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惺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译孔子说：“学问不能讲明，是我的忧虑。”然而他所谓讲学，也不过是迁善改过，以求修养自己的德性。我们要修养德性，从事迁善改过，日积月累地进步；其中种种功夫，有时由父师随事启发，有时由朋友聚居讨论，有时平日因修养而有所领悟，有时一旦因领悟而印证修养，有时表现为诗歌，有时迫于应酬而受到感发、记录下来，以备遗忘。言论由此兴起，文集由此编成。虽然其中有种种议论，总的说来都是我们修德的良方，都是从人伦日用中迁善改过的真实体会、实际所得中发出，并非谈论玄虚精妙、故意追求奇异来博取名声。近世讲学的人，谈本体、论超悟，把日常常行看作粗迹，对真实修养、实际造诣反而有所不足。因此，后进之士中，聪明的仰慕高远而忘了下学；浮夸的树立门户、从事标榜；借道滥竽充数的人使这种学问成为佩囊饰物。那些笃实自守的人于是厌恶空谈，纷纷指摘，也不顾反过来阻塞别人向道的心。这正是问学的蛀虫。洛阳西川尤先生的学问，以良知为宗，而切实地贯彻；教人使其开悟本心，务求真实修养；他的论说不离人伦日用，功夫不出迁善改过、努力实行；他独得的妙悟，隐约透露其中，听闻的人各自领会。张阳和太史称赞他善于学习。文成公能够挽救末流的弊病，评论者认为这话说得对。他所著《拟学小记》，一度在洛下刊刻，一度在关中刊刻，一度在东郡刊刻，现在又在都门重刻。洛下的刻本，是弟子记录先生遗言，以便传习，但还没有广泛流布；关中、东省的刻本，由带川梁公任渭南令、瀛阳李公任东昌守时刊行，用来训导士人，但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少京兆北霍皋乔公以直指身份巡按顺天，在观风之余慨然想到这件事，认为世道的维持关系到教化，教化的兴衰关系到学术，而端正学术、彰明教化、维持世道，没有比先生这部书更好的。于是合并三种刻本，嘱托我校订，命令付梓，使后学得到嘉惠；不只是京畿以内，凡是东西南北的同道读到此刻本，都应油然而生感悟，戒除玄虚而追求实际，摒弃口耳之学而亲身实行。学术这一端，对于民风能够提升到上等境界，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云浦孟先生语录》序。自伊洛程颢、程颐、邵雍等大儒以后，在本朝以理学著名的有三位先生：月川先生在洪武、永乐、宣德年间倡导道学，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尤、孟两位先生出现，这一道统在中原更加光明。我朋友张孚若任陇西县令时，考虑到培育士人的办法，已经刊刻曹先生的语录、尤先生的要语并传播；又取孟先生文集，选订成册，准备合刊给我看，命名为《三先生约言》。我反复在心中体会，仍感到不够畅快。所谓“约”，就是扼要：有时片言就能切中要害，使追求博杂的人读后忽然会心，如春冰突然消解；有时句句切要，使自暴自弃的人读后警醒，使优游怠惰的人读后奋发，如醉者初醒、旅途中人寻求归宿。这部选本已经很好，却还不够。孚若又把选本托付给我。我不顾浅陋，从选本以内搜求、从选本以外补录，记录其中简约扼要的话近百条，都是我过去曾经会心的，也都是曾使我警惕奋发、亲自实践的。倘若读这部书的人，能以曾使我会心的内容而各自会心，以曾使我警惕奋发的内容也激发起自己的警惕奋发，那么这次刊刻才真正符合“约”的意义，也才没有辜负孚若嘉惠后学的心意。《云浦孟先生年谱》序。儒者去世后，他的门人和后学各自编纂年谱，流传于世。年谱总括一生始终、言语行为和经历履历，详细记录下来。所谓详细记录，不只是记录言动、气象和施为的外在踪迹，也希望人们由表面窥见内里，由细微推知宏大，观察枝叶而体会根本，从而仰慕其德行并私下师法他，以此作为教诲。假如只是记录而不详尽，传述而不能久远，后来的学者仰慕其人而论说其时代，却没有模范可资效法、没有师友可以依托，那么当时及门亲炙的人也负有责任。崤函云浦孟先生，天性颖悟超拔，见识道理宏深；学问以亲身实践为先，功夫以谨慎独处为根本。他讲学、任官，始终如一，表里贯通，无论大小巨细，都纯然归于正真，无愧于独处屋漏之地，是古今所谓的醇儒。伊洛学术的源流，实在由先生继承。先生去世至今已经十七年了。我因奔走风尘，年谱的编写一直空缺不备。今年奉差经过家乡，抱病之余，在谢安芳药的闲暇中，常常回忆先生一生的动静、出处，逐日记下一条，时间久了编成一册。同道看了很高兴，说：“看这部年谱，就像看见先生一样；后学的模范就在这里。”于是商议捐资付梓，命我写几句话作为序。唉！画工描绘人的形貌，容貌、冠服不也仿佛很像吗？但一个人的精神深沉、涵养深浅，却不是青纸上的摹画所能略见的。如今我所编的，只是画工所画的形貌。读先生年谱的人，应当虚心潜体，以真实修养、实际验证，不停留在言论作为之中，而直接契合他的精神；不要只凭想象揣摩，终于在糟粕和阶级之外有所领悟。若能这样，就可以说先生的道德规范足以成为千百世的典范，犹如一日相承。这全在各人自得。这全在各人自得。《月川曹先生录粹》序。

译孔子说：“文章方面，我和别人差不多；至于亲身实行而成为君子，我还没有做到。”亲身实行难道容易说吗？从浅近处说，一件事、一个细节做得合宜，也可以称为躬行；从长远处说，终身实践而仍不能穷尽，也可以称为躬行；从浅显处说，遵守礼法、谨慎自守，也可以称为躬行；从深处说，尧舜对于治理天下仍感到不足，禹拜受有益的谏言，汤临深渊般警惧，文王仰望大道而未尝自以为见，武王不泄怠、不忘道，周公等待天明，孔子不修饰、不讲说、不迁怒、不改过，凡是所谓尚未做到的地方，都不外乎此。自从道学不明，世人往往轻视躬行，认为它没有奇特之处；上等的沉溺于训诂，以辅翼道统为借口；下等的借文人身份谈玄虚精微，自列于儒林而求名于后世。让人读他们的书，似乎足以承续尧、舜、禹、汤、文、武的传授，发明周公、孔子的奥秘；但考察他们一生的操守行为，却多半经不起评论。这就是吾道的蛀虫。能够主持宇宙、挽回气运、维持人心、承继往圣、启发后学的，独独依靠亲身实行此道的人。大概我乡里的月川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吧。先生生于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淳厚朴实，爱好古道，努力实践，毅然把弘扬此道作为己任。他的著述一以贯之地本于邹鲁濂洛，当时人一致尊奉他。然而评论先生的人把他的著述与科举文章相提并论，又只仅仅称他为笃行君子，这只是从浅近处说罢了。唉！假如先生没有真实造诣，即使见解高远到无边、细密到无伦，真正知道道的人会与他相契吗？何况先生以敬为主，以无欲为功。他说：“学习圣人的事业，以专一内心为根本。”又说：“每一件事都在心上做功夫。”这是进入孔门的大路；“学习想达到圣人的境界，必须从太极上建立根基。”他的许多立论，都是亲自体会所得。如今遗留下来的书都在，试加以推究，难道只是科举文章吗？从前韩昌黎的学问表现在《原道》一篇中，他其余用力深处也不离文字功夫；直到今天诵读他写的《示儿》诗章，仍带有流俗习气，未能完全归于道。然而他仍然名高如泰山北斗，后世隔代祭祀他，这也说明在学术断绝之后，能够突然兴起是很难的。先生生于国初，当时士人很少知道学问，却能卓然自立；不是圣人之道便不立志，不是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学说便不遵从；言行一致，始终不变，本来已经很难。后来白沙、阳明等贤人相继兴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于是显然大明，若不是先生，谁来倡导呢？与韩昌黎相比，差别更远。然而亲身实行难道容易说吗？孔子看重的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文章辞章。我的老师云浦先生摘录曹先生言语中精粹的部分，编注刊刻，正是孔子所看重的意思；而我不肖却冒昧如此云云，也正是我的老师云浦先生的意思。《日省录》序。河南自程颢、程颐、邵雍以后，月川曹先生首先倡导正学，与薛文清公先后齐名。到了我西川先师，他私下师法王文成公，体会、阐发这一道理，使它在中州更加光明。当时跟随他求学、背着书箱来游学的门人很多，文质彬彬、人才济济，号称一时盛况。布衣士人中，洛阳弘宇郭先生兄弟尤其杰出。我经过洛阳，常到他们家中，一连交谈数日，看见他们志意□诚恳，作用缜密；凡是居家礼仪以及与宗族乡党交游的各种事情，都雍容恬雅，很有道义风度。我感叹说：“这才是真学问，与只从口耳得来的学问自然不同。”郭先生的次子扬宇中年去世，我也在外奔走风尘二十多年。今年夏天奉差经过家乡，在繁忙和疾病的空闲中，取出先生给我的《日省录》来读。其内容平实简易，宗旨源流固然归依于二三位大儒，但默默体会、印证而有所得的地方很多。大概他的功夫始于静坐，所以能截然独到、严谨耿介、洒脱不羁，毅然充实，超越在语言文字之外。凡是有志之士读到先生的语录，都应当受到感发而兴起，立即承担起来；既不能用枝叶葛藤束缚自己的本性，又怎么能容许自己带有夹杂、不专一的习气，天天借口改过迁善，仍自以为是在求学，优游虚度岁月呢？唉！我们壮年时论交，如今都已白头；一人出仕、一人居家，动辄相隔多年。想不到先生的造诣竟达到如此境界，师门可说后继有人，而吾道也不孤单了。因此高兴地为他作序如此。《鼎新会簿》序。自从我参加公车考试、游学虎围以来，我乡讲学的会逐渐衰微、逐渐离散。等到我回来，便邀请各位同道重新整顿，于是各自编写会簿。乐庵子说：“‘鼎新’的意义，对于问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低头思考，抬头叹息说：“您难道没有读过《鼎》卦的卦辞吗？卦象说：君子因此端正位置、凝聚天命。上天的明命本来没有一天不更新，并寄寓在现今所处的位置；出了本位，位置就不正，天命也不能凝聚。然而之所以会出位，是因为积累否塞造成的。否塞积累，便是脚步颠倒悖乱的开始。所以说‘利于走出否塞’，这是更新的起点。开始更新了，还要靠朋友扶持，所以说要谨慎选择所往之处，这是告诫选择交友。交友谨慎了，如果又执着于个人意见，即使有雉膏，怎么能吃到呢？所以说鼎耳改变，是勉励人顺从义理。既然应当顺从义理，实行它还贵在用力；否则就难免有折足之凶。所以说鼎覆、公器中的食物洒出，是警戒信道不笃实。到了‘黄耳’，就是内心虚明；到了‘金铉’，就是正固。这大概是智达到、仁守持的功夫吧？但是，已经有智而能守仁，却不能因时达变，又怎么能与玉铉相比呢？那么，刚柔适中的节度，是不是可以与之共立、又可以与之通权达变呢？合起来看，朋友是用来辅佐天命的，义理是用来裁度天命的，诚信是用来体现天命的，正固是用来坚定天命的，刚柔是用来使天命通达变化的；而这一切功夫，都从走出否塞开始。走出否塞，就是更新天命的关键吧？”乐庵子说：“说得好，请把它写在会簿上，作为同道鼎新的帮助。” 《丘氏克终会约》序。

译克终会在新安方山的北面，那里是乡贤丘先生的故里，也是我的尤先师与丘先生交游、休息、谈论的地方。丘先生去世后，他的孙子以及姻亲中有志于学的人想道：难道就这样不能再见到两位先生了吗？于是便在那里建立祠堂，每月初一、十五在其中聚会讲学。巽岩子说：“丘氏这件事做得多么美好啊！过去聚会还没有建立时，有人因为封疆沟洫等事彼此不和；如今却欢然指出自己的财物，共同赴义，和气蒸腾，礼让融洽，劝勉告诫诚恳不倦，精神振作勤勉，差不多可以成为善良的宗族了。您为什么还要说话来勉励他们把事情坚持到底呢？”王生说：“唉！‘终’这个字很有意味。人刚开始知道这种学问时，意向迅速奋发；对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慨然自许，好像一旦进入便永不改变，直接与古人为伍。等到日消月磨，意气渐渐减弱，不久便趋向偷懒怠惰，喜爱财物、偏私妻子，一件事不合意便产生怨怒；这样还谈什么孝弟？心机、权诈变化无常，无法测度；外表亲近，内心却憎恨，转过脸来诬陷，伺机设局倾覆，这样还谈什么忠信？俯仰放纵、任意妄为，托词说这是旷达；模棱两可、首鼠不决，托词说这是圆融；依附巢父、许由，甚至占据山林；像原仲那样穿墙偷窃，这样还谈什么礼义廉耻？难道仅仅做一个乡里自守的人，就敢希望赶上古人吗？乡里自守的人，虽然还没有立志求学，却仍有一种真实的心意，只是没有人引导他；一经引导而觉悟，对于这门学问便不可限量。因此，不能让借道滥竽充数的人以立会为高明、以讲学为门面、把群居当作谈论场所、把结交众人当作树立交游，使人望见就嘲笑说：那些向道的人竟然还这样！如此只会更多地败坏人们爱好修养的心。《诗经》说：没有什么事没有开头，却很少能够有终。我愿与诸位君子勉力做到善始善终，于是取其意义，命名这个会，正是取互相警戒之意。” 《重刊〈云浦孟先生语录〉》序。我们儒者的作用极大，而功效极其真实；作用不大，器量便不完备，功效不真实，造诣便不纯粹。《易》说：“君子顺应德性，积累细小而达到高大。”又说：“大畜卦以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其德。”可见日日更新以笃实为基础，高大以积累为根本，道理十分明白。世上说不经过阶梯便直接超越到彼岸的学说，常从儒者口中说出。天下谈论学问的人，往往谈光景、谈效验；至于做人处世，却忽略规矩而谈圆融，于是心意游荡在玄虚之中，疏忽亲身实行。到最后，不仅名实不相副，招来众人的讥笑，即使自己的身心也疏懒放纵，时作时辍，内省多有惭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问始终不能成片成段。即使偶尔有大段可观之处，也往往不能成为纯粹的儒者，都是因为不肯亲自实践、用力，而被空谈误导。云浦孟先生的学问以伊洛为根本，功夫专在主敬，因此他的言语旨意深远而切近，道理宏大而实际，不离日用平常，越造诣深厚便越深刻。我跟随先生多年，起初知道求学时，读近世讲学家的话，觉得其中很有滋味，仿佛有所心得；时间久了，却如捕风捉影，茫然没有依据。后来听到先生的教诲，再翻阅六经，参照《鲁论》，才知道古圣人的学问，道德极高、功业极大，却不是说“钦”就是说“允”，不是说“祗”就是说“慎”；不是说“日新”，就是“缉熙”；不是说“敬胜”，就是说“无逸”；不是说孝弟，就是说言行、忠信、敬恕。他们何尝不经过阶梯，却直接谈光景、论效验呢？唉！先生的学问足以称为我们的正学。我曾记录他言语中重要的部分，用作座右铭。我的朋友张孚若索取后，将它刊刻于陇西，与陇西士人共同诵习。我现在又与诸位朋友约定日期建立学会，也愿和诸位共同诵习，所以把在陇西刊刻的本子再次刊刻于邢襄。《郑伯子制义》序。自从以文章选取士人以来，世人便把科举业和德业分成两件事；其实并不是两件事。只是看见学子从事读书，竭尽精力雕琢文章，没有一个不是抒发性灵、明习义理，希望从文章窥见志向，仿佛可以与古人比肩；一旦取得青紫之服，便奔驰追逐名利，窥伺形势、观察人情向背，人品已经丧失，事业还有什么可观？先儒以德业为资的言论，他们把它看得如同弁冕和草芥。忧虑世道的人往往感叹取士不如古代，把科举业视为敝帚。唉，科举业确实像敝帚；但它用来抒发性灵、明习义理的地方，实际不能完全排除。只是学子才一承当读书和求取功名的事务，追逐显达的念头便先占据心中，古代真正的人品、真正的事业尚未能认识和向往；他们竭尽精力雕琢，不过是把文章修饰得漂亮，作为博取青云、获取功名的工具，至于科举本来尊贤、立言、垂训、体道、淑人的宗旨，哪里曾回到身心之中加以体察，以涵养来充实？难怪一旦登上仕籍，便东奔西走，茫然没有持守。这还不能说是改变了本性，因为从家庭生活开始便已经错了。我的朋友意葵郑君少年科第，初次做官任巨鹿县令，大体上去除烦苛，先安抚百姓；仅仅几个月之间，政事清明，民众安宁，百姓依恋他如同真正的父母，这不就是古代的循良官吏吗？过去我与他一同阅卷考试，早晚同床而宿，私下观察他胸襟坦荡、见识卓越，向往古人学问，已经有真实根源。因此他发为文章，字字出于心得，句句落实于实际，都从涵养中来，并不只是像世人那样修饰文辞，仅仅求取青紫罢了。将来任重道远，行为足以承担大事，成为百年著名人物的事业，我正寄希望于意葵。这才可以说是科举业，难道科举业不是德业吗？春元张重光与尼生等人，欣赏他的文章，喜爱而广为刊刻。我很乐意为此作序。赠给学训姚先生的序。世道的兴衰、士习的淳厚或浮薄、道术的显明或晦暗，归根到底都始于教化。学校是教化的开端。古代在学校任职的人，都是乡里和国家中德行、道艺高尚的长者；他们先修养自身，因而又能使别人受到熏陶。困穷时有真正的儒者，显达时有善于治理的人；即使说那是气运隆盛，也因为教化本来就明白。如今学校的老师只负责核查、发放廪食、督促升降；其中高明的，也不过讲解章句、考核课业，德行道艺却无人过问。忧虑世道的人往往为古今造就人才的差异而叹息。即便如此，汉唐察举孝廉，难道不是承袭成周兴贤的遗法吗？但攀附权贵、借道滥竽充数的人也很多。我国名世的人并不止一位，如薛文清、王文成、曹、胡诸位君子，都是理学大儒，他们何尝不是出于学校呢？由此我知道，豪杰之士历代不缺，人人的良知万古如一；今天不如古代，只是陷在辞章、功利之中，没有人加以开发。假如就在升散的聚会中召集诸生，告诉他们说：朝廷养士十分优厚，士人生在世上，道术凭什么才能彰明？士习凭什么才能淳厚？世运凭什么才能隆盛？古人困穷时有真正的儒者，我们为什么要以辞章自我鄙陋？古人显达时有善治之才，我们为什么要以功利自我降低？不要停留在章句、课业以内，而应告诉他们反躬自省的道理；这样怎么知道今天负责核查、领取廪食的人，不能成为古代有德行、有道艺的人呢？又怎么能只认为古代正确、今天错误呢？姚先生名号某某，精神凝定，资质厚重，性情耿介而学问优长；操守廉洁，规矩端正，先能移风化俗，后能施行科条。弘农士人纷纷向他学习，这不就是先淑化自己、继而淑化他人吗？不过，担任司训是他的职分；如今离开弘农到汲地任职，便可以专心施教了。把先生在弘农的教化，再加上启发人的方法，唤起他们的良心，使他们脱离陷阱，那么汲地必定有许多豪杰，难道不会与弘农士人并驾争先吗？薛、王、曹、胡诸位名世之才重新兴起，也未可知。世运、士习、道术将要依靠他们，我虽不才，实在对此抱有厚望。

译第二卷：记。《弘农卫胡氏先祠记》。《巽峯祷祠记》。《巽山灵官祠记》。《九龙宫修建上帝庙记》。《重修任村社庙记》。《重修茶庵记》。《少府王公惠政感人记》。《三咏堂记》。《顺德府重修儒学记》。《武库司储书记》。《创建白衣观音庵记》。《王惺所先生集》第二卷：记。《弘农卫胡氏先祠记》。《传》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先建宗庙”，这是重视根本。凡是做子孙而世代恩泽绵延不绝的，都以祖先为根本。那些佣工、道路乞丐之人，春秋感受到霜露，竭力辨得几十文钱，割肉买酒，洒酒祭祀于野外而不忘根本，何况受到显贵恩宠、登上显要仕途、贵至簪组的人呢？若祖先只能在寝室中接受祭祀，使他们像若敖氏的鬼魂一样，与马医、夏畦之人相等，竟然不能据有正堂、托身安居，这还能说是重视根本吗？弘农卫指挥使胡公掌握兵符的第二年，先将军已经接受荣宠赠典，于是冬十月在卫所南面创建祠堂。祠堂建成后，便率领族人祭祀，一时姻亲亲党都来聚集。有人说：“啊，这也是人子的孝心啊！诰命多么辉煌，宫室多么高大，仪文多么盛大，观礼者济济一堂，多么庄严肃穆，神灵也举动显赫。《经》说，父母活着时以爱敬侍奉，死后以哀戚奉祀，做人的根本尽在这里了。”王子说：宗庙中致敬，是不忘亲人；修身谨行，是唯恐辱没祖先。孝道不能转移到君主身上，就是不忠；孝道不能转移到长上身上，就是不顺；孝道不能转移到治理百姓上，就是不仁。忠，是用来侍奉君主的；顺，是用来侍奉长上的；仁，是用来治理百姓的。不忠，君主就不能得到臣下的辅佐；不顺，长上就不能感到喜悦；不仁，百姓就不会归附。古代君子不失这三种德行，所以能够保有禄位、守护祭祀，使美名不被遗忘；正因为他所凭借的是根本。胡公难道不可以记住这一点吗？有人说：文盛武弛、军政衰败，弊病不是一天形成的。胡公自从上任以后，大体上精明干练、振作整顿，端正体统，禁止奸宄，教化强悍，严格简阅，防止侵渔；一年以后人们开始毁谤，第二年以后人们便心服，直到公在任终了，弘农大概会兴盛起来吧？王子说：果真如此，难道只有弘农受到胡公的恩赐？从昭勇将军以下，也都将受到嘉惠。所以说：立身行道，使名声传于后世，以显扬父母，是孝道的最终完成；做人的根本可以说全都尽到了。后来因胡公请求，便一并写下作为记。公名汝贵，是昭勇将军的儿子。《巽峯祷祠记》。我侄子尔恕去世五年后，他的儿子伯贞也夭折了；他的弟弟尔慈年近三十，孤苦伶仃，早晚只为烧火做饭而忧急。于是我召集几位没有后嗣的姻亲族人，一同为此祈祷，并且就在巽峰创建祠堂。工程完毕后，他邀请我登临。正堂三间，旁边有房屋供守祠人居住，四周用围墙环绕；彩绘椽子、华美栋梁，绘饰藻井，涂白梁柱，黑色门户，光彩灿烂，仿佛霞光交错、云气蒸腾。这里背靠山峰，环抱山岭，重重山峰层层峦岭，岚气雾霭纷纷浮动，隐约如奔马；涧底水声潺潺，又有秋风声相助，悠长绵延，仿佛弹奏琴瑟。卷起帘子，从稀疏的窗棂望去，长安的通衢、烟霭中的村落尽收眼底，远处车马冠盖往来不绝。我感叹说：这是地势的优美，是营造的美好，是众人同心，是祈祷的诚意。有人问：祈祷真的有这种作用吗？我说：《诗经》不是说过“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吗？孔子出生时，也听说曾在尼丘祈祷。既然如此，祈祷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说：从前孔子生病，季路请求向天地神祇祈祷，孔子说：“我早已祈祷很久了。”后来他斥责王孙贾谄媚灶神，又说：“得罪了上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难道祈祷是依据道理而不是依靠神灵，是凭自身而不是凭文辞，是靠平日修养而不是靠一时的举动吗？占丈君修养自身、沐浴德行，以孝悌为先，以忠信为本；一切机巧变诈、欺天骗人之事，从今起都应舍弃旧习、谋求更新。这样便没有人非难，也没有鬼神责罚；内心安定，德行日益增长，精气调和，精神坚固，又何必担忧没有后嗣？否则，陈设睡鸭、鹊尾香炉，燃烧麝香、兰草之烟，摆上翠色酒樽和雕饰酒杯，烹炖羔羊进献珍馐，把这些称作谄媚。戴着高冠，系着华美帽带，装作飞仙起舞，吹箫调弦，繁杂的声乐绕梁不绝，把这些称作亵渎。妇女修饰容貌，成群爬到山门，奔走在道路上；年轻人轻薄放荡，在寺院间游荡，来往杂乱，挽起衣袖互相追逐，把这些称作混乱。谄媚就是不虔诚，亵渎就是不合本分，混乱就是不合礼法；它们动摇人心，败坏风俗，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山神若有知觉，难道会不把这些吐弃吗？众人离席而起，说：从今以后，我们知道祈祷的真正意义了，哪敢不接受您的教诲。我于是提笔写下这些话，作为祷祠记。《巽山灵官祠记》瓶山李子、绍麓夏子、惺所王子、乐庵沈子四人，是同社好友。李子有一天夜里梦见游览一座山，登上山顶，看见一座巍峨的古庙，正值中午，红光灿烂，照射到自己身上。忽然有一个异人告诉他说：“你一定会生贵子。”此后几年间，果然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在郡学读书，很有声望，后来也卓然出众，不同于一般儿童。李子因事经过巽山，山顶原有玄武庙，他进去拜谒，徘徊四顾，眼前景象宛然就是当年梦中的情景。庙旁的露官祠被连日大雨毁坏，他感到悲伤，因而捐出钱财修缮。工程完毕，恰逢春日和暖、景色明丽，他邀请夏、沈、王三位同游，在祠上饮酒，并请王子作记。夏子说：“梦是虚幻的，却在事情上得到应验；事情是真实的，却在梦中得到预兆，这难道也有道理吗？”沈子说：“事情都有预先决定的端绪，征兆也有事先显露的迹象；白天有美食，夜里就有好梦。生子是大事，难道会没有预先的端绪吗？”王子说：“虚幻没有定准，道理却有定准。若以无定去追逐无定，事情也是虚幻；若以有定来主宰无定，虚幻也就成了真实。降下祥瑞或灾祸，天命并不恒常，难道能说它有定吗？观察人的行为而考察祥瑞，后来终究大吉，难道能说它没有定吗？”李子独自坐着，闭目沉思，猛然起身说：“我只知道我的行为，何必计较我的梦？如果不协合于我的行为，梦又有什么用？我从前不能保证祠堂不被风雨毁坏，又怎么能保证以后不被风雨毁坏？把修缮之事归功于我，岂不是仍有虚幻之心吗？从今以后，我只知道金钱才是真实的了。”王子很赞赏他的话，于是提笔写下此文，作为记。《九龙宫修建上帝庙记》我乡二十年间，兴办修建之事大约有四次。最初修建尤先师祠，大家竭尽力量经营，实在是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分摊捐资才办成的，困难确实很大。其次是祷祠，再次是灵官祠，最后是上帝庙。有人首先倡议，响应的人便群起而来，有的参加劳作，有的运送粮食，有的捐助钱财，工程完成本来就很容易。尤先生祠的记文出自我乡孟先生；祷祠、灵官祠的记文，则是我不得已勉强应邀撰写的，唯独上帝庙还没有记文。于是他们又来询问我，我不觉感慨叹息。客人说：“这座庙祈雨多有应验，且列入祭祀典礼，又是由官府主持修建的；我们也不过各自献上诚意罢了。”我说：《易经》不是说过，吉凶是得失的征象吗？人的心念一动，合于善便有所得，不合于善便有所失。得失也足以彰显善恶的符验；圣人创设卦象、观察征象而系辞，必定用吉凶来说明它，难道不是因为单说得失不足以打动人，而祸福更容易使众人警惕吗？受到警惕而归向善道，长久下去也不会失去君子之道。诸位自从建立社团以后，狡诈暴戾之气消退，诉讼断绝；人人恭谨沉默、节俭朴素，诚恳自守，渐渐将要恢复淳厚的风俗。何况在旱灾时祈祷，在春秋两季举行祈报，那么这次修建，即使说它有功德也是可以的。庙中卷棚共五间，祖师殿、灵官殿各一间，献殿五间；门房、寮舍都加以彩绘，神像光彩灿烂，处处焕然一新。这件谋划实由李君大韶首先倡议，但尚未完成便去世了，率领众人完成此事的是孔君世美、郭君仲宝。我为此作记。时在万历三十年壬寅嘉平月八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