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十三明王守仁撰别録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十三，明王守仁撰，别录 奏疏五 请求宽免税粮、紧急救济百姓以消弭灾变的奏疏〔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查得正德十四年七月间，接连据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属庐陵等县申报旱灾，文书中说：本年从三月直到秋季七月没有下雨，禾苗尚未长成便全都枯死，夏税、秋粮无从缴纳，百姓忧愁叹息，已经快要流离失所，因此申报请求转达上级，宽免税粮等情由。于是我陆续派官员、吏员和老人到上述地方踏勘，确实从三月以来没有降雨，禾苗枯死。后来又发生宁王谋反，宁王乘机煽动祸乱，传播伪命，假称可以优免租税，小民只图利益，纷纷产生作乱的念头。我于是通行告示，许诺将上奏请求优免税粮，并以臣子的重大义理晓谕他们，申明祖宗休养生息的恩泽，揭露宁王贪求无厌的罪恶。于是人心渐渐安定聚集，背弃叛逆而趋向顺从；老弱留守，壮丁出征，结团自保，供应粮饷，城邑没有一户遗漏，家中没有一个壮夫闲置。即使风调雨顺，江西百姓也已经荒废了耕种的事业，饱受征战之苦，何况军队、旱灾同时发生，即使富室大户也免不了饥荒，下层百姓难道不会辗转死于沟壑、流散四方吗？假如饥寒所迫、征收输纳所苦，人人各自作乱，将怎么办？如果蒙皇上敕令有关部门，暂且将正德十四年应征税粮一律优免，就可以救济受残害的百姓，防止变乱发生的根源。伏望皇上停发冗员俸禄，减少不急需的赏赐，停止无名目的征收，节约用度、减少费用，以充足军国所需，天下幸甚。因为我在本年七月三十日上奏请求后，尚未得到明确诏令，恰逢皇上亲自出征京畿边地，前后数万官军纷纷到来，挤满城郭，百姓在刀兵余患中还没有来得及歇肩卸担，又要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供给军队仆役。一切征求索取，使妻儿被卖去换草料，骨髓也耗尽在征收输纳之中。正在这时，鸟惊鱼散，贫民老弱流离，抛弃在沟壑；强悍者逃入山泽，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只剩下略有家业、又愿意守法的人，不过十分之二三，而且也都在刀枪鞭打之下颠沛呼号。郡县官吏全都奔赴省城和司马驻屯的地方听候差遣，不再能够亲自处理民政。上下人心惶惶，就像驾驶漏船处在风涛颠沛之中，只怕翻覆沉没还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顾及其他，去考虑日后的忧患，担心税赋能否免除、征科能否完成？当时即使我们这些人也都在道路上奔走，处于危疑仓皇之中，恐怕连替小民请求保全一天性命都做不到，哪里还顾得上长远的忧患，担心赋税是否可以免征、征课是否可以缴完呢？难道还有闲暇替他们再次请求吗？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数月，京畿和边地的官军才开始有回师的期限，而户部征收每年的定额已经下达，漕运交兑的文书也在催促，督催的使者和严厉责问的檄文已经交相飞驰、四面而来。流离的百姓听说官军将要离去，稍稍得到喘息，伸长脖子盼望回去寻找原来的产业；脚还没有踏进故乡，脖子却已经被追征者扼住了。荒旱已经极其严重，又接着发生变乱；变乱已经极其严重，又加上军队征战；军队征战已经极其严重，又被供给军需耗尽，被额外索取加重，被征敛催逼。在这种时候，有眼睛的人不忍看，有耳朵的人不忍听；又要从百姓身上榨取膏血，有人心的人难道还忍心这样做吗？如今远近军民匍匐号哭，诉告声喧腾，要求朝廷拿出府库钱财赈济，久久没有得到，反而下达追征命令，众人哄然生怨，说我们过去关于蠲免赋税的话是在欺骗他们，私下相互伤心叹息。他们说：朱宸濠叛逆，尚且只知道优免租税来收买人心；我们是朝廷的赤子，曾经都竭尽骨髓、拼死效力来承担国家的忧患，如今困穷已经到了极点，却偏偏不能蒙受一点优恤，反而还要追征，这将凭什么使我们保全自己？所以现在下令，百姓反而更加不相信；安抚他们，反而更加愤怒；愤怒之时再晓谕他们，反而更加喧闹。刚刚怀有收复故业的希望，又开始筹划流徙。计策穷尽、形势逼迫，只好隐藏起来作奸犯科，公开起来成为盗寇。两个月以来，有司因防盗而发出的警报每月没有一天中断，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家业，也没有维持衣食的资本，没有父母妻子的牵挂；旁边又有追呼催逼的苦难，上面又有鞭打剥削的灾祸，若不是知礼守义的人，谁肯闭口挨饿，坐等死亡呢？如今朝廷也曾经有过宽恤的命令，也曾经有过赈济的制度；然而宽恤、赈济在内没有府库拨款，在外没有官府储备，只让有司自行筹措。自行筹措的人难道能让神来输送、鬼来搬运吗？必然要向富民征取。如今富民也都成了贫民，削减穷人的财物来救济穷人，就像割下心口的肉给嘴吃，嘴还没吃饱，身体却先死了；而且还有侵吞克扣的弊端，又有借机搜刮的奸弊。百姓所依靠而得以生存的，不能达到十分之一；百姓坐等死亡的，却常常有十分之九。因此，宽恤的空文不如蠲免租税的实际恩惠，赈济难以周全施行，不如免除租税容易执行。现在不免除租税，使征求索取停止下来，却只说要宽恤赈济，就像夺走他口中的食物却说“我将医治你的饥饿”，剖出他腹部和肾脏的肉却说“我将救你免于死亡”；凡有血气的人都会不再相信这种话。户部以筹划国家财政为职，漕运以转运输送为任；今年催促交纳定额、催促交兑，都是其职责使然。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即使有粮食，我们又能得到它来吃吗？伏望皇上怜念地方遭受战争蹂躏之后的惨状，百姓困苦已经到了极点，想到国家根本应当稳固，忧虑祸变可能发生，请敕令有关部门迅速将正德十四、十五年该省应纳钱粮全部宽免。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破坏尤其严重的，应加重宽免，使百姓能够逐渐恢复喘息，修复生计。这不只是解除江西一省倒悬般的危急，使我们免遭地方变乱之祸、免于被诛戮，实在也是天下的幸事、宗社的福分。免除江西一省粮税，不过四十万石；如今吝惜四十万石而不肯蠲免，日后祸变一旦发生，即使拿出数百万石，也已经无法救济灾难了。这是形势已经显现、道理十分明白的事。我们对上不能防止过度征敛来充足国用，对下不能筹划防备来救济百姓的穷困，只能痛哭流涕，说一说小民疾苦的情状。惟愿陛下赶快将我们贬退，放归田里，早日准许施行，以舒缓祸变。因为事情关系到宽免税粮、紧急救济百姓、消弭灾变，特此写本请求裁决。筹划处理地方事务的奏疏〔正德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译我认为，财物是百姓的心；财物散失，百姓就会离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会安宁。所以汉文帝以赏赐租税取得富足安乐的成效，唐太宗以使百姓富裕形成供给充足的风气。君主和百姓本为一体，古今道理相同。我会同江西巡按监察御史唐龙商议，查得宁贼朱宸濠心志穷凶、谋划荒谬，肆意吞并民间田地、山塘、房屋等，有的凭势力强行占有，有的压低价格贱买，有的借官府本钱折抵，有的借其他事情抄没收取。有中等人家产业的，一遭受他的毒害，就没有栖身之处；有上等农民田地的，一遭受他的奸谋，就没有可以用锄头耕作的土地。尤其还伪造、虚填契书来堵塞舆论，私自设置簿籍来增加租额，利益归于一己，祸害却波及万家。所以先有副使胡世宁直言陈述，后来科道等官接连上章揭发，所说都有根据，事情并非没有证据。近来奉到诏书说：“朱宸濠天性凶恶，自作不靖，强行夺取官民田产，动辄以万计。”这说明陛下明察如烛，深知朱宸濠的田产都是从百姓那里夺来的；又说：“占夺的田产全部归还原主。”这说明陛下以仁德怜悯百姓，完全想把百姓的田产举数归还。圣明的话仍然有效，光明如日月星辰。国家的信用坚定不移，坚如金石。当初朱宸濠败亡以后，我们已经通知守巡等官，将该府以及各贼党名下的田地、房屋等查抄没收入官，造册上报了。但受命官员查勘时正值事变纷乱之际，业主惊散，全都还没有安定回家；上司督责，又急于办结，只依照契约含混查验，凭他人随意申报，多少只作比较，占有、购买的情况也没有区分。明诏虽有归还原主的条文，小民仍抱有失去产业的怨恨：过去居住的房屋如今不能居住，过去耕种的田地如今不能取食；恩泽还没有下达到基层，怨恨却只向上归结。况且房屋没有主人就会毁坏，土地不耕种就会荒芜，所以兵马过后，只有瓦片、柱子残存；田野之间，野草渐渐长满。再加上有权势的豪强任意进行包占侵夺，奸徒私下窃取，随时制造埋没产业的机会。如今若不及早审理处置，将来遗失的产业会更多。再查前述田产多在南昌、新建二县，受害尤其深重，人人遭受他们的索取，家家遭受他们的搜括。而且贼军起事时的抄掠尤其惨烈，官兵破围后地方伤残尚未恢复，财物已经耗尽，百姓困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查得两县额派的兑军粮、淮安粮、京库粮三项，共十一万九千石有余；淮安、益都二府的禄米共四千零二石。虽然已屡次上奏请求宽免，却还没有奉到停止征收的命令；运官严守催促，旗校逼迫收取，形势急如烈火，积压的案牍堆积如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二石〕 百姓无力缴纳，官府应当设法处理。再从全省的统筹来看，防务在于省城；各府的钱粮方面，经查本布政司官库先被贼兵劫掠，后来又因军饷不断支取，官吏只能守着空柜，连纸笔也要向铺户赊借。大军之后必有荒年，百姓穷困必有盗贼；万一变乱无常地发生，意外的事端突然兴起，那么一寸兵器、一尺铁器都没有可用之处，一捆柴草、一斗粮食也不足以办理公私事务，失去依靠而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实在可忧。再查省城各门城楼、窝铺以及各司衙门，先前被王府占据，多数疏漏狭小，近来又因兵火蔓延，一半遭到焚毁。城楼是一个地区防御的关键所在，衙门是各司发布政令的地方。若从头创新建，固然没有民力；若因陋就简，现有官房也可以使用。若蒙皇上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将先前从宁王府及各贼党处抄没的田地、山塘、房屋等，命布政司会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分守官、分巡官以及府县官，实地重新查勘清楚；确实属于强占百姓的，遵照诏书的道理，归还原来的主管业主。再将其中官房酌量调换；城楼、窝铺、衙门以外没有妨碍的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共同按照时价折成银两入官，先尽数拨补南昌、新建二县的兑军粮、淮安粮、京库折银粮米以及王府禄米；剩余的钱收存布政司官库，以备紧急使用。仍应禁约有权势的豪强之家，不得强行占有、强行购买；各受命官员也不得畏惧权势、卖人情，以致招来舆论非议。凡是拨给、变卖等事情，若有豪强强占强买，或者受命官员畏惧权势、卖人情等弊端，允许抚按衙门据实纠劾，惩治办理。事情完毕后，该司将各项数目直接造册上报，并呈送有关部门查考。这就是用百姓的产业缴纳百姓的粮税，用地方的财物归还地方使用；百姓得到恩惠而国家不增加耗费，事情办成而财物没有受损。《尚书》说“守护国家在于众人”，《易经》说“聚集人民就是财富”，惟愿陛下留意。因为事情关系到筹划处理地方事务，未敢擅自办理，特此写本请求裁决。水灾自劾奏疏〔正德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我认为，担任官职而有职守的人，不能尽到职责就应当离职；接受别人牛羊而替他放牧的人，如果要求牧地和草料却得不到，就应当把牛羊还给那个人。我以不才之身错误地承受了江西巡抚的职任，如今已经数月，尚未能有丝毫惠及百姓的政绩，而地方一天比一天多事，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灾变不断发生，祸患日益逼近。从春天进入夏天，雨水连绵不断，江河湖泊涨溢，一个月也没有退去；从赣州、吉安、临江、瑞州、广信、抚州，到南昌、九江、南康沿江各郡，没有不受灾的。黍苗被水淹没，房屋被冲走，靠水为生的百姓聚居在树梢，商旅的船只行驶在街巷之间；城墙溃决，堤坝冲开，千里之地成了深沟，炊烟和灯火几乎断绝，只听见哭声。我询问当地父老，他们都说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灾害。除已命令各司、府、州、县修省并踏勘后具奏外，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是由政事引起；政事不会自行败坏，是因官员而败坏。官员失职，我实在就是祸端，哪里能逃避罪责？江西百姓遭受朱宸濠之乱，财力民脂已经耗尽，又接着遭遇旱灾，继而遭遇战争；即使连续丰收多年，再一再加以赈济，尚且恐怕生计不容易完全恢复，如今又遭逢这样的非常灾害，危急到了这种地步。

译在这种时候，即使让稷、契来担任牧守，让周公、召公来监督，恐怕也未必能想出办法，何况像我这样病弱、废弛、昏昧而无能的人，却把我放在那里徒然占着职位；这就好比让盲人驾着破船行驶在狂风大海中，却责令他渡过险境，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知道，船一定会翻覆沉没。何况有关部门催促征收越来越急，意外的索取还没有停止。从前一地发生灾害，邻省尚且有接济的希望；如今湖湘连续多年兵灾荒灾，福建、浙江多年旱涝交替，两广的征讨剿捕还没有停止，南畿的供给输送日渐穷困，淮安、徐州以北，山东、河南之间，听说饥荒也接连不断。这样说来，保全自己的办法既无从施行，四邻接济的希望又已经断绝；悠悠苍天，谁来承担这个罪责？静下心来思索追究，我的罪过实在很多。为什么呢？朱宸濠事变发生时，我身处交界之地，不能在祸乱尚未形成时设法图谋，致使叛乱猖獗突发，震惊远近，竟使皇上劳驾亲征，军队暴露在原野，百姓困死于道路，朝廷政令因此阻隔，四方困顿由此日益加深，这是我的第一大罪。只因顾忌避嫌，苟且打算保全自己，隐忍观望，侥幸逃脱祸患，不能直言极谏来使皇上觉悟，这是我的第二大罪。只把逢迎附和当作忠诚，却不知道自己一天比一天陷入过错；只把任意更改、迁就应付当作权宜，却不知道一天比一天扰乱旧有法章；只把搜罗材料、罗织罪名当作才能，却不知道一天比一天失去天下人的心；只把聚敛钱财、征取索求当作谋略，却不知道一天比一天积累小民的怨恨，这是我的第三大罪。对上不能帮助国家，对下不能救济百姓，坐看百姓困穷，相继沉溺，这是我的第四大罪。而且我忧惧惊悸之余，百病一齐发作，身体瘦弱衰败，视力和呼吸都仅仅维持着生命。前面四种罪过，臣子只要有其中一种，也足以招来灾害、导致变乱，何况我四种罪过全都具备？因此招致上天神明的愤怒，加深下层百姓的怨恨，使灾异聚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伏望皇上怜悯灾害、体恤变乱，另选贤能之人代替我担任巡抚；即使把我公开处死，在天下人面前彰明大罚，我即使丧失首级，也认为是幸运。即使不将我公开处死，也请削夺我的俸禄官秩，贬退还乡，作为臣子失职的警戒。这样或许有官位的人会知道警惕，百姓的困苦可以止息，民众的愤怒可以宣泄，天灾可以消弭，而我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再次上《江西防务奏疏》〔正德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将军的公文〕 查得，先前因宁王朱宸濠图谋危害宗庙社稷，起兵作乱，臣已经具奏请求发兵征讨。其间承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发帖，钦奉制敕，其中说道：一旦遇有警报事务，要互相传报，彼此通知，设下埋伏进行捕剿，务必使地方安宁，军民能够安居。臣奉此旨防备，得知宸濠的暴虐气焰正盛，臣凭一百多名疲弱士卒，不敢轻率出兵急进，于是退守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士和快手，招募四方前来报效的义勇之士，筹办各项应解留的钱粮，支给粮饷，制造军器和战船，并奏请留任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分任职务办理军务。一面约集本府乡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养病痊愈的编修邹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评事罗侨、丁忧御史张鳌山、原任浙江佥事、现赴部听候调用的刘蓝、依亲进士郭持平、军门参谋驿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闲住知府刘昭等人，共同激发忠义之心。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我们兵力尚未集结，于是留下万余兵马，交给他的亲信、宗室郡王仪宾和内官，并伪授都督、都指挥等官职，让他们守卫江西省城，而自己率兵向京城进发。臣昼夜催促各郡发兵，约定本月十五日防守临江的樟树镇；又严令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自领兵，于十八日赶到丰城部署。伍文定等攻打广润等七座城门。这一天得到情报，宸濠在新旧坟场埋伏了一千多兵，以防援救省城。臣派知县刘守绪等领兵从小路夜袭，将其击破。十九日，臣宣扬朝廷威势，再次揭露宸濠的罪恶，约定各位将领于二十日黎明分别到达指定地点。我军从四面突然集结，于是攻克江西省城，擒获留守的宜春王朱拱樤以及伪太监万鋭等一千多人。宸濠宫中的眷属听到变故，纵火自焚，火势蔓延到居民房屋。臣当即命令各官分路救火，安抚居民，释放受胁从犯，并搜获原先被劫夺的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三司中受胁从的布政使胡濂、参政刘斐、参议许效防、副使唐锦、佥事赖凤、都指挥王玘等，都自首认罪。除把擒获、斩杀的功绩等级发交御史谢源、伍希儒暂行审验登记外，又分兵四路，追踪宸濠的去向，伺机将其擒拿剿灭。二十二日，臣等驻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自领兵分路并进，出其不意地攻击敌军。都指挥余恩领兵在湖上往来，诱使贼兵出动。知府陈槐等官员各自领兵，在四面设下埋伏。二十三日，又得到谍报，宸濠的先锋已经到达樵舍，风帆遮蔽江面，前后绵延数十里，无法计算兵力。二十四日清晨，贼兵擂鼓喧闹，乘风前进，逼近黄家渡。臣督率各路兵马从四面攻击贼军，贼军于是大败，擒斩二千多人，落水淹死的有上万人。二十五日，又督率各路兵马拼死并进，炮火击中宸濠的船只，宸濠退走，于是大败敌军，擒斩二千多人，溺水而死的不可计数。二十六日夜，臣督率伍文定等制作火攻器具，从四面集结进攻，火烧到宸濠的副船，众贼于是奔逃溃败。宸濠与他的妃嫔哭泣告别，妃嫔和宫人都投水而死。我军于是擒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以及伪授的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罗璜、丁瞆、王春、吴十三、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七、火信等数百人；还擒获被胁从的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潘鹏、参政程杲、布政使梁宸、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昻等人；擒斩贼党三千多人，落水而死的有一万多人。贼军丢弃的衣甲、器械、旗仗、财物和漂浮尸体堆积在一起，横贯十多里。

译其余贼军乘数百艘船四散逃溃。二十七日，在樵舍等处交战，又擒斩一千多人，落水而死的几乎全部。二十八日，知府陈槐等分别在沿湖各处与贼军交战，各自擒斩一千多人。除将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伪授的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分别监禁，等候押解；被擒的胁从官员以及各宗室另行议奏；并将擒斩、俘获的功绩共一万一千多件，发交御史谢源、伍希儒暂行审验登记，另行造册缴报之外，查得臣按节制所钦奉的敕谕：凡有盗贼发生，就应严格督促各有关兵备、守备、守巡以及各军卫、官府设法调兵剿杀。那些统领兵士、快手的官员，无论文职、武职，如果在战场上违期，或迟疑停留、退缩不前，都听凭依军法处置；生擒盗贼后审讯明白，若罪证明确，也听凭立即斩首示众。斩获的贼人首级，要命令各有关兵备、守巡官立即登记查验清楚，详细移送江西按察司造册奏报，以便查考、升赏和激励，钦此。又接到兵部关于紧急报告贼情的咨文。该部题称：应由本部通行申明，今后凡有草贼滋事，有关官司必须立即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当防守捕捉的，也要立即调兵防备应援。如仍像以前那样含糊隐瞒、不及时申报，以致贼众聚集蔓延、贻害地方，必须从重参究，决不轻赦。此事奉圣旨批准，特此咨行前来。又承蒙钦差总督军门派遣太监张永先行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之事，安边伯朱泰、太监张忠、左都督朱晖也各自领兵到南京、江西征讨。随后又承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军奉天征讨，以及总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彬等，并督理粮饷的兵部左侍郎王宪等，也相继到达南京。臣后来又奉到敕令：如江西其他府报告有贼情，接到紧急文书之日，你要及时派兵防守应援，不得延误，钦此。以上都已经恭敬遵行。臣私下考察，宸濠淫乱奸暴，腥秽之名远近皆知，数说他的罪恶，世上从未有过；他的反叛阴谋已经超过十二年，积久形成的威势所胁迫的地方，远及四方，而在一个月之内便攻克坚城、擒获元凶，这全是钦差总督凭借威德指示方略的结果。又查得御史谢源、伍希儒负责监军、督察巡哨，谋划最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陈槐、曾璵、林珹、周朝佐，署都指挥佥事余恩，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楫、李美、王冕、王轼、刘源清、刘守绪、傅南乔，通判杨昉、陈旦，指挥麻玺、高睿、孟俊，知县张淮、应恩、王庭、顾佖、万士贤、马津等，虽然都贡献了才力，也有功劳等级之别，但都首先响应义军，共同取得了全胜。其中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等冒险冲锋，功劳尤其显著。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郎中曾直、评事罗侨、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知府刘昭等，仗义起兵，协助张扬威武。以上各官的功劳虽然在寻常情形下已经难得，征讨剿灭又确实十分艰难，伏望皇上在朝廷论功行赏之外，普遍加以爵禄赏赐，表彰提拔他们，以劝勉天下忠义之士，激励将来怯懦之人。因涉及防守之事，事情和道理如此，特具奏请示。四、请求批准省亲安葬父母之事【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二十日】查得，先前接到吏部咨文，说臣上奏称：因为父亲年老、祖母去世，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没有得到怜悯批准。近来奉命扶病前往福建，本想在那里办完事情，便冒罪从那里逃回。一个月前，也已经具奏。不料走到中途，正遇宁王反叛。这是国家的大变故，做臣子的义务不容许丢下此事离开。况且全省巡抚和各方面官员没有一个在任，于是天下事务的危急，间不容发，所以臣又忍死暂时留在这里，以牵制敌人、筹划攻讨。等到统帅到来，臣就遵从原来的心愿，即使死也无所躲避。臣想到祖母自幼养育我的恩德，却来不及见她一面诀别；每次放声痛哭，都感到心如刀割，昏倒的次数日益增多，身体日渐瘦弱，只剩一息残喘。母亲去世后葬在祖母墓旁，如今安葬祖母，也想趁此机会改葬母亲。臣的父亲日益衰老，近来又因祖母丧事哭泣过度，现在也病卧在苫庐之中。臣如今扶病奔走于兵革之间，往来于广信、南昌一带。广信距家不过几天路程，想从那里随时寻找机会回家哭祭一场，略为筹办葬事，也探望一下父亲的病情。臣区区报国之心，赤诚足以上达苍天；不怕灭族之祸，不避越权嫌疑，冒犯不属于自己的职任，以辛劳应对国家危难。也希望朝廷体察臣的这片心意，不要按照法令条例加以惩处，使臣能够稍稍伸展乌鸟反哺般的悲痛。臣感受皇恩，即使死了也图谋报答；仓促慌乱之中悲哀申诉，已经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以上奏本呈上后，奉圣旨说：王守仁奉命巡视福建，行至丰城，一听说宸濠反叛，忠心和愤怒激发，当即倡率当地官府，召集义兵，共同谋划剿杀，气节值得嘉许。已经另有敕令，命他督兵讨贼，并兼任江西地方巡抚。所奏省亲之事，等贼军平定后再来说明。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接到咨文后，除恭敬遵行外，近来查得宁王逆党都仰赖皇上神武和朝廷谋略，已经全部擒获。地方也已经平定，百姓庆贺家室保全，免除了征发调遣的苦难，又获得重生般的欢乐，无不感激浩荡皇恩，沐浴圣德。唯独臣因为父亲病势日深、母亲尚未安葬，日夜悲哀痛苦，忧愁和疾病更加严重。奔走效劳的辛苦，不足以计入功劳；但乌鸟反哺般急切的亲情，实在值得怜悯。此前已经蒙准许等贼平后再来说明，所以臣冒着斧钺之诛，再次申述前请。伏望皇上以仁慈覆护，曲加成全，容臣暂时回归田里，探望父亲病情，办理母亲的葬事。

译臣实在不胜苦苦恳切祈望之至。又曾于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派舍人来仪携奏本离开，至今已经超过八个月，仍未奉到明确批复。臣早晚惶恐不安，伸长脖颈等待。内心积聚的悲痛郁结，外部又遭受困窘局面的苦处。新患交相侵袭，旧病更加严重。心绪既已纷乱，精神气力也更加昏沉。眼花耳聋，一切世事都如同梦境。如今即使压抑情绪勉强处置，不过是闭门伏枕，呻吟喘息罢了，哪里还能供职尽责，为陛下巡抚一方呢？做臣子的竭尽忠诚、把性命交给国家去办理国事；等事情平定后，却故意使他不能探望亲人的疾病，这是阻挠义士的志向，伤害孝子的心。况且陛下既然已经答应了，又再次拘留不许，这以后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呢？臣向来贪恋官爵，志在进取，也不是清高独行、甘愿寂寞的人，只是疾病缠身、悲苦刺心，实在不得已才这样请求。如今也不敢立即请求退休，只求暂时回到田里，探望父亲的病情，料理母亲的葬事；臣也可以借此就医调养，稍稍延续一口气。假如心愿稍有伸展，病情不至于加重，就应当立即奔赴京城，始终效犬马之劳。古人所说的，是报答刘氏的时间短，尽忠于陛下的时间长。臣不胜悲哀痛苦，号哭呼喊，恳切申诉到了极点。又于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派舍人王鼐携奏本离开，至今又过了六个月，仍未奉到明确批复。臣的痛苦已经刻骨剜心，忧愁和疾病纠缠在一起，已与死亡相邻，这些都不足再说。但臣的父亲衰老病重，日益危急，呻吟在床席之间，想见臣一面，昼夜流泪。每次收到家书，便号哭悲恸，昏倒后苏醒，苏醒后又昏绝。虎狼这样的恶兽尚且知道父子亲情，乌鸟这类禽鸟还知道反哺报恩。如今臣的父亲病势狼狈到了这种地步，只盼望臣回去一次，而臣却依恋官爵，不能毅然逃归，这是连禽兽都不如，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人的大伦，内在是父子，外在是君臣。侍奉君主在于忠，侍奉父亲在于孝。不忠不孝，是天下最大的耻辱。即使侥幸逃过国家法令，既然已经辱没到连禽兽都不如的地步，活着还不如死去。臣回去探望父亲的病，在朝廷看来，是一个人的私情；从臣自身来说，却是一生的大节。先前宁藩发生变乱时，臣当时也想回去探望父亲的病，但宗庙社稷危急，存亡系于顷刻，所以臣舍弃诛灭九族的危险，献身赴死。国家遭遇危难时，君臣之义最为重要。如今国难已经平定，战争已经停止，臣留任巡抚，不过是白吃俸禄、尸位素餐，苟且拖延岁月。父亲又衰老病重到这种地步，若还贪恋俸禄官位而不离开，这还可以算作儿子吗？既然不可以算作儿子，又还可以算作臣子吗？臣如今待罪巡抚，如果不请示便逃走，私下担心远近传闻会惊骇视听。做臣子的在君主遭遇危难时献身，可以舍弃诛灭九族的惩罚而不顾；到了父亲危急时，也应舍弃诛戮自身的罪名而不顾。如今再等命令仍不下来，臣一定冒死逃归。如果朝廷怜悯臣前后恳切急迫的请求，赦免臣而不杀，臣即使死了也将永远感恩图报；如果竟按国法正罪，臣能够见老父一面后死去，也可以瞑目地下。臣不胜痛苦悲伤、号哭申诉、哀切祈求之至，除冒死亲自前往，以疾病为由乘船出发，沿途寻访医者，等待朝廷命令治罪外，因这是第四次请求天恩，准许臣回乡探望父亲、回籍待罪。事情和道理如此，特具奏本上闻。请求免除军前支用钱粮的追补【正德十五年九月初四日】查得，先前因宁王变乱，臣分别通知南赣等府，调集各项官军、兵士、快手等人，追剿所需粮饷等物，令他们听凭从官府现有钱粮中支给。后来又据吉安府申报办理军饷一事，说调动兵士、快手数万人，本府钱粮很少，请求紧急处置等情，臣已经通行各府，迅速把现存的、不论属于哪一项的钱粮，以三成作为标准，其中取二成解送军前接济。此后又因地方事务，臣考虑各处军队虽然已经调集，但前述事情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难，实在担心兵力不足而误事，于是又发牌命令各有关官司，选取父子乡兵在官府操练，听凭将官以官钱支付口粮，等臣另有正式文书到达便立即出发。后来查得，前述首恶及其同谋已经全部擒获斩杀，原先调集各处的军队早已遣散归还，便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把各府州县自起兵之日起至撤兵之日止所用的一切官府钱粮逐项查明造册上报，以便办理。尚未上报，正在催查之时，又据江西按察司呈报紧急军情，说先前接到江西布政司传示：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承蒙户部员外郎黄着查验文书，其中说，奉本部题请并经钦准，派人到军前整理粮草。如今查得，各哨官军都聚集在江西省城，又听说圣驾也将亲自征讨，随行官军人数尚不知道，驻扎的月份和日期长短也不知道。所有粮料、草束，应当通知本司掌印等官，从长计议设法办理；或者动支官府银两，选派能干官员，趁早多买粮草预备供应，以免误事。以上缘由呈到本司。当时巡按御史唐龙尚未到达，本院正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中；查得江西省城的司、府以及南昌、新建二县和南康二府的库藏，都已经被宁贼抢劫一空，实在没有办法筹措，恐怕临期误事，于是与江西布政司商议，一面借用军门发还、等待解送京城的赃银，以及南昌府县追缴到的官本等银，拨给委官汪宪等人，分别购买粮草供应；一面商议将各府摊派银两接济的缘由，呈报本院，奉批均准许议定后造册缴报查考。遵照办理后，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县残破，未予摊派外，另行通知抚州等十府动支官银接济。后来因为起解首恶宸濠及逆党宫眷等人……

译以及补还原先借用、解送京城的赃银和官本等银，因事态紧急，又曾呈报商议，命各有关府县暂借官银前来接济，共计用银九千七百七十一两四钱；其余现存银两都属于应当解送的数额，全部派各府差人领回，听凭他们收解，以上缘由呈到臣这里。臣看所呈报的前述粮料供应、草料购买，以及自臣起兵以来支用的钱粮，其中大多是京库折银和折抵、准作粮米的款项，都是用来发给赏劳兵士、快手，供应从北方来的官军，以及犒劳、赈济军民的。紧急支用，实在是计无所出，事情也并非出于不得已，丝毫没有浪费。按法律似乎应当补足，但如今兵乱、灾荒和破坏之后，库藏无不空虚，百姓无不凋敝，远近人心汹汹，正盼望公帑赈济；如果再摊派补还，必然导致意外变故。至于那些应当解送的贼人赃银和官本，确实是宁贼抢劫官库的积蓄、搜刮小民膏脂所得，本应留存以救济困乏，如今又全部解送京城，地方空虚贫困已经到了极点。查得各地用兵请领内帑，或者借用别省钱粮接济；近来宁贼发生非常变乱，事情突然发生，即使想请求内帑，形势也来不及。后来承蒙有关部门议准，允许从广东军饷银中支取十万两，随即因贼势平定，前述准许借用的银两也停止办理，一分一厘都没有支取。伏望皇上怜悯地方经过战事、军民饥馑，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近来又加上水灾为害，流离失所更加严重；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照，转行江西布政、按察二司，把自用兵以来各府县支取使用的京库折银及折抵粮米等项通行查明，分别计算数额，照数免除追补，并令造具文册缴部查考，使军民得以稍稍苏息，地方也可以免除意外祸患。征收秋粮迟延，请求待罪【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布政使陈防等咨文说明：正德十四年的税粮，先前已经准许参议周文光奉户部勘合，分派各地征收解送。后来因为圣驾南巡，各府州县官员都聚集省城听候调用，前述钱粮无暇追征。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承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查验文书，因请求救济遭受兵火的穷民以巩固国家根本一事，巡抚苏松等处都御史李充嗣题称：江西发生变乱，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先遭到焚烧抢劫，其余府县又因大军驻扎省城，供应十分繁重，应当将该年税粮全部停止征收、免除。于是行文分守南昌五道勘议，认为南昌府、南昌、新建二县受害深重，应免除三年粮差；其余州县以及瑞州等十二府所属县，都应免除两年粮差。回复到司后，便转呈本院具题。该年二月间，又承蒙钦差户部员外郎龙诰查验文书，因催运粮储一事，通知本司督促征收该年折纳钱粮，依照命令催征。三月初五日，又接到漕运衙门文书，规定折征军用本色米八万石、折色米三十二万石、改折米一十七万石，每石连耗米折银七钱，命令赶紧征足起运。本月二十八日，又承蒙巡抚、巡按衙门查验文书，因地方极度疲敝，请求迅速施恩抚恤以安定国家根本。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等奏请，奉钦准：自正德十四年以前的一切钱粮，如果确实是百姓拖欠未完的，都准许暂且停止征收；还要令各有关官司设法赈济，不得把它当作空文。遵旨通行之后，又承蒙员外郎龙诰发牌，命令对粮长严加杖责，催征急如星火。百姓纷纷援引成例到司里请求免除，巡抚、巡按衙门批示本司发给告示，晓谕纳粮人户先缴纳折征军粮，百姓才肯完纳，于是转行参议魏彦昭督促运输。后来因该官离任，又呈请批示由参政邢珣暂时管理督催折征。本官于五月二十日遍历各地催促，将本色米八万石全部征足、折完并起运完毕。折色银两也催促广信等府所属县陆续征解。近于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录接到漕运衙门文书，通知本司将折运的折色银三十四万三千两务必征足数额，派官员会同运官解送户部。遵照通行之后，如今查得该年税粮确实因为事变、兵荒，办理不前，又因专管提督的官员更替不常；况且部院关于征收、免除的明文不一，百姓不肯输纳，官府受到牵制，难以施行，因此拖延下来。如果不预先把上述情况转达，实在恐怕查究起来会牵连臣而造成不便，以上缘由备文呈到臣这里。臣私下考察，江西钱粮之所以百姓不肯缴纳、有关官司之所以难以追征，各有三项原因；但追究最终责任，实在应由臣承担。为什么呢？宸濠叛乱时，首先发布伪造檄文，宣布免除租税，以此笼络人心。臣当时在邻近府郡起兵，担心他煽惑百姓，立即向远近发文，宣扬朝廷恩德，宣布减免租赋，答应上奏请求免除，并晓谕君臣名分，激发百姓的忠义之心，于是百姓中的壮丁出战，老弱留守。后来旱灾更加严重，百姓困苦更加紧迫；然而百姓没有立即离散，是因为臣既已上奏请求免租，虽然明确诏令还没有下达，大家都认为朝廷一定能够免除租税，还可以忍死等待。危急时用免租来诱导百姓竭尽死力，事情平定之后却又向百姓征取，人人心怀怨愤不平，这是他们不肯缴纳的第一个原因。等宸濠之乱稍稍平定，大军又随即到来，供给粮饷更加繁重，征求索取更加急迫。百姓颠沛困顿的情况，臣在前一奏中已经略有说明；百姓承受不了这种苦难，强壮者逃亡成为盗寇，弱小者藏匿而作奸，随后水灾又来助长祸患，千里之内的百姓都成了鱼鳖，沿途号哭，喧闹请求赈济。

译当时臣等既没有府库储备，也没有粮仓可以发放，因此除了上奏请求免除租税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安抚慰劳、平定百姓。百姓纷纷侧目相视，互相议论，说性命就在旦夕之间，你们不能救我们，却只说免税免税，难道还能等下去吗？他们心里以为，免税本来已经不必再说，只是还怨恨官府没有办法赈济他们。后来既不能赈济，又反过来追征税粮，百姓的怨恨更加深重，不平更加厉害，这是他们不肯缴纳的第二个原因。大军驻扎省城时，臣等奔走听命，日夜不得闲暇，也以为既然已经有前面的奏请，赋税必定在免除之列，便不再申请。那时巡抚苏松等处都御史李充嗣上奏说，江西首先遭受宸濠之害，请求把该年的税粮、军需等项一律停止征收、免除；户部复议题奏，奉圣旨说：各受灾地方，着令抚按官严督所属用心设法赈济，钦此。又有给事中王纪奏请，户部复议题奏，奉圣旨说：这些地方确实疲困到了极点，自正德十四年以前的一切钱粮，如果确实是百姓拖欠未完的，都准许暂且停止征收；还要令各有关官司设法赈济，不得把它当作空文，钦此。以上都已恭敬遵行。有关部门将咨文发来时，臣等正苦于百姓喧闹不止；咨文一到，就像替倒悬的人解脱，立即向百姓宣布。百姓听到后欢声如雷，互相传告，不到一天一夜，深山穷谷无不全部知道。从此以后，他们坚守免租的说法；即使部使亲自督察，或者派人下乡催促，百姓都认为是欺骗，群起驱逐捆绑催征人员，催征的命令再也无法实行，这是他们不肯缴纳的第三个原因。郡县官员亲眼见到百姓的困苦，又正逢震荡危急的日子，害怕百姓发生变乱。起初只怕百姓不相信免租的说法，指天画地，发誓一定不会食言；后来时局稍稍平定，却完全反过来变更说法，重新征收，本来已经无法再从他们口中说出，何况还要鞭打捶挞他们，他们哪里忍心这样做呢？这是官府难以追征的第一个原因。三司各官，旧任官员有的已经被贼军胁迫，新任官员又陆续到来；到任时正逢骚乱，分别承担供应任务，四处迎送，官员离开职守，吏员失去本职，彼此纠纷争执，事务没有专人负责，好像许多双手在乱丝中杂乱抽动，东边牵扯、西边羁绊，不知道头绪。后来部使突然到来，想在一两个月内督促全部办完，即使神运鬼搬也做不到了，这是官府难以追征的第二个原因。既然先前背弃信用而行事，形势已经不顺；如果民间还有可以征收的粮食，实在不得已时，剜肉剥皮般强取，狠下心来的人或许还能够办到。然而百姓的创伤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实际上已经没有可以缴纳的东西了。夫妻离散，抛弃子女，卖掉儿女，有耳朵的人不忍听，有眼睛的人不忍看。像这样还一定要把他们驱赶到死地，难道能够实行吗？这是官府难以追征的第三个原因。百姓不肯缴纳既然如此，官府难以追征又是这样；后来部使亲自到来，坐在那里把追征一事催得比风火还急，百姓的怨言诽谤纷纷涌起，气势汹汹地想要作乱，如同将要决口的堤坝。臣当时担心发生意外变故，认为各官与其激成地方祸乱，使国家无益，自己又横尸荒野，给朝廷留下忧患，哪里比得上暂且安定地方，宁可由臣一人承担迟延怠慢的罪责呢？于是告谕各官追征不要过急，以舒缓百姓的怨气。各官对内受到部使逼迫，对外又被穷困百姓困扰，上面催调，下面安抚，如同处在将要倾塌的房屋下面，向东支撑西边便倒塌，前面支撑后面便崩坏；他们强作姿态承受凌辱责骂，捂住耳朵听着怨恨的言语，亲自奔走于民间，在田野乡里劝说百姓，晓谕京城粮储不可缺少，说明国家财政有不得已之处，有时还转而劝他们借贷。有时教百姓典当财物，强忍捶骨剥脂般的痛苦，榨取他们的血汗；闭上眼睛面对析解尸骨、食用子女般的惨状，责令他们偿还拖欠。总计江西正德十四年折征军用本色米八万石、折色米三十二万石、改折米一十七万石。臣起初估量形势，认为绝不可能征完；后来数月之间，竟也陆续起解完纳，这全都出乎意料。各官实在处境窘迫、事务艰难，疲惫困顿已经到了极点，也可以说劳苦而有功。如今听说部使要上奏弹劾他们，而且将不能免罪，臣私下为他们感到冤屈。古人中本来有催征赋税政绩拙劣，便自己列入下等考核的；也有假传诏令打开粮仓，愿意承担罪责的。各官因这件事获罪，本来也是他们甘愿承受的。但开始因叛乱、旱荒而上奏请求免除的人，是臣；后来因水灾、兵乱困苦而再次上奏请求的人，是臣；再后来因为朝廷两次下达停止征收、赈济借贷的诏令，而向众人宣布的，也是臣；又后来担心激成祸变，告谕各官权宜缓征的，还是臣。这样看来，各官的罪，都是臣的罪。如今让各官承担迟延的责任，唯独臣侥幸免罪，臣私下以此为耻。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担心京城粮储空虚，想要加重对征收逾期者的罪责，因而议论罚俸、降级，这大概是忧虑国家、忠于君主而不得已的做法，难道他们就不顾念江西百姓的困苦和各官的为难吗？只是为了警戒众人、完成事务，惩治前者以警戒后人，本来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正如所谓救火烧身的祸患，来不及顾惜毛发焦损；治疗心腹的疾病，不能避开针灸的痛苦。伏望皇上怜悯各官的罪责出于形势所迫，特依灾伤赦免的典例，宽宥他们。这样法律虽然似乎有所屈曲，事理也并没有被枉屈。如果认为命令开始施行后不应随意挠曲，那么各官的罪责实在是由于臣造成的，臣愿请求削贬臣的俸禄官秩，放还田里，以伸张国家法议。这样不但情理和法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臣也可以借江西百姓之事，免除欺骗上级、隐瞒下情的羞耻。臣不胜惶恐，等候治罪之至。因这是征收秋粮迟延、请求待罪的事理，特具奏本请示。巡抚地方疏【正德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译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奉臣的查验文书：查得本院前任巡抚衙门近来遭遇兵火，已经毁坏；加上地址偏僻狭窄、地势低洼，每逢大雨洪水便遭浸灌。现在本院寄驻在都司、贡院等处衙门，迁徙不定，没有固定居所，人员也没有固定方向，妨碍政务，损害体制，实在非常不便，应当议定另行择取地址。为此抄录案卷发回本司，立即会同都司、按察二司官员，从长计议，查考省城官民房屋中没收入官的房屋，以及已经革除、毁坏的各衙门中可以拆修改造的房屋，把议定的方案呈来裁决，不得违误。遵奉命令，会同都指挥佥事王继善、按察使伍文定议定：前述衙门先年建在永和门内，偏处一隅，地势低洼，靠近东湖，一遇大雨便遭水淹；近来又因大军驻扎，人马践踏，全都倒塌。又查得巡按衙门也都年久朽烂，狭窄逼仄，难以居住，想另择地点建造。但如今地方经过兵乱灾荒，从官府取得则官库空竭，从百姓征取则百姓穷困财尽，反复思考也无从筹措。查得承奉司和织造机房各有一所，都是没收入官的房产，如今都空闲，地势较高，规模也较大；不如呈请将承奉司暂时改作都察院衙门，将机房改作巡按衙门，委派官员勘察估量，趁时修理。这样工费不多，百姓负担也较轻，实在是两全其美。上述缘由详细呈到臣这里。查得先前因筹划地方事务，臣曾会同巡按御史唐龙议奏，请求将查抄宁王府及各贼党所得的田地房屋，交由布政、按察二司掌印官以及守巡官、府县官员据实复查；确系侵占百姓的，依照诏书规定，分别归还原来的业主；并将其中内官房屋酌情改作城楼、窝铺、衙门，其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共同按照当时估价变卖，将所得银两收入官府，先拨补南昌、新建二县的折征军粮、淮安京库折银粮米以及王府禄米；有余则收贮在布政司官库，以备紧急之用。此事具本题奏后，尚未奉到明确批复。如今呈文到来，查照各项衙门确已毁坏，正值兵火之后，百姓穷困、财力耗尽，重新建造实在困难。如今该司议定暂时改用前述没收入官的房屋，不费官府钱财，也不劳烦百姓，工程省、事情易办，确实两便，似应准许这一议议。除通知该司一面委派官员趁时修整、暂时迁驻以便听理政务外，等百姓困苦已经缓解、财用充足而有能力重新建造时，再行议处。剿平安义叛党疏【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关文称：奉臣批示，据南康府通判林宽、安义县知县熊价、奉新县典史徐诚呈报，都奉本院纸牌以及巡按御史唐龙、朱节等人的计议委派，追剿逆贼杨本荣等人。遵令前后诱捕，并在沿湖各处交战，共擒斩一百二十六名首级；又在杨子桥巢穴中搜获他们原先协助叛逆、领授南昌卫中千户所的印信一颗，合并解送呈报。奉批示，命按察司会同都司、布政司二司官员，将解到的贼人首级登记查验，审讯贼犯，查明罪状，解送军门，以凭遵照钦奉敕谕的事理，立即斩首示众；有功人员分别评定等级，呈报后给予赏赐办理。又承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批示：命按察司会同各掌印官审查究问，并把有功官役和阵亡人员查明，具写供状呈报。又承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节批示：查得各罪犯恶贯满盈，以致劳烦提督衙门调兵擒剿，事情重大；按察司应查勘明白，其中如有出于胁从、情有可悯可疑的，一并具文呈报。遵照办理后，会同都指挥佥事高厚、左布政使陈防等议定：贼犯杨正贤等世代凶恶，是鄱阳湖一带的重大祸患，近来又跟从叛逆，幸而逃脱法网，聚众劫囚，抗拒并杀害官兵，罪恶滔天，远近都已传闻。通判林寛等能够承接并执行既定方略，首先着手缉捕，虽然有小的挫折，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知县熊价到任刚满半月，仓促间偶然处在事变冲击的正面，最终仍能有所准备，擒获了许多贼人。典史徐诚奉调领兵破贼，恰好击中了敌人的机要防线；署都指挥佥事冯勲鼓足勇气向前进攻，贼人于是溃败逃散。典史周祐暗中谋划使贼党离散，其隐约可见的功劳迹象，不可抹去。合应呈请裁决：将署都指挥佥事冯勲、通判林寛、知县熊价、典史徐诚一并优厚犒赏；林寛、熊价仍表彰他们除暴安民的功劳；典史周祐另行赏赐。随征的南昌前卫千户马喜、新建县县丞黄仲仁、南昌县主簿陈纪、安义县主簿崔锭、建昌县税课局大使江象、安义县领哨义官杨震七人协助守护县城；安义县县丞何全、典史陈恒昭负责把守九里三渡；南昌前卫指挥梁端、千户周镇，都应酌情犒劳。其余擒获贼人的官吏、士兵、哨长、保长、总小甲人等，按照近日告示规定，分别按等级一一给予赏赐。阵亡、负伤的义兵程碧、程魁等七人，都应优厚抚恤其家属，发给汤药费用。这样差不多可以使有功的人得到记录和奖励，使人们知道应当受到劝勉；使为国事而死的人得到酬报，使人们没有遗憾。仍应命令有关府县，将逆贼杨正贤等人的妻子、儿女和财产估价变卖，把所得银两用于修筑县城，这尤其便利有益。有关缘由及一同查核过的功劳次序文册，已经关送到本司备案，转呈到臣这里。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据江西按察司副使陈槐关文称：原审问的犯人胡顺以及杨子桥等人的家属、财产，全部查抄后解送上报，呈文已经批给该司查照施行，务必取得确实情况，不得造成亏枉。后来又据安义县申报：依照奉行的命令，捕获杨子桥的妻子周氏、儿子杨华五、杨华七、杨华八、月保以及与其同居的亲弟杨子楼，收监后押解。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时，没想到杨子楼没有捕获，杨本荣带领一百多名徒众，各自拿着枪刀冲击县城。当时巡捕主簿崔锭督率机兵防御，那些贼人势力凶猛，打入监狱大门，劫走杨华五等人以及原先在监的杨正江、杨绍鉴和其他罪犯胡清等十八人，烧毁总甲张惟胜的房屋，抢掠铺户傅甫七等人的货物。随即召集哨长陈魁四等屯兵，设法擒获杨华五等人，仍旧收监；同时追捕并擒获余贼杨子楼等。现将这些情况一并申报。

译又据通判林寛呈报：首恶杨子荣、杨华二等仍旧筑寨聚集，啸聚作乱。批令按察司会同各官议处。随即据该司呈报：奉命会同署都指挥佥事王继善、左布政使陈防、副使顾应祥等议定：杨本荣等人的罪行，依法应当督率军队擒捕；但查访得知，杨姓一族中惯于作恶、参与叛乱的有数人，若军队一概加以诛杀，恐怕善恶不分，因此应命该县再次晓谕杨本荣等赶快投首，这样或许可以辨明杨绍鉴等人的罪责，也可以宽宥杨本荣的情由。若他们负隅顽抗不服，就把惯恶贼党的确实情形申报上来，另行议处。呈文详情到达臣这里。查本院前年驻兵省城，擒剿叛贼以后，就想调兵扑灭逆党杨子桥等人。因为查访得知各犯的亲族中也有许多善良之人同居在一起，若大军一到，难免玉石俱焚，所以一时迟疑。后来杨子桥等人自行投奔军门，本院仰体朝廷爱惜生灵的仁德，正想保全一方百姓，当即遵照诏书黄榜办理：对杨子桥等人酌情加以杖责，释放回家，晓谕他们改恶从善，其余党恶一概不再追究。后来因押解进京，逆党刘吉、陈贤等人不断供出牵连者，朝廷的意思是想再次发兵加以诛杀；但这样又恐怕失信于臣下。如果于是置之不问，那么同样参与叛逆的人却受到极刑、抄没家产，而杨子桥等人独独不稍加惩罚，又凭什么警戒将来呢？所以仍旧释放其党羽，以表示守信；唯独拘捕杨子桥，以彰明刑罚。迁徙和抄没也只涉及杨子桥一人。朝廷这样的处置，可以说仁慈和义理都已经做到极尽了。作为他的亲族党羽，正应感激朝廷浩荡的再生之恩，都应争相出面到官府投诚，表示诚意，彼此分别善恶，洗刷过去的罪愆，显明改过自新的善行。如今却仍然毫不改悔，竟敢抗拒官府，冲击县城、劫夺囚犯，自取诛灭。依法论罪、按情理判断，已经属于必定诛杀而不能赦免的情形；但想到其中善良的人还很多，只是因为杨子桥同居的惯恶之徒，妄以危言恐吓诱骗族人，煽动蛊惑，才造成今天的局面，恐怕也未必都是他们的本心。如今根据三司各官呈文中的议论，也与查访所得大致相同，准许依照所议，暂且不立即发兵，而是批令该道守巡官，先行分别善恶，令其亲族中一向没有同恶的人自行向官府说明，各自另行屯住。那些受胁迫的人，如果能到官府投首，也准许免罪；有能合力擒捕首恶、送交官府的，仍一律给予赏赐；都限在一个月内投首服罪。如果过期不出来，就把各犯背叛的详细情由完整申报上来，以凭据发兵剿灭。同时命令该县及各附近官司，整顿召集兵丁、快手和义勇，坚守并拦截，听候本院进止；仍应印发告示，晓谕远近。后来又据通判林寛呈报：遵照明文，秘密召来杨姓善良户丁杨庸、杨邦十五等七人到官署，向他们说明祸福，给予犒赏，命令他们分别善良之人，只捕捉冲击县城的逆贼送官。于是杨庸等诱捕逆贼九名到县，又擒获贼犯十七名；随即发给牌面，命全县老人分头前往抚慰晓谕，但各贼仍像以前一样筑寨抗拒。后来又擒获贼犯四名，之后听说官府要捣毁他们的巢穴，贼人连夜鼓动挟持邻近族人，约有一百多人，掳船逃入鄱阳湖，想立即率兵追剿；但由于该县空虚，实在担心贼人中途回头冲击，因此不能轻易出兵。除派人飞报沿河保长筑寨防剿外，同时行文府中，督率星子、建昌、都昌的兵力沿湖巡捕。呈请施行等情。据呈文，臣会同巡按御史等官看过，贼人既已进入湖中，善良之人与贼已经分开，正可以四面合兵追剿。除命南昌守巡兵备官选调兵丁、快手外，立即命都司冯勲统领，连夜前去跟踪贼人的行迹，设法剿捕。随即批令按察司，立即通行该道守巡官以及沿湖各有关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体集合兵力防剿追捕，不要让贼人远逃而留下祸患。臣等又考虑到安义县县治单薄，恐怕各贼乘虚回来抢劫，另行发牌调遣奉新县典史徐诚，选兵四百人，秘密从小路连夜前往该县，会同知县熊价协力防剿。又发牌命令各官，在九姓善良人中挑选义勇和武艺娴熟者，并在沿湖各处召集熟悉水性、身体强健、惯于作战的人；各官亲自督领，秘密寻找熟悉情况的乡导，从四路侦察探听，有的跟踪贼迹，有的截断要路，有的回防县治，制造疑兵、设置伏兵，声东击西，一切临机事务都听从适宜情况办理。所需粮饷和赏赐，从司、府库中原来储存的军饷银两内支给；并派官员携带令旗、令牌前去督促押领办事。军兵等人如有在军前不听号令，或退缩拖延，或侵扰善良百姓的，遵照敕谕规定，按照军法处置。各官都必须竭尽忠诚和力量，慎重而勇敢果断，杀贼立功，以使地方安定。如果畏避轻忽，导致贼势滋长、给地方留下祸患，军令俱在，决不能轻易宽贷。事情完毕后，把擒获、斩杀的功劳次序以及有功人员等项一并开列申报，以凭办理。事后，现将上述缘由呈报。查臣先前曾奉钦差敕谕：只要有盗贼发生，就立即设法调兵剿杀，听凭你根据情况处置。钦此，谨敬遵行。除将上述有功官员、出兵人员以及阵亡、负伤等事项，一并准许议定，从南昌府支取本院库中储存的剩余军饷银两；除已经犒赏、给赏和优恤的以外，尚未犒赏、给赏和优恤的，批令该司查照等级逐一补给。贼属男女估价变卖所得银两，也准许用来修筑该县城墙。擒获的贼犯审问明白后，仍押解军门斩首示众。斩获的贼级，命令造册缴报，并通报巡按衙门知悉备案。臣等议定：叛党杨正贤等任意逞凶，倚仗族类繁多，长期在一方作恶，流窜抢掠远近；既已积累世代相传的罪恶，又屡次起兵帮助叛逆，幸免于诛灭后毫无悔改，竟敢攻打县城、劫夺监狱，聚众作乱，恶贯满盈，天怒人怨，于是终于一举被扫灭。对朝廷来说，固然还只是像疥癣一样的小患；对江西来说，却也是毒疮溃决的大患。

译巡按御史唐龙、朱节筹划并监督此事，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陈防等共同商议谋划。都指挥冯勲以及通判林寛、知县熊价等，也都各自奔走办事、效命尽力，在下面合力完成。论定各人的劳绩，都应加以表彰记录。臣守仁在卧病待罪之余，仅剩一息，幸赖诸位大臣，才得以勉强免除罪责。此事关系到剿平叛党的事务，因此专门具本上报。请求顺道回乡省亲疏 臣于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恭敬奉到敕谕，因您过去能够剿平乱贼、安定地方，正值朝廷施行新政之初，特意召用您。敕谕到达后，您可以乘驿站快马赶赴京城，不得有所耽搁。钦此，谨敬遵行，已经于本月二十日乘驿起程。另外私下想到，臣两年以来四次上奏请求回乡省亲，都是因为父母年老多病，恳求暂时回去探望，确实全出于人子迫切至极的真情。当时又正值权奸掌权，防范嫉恨交相兴起，不仅臣愚诚无从自行表白，而且担心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自己遭受含混不明的灾祸，希望能够借事退归，使父子勉强保全性命于窗下。所以当时虽然请求暂时回去，实际上却已有终身退隐山林的打算。后来宗社有灵，上天启佑圣明，陛下入承大统，革除旧弊、创立新政，亲近贤能、任用旧臣；过去那些防范嫉恨臣的人都已经诛斥殆尽，光明的德政兴起，公道得以彰显。臣在这时本来已经欣然改变了退隐逃遁的念头。正当明君贤臣相遇之时，圣人兴起而万物得以看见光明，天下士人谁不仰首而生出入朝观光的愿望？何况臣正处在忧患危险之中，突然得以洗清冤屈，这就像从陷阱中出来而登上春台，其喜悦、庆幸和感激哪里只是平时的百倍？难道臣不想早晨出发、晚上到达，以畅快实现臣拜舞踊跃的私愿，回报陛下眷顾和向往的诚心吗？只是臣的父亲既年老又有病，近来又遭遇诬陷构陷的灾难，危险、疑惧、震惊、恐慌纷纷而来，早晚常有父子来不及相见的痛苦。如今幸而脱离并洗清祸咎，重新见到天日，父子之情本来就想见上一面，叙说悲惨离隔的情怀，享尽粗茶淡饭相对的欢乐。何况臣取道钱塘，绕道经过乡里，只停留一天；对于深厚的亲友之情，尚且不能不被感情牵动，更何况父子的天性之爱，又加上多年来苦切的思念呢？所以臣这次出行，冒罪回乡省亲，也是情理上必然不能停止的事情。然而不把这件事明白请求朝廷批准，私下偷偷前往，这是欺骗君主；害怕延误获罪而忍心割舍对生身父亲的感情，这是忘却父亲。欺君是不忠，忘父是不孝，世上本来没有不孝于父亲却能够忠于君主的人。因此臣冒着获罪的风险恭敬请求，伏望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包容成全臣的曲折情由，特别宽免臣延误奉命的罪责，使臣能够稍稍伸展乌鸟反哺的私情。臣即使死了，也将图报并永远铭记。臣惶恐、恳切至极，难以胜言。辞免封爵、普遍施恩赏赐以彰明国家典章疏【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谨奏：为辞免封爵、普遍施恩赏赐以彰明国家典章之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陆续收到兵部、吏部的咨文，都是关于防备声誉之事。其间曾题奏奉到圣旨：江西反贼已经剿平，地方安定，各有关官员功绩显著。你们部里既已会同官员集议，就应明确分别等级。王守仁封伯爵，授给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仍照旧参与机务。钦此。王守仁封为新建伯，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仍兼任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与机务，每年支给禄米一千石，三代及妻子一并追封。钦此。前后有关咨文送到臣这里，臣都恭敬遵行。臣听到命令，惊惶得不知所措。私下想到，臣凭平庸之才错误地接受国家恩典，正德初年曾因狂妄言论被斥责，先帝察知臣没有别的意图，随即加以收录，屡次升任清贵显要的官职，错误地承受了统领军队的重任，又冒昧承当巡抚之职。后来正遇宁藩开始叛变，臣当时恰好遭逢祸乱的锋芒，按道义本应死于危难，却不顾力量与之抗衡，幸赖朝廷威灵，才侥幸没有失败。后来诬陷的言论纷纷而起，臣又陷入不可测的危险，臣的心事还来不及自行表白，先帝便已经驾崩，臣没有门路申诉。幸而上天启佑圣明，陛下登临大位，把臣从覆盆之下救出，使日月的光明照到臣身上；对臣怜悯慰劳，极其殷勤，下诏体恤臣像乌鸟反哺一样的孝情，使臣得以回乡省亲；推行大孝的仁德，优厚地加以存问，破格升迁，授予南京留都统领军务的职任。臣恳切上疏辞免，慰问的诏令反而更加殷勤。从前的名臣和贤辅，很少有能从君主那里获得这样的待遇，何况臣卑微浅陋，又怎能承受这些呢？如今又加以尊贵的封爵，臣担心功劳不足而赏赐太重，没有实际功劳却冒领名位，忧虑灾祸和失败将要到来。君主连皱眉和微笑这样的细微恩意，都不应赐给不肖之人，何况如此重大的爵位和赏赐呢？臣下侍奉君主，应当先办事而后享受俸禄；俸禄尚且不应妄受，何况封爵呢？况且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理由有四条，但也不敢不为陛下陈述其中实情。宁藩不轨的谋划，积蓄了十多年，蓄势等待时机发动，却不到一月便失败，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上天的意旨，是厌恶动乱、希望太平，要启发陛下的圣明，以成就中兴太平的事业，所以使他的谋划受挫、夺去他的魂魄，这本来就是上天所作的。臣却想冒领这一功劳，就是窃取上天的功劳。这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一个理由。宁藩尚未叛变以前，朝廷本来已经暗中察觉他的谋划，所以改任臣为提督，授予臣便宜行事的权力，使臣据守上游以控制他的势力。因此臣虽然仓促遇到变故，却能够相机调兵与他作战。当时在帷幄中谋划的臣子，有大学士杨廷和等；有关部门负责调度的臣子，有尚书王琼等。这些人都预先有防备御敌的谋略，就是所谓发纵指示之功。如今这些大臣还没有得到显著褒奖，臣却独自冒领重赏，这是掩盖别人的善功。这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二个理由。叛变刚开始时，声势炽盛，人心疑惧、退缩、沮丧。当时首先率领义军的，除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等人以外，还有知府陈槐、曾璵、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以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人。臣如今不能把其中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有的冲锋陷阵，有的拦截伏击，有的参与谋划议事，有的负责监督记录和办理事务。他们平日的人品或许有清浊高下之别，但就这件事来说，本来都具有舍身效死的忠诚和竭力勤王的功绩，所谓功劳相同、利益一体。

译如今应当按照功劳给予赏赐的人固然已经有了，但没有得到酬劳的人仍然很多。帐下的人员，如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禹、致仕县丞龙光、指挥高睿、千户王佐等，有的假造军中文书来扰乱进退，破坏事机；有的伪造书信进行反间，使将领的心腹离散，瓦解其党羽。这些暗中的谋划和秘密计策，有许多是各位将士所不知道的，他们所经历的辛劳艰难，也有许多是各部领官从未经历过的。臣在先前的奏本中，已经不敢琐碎地一一烦扰圣听；如今听说记录功劳的文册又被重新编造，删削了许多内容。其余的人，有的奋力作战而死于刀箭，有的冒险犯难而死于沟渠，竭尽力量、施展才能的人尤其无法一一列举。这些都是当时响应号召的人，臣在颠沛仓促之际，如今已经有许多记不起姓名和籍贯。又有举人冀元亨，为臣劝说宁濠，反而被奸党构陷，最终死在狱中。他因忠诚而遭受祸害，替贼人报了仇，抱着冤屈和遗恨，实在是由于臣造成的。即使把臣的全部职务削去，用来补偿冀元亨，也无法赎回这份痛苦；这尤其令人触目伤心，是臣在幽冥之中也无法摆脱的负罪。倡议起兵、调遣军队虽然由臣开始，但仍有预先筹划的人为之指示安排；而合力取得成功，必定依赖众人，所以不是臣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如今各位将士的赏赐尚且多有不相称，臣却独自冒受重赏。这是承袭、窃取下属才能的行为，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三个理由。周公的功劳很大，但那也是臣子本分所应当做的；何况臣这点犬马之劳，又都是偶然遇到机会、侥幸把事情办成的，哪里足以称为功劳呢？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臣错误地担任提督重任，临时充任军职，只求免于无人任事；何况又越级提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已经是冒领超过本分的待遇。并且臣近年来忧患和疾病接连不断，精神昏乱、志意涣散，眼花耳聋，再也没有可以用于世的能力。加上亲族处于危急之中，性命朝不保夕，臣又不衡量德行、估量本分，不知道适可而止，竟冒昧贪求进取，占据并非自己应有的职位，这是忘记自身耻辱。这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四个理由。祸患没有比窃取上天功劳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掩盖他人善功更重的，恶行没有比窃取下属才能更深的，耻辱没有比忘记自身羞耻更重的。这四种情形一齐具备，祸患就会全都招来。因此臣不敢接受爵位，并不是不敢辞谢荣耀，只是为了躲避祸患罢了。伏愿陛下明察臣的辞说出于诚恳，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容许臣以现任官职终老、奉养年老的亲人，勉强在山林间保全残余性命；把原来过分施加给臣的赏赐，普遍施给众人，以彰明赏罚的典章，显明大小功劳，安慰人们对不均的期望，激励将来效忠赴义的臣子，臣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臣承受恩典、感激不尽，恳切愿望至极。因这是辞免封爵、普遍施恩赏赐以彰明国家典章的事务，谨具奏本上报。再次辞免封爵、普遍施恩赏赐以彰明国家典章疏【嘉靖元年】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陆续收到兵部、吏部咨文，其中题奏奉到圣旨：江西反贼已经剿平，地方安定，各有关官员功绩显著；你们部里既已会同官员集议，就明确分别等级。王守仁封伯爵，授给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与机务。钦此。王守仁封为新建伯，赐号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仍兼任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与机务，每年支给禄米一千石，三代及妻子一并追封。钦此。臣听到命令，惊惶而私下恐惧，担心功劳不足而赏赐太重、灾祸和失败将要降临，已经具本辞免。此后到了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收到吏部咨文，说明臣先前的奏请，陆续奉到圣旨：论功行赏，是古今的法令典章，《诗经》《尚书》中都有记载可供考察。卿倡导义举、督率军队，剿除大患，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劳绩值得嘉奖，特意加封爵位，以彰明公义，应当勉力接受恩命，所辞不准，令该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臣因为积累的罪恶深重，祸患延及先人，正忧伤憔悴、形容枯槁，几乎没有死去；听到命令后惊悸战栗，魂魄散乱。后来臣伏在地上沉思：臣凭借微薄功劳冒受重赏，也就是前一奏中所说的窃取上天功劳、掩盖别人善功、窃取下属才能、忘记自身羞耻，这些臣已经详细陈述过了。然而圣旨殷切优厚，唯独加于臣一人，其余人都没有得到采纳和记录，难道江西的功劳果真是臣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吗？朝廷的爵位赏赐，本来是要公平施于天下的；臣却凭一己之身掠取众人的美名而独自承受，这就是臣拥塞、遮蔽朝廷广大的恩泽，使天下产生不公平的期望，罪过不是更加严重了吗？朝廷的赏赐，是朝廷议定的事情，臣不敢僭越干预。至于那些与臣共同协力办事的人，臣却不得不为他们申明实情。古代赏赐不超过时日，是希望人们迅速得到行善的报偿。如今效忠赴义的人，伸长脖子等待，已经三年了；如果对此再不说一句话，事情日渐远去，人心日渐衰退，谁还会替他们陈述呢？所以臣冒昧割舍悲痛、忍住哀伤，冒着斧钺之刑前来申诉。在气息奄奄之中，忽然没有察觉自己的言语已经急躁妄为，也是因为往事有所触动，内心有所激发。臣私下认为，宸濠之变确实起于仓促之间，其气势张扬，积累的威势令人惊恐，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没有不震惊失措的，何况江西各郡县，近在灾难之前，放眼所见都是贼兵，处处都有贼党。在这个时候，臣以寄居异乡的孤身发动事变，其中虽然仰仗朝廷威灵号召远近，但尚未接受巡抚的任命，各官并不属于臣统属；尚未奉到讨贼的诏令，这件事只是出于义举倡导。假使当时各郡县官员果真怀有怕死偷生的心思，只以没有正式命令、各自保守土地为理由，那么臣又能怎么办呢？然而他们一听到臣的调遣，就都感激奋发，有的带兵而来，有的挺身而出。这如果不是真有舍身赴难的义气、竭力报答君主的忠诚，谁肯甘受粉身碎骨、满门诛杀的灾祸，踏入必死之地，来希望获得万分之一都难以期待的功劳呢？既然如此，凡是与臣共同办事的人，都有忠义的诚心。大家同样秉持忠义之诚，共同赴国难，功成以后论赏，却唯独由臣承受，人们将连臣所剩的赏赐也不愿接受了。这就是臣不敢接受的原因。而且宸濠之变，实在是上天暗中夺去他的魂魄，失败得如此迅速；因此功成之后，不能再把共同办事的各位视为无能。假使当时不幸一败涂地，那么粉身碎骨、灭族的惨祸，难道也只是共同办事的人自己承担吗？难道还可以借助众人的议论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罪吗？下属承担必死的危难而赴义，上级就有必须实行的赏赐来报答功劳。

译如今臣独自获得尊贵爵位，而这些共同办事的人，有的得到赏赐，有的没有；有的非但没有实行赏赐，连功劳也一并削去；有的赏赐还没有公布，惩罚却已经先行；有的徒然得到升职的名义，却因此被迫退居闲散；有的被冒加不忠的名号，随即遭到废黜斥退。由此说来，人们又何苦舍身赴义，招来这些喋喋不休的议论，自己求取没有实际意义的祸患呢？还不如退缩躲避，反而可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安享富贵，逃避众人的讥议。那些披坚执锐、亲身参加行伍、按期赴难的人，尚且免不了被处以不忠之罪；那么托故推诿、坐观成败的人，又该如何加以处置呢？如今不议论那些人，却唯独审察这些尽忠之人，已经错了。过去有人踩踏了田地，田主便夺走他的牛，君子认为踩踏田地固然有罪，但夺牛就太过分了。如今有人赶牛来耕种我的田地，已经播种并收获了，却追究他耕种得不够好，又因此夺走他的牛，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某人平素贪婪，有的鄙视某人平素急躁狂妄，所以即使有功也应当压低赏赐，即使有劳也不能抵偿罪过。唉，这也错了。宸濠叛变时，抚按三司等官都被驱赶捆缚，有的死去，有的跟从叛贼；其余大小官职，近处的被拘系，远处的逃散溃败。在那个时候，只要知道有人愿意跟随我，就都可以视为忠义之士，难道还能够追究他们平日的表现吗？何况所谓贪婪和鄙陋，有的出自嫉妒者的言论，未必都是真实的。平时处在安定环境中，经过选择任用，尚且难免用错人，何况是一时仓促聚集起来的队伍，怎么能反而用这些标准一概衡量呢？这样责求别人，难道永远没有止境吗？考察平日的行为，姑且依据贤能与否来激励士风，这是考课的常规典章；比较功劳，确实实行赏罚来振作士气，这是军队中的重大权力。因此，平日行为鄙陋的人，虽然在士人行列中不受尊重，但任用贪婪或诈伪的人，军事事务也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危急紧迫的时刻，关键只在于冲破敌锋、战胜敌人，哪里有空闲预先追究其他事情呢？在那时，即使是有抵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过错，只要能施展才智和力量来帮助我们完成事情，也会任用他；任用了他而事情果然成功，也一定赏赐他。何况这些人同属士人行列，同样具有勤勉办事的忠诚呢？人在平常无事时，握腕击掌谈论，谁不说自己能面对大节、死于大难？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未必到了要死的地步，却有人仓皇失措，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何况在箭石之下、刀剑之间，前面是必死的形势，后面又有灭族的祸患，人们为什么不设身处地想一想，再稍稍体谅他们呢？考课的典章和军队的政务，本来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冲突，但也不能混在一起施行。如今一个人正有可以记录的功劳，我们姑且立即实行对他的赏赐就可以了。即使他过去有过错，也可以凭借今天的功劳抵偿；只应依据明显可见的事实，不要深究隐约而不可见的事情。赏赐已经实行，如果这个人的过错仍未改正，再接着实行贬黜和谪降。人们将会说：过去因为功劳而赏赐，如今因为罪过而贬黜，功罪明白，劝善惩恶也彰显了。如今却表面上明定军队的赏赐，暗中把考课的意思夹杂其中，人们只看见赏赐还没有施行，惩罚却已经降临；功劳没有记录，罪过却受到加重。这样不能惩创奸邪、警戒恶行，反而只会阻塞忠义之气，满足嫉妒者的心意。譬如把一杯酒倒入河水中，却说河里有酒，也可以饮用并喝醉；如果不是易牙那样的口舌，恐怕无法辨别。这样还想使饮酒的人醉倒，能够办到吗？臣下对于国家的危难，凡是内心希望做到、力量能够做到的，即使肝脑涂地、骨髓熬尽，也是职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些共同办事的大臣，难道敢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向上级邀功求赏吗？只是臣与他们共同办事、共同立功，如今赏赐都集中到臣身上，而他们还有许多人没有得到，臣如果厚着脸皮正直地接受，却不替他们说一句话，就会使朝廷真的把功劳独归于臣，而这些人的功绩也因臣的遮蔽，最终无法在世上显明。而且自从平定危难以来，这些共同办事的人，不只是受到已经被斥退的权奸诬陷、构陷和摧辱；众人嫉恨他们，只以指摘搜罗罪状为快，却从未见有人为他们鸣不平、伸张冤屈。幸而陛下登临大位，赫然发出日月般的光明，英贤辅佐，廓清阴风，鼓动雷电。于是阴暗之气开始消散，鬼魅也暗中消失。然而在覆盆之下，仍有一些人未能自行显露。因此臣敢不避自夸僭妄的刑罚，冒昧替这些大臣诉说他们艰难抑郁的情状。从前汉朝大臣赵充国击破羌人归来，有人劝他谦让，不要夸说自己的功劳，赵充国说：“我老了，爵位已经到顶，难道还会嫌弃称述一时的事功、因而欺骗明主吗？军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老臣如果不趁着余年替皇上说明其中的利害，等我死后还有谁会再说呢？”于是他最终按事实回答。人对于国家尽忠，即使杀身灭族也不躲避，难道反而要躲避自夸功劳的嫌疑吗？臣当初在丰城遇到变乱，是在仓促昏暗之中发动事变，当时哪里能够预先看见功业一定成功，想到会有今日爵禄的荣耀而去做呢？只是因为事情关系宗庙社稷，所以不计成败利钝，舍弃自身和家产，抛弃九族，只求输尽忠愤、以死守节，这就是臣最初的心愿。至于向三军号召，即使以忠义来激励他们，实际上也以爵禄和世代相传的荣耀来吸引他们；以名节来勉励他们，又以恩赏显耀的美好来打动他们，这并不是敢用虚假的话诱骗他们。臣认为，如果功劳成功完成，那么这些爵禄恩赏也是国家通常的典章，按道理必然会有。如今臣接受特殊赏赐，而众人却有许多没有得到，就是臣用虚言欺骗下属，使众人竭尽性命共同完成事业，掩盖众人的美功而独自取得，见到利益便忘记信用；开始以忠信相待，最终却变得贪婪卑鄙，对外欺骗下属，对内违背初心，臣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们呢？所以臣不敢独自承受特殊赏赐，并不是不知道封爵的荣耀，而是认为有比封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肯苟且取得。伏愿陛下明察臣的话，不要认为这是自夸，并因此察看诸位大臣被隐藏的功劳；准许臣的辞谢，不要认为这是虚伪，并因此把赏赐普遍施给诸位大臣。如果确实认为他们的赏赐应当薄一些，那么臣也不应独自优厚；如果确实认为他们的赏赐可以优厚，那么诸位大臣也不应最终得到薄赏。江西共同办事的诸位大臣，臣在前一奏中已经略有列举；而且该部已有成册可以查考，臣不敢再次烦扰圣听。臣正在服丧和忧苦之中，本来不是能够多言的时候。但事情不能停止，所以有了这次举动。臣承受恩典、感激不尽，含着悲哀冒死上奏，战栗惶恐，恳切祈求至极。《王文成全书》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