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惺所先生集卷之八　杂着

译考察乡贤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了。新安自三代以后，得以受祀的有四人：秦代是甘上卿，隋代是韩新仪、擒虎，未代是钱学士若水，而我朝则是方山丘先生。史书称甘上卿年少时便为相；韩新仪大概曾以武略著称，而又修养儒雅、勤学好谋；钱学士的风采和器度也很伟大。像方先生这样的人，大概是圣贤一类吧？河南自两位程子去世以后，寥落了数百年；我西川尤夫子才开始接续他们的传统，在洛阳倡导圣学，以教化后来的学者，而先生确实与他交友，三十多年间反复讨论评议。先生的美好节操、奇伟行为，诸种传记、志书、表文、赞文都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出生得晚，常恨不能亲自接受教诲，偶尔取《实纪》来读，只见先生不染尘俗的操守，高远得如云中鸿雁，远出风尘；凝重的气度，郁然如苍松修竹，历经四时而不改变；胸襟坦荡平夷，深厚得如水洲上的鸥鸟忘却机心；讲论德行、谈说学问，不必多言便能使人受到和悦感染，和蔼如春阳温煦，融和舒展、滋润美好而万物不自知；甘于贫困、乐于道义，吟风赏月以终其年，又如颜回的箪食瓢饮、宪章的鹑衣、回琴曾点的琴瑟、陶潜的思想、邵雍的情怀，超然独立于一世，旷达流传于千古。像先生这样的人，不是圣贤一类吗？呜呼，先生的官位虽不是上卿，然而清风远播，使懦弱者立志、贪顽者廉洁，即使宣靖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至于笃实履行、以古人为友，卓然树立儒者的……，其智慧谋虑并非武人所能相比。韩愈说，古代所谓乡先生，死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这话大概正是说先生。先生的孙子泮将要刊刻《实纪》，命我用粗鄙的文字续在末简，因此冒昧写下以上跋语。唉，后世评论人物的人，可以考察、借鉴了。《殉节录》跋 世人说，死于节义容易，守持节义困难。生死也确实是大事；死了就是死了，守节却仍然活着，为什么说这个难、那个容易呢？妇人不幸，一旦失去所依靠的丈夫，内心悲伤、意气激切，慷慨舍生并不困难；即使这是她禀赋了正气，然而所发作的只是暂时的。若守节，经历的时间便很长；时势变化，感情就会产生；环境变迁，志向就会改变；操守容易在困迫中屈服，欲望容易在欣羡中动摇。若不是见识卓越、天性坚定，就很难说了，所以称为困难。依我看沔水烈妇陈氏，当她丈夫张希兰去世时，想到自己怀着遗腹子，希望借此使丈夫有后代，并没有立即去死。伯父伯母想把她改嫁，她的母亲欺骗他们；几个妯娌也在旁边喧闹劝说，她仍没有立即去死。等到生下女儿，死志便决定了；但她还表面顺从长辈的意思，暗中缝制衣服鞋子，镇定从容地往来安排。她爱惜自己的志节胜过爱惜生命，这是多么善于使用死亡啊！烈女舍弃生命而不回头，贞妇屡遭困苦而不改变，陈氏可以说二者兼备了。她与那些因悲伤触动感情、因激切而奋发意气的人，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唉，住在穷巷破门中的妇女，以卖工为末业，身份极其卑微；穿白衣、戴黑巾的人，也并没有从诗书训诵、繁多的说理以及父兄师友的教诲中得到什么，可是她的志节操守竟然如此。那些男子委身于国家，以七尺之躯献身许国，一遇患难便……山王……山王……贪生忍辱，眼前有名义，身后有辱骂，却昏然不知顾惜自己，与烈妇陈氏相比怎么样呢？我读《殉节录》，不觉流下眼泪，所以写下这篇跋语。既是感叹守全节操的困难，也是感叹士大夫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的人。《都门别言》两泽的卢子心、伊冯的冯子惺所、王子都是同年朋友。癸卯年，王子参加计偕入京，正好卢子任宝庆司理，冯子任嘉祥县尹。王子谋划为他们称贺，卢子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哪里在意这些琐碎的礼仪文章呢？”早晚将要分别了，您何不说几句话给王子呢？”王子低头思索，抬头叹息说：“士君子在一国做官，都是为了百姓。过去阳肤任士师，曾子便说：‘士失其道，民散久矣。’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应当哀怜他们，而不应因此高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可是失去正道而使百姓离散，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便是我的罪过；查明实情后却反而高兴，又是为什么呢？渔猎兴盛，百姓便忧虑得家徒四壁；饥寒逼迫，百姓便抛弃礼义；法网严密，百姓便产生逃避的计谋；奸伪炽盛，便夸耀明察果决。上面驱使下面，下面欺骗上面；上面看下面如同秦越，下面看上面如同……丸。仇恨败坏的到来，并非一日之故。我认为，得到民心的人，是在挽救失道者；能够聚集百姓的人，是在保全将要离散者；以此为职责的人，是在除去幸灾乐祸者。豪杰之士亲眼看见百姓的隐忧，便扼腕而起，说：古人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受伤，以无讼为贵。我怎能只以审判决狱见长，却保存怜悯之心？古人喜爱百姓所喜爱，厌恶百姓所厌恶。我怎能任性自恣，才可以聚集百姓？古人把公事看作家事，把百姓的财物看作自己的财物，爱百姓如同妻子儿女。我怎能苟且塞责，才可以得到正道？如果这样做还会失去百姓、使百姓离散、因百姓受苦而高兴，那是从未有过的。两位兄长怀抱对世道的忧虑，最终拯救疾苦、解除悬困的方法，也是你们一向讲习的。或者把这种忧虑和讲习带到一个县去实践，或者以此作为各县的表率，在一郡实行，以影响各郡，使天下士人都击节赞叹说：儒者对于世道确实有益，而没有辜负儒者的名声，难道就在今天吗？难道就在今天吗？于是提笔写下这些话，作为临别赠言。一位兄长，还有什么来教导我呢？” 《书许孝子卷》孔子在洙泗之间传道，颜渊之外，子舆最终在鲁国得到了它。当时聪明有才辩的人固然不少，然而愚鲁之士反而能够承继这条道，难道是进道必须有根基，像两位大贤那样，他们的根器本来就不同吗？不只是成圣如此，世间凡是能够在某一方面、某一行为上卓然自立的人，他们的资质和力量也往往与常人不同；否则庸庸碌碌、随俗混过一生的人就太多了。我的朋友赵德炎、高顺彦，都是所谓高明之士；他们那种质朴正直、耿介自守、特立独行的气概，从幼年就已经如此。所以他们各自守父母之丧，先后结庐墓旁，远近都称为孝子，我私下十分敬佩。如今看许君的传记，他的高尚行为同这两个人一样，其中感动神灵、使盗贼驯服、鸠鸟相随等事，更使我心中惊异。后来见到他本人，才知道他的内心朴实、气质耿直方正，与赵、高二人完全没有不同，更加相信名声不是凭空树立的，德行也不是凭空成就的。士君子修养自身、超拔流俗，根器确实是应当重视的。唉，资质禀赋在于天，询问学习在于人。天下有些人起初淳厚而最终流于浅薄，暂时砥砺品行，后来却困顿失意、放纵厌倦，到了晚年便没有什么可观之处。许君确实操守特别，今年将近七十岁，他的修养操持仍然勤勉不懈，每天与本县陈连山诸公联席讲学，彼此切磋扶持，其中意义不言自明。欧阳南野说：“父母生我之身，师友成就我的仁德。”由此可知，尽心尽道地侍奉父母，师友问学的功夫不可拖延。【许君名尚论，永宁人。】《书王西皋卷》

译我从孩童时代便听说，卢氏西皋王先生是文艺之林中的翘楚，心中私下仰慕他。几年后，先生两次任关中县尹，政绩都被称为卓异；又过几年，调任山东济南贰守，管理辽阳马政，慷慨为地方办事，触犯权贵宦官，被诬陷上奏逮捕。他真正的节操和刚劲的气概传遍天下，当时与满咸宁齐名。我私下仰慕他的心情，认为他应当如绝壁高岩，突兀万仞，只可仰望而不可攀登。壬子年，我补任司舆，每次到金吾卫拜见先生，都见他容色冲和、气度恢宏；坐着交谈，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依依不舍而不愿离去。书传所说的“快乐的君子”，大概正是说他在任辽阳之时，成为辽人的依靠。自从遭受冤屈，大小官绅接连上章、累牍申诉，……系……系，不能自行停止。后来奉恩旨归田，送行者堵塞道路，观看者如云，赠言写满一卷。当时我有军饷事务，没有参加送行。第二年，先生把平日的著作给我看，我接受后读过，篇章非常丰富，纯粹都出于正道；又知道他过去曾游学于西川先师门下。呜呼，这正是西皋先生所以成为西皋先生的原因啊！闲暇中有所感触，写下这些话，附在赠卷末尾，使后世观看的人知道，先生的人品和事业确实有师友问学、涵养实践作为根本，并不只是以刚正显著声名而已。《书牟凤区卷》《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每次诵读这两句，没有不想到德行和福分相互凭借，更加感叹完全的福分实在难以得到。人生下来，往往不能避免还在襁褓之中；有的人长大后庸庸碌碌、困顿失意一生；有的人才高能文，取得高第、登上显位，得意之后任性放纵，反而成了不肖之人；有的人仰慕古人、喜好修养，名位双全，却徒然感伤风木，想用牲牢鼎俎奉养父母而已经来不及；有的人得到朝廷褒奖封赠这样的盛典，却有父母在世时不能得到，得到时父母又已不在；或者父亲去世而母亲独存，或者母亲在世而父亲已逝；甚至升迁转调没有定数，机缘又不相逢，连诰赠也缺失的仍然比比皆是。我与牟凤区是同年朋友，廷试时曾经同席；近来奉差经过我乡里，聚谈了很久。如今又在都门亲密交往，我私下观察他的见识情趣，磊落奇伟，足以承担重任，不是凡庸之人可比。成为进士的第二年，他得授行人司行人；又过一年，遇到大庆覃恩，尊父大人得到与他官职相当的封赠，母亲也荣耀地受到冠帔封典，二人年龄各六十岁，已经很高了。因此，他亲手抄录父母的美好德行，向同游之友请求写几句话，带回去为两位尊亲祝寿。我想，一榜之中贤能豪杰固然不少，但选授有早有晚，官秩有内有外，能够像凤区这样荣耀封赠父母的有几人？即使得到封赠，能够像凤区父母这样同时享受福庆的又有几人？我因此更加抽泣感叹，对完全的福分难得以及牟氏积德深厚有了深切感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还阳别言》世上的游宦之人大多把得失看得很重，所以前面有所希望，后面便有所畏惧。不必说弯腰鞠躬、屈身逢迎来装出媚态，他们机变取巧、窥伺争胜，到了无法相比的地步；甚至公然行贿受贿，把送礼纳贿当作惯常套数，广泛索取而厚重馈赠。即使贪婪放纵的人最终涉足要津，若稍微清贫地奉养自己，在交际上节俭，即使行为可比卜式、伯夷，政事仿效龚遂、黄霸，也免不了困顿失意、沉沦压抑而无人显扬，明白的人常常为之叹息。丙午年，我将要赴选，亲友来送行，絮絮叨叨地详细讲述那些道理，并且说：“这样做，便能得到美官，否则一定……。”我拜手道谢后，又慢慢请教说：“您爱护我，辱承知己，怎敢不说几句话来处理这件事？您也知道养生的方法吗？养生家的说法，有吐纳、导引、服食药饵，各种调养方法难道不齐备？总的说来，以减少欲望为根本。欲望少，元气便日渐强盛，腠理便日渐坚实；即使不专门讲究调养，风寒暑湿也不能侵染，能够延年长寿的人十有八九。那些贪淫之人，早先不谨慎，精血已经耗损，即使有吐纳、屈伸、还丹、大药，也只是徒然虚设罢了，对寿命长短有什么益处？我曾想，养生如此，从政也一样。操守……清白，正是减少欲望的比喻。若有一次不检点，根本大节已经丧失；即使像屈身逢迎、机变取巧，以及广泛索取、厚重馈赠的人，偶尔一时通达显贵，时间久了也会败露，终于辱没名声、丧失节操、遗臭地方而受到君子讥笑，官声士品一旦断裂。古人说，‘一失脚成为千古之恨，再回头已是百年之人’，已经无法追回。相比较之下，究竟什么才是得呢？”座客都唯唯应答。后来我任职邢襄，见同僚还阳何子拙于奉承上司，却谨慎修饰自身；为官清廉，对众人宽厚。五年之间，当权者考察他的贤能，屡次奖赏荐举，声名传到帝都；如今他将要荣耀升迁而离去。倘若这就是所谓欲望少而延年长寿，似乎是这样，难道不是这样吗？与那些辱没名节、遗臭受讥的人相比，岂止天壤之别！我赞美他这个人，也高兴自己说的话有所应验。如今要分别了，因同僚们的请求，便说这些话。《坚白吴君号说》吴君号坚白，比王子年长十岁，家住灵寘朱阳社，距离张茅二百里有余。一天，他背着书箱跟随王子学习洛涧之学。王子的门人张敏孟说：“您是学习道的人，却取号坚白，意思涉及好辩，恐怕不是默默体认的意思吧？”吴君说：“不是吗？不是说‘坚固吗？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吗？染黑也染不黑吗？’世俗风气败坏，能改变人的十有八九，即使有志之士也难以抵抗。我将要摆脱流俗而仰望圣道，难道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吗？”张生说：“志向很高远，但学问需要逐渐磨炼；被磨、被染容易改变，坚白却难以持守。若不善之物不能进入，哪里会有被磨薄、被染黑？这正是鲁男子之所以称为善于学习的地方。”后来吴君把这番话拿来问王子。王子说：“即使如此，圣人也不是容易达到的，而心却可以与圣人相同。不从内心求取，学什么呢？坚白就是心体；不被动摇叫坚，不受污染叫白。但心有时被动摇，有时被污染，是因为被欲望触动。人只要不被欲望触动，我的心便是圣人的心，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进入呢？否则所谓不使不善进入，只是勉强收摄自己。我恐怕在不善尚未进入之前，它的根已经潜伏；进入之后一经触动便容易变化。即使在这里没有变化，能保证它在那里也不变化吗？不变化尚且需要用力，何况使它变化的因素本来就自在其中呢？您还是应当从心体上求取坚白啊。” 《邢台县会约》

译古人的学问，从天子到平民，全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所以没有人可以不学习，也没有学习可以离开修身。天德与王道始终贯通，因此能够使风俗大变、家家受到感化而可封为善地，正是因为学术本来清楚明白。三代以后，第一次变化成了功利，第二次变化成了词章。上面用来选取士人的，下面用来应试的，父老用来督促子弟的，子弟用来学习勉励的，全都专门从事章句文章。因此天下把章句文章当作学问，把学习章句文章的人当作学生；而务农的、从事工艺的、迁徙贸易的商人，却茫然不知道学问是什么。愚钝朴实而谨慎的人受性情支配，随波逐流、受风俗熏染的人听任习惯驱使，教化不能推行，风俗日渐衰败，古道的隆盛所以不能再见于天下。本县不才，年少丧父，蒙昧而多有轻忽越礼之处；长大后承受师友教诲，觉悟之性渐渐开启。对于百姓的忧乐、世道的升降、学术的异同，我心中感慨已久。如今冒昧来到此地任职，三个月以来常见百姓质朴、风俗朴实，机巧诈伪没有增加，颇有失去礼制而回归质朴的意味。本县既庆幸从善还有机会，但质朴过度便成为粗野，粗野便强悍，容易争讼，轻易舍弃生命；本县又担心挽回改变并不容易。如今约定日期、成立集会，将与各位百姓共同……。既然有了这个人，便有这个身体；既然有这个身体，便有这个道理；既然有这个道理，便有这种学问。不离开本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不超出日常习俗，到处都可以恢复古道。这正是先王修明道理、设立教化的根本用意。你们百姓应当共同体认实行。《谕士》俗话说，事情不如意的，十件中常有八九件。我们处身世间，难道能全都处在得意之境吗？学者所可贵的，正在于每经历一次，便增加一番功夫。生活资财困窘，就安分守淡，不萌生嫉妒和非分追求；世态炎凉，就认为本来如此，不产生怨尤；仕途升降，就听凭天命，不患得患失；横逆之事到来，就专心反求自身，不与人计较；毁誉、利害、成败、生死，都求使自己的内心尽善而不违背道理，斩钉截铁，不恐惧、不回头。凡在这些地方，见识稍有不坚定，就责备自己没有志向；志向稍不努力，就以此为可耻。精神稍不挺立，世俗情感稍不割舍，便应想想古代圣贤是怎样的人，人生置身天地之间，究竟应当取得什么结果。日常生活中随时随事自我反省、自我督责；用一分功夫，心地便洒脱一分，力量便凝定一分。孟子所说的“使心动摇、使性情坚忍，从而增加过去没有的能力”，程子所说的“要想成熟，必须从这里经过”，正是这个道理。这样才是实际，才成就学问；否则即便托名讲学，终究只是耳闻口说，日用时光不断流逝，虚愿不能实现，岂不是辜负了这一生吗？《谕俗》人活着，最可贵、最重要的，是要在天地之间做一个好人。如果不做好人，家庭骨肉会厌恶他，邻里乡党会轻贱他；或者触犯法律，给祖父留下耻辱；或者恶行积累一时，流毒子孙。人怎么可以不做好人呢？然而所以不能做好人，各种过错说到底也只是“贪”一个字造成的祸害。所贪取的东西归于自己，必然损害别人；损害别人，轻则结成怨，重则结成仇敌。受害人家怀着愤怒而想着报复，常人厌恶鄙薄他而不屑与之为伍，有道德的人怜惜叹息却无可奈何，不也很可悲吗？人也应当想想：不过是这七尺之躯，头顶着天，形貌相同，都是男子，共同居住在天地之间；长者不过百年，短者也许只有四五十年，或者二三十年。所吃不过为了充饥，所穿不过为了遮体，所住不过为了藏身。如今即使不能免于饥饿，古人也曾有饿死而不吃嗟来之食的；如今即使不能免于寒冷，古人也曾穿百结鹑衣、衣襟短促而露出手肘；如今即使羡慕安适的居所，古人也曾住在茅檐破屋中而不遮风日。人若稍微能够知足、稍微能够安分，即使终身贫穷，实际上也有极其尊荣的境界；何况清静淡泊的福分，远远超过富厚之人万万倍。若贪心不足，忙忙碌碌、苟且营求，不仅贫富有命，不能强行争夺，只会蒙受不肖之名；就是自己的身心，也没有可以享受安适的地方。唉，人只有这一生，而一生能有多久？人只有这一身，而这一身能享用多少？天地生我一场，父母养我一场，我来到世上一场，为什么却日夜忧劳，多行不义，疲惫不堪，甘愿与鸟兽草木一同朽腐呢？唉，人位列三才，是万物之灵；道理并不远离人，觉悟它便是。你们百姓要猛然省悟啊！《川上述言》乙未年六月十一日，川上会讲时，朋友们按次序就座，有人交头接耳、私下说话。老师说：“我们十天才聚一次，如果确有疑问和契合之处，就应当明白地提出来，大家共同商量；否则只要澄心默坐，便有无穷的妙处、无穷的益处。若只是个人私下的情怀以及平常泛泛的事情，似乎不应随便涉及；否则就是今天翻来覆去讲了一场闲话。”张汝行听到后，想到洛下讲会也有颇多涉及闲谈的地方，请老师大书几句话，带回去张贴在会所，作为戒勉，不可再走从前的老路。我想到好友难得，会合又不常有，大家聚在一起说话，应当思考其中的义理；汝行的请求也正是切近的思考。于是摘取前面的话，恭敬写下，以表示相互切磋的意思。同道之人难道认为这样不对吗？《书赵德隆昆玉扇》康节先生的诗说：“事物的道理看透之后，人情也照见之后，能够用一个字，善于解释百年的迷惑。”请试着想一想，这一个字是什么。又说：“事物的道理看透之后，人情也照见之后，可叹又可吐唾，既可鄙又可……。”请试着想一想，所谓“叹、唾、鄙、……”究竟指什么。想得彻底，学问才见真实；这样我独自来、独自往，志向中没有厌恶；否则就像一场春梦，昏昏沉沉、忙忙碌碌，永远没有了结。白沙先生说：“士大夫的出仕、退处、离开、任用已经分明，已经占据了好田地；如果还能向学问上下功夫，求得更高的一着，就不算白白耗费浮生岁月。”请试着想一想，所谓“一着”是什么。又说：“如果说自己并不仰慕圣贤，我还肯这样学习吗？”思考到这里，便能看见一个不容停止的地方。请试着想一想，所谓“不容停止”是什么。又说：“做学问必须从静坐中涵养出一点端倪来，才有可以商量的基础。”请试着想一想，所谓“端倪”是什么。想得彻底，然后才不依靠书册、不倚仗声誉，肩负重任、道路遥远，直到死才停止；否则世路多歧，意气日渐消磨，即使美好的事业最终也会成为“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说，实在足以作为鉴戒。《爱堂别言》戊子年秋天，我走出崇正书院，在路旁遇见罗山徐爱堂。爱堂说：“您不是王幼真吗？”又惊讶地追问缘故，说：“弟弟仰慕兄长已经多年，所以特来拜访。”我返回后请他到馆舍坐谈，谈了很久，便成为莫逆之交。到了辛卯年，我们又一同住在梁园，早晚同床，感情更加深厚。我私下观察他的气概凌驾霄汉，眼光俯视天下，飘然有独立于千仞之上的意味。听说我的老师云浦先生讲授伊洛之学，他便带着粮食向西而行，不远千里，到涧水之滨拜见老师，行弟子之礼。他的容貌一天比一天恭敬，气势一天比一天收敛，内心渐渐进入谦抑涵养的境界，庄重得仿佛有所获得，正是所谓一日千里。后来他回来，徘徊着对我说：“这次分别，老师远离，朋友隔开，我惴惴不安，只担心自己鄙陋吝啬。兄长能不能在每件事上诚恳细致、反复详尽地告诫我，使我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呢？”我想，我们二人的交情不是寻常宴饮游乐的友好，怎敢只用赞誉而不用规劝？也希望您能有所教益于我。

译心气高傲而意气张扬，造诣就不会深；精神一味向内收敛，作用便会越来越精细。衣冠、言语、行动之间，可以观察一个人的涵养，必须认真体会。古人说，刚开始学习便知道有下功夫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讲学时是这样的人，讲学以后仍然是这样的人，便是没有收到功效。学问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人相互观摩，很容易日渐颓败。白天关门静坐一两个时辰，阅读理学书籍，逐一把古人与自身比较衡量，精神自然不同。眼前朋友相处，彼此旧境熟悉，会面之间只知道嬉笑调侃，便很难希望得到相互扶持。一定要恭敬沉默地自处，做事有原则，喜好有选择而不苟且，使人见到后说：讲学的人果真与普通人不同到这种程度！能够使人感动而奋发，这就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学问。若不能完全放下，终究很难契合。玩味这两句话，应当有所领会。我们在师门受学，别人所观望的，必须当下承担起来；每天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不要采用近世学子的套数。伊洛学说的源流，正在今天；否则悠悠然仍是旧日的自己，实在可惜。《别吴坚白》先师去世之后，一时之间同道朋友寥落如晨星；眼前的朋友又没有看到真正切实向学的人。我年近六十，您又比我年长十岁；所居相隔二百里以外，平常不能相聚。这次分别之后，何日才能再会？贵乡朋友中能够振作兴起的有几人，真正切实的有几人？《易经》说，君子以朋友之间讲习为乐，朋友相互滋益的作用太大了，您应当记住。《易经》说：“不因世俗改变，不因名声成就；退隐于世而没有烦闷，不被人理解也不烦闷；有乐意的便实行，有忧虑的便避开；坚定而不可动摇。”《中庸》说：“君子依循中庸，退隐于世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论语》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恼怒。”又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早晨和晚上相隔极短，生和死却是最大的变化；一朝之间的生死永诀也极其迅速。有无遗憾，只由是否听闻并体悟道来决定。别人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可谈论的呢？我多病，懒于会见宾客，却很想会见您。将要相会时，还担心您年长，难以久坐；没想到一坐便过了很长时间，您没有疲倦的神色，我忘记了自己的病，您忘记了自己的年老。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前孔子在齐国听《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味；游酢、杨时侍立在程门，不知不觉天色已晚、积雪已深。他们的精神意气确实有所契合。我们虽然不敢希望达到前人的境界，难道也有相似之处吗？后生把长者看作拘束，平常不肯相见；相见时又匆匆离去。长者也不应当轻易亵渎自己，即使有关于身心性命的谈论，又有谁能够听到？能听到都不可得，何况希望彼此心神契合呢？这就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少见的原因。《会讲臆说》【附《复李缉敬公祖书》】自从先师去世以后，我不肖之人长久漂泊在外，洛西讲会的同道寥落如晨星。归田以来，我与新旧诸位同志约定日期重新聚会，又重寻旧日盟约；远近之人响应邀请，群然向往我道，或许可以使先师之道不至孤独。幸蒙老公祖作为理学名家，虚心喜善，恳切地以接引后学为念。日前屈驾来到会所，对疑问曲折加以开示，剖析精详，无不使人人受到鼓舞，真是百年难逢的盛事。再次承蒙您赐示《会纪》，更加感激佩服；只是当时一日相聚，我的粗浅见解还没有能够全部说尽，现恭敬缮写出来，请您指正。平日关于立志的说法，听得多了，也不过说“立志，立志”罢了；然而，立志实在是圣人之学有始有终的根本。《礼记》说：“一年视察学生能否离经辨志。”什么叫辨志？天地之间，道德、功名、富贵虽然有三等，但论道德，则一捧水并不小，六合也并不大；处在困穷之中不会有所损失，身处显达也不会有所增加；不是因为活着才存在，也不是因为死了便消亡。世间一切功名富贵，都只是我所遭遇而显现的应迹罢了。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把志向落在功名富贵的场中，便是自己迷失、自己耽误，丧失了生人为自己立命的根本。所以先师孔子说“志于道”，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所说的学，就是《大学》之道。有人问程子：“求学的人志向在于大，应该怎样？”程子说：“志向没有大小之分，且不要说把道让给第一等的人，自己只做第二等的人。刚这样说，就是自我放弃。虽然同不能居仁由义的人有所差别，但自我看小这一点是相同的。”说到学习，就应当以道为志；说到做人，就应当以成圣为志。有了这样的志量，便是所谓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小，登上泰山就觉得天下小。不是鲁国和天下真的小了，而是因为泰山、东山高。所以说，即使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像太虚空中一点浮云掠过眼前，何况不合义却能得到富贵呢？因此说，先立定最重要的根本，次要的东西就不能夺走它。自从道学不明，世人往往一遇到些小的功名富贵，心就自行摇动。这是因为平日没有真正立下做圣人的志向，所以一切利欲来临，便日益被牵引、日益忧惧、日益陷溺，终身不能脱身，最后与草木一同朽腐，实在可悲。因此，求学的人一定要真正追求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才算立志。阳明先生说：“所以，即使是豪杰之士，承担的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只要志向稍有不立，暂且安置在其中的人也多了。正是因为把第一等人的位置让给别人，自己只做第二等的人，半上半下、拖泥带水，终究不免与声名利禄的习气相同，最后和自我放弃的人归于一路。还谈什么志于学、志于道呢？” 古人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又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个志一旦真实，精神和心思便凝聚融合，即使睡梦之中，也只有这一条道路。这就是所谓如猫捕鼠、如母鸡孵卵，只要没有成功就不停止。这样还有什么不能立定的呢？所以宣圣四十岁不惑，就是这个志不惑；五十岁知天命，就是志与天命合一；六十岁耳顺，就是顺从这个志；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志不越矩。所以说，只要一息尚存，这个志就不能有片刻懈怠。到这一步，才算真正立定了志。因此，志是圣学有始有终的根本。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的三章，也只是在精神上体会。仁就是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礼就是我所禀受的天理，是仁的发用。“克”是能够，“己”是自己，“一日”是一天、某一旦。有一天能够觉悟，明明白白地恢复自己的天理，那么这一段精神，便是万物都具备于其中，直达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境地。一切不合礼的事，怎么还能做呢？这样，视、听、言、动无不合礼，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有不善的念头，未曾不知道；知道之后，未曾再去实行。因为在知道它的时候，它已经融化消解了。孟我强先生说：“出门像见到贵宾，使唤百姓像承当重大祭祀。”这一段精神，不是圣人不能达到；到了这个地位，便可以通达天德。这确实是卓越的见解。“说话迟钝谨慎”，并不是在言语上用功。又说“做起来很难”，那么所做的是什么事呢？不就是仁吗？做仁难道真有穷尽吗？既说“难”，难道可以自行推诿吗？这一段精神，是既不敢不谨慎说话，又有不能不去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必多说，自然可以体会得到。大概这个道理极其广大，原本没有偏有全；圣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也只是随着人的不同、时机的不同而说。总之只是同一个道理，关键在于人的精神究竟如何。

译“出门如见大宾”的说法，固然是说以主敬为功夫，但也有两层意思：有从根本上用功的，有从末端上用功的。心的本体从来无处不在，也无所不在，所以遇到亲人就孝顺，遇到长者就敬爱，遇到贵宾就恭敬。当他遇到贵宾时，并不是先存着一个“敬”的念头才恭敬，而是不知不觉地自然恭敬；这就是廓然广大、物来顺应的常态。所以说出门时、使唤百姓时，不说“见大宾、承大祭”，而说“如见、如承”，与“参前倚衡”“如有所立卓尔”的意思相同。阳明先生说：“说‘卓然站立’，便不是空无；说‘如’，便不是实有。”程子也说：“站立时，看见它出现在面前。”所看见的是什么？不过是形容心体纯粹恒常，一丝一毫也不能从中间隔断。所以说，专一就是敬，无所趋向就是一；又说，忘掉敬之后，便无处不敬。这就是所谓广大自然、顺应外物的常态，才是真正的敬。如果有意去敬，仍然是执持的心；执持而达不到，便会忘记；因为忘记又去把持它，便成了助长。助长和遗忘互相接续，恐怕没有完结的时候。因此，不如一定有所作为，却不要存着一个正心之念，这才是恰当的。程子说，“一定有所作为而不存着正心”，与“鸢飞鱼跃”的意思相同：天机活泼，生意自然流动。见到贵宾而振作起来，当然是敬；没有见到贵宾时，放松手脚、舒展眉头，也似乎不能说不是敬。程子说：“认识到它是理，只须以诚敬保存它。”又说：“不曾用一丝一毫的力量。”这就是保存它的方法。如果用力，便有所执着；有所执着的心，不是广大自然、顺应万物的心。这叫凭借外在的义来袭取仁，而不是积累义；是实行仁义，而不是由仁义自然流行；是用敬使内心端正，而不是敬本身使内心端正。因此说，若说“用敬使内心端正”，内心就已经不正了。这一切都是有意正心造成的。推到极致又说：“天地不过就是敬。”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又是敬的根源所在。善于学习的人，只须守住专一罢了。孟我强先生说：“文王升降往来，都在上帝左右。”所谓上帝，就是我心中正直的主宰；无论行动、静止、起居，这个真正的主宰常在。所谓不愧对屋漏之处、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到伤害，都是这颗心。哪里另有一个所谓上帝呢？这样，见贵宾、承大祭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颜子的学问，是从保存天理上用功的。然而什么是理，又怎样保存它，也不过是这颗心的觉悟罢了。心体极其广大，一觉悟便恢复本然，常常觉悟，常常恢复；一切外物和遭遇来到，又怎么能扰乱它呢？所以说，有不善未曾不知道，知道之后未曾再做；怒气怎么能迁移，过错怎么能重复。这种功夫，直如红炉中的一点雪，何等直截、简易。“三月不违仁”正在这里。如果对心体还不能体会，只是天天追逐攻克外物，我恐怕会□□灭东边又生西边，得到这个又失去那个，整天劳碌而没有尽头。所以说，克制、夸耀、怨恨、贪欲都不发作，这已经可以说难了；至于仁，我还不知道。“我对这件事还不能确信。”所谓“信”，究竟是什么？直截地说，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理。理具备在心中，万物都具备其中；一旦信得真切，还有什么不能包括？又有什么能超出这个理呢？收摄在方寸之中，扩展则遍于六合；不因尧而存在，不因桀而消亡；事业大时不会增加，处境穷困也不会减少。即使富贵，也把世间的功名勋业看得如同闲事。所以说，随自己的见在安处于所居的地位，享受日用的平常生活，胸襟悠然，直与天地上下同流，这就是尧舜的气象。孔门称许曾点、漆雕开已经见到大意，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了这个。世人的眼界狭小，一开始便站在富贵功名上，到最后也只是功名富贵中的人，实在如同草木一同朽腐，可惜白白来世上一遭。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正与这里互相发明。先圣赞许曾点、漆雕开，也是因为他们已经见到了这一点。求学的人必须特别对此猛然醒悟。“信”字也有两层意思：有相信别人，有相信自己。凡是心中有所疑惑，或从师友那里听闻，或以古代训诫来验证，一件事、一个道理忽然好像有所领悟，这是对别人所说的信。有沉潜默识，直透心体，能够保守它、承担它，怡然自得，卓然自立，承担重任、道路遥远，至死才停止，这是相信自己。所以说，有之于己叫作信；又说，笃信而好学，至死守持正道。因此，不承担重任、走漫长道路，就不足以谈善道；道不善，也不足以谈好学。【卷之九／杂著】《栢林寺日录》《王惺所先生集》卷之九 《栢林寺日录》【云浦先师批教】遇到事情既然是一定不能推辞的，却因此产生烦躁，这是心病严重的表现。真正好学，自然能够顺应事物，哪里会厌烦？既然说一定不能推辞，那就是义所应当做的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烦躁又从哪里产生呢？天机活泼，所得才深；勉强探求、竭力索取，因而产生障碍的却很多。一个“强”，一个“力”，就是障碍。深居简出，是用来培养操守的；但必须看所培养的操守究竟是什么。《易》是圣人教人灵活处世的方法。总的说来，得到就是志得，失去就是凶，悔就是失，原本可以成为得；吝就是得，原本可以成为失。南蒯占得黄裳，穆姜占得随卦，都是自己先失去了，哪里还谈得上得到呢？所以，洗涤内心、默默成就自己的至人，不借助卜筮；处在安乐之中而玩味君子之道的人，却时时以卜筮自警。所以说，这就是《易》的道。几旬以来，《易》的大旨不可离开；它的出入以法度规范内外，使人知道畏惧，即使没有师保，也如同面对父母。得失、吉凶、悔吝，怎样才能体会认识？难道还没有超脱旧有的见解吗？“时时学习”就是一定有所作为；“喜悦”就是鸢飞鱼跃的生机。时时学习必然喜悦，不喜悦就一定不能时时学习。这样说仍然是勉强探求、竭力索取，和尼父的本意似乎略有不同。水流即使很急，境界常常安静；花朵即使频频凋落，心意自然闲适。这两句诗，就是“一定有所作为”的真正诀窍。心胸开阔而广大，事物来到便顺应它。一天，有位客人说：“学问功夫有先天、后天，后天和先天不同。”我说：“后天就是先天，并不是两个东西。”客人说：“后天毕竟有一些人为的意思在其中。”我说：“念头起来就去做，念头止息就停止，都是因为心体还没有透彻。如果透彻了心体，□□□切，真如源头一□□洁净，支流也都清澈。试试看人在井边受到惊吓、或者对嗟来之食不屑接受的时候，那纯粹是人人本来具备的，不容许凭空加上意念，又哪里还谈得上先后呢？” 有人问：“不思考、不勉强，和选择善道而牢牢守持相同吗？”回答说：“所谓选择，是选择那不必思考的；所谓守持，是守持那不必勉强的。实际上并不是两个东西。” 只是安然与勉强的区别罢了。发愤到忘记吃饭，是在内心研求，不是在外界搜求。必须知道分界所在，否则不是妄作，便是玄虚。孝悌是百行的根源。有子的说法还显得支离。我记得他把“仁”字解释为“人”，大概古字□和“其为人也”相同，是为了说明顺理而行、没有瑕疵。实行仁的根本，尧舜之道，实在不在这之外。所以宗族称他孝，乡党称他悌；孔子把这看作士的次一等。大概是说，左右侍奉父母，能够做到区区的孝，却还不能修养自身、体行大道，做到大孝。所谓大孝，是每走一步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他行己有过失便感到羞耻；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便说“这是我的罪过”；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便说“这是我的耻辱”。他奉命出使四方，内心始终存念天下；只有使困穷的百姓得到志愿和安顿，才不辱没君命，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应答之间。这种人物，必须使天下人的明德都彰明，才算上等的士，才算大孝。《诗经》说：“孝思不匮，永锡尔类。”说的就是这个。能够忘却别人所不能忘却的事情，才算真正勇敢；志趣深远，心胸宏大。必须光明磊落，□□洁净；□□洁净地做起来，才可以有所成就。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道心和人心并不是两个心。圣人的行动以天理为依据，所以人心就是道心；常人的行动以人欲为依据，所以道心就成了人心。这不是虞庭的旨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