时说的话，却说“归来”，便不顺了。“欲断无肠”也恐怕难以说通。赠给陈公密侍儿的词说：“夜来倚席亲”，曾经有人见过这个版本，说是当席赋成的；可是下面用“夜来”二字，却已经是隔了一天。王直方《诗话》称晁以道看见东坡的梅词，说：“这样就知道这个老人一定要渡海，只因为古今之人从未写到这里，所以必须罚他渡海。”《苕溪渔隐》说：“这话粗俗鄙陋，接近于嫉妒别人的长处、幸灾乐祸。”王直方没有见识，把它载入诗话，难道不怕别人讥笑吗？懒夫说：“这首词的意思是寄托在朝云身上，晁以道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世俗所谓‘放不过’，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苕溪渔隐》讥笑王直方没有见识，却不知道自己也没有通晓其中的意思。陈后山说：“子瞻把诗的写法用于词，虽然工巧，却不是词的本色；当代词人中，只有秦七、黄九罢了。”我认为，后山说子瞻的词像诗，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又认为山谷得到了词的正体，就无法理解了。晁无咎说：“东坡词稍微不合音律，大概是因为纵横奔放、杰出不凡，在曲子中无法把他束缚住。”他评论山谷则说：“词固然高妙，但不是本行家的语言，只是套着腔调像作诗一样唱出来。”这话说得对。晁无咎说：“眉山公的词不擅长抒写情感，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境界。”陈后山说：“宋玉并不了解巫山神女，却能把她写出来，难道一定要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吗？这其实是说东坡在情感方面有所不及。”唉！像东坡这样有风韵的人，却说他不擅长抒情，可以吗？那种高士逸才，本来就应当如此；他的情感流露为小词，偶尔涉及脂粉之事，不过是所谓滑稽游戏，姑且如此罢了。至于纤细艳丽、淫靡猥亵，深入人的骨髓，像田中行、柳耆卿这类人，难道是东坡高雅的情趣吗？陈后山说子瞻以诗作词，是非常荒谬的议论，但世人都相信。只有茅荆产辨明并非如此，认为东坡的词是古今第一。如今翰林赵公也这样说，这正暗中符合众人的看法。大概诗和词只有一个道理，不容许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从后世那些不好的作品流行以来，习惯于写纤细艳丽、柔弱脆薄的作品，以迎合世俗的喜好；高人胜士有时也拿这种风格互相争胜，日益走向委靡，于是便说词体本来就应当如此，却不知道流弊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文伯起说：“先生是担心东坡不幸沉溺于那种风气，所以把他拉出来制止，只是另立新意，寄托了诗人的句法。”这也不对。东坡是文章雄健的大手笔，乐府不过是他的游戏，难道会同流俗争胜吗？只是因为他的天资不凡，文辞气势奔放，所以一下笔就超凡脱俗罢了。东坡《江行唱和诗序》说：“古人的文章，并不是有意创作才写得好，而是因为不能不写，所以自然写得好。山川有云气，草木有花果，充盈蓬勃而显现于外，即使想使它不存在，难道做得到吗？所以我写文章很多，却从未敢抱有刻意创作的想法。”当时东坡刚刚二十岁，见识已经如此，他难道肯同江西诸子一生争论句律吗？东坡的文章如同龙一样，能穷尽万物之理，气势吞吐九州，纵横奔放，仿佛游戏一般，没有人能测知它的头绪。鲁直却拘拘地拿斧斤、规矩准绳的说法，跟在他后面同他争论。甚至说“不知道东坡的句法”，如果连句法都不知道，天下难道还会有诗文吗？但他所说的法，究竟从哪里来呢？老苏评论扬雄，认为假使扬雄有《孟轲》那样的书，就一定不会作《太玄》。鲁直想要达到东坡那种奔放的境界却做不到，于是高谈句律，另立样式法度，务求建立自己来同东坡抗衡，然而终究免不了处在下风。他自己也太劳苦了！假使没有东坡压在前面，他的用心未必会达到这种地步。世人把东坡渡海看作鲁直的不幸，从明白人的眼光看，他的不幸早就存在了。吴虎臣《漫录》说：“欧阳季默曾问东坡：‘鲁直的诗好在哪里？’东坡没有回答，只是极力称赞。季默又问：‘比如咏雪诗“卧听疏疏还密密，起看整整复斜斜”，难道也好？’东坡说：‘正是好处。’”懒夫说：“我对诗本来没有什么理解，至于这两句，还知道它们不值得称赏，应当是流传时弄错了。”徐师川也曾咏雪说：“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时片片又何轻。”曾端伯认为这是警策之句，并说师川作完这首诗后，便吟诵山谷“疏疏密密”的句子说：“我可不敢轻易这样说。”意思是认为鲁直作诗草率罢了，话却写得工巧。唉！这使我的疑惑更加深了。王直方说：“东坡说鲁直的诗高出古人好几个层次，天下独步。我认为坡公决不会这样说；即使说过，也不是诚心的。因为东坡曾评论鲁直的诗说：‘每次看见鲁直的诗，没有不笑倒的。’然而这卷诗的语言非常精妙，能够让人笑倒，也已经是可取的人了。又说：‘读鲁直的诗，就像看见鲁仲连，李太白都不敢再谈论鄙俗的事情。’这话虽然似乎不太切合，但也不是没有益处。又说：‘像蝤蛑、江瑶柱一样，格调韵味高绝，使人连盘中饭菜都顾不上吃。’然而这些东西吃多了会动风、生气，他的赞许究竟有多大呢？” 山谷的诗，有奇特而没有妙趣，有斩截而没有纵横奔放；铺陈学问，把它当作丰富；把陈旧腐朽的东西改头换面，当作新奇；但像从肺肝中自然流出、浑然天成的作品却很少。这就是他竭力追赶东坡却赶不上的原因吗？有人说，评论文章的人尊崇东坡，评论诗歌的人推重山谷，这是门生亲党偏袒的说法，到今天词人还常把它当作口实。赞同的人沿袭他的踪迹而不知道回头，反对的人害怕他的名声而不敢非议。我的舅父周君的论断说得好：“宋代文章到了鲁直，已经处在偏斜衰落的位置；陈后山以后，更无法承受这种弊病了。人若能站在中正之道上，以宏大的眼光观察，是非真假一望便可看出。”若虚我虽然不懂诗，却很认为这话正确。近来读《东都事略·山谷传》，其中说：“庭坚擅长作诗，同秦观、张耒、晁补之交游，是苏轼门下的四学士。只有江西的君子把庭坚同苏轼相提并论，称为苏黄。”可见从当时起，这就已经不是公认的说法了。山谷题《阳关图》说：“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人有自己的情感而外物没有情感，这本来是对的。然而他在《早发分宁》中又说：“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译山谷诗说：“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所谓“阿堵”，是指“这个”或“那样”的意思。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到佛经说：“道理应当在阿堵上。”谢安指着桓温的卫士说：“明公何必让壁间有这些阿堵人。”如今删去“物”字，仍可说“此君”；删去“君”字，便只是歇后语，怎么知道它指的是钱呢？山谷题《严溪钓滩诗》说：“能令汉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丝风。”评论者说，东汉有许多重名节的士人，汉朝赖他们得以长久存在；追溯根源，正是在严子陵的钓竿上。我的看法是，这个议论虽然高明，但“风”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曾把它拿来问舅父周君，他笑着说：“想来他写下这个字时，心里也一定不安。”有人说：“诗人的语言，不应当这样评论。”我说：“固然如此，但也必须不妨害事理才可以。比如东坡《眉子石砚》诗，把胡马指作眉间之物，同这里是一个路数，难道能说它有意造成语病吗？” 苏轼、黄庭坚各自因元真子的《渔父词》增写成长短句，并且互相讥评。山谷又把船子和尚的诗改作《诉衷情》，《冷斋》也把它记载下来。我认为这些都是画蛇添足，不能这样做。山谷词说：“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他自己说，是用山色水光代替女子的玉肌花貌，确实得到了渔父词的风格。东坡说它“太浪漫荒唐”，可以说是很会开玩笑。因为这些内容本来就不适合写在渔父身上。山谷最不喜欢集句，把它看作“百家衣”，还说正好可以一笑。我认为词人偶尔以此滑稽取笑，不值得深责。山谷既然知道厌恶这些东西，那么药名诗、建除体、八音诗、列宿诗之类，难道单独就不可以一笑吗？山谷的雨丝诗说：“烟云杳霭，合中稀；雾雨空蒙，落更微。园客茧丝抽万绪，蛛蝥网面罩群飞。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愿染朝霞成五色，为君王补坐朝衣。”所谓雨丝，不过是说它形状像丝罢了；如今却直接说出这样许多用途，我实在不明白。山谷词说：“杯行到手，更留残。不道月明人散。”我曾经怀疑“莫”字不妥，昨天看见王德卿所收藏的东坡亲笔书写这首词的墨迹，才知道那里是“更”字。《滹南集》第三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