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全书卷四

译往年仙舟经过赣地，承蒙您不以自满自居，执守礼节而谦下地向我请教，古人所谓聪敏而好学，我在彦式身上看到了。分别以后连续忙碌，来不及及时问候，思念之情非常迫切。近来令弟来省视，又承蒙您惠赐教诲；您志向于道的坚定、趋向的端正、勤勉不懈的程度更加深厚，我浅陋卑薄，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礼遇，惶恐，惶恐。您信中说学问没有静定的根基，受到外物感动便容易动摇，处理事情又多有后悔；这三句话尤其显示您近来用功的实际。不过我没有什么知识，哪里值得贤者这样询问？大体说来，这三种情况的毛病是相互造成的：只是因为求学时另外寻求静定的根基，所以受到外物感动便害怕自己容易动摇；因为害怕容易动摇，所以处理事情时又多有后悔。心本来没有所谓动和静；说它静，是指它的本体；说它动，是指它的作用。因此君子的学问在动静之间没有间隔：静时始终觉知而从未昏昧，所以始终能够应对；动时始终安定而从未被私欲占有，所以始终寂然。始终应对、始终寂然，动静都有功夫，这就叫集义。因为集义，所以能够没有大的悔恨，也就是所谓动时安定、静时也安定。心只有一个；把静看作它的本体，却又另求一个静的根基，就是扰乱它的本体；把动看作它的作用，却害怕它容易动摇，就是废弃它的作用。所以，求静的心本身就是动，厌恶动的心并不是静；这就叫动也在动、静也在动，迎拒、起伏相互追逐，永无穷尽。因此，遵循天理叫作静，顺从私欲叫作动。所谓欲，并不一定是声色货利等外物诱惑；凡是心中的私意都是欲。所以遵循天理，即使应酬万般变化，也都是静，这就是濂溪所说的“主静无欲”，也就是集义。顺从私欲，即使斋心静坐、忘却外物，也仍然是动，这就是告子所谓强行压制、拔苗助长，是把义看作外在之物。虽然如此，我也只是正在从事这件事，却还没有做到；姑且把自己的见解陈述给贤者听罢了，不知您认为如何？有机会请告知我。与唐虞佐侍御【辛巳】我们相处两年，感情日益深厚，心意日益真挚，这些彼此都心照不宣，不必用言语道谢。分别后又承蒙您以雄文追送，称许超过实际，末尾又重重地拿傅说的事来比拟我，更加不是同类，我感激惭愧之情哪里有尽头呢？不过这是故人的恩赐，我岂敢不拜受？如果果真如此，我不只是要出仕进取、有所作为，即使退隐到岩穴之下，也终究不失为贤者，岂敢不拜受您的恩赐？古人有话说：“他送给我木桃，我用琼瑶报答他。”如今您把琼瑶投赠给我，我又拿什么报答呢？用您所赐的东西来报答您，可以吗？傅说的话说：“向古代训诫学习，才会有所得。”所谓向古代训诫学习，并不是说通晓文辞，在口耳之间讲说，靠从外部袭取义理。所谓有所得，是说从内心获得，并不是由外物灌输。一定要依照古训去学习古人所学，在自身上落实诚意，所谓默默成就、不说话也使人信服，这才算有所收获。所谓谦逊心志、时常勤敏，并不是说在外表上矫饰情态、谦卑守礼，急切追求事功声誉；他的谦逊心志，就像大地处于下方而没有什么不承载，就像大海虚空而没有什么不容纳；他的勤敏始终专一于天德，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戒惧谨慎，如同太和之气运行不息。这样做到了，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感到疑惑；道德广大深厚，如渊泉般深远，并且随时表现出来；说话，百姓没有不信服的；行事，百姓没有不喜悦的；施行到蛮貊之地，道德流传无穷。这才确实是傅说之所以成为傅说的地方。用这个来报答您，虞佐难道会拒绝我吗？孟子说：“责求他做到困难的事情，叫作恭敬。”我难道敢只以做后世文章之士来要求虞佐吗？颜氏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虞佐难道不能以成为傅说这样的人自我期许吗？行人已经回到灯下，我匆忙写信致谢；彼此相隔更远，面对纸笔不胜怅惘。答方叔贤【辛巳】承蒙来信，足见您在《大学》原本和良知问题上用心深密。道理只有一个；论其根本原则，六经四书没有不能推求而彼此相同的，不只是《洪范》和《大学》相通而已。这个意思也是我平日常常对朋友说的。譬如草木，彼此相同的是生机；至于花实的疏密、枝叶的高低，也想全部使它们相同，我恐怕造化不会这样雕琢。如今兄长正因自以为独到的新见解而欣喜，锐意主张这一说法，即使一向相信并爱护我的人，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立即接受。且希望兄长把自己的见解切实落实到自身上，必定会有所疑问；如果果真没有疑问，必定会有所收获；如果果真没有收获，又必定会有新的见解；到那时我的说法才可以进献给您。学问不明已经近百年了，近来幸而有甘泉和兄长这样的同志相互切磋讲求，已经颇有端绪；可是兄长忽然又像这样被文义牵制滞碍，我还将寄望于谁呢？君子谈论学问，当然只是遵从真理，并不把一定相同看作可贵。至于入门和下手的地方，却有不能不辨明的地方，这就是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关于致知格物，甘泉的说法与我还有一些不同，但不妨碍大体相同；如果兄长的说法似乎又与甘泉不同，相距遥远，恐怕言辞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语言直率冒昧，不再有所谦让。近来给甘泉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些，想来他不会因此怪罪我。二【癸未】这门学问荒芜已久，如今幸而我们又知道在此讲求，当然应当急切不安地同心协力、志同道合，务必求得真实，以自身彰明道理。求学虽然进入的途径略有不同，但归根到底志向相同，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浅陋，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至于叔贤对甘泉，也只是被文义牵制，在辨说上纷争，反而加重世人的疑惑，给那些喧闹争论者张了口，这实在不能不令人遗憾。我正在忧病之中，不能多次写信问候；偶然听到一些消息，因谦之将要离去，便附带写下这些话，次序杂乱。见到渭先时，希望也把这些话一并告诉他。与杨仕鸣【辛巳】

译差人来告诉我，令兄已经在去年冬天安葬，坟上已有宿草；我没有机会前往哭吊，真令人悲伤！您托付我撰写墓志铭，但我既有病又事务繁忙，必须由朋友中与他深相了解的人来写，才能有所发挥。您信中谈到日常讲求功夫，只需各自依照自己良知所能达到的地方，除去自己的障碍，扩充它以复明本来体性；不可迁就气习而迎合时俗。这样才是致知格物，才是明善诚身。果真如此，德性怎么会不日益更新？学业怎么会不日益丰富？您说每天自我检查，却没有一天能够始终浑然完整，这也只是致知的功夫间断了。仁也只在于把它做熟罢了。您又说，用这个标准考察前辈文章的异同时，发现功夫不相合，常常产生疑虑，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所说的“致知”二字，是孔门真正的正法眼藏；对此看得真实，就可以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考察三王也没有错误，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知道这一点，才叫知道道；得到这一点，才叫有德。不同于此而求学，就叫异端；离开此理而立说，就叫邪说；迷失此理而行事，就叫妄行。即使千般魔怪在眼前眩惑变化，也自然会一触即碎，一迎即解，就像太阳一出来，鬼魅魍魉自然无处藏形，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又有什么不同和相同值得迷惑呢？所谓这门学问，就像站立在空中，四面都没有可以倚靠的东西；万事都不能沾染执着，一切都任凭它本来如此，原本不容许增加或减少一丝一毫。如果稍作安排，稍微夹带一点主观意思，便不是合一的功夫。虽然言句有时还不够明白，也是仕鸣已经有所见到的地方，足以令人欣喜。但必须切实用力，才不会落空。如果只这样说而不实行，终究不免只是模拟揣测，后来只能成为一个卖弄精神魂魄的人。虽然和近世讲格物的人所患的症候稍有不同，但作为病痛本身是一样的。诗文的习作，儒者也并非废弃；孔子说有德之人必定有言语。然而如果刻意安排组织，往往没有不是出于争胜之心的。前辈号称有志于此道，却也这样做，也只是习染之心没有除去罢了。仕鸣既然懂得致知的学说，在这些地方自然应当一考察便破除，不可能再瞒过自己。二【癸未】分别以后非常想念。先前收到尚谦的信，知道仕鸣的功夫每天都有进步，很是安慰我对他的期望。大体说来，我们这一群人既已知道求学的根本，就不用担心没有下手之处；只怕客气、外来的习气成为祸患，不肯真正地致其良知。后辈中像柯生等人，也颇有力量可以进步，只是客气造成的危害也不小。临行时我曾和他痛切地说了一番，不知近来果然能够克服它了吗？信到了以后，请来相见，把这些话拿出来共同勉励。前辈对于后进，没有不希望他们进入善道的；所以在规劝切磋、磨砺激励之间，也可能有直率过分的地方。只是恐怕后学不容易承受，既不感念我的恩德，反而把我当作仇人，这样的人也有。往往反而无益有损，所以不如暂且从他们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入手，诱导扶持、鼓励劝勉他们。从前我也曾和仕鸣谈到过这些，想来他不会忘记。三【癸未】前一册只是备录我个人所说的话，或许没有完全表达我的心意。这一册直接记述仕鸣所得，反而没有失去我的见解。由此可见，求学贵在自己有所领悟。古人说得意便忘言，学问如果自己已经有所得，还要语言做什么呢？如果想有所记录，作为日后印证的凭据，那么只需把自己所得的意思写下来罢了，不必一一拘泥于言辞，反而造成不能表达。中间词语有时不够明白，我在病中无暇仔细校检。与陆元静【辛巳】赍奏的人回来，得到您的佳作和亲笔信，听到这些很是欣慰。因为多病的缘故，我将要从事养生。我过去曾在这方面耗尽力气，后来才知道不必如此，于是重新专心于圣贤之学。大体说来，养德与养身只是一件事。元静所说的“真我”，如果能够在无人看见处戒谨、在无人听见处恐惧，而专心致志于此，那么精神安定、气息安定、精气安定，仙家所谓长生久视的说法，也就在其中了。神仙之学和圣人之学不同，但它开始立论，也只是想把人引向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悯人们贪着，于是用神仙之术逐步引导他们”，元静试着取来看看，其中的意图也自然可以看出来。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直到周公、孔子，他们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如果有可以长生不死的方法，他们又何惜于拿出来告诉别人呢？像老子、彭籛这一类人，只是禀赋恰好如此，并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类，都是他们那一学派所称述、奉为祖师的人；但他们得到的寿命也不过五六十岁，那么所谓长生之说，必定另有所指。元静气弱多病，只应抛弃声名，清心寡欲，专心于圣贤之学；像前面所说的“真我”之说，不应轻信异端之道，白白使自己的聪明受到迷惑扰乱，耗损精神，虚度岁月，久而不能回头，最终成为心智错乱的人，并不困难。古人说“三次折断胳膊，就成了良医”，我不是良医，却曾经三次折断胳膊；元静请谨慎听取，不要忽略。我的省亲请求，先前听说有关部门已经准许批复，只要得到正式回报，我就应当长久退隐山林。过不了多久朝廷将大加赏赐，那么元静也会有获得推恩封赠的日子。如果您能到阳明山脚下访我，我一定能够替元静解决这个大疑问。二【壬午】

译我不孝不忠，给先人招来祸患，严酷的惩罚还没有完全施加，却导致众人议论纷纷，这也是我应当承受的。竟然劳烦贤者冒犯忌讳，为我辨白洗雪；高雅地承受您出于道义的爱护，这样深切恳挚，实在不是我这个不肖孤儿敢于期望的。无须辩解便能止息诽谤，这是我曾听说的古人教诲。何况如今又岂止如此？四方英杰因为讲学异同的缘故，议论正盛，我们哪里能够辩得完呢？只应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么我难道还有没有相信的地方吗？就应当努力求得正确，不能动辄认为自己正确而认为别人错误。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么我已经真正自信了吗？就应当更加致力于实践，以求内心自得满足。这就是所谓默默成就、不说话也使人信服。然而，今天这些纷纷的议论，难道哪一件不是促使我们动心忍性、砥砺切磋的地方吗？况且议论的兴起，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私下怨恨我；他们这样立说，也会自认为是在捍卫道统。何况他们的说法本来出自先儒的绪论，各自确实都有依据，而我们的言论突然不同于旧说，反而像凭空杜撰；他们不知道圣人的学问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流传中失去了真实，先儒的议论之所以日益支离，也正是后学沿袭错误、逐渐积累造成的。他们既然先存有横在心中的不信之念，不肯虚心讲求；再加上我们在议论之间有时被争胜之心和浮躁之气所乘，不免表现得过于矫激，那么他们当然会非笑、惊疑和迷惑。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能只把罪过归给他们。唉！我们今天讲学，是想让别人不同于他们的说法吗？还是想让别人同于他们的学问吗？是想凭善胜过别人吗？还是想用善来养成别人吗？知行合一的学问，我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什么时候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了呢？推究其根源，像我这样的人罪过尤其重。平时只是徒然用口舌讲解，却从未在自身上实践；名声浮在实际之上，行为不能符合言语；自己从未真正致知，却说古人致知的学说还没有穷尽，这就像贫穷的人谈论黄金，终究免不了向别人乞食。诸位又受到彼此相信、彼此爱护过度的毛病影响，却不知道它的弊端，于是共同造成今天纷纷扰扰的议论，这些都是我的罪过。不过，从前的君子中，也有被天下人非难而不顾、被千百世非难而不顾的人，他们也只是求取正确罢了，难道会因为一时的毁誉而动摇内心吗？只是自己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又怎么可以就此认为他人的话全都错误呢？程颐、朱熹在当时尚且免不了遭到诋毁和排斥驱逐，何况我们这些人的行为还没有达到境界，那么别人诋毁排斥我们，正是应当的。如今凡是争辩学术的人，也一定是有志于学问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与自己不同，就疏远排斥他们。是非之心人人都有；他们只是被长期积习遮蔽，所以最终不容易理解我们的说法。就像诸位当初听到我的说法时，其中难道没有非笑诋毁的人吗？时间久了，他们释然觉悟，甚至反过来激烈地主张超过分寸的言论。又怎么知道今天诋毁我们的力量，不会成为将来深信我们的力量呢？我正在服丧悲苦之中，本不是谈论学问的时候；但道统兴废有不能沉默的地方，不知不觉唠叨至此，言语没有条理，幸望体察我的心意。关于致知的说法，我先前曾和惟濬、崇一等朋友在江西极力讨论。近来杨仕鸣来访，也曾谈到，内容颇为详细。如今原忠、宗贤两位又要前往，诸位再共同细心体察研究一番，就没有什么未尽之意了。孟子说：“是非之心，就是知。”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就是所谓良知。谁没有这种良知呢？只是不能把它贯彻出来罢了。《易》说“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至之，就是致知。这就是知行之所以合一。近世讲格物致知，只是“知”字尚且没有落实之处，至于“致”字的功夫更是完全没有说到，这就是知行之所以分成两件事。答舒国用【癸未】来信充分显示出您求学笃实恳切的志向。求学最怕不知道要领；知道要领之后，所怕的就是没有笃实恳切的志向。国用既然知道要领，又能立下笃实恳切的志向，像这样进步，谁能阻挡呢？信中所怀疑的一两处，都是功夫还不成熟却想求速成、拔苗助长造成的毛病。按照国用的志向，只要除去求速成、拔苗助长的心，循序渐进地每天进步，自然会有所达到。先前所疑惑的一两处，自然会像冰雪消融一样完全明白，哪里还需要等我的话呢？譬如饮食，味道美好还是恶劣，吃的人应当自己知道，不是别人能够把它的美恶告诉他的。不过，国用所疑惑的一两点，近来同志中往往都有；只是我从未拿来告诉他们。现在姑且对国用说一说：您说敬畏的增加不能不成为洒落的负担，又说敬畏是有意为之，怎么能无心而自然流出？不怀疑自己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是我所说的求速成、拔苗助长的毛病。君子所谓敬畏，并不是有所恐惧忧患，而是说在无人看见处戒慎、在无人听见处恐惧。君子所谓洒落，也不是旷达放纵、任情恣意，而是说心体不被欲望牵累，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在自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的光明灵觉，就是所谓良知。君子的戒慎恐惧，只是害怕这种光明灵觉有所昏暗放纵，流于非正、邪妄，从而失去本体的正当。戒慎恐惧的功夫没有任何时候间断，那么天理就常存，光明灵觉的本体也没有什么遮蔽、牵扰，没有恐惧忧患，没有好乐忿怒，没有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也没有不足、馁弱、惭愧、羞怍；它和融明澈，充满流行，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顺从心意而不越过界限，这才是所谓真正的洒落。洒落产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产生于戒慎恐惧不断，谁说增加敬畏反而会成为洒落的负担呢？只是因为不知道洒落是我心的本体、敬畏是实现洒落的功夫，把它们分成两件事而分别用心，所以彼此抵触，行动多有违拂，流于求速成和拔苗助长。国用所谓敬畏，其实是《大学》所说的恐惧忧患，而不是《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程子常说：“人们说无心，只能说没有私心，不能说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这颗心是不可没有的。

译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说私心不可有。尧舜的兢兢业业，文王的小心翼翼，都是敬畏的意思，而且都出自心体的自然。出自心体，并不是有意做作之后才去做，这就叫自然。敬畏的功夫在动静之间都不能间断，这就是所谓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敬和义确立，天道就通达，于是对自己的行为便不再疑惑了。您所寄来的说法，大意也可以用这些道理自我勉励，不必拿来责备别人。君子不求别人相信自己，只求自己相信自己；不求别人了解自己，只求自己了解自己。因为祖坟的工程尚未完毕，人事又纷纷而来，只能站在等候处面对冻笔，草草写成，次序凌乱。与刘元道【癸未】来信想要进入深山、与世隔绝，所以摒除思虑，涵养我的灵明，一定要亲自验证。至于贯通昼夜而不停息，然后用无情之心应对世事。因此暂且说要从静中求取，似乎是径直的道路，但只是不可以流于空寂罢了。由此足以看出你担当道义的刚毅，以及立志的不凡。况且你前后所谈，也都不是没有见识的话。可喜，可喜！良医治病，随着疾病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斟酌药物的增减，调理补泻，关键只在祛除疾病，起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剂；并不是不问证候如何，却一定要让人人都服同一种药。君子养心的学问，又怎么会不同于此呢？元道自己衡量所患的深浅、气血的强弱，自然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斟酌实行，也自然不会有害。况且一心只想与世隔绝，摒除思虑，偏向虚静，那么恐怕已经养成空寂的性情；即使想不流于空寂，也不可能了。大体说来，治病虽没有固定方剂，但以祛病为主，这就是一定的原则。若只知道随病用药，却不知道因用药反而生病，那错误也就在这里。闲暇时姑且把程明道《定性书》仔细玩味一番，所领会的情形应当又会不同。因忧病在身，不能一一放笔直书，写得草率而没有次序。答路宾阳【癸未】忧病之中收到远方使者的来信，承蒙慰问，悲哀感伤何时才能停止？守忠的讣告刚使人痛心，又传来【缺字】不起，惨痛割裂之情怎能说尽？死者已经如此，活着的人更加孤单无助。若不趁现在奋发砥砺，坐等精力耗尽、灯火熄灭，必将抱恨无穷。我自从来到山间，远近来访的朋友已有一百多人，因此很受警醒启发，觉察到这种学问更加确实简易。真是考察三王的制度也没有谬误，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的道理。可惜没有机会再和宾阳见面交谈了。郡中事务虽然繁多，然而百姓和社稷没有一件不是实学；凭宾阳美好的才质，用忠信去实行，坚定自己必定成为圣人的志向，不要被时俗的议论摇动，也不要被求取声名所诱惑。我看你的德行会日益进步，事业会日益扩大。仓促昏乱，不能多说，心领神会吧。与黄勉之【甲申】屡次承蒙来信惠示，又一并寄来著述，足以知道你的才识高迈，向道之心恳切，这实在难得。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只是始终没有机会见面，我内心想要帮助你的地方，仍然郁积未能申说，辜负盛情太多了。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自己，并由此成就万物，虽然根本上是一回事，但先后的次序不容混乱。孟子说：“求学问道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诵读学习经史，本来也是学问中的事情，不可废弃；但若忘记根本而追逐末节，程明道尚且有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的告诫。至于著立言论、流传训诫，更不是求学者所应急切追求的。你所示的《格物说》《修道注》，实在承蒙你不以我为鄙陋的厚意，我深感惭愧惶恐；但这并不是浅陋的我所敢希望于你的事情。况且其中的说法，在我的见解看来恐怕也有未尽之处，什么时候相会，当把全部意思说清楚，希望暂且不要拿给别人看。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凭你的才华和志向，应当一日千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可是你抵挡不住俊逸之气，急于驰骋奔放，冲撞突进到这种地步，恐怕会自己绊倒双脚，这不是承担重任、达到远方的道路。解释古本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敢多作辞说，正是担心枝蔓纠缠，反而使树枝树干被遮蔽了。这篇短序也曾经三次改稿，石刻的是最后一稿；现在各寄一本给你，也足以让你知道我早年的见解，不可以把它当作定论。二【甲申】勉之告别离去以后，家人的病情更加狼狈，我这副卑贱的身体也接连咳嗽、气逆、腹泻，没有一天间断；人事纷扰，也就不谈了。因此《大学》古本一点也没有下笔之处，辜负了你殷切的心意。不过这件事也可以慢慢谋划，只是古本正文留在我心中的内容，不能时时阐发明白，这确实令人忧虑。你来信所问的几条，实在也没有空闲作答。细看信末恳切的诚意，又实在不能不说几句。来信说：“用良知的教诲涵泳体察它，觉察到它贯通动与静、贯通昼夜、贯通古今、贯通生死，无非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丝毫思索，也不需要丝毫助长，自然而然，灵明清楚，接触便回应，感发便通达，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通达。千圣同走一条道路，万贤共同遵循一个轨迹。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作神，这就是神；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作希求天，这就是天；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作顺从上帝，这就是上帝。本来没有不合宜之处，本来没有不公正之处，整天应酬交往，却看不见它有所动；整天闲居静处，却看不见它有所静。这是真正天地的灵体，也是我们人的妙用。”我私下又认为，《中庸》所说诚者的明，就是以这个良知为明；诚之者的戒慎恐惧，就是以这个良知为戒慎恐惧。这应当和恻隐、羞恶一样，都是良知的具体表现。知道戒慎恐惧，知道恻隐，知道羞恶，统统都是良知，也就是明。如此等等。这一节论说得非常明白，懂得这一点，就知道致良知之外没有其他功夫了。懂得这一点，也就知道所谓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无疑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迷惑，并不是空话。诚明与戒惧的效验功夫，本来不是两回事。既然知道贯通动静、贯通生死，无非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诚明、戒惧与恻隐、羞恶，又怎么会另有一个东西来作为它们呢？

译来信说：“阴阳之气交会融合、和谐畅达，于是产生万物；万物有生命，都是得到这种和畅之气。因此人的生机本来和畅，本来没有不快乐的。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跳跃，鸟儿鸣叫，野兽舞动，草木欣欣向荣，都共同具有这种快乐。只是被客气和物欲搅乱了这种和畅之气，才开始有间断而不快乐。”孔子说：“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就立下了不间断的功夫。喜悦是快乐的萌芽，朋友来交流，学业便有所成就，而我的本性本体之乐也恢复了。所以说‘不是很快乐吗’。”即使别人不了解我，我也没有一点怨怒去间断我本性中的快乐。圣人担心学者的快乐会停息，所以又说这就是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以及“快乐就在其中”“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都是说快乐没有间断。如此等等。快乐是心的本体。仁人的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交会融合、和谐畅达，原本没有隔阂。来信所说人的生机本来和畅，本来没有不快乐，只是被客气和物欲搅乱这种和畅之气，才有间断和不快乐，正是这样。时时温习，就是寻求恢复这颗心的本体。产生喜悦，本体就逐渐恢复了。朋友来往时，本体的交会融合、和谐畅达充满周遍而没有间隔；本体的交会融合、和谐畅达本来就是如此，起初并没有增加。即使没有朋友来往、天下人都不了解我，也并没有减少。来信所说“不间断”，意思也是如此。圣人也只是至诚而不息罢了，他的功夫只是时时温习。时时温习的要点，只是慎独。慎独就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快乐的本体。这一节所论的大意也都对，但不应立即执着于某一点。来信说：“韩昌黎‘博爱称为仁’这句话，大体上很不错，不知宋儒为什么非难它？他们认为爱本来是情，仁本来是性，怎么可以把爱当作仁呢？”我的意思是说：“性就是尚未发出的情，情就是已经发出的性；仁就是尚未发出的爱，爱就是已经发出的仁。怎么能把爱称作仁？如果不能说爱，那么仁就在其中了。”孟子说：“恻隐之心，就是仁。”周敦颐说：“爱称为仁。”韩昌黎这句话，与孟子、周敦颐的说法没有多大差别，不可以因为他是文人就忽略它。如此等等。博爱的说法，本来与周敦颐的说法没有太大差别。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爱”这个字什么时候不可以称为仁呢？从前的儒者评判古人的言语，也常有因为人的名望高低而厚此薄彼的弊病，正是在这些地方。可是爱的本体，固然可以称为仁，但也有爱得对与不对的区别；必须爱得正确，才是爱的本体，才可以称为仁。如果只知道博爱而不论对错，也就有偏差了。我曾经说，“博”字不如“公”字表达得完全。大体说来，训释字义，也只能得到一个大概；至于其中精微深奥的含义，要靠人思考后自己领会，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后人多半拘泥于文字、执着于表相，专门在字眼上穿凿寻求，这却是自己的心被《法华经》所转了。来信说：“《大学》说：‘如同喜爱美色，如同厌恶恶臭。’所谓厌恶恶臭，凡是见到恶臭，没有一处不厌恶，当然没有妨碍。至于喜爱美色，如果没有一处不喜爱，那么凡是美色经过眼睛，难道也全都喜爱吗？”《大学》的训释，应当是借用世俗常见的好恶之情，来比喻圣贤喜爱善、厌恶恶的真诚罢了。还是说喜爱美色也是圣贤共同喜爱的吗？美色经过眼睛，虽然知道它美丽，但思想却没有邪念，未曾稍微损害心的本体，这难道不可以吗？《诗经》说：“有美女多如云。”并不是不知道她们美丽；只是她们虽美丽，却不是我心中所思念的对象。说不是我所见所存之人，就是思想没有邪念，也不损害心的本体。比如看见车服、冠冕、金玉，也知道那是车服、冠冕、金玉，只要没有欣羡希求的心，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不知是否通达？如此等等。人平常的好恶，有时也有不真切的地方。只有喜爱美色、厌恶恶臭，都是发自真心、为了求得自身的快足，丝毫没有虚假。《大学》正是从人人好恶真切、容易看见的地方，指示人喜爱善、厌恶恶的真诚也应当如此；也只是在形容一个“诚”字。如今如果又在“好色”二字上产生这么多意见，就不免犯了执着手指而忘记月亮的毛病。从前很多人被一个字、一句话牵制蒙蔽，于是错误地解释圣经，正是这种病症，不可不察。中间所说“没有一处不厌恶”，固然没有妨碍，但也正有产生毛病的地方，再仔细想想。来信说：“有人因薛文清关于‘过度思虑’也是暴躁之气的说法，便想截然不思考。”我私下以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难道也要说孔子思虑过度、暴伤其气吗？依我的推论，只有思虑脱离了良知，才叫作过度。如果念念都在良知上体认，即使像孔子那样整日整夜思考，也不算过度。只要不脱离良知，就是“还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此等等。过度思虑也会暴伤元气，这句话说得对。但如果因此就想截然不思考，那便是因噎废食了。来信所说“思考而脱离良知，才叫作过错”，如果念念都在良知上体认，即使整天整夜思考，也不算过错。不脱离良知，就是“还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这句话很合我的意思。孔子所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结果没有益处，不如学习”，未必是圣人真的如此，而是指出只思考却不学习的弊病，用来教导人罢了。如果只是思考而不学习，怎么能不称为过度思虑呢？答刘内重【乙酉】来信给我的警醒启发很多，感激，感激。我因腹病不想作答，但内重求学的功夫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不可以因为你虚心来信的诚意而不回复，所以写这些话。程子说：“所见所期，不可以不远大；但是实行它，也必须量力而行，逐渐推进。

译志向太大而心力疲劳，力量太小却承担重任，恐怕最终会把事情办坏。” 求学者既然立下了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只要就在自己的良知明觉处朴实地去致力，自然会循序渐进，每天都有所到达，本来没有那么多外在的门面和等级。外界的是非毁誉，也可以借来作为警醒切磋、磨炼自己的地方；但不能因此稍微动摇内心，否则就会流于心力劳苦、日益笨拙而自己还不知道。内重刚强、坚毅、笃实，本来就是担当道义的材料；然而在这些地方，还须和谦之从容商量一番，也应当会有所见解。眼前的道路必须放得开阔才好，容许别人来往；如果过于狭窄，恐怕自己也没有伸展脚步的地方了。圣人的行为起初并不违背人情。鲁国人打猎时争夺猎物，孔子也随同争夺；乡人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孔子穿朝服站在东阶上；对于难以交往的互乡人，孔子也接纳他的孩子来进见。当时自然不能没有对此感到疑惑的人。孔子去见南子，子路尚且不高兴，夫子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能再向子路详细说明是非呢？只好对天发誓罢了。为什么呢？如果要说明见南子是费了多少气力才作出的选择，或者顺着子路承认这是错误，那么子路一生也不会认识圣人的心，这门学问最终也不会明白。只有颜子能认识这种苦心，所以说：“对于我的话，没有一点不感到喜悦。” 这正是最根本的关键处。我特意把这些告诉内重，也是希望内重使自己的心更加谦虚，使自己的气量更加宏大，去除人与我之间的分别之见，断绝一定要如此、一定不如此的私意；那么这个根本关键处自然会卓然有所见解，也应当会有“虽然想跟随它，却没有办法做到”的感叹。大体说来，奇异独特、斩截决绝的行为，多是后世那些希求高远、仰慕宏大的人所喜爱的，圣贤并不把这些当作可贵。因此，像向隐僻处探求、作怪异行为，后世反而有人记述；依循中庸之道，却有隐居一世而不被人知的圣贤。学问断绝、道统衰落之后，如果有人前来讲学，能够像空谷中的脚步声那样难得，能得到一个近似于人的就可以了。如果一定像内重所说的那样，那么如今可以讲学的人就只有内重这几个人而已。然而像内重这样的人也不能时时前来讲学，那么讲堂前的草就会长到一丈高了。内重有进求道义的资质，只是稍微失之于狭隘；我当然不敢顾虑被人说成文饰过错、自以为是，所以絮絮说到这里。内重应当完全体会我的意思，不要只在语言文字之间寻求。与王公弼【乙酉】先前王汝上家人离去时，正值我妻子丧期，所以仓促之间不能写信。来人远道承蒙问候，得以知道你的近况，十分欣慰，十分欣慰。信中所说，这条道路广大无边、处处无所欠缺，无论动静、困厄还是显达，无处不是学问。自从到任以来，钱粮、诉讼、上事下情，我都不敢放过；但反省自己独处时的内心，仍然没有做到。对于夭寿不二、在毁誉得失之间保持根本不动，我还不能洒脱摆脱，由此足以知道自己用功还不够深密。仅仅这种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力于这种良知，以求使自己内心无愧，便是致知。十分欣慰，十分欣慰。师伊、师颜兄弟长久住在这里，黄正之来这里也已经两个多月，何廷仁到这里也有几天了。朋友聚集在这里，颇觉有所裨益。只是齐不得力而归，这位朋友性情气质特别，改变他很难，实在令人忧虑。这些情况在你那里也提及了。答董澐萝石【乙酉】问：我天性平直，安守本分。每当遇到善于言谈的人，便因自己的迟钝而惭愧，恐怕是根器太弱了。这都不免有看重外在、轻视内心的忧患。如果平日能够积累义理，那么浩然之气就会极其广大、极其刚强，充满天地之间，自然能做到富贵不能淫乱，贫贱不能改变，威武不能屈服；自然能够辨知他人的言语，而一切偏邪、淫荡、邪曲、隐遁的言辞，在面前都无从施展。何况还会自己感到惭愧呢？积义只是致良知；内心得到适宜就是义，致良知，内心就能得到适宜。问：我因为亲弟弟办理粮役的事情谋划失败，连累了许多人，于是想到这都是不老实的过错，怎么样？所谓老实，必须是真实地致力于自己的良知，才可以。不然，恐怕所谓老实，正是老实得不对。古人也有因为手足之情而承受污辱的，但如果不致良知，这类事情对于良知来说也自然会感到不安。问：我因为海寜县丞卢珂做官非常清廉，以至于极其贫困、饥寒交迫而死，于是前去拜访他，赠给他诗和袜子，回来后胸中平静安贴，自以为做得很好；只是这种自以为做得很好，恐怕也不恰当。知道自己做得对，却又自以为做得对，这并不恰当。只要能够知道这一点，便是良知。百姓都秉持常道，所以喜爱这种美德。若再多加一分意思，就不可以了；多加一分意思，便成了私心。问：我见到别人有善行，常常喜欢把它记录下来，时时展开阅读。曾见到两个医生，一个姓韩，一个姓郭，因为利益而互相谦让，也一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记录善人的行为来勉励自己，这也是通过多听多见而有所认识，属于致良知的功夫。这类人只是欠缺学问，恐怕不能坚持到底。即使在我们这一类人中，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得到。与黄宗贤【癸未】南行之后，想来你也能够随心所欲；职守清闲安静，更能专心致志于学问，听到这些我十分欣慰。我这副身体入夏以来，在山中感受暑热而患痢疾，回去卧床两个多月，变成痰咳；如今虽然稍微平缓，但咳嗽还没有停止。四方朋友来去无定，其中不乏切磋砥砺的益处，但真正有力量能够承担起来的人，也很少见。大体说来，近世的求学者只是没有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我近来和尚谦、子莘、诚甫讲解《孟子》“乡原、狂、狷”一章，颇觉有所省悟启发，见面时再试着谈论一番，如何？听说你接引志同道合者，勤勉不懈，非常好，非常好。但在谈论时，必须以谦虚、简明为好；如果自我期许过高，言辞意思又反复重复，恐怕反而无益有损。以你的高明，绝不会有这种弊病。见到旧日朋友，往往不能免除这种毛病，所以随便说一句。寄薛尚谦【癸未】

译承蒙来信说自己因轻傲二字而自责、以为有罪有病，足以知道你用力恳切。但只要知道轻傲之处，便是良知；致力于这个良知，除去轻傲，便是格物致知。这两个字是千古圣学的秘密；从前在讲学时，整天讨论这个问题，同道之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彻底明白。近来我在《大学》古本的序中改了几句话，很能发挥这个意思，但看见的人往往也不能察觉。现在寄一张给你，希望你仔细玩味，这是孔门的正法眼藏；从前的儒者大多没有领悟到，所以他们的学说最终流于支离。仕鸣经过这里，我常常和他详细谈说，不知你闲暇时是否也谈到过？你说到甘泉议论仕德的地方，大概只是他一时有所趋向而这样说，也没有看到他停止于此的感叹。仕德的学问，我不敢立即认为已经达到极致；但他信道笃定，临死也不改变，眼前曾有人说他“心心相持，如髡如钳”，恐怕同辈中也未必有人能这样。来信说仕鸣、海崖在这门学问上大有进步，近来得到几位朋友，他们都有根基和力量，长久以后应当能够发扬光大，实在可喜。听到这些高兴得不能入睡。海崖是哪一家的？方便时请寄信告诉我。《王文成全书》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六，明王守仁撰，《文录》。书三【始于嘉靖丙戌，终于戊子】寄邹谦之【丙戌】近来遭逢家中许多灾难，做功夫极其费力。因为对“良知”二字有了体会，比过去更加亲切，真所谓根本大道，除了它再没有什么学问可以讲了。随处体认天理的说法，大体上未尝不对，只是如果追究它的归宿，便不免捕风捉影。即使不断鞭策自己向内求取，也仍然和圣门致良知的功夫隔着一层。如果再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四方同道来到这里的，我只用这个意思提点他们，没有不立即有所省悟启发的；只是能够扎实透彻地领会的人，确实很不容易得到。世间没有志向的人，既然已经被声利和辞章的习气驱使；偶尔有人知道应当求取自己的性分，又被一种似是而非的学问牵绊束缚，终身不能出头。因为人没有真正立志成为圣人，不免夹带着见识浅小、求取速成的私心，那么这种学问非常足以应付眼前、勉强过日子；因此即使是豪杰之士，在承担重任、达到远道的过程中，只要志向稍不坚强，便多半安置在这种学问之中。谦之的学问既已得到根本，近来想来经历更加长久，那么功夫应当更加精明了。没有机会与你同席讨论，借以互相切磋，仰望思念之情如何能说尽？范祠的修建，实在也有助于风俗教化。我本来就不擅长写大字，何况已经很久没有写了。祠堂匾额所需要的字，必定要亲自挥毫书写才好。使者回来时正赶上年终事务繁忙，不想再多说。二【丙戌】承蒙你寄示《谕俗礼要》，大体上是把朱文公《家礼》加以宗法化并简约化，十分切近人情，非常好，非常好。如果不是我们谦之确实有意于移风易俗，也不会急切做这件事。古礼留存于世的，老师宿儒当年也不能穷尽其义；世人苦于它烦琐而且艰难，于是都废弃不行。所以今天处在人上而想引导百姓遵行礼法的人，难处不在于详尽完备，最可贵的是简明切实，使人容易实行。中间如四代的位次以及祔祭之类，本来就是我过去想稍作改变以顺从世俗的地方；如今都加以斟酌处理，在人情上很协调。因为天下古今人的情感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先王制定礼制，都是顺应人情而加以节制修饰，所以推行万世而都可以作为准则。若是反观自己的内心而有不安之处，不是典籍记载有错误缺漏，就一定是古今风气习俗有不同而不适宜。这些事情虽然先王没有制定过，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这就是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用同一套礼制的原因。如果只是拘泥于古制，内心不能认可却勉强实行，那就是不合礼的礼，实行不了而且习惯了也觉察不到的东西。后世不讲心学，人失去了真实情

译感，很难和他们谈礼。然而良知存在于人心之中，万古如同一日。如果顺从我心中的良知并将它贯彻，那么所谓“不知道满足却去制作鞋子”，我知道就不会变成草筐。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如今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议定礼制，只是因为末世废弃礼法到了极点，姑且以此作为征兆来兴起礼教，所以特意提出这种简易的说法，想使人容易知道、容易遵从罢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之外，附加乡约，对民间风俗也很有补益。至于射礼，似乎应当另写成一本书来教导学者，而不是用来寻求向民俗说明。如今把它附在其中，却恐怕民间因为不是平常实行的礼，认为它不切实际；又见其说法难以理解，于是连同冠、婚、丧、祭中容易明白的部分也一起抛弃了。朱文公《家礼》之所以没有涉及射礼，或许也是这个意思吧？希望你再斟酌。令先公墓表已经决定，不会辜负约定；但我先前一直处于事务纷杂、忧病交加之中，近来咳嗽又严重发作，请再宽限一些时日。施、濮两位学生理解领悟非常敏捷，只是已经经过炉鞴锻炼，煅烧淬炼起来就容易；从今以后再加以磨砺，我看他们会很快成才。书院新建成，想为诸生选择老师，这实在是盛大的德事。但刘伯光因家事催促回去，魏师伊的兄长恰好有官务，仓促前往探视。何廷仁近来也回去省亲，只有黄正之还留在这里；他的意思是登坛讲学，而不是由我们谦之亲自承担。这件事不可急于办理，等事情确定以后，再和两三位同道前去拜访，因而连续留住十天一月，彼此砥砺启发，尽一番匡正辅佐的力量，我也不会推辞。关于祠堂的位次和祔祭的意义，往年曾经和徐曰仁详细讨论过，曰仁曾记下大略；现在抄录一份给你阅览，以备取舍。有人问：《文公家礼》中高祖、曾祖、祖、祢的神位都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内心实在很不安。阳明子说：古代宗庙的门都朝南，神主都朝东。合祭时，昭系的迁主排列在北窗，穆系的迁主排列在南窗，都统属于面向东方、尊贵的太祖，因此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如今祠堂的制度已经不同于古代，又没有面向东方的太祖作为统摄，那么以西为上的说法确实有所不安。问：那么今天应当怎么办？答：礼以合乎时代为最重要。如果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那么应当让高祖面向南，曾祖和祖、祢分列东西两面，席位都稍微降低而不正面相对，这在人心上似乎更为安稳。曾经见到浦江郑氏的祭祀，四代考妣各用不同席位；高祖考妣面向南，曾祖、祖考都面向西，祖妣、曾祖妣都面向东，各依世次稍退半席。至于男女的排列、尊卑的等级，两方面都合宜。如今我家也这样实行，只是担心民间办事多半浅陋狭隘，器物也有所不足，就不能普遍实行了。又问：没有后代的人祔祭于自己的子侄，当然可以列在下位；如果处在祖宗的世行之中，应当怎样祔祭？阳明子说：古代大夫有三庙，不包括高祖；嫡士有二庙，不包括曾祖。如今民间能够祭祀高祖、曾祖，大概也是极其顺应人情的做法；若按古制论，已经属于僭越，何况在祖宗世行中没有后代的人呢？古代士大夫没有儿子，就为他立后，所以无后的人很少。后世人情变得浅薄，才开始有抛弃贫贱亲属而不加过问的事情。古代所说的无后者，都是夭折的孩子之类。祭祀制度说：天子以下祭祀五代殇子，即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以下祭祀三代，大夫祭祀二代，嫡士和庶人祭祀到儿子为止。那么无后者的祔祭，都是子孙一类。如今民间既然可以借祭祀四代的名义依据义理创制，虽然扩大到弟弟、侄子，也可以。往年湖湘有一家士人，曾伯祖与堂叔祖都贤能而没有后代；想为他们立嗣，族人不同意；想不祭祀，又因为敬重他们的贤德而不忍心。于是

译来问我。我说：已经二三十年没有祭祀了，如今追改为他们立后，势必难以实行。如果是在士大夫家中，自然可以依照古代宗族亲属的义理，在春秋两次社祭之后，特别设置一次祭祀；凡是宗族中没有后代而亲近的人，各按昭穆次序配祔祭祀，从义理上说也是可以的。三【丙戌】

译你寄来的教诲书札时时给我安慰离群孤独之感，又寄示《论语》讲章，明白痛快，足以发明朱注所没有涉及的地方。诸生听了，应当会油然而生奋发之意。后世人心沉溺，祸乱接连发生，都是由于这门学问没有明白的缘故。只要把这门学问的根本关键指点得透彻，使人豁然知道这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源，不必向外寻求；就像树木有根，枝叶自然畅茂通达，自然有不能自已的力量，那么所谓喜悦、快乐、不怨、不恼，都不必说便可以明白。书院记文整齐严谨、精密准确，远远不同于流俗，都是直接写出胸中的真实见解，一洗近代儒者摹仿雕饰的习气，不是徒然写作。近来我越发觉得“良知”二字真实而简易，早晚和朋友们讲习，只是发挥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人人本来具有，所以即使最愚笨、品格最低的人，一经提点也会省悟。如果把它推到极致，即使圣人、天地也不能没有遗憾，所以说这两个字穷尽劫数也说不完。世俗儒者还有对它表示怀疑的，认为它不足以穷尽道，只是从未真实体会罢了。近来有乡里的大夫请我讲学，说：“除去良知，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回答说：“除去良知，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不知近来谦之对于这两个字的体会，比过去又怎么样了？没有机会见面向你请教，以满足倾慕渴望。正之离去时，应当能够略微把我的心意都告诉你，不能一一写尽。后世的大患，全是士大夫用虚文互相欺骗，丝毫不知道有诚心实意，流传积累而成为风气；即使有忠信的资质，也会沉迷其中而自己不知道。因此用这种态度做儿子，就不是孝；做臣子，就不是忠；流毒煽动祸乱，使百姓遭受的动乱还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极点。如今想挽救它，只有返璞归真、恢复淳朴，这是对症的药方。所以我们今天用功，务必要鞭策自己深入内心，删削繁复文饰，才能做到。鞭策自己深入内心、删削繁文，也不是草率就能做到的，必须讲明致良知的学问。我常常把这些话告诉同道，不知道谦之认为如何？讲学以后，希望时时提到这件事。四【丙戌】正之回来，详细谈说政教的优长，勤恳诚挚地启发诱导后来求学的人，毅然把这条道路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份喜悦欣幸哪里说得尽？前信所说虚文互相欺骗，是感叹后世儒者沉溺辞章、雕琢文字以求取世俗名声；即使贤者智者也有不能避免的，然而这种流毒的深重，如果没有像我们谦之这样根器和力量的人，就无法挽回。可是谦之仍然感到惭愧，想要猛然省悟、减少过错；这正是我们谦之之所以无人能及的地方。欣喜，赞叹！学问断绝、道统衰落之后，只要有人奋发而起、向往追求这门学问，就都可以作为同道，不必用分毫称量、寸步度量来要求他完全相合；用这个标准待人是可以的。至于我用来开端立命的根本，则一点也不能有差错。道只有一个；仁者从中看见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佛教把它作为佛教，道家把它作为道家，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都是这个道，难道会有两个吗？古今学术的真伪邪正，岂止像石头与美玉的差别？然而有人终身受到迷惑而不能辨别，正因为这条道没有两个，而它的变化不受拘束、充满无间，纵横颠倒，都可以由此推演而贯通。世上的儒者各自拘守一种偏颇的见解，又用比拟仿效的功夫来装饰它，用章句训诂和假借之说来文饰它；他们的习惯已经足以使自己相信，条目又足以使自己安心，这就是他们欺骗自己、欺骗人，终身沉溺其中而不能觉悟的原因。然而毫厘的差别竟造成千里的谬误；不是确实有求作圣人的志向，并且从事于精纯专一的学问的人，不能找到自己受病的根源，也不能揭发邪说奸伪隐藏的由来。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也曾沉溺其中好几年，茫然无所依归，却已经自以为正确了。幸赖上天之灵，偶然在良知的学问上有所觉悟，这才后悔过去的所作所为；原来那是包藏祸机、在外表上作伪，使内心劳苦而日益笨拙的行为。十多年来虽然痛切地自我洗涤、警戒悔改，但病根深重顽固，仍不时萌发。所幸良知在我，掌握了它的要领，就好比船有了舵；即使遭遇狂风巨浪，虽然不免颠簸漂泊，仍然可以避免倾覆。旧习沉溺于人的危害，即使已经觉悟悔改，克制和治理它的功夫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沉溺其中而不觉悟，日益加深的人，又将走到什么尽头呢？凭谦之的精神和力量，又已经在良知上有所觉悟，自然应当像江河流入大海一样，浩浩荡荡，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它了。在默默成就、深入造诣之余，你必定有日日更新的所得；偶尔有能够警醒启发昏昧懈怠之处，方便时不要吝惜，恳切地写信告诉我。五【丙戌】张、陈两位学生来时，正好我回余姚祭扫，所以没有来得及相见，实在辜负了深厚情意。随时随处体认天理，就是戒慎恐惧的功夫；若认为还隔着一层，是针对世人所说每一事每一物都有固定道理、要向外寻求而言的。若致良知的功夫已经明白，这句话自然没有妨碍；否则仍然不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来信认为这恐怕是把主旨放在事物上，大概已经深深看见它的弊病了。寄来的甘泉《尊经阁记》非常好，非常好。其中的大意，也与我那篇《稽山书院》相同。《稽山书院》一文，我过去曾寄给甘泉，自以为对这门学问颇有一点发明。如今甘泉却说，今天所谓聪明知觉不必向经书外寻求，属于不必呼唤便能觉知之类；这似乎急于立说，还没有来得及仔细体察我的意思。后世学术不能明白，并不是后人的聪明见识比不上古人，大多是因为争胜之心成为祸患，不能取人之善而自居其下；明明知道别人的说法已经正确，却还要另立一种说法来抬高自己，所以学说越多，惑乱人也越严重。如今凡是学术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只是导致人们多言多说的事情，都是我们同道之间互相争胜的罪过。如今良知之说，已经把学问的根本关键说得十分透彻，只是希望各自去除争胜之心，致力于共同阐明这门学问，按照每个人的资质和限度，用它循循善诱，自然各自都会有所达到。如果只想自立门户，表面借卫护道统的名义，内里实行争胜的实际，不顾因此使正学更加荒废、使人心更加迷惑，结党同类、攻击异己，掩饰自己的短处、争论别人的长处，只求实现自私自利的谋划，仁人的心是有所不忍的。甘泉的意思未必是这样；只是因事触发感慨，随意谈到这里。因为如今讲学的人大多犯这种毛病，我自己或许也不能完全避免，但不敢不痛切地自我克治。你看如何？答友人【丙戌】

译君子的学问，只务求在自己身上罢了。毁谤、赞誉、荣耀、屈辱到来时，不但不能使他的内心动摇，反而把这些作为切磋琢磨、砥砺自己的地方。所以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都没有不自得的，正因为他没有一处不是在做学问。若是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毁谤就忧愁，那么就会惶惶不安地受外物牵制，只嫌每天的时间不够用，这样怎么能算君子呢？往年皇上驻跸留都时，左右互相防范。我在武庙任职，当时祸患将要发生而且不可测，同僚都感到危惧，说众人这样猜疑，应该设法自我解释。我说：君子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只求自己相信自己罢了。我正忙于求得自信尚且没有余暇，哪里还有余暇去求人相信我呢？我和您是世交，您的心意，我一向能够相信；但您却这样来询问我，难道也是仍有不能自信的地方吗？不过，您的内心又哪里有什么不能自信的呢？至于《洪范》之外、意料所不能及的事情，如同校人与子产那样，又怎么能保证一定不会发生呢？那么您恳切地向我询问，本来就是君子严格要求自己治理自己的态度，应当如此。过去楚国有个人住在朋友家里，他的仆人偷偷把朋友的鞋偷回来，楚人不知道。后来楚人正好让仆人到店铺买鞋，仆人私自留下钱，把偷来的鞋拿来交给楚人，楚人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朋友来拜访，看见那双鞋穿在楚人脚上，大为惊骇，说：我本来就怀疑是你，果然是你偷了我的鞋！于是便同他绝交。过了一年事情暴露，朋友来到楚人门前，悔恨并道歉说：我不能了解您，却错误地怀疑您，这是我的罪过，请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做朋友。如今您被别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件事，我都无法知道；即使真有，又怎么会妨碍您自信呢？不用等一年，我就看见有人来到您门前悔恨道歉了。您应当更加自信而不要懈怠，这样本来就会无处不是学问，也会无处不自得。答友人问【丙戌】问：自古以来，儒家先贤都把学、问、思、辨归入知，把笃实行事归入行，分明是两件事。如今先生却独自说知行合一，我不能没有疑问。答：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多次了。凡是所谓行，只是切实去做这件事。如果切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那么学、问、思、辨也就是行了。学，是学习做这件事；问，是询问怎样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考辨析怎样做这件事，那么行也就是学、问、思、辨了。如果说先学、问、思、辨，然后再去实行，那么怎么能悬空先学、问、思、辨，等到要实行时，又怎样去做那个学、问、思、辨的事情呢？行动明白觉察、精细审察的地方就是知；知的真切笃实之处就是行。如果行动却不能精细审察、明白觉察，就是盲目行动，就是所谓只学习却不思考便会迷惘，所以必须说知。如果知却不能真切笃实，就是妄想，就是所谓只思考却不学习便会陷入危险，所以必须说行。原来只是同一个工夫。古人凡是谈知行，都是就同一个工夫而言，用来补救偏失和弊病，并不像今人那样截然分成两件事去做。我如今说知行合一，虽然也是针对当今的弊病而说，用来补偏救弊，但知行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您只要切实在身心上体验践履，当下自然就能明白。如今却只从语言文字的意义上窥测，所以受到牵制而支离破碎，越说越糊涂，这正是不能知行合一的弊病。陆象山论学，与朱晦庵有很大的相同和不同。先生曾称赞象山在学问的根本处看得直截明白。如今看象山的论述，却有说学问有讲明和践履两方面；又把致知格物作为讲明的事情，这就与晦庵的学说没有不同，反而与先生知行合一的说法有不同了。这是什么缘故？答：君子的学问，哪里会存心追求相同或不同？只求正确罢了。我与象山的学说有相同之处，并不是苟且附和；有不同之处，也自然不掩饰它的不同。我与晦庵的论说有不同之处，并不是故意求异；有相同之处，也自然不妨碍它是相同的。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子、孟子同在一堂，按照他们见解的偏全来说，他们的议论也决不能全都相合；然而总的说来，并不妨碍他们同为圣贤。至于后世谈论学问的人，却全都是结党附同、攻击异己，受私心和浮躁意气驱使，把圣贤的事业看成一场儿戏了。又问：知行合一的学说，是先生论学中最重要的地方。如今既然与象山的说法不同，冒昧请问，二者相同之处在哪里？答：知行原本是用两个字来说明一个工夫。这个工夫必须用知、行两个字才说得完整而没有弊病。如果在根本处看得分明，看出原本是一个根本，那么即使把知行分成两个方面来说，最终还是要做那一个工夫；这样起初或许还没有完全融合，最终却会达到所谓百种思虑归于一个道理。如果在根本处看得不分明，原本就把它当成两件事，那么即使把知行合起来说成一件事，恐怕最终也仍然没有会合落实之处。何况还把它分成两截去做，那就从头到尾更没有着落了。又问：致良知的学说，真是百世之后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的学说吗？象山已经在根本处看得分明，为什么在这里仍有不同？答：致知格物，自古以来儒者都沿袭这样说，所以象山也就沿袭了这种说法，没有再对此产生疑问。然而这终究也是象山看得还不够精微的一处，不能掩饰。又说：知的真切笃实之处就是行，行的明白觉察、精细审察之处就是知。知的时候，如果内心不能真切笃实，那么他的知就不能明白觉察、精细审察；并不是知的时候只要明白觉察、精细审察，就不需要真切笃实。行的时候，如果内心不能明白觉察、精细审察，那么他的行就不能真切笃实；并不是行的时候只要真切笃实，就不需要明白觉察、精细审察。认识天地化育的道理，心体本来就是如此；乾卦所说的知晓万物开始，心体也本来就是如此。答南元善【丙戌】

译分别以后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个月，我在居处常常思念您，每每同诸生私下感慨叹息。估计回程所能到达的地方，此时您应该早已到家了。太夫人身体康健，尊眷平安。渭南的风景，应当与柴桑没有不同；而元善的见识和兴趣，又有超过元亮的地方。最近收到您从途中寄来的信，读它时，恍然如同亲眼见到您的面容。信中勤勤恳恳，只以能够听闻道理为喜，以急于求学为要务，以恐怕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为忧。洋洋洒洒写了千余字，几乎没有一个字涉及得失荣辱。这不是确实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的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我读后感到多么欣慰啊！诸生轮流观看传诵，彼此赞叹敬仰、钦佩服膺，因此受到激励而奋发的人很多。世上那些高傲旷达、通脱不拘的人，抛弃富贵、轻视利害、舍弃爵禄，决然长久离去而不回头的，也都有。可是他们有的从外道诡异的学说中得到爱好，有的把感情寄托在诗酒、山水、技艺的乐趣上，有的因意气而奋发，有的因愤懑不平而激动，有的沉溺于嗜好，有的要凭借外物来战胜自己，所以必须舍弃那一方面、选择这一方面，然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等到他们所趋向的事物感到厌倦，意气失衡、内心郁结，感情随着事情变化，忧愁悲苦便随之产生。果真能够舍弃富贵、轻视利害、放弃爵禄，一生都畅快自在、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都自得吗？只有真正有道之士，才能真实地体认到自己的良知光明、灵明、圆融、洞彻，广大无边而与太虚同为一体。太虚之中没有什么不存在，但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成为太虚的障碍。因为我们的良知本体，本来就聪明睿智，本来就宽裕温柔，本来就发奋强健、刚毅坚决，本来就庄敬中正、文理周密、明察细密，本来就广大深厚如渊泉，并且随时流露出来。本来没有什么富贵值得羡慕，本来没有什么贫贱值得忧虑，本来没有什么得失值得欣喜或悲伤，也没有什么爱憎值得取舍。因为这是我的耳朵，而不是良知，就不能用来听，又哪里谈得上聪？这是我的眼睛，而不是良知，就不能用来视，又哪里谈得上明？这是我的心，而不是良知，就不能用来思考和觉察，又哪里谈得上睿智？既然如此，又哪里会有宽裕温柔？又哪里会有发奋强健、刚毅坚决？又哪里会有庄敬中正、文理周密细察？又哪里会有广大深厚如渊泉而随时流露？所以凡是羡慕富贵、忧虑贫贱、因得失而喜怒、因爱憎而取舍之类的事情，都足以遮蔽我们聪明睿智的本体，阻塞我们渊深如泉而随时流露的作用。这就像在明亮的眼睛中蒙上尘沙，在灵敏的耳朵里塞进木楔；那种疼痛郁结、阻逆不通，必定会以赶快除去它为快，哪里能够忍受片刻呢？所以凡是真正有道之士，对于羡慕富贵、忧虑贫贱、因得失而喜怒以及因爱憎而取舍，就像洗去眼中的尘土、拔出耳中的木楔一样。对于富贵、贫贱、得失、爱憎彼此相遇，就像飘风浮云在太虚中往来变化，而太虚的本体始终广大空旷、没有障碍。元善今天所达到的境界，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吧？这哪里是那些必须借助外物来战胜自己，舍弃那一方面、选择这一方面，因一时意气而激昂的人，能够勉强装出声音笑貌来达到的呢？元善要自爱，元善要自爱。关中自古以来多有豪杰，他们忠信沉毅的本质，明达英伟的才器，都是如此。四方之士，我见得也很多了，却没有像关中这样兴盛的。然而自横渠以后，这种学问无人讲习，或许也就与四方没有不同了。从今以后，关中之士有所振作奋发，把文章技艺推进到道德的归宿，把气节改变成为圣贤之学，这一定要从我元善兄弟开始了。您今天回去，难道可以说上天是无意的吗？难道可以说上天是无意的吗？元贞因为生病来不及另写一封信，大概是因为心同、道同、学同，我要告诫他的话也不会有别的了。请明白，请明白。二【丙戌】五月初收到苏州的来信，后来恰好遇到王驿丞前往苏州，匆忙间曾托他附带一封短信。当时私下估计您的行旌到了家，必定已经很久了。这月初三，我的门人回来，带来您的手书，我才知道您六月还停留在汴城。世途的险阻和难以预料，往往就是这样。我的身体进入夏天便咳嗽发作，又加上酷暑大旱，船只没有地方可去。每天同两三位弟子在息池旁的小阁中讲论，每当谈及贤兄弟，便只能叹息感慨。郡中今年的旱情，比往年更加严重；河渠中曾经修防、开掘、疏浚过的地方，百姓都得到灌溉的便利，彼此啧啧称颂功德。然而如今再来呼吁已经来不及了。那些奸诈、嫉妒、谄媚的人，号称士人一类，却独自阻挠、排斥、构陷，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不如普通百姓，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在奉养父母之余，兄弟如埙篪般和谐合奏，彼此切磋讲习，学业应当每天都有更深的造诣了。乡里中跟随您讨论学问的英俊之士有几人？学术断绝、道统衰亡，已经将近几百年了。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果真知道趋向正道，这就正是所谓空谷中的足音，人人都算当今豪杰了。请您在方便时把这些意思告诉他们。我私下常常喜欢晦翁涵养熏陶的说法，认为如今朋友相互交往，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意，然后彼此的交往才会有所增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近来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人讲学，竟然规劝磨砺得过于严厉，于是彼此愤怒乖戾而离去，大抵都免不了有以善压服别人的毛病。楚国的宝乂啊，你担忧不能同子京等朋友很快相会，也不能与众人一同相处，这是因为正道还没有彰明。我明白了。虽然风雨昏暗如同黑夜，鸡却不停地鸣叫，只要真诚到了极点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这种事。除了贤兄弟，还有谁足以谈论这些呢？其余的世俗人情，真像浮云虚空的变化，全不是元善所屑于听闻的，所以不一一说了。答季明德【丙戌】

译收到您寄来的书信，远道而来；又因听说我的咳嗽病尚未痊愈，您忧虑挂念得十分周到，我感激惭愧之情实在深重。吃姜太多，确实不适合东南地区，这话诚然如此；但这也不过是暂时性的劫剂罢了。近来有一位朋友替我换成贝母丸，服后颇有效验，但终究不如您来信所说的养生方法，能够拔除病根，那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不只是治病如此，做学问的工夫也应当这样。承蒙您来信说立志更加坚定，认为圣人一定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兢兢业业地常在事上磨炼；又说身处朋友之间，厌烦之心比从前少了许多，我感到非常欣慰。您还说圣人的学问不能没有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意思也很切实。中间借尧、舜、文王、孔子、老子等人的说法，阐明《志学》一章的含义，足以看出您近来进修不懈。在官府事务烦杂的环境中，还能这样精心思考、努力探究，不是同辈朋友所能比的。然而对明德来说，只要凭这个意思振奋自己的精神，砥砺自己的志意，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这样逐节分别疏解、援引证明，把它作为圣人进道必经的固定阶次，又把几位圣人纸面上的旧事牵连摘取进来，用这些来套入一条条例之中，例如把尧试鲧看成尚未达到某种境界，把子夏受孔子启发看成尚未达到耳顺之类，那么就还会有比附牵强、拘滞不通的弊病。用这种方式说明圣人也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达到，虽然有所阐发，但由于把阶次拉得遥远艰难，反而显得高远深奥，看不出圣人是人人都可以学习而达到的。还不如最后一节所说：达到极致而行为不逾越矩法，也不过是从立志不停止、积累而不逾越的基础上继续进步，也一定有可以学习和进步的地方。圣人难道果真与普通人完全不同吗？您又说：善，是圣人的本体；损害这种善的，只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本来就不是我所固有的，去除本来没有的人的欲望，善就在我身上，圣人的本体也就完整了。圣人没有多余，我也没有不足。由此可知圣人一定可以学习达到。然而如果没有求做圣人的志向，也就不能有所成就。只这样说，自然亲切简易；用来启发后学，足以使他们奋发起来。若像前面的说法，就不免使软弱怯懦的人畏缩而不敢承担，使自负聪明的人追求高远而向外驰逐，不能没有弊病。圣贤留下的训诫，本来有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地方。凡是读经书，关键在于扩充自己的良知，只取其中有益于学习的内容罢了；这样，千经万典无论颠倒纵横，都可以为我所用。一旦拘泥于比附，反而会被它束缚；即使偶尔发现精妙的旨趣，暂时确实有启发的好处，但那种自以为是、武断必然的见解潜伏流转，恐怕反而成为良知的障蔽而自己不知道。有知觉的，就是这样。您所说的善是圣人的本体，本来就是喜好善，也就是良知。说良知，更容易使人明白，所以我近来特意有心之良知就是圣人的说法。其中又说：人做学问，只是求完全实现天性罢了。这是明德的意思，本来想把天和人合为一体，却不免反而把二者分离成两个方面。人，是天地万物的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就是天，说心，天地万物也就全都包含其中了。而且这样说亲切简易，所以不如说：人做学问，只是求完全实现自己的心罢了。关于知行的答复，大体切实明白，措辞语气也平和，很能启发人。只是《贤一》一书的见识已经大有进步，间或有用语上的毛病；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武断必然的见解潜伏流转所造成的弊病。如今既然已经照见并破除了它，久而久之自然会融化消解。至于用效来训释学的说法，凡是字义难以疏通的，可以用一个相近的字来解释容易明白。像现在学字的意义本来就很明白，不必训释；如今却用效解释学，又用学解释效，也都未尝不可，不必拘泥。但效字终究不如学字含义浑成。顺着本性而行，就把性称作道；修习道而学习，就把道称作教。说修习道是教，可以；说修习道是学，也可以。从道把它显示给人而没有隐藏之处来说，道称作教；从功夫修习而不违背它来说，道称作学。教也是道，学也是道，都属于道，不是人所能凭空造作的。懂得这一点，那么又哪里需要作什么训释呢？《学记》因为生病还没有来得及下笔，等以后方便时再写。与王公弼【丙戌】来信所说的，是我过去的见解，如今又有进步，实在可喜，可喜。信中说，舍弃富贵与轻视父兄的命令，是同一件事。应当舍弃富贵时，就舍弃富贵，这只是致良知；应当听从父兄的命令时，就听从父兄的命令，也只是致良知。其中权衡轻重，只要在良知上稍稍掺杂一点私意，自己就会感到不安。凡是把贼认作儿子的，都是由于不知道在良知上用功，所以才会这样。如果只在良知上体认，便如所谓虽未完全正确，也不会相差太远了。二【丁亥】年老时得到儿子，实在出乎意料。承蒙您相知相爱，挂念慰问如此殷勤，又加以厚重的礼物，我的感激惭愧哪里承担得起呢？两广之行，是在积年衰弱、久病之后，我哪里承受得了？已经具本上疏辞免，只是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得到允许罢了。来信提醒我关于良知的学说，实在很好，实在很好。您所说的困知勉行之功，也只是提醒自己下工夫；功夫还没有纯熟，就必须加上人一己百的努力，然后才能没有间断。并不是在提醒之外，另有一段困勉的事情。与欧阳崇一【丙戌】正之等朋友落第回去，详细谈了在京城相互交往的情况。近来虽然处在仕途纷扰之中，但做学问的功力一点也没有退转，实在难得，实在难得。来信中自我责备得很真切，所论学问的几条意见，卓然有确定的见解；不但没有退转，而且大有进步。文蔚的疑问确实并不过分。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如今我还不能在自己身上做到，这就是还不能自信，文蔚不能相信我也是应该的。于是劳烦崇一逐条替我解嘲，不过我又不敢完全说崇一解嘲的话只是口头应付；只是我自己仍不能一一达到崇一所解释的程度，因此不能不感到惭愧，当然不敢不努力。寄陆原静【丙戌】

译原静虽然处在忧患痛苦之中，但他所做的学问工夫，所谓颠沛之际也必定以此为归，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了。难道一定要经过论说讲究之后才可以算做学问吗？南元善曾把原静后来论学的几条意见刊入后录中，起初我很不希望他这样做。近来朋友们看到了这些文字，却因此有很多省悟，才知道古人相互辩论、穷究诘问，也不只是为了自己明白，实在是想共同使天下人明白这种学问。因为这几条意见，即使在志同道合者中肯下工夫的人，也时常会有所疑问；但如果不是原静，也没有人肯这样剖白吐露。即使想这样剖白吐露，也不能像他这样曲折详尽。所以原静的这一个问题，对同道朋友的益处实在不浅。以后只要有可以相互启发的地方，我一定不惜时间寄给您，幸甚，幸甚。最近收到施聘之的信，意向卓异，明显超过同辈。往年我曾私下对他的为人感到惊异，如今果然与俗人不同。闲暇之中曾经相互往来讨论吗？大事如果今年冬天能够办成，就可以没有其他牵绊了。像施聘之这样的人，不妨时时相会。处境困穷而独居，没有朋友相互砥砺，这是最大的一种祸患。贵乡有一位姓韦名商臣的朋友，听说他用功笃实，尤其难得，也曾同他讨论过学问吗？答甘泉【丙戌】虽然音信往来稀少，但您的道德声望我没有一天听不到，因此受到启发、消除愚昧鄙陋之处很多。先前承蒙您说明狂生的事情，我起初听到时非常惊骇。他虽然愚昧悖逆到了极点，也不应当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详细询问其中缘故，确实也是有原因的。最近他又来到这里，我才得知事情的实情。原来这个人一向沉溺于老子、佛教，被同辈朋友攻讦激怒，于是自高自大，以此夸耀愚妄、发泄愤懑。大概也不过是像近世方士呼风唤雷、斩蛟之类怪诞妖妄的说法；听到的人不加察辨，又从中添饰夸张罢了。最近我已经同他痛决关系，而这个学生深深悔恨责备自己，仿佛无处安身。幸亏他的资质还相当不错，或许从此能够改过自新，也未可知。学术断绝、道统衰亡之后，如果有人带着这样的诚心来到这里，也就足以接受教诲了。忠信明敏的资质，实在绝不可多得；像他这样的人，千百人中也只有一两个，却又免不了陷溺到这种地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龚生来访，自称一向深受您的教诲；他的资质很纯厚谨慎，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以推进的了。如今又远道来求陶冶造就，从此应当可以看到他有所成就。答魏师说【丁亥】师伊来到这里，我详细听说了日新近来的功夫，又收到您的来信，志向心意恳切，我无比欣喜慰藉。您所说的任凭情感、任凭意念，把它认作良知；以及先有意去做，不依循本来的良知，却自称那就是良知，这些毛病您已经察觉到了。意和良知，应当分辨清楚。凡是应对外物而生起的念头，都叫作意。意有是有非，能够知道意念的是非，就叫作良知。依循良知去做，就没有不正确的了。您所疑惑的拘泥于体面、受制于事势等毛病，都是致良知的心还不能诚恳专一。如果能够诚恳专一，自然不会有这些毛病。凡是做事不能谋划开始，以及有轻率、忽略、苟且等弊病，也都是致知之心不能诚一，也是因为还没有透彻地看见良知。如果看得透彻，那么体面和事势之中没有一处不是良知的妙用。除去体面和事势之外，也没有另一个良知。怎么能又被体面局限、被事势阻碍呢？那就是已经被私意所动，不再是良知的本然了。如今志同道合的人中，虽然都知道良知无所不在，但一涉及人情应酬，便又把人情物理和良知看成两件事，这实在不能不加以察辨。与马子莘【丁亥】接连收到您寄来的书信，实在很能慰藉我的渴望。仔细看您的来信，字迹、文采都比过去有所增进。根本旺盛而枝叶茂盛，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然而草木的花，花瓣千重的往往不结果实；花开得繁盛的，果实反而稀少。近来子莘的志向，莫不是稍稍有所沉溺了吗？这也是不能不反省的。关于良知的学说，过去也曾经详细讲过，不知道近来能不能更加明白透彻？明道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认出来的。良知就是天理；所谓体认，是实际在自己身上具备，也就是所谓实有诸己，并不是像世人那样只凭想象和讲说。近来的志同道合者，没有谁不知道用良知来说学问，然而也没有看见有人能够真正体认它，所以至今仍免不了疑惑。有人说良知不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必须凭借穷究探索来增益它；又认为仅仅致良知未必能够符合天理，必须用良知去讲求所谓天理，把它执定为一定的准则，然后才能遵循而不出弊病。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真正下体认的工夫，确实看见良知，那么也没有能力辨别它似是而非。莆中向来多贤者，在国英和志道等两三个同志之外，彼此切磋砥砺的还有几人？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知；致知之外，再没有别的学。离开良知去求知，是邪妄的知；离开致知来做学问，是异端的学问。道统衰亡已经千年，良知之学长久以来被视为多余。如今的朋友，知道把这件事日常相互讲求，难道不是空谷中的足音吗？虽然思念之情深切，却没有机会当面相见，只能尽情倾诉这番心怀。临写此信时惆怅不已，不能尽述。与毛古庵宪副【丁亥】很快收到您的来信，既承蒙您不弃，又收到您在信中谦逊请教的意思，更足以看出贤者进修的功夫勤勉不懈，我的欣喜庆幸哪里说得尽呢？没有机会促膝相谈、陈述鄙见以求您指正，仰望思念之情怎能胜过。凡是我所说的致良知，与如今所谓体认天理的说法，本来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有直截和迂曲的细微不同罢了。譬如种植，致良知就是培育根本的生机，并使它通达到枝叶；体认天理就是使枝叶的生机茂盛，并希望由此返回根本。然而培育根本的生机，本来就自然能够通达到枝叶；想要使枝叶的生机茂盛，又怎么能舍弃根本，而另外有一种生机可以使枝叶茂盛呢？您的忠信而近于道的资质，已经自然超出同辈；近来听胡正人详细谈起，您的平日工夫又都笃实恳切，不像世人追逐名声、远求外在形迹，只在外面做支离的功夫。只要这样不断努力，自然会循序渐进而有所到达，这就是所谓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又何必改换道路、改变功业，另外寻求所谓做学问的方法呢？只愿您更加沿着平日用功得力的地方不断进步。譬如前往京都，起初身处偏州僻壤，免不了要经过旁支小路和曲折路径；只要志向在前往京都这件事上不懈怠，就没有不能到达通衢大道的。

译我的病体咳嗽发作，不能多说，寄去我所编录的最后一篇论学文字，其中也颇能阐明我的见解，闲暇时幸望您阅示。与黄宗贤【丁亥】我时时听德洪等朋友谈起您，追忆留都相会时的盛德深情，恍惚如在梦中。承蒙您远道来使，又带来书信和礼物，我感激惭愧，哪里说得尽呢？这种道存在于人的心中，明亮如白日；即使阴晴晦明，呈现出千种万状，白日的光明却从未增减变动。您凭借超群的资质，能够笃定志向求学，如此勤勉不懈，对于这种道，真如同扫去云雾而看见白日一样，哪里还需要我区区多问呢？我久病不能任事，偶然承受两广的任命，正准备具疏辞免；使者回来时正逢事务纷繁，匆忙之间不能尽述我的心意。如今却反而把不能遮蔽自己的良知当作羞耻，正是以不该羞耻的事为羞耻，却不知道应当以真正该羞耻的事为羞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诸位都是我平日深知厚交的人，我虽有这番心意，却爱护你们而无从相助，只愿诸位都成为古代的大臣。古代所谓大臣，并不另外称说他有什么特别的智谋才略，只是一个心意专一、没有别的技能，却宽厚容人罢了。诸位的智谋才略自然远远超过众人，所不能自信的，只是还不能实现自己的良知，还没有完全达到专一宽厚的境界。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沉重的积病、长期的痿弱，所希望用来起死回生的力量，实在寄托在诸位身上。如果自己的病痛还不能除去，怎么能够治疗天下的病呢？这番诚恳的心意，正是我不能不为诸位竭尽全力的原因。诸位每次相见时，希望默默地用这个意思相互规劝砥砺；一定要克除自己的私欲，真正做到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体，切实使天下得到安康，挽回三代的治理，这才是不辜负这样圣明的君主，才对得起这样的知遇，也才没有枉费因此一件大事来到世间一趟。我卧病山林，只能修治药物、勉强延续呼吸，但对于诸位的出处进退，也有痛痒相关的感受，不能不有所觉察。不知不觉絮絮说到这里，幸望您体谅这番心情。答以乘宪副【丁亥】这种学问在世上不明白已经很久了，而旧日听闻和旧有习惯的障蔽缠绕，使人一旦突然听到我的学说，没有不非难、诋毁、怀疑、议论的。然而人心中的良知明亮而不昏昧，万古如一日；只要肯平心静气，把我的学说反求于自己的内心，也没有不洞然明白的。可是如果不能就此奋发立志、勇敢脱离旧有窠臼，反而在其中犹豫观望，那么旧日听闻和旧有习惯又会从中牵制滞碍、遮蔽堵塞。近来志同道合者往往都有这种毛病，不知道以乘您分别以后意下如何。过去有一个十户人家的村子，众人都荒废了各自的一百亩田，每天只到市场上转买粮食，靠赚取差价来供养早晚。邻村的农夫劝他们说：你们每天买粮，劳苦费用没有尽头，哪里比得上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耕种几年便可以积累而富裕呢？其中两个人听从了他，放弃买粮而去种田。其余八家的人争相非难阻挠他们，甚至使家中老人也来劝阻，又轮番归罪说：我早上不买粮就没有早餐，晚上不买粮就没有晚餐，早晚的生活都不能保障，怎么能等到秋收才吃饭呢？其中一人努力耕田而不顾别人，最终成了富家；另一人迫不得已又放弃种田而买粮，结果终身贫困饥饿。如今天下人正都在市场上转买粮食，忽然有舍弃买粮而去种田的人，难道能免于被非难责备吗？关键在于深信而不疑，努力耕田而不顾他人的非难，这样才能有所成就。两次收到您的来信，都有勇往直前、径直进取、相信而不怀疑的志向，我感到十分欣慰。使者回去时附带告诉您这些，略尽我恳切切磋之意，您应当不会认为这太迂阔吧。与戚秀夫【丁亥】我时时听德洪等朋友谈起您，追忆留都相会时的盛德深情，恍惚如同在梦中。承蒙您派使者远道而来，又带来书信和礼物，我感激惭愧，哪里说得尽呢？这种道存在于人心之中，明亮如白日；即使阴晴晦明，呈现千种万状，白日的光明也从未增加、减少或改变。您凭借超群的资质，能够专心立志求学，如此勤勉不懈，对于这种道，真如同扫去云雾而看见白日，哪里还需要我来多问呢？我因病废居已经很久，偶然承受两广的任命，正准备上疏辞免；使者回来时正逢事务纷繁，匆匆之间不能尽述我的心意。与陈惟濬【丁亥】江西之会非常匆忙，我还以为可以同舟十日，从容地谈论一番，没想到进入省城以后人事纷繁，等到登船时，惟濬已经先走了。沿途十分怏怏不乐；到达之后我立即前往南宁，事务繁忙得没有片刻空闲。本来也想派人约您来这里，早晚稍有闲暇时可以闲谈，但这里的风土非常特殊，炎热瘴气尤其难以承受，家人到这里没有不生病的。我这小小的咳嗽病也因暑热而大大发作，痰、痢、肿、毒交相侵袭，料想惟濬也一定不能居住在这里，所以又作罢了。近来收到聂文蔚的信，知道他已经进入漳州。在患难困苦之中，正可以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忍耐，从而增益他原来不能具备的能力，他一定每天都有进步；这正是培养福德的时候，不可白白错过。圣贤论学，没有哪一种工夫不能采用，只是致良知三个字尤其简易明白，确实有可以下手的地方，更不会走失。近来的志同道合者也都知道有致良知的说法，然而能够在这里切实用功的极少，都是因为看见的良知还不真实，又把致字看得太容易，所以大多还没有真正得力的地方。虽然比过去支离的说法稍微有了头绪，但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罢了。其中也有肯精心体究的人，却不知不觉又转入旧日的窠臼，反而被文义牵制停滞，工夫不能洒脱而精纯，这就是君子之道之所以少有的原因。

译这件事必须得到老师和朋友时时相互讲习、切磋，自然会使心意每天更新。自从出山以来，不知不觉已经一年了；山中志同道合的人结庐等待我的还有几十人，时常有书信寄来，都令人感动。然而地方上的重要事务，势必难以轻易脱身，加上病体又一天比一天狼狈，不知道上天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文蔚信中所论已经有显著进步，真有一日千里的势头，可喜，可喜。他有不少询问，我在病中匆忙作答，大略可以看出其中可取之处；有空时请拿去看看，也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寄安福诸同志【丁亥】诸位朋友起初举行惜阴会时，当时只担心它会成为一句空话。近来才听说远近豪杰闻风而来的人数以百计。这可以看出良知是共同的；由此也可以预料正道大为彰明的时机。这样的喜悦欣慰哪里说得尽呢？收到虞卿和诸位同志寄来的信，见解比过去更加亲切，足以证明工夫有所进步，可喜，可喜。只要这样用功下去，就应当不会有走向其他歧途的疑惑了。明道说：宁可学习圣人而没有达到，也不要凭一种善行成就名声。这是针对有志于成为圣人、却还没有真正得到圣人之学的人说的，所以可以这样说。若是如今所讲的良知学说，确实是圣学的正传，那么从此学习圣人，就没有不能达到的；只怕我们这些人还有凭一项善行成名的念头，不肯专心致志于此罢了。参加会集的诸位同志，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见面，精神上早已相交于千里之外；相见时幸望把这句话拿出来共同勉励。王子茂寄来询问几条，也都明白切实。其中所疑惑的，在子茂来说也是如此，还必须诚恳专一地用功；到了融会贯通的时候，连同那些疑问也都会豁然、畅然地得到解释，不再互相阻碍，那才算真正有所获得。凡是做工夫，只求简易真切；越是真切就越简易，越简易就越真切。我在病中咳嗽，不能多说，也不能一一列出姓名，幸望您只按我的心意加以体谅。与钱德洪、王汝中【丁亥】家中的事务有赖廷豹纠正办理，而德洪、汝中又在其中相互熏陶、切磋，我可以不必再为内顾之忧了。绍兴书院中的同道近来的志趣如何，不知怎样？德洪、汝中既然担负了这项责任，应该能够振作精神，接引同道，使大家有所兴起。讲学的约定只要能够不废弃，即使其中偶有一两次懈怠，也可以借此相互扶持，不至于最终颠倒失序。余姚又有应元等朋友相互倡导鼓舞，想来会日新月异。老夫虽然离开山林，也常常以此自慰。诸位贤者都是一日千里的骏足，哪里还要等待我这点小小的警策防范呢？姑且也借此让你们看见鞭子的影子罢了。近日我已经到达肇庆，再过三四天就能到梧州。刚进入繁忙的事务场所，不能多说，千万请体谅。绍兴书院和余姚各会的同道诸贤，不能一一列出姓名，幸请谅察。二【戊子】地方上的事情幸而已经平息，我们渐渐可以期待相见了。近来不知同道们聚会讲学的情况如何？不知道法堂前如今是否已经长了一丈深的草？想来卧龙的聚会，即使不能获得很大的益处，也不应当逐渐荒废；姑且保存这只祭祀用的羊，日后或许还能兴起，也未可知。余姚有应元等朋友相互倡导率领，益处不小。近来有人从家乡来，听说龙山的讲学至今没有废止，也很令人欣喜。信到了，希望替我传达问候，更加相互勉励。九十弟和正宪等人，不知早晚能够前来亲近求学吗？如果他们自己已经绝望，也要加以诱导扶掖、接引帮助；料想以与人为善的心意，不必我多说了。魏廷豹一定能够不辜负所托，孩子们或许不能完全遵从教诲，也希望你们相互扶持。来人行色匆匆，百事中不能说上一件，诸位同道也不能尽列姓名，特将这番意思一并致意。三【戊子】德洪、汝中的信来了，看见你们近来的功夫有所进步，足以令人欣喜慰藉。而余姚、绍兴的诸位同道又能够相聚讲学，切实奋发，日益勤勉而不懈怠。我们的道统昌盛，真有如火焰燃烧、泉水涌出的势头了。这样的喜悦和庆幸，又该如何形容呢？这样的喜悦和庆幸，又该如何形容呢？这里地方上的事情全都已经平定，只因有两三个大盗的巢穴，成为两省盗贼的根本和聚集之地，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我心中也不忍不替百姓将它们一举剪除。因此又耽搁停留了两三个月，如今也已经办完了。十天半月之间就应当踏上归途。守俭、守文两位弟弟近来承蒙扶持启发，想来也渐渐有所进步。正宪尤其懒惰，如果不痛下针砭，他的毛病不容易除去。父子兄弟之间感情迫切，反而难以责备对方使其向善。这件事要靠师友来承担，想来平日里骨肉道义之爱，不必我多加嘱咐。近来听说书院的规制颇加修葺，这也是可喜之事。寄去白银二十两，稍微帮助工程费用；墙垣尚未坚固完备之处，以及一切应当整修置办的地方，酌情办理。其余事情写在信面上，不久即可相见。答何廷仁【戊子】我的病势一天比一天狼狈，自从到了广城，又增加了水泻，日夜要泻数次，不能停止。如今竟然两脚不能坐立，稍稍稳定后就要越过山岭向东去了。诸位朋友不必等候我，如果果真有山阴之会，就应当早早划动钱塘江上的船，能够同德洪、汝中等人会聚一番，彼此一定都会有益。我这次养病本来已经三个月了，十天之后一定能够获准离开，也就要开船向东。即使不能实现归田的愿望，也一定要回到阳明，同诸位朋友见上一面再告别，而且以后还可以期待再次会面。千万不要再迟疑，白白耽误时日。即使赶得上随船同行，沿途官吏的送迎、请见和拜谒，也绝不会有片刻闲暇，希望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信到之后就请忙中抽暇办理，德洪、汝中等人也可以催促他们早作北上的打算。我伏在枕上草草写信。《王文成全书》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七，明王守仁撰，文录四

译序 《别三子序》【丁卯】自从程颐、朱熹等大儒去世，师友之道便衰亡了。六经被割裂在训诂之中，支离蔓延于辞章之中，科举学业的习气，使圣人之学几乎停止了。有志之士想要奋起振兴它，但最终徘徊叹息，迟疑而不能振作，因而松懈下来、自我废弃的，也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没有向师友之道求教。一个人去做，两个人跟随并辅翼他，后来辅翼他的人越来越多，即使是百般困难的事情，也很少有不能成功的。一个人去做，两个人跟随而危害他，后来危害他的人越来越多，即使是容易成功的功业，也很少有能够成就的。所以凡是有志之士，一定要向师友寻求帮助。没有师友帮助的人，是因为他的志向没有确立，也因为他没有去求取师友。自从我开始懂得求学，就向天下寻求老师，却没有人教诲我；向天下寻求朋友，而愿意同我的人很少。又在两三个志同道合者之外寻求同道之士，远远地看去，更是寥寥无几。难道是我的志向还没有确立吗？大约从近些年起，我又在山阴白洋得到蔡希颜、朱守中的帮助，在余姚马堰得到徐曰仁的帮助。曰仁是我妹妹的丈夫。希颜的深沉潜修、守中的明敏、曰仁的温和恭谨，都是我所不能及的。这三个人只是因为比我年轻一天，也把我看作前辈；我也接受了这种身份而不推辞，并不是我能够胜过他们，只是姑且借三人来为我作证明，于是忘了自己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资格。而这三个人也姑且想借助我来保存师友关系的祭祀之羊，并不认为这样不可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彼此相处，也真是渺小而艰难啊。我有归隐的打算，正要同三人一起到云霞之间，依傍泉石，追寻濂洛诸儒的遗风，求取孔子、颜回的真实趣味，洒脱而快乐，超然地游历，忽然忘记自己的衰老。今年三人被有司选中，一次便全都被选取了。为什么我得到他们如此困难，而有司夺取他们却如此容易呢？我还来不及因三人被录取而替他们高兴，首先却因失去他们的帮助而遗憾；三人也没有因自己被录取而高兴，反而正为要离开我而忧伤。漆雕开说过：‘我对这件事还不能真正相信。’这就是三人的心情吧？曾点在咏歌、浴于沂水的志趣上，孔子对此发出叹息并表示赞同；这就是我和三人彼此契合、无需言说便能领会的地方吧？三人要走了，于是将被举为进士，任职入列，我知道他们是有能力做到的。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假如他们最终不参加进士考试而归来，长久地咏歌游乐，我知道他们会很快乐；然而这又不能确定。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某个人，一定先使他违背所喜爱的事情，把他置于所不愿意做的处境中，以此使他的心受到衡量、思虑受到拂逆，从而增加他原来所不能做到的能力；这正是玉石的成就，大概就在这次出行吧？三人此次出行，将到哪里去而不是学习呢？而我最终仍然缺少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三人出行后，要沉潜而刚强，要高明而柔顺，这不是箕子的言论吗？温恭也是一种沉潜。三人要记住这一点。到哪里去而不是学习呢？假如三人的学业有所成就，即使不亲近我，他们作为志同道合者的帮助，难道还会少吗？增城湛原明正在京师做官，是我的同道朋友。三人前去拜访他，就如同我亲自见到他一样。《赠林以吉归省序》【辛未】阳明子说：‘寻求圣人之学却不能成功，大概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吧？天下人志在制造车轮，就成为车轮匠；志在制作皮革，就成为皮匠；志在做巫医，就成为巫医。立志从事某种事业却不能成功的人，我还没有见过。车轮匠、皮匠、巫医遍布天下，而寻求圣人之学的人，隔几百年也未必能见到一两个，是因为圣人之学的事业艰难吗？还是因为立志艰难呢？不立志于某种事业却能取得成就的人，我也没有见过。’林以吉将要追求圣人的事业，经过我这里来谈论学问，我说：‘你何不先谈谈自己的志向呢？’

译志向确定了，然后才可以谈论学习。你是闽地人，将要到闽地去求学；我劝你走越地的道路，你不听。我要到越地去求学；你却劝我走闽地的道路，我也不听。一个人长久沉溺于流俗之中，突然告诉他应当追求圣人的事业，开始时一定会自己气馁，不敢承担；随后旧日习惯牵制他，又一定会自己迷惑，不能决断；再后来外界的议论夺去他的意志，又一定会自己沮丧，甚至因此懈怠。气馁却仍然求学，可以有办法战胜它；迷惑却仍然求学，可以有办法使自己坚定；沮丧却仍然求学，可以有办法使自己前进。我已经看到了立志之难。志向确立，学业就完成了一半；《四书》的言论已经把圣人之学说完备了。假如志向确立而从这里求学，那么相互切磋、讲明道理的益处，就由以吉自己取得，难道还会有穷尽吗？见素先生是你的伯父。你回去后把我的话请他加以订正，并且告诉我他认为怎样。’ 《送宗伯乔白岩序》【辛未】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要前往南都，经过阳明子这里来谈论学问。阳明子说：‘学习贵在专一。’先生说：‘是的。我年轻时喜好下棋，吃饭忘了滋味，睡觉忘了入眠，眼睛没有别的景象，耳朵没有别的声音。大约一年便胜过乡里的人，三年后国内没有能与我匹敌的。学习贵在专一啊！’阳明子说：‘学习贵在精深。’先生说：‘是的。我长大后喜好文章辞藻，逐字探求，逐句搜集，研究众多史书，考核百家著述。开始时希望追踪宋、唐，后来渐渐深入汉、魏。学习贵在精深啊！’阳明子说：‘学习贵在端正。’先生说：‘是的。我中年以后喜好圣贤之道，对下棋感到后悔，对文章辞藻感到惭愧，心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容纳的了。您认为怎么样？’阳明子说：‘可以了！学下棋叫作学习，学文章辞藻也叫作学习，学道也叫作学习。然而它们最终所到达的地方相差很远：道是大路，除此之外都是荆棘小径，很少有人能够到达。所以，专心于道，才叫专一；精研于道，才叫精深。专心于下棋而不专心于道，这种专一是沉溺；精研文章辞藻而不精研道，这种精深是偏僻。道广大无边，文章辞藻和各种技能都由它产生；如果把文章辞藻和技能本身当作目标，就离道很远了。’ 所以，不专一就不能精深；不精深就不能明白；不明白就不能真诚。因此说：‘惟精惟一’，精就是精深，专就是专一。精深了就能明白，明白了就能真诚。所以，明白和精深是功夫，真诚和专一是根基。一是天下的大根本，精是天下的大作用。能够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又何况是文章辞藻和技能这些末节呢？’先生说：‘是啊！我将终身奉行，只是后悔醒悟得太晚。’阳明子说：‘这哪里容易呢！公卿不讲学已经很久了。从前卫武公九十岁了，还告诫国人说：‘不要因为我年老昏聩就抛弃我。’先生的年纪只有武公的一半，而所能成就的功业却可以超过他一倍。先生难道不能无愧于卫武公吗？我怎敢忘记以国士相交而彼此警策。’ 《赠王尧卿序》【辛未】终南王尧卿做谏官三个月，因病辞去职务离开。同僚朋友赠给他劝勉之言的有十多人，他还来向我求取言语。唉，我们这一党人的话太多了！言论一天比一天繁盛，行为却一天比一天荒疏，我想不说话已经很久了。自从学术不再明白，世上的君子把名声当作实质。如今凡是所谓致力于实际的，都是致力于名声，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尧卿的品行，人人都认为很高；他的才华，人人都认为很美；他的学问，人人都认为很博。这样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满足于一节长处的人，不足以同他谈论进至完整德性的境界；只求免于乡人的非议，不能同他谈论圣贤之道。气浮躁的人，志向不坚定；心思粗疏的人，造诣不深；只在外表夸耀的人，内心一天比一天鄙陋罢了。我厌恶这种言语太多的风气！虎谷有一位君子，大概是不多言的人，尧卿经过那里，请把我的话拿给他质问。《别张常甫序》【辛未】太史张常甫将要回乡省亲，向司封王某告别，说：‘我们将要分别了，您拿什么赠给我呢？’王某说：‘相处九个月了，我不曾说过什么，临别时又能多说什么呢？’常甫说：‘这是您过于奇特了。即便如此，也一定有话赠给我。’王某说：‘精通文章辞藻，多作论说，广泛探究、极力阅览以求博，这可以算作学习吗？’常甫说：‘知道。’王某说：‘辨析名物，考察度数，解释经书、订正正史以求精密，这可以算作学习吗？’常甫说：‘知道。’王某说：‘整肃容貌，修饰言辞声气，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谈论仁义并以此作为行为，这可以算作学习吗？’常甫说：‘知道。’王某说：‘抛开这三件事，使心情恬淡，使精神专一，空旷而虚静，深沉而安定，以此作为静，这也可以算作学习吗？’常甫沉默了很久，说：‘也知道。’王某说：‘对，就是知道。古代君子只是有所不知道，然后才能真正知道；后世君子只是自以为无所不知，因此反而容许自己有所不知道。道有根本，学习有要领，是非的辨析很精微，义与利之间的界限很幽微；这些道理，我还不能真正相信。何不暂且不要把它当作已经知道，而暂且怀疑它、思考它呢？’ 常甫说：‘是。我姑且不把它当作已经知道，而姑且怀疑它、思考它。等到约定的日期见面时，请看我拿什么来回答您。’ 《别湛甘泉序》【壬申】颜子去世后，圣人之学便失传了；曾子把‘一以贯之’的道理传给孟轲，最终又过了两千多年，才由周敦颐、程颢、程颐接续起来。从此以后，言论越来越详细，道理却越来越晦暗；分析义理越来越精密，学问却越来越支离；没有根本而专事外在事务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艰难。孟子时代忧虑杨朱、墨子的学说，周敦颐、程颢、程颐时代佛教、老庄之学大为流行；如今的学者都知道尊崇孔孟，鄙弃杨墨，排斥佛老。圣人之道好像在世上大为彰明，然而我随之寻求它，却反而不能见到圣人。如今的人能够有像墨子那样兼爱的吗？能够有像杨朱那样只顾自己的吗？能够有像老子那样清静自守、像佛教那样穷究心性性命的吗？我为什么要思考杨墨佛老呢？他们与圣人之道不同，然而仍然各有所得。可是世上的学者雕章琢句以夸耀世俗，心思诡谲而表面取悦，相互用虚伪装饰，说圣人之道劳苦而无功，已不是人所能实行的，只在言辞之间争辩。古人有终身不能穷究的道理，如今我们都能说出大概，便自以为这样也够了，于是圣人之学就废弃了。那么如今最大的弊病，难道不是记诵辞章的习气吗？而这种弊病的来源，难道不也是言说过于详细、分析过于精密的过错吗？

译杨墨佛老之学，学习仁义，探求性命，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偏颇；这本来不同于如今的学者把仁义看成不可学习，把性命看成没有益处。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学习仁义、探求性命，排除记诵辞章而不去做，即使他陷入杨墨佛老的偏颇，我仍然要认为他是贤者，因为他的内心还在寻求自己有所获得。一个人先寻求自己有所获得，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学习圣人之道。我小时候不问学问，沉溺于邪僻之学二十年，后来才开始专心研究老庄、佛教；依靠上天的灵佑，因而有所觉悟，才开始沿着周敦颐、二程的学说去求取，似乎有所所得。可是除了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以外，没有人辅翼我。眼看就要跌倒，后来才重新振作；晚年得到甘泉湛子的友谊之后，我的志向更加坚定，毅然决然，仿佛不可阻挡。因此我从甘泉那里得到的帮助很多。甘泉的学问致力于求取自得，世人不能理解，理解他的人还怀疑他是在讲禅。即使真是禅，我尚且没有见到；何况他的志向如此卓越，那么像甘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话多又哪里足以成为他的弊病呢？话多不足以成为甘泉的弊病，甘泉也不会因话多而成为弊病。我相信他，我同甘泉交友，心意所在不必说便相契合，论说所及不约而同，以期求使此道即使到了灭亡之后也不停止。今天分别，我怎么能没有话说呢？我要说：只有圣人之学难以明白而容易迷惑，世俗习气每况愈下，也越来越不可挽回。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即使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依赖言语，我回顾自己的内心，仍然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那么甘泉难道也会认为我的话是多余的吗？《别方叔贤序》【辛未】我同叔贤相处了两年，看见叔贤的学问总共发生了三次变化：开始崇尚辞章，第二次转变为讲论学说，再一次转变则慨然立志于圣人之道。他崇尚辞章时，同我的见解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开始讲论学说后，同我意见不合与相合各占一半；等到他立志于圣人之道，便充沛地同我志趣相投。他将要离开这里到西樵山中去，以成就自己的志向。叔贤也可以说是善于变化了。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根本，以勇气来成就它。我起初同叔贤做同僚时，叔贤按照郎中的惯例，地位在我之上；等到他的学问每次发生变化，他对我的礼敬一天比一天恭敬，最后竟自称门生，把我当作先觉。这不是脱离世俗的见解、超然达到无我的境界，就不能做到。即使是横渠先生那样的勇气，能够撤去讲学的虎皮座，也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只是惭愧我不是这样的人，又凭什么承受他的礼敬呢？叔贤既然这样善于变化，再以无我的勇气推进他的学问，那么对于圣人之道，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条道在世上断绝声响已经三百多年了。叔贤的美好有如此之多，所以我乐意替我们这一党人说明他的长处。《别王纯甫序》【辛未】王纯甫掌教应天时，阳明子已经用孟子的话勉励他，纯甫认为还没有说尽，请求进一步说明：‘我还没有学习道，却把教书作为职务，这是旷缺职守的罪过。请问应当怎样教人呢？’阳明子说：‘就是学习吗？把我所学习的一切都尽力实行出来，教化就会施行了。’纯甫说：‘应当怎样学习呢？’阳明子说：‘就是教化吗？把我所教的一切都尽力实行出来，学习就会成就了。’古代君子先在自己身上具备，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纯甫说：‘人的刚柔、淳厚与浇薄，资质各不相同；用我的教诲使他们都得到充分发展，难道可以用同一种方法吗？’阳明子说：‘正因为不能一概相同，所以才要使他们最终归于一。上天对于万物，体积有大小、形态有长短、位置有高低不同，但使它们生长成就却是一致的。技艺也是这样，弓匠和冶匠各有所长，但在满足使用方面是一致的。木匠砍削木材，陶匠筑墙，泥匠涂抹墙面，在共同造成房屋方面也是一致的。因此，确立法则并考察技艺，各自达到自己的巧妙，却共同满足使用；根据人的不同而施教，各自成就其才质，却共同归于善。仲尼回答仁与孝的问题，孟子讨论货物与美色的问题，都可以由此观察教化。’纯甫说：‘既然这样，教化没有固定的方法吗？从前各家辩论教法，为什么又那么严格呢？’阳明子说：‘确实没有固定的方法；如果把一种方法强加于天下所有人，那么只用弓法，冶炼就会被废弃；只用木匠的方法，陶工和泥工就会被废弃。’ 圣人难道不希望人人都成为圣人吗？然而人的资质各不相同，所以辨析严格，是为了曲折周全地达到目的。因此，有的人失之于狭隘，有的人失之于支离，有的人失之于流荡。所以，根据人的不同而施教，是有一定原则的；共同归于善，也是有一定原则的。根据人的不同而施教，是因为资质不同；共同归于善，是因为人的本性相同。教化不过是使人恢复本性罢了，这一点自尧舜以来从未改变，怎么能说没有一定的方法呢？《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壬申】君子的学问，是为了使自己的心明白。心本来没有昏暗，只是被欲望遮蔽、被习气损害。因此去除遮蔽和损害，光明就会恢复，并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心如同水，污物混入其中便流得浑浊；又如同镜子，污垢积累便光明昏暗。孔子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孟轲说：‘万物都完备于我，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克制私欲而真诚，本来就不需要依赖外物。世俗儒者已经背离孔孟之说，不明白《大学》格物致知的训诫，只是一味在外部事务上追求广博，来求得内心有所增加，都是把污物引入其中却想求得清澈、积聚垢秽却想求得光明，不能得到。守仁年幼时不懂得学习，沉溺于邪僻之学二十年，经历疾病困苦之后，求取孔子、子思、孟轲的言论，恍惚间似乎有所见。这并不是守仁自己的能力。宗贤比我强，他从童年起就知道抛弃科举学业，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他依循世俗儒者的学说深入求索，越勤奋却越觉得艰难。这不是宗贤的过错。学问的难易、得失，也有其根源。我曾经把这些告诉宗贤。宗贤听我的话，就像口渴时饮水，没有一句不进入心中；每次都能看见这些道理流露在他的脸上。如今他已经豁然明白，我们同道中的贤良之士，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我因病辞职离去，他不忍同我分别，便等待我的话。说了却没有人听，从事倡导却没有人应和；从今以后，我将失去同道的帮助。我难道能够忍心同宗贤分别，却容许自己不说话吗？宗贤回去吧，替我在天台、雁荡之间结一间草庐，我将在那里终老，终究不会让宗贤独自前往。《赠周莹归省序》【乙亥】

译永康人周莹，字德纯，曾经向应子元忠学习，后来又来拜见阳明子，请求进一步指教。阳明子说：‘你是从应子那里来的吗？’答：‘是。’阳明子说：‘应子用什么教导你？’答：‘没有别的话，只是每天教导我学习希望成为圣人、贤人的学问，不要沉溺于流俗；并且说：‘这是我曾经向阳明子请教而加以订正的。你如果不相信我，何不亲自去见他呢？’我因此不远千里前来拜谒。’阳明子说：‘你来这里，还是有不相信的地方吗？’答：‘相信。’阳明子说：‘既然相信，为什么又来呢？’答：‘还没有得到求学的方法。’阳明子说：‘你已经得到方法了，对我没有什么需要了。’周莹惶恐不安，过了一会儿说：‘先生因为应子的缘故，希望您最终赐我教诲。’阳明子说：‘你已经得到它了，对我没有什么需要了。’周莹惶恐地站起身，茫然了很久，说：‘我愚钝，确实没有得到方法；先生莫不是把我当作戏弄之人？希望您最终赐给我教诲。’阳明子说：‘你从永康来这里，路程有多远？’答：‘遥远千里。’阳明子说：‘远了。你是坐船来的吗？’答：‘坐船后又登岸步行。’阳明子说：‘劳苦了。如今是六月，路上很热吗？’答：‘路上的暑热特别厉害。’阳明子说：‘艰难了。你来这里既远又劳苦，艰难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不直接回去，偏要来呢？难道有人强迫你吗？’答：‘我到了先生门下，虽然劳苦艰难，却确实以此为乐；难道会因此就回去，还要等别人来强迫我吗？’阳明子说：‘这就是我所谓你已经得到方法了。你的志向是想到我门下，于是就到了我门下，并不借助别人。你立志学习圣贤之学，难道还会有不能达到圣贤境界的地方，却要借助别人吗？你舍船走陆路，舍弃仆人，借贷粮食，冒着酷暑来到这里，那么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的呢？’周生跃然而起，拜谢说：‘这才是先生所说的方法啊！可是我本来已经依循这种方法，却被关于方法的言说迷惑，一定要等先生说出之后才豁然明白，这又是为什么呢？’阳明子说：‘你没有见过用火烧石头来求取灰烬吗？火力本来已经充足，只是得到水之后才化开。你回去亲近应子，使自己的火力充足；我将储备一担石的水，等待你再次来见我。’ 《赠林典卿归省序》【乙亥】林典卿和他的弟弟在太学求学，将要回乡，向阳明子辞行说：‘元叙曾经听闻您讲立诚，如今这次回去，敢请您再加以指教。’阳明子说：‘立诚。’典卿说：‘学习本来就是这个吗？天地如此广大，星辰排列其中，日月照耀其中，四时运行其中，类推而言说，不能穷尽；人物如此丰富，草木繁茂，禽兽成群，中国与夷狄各有区别，类推而言说，不能穷尽。古代求学的人竭尽智慧思虑，耗尽精力，却不能探究其头绪；不分昼夜，穷尽年岁，却不能说完其道理；剖析蚕丝，拔取牛尾，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奥妙，却说‘立诚’，难道立诚就能把这一切都概括尽吗？’阳明子说：‘立诚，确实可以概括尽。诚，就是实理。它存在于天地之间，那么星辰的排列、日月的光明、四时的运行，以及类推而言说而不能穷尽的一切，都是诚；它存在于人物之间，那么草木的繁茂、禽兽的成群、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以及类推而言说而不能穷尽的一切，都是诚。因此，竭尽智慧思虑、耗尽精力却不能探究头绪，不分昼夜、穷尽年岁却不能说完道理，剖析蚕丝、拔取牛尾却不能穷尽奥妙，都是这个道理。’ 诚只有一个罢了，所以不能再在它上面增加什么；增加它就成了两个。成了两个就是虚伪，所以诚不能增加；正因为不能增加，所以至诚没有止息。典卿起身拜谢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的教诲竟然如此简要，请让我终身奉行，不敢再有疑惑。’阳明子说：‘你回去后，有黄宗贤、应原忠，正在天台、雁荡之间讲学；如果遇到他们，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赠陆清伯归省序》【乙亥】陆清伯陆澄回归安，和他的两三个朋友讲述、推演自己所学，我为此赠言给他。两三个朋友中有人说：‘清伯的学问日益进步了。起初我见到清伯时，他的气势昂扬，像浮云；他说话滔滔不绝，像流动的波涛。如今却一天比一天沉默，一天比一天谦逊，一天比一天和顺，一天比一天安闲，和从前大不相同。由此可以知道他的进步。’有人说：‘清伯起初拜见先生，一个月来一次；后来十天来一次；再后来五六天、三四天来一次；又后来搬到先生旁边居住，最后请求先生把廊下的房屋打扫出来，早晚侍奉。德行没有比尊敬贤者更好的，学习没有比亲近老师更快的。因此，奔走权贵门下的人，势力方面一天比一天进步；游走市井店铺的人，利益方面一天比一天进步。清伯对先生的道理也一天比一天亲近依附。其他方面我们还来不及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进步了。’清伯说：‘真是这样吗？’陆澄却认为自己是在日益退步。陆澄听到先生的教诲时茫然，后来感到欣喜，忽然又耿耿不安而产生疑惑，后来疑惑更大，又突然惊骇，最后忽然开朗，好像有所看见。当时也确实略有所得。从此过了几个月，他悠闲游荡，学业没有更加修整，反而回头寻求，惆怅而颓丧；昏暗蒙蔽扩大而更加严重，私欲牵累止息而反而更加兴盛，众多妄念攻击他而更加坚固。这就像船上滩时，屡次失误而屡次下退，用力拉挽却不能前进，因此认为自己日益退步。第二天又向阳明子辞行，两三个朋友也一同前往，各自说明原因。阳明子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认为自己日益退步的人，他勉励自己进修，善行反而日益增长；认为别人日益进步的人，他与人为善，自己的善行也日益增长。即便如此，认为自己日益退步，意志却受阻，难道能不日益退步吗？认为别人日益进步，自己却意气沮丧，难道也能不日益退步吗？这又是进退的关键，也是吉凶由此分开的地方，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赠周以善归省序》【乙亥】

译江山人周以善专心研究格物致知之学已经多年了，苦于学问艰难而不能有所进步。听到阳明子的学说，觉得奇异，猜想他或许有所见解，便前去询问。听到他的学说，忧惧地好像有所省悟；回去寻求其中的缘故，却不能契合，于是迟疑了十天；又去听他的学说，再次忧惧地好像有所省悟；回去寻求其中的缘故，仍不能契合，于是又迟疑了十天。这样往返数月，寻求却没有收获，离开又做不到，于是前去告诉阳明子其中的原因。阳明子说：‘你没有听过古人谈论下棋吗？下棋这种技艺虽是小技，不专心致志也不能学会。如今你进来听我的学说，出去后却想着天鹅、大雁之类的事情，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虽然勤奋，却不能有所得。’于是退下后斋戒洁净，以弟子的礼节请求阳明子同他坐下。阳明子默然很久，才把立诚的学说告诉他，周以善悚然一惊，仿佛倒下后又站起来。第二天又告诉他，讲得更加深密，并用《大学》加以证明；第二天又告诉他，讲得更加深密，并用《论语》《孟子》加以证明；第二天又告诉他，讲得更加深密，并用《中庸》加以证明。周以善于是跃然欣喜，离开座位说：‘积累到今天以后，我对先生的话再没有疑惑；到这时才知道圣贤的教诲竟然如此深切而简易。’ 到这时我才知道应当怎样格物致知，用诚来成就自身；我既高兴，又后悔。十年来的钻研，只是白白耗损精神，扰乱了我的心术。可悲啊！我将把先生的话告诉同道，使他们及时从事于此，不要像我这样最终陷入后悔，希望借此报答先生的德行，也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居住了一个多月后，他告辞回乡。阳明子记叙他的话送给他，使他不要忘记得到这些道理的艰难。《赠郭善甫归省序》【乙亥】郭先生从黄地前来求学，过了一年告辞回去，说：‘我庆幸听闻先生关于立志的学说，也已经知道应当从事什么了。如今将要远行，敢请您说一句话，作为我早晚勉励自己的话。’阳明子说：‘君子求学，就像农夫耕田。已经选好了良种，又要深耕、除草，除去害虫和杂草，按时灌溉，早起劳作，夜晚思考，心中忧虑的只是良种，之后才可以期待秋天有收成。志向就像种子，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并切实实行，就是耕耘、除草、灌溉，以求秋收。志向不端正，就是莠草和稗草；志向端正了却不能持续用功，就是五谷不能成熟，甚至还不如莠稗。我曾见你寻求良种，然而仍担心它或许是莠稗；见你勤于耕耘除草，却仍担心它还不如莠稗。农夫春天播种，秋天收成，这是时令；由立志求学到有所树立，是从春天到夏天；由有所树立而立志达到不惑，便从夏天到了秋天。时令已经过去，种子却还没有确定，不是非常可怕吗？超过时令的学习，即使不能做到别人一天学习、自己用一百天，也不敢奢望，却还时作时辍，不是非常可悲吗？跟随我游学的人很多，虽然我开导说明得很多，却没有超出立志这一点的。’ 所以对于你的出行，我最终不能舍弃这一点而另说别的。你也可以不再怀疑用力求学的方法了。《赠郑德夫归省序》【乙亥】西安人郑德夫将要向阳明子学习，听到士大夫议论说这是禅学，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同江山人周以善先到阳明子的门人那里考察他的学说，如果发现不是禅学，就又姑且同周以善亲自到阳明子那里听他的学说。大约过了十九天，他才释然，明白阳明子的学说不是禅学，开始备具弟子礼节，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他问阳明子：‘佛教与儒学有什么不同？’阳明子说：‘你不要寻求佛教与儒学的异同，只要寻求正确的道理而学习它就可以了。’郑德夫说：‘正确与错误由谁来辨别？’阳明子说：‘你不要到讲说中寻求是非，要在心中求取，能够使心安定的就是正确的。’郑德夫说：‘心又凭什么能够判定是非呢？’阳明子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口对于甘苦的辨别，和易牙相同；眼睛对于美丑的辨别，和离娄相同；心对于是非的辨别，和圣人相同。之所以有人昏昧，是因为他的心对道不能像口对滋味、眼对颜色那样真切专一，于是私欲乘机取得并加以遮蔽。你只要致力于确立这种真诚。你只应担心心对于道不能像口对滋味、眼对颜色那样真切专一，又何必担心甘苦、美丑不能辨别呢？’ 郑德夫说：‘那么五经所记载的、四书所传述的，难道都没有用吗？’阳明子说：‘谁说没有用呢？五经四书正是甘苦、美丑所在之处。假如没有真诚的心去求取它们，那就只是谈论滋味、评论颜色罢了，又有谁能够从中得到甘苦、美丑的真实体验呢？’后来郑德夫告辞回去，请阳明子把这番道理写下来，阳明子于是写下了它。《紫阳书院集序》【乙亥】豫章熊世芳侯镇守徽州时，已经在境内施行政令，于是大力翻新紫阳书院，以阐明朱子的学说，聚集七所学校的优秀士子，亲自教导他们。在这时，校士程曾氏采集书院兴废的情况编成文集，并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卷首，用来阐明政事和教化，来请我写些话告诫众多士子。求学的方法，《白鹿洞书院揭示》已经说尽了；警戒勉励的道理，熊侯的心意已经很殷切；兴废的原因，程生的文集已经完备了，又何必需要我的话呢？然而我听说，道德有根本，学问有要领；不在根本上下功夫而泛泛从事，把它看得高深便流于虚无，把它看得低下便陷于支离，最终也会流荡而失去宗旨，劳苦却没有收获。所以君子的学问，只求得到自己的本心；即使达到使天地安顿、万物生长，也没有超出自己的本心之外。孟子所说‘求学问的道路没有别的，只是求回那放失的本心’，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因此，博学，就是学习这个本心；审问，就是询问这个本心；慎思，就是思考这个本心；明辨，就是辨别这个本心；笃行，就是实行这个本心。心外没有事情，心外没有道理，所以心外没有学问。因此，对父子关系要尽我心中的仁，对君臣关系要尽我心中的义，说话要体现我心中的忠信，做事要实行我心中的笃敬，惩治心中的愤怒，抑制心中的欲望，迁移心中的善，改正心中的过错；处理事务、应接万物，无论到哪里，都是寻求尽到自己的本心，使自己心安满足。

译譬如栽种树木，心就是根；所谓学习，就是培土施肥、灌溉、扶持培植并修剪锄草，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了根罢了。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开头列出五教的条目，接着说明求学的方法，又接着说明处事待人的要领，好像各自是一件事而彼此没有联系，这难道就是朱子平日所说的“随事精细考察而努力实行，或许有一天能够贯通其中的妙处”吗？然而世上的学者往往因此失去根本，陷入支离琐碎，表面庄重而心思向外驰骛，流入只在口耳之间追逐声名利禄的习气，这难道是朱子的教诲造成的吗？所以我因诸位士人的请求，特意追溯学问的根本来互相勉励，希望能防止在操守存养和讲习实践上失去要领，这也正是为了阐明朱子尚未完全说明的意思。《朱子晚年定论》序【戊寅】洙水、泗水一带的道统传到孟子便中断了，经过一千五百多年，濂溪、明道才开始重新追寻它的源流。此后辨析越来越详细，却也越来越支离破裂，很快又重新湮没不明。我曾深究其中的原因，大抵都是世俗儒者言论过多，反而扰乱了它。王守仁早年以科举为业，沉溺于辞章的习气；后来稍稍懂得从事正学，却苦于众说纷纭的扰乱，疲惫困顿，茫然不知从何入手，于是向佛、老诸家求取，欣然有所领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就在这里。然而其中有时与孔子的教诲相出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又常有缺漏而无所归依，犹豫反复，时而相信，时而怀疑。后来被贬为龙场驿官，居住在夷地，处于困苦之中，在经历了震动心志、坚忍性情之后，恍惚间好像有所觉悟；经过两年多的体验探求，用六经和四书加以验证，心中充沛通达，就像决开的江河流入大海。从此才感叹圣人之道平坦如大路，而世上的儒者却妄自开凿小道，踏入荆棘，跌进坑沟；推究他们的学说，反而还不如佛、老二家，难怪世上那些才智高明的人厌弃这种学说而转向别处。这难道是佛、老二家的罪过吗？我间或把这些话告诉志同道合的人，听到的人却争相非难，认为我是在标新立异、喜好奇异。虽然我每次都痛切反省，深深压抑自己，努力搜查剔除其中的瑕疵，但我的见解反而更加精明确实、洞彻明白，再也没有可疑之处。唯独对朱子的学说有相互抵触的地方，我一直对此内心惭愧，切实怀疑朱子这样贤明的人，难道在这件事上还会有所未察吗？等到我任职留都，又取出朱子的书来查考探究，这才知道朱子晚年本来已经彻底悟到旧说的错误，痛悔至极，甚至认为把自己和别人都欺骗了的罪过无法完全赎清。世上流传的《集注》《或问》之类，原来都是他中年尚未定论的学说；他自己责怪旧本错误，想要改正，却没有来得及。而那些《语类》一类的书，又是他的门人挟持好胜之心，附会自己的见解，其中本来就有许多与朱子平日学说大相违背的地方。可是世上的学者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只知在这些书上持守、讲习，对于朱子悟道之后的论说大概根本没有听闻，那么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而朱子的心意也就无法在后世自行显明了呢？我既庆幸自己的学说没有违背朱子，又欣喜朱子先已得到与我心中相同的见解；同时又感慨世上的学者只守着朱子中年尚未定论的学说，不再知道探求他晚年已经觉悟的论说，竟相互喧闹争辩，扰乱正学，自己却不知道已经陷入异端。于是我摘录并汇集这些材料，私下拿给志同道合的人看，希望他们对我的学说不再疑惑，也希望圣人之学能够因此显明。《别梁日孚序》【戊寅】圣人的道，就像大路；即使有人跛脚蹒跚，只要不停地走，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然而世上的君子反而认为圣人不同于常人，好像相距极其遥远；他们所要达到的功效，也必定像那样极其艰难。既然圣人之道如此浅近平易，难道是可以达到的吗？于是便转而以艰深恍惚的方式去追求，沉溺于支离之说，驰骛于虚浮高远，往往认为圣人之道必定无法达到，甘愿停留在自己本性所习惯的境地，日益沉沦于污浊卑下。有人依照圣人之道去追求，他们便争相讥笑诋毁，说：“这是狂妄荒诞而不自量力的人。”唉，这种弊病，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孟子说：“走路时故意慢走，落在年长者后面，这叫作悌；走得很快，赶在年长者前面，这叫作不悌。”慢走，难道是人做不到吗？只是他们不肯做罢了。世上的人不知道责怪自己不肯做，却把责任归咎于做不到，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进士梁日孚带着家人到京城参加吏部选官，路过赣州，停船来见我，开始同他交谈，过了一段时间才告别。第二天他又来，同他交谈到太阳偏西才告别。再过一天他又来，直到太阳落山还不忍离去。又过一天，他便借了馆舍，请求拜我为师学习。同船的人强劝他北上，他用各种理由开导，梁日孚都只是笑着不回应，众人无不喧闹惊异。他最亲近的人对他说：“你有万里之行，告诫童仆，聚集旅费，准备船只，又带着家室，筹划了一年才开始上路，走了还不到几百里便中途停下，这不是遇到了极大的苦处，就是遇到了极大的乐处吧？你也可以告诉我吗？”日孚笑着说：“我现在确实有极大的苦处，也确实有极大的乐处，只是不容易用话告诉你。你见过发狂而心神失常的人吗？正当他昏乱迷惘时，奔赴汤火，踏入荆棘，却没有不安然自信、认为自己做得对的。等遇到良医，给他灌下清凉的药浆，又给他服下神奇的药剂，他才苏醒过来；告诉他先前做了些什么，他才开始惊骇而感到痛苦；指给他看回归正途的道路，他才开始欣喜，又遗憾自己太晚遇到这个人。那些没有恢复正常的狂人，反而跟着嘲笑慰问他，认为这是改变常态。如今我和你的事情，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过了不久，我因军务出外远行，梁日孚已经离开近两个月了。我以为他已经走了。等我回来时，日孚竟还在那里等候；他已经把旅费托付在旅店，把家室送回故乡，安然自得地住着，仿佛打算终身如此。我考问他的学问，他每天都有新的明白，每月都有新的变化。

译这以后我更加感叹，圣人之学，除非有人自暴自弃，否则没有不能由此达到圣人境界的。日孚能从流俗中超脱出来，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又留了我三个月，他的母亲派人来对他说：“暂且北行完成我的愿望，然后再随你自己的志趣去做。”认识日孚的人也纷纷这样劝他。日孚请求说：“我梁焯怎么能一天就离开？先生将来岂不是又要奔赴汤火、踏入荆棘了吗？”我说：“难道真是这样吗？你认为圣人之道有固定的形体吗？可以用时间限制它，用地方拘束它吗？世上没有已经醒悟的人还会重新奔赴汤火、踏入荆棘的。你只管使自己的心醒悟，不要只是害怕汤火和荆棘。”日孚沉默了很久，说：“梁焯接近明白了。圣人之道，从心中求取，所以不滞留于具体事务；用道理表现出来，所以不拘泥于外物；以本性为根本，所以不受时间限制；以精神发动，所以不受地域限制。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到哪里不是学习呢？何必一定要长久留在先生门下？”梁焯请求暂且告辞北行，却又疑惑起来，回来请我指正。我微笑说：“接近了，接近了。” 《大学古本序》【戊寅】《大学》的要旨，只在于使意念真诚。使意念真诚的功夫，只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使意念真诚达到极致，只在于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准则，只在于致知。正心，是恢复心的本体；修身，是彰显它的作用。就自己而言，称为明德；就人与人而言，称为亲民；就天地万物之间而言，便无不完备了。因此，至善就是心的本体。心发动以后才有不善，但心本体的良知从来没有不知道的。意，就是心的发动；物，就是所面对的事情。使心本体的良知充分显现，那么心的发动就没有不善的。然而如果不就具体事情去穷究其道理，也就无法使良知充分显现。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格物是致知的实际功夫。事情的道理穷究明白，良知充分显现，意念真诚，便能够恢复心的本体，这就叫止于至善。圣人担心人们向外求取，于是反复申说这些道理；古本被分割之后，圣人的本意就失去了。因此，不致力于诚意，只一味讲格物，叫作支离；不从事格物，只一味讲诚意，叫作空虚；不以致知为根本，只一味讲格物和诚意，叫作妄说。支离、空虚和妄说，距离至善都很远。把它们合并到“敬”上，又用《传》来附缀补充，就更加远离本意了。我担心学问会一天天远离至善，所以删去分章，恢复古本原来的样子，并在旁边作注释来引申其中的意义，希望大概能够重新看见圣人的心意，使求学的人得到要领。唉！至于致知，就在于心中觉悟；一旦致知，功夫也就完备了。《礼记纂言序》【庚辰】礼就是理。理就是性。性就是命。上天赋予的命运，深远而庄严，永不停息；它在人身上，就叫作性。它灿然有条理，就叫作礼；它纯粹而精善，就叫作仁；它分明而有裁制，就叫作义；它明亮而有觉知，就叫作知。它浑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也不过是理一而已。所以，仁是礼的本体；义是礼的合宜；知是礼的贯通。三百条经礼、三千条曲礼，没有一条不是仁，没有一条不是性。上天安排次序、制定秩序，圣人哪里有自己的私心呢？大概没有一条不是天命。因此，能够克制自己而复归于礼，就叫作仁。穷究事理，就能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穷尽本性，举止容貌和周旋进退就都合乎礼了。后世谈论礼的人，使我感到疑惑。他们纷纷争论器物、数量和制度，终年拘泥于形名，劳苦不息；耗尽精神于祝史一类的糟粕，却忘记了礼正是所谓治理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大本的东西。谈礼，难道只是说玉帛等礼物吗？而人如果没有仁，礼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所以老子、庄子一派把礼排除在人的本性之外，认为礼是道德衰败、仁义丧失的产物，结果已经堕入空虚浩荡之中；而世俗儒者的学说，又把本性排除在外而寻求礼，于是认为礼只存在于器物、数量和制度之中，在外在的形迹和仿佛影子的东西上议论揣度，便以为天下的礼全在这里。因此，先王的礼全都像烟飞灰散一样，最终化为天下的灰烬，这也不能把罪责完全归给秦始皇焚书。我不自量力，曾想取《礼记》所记载的内容，揭示其中的大经大本，理清其中的条理节目，希望大概能够使器物与道理、本体与末节相统一。又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担当此事，而且时间也有所不及。偶尔我曾这样解释：礼的节文，好比规矩对于方圆。没有方圆，就无法显现规矩的作用；没有节文，也就无从看见所谓礼。然而方圆是由规矩产生的，却不能就此把方圆当成规矩。所以，执着于规矩而把它当作方圆，方圆的用途就会多得无法穷尽；舍弃规矩而把方圆当作规矩，规矩的作用就会停止。因此，规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一种方圆，而各种方圆却各自有一定的规矩。这就是学习礼的要领，也是德行盛大的人举止周旋而合乎礼的原因。宋代儒者朱仲晦，感慨礼经芜杂混乱，曾想考订删定，以《仪礼》作为经，以《礼记》作为传，但他的志愿最终也没有实现。后来吴幼清因此编纂《礼记纂言》，也不屡屡拘泥于朱子的说法；对于先后、轻重之间，他确实多有发明，二人的见解和规范指示，则已经出自汉代儒者了。他所说的“考察礼的通达与阻滞，用来实行典礼的原则”，我还遗憾自己出生得太晚，来不及亲自听闻。即使后来有圣人出现并著作，也就没有我可说的话了；如果后来没有圣人著作，那么像《纂言》这样的书，本来就是学习礼的人继承前贤、借以探求的工具，难道可以轻视吗？姻亲朋友胡汝登忠诚信实而喜好礼义，他将要任宁国知府，准备借刊刻《纂言》来推行礼学，便请我作序。我打算进一步阐发汝登的主张，推究到礼学的根本，所以作了这篇序。《象山文集序》【庚辰】

译圣人的学问，是心学。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隐微难明；必须精细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这就是心学的源头。所谓“中”，就是道心。道心精纯专一，就叫作仁，这就是所谓的中。孔子、孟子的学问，唯一致力于求仁，大概就是精纯专一的传承。然而当时的弊病本来已经有向外求取的人，所以子贡对“多学习并记住它”产生疑问，又把“广泛施惠、救济众人”当作仁。孔子告诉他“一以贯之”，并教他“能够就近从自己身上取譬”，就是要使他从自己的内心求取。到了孟子时代，墨家的仁说发展到“摩顶放踵”，而告子一派又有“仁在内而义在外”的说法，心学于是大为败坏。孟子驳斥义在外的说法，说：“仁，就是人的本心。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又说：“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熔铸灌输给我的，我本来就有，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大概是王道衰息而霸术盛行，追逐功利的人从外部假借近似天理的说法来满足私欲，借此欺骗人，说：“天理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不知道既然已经没有仁义之心，又哪里还会有所谓天理呢？从此以后，人心与天理被分析成两件事，精纯专一的学问便失传了。世俗儒者支离破碎地向外寻求，在形名、器数等末节上用力，以求弄明白他们所谓的物理，却不知道我的心就是物理，本来无需借助外物。佛、老之学空虚寂灭，抛弃人的伦理和事物的常理，以求弄明白他们所谓的本心，却不知道物理就是我的心，不可能把它遗弃。到了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二位先生才开始重新追寻孔子、颜回的宗旨，提出“无极而太极”“以仁义中正安定心志而以主静为本”等说法，又提出“动也是定，静也是定；没有内外之分，也没有迎拒之心”的论说，差不多恢复了精纯专一的要旨。此后有象山陆氏，虽然他的纯粹平和似乎不及二程，但他的学说简明平实、直截了当，确实承接了孟子的传统。他的议论开创通达，时常有与二程不同的地方，那是由于气质和见解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他的学问必定向内心求取，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以我曾断定，陆氏之学就是孟氏之学。可是世上的评论者因为陆氏曾与晦翁朱子有同有异，便诋毁他为禅学。禅学抛弃人伦，遗弃物理，归根到底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如果陆氏之学果真如此，那才是禅学。如今禅学和陆氏之学的著作都完整存在，学者如果取来一看，它们的是非同异，本来有些不必等待言说便能明白；可是众人只是一人倡议、群起附和，抄袭雷同，像矮子看戏一样，不知道悲和笑究竟从何而来，难道不是重耳闻而轻亲见吗？这难道不是那些不能从言论中获得理解、也不肯向内心求证的人的过错吗？是非同异，往往产生于人们抱着争胜之心，顺从旧习而把自己的见解当作正确；因此，争胜之心和旧习造成的祸患，贤者也不能完全避免。抚守李茂元将要重新刊刻《象山文集》，请我写几句话作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希望读先生文章的人，务必向自己的内心求证，不要让旧习和成见抢在前面；这样一来，文章中糠秕与精华、美好与粗劣，入口便能辨知了。

译记 《观德亭记》【戊寅】君子射箭时，内心的志意端正，外在的身体挺直，握持弓箭审慎而牢固，然后才能谈得上射中。所以古人通过射箭来观察人的德行。德，就是从自己的内心获得的东西。君子的学习，就是要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它。因此，君子射箭，是为了存养自己的内心。心中浮躁的人，动作就会妄乱；心神放荡的人，目光就会浮泛；内心有所歉缺的人，气势就会馁弱；心中疏忽的人，容貌就会懒散；内心傲慢的人，脸色就会矜持。这五种表现，都是心不能存养的结果。心不能存养，就是没有学习。君子从射箭中学习，是为了存养自己的内心。因此，心地端正，身体就正直；内心恭敬，容貌就严肃；心境平和，气息就舒畅；心志专一，目光就审慎；心意通达，所以能随机应变而合乎道理；心地纯厚，所以谦让而谨慎；心胸宏大，所以胜利时不张扬，失败时也不懈怠。这七点具备了，君子的德行就形成了。君子没有什么地方不用学习，在射箭中就可以看见这一点。所以说：做国君的，把自己作为国君的箭靶；做臣子的，把自己作为臣子的箭靶；做父亲的，把自己作为父亲的箭靶；做儿子的，把自己作为儿子的箭靶。射箭，就是射向自己的箭靶；箭靶，就是自己的内心。每个人都是射向自己的内心，不过是各自获得自己的本心罢了。所以说，射箭可以观察德行。《作〈观德亭记〉》《重修文山祠记》【戊寅】宋朝丞相文山文公的祠庙，旧时在庐陵富田；如今螺川的祠庙，实际上始建于我孝皇在位之时。但也是因旧祠废坏才改建为新祠，仍有许多缺漏，未能相称。正德戊寅年，县令邵德容首先扩大了重修的议案，与郡守伍文定一起向巡抚、巡按以及守巡各司申报；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关系到风俗教化，争相筹措钱财、召集工匠，谋划扩建重修。依靠守令共同出力，不到一个月工程便集中完成。坍塌的修好了，狭窄的拓宽了，遗失的补齐了，祠宇巍峨明亮。不仅庙宇面貌焕然一新，吉安人士也奔走瞻仰赞叹，齐心更加激发了忠孝之心。这样看来，这项举措对名教的益处确实很大。于是有人来请我作记。唉！文公的忠，是天下都通晓的忠。即使远方异域的人尚且知道敬仰，更何况他的乡人呢？过往旅客尚且还为他奉祀，更何况他乡土上的人呢？凡是有职守的人都知道尊崇，更何况当地的官员呢？然而乡人仰慕他，三司官员崇敬他。文公去世至今将近三百年了。吉安士人前后以气节和义行著称、光彩照人，说不是听闻文公的风范而受到激发，恐怕不可能。然而忠义逐渐减弱，激发而成为气节；气节的弊病流变，又成为客气。其中上等的，是无所图谋却自然而然地去做，这本来就是文公所说的成仁取义。次一等的，虽然有所图谋，但这种志气仍接近正道。等到弊病发展起来，便有凭借愤懑而形成的乖戾粗鄙之气，用来实行嫉妒、狭隘、傲慢的私心；士人流于矫饰违拗，百姓陷入好争讼，人欲炽盛而天理消灭，却还自以为这就是气节。这样的情况难道可能存在吗？如果有，那么对于文公的道，不就是所谓操戈入室吗？所以我把这些情况完整地论述出来，以勉励本乡的后辈，使他们去掉偏执而归于完整，克制私心而返回正道，只求不愧对文公罢了。如今巡抚以及各位有司表彰激励、尊崇修饰文公祠庙，本来是要推行他们爱好美德的心志，振兴弘扬风俗教化。这正是《诗经》所说的“人民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人谁没有这种心呢？如果能够充实它，文公的忠义就在自己身上了，又何必羡慕别人呢？然而当时表彰、激励、尊崇、修饰文公祠庙的人，有的因为喜爱他的实质而尊崇，有的因为仰慕他的声名而尊崇，有的因为借用他的事迹而尊崇。自己已经具有忠义，还想把它晓谕给众人，因而表彰他的祠宇，树立他的声誉，这是喜爱其实质的人。知道他的美德却还不能真正落实在自身，只姑且修建他的祠宇、彰显他的事迹，这是仰慕其声名的人。在祠宇外表上加以修饰，却在自身上毁坏它；在形式文饰上装模作样，却在行为上败坏它；用奸诈掩盖外表，内心却暗中设置陷阱。这就是借用他的事迹来装饰自己的人。这样的情况难道可能存在吗？如果有，那么对于文公的道，不就是所谓毁坏瓦屋、涂抹墙面吗？所以我把这些情况完整地论述出来，以勉励后来任职此地的官员，使他们不要只仰慕文公的声名而务求其实际，不要只修建文公的祠庙而不修养文公那样的品行，只求不愧对文公罢了。我曾经任此县县令，看到文公祠破败简陋，却没有能够扩建修整，对各位有司已经感到惭愧；又感慨当地风俗风气有时已经产生弊病，却没有能够讲明道理、去除偏失，对各位士人也再次感到惭愧。我为这次修祠成功而高兴，于是推衍自己惭愧之心中的话，写成这篇记。《从吾道人记》【乙酉】海宁董萝石，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以能作诗闻名于江湖之间，和同乡十多个以作诗为业的人结成诗社，早晚拿着纸吟咏推敲，一同追求字句的工巧，甚至废寝忘食，抛下生计；当时的世俗都共同非难嘲笑他们，他们也不顾，只认为这是天下最大的快乐。嘉靖甲申年春天，萝石来到会稽，听说阳明子正和门徒在山中讲学，便肩扛手杖，带着瓢笠和诗卷来拜访，进门长揖，登上上座。阳明子惊异于他的气度容貌，而且见他年事已高，便以礼敬重他。又询问得知他就是董萝石，便同他连续交谈了几天几夜。萝石辞意越发谦逊，礼数越发恭敬，不知不觉间席位已经越来越靠边了。退出后，他对阳明子的门徒何秦生说：“我看世上的儒者，支离琐碎，修饰仪表，做出木偶一般的样子；其中下等的，更在富贵利欲的场所贪婪争夺，而我一向不屑于他们的作为，认为世上哪里真有所谓圣贤之学呢？他们不过是假借圣贤之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因此我就专心作诗，放浪于山水之间。如今我听到先生关于良知的学说，忽然像大睡之后醒来，这才知道我过去日夜耗损精力、劳苦心力所做的事，与世上那些忙忙碌碌追逐利禄的人，只不过有清浊的区别，实际相差并没有一寸。”

译“幸好我没有等到先生门下，否则几乎要白白度过这一生了。我将面向北方拜先生为师，终身奉行，这样做会不会因为年老而有所不便呢？”何秦起身拜贺说：“先生的年纪虽然老了，先生的志向却多么壮盛啊！”他进去把这话请示阳明子。阳明子感叹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我还从未见过这位老人。虽然如此，他的年齿比我长，师友本来就是一回事。假如我的话得到他的信任，何必一定要面向北方行拜师礼才算恭敬呢？”萝石听到后说：“先生大概认为我的诚意积累得还不够吗？”告辞回去。两个月后，他丢下自己的瓢笠，拿着一匹缣帛来，对何秦说：“这是我老妻织的，我的诚意积累就像这些丝缕一样多了。先生或许可以答应我了吧？”何秦进去请示。阳明子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我还从未见过这位老人。如今的后生晚辈，只要知道拿笔写文章，略微记诵熟习训诂，就已经夸张自大，不再知道有拜师求学这回事；看见有人拜师求学，便哄然共同嘲笑，指斥得像怪物一样。老人凭借能作诗教导后进，跟随他交游的人遍于江湖，本来已经是显然的前辈了。如今一旦听到我的话，便把几十年来成就的事业像破鞋一样抛弃，竟请求面向北方行拜师礼，屈尊守礼。” “岂只是当今时代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即使古代记载和传记中所载，也没有几个。君子的学习，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气质。气质难以改变，是因为客气成为祸患，使人不能向别人屈身谦下，于是达到自以为是、自我欺骗、文饰过错、增长傲慢的地步，最终归于凶恶顽劣、鄙陋背理。所以世上凡是做儿子却不能孝顺、做弟弟却不能敬爱兄长、做臣子却不能忠诚的人，起初全都由于不能谦下屈己，都是客气造成的祸患。如果只顺从天理，不以谦下屈己为难，那么客气就会消散，天理就会流行。不是天下最大的勇气，就不能参与这件事。像萝石这样的人，本来就是我的老师，我哪里足以做萝石的老师呢？”萝石说：“先生拒绝我，实在太过分了！我不能再等待，请允许我拜见。”进去强行接受拜礼。阳明子坚决推辞而不能阻止，便答应只在师友之间相处；同他探访禹穴，登上炉峰，登临秦望，寻访兰亭遗迹，在云门、若耶、鉴湖、剡曲之间徘徊游览。萝石每天都有新的见闻，所得更加充实，欣喜快乐而忘了回去。他同乡的子弟、亲友以及平日结社的人，有的嘲笑非难，有的作诗召他回去，并且说：“老人家已经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自寻苦吃呢？” 萝石笑着说：“我正庆幸自己逃出了苦海，正知道怜悯你们是在自寻苦吃，难道你们反而认为我在受苦吗？我正要在渤海中扬起鱼鳍，在云霄之上振翅高飞，哪里还能重新投进罗网、进入樊笼呢？走吧，我将跟随我所喜爱的道路。”于是自己取号为“从吾道人”。阳明子听说后感叹道：“萝石真卓异啊！血气已经衰退，正是应当戒除贪得的时候。谁能奋发挺立，重新像少年人那样英锐呢？真可以说是能够跟从自己的爱好了。”世上的人顺从名声的爱好，便争相以名声互相抬高；顺从利益的爱好，便贪婪地互相攫取；顺从心意和耳目的爱好，便用欺诈互相欺骗，却都自以为是在跟从自己的爱好，哪里知道我所说的真正的自我呢？我所说的真正的自我，就是良知。做父亲而慈爱，做儿子而孝顺，这是我的良知所喜爱的；不慈爱、不孝顺，良知就厌恶它。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这是我的良知所喜爱的；不忠信、不笃敬，良知就厌恶它。所以，喜爱名利和外物欲望，是偏私的自我之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喜爱良知，才是真正自我的爱好，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因此，顺从偏私自我的爱好，天下人都会厌恶他，他将日益劳苦而越来越笨拙，终身忧愁痛苦，这就叫作受外物奴役。顺从真正自我的爱好，天下人都会喜爱他；这样，无论处在家庭、国家和天下的什么位置，都没有不恰当的地方；无论富贵、贫贱、患难还是夷狄之地，都无处不能自得，这才叫作能够跟从自己的爱好。先生曾经说：“我十五岁立志求学，这是跟从自我的开始；到了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那就是自我已经受到教化了。”萝石已经超过耳顺之年，才开始懂得跟从自我而学习，不要因为自己已经晚了便自我以为迟暮。把萝石的勇气充实起来，他进至变化境界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唉！世上那些忙忙碌碌追逐物欲的人，听到萝石的风范，也可以知道自己应当走向哪里了吧？《亲民堂记》【乙酉】南子元善治理越地时，拜访阳明子并询问政事。阳明子说：“政事在于亲民。”子元善问：“亲民应当怎样做？”阳明子说：“在于彰明明德。”子元善问：“彰明明德应当怎样做？”阳明子说：“在于亲民。”子元善问：“明德和亲民是一回事吗？”阳明子说：“是一回事。明德，就是上天所赋予的本性，灵明昭著而不昏暗，是万理由此产生的源头。人对于自己的父亲，没有不知道孝顺的；对于自己的兄长，没有不知道敬爱的；对于一切事物的感触，也没有不是自然明白的。这种灵明昭著存在于人心中，经历万古而没有不同，从来不会真正昏暗，所以称作明德。它有时被遮蔽，是因为物欲。所谓彰明，就是去除物欲的遮蔽，使本体的光明完整，并不是能够另外增加什么。”子元善问：“为什么又说在于亲民呢？”阳明子说：“德不能只停留在明白上。人想彰明孝的德性，就一定要亲近自己的父亲，然后孝的德性才会明白；想彰明悌的德性，就一定要亲近自己的兄长，然后悌的德性才会明白。君臣、夫妇、朋友之间，也都是这样。所以彰明明德必定在于亲民，而亲民正是用来彰明自己的明德的。”

译“所以说是一回事。”子元善问：“亲民是为了彰明自己的明德，那么修养自身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到家庭、国家和天下呢？”阳明子说：“人是天地的心；民，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称呼。”子元善说：“既然说到民，天地人三才之道就都包括在内了。因此，亲爱自己的父亲，并推广到别人的父亲，天下的父子就没有不亲爱的；亲爱自己的兄长，并推广到别人的兄长，天下的兄弟就没有不亲爱的。君臣、夫妇、朋友，以及推广到鸟兽草木，也都要有亲爱的实情，无非是要竭尽自己的心，以彰明自己的明德。这就叫在天下彰明明德，这就叫家庭整齐、国家治理而天下太平。”子元善问：“那么，止于至善体现在哪里呢？古人本来有想彰明自己明德的，却有人失于虚妄空寂，不能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这是不知道彰明明德在于亲民，佛、老二家的流弊就是这样。本来有想亲近人民的，却有人失于智谋权术，没有仁爱恻隐的诚心，这是不知道亲民正是为了彰明自己的明德，五霸以及追逐功利的人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不知道止于至善的过错。因此，至善就是明德、亲民的最高准则。” 上天赋予的本性纯粹而至善，其中灵明昭著、没有昏暗的地方，都是至善的显现，这就是明德的本体，也就是所谓良知。至善显现出来时，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本来就是我心中天然自有的准则，不容许在其中加以揣度议论、增减改变。如果在其中加以揣度议论、增减改变，那就是私意和小聪明，而不是所谓至善。人只是因为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的心中，反而运用私人的智巧到外界寻求，因此昏昧了判断是非的准则，以至于横行驰骛、彼此决裂，人欲放纵而天理灭亡，明德亲民的学问在天下大乱。所以，止于至善对于明德亲民，就像规矩对于方圆，尺度对于长短，权衡对于轻重一样。方圆不以规矩为准，就会错失尺度；长短不以尺度为准，就会违背制度；轻重不以权衡为准，就会失去准绳；明德亲民不止于至善，就会丧失准则。这就叫大人之学。大人，就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元善长叹说：“大人之学竟然如此简易啊！“我到今天才知道天地万物原来是一体，我到今天才知道天下就是一家，中国就是一个人。天下有一个人没有受到恩泽，就好像是我亲自把他推入沟中一样。”伊尹大概就是最先得到我心中同然之理的人吧？于是他把自己办公的厅堂命名为“亲民”，并说：“我以亲民为职责，就是要亲爱我的人民，以求彰明我的明德。”于是我把他的话写在墙上，并为此作记。《万松书院记》【乙酉】万松书院在浙江省城南门外，处在湖山之间。弘治初年，按察使周近仁因废寺的旧址改建而成。庙宇的面貌和规制，大略像学宫，延请孔氏后裔主持祭祀。近年来，有司相继修缮治理，地方更加优美，但也只是成为游览观赏的地方，讲学诵读的条件还不完备。嘉靖乙酉年，侍御潘景哲奉命前来巡行，整顿宪度，风俗文教大为肃清，文风也焕然一新。他已经考选乡试，选取一省的贤才送往南宫。又因为遗珠之才不能全部选取而感到遗憾，想要有办法使他们大成，于是增修书院，扩建楼房、居室和斋舍，共三十六楹，置备器用，设置赡养田若干顷。悬挂《白鹿洞书院揭示》，选拔贤能俊秀，让他们在这里学习，以此倡导各郡的士人，并把这件事交给提学佥事万汝信。汝信说：“这本来就是潮州的责任。”藩司、臬司各位官员都赞成这项事业，使知事严纲主持工程，知府陈力、推官陈箎等人共同协理经营。经过一个多月，工程完毕，事情办成，于是来请我写几句话记载此事。我大明朝从国都到郡县，都建立了庙学，聚集士人中的优秀者，设置专门官员和职务来教育他们。关于学校的制度，可以说详细而完备了。然而名胜地区往往又设置书院，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匡正辅助学校的不足。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如今的学宫都以“明伦”命名堂屋，那么建立学校的本意，本来没有不是三代的意思。然而自从科举学业兴盛以后，士人都驰骛于记诵辞章，功名利禄又分散迷惑了他们的心，于是老师所教、弟子所学，便不再知道有彰明人伦的意义了。忧虑世道的人想设法挽救并恢复这种传统，最终却也不知道该从哪里用力。譬如军事，在松弛懈怠之后，必定要选拔将领、检阅队伍，改变号令，悬挂旌旗，设置不合常格的奖赏，以激励勇敢，然后士气才可以振作。如今设置书院，本来也是这一类事情吧？来到这里聚集的士人，一定要共同思考：“既然已经把我送进学校，又在这里优待培养我，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使我的科举功业精进吗？只是为了便利我的仕进吗？”那么，在学校之中，本来未尝不可以精进自己的学业；至于求取功名的心，本来就是自己急切追求的，并不需要等待别人来推动自己趋赴。这里一定还有高于这些的追求。这就是在期望我学习古代圣贤之学。” 古代圣贤的学问，不过是彰明人伦罢了。尧、舜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察而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这就是彰明人伦的学问。所谓道心，就是顺应人的本性。人心则是掺杂了人为欲望；不掺杂人为欲望，顺着道心发而施用于现实，就能合乎正道。就情感说，是喜怒哀乐；就事情说，是合乎节度的中和，是三千三百条经常之礼；就人伦说，是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义理、夫妻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诚信。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舜让契担任司徒来教化天下，教的就是这些。这本来是天下古今圣人和愚人的共同禀赋；有人昏昧，是因为物欲蒙蔽了它，并不是内心本来不完备，却要到外界去假借求取。这正是所谓不用思考便能知道的良知、不用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幼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孔子作为圣人，却说：“对于子女希望怎样侍奉父亲，我还没有做到。”这就是彰明人伦的学问。幼童也并非做不到，但到了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地方。上面人伦彰明，下面百姓亲爱，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就太平了。

译所以，除了彰明人伦之外，没有别的学问。离开这一点去求学，叫作异端；不以此为依据立论，叫作邪说；借此行事，叫作霸术；用它来装饰言辞，叫作文辞；背离它而奔走，叫作追逐功利、扰乱世道政务的人。即使是今天的科举学业，也必须从这里精研，然后才不愧于应对朝廷的策问和考试；即使是今天的仕途进身，也必须由此施行，然后才不辱没于实行义理、通达大道之事。这本来就是国家兴办学校的初衷，也是诸位整修书院、兴盛众多士人的一番苦心。所以我为众士诵说这些道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乙酉】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常道。它存在于天，叫作命；禀赋于人，叫作性；主宰于自身，叫作心。心、性、命，原本是一回事。它贯通人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横贯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它，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于它，也没有什么时候会改变它。这就是常道。它应对感触时，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显现在事情上，就是父子的亲爱、君臣的义理、夫妻的分别、长幼的次序、朋友的诚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亲爱、义理、次序、分别、诚信，本来是一回事，都是所谓的心、性、命。它贯通人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横贯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它，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于它，也没有什么时候会改变它。这就是常道。说到阴阳消长的运行，叫作《易》；说到纲纪政事的施行，叫作《书》；说到歌咏性情的发抒，叫作《诗》；说到条理节文的显著，叫作《礼》；说到欣喜和平的产生，叫作《乐》；说到诚伪邪正的辨别，叫作《春秋》。从阴阳消长的运行直到诚伪邪正的辨别，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所谓的心、性、命。它贯通人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横贯古今，没有什么地方不具备它，没有什么地方不同于它，也没有什么时候会改变它。这就叫六经。六经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心中永恒的常道。所以，《易》记载的是我心中阴阳消长的道理；《书》记载的是我心中纲纪政事的道理；《诗》记载的是我心中歌咏性情的道理；《礼》记载的是我心中条理节文的道理；《乐》记载的是我心中欣喜和平的道理；《春秋》记载的是我心中诚伪邪正的道理。君子对待六经，要从我心中的阴阳消长中求取，并时时实行，这就是尊崇《易》；从我心中的纲纪政事中求取，并时时施行，这就是尊崇《书》；从我心中的歌咏性情中求取，并时时发抒，这就是尊崇《诗》；从我心中的条理节文中求取，并时时彰明，这就是尊崇《礼》；从我心中的欣喜和平中求取，并时时生发，这就是尊崇《乐》；从我心中的诚伪邪正中求取，并时时辨别，这就是尊崇《春秋》。古代圣人扶持人伦极则、忧虑后世而撰述六经，就像富裕人家的父祖担心产业仓库里的积蓄，怕子孙有一天遗忘散失，最终陷入贫困而无法自保，于是把家中所有财产登记下来留给他们，使他们世代守护产业仓库中的积蓄并享用它，以免遭受贫困之患。因此，六经就是我心中的账册。可是六经的实际内容，已经具备于我心之中，就像产业仓库中的实物积蓄，各种各样都存在于家中；账册所记的，只不过是名称、形状和数目罢了。世上的学者不知道从自己心中求取六经的实质，只在仿佛的迹象之间考索，拘泥于文义末节，拘拘执着地以为这就是六经。这就像富家子孙不努力守护、查看和享用产业仓库中的实物积蓄，任其日渐遗忘散失，直到沦为贫民乞丐，却还喧嚣地指着账册说：‘这就是我产业仓库里的积蓄。’这和那有什么不同？唉！六经之学不能在世上彰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原因了。崇尚功利、尊奉邪说，叫作扰乱六经；学习训诂传记，沉溺于浅薄的见闻和狭小的见解，用来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叫作侮辱六经；夸饰淫靡的言辞，争相玩弄诡辩，掩饰奸邪之心，窃取名行、追逐世俗的垄断地位，却还自以为通晓经义，叫作贼害六经。像这样的人，连所谓的账册也一起割裂、抛弃、毁坏了，哪里还会知道尊崇经书的道理呢？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已经荒废很久了。郡守、渭南人南大吉在施政于民之后，慨然哀悼末流学术的支离破碎，想用圣贤之道来引导他们。于是让山阴县令吴瀛扩建书院，使它焕然一新，又在后面修建尊经阁，说：‘经义端正，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就没有邪恶了。’楼阁落成后，请我说几句话来告诫众士。我既然无法推辞，就为此写下这篇记。这样看来，唉！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够得到我的说法，并到自己的内心去求取，大概就有希望知道尊崇经书的道理了。重修山阴县学记【乙酉】山阴县学年久日益破败。教谕汪瀚等人同县令顾铎商议，把它全面翻新。请我说些告诫士人的话。当时我正处在服丧期间，推辞而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不久顾君入朝任秋官郎，洛阳人吴瀛来接替他，又增补原来没有完备的地方，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从前我任职于留都时，因京兆府的请求，曾为那里的学校作记并谈过一些看法。大意是说，朝廷培养士人，并不只是为了科举学业，实际上是寄望他们学习圣贤之道。如今扩建并整修殿堂廊庑、房舍，备齐并考察粮饩、规章教令，这是主管官员整修学校的学业；寻求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最安稳的住宅，并在自身修养中实现它，这是做老师和弟子的人的学业。那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警醒而有所省悟。然而关于一切求学的道理，仍未能详细说明。现在请允许我为我们越地的士人说几句话。圣人的学问，是心学，学习不过是求得充分发挥自己的心罢了。尧、舜、禹相互传授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察而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道心，就是顺应本性的意思；它未掺杂人为欲望，无声无臭，却极其幽微而又明显，是诚的源头。人心则掺杂了人为欲望，因而危险，是虚伪的开端。

译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是顺应本性的道。随后却想借此同他的父母结交，或想在乡里获得好名声，那就是人心。饥饿时吃饭、口渴时喝水，是顺应本性的道；随后却追求滋味的美好，放纵口腹的贪欲，那就是人心。所谓‘惟一’，就是专一于道心；所谓‘惟精’，就是担心道心不能专一，又被人心分成两端。道没有不是中正的地方，专一于道心而不停止，这就叫真正把握其中正。专一于道心，保存它就没有不中正的地方，发用它就没有不和谐的地方。因此顺着道心发于父子之间，就没有不亲爱的；发于君臣之间，就没有不合义的；发于夫妻、长幼、朋友之间，就没有不合分别、不合次序、不合诚信的。这叫作合乎节度的中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大道。推行到四海都可作为准则，贯穿古今而不会穷尽。天下人的心相同，性相同，所共同遵循的大道也相同。舜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伦来教导天下，教的就是这个共同的大道。在那时，人人都是君子，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大概教的人只把这个作为教法，学习的人也只把这个作为学问。圣人去世之后，心学晦暗，人为欲望盛行，追逐功利、训诂、记诵、辞章的人纷纷兴起，学术支离破碎，年年更加繁盛，月月翻新，彼此沿袭，各自把错误当成正确。人心一天比一天炽盛，不再知道有幽微的道心。偶尔有人察觉其中的错误，略知返回根本、追求源头，却又被众人哄然指斥为禅学，群起诋毁。唉！心学怎么才能重新彰明呢？禅学和圣人的学问，都是求得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差别也只在毫厘之间。圣人求得充分发挥自己的心，是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我的父子之间已经亲爱了，但天下还有不亲爱的人，我的心就还没有充分发挥；我的君臣之间已经合义了，但天下还有不合义的人，我的心就还没有充分发挥；我的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天下还有没有分别、没有次序、没有诚信的人，我的心就还没有充分发挥；我的一家已经饱暖安逸欢乐，但天下还有没有饱暖安逸欢乐的人，我又怎能说已经实现亲、义、别、序、信呢？我的心还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才有纲纪政事的设置，礼乐教化的施行，都是为了裁成万物、辅相天地，成就自己、成就万物，以求充分发挥自己的心罢了。心充分发挥了，家就能整齐，国家就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所以圣人的学问不超出充分发挥自己的心。禅学并非不以心为说，只是它认为这个共同大道本来就是我的心，我只要不使自己的心在其中昏昧，也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在外在事物上琐琐屑屑吗？外在事物有不恰当的地方，难道一定要在内心上琐琐屑屑吗？这也就是它所谓的充分发挥内心，却不知道已经陷入了自私自利的偏颇。因此它把人伦放在外面，把具体事务遗弃一旁，只求独善其身；这样或许能够做到，却终究不能治理家国天下。圣人的学问没有人我之分，也没有内外之别，把天地万物合为一体来作为自己的心；禅学却起于自私自利，不能免除内外的分别，这就是它们的不同。今天研究心性之学的人，如果果真把人伦置于外，把具体事务遗弃一旁，那确实就是禅学；假如他并未把人伦置于外、把具体事务遗弃一旁，只是专门以存养本心、涵养本性为事，那本来就是圣门精察专一的学问，怎么能说是禅学呢？世上的学者沿袭科举业、辞章的习气，用它们荒废、污损、摧残自己的心，既然已经同圣人充分发挥内心的学问背道而驰，日益奔逐，日益远离，却不知道最终会走到哪里。有人用心性之说招引他们归来，他们反而惊骇，把这看作禅学，像仇敌一样对待它，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自己不知道自己错了，却把指出别人错误的人看作异端，这是旧日习气造成的蒙蔽，还不能马上把它当作罪过。有人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却傲慢地看着别人的错误而不告诉他，这是自私。已经告诉他了，他也已经知道了，却仍然茫然不动，不肯返回自身改正，这是自暴自弃。我们越地有许多豪杰之士，其中自然奋发、不凭借外力而兴起的人并不少；但也难免有人被旧日习气蒙蔽吧？所以我因诸位的请求，特意说上几句话。唉！我难道只是为我们越地的士人说这几句话而已吗？说 梁仲用默斋说【辛未】仲用见识高远而气概豪迈，考中进士后，锐意有志于天下的事务。一天，他责问自己的志向说：‘唉，我竟然太早自满了；哪有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治理好，却能治理别人的道理？’于是专心从事修养自身的学问，深入思考自己气质上的偏差，又忧虑自己说话轻易。因而给书斋取名为‘默’，来拜访我，请我说说默的道理。我也是天下多言的人，哪里足以知道默的道理？但我曾经亲自验证过：气浮躁就话多，志意轻率就话多；气浮躁的人喜欢在外表炫耀，志意轻率的人内心放纵。我请他听我诵说古人的训诫，让仲用自己取舍。默有四种虚伪：有疑惑却不知道提问，有蒙蔽却不知道辨析，茫然自欺而不自知，这叫默的愚昧；用不说话来讨好、迎合别人，这叫默的狡猾；担心别人窥见自己的长处短处，便加以遮掩伪装为默，这叫默的欺诈；内心深藏恶意，外表装得敦厚，像深渊、毒药、陷阱、凶狠之物，借默来推销自己的奸诈，这叫默的贼害。这就是四种虚伪。又有八种真诚。孔子说：‘君子以自己的言语超过行动为可耻。’古人不轻易说话，是以自己的行动赶不上言语为耻。所以真正知道羞耻，然后才知道默。孔子又说：‘君子希望说话迟钝些，行动敏捷些。’真正能在行动上敏捷，然后才希望默。仁者说话谨慎迟缓，并不是为了沉默而沉默。孔子又说：‘默默地记住它。’所以必定有所认识；整天不违背老师、仿佛愚笨的人，也必定有所成就；默默地成就学业，所以必定有所成就；退下后考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足以有所发挥。因此善于沉默的人，没有比颜子更好的了：他的德行不显露，却日益彰明，这就是沉默积累的结果。不用说话而能取得信任，默的道理就成就了。上天何曾说话？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默的道理达到极致。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这就是八种真诚。仲用何不也知道应当如何取法呢？示弟立志说【乙亥】

译我的弟弟守文来求学，我把立志的道理告诉他。守文于是请求我把这些话按次序整理出来，使他能够时时观看反省，又请求我把言辞写得浅近些，以便通晓。我因此写下来给他。求学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了。志向没有立定，就像不种下根而只从事培土灌溉，辛劳却不会有成就。世人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从世俗、习染错误，最终归于卑污低下，都是因为志向没有立定。所以程子说：‘有求作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和他共同学习。’人如果真有求作圣人的志向，就必定思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哪里。难道不就是因为圣人的心纯粹合乎天理，没有个人私欲吗？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只因他的心纯粹合乎天理而没有人欲；那么我想成为圣人，也只在于使自己的心纯粹合乎天理而没有人欲。想使此心纯粹合乎天理而没有人欲，就必须去除人欲、保存天理。务必要去除人欲、保存天理，就必须寻求去除人欲、保存天理的方法。寻求这种方法，就必须向先觉者求正，考察古代训诫；这样，凡是所谓做学问的功夫，才可以开始讲求，也就有不能停止的理由了。所谓向先觉者求正，既然把这个人当作先觉而拜他为师，就应当专心致志，只听从先觉者的教导。言语有不合之处，也不能抛弃不理，必须跟着它思考；思考仍不得其解，又要进一步辨析，务求彻底解释清楚，不敢轻易产生疑惑。所以《记》说：‘教师受到尊重，道术才受到尊重；道术受到尊重，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如果没有尊崇和深信的心，就必然有轻忽怠慢的意思。听到言语却听得不仔细，等于没有听；听到了却思考得不谨慎，等于没有思考。这样即使说是拜师，实际上也仍然没有真正拜师。所谓考察古代训诫，圣贤留下的教诲，无非都是教人如何去除人欲、保存天理的方法，五经四书就是如此。我只想去除自己的人欲、保存自己的天理，却没有找到方法，所以到五经四书中寻求；那么打开书卷时，就真像饥饿的人面对食物，只求吃饱；像生病的人面对药物，只求痊愈；像黑暗中的人面对灯火，只求照明；像跛脚的人面对拐杖，只求行走。难道会只是从事记诵讲说，以供口头耳闻的弊病吗？立志也并不容易。孔子是圣人，还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才立定。’所谓立定，就是志向立定；即使达到不逾越规矩的境界，也仍然是志向不逾越规矩。志向难道可以轻视吗？志向，是气的统帅，是人的命根，是树木的根，是水流的源头。源头不疏浚，水流就会停止；根不栽植，树木就会枯萎；生命不能延续，人就会死亡；志向不立定，精神之气就会昏暗。因此君子求学，无论何时何地，都把立志作为要务。端正眼睛去看，眼中没有别的东西；侧耳去听，耳中没有别的声音。像猫捕鼠、鸡孵卵一样，精神和心思凝聚融合，不再知道有其他事物；这样志向才能常常立定，精神清明，义理彰显。一有私欲，立即觉察，自然容纳不住它。所以凡有一丝私欲萌发，只责备自己志向没有立定，私欲就会退去；一有一丝外来浮气发动，只责备自己志向没有立定，浮气就会消除。懈怠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懈怠；疏忽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疏忽；躁动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躁动；嫉妒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嫉妒；忿怒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忿怒；贪欲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贪欲；傲慢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傲慢；吝啬之心生起，责备这个志向，就不会吝啬。大概没有一刻不是立志、责志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不是立志、责志的地方。所以责守志向的功夫，对于去除人欲来说，就像烈火焚烧毛发，太阳一出来鬼魅便潜藏消失一样。自古圣贤根据时势设立教法，表面上虽似不同，但用功的根本旨趣没有稍许差异。《书》说‘惟精惟一’，《易》说‘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方正’，孔子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广博学习文献而以礼约束自己’，曾子说‘忠恕’，子思说‘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路径’，孟子说‘积累义理、培养浩然之气，求回那颗放失的心’。这些说法看似各人自成一说，有些地方不能勉强说成完全相同，但追究它们的要领和归宿，却彼此吻合，如同符契。为什么呢？因为道只有一个；道相同，心就相同；心相同，学问就相同。最终不同的，都是邪说。后世最大的祸患尤其在于没有志向，所以现在以立志为题来说明。文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无不是讲立志；一生求学的功夫，只在于把志向立定罢了。如果用这篇说法来会通‘精一’，那么字字句句都是‘精一’的功夫；用这篇说法来会通‘敬义’，那么字字句句都是‘敬义’的功夫。至于‘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忠恕’等说法，也没有不相吻合的。只要用真实的心去体会实践，之后就会相信我的话并非虚妄。约斋说【甲戌】滁阳人刘韶已经在阳明子门下学习，于是后悔自己平日所用的功夫泛滥而没有成效，琐碎杂乱而没有抓住要领，便想得到简约易行、可以长久坚持的道理而牢牢守住，于是自号‘约斋’，请求我说明约的道理。我说：‘你想求简约，恰恰因此会变得烦琐。难道不应当只是遵循天理吗？天理只有一个，人欲却有万般差异。所以归于一就是简约，陷于万端就是烦琐。虽然如此，天理也有万般差别，又怎样求得它的统一呢？天理虽有万般差别，却都具备在我的心中，而心本来是一个。我只从自己的心中求取罢了。从心中求取而一切都出于天理的公正，这样实行起来简易，这才是所谓约。那些拘泥于人欲私心的人，利害彼此攻伐，毁誉互相牵制，得失互相比较，荣辱互相纠缠，是非互相倾轧，左顾右盼而受到牵滞，纷乱错谬；我看他们真是烦琐而艰难。然而世上知道约的道理的人很少。’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这大概就是懂得求约的方法了吧？你努力吧，我这番话也未免说得烦琐。见斋说【乙亥】

译辰阳人刘观时向潘子学习，已经有所见解，又到阳明子门下学习。他曾自己说：‘我的名字叫观时，观必定有所见，可我仍然懵懂而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把居室题名为‘见斋’，用来勉励自己。他问阳明子：‘道有可以看见的吗？’回答说：‘有，但从来又不曾有。’问：‘那么就没有可以看见的东西吗？’回答说：‘没有，但从来又不曾没有。’问：‘那么怎样才算看见呢？’回答说：‘看见了，却又从来不曾真正看见。’观时说：‘弟子的疑惑更加深了，先生能明白地说给我听来教导我吗？’阳明子说：‘道不能用言语说明，勉强用言语说明反而更加幽暗；道没有可以看见的形迹，妄自认为看见了反而离它更远。有而从来不曾有，这才是真有；无而从来不曾无，这才是真无；看见而从来不曾看见，这才是真见。你没有观察过天吗？如果说天是没有什么可以看见的，那也只是苍苍的天空、明亮的天空，日月交替照明，四时错综运行，从来不曾没有；如果说天是可以看见的，那么靠近它却找不到所在，指向它却没有确定处所，抓住它却无法得到，它又从来不曾有。天就是道，道就是天。风可以捉住，影子可以拾取，道也可以看见。’ 观时说：‘那么我终究什么也看不见吗？古人也终究什么也看不见吗？’回答说：‘精神没有固定的方所，道没有固定的形体；仁者看见它，称为仁；智者看见它，称为智，这只是说它有某种方所形体，实际所见还没有穷尽。颜子则仿佛有卓然独立的境界；说“仿佛有”，便不是实有；说“有”，又不是全无。因此即使想跟随它，也没有道路可走。颜氏之子所以接近圣道，大概就在这里。文王仰望大道却没有看见它，这才是真正的看见。’观时说：‘那么我应当把心用在哪里？’回答说：‘沉溺于无的人，什么地方也无从用心；放荡而没有归宿、滞留于有的人，却把心用在无用之处，劳苦而没有功效。有无之间、见与不见的奥妙，不是可以靠言语求得的，可你却偏偏急切追问。我又勉强说它不可见，这就像盲人给盲人引路。’说起饮酒的人，不能仅凭谈论饮酒使人醉；看见食物，也不能因此吃饱。你想求得醉饱，何不亲自饮食？你想求得看见，难道不应当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吗？大概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惧谨慎罢了；这才是真正的看见，这才是求见的道路。矫亭说【乙亥】君子的行为只需顺应天理罢了，不必专门矫正自己。然而人的气质有偏差：偏于柔弱的，用刚强来矫正，但有时会失之于傲慢；偏于慈爱柔和的，用坚毅来矫正，但有时会失之于刻薄；偏于奢侈的，用俭朴来矫正，但有时会失之于鄙陋。凡是矫正而没有节度，就会过分；过分了，又会形成另一种偏差。所以君子谈论学问，不说矫正，而说克制。克制是战胜自己的私欲；私欲被战胜，天理恢复，就没有过分或不及了。矫正仍然不免带有主观臆想和预先执定，主观臆想和预先执定本身也是私欲。因此能够克制自己，就不必说矫正；说矫正的人，却未必能完全做到克制自己的道理。虽然如此，矫正如果恰当地适合需要，也就是克制自己的道理。实行克制自己的实质，却用‘矫’来命名，有什么妨碍呢？古代君子取名谨慎；后世君子实际功夫尚未达到，名声却先传出去，所以不说‘克’，而说‘矫’，也是有意矫正世俗。君时举把亭子命名为矫亭，请我为它作说。谨斋说 君子的学问是心学；心就是性，性就是天。圣人的心纯粹合乎天理，所以不必再从事学习。低于这个境界，心就有所不存，性就被扰乱，天性就被损伤，因此必须学习来保存自己的心。学习以保存自己的心，要寻求什么呢？只是向自己的心求取罢了。向自己的心求取，要做什么呢？只是谨慎地守护自己的心罢了。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都是谨慎守护本心的功夫。谨慎守护本心的人，在无声之中常常像听见声音，在无形之中常常像看见形迹。因此侧耳去听，唯恐稍有错误；凝神去看，唯恐稍有遗漏。这样，最微小的也会显露，最隐蔽的也会呈现；善恶刚刚萌发时，丝毫也不能逃遁，都是因为能够谨慎。谨慎，心就能保存；保存，心就能明白；明白，观察就精细，保存就专一。昏昧却不知道，犯错却没有察觉，都是没有谨慎守护的缘故。因此在善念萌发时谨慎守护本心，就像吃东西吃到饱足，像抱着婴儿走过春天的薄冰，唯恐它稍有陷落；又像捧着价值万金的玉璧站在千仞高崖边，唯恐它稍有坠落。在不善的念头萌发时，就像鸩毒投入羹汤，像虎蛇横行聚集而思考如何躲避它们；又像盗贼侵入而思考如何战胜它们。古代君子之所以凝聚最高的道、成就盛大的德，没有不是由于这种谨慎。即使尧、舜、文王那样的圣人，尚且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何况求学的人呢？后世谈论学问的人，舍弃内心而向外求取，因此支离破碎，越求越难，越走越远，我对此深感悲哀。我的朋友侍御杨景瑞把书斋命名为‘谨’，他已经知道求学的要领了。景瑞曾经游学于白沙陈先生门下，回来后继续求取，自以为已有所得；又过了二十年，忽然像有所领悟，这才知道先前的见解还不够。一天，他称病告归，将要专心从事这件事，必定等到有所成就之后才出来。您的志向坚定到如此地步，他在道上的进步还有谁能阻挡呢？您派遣儿子思元跟随我学习，也将要告别我回去；我于是谈论您以‘谨’命名书斋的意义，告诉思元，并把这篇文字作为送给您的赠言。夜气说【乙亥】天泽每次来拜访，我都同他谈论‘夜气’的训义。他听得津津有味，已经有所振奋；到这次告别回去时，又请求我进一步说明，于是我再次对他说：‘夜气的休息和恢复，是由白天所培养的。如果反复被外物拘束而丧失，也就不足以保存了。如今老师和朋友聚集在这里，彼此切磋道义，砥砺德业，渐渐深入其中，回头反省又感到惭愧。即使有邪僻念头萌发，它得到滋长的机会也已经很少了。等到离开群体独居，情感可以放纵而没有人警醒，欲望可以放纵而没有人阻止；外物交相引诱，志意交相败坏。即使有理义的念头萌发，它得到滋长的机会也很少了。所以说：‘如果得到培养，没有什么不生长；如果失去培养，没有什么不消亡。’人谁没有理义之心呢？然而得不到培养的人很多，所以它才这样寥寥无几。’天泽，要努力。修道说【戊寅】

译顺应本性就是道，这是诚；修治道就是教，这是使自己达到诚。所以说：从诚而明白，叫作性；从明白而达到诚，叫作教。《中庸》是为使人达到诚而作的，是讲修道之事的。道就是本性，一刻也不能离开；一旦过分或不及，就是离开了道。因此君子有修道的功夫，即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戒惧谨慎，即使在听不见的地方也恐惧警戒；微小的事物也会显露，诚是无法掩盖的。修道的功夫能够如此没有间断，才算是在使自己达到诚。然后，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时，叫作中；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道得到修治，本性就恢复了。达到中和，最大的根本便树立起来，共同通行的大道便得到实行，也就能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不是极其真诚、充分发挥本性的人，谁能达到这里呢？这是修道的最高功夫，而世上谈修道的人却离开了这个道理。因此特意写下这篇说。自得斋说【甲申】孟子说：‘君子以道深入钻研，是希望自己有所领悟。自己有所领悟，就能安稳地处在其中；安稳地处在其中，资养就深厚；资养深厚，从身边取用便处处能够遇到源头。所以君子希望自己有所领悟。’顺应本性就是道，道就是我的本性；本性就是我的生命，又何必到外面求取呢？世上的学者从事辞章，学习训诂，精通技艺，探究幽深、搜索隐微，耗尽精力，辛苦一生，并不是没有所谓深入钻研的人；然而他们所得也不过是辞章罢了、训诂罢了、技艺罢了，并不是深入钻研道，也不过是外在事物罢了。哪里有所谓自己领悟、处处遇到源头呢？古代君子在无人看见处戒慎，在无人听见处恐惧，致力于发挥自己的良知，不敢有片刻离开道，这才是深入钻研道。因此最大的根本树立，共同通行的大道实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难道还会不能随处遇到源头吗？黄勉之取曾氏‘自得’二字命名书斋，大概是有志于道的人，请求我为他写一篇说明，我不能超出孟子的说法，于是写下孟子的话。嘉靖甲申六月朔日。博约说【乙酉】南元真向阳明子求学，听到致良知的说法，恍惚间仿佛有所领悟。不久，他对先博后约的教训产生疑惑，又来请教说：‘通过致良知来格物，通过格物来使良知得到充分发挥，这些我已经听到教诲了。敢问“先以广博的文献使我广博，再以礼来约束我”，那么先儒的说法难道也有所不同吗？’阳明子说：‘天理只有一个，心也只有一个。因此圣人没有两种教法，学习的人也没有两种学问。广博学习文献以礼约束自己，格物以致良知，是一回事。所以关于先后的说法，是后世儒者支离错误的见解。礼就是天理。天命之性具备于我的心中，在它浑然完整的整体中，条理节文森然齐备，所以称为天理。天理的条理叫作礼。礼发见于外，就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言语沉默、行动静止、升降周旋、尊卑厚薄等类。把它宣之于言语，便成为有文采的言辞；施之于行为，便成为可实行的行迹；写在册籍上，便成为训诫。它光明灿烂、繁盛明显，条理节文繁多到不能穷尽诘问，这些都叫作文。文，就是礼显现于外的形式；礼，就是文保存于内的根本。文是显著而可以看见的礼，礼是幽微而难以看见的文。这就是所谓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显著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因此君子求学，在酬酢变化、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之间，求得穷尽其中的条理节文，并不是别的，只是求得穷尽我心中的天理罢了；在升降周旋、尊卑厚薄之间，求得穷尽其中的条理节文，也不是别的，只是求得穷尽我心中的天理罢了。求得穷尽条理节文，就是广博学习文献；求得穷尽我心中的天理，就是以礼约束自己。文散布在事物中而有万般差别，所以称为博；礼根源于心而只有一个根本，所以称为约。广博学习文献却不以礼加以约束，那么文就是空文，便成为后世追逐功利、玩弄辞章的学问；以礼约束自己却不广泛学习文献，那么礼就是空礼，便成为佛教、老庄那种空寂的学问。因此，约礼必定建立在博文之上，而博文正是用来约礼的。把二者分开而讲先后，是圣学不明，被功利和异端的说法扰乱了。过去颜子刚开始向孔子学习时，大概还不知道道没有固定的方所、形体、形象，却以为它有固定的方所、形体、形象；还不知道道没有可以穷尽的边界、可以终止的极限，却以为它有穷尽和止境。这就像后世儒者认为每件事、每种物都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因此他们在仰观、钻研、瞻望、忽然领悟之间求取，却始终得不到他们所说的那个东西。等到听到孔子‘博文约礼’的教导，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去求取之后，才知道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却都不超出此心中的一个天理；才知道道路虽多而归宿相同，思虑虽多而道理一致；才知道这个道的根本没有固定的方所、形体、形象，不能用固定的方所、形体、形象去求取；本来没有可以穷尽的边界、可以终止的极限，也不能用穷尽和止极去求取。所以说：‘即使想跟随它，也没有道路可走。’颜子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实的见解。广博学习文献以礼约束自己，格物以致良知，难道会是两种学问吗？惜阴说【丙戌】志同道合的人在安成，每隔一个月聚会五天，称为‘惜阴’。他们的志向很坚定；然而五天之外，哪一刻不是应当珍惜光阴的时候呢？离开群体独居，志向不能不稍有松懈，所以五日聚会，是为了彼此考察、切磋罢了。唉！天道的运行没有一刻停止，我心良知的运行也没有一刻停止。良知就是天道，说‘也’就好像把它们分成两件事了。知道良知的运行没有一刻停止，就知道什么叫惜阴；知道惜阴，就知道怎样致良知。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就像这样啊！昼夜不停。’这就是他学习如同赶不上、以至于发愤到忘记吃饭的原因。尧、舜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成汤日日更新、不断自新，文王纯粹而不停止，周公坐着等待天明；珍惜光阴的功夫，难道只有大禹才这样吗？子思说：‘即使在看不见的地方也戒慎谨恐，即使在听不见的地方也恐惧警戒。知道微小之处如何显著，就可以进入德的境界。’有人说：‘鸡鸣便起床，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凶恶的人做坏事，也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那么小人也可以称作惜阴吗？《王文成全书》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八，明王守仁撰，《文录》第五 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