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一【上】

译《四书》。所谓大臣，是用道义侍奉君主；如果君主不能接受，就辞职离开。这样才是承担大臣名分、尽到大臣职责的人。大臣之所以成为大臣，正是因为能够尽到这种职责罢了；否则凭什么称为大臣呢？从前孔夫子因季子然的询问，告诉他子路、冉有可以算作大臣，却认为大臣的职责并不容易做到。大臣的名号可以轻易授予吗？那些居于朝廷之上，成为天子的股肱；处在辅佐匡弼的职位上，成为群臣表率的人，才是大臣。所谓大臣，难道只是因为地位崇高尊贵而与普通群臣有所不同吗？难道也可以只知奔走奉承、顺从君意而与普通群臣没有区别吗？一定要在侍奉君主时，常守德行而不改志；凡是启发君主善心的话，全都是仁义之言；坚持正道而不屈挠；凡是纠正君主错误思想的，都是尧舜之道。不能逢迎意旨、顺从迎合来承受君主的欲望，而必须纠正过失、匡正错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像这样用道义侍奉君主，如果君主听到我的仁义之言却不加以推究，那么就是志向无法施行，难道可以屈身来使道义得以伸张吗？如果君主听从尧舜之道却不肯改变，那么就是劝谏没有被听取，难道可以委曲正道来迁就他人吗？大概一定要奉身退去，以此树立自己的气节，即使有万钟俸禄也不屑接受。所以必定要察见事机便立即行动，以保全自己的操守，即使终日困守其位，也不能做到违背原则。这样，用道义侍奉君主，就能够不使自己的道义受到屈曲；君主不能接受就辞职离开，就能够不使自身受到羞辱。所谓大臣，大概就是这样，哪里是子路、冉有所能达到的呢？我曾经看到孔夫子称许子路、冉有二人，说他们治理国家有才能，那也只是大臣的才能罢了。但在这里独独没有以大臣称许他们，难道只是为了暗中打击季氏的用心吗？实在是因为古代的大臣，入仕时合乎礼，退处时合乎义；而子路、冉有对于季氏，既不能匡正他，又不能离去，那么也只是有大臣的才能，却没有大臣的气节，因此不免被才能所驱使。即便如此，他们与那些被爵禄束缚、不知道适可而止的人相比，不是已经大有区别了吗？内心纯正清明，穿着盛装，非合乎礼的事不做，这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完全做到持守敬意的功夫，就是端正九经根本的关键。修身是九经的根本；假如内外、动静不能专一于敬，那么自身又凭什么修养呢？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关于政事的询问，谈到的就是这个道理，仿佛说：“九经之中没有比修身更重要的，修身只在于以敬为主。假如内心安静专一，没有错杂的私念，心中明净，不被人欲遮蔽，那么内在就达到了精纯专一。戴着冠冕、佩着玉，容貌举止庄重严肃；垂下大带、端正地执笏，仪态威严整肃，那么外在就达到了极度的检束。又必须克制私欲而恢复礼制，使所作所为都合乎节度，不能只在静时存养它。要在私欲刚刚萌发时就遏止它，使行为所遵循的都不违背礼，更必须在行动时加以察验。”这就是所谓完全做到持敬功夫的情形，又哪一样不是修身的方法呢？确实，内在不能专一，就无法制约外在；外在不能整齐，就无法涵养内心。修身之道还不完备。静时不能存养，固然无法树立根本；动时不能察验，又无法战胜私欲。修身之道还没有做到尽善。如今在内控制其精纯专一，在外极力检束，这就是内外交相涵养，自身没有不修好的了。行动必遵循礼而不违背内心的存养，举动必合乎正道而不失去内在的涵养，这就是动静不相违背，自身没有不修好的了。这就是所谓端正九经根本的情形，又哪一样不是以持敬为根本呢？大体说来，九经的次序以修身为根本，而圣学的要旨以敬为先。能够以敬修身，就能做到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了。这大概就是尧舜的道，孔子举出来告诉鲁哀公，正是想在春秋时代复兴唐虞的治理；子思把它接续在大舜、文王、武王、周公之后，也是为了说明他们所传的道理是一致的。后世如果有人能够举而实行，那么二帝三王的治理，难道还会在这之外吗？这本来就是子思的意思。禹想到天下有人溺水，就如同自己溺水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人饥饿，就如同自己饥饿一样。圣人各自都有忧虑百姓的心念，却共同承担责任。圣人忧虑百姓，内心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忧虑百姓，虽然各自依照自己的职分，但把责任归于自身，什么时候有过不同呢？从前孟子论说禹、稷急于救民，推究他们的内心，认为大禹平治水土，虽然所做的无非是疏通河流、导水入海的功业，使百姓能够免于沉溺；然而他急切不安地想，天下是这样广大，自己的足迹尚有未到之地，那么没有治理好的水患必定还有；水势泛滥而未能避免的地方既然还有，那么遭受溺水的百姓也可能还有。百姓陷于溺水，是因为水患尚未治理；我承担治水的责任，若使有水患未治而溺死我的百姓，那么水患淹死百姓，就是我淹死百姓。百姓被水淹死，实际上是我使他们被淹死的，我救他们难道能不急迫吗？后稷教人耕种，虽然所做的无非是按时播种各种谷物，使百姓能够免于饥荒；然而他惶惶不安地想，万民是这样众多，自己的耕种教导本来不能逐一当面传授，能保证没有人不知道吗？百姓种植作物既不能人人都必定知道，能保证没有人挨饿吗？百姓饥饿，是因为谷物没有播种；我承担播种谷物的责任，若有谷物没有播种而使我的百姓挨饿，那么饥荒困厄百姓，就是我困厄百姓。百姓因食物而饥饿，实际上是我使他们饥饿，我救济他们难道可以缓慢吗？禹、稷的心，急于救民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即使处在太平时代，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吧？不过，急于救民固然是圣贤忧虑世事的本心，安于守持自身又是君子自我持守的常道，所以颜子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而孟子认为他与禹、稷是同一道理，确实是因为禹、稷、颜子无不安于自己的位置而行事。后世之人各自拘守一偏之见，做官的把迎合时势当作通达，隐居的把防避世事当作高尚；这就是他们进身时不能忧虑禹、稷所忧虑的事，退处时也不能享有颜子之乐的原因吧？《易》。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而行动，奉行天的时序。

译大人对于上天，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默默与它相契合，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奉行它。大人与天本来就是合一的。那么，默默契合和奉行天道，难道还有先后之分吗？从前《文言》申说乾卦九五爻的意义，谈到这个意思，说大人与天，形体虽然不同，道理却没有差异。从他先于天时这一方面说，时机尚未到来，道理隐伏在无形之中，天还没有作为；大人却先于天而行动。一定要筹划经营来创始端绪，内心所希望的，暗中与道相符；裁制成就来创立开端，心意所要做的，默默与道相契。比如五典尚未建立，由我来创立它，却与上天所排列的相互吻合；五礼尚未制定，依据义理创制它，却与上天所安排的没有差别。上天什么时候违背过他呢？从他后于天时这一方面说，时机已经到来，道理显现于现实之中，天已经有所作为；大人便后于天而奉行它。一定要穷究神妙来继承天的意志，对本来具有的道理恭敬承受而不违背；知晓变化来叙述天的事业，对应当施行的道理敬慎遵循而不违背。比如上天已经排列五典，大人建立政教来引导百姓，五典便由我而得以敦厚；上天已经安排五礼，大人制定等级节文来整齐百姓，五礼便由我而得以施行。我什么时候违背过天呢？所以，先于天而行动却不违背天，大人就是天；后于天而奉行天，天就是大人。大人与天，难道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事物吗？这大概就是九五爻所谓“天下之利见”吧？大体说来，道没有天与人的区别：在天叫作天道，在人叫作人道；分别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个。众人受形体束缚，只知道有各自的分限，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于是开始与天地不像了。只有圣人纯粹遵循义理，没有人欲的私心，他的形体就是天地的形体，他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天地所做的。所以说，遵循义理就与天合而为一。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便取法于它们。天地显现自然生成的数，圣人取法它来制作经典。经典的制作绝不是徒然的。天地如果不显现自然的数，圣人又凭什么取法它来制作经典呢？《大传》谈到卜筮而推究圣人创作《易》的缘由。它的意思大概是说，《易》的作用不超出卜筮；而《易》的创作，则取法于河图、洛书。因此，通达天道的是河图。伏羲时代，上天降下祥瑞，龙马背负图从黄河中出现。图中的数，是以五个生数统摄五个成数，并共同处在各自方位，这构成数的本体。居于地中的，是洛书。大禹时代，大地呈现祥瑞，神龟背负书从洛水中出现。书中的数，是以五个奇数统摄四个偶数，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这构成数的功用。河图、洛书既然出现，圣人怎样取法它们呢？伏羲取法河图来画卦，虚置五和十，作为太极。把二十个奇数与二十个偶数相加，以一、二、三、四构成六、七、八、九，于是阴阳两仪、四象的形体建立起来。分开四方的组合，作为乾、坤、坎、离；补足四隅的空缺，作为兑、震、巽、艮，于是八卦的位置确定。这些无穷变化的奥妙，哪一样不是以河图为根本呢？大禹取法洛书来排列九畴，把中间的五充实起来，作为皇极。一是五行，二是五事，三是八政，四是五纪，排列在前面的有次序而不混乱。六是三德，七是稽疑，八是庶征，九是福极，排列在后面的有条理而不紊乱。这种先后不可更改的次序，哪一样不是以洛书为根本呢？唉！圣人创作《易》，它的根源出于天，就是这样；这大概也是卜筮之所以能够施行的原因吧？大体说来，河图、洛书互相配合，八卦、九章互为表里。只是伏羲先得到河图来画卦，不需要等待洛书；大禹独自得到洛书来排列九畴，也不必考察河图。若追根究底地说，洛书固然可以用来制作《易》，河图也可以用来制作《洪范》。又怎么知道河图不能成为洛书，洛书不能成为河图呢？唉！道理的区别和分化，如果不是深通造化的人，谁能知道呢？

译《书》。王啊，努力彰明盛德，在百姓中建立中正之道，用义理裁制事务，用礼制约束内心，为后代留下宽厚的福泽。我听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才能成为王。” 大臣告诫君主，既勉励他修养君主之道、把福泽留给后代，又一定以尊崇师道来证明并成就这番功业。君主之道的修养，没有不尊崇师道而能够达到的。大臣这样论说，也算善于告诫君主了！我想他的意思仿佛是说：更新德性固然是归附人心的根本，建立中正之道才可以尽到君主的责任。我们的王一定要勤勉从事明察此理的功夫，以彰明自己的德性，求得中道的完整体用，并由自己建立它，使它成为百姓的最高准则。保持日益增进的敬意，以彰明善道，尽力发挥中道的精微作用，并由自己树立它，使它成为天下的标准。然而，中道究竟从哪里建立呢？中道表现在事务上，必须用我的裁断来制约它，使行动没有不合宜的，然后它的作用才能施行。中道存于心中，必须用此理的节制文饰来制约它，使静守时没有不正，然后它的本体才能树立。这样，难道只可以在百姓中建立中道而已吗？本宗和旁支延续百世，都能承受美好的典范于无穷，而建立中道的作用绰绰有余。子孙成千上万，都能仰赖遗留下来的法则而不致坠失，而推行中道的范围广大无边。不过，这一道理若不学习便无法达到。古人说，传授道理是老师的责任；君主如果能够虚心接受他人意见，不违拂、不抗拒，道理就能获得于自身，成为建立准则的根本，王业也会更加昌盛广大。考察德行是老师的职责，君主如果真能心甘情愿、安然接受教诲，没有违背拒绝，德性就能成就于自身，足以成为树立准则的基础，王业的根基也会日益开拓。因此，君主之道修养好，影响才能深远；师道树立起来，功业才能完成。我们的王难道可以不在这方面勉励自己吗？再反复考察仲虺这一章的防范之意，“勉励德性、建立中道”，是“诚信地把握中道”一语的余绪；制约内心、制裁事务，是制约外在、涵养内心的遗法。至于“能够自己得到老师”这一句话，又是心学的格言、帝王的大法则。仲虺的学问，对于尧舜相传相授的道理，领会得很深。孟子叙述道统传承，说伊尹、莱朱是亲眼见到并且有所知晓的人；而解说者把莱朱认为就是仲虺，这确实可信吗？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只任用贤良之士。大臣勉励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关键只在于严格地远离小人，专一地任用君子。君子和小人的任用与舍弃，天下的治乱都系于此。君主建立政事，难道能不严格对待小人而专心任用君子吗？周公告诫成王，意思难道不是说：建立政事固然在于任用人才，但任用不当的人正是扰乱政事的原因？吉士不可舍弃，憸人不可任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使一切治理百姓的事务不至于苟且因循，那么施政的详细工作本来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又将从哪里选取人才呢？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使一切所谓事务和法令不至于懈怠废弛，那么处理它们的繁重工作也不是一人独力能够完成的，又将任用什么人呢？一定要对憸人，除去而不任用；对吉士，任用而不怀疑；这样政事才没有不能建立的。所谓憸人，是行为虚伪却固执，能够掩饰自己的欺诈；言论错误却善辩，能够扰乱真实的人。不把他们远远排斥，就会妨碍我们的政事。一定要严密防范，堵塞他们侥幸进入的道路；谨慎选择，杜绝他们急于求进的门径，不让他们伤害百姓、破坏政事、扰乱法令。所谓吉士，是守持恒常的德行，利害不能使他恐惧动摇；怀抱坚贞吉善的操守，事变不能使他动摇的人。不任用他们，就无法成就我们的治理。一定要推行诚信，使彼此互不猜疑；加强委托，使始终没有间隙，务必使他们能够安定百姓、成就政事、使法令平正。唉！严格地除去小人，小人就无法伺机钻营；专心地任用君子，君子就能够成就功业。国家的治理，大概就在于此吧？再考察《尚书》，禹、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告诫君主时，谈到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总是特别着意。君主德性的盛衰、世道的升降，根源都出在这里，并不是小事。秦汉以来，议论政事的大臣，很少知道这个道理。只有诸葛孔明说：“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他的意思唯独与这里相合，所以评论者认为他是三代遗留下来的贤才。《诗》。没有闲暇休息起居，是因为玁狁的缘故。戍守的人自己说：“劳苦没有停息，是因为祸患没有停息。”玁狁的祸患不能不防备，那么戍守服役的劳苦，自然有无法避免的地方。君王在派遣戍卒时，代替他们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谓叙述他们的实情，用义理来劝导他们吧？这首诗的意思大概是说，人固然有想要休息的情感，但也有不容停止的义理。那休息的快乐，难道我偏偏没有这种心情吗？安闲起居的舒适，难道我偏偏没有这种念头吗？实在因为王命派我出戍，我的身体既然已经归属军旅，情势就不容许我自行方便。因此，我局促在军队行列之间，奔走在风尘之下；军队出动必须遵守纪律，号令又极其严明，哪里敢违背军法？服役期限和轮换日期是固定的，哪里敢迟延？所以我虽然有休息的心情，却实在没有空闲；虽然怀有安闲起居的念头，也实在无暇顾及。然而，这难道是上面的人故意想困苦我吗？难道是我的君主一定要劳苦我吗？实在因为玁狁扰乱中原，这次行动根本是为了保卫百姓，义理上不容停止。它侵扰边疆的祸患虽然也有时无常，但凌辱中原的野心，实在不能任其滋长。假如让它肆意猖獗，腥膻之祸，难道只会发生在朝廷吗？如果它乘隙暗中发难，那么百姓遭受涂炭的痛苦就会随之而来。我不能休息，没有别的原因，无非是为了保全安定家室、防备玁狁；我无暇安闲起居，也没有别的原因，无非是为了使中原安宁、防御外寇。唉！周王叙述戍卒辛劳悲伤的心情，又用抵抗敌人、勤劳王事的义理来劝导他们，周王因此派遣戍卒，这大概就是他们劳苦却不怨恨的原因吧？大体说来，君主治理国家，好战就会灭亡，忘记战争就会危险。所以用兵虽然不是先王愿意采取的办法，但关于整治军备、准备作战的教训，也不敢延误。看这首诗中派遣戍卒的情形，不仅可以看出周王重视百姓劳役，具有怜悯哀恻、不忍停止的深情，也可以看出周王平日防御玁狁，大概没有什么不做到的。因此，玁狁在三代时期，终究不能大肆施行毒害。后世无事时懈怠，有事时张皇失措，戎患不能安定，也是有原因的吧。孔大而且高大，使万民顺从。

译新建宗庙的制度，是为了顺应人心。这是诗人颂美鲁侯的话。君主的举动，应当以民心为心。鲁侯修建宗庙而能够顺应民意，诗人怎么能不歌颂赞美他呢？鲁人赞美僖公修建宗庙，作了这首诗；这里说的是，我们公修建宗庙，木材都采用甫地的良材，规划设计也耗尽了奚斯的心力。意思是说，宫室低矮简朴，足以供自己居住，却不是为了对鬼神尽孝吗？那么新庙建得很高大，也是应该的。茅屋简陋，足以使自己居处，却不是为了恭敬奉祀先祖吗？那么新庙修建得很宏大，也不算过分。因此，从前低矮的地方如今增高，使建筑高耸而形制极其巍峨；大概就是所说的“革新而飞动，极其高大而修长”。从前狭窄的地方如今拓宽，使规模宏阔而深远；大概就是所说的“宽广如棋局，且高大而宏伟”。不过，宗庙制度达到极美，难道只是为了竭尽我公的孝思吗？实际上是为了顺从万民的仰望。周公这位皇祖的德泽遍及下民，原有宗庙如果不相称，本来就是他所愿意改建的。如今建得极其高大，也只是顺从百姓的愿望。德泽流传后世，宗庙如果不修缮，本来就是他所愿意修治的。如今建得极其宏大，也只是顺从我百姓的愿望。因此，从前对宗庙不相称而感到遗憾的人，如今都欣然快意地看到了它，无不认为宗庙建得高大是适宜的，并不过分。从前因宗庙没有修缮而产生怨言的人，如今都欣喜满足了愿望，无不认为宗庙建得宏大并不过分，是合宜的。唉！上面修缮了宗庙，下面民心得以顺遂，那么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举事的善美，也可以想见鲁公的贤德。再考察鲁国先君，从伯禽以下，他们用来怀柔养育百姓的，无非是仁爱忠厚之道。周公的功德尤其能够覆盖浸润百姓，所以百姓长久不忘。即使只是修缮一座宗庙，也一定要追溯先世的恩泽加以颂扬祈祷。到了秦汉干戈交战之际，鲁人尚且没有废弃弦歌诵读，以礼义为根本，坚守节操而死，汉高祖也不敢加兵。圣人的恩泽真是深远啊！《春秋》。楚子进入陈国【宣公十一年】。楚子包围郑国。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交战，晋军大败。楚子灭掉萧国。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共同在清丘结盟【均见宣公十二年】。外来的军队行动合乎道义，而霸主之国自行防卫，它的威势已经可以贬低；外来的军队肆意侵犯，而霸主之国只是徒然抵御以维持信誉，就尤其值得讥刺。楚国以争夺霸权为目的，而晋国失去了对待它的正当方法，《春秋》因此从两方面显示其褒贬之法。自从晋景公没有控制中原的谋略以后，楚庄王开始有了窥伺北方的图谋。先是悬陈以讨伐罪人，夏征舒于是被杀；接着进入郑国，因为郑国背叛自己，潘尪于是与之结盟。一件是讨伐晋国尚未讨伐的，一件是平定郑国希望平定的。虽然不免借武力假托仁义，但其义理是公正的，言辞是顺理的。晋国想要压制楚国，必须修明德政以等待时机，观察对方的破绽再行动，这才可以。可是它却发动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并由荀林父统率。楚子已经撤退，荀林父却还想与他交战；先縠违背命令，晋国又不能依法处置他，于是导致邲之战。晋军败退而不能支撑，既然主掌晋军的是荀林父，抛弃晋军的也是荀林父，那么责任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春秋》在陈国称“入”，在郑国称“围”，是为了减轻楚国的罪责；至于邲之战，却只记载荀林父作为主将，是用来表示失去军纪、不能防护军队的戒惧。自从晋国的威势衰弱以后，楚国的势力更加张大。攻打萧国还不停止，又包围它的城；包围萧城还不停止，又击溃它的军队。楚国凭借吞并小国的威势，令人恐惧，竟然发动撼动中原的谋略。这说明它不能用礼制约束内心，志向已经满足，军队已经滥用武力。晋国想要抵御它，必须信任任用仁人贤者，修明政事，这才可以。可是它却结成清丘之盟，并由先縠主持。不能在行善方面坚强努力，只是杀牲取血来歃盟；不能使群臣折服，只是向鬼神求取保证。因此，清丘之盟也随即败坏，晋国最终不能与楚争胜。既然主持这次盟会的是先縠这个将领，参加盟会的是各国卿大夫，责任又能归到哪里呢？《春秋》不称“萧溃”，特意只写“灭”，是为了断定楚国的罪；至于清丘之盟，则类举贬斥各国卿而直书其人，用来表示谋划国家却失职的戒诫。唉！楚庄王假借仁义，晋景公失去防备，不用言说，已经清楚地表现在《春秋》的书法之中，这就是《春秋》如同造化、能够化育人的地方吗？再进一步说，仗义执言，是桓公、文公用来控制中原的办法。晋国主持中原盟会，虽然世代守持这条道，仍不免成为三王的罪人；如今又连同先人的家法一起抛弃，只急忙防御狄人、攻打郑国，却把讨伐陈国的机会留给楚国，使楚国能够在辰陵向诸侯炫示威势。这样看来，当时即使邲之战没有失败，清丘之盟没有破裂，大势本来已经归属楚国了。唉！孔子请求鲁哀公斋戒沐浴，鲁哀公没有采用；董公建议穿缟素，却被汉高帝采用，于是汉朝兴起。我对此又深有感触。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昭公五年】。

译《春秋》记载外来的军队，并且特别提升远方之人的称谓，是因为事情有可以肯定的善处，而同类之人通常又没有可以完全断绝的道理。大概君子愿意成人之美，而世俗同类之论也不废弃。那么，徐、越跟随楚国攻打吴国，而《春秋》提升它们的称谓，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庆封被杀之后，楚国已经被吴国记恨；吴国东部边境告急，吴国又因此怨恨楚国。到此时，楚子内联诸侯，外联合徐、越，发动攻打吴国的战役。然而怎样看出这件事有可取之处呢？庆封的罪恶使他成为齐国的罪人，吴王收纳他并安置他，这是助长恶行；楚子擒获他并杀掉他，这是讨伐罪恶。彼方理曲，此方理直，公论当时已经十分明显。可是吴王违背义理发兵，使三座城邑的百姓陷于困苦，以报复朱方的怨恨，难道不是夷狄之道吗？楚子率领诸侯攻打吴国，声讨它助长恶行的罪过，追问它违背义理的缘由，这就是以有名义讨伐无名义，以无罪讨伐有罪。依照“彼善于此”的原则，固然有可取之处。又怎样看出同类之人没有可以完全断绝的道理呢？徐、越是从华夏变为夷狄的。徐本是伯益的后代，越本是大禹的后代，先世具有元德显功，曾经与周王室相通。只是后来子孙亵渎礼制而称王，甘心实行僭越虚伪的行为，得罪于典章常法，所以成为夷狄之道。君子端正王法而贬黜他们：对上不让他们与中国等同，对下也不让他们与真正的夷狄完全相同，因为后人的僭越虚伪固然是法所不宽赦的，先世的功德也按义理不能泯灭。按照赏赐延及后世的典制，难道他们是可以完全断绝的吗？事情既有可称善之处，同类之人又不能完全断绝，所以越开始见于经书时，和徐都只称“人”。圣人认为楚国攻打吴国，比吴国的行为善，因此跟随楚国的又都是圣贤之后，进而称为“人”，是可以的。《春秋》对于不轻易断绝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再说，吴、楚在《春秋》中也不过如徐、越而已。吴以泰伯之后而称王，楚以祝融之后而称王，所以《春秋》对待徐、越，也用对待吴、楚的方式：扰乱华夏时就直称其号，仰慕义理时就称“人”；至于侵犯或结盟，也只称“子”，甚至不能用它们本来的爵位相通。那么，对待它们虽然宽恕，法则却从来没有不严厉。如此说来，那些僭越虚伪的人，难道能够逃脱《春秋》的斧钺吗？《礼记》。君子谨慎对待自己用来与人交往的方式。君子所谨慎的，是与人交接的道理。君子与人交往，必定有一定的原则；在这方面不谨慎，怎么能够没有过失呢？记述《礼器》的人，大概告诫说：“观察礼乐，就能知道治理与混乱的根由。”所以君子一定谨慎对待与人交接的具体方式。君子与人交往，难道不在于礼吗？但礼难道一定是玉帛交错相见吗？凡事合乎次序的，都是礼。礼的得失，是人的得失由此显现，所以礼是应当谨慎的。难道不在于乐吗？但乐难道一定是钟鼓铿锵吗？凡事物能够协调和谐的，都是乐。乐的正邪，是人的正邪由此显现，所以乐是应当谨慎的。君子对于和谐有序的德性，固然曾在幽静独处时谨慎涵养；而在接待他人时，也是和谐有序之德显现的地方，怎么能不谨慎呢？君子对于礼乐之道，固然曾在制定礼乐的大事上谨慎；而在与人相处时，也是礼乐之道寄托的地方，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所以君子与人交接时，一个举动的细节仿佛可以忽略，却一定战战兢兢，始终加以约束，务必使它合于礼、合于乐。与人应酬往来时，一句话、一个沉默的细节仿佛可以轻易处理，却一定小心谨慎，常存戒惧，务必使它合乎次序、合乎和谐。交往的对象即使是乡里地位低下的人，而自己的谈笑最终也能使对方肃然如同面对尊贵宾客，这才是善于接待；何况对待地位尊贵的人呢？面对的对象即使是街巷中的普通人，而自己的威仪最终也能合乎法度、庄严如同举行大祭，这才是善于承接；何况面对令人敬畏的人呢？君子谨慎对待与人交往的方式，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他举止容态、周旋进退都一定合乎礼乐，而不会在别人面前失去仪态的原因吧？再说，礼乐是与人交接的工具，慎独是与人交接的根本。君子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时戒慎恐惧，在没有人能看见、没有人能显现之处反省察验，使存于内心的无非中正和乐之道，所以他接触外物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及的偏差。从前有些君子在朝会、聘问、宴享之时，竟至于失礼而自己没有察觉，是由于没有慎独的功夫，所以想在阳明之处掩盖，最终却无法掩盖罢了。因此，君子如果想谨慎对待与人交往的方式，必须先慎独，然后才能做到。内心喜爱什么，身体必然安于什么；君主喜爱什么，百姓必然想要什么。内心有所感受，外在必然有所回应；上面有所感受，下面必然有所回应。君主对于百姓，就如同心对于身体。内外上下虽然不同，但感应的道理什么时候有过不同呢？从前圣人的意思是说，百姓把君主当作心，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身体必然顺从心，那么百姓也必然顺从君主。心在内，身体在外，内外不同，形势上似乎互不相干。然而心只要有所爱好，身体便会随从，自然会这样，并不需要事先约定。比如心喜爱色彩，眼睛必然安于色彩；心喜爱声音，耳朵必然安于声音；心喜爱安逸享乐，四肢也只以安逸享乐为安。由心发出而使自身感到满足，这是不勉强便能做到的道理；内心有所发动而外在有所回应，这是不待言说便能领会的妙处。这是为什么呢？心是身体的主宰，心在内有所喜爱，身体在外便随从，这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君主对于百姓，又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处在上面，百姓处在下面，上下的名分不同，似乎互不相关。然而君主只要有所喜好，百姓想要它，也会自然而然。比如君主喜爱仁，百姓没有不想要仁的。君主喜爱义，百姓没有不想要义的；君主如果喜爱暴乱，百姓也只会以暴乱为自己所想要的。这里倡导，那里应和，这是不下命令而能推行的机理；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这是不用催促便能迅速发生的教化。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百姓的主宰，君主在上面有所喜爱，百姓在下面便会顺从，这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所以内外上下本来同为一体，此方感应彼方，本来就是同一机理。君主对待百姓，怎么可以不谨慎自己用来感化他们的东西呢？再说，身体固然一定顺从心，百姓固然一定顺从君主；但谁知道心的存亡关系到身体，君主的存亡关系到百姓呢？做君主的只知道下面必然顺从上面，却不知道上面的存亡系于下面，就会放纵自己、顺从欲望，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又有什么忌惮呢？所以孔子在下文必定接着说：“君主依靠百姓而存在，也依靠百姓而灭亡。”唉，这难道不可畏惧吗！

译论。君主的心，只在于用什么来涵养。君主的心，关键只在于看他用什么来涵养它、怎样涵养它。用善来涵养，就会趋向高明，心智日益增长；用恶来涵养，就会流于污浊卑下，心智日益昏愚。因此，君主用来涵养内心的东西，不能不谨慎。天下万物没有不得到涵养而能够生长的，即使草木，也必定要有雨露的滋润、寒暖的调和，然后才能舒展茂盛、枝条通达，何况君主的心是天地、百姓、万物的主宰，是礼乐刑政教化的发源地呢？没有至公，无法断绝天下的私欲；没有至正，无法止息天下的邪曲；没有至善，无法感化天下的恶行；如果心不够明智，又无法察辨公私的差别、识别邪正的归属、分清善恶的界限。君心的明智或愚昧，本来就系于用什么来涵养它，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君心的明智，在于君子用善来涵养它；君心的愚昧，在于小人用恶来涵养它。然而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很难辨别。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这是尧、舜相互传授时之所以反复叮咛的道理。这样看来，君主的心也很难涵养好。而君主一身四面环绕着伺机钻隙、攻击他的人，那么涵养君心，本来就很难做到没有间断。因此，必须有匡正、直谏、辅弼、翼护的方法，才能涵养君心；必须有洞察细微、预防祸患的明智，才能涵养君心；必须有笃实坚定、精纯专一的诚意，才能涵养君心。这本来就是公私由此区别、邪正由此分辨、善恶由此判定，也是君心明智与愚昧的关口。世上的君主，谁不希望自己的心公正呢？然而往往失足于邪曲。谁不希望自己的心向善呢？然而往往陷入恶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君子来涵养他。用君子来涵养，却又不能不让小人从中间插入，那么他的心不明智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太甲颠覆常法，最终却能够处仁而迁义，成为有商的贤明君主，是因为有伊尹的圣德来涵养他。成王还是襁褓中的孩子，最终却能够敬慎勤勉于德，成为成周的盛明君王，是因为有周公的圣德来涵养他。桀、纣的心，难道不知道仁义的美好？但最终不免荒淫败坏法度，是因为涵养他们的是恶来、飞廉一类的人。唉！由此也可以知道应当用什么来涵养了。人即使极其愚昧，难道就没有善心萌发吗？即使贤明聪慧，难道就没有恶心萌发吗？在善心萌发时，如果有贤人君子在其中扩充、培育，善就会发展到无所不至，心智日益明达。在恶心萌发时，如果有小人、憸人在身边引诱逢迎，恶也会发展到无所不至，心智日益愚昧。所以君主如果不想使自己的心明智，那就算了；假如想使心明智，那么贤人君子的涵养，一天也不能缺少。为什么呢？君主的心不公，就会偏私；不正，就会邪曲；不善，就会作恶。不赞同贤人君子，就会亲近小人憸人。本来没有漠然置身中间、两边都不归属的状态。一旦失去正确的涵养，就会流于偏私，心智便荡然无存；陷入邪曲，心智便受到迷惑；沉溺于恶行，心智便灭亡，又怎能避免归于平庸愚昧呢？只有贤人君子作为涵养，义理之学才能战胜私心，刚大之气才能消除邪心，正直的言论才能去掉恶心；扩充他的公正，使它日益广大；扶持他的正直，使它日益强固；振作他的善性，使它日益更新。这叫作匡正、直谏、辅弼、翼护的方法，也是涵养君心所凭借的力量。然而柔媚的人近似纯良，凶恶奸邪的人又类似刚直。因此，有正直的士人反而被排斥，有奸邪的人却得到进用，最终无法获得匡正、直谏、辅弼、翼护的助力。于是必须谨慎选择、明白辨别，一定要使处在君主前后左右的人无不是贤人君子，不得让混杂不清的人处在其中。这叫作洞察细微、预防祸患的明智，也是涵养君心而不受迷惑。然而刚直的人难以顺从，谄媚奸邪的人容易进入；触犯直言的人难以相合，阿谀顺从的人容易亲近。于是君子的涵养还没有多久，小人的涵养已经跟随而来；用善来涵养的刚刚退下，用恶来涵养的已经进入。所以君主对贤士君子，一定要深信不疑，使小人不能从中离间；专一地任用他们，使邪佞不能阻挠。专心尽力、汇聚全部思虑，只资取匡正、直谏、辅弼、翼护的力量。这叫作笃实坚定、精纯专一的诚意，也是使涵养君心不至于像鸿鹄之志那样转移、不至于一曝十寒。这样以后，起居行动、呼吸休息，无不与贤士君子相处，这就是所谓用善来涵养。这样以后，私心被克服，内心无不公正；邪念被消除，内心无不端正；恶念被去除，内心无不良善。公正就没有什么不能明察，端正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善良就没有什么不能贯通，内心就没有不明智的了。这样以后，才可以断绝天下的私欲，止息天下的邪曲，感化天下的恶行，兴起礼乐，修明教化，成为天地、百姓、万物的主宰。这一切哪一样不在于他用什么来涵养呢？哪一样不在于用善来涵养呢？君主的心，只在于用什么来涵养。范氏的说法，大概是对那些涵养君心的人说的；我的论说则认为，如果君主没有洞察的明智、专一的诚意，即使有贤士君子善于涵养，也无法发挥作用，这还没有涉及君主自己怎样涵养自己。然而必须君主亲自涵养自己的心，然后才能具有洞察的明智、专一的诚意，用来借助他人；至于他自己涵养自己的方法，本来不是别人所能替代的。假使他只在大庭广众、光明显著的时候勉强自持，却在幽静独处、可以放纵的地方恣意纵欲，那么即使有贤人君子，最终也没有办法。因此，君主尤其贵在自我涵养。至于自我涵养的功夫，只在于存养和省察，而它的关键也不过是持敬罢了。我谨以此作为今日的献言。

译表。拟作唐代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开元二十四年】。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张九龄上言：恭逢千秋圣节，谨将所撰《千秋金鉴录》进呈。臣张九龄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听说，古代训诫有所收获，既成的法则没有过失。自古以来，能够使天下大治的明君，无不以往代典籍为师。所以周武王曾向《洪范》请教，商高宗也由此产生兴复旧学的愿望。现在恭逢皇帝陛下，既有武功又有文德，喜好询问，善于明察。赤龙感应于唐尧的祥瑞，白鱼预示周武王的兴起。因此陛下恰逢五百年一遇的昌盛时期，又能够兴起延续亿万年的大统。时值八月，千秋节到来。凡是担任宰辅重臣的，都有献上宝镜的礼物。祝颂寄寓其中，恭敬之意也一并奉上。臣张九龄学问本来浅陋，如同面墙而立，但忠心却常存于心。私下认为，群臣所献之物，虽近于正冠之喻，但按照臣事奉君主应当合乎礼的道理来看，还不符合勉励君王盛德的规范。至于奇珍异宝，宫中本来就有；如果把珠玉当作珍宝，即使诸侯也会因此招致祸患。臣仰观唐太宗把人作为镜子的谋略，私下取法伏羲制作器物、取法自然形象的意义。深思古代，仿效丹书，粗略叙述历代兴衰，冒昧命名为《金鉴录》。这是因为搜求旧史，无非是金石般坚贞的言论；而采集前代见闻，也颇费陶铸熔炼的功夫。我亲自用铅椠记录事实，哪里敢用虚饰的文章粉饰它呢？我鼓铸尧舜的模范，熔铸商周的法式。考察是非的踪迹，没有什么能逃过美丑的辨析；观察兴衰更替的原因，真如同形影相随。那六经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诸子的议论，难道也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吗？只是担心陛下万机繁忙，没有时间阅览，愿意陈述自己的一点见解，稍稍有所补益。虽然不能像贾山那样提出至理名言，或许也可以比得上陆贾的新论。善行可以遵循，恶行可以警戒，各种情状都呈现在眼前。乱世有其开端，治世有其根源，典范和法度看起来就在掌上。公事私情都照察无遗，光明涵泳着阳德的精华，幽暗隐微之处也全都显露出来，寒光照见阴邪者的胆魄。大概华封三祝还没有说尽，而魏征已经亡故，我姑且献上其中一项。假如陛下能够自己找到老师，这部书或许也可以作为就近取法的对象。能看清远处，也就是明察了；反观自身，就没有什么不能明白的。果真能够不被私欲遮蔽，自然可以明见万里；最终不断用义理磨砺自己，必定能够洞察细微之处。愿这点昏昧初明的见识，能够用来帮助陛下继承光明的事业。伏愿陛下时时赐予披阅，不要让它最终被尘埃掩盖。应当以殷代为鉴，勉励自己像周宣王那样勤于听政；顾念天命，效法成汤日日自新。永远思念那盛大光明的昭著，或许可以识得防范隐患的忠诚之心。月亮临照，太阳照耀，帝王的德泽运行于光明的天下；山岳高峙，河流奔行，圣上的寿命与大地一样厚重长久。臣无任瞻仰上天、敬仰圣德，激切惶恐至极，谨将所撰《千秋金鉴录》随表进呈，恭请圣上知悉。答五道 我问：古语说，君王功业成就便制作乐章，政事安定便制定礼制。因此功业盛大的，乐制完备；治理周遍的，礼制齐全。然而五帝不沿袭前代音乐，三王也不照搬前代礼制。自汉代以来，礼乐日益衰败，既不能继承并阐述古代法度，恢复三代旧制，便只不过苟且因循，承袭近世的鄙陋习俗罢了。这大概是有君位而没有德行，所以理当如此。只有我朝太祖、太宗，以圣人处在天子之位，所以他们的制作盛大，卓然为千古所无，确实有不相沿袭之处。只是其中广大深远的意义，有不是世俗儒生所能测知的。把九庙合在一堂，难道是有所仿效古制吗？郊祭与社祭合并举行，经典中可有这样的依据吗？声容仪式完备，而郊祭之舞却去掉干戚作为仪容；雅乐颂乐美盛，而宴享之乐却由教坊掌管歌颂。这些都是三代未曾听闻而创制出来的。然而治理教化的盛隆，超然在三代之上，其中本来应当有考察三王制度也不会错误的道理；如果不是圣人，又有谁能知道呢？鲁国是孔夫子的故乡，先王的礼乐保存在那里。孔子说：‘我学习周礼，如今施行它，我遵从周礼。’这本来就是鲁人世代守持的传统。各位士子一定能够明白地说明它。圣人制定礼乐，并不只是为了外表的美观罢了。本来是要顺应人情制定节制仪文，并借此移风易俗。礼乐的学说也有许多方面，但其大意不过是顺应人情而制定节制仪文。因此礼乐的制度虽有古今不同，礼乐的实质却没有古今差别。传记说：‘懂得礼乐实质的人能够创制，认识礼乐形式的人能够传述。能够创制的称为圣人，能够传述的称为明达之人。’所以钟、鼓、管、磬、羽、籥、干、戚，是乐器；屈伸俯仰、行列节奏的舒缓急促，是乐的仪文；簠簋、俎豆以及各种制度文饰，是礼器；升降上下、周旋以及穿着裼衣袭衣，是礼的仪文。所谓礼乐的实质，难道只在钟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间吗？难道只在屈伸行列、升降周旋之间吗？后世谈论礼乐的人，不探求它的实质，却在器物形式的末节上详加考究，所以谈明堂便被《吕氏春秋》和《考工记》的说法迷惑，议论郊庙便局限于郑玄、王肃的学说。钟律众说纷纭，争论于秬黍；尺度拘泥于周天运行，纷纷扰扰，最终没有一定的见解，而礼乐也因此更加废弃衰落。这难道是懂得礼乐的大原则不过是顺应人情制定节制仪文吗？传记说：‘礼，是义的实际体现。协调于义而相合，即使是先王没有制定过的礼，也可以依据义来创制。’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就如同古代的音乐。’如今在这里举行礼仪，能够使人的内心安适；在这里制作音乐，能够使听到的人欣喜而面有喜色，那么即使是依据义创制的礼、世俗的音乐，与古代的礼乐又有什么不同呢？假如在这里举行礼仪，却大大违背人的情感；制作音乐，听到的人却头痛皱眉，彼此相告厌恶，那么即使周旋折行完全合乎周礼，敲击乐器完全仿效《咸》《韶》，对治理又有什么补益呢？由此说推而广之，那么您所询问的，即使九庙制度不同也可以，合为一堂也可以；郊祭、社祭地点不同可以，合在一起祭祀也可以。声容仪式完备，固然好；但如果有不完备之处，似乎也没有妨害。雅乐颂乐纯正，固然美；但如果不完全纯正，或许也没有祸患。唉，这难道就是我朝太祖、太宗之所以成为能够创制礼乐的圣人，并且深深懂得礼乐实质的原因吗？我曾恭敬地观察祖宗的治理，教化功德浩荡巍峨，盘旋达到天地之外，确实超越三代，可以与唐尧虞舜相媲美。

译如果礼乐不是尽善尽美，又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呢？我这个草野之臣，心里能够知道其中的大意，嘴上却无法说清，所以曾认为天下人如果不能知道我朝祖宗治理、教化、功德的盛大，对于礼乐的盛美，本来就应当有所不能认识。虽然如此，先王的制度也不可不讲求。祭祀制度规定，天子有七庙，即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再加上文王、武王的世室，成为九庙。庙门都向南，神主都向东，各自占有一庙的尊位，昭穆秩序不乱，这是周制。郊祭、社祭的礼制是天尊地卑，在郊外举行大祭以报答上天，在社坛祭祀以尊奉地道，所以在泰坛燔柴祭天，在泰折埋牲祭地，两者不合并祭祀已经很久了。祭天所用的音乐，《吕氏月令》说，仲夏命令乐师修治鼗、鞞、鼓，调匀琴瑟管箫，执持干戚戈羽，调和竽笙竾簧，整治钟磬柷敔，奏盛大音乐来举行大雩祭祀上帝；可见祭天的音乐有干戚戈羽。子夏把古乐告诉魏文侯，说古乐进退有序，以和谐端正来扩充弦、匏、笙、簧，击拊鼓以节制，开始演奏用文乐，结束收束用武乐，以相乐治理节奏，以雅乐催促急速；至于所谓杂有优人侏儒的，称为新乐。国家郊庙的礼仪，虽然可以依据义理创制，本来也不妨碍它符合义理而协调。虽然如此，哪里比得上既合乎义理又合乎古制更好呢？国家祭祀宴享的音乐，虽然不完全仿效古制，本来也不妨碍它顺应人情而加以文饰。虽然如此，哪里比得上顺应人情而又合乎古制更好呢？过去成周的礼乐，到周公时才完备。他对于文王、武王的制度，有过度的便削减，有不足的便增益，然后合乎中正之道。这就是周公善于继承、善于阐述，并因此达到孝道的原因。儒生谈论古制，固然难免拘泥，我敢于放言，不过是因为仰仗着上面有一位善于继承、善于阐述的圣明天子。我问：佛教、老子之学成为天下祸害，已经不是一天了。天下公开议论攻驳它们的，也不止一个人。然而最终不能除去，难道是它们的道理不可除去吗？还是想除去却没有找到方法呢？或者干脆不除去，也不足以成为天下的祸患吗？如今所谓佛、老之学，鄙陋污秽而浅薄低劣，其荒诞之处原本并不难看出。但程子却认为，与杨朱、墨子相比，佛老还更接近道理，难道它们起初本来另有学说，而如今所奉行的只是残余糟粕吗？佛氏的传承，经书和传记无从考察。至于老子，他是孔子曾经向其请教礼的人。孔子与他同时代，却从未说过一句攻击他的非难之辞，后世却排斥他而不停止，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朱只顾自己，墨子主张兼爱，确实不是正道。与后世贪婪冒进、无耻地追逐利益而行的人相比，难道不是有所不同吗？孟子却说他们无父无君，甚至把他们比作禽兽。那么韩愈认为佛老的祸害超过杨墨，他将拿什么来相比呢？还是不知道当今时代有兼爱、为我之人，也应当加以排斥吗？还是应当有所取法呢？如今看不见所谓杨墨之徒，那么祸患只在佛老吗？不知道佛老之外，还有值得忧虑的事吗？难道就没有值得忧虑的事吗？说某事正确，却不知道它为什么正确；议论某事错误，却不认识它为什么错误；只因与众人相同便随声附和，我对此深感羞耻。所以希望各位深入辨析它们。天下的道只有一个，却认为有两个，这是因为道理没有得到阐明。孔子说：‘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人超过了它，愚笨人达不到它。道不能明白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者超过了它，不肖者达不到它。’唉，道本来只有一个，而人的聪明愚笨、贤与不肖却各不相同，这就是有过与不及的弊病，异端由此产生的原因吗？既然如此，天下攻击异端的人，也只需先阐明孔子的道罢了。孔子的道一旦明白，异端将不待攻击而自行破灭；否则我把对方看作异端，对方也会把我看作异端，就像洞穴中争斗的老鼠，是非由谁来辨明呢？如今孔子的道，开始于存养本心、慎守独处，最终达到化育万物、赞助天地的广大境界；它实行于日常生活和常行之事之间，又通达于国家天下的长远事业。人不能得到它，就不能成为人；万物不能得到它，就不能成为万物，正如水、火、豆、帛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然而异端竟然与它并立为三种学说，这也正是道没有得到阐明的罪过。道如果不明白，即使不是过头，就是有所不及；过与不及都不能得到中道，也就都是异端，又凭什么去攻击别人呢？如今佛、老二氏的学说，起初也并不是想扰乱天下，最终却扰乱天下，这是信奉它们的人造成的罪过。孔子的道，起初本来是想治理天下的，却未免受到二氏迷惑，这也是信奉它的人造成的罪过。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氏我无法知道；至于老子，则以懂得礼而闻名，又是孔子曾经请教礼的人，那么他为人总不至于平庸低下；他修养自身、涵养性情以求合于道，起初难道与孔子相差很远吗？只是他专注于修养自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这才与孔子所说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推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他的用心是：认为自己已经仁了，那么天下人不仁，自己可以不去过问；认为自己已经义了，那么天下人不义，自己也可以不去过问。他安居于实际而舍弃名声，收敛自己的才能而不显示其作用，把内心置于完全不计较的境地，也不让天下的计较扰动自己的内心。这样的想法本来并不是要危害天下，可哪里知道它的弊端竟发展到如此地步呢？至于孔子的道，过头的人可以低头退让而趋于中正，不肖的人可以仰望而努力达到，确实可以万世实行而没有弊害。然而子夏之后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有庄周；子弓之后有荀况，荀况之后有李斯，大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弊病。这难道是孔子的道本身造成的吗？

译所以，善于学习它，虽然老氏的学说对天下没有益处，却也可以不危害天下；不善于学习它，虽然是孔子的道，也不能没有弊害。如今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把贪婪鄙陋当作共同准则、冒昧求进而不知羞耻更大的了。把贪鄙当作共同准则的人说：‘孔子本来就是无可无不可。’冒昧求进而不知羞耻的人说：‘孔子本来就急切地推行道。’唉！我用孔子的道来作奸邪之事，那么他们也会用自己老师的学说作奸邪之事，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如今佛老二氏的徒众，使自己的行为陷于苦行空寂，使自己的学说流于虚幻，已经不得其本源了。然而他们以苦空为弊病，我却以贪鄙为弊病；他们以虚幻为弊病，我却以冒进为弊病。如果这样互相攻击，对方既然已经有了辩解的话，我又凭什么使他们心悦诚服呢？孟子说：‘经典端正了，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邪恶就没有了。’如今不急切地自己攻击自己的弊病，以求阐明孔子的道，却只把攻击佛老二氏作为用心，也可见他不知道根本。先生我再说一遍，您拿攻击二氏来发问，而我切切实实地谈自我反省，难道不是明白您的用意吗？《春秋》的道理，是严格要求自己而宽恕待人；孔子的教导，是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至于佛、老以及杨、墨的错误，孟子已经在前代加以排斥，韩愈、欧阳修等诸位先生又在后代加以排斥，难道还要等我再说吗？您认为孔子没有攻击老子，其实孔子大概已经攻击过他了。孔子说：‘乡愿，是败坏德行的人。’乡愿随同流俗、迎合污浊社会，正是老子所说的‘调和自己的光芒，与尘俗混同’。‘和光同尘’的说法，大概是老子门徒提出的，而老子也给它开了端。所以孔子攻击乡愿，并不是直接攻击老子，而是攻击乡愿的学说——老子的学说又被乡愿败坏了。后世谈论老子的人，都出自乡愿一类，所以说孔子其实已经攻击过老子。我问：古人说：‘立志要像伊尹那样立志，学习要像颜子那样学习。’各位都立志学伊尹、学习颜子，请让我就二位的事情向你们请教。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本来打算终身如此罢了。商汤三次带着聘礼前往邀请，他才猛然起身，这难道是随便的举动吗？后世竟至于认为他用烹调之术来要挟商汤，这一点孟子已经有明确辨析。至于夏桀，原本没有用聘礼邀请伊尹，而是伊尹亲自前往投靠他，甚至去了两次、五次。古人说他是急于使百姓得到生存，前往加速实现功业；如果果真如此，难道不类似于用烹调之术要挟商汤吗？颜渊向孔子学习，其详尽而重要的内容，没有超过‘四勿’的训诫。这四句话，如今初学之士都自以为能够理解；孔门弟子数以千计，其中最下等的，也应当比今人高明，为什么偏偏只有颜子才可以谈论这些呢？至于生活在简陋巷中，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这是孔子特别赞美、屡次感叹并称为贤人的地方。可是古人竟认为这是圣哲的小事，难道不类似于今天初学之士自以为懂得‘四勿’的训诫吗？伊尹面对商汤的圣明，尚且要三次聘请才前往；面对夏桀的暴虐，却五次前往而不推辞。颜子的‘四勿’训诫，孔门弟子尚且没有听闻，而如今初学之士却自以为能够认识。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孔子认为很难，古人却认为容易。这难道没有道理吗？否则，便是伊尹的志向荒疏了，颜子的学问浅薄了。要探求古人的志向，必须先探求自己的志向，然后才能辨别他出仕与退隐的是非；要评论古人的学问，必须先评论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认识其造诣的深浅。这就是伊尹的志向、颜子的学问难以轻易窥测的原因。我曾经观察，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本来打算终身埋身于田亩，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屑顾念。后来感动于成汤三次聘请的勤恳，这才猛然起身，确实非常不容易。然而战国的士人仍说他用烹调之术要挟商汤，如果不是孟子的辩说，那么千年以后谁能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呢？至于伊尹五次投奔夏桀的说法，却还有可疑之处。孟子说：‘前往服役，是义；前往求见，是不义。’伊尹以平民身份前往夏桀那里服役，可以；为了推行自己的道而前往投靠夏桀，不可以。伊尹面对成汤的圣明，尚且一定要等他三次聘请，因为认为自身不可受辱，道义不可屈曲。假如伊尹不等待夏桀聘请而自行前往，那么他的辱身屈道就太严重了，又怎么能称为伊尹呢？假如伊尹心里认为商汤虽圣明只是臣，夏桀虽暴虐毕竟是君，于是投靠夏桀，既然已经把他当作君主，又怎么能随后讨伐他呢？夏桀的暴虐，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他放弃成汤这样的圣人而不用，又哪里会重视伊尹呢？伊尹如果不知道这一点而投靠他，是不明智；知道却投靠他，是不明达；投靠他之后又再去讨伐他，是不忠。这三点没有一项可取，难道说伊尹会这样做吗？柳宗元认为，伊尹五次投奔夏桀，是大人急于求成，并且说：‘我看圣人急于使百姓得到生存，没有谁比得上伊尹；伊尹的伟大，没有比五次投奔夏桀更大的了。’苏轼讥讽他，认为柳宗元想用这个说法为自己跟随王叔文的错误辩解，可以说很了解他的内心。然而五次投奔的说法，孟子也曾说过；解释者认为伊尹投奔夏桀，是商汤促成的，那么伊尹只是知道把商汤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罢了。这件事对于圣人来说，当然必定另有处理的方法；我认为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也只能是孟子所说的‘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了’，否则，我没有看出它不归于反复悖乱。至于颜子‘四勿’的训诫，这大概是圣贤心学的重大内容，不容易用语言说明。那些自称能够理解它的人，就好比从越地到南方、从冀地到北方，谁不知道越在南、冀在北？但至于道路曲折、险易如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便无从认识。

译如今拿‘四勿’询问别人，确实没有见到有人说自己不懂；等到追究他们所谓的‘非礼’，却又无不默然无言。回答说：天下的事情，本来有看似合礼而实际不合礼的，也有看似不合礼而实际合礼的。它们细微到毫厘，数也数不尽；如果不是穷究天下万物、完全探求天下的道理，那么在疑似和细微的关头，谁能果断判断而不受迷惑呢？对于所谓非礼之事，既然还没有分辨清楚，却断然要因此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也就是告子所谓在言语上得不到答案，便不再从内心探求罢了，怎么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而成就仁德呢？只有颜子博学约礼的功夫，平日已经完成；他明睿的照察，也已经几乎没有丝毫疑惑，所以事情一来、万物呈现，天理和人欲不等候思考便已经清楚分判，然后行动勇决，没有疑滞。这正是所说的有极其明察的智慧来察知事物的端倪，有极其刚健的力量来作出决断。孔门弟子中，即使子贡这样聪颖，也不能没有疑惑于‘一以贯之’，那么‘四勿’的训诫只有颜子能够听闻，也就很自然了。至于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颜子的贤德全在这里。大概他所得的境界很深，周濂溪曾让二程去探求它，那么他们已经知道其中的艰难了。只有韩愈认为，颜子得到圣人作为依归，所以不忧愁而快乐，这岂不是很容易吗？顾氏便认为这是哲人的小事，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这大概只是说到了外在表现，还没有探究其中的根本。箪食瓢饮之乐，关键在于穷究义理，功夫开始于慎独。能够穷究义理，所以能够选择中庸之道，恢复礼制而成就仁德；能够慎独，所以能够克制自己、不重犯过错，达到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大概他的人欲已经净尽，天理自然流行，因此内省不感到惭愧，仰望上天不觉有愧，俯视自身不觉羞怍，心胸宽广、身体舒泰，以至于不知道自己已经手舞足蹈了。韩愈的学问谈诚意正心，却没有涉及格物致知；穷理慎独的功夫正是他最大的缺欠，所以对于颜子的快乐，他得到的自然浅薄。唉，立志像伊尹那样立志，然后才能知道伊尹的志向；学习像颜子那样学习，然后才能知道颜子的学问。我又哪里能够参与其中呢？只是平日也有些不敢自暴自弃，在心神融会贯通之余，似乎也略有所得。今天您提出的问题又恰好触发了我的感受，所以冒昧说这些。希望您不要认为我僭越而教导我。我问：风俗的美好或败坏，关系到天下的治理或混乱。自汉代以来，风俗变化而日益衰落，就像江河一天天流向大海。不知道它还可以挽回而恢复到古代吗？还是将一去不返呢？孔子说，齐国改变一次便可以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改变一次便可以达到大道；解释的人认为两国风俗有美有恶，所以改变而趋向大道有难易之别。三代的风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变化，才开始成为汉代；汉代的风俗，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变化，才开始成为唐、成为宋。即使屡次向上改变，也不过成为汉代就停止，成为唐代就停止，怎么能够最终恢复到三代呢？如今的风俗，贾谊所叹息的弊病已经存在了。皇上的德行超过汉文帝，各位士人如果有贾生那样的议论，本来正是皇上喜闻乐道的。天下的祸患，没有比风俗颓败而人们还没有察觉更大的了。风俗颓败而人们没有察觉，就像积水奔向沟壑，逐渐浸润泛滥，起初似乎没有什么祸患，到了末期便奔腾溃决，转眼不到一天就流尽了。因此，即使兵甲强盛、土地广阔、财赋丰厚、边境安宁，天下的治理最终也无法做好，实在是风俗颓败导致的。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整顿风俗作为首要事务。周武王战胜殷商，还没有下车，就封赏黄帝、尧、舜的后代；下车后便封王子比干之墓，释放箕子，向商容的里门行礼。在那时，拯救溺水、救助火灾的政令还来不及全部施行，他却先急切地做这些事，确实是因为它们关系天下风俗，想借此振兴淳厚忠贞的风气。所以周朝的富强不如秦，疆域广大不如汉，却延续了八百年，难道不是风俗美好造成的吗？如今天下的风俗，确实有值得忧虑之处，却没有人能够明确说出。为什么呢？西汉末年，风俗失于懦弱；东汉末年，风俗失于偏激；晋代失于虚浮；唐代失于靡弱，这些都还可以说清楚。至于今天的风俗，说它懦弱，却又近似强悍；说它偏激，却又近似苟同；说它虚浮，却又近似琐碎；说它靡弱，却又近似鄙陋。这些都有值得忧虑的实际，却没有可以准确概括的名称。我确实也有所见，却又有不敢说的地方。虽然如此，圣明天子在上，贤能公卿居位，在这种时候还不直言，那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直言了。请让我说出来。孔子说：‘乡愿，是败坏德行的人。’孟子说：‘想非难他却举不出具体事例，想讥刺他却找不到可讥刺之处；平日表现像忠信，行为像廉洁；随同流俗，迎合污世，自以为正确，却不能与他一同进入尧舜之道，暗中向世俗献媚，这就是乡愿。’如今风俗的祸患，在于致力于圆通而轻视忠信，崇尚进取而鄙弃廉洁，重视机巧狡猾而轻视朴实正直，议论法令文辞而忽略道义，计较外在形迹而遗弃内心修养，崇尚随和同流而鄙视坚持操守。像这样浸染成习，已经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天下人早已彼此习惯其中而不觉察。突然说出来，似乎不足以成为祸患；但天下的祸患最终一定会由此产生。笼统看去，似乎与乡愿无关；慢慢仔细考察，几乎没有不相似的地方。

译我认为如果想改变这种风俗，最好就从人们所轻视的方面振兴它。为什么呢？如今所轻视的是忠信，就一定要使它受到重视；所鄙弃的是廉洁，就一定要使它受到尊崇；所轻视的是朴直，就一定要使它受到重视；所遗忘的是内心操守，就一定要加以讨论；所鄙视的是耿介，就一定要加以推崇。然而如今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几方面从来没有不振兴的，那也是思考得太少了。大致说来，听到别人的话，不能平心静气，反而先横生反对的念头，就没有能够看见实际情况的。说这几方面从来没有不振兴，那么如今所致力的果真是忠信吗？果真是圆通吗？所尊崇的果真是进取吗？果真是廉洁吗？其余各项也都这样推想，然后便会发现所谓振兴，大概只有名义而实际并非如此。如今议论的人还会说，怎样才能得到忠信、廉洁的实质并加以振兴呢？我认为郭隗的事情，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居于上位的人，只怕没有真诚罢了。假如真心实意地振兴它，我看天下没有不欣然向往这种风气的。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柳下惠，是圣人中和厚的。所以听到伯夷遗风的人，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听到柳下惠遗风的人，鄙陋的人会变得敦厚，刻薄的人会变得宽厚。伯夷、柳下惠的风范，能够使人在千年之后听闻而奋发，实在只是因为真诚罢了。’如今如果说：‘我要用忠信廉洁来振兴天下’，而内心却并非如此，那么乡愿所谓平日像忠信、行为像廉洁的人，本来也是从来不缺少的。我问：能够明白当今事务的，只有豪杰才能做到。如今通过科举选取士人，虽然不能免于记诵和文辞方面的考察，但主管官员的本意，本来就是要寻求豪杰之才。并不是不能钩深索隐，探究士人的广博见闻，只是这样对待他们，标准未免太浅了。所以愿意和诸位一起详细讨论当今事务：官员太多了，政事却更加治理不好，将用什么办法整顿？赋税繁重了，财用却更加不足，将用什么办法调平？藩屏建置遍于天下，俸禄日益增加，势将无法控制，将用什么办法处理？清理军籍遍及全国，而军伍日益损耗，将用什么办法筹划？蝗灾、旱灾接连发生，流离失所者遍布道路，将用什么办法拯救？案件诉讼日益繁多，盗贼盛行猖獗，将用什么办法平息？权势之家侵夺利益，民情怨恨叹息，将用什么办法裁制？外敌窥伺侵扰，边疆尚未安宁，将用什么办法驱除？这些都是当今的急务，不是迂腐儒生和偏狭士人所能胜任的。愿意听听各位的见解。您询问当今事务，又以豪杰之才期望诸位生员，我实在惭愧恐惧，担心无法承受您的期待。然而您的问题不能虚应，我怎敢不作答。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纲纪不振更大的，而您所问的事情还没有涉及这一点。自古纲纪不振，是因为君主在上面垂衣拱手、沉溺安逸，而臣子在下面玩忽因循、懈怠松弛。如今朝廷发出一纸诏令号召天下，百官各府无不震栗恐惧，不能说纲纪不振。然而下属用来响应上级的，不过是簿书文墨之间的形式，而没有坚贞忠诚的实际。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言语容貌、行动举止都和平常一样，但精神气色恍惚，似乎不能相互统摄，那么遇到险阻烦难，必定不能承担劳苦，又凭什么使天下事业勤勉不息呢？所以我认为当今的事务，没有比振作整肃纲纪更大的；然后天下的治理才可以随之整顿。因此先谈纲纪，之后再回答您所问的事情。官员冗多而政事不能治理，其弊病有三项：朝廷用来鼓舞天下、驱使豪杰的，不过是名位和器物。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 如今不能谨慎珍惜名器，甚至有时把它们授予庸碌奸邪之徒，又让这些人列在贤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我知道不会愿意与他们同列。这就是豪杰离心、政事不能治理的原因，是名器授予过于泛滥。至于升迁授职的时候，不论才能是否胜任，一概按照任职年限和名次先后排列，使天下人都有必然得到职位的心，却没有不胜任职位的顾虑。又往往为一件事特别设置一个官职，或者两个人共同办理一个职务，十只羊九个人放牧，只是徒然增加纷扰。至于边远困疲之地，应当选用贤能，特别加以安抚整治；功劳成就显著，就优先升迁提拔，以表示崇尚奖励，有志之士也应当没有不乐意前往的。然而反而把它交给庸劣之人，于是使那里日益衰败困敝，这就是选用过于疏忽的过错。天下的治理，没有比守令更急迫的，而县令与百姓尤其接近。过去汉文帝时，做官的人能够使子孙相承，居官者甚至以职务为氏。如今只凭纸面上的功绩，急于调取任用，并在两三年内要求成效；那些做守令的因此无不急切求去，没有人谋划真正稳固长远的事业，这就是求效过于急速造成的。赋税繁重而财用不足，是因为无益的费用太多，吃闲俸的人太多。去掉这两项弊病，再使天下赋税均平：让每个郡分别计算其收入数额，均摊到田地上，不得有官田、民田三等不同的差别，那么投机逃避赋税的弊病就会止息，赋税也会稍稍平衡。至于设置藩屏的建议，更是当今迫切的事务，而天下人没有谁敢说。想求得善后的办法，关键在朝廷上要存心继承先志，不把改革视为罪过；提出建议的臣子要存心为国，不因为害怕获罪而自我阻止。这样之后才可以议论此事，否则即使议论也没有益处。过去汉代的诸侯，都是分封土地，所以祸患在于势力强大而没有分割，分割之后就容易削弱。如今的藩国，都是给以俸禄，所以祸患在于数量众多而不能合并，合并之后就容易办理。然而晁错一句话便使首领都不能保全，天下虽然为晁错因忠而被杀感到悲痛，又有谁敢再发言呢？清理军籍的关键，在于利用地利而顺应人情。南方人习惯南方，北方人习惯北方，这叫地利；南方人不适应北方，北方人不适应南方，这叫人情。如今可以把已经清理出来的人编入本土军籍，把那些清理出来而不能安置之人的粮饷运送到边疆，招募骁勇之士充实塞下，或许可以两方面都得到好处。

译蝗灾旱灾接连发生，流离失所者遍布道路，是官员冗多而政事更加治理不好的结果。案件诉讼日益繁多，盗贼盛行猖獗，是赋税繁重而财用更加不足引起的。权势之家侵夺利益，民情怨恨叹息，就在于用礼法加以制约，使他们在趋向拥护还是反对之间有所转变罢了。过去田蚡请求考工室的土地来扩充住宅，汉武帝发怒说：‘为什么不干脆把武库也拿去？’田蚡害怕而退下。以田蚡那样横暴的人，汉武帝一句话尚且不敢再放纵，何况不如田蚡的人，只要确实加以禁止、警戒和惩处，他们又怎么敢肆无忌惮呢？胡戎窥伺侵扰而边疆没有安宁，在于防备不预先准备，以及过分畏惧敌人的过错。戎虏的祸患既深且久，足以作为鉴戒。然而当今的士人，假如遇到边疆报告稍稍安宁，便都认为不会再有战事，解除戒严、放松防备，安然相处以苟且度日；至于所谓选将练兵、积蓄财物、供养士卒的事情，全都置之度外，即使偶尔做一件，也不过是为了使簿书齐备，实际上没有急切惶惧的心意。等到一旦发生战事，便仓皇失措，好像连一天也不能支撑。古代善于抵御戎狄的人，平常没有懈怠苟且之心，所以临事没有纷乱张皇、错谬乖戾的祸患；他们以警惕之心防备，以谈笑自若的态度处置，这才是得当。至于控制抵御的办法，古今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应该由主管此事的人选择而实行。我不能另外提出一套说法。您求取士人的原因，不专在记诵文辞之间，所以各位生员的文章也往往超出科举范围。只要其中的主张有值得采纳之处，就请您幸而加以选择采用。《山东乡试录》后序 弘治甲子年秋八月甲申日，山东乡试录成。考试官刑部主事王守仁已经为卷首各篇作序，记述考试事务，谨慎而详细。我王鼎承乏任职之后，不能不说几句话，向列名于录中的诸位君子申告。山东，是天下的大藩镇。南面耸立着泰山，为五岳之宗；东面汇接沧海，承受百川之流。我们的孔夫子以道德为天下师表，钟灵毓秀，在数千年以前挺然降生。这些都是穷尽天地、贯通古今、超然独盛的事物。然而登上泰山，才知道它的高；观望沧海，才知道它的广大。生长在孔夫子的邦域，应当对他的道德之高大有所闻知，这样才不愧为这个邦域的人。诸位君子列名于此录，难道也有所闻知吗？从开始求学以来，阅读经书，汇聚起来成为议论辩说，发抒出来成为文章辞藻，直到如今借此作为取得一点进步的阶梯，并且将来还会不断如此，这些全都是孔夫子学说的余绪。唯独对于大道还没有真正听闻，这是求学者的通病，并不只是此邦如此。然而海与泰山，天下人都知道它们高大，真正见过并且熟闻其名的，必定从东方人开始；对于大道，也应当如此才对。况且，道难道能超出所读的书、所讨论辩说并写成文章的内容吗？理与气有精微和粗浅之分，言语与行动有难易之别，困厄与显达有顺从和违逆的不同，这就是大道很少被真正听闻的原因。所谓海岱，是山川形势的胜概；所谓孔夫子的道德，则是根本。它们虽然仿佛共同参列、并立于天地之间，但它们之所以盛大，又有在此而不在彼的地方。我王鼎实在鄙陋，未能听闻大道，只是有幸凭文章笔墨在此邦任事，希望此次录取的人中有这样的人，所以列举东方藩镇的盛美，很乐意向天下说明它。《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一〔下〕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二，明代王守仁撰，附录一。年谱一。先生名守仁，字伯安，姓王。他的先祖是晋代光禄大夫王览的后裔，本是琅琊人。到了曾孙右军将军王羲之，迁居山阴。又过了二十三代，迪功郎王寿从达溪迁到余姚，于是成为今天的余姚人。王寿的五世孙王纲，善于鉴识人物，有文武才干。明朝初年，诚意伯刘伯温推荐他任兵部郎中，升为广东参议，死于苗民之乱。他的儿子彦达用羊皮缝裹尸体，背回归葬，这就是先生的五世祖。御史郭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在增城立庙祭祀。彦达号秘湖渔隐，生高祖王与准，精通《礼》《易》，曾撰写《易微》数千言。永乐年间朝廷举荐遗逸之士，他不肯出仕，号遁石翁。曾祖名世杰，人们称他为槐里子；他以明经贡入太学，后来去世。祖父名天叙，号竹轩。魏瀚曾斋戒撰立传记，叙述他家中四壁空空，却能高雅歌唱、豪放吟咏，胸襟洒脱，拿来与陶靖节、林和靖相比。他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流传于世。追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两代，都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并追赠新建伯。父亲名华，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他曾在龙泉山中读书，因此又称龙山公。成化辛丑年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进封新建伯。龙山公常常思念山阴的秀美山水，那里又是先世的故居，于是再次从姚地迁到越城的光相坊居住。先生曾在阳明洞筑室，洞距越城东南二十里，求学者都称他为阳明先生。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日，先生出生。这天是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郑氏怀孕十四个月。祖母岑氏梦见神人穿着绯色衣服，云中鼓乐吹奏，把一个孩子送给她；岑氏惊醒后，已经听见了婴儿的哭声。祖父竹轩公认为此事奇异，便用“云”字给他取名。乡人传说这个梦，便把他出生的楼称为瑞云楼。十二年丙申，先生五岁。先生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一天，他和一群孩子嬉戏，有一位神僧从旁经过，说：“好一个孩子，可惜把他说破了。”竹轩公醒悟过来，替他改用现在的名字，他马上就会说话了。一天，他背诵竹轩公曾经读过的书，竹轩公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回答：“听祖父读的时候，已经默默记住了。”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岁，都在越地。这一年，龙山公考中进士，列第一甲第一名。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岁，住在京师。龙山公迎接竹轩翁来奉养，于是带先生一同到京师。先生当时才十一岁，竹轩翁经过金山寺，和客人饮酒兴浓，想作诗却没有完成，先生在旁边作道：“金山一峰，像拳头那么大，打破维扬水底的天空。醉中倚着妙高台上的月色，玉箫吹彻，洞中蛰伏的龙也沉睡。”客人非常惊异，又命他作《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道：“山离月近，月离山远，便觉得月小；还不如说这座山比月亮大。假如人的眼睛大得像天空，还会看见山小而月更辽阔。”第二年，他跟从塾师学习，豪迈而不受拘束。龙山公常常忧虑，只有竹轩公知道其中缘故。一天，他和同学奔走在长安街上，遇到一位相士。相士对他很惊异，说：“我替你看相，你以后应当记住我的话。等到拂过衣领的境界，你就进入圣境；等到达到上丹台的时候，就结成圣胎；等到达到下丹田的时候，圣果便圆满。”先生受到这番话的感动，从此每当面对书本，就静坐凝思。他曾问塾师：“什么是第一等的事情？”塾师说：“只有读书考取功名罢了。”先生疑惑地说：“考取功名恐怕还不能算第一等的事情，或许读书学习圣贤才是吧。”龙山公听见后笑道：“你想做圣贤吗？”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岁，住在京师。母亲太夫人郑氏去世。居丧期间哭泣得十分悲哀。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住在京师。先生出游居庸三关，立即慨然产生经营天下四方的志向，向边地人询问各部落情况，全部了解了防备、抵御和驱逐敌人的办法。那里的人擅长骑射，敌人不敢侵犯。过了一个月才回来。一天，他梦见拜谒伏波将军庙，作诗道：“收起铠甲归来的马伏波，年轻时研习兵法，鬓发已经斑白。云雾埋没铜柱，雷声把它轰断，柱上题刻的六字至今还没有磨灭。”当时京畿内石英、王勇盗乱兴起，又听说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他多次想写信向朝廷进言，龙山公斥责他狂妄，他才停止。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岁，在越地。七月，亲自到洪都迎娶诸夫人。岳父诸公养和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到官署居住。纳聘、合卺的那天，他从旁边闲步走进铁柱宫，遇到一名盘腿坐在榻上的道士，便上前叩问，听到了养生之道，于是和道士相对而坐，忘了回去。诸公派人寻找他，第二天早晨他才回来。官署中存有几箧纸张，先生每天取来练习书法；等到他回来，几箧纸张全都用完了，书法大有长进。先生曾对求学者说：“我开始学习书法时，对着古帖临摹，只得到字的形状；后来落笔不轻易下纸，凝神思考，把字形先在心中构想，久而久之才通晓其中的方法。后来读到明道先生的书，说：‘我写字非常恭敬，并不是为了把字写得好，只是这就是学习。既然不是为了把字写好，又何必学习呢？’这才知道古人无论何时何事，都只是在心上学习；这颗心精明了，字写得好也自然包含在其中。后来和求学者讨论格物，常常以此作为证明。”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岁，住在江西。十二月，诸夫人回到余姚。这一年，先生开始仰慕圣学。先生随诸夫人的归舟到广信，拜谒娄一斋谅，谈论宋儒格物之学。娄一斋说，圣人一定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先生于是深深契合。第二年，龙山公因父亲去世回余姚，命堂弟冕、阶宫以及妹夫牧和先生一起讲析经义。先生白天随众人学习功课，夜里则搜取诸经、诸子和史书来读，常常读到半夜。四人见他的文章日益进步，曾惭愧自己赶不上，后来知道其中缘故，说：“他已经把心思放到科举之外了，我们哪里赶得上呢？”先生平时待人和易，喜欢说笑；一天，他对此感到后悔，便端坐反省，少说话。四人不相信，先生严肃地说：“我从前放纵散漫，如今知道错了。”从此四人也渐渐收敛了神色。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地。考中浙江乡试。

译这一年，考场中半夜看见两个巨人，一个穿绯衣，一个穿绿衣，分东西站立，自称：“三人好作事。”忽然不见了。不久，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一同考中。后来发生宸濠之变，胡世宁揭发他的奸谋，孙燧死于这场灾难，先生平定了叛乱，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异的应验。这一年，先生因为宋儒格物之学，开始在京师侍奉龙山公，遍寻朱熹遗书来读。一天，他想到先儒说万物一定都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都包含至理。官署中竹子很多，他便取竹来格，苦思竹子的道理却没有所得，于是得了病。先生自我推断说：“圣贤与我有区别，我还是随世俗从事于辞章之学吧。”第二年春天，会试落第，缙绅中了解他的人都来慰问。宰相李西涯开玩笑说：“你今年没有考中，下科一定会成为状元，试着作一篇下科状元赋。”先生悬笔片刻便写成，诸位老先生惊叹道：“天才，天才！”退下后，有嫉妒他的人说：“这个人如果考中第一等，眼里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了。”到了丙辰会试，果然被嫉妒他的人压制。同舍中有人因没有考中而感到羞耻，先生安慰他说：“世人把没有考中当作羞耻，我却把自己因没有考中而动心当作羞耻。” 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回到余姚后，他在龙泉山寺结成诗社。致仕的方伯魏瀚平日凭雄才任性自放，和先生登上龙山下棋，联句作诗，每逢有佳句，总被先生得到，于是谢道：“老夫应当退让好几步了。”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岁，住在京师。这一年，先生学习兵法。当时边境军情非常紧急，朝廷推举将才，人人都十分慌忙。先生想到武举的设置只能得到擅长骑射搏击的人，却不能收罗通晓韬略、能够统驭军队的人，于是留心军事，凡是兵家秘传之书，无不精心研究。每逢宾客宴饮，他常常聚集果核，排列成阵势作为游戏。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岁，住在京师。这一年，先生谈论养生。先生自己想到，辞章技艺不足以通达大道，于是向天下寻求老师和朋友，却又不多次遇到，心中惶惑不安。一天读到晦翁给宋光宗的奏疏，其中说：“居敬持志，是读书的根本；循序渐进而达到精微，是读书的方法。”于是后悔从前虽然探讨广博，却从未循序渐进以达到精微，难怪没有所得。后来又按照次序思考，逐渐浸润贯通，然而外物的道理和自己的心终究仿佛分成了两件事。忧郁了很久，旧病又发作，更加认定圣贤与自己有区别。偶然听到道士谈论养生，便产生了抛弃尘世、入山修道的想法。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岁，在京师。考中进士出身。这一年春天，会试考取南宫第二名，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名，观政于工部。上疏陈述边防事务。先生尚未中第时，曾梦见威宁伯送给他弓剑。这年秋天，他奉钦差之命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墓，按照什伍法管理役夫，按时让他们休息和进食。有空便驱使役夫操演八阵图，办事严厉。威宁家族用金帛致谢，他不肯接受，于是拿出威宁伯佩戴过的宝剑相赠，恰好和梦境相符，先生便收下了。当时发生星象变化，朝廷下诏征求意见。听说达寇猖獗后，先生又奉命上奏边务八件事，言辞极其恳切。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岁，在京师。授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岁，在京师。奉命审录江北案件。先生审录囚犯时为许多人平反昭雪，事情结束后便游览九华山，作《游九华赋》。他住在无相寺、化城寺等寺院。当时有个道士蔡蓬头善于谈论神仙之道，先生以宾客之礼相待，请教他。蔡蓬头说：“还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屏退左右，带先生到后亭，再拜请教。蔡蓬头仍说：“还没有。”先生再三询问，蔡蓬头说：“你在后堂、后亭，礼节虽然隆重，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官员的身份。”说完一笑而别。听说地藏洞中有异人，坐卧在松针上，不吃烟火食物，先生历经险岩去寻找他，发现那人正在熟睡。先生坐在旁边，抚摸他的脚。过了一会儿那人醒来，惊问：“道路这么险，你怎么能到这里来？”于是谈论最高的修行之道，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很好的秀才。”后来先生再次前往，那人已经迁到别处，所以后来有“会心人远之”的感叹。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八月，上疏请求告假。这一年，先生逐渐悟到仙、佛两家的错误。在此以前的五月，他重访京中的旧日游伴，大家都凭才名相互竞争，学习古诗文。先生叹道：“我怎么能把有限的精神用在无用的空文上呢？”于是称病回越，在阳明洞中筑室，练习导引术。过了很久，便自以为能够预知未来。一天，他坐在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刚走出五云门，先生就命仆人去迎接，并且逐一说出他们来的踪迹。仆人在路上遇到他们，交谈情况果然相合，众人惊异，以为先生已经得道。过了很久，先生醒悟说：“这是玩弄精神，并不是道。”于是又把它抛开。后来静坐久了，想到要离开尘世远去，只是想到祖母岑氏和龙山公还在世，因而犹豫未决。过了很久，又忽然醒悟说：“这种念头产生于孩提时期；如果连这种念头也除去，就是断灭人的天性了。”第二年，他于是借病迁居钱塘西湖，又重新考虑为世所用，往来于南屏、虎跑等寺刹。有一位禅僧闭关坐禅三年，不说话也不睁眼。先生呵斥他说：“这个和尚整天嘴巴动个不停，在说什么？整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防备什么？”和尚惊起，立即睁眼和他交谈。先生问他的家人，他回答：“有母亲在。”先生问：“会不会想念她？” 和尚回答：“不能不起这种念头。”先生便指示他爱亲是人的本性，和尚流泪感谢。第二天再去询问，和尚已经离开了。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岁，在京师。秋天主持山东乡试。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请他主持乡试，试录都出自先生之手。试题涉及本朝礼乐制度、佛老对道的危害源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源于名器滥授、用人过急、求效过速，以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等，都有成法。试录传出后，人们从中看到了先生经世致用的学问。九月，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这一年，先生门下刚入学的弟子沉溺于辞章和记诵，不再知道有修养身心的学问。先生首先倡导这一点，使人先树立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听到的人逐渐觉醒振作起来，有人愿意带着拜师礼登门求学。到这时，他专心致志地收徒讲学。然而师友之道已经废弃很久，众人都把他看作标新立异、喜好名声。只有甘泉湛若水先生当时任翰林庶吉士，与他一见便结为朋友，共同以倡明圣学为事业。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岁，在京师。

译二月，上密封奏章，被押入诏狱，贬为龙场驿驿丞。当时武宗刚开始执政，宦官刘瑾窃取权柄。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因进谏触怒皇帝，被逮捕关入诏狱。先生首先上抗疏营救他们。他说：“君主仁厚，臣下正直，戴铣等人因进言而获罪。他们说得好，就应当嘉奖采纳；即使说得不妥，也应当包容，以此来开通忠臣直谏的道路。如今却赫然下令，把他们远远拘禁，在陛下看来不过是稍稍表示惩罚，并非有意发怒而断绝他们的仕途。下民无知，妄自产生疑惧，臣对此深为痛惜。从此以后，即使有关系宗社安危、疑惑而不能裁决的事情，陛下又将从哪里听到实情呢？陛下聪明超绝，如果想到这一点，难道不会寒心吗？”我伏愿收回先前的谴责，让戴铣等仍旧供职，扩大您公正无私的仁德，彰明知错即改而毫不吝惜的勇气，使圣德远近昭著，人民全都喜悦，这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奏疏送入后，先生也被押入诏狱。不久受廷杖四十，气绝后又苏醒，随即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岁，在越地。夏天，赴贬所经过钱塘。先生到了钱塘，刘瑾派人跟踪侦察。先生料想自己不能幸免，于是假称要投江来摆脱他们，因而搭乘商船游至舟山。偶然遇到大风暴，一昼夜便到了福建境内。等到上岸后，他沿山路奔走数十里，夜里敲开一座寺院求宿，僧人故意不接纳他；他便奔到野庙，倚着香案睡下，原来那里是虎穴。半夜，老虎绕着廊庑大声吼叫，却不敢进来。天亮时，僧人料想他一定已被老虎咬死，准备收取他的行囊，却看见先生正在熟睡，呼唤后才醒来，惊讶地说：“您不是普通人啊，不然怎么会平安无事？”于是邀请他到寺中。寺中有一位异人，先生曾在铁柱宫见过他，两人约定二十年后在海上相见。到这时，那人出来作诗，其中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之句，并和先生谈论出仕与退隐，还打算远走。那人说：“你还有亲人在世，万一刘瑾发怒，逮捕你的父亲，诬陷他北逃胡地、南逃粤地，你怎么应对？”于是占筮得到《明夷》卦，便决定返回。先生在墙上题诗道：“险难平夷原本不滞留胸中，有什么不同于浮云经过太空？夜静时海涛绵延三万里，月明之下，锡杖乘着天风飞来。”于是取小路经武夷山返回。当时龙山公任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前往探视；先生十二月返回钱塘，前往龙场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时，先生虽然随处兴起，向求学者讲授学问，却还没有人能够出身任事、把承担圣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徐爱是先生的妹夫，因先生将要前往龙场，便奉上拜师礼，面北行弟子礼，奋然立志求学。徐爱与蔡宗兖、朱节一同考中乡贡。先生作《别三子序》赠给他们。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天到达龙场。这一年，先生开始悟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龙场位于贵州西北的群山荆棘之中，有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和居住在那里的夷人语言如鸟鸣般难以沟通；能够通话的都是中原来的亡命之徒，那里原先没有住所。先生开始教他们用泥土筑墙、架木建屋居住。当时刘瑾的怨恨仍未消解，先生自以为对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这一念还觉得没有化解，于是在石室中发誓说：“我只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他日夜端坐，澄神默虑，寻求静一；过了很久，胸中洒然开朗。然而随从全都生病了，他便自己劈柴取水，煮粥给他们吃。又担心他们心中抑郁，就和他们唱诗，但他们仍不高兴，于是又唱越曲，夹杂诙谐笑话，这才使他们暂时忘记自己正遭受疾病、夷地和患难。于是想到圣人处在这种境地，还能有什么办法？忽然在半夜大悟格物致知的宗旨，睡梦之间仿佛有人把道理告诉他，不觉呼喊跳跃起来，随从都被惊醒。这才知道圣人之道本来就存在于自己的本性中，从前向外物寻求天理是错误的。于是把自己默记的五经文句拿来验证，无不吻合，因此撰写《五经臆说》。居住久了，夷人也来亲近他。因为住所低洼潮湿，便砍伐木材，建造龙冈书院以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来居住。思州知府派人到驿站侮辱先生，诸夷人愤愤不平，共同殴打侮辱来人。知府大怒，把事情告诉了当地权势者。毛宪副命令先生写信道歉，并且晓谕祸福，先生写信答复，知府惭愧而服气。水西安宣慰听到先生的名声，派人送米肉供给他的役使，后来又加送金帛鞍马，先生都推辞不受。当初朝廷议论在水西设置卫所，城池建成后不久又中止，但驿传仍然保留。安宣慰厌恶驿传占据腹心之地，想要废除它，便来询问先生。先生写信劝阻，说明此举不可，并且申明朝廷的威信，于是废除驿传的议案便搁置了。后来宋氏酋长阿贾、阿札背叛宋氏，成为地方祸患，先生又写信斥责讽谏他们，安宣慰惊惧起来，率领部下平定叛乱，百姓因此得以安宁。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请先生主持贵阳书院。这一年，先生开始论述知行合一。起初席元山书任提督学政，询问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异同。先生没有谈朱、陆之学，而把自己的领悟告诉他。席书心中疑惑而离去。第二天又来，先生举知行的本体，用五经和诸子来证明，他渐渐有所省悟。这样往返四次，席书豁然大悟，说圣人的学问今天又可以看到了。朱、陆的异同，各有所得也各有失误，没有必要争辩诘问，只要从自己的本性中求取，本来就是明白的。于是先生和毛宪副修缮书院，亲自率领贵阳诸生，用事奉老师的礼节来事奉席书。后来，徐爱因为没有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训示，向先生提出疑问。先生说：“试举一个例子。”徐爱说：“如今人们已经知道父亲应当孝敬、兄长应当友爱，却不能实行孝悌，知和行明明是两回事。”先生说：“这是被私欲隔断了，并不是知行的本体。圣贤教人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恢复本体。所以《大学》指出真正的知行来给人看，说：如同喜爱美色，如同厌恶恶臭。看见美色属于知，喜爱美色属于行；刚看见美色时就已经喜爱了，并不是看见之后才产生喜爱的心。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刚闻到臭味时就已经厌恶了，并不是闻到之后才产生厌恶的心。”

译又如说某人知道孝、某人知道悌，一定是这个人已经实行过孝行、悌行，才可以说他知道孝、知道悌，这就是知行的本体。”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分为两件事，恐怕是要人用功时分得清楚吧？”先生说：“这正是失去了古人的宗旨。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实际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这样就已经可以理解了。古人之所以把知、行分说，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糊里糊涂，任意去做，完全不懂得思考省察，这叫妄行妄作，所以一定要说先知而后行，才能避免错误。又有一种人茫然悬空地思索，完全不肯切实亲身实行，这叫揣摩影子，所以一定要说行之后知才是真知。这是古人不得已的教导；如果真正看见了本体，一句话就足够了。如今的人却以为必须先知道然后才能实行，只讲习讨论来求知，等到认为自己真知道了才去实行，于是终身不实行，也终身不能真正知道。我现在说知行合一，是让求学者自己寻求本体，希望避免支离破碎的弊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岁，在吉安。升任庐陵县知县。先生三月到庐陵任职，处理政务不依靠威势刑罚，只把开导人心作为根本。刚到任时，首先询问里役，考察各乡贫富、奸良的实际情况；对于高低轻重的狱讼文书堆满公堂，却不立即裁断。他查考明朝初年的旧制，慎重选取里正、三老，让他们坐在申明亭中，委婉地劝导百姓。百姓都后悔自己的过错，有些争讼者甚至哭泣着回去。由此监狱一天比一天清空。他在县任职七个月，留下告示十六道，大抵都是恳切地安慰父老，让他们教育子弟，不要使他们放荡邪僻。城中失火，他亲自祈祷风向返回，又用鲜血禳解火灾，火随即熄灭。于是让城中开辟防火巷，确定取水处，兑运粮食，废除镇守官的横征，杜绝神会借办财物，建立保甲以平息盗贼，清理驿递以接待宾旅，这些措施直到数十年后仍沿袭实行。谈到使求学者悟入的功夫，先生此前赴龙场时，曾随处讲学。回来经过常德、辰州，见到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人，都能卓然自立，高兴地说：“谪居两年，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回来的路上竟然有幸得到这些朋友。”他后悔过去在贵阳提出“知行合一”的教法时，众人纷纷争论异同，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这次回来，便和诸生在僧寺中静坐，让他们自己体悟本性，回头看来仿佛已经有可以直接把握的地方。后来他又在路上写信说：“前些时候在寺中所说的静坐，并不是想要坐禅入定，而是因为我们平日被事务纠缠，不能知道什么是为自己，所以想借此补上小学中收放心这一段功夫。明道说：‘刚开始学习，就必须知道用力的地方；既然学习了，就必须知道能够得力的地方。’诸位朋友应当在这里用力，才会有进步，将来才会有真正得力之处。” 冬十一月，入朝觐见。先生入京，住在大兴隆寺。当时黄宗贤绾任后军都督府都事，因储柴墟巏请求见先生。先生和他交谈后，喜悦地说：“这种学问已经断绝很久了，你听到了些什么？”黄绾回答：“虽然粗略地有志于此，实际上还没有用功。”先生说：“人只怕没有志向，不怕没有功夫。”第二天，先生引见他给甘泉，约定终日共同学习。按：宗贤到了嘉靖壬午年春，又执拜师礼，自称门人。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译谈论实践的功夫，先生对黄绾、应良说：“圣学长久不明，求学者想成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细的蔽障一点不留，真正的本性才会显现，这样才有可以操持涵养的基础。” 应良认为这很难，先生说：“圣人的心像明镜，细小的尘翳自然无处容纳，不需要费力磨刮。普通人的心像有斑垢、剥蚀的镜子，必须痛下功夫刮磨一番，把剥蚀全都去掉；然后即使落上一点细尘也能看见，轻轻一拂就除去了，也不费多少力气。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认识仁的本体了。如果剥蚀还没有去掉，其中本来就有一处明亮的地方，尘埃落下时也能看见，轻轻一拂就能除去；但如果尘埃堆积在剥蚀之上，终究看不见。这就是人的资质有利有困、用功有勉强有自然的原因，希望你不要因为觉得困难而怀疑它。”一般人的性情喜欢容易而厌恶困难，其中也有私意、意气和习气纠缠遮蔽；一旦看破了，自然就不觉得困难了。古人甚至有即使经历万死也乐意去做的，也正是因为看见了其中的道理。从前没有看见内在的意义，所以这种功夫无从谈起。如今已经看见这一层，却又担心喜欢容易、厌恶困难，于是流入禅佛之学。按：先生所确立的教法都经过实践，所以说得如此恳切笃实。自从先生揭示良知的宗旨以后，我们这一派又觉得领悟太容易，把空虚的见解当成真实，难道不会再次失去向内用功、切实反省自己的功夫吗？所以我们一派中那些聪颖而领悟迅速的人，往往多半没有成就，实在很令人忧虑。六年辛未，先生四十岁，在京师。正月，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论述晦庵与象山的学问。王舆庵读陆象山的书有所契合，徐成之和他辩论却不能决断。先生说：“尊朱熹而非陆九渊，天下的评议早已定了。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即使没有徐成之争辩，王舆庵难道也能立即实行自己的主张吗？”徐成之说先生含糊地提出两种解释，似乎在暗中帮助王舆庵，为他铺路。先生写信解释说：“舆庵肯定象山，却说象山专以尊崇德性为主。如今看陆象山文集中所记载的内容，他未尝不教弟子读书；而他自己说理解文字和别人不同，实际上是想把道理落实到自身。他急切称述来教导人的话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有‘克己复礼’；有‘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有‘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这几句话都是孔子、孟轲的话，怎么能说它是空虚呢？只是他关于易简、觉悟的说法，颇为当时人所怀疑。然而易简之说出自《系辞》；觉悟之说虽与佛教相同，但佛教的学说也有与我们儒家相同之处，而并不妨碍它仍然不同，区别只在极其细微的地方。” 又何必忌讳它们相同之处而不敢谈论，拘泥于它们的不同之处而不肯考察呢？这就是舆庵肯定象山，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懂得为什么应当肯定他。我的朋友肯定晦庵，却说晦庵专门以讲求学问为事。然而晦庵说过：居敬穷理；说过：如果不能存心，就无法致知；说过：君子的心常存敬畏，即使在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时候也不敢忽略，因此保存天理本来的状态，不使它在片刻之间离失。这些话虽然还没有说得完全透彻，但何尝不是以尊崇德性为事呢？又怎么能说它是支离破碎呢？只是他平日急切从事训诂解释，即使韩愈的文章、楚辞、《阴符经》《参同契》之类，也一定加以注释、考辨，于是议论他的人便怀疑他玩弄外物。又因为他担心求学者越级求进，或者流于妄作，所以一定先从格物致知入手，使一切都明白，然后在诚意正心上落实而不出差错。世上的求学者挂一漏万，求得越繁琐，失去得越远；甚至有人耗尽一生力气，苦于困难而最终没有入门，于是就议论它支离破碎。不知道这只是后世求学者的弊病，当时晦庵本人所做的学问难道也到了这种地步吗？这就是我的朋友肯定晦庵，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懂得为什么应当肯定他。两位朋友所相信并肯定的方面，既然还没有完全懂得为什么应当肯定，那么他们所怀疑并否定的方面，难道也完全懂得为什么应当否定吗？我曾认为，晦庵和象山虽然他们求学的方法似乎有所不同，但总都不失为圣人的门徒。如今晦庵的学问，天下人从小就学习，已经深入人心，不能只靠辩论来改变；唯独象山的学问，因为他曾经和晦庵争论过，便把它筑起藩篱隔绝开来，好像子贡、子夏各自属于不同科目一样，这还可以理解；但竟然把它排斥、放逐、废弃，好像石头与美玉相比一样，那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我曾想冒着天下人的讥讽，让象山的学说大白于世；即使因此获罪，也没有遗憾。晦庵的学问既然已经在天下显扬，而象山至今仍蒙受没有实际内容的诬蔑，到了今天将近四百年，还没有人替他彻底洗清。如果晦庵有知，恐怕也不能有一天安心享受于庙廊之间了。这是我的真情，最终也一定要向兄长倾吐；我怎么肯随便提出两种解释，暗中帮助舆庵呢？” 二月，任会试同考试官。这一年，同僚方献夫接受先生的教导。方献夫当时任吏部郎中，职位在先生之上。等到听到先生谈论学问，深深感到惭愧悔恨，于是奉上拜师礼，以师礼事奉先生。这年冬天，他告病回西樵，先生为他作序送别。十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送甘泉奉使安南。在此之前，先生升任南都官职，甘泉和黄绾向冢宰杨一清进言，请求改为留在吏部；于是利用职务空闲，开始约定聚会讲学，彼此砥砺切磋，饮食起居都在一起。到这时，甘泉奉使出访安南、册封其国，将要出发，先生担心圣学难以彰明而容易被误解，也想到人生离别容易而会面困难，于是写文章赠给他，大意说：“颜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便失传了；曾子把‘一以贯之’的宗旨传给孟轲，此后又断绝二千多年，才由周濂溪、二程接续。从这以后，谈论越来越详细，道理却越来越隐晦。孟子忧虑杨朱、墨翟之学，周、程之际，佛教和老子之学盛行。如今世上的求学者都知道尊崇孔孟，轻视杨墨，排斥佛老，圣人的道仿佛在世上大放光明。然而我进一步寻求它，却已经见不到圣人了。他们中有谁能像墨子那样兼爱吗？有谁能像杨朱那样只为自己吗？有谁能像老子那样清静自守，像佛教那样探究心性天命吗？我为什么要想到杨、墨、老、释呢？他们和圣人的道路虽然不同，却各自还有所得。而世上的求学者雕章绘句来向世俗夸耀，内心诡诈、取悦外表，互相装饰作伪，说圣人的道劳苦而无功，不再是人所能实行的，只在言辞之间争辩。”

译古人有终身不能穷究的学问，如今我们却都能说出它的大概，便自以为这样就够了，于是圣人的学问就废弃了。那么今天最大的忧患，难道不是记诵辞章的习气吗？而这种弊病的来源，难道不也是由于言说过于详细、剖析过于精细的人造成的吗？我小时候不问学问，沉溺于邪僻二十年，后来才开始专心研究老子和佛教，依靠上天的灵佑，因而有所觉悟，才沿着周濂溪、二程的学说寻求，仿佛有所获得。只是除了一两个志同道合者以外，没有人对我寄予希望。眼看我将要衰败，圣学却又重新兴起；晚年得到甘泉湛先生，之后我的志向更加坚定，毅然决然不可遏止。我从甘泉那里得到的帮助太多了。甘泉的学问，是务求自己有所体会的学问，世人不能了解，有了解的人还怀疑它是禅学。即使真是禅学，我尚且没有亲自见到，何况他的志向如此卓越？那么像甘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说得多一些又有什么妨害呢？多言不足以成为甘泉的毛病，甘泉也不会因为多言而成为毛病。我相信他，我和甘泉心意所在不必说便能相合，谈论所及不必约定便能共同归于这条圣道，直到死后才停止。今天分别，怎么能没有话说？只是圣人的学问难以彰明而容易被误解，世俗风气日益下降，恐怕也无法挽回；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等待言说的了。” 但回过头来思量我的内心，仿佛又有不能不说的话，那么甘泉难道会把我的话看作多余的缀饰吗？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岁，在京师。三月，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按《同志考》记载，这一年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鳯、林达、陈洸，以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都一同受业。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顺道回乡省亲。与徐爱讨论学问。徐爱这一年以祁州知州任满考核合格进京，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先生同船返回越地，听到先生论说《大学》的宗旨和防范，数日间欢欣鼓舞、畅快淋漓，仿佛如狂如醒。心中的混沌重新开朗起来，仰思尧舜、三王、孔孟等千圣所立的言论，虽然各人不同，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如今《传习录》所载的第一卷就是这些内容。徐爱自述说：“我过去被旧说淹没，开始听到先生的教诲时，实在惊愕不定，不知从何入手。后来听得久了，渐渐知道反求自身、亲身实践，这才相信先生的学问是孔门的嫡传，除此之外都只是旁门小径、断港绝河罢了。”例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都显然难以融会贯通。后来思考得久了，不知不觉便手舞足蹈起来。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岁，在越地。二月到越地。先生起初打算到家后，便与徐爱同游台荡山，但被宗族亲友牵绊，未能成行。五月末，他与徐爱等几位朋友约定等待黄绾，黄绾没有到，于是从上虞进入四明，游览白水，寻找龙溪的源头，登上杖锡山，到雪窦山上千丈岩，远望天姥、华顶，打算再从奉化取道赤城。正好久旱不雨，山田全都龟裂，他心中凄惨不快，于是从宁波返回余姚。黄绾写信迎接先生，先生回信说：“这次同行的朋友，也稍微有些收获，但没有大的发明。最感到遗憾的是宗贤没有参加这次出游。后辈的习气已经很深，即使资质优良，也会渐渐消磨殆尽。这件事正如淘沙，总会有见到金子的时候，但眼下未必能够得到。”先生这次游山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山水，实际上却是挂念徐爱、黄绾二人，因为先生教化志同道合者，往往能在登临游览山水之间取得成效。冬十月到滁州。滁州山水优美，先生主管马政，地方偏僻而公务清闲，每天都与门人游览琅琊山、酿泉一带。月夜则有几百人在龙潭四周围坐，歌声震动山谷。各位生员随时随地请教，踊跃歌舞。旧日治学的人也每天前来，于是跟随先生游学的人从滁州开始增多。孟源问：“静坐时思虑纷杂，不能强行禁止断绝。”先生说：“纷杂的思虑也不能强行禁绝，只需在思虑萌动之处加以省察、克制和治理。等到天理纯粹明晰之后，就会有‘万物各得其所’的意思，自然心志专一，不再有纷杂的念头。这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岁，在滁州。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滁阳的朋友送到乌衣，舍不得分别，便留住在江浦，等待先生渡江。先生作诗催促他们回去说：“滁州的水流入江中，江潮每天又返回。对滁州的相思如同潮水，什么时候才会来往不休？只是空自相思又有什么益处？想要安慰相思之情，不如崇尚美好的德行。掘地便能见到泉水，随处都没有得不到的。何必驱车奔驰千里之远？相距咫尺，你难道没有看见尧与舜如同隔墙，又没有看见孔子与盗跖面对面却互不相识吗？旅舍的主人大多殷勤相待，出了门转眼便成为路人。” 五月到南京。自从徐爱来到南都，志同道合的人日益亲近。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相卿、王激诸人、林达、张寰、唐愈贤、饶文璧、刘观时、郑骝、周积、郭庆栾、惠刘晓、何鼇、陈杰、杨杓、白説、彭一之、朱篪等人，都聚集在老师门下，早晚互相砥砺，从不懈怠。有客人从滁州来游学，多半喜欢放言高论，也有人渐渐背离老师的教诲。先生说：“我这些年来想要纠正末世风俗的卑陋污浊，接引求学者多引向高明一路，以挽救时弊。如今见到求学者渐渐流入空虚，形成脱离实际而标新立异的言论，我已经后悔了。”因此在南畿讲论学问，只教导学者保存天理、去除人欲，切实下省察克治的功夫。王嘉秀、萧惠喜好谈论仙佛，先生曾警告他们说：“我年轻时求取圣学而不得，也曾专心致志于二氏之学。后来居夷三年，才看见圣人的端绪，后悔错用了二十年功夫。二氏之学的精妙之处，与圣人之学只有毫厘之差，所以不容易辨别。只有专心致志于圣学的人，才能深入分析其中的隐微之处，这不是凭臆测所能达到的。”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岁，在京师。正月，上疏自陈，请求归养，未获准许。这一年按两京考察的惯例上疏。立再从子正宪为嗣。正宪字仲肃，是季叔易直先生兖的孙子、西林守信的第五子。先生四十四岁时，与弟弟守俭、守文、守章都还没有生子，所以龙山公替先生选择守信的儿子正宪立为嗣子，当时正宪八岁。这一年，御史杨典推荐先生改任国子监祭酒，没有得到答复。八月，拟写劝谏迎佛的奏疏。

译当时朝廷命太监刘允带着幡旗和供奉诸佛的物品前往乌思藏，迎接佛徒。刘允奏请盐引七万道作为路费，朝廷答应了。辅臣杨廷和等人与户部、言官分别上疏据理力争，皇帝不听。先生想借此事进献忠言，拟写奏疏准备上奏，后来中止了。上疏请求告假。这一年，祖母岑太夫人九十六岁，先生想请求皇恩回去见她最后一面，奏疏一共上了两次，所以辞意十分恳切。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岁，在南京。九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当时汀、漳各郡都有大盗，尚书王琼特别举荐先生。十月回乡省亲，到达越地。王思舆对季本说：“阳明这次出行，一定能建立功业。”季本说：“你怎么知道？”王思舆说：“我试探他，他已经不为外物所动了。”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岁。正月到赣地。先生到达万安时，遇到几百名流贼，他们沿途肆意抢劫，商船不敢前进。先生于是把商船连接起来结成阵势，挥旗击鼓，摆出将要交战的样子。贼人便在岸边排列跪拜，高呼：“我们是遭受饥荒的流民，请求赈济。”先生停船靠岸，派人告诉他们：“到达赣地以后，立即派官员安抚招抚你们，使你们各自安定地谋生，不要作奸犯科，自取杀身灭族。”贼人害怕，便散去归乡。这一年正月十六日，先生开府任事。实行十家牌法。此前，赣地百姓充当山洞贼人的耳目，官府的行动还没有显露，贼人已经先行得知。军门中有一个老隶卒尤其奸猾，先生侦知后把他叫进卧室，让他自己选择生死。隶卒于是交代实情，先生答应不杀他，后来他说的事情全都得到验证。于是先生在城中设立十家牌法。其办法是把十户编为一牌，列出各户的籍贯、姓名、年龄、相貌和职业，每天轮到一户，挨门按牌查问察看，遇到面生可疑的人，立即报告官府追查处理。有人隐匿不报，十户连坐。又告诫父老子弟，务必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妻和睦、长辈宽厚、幼者顺从；小心谨慎地遵守官府法令，勤劳谨慎地办理国课，恭敬节俭地守护家业，谦逊和顺地与乡里相处。内心要平和宽恕，不得轻易发怒争斗；遇事要含忍，不得动辄兴起诉讼。见到善行就互相劝勉，发现恶行就互相惩戒，务必兴起礼让的风气，养成敦厚的习俗。选拔民兵。先生认为南赣地界连接四省，山势险要、林木深密，盗贼盘踞其中，十处中占了三处，窥伺抢掠，成为百姓的大患。主管官员每逢盗贼猖獗，便再次会同上奏，请求调遣土军、狼达，往返一年，耗费超过万数。等到聚集军队出兵时，盗贼已经隐藏起来；军队撤回，盗贼又如鼠狐般聚集结党。因此战机屡屡错失，防备更加松弛。先生于是命四省兵备官从各属的弩手、打手、机快等人员中，挑选勇猛无比、胆力出众的人，每县多则十几人，少则八九人，务求选出杰出者，也可以悬赏招募。大致江西、福建两处兵备各以五六百人为标准，广东、湖广两处兵备各以四五百人为标准。其中更加出众的，优厚供给粮饷，署理为将领。除南赣兵备自行编选外，其余四处兵备官仍在每县原有名额内选出可用者，酌情留下三分之二，委托该县贤能官员统领训练，专门负责守城防隘。其余三分之一中防除疲弱不堪任用者，免除服役，只发给工食，把节省的钱追解到该道，用来增加招募和奖赏。招募的精兵专门跟随各兵备官驻扎，另选官员分队统领押解，进行训练。这样，各县屯驻防守的士兵既足以防守和截击，兵备官招募的士兵又可以应对变化、出奇制胜。盗贼渐渐知道畏惧，善良百姓也更加有所依靠而不再恐惧。二月，平定漳州盗寇。起初，先生在途中听说漳州盗寇正盛，便兼程赶到赣地，立即发文给三省兵备官，约定日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到任，才十天左右，便商议进军。军队进至长富村，遇到贼人大战，斩获很多。贼人逃到象湖山据险防守，我军追到莲花石，与贼人对垒。正好广东军队到达，刚要合围，贼人见形势危急，便冲破包围逃出。指挥覃桓、县丞纪镛都因马陷而死。各位将领请求调狼达土军，等到秋天再进攻。先生于是以违犯军纪之罪责罚他们，让他们立功赎罪。将领们的意见仍未决定。先生说：“用兵应当随着形势随时变化，机会就在呼吸之间，怎么能各自固守成说呢？福建各军稍加整顿，都有立功赎罪的心，利在速战。如果在开始集议时就乘贼人没有防备而进攻，成功一定可望。如今声势已经显露，各处贼人必然联合起来设置器械抵御我军，而且应当向他们显示宽缓懈怠，却仍然坚持等待时机的说法，在外面张皇声势，这只是知道我军还不能攻击，却不知道敌人也还没有防备、正可攻击。广东军队意在依靠狼达土军，然后再举事，各处贼人也在等待我方土兵集结，以此决定交战日期。趁这个机会，正可以把怯弱变成勇敢，把弱势变成强势，却仍然坚持持重的说法，白白坐失战机，这只是知道我军还不能攻击，却不知道敌人正可以攻击。” 善于用兵的人，依据形势从敌人那里借取胜势，所以他的胜利不会重复同一方式，而是随着形势变化而无穷无尽；胜负的计算，间隔不能容下一根头发，怎么可以拘泥不变呢！”于是先生亲自率领各道精锐部队，进驻上杭，秘密命令各哨，假称犒劳众军后撤退，等秋天再举兵。又秘密派义官曾崇秀侦察贼人的虚实，趁他们松懈，选兵分为三路，都在二月十九日趁着晦日夜间衔枚急进，直捣象湖，夺取险要关口。各处贼人失去险要，又据守上层陡峭石壁，从四面滚下木石，拼死抵抗。我军奋勇鏖战，从辰时打到午时，呼喊声震动大地。三省奇兵从间隙处击鼓呐喊，突然登山，贼人惊乱溃逃，于是乘胜追击。不久，福建军队攻破长富村等三十多处巢穴，广东军队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十三处巢穴，斩杀贼首詹师富、温火烧等及从贼七千多人，俘获贼属和辎重无数，各洞全被荡平。这次战役仅用三个月，漳南数十年来的积年盗寇全部平定。这月上奏报捷，详细说明福建佥事胡琏、参政陈防、副使唐泽、知府钟湘、广东佥事顾应祥、都指挥杨懋、知县张戬的功劳，赐敕书奖赏，其余人员分别升迁奖赏。

译起初商议进兵时，先生告谕各位将领说：“贼人虽然据险防守，还可以对付；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采用邓艾攻破蜀国的策略，从间道出兵。如果贼人果真盘踞险地、谨慎固守，就采用充国攻破羌人的谋略，减少冗余士兵以节省费用，务必在显露利益之中防止隐伏的祸患，在意料之外断绝深藏的奸谋。这才是万全而没有过失的办法。后来覃桓等人拘泥于小胜，不走间道，故意违背节制，导致挫败，将领们士气沮丧，于是请求增援。先生却认为现有士兵二千多人已经不少，不应坐等援军而使自己松懈，也不应遥相控制而错失战机。于是亲自督兵出战，最终取得成功。” 四月，撤军。当时三月没有下雨，一直到了四月，先生正在上杭驻军，向行台祈祷，终于下了雨，但他认为还不够。等到撤军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非常高兴。有关官员请求把行台的厅堂命名为“时雨堂”，取“王师若时雨”的意思。先生于是写了记文。五月，制定兵符。先生认为，训练作战的方法没有比编排行伍更重要的，治理众人的办法没有比划分等级、明确编制更优先。调集各路士兵时，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设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设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设哨长和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设营官和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设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设副将。偏将没有固定人数，遇事时设置。小甲在各伍中选择才力优异者担任；总甲在小甲中选择才力优异者担任；哨长在千户、百户和义官中选择才识优异者担任。副将可以处罚偏将，偏将可以处罚营官，营官可以处罚哨长，哨长可以处罚总甲，总甲可以处罚小甲，小甲可以处罚伍长。务必使上下相互维系、大小相互承接，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自然行动整齐一致。这样治理多数人就像治理少数人，差不多就成为一支有制度的军队了。编选确定后，每五人仍发给一牌，详细列出同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他们彼此联系、熟悉训练，称为伍符。每队各设置两牌，编定字号，一牌交给总甲，一牌收藏在本院，称为队符。”},{ 每哨各设置两牌，编定字号，一牌交给哨长，一牌收藏在本院，称为哨符。每营各设置两牌，编定字号，一牌交给营官，一牌收藏在本院，称为营符。凡遇到征调，发出兵符、核对字号后再行动，以防奸伪。至于各种缉捕、保养、训练的方法，旗鼓进退的节度，都务求切合实际，予以施行。上奏请求设置平和县，并把巡检司迁到枋头。先生认为贼人长期据守险要，成为百姓的祸患，如今幸而已经攻破消灭，必须采取扼住后背、卡住咽喉的防范办法，于是上奏请求把平和县县治设在河头，把河头巡检司迁到枋头。因为河头是各处巢穴的咽喉，枋头又是河头的唇齿。他还说：“当初贼人据守河头时，凶恶到了极点，甚至调动三军之众、合并两省力量，才开始能够荡平。如果不趁现在谋划长久之计，不过几年，势必又会复起，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盗贼的祸患，就好比病人：兴师征讨，是用针药攻治的方法；建县安抚，是饮食调养的办法。只依靠攻治而不致力于调养，那么疾病很快就会复发，即使后来有扁鹊、仓公，也无从施展医术了。按：这一月，听说蔡宗衮、许相卿、季本、薛侃、陆澄一同考中进士。先生说：“刚开始入仕时，情绪和志向难免动摇，就像风中的柳絮；如果不把它粘在泥上、贴在网上，也只能自己作主。不知道诸位朋友如今怎样想？平日的功夫，也必须有真正得力之处才行。”又听说：“仁正在请假，在霅上买了田地，打算作为诸位朋友长期聚会的地方。”于是赠送两首诗安慰他们。六月，上疏请求疏通盐法。起初，都御史陈金为了供应流贼军饷，在赣州设厂抽分广盐，允许运到袁州、临江、吉安三府发卖。但这一办法从正德六年实行到正德九年便停止了。到这时，先生认为敕谕中有可以便宜处置的话，于是上疏请求暂时实行，等平定盗贼之日仍旧停止，朝廷同意了。九月，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赐给旗牌，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南赣过去只是由巡抚前来治理。到都御史周南时，才共同请求赐给旗牌，但事情办完后便缴还，并没有成为固定制度。到这时，先生上疏请求，于是有了提督的任命，后来不再更改。奏疏说，我国有刑罚条例，也有奖赏标准。然而刑罚条例只在参提之后实行，不在临阵对敌之时实行；奖赏标准只在大军征讨追击之日实行，不在平常用兵之际实行，所以不能取得成功。今后凡是遇到讨伐盗贼，领兵官不论所领的是军卫还是有司的兵众，若有人退缩、不听号令，准许领兵官在军前依军法处置；领兵官不听号令，准许总统官在军前依军法处置。所领兵众若有临敌擒获、斩杀的功劳，或赴敌阵亡，应据实详细报告，核实后奏闻，依制度升迁奖赏。若生擒贼人，审问明白后立即押赴市曹斩首示众，使人知道警戒畏惧，也可以比照法令，决不等待时日。这样做，赏罚既然明确，人心受到激励，盗贼一出现便能扑灭，粮饷可以节省，功业也可以建立。”又说：“古人施赏不超过时日，施罚不拖到事后。过了时候才奖赏，等同于没有奖赏；过了时候才惩罚，等同于没有惩罚。何况过时不奖赏、事后不惩罚，凭什么统一人心、振作士气？

译即使让韩信、白起这样的名将担任将领，也不能有所成就。若真能把大军征讨时的赏罚办法拿来责成平时实行，假给我们臣下令旗令牌，使我们可以便宜行事。这样做以后，如果军队还不能精强、贼人还不能消灭，我们也没有办法逃脱死罪了。”事情交给兵部尚书王琼复奏，王琼认为应当同意所请。于是把巡抚改为提督，得以依军法处置，钦赐旗牌八面，一切听其便宜行事。后来镇守太监毕真向近幸谋划，请求监督他的军队。王琼上奏认为，兵法最忌讳遥相控制；如果南赣用兵却必须等省城镇守太监商议，绝对不可，只应在省城有警时听任南赣防守应援，此事于是搁置。按敕谕说：“江西南安、赣州地方，与福建汀州、漳州二府，广东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四府，以及湖广郴州、桂阳县接壤，山岭相连，其中盗贼不时兴起，向东追赶便向西逃窜，向南捕捉便向北奔逃，这是因为各省地方事务没有统一管辖，彼此推诿调遣，难以处置。先前曾设置都御史一员，巡抚上述地方，命他督促追剿盗贼，但责任不专，往往因循苟且，不能明确实行赏罚以激励人心，致使盗贼越来越多，地方遭受祸害。今天所奏以及各有关部门复奏的事项，特意改命你担任此职。”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止革除奸弊，以及一切军马钱粮事务，都听任你便宜筹划，以充足军饷。只要有盗贼兴起，立即设法调兵剿杀，不许沿袭过去招抚包庇的弊端，重新成为百姓的大患。凡管领兵快的官员，不论文职、武职，如果在军前误期、逗留或退缩，都听任依军法处置。生擒盗贼，审问明白后，也听任就地斩首示众。抚慰晓谕贼人巢穴。当时漳州盗寇虽然已经平定，但乐昌、龙川等处的贼巢仍然很多，聚众叫嚣。先生将要用兵剿灭他们，先用牛肉、酒、银两和布帛犒劳，又告谕他们说：“人们共同感到耻辱的事情，没有比自身背上盗贼的名声更严重的；人们共同愤恨的事情，没有比自己遭到抢掠的痛苦更厉害的。现在如果有人骂你们是盗贼，你们一定愤怒；又如果有人烧毁你们的房屋，抢走你们的财货，掠走你们的妻女，你们一定恨入骨髓，宁死也要报仇。你们把这些加在别人身上，别人怎么会不怨恨？人都是同样的心，你们难道偏偏不知道吗？你们却一定要这样做，其中想来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或许是被官府逼迫，或许是受到大户侵凌，一时错误地动了念头，误入其中，后来又不敢出来。这些苦衷也很值得怜悯，但也都是因为你们悔悟得不够真切。你们当初去做贼时，是活人寻找死路，尚且一定要去，便去了；如今想改过从善，是死人寻找生路，却反而不敢吗？如果你们肯像当初做贼时那样，拼死出来请求改过从善，我官府哪里有必要杀你们呢？你们长期习惯于邪恶狠毒，忍心杀人，心中多疑，哪里知道我的心意？无缘无故地杀一只鸡一条狗，我尚且不忍，何况人的性命关系到上天呢？” 如果轻易杀掉你们，在防范之中必定会有报复，灾祸还会殃及子孙，何苦一定要这样做？我每次替你们想到这里，常常整夜不能安睡，也无非是想替你们寻找一条生路。只是你们顽固不化，然后我才不得已兴兵；那就不是我杀你们，而是上天杀你们。如今说我完全没有杀人的心，也是在欺骗你们；若说我一定要杀你们，又不是我的本心。你们现在虽然从事邪恶，起初却同样都是朝廷的赤子。譬如同一对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八人行善，二人背逆，想要害死八人，父母必须除掉这二人，八人才能保全生命。同样都是自己的孩子，父母的心为什么一定要偏偏杀掉两个？只是不得已罢了。我对你们也是这样。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一天悔过迁善，哭泣着前来投诚，做父母的一定会哀怜而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不忍杀死自己的孩子，正是父母的本心。如今能够实现自己的本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欢喜和庆幸呢？我对你们也正是这样。听说你们做贼所得并不多，其中还有人衣食不足。为什么不把你们做贼时辛劳积聚的精力用在耕种上，运用在经商上？这样可以坐享富足，安然享受逸乐，放下疑虑吧。” 纵情游览城市之中、自在行走田野之间，难道不胜过如今出门害怕官府、躲避仇敌，回家又担心诛杀、害怕剿捕，隐身逃迹、终身忧苦，最后落得身死家破、妻子儿女被杀受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你们如果能听从我的话，改过从善，我就把你们看作良民，再不追究你们过去的罪恶；如果习性已经养成，难以改变，也由你们自己任意去做。我从南方调来两广的狼达，从西面调来湖湘的土兵，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你们的巢穴，一年不能消灭，就到两年；两年不能消灭，就到三年。你们的财力有限，我的兵粮却没有穷尽。即使你们全都变成有翅膀的老虎，想来也不能逃到天地之外。唉！百姓是我的同胞，你们都是我的赤子，我终究不能抚恤你们，却要杀掉你们，真是悲痛，真是悲痛！说到这里，不觉流下眼泪。按：这篇晓谕充满哀怜无辜者的情感，可以想见虞廷以干羽之舞感化人的情形了。所以当时的首领如黄金巢、卢珂等，便率领众人前来投降，愿意拼死效力以报答。” 上疏谢升迁赏赐。朝廷因为先生平定漳州盗寇的功劳，升他一级，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并颁降敕书予以奖励，所以先生上疏致谢。上疏处理南赣商税。起初，南安在折梅亭向商货征税，以充军饷，后来奸弊很多，于是又把府城北面的龟角尾合并进来，并上疏说明此事。十月，平定横水、桶冈等处盗寇。

译南赣西面连接湖广桂阳，有桶冈、横水等贼巢；南面连接广东乐昌，东面连接广东龙川，有浰头等贼巢。大贼首谢志▯号称征南王，纠集率领大贼钟明贵、萧规模、陈曰能等，约定与乐昌的高快马等大规模修造战具，并制造吕公车。听说广东官兵正在府江用兵，便想先攻破南康，乘虚进入广东。此前，湖广巡抚都御史陈金题请三省夹攻，先生认为桶冈、横水、左溪等处的贼人毒害三省，祸患虽然相同，但形势各不一样。就湖广来说，桶冈是贼人的咽喉，横水、左溪是腹心；就江西来说，横水、左溪是腹心，桶冈是羽翼。如今议事者不除掉腹心，却想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于两处贼寇之间，必然腹背受敌，形势一定不利。现在议定进攻横水、左溪，约定十一月初一出兵。贼人见我军还没有集结，出兵日期还很远，一定认为我们要先攻桶冈，正在观望而没有防备，趁机急攻，便可以得志。于是把兵力转移到桶冈附近，形成破竹之势。先生因此决定先攻横水、左溪，分配确定各哨进军道路，传授作战方略，秘密在十月己酉日进兵，到十一月己巳日，共攻破贼巢五十多处，擒斩大贼首谢志▯等五十六人，斩获从贼首级二千一百六十八，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二十四人。有人请求乘胜进兵桶冈，先生又认为桶冈四面都是天险，真正可以进入的关键处只有琐匙龙、葫芦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处，但这些地方都在悬崖顶上架设栈道、梯子，居高临下发射滚石，可以抵御我军。即使上章一路稍微平坦，也要迂回半个月才能到达；湖广军从那里进入，我军又要前往，事情都很不方便。况且横水、左溪的残余贼人全都逃入桶冈，与那里同患难，合势据守，一定会由善于作战的人全力防守。他们地势险要，路程又短。如今我们想凭全胜的锋芒，兼程三日，争取百里之利，却把军队困顿在幽深山谷中，这就是所谓强弩射到末势，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了。不如移军驻扎到近处，休整军队、养足威势，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一定会害怕而请求投降；即使有人不服，也可趁机袭击，这样才可以取胜。”于是派他们的同党前去劝说。贼人正在高兴地召集议论时，横水、左溪逃来的贼人果然坚持不可，来回犹豫，没有时间防备，我军分路迅速推进，前后夹击，贼人于是大败，攻破巢穴三十多处，斩杀、擒获大贼首蓝天凤等三十四人，斩获从贼首级一千一百零四，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余人。捷报传到后，皇帝赐敕书嘉奖晓谕。这次战役中，监军副使杨璋、参议黄宏领兵，都指挥许清、指挥使郏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县王天与、张戬、指挥余恩、冯翔、县丞舒富，以及随征参谋等官员，指挥谢防、冯廷瑞、姚玺、同知朱宪、推官危寿、徐文英、知县陈允谐、黄文鸑、宋瑢、陆璥、千户陈伟、高睿等，都上报了功劳。贼首谢志▯被擒。先生问他说：“你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同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户〕

译谢志▯说：“也不容易。” 先生问：“为什么？”谢志▯说：“我平生见到世上的好汉，绝不轻易放过，总要设法把他们引来；有时放纵他们饮酒，有时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等他们感念我的恩德，再同他们说出实情，没有不答应的。”先生退下来后对门人说：“我们儒者一生追求朋友的帮助，难道与这有什么不同吗？” 十二月，撤军。军队到达南康，百姓在沿途头顶香火迎接跪拜；所经过的州县、关隘，各自建立生祠；远方乡里的百姓，则各自在祖堂中塑画先生像，按时祭祀。闰十二月，上奏请求设置崇义县县治，以及茶寮隘、上堡铅厂、长龙三处巡检司。先生上奏说：“横水、左溪、桶冈等贼巢，共有八十多个界域，处在上犹、大庾、南康之间，四方彼此相距各三百多里，政令不能到达，因此被贼人占据。如今幸而已经削平，必须设置县治，以显示控制。拟议从上犹、崇义等三里，大庾、义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中分割土地，特意在横水设置县治，使各处路程大致均等，山水环抱，土地平坦。仍然设置三处巡检司，以遏制险要。茶寮又正处在桶冈中央，西通桂阳、桂东，南连仁化、乐昌，北接龙泉、永新，向东可通万安、兴国，应当设置关隘保障。命千户孟俊砍伐木材、修筑栅栏，把皮袍洞的关隘守军迁来，再增加邻近关隘的夫役驻守。”议案上报后，全部得到批准。县名定为崇义。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岁，在赣地。正月，征讨三浰。给薛侃写信说：“今天已经抵达龙南，明天进入贼巢。四路军队都按期同时推进，贼人必定被攻破的形势已经形成了。过去在横水时，我曾写信给仕德说：‘攻破山中的贼人容易，攻破心中的贼人困难。区区剪除鼠窃之盗，有什么值得奇异的？如果诸位贤者能够扫荡心腹中的盗寇，以取得廓清平定的功业，这才真是大丈夫不世出的伟大功绩。’近几天想来已经有必胜的把握，奏捷也指日可待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呢！梁日孚、杨仕德确实可以共同求学。衙署中的事务烦劳尚谦这个小儿，正宪还希望你时时加以督促责备。”当时请延聘尚谦做正宪的老师，又倚重他处理衙门政事，所以这样说。二月，上奏请求迁移小溪驿。小溪驿旧址处在南康、南安之间。丙子年，大庾县▯山里的百姓害怕遭到贼人仇杀，自愿筑城防卫。到这一年二月，先生上奏请求把驿站迁到那里。三月，上疏请求退休，没有获准。因为生病。袭击并平定大浰、二浰、三浰等浰头盗寇。先生商议进攻和夺取的适宜次序，先横水，次桶冈，再与广东一起攻取浰头。正要进攻横水时，先生担心浰头会乘机袭击，便先发布告谕，颇为感动了贼人。只有池仲容说：“我们做贼已经不止一年，官府来招抚也不止一次，告谕有什么值得凭信的？等到金巢等人平安投降也不迟。”金巢等人到来后，先生便赦免他们的罪过，推诚相待、加以安抚，他们各自愿意投降。于是从他们中挑选五百人随军征讨横水。横水攻破后，池仲容等人才害怕，派他的弟弟池仲安来归附，实际上是想拖延官军。先生察觉了这一点，等到征讨桶冈时，便让他们截断新池一带的道路，使他们回去时绕远。内部严密戒备，对外却装作宽松放任。受害的人都说池氏狡猾，两次受到夹击围剿都没有成功。他们说：“狼兵还容易对付，调来需要半年；我躲避他们不用一个月。”意思是官军来得不会快，驻扎也不会久。众将都请求增援，先生不答应。于是秘密谋划方略，让各部回去，集合等待日期，截击贼人。等到桶冈攻破，贼人更加害怕，暗中准备战守。先生又派人赐给贼首牛酒，以观察他们的变化。贼人估计事情不能隐瞒，便假称龙川新民卢珂、郑志高等人将要发动突袭，所以预先防备，并不是防备官兵。先生假装相信，于是恼怒卢珂等擅自出兵杀人结仇，发文给龙川，命令查实情况，砍伐木材、开辟道路去讨伐他们。” 贼人听说后既相信又害怕，又派人来道谢。正好卢珂等人告发变乱，先生想借卢珂来欺骗三浰，秘密对卢珂说：“我姑且毁坏你的名声，你应当再来；来了就受杖刑三十下，关押几十天才可以。”卢珂知道后既高兴又答应了。先生又把他的意图告诉随从参谋，暗中吩咐执行杖刑的人下手极轻。到时候，先生假装恼怒，数说卢珂的几项罪状，并且要把他的部属全部逮捕斩杀，却暗中放走他的弟弟，让他召集军队。先生提前召集巡捕官，假装说：“如今大规模征讨已经结束，时和年丰，可以让百姓人家大肆作乐，张灯击鼓，举行灯会娱乐，这也是几十年才有一次的奇事。”又说：“乐户大多住在龟角尾，恐怕招来盗贼，为什么不把他们迁入城中呢？”于是街巷全都点灯击鼓，已经持续十多天。又派指挥俞恩和黄表给三浰颁发历书，推心置腹地招徕他们。当时池仲容等怀疑先生正在图谋他们，得到历书后稍稍安心。黄表等人从容地说：“你们这些新民不熟悉礼节，我来颁发历书，你们难道可以高坐不动吗？”于是池仲容率领党羽九十三人，都是凶悍的首领，来到营教场，而自己只带几个人进去拜见。先生呵斥说：“你们既然都是我的新民，却不进来拜见而到营教场，是怀疑我吗？”池仲容惶恐地说：“只是听从命令罢了。” 先生立即派人把他们引到祥符宫，他们看见宫中房屋整洁，喜出望外。这时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已经派几名参随陪伴接待他们，又制作青衣、油靴，教他们演习礼仪，以观察他们的志向，考察他们的贪婪残暴之性，最终发现他们无法教化，士人和百姓都在道路上骂道：“这是养贼遗害。”先生这才下定决心消灭首领。过了一天，他们辞行回去，先生说：“从这里到三浰，要走八九天。现在立即出发，年内未必能到家；即使到了，也还要奔走拜贺正节，只是白白自取劳苦罢了。听说赣州今年有灯会，为什么不在正月回去呢？”过了几天，他们又来辞行，先生说：“正节还没有犒赏，怎么办呢？”正月初二日，先生命有关官员在宫中大规模烹煮食物，准备第二天设宴。这天晚上，又命龙光秘密混入甲士之中，第二天早晨把他们全部消灭。先生自己惋惜终究不能教化他们，到巳时过后、未时之前，便不进食，头晕呕吐。此前他曾秘密派千户孟俊督促卢珂的弟弟召集军队，以防他们发生变乱。到了这天夜里将近半夜，先生亲自率军从龙南冷水直捣下浰。贼人故意阻断水路，石块错落地立在水中，先生穿着草鞋先行，诸军随后，没有人溺水。城门非常坚固，先生挑选一百人，卷起旗帜、携带火炮，沿着后山攀登。

译还须防备后山炮火发射四次、旗帜遍布山头的情形；守军回头张望，城门于是被攻破。当时正是正月七日丁未。兵备副使杨璋、守备指挥郏文、知府陈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寿、指挥余恩、姚玺、县丞舒富都随军出征。总共攻破贼巢三十八处，擒获、斩杀贼首五十八人，俘获从贼二千多人，其余逃往九连山。有人议论说，九连山绵延数百里，四面陡峭，须半个月才能到达，而贼人已经占据险要。先生挑选精锐七百多人，全都穿着贼人的衣服，假装败逃，趁暮色来到贼人山崖下。贼人下山招呼他们，我军假装应答，等越过险要之处，便截断贼人的退路。第二天从上下两面进攻，四路伏兵同时杀出，一鼓作气就擒获了他们。安抚投降的首领张仲全等二百多人，察看各地地势险易，设置县治和关隘，留下军队防守后才回师。先生还没有到赣州时，已经听说有三省夹攻的议论，便说：三省夹攻虽是大规模行动，恐怕仍不足以灭掉贼人。于是进攻治理二策，上疏说，朝廷如果把赏罚之权交给他，使他能够便宜行事，行动时不受牵制，便可以根据时机发动攻势：一座寨子可以攻取就攻取，一座寨子或一个巢穴可以扑灭就扑灭；对于每个巢穴，衡量其罪恶的轻重，安排剿灭和招抚的先后，这样就可以节省供给军需、征发人力的费用，使贼势日削月减，逐渐消灭殆尽。这就像古人所说拔牙的比喻：牙齿拔掉了，孩子却没有察觉。假如想用三省夹攻来快意于一时的愤怒，那么按贼人二万人计算，必须出兵十万人，积聚粮食、筹措钱财数月，事情才能准备完毕。军队还没有出境，贼人已经逃得很远，刀兵所能杀到的，不过是老弱和被胁从的人罢了。何况狼兵所经过的地方，灾害也不会减少。近几年来，江西有姚源之战，福建有汀州、漳州的贼乱，府江的军队正在两广集结，偏桥的讨伐在湖湘还没有停止。如果再加派大军，百姓将如何承受？这就像一拔牙，孩子也随之毙命。此疏刚刚上呈，夹攻的成命已经下达了。先生又认为，所谓夹攻，名义上虽是三省大举进攻，实际上行动的次序本来就有先后。例如江西南安的上犹、大庾、桶冈等处有贼巢，与湖广桂东、桂阳接界，夹攻时应当由江西和湖广会合，而广东只在仁化县的要害处把守，不参加进攻。赣州龙南有浰头贼巢，与广东龙川接界，夹攻时应当由江西和广东会合，而湖广不参加。广东乐昌、乳源的贼巢，与湖广宜章县接界；惠州的贼巢，与湖广临武县接界；仁化县的贼巢，与湖广桂阳县接界，夹攻时应当由湖广、广东两省会合，而江西只在大庾县的要害处把守，不参加进攻。如果不察明这一点，必定要等三省军队全部到齐后才进剿，那么将使军队长期劳顿、钱财大量耗费，造成的祸害就不小了。现在集中力量进攻上犹，就暂且派人假装招抚乐昌等处的贼人，以安定他们的心。他们见广东尚未设防，湖广的军队又没有赶到，便只庆幸眼前还能活命，一定不敢越界来支援上犹。等上犹攻下后，湖广调兵与广东会合，乐昌等处的贼人势力已经孤立，两省兵力更加集中，进攻也就容易了。到了这个时候，龙川贼巢相隔遥远，他们自以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见江西军队又撤走了，必定毫不怀疑。回师之日，出其不意，调头合击，没有不能成功的。奏疏上呈后，朝廷允许他便宜行事。桶冈已经平定，湖广军队约定的日期才到，先生担心他们长途跋涉徒劳无功，便奖勉统兵参将史春，让他当天回军。等到谋划斩灭浰头贼时，广东还没有来得及听说，事情全都与先前的计划相合。四月，回师，设立社学。先生说，民风不好，是因为教化还没有彰明。如今幸而盗贼稍稍平定，百姓的困苦渐渐减轻，一切移风易俗的事情，虽然还不能全部实行，姑且先从浅近易行的事情做起，开导训诲百姓，立即发布告谕，动员南赣所属各县的父老子弟，互相劝诫勉励，兴办社学，聘请老师教育子弟，唱诗习礼；出入街巷时，官长来到，大家都叉手拱立。先生有时加以赞赏、鼓励、训导，时间久了，市民也知道穿戴冠服，早晚诵唱，歌声传到偏僻的街巷，和乐恭敬的礼让风气渐渐形成。按照《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说：如今教育儿童，应当专门致力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至于培植涵养的方法，就应当诱导他们唱诗，以激发他们的志意；引导他们习礼，以端肃他们的仪容举止；劝勉他们读书，以开启他们的知觉。现在的人往往认为唱诗习礼不切合时务，这都是末俗庸鄙的见解，哪里足以知道古人立教的用意呢？大体说来，儿童的性情喜欢嬉戏而害怕拘束检点，就像草木刚刚萌芽，舒展它就枝条畅达，摧折它就衰败萎缩。所以凡是诱导他们唱诗，不仅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志意，也是借此让他们在咏唱中宣泄跳跃、号叫、呼啸的情绪，让幽闷抑郁、郁结不畅的心情通过音节得到舒展；引导他们习礼，不仅是为了端肃他们的仪容举止，也是借助周旋揖让来活动他们的血脉，借助跪拜、起立、屈伸来强健并约束他们的筋骨；劝勉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知觉，也是借助沉潜反复来守存其心，借助抑扬讽诵来宣发其志。如果只责求他们自我约束，却不知道用礼来引导；只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用善行来涵养，那么他们就会把学舍看成监狱而不肯进去，把师长看成仇敌而不想见面。这样还想求得他们行善，能办得到吗？五月，上奏请求设置和平县。和平县的县治原在和平峒羊子地，是三省贼人往来的要冲。其中山水环绕，土地平坦，人烟聚集，有一千多户。东至兴宁、长乐、安远，西抵河源，南界龙州，北接龙南，各相距数日路程。这里山水阻隔，道路遥远，人迹稀少，奸邪之徒多聚集于此。相传这里原来不是循州、龙川、雷乡一州二县的地方，后来被贼人占据，只剩下龙川一县。洪武年间，贼首谢士真等相继作乱，于是地方极度衰败。先生认为应当乘此时机修复县治，以加强控制，并把和平巡检司迁到浰头，以扼守要害。议案上报后，朝廷全部听从了。六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封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他上辞呈请求免除，朝廷不准。

译这是表彰他横水、桶冈之战的功劳。先生上疏具陈辞免说：“臣过分承受国家恩典，被授予巡抚之职。当时臣正抱病请求告假，恰好前任官员有借病逃避艰难的嫌疑，朝廷已经下了谴责他的文书。臣于是仓促狼狈地赴任。当时军力消耗、财物匮乏，盗贼猖獗，百姓困穷，几乎束手无策。朝廷想到百姓生命危在旦夕，又担心臣力量薄弱。兵部建议把赏罚之权交给臣，朝廷同意了；建议发给臣旗牌，朝廷同意了；建议改任臣为提督，朝廷也同意了。授给臣方略，却不以成规限制；责成臣取得成功，却不限定日期。因此臣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伸缩进退，行动自由。第一次进攻便攻破横水，第二次进攻便消灭桶冈；整顿军队再次出征，又第一次攻破三浰，第二次攻下九连。这些都是兵部的谋议、朝廷的决断。臣又有什么功劳，竟敢冒领这些赏赐呢？何况臣福分过盛而灾祸随之而生，已经诚恳上疏请求告老。如今请求退职反而得到升迁，因自责而蒙受赏赐，这与赏功的典制又如何相合呢？”奏疏上呈后，朝廷不准。七月，刊刻古本《大学》。先生出入贼人的营垒，没有时间安居。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郭治、周仲、周冲、周魁、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余光、黄槐密、黄莹、吴伦、陈稷、刘鲁、扶黻、吴鹤、薛侨、薛宗铨、欧阳昱，都聚集讲学而不散。到这时军队回师、士卒休息，先生才得以专心与朋友讲论。每天和他们阐发《大学》的本旨，指示入道的方法。先生在龙场时，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不是圣门的本旨，便亲手抄录古本，伏案精读深思，才相信圣人的学问本来简易明白，《大学》原本只有一篇，原来没有经、传的分别。“格物致知”本来以“诚意”为根本，原本没有缺失的传文需要补写。以诚意为主来从事致知格物的功夫，所以不必增加一个“敬”字。以良知来指示至善的本体，所以不必借助见闻。到这时古本抄刻成书，又在旁边作注释，并引用有关文字作序。

译刊刻《朱子晚年定论》。先生的序文大略说：“从前我谪居龙场，处在夷地、困境之中，经历了动心忍性之后，仿佛有所领悟；用六经、四书加以验证，豁然贯通，再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唯独对朱子的学说有相互抵牾之处，常常内心不安。我暗自疑惑：朱子如此贤明，难道在这件事上还没有察觉吗？后来我在留都任官，又取出朱子的著作加以检索考察，这才知道朱子晚年本来已经大悟旧说的错误，痛悔至极，甚至认为自己欺骗自己、欺骗世人的罪过不可胜数，无法赎清。世上传布的《集注》《或问》一类著作，是他中年尚未定论的学说；他自己认为旧本有误，想要改正却来不及。至于各种《语类》之类，又是他的门人带着争胜之心来附会自己的见解，其中对于朱子平日的学说，仍有很大的乖谬之处。可是世上的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不过在这些著作上因袭、讲习；对于朱子悟道之后的论说，一概没有听闻，这又怎么能怪我说的话不被相信，怪朱子的心意无法向后世自我表明呢？”我既为自己的学说没有违背朱子而感到庆幸，又欣喜朱子早已先得我心中本来就有的相同见解；同时又感慨世上的学者只守着朱子中年未定的说法，不再探求他晚年已经觉悟的论说，反而争相喧嚷，扰乱正学，自己还不知道已经陷入异端。我于是把这些文字抄录汇集起来，私下拿给志同道合的人看，希望他们不再怀疑我的学说，也希望圣学的光明能够得到恢复。“给安之的信说：‘我在留都时偶然因为多嘴，终于说得太多，攻击我的人从四面围来。我把朱子晚年悔悟的学说汇集起来作为《定论》，姑且借此来化解纷争罢了。门人近来在雩都刊刻它，起初听说时很不高兴，然而士大夫见到之后，往往因此有所启发；无意中得到这一助力，也颇为省去口舌之劳。近年篁墩诸公曾编有一部谈论此道的书，读者一开始就怀着结党同异、攻伐异己的念头，所以最终不能有所领会，反而被激怒。如今只把朱子亲口说过的话表彰出来，不增加一个字，即使有人心胸狭窄，也无从施加怒气了。有志向的人，只要把这部书拿出来指示他们就行了。’” 八月，门人薛侃刊刻《传习录》。薛侃得到徐爱遗留下来的《传习录》一卷、序文两篇，以及同陆澄各自抄录的一卷，刊刻于雩都。这一年，徐爱去世，先生悲痛哭泣。徐爱是最早入门的弟子，独自最先听闻圣学；他早年曾游南岳，梦见一位瞿昙抚摸他的背说：‘你与颜子具有相同的德性，也将与颜子享有相同的寿命。’他从南京兵部郎中任上告病归乡后，和陆澄商议耕种霅上之田，等待老师。年仅三十一岁，先生每次谈到他总为之悲伤。九月，修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纷纷聚集，起初借住在射圃，后来到了容纳不下的地步，于是修缮濂溪书院让他们居住。先生大规模征讨取得胜利的奏报上呈后，一天设酒食慰劳诸生，并且说：‘用这个来报答你们。’诸生惊讶地询问原因，先生说：‘起初我登堂办事，每次施行赏罚都不敢任意行事，常常担心有愧于诸位。我和诸位这样相对已久，仍然觉得以前的赏罚还有不恰当之处。于是我想着寻找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直到登堂办事、和诸位相对时，赏罚没有丝毫增减，才开始心安。这都是诸位对我的帮助，本来不必事事劳烦口舌。’诸生听了这话，更加各自反省而敬畏。十月，推行乡约。先生在大规模征讨之后，认为百姓虽然表面上已经归服，却不知道内心是否真正归服，于是推行乡约，告诫父老子弟，使他们彼此警戒，文辞说：‘近来顽劣的士卒倡乱，震惊远近，父老子弟十分忧愁困苦，受到骚扰。他们昏昧顽固、毫无知觉，违背天意、叛逆人伦，是自己求取诛杀，反复思量，实在值得怜悯悲伤。然而，这难道只是顽劣士卒的罪过吗？有关官员安抚养育百姓有所缺失，教训引导没有方法，也都有责任。即便如此，父老平日倡导、率领、整饬、勉励乡民，难道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吗？如今倡乱的首领都已擒获消灭，被胁从的无辜之人也都已经宽免，地方虽然已经恢复安宁，但考虑到这次创伤并谋划将来，父老从今以后教导约束子弟，不能不预先做好。因此现在特意实行保甲之法，使大家彼此警戒、相互联结。父老们应当率领子弟谨慎实行，务必和睦邻里，整齐姻亲，互相以德义劝勉，有过错彼此规正，敦厚礼让的风气，形成淳厚的习俗。’ 十一月，再次请求疏通盐法。根据户部的覆奏，准许南赣暂行盐税条例只限三年。先生想到连年战争使军饷不能供给小民，却只征收盐税，这正是所谓不增加赋税而财用充足，所得到的帮助并不少。而且广盐只在南赣流通，利益较小；淮盐必须在袁州、临江、吉安流通，因为那里滩地高。因此三府百姓长久苦于缺盐，而私贩盐的人水上船只很多，遮蔽河面顺流而下，少数官军敌不过多数私贩，势头无法遏止。于是上奏议论说：广盐流通，商税就会集中，可以用来资助军饷，贫民的赋税也可以减省；广盐停止流通，私盐贩运就会兴起，奸邪之弊日益滋长，利益归于豪强。何况南赣的贼巢虽然平定，残余党羽还没有全部消灭，正谋划保卫安定的防务，尚无撤兵的日期。如果盐税一旦废除，军饷费用假如不向贫民征取，就必须依赖内帑供给。百姓已经贫困却不停征敛，这是把他们赶去跟从盗贼；外部财力已经枯竭，又耗尽内库，这是再次损害根本。臣私下认为应当重新开放广盐，并定为固定条例。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直到今天军民仍受到它的利益。《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三，明王守仁撰，附录二 年谱二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岁，在江西。正月，上疏感谢升迁和荫封。因三浰、九连之功，荫封儿子为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上疏辞谢请求免除。他说，荫封儿子实在不是通常的典制，自己内心始终不安；疾病已经缠身，报答国家的日子遥不可期。奏疏上呈后，朝廷不准。上疏请求退休，不准。这是因为祖母病情危急。他给王琼（号晋溪）写信说：‘郴州、衡州等处还有很多群贼没有消灭，大概是因为进剿时，那些地方的土兵不太听命，广东军队防备夹击又稍迟，所以造成了这种局面。福建的变乱，也是由日积月累造成的，开始于延平，接着发生在邵武，又在建宁、汀州、漳州以及沿海各卫所爆发。将来的祸患，实在说不尽，本来就不是像我这样迂腐无能的人所能处理的。何况近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我心中已经大乱，希望改授他人，使我能够保全性命归去。’ 六月，奉敕前往勘察处置福建叛军。十五日，丙子，到达丰城，听说宸濠谋反，于是返回吉安，起兵义讨。当时福州三卫的军人进贵等胁迫众人谋反，先生奉敕前去勘察，于六月初九日起程，十五日中午到达丰城。知县顾佖迎接并告诉他宁王朱宸濠反叛，先生于是调转船头。此前，宁藩世代积蓄异志，到朱宸濠时奸恶尤其严重。他在正德初年与刘瑾结交，曾暗中指使南昌诸生上书举荐自己的孝行，再让抚按等官司表彰上奏，以扩大声誉；安成举人刘养正素有诗文名声，便屈意招致他来鼓动众人，株连富民，剥夺财产，放纵大盗闵念四、凌十一等四处劫掠，以资助他的妄费。按察使陆完因为受到朱宸濠器重，便相互倾心依附。陆完任兵部尚书后，首先恢复宁藩护卫，培植羽翼；朱宸濠又想暗中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送入宫中作为武宗的继承人。他的宦官阎顺等人秘密到京城上奏，朝廷置之不问，反而贬谪阎顺等人。后来孝陵净军也被他收买，朱宸濠更加肆无忌惮。陆完改任吏部尚书，王琼接替他任兵部尚书，估计朱宸濠必定反叛，于是申明军法，督促责成巡抚整修武备以防意外，并且各路戒严，严急捕盗。凌十一被关进监狱后劫狱逃走，王琼责令限期一定捕获，朱宸濠这才害怕，又暗中指使诸生歌颂自己贤能孝顺，借助权要上奏。武宗看到奏疏，惊讶地说：‘保举官员，好让他升为保宁王，赞颂宁王贤孝，究竟想做什么？’ 这时江彬正受宠幸，太监张忠想依附江彬来扳倒钱宁，听到这话，便暗中附和说：‘钱宁、臧贤与宁王相互勾结，他们的意图不可测。’太监张锐起初与朱宸濠有交往，后来又采用南昌人张仪的意见，依附张忠、江彬来巩固自己；御史熊兰住在南昌，素来与朱宸濠有仇，少师杨廷和也想革除宁藩护卫以免后患，几方面相互成为内应。皇上于是命太监韦霦传旨说：‘按照旧例，王府奏事人员辞谢觐见有固定期限，如今拖延违误，不合制度。’于是试御史萧淮上疏说：‘近来奉到敕令，王府人员无事不得停留京师，臣因此得以仰窥陛下隐微的意旨。臣不忍沉默，私下见宁王不遵守祖训，包藏祸心，大量杀害无辜，强行夺取百姓财产，残害忠良，招纳亡命之徒，私自制造兵器，暗中图谋不轨，与官员、校尉勾结已经多年。像致仕侍郎李仕实、前镇守太监毕真以及前后依附权势的人，都是今日的乱臣贼子，关系到宗社安危，绝非小事。有的应逮捕押送京师，有的应按名罢职削籍；布政使郑岳、副使胡世宁都能守正防患，应当赶快起用他们，这样或许能使人知道顺逆，消除祸变。’奏疏上呈后，张忠、江彬等称赞它，想让内阁降敕责问镇守、巡抚；而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约等又具疏奏报朱宸濠的不法行为。杨廷和担心祸患波及自己，想让朱宸濠上疏请求革除宁藩护卫以自我赎罪，和同僚商议，但外廷并不知道。有一天，驸马都尉崔元派人询问王琼：‘刚才听说皇上召见，明早要赴宫，是什么事？’王琼去问杨廷和，杨廷和假装惊讶说：‘什么事？’王琼微笑说：‘您不要欺骗我。’杨廷和扭捏片刻，慢慢说：‘宣德年间，朝廷对赵王有所怀疑，曾命驸马袁泰前去晓谕，最终得到解除；或许是这个意思吧。’第二天早晨，王琼到左顺门，看见崔元领着敕书，对他说：‘这是大事，为什么不在朝廷宣布？竟然留到朝廷上领取。’敕书说：‘萧淮所说的事情，关系到宗社大计，朕念及亲亲之情，不忍动用兵力，特派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前去晓谕，革除他的护卫。’崔元领取敕书出发后，杨廷和又命兵部发兵，静观事态变化。王琼说：‘这件事不可泄露。’此前，给事中孙懋、易赞曾建议选调军队在江上操练，以防备江西流贼，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过了很久，只请求按照原议实行。筹备军队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杨廷和默然不语。恰好朱宸濠的侦卒林华听说朝廷的议论反复，却没有得到实情，便日夜奔走报告。正逢朱宸濠生日设宴，各司官员听说后大惊，以为诏使来此，必定是要采用从前蔡震擒获荆藩的故事。况且按照旧制，凡是抄解宫眷，才派驸马和亲近大臣前去；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赵王那件事。宴会结束后，朱宸濠秘密召来李仕实、刘养正等人商议。刘养正说：‘事情紧急了，明天早晨各司官员进来谢恩，就可以发动行动。’当夜便集合军队等待。到第二天早晨，各司官员进来谢恩，朱宸濠走出来站在露台上，对众人宣布：‘你们知道大义吗？’都御史孙燧回答：‘不知道。’朱宸濠说：‘太后有秘密诏令，让我起兵监国，你们愿意保护皇驾吗？’孙燧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这就是大义，其他的我不知道。’朱宸濠大怒，命人把他拘押。按察司副使许逵从下面走来，大声说：‘朝廷派来的大臣，反贼难道敢擅自杀害吗？’他不停地辱骂，校尉火信把他拖到惠民门外，一同杀害。当时正是中午，天空忽然阴暗昏沉，于是朱宸濠劫持镇守、巡抚及各司官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收缴印信。太监王宏、御史主金、公差主事马思聪、金山布政使胡濂、参政陈杲、刘斐、参议许效廉、黄宏、佥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都被拘押。马思聪、王宏绝食而死。朱宸濠于是伪造官属任命，以刘吉、余钦、万锐等为太监，迎李仕实任太师，提前迎接刘养正到南浦驿任国师，任命闵念四等为都指挥，任命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季斆以及佥事潘鹏、师防等人都听候差遣；胁迫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都指挥马骥，向府、部发文，传檄远近，改换年号，斥责皇帝车驾，分别派亲信娄伯、王春等四处收集军队。

译起初朱宸濠听说武宗宠爱伶官臧贤，便派秦荣去学习音乐，送给臧贤黄金一万两和金丝宝壶。有一天武宗临幸臧贤，臧贤用宝壶斟酒，武宗惊讶于它的精美光泽和巧妙华丽，问：‘从哪里得到的？’臧贤说出了实情。武宗说：‘宁叔为什么不献给我？’这时小刘刚刚得到宠幸，朱宸濠失去了行贿的机会，深深怨恨他。酒宴结束回来后，小刘笑说：‘爷爷还在惦记宁王的东西，难道宁王会不惦记爷爷的东西吗？难道忘了举荐奏疏的事吗？’武宗于是更加怀疑钱宁、江彬等人，因而称赞萧淮的奏疏，事情也牵连到臧贤，只是臧贤不知道。朱宸濠派人把臧贤留在家中，设置多重夹墙，外面用木橱锁住，打开后有长巷通往后屋，十分隐蔽，没有人察觉。有诏令大规模搜查臧贤家时，林华急忙逃走，恰好在会同馆得到马匹，所以很快返回。起初，宁献王臞仙有传记，惠靖、康三王相继承袭；康王很久没有儿子，宫人南昌冯氏在成化丁酉年生下朱宸濠。康王梦见蛇进入宫中，把人几乎吃光，心中厌恶他，想不抚养，因宫人争相求免，便把他藏到伶人家里，让他与秦濚同住。稍长大后，他便在宫中淫乱。康王忧愤而死，不让他入宫诀别。弘治丙辰年，他承袭王位，通晓书史和歌词。到这时谋划叛逆，约定在八月十五日借着入试官吏、生员考核之机起事。等林华到达后，才催促朱宸濠回师。十九日，上疏报告变乱。朱宸濠杀害守臣后，便劫持各司官员，占据省城，于是把所有护卫拘集起来，召集亡命之徒，征集壮丁，号称十万军队，夺取运粮船顺流而下。戊寅日袭击南康，知府陈霖等逃走。己卯日袭击九江，兵备曹雷、知府汪颍、指挥刘勋等逃走。所属各县听到风声都溃散了。朱宸濠起初谋划直接袭击南京，继而进犯北京，所以乘胜按期向东进发。先生听说变乱后调转船头返航，恰逢南风猛烈，船无法前进，于是焚香跪拜，哭泣着向上天祷告：‘上天如果怜悯百姓，允许我匡扶社稷，愿立即转变风向；如果无意救助这些百姓，守仁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一会儿风渐渐停了，向北的船帆全都扬起。朱宸濠派内官喻才率兵急速追赶。当夜先生便和幕僚萧禹、雷济等人秘密进入渔船，得以逃脱。但他想到南京、北京两京仓促之间没有防备，想要扰乱朱宸濠的判断，使他迟留十天半月，于是故意伪造两广的机密大牌，备兵部咨文和都御史颜頥寿的咨文说：‘率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在江西办理公务。’命令雷济等人飞马报送，以动摇朱宸濠。朱宸濠看到檄文果然疑惧，迟迟没有出发。先生经过四天四夜到达吉安，第二天庚辰上疏报告变乱，于是与知府伍文定等谋划，向四方传檄，公开揭露逆贼朱宸濠的罪状，檄令各郡起兵勤王。奏疏留中后，又命巡按御史谢源、伍希儒记载功劳，在丰城设置疑兵；同时故意张贴接济官军的公文，写道：‘兵部咨文题准，命许泰、郤永分别统领边军四万人，从凤阳陆路进军；刘晖、桂勇分别统领京边官军四万人，从徐淮水陆并进；王守仁率兵二万人，杨旦等率兵八万人，陈金等率兵六万人，分路并进，约定日期夹攻南昌。’又以原来奉到的机密敕书为依据，故意让各路军队缓慢行进，等朱宸濠出城后从中途截击，前后夹误他。又伪造李仕实、刘养正作为内应的书信，以及贼将凌十一、闵念四投降的密状，让雷济等人的亲信设法送入朱宸濠手中。朱宸濠于是留下军队在省城观望局势。到七月三日，侦察得知这些并非实情，便让宗室支系栱樤和万锐等率一万多兵留守南昌，派潘鹏拿着檄文去劝降安庆，派季斆去劝降吉安，自己则与宗室支系栱栟、李仕实、刘养正等向东进发。贼军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刘吉为监军，王纶参赞军务，指挥葛江任伪都督，统领一百四十多队，分成五哨从鄱阳出发，经过九江，命师防守卫，直趋安庆。当时闵念四等人围攻安庆已经十多天，知府张文锦、守备都指挥杨锐、指挥使崔文同坚守不下。此时巡抚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飞章报告变乱，王琼请求在左顺门集议，众人观望，仍不敢明说朱宸濠反叛，只有王琼说：‘这个小子平日所作所为不合道义，如今仓促举兵作乱，实在不足为虑。都御史王守仁据守上游追击他，必定可以擒获。’于是他从直房中片刻之间写成十三道奏疏：第一道请求下诏削除朱宸濠的宗籍，正定反贼名分；第二道请求命将出师赶赴南京，命伯方寿祥防守长江，都御史俞谏率淮兵辅卫南京，尚书王鸿儒负责供应粮饷；第三道请求命王守仁率南赣军队从临江、吉安进军，都御史秦金率湖广军队从荆州、瑞州进军防守南昌；命充嗣镇守镇江，许廷光镇守浙江，丛兰镇守仪真，阻断贼军要冲；向江西各路传檄，凡有忠臣义士能够倡导义军擒获反贼的，封为侯爵。又请求南京守备、操江武职以及五府掌印、佥书官各自陈述意见，交由皇上裁决，务必选得合适的人以巩固根本。诏令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先生在吉安守军，越发急于求见王琼，说：‘听说朱宸濠诱骗叶芳的军队来夹攻吉安。’ 先生说：‘叶芳一定不会反叛。那些贼人过去以茅草作屋，反叛后就会把它们烧掉。我经过他们的巢穴时，允许他们砍伐大树，建造了一万多间房屋；如今他们的党羽各有一千多人，怎么会肯烧掉呢？’王琼说：‘他们跟随朱宸濠，是希望得到封爵任用，难道可以用平常的计策来判断吗？’先生沉默了很久，说：‘即使天下都反叛，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应当这样做。’王琼顿时警醒，胸中一时关于利害的疑虑仿佛全部洗去。第二天早晨他又来见先生，说：‘昨夜我想过了，如果朱宸濠派人逮捕我的父亲，该怎么办？’先生已经派人报告此事，让他赶快躲避到别处。壬午日，再次报告变乱。因为叛党势力正盛，担心途中遇到阻碍，所以再次上疏。上疏请求取道回乡祭扫祖墓，不准。先生起兵后，还没有奉到成命，便取道回乡祭扫祖墓；奏疏的意思是说明自己遭逢变乱，暂时留下来只是为了牵制敌人，进攻讨伐等待命令；如果朝廷军队到来，就立即依照最初的意愿行动。当时奉有敕令，命他督率军队讨贼；至于他所奏请回乡省亲的事情，等贼人平定后再来办理。上疏报告伪造的檄文。六月二十二日，参政季斆与南昌府学教授赵承芳、旗校十二人携带伪造的檄文和榜文，前往吉安府张贴晓谕。到达墨潭时，率领哨官负责护送到军门。先生立即把文书封固后上呈。奏疏大略说：‘陛下在位十四年，屡次经历变乱和灾难，民心骚动，却还不停巡游，以至于宗室图谋发动战争，希望窃取大宝。况且今天天下觊觎帝位的，难道只有一个宁王？天下的奸雄，难道只在宗室之中？想到这里，不禁寒心战栗。从前汉武帝有轮台悔过，天下于是趋向治理；唐德宗颁下奉天诏书，士民因此感动哭泣。希望皇上痛切地自我责备，改变道路、调换弦音，罢黜排斥奸邪谄谀之人，以挽回天下豪杰的心；断绝巡游的踪迹，以杜绝天下奸雄的希望，那么太平还可以谋求。群臣实在万分庆幸。’

译甲辰日，义军从吉安出发。丙午日，在樟树会师。己酉日，举行誓师。庚戌日，驻扎在市汊。辛亥日，攻下南昌。先生听说朱宸濠的军队已经出发，于是催促各郡军队按期在樟树会合，亲自督率知府伍文定等，以及通判谈储、推官王暐，于十三日甲辰从吉安出发。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琏、赣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尧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赣州都指挥余恩、新淦知县李美、泰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黄冕，都带着各自的军队前来会合。己酉日，在樟树举行誓师，进驻丰城。侦察得知贼人在新厂、旧厂设伏，作为省城的援应，于是派奉新知县刘守绪率兵从小路夜袭，将其攻破。庚戌日，从市汊出发，部署完成后，傍晚一齐进军。辛亥日，天刚亮，各路军队都到达指定地点。此前城中的防备十分严密，等厂中的贼军溃败逃入城内，全城都惊慌起来；又看见我军突然聚集，更加丧失斗志。众军乘势高喊，架梯牵绳登城，于是攻入城中，擒获栱樤、万锐等一千多人。遗留在城中的宫眷放火自焚。先生于是安抚平定居民，分别释放被胁从的人，封闭府库，收缴印信，人心才安定下来。于是胡濂、刘裴、许效廉、唐锦、赖凤、王玘等人都自行投案。起初军队驻扎樟树时，众人认为安庆被围十分危急，应当带兵前往救援。先生说：‘如今南康、九江都被贼人占据，我军如果越过这两座城直趋安庆，贼人一定会回军拼死决战，那样我们就会腹背受敌。不如先攻破南昌，贼人失去内部据点，势必回军救援；这样安庆的包围自然解除，而贼人也就可以擒获了。’最终果然按照这个计策行事。于是催促军队追击朱宸濠。甲寅日，开始交战。乙卯日，在黄家渡交战。丙辰日，在八字脑交战。丁巳日，在樵舍擒获朱宸濠，江西平定。起初，朱宸濠听说南昌告急，立即想回军救援，于是解除安庆之围，移军到沅子港，先分兵二万人赶往南昌，自己随后跟进。二十二日，先生侦察得知这一情况，询问众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多数人认为贼势强盛，应当坚守营垒，观察其破绽，慢慢谋划进退。先生说：‘贼人的势力虽然强大，却还没有遇到强敌，只是用爵位赏赐来诱惑人。如今进攻不能得逞，退却又无处可归，众人的士气已经消沉。如果出奇兵攻击他们的懈怠之处，不交战也会自行溃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先夺取敌人气势。’恰好抚州知府陈槐、进贤知县刘源清也带兵赶到，于是派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自率兵五百，分路并进，攻其不备。又派余恩率四百兵在湖上往来，诱使贼军前来。陈槐、胡尧元、童琦、谈储、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各自率领一百多人，四面设置疑兵和伏兵，等待伍文定等合击。部署完成后，甲寅日乘夜急进。伍文定以正兵迎击贼军锋芒，余恩随后跟进，邢珣绕到贼军后方横击，徐琏、戴德孺张开两翼以分散贼军势力。乙卯日，贼军擂鼓呐喊，乘着风势逼近黄家渡，气焰十分骄盛。伍文定、余恩假装败退来引诱贼军，贼人争相追逐以求取战利品，前后队伍互不相接。邢珣从后方横击，直接贯穿贼军中部；伍文定、余恩乘势进攻，两翼军队同时夹击，四面的伏兵一齐杀出，贼军大败，退守八字脑。朱宸濠害怕了，重赏勇士，又命人把九江、南康守城的军队全部调来增援。这一天，建昌知府曾璵的军队也赶到。先生认为九江不攻破，鄱阳湖就没有外援；南康不能收复，我军就难以从后追击。于是派陈槐率四百兵，与饶州知府林瑊的军队合攻九江；派广信知府周朝佐攻取南康。丙辰日，贼军再次集中力量挑战，我军稍稍退却。伍文定架起锐炮，火焰烧着了他的胡须，他仍拼死作战；炮弹打入朱宸濠的副船，贼军大败，擒获、斩杀二千多人，溺死者无法计算。朱宸濠于是聚集在樵舍，把船连接成方阵，把金银全部拿出来赏赐士卒。先生秘密制作火攻器具，安排邢珣攻击左翼，徐琏、戴德孺攻击右翼，余恩等设下伏兵，约定火攻发动时一同进击。丁巳日，朱宸濠正在早朝接见群臣，责问那些不听命的人，准备把他们带出去斩首，正争论未决时，我军突然袭来，火势烧到朱宸濠的副船，众人于是四散奔逃。妃嫔们与朱宸濠哭泣告别，多人投水而死。朱宸濠被知县王冕擒获；与他一同被擒的还有世子、眷属以及伪党李仕实、刘养正、刘吉、余钦、王纶、熊琼、卢衍、卢横、丁樻、王春、吴十三、秦荣、葛江、刘勋、何塘、王行、吴七、火信等数百人；另外还擒获了被胁从的官员王宏、王金、杨璋、金山、王畴。程杲、潘鹏、梁宸、郏文、马骥、白昻等人擒获并斩杀三千人，溺水而死的有两万多人；衣甲、器械、财物以及漂浮的尸体横陈十多里。其余数百艘贼船逃散，于是分兵追剿。戊午日，追到昌邑，大败贼军；到吴城时，又斩杀、擒获一千多人，溺死水中的几乎全部。己未日，收到槐等人的报告，各处又擒斩一千多人。大概从起兵到击破贼军，竟不到十天，记功总计一万一千多人。当初，先生多次上疏，即使抱病也要赶赴福建，正遇宁藩叛乱，臣子的义务不容许他舍弃；况且全省各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主持，事势危急，几乎刻不容发，所以又谋划牵制和攻守之策，等待奉命的军队到来。奏疏送入尚未得到答复，就把捷报上报了。洪曾听龙光详细讲过张疑行间的事情，曾问他说：“事情能成功吗？”先生说：“先不论成功与否，姑且说说张疑是否怀疑。”龙光说：“怀疑自然免不了。”先生说：“只要使他产生一点怀疑，事情就成功了。”后来遇到河图任武林驿丞，他又说：“公想要拖延宸濠，什么时候不是行间之计？什么事情不是行间之计？”曾问龙光：“你曾经见过刘养正吗？”龙光回答：“很熟。”于是就让龙光施行离间，把刘养正的家属迁到城内，好好供给饮食，防备那个带着檄文来、想斩杀济王的人；他踮脚走过，便没有再追问。

译一天发出牌票二百多张，左右的人都不知道它们要发往哪里。临近省城时，先向官民说明顺逆祸福的道理；听说鋔和瑞昌王帮助叛逆，便派他的心腹胡景隆去召回各路军队，使其与同党离散。人们只看到了成功的容易，却不知道他谋略的神妙。黄▯纲听说安吉的居民心中疑惑，说：“王公的兵锋还不知道指向哪里。”便急忙入城报告，先生只是笑而不答。出兵誓师时，把违反军令的人斩首示众于营中，军士们两腿发抖，不敢抬头仰视，却不知道那人正是此前带檄文来的人。后来贼军平定，张、许等人制造的诽谤议论纷纷而起，天下的是非更加混乱；若不是先生内心自信，哪里能够立即洗清冤屈呢？在此之前，先生考虑预先准备，恰逢汀漳兵备佥事周汝雍因公事来到赣州，知道此人可以共谋，而且他属于别的省，便屏退左右与他密谈。周汝雍回去后立即暗中招募勇士，编组整顿，等待命令，所以早晨奉到檄文，晚上就上路了。福建左布政使席书、岭东兵备佥事王大用也带兵经过这里，听说贼军已平定才返回。退休都御史林俊听说发生变乱，连夜仿制佛狼机铳并制作火药的方法，派仆人从小路送来，勉励先生讨贼。先生进入城中的那天，坐在都察院，打开中门，让人可以看见他前后同士友谈论学问；不轻易答复来访者，等他们到了，便登堂遣送出去。有人报告伍焚发的情状，先生暂时像侧身而坐那样，发牌命令将他斩首，随后又回来坐下。众人都面露恐惧，惊问先生：“刚才听说在与敌交战时稍有退却……”先生说：“这是用兵的常事，不值得介意。”后来听说宸濠已经被擒，问明缘故并赏赐完毕，又回来坐下，众人都面露喜色，惊问先生：“刚才听说宁王已经被擒，想来不是假的，只是死的人太多了。”先生照常讲说先前的话，旁观的人都佩服他的学问。宸濠被擒后，骑马入城，远远望见街道上军伍整肃，笑着说：“这是我家的事，何必劳烦你们如此费心？”一见先生，便托付说：“娄妃是贤妃。从事情开始直到现在，她苦苦劝谏都没有被采纳，刚才投水而死，希望你派人把她安葬。”等派人前往，果然找到了尸体，原来全身都用纸绳内里捆结，极易辨认。娄妃是娄谅的女儿，家中有学问传承，所以处在变乱中也能保全自己。八月，上疏劝阻皇帝亲自出征。这时兵部商议任命将领讨伐贼军，武宗下诏说：“不必任命将领，朕当亲自率领六军奉天征讨。”于是借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名义办事，命太监张永、张忠，安边伯许泰，都督刘晖率领京军和边军一万多人出征，给事中祝续、御史张纶随军记功。虽然捷报已经多次上报，却不肯发出，都说元凶虽然擒获，叛党还没有全部消灭，如果不捕尽，必将留下后患。先生上疏劝阻，大意说：“臣在接到变乱报告以后，选将集兵，振扬威武，先攻下省城，夺取他们的巢穴；接着在鄱阳湖作战，打击他们疲惫归逃的军队。如今宸濠已经擒获，谋划叛乱的党羽已经捕获，跟从贼军的人已经扫除，福建、广东前来听调的军士已经遣散，地方上因惊扰而不安的百姓也已经安定。臣私下认为，宸濠擅自制造谋逆，觊觎神器，阴谋蓄积已久，招纳逃亡叛逆之人；京城的动静，他探听得没有遗漏，广泛安置奸细，臣下上报的奏章，百份中难有一份送达。他开始谋划时，预料圣驾必定亲自出征，先在沿途埋伏奸党，准备施行博浪、荆轲那样的谋刺计划。如今叛逆没有走出几步就已经被擒获，依法应当押送到宫门，来彰显天子的讨伐。然而若把他交给部下各官，我实在担心潜伏的党徒会乘隙偷偷发动，或者发生意外，那样即使臣死了也会留下遗憾。” 因为当时局势正艰难，贼虽被擒，祸乱还没有平息。这一月上疏请求免除江西的税赋，免除益王、淮王供应军队的粮饷，留住进京朝觐的官员并抚恤重刑犯，以充实军伍；处置署印府县中跟从叛逆的人；参奏九江、南康失事的官员；请求顺便回乡省葬。前后总共上疏九次。再次请求顺便回乡省葬，没有得到允许。他给王晋溪写信说：“起初恳切上疏请求归乡，是因为想到祖母抚养我的恩德，想见她一面作为诀别。后来竟被战事牵累滞留，来不及见她一面，终于抱有终身的悲痛。如今老父亲年老多病，病情又一天比一天紧迫，而地方已经幸而无事，何必吝惜举手投足的一点劳苦，却不成全我这个愿望呢？” 九月壬寅日，在钱塘献俘，因病滞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献俘后从南昌出发，张忠、许泰等想把他追回来，商议准备把宸濠放到鄱阳湖，等武宗亲自与他交战后再上报凯旋、论功。接连派人追到广信，先生不听，连夜经过玉山草萍驿。张永在杭州等候，先生见到张永，对他说：“江西百姓长期遭受宸濠的毒害，如今又经历大乱，接着遭逢旱灾，还要供应京军和边军的粮饷，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必然逃到山谷中聚集作乱。从前帮助宸濠的人尚且只是被胁迫跟从，如今被贫困逼迫而受到激发，奸党群起，天下就会形成土崩之势。到那时兴兵平定乱事，不也困难吗？”张永深以为然，才慢慢说道：“我这次出来，是因为群小在皇上身边，想调开、限制左右的人，暗中辅佐圣上，并不是来掩盖你的功劳。但如果皇上顺着他们的心意行事，还可以挽回；万一违逆他们的意愿，只会激怒群小，对天下大计没有补救作用。”于是先生相信他没有别的企图，便把宸濠交给他，自己称病住在西湖净慈寺。武宗曾拿着威武大将军的牌子，派锦衣卫千户来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苦劝说，先生说：“人臣对于父母的乱命，如果可以进言劝止，就应当哭泣着服从；难道能忍心服从他们来防备皇上吗？” 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参随背着诏书一同迎接，把人带进来。有司设宴慰劳锦衣卫，按礼送给先生五金。锦衣卫恼怒而不接受。第二天来告辞时，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我在正德年间被关在锦衣卫狱中很久，从未见过像您这样轻视钱财、看重义气的人。昨天送出的薄礼，区区意思只是想完备礼数，听说您不肯接受，使我惶恐惭愧。我没有别的长处，只擅长写文章，日后一定替您写表章，让锦衣卫知道有您这样的人。”于是又拜了两拜表示感谢，那个人最终说不出别的话，便告辞离去。奉诏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返回江西。

译先生称病，想坚决卧床不出。听说武宗南巡，已经到了淮扬，群奸在身边，人心汹汹，不得已从京口准备直接赶往行在。大学士杨一清坚决劝止他，恰逢奉诏兼任江西巡抚，于是从湖口返回。张忠等人正挟持宸濠，百般搜罗，军队和马匹聚集，耗费极其严重。祝续、张纶等人望风附会，肆意散布流言，舆论很不平。先生回到南昌后，北军肆意坐卧、怠慢辱骂，有时故意冲撞挑衅，先生丝毫不为所动，务必以礼相待。他预先命巡捕官劝告市民把家搬到乡下，而让老弱之人守门。起初想犒赏北军，许泰等人预先禁止，命令他们不要接受。于是向内外传告，说明北军离家在外的苦楚，居民应当厚待主人和客人的礼数。每次外出遇到北军的丧事，必定停车询问缘故，厚厚地赠送棺材，然后叹息着离去。时间久了，北军都服从了。适逢冬至节，先生预先命令城中举行祭奠；当时刚经历宸濠之乱，哭悼亡者、洒酒祭奠的声音不断传来，北军没有不思念家乡而流泪的，都请求回去。先生与张忠、许泰等交谈，言语丝毫不屈从，他们渐渐知道畏惧。张忠、许泰自以为擅长射箭，想在教场同先生比射，料定先生一定会大败。先生勉强应战，三箭发出，三箭都射中。每射中一箭，旁边的北军便哄然举手，啧啧称赞。张忠、许泰非常害怕，说：“难道我的军队都归附王公了吗？”于是下令退兵。正德十五年，庚辰年，先生四十九岁，在江西。正月，奉召赴京，行至芜湖，不久得到兼任巡抚的诏命，返回江西。张忠、许泰在南京，担心先生会反叛，只有张永坚持公正，保护先生。武宗问张忠等人：“凭什么证明他会反叛？”他们回答：“召他一定不会来。”有诏命要求当面进见，先生立即出发，张忠等人怕与先前的话相矛盾，又拒绝让他进见。先生在芜湖停留半个月，不得已进入九华山，每天在草庵中静坐。正好武宗派人去窥察他，那人说：“王守仁是学道人，召他就来，怎么会反叛呢？”于是才有命令让先生返回江西。起初张忠等人多次假传伪诏，先生不肯赴召；到这时，张永身边有个幕士、顺天检校钱秉直，急忙派人报信，所以先生才得知实情。先生赴召来到上新河，被诸多幸臣阻拦，不能进见。半夜默默坐着，看见水波拍打岸边，发出汩汩声。他想：“如果因为一己之身蒙受诽谤而死，那就死吧；可是年老的父亲怎么办？”他对门人说：“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孔穴可以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我也会终身远走而不后悔。”江彬想对先生不利，先生私下推测江彬另有图谋，便谋划逮捕江彬。在武宗面前数说他图谋危害宗社的罪行，判处死刑，也稍稍偿还了天下人的愤怒。后来徐得永替他解脱了后患，刑部判决江彬时有这样的话：“虎旅夜间惊动，幸而已经在牛首山停止了谋划；皇帝突然驾崩，哪里堪受把遗恨留在豹房。” 这段话是代先生表达心意的。晦日再次经过开先寺，在读书台后留下石刻，题词说：“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宸濠在南昌叛乱，起兵进攻宫阙，攻破南康、九江，进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率各郡军队收复南昌，宸濠被擒，余党全部平定。在这个时候，天子听到变乱后大为震怒，亲自统率六军前来讨伐，于是擒获宸濠带回。多么显赫的皇威，多么神武而不妄杀；如雷霆震动，不用直接攻击，敌人就已经折服。神器有了归属，谁敢窥伺窃取？上天鉴察宸濠的罪恶，以此彰明皇帝的威灵。愿皇帝安定我们的国家。”正德庚辰正月晦日，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写。从征的官属列在左方。第二天游览白鹿洞，久久徘徊，题写了许多文字。二月，前往九江。先生因为皇帝车驾尚未返回京城，心中忧虑惶恐。这一月，出兵巡视九江，因而游览东林、天池、讲经台等处。这一月返回南昌。三月，请求放宽租赋。江西从己卯年三月到七月一直不下雨，禾苗枯死，接着又遭遇宸濠之乱，小民乘机作乱。先生尽心安抚平定，答应请求给予优厚的抚恤。到这时，部里的使者多次来到催促，日期越来越紧，先生上疏大意说：“近来，流离迁徙的百姓听说官军将要离开，稍稍得到喘息，盼望着回去恢复旧业；可是脚还没有踏入家乡，脖子已经被追索赋税的人套住了。荒旱已经到了极点，又接着发生变乱；变乱到了极点，又加上军队征发；军队征发到了极点，又加上供应军饷；再加上不断搜刮，催促征收。在这种时候，有眼睛的人不忍心看，有耳朵的人不忍心听，如今还要从他们身上榨取膏血，有人心的人难道还忍心这样吗？宽免抚恤的空文，不如免除租税的实际恩惠；赈济难以及时送达，不如免税容易施行。如今不免除租税、不停止搜刮，只说宽免抚恤、赈济百姓，这就是夺走他们口中的食物，却说‘我将医治你的饥饿’；剖取他们腹肾中的肉，却说‘我将救你免于死亡’。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会不再相信这种话。”考察此事，这一年他与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一同上疏，计算把宁藩变卖产业所得的官银用于代替百姓缴纳赋税，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三次上疏请求省葬，没有得到允许。五月，江西发生大水，上疏自我弹劾。这一年四月，江西发生大水，公私房屋被冲走淹没，田野崩塌陷落。先生上疏自我弹劾四项罪过，并且说：“从春天进入夏天，雨水连绵不断，江湖水位上涨泛滥，经过一个月还不退。从赣、吉、临、瑞、广、抚、南昌、九江、南康沿江各路，没有不遭受灾害的。黍苗沉没，房屋漂荡，靠捕鱼为生的百姓聚集在树梢上栖身，商旅的船只可以在街巷中行驶。城墙溃决，堤坝决口，千里都成了深渊，炊烟和灯火断绝，只听到哭声。询问父老，他们都说这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灾害。伏望皇上忧虑灾害、抚恤变乱，另选贤能之人代替臣担任巡抚。即使不把臣处以显戮，也请削减臣的俸禄官秩，把臣贬退回乡，作为人臣失职的警戒。这样或许在位者能够知道警惕，百姓的困苦可以止息，天灾可以消除，人们的愤怒可以宣泄，而臣也死而无憾了。”考察此事：当时武宗仍被羁留在南畿，进谏没有途径，只好姑且陈述地方灾异来自我弹劾，希望皇帝醒悟，特别留意百姓。六月，前往赣州。

译十四日，从章口进入玉笥大秀宫。十五日，住在云储。十八日，到达吉安，游览青原山，和作黄山谷的诗，于是题写碑文。行至泰和，少宰罗钦顺写信询问学问。先生答复说：“您的来信责问我，说恢复《大学》古本，是因为人的学问只应当向内求，而程朱关于格物的说法不免是向外求，所以我删去了朱子的分章，削去了他补写的传文。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学问难道有内外之分吗？《大学》古本，就是孔门相传的旧本。朱子怀疑其中有脱漏和错误，于是加以改正、补辑；我认为它本来没有脱漏和错误，只是全部依照旧本罢了。若说错误，是过分相信孔子，这一点或许有；并不是故意删去朱子的分章、削去他的传文。学问贵在从心中获得，在心中求取；如果求于心而知道不对，即使那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正确，何况是没有达到孔子境界的话呢？如果求于心而知道正确，即使那话出自平常人，也不敢认为错误，何况是出自孔子的话呢？况且旧本中的传文流传了几千年，如今读它的文辞，既明白又通顺；论其下工夫的方法，又简易而容易入手。凭什么就断定这一段一定在那一处、那一段一定在这一处，这一处为什么缺少、那一处为什么错误，于是便加以改正和补辑呢？这样岂不是把背离朱子看得太重，却把违背孔子看得太轻了吗？” “您的来信说，如果一定认为学问不借助向外求取，只应当反观内心、自我反省，把这作为要务，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也就足够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在入门的时候，让人困于格物这一段工夫呢？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如果说到纲要，‘修身’两个字也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说‘正心’？‘正心’两个字也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说‘诚意’？‘诚意’两个字也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说‘致知’，又说‘格物’？正因为工夫安排得周详细密，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件事，所以才成为精纯专一的学问；这一点正不可不思考。理没有内外，性没有内外，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在的工夫；反观内省，也未尝遗弃外在的事物。说学问一定要依靠向外求取，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外在部分，这是把义看成外在，是运用机巧智慧的人。说反观内省就是在内求取，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在部分，这是执着于自我，是自私的人。这些都是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所以说：‘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用于实际；善于运用而安顿自身，是为了崇尚德行。’这是本性的德行，是合乎内外的道理。由此就可以懂得格物的学问了。格物，是《大学》中真正开始下手的地方，也是贯穿始终的地方。” 从开始学习直到成为圣人，所用的只是这一套工夫，并不是只有入门时才有这一段。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用来修身的；而格物，是每天可以看见自己用力之处。所以格物，就是格察心中的事物、意念中的事物、知识中的事物；正心，就是端正面对这些事物时的心；诚意，就是使面对这些事物时的意念真实；致知，就是使关于这些事物的认识达到极致。这哪里有内外、彼此的分别呢？道理只有一个。就道理凝聚而言，称为性；就它具有主宰作用而言，称为心；就主宰作用发动而言，称为意；就发动时具有明觉而言，称为知；就明觉发生感应而言，称为物。因此，就物而言称为格，就知而言称为致，就意而言称为诚，就心而言称为正。所谓正，就是正这个；所谓诚，就是诚这个；所谓致，就是致这个；所谓格，就是格这个。全都是所谓穷究道理来充分发挥本性的意思。天下没有性之外的道理，也没有性之外的事物。学问之所以不明白，都是因为世上的儒者把道理看成外在，把事物看成外在，却不知道把义看成外在的说法，孟子曾经批驳过；后来竟侵入他们自己的内心而不自知，难道不是也有似是而非、难以辨明的地方吗？” 不能不仔细考察。凡是您对格物之说产生疑问，一定是认为它只重内在而排斥外在；一定是认为它专门从事反观内省，却抛弃讲习讨论的工夫；一定是认为它只重视纲领和根本的简约，而忽略枝节条目方面的详尽；一定是认为它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颇，而不能穷尽事物之理和人事的变化。如果确实如此，岂不是不仅得罪圣门，而且得罪朱子了吗？这就是邪说欺骗百姓、背叛道统、扰乱正理，人人都可以诛讨他；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呢？如果确实如此，世上那些稍微明白训诂、听闻先哲遗说的人，都知道它不对，何况您这样高明的人呢？我所说的格物，其中对于朱子九条的说法，都包括并统摄在内，只是我为它抓住了要领，实际作用有所不同，正是所谓毫厘之差。然而毫厘之差会造成千里之谬，实在由此而起，不能不加以辨析。” 这一月到达赣州。先生到达赣州后，大规模检阅士卒，教授作战方法。江彬派人来窥探动静，相识的人都请求他回省城，不要踏入危险可疑之地。先生不听，作《啾啾吟》解释此事，其中说：“东家的老翁防备老虎的祸患，老虎夜里进屋，衔走了他的头。西家的小孩不知道老虎，拿着竹竿赶老虎，就像赶牛一样，还说：‘我在这里和孩子们吟诗习礼，有什么可疑的呢？’”门人陈九川等人也这样劝说。先生说：“你们为什么不讲学？我从前在省城，权臣宦官的祸患就在眼前，我也安然自处。即使发生大变，也躲避不了。我之所以不轻易行动，也只是有深远的考虑罢了。”洪从前整理军师奏疏，顺道回省城探亲，恰好与再次上报宸濠叛乱的奏疏同日上呈，心中对此感到疑惑。难道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还有闲暇顾及这些吗？当时倡导义举、兴兵讨伐，宸濠很快就要被擒获了，他却仍上疏请求任命将领、出兵，好像自己没有参与此事一样。到了劝止皇帝亲征的奏疏，才感叹古人在功成之际的处置真是困难啊！” 七月，再次上报江西的捷报。

译武宗留在南京已经很久，群党想亲自献俘，夺取平叛的功劳。张永说：“不行。从前还没有出京，宸濠已经被擒。献俘北上，经过玉山，渡过钱塘江，要经过众人的耳目，不能再窃取功劳。”于是以大将军的钧帖命令重新上报捷报。先生于是节略先前的奏文，把众人的姓名列入奏疏，再次上奏，这才开始商议北返。尚书霍韬说：“这次战事，罪人已经擒获，却仍然调动众人出兵；地方已经安宁，却又杀害百姓来上报战功，使先朝误行过分之举，使国家大义在将要危急时受到动摇。这是张忠、许泰攘夺功劳，他们的罪恶滔天；而祝续、张纶诡诈追随、败坏同类，他们党恶而无才，也太过分了。”御史黎龙说：“平定藩王之乱，难的不在成功，而在于倡导义举。因为逆贼宸濠叛乱，实际上有内应，人们都心怀观望；而当时勤王的各位臣子，都舍弃生命、家业来奔赴国难。后来那些嫉妒的人编造流言，想要报复他们，天下人心怎么会服从呢？以后再有事变，谁还肯承担责任呢？”费文献公宏送张永还朝的序文说：“这次出行，平定祸乱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启发皇帝的知晓，却不让过错归于皇上；节省财用，不愿长期使百姓困苦；扶助善类，不愿使无辜者代受罪责。” 况且在此以前，揭发刘瑾罪状时，首先以防卫规劝为名，实际上是说叛逆的谋划萌发于恢复防卫；这种及早辨明、预先防范的做法，如果不是有体恤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是做不到的。洪说：“平定藩王之乱，难的不在倡导义举，而在于处置张忠、许泰造成的变局。张忠、许泰挟持天子以助长祸乱，没有人敢对他们怎样；豹房的阴谋，没有一天不在进行。他们害怕军队占据上游，不敢任意施为，最终才能保全皇帝乘舆返回宫中，从而为世宗开创正始，并在开先寺刻石。所谓神器有了归属，谁敢窥伺窃取？又说：‘愿皇帝安定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改元的征兆，已经先在这里显现了。唉，难道是偶然的吗？” 先生在赣州时，有人说：“万安上下有很多武士。”先生命令参随前往登记，并吩咐说：“只要有力气，不必询问武艺。”不久得到三百多人。龙光问：“宸濠已经平定，登记这些人做什么？”先生说：“我听说交阯有内乱，出其不意地攻打它，这是一个机会。”后来过了二十年，发生登庸之役，人们都传说先生预先谋划了这件事，却不知道他当时另有打算。八月，移文有关部院，为冀元亨申雪冤情。此前，宸濠拉拢结交名士来帮助自己，凡是在江西任职的人，大多受到优厚礼遇。适逢武陵人冀元亨担任公子朱正宪的老师，忠诚可信赖，所以宸濠派他前往。谢佯装同宸濠谈论学问，宸濠大笑说：“一个人痴傻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当即同他断绝关系。等冀元亨回到赣州，把事情经过告诉先生，先生说：“祸患就在这里了！”于是冀元亨从小路护送谢回去。到这时，张忠、许泰等找不到借口制造事端，便逮捕冀元亨，让他受到各种拷打，他没有说一句阿谀顺从的话。于是科道官交相上疏为他辩白，先生向部院备文说明情况，洗清他的冤屈。世宗即位，下诏准备释放他，但他已经得病，五天后死在狱中。同门陆澄、应典等人为他备办棺木殓葬；讣告传来，先生设位痛哭。元亨字惟干，考中乡试，他的学问以务实、不欺为主，而且谨慎对待每一个念头。他在狱中把各个囚犯看作一体，囚犯们每天流泪，到这时渐渐听他讲学来安慰自己。湖广方面逮捕他的家人，妻子李氏和两个女儿都不害怕，说：“我丈夫平生尊敬老师、讲习学问，怎么会有别的事情呢？”她亲手纺麻绩麻，从不停歇，有空便诵读书籍、吟唱诗歌。事情真相大白后，守狱者想放她们出去，李氏说：“没有见到我的丈夫，我回哪里去？”按察司各位官员的妻子想同她见面，她推辞不敢前往。后来她们清洁一间屋子前去探视，李氏仍穿着囚服，不停地纺麻绩麻。有人问她，她回答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闺门和卧席之间。”听到的人都惊惧惭愧。元亨死后，先生发文抚恤他的家属。罗洪先为女兄夫周汝方所作的赠序大略说：“想起龙冈曾经亲自……” 龙冈因病从赣州回来，搭乘庐陵刘子吉的船。刘子吉向来同阳明先生交情深厚，正逢母亲去世，前往请求墓志铭；实际上是因为宸濠的事情，暗中想招引、结交他，意见不合便返回。到了船上，他回头看龙冈，只见他呻吟昏沉，以为他睡得很熟，便叫门人王储，感叹说：“起初我专门倚靠阳明，两天来多次用言语试探他；如果他不能领会我的意思，甚至一点关键处都不肯答应，显然不会登上这条船。这件事难道就要这样结束了吗？况且我怎么能凭一己之身承担这样的重担呢？”王储拱手说：“先生气力衰弱，如今天下都寄托在先生身上，先生还能到哪里退避推托呢？阳明又哪里值得说有没有他呢！”刘子吉说：“这件事固然在我，多得到几个人就更好了。阳明曾经用过兵罢了。”王储说：“先生认为阳明有才吗？我看他很怯弱。”刘子吉说：“确实如此。赣州的山洞贼寇只是小股头目，却整天练兵，仿佛面对强敌，何其张皇啊！”两人一同大笑而罢。龙冈回到住处后把这些话告诉我，那是己卯年二月。同年六月，宸濠叛乱，刘子吉和王储归附了他。七月，阳明先生率兵讨贼，八月擒获宸濠。当时议论纷纷，我和龙冈暗自叹息，却无法辩明。后来见到诋毁先生的人，便问他们说：“我厌恶的是他的言论正确而行为错误，大概是因为他虚伪。” 龙冈的舌头还在，到京城见到四方人士，难道还会有人替从前的话作证吗？何不把他们对我说的话转告我？后来刘养正已经死去，先生经过吉安，命有司安葬他的母亲，又写文章祭奠，祭文说：“唉，唉！刘生子吉，母亲死了却没有安葬，后来又遇到战争，因为一念之差，终于到了这个地步。唉，悲哀啊！如今我安葬你母亲，姑且用来安慰你的魂灵。君臣之义虽然不能在你的自身上对你徇私，朋友之情却还可以在你母亲身上尽到。唉，悲哀啊！”这件事发生在这一年六月。闰八月，第四次上疏请求省葬，没有得到允许。起初，先生在赣州，听到祖母岑太夫人的讣告，又听说海日翁病重，想上疏请求归乡。恰逢接到福州的任命，等走到半途遇到变乱，便上疏请求任命将领讨贼，同时请求省葬。朝廷答应等贼军平定之日再来。到这时，已经第四次请求了。曾经听说海日翁病危，想要抛下职务逃回去；后来得知病情好转，才停止。有一天他问各位朋友：“我想逃回去，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赞成我的行动？”门人周仲说：“先生想归乡的这个念头，似乎也是着相。”先生沉默了很久，说：“这个相怎么能不着呢？” 九月返回南昌。

译先生再次来到南昌，武宗的车驾还没有返回宫中，百姓嗷嗷待哺。于是兴办新府的工程，发檄文命各院道把宸濠的废地和叛逆产业改作贸易之用，以此救济饥民、代替税赋，境内的情况稍稍好转。他曾写信给守益说：“自从来到省城，政务纷杂，不再有像▯中那样相互讲习的机会。虽然自己掌握着舵柄，不敢放手，但水流险急，必须凭借像吾谦这样有力量的人来持篙，或许才能相互帮助，再上一个险滩。”泰州人王银穿着古代冠服，手执木简，拿两首诗作为见面礼，请求拜见先生。先生认为他奇异，走下台阶迎接他。入座后，问他戴的是什么冠，回答说：“有虞氏的冠。”问穿的是什么服，回答说：“老莱子的服装。”先生说：“你是学习老莱子吗？”回答说：“是。”先生说：“难道只学穿他的衣服，却没有学习登堂假装跌倒、遮面啼哭吗？”王银脸色变了，坐席也渐渐偏向一旁。等谈到致知格物，他醒悟说：“我们这些人的学问，是粉饰情感、在外表上矫饰节操；先生的学问精深而幽微，是从心中获得的。”于是他改穿常服，行弟子礼。先生替他改名为艮，给他取字汝止。进贤人舒芬因翰林身份被贬任市舶，自恃博学，见到先生后询问律吕之学，先生不回答，反而问他元声。舒芬回答：“元声的制度颇为详尽，只是还没有置于密室中实际考验。”先生说：“元声难道是从管、灰、黍、石之间得到的吗？心受到涵养，气自然调和，元气正是由此产生的。书上说：‘诗是表达志向的，志向就是乐的根本；歌是舒展言语的，舒展言语就是制定音律的根本。’舒展言语和调和声音都以歌为根本，歌以心为根本。所以心，是中和的极致。”舒芬于是欣然拜先生为师。当时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以及裘衍每天侍奉在讲席旁。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都拘守旧学，彼此猜疑。唐龙又以撤去讲席、选择交游相劝。先生答道：“我确实体认到良知，这是人人共有的；只是求学的人还没有得到启发觉悟，所以甘愿随从世俗习惯。如果现在有人果真怀着这颗心来求学，我却因为害怕自身受到猜疑和诽谤，拒绝同他交谈，内心难道忍得下吗？寻求真正的人才，好比淘沙取金；不是不知道淘去的沙会有十分之八九，却不能因此舍弃沙子而不去求金。”在唐龙、邵锐猜疑的时候，许多人害怕躲避；看见同门中有人戴方巾、穿中衣前来，便都指责为异类。只有王臣、魏良政、魏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人坚定不变，后来相互依附而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正德十六年，辛巳年，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住在南昌。这一年，先生开始正式阐发致良知的教义。先生听说上月十日武宗的车驾已经进入宫中，这才稍稍放下忧虑。自从经历宸濠、张忠、许泰之变，他更加相信良知确实足以使人忘却患难、超出生死。所谓考察三王、建立天地、质问鬼神、等待后圣，都是与良知相同的。于是写信给守益说：“近来我相信‘致良知’三个字，这确实是圣门的正法眼藏。往年还怀疑没有完全明白，如今自从多事以来，只有这良知一项没有不完备的。好比驾船得到舵，平静的水面、浅滩急流，都没有不顺心的；即使遇到狂风逆浪，舵柄在手，也可以免遭沉没的祸患。”一天，先生长叹一声。陈九川问：“先生为什么叹息？”先生说：“这个道理如此简易明白，却竟然埋没了几百年。”陈九川说：“也许是宋儒从知识理解上入手，把认识和神妙当作本性本体，所以见闻越多，遮蔽道理就越深。如今先生提出‘良知’二字，这是古今人人真正的面目，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先生说：“是的。好比有人冒认别人的坟墓作为祖坟，怎样辨别真假？只有打开墓穴，让子孙滴血验证，真假就无从逃遁。我所说的‘良知’二字，实在是千古历代圣人相互传承的一点滴骨血。” 先生又说：“我关于良知的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不得已才一口气向人说尽，只怕求学的人得到它太容易，把它当成一种景象来玩弄，不切实地下工夫，辜负了这种良知。”先生自从南都以来，凡是向求学者指示，都让他们存天理、去人欲作为根本。有人询问天理究竟是什么，他就让对方自己去求取，从未指明天理究竟是什么样子。间或对朋友说：“近来想把这个道理阐发出来，只觉得有一句话说不出来，津津然含在口中，无法揣度。过了很久才说：‘近来觉得这个学问再没有别的，只是这些罢了，再没有多余的了。’旁边有人不停地羡慕赞叹，他又说：‘连这些也没有可以安放的地方。’经历变乱之后，才有了良知的说法。” 记录陆象山的子孙。先生认为陆象山得到孔子、孟子的正统传承，他的学术长期受到压抑而未能彰显，文庙中还缺少配享的典礼，他的子孙也没有沾受到褒奖尊崇的恩泽。于是发牌行文给抚州府金溪县的官吏，按照各处圣贤子孙的事例，免除陆氏嫡系子孙的差役。有才俊的子弟，登记姓名，送交提学道入学读书。考察此事：象山与晦翁同时讲学，自从天下崇尚朱子学说，陆学便湮没了。先生刊刻《象山文集》并作序，以此表彰陆象山。席元山曾在龙场听先生论学，深为陆学未能显扬而忧虑，作《鸣冤录》寄给先生，称赞先生亲自承担道统，希望天下人即使非难他也不顾惜。五月，把门人聚集在白鹿洞。这一月，先生有归乡的心愿，想让同门长久聚集，共同阐明这门学问。正好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想编成府志，当时蔡宗兖任南康府教授，主持白鹿洞的事务，于是让编纂工作在洞中开始，召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共同办理。先生写信催促邹守益说：“醉翁的心意，大概另有所在吧，专门因为这件事劳烦你。我的归隐日期已经临近，圣明天子实行新政，像谦之也应当收拾行装北上，这次会聚应当赶快谋划，不应当慢慢地来。”庚辰年春，甘泉湛先生在髪履冢下避居，和霍兀厓、韬方叔、贤一同在家中聚会。先生听说后说：“英才贤士有幸同时出生、同处一地，怎么还可以虚度光阴，错失这个机会呢？”这年秋天，兀厓经过洪都，谈论《大学》时总是坚持旧见。先生说：“如果是传习书史、考订古今，以扩大我们的见闻，那是可以的；如果想凭这些来求得进入圣门的道路，就好比采摘枝叶来缀连根本，却想使血脉贯通，大概也很困难。”到这时，甘泉寄来《学庸测》，叔贤寄来《大学》《洪范》。先生写信给甘泉说：“随意体认天理，这是真实而不欺骗人的话。”

译推究兄长立意的开端，还是有些细微的不协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归都是格物；但如果一定要这样逐节分说，也觉得说得太多了，而且语言务求简约古雅，比原文反而更加深奥难懂。不如把词句说得浅近些，略略指出路径，让人自己思考而有所领悟，这样更觉得意味深长。”先生写信给叔贤说：“道只有一个而已。谈论它的根本原则，六经四书没有哪一部不能推求出共同的道理，又不只是《洪范》和《大学》之间如此罢了。譬如草木，它们相同的是生机；至于花果的疏密、枝叶的高下，如果也一定要全都使它们相同，我恐怕造化并不是这样刻削安排的。君子论学，固然只遵循这个道理，并不把一定相同看作可贵。至于入门下手的地方，却有不能不辨明的。”此前，伦彦式曾因为讲学到防中询问学问。这月，他让弟弟以谅带信来问：“学习没有安静的根基，受到外物感触就容易动摇，处理事情常常后悔，怎么办？”先生说：“这三句话所说的是同一种毛病，而且彼此相因。只是因为学习时另求一个安静的根基，所以受到外物感触便担心自己容易动摇；因为担心容易动摇，所以处理事情便常常后悔。心本来没有所谓动和静，因此君子的学习，即使处于静中，也常常觉知而从未空无，所以总是随时应对、随时寂静；动和静都有功夫，这就叫作集义。” 因为能够集义，所以能够没有只剩后悔的忧惧，这就是所谓动也安定、静也安定。心只有一个，静是它的本体，却又另求一个静的根基，这是扰乱它的本体；动是它的作用，却又害怕它容易动摇，这是废弃它的作用。所以，求静的心本身就是动；厌恶动的心并不是静。这就叫作动，而且还要再动静不已；这样一来，迎来送往、起伏变化，便会无穷无尽地相互牵引。因此，遵循天理叫作静，顺从欲望叫作动。六月，奉诏赴京，不久诏令停止；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赞理军机事务，于是上疏请求取道回乡省亲并安葬亲人。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令：“因为你过去能够平定叛乱的贼寇，使地方安定。朝廷开始实行新政，特意召你任用。敕令到达后，你可以乘驿站快马赶来京城，不得有所耽搁。”先生就在这月二十日起程，取道钱塘。辅臣阻挠此事，暗中唆使科道官员上言，认为朝廷正值新政开始，又逢武宗国丧，费用浩繁，不宜举行宴赏之事。先生到达钱塘后，上疏恳切请求取道归乡省亲，朝廷准许他回乡省亲，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赞理军机事务。按其请求归省的奏疏大意说：“臣自两年以来，四次上奏请求归乡省亲，都是因为父母年老多病，恳请暂时回去省视。又因权奸诬陷嫉恨，恐怕遭遇暧昧不明的祸患。所以当时虽以暂时归乡为请求，实际上已经有终身退隐山林的想法了。后来上天启发圣明，皇上入承大统，亲近贤能、任用旧臣，过去那些诬陷嫉恨我的人都被诛杀斥退，阳明德行兴盛而公道显明。臣在这个时候，仿佛从陷阱中脱身而登上春台，难道不想早晨出发、晚上到达，以快意实现自己拜舞踊跃的私愿吗？只是臣的父亲年老而且有病，近来又遭受诬陷构陷，早晚常有父子不能相见的痛苦。如今幸而脱离并洗清祸咎，重新见到天日，父子之情，本来就想见上一面，当面叙说悲苦和长期离隔的情怀。” 何况臣取道钱塘，绕道经过乡土，只能停留一天；对亲友的深厚情谊尚且会使人不能不动情，更何况父子之间呢？然而如果不明白请求朝廷批准，私下偷偷这样做，就是欺骗君主；如果害怕延误遭受刑戮，忍心割舍对生身父亲的感情，就是忘记父亲。欺骗君主是不忠，忘记父亲是不孝。因此臣冒着获罪的风险前来请求。”他曾与陆澄讨论养生。京城来人回去后，听说陆澄因为多病，准备从事养生。往年我也曾在这件事上竭尽力量。后来才知道，养德和养身只是同一件事。元静所说的“真我”，如果真能戒慎恐惧，专心致力于此，那么神安住、气安住、精安住，道家所说的长生久视之说也包含在其中了。老子、彭祖一类的人，只是禀赋恰好如此，并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类，都是道家所称述、奉为祖师的人，他们享年也不过五六十岁，那么所谓长生之说，必定另有所指。元静气弱多病，只应清心寡欲，一心向往圣贤，像前面所说的“真我”之说一样；不应轻信异道之徒，使自己惑乱聪明、耗损精力而竭尽精神，这没有益处。八月，前往越地。九月，回到余姚祭扫祖先坟墓。先生回乡祭扫祖墓，访问瑞云楼，指着安葬胎衣的地方，擦泪良久。这大概是因为悲痛母亲生下自己却来不及奉养，也悲痛祖母去世却来不及治丧。每天与宗族亲友宴饮游赏，随处指示良知。德洪过去听说先生在江右讲学，久已想拜入门下。乡里的旧人仍拿先生过去的事迹来疑惑，只有德洪暗中观察先生动静，深信不疑。于是排除众议，请示父亲，带领两个侄子大经、应扬以及郑寅、俞大本，通过王正心带着贽礼请求拜见。第二天，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管州、谷钟秀、黄文焕、周于德、杨珂等，共七十四人。十二月，封为新建伯。制书说：江西叛贼已经剿平，地方安定，各有关官员功绩显著。你部已经会同官员集议，分别等第，明确无误。王守仁封为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仍兼任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与赞理军机事务，每年支取禄米一千石，三代以及妻子一体追封，发给诰券，子孙世世承袭。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题请，派行人携带白金、文绮前往慰劳，并下令有关方面温和地慰问存恤。父亲王华在家中，赐给羊和酒。到了这一天，恰逢海日翁诞辰，亲朋都聚集在一起，先生捧酒祝寿。老人忧愁地说：“宁濠叛乱时，大家都认为你必死无疑，而你却没有死；大家都认为事情难以平定，而最终却平定了。诬陷构陷、朋比兴祸，阴谋机关接连发动，前后二年，危险得仿佛知道自己不能免祸。如今上天重新显明日月，使忠臣显达、善人成功，官位高、爵禄厚，又承受了过分的封赏，父子重新在一堂相见，这难道不是幸运吗？然而盛极就是衰败的开始，福分也是祸患的根基；即使把它看作幸运，也因此感到畏惧。”先生洗净酒杯，跪下说：“父亲的教诲，正是我日夜放在心上、切实警惕的。” 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叹君臣际遇之盛，也被功业盈满之后应当警戒的道理所感动。《王文成全书》第三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第三十四卷，明代王守仁撰。附录三。年谱三。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岁，在越地。正月，上疏请求辞去封爵。此前，先生平定贼乱、擒获宸濠，都是在事先参与谋划，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每次战事获捷，先生一定先把功劳归于本兵，这使宰辅感到怨恨。到了这时，他们想阻止先生晋升，便压制一同办事的各位，将记功册重新编造，务求删削。先生说：“册中所记载的，只是可以看见的功劳。至于帐下的士卒，有的伪造兵檄来阻挠他们进退，有的伪造书信进行反间以离间将领的亲信，有的冒险奔走服役而死于沟壑，有的因为忠诚而抱有冤屈，最后被构陷进死狱。其中还有将领和士卒所不知道的事情、部属未曾经历的事情，以及幽魂尚未来得及申诉的事情，不是记功册所能全部记载的。如今对于那些可以看见的功劳还要再加裁削，凭什么来激励效忠赴义的士人呢？”于是上疏，请求辞去封爵，并且说：“灾祸没有比贪取上天功劳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掩盖别人的善行更大的，恶行没有比窃取下属才能更深的，耻辱没有比忘记自身所受耻辱更重的。这四种事情同时具备，祸患就会全部到来。这就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辞去荣耀，只是为了避祸罢了。”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二月，龙山公去世。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七十岁时，病势沉重而将要去世。此时朝廷正在推议征讨藩王的功劳，进封老人以及竹轩、槐里公都为新建伯。这一天，部里的文书恰好送到，老人听说使者已经在门外，催促先生和各位弟弟出去迎接，说：“即使仓促，怎么可以废弃礼节？”问候行礼完毕，然后闭目去世。先生告诫家人不要哭泣，给老人加上新的冠帽和衣服，束好大带，整饬内外，准备好含殓、襚赠等一切物品，这才举行哀哭。刚哭一声便因病体不能承受而停止。门人弟子负责记录丧事，按照各人的才能分派职务。仙居人金克厚谨慎恭敬，让他监管厨房。克厚收发物品非常谨慎，有不慎重的就追回来，内外事务都井然有序。室内只供斋食，百日以后，才让弟弟和侄子们稍微增加些干肉，说：“这些孩子长期习惯了被豢养，强行要求他们不能这样做，就是放纵他们作假。稍微放宽一些，让他们各自求得尽心尽力就可以了。”越地习俗宴请吊唁客人，必定陈列饼糖，设置华美织物，烹制鲜鱼、割取肥肉，竞相追求丰盛奢侈。先生全部革除，只遇到高龄老人和远方客人时，才在素食中间放置两器肉食，说：“斋素本来是在帷幕之内实行的；如果让吊客和孝子吃同样的食物，就不是用来安顿高龄老人、酬答远方宾客的办法。”后来甘泉先生来吊唁，看到有肉食而不高兴，便写信责备他。先生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不辩解。这一年，克厚与德洪一起参加乡试，接连考中进士。克厚对德洪说：“我学习到管理厨房，收获很大，而且还把它私下用于取得科第。”先生曾说：“学习一定要通过亲自操持事务，然后真实诚恳的功夫才会达到，这也是教育人的方法。”先生在远方卧病，志同道合的人每天来访，于是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我鄙陋低劣，没有什么见识，而且正处在忧病奄奄一息之中，所以凡是四方志同道合者屈尊来访，我都不敢接见。即使不得已相见，也不敢有所议论。请各自回去，从孔子、孟子的教训中求取道理就可以了。孔孟的教训明白如日月，凡是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说法，都是异端之说。有志于圣人之学的人，抛开孔孟的教训而到别处寻求，就像舍弃日月的光明而希望从萤火、火炬中取得光亮一样，不也是错误吗？” 七月，再次上疏请求辞去封爵。七月十九日，准许吏部的咨文，钦奉圣谕：“卿倡导义举，督率军队，剿除大患，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劳绩值得嘉奖，特意加封爵位，以彰明公义。应当勉力承受恩命，所请辞爵之事不准。”此前，先生上疏辞爵，请求普遍施行恩典，大概是因为当国者不明白军旅赏赐的原则，暗中却用考察官员的办法，有的赏赐、有的不赏，有的不但不赏还削去功绩，有的赏赐还没有宣布而惩罚已经先行，有的表面上获得升职的名义却因此退居闲职，有的被诬指为不忠，随即废黜斥退。于是叹息说：“一同办事的诸位臣僚，伸长脖子等待，已经将近三年了。如果这件事都不说，还有谁会替他们陈述呢？大家同样秉持忠义之气，奔赴国难，功成之后实行赏赐，却只有我一个人承受，人们将不再接受其余人的功劳了。”于是再次上疏说：“从前宁濠之变发生时，他横暴的气势和积累的威势，即使在千里之外，也没有人不震惊失措，何况江西各郡县，正近距离受到剥床之灾呢？臣以客居异乡的孤身发动义举，当时既没有接受巡抚的命令，各官便不属于臣统辖；又没有奉到讨贼的诏令，这件事只是出于义理而倡导。假使当时各郡县官员果真畏死偷生，只以没有正式命令为借口，各自保守土地，那么臣又能怎么办呢？” 然而他们一听到臣的调遣，就感激奋发，挺身前来；如果不是真有捐躯赴难的义气、竭力报效君主的忠诚，谁肯甘愿遭受粉身碎骨、满门诛杀的灾祸，来希望获得万分之一也难以企及的功劳呢？既然如此，凡是与臣共同办事的人，都有忠义的诚心。考核官员的制度和军旅事务的政令，本来可以同时施行而不相冲突，但也不能混在一起实施。如今表面上将明确军旅赏赐，暗中却把考核官员的意图夹杂在其中，人人只看到赏赐还没有施行而惩罚已经降临，功劳没有记录而罪责却有所增加；这样不能惩创奸邪、警戒恶行，反而只会阻碍忠义之气，满足谗毁嫉妒之心。这就好比把一杯酒投入河水，却想使饮河水的人醉倒，能做到吗？”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倡议弹劾，想遏制正学，这是承接宰辅的意图。陆澄当时任刑部主事，上疏作六条辨析来驳斥他们。先生听说后阻止他说：“不要为止息毁谤而辩解，我曾听到前人的教诲。何况如今哪里只是这一件事？四方英杰因为讲学异同而议论纷纷，我们哪里辩得过来？只应当反求自身：假如他们的话是对的，难道我们对此还没有相信吗？那就应当努力求得其中不对之处，不能动辄认为自己对而认为别人错。” 假如他们的话是错的，那么我们自己已经确信了吗？就应当更加从自我满足和自我确认处求取，这就是所谓默默成就而不言自信。既然如此，今天这些众多的议论，哪一个不是让我们动心忍性、砥砺切磋的地方呢？况且他们议论的兴起，未必是因为对我有私怨，也可能是认为在捍卫圣道。何况他们的说法本来出自前代儒者的绪论，而我们的言论突然不同于过去，看起来反倒像凭空杜撰，当然容易遭到非难，也容易使人惊疑迷惑。不能专门把责任归给他们。这月，德洪赴省试，辞别先生，请求进一步指教。先生说：“胸中必须常有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气象。”德洪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自身也混同于天下，那么得失荣辱又怎么能介入其中呢？” 九月，将龙山公安葬于石泉山。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岁，在越地。二月。

译礼部会试以心学出题询问，暗中借题发挥来排斥先生门人。徐▯读到试题后，叹息说：“我怎么能蒙蔽自己的良知来迎合当时的喜好呢？”不回答便走了。听到的人为难他说：“这是尹彦明之后的第一人。”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人直截了当地发挥老师的学说，不加避讳，也都被录取。明白的人认为，进退荣辱自有命运。德洪落第回乡，深深痛恨时事乖谬，拜见先生。先生高兴地接待他说：“圣学从此要大大显明了。”德洪说：“时事像这样，怎么能说大大显明？”先生说：“我的学说怎么能够普遍告诉天下士人呢？如今会试录取的试卷，即使偏远乡村、深山幽谷也都能传到。我的学说既然还没有成为天下人的学说，必定会有人站出来探求其中真正正确的道理。”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人在旁侍奉，便谈到诽谤议论日益炽盛。先生说：“诸位姑且说说其中的原因。”有人说：“先生的权势地位显赫，所以遭人嫉妒诽谤。”有人说：“先生的学说日益显明，替宋儒争论异同，所以被人以学术之名诽谤。”有人说：“天下跟随先生游学的人很多，人们只看到他们后来有所进步，却不承认他们从前的状态，于是又把这种变化归咎于先生。”先生说：“这三种说法确实都有，只是我自己知道的原因，诸位还没有说到。” 有人请问：“我在南京以前，心中还存有一点乡愿的想法；如今只相信良知所认定的真正是非，再没有遮掩回护，才做得成狂者。即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为不能掩饰言语，我也只按照良知去做。”有人请问乡愿与狂者的区别。先生说：“乡愿以忠信廉洁取得君子的认可，又以同流合污来不得罪小人，所以非难他却举不出具体过失，讽刺他也没有可讽刺之处。然而推究他的内心，才知道所谓忠信廉洁，是用来讨好君子的；所谓同流合污，是用来讨好小人的。他的内心已经毁坏了，所以不能与他一同进入尧舜之道。狂者的志向存留于古人，一切纷扰、喧嚣和世俗污染都不足以牵累他的心，真有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的意趣，一旦克制私欲、恢复本心，就可以成为圣人。只是他不能时时克制私欲，所以忽略人情事理，行为常常不能掩饰。正因为他不加掩饰，所以内心还没有毁坏，还可以希望对他加以裁成。”有人说：“怎样判断乡愿是在讨好世俗？”先生说：“从他讥笑狂者、狷者就可以知道。狂者、狷者不与世俗协调，却说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成为这个时代的人，只要行善就够了；这正是乡愿的志向。所以他们的作为都只是表面取得认可而不令人怀疑，这就是所谓似是而非。三代以下，士人想在当时取得盛名，不过是获得了乡愿的外表罢了。” 然而推究他的忠信廉洁，有时也未免使妻子产生疑心。即使想完全成为乡愿，也不容易做到，更何况圣人的道呢？”有人说：“狂者和狷者都是孔子所思念的人，然而到了传道的时候，最终却比不上琴张一类人，而传授给曾子，难道曾子也是狷者一流吗？”先生说：“不是这样。琴张一类人具有狂者的禀性，虽然有所获得，最终仍止于狂者。曾子具有中行的禀性，所以能够悟入圣人之道。”先生写信给黄宗贤说：“近来我和尚谦、子华、宗明讲《孟子》中关于乡愿、狂者和狷者的一章，颇觉得有所警醒和启发，相见时还要再讨论。四方朋友来去没有定时，其间不是没有切磋砥砺的益处，但真正有力量能够担当承受的人，也很少见。大体说来，近世学者没有立志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胸中存有杂物，还没有得到清明脱落。听说你接引同志，勤勉不懈，非常好；但议论应当谦虚简明为好。如果自处过分自负，言辞意思又重复，只恐怕没有益处反而有所损害。”写信给尚谦说：“你说自己责备罪过、忧虑疾病，只是因为轻慢自傲两个字，这足以看出你用力恳切。但只要知道轻慢自傲所在，那就是良知；把这种良知推行出来，除去轻慢自傲，就是格物。” 能够真正做到“致知”这两个字，千百年来人物品格的高下、真伪，便一齐看破，丝毫也不能掩藏。前面所谈的乡愿，可以仔细体味。这两个字在试题中，整天讨论这件事，同道之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彻底明白。近来我在古本序文中改了几句话，很是阐发了这个意思，但看见的人往往仍不能察觉。现在寄上一纸信，希望你再仔细体味；这就是千古圣学的秘密，从前的儒者大多没有领悟到，所以他们的学说陷入支离和外道之中而自己还没有察觉。九月，将龙山公改葬于天柱峰，将郑太夫人改葬于徐山。郑太夫人过去曾附葬在余姚穴湖，后来改葬于城南石泉山；等到为龙山公合葬开墓时，墓中遭遇水患，先生梦中醒时都不得安宁，于是再次改葬。十一月，前往萧山。见素林公从都御史任上退休回乡，经过钱塘，渡江来拜访。先生到萧山迎接，在浮峰寺住宿。林公彼此对坐，感慨时事，慰问同行的朋友，并及时勉励他们学习，不要辜负最初的志向。张元冲在船中问：“佛、道二氏与圣人之学相差只在毫厘之间，可以说他们都在性命之理上有所体会；但二氏在性命之中掺入一些私利，便差之千里了。如今看二氏的作用，对我自身也有帮助，不知道是否也必须兼取呢？”先生说：“说要兼取，就已经不对了。圣人穷尽人的本性而达到天命，还有什么不具备，哪里还需要兼取？二氏的作用都是我的作用。就在我穷尽本性、达到天命的过程中完整地保养身体，这叫作仙；就在我穷尽本性、达到天命的过程中不受世俗牵累，这叫作佛。只是后世儒者看不见圣学的完整，所以才把它与二氏看成两种不同的见解。譬如一座大堂有三间，共同构成一座堂。儒者不知道三间都可以为我所用，看见佛氏，就把左边一间分给他；看见老氏，就把右边一间分给他；自己处在中间，这就是每次只举取一样而废弃百样。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都可以成为我的作用，这叫作大道。二氏只顾私自保全自身，这叫作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岁，在越地。正月。

译门人每天都有进步，郡守南大吉以座主自称，称门人为门生，但性情豪放旷达，不拘小节。先生与他谈论学问，他有所领悟，于是对先生说：“我治理政事有很多过错，先生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先生说：“什么过错？”大吉逐一列举那些事情，先生说：“我已经说过了。”大吉说：“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听见，怎么知道呢？”先生说：“良知。”先生说：“良知不是我常说的吗？”大吉笑着道谢离去。过了几天，他又更加细密地列举自己的过错，并且说：“与其事情过后才后悔改正，哪里比得上事先得到提醒、不犯错误更好呢？”先生说：“别人说出来，不如自己悔悟真实。”大吉笑着道谢离去。过了几天，他又更加细密地列举自己的过错，并且说：“身体上的过错可以努力改正，心中的过错怎么办？”先生说：“从前镜子还没有打开时，可以藏住污垢；如今镜子已经明亮，一粒尘埃落上去，自然很难停留。这正是进入圣人境界的契机，努力吧。”于是开辟稽山书院，聚集八个县的贤士，亲自率领他们讲习督导。于是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从湖广来，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从广东来，王艮、孟源、周冲等从直隶来，何秦、黄弘纲等从南赣来，刘邦采、刘文敏等从安福来，魏良政、魏良器等从新建来，曾忭从泰和来。宫观寺院低矮狭小，甚至容纳不下听讲的人，大概环坐聆听的有三百多人。先生主持讲学，只发挥《大学》中“万物同体”的宗旨，让人人各自探求本性，推致到极致的良知，以达到至善。功夫有所收获，便根据各人的情况施教，所以人人都乐于实行。海宁人董澐，号萝石，以善于作诗闻名江湖，六十八岁时来游览会稽，听说先生讲学，便肩着拐杖，带着瓢、笠和诗卷来拜访，进门长揖后坐到上座。先生惊异于他的气质相貌，以礼相待，和他连续交谈了几天几夜。董澐有所领悟，何秦便强迫他行拜礼。先生和他在山水之间漫游，董澐每天都有所听闻，高兴快乐得忘了回去。他家乡的子弟和社友都来召他回去，并且说：“老人家已经年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苦呢？”董澐说：“我正庆幸从苦海中逃脱出来，还怜悯你们自寻苦恼，反而把我看作受苦吗？我正像在渤海中扬起鳍，又在云霄之上振翅，怎么能再投进网罟、进入樊笼呢？走吧，我将跟从自己所喜好的事。”于是自号为“从吾道人”，先生为他写了记。八月，在天泉桥宴请门人。中秋月色明亮如白昼，先生命侍者在碧霞池边设席，门人在侍者有一百多人。酒喝到一半，歌声渐渐响起。过了很久，有人投壶聚饮，有人击鼓，有人泛舟。先生见诸生兴致极高，退下来作诗，诗中有“铿然舍瑟春风里，会也虽狂得我情”的句子。第二天诸生入内道谢，先生说：“从前孔子在陈国，思念鲁国的狂士。世上的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的场所，像被拘禁、被囚禁一样，却没有人醒悟解脱。等到听闻孔子的教诲，才知道一切世俗缘累都不是人的本性，于是一下子脱落了。但即使看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不加以实践而进入精微的境界，就会逐渐产生轻视世俗事务、忽略人伦万物的毛病。虽然这与世间庸庸碌碌、琐碎拘谨的人不同，但没有得到道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孔子在陈国思念回到鲁国，是想裁成他们，使他们进入道中。诸位讲学，只担心没有领会这个意思；如今幸而已经见到，正好精进探求、努力造诣，以求达到道，不要因为一见到这个道理便自我满足，最终停留在狂者的境地。”这月，舒柏提出关于敬畏、洒落的问题，刘侯提出入山养静的问题。先生说：“君子所谓敬畏，不是恐惧忧患的意思，而是戒慎于未见之处、恐惧于未闻之事的意思。” 君子所谓洒落，不是旷荡放纵的意思，而是心的本体不被欲望牵累，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意思。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所谓良知。君子戒惧的功夫没有片刻间断，那么天理常存，它昭明灵觉的本体自然不会昏暗遮蔽，不会受到牵制扰乱，不会有不足、馁怯、惭愧和羞辱；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顺从心意而不越过界限，这才是所谓真正的洒落。洒落产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产生于戒慎恐惧不断，谁说敬畏之心反而会成为洒落的累赘呢？”先生对刘侯说：“君子养心的学问，就像良医治病，要根据虚实寒热斟酌补泻，关键只在去除疾病，并没有一成不变、必须人人服用的方剂。如果只想进入深山、隔绝世事、屏除思虑，恐怕既然已经养成空寂的性情，即使想不流于空寂，也做不到了。”先生谈论圣贤之学并不妨碍举业。德洪带着两个弟弟德周、仲实在城南读书，德洪的父亲心渔翁前往看望他们。魏良政、魏良器一伙人与他们同游禹穴各处胜景，十天都忘了回来。有人问：“承蒙诸位长久相携同游，难道不会妨碍课业吗？” 回答说：“我们的举子业没有一刻不在学习。”父亲说：“我本来就知道这是心学。由此可以触类旁通，不过朱熹的学说是否也必须加以理解呢？”两个弟弟说：“用我们的良知去求取晦翁的学说，就好比打蛇打中了七寸，又何必担心不能得到呢？”父亲的疑惑还没有消除，便进一步询问先生。先生说：“哪里只是没有妨碍，实在是大有益处。学习圣贤的人，好比治理家庭；家中的产业、住宅、衣食、器物，都是自己置办的，想请客时，就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款待。客人离去，这些东西仍然存在，还可以自己享用，一生使用不尽。如今从事举业的人，好比治理家庭却不经营积蓄，专门把借贷当作本领；想请客时，从办事到供应器具，所有物品无不遍处借来。客人幸而到来时，借来的物品一时显得丰裕可观；客人离去后便全部归还别人，没有一件东西真正属于自己。如果请客而客人不来，那么时机过去、气势衰退，借来的东西也不能齐备，一生奔波劳碌，只能成为一个贫穷的人。这就是追求无益于获得，所追求的东西在外部。”第二年乙酉举行大比，稽山书院的钱楩与魏良政一同在江浙考取解额。父亲听说后，笑着说：“打蛇打中七寸了。”这时大礼议开始，先生夜坐碧霞池边，有诗说：“一场秋雨使夜间新添凉意，池边孤月格外显出精神。”

译潜藏水底的鱼传达内心的秘诀，栖息枝头的鸟诉说大道的真谛。不要说天机不是嗜欲，须知万物都是我的身体。无端兴起纷纷的礼乐议论，谁能替青天扫除旧日尘埃？”又说：“独自坐在秋日庭院，月色清新，天地之间哪里还有闲人？高声歌唱，任它随清风远去；幽深的意趣，自然随着流水而流转。千圣本来没有心外的秘诀，六经也须拂去镜中的尘埃。只是可怜周公的梦境纷扰不定，还没有达到陋巷贫士那样清醒。”这是对时事有所感慨，两首诗已经显示了他的旨意。四月服丧期满，朝廷中多次上疏推荐他。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都因大礼之事前来询问，最终先生没有回答。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由薛侃首先在虞山刻印，共三卷。到了这一年，南大吉取先生论学的书信，又增加五卷，在越地续刻。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岁，在越地。正月，夫人诸氏去世。四月，附葬于徐山。这月，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意说：圣人扶持人的纲常，忧虑后世而撰述六经，就像富裕人家的祖父父亲考虑产业仓库的积蓄，担心子孙或许遗失散落，最终陷入困穷而无法保全自己，于是把家中所有财产登记记载下来留给他们，使他们世世代代守护这些产业仓库的积蓄并享用它们，以免遭受困穷之祸。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登记簿，而六经的实质全都具备于我们的内心，就像产业仓库中的实物，各种各样都存在于家中；登记簿所记的，只不过是名称、形状和数目罢了。然而世上的学者不知道在自己的内心求取六经的实质，只是在似有若无的影迹之间考索，受制于文辞义理的末节，拘谨地以为这就是六经。它就像富家子孙不努力守住祖业、享用产业仓库中的实物积蓄，天天遗忘散失，直到成为贫民乞丐，却还喧嚷着指着登记簿说：“这就是我的产业仓库积蓄。”与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据记载，这一年，南大吉在处理政务的厅堂上题匾“亲民堂”；山阴知县吴嬴重修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在省城南面拓建新的万松书院，收录未能完全录取的士子，供给廪饩，大家都请先生作记，先生也都为他们撰写了记文。六月，礼部尚书席书推荐。先生服丧期满，按惯例应当起复。御史石金等人交章上疏推荐，都没有得到答复。尚书席书特意上疏推荐说：“生在我之前的，我见过一个人，叫杨一清；生在我之后的，我见过一个人，叫王守仁。”并且让他亲自领取诰券，赶赴宫阙谢恩。于是杨一清入阁办事。第二年有召令让他领取诰券谢恩，不久没有成行。九月，回到余姚祭扫坟墓。先生回到定防，在龙泉寺中天阁，每月以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日为期限，在墙上题写文字勉励诸生：“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承蒙诸位不嫌弃我，每次我回来，大家都聚集在这里，以询问学问为要事，这是非常盛大的心意。然而我不能停留满十天，即使十天之中，也不过讲学三四次。分别以后，便又离群独居，彼此不见往往动辄经过一年。那么岂只是‘十天受冻’而已吗？像这样还想求得草木萌芽舒展茂盛、枝条通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恳切希望诸位不要把我的去留当作聚散的依据；即使只有五六天、八九天，哪怕有俗事妨碍，也必须忙里偷闲来这里讲学一次。务必互相诱导扶持、奖励劝勉、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的习惯一天比一天亲近，势利浮华的污染也一天比一天远离疏淡。这就是所谓互相观摩而各自得到善处，就像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完成自己的工作。彼此会面时尤其要虚心谦逊，相互亲近、相互敬重。大体说来，朋友交往，以彼此谦下为益处。即使议论没有相合，也要从容涵养，使彼此感化而有所成就，不得动气争胜、助长傲慢而坚持错误，务必默默成就彼此，不说而使人信服。如果有人夸耀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心粗气浮，假装正直以沽名钓誉，揭发攻击别人还以为这是正直，怀着争胜之心行事，因愤怒嫉妒而损坏宗族、败坏群体，那么即使每天在这里讲学、时时温习，也没有益处。先生答顾东桥璘的信中说：“朱子所说的格物，是用我们的心到一切事物中去求理，就像到父母身上求孝道之理一样。孝道之理，究竟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在父母自身呢？假如果真在父母自身，那么父母去世以后，我们心中就没有孝道之理了吗？看见幼童将要掉进井里，必然会产生恻隐之理；这种恻隐之理，究竟在幼童自身，还是在我们自身的良知中呢？依此类推，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无不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把心与理分成两件事是错误的。”我所谓致知格物，就是把我心中的良知推行到一切事物上。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谓天理。把我们心中的天理推行到一切事物上，那么一切事物便都得到它们的道理。所以说：“推致我心的良知，就是致知；使一切事物都得到它们的道理，就是格物。”这是把心与理合为一体。” 把心与理合为一体，那么前面我所说的种种，以及朱子晚年的议论，都可以不言而明了。又说：“心是身体的主宰。”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所谓本然的良知。它虚灵明觉的良知受到感触而发动，就叫作意。有知觉以后才有意，没有知觉就没有意。难道知不是意的本体吗？意所作用的地方，一定有它所对应的事物；物就是事。意用于侍奉父母，侍奉父母就是一物；意用于治理百姓，治理百姓就是一物；意用于读书，读书就是一物；意用于审理诉讼，审理诉讼就是一物。凡是意所在的地方，没有不存在事物的；有这样的意，就有这样的事物；没有这样的意，就没有这样的事物。难道事物不是意的作用吗？“格”字的意义，有人用“至”字来解释，例如“格于文祖”，必须达到纯粹的孝、诚、敬，使幽明之间没有一处不得其理，然后才叫作格。有苗人的顽梗，实际要等到文德广泛施行之后才来归服，那么其中也兼有“正”字的意义，不能只用“至”字来完全解释。像“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这一类说法，都是使不正归于正的意思，不能解释为“至”。”

译况且，《大学》所说的“格物”之训，又怎么知道不是以“正”为义呢？如果把它解释为“至”，就一定会说：“穷究并达到事物的道理”，这样以后说法才通；如此一来，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用力的所在全在一个“理”字。假如去掉“穷”字，再去掉“理”字，只说“致知在至物”，能说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成训，见于《系辞》。如果“格物”的说法果真就是“穷理”的意思，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说“致知在穷理”，却一定要说这种转折而又不完整的话，来启发后世的弊端呢？大概《大学》所说的“格物”，与《系辞》所说的“穷理”，大的方向虽然相同，但细微处仍有区别。“穷理”兼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说“穷理”，格、致、诚、正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说“格物”，则必须同时提出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功夫才完整而严密。如今只单独提出“格物”，便把它说成“穷理”，这不但没有得到“格物”的本义，连“穷理”的意义也一起失掉了。篇末接着谈“拔本塞源”，大意说：“圣人的心看待天下人，不分内外远近，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和赤子一样亲近，无不希望使他们安全并得到教养，以实现万物一体的心愿。天下人的本心，起初也并不不同于圣人，只是被自我私欲夹杂，被物欲蒙蔽，于是把大的看成小的，把通达的隔绝起来，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父子兄弟看得像仇敌一样。圣人为此忧虑，所以推行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来教导天下人，使人人都能克制私欲、除去蒙蔽，恢复本心共同具有的仁体。教育的大纲，就是尧、舜、禹相互传授的所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教育的具体条目，则是舜命令契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项而已。当时，人没有不同的见解，家家没有不同的习俗，能够安守这些的称为圣人，努力实行这些的称为贤人；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朱，也称为不肖。下至闾巷乡村、田野之间，农工商贾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无不有这种学习，只把成就自己的德行作为要务。”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纷杂的见闻、繁重的记诵、浮靡泛滥的辞章，也没有追逐功名利禄，只让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信任朋友，以恢复本心共同具有的仁体，那么人谁不能做到呢？学校之中，只以成就德行为事务。有人擅长礼乐，有人擅长政教，有人擅长水土治理和播种栽植，就在成就其德行的基础上，使他们进一步精通自己的才能。等到举用有德之人时，任用者只知道同心同德，共同安定天下百姓，只看才能是否相称，并不以职位的高低来衡量轻重。被任用来效力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共同安定天下百姓；只要才能适合，即使终身处在卑微琐细的职位上也能安然自得，并不以此为卑贱。在那时，才能资质较低的人，就安于农工商贾的本分，各自勤勉从事本业，使彼此相互生产、相互养活，没有希望攀高、羡慕外界的心思。才能特别出众、如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人，则出来各自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衣食，有的沟通有无，有的准备器用，集中谋略、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女的愿望。这就像人的身体：眼睛不以自己没有听觉为耻，而耳朵听到的事情，眼睛一定会去察看；脚不以自己不能拿取为耻，而手所要探取的东西，脚一定向前走去。因为元气充足周遍，血脉调和畅通，所以对于瘙痒、疾病、呼吸等感受，身体都能感应而神妙地相应，有一种不必言说便能彼此明白的妙处。这就是圣人之学的缘故：它只在于恢复本心共同具有的仁体，知识和技能并不是用来与它相提并论的。三代以后，教育者不再以此施教，学习者也不再以此为学。霸者一流的人，窃取先生学说中近似的部分，把它假借于外在形式，用来满足内在私欲，天下人便纷纷奉其为宗。圣人之道于是荒芜堵塞，世上的儒者感慨悲伤，搜集先圣先王的典章法制，在灰烬残余中拾掇修补，圣学的门墙于是再也看不见了。于是有以训诂为学、以传授训诂来获取名声的；有以记诵为学、以此自称博学的；又有以辞章为学、把它夸耀为华美的。人们相互以知识自夸，以权势倾轧，以利益争夺，以技能相互抬高，以声誉相互取悦。出仕以后，掌管钱谷的，想兼管兵刑、典礼、音乐，又想参与铨选；任职郡县的，想着升任藩司、臬司的高位；担任防御、谏官的，又盼望宰执的要职。所以不能胜任某项事务，就不能兼任那个官职；不通晓某种学说，就不能取得那种声誉。记诵广博，反而只会助长他的傲慢；知识很多，反而只会助长他作恶；见闻广博，反而只会让他肆意逞辩；辞章丰富，反而只会用来掩饰他的虚伪。唉！以这样长期积累的染污，以这样的心志，又用这样的学术来讲习，难怪他们听到我们圣人的教诲，便把它看作多余的赘疣和彼此不合的榫凿了。若不是豪杰之士，能够不待外在条件便奋发而起，我还能对谁寄予希望呢？十月，在越城建立阳明书院。这是门人替他做的。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的东边。十二年后，丁酉年，巡按御史、门人周汝员在楼前建祠，匾额题为《阳明先生祠》。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岁，在越地。

译三月，写信给邹守益。守益被贬为广德州判官，修筑复古书院来聚集生徒，又刊刻《谕俗礼要》来教化民俗。书信送到后，先生回信称赞他说：“古代流传于世的礼，连当时的老师宿儒也不能穷尽其义；世人苦于它烦琐而难行，于是都废置不行。所以如今身居上位而想引导百姓守礼的人，困难不在于礼文是否详尽完备，重要的是简明切实，使人容易实行。书中像四代的位次以及祔祭之类，过去本想稍加改动以顺从习俗，如今都斟酌处理了，很合乎人情。大概天下古今人的感情本来就是相同的。先王制定礼制，都是顺应人情而制定节文，所以推行万世而都可以作为准则。若有与自己的内心反省后仍觉得不安的地方，不是传记有错误或缺漏，就是古今风气习俗不同而不相宜。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先王已有的制度，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这就是三王之所以不完全沿袭同一礼制的原因。后世不讲心学，人失去了真实情感，就难以同他们谈礼。然而良知存在于人心，万古如同一日。如果顺从自己心中的良知而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所谓‘不知道脚的大小却做鞋，我知道它不会做成筐’的道理，我知道它不会错。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今天这样做，并不是要把它当作完备的礼义制度，只是因为末世废礼到了极点，姑且作为兴起礼制的先声，所以特别提出这种简易的说法，希望人们容易知道、容易遵从。” 除冠、婚、丧、祭之外，又附加乡约，对民俗也很有补益。至于射礼，似乎应当另写成一部书来教导学者，而不是用来寻求百姓的理解。如今把它附在其中，却恐怕百姓认为它不是平常实行的礼，觉得不切实际；又见其中说法难以理解，便连同冠、婚、丧、祭这些容易明白的内容一起抛弃了。文公《家礼》没有涉及射礼，或许也是这个意思吧？”按：关于祠堂位次和祔祭的制度，有人问《文公家礼》中高祖、曾祖、祖、祢的位次都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心里实在觉得不安。先生说：“古代庙门都朝南，神主都朝东。合祭时，昭位的迁主列在北窗，穆位的迁主列在南窗，都统属于面向东的太祖之尊，所以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如今祠堂的制度既不同于古代，又没有面向东的太祖作为统摄，那么以西为上的说法确实有所不安。”那人说：“那么如今应当怎样呢？”先生说：“礼制以适合时代为重。如果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那么应当让高祖面向南，曾祖和祖东西分列，席位都略微降低而不正相对，这样似乎合乎人心。过去曾见浦江祭祀四代考妣时都各设席位。”高祖考妣面向南，曾祖、祖、祢之考都面向西，妣都面向东，各依世次排列，并稍微退后半席。这样对于男女的区别、尊卑的等级，两方面都合宜。只是恐怕民间防范和办理这些事情大多浅陋狭隘，器物也有所不完备，所以不能普遍实行。又有人问：无后者祔祭于自己的子侄，固然可以列在下位；如果属于高祖、曾祖这一辈分，应当怎样祔祭呢？先生说：古代大夫有三庙，不能祭祀高祖；适士有二庙，不能祭祀曾祖。如今民间能够祭祀高祖、曾祖，大概也是充分顺应人情的做法。若按古制，已经属于僭越，何况是同辈中无后的人呢？古代士大夫没有儿子，就为他置立后嗣，无后的人很少。后世人情浅薄，才开始有抛弃贫贱亲属而不为其承嗣的事。古人所说的无后，大都是夭折的孩子一类。祭法说：天子以下祭祀五代殇子，即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以下祭祀三代，大夫祭祀二代，适士和庶人祭祀到儿子为止。这样看来，无后者的祔祭，都是子孙一类。如今民间既然可以借用祭祀四代的制度来合乎义理地创制，那么即使祭及弟弟、侄子也可以。往年湖湘有一家士人，有曾伯祖和堂叔祖都很贤能，却没有后代；想为他们立嗣，族人不同意；想不祭祀，又因思念他们的贤德而不忍心。把这件事告诉某某时，对方说：已经二三十年没有祭祀了，如今再追补祭祀，形势上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是在士大夫家，就可以依照古代族厉的意义，在春秋二社祭祀之后，特别设立一次祭祀；凡是宗族中无后而关系亲近的人，都按照昭穆次序配祔，按义理说也是可以的。四月，再写信给南大吉。大吉入朝觐见，因时势而被黜退，给先生写来一千多字的信，情意恳切，只以能够闻道为喜，把求学作为急务，担心最终不能成为圣人为忧，完全没有一字提及得失、荣辱之间的事。先生读信后，感叹说：“如果不是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于是回信说：“世上那些高傲旷达的人，能够抛弃富贵利害、舍弃爵禄，决然长久离去而不回头，也不是没有。但他们有的从外道诡异的学说中寻求嗜好，把感情寄托在诗酒、山水、技艺的快乐上；有的则在意气上奋发，沉溺于嗜好，借助外物来与人相争，所以能够舍弃某些东西、选择另一些东西，然后做到这样。等到所追求的事物已经厌倦，意气失衡、心情郁结，感情随着事情改变，忧愁悲苦便随之产生。他们果真能够舍弃富贵、轻视利害、抛弃爵禄，一生畅快自得，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吗？只有有道之士，真正能够看见自己的良知明亮而灵敏，旷然与太虚同为一体。太虚之中没有什么不存在，但没有一物能够成为太虚的障碍。所以凡是羡慕富贵、忧虑贫贱、因得失而喜忧、因爱憎而取舍之类，都足以遮蔽我们聪明睿智的本体，堵塞我们深泉般随时流出的作用，就像明亮的眼睛被尘沙遮住，灵敏的耳朵被木楔塞住一样。这种疾病和郁结逆乱的状态，一定要赶快除去才觉得痛快，哪里能够忍耐片刻呢？关中自古以来多有豪杰，横渠以后，这种学问没有得到讲明，或许也同四方没有什么不同了。从此如果有所振作兴起，把气节之学改变为圣贤之学，一定要从我的元善兄弟开始。今天你们归去，难道说上天是没有用意的吗？”

译答欧阳德书 欧阳德当初在防地拜见先生时，年纪最小，却已经考取乡荐。先生常常称他为“小秀才”，所以派他服役。欧阳德高兴而恭敬地接受命令，虽劳苦也不疲倦，先生很器重他。嘉靖癸未年考中进士，出任六安州知州。几个月后写信来，说刚开始处理政务，事务匆忙；后来稍有条理，才得以同诸生讲学。先生说：“我所讲的学问正在政务匆忙之中，难道一定要聚集门徒以后才算讲学吗？”先生又曾写信说：“良知不是因为见闻才有的，但见闻无不是良知的作用。所以良知不滞留在见闻之中，却也不离开见闻。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良知之外便没有所谓知识。因此致良知是圣门教人的第一义。如今说专门从见闻的末端去求，就落在第二义上了。如果说致力于自己的良知而在见闻中求取，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之间仍不免分成两件事。这与专门从见闻末端求取虽然稍有不同，但同样没有得到精纯专一的要旨。”钱德洪与王畿一同考中南宫，都没有参加廷对，和黄宏纲、张 元冲同船回越，先生很高兴。凡是刚入门的人，先生一定让他们先接受引导；等到志向确定，有所进入之后，才请来拜见。每次临坐，先生都默默相对焚香，不说话。八月，答聂豹书。这一年夏天，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过钱塘江来拜见先生。分别后写信说：“思孟、周、程几位先生在千年之下无意间相逢，与其把天下人的话全都相信，不如真正相信一个人。道本来就在，学也本来就在。”先生回信大意说：“读到来信，确实看出君子虽不被人理解也不因此烦闷的心境；但我个人其中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并不是在计算别人信不信我。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来与我同为一体。百姓的困苦荼毒，哪一样不是像疾病疼痛一样切身地落在我身上呢？不知道自身的疾痛，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不经思虑便知道，不待学习便能做到，这就是所谓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不论圣人还是愚人都一样，天下古今也都相同。世上的君子只要致力于发挥自己的良知，自然能够公正地判断是非，使好恶相同，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把国家看得如同家庭，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这样一来，要使天下得不到治理反而做不到了。古人看见善行就像自己做出来一样高兴，看见恶行就像自己陷入其中一样痛苦，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水看作自己的饥饿和溺水，看见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这并不是故意这样做来求天下人相信自己，只是努力发挥自己的良知，求得内心满足而已。后世良知之学不明白，天下人表面上借用仁义的名义，内里却实行谋求私利的实质；用诡诈的言辞迎合世俗，用矫饰的行为博取声誉；遮掩别人的优点，窃取过来当作自己的长处；宽恕别人的私欲，却偷来当作自己的正直；以忿怒压倒别人，还说这是为了伸张正义；用险诈倾轧别人，还说这是嫉恶如仇；嫉妒贤能，却自以为是在公正判断是非；放纵感情欲望，却自以为同好同恶。彼此凌辱、彼此伤害，即使是一家骨肉至亲，也已经不能没有彼此隔绝的藩篱，何况天下那么大、百姓万物那么多，又怎么能够把它们看作一体呢？我实在依靠上天的灵明，偶然对良知之学有所领悟，认为一定要由此以后天下才可以得到治理。所以每当想到百姓陷于沉溺，就为此忧戚痛心，忘记自己不肖，想着用这种学问去拯救他们，也是没有自知之明。天下人见我如此，便相互非议嘲笑、诋毁斥责，认为我是一个疯狂失心的人。唉！我正承受着切身的疾痛，哪里还有闲暇去计较别人的嘲笑呢？从前孔子在当时，有人议论他是在谄媚，有人讥刺他是在谄佞，有人诋毁他尚未贤能，说他不懂礼，又侮辱他为‘东家丘’；有人嫉妒而阻挠他，有人憎恶他而想杀他。晨门、荷蒉这些人，都是当时所谓的贤

译士。他们还说：‘这是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做的人吗？真鄙陋啊，固执浅陋！没有人了解自己，那就算了。’即使子路已经列在登堂入室的弟子之中，尚且不能不怀疑自己所见的道理，对孔子想去的地方感到不高兴，还把这看作迂阔，那么当时不相信孔子的，难道只有十分之一二吗？然而孔子奔波急切，惶惶不安，像是在道路上寻找失散的孩子，连席子都来不及坐暖，难道只是为了求别人相信我、了解我吗？我这样不肖，哪里敢把孔子的道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我的内心也已经稍稍知道这种疾痛正在自身，所以徘徊四顾，寻找能够帮助我的人，彼此讲论，除去这种病。如今如果真能得到豪杰同志之士，共同向天下阐明良知之学，使天下人都懂得自己致力于发挥良知，彻底洗除谗毁、嫉妒、争胜、忿怒的习气，使天下达到大同，那么我的疯狂之病本来就将霍然痊愈，最终也免于丧失本心的忧患，岂不是痛快吗？会稽素来号称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所到处都是；无论寒暑、昏明，没有什么时候不适宜。良朋四方聚集，道义每天都有新的增长，天地之间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孔子说：‘不怨天，不责怪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 我和二三位志同道合的人，正准备奉行这些话，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只是这种切肤之痛，实在不能漠然置之，所以又这样说。按：聂豹初次见先生时自称晚生，后来六年，出任苏州知州，那时先生已经去世四年了。他见到钱德洪、王畿，说：“我的学问确实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还希望再次见面并行弟子之礼，如今却来不及了。”于是请二人为证，备设香案拜祭先生，便自称门人。十一月庚申日子时，生下正亿。继室张氏生下孩子，这是先生第一次得子。乡里的前辈有静斋六有，都是超过九十岁的人，听说后很高兴，作两首诗来祝贺。先生依韵作诗答谢，其中有句说：“什么东西敢说能继承祖先的功业，将来只好和父亲一样长大。”大概是在这个月十七日。先生起初给孩子取名正聪，七年以后，壬辰年，外舅黄绾因为避当时宰相的讳，替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十二月，写作《惜阴说》。刘邦采把安福同道之士集合起来结社，取名“惜阴”。请先生为社籍作序，先生替他们写道：“安成的同道，每隔一个月结社五天，称为惜阴，他们的志向很坚定。然而五天之外，哪一刻不是惜阴的时候呢？离开群体独自居住，志向不能不稍有松懈，所以五天结社，只是为了相互督察切磋罢了。”唉！天道的运行，没有一刻停止；我心良知的运行，也没有一刻停止。良知就是天道，说它是一件事，仍然是把它说成两件了。知道良知的运行没有一刻停止，就知道什么叫惜阴；知道惜阴，就知道什么叫致良知。孔子在河边说：“逝去的就像这样啊，不分昼夜。”这就是他学习如同赶不上、以至于发愤忘食的原因。尧、舜兢兢业业，成汤日日更新，文王纯厚而不停息，周公坐以待旦；惜阴的功夫，难道只有大禹才这样吗？子思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恐惧。”知道惜阴的显著作用，就可以进入德行了。有人说：“鸡鸣就起床，孜孜不倦地谋求利益；凶人做坏事也只嫌时间不够。”那么小人也可以称为惜阴吗？” 按：先生第二年丁亥经过吉安时，写信给安福各位同道说：“诸位朋友起初创办惜阴会，当时只怕它最终成为空话；近来才听说远近豪杰闻风而来的人有几百之多。这可以看出良知是相同的；然而圣道大明的契机，也可以由此预见了。”程明道说过：“宁可学习圣人而没有达到，不要凭一项善行就成就自己的名声。”这句话是针对有志于成为圣人而尚未真正得到圣人之学的人说的，

译因此可以这样讲。如果今天所讲的良知之说，正是圣学的嫡传，那么从此学习圣人，就没有不能达到的；只怕我们这些人还有凭一项善行成名的念头，不肯专心致志于此罢了。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岁，在越地。正月。

译先生写信给宗贤说：“人在仕途，与退居山林时相比，用功困难十倍。若没有良友时时提醒、启发、磨砺，平日的志向很少有不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变、逐渐松弛而一天比一天颓靡的。近来我同诚甫谈到，京师中相互交往的人少，你们二人必须彼此约定，只要看见对方有动怒的地方，就要立即提起‘致良知’这个话头，互相规劝。凡是一个人的言语正说到痛快处，就要截然忍住沉默；意气正要发扬时，就要欣然收敛；愤怒和嗜欲正沸腾时，就要空明地把它消解。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勇气不能做到的。然而真正体会到良知切近时，这番功夫又自然不难。因为这几种病，本来不是良知所有的，只是由于良知昏暗、被蒙蔽堵塞以后才产生。良知一经提醒，就像白昼出现，魍魉自然消散。’《中庸》说‘知耻近乎勇’，只是以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良知为耻罢了。如今人们多把言语不能压服别人、意气不能凌辱别人、愤怒和嗜欲不能直接任意发泄看作羞耻，却不知道这几种病都是蒙蔽、堵塞自己良知的事情，正是君子所应当深以为耻的。” 古代的大臣，根本不称道他有什么智谋才略，只说他‘确实坚定而没有其他本领，宽厚从容而能够容人’罢了。你们的智谋才略本来已经远远超过众人，不能自信的地方，只是还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良知，还没有完全具备‘确实坚定、宽厚容人’的气象。必须克除自己的私欲，真正能够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确实使天下得到安康治理，挽回三代的政治，才不辜负这样圣明的君主，才没有白白来到世间一遭。四月，邹守益在广德州刊刻《文录》。守益抄录先生的文章，请求刊刻。先生自己标明年月，命钱德洪分类编次，并且留下书信说：“所录文章以年月为次序，不再分别体裁类别。因为专门以讲学明道为事务，不在辞藻和体制之间。”第二天，钱德洪搜集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章，请求一并刊刻。先生说：“这就不是孔子删定、撰述六经的做法了。三代的教化之所以不明白，大概是因为后世学者繁复的文辞盛行而真实的用意衰微，所以所学忘记了根本。比如孔子删诗，如果只看重文辞，哪里会只有三百篇？只是因为他一心以阐明圣道为志，所以选取的只到这里。六经都可以依此类推。如果出于爱惜文辞而全部保存，就不是孔子垂范后世的本心了。”钱德洪说：“先生的文章虽然有些是应酬之作、体裁各不相同，但无不出于性情。况且学者传诵已经很久，恐怕后来被好事者随意掺杂拾取，反而失去今天裁定的意义。”先生同意刊刻，附录一卷送给守益，共四册。五月，奉命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征讨思田。六月，上疏辞谢，未获允许。此前，广西田州岑猛作乱，提督都御史姚镆征讨他，上奏说岑猛父子已经全部擒获并投降，朝廷已经下令论功行赏。余党卢苏、王受纠集众人煽动叛乱，攻陷思恩。姚镆又联合四省军队征讨，长久不能取胜，被巡按御史石金弹劾。朝廷采纳侍郎张璁、桂萼的推荐，特地起用先生总督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军务，估量事势，酌情安抚或剿灭，设置土官、流官哪一种便利，也一并核查有关大臣的功过上报；并且要求他以国家为重，不得依照惯例推辞逃避。先生听到任命后，上疏说：‘臣下想到，君命召见，应该不等车马备好就立即前往，何况这是军旅之事，哪里敢说推辞？只是臣的痰疾日益加重，如果冒病轻率出行，以至于误了大事，死也来不及补救。’臣又思考，思田之战起因是土官之间相互仇杀，与盗寇攻掠郡县、残害百姓相比，形势还稍微缓和。如果处置得当，事情也可以成功。姚镆一向老成，一时胜败也是兵家常事。御史石金根据事实论奏，是为了激励姚镆等人做好善后，挽救已经出现的失误。臣以为如今的事情应当专门责成姚镆等人，扩大对他们的委任，增加他们的威权，略去小过，给他们一些时间而要求他们取得成功。’ 至于最终仍然没有成效，然后再另选既有才能、又熟悉民情土俗的人，如尚书胡世宁、李承勋，前往替代他们的职任，事情一定能够办成。疏奏送入后，姚镆退休，朝廷派使者敦促他上路。八月。先生将要进入广东，曾设客座，私下嘱咐说：“只希望温和恭敬、正直诚信的朋友来到这里讲学论道，向人示范孝友谦和的行为，互相勉励德行事业，互相规正过失，用来教训我的子弟，使他们不陷入邪僻；不希望狂躁懒惰傲慢的人来到这里赌博下棋、饮酒作乐，助长傲慢、掩饰错误，引导他们做骄奢淫荡的事，诱使他们谋求贪财聚货，纵容顽劣而不知羞耻，煽动迷惑他们，使我子弟更加不肖。唉！按照前一种说法去做，是良士；按照后一种说法去做，是凶人。我的子弟如果远离良士而亲近凶人，就是忤逆的子弟。要警戒！要警戒！”嘉靖丁亥年八月，将要出行前往两广，写下这些话来告诫我的子弟，也用来告诉那些辱临此地的士友，请阅读并以此教导他们。九月壬午日，从越中出发。本月初八日，钱德洪和王畿在船中拜访张元冲，于是讨论为学的宗旨。王畿说：“先生说‘知道善、知道恶就是良知，行善去恶就是格物’，这恐怕还不是究竟的说法。”钱德洪说：“那么怎样才是呢？”王畿说：“心的本体既然是无善无恶，意也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如果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心也终究还没有达到无善无恶。”钱德洪说：“心体本来无善无恶，但如今习染已经很久，在心体上觉察到有善有恶；行善去恶正是恢复那个本体的功夫。如果只见到本体如此，便说没有功夫可以用，恐怕只是见解而已。”王畿说：“明天先生启程，晚上可以一同进去请问。”这天夜半，客人才散去。先生将要进内，听见钱德洪和王畿在庭下等候，便又出来，让他们把座席移到天泉桥上。钱德洪举出自己与王畿的辩论，请教先生。先生高兴地说：“正要你们二位有这一问。我今天就要出发，朋友中再没有人讨论、印证到这里。你们二人的见解正好相互取益，不可互相指责。汝中必须采用德洪的功夫，德洪必须透彻领会汝中的本体见解；你们相互取长补益，我的学问就再没有遗憾了。”

译钱德洪请问先生说：“只是你自己本有良知；本体本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曀气，什么都存在，但又有哪一样东西能够成为太虚的障碍呢？人心的本体也是这样。太虚没有形体，一经过便自行变化，又何须耗费丝毫气力呢？”钱德洪的功夫必须做到这样，才是与本体功夫相合。王畿请问先生说：“汝中已经见到这个意思，只适合默默地自我修养，不可以执著这一点去接引他人。上等根器的人，世上也难以遇到；一旦悟到本体，立即就能看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彻底贯通，这连颜子、明道也不敢自认为能够做到，怎么可以轻易要求别人呢？”你们二人以后向学者讲说，务必依照我的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用这四句话自我修养，便可以直达圣人境界；用它来接引别人，也不会有差错。王畿说：“彻悟本体以后，对于这四句宗旨应当怎样看？”先生说：“这是贯通上下的说法，从初学直到圣人，都只是这一种功夫。初学者用它，能够循序渐进地进入；即使达到圣人境界，穷究它也没有尽头。” 尧舜精纯专一的功夫，也不过如此。”先生又郑重嘱咐说：“你们二位以后，再不可改变这四句宗旨。这四句话无论中等、上等、下等根器的人都能接触领会，是我这些年来确立教法的结果。”我这些年来也反复斟酌，直到现在才确立这四句。人心自从有了知识以来，已经受到习俗的污染。如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切实下行善去恶的功夫，只悬空思索一个本体，一切事情都会不着实。这种弊病不是小问题，不能不早早说明白。这天，钱德洪和王畿都各有省悟。甲申年渡过钱塘江。先生游览吴山，月岩、严滩都有诗作。经过钓台时作诗说：“回想从前经过钓台，奔波驰驱正值军旅。十年后今天才又来，却又因兵戈而起行。空山烟雾深重，往日踪迹仿佛在梦中。连日雨水使林间小路湿滑，肺病发作，双脚又长了老茧。抬头仰望台上的云，低头洗濯台下的水。人生为什么这样碌碌奔忙，高尚的人竟然能够如此。想到同胞身上的创伤，至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经过门前也没有时间进去，忧劳怎么能够停止。滔滔不绝地奔走，实在令人自伤，果然到了末世也难以结束。”跋说：以上诗作于正德己卯年献俘前往行在时，经过钓台却没有来得及登临。如今再次来到，又是因为兵革之事，加上肺病和脚疮，只能徒然回望，惆怅叹息罢了。写下此诗交给桐庐县令沈元材，刻在亭壁上，姑且用来记载经过此地的年月罢了。当时同行的有进士钱德洪、王汝中、建德县令杨思臣以及沈元材，共四人。丙申年到达衢州。在西安遇雨，诸生出来迎候，于是寄诗给钱德洪、王汝中，并给书院诸生看：“几度走在西安道上，正值暮雨传来江声。鸥鸟飞过打破水面的踪迹，水天云气间仿佛看见手执斧钺的仪仗。不是我的事务，传授经书还要惭愧地做你们的老师。天真山泉石秀美，最近又有相约前往鹿门之期。”钱德洪、王汝中正在择地筑建书院，极力称赞天真的奇景，所以诗中也提到。没有踏上天真的道路，转眼间似乎已经二十年。石门幽深，竹径苍翠，峡谷中亭台相接，云泉环绕，仿佛璧玉围成的海；龟畴哪里能见到宋代田文明的遗迹？择地筑屋难道会没有缘分吗？如今那里有仰止祠、环海楼、太极亭、云泉亭、防云亭等。” 戊戌年经过常山。诗说：“长生之道只是徒然令人羡慕，苦于缺少炼制大药的资财。遍游名山、深入历览，悠长岁月使鬓发渐生白丝。身体受到一念牵系，离道越来越远。中年忽然有所觉悟，九转还丹原来就在这里。它不是炉，也不是鼎；什么是坎，什么又是离？本来就没有终始可究，哪里有死生的期限？那些游方术士，诡异言辞反而增加疑惑。纷纷而来的诸位老翁，各自传授说法，反而困在许多歧路。乾坤万物由我而在，何必向外求取？千圣都像过去的影子，良知才是我的老师。” 十月到达南昌。先生从广信开船，沿途诸生徐樾、张士贤、桂軏等请求拜见先生，先生都以军务在身、没有空暇为由谢绝，答应回程时相见。徐樾从贵溪追到余干，先生让他登船。徐樾当时正在白鹿洞打坐，带有禅定的意味，先生看出这一点，让他举出自己的见解，说：“不对。”过了一会儿，徐樾稍稍改变前面的说法，先生又说：“不对。”后来徐樾另起话头，先生说：“接近了。”先生说：“这个本体难道有固定的方所吗？譬如这烛光，无处不在，不能把烛上的地方当作光本身。”于是指着船中说：“这里也是光。”又说：“这里也是光。”直到直接指着船外的水面说：“这里也是光。”徐樾领会后致谢告别。第二天到达南浦，父老军民都头顶香盘站立迎接，挤满道路和街巷，甚至到了不能行走的程度。父老们抬着轿子传递进入都司衙门，先生命父老军民进来拜见；他们从东边进入、从西边出去，有舍不得离开的，出去后又回来。从辰时到未时才散去。起初依照有关官府的常规礼仪，第二天拜谒文庙，在明伦堂讲《大学》。诸生层层围拥，很多人听不到。唐尧臣献茶后得以在堂旁听讲。起初唐尧臣不相信这种学问，听说先生到来，便从乡里出来迎接，内心已经有所触动。等看到拥挤拜谒的情景，惊叹说：“三代以后，哪里还能有这样的气象呢？” 等到听先生讲学，唐尧臣完全没有了疑惑。同门中的黄文明、魏良器等人笑他说：“逃亡的主子也来投降了吗？”唐尧臣说：“必须有这样大规模捕捉人的人，才能使人投降；我和你们这些人哪里能做到呢？” 到达吉安，大批士人朋友在螺川迎接。诸生彭簪、王钊、刘阳、欧阳瑜等人和旧日朋友三百多人，一同迎接先生进入螺川驿。先生站着谈论而不疲倦，说：“尧舜是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圣人，尚且兢兢业业地用困知勉行的功夫。我们凭着需要困勉学习的资质，却悠闲放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效，难道不是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吗？”又说：“良知的妙处，真是周遍流行于六合，随时变化而不停滞。如果借它来掩饰过错、粉饰错误，危害就大了。”临别时嘱咐说：“功夫只是简易而真切，越真切就越简易，越简易就越真切。” 十一月到达肇庆。

译本月十八日到达肇庆。先生写信给钱德洪、王畿说：“家中的事情有赖廷豹纠正，而钱德洪、王汝中又在其中相互薰陶、切磋，我就可以不必再为家事顾虑了。绍兴书院中各位同道近来的志向和意趣如何，我不知道。钱德洪、王汝中既然承担了这个责任，应该能够振作精神、接引后学；只要兴起结社讲学的约定，不使它废止就好。其间即使有一两个人懈怠，也可以借此相互扶持，不至于彻底倾倒。余姚又有应元等朋友振作鼓舞，想来每天都有变化、每月都有不同。我虽然离开山林，也常常以此自我安慰。各位贤者都是一日千里的良驹，哪里需要等我这个小小的警策，我姑且也把这些话当作看见鞭影罢了。今天已经到达肇庆，距离梧州不过三四天就可到达。现在正进入军营，绍兴书院和余姚各会的同道贤者，不能一一列出姓名。” 乙未年到达梧州，上疏谢恩。二十日，梧州开府。十二月初一日，上疏防守说：“田州的事情，还来不及拟定防守方案加以审理处置。然而臣一路上访察询问，听到了不少情况，不敢不为陛下略述一二。臣认为，岑猛父子固然有应当诛杀的罪过，但导致他们变成这样的原因，此前负责其事的诸人也应当分别承担责任。两广军门本来专门为各猺獞和流贼而设置，事权实在专一而重大。假使能够振作军威，完全足以制服各蛮族。可是军政日益败坏，上面没有可以任用的将领，下面没有可以使用的士兵，一旦有警，必须依靠调发土官的狼兵，像岑猛一类的人，然后才能办事。因此这些人得以凭借此事恃强，兵力日益增加；等到事情平定，功劳又归于上级，而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当然不可能没有怨愤。起初征调军队逾期，后来调遣又不能到达，上级嫉恨、下属愤懑，日积月累；用权势胁迫他们，威信更加轻慢；用欺诈笼络他们，计策却越来越穷尽。于是告谕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抗拒；安抚他们，他们反而更加疑惧，终于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如今山猺、海贼乘机动乱，困窘到必死地步的贼寇又从中煽动诱惑他们，贫苦流亡的百姓又跟随他们逃归；这种忧患危险，岂止比两个首领所造成的祸患大十倍百倍？事情已经出现征兆，变乱也已经成形，可是只顾着忧虑这件事，却仍不考虑这些，急忙对付两个首领，这是当权者错误的谋划。”臣又听两广士民说，流官设置已久，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实际招来祸患。追问其中的原因，他们都说：没有设置流官以前，当地人每年出土兵三千，听从官府调遣；设置流官以后，官府每年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仅此一事，利害就可以看出来了。况且思恩自从设置流官十八九年以来，叛乱多次发生，征讨不曾停止，榨取良民的膏血，涂抹在无用之地。这就足以断定流官没有益处了。议论的人认为，既然设置了流官而又将其撤去，便有更改政策的嫌疑，恐怕招致众人非议，所以宁可让一方百姓长期遭受战乱灾祸，也不敢明白地向朝廷说一句话。宁可辜负朝廷，也不敢违背众议，人臣不忠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太严重了！如果有利于国家而能庇护百姓，即使死也应当去做，又哪里值得顾忌众人的议论呢？臣刚到这里，虽然还不能全面了解、亲历一切，但形势也大致可以看见了。田州紧邻交趾，其中深山绝谷，猺獞盘踞，动辄数百上千人，必须保留土官，借助他们的兵力作为中原的屏障。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掉，把土官改为流官，那么边境的祸患就由我们自己承担，等于自行撤去藩篱。以后一定会后悔。奏疏下发后，尚书王时中坚持此议，才得以防守。仁的才略一向优长，他所议论的事情必定自有见解；事情难以从远处推测，等待他把防守方案议定并妥善处理。总要使情理和法度适中，长久没有祸患。事情中有应当迅速办理的，就听凭他便宜行事，不要心存顾忌，以免留下后患。起初总督的命令下达，我准备疏文请求辞免，以及预先陈述处置思恩、田州的适宜办法。凡是当权而与我相知的人，我都写信表达意见。给杨少师的信说：‘大臣报国的忠心，没有比进用贤能、罢黜谗佞更重要的了。我自信退居山林的志向已经坚定，又一向承受知己的厚爱，不再有所嫌避，所以直率地说了这些话。现在正好也关系到您自己的处境。从前有人因为边境警报而推荐任用彭司马，您却独自不同意，说：“彭刚刚建立功业，如今或许稍有挫折，这不是保全成就他的办法。”您爱惜人才、希望成全人才，就是这样，难道不能把这种心意推及某人吗？果真不忍心最终抛弃我，等病痊愈后，或许让我担任闲散职位，如南北太常、国子监一类的职任，那么图报之日应当还有希望。’给黄绾的信说：‘往年江西赴义的将士，功劳很久没有上报，人们没有受到激励；如果再次出征，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况且东南的小乱子，不过是皮肤上的疮疥之疾；百官之间的谗毁、嫉妒和结党，这才是心腹之患，是最值得忧虑的。诸位任事的勇气很大，难道不想想以后怎样善后吗？大体说来，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疾病既然除去，元气自然恢复；但治病过于急迫，也会损耗元气，药物本来就应当逐渐使用。’又说：‘思田的事情本来并不紧要，只是从前把事情张扬得太过分，后来难以收拾，所谓“生事而使事情滋生”，就是这样。如今一定要完全按照奏疏中所请求的办理，才或许能够谋求长久安定；否则反复变化，就难以预料了。’给方献夫的信说：‘圣明的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今天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于培养君德，端正他的志向；在这方面有所树立，就叫作端正君主而国家安定。然而如果没有真正以国家为重的诚意，没有坚定而宽厚的心，也只是徒然追求这个名声罢了。’又说：‘诸位都有推荐贤能的奏议，这确实是君子立于朝廷的盛美节操；但其中有些与名实相关的地方，我还没有明白。这关系到天下治乱、盛衰，以及君子小人进退存亡的关键，不可不谨慎。譬如养蚕，只要把一条腐烂的蚕混在里面，一筐好蚕就全被它败坏了。凡是向朝廷推荐贤能，与自己任用人不同；自己任用人，权衡取舍在我；如果向朝廷推荐贤能，就应当先确定品评标准。小人的才能难道没有可以使用的地方吗？就像砒霜、硫黄、芒硝，都有攻毒破痈的功效；但如果把它们混在参、苓、蓍、术之类的药物中一同进献，很少有不误事的。’又说：‘思田的事情已经坏了，想用和平无事的方式来处理，已经不能完全做到。只求减少一分，地方也就可以少受一分劳扰罢了。这一议论，我很清楚会大大违背喜好生事者的心意。然而想杀掉数千无罪的人，来成就一个将领的功劳，这是仁者所不忍心做的。十二月，命令他暂时兼理两广巡抚，他上疏辞谢，没有获准。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岁，在梧州。二月，思恩、田州平定。

译先生的奏疏大略说：‘臣奉有既定的命令，与巡按纪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辂等，参将李璋、沈希仪等，共同议论思恩、田州战役的处置。战争相连，祸患相结，两省遭受荼毒，已经超过两年。兵力耗尽于巡哨防守，百姓的脂膏枯竭于运输供给，官吏疲惫于奔走。今天的局势，已经像一只破坏的船，漂泊在狂风巨浪之中，倾覆沉溺的祸患就在眼前，不必等到明白的人来说明也知道了。’于是详细陈述十种祸患、十种善策、二种幸运和四种毁败，反复说明，并且说：‘臣到南宁后，便下令全部撤回调集来防守的军队，几天之内，解散回去的有数万人；只有湖广兵数千人，因为道路阻隔而且遥远，不容易立即回去，仍让他们分留在宾宁，解除武装休养，等待时机出发。起初，苏受等人听说臣奉命前来查勘，才知道朝廷并没有一定要杀他们的意思，都有求生的念头，日夜悬望，只怕臣来得不够快。后来听说太监、总兵相继被召回，到这时又看到守兵全部撤走，他们求生的念头更加坚定，于是派头目黄富等先到军门申诉，愿意全境归顺求生，只求宽免一死。臣等把朝廷的意思告诉他们：正是担心你们受到冤屈，所以特意派遣大臣前来查勘，为你们打开一条重新生存的道路。你们如果果真诚心归顺，决定宽免你们一死。于是又把朝廷的威德公开宣布，让他们各自带着宣谕回去，限定日期听候投降。苏受等人得到牌示，都拜倒在地，踊跃欢呼，欢声如雷；率领众人清扫境内，来到南宁城下归命，分别驻扎在四座营寨。苏受等人蓬头垢面，自缚双手，和数百名头目到军门请罪听命。臣等告谕他们：朝廷既然赦免你们的罪过，难道还会亏负、失信吗？但你们拥众固守，虽说是因为害怕死亡，然而扰乱一方，上面使九重忧虑，下面使三省百姓疲惫。如果不表示惩罚，凭什么宣泄军民的愤怒？于是把苏受交给军门，各杖打一百，然后解开他们的绑缚，告谕说：今天宽免你们一死，是朝廷如天地一般好生的仁德；一定要杖打你们以表示惩罚，是我们这些人臣奉行法令的道义。于是众人都叩头，心悦诚服。臣也随即到他们的营寨安抚安定其部众，共计一万七千人，他们欢快地行走在道路上，兴奋地传扬消息，都说朝廷有这样使人重获生命的恩德，我们发誓以死报答，并且请求立即杀贼立功来赎罪。臣于是告谕他们：朝廷的意思，只是想保全你们的性命；如今你们刚来投降求生，哪里忍心又驱使你们到刀刃之下呢？你们逃窜日久，应该赶快回去保全家室，恢复生计。至于各路群盗，军门自有处置，慢慢会调发你们。于是众人又都感动流泪，欢呼不已，都说朝廷有这样使人重获生命的恩德，我们发誓以死报答。臣于是委任布政使林富、前副总兵张祐督促他们恢复生产。边地平定，都是皇上神武而不嗜杀的威势，在朝廷上发出，如同风行草偃，传布到百蛮之外。因此不到七十天便班师，顽固的蛮夷立即前来归服，不折损一支箭，不杀一个士卒，却使数万生灵得以保全。这就是所谓安抚他们，他们便前来归附；感化他们，他们便和顺。奏疏送入后，敕令派遣行人来奖励，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袭，有关部门准备羊和酒，其余各人按等级给予赏赐。先生撰文刻石说：‘嘉靖丙戌年夏，官兵征伐田州，随即与思恩人相互联结、彼此煽动，调集四省军队，声势汹汹，连续多年。当时皇帝忧虑怜悯百姓，难道能容许有无辜者死去吗？于是命令新建伯王守仁前往视察军队，应该用德行安抚，不要用武力防范。撤军回师，信义大为彰明，各蛮族感动仰慕，十天之内，自缚前来归顺的有一万七千人，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去务农，两省因此安定。从前有苗被征讨，七十天后才来归服；如今还不到一个月，蛮夷就全都顺服。安抚他们，他们便前来，速度比驿站传递还快；舞干羽而使人归化的德化，又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因此告诫思恩、田州的人不要忘记皇帝的恩德，于是刻在山石上，昭示这赫赫的文武圣神之德；在天下四方之滨，凡有血气的生灵，没有不尊敬亲近的。’ 四月，议论把都御史台迁到田州，没有实现。在这以前，已有诏令，命王守仁暂时兼理两广巡抚。接受命令后，先生上疏说：‘臣以迂阔疏拙、多病的身体，错误地承受总制四省军务的命令，正怀着不能胜任的忧虑。如今又加上巡抚的责任，哪里是臣所能承受的呢？况且两广的事务重大而艰难，巡抚之任如果不是得到才力精强的人，给他更大的事权，提升他的官阶，并且使他长期任职，恐怕不能在一两年间求得成效。致仕的副都御史伍文定，往年宁藩之变时，常常跟随臣起兵，完全看到了他的经营谋划。侍郎梁材、南赣副都御史汪鋐，也都一向以才能著称，足以胜任这一职位，希望选择其中一人任用。’防守侍郎方献夫建议，应当在田州特设一名都御史，抚慰安定各蛮族。此议下发讨论后，先生又上疏说：‘布政使林富可以任用，或者酌量改任宪职，仍听从臣等节制，暂时驻扎思恩、田州，安抚安定当地众人。’然而总的说来，蛮夷地区不能用汉地的法令治理；即使设置流官尚且不便利，又怎么可以再增加一座都御史台呢？如今姑且暂时设置，所有粮饷、车马，都从南宁府、卫办理，从军饷中支给，不要牵累思恩、田州的人。等到一年多后经营治理有了次序，思恩、田州只责成知府治理；或者在宾州设置一名兵备宪臣，或者让南宁兵备兼理。这样目前既能取得整顿安宁的效果，日后又可以免除烦劳扰乱。又因为柳庆缺少参将，特意推荐任用沈希仪，并且请求起用前副总兵张祐，让他和林富同心共事。不久林富升任副都御史，前往抚治郧阳。先生再次推荐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因为边方缺少官员，且说副使陈槐、施儒、杨必进，知府朱衮，都足以担任右江兵备之职；知州林宽可以任田州知府，推官李乔木可以任同知。并且说：‘任用贤能以谋求治理，得到合适的人实在困难。在边地反复多事的地方，这种困难尤其严重。因为如果没有忠实、勇敢、果断、通达、平易的人才，就不容易平定乱局；有了这种才能，如果不熟悉当地风俗，也不容易取得当地人的真心；取得了他们的真心，如果不能适应当地水土，也不能长久居住在那里，成就功业。所以在边方用人，必须兼具这三方面，然后才可以。像前面四个人，固然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如今却都被时下的成例束缚，弃置不用，反而费心到远处另行搜求，这也太过分了。’ 奏疏上呈后，都没有来得及施行。

译兴办思恩、田州学校。先生认为田州新近归服，应当用中原礼教改变夷俗，应该设置学校。但那里创伤未平，百姓逃散，尚且没有接受教育的民众。即使想建学校，也只是徒劳。不过教化的根本又不能拖延。于是按照提学道的办法行文，命令归属儒学，只登记生员，不拘泥于廪生、增生的名额。愿意改入田州府学以及各处愿意附籍入学的儒生，由本道选派教官暂时主持学务，彼此讲习、游息，兴起孝悌之行；或者倡导乡约，随事启发引导，逐渐为学校教育开创基础。等到学校建成，再把各地生徒全部发往该学肄业，按照常例补充廪生、增生，起送贡生。五月，安抚新近归附的百姓。先生因为左江道参议等官汪必东等说，古陶、白竹、石马等处的贼寇，近来虽然已经诛讨剿灭，但仍有逃出的流贼到府江等处，实在担心日后成为祸患，请求调发归顺土官岑瓛的兵一千名，万承龙、英共五百名，或者韦贵的兵一千名，驻扎在平南、桂平的要冲地方。该府知府程云鹏等也申报，请酌量留下湖广兵，并调武靖州狼兵防守。于是先生告谕说：‘起初看这些议论，似乎也是谋划长久的办法；慢慢考察其成效，终究还是应付眼前的办法。用兵的原则，以攻破谋略为先；处置夷人的方法，以攻心为上。如今各猺经过征讨剿灭之后，有司立即应当诚心抚恤，以安定他们的心。如果不能使他们心服，只想长期留下湖广兵，多调狼兵，凭借兵力威胁、劫持、把持，认为这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那就本末倒置了。殊不知远道而来的客兵，心怀怨愤，不肯听用，这是第一；供给粮饷的需要，稍有不满意，就会索取、诋毁、辱骂，将没有止境，这是第二；进入居民之间，骚扰扰乱，容易产生仇隙，这是第三；困顿日久，资财耗尽，正好使自己衰败，这是第四。想借此保护百姓，反而给百姓增加一重痛苦；想借此防御贼寇，反而替我们招来一个新的贼寇。这种办法可行吗？’应当通知知府程云鹏，会同指挥周彦宗以及各县知县等官，亲自到已经攻破的贼巢及其附近各个良善村寨，依次加厚抚恤，发给告示，用鱼盐犒劳，以诚信相待，施以德恩，告谕朝廷所以诛讨各贼，是因为他们罪恶深重而不知悔改。至于你们这些良善守分的村寨，我官府何曾轻易动过你们一草一木？你们各自应当更加坚定向善的心，不要被他们煽惑动摇；还要推选众人所信服的人，立为首领，以便彼此联属。如果各个贼首果真能够改恶从善，真心向往教化，今天前来投降，今天就把他们当作良善之民，决不追究过去的罪恶。你们就可以把这个意思传告开导他们。我官府也将真心安抚招徕他们，酌量发给盐米，为他们安排生计；同时替他们选立首领，使他们有所统率，不要使他们离散。一面清查被侵占的田地，编立里甲，以平息日后的争端；禁止约束良民，不要让他们乘机报复，激起变乱。正如农夫种植好禾苗，要除去稂莠，深耕易耨，锄草、培土、灌溉，专心做一件事，勤恳诚实而不懈怠，必然会有秋天的收获。善良的人更加知道应当受到鼓励，助长恶行的人便会日益衰退；作恶的人更加知道应当受到惩罚，向善的人便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抚慰柔化的方法，而不是只依赖铠甲兵器。又说：‘该府议论想要分散撤除顾倩、机快等项，调取武靖州土兵，让他们就近防守，这一项谋划很是恰当。但以三千人长期屯驻在一处，白白坐食，也不合适，必须分成六班，每五百人为一班，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如果有剿捕之类的事情，然后统一发文调取。不过必须在城镇另建营房，不要让他们和百姓混杂居住，这样才可以避免骚扰和嫌隙。用十家牌门的兵作为守土安民的根本，用武靖州调来的兵准备追捕、剿截之用，这也是经常之法与权宜之法互相补益、彼此需要的意思。从今以后，免除他们秋季调往各处巡哨防守等差役，专门在浔州地方听凭守备、参将调遣。凡遇紧急调取，就要迅速奔驰赶赴指定地点，不得迟误时刻。守巡各官仍要时时加以告诫、安抚整治，不要使他们日久松弛，又成为徒具形式、敷衍故事。’

译六月，兴办南宁学校。先生说，理学不明白，人心陷溺，所以士人的习气日益偷惰，风俗教化不能振作。他每天和各学校的师生从早到晚讲论，已经觉得他们逐渐有了奋发向上的志向。又担心穷乡僻邑不能亲自到达那里，于是委任原任监察御史、降为合浦县丞的陈逅主持灵山诸县的教化，原任监察御史、降为揭阳县主簿的季本主持敷文书院。仍然发牌文告谕说：仰望本官每天召集该府、县学校的诸生，勤恳地为他们开导教诲，务必要兴起圣贤之学，彻底洗去旧日习染的鄙陋。那些应当参加考试的生员，临近考试时起送；不应参加考试的，也像平常一样早晚聚集讲习。考察品德、询问学业之外，有时还出题让他们讲论经书和论策题目，酌量安排课程，并为他们讲解分析文义，不要妨碍他们应试学业的功夫。大体说来，在学术断绝、正道丧失之后，不容易摆脱旧有的听闻和见解，必须包容蒙昧、俯就诱导，长期涵养熏陶，才或许能够希望他们逐渐改变。料想本官平素最能勤勉地引导提携，那么今天一定能够循循善诱。诸生中有不遵从教诲的，要不时施以杖责，以警戒他们的懒惰。本院回军之日，将查访该府官员、师生勤惰的情况，以示奖励和惩罚。又发牌文告谕说：据查，安定上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本来应当家家户户都明白，如今却全都废弃而不讲求，想求得美好的风俗，难道能够做到吗？何况这里是边远的郡地，土人和夷人错杂居住，顽固强悍已经成为风气，有司只是准备刑罚，凭借威势驱迫，这叫作以火助火，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如果用礼来教导他们，或许就像所说的“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了。福建莆田生员陈大章前来南宁游学，询问他冠礼、婚礼、乡射等仪式，他很能通晓。近来各学校的学生大多把书籍束之高阁，饱食嬉游，散漫度日，哪里比得上让他们和这个学生早晚在礼仪文节、规矩法度之间讲习演练呢？这样也足以收回他们放纵的心志，坚固其身心的防护和筋骨的约束，难道不比下棋赌博更高明吗？仰望南宁府官吏立即在学校里供给陈生馆舍饮食；在各学校的学生中选取有志于学习礼仪、年少而资质优美的人，与他一起讲解演习。从此诸生得到观感而兴起，彼此砥砺切磋；在自己家中修养，又传播到里巷，达到乡村，那么边远地区就变成邹鲁之乡，也不难了。七月，袭击八寨、断藤峡并将其攻破。八寨、断藤峡各处蛮族贼寇有数万人，凭险固守，罪恶深重；向南通往交趾各夷，向西连接云贵各蛮，东北又与牛场、仙台、花相、风门、佛子以及柳庆府、江古田各处猺民辗转相连，绵延二千余里，流窜劫掠，出没为害已经多年。近来因为思恩、田州有事，形势上无暇顾及；到这时先生认为思恩、田州已经平定，苏受新近归附，于是趁湖广保靖回师的便利，命令布政使林富、副总兵张祐等出其不意，分路征讨。林富、张祐率领右江及思恩、田州的军队进剿八寨诸贼；参议汪必东、副使翁素、佥事汪溱率领左江及永保土兵进剿断藤峡诸贼。命令该道分巡兵备收集解送纪功御史的册报，并通报行太监张赐及各镇巡按、知府。一月之内，大破贼众，斩获三千多人。先生看到各贼巢穴已经扫荡，而我军又发生疾病，于是班师奏捷。奏疏中说：断藤峡各贼彼此呼应、屯聚，自明朝初年以来多次征讨而不服，到天顺年间都御史韩雍统率二十万军队，才攻破他们的巢穴；撤兵后不久，贼寇又攻陷浔州，占据城池大乱，后来又集合军队，酌情采取征剿、招抚。从此以后，贼寇不时偷袭发动，凶恶成为本性，不能改变教化。至于八寨各贼，尤其凶猛，使用利镖毒弩，没有人能抵挡他们的锋芒；而且他们的寨壁凭借天险，进兵没有道路。自明朝初年都督韩观曾经率数万军队围困其地，也不能攻破，最后只好招抚后撤兵收场。后来兴兵合力征剿，一无所获，反而多次受到扰乱损失。只有成化年间土官岑瑛曾经集合狼兵深入，斩获二百人，不久贼势大为涌起，兵力不能支撑，也只好招抚后罢兵。如今借湖广回师的军队，顺势利用其便利；借思恩、田州新近归附，善于利用他们报效朝廷的机会；两地进兵，各自不满八千人，而三个月后奏报胜利，已经共同超过三千的战功。两广父老都认为这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举动。奏请经营治理思恩、田州以及八寨、断藤峡。起初，先生平定思恩、田州后，便上疏说：‘臣以迂拙平庸的才能，错误地在此地承担军事事务；承蒙皇帝授权，使臣可以便宜行事，说明陛下的心意只在于消除祸患、安定百姓，从来没有预设一定要怎样。又传谕命令贼寇平定以后议论设置土官、流官，哪一种便利就采用哪一种，这也说明陛下的心意只在于安定百姓、平息乱事，从来没有预设一定要怎样。当初思恩、田州抗拒教化，既然已经兴兵加以诛罚；后来因为他们悔罪投降，便又宽赦释放他们，这固然无不是仰承陛下不嗜杀人的心意，深切忧悯百姓的无辜。经营治理的事务有三项：特设流官知府，以制约土官的势力；仍然设置土官知府，以顺应土夷的情绪；分别设置土官巡检，以分散各夷的党羽。拟定府名为田宁，以应合谶语歌谣，安定人心；在府的西北设置州治，立岑猛第三子邦相为吏目，等他建立功劳后逐渐升为知州；分别设置思恩土巡检司九处、田州土巡检司十八处，由苏受以及土目中为众人所信服的人世代守任。后来又攻破八寨、断藤峡，于是再次上疏说：‘臣因为督率军队亲自走遍各个巢穴，看见它们的形势要害，各处都有适宜改设卫所、开设县治，以截断其脉络、扼住其咽喉的地方。

译如果错过现在不这样做，那么几年之内贼寇又会逐渐回来，必定重新聚集生息；不过十年，又会成为地方的祸患。臣依据诏制并按照便宜行事的权限，斟酌形势而举行，经营治理的事务有六项：把南丹卫城迁到八寨；改建思恩府治于荒田；把凤化县治迁到三里；增设隆安县治；在思龙设置流官，使其隶属田宁；增筑五屯的守镇城堡。’此事下交兵部，兵部尚书坚持其议，户部又请求复查勘验。学士霍韬等上疏说：‘臣等是广西人。此次战事，臣等曾经替守仁筹划说：以前当事者总共使用三省军队若干万人，梧州军门耗费军储若干万，后来又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战死、病死的官兵和土兵若干万，仅仅得到田州小小的安宁五十天，思恩就反叛了。如今守仁没有杀一个士卒，没有耗费一斗米，只是宣扬威德，就使思恩、田州顽固叛乱的人叩头归服；即使舜使有苗归服，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至于八寨贼、断藤峡贼，又不是思恩、田州可比。八寨是各贼的渊薮，断藤峡是八寨的羽翼。广西有八寨诸贼，就像人有心腹疾病。八寨不平定，两广就没有安睡的日子。如今守仁深藏机谋而不显露，一举平定了它；一百几十年来如豺狼虎豹的巢穴，一旦扫荡清除，像拂去尘土一样。臣等因此叹服：守仁能够体察陛下的仁德，用怀柔安抚思恩、田州向往教化的百姓；又能够体察陛下的义理，讨伐平定八寨、断藤峡等抗拒教化的贼寇。仁义两方面都做到了。守仁成功有八项善处：利用湖广兵回师道路上的便利，不必调兵而自然集结，这是第一；借助思恩、田州百姓效命的力量，他们劳苦而不怨恨，这是第二；行动出人意外，使贼寇不能逃遁，所诛杀的是首恶，不是滥杀冒功之辈可比，这是第三；借回师之便，不必运输粮食、耗费运费，这是第四；一举成功，百姓不知道受到扰乱，这是第五；平定八寨、断藤峡，先诛杀罪恶极大的首领和贼寇，其细小巢穴可以逐渐用德行教化，取得抚慰和征剿的适宜办法，这是第六；八寨不平定，向西则柳庆，向东则罗旁、渌水、新宁、思平的贼寇，会合数千里共同成为巢穴，即使调发几十万军队，也不容易平定降服。如今八寨平定，各贼可以逐渐抚慰、征剿，两广良民可以逐渐安居乐业，解除圣明君主南顾的忧虑，这是第七；韩雍虽然平定了断藤峡贼，旋即又有倡乱者；八寨却是百六十年来不能诛灭的凶恶贼寇。如今守仁既然平定了他们的巢穴，又迁徙建造城邑来镇守安定他们，那么恶贼失去险要，日后不能再制造变乱，逃亡的贼寇前来归顺，并且会变成良民。诛除恶人、安抚善民，具备民之父母的体统，这是第八。有人议论说，守仁奉命只是处理思恩、田州的事情，怎么可以又去剿灭八寨呢？臣说：从前吴、楚叛乱，进攻梁国，汉景帝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奉诏前往救梁，却截断吴、楚的粮道，于是击破吴、楚，平定七国，安定了汉朝社稷。

译传记说：‘国境以外的事情，将军可以自行裁制。’ 又说：‘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专断办理也是可以的。’这是古代的道理。因此周亚夫知道制服吴、楚在于截断他们的粮食通道，而不在于救援梁国，所以即使有诏命，也有不接受的地方。如今守仁知道思恩、田州可以用德行怀柔，于是接受他们的投降并安定他们；知道八寨诸贼不容易服从，于是顺应时机、凭仗义理讨伐平定他们。即使没有诏命，也可以先行动后报告，何况还有便宜行事的奏议吗？有人说：建置城邑是大事，区处钱粮是户部的职掌；不先向朝廷奏闻就擅自兴工，可以吗？臣说：从前范仲淹镇守西部边疆时，想要修筑大顺城，担心敌人争夺，于是先准备好版筑材料，后来巡边时迅速兴工，一个月就筑成城池。西夏觉察后前来争夺，已经来不及了。守仁在建置城邑这件事上，不仰赖户部供给，后来却要处置此事，把它看作替圣明君主分担南顾忧虑；不把这当作功劳，反而认为是过错，可以吗？臣等亲眼看到八寨贼是地方的大患，一百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如今一旦仰赖圣明，任用守仁，终于使其平定，不胜庆幸。现在兵部的功劳赏赐尚未施行，户部又奏请复查，臣担心一旦错失时机，大功便会受阻；城堡不修筑，逃亡的贼寇又会聚集，地方情势值得忧虑。因此冒昧上言，只愿圣明明察。九月，上疏谢恩，感谢奖赏。这是因为思恩、田州的功劳而获得赏赐。九月初八日，行人冯恩捧持皇帝钦赐之物来到镇所，所以有谢恩奏疏。给德洪、畿的信说：地方的事情幸而已经平息，相见的日子渐渐可以期待了。近来不知道同志们聚集讲学的情况怎样？法堂前已经长出一丈深的草了吗？想来卧龙之学，虽然不能大有益处，也不应当就这样荒废；姑且保存祭祀的羊，日后或许还会兴起，也未可知。余姚得到应元等朋友共同倡导，益处不小。近来有人从家乡来，听说龙山的讲学至今没有废止，也很值得高兴。信送到后，希望你们把我的话遍告诸人，更加彼此勉励。九十弟和正宪等人，不知早晚能够前来亲近求学吗？诱导扶掖、接引他人，以及与人为善的心意，不必等我多说。魏廷豹一定能够不辜负所托；孩子们或许不能遵守教诲，也希望你们共同扶持督促他们。十月，上疏请求告假。先生因为病势严重，上疏请求告假，详细说：臣从前几年承乏任南赣官职时，被炎热瘴毒侵害，于是患上咳嗽、痢疾，病情一年比一年加重。后来退居山林，稍稍接受医药治疗，但疾病始终不能停止。自去年进入广东以来，炎热瘴毒更加严重，勉强带病办事；事情办完出来后，就再也不能起身。如今已经乘舆到达南宁，移卧在船中，将从梧州沿水道前往广东，等候在韶州、雄州之间。竭尽忠诚报效国家，是臣一向的志愿；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希望粉身碎骨来报效自己，也是臣日夜最为切心的愿望。病势日益危险，却还求得苟全性命以图日后报效，并且采取休养疾病的举措，这是臣万不得已的原因。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拜谒伏波庙。先生十五岁时曾梦见拜谒伏波庙，到这时在祠庙下拜谒，情景宛如梦中，于是认为这次行程大概不是偶然，因而题写两首诗。其一说：‘四十年前梦中的诗，这次行程难道是上天注定而不是人为？出征不敢依仗风云般的军阵，所经过的地方却像及时雨的神灵一样施恩。还高兴远方的人知道归向和仰望，却惭愧自己没有办法拯救百姓的创伤。从来胜利的谋略都归于朝廷，耻于说凭借战争来平定四方夷族。’其二诗说：‘楼船上金鼓声中宿于乌蛮之地，鱼丽阵的群船在夜间登上滩头。月光环绕旌旗，千山万岭寂静；风吹过铃木，九溪一片寒意。荒远的夷人未必会先因声威而服从，神武之道自来以不杀人为难。想来虞廷如今有了新的气象，两阶之上陈列干羽，直达五彩祥云之端。’这个月给魏廷豹写信说：近年以来山中讲学的人，往往多说“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的功夫很难；问他们原因，就说刚一用心便是助长，刚一不用心便是遗忘，所以很难。我于是问他们：忘，是忘掉什么？助，是助长什么？那些人默然没有回答。起初请教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这里讲学，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所谓“必有事焉”，只是时时去积集义理。如果时时用“必有事焉”的功夫，却有时中断，这就是遗忘了，就必须做到“勿忘”。时时使用“必有事焉”的功夫，却有时想赶快求得成效，这就是助长了，就必须做到“勿助”。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所谓“勿忘勿助”，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随时提醒、警觉罢了。如果功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必再说“勿忘”；本来没有急于求成，也不必再说“勿助”。这种功夫是多么明白简易，多么洒脱自在！如今却不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反而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茫茫荡荡，只做成一个沉溺空寂、守持寂静的人，学成一个痴呆汉子；事情一来，就被牵制阻滞、纷乱扰扰，再也不能经营裁制。这都是由于学术误人的缘故，实在可怜。又给邹守益写信说：随时随处体察认识天理、“勿忘勿助”的说法，大体上未尝不是；但如果追根究底、追问它的归宿，就不免成为捕风捉影。即使能够鞭策切责自己向内用功，也还与圣门致良知的功夫隔着一层微尘。如果再有丝毫差失，便会造成相隔千里的错误。世间没有志向的人，既然已经被声名、利益和辞章的习气驱使；间或有些人知道应当求得自己的本性，又被一种似是而非的学说牵绊束缚，终身不能出头。因为人没有真正立志成为圣人，难免夹带着见识浅小、急于求成的私心；那么这种学问极其足以敷衍眼前、勉强过关。所以即使是豪杰之士，只要所负责任重大、所行道路遥远，而志向稍不坚强，就有很多人姑且安置在这种学问之中。祭祀增城先祖的祠庙。

译先生的五世祖名纲，死于苗人之难，在增城设有祠庙。这一月，有司重新修缮祠宇。先生拜谒祠庙并奉行祭祀，经过甘泉先生的居所，在墙壁上题诗说：‘我的祖先为国事而死，祭祀在增城开始。荒废的祠庙幸而重新修复，正好前来奉行首次秋祭。也有感情深厚的兄弟，想起这些话，思念着想去寻访。苍苍的芦苇颜色映入眼帘，仿佛隔着环绕四海。深入门中，散见图书史籍，想见您抱膝吟诵。贤良的儿子敬重父亲的朋友，童仆之间情意相亲。病弱的身体来不及久留，写诗聊以表达深切情意。茫茫千百年间，人生能有几个知音？道路相同便留下形迹，希望不要辜负当初的心愿。’又题写甘泉居说：‘我听说甘泉居，近处连接着菊坡山麓。十年辛劳的梦中思念，如今到来，心目畅快。徘徊之间想要迁居于此，山南还容得下一间屋子。口渴了饮甘泉的泉水，饥饿了吃菊坡的菊花。将要踏上罗浮山的云路，此心姑且又感到满足。’给德洪、畿的信说：‘来信中看出你近来的功夫有所进步，足以令人欣喜宽慰。而余姚、绍兴各位同志又能够相聚讲学，互相切磋奋发、振作兴起，每天勤勉而不懈怠，我们的道统兴盛，确实有像火焰燃烧、泉水通达那样的势头，喜悦庆幸又该如何形容呢？这里的地方已经全部平定安宁，只因为有两三个大贼的巢穴，是两省盗贼的根株渊薮，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我心里也不忍不替他们剪除。’ 再耽搁两三个月，如今也就把事情办完了。十天半月之间就应当踏上归途了。守俭、守文两位弟弟近来承蒙夹持启迪，想来也渐渐有所进步。正宪尤其懒惰，如果不严厉针砭，他的毛病不容易改掉。父子兄弟之间，因为感情亲近，责求向善反而困难。这个责任就在师友之间；想来平日骨肉道义之爱，不必等我多加嘱咐了。给何性之的信说：“我这点病势一天比一天狼狈，自从到了广城，又加上水患防守，日夜写了几行也不能停下来，到如今终于两脚不能坐立。稍稍安定下来，就要翻越山岭向东去了。各位朋友不必等我，如果真有游山阴的兴致，就应当早早划船渡过钱塘江，能够同德洪、汝中诸位会聚一次，彼此一定都会有益。我这次养病本来已经离开三个月了，十天之后一定能够出发，也就开船向东。即使不能实现归隐田园的愿望，也一定要再到阳明洞同诸位朋友见面告别，而且以后再会也还有希望。千万不要再迟疑，白白耽误日月，总要赶上随船同行。沿途官吏的送迎、请见和拜谒，肯定连片刻空闲也没有，应当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信一到就抽出公务，德洪、汝中诸位也可以催促他早作北上的打算。” 伏在枕上草草写成。十一月乙卯，先生在南安去世。这月二十五日，翻越梅岭到达南安，登上船。当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前来拜见，先生起身坐着，不停地咳喘，慢慢说道：“近来求学进步如何？”周积以政务作答，接着问先生身体是否安好。先生说：“病势危急，尚未死去的只是元气罢了。”周积退下去迎请医生诊治用药。二十八日傍晚停泊，问是什么地方，侍者说：“青龙铺。”第二天，先生召周积进来，过了很久，睁开眼看着他说：“我要走了。”周积流泪，问有什么遗言，先生勉强含笑说：“此心光明，还有什么可说的？”不一会儿，先生闭上眼睛去世。这是二十九日辰时。赣州兵备、门人张思聪追赶到南安，把灵柩迎入南野驿，在中堂依礼沐浴、穿衣、入殓。此前，先生从广东布政使司门人王大用那里预备了上好的木材随船带来，张思聪亲自督促木匠办事，铺设棺内外的褥垫，按表里衣衾的礼制穿殓。门人刘邦采也赶来办理丧事。十二月三日，张思聪和官属、师生设祭后入棺；第二天抬着灵柩登船，远近士民都拦在道路上，哭声震动大地，如同父母去世。到了赣州，提督都御史汪鋐在路旁迎祭，士民沿途拥挤哭泣，和南安时一样。到了南昌，巡按御史储良材、提学副使、门人赵渊等请求改年后再举行葬礼。士民从早到晚哭泣祭奠。嘉靖八年己丑正月，灵柩从南昌出发。这月，连续多日刮逆风，船不能前行。赵渊向灵柩祷告说：“先生难道是为了南昌士民而停留吗？越地的弟子、门人来等候您已经很久了！”忽然转为西风，六天便直达弋阳。此前，德洪与畿西渡钱塘江，正要进京参加殿试，听说先生灵柩回来，便迎接到严滩。听到讣告后，正月三日在广信成服治丧，并把讣告通知同门；当天正宪到达。初六日灵柩停在弋阳，初十日经过玉山。弟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珙、范引年、柴凤到达。二月庚午，灵柩到达越地。初四日，子弟、门人在中堂祭奠灵柩，随即整治丧礼。妇女在门内哭泣，孝子正宪带着弟弟正亿和亲族子弟在门外哭泣，门人在灵堂帷幕外哭泣。早晚都按礼仪设奠。每天前来吊唁的门人有一百多人，有人从开始发丧直到下葬都没有回去。书院和各寺院聚集起来讲学，情形就像老师还在世一样。当时朝廷中出现了不同意见，封爵、荫袭、赠谥等典制都没有施行，而且下诏禁止伪学。詹事黄绾上疏说：“忠臣侍奉君主，按道义不能苟且附和；君子立身处世，守道而不阿谀朋比。我过去任都事时，今天的少保桂萼当时还是举人，我取重他的气节而同他交友。后来我任南京都察院经历，看到大礼议不明，便同他一起论列此事；我们相知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前些日子我推荐新建伯王守仁，认为他可以任用，桂萼和守仁旧日不合，因此不以为然。小人乘机挑拨离间，但我始终没有因此抹杀桂萼平生的为人。不过，关于事奉君主的道义、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些事情我不能不说明。我之所以深知王守仁，是因为他的功业和学问。然而功劳很大却受到嫉妒，学习古圣先贤之道却不被人理解，这正是守仁不能容于世的原因。他的功劳大的有四项：第一，宸濠谋反，并不是一天之内才开始谋划的。

译在朝廷内部，有魏彬等宦官、钱宁、江彬等受宠幸之人、陆完等文臣为他的内应；在外部，有毕真、刘朗等镇守官作他的外应。因此当时朝廷内外许多大臣都持观望态度。如果不是王守仁以忠义自许，亲自承担讨贼之事，不顾灭族的灾祸，倡导义举以勤王，运筹谋略以击破敌谋，那么天下的安危还不可知。如今却都认为这是伍文定的功劳，这是轻视发纵之人而重视追捕之犬，难道有军队却没有取胜的谋算，宁王朱宸濠能够徒手搏斗就擒获吗？第二，大防、茶寮、浰头、桶冈等贼寨，势力连接四省，战事延续多年，如果不早日平定，南方从此将多事。王守仁到任镇守后，依次平定了它们。第三，田州、思恩的纷争已经持续多年，事情不得平息，百姓也不得安宁，所以起用王守仁前往平定。他用军事机谋并以诚信感化，使卢王等人叩头投降，感动流泪接受杖责，于是平定了一方的祸乱。第四，八寨一向是两广腹心地区的严重祸患，其中镇守的官军又和贼人结党，长期无可奈何。王守仁借用永顺的狼兵和卢王的降卒联合袭击，于是除去了两广无穷无尽的巨大祸害，确实采取了合宜的用兵谋略。兵事凶险，战争危难；王守仁所建立的战功，全都在消除重大祸患，最终还以死勤劳于国事。兵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怎么可以永远抹杀他的功劳呢？他的学问大旨有三项：第一叫作“致良知”，实际本于先民的言论。“致知”出自孔氏，“良知”出自孟轲关于性善的论说。第二叫作“亲民”，也本于先民的言论。大概《大学》旧本所谓“亲民”的“亲”，就是百姓未能亲近的“亲”；凡是亲近贤人、喜爱利益，与百姓同其好恶，而实行絜矩之道，都属于这个意思。这是根据旧本的意义，不是创立的新说。第三叫作“知行合一”，也本于先民的言论。大概“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说的只是一件事。王守仁阐发这一点，是希望人们使言语和行动相互照应，不要把空话当作学问。这样看来，王守仁的学说不违背圣人，不背离大道，正是孔门的正传，难道可以彻底废弃他的学说吗？然而因为桂萼反对王守仁，竟使陛下失去这样的良臣，使王守仁不能辅佐君主达到尧舜之治，这是谁的过错呢？臣不敢认为这就是桂萼正确的地方。何况赏罚是统治天下的权柄，凭王守仁的功德和为国事劳苦，按照常典本不应削夺处罚，却反而废止褒奖忠臣的典制，倡导党禁之法，这不是辅佐明主的办法。王守仁客死他乡，妻子儿女衰弱无依，家童载着遗骨用草席埋在空山中，鬼神如果有知，应当为之悲恻，臣实在不忍看到圣明之世有这样的事情。假使王守仁生在不同的时代，尚且应当追尊崇敬，何况是在今天呢？况且永顺的部众、卢王等人一向仰慕王守仁的威望和恩德，采取这样的举措，恐怕会失去他们的期望，关系到夷人的情感，也不是小事。臣过去同王守仁交友将近二十年。有一天我因自己不能少犯过错而愤恨，守仁便由此使我觉悟，仿佛有了深刻的省察，于是我又拜他为师。因此臣对王守仁的信服，实在不是像世俗师友那样随便相信。臣在君父面前、师友之间，既然有所怀抱，就不敢不尽情陈说。从前桂萼被小人诬陷，臣替他愤怒；后来真相大白，臣替他高兴，本来就不是臣的私情。如今王守仁含冤，也同桂萼当年受屈一样。伏愿陛下扩大一视同仁的仁德，特命有关部门优厚地给予恤典，追赠谥号，仍准世袭，并且解除学禁，以彰明圣上的政德。如果这件事不能明白处理，那么桂萼和臣终究不能自行忘怀。所以臣敢于谈到这里，是为了尽臣事奉陛下的忠心，也用来弥补桂萼的过错，同时尽到臣的道义。奏疏呈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给事中周延上抗疏论列此事，被贬为判官。十一月，先生葬于洪溪。这月十一日出发举行葬礼，门人前来送葬的有一千多人，穿着麻衣、穿着丧鞋，扶着灵柩哭泣。四方来观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洪溪距离越城三十里，进入兰亭五里，是先生亲自选择的墓地。此前，前溪流入怀抱之处，又同左溪汇合冲刷右麓，风水术士认为不理想，想要放弃那里。有个山翁梦见一位穿绯袍、系玉带的神人站在溪上，说：“我想让溪水回到原来的河道。”第二天雷雨大作，溪水突然从南边冲向明堂，周围宽达数百尺，于是墓穴的位置确定下来。门人李珙等轮流修筑治理，昼夜不停地干了一个多月，墓才建成。《王文成全书》第三十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第三十五卷，明王守仁撰，附录四。年谱附录。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门人薛侃在天真山建造精舍，祭祀先生。天真山距离杭州城南十里，山中多奇岩古洞，山下俯瞰八卦田，左边环抱西湖，前面临近胥海。先生从前在越地讲学时，曾想在湖海交界处选择一块地方，眼前常常可以看见浩荡的景象，打算在那里建屋居住，终老于此。后来先生出征思田，洪畿随老师渡江，偶然登上这座山，仿佛有所感应，临出发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先生。先生高兴地说：“我二十年前游览过这里，长久思念却没有再来，真后悔当时没有登临一次就离开。”到了西安，先生留下两首诗，其中有“天真泉石秀”“鹿门期及文明”等句，原有文字似有缺误。薛侃赶来为老师办理丧事，葬礼结束后，担心同门聚散无期，想起老师的遗愿，于是在山麓建祠。同门董澐、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主持此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先后出力，斋房、廊庑、厨房、浴室都已齐备，可以居住。有生员一百多人，每年在春秋两季仲月的仲丁日祭祀；四方志同道合者按期陈设礼仪，悬挂钟磬，歌诗来侑食。祭祀完毕便讲学，持续一整月。嘉靖十年辛卯五月，同门黄弘纲在金陵为黄绾向先生的遗腹子王正亿求婚。此前，老师的灵柩停在堂中，有嫉恨他的人在朝廷进谗言，革除追赠典礼和世袭爵位，有关官员默默顺从风气，勾结、挑拨他家乡的恶少，于是相互煽动，想要残害他的子弟。遗腹子正亿当时才四岁，和继子正宪分别逃散，家产住所也荡然无存。第二年夏天，门人大学士方献夫掌管吏部，选任刑部员外郎王臣升任浙江佥事，分巡浙东，替他料理家事。奸党受到一些阻遏，黄弘纲认为洪畿可以托付此事。冬天洪畿赴京参加殿试，担心失去托付的人，恰逢黄绾升任南京礼部侍郎。弘纲询问办法，黄绾说：“我的妻子远在家乡，无法谋划；我有一个幼小的儿子，愿意把女儿嫁给他，这样结成至亲，或许能够安置他。”这月，洪畿赶往金陵，为正亿行问名礼。黄绾说：“老母亲住在家里，还没有得到她的命令，我不敢擅自决定。”洪畿又奔走于御史台，请得太夫人的同意，于是同门王艮便行聘礼。嘉靖十一年壬辰正月，门人方献夫召集志同道合者在京师会讲。自老师去世后，桂萼在朝中，学禁正严，薛侃等人已经遭受罪谴，京师忌讳谈论此学。到了这一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院，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谧等在科道，与大学士方献夫一起主持会讲。当时黄绾因进呈表章入京，洪畿因参加廷对入京，和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多人，开始确定会讲日期，聚集在庆寿山房。九月，正亿赶往金陵。正亿受到的外部欺凌稍稍平息，内部的祸患又渐渐萌发。他深居家中闭门不出，同门中留守的人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他，彼此怀念而忧虑逼迫。于是同门、佥事王臣、推官李逄和欧阳德、王艮、薛侨、李珙、管州商议，让正亿赶往金陵，准备依靠舅父居住。到了钱塘，有恶少跟踪在他的后面乘车而来，踪迹已经暴露，众人担心他的行程，便占卜得到鼎卦二爻，认为是上吉，于是假意说要把遗产金钱共同分给遗子后再回去。恶党信以为真，放松了谋害的打算；有人觉得这样不方便，便把分金之事散布成诽谤，流传到了京师。王臣因此受到牵连，被罢免官职。嘉靖十二年癸巳，门人欧阳德召集志同道合者在南畿会讲。自老师去世后，同门在越地共同办完丧事，三年以后各自散归，四方各按自己的所得建立教化，难有聚合的时候。这一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继承并讲授东南之学。洪畿也借事进入金陵，远方有志之士纷纷汇集，众人有的在城南各寺院讲学，有的在国子监、鸡鸣寺讲学唱和，互相考核，疑问和辩论接连不断，老师的学说又有继承兴起的机会了。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门人邹守益在安福建复古书院，祭祀先生。老师在越地时，刘邦采首先在安福一带创办惜阴会，每月会讲五天，先生为此写了《惜阴说》。后来邹守益以祭酒身份退休回乡，便同刘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造复古、连山、复真等书院，作为四乡会讲之所。春秋两季，五郡共同出资，到青原山举行大型会讲，凡是身在郡县的乡大夫都参加。于是四方同道的会讲接连兴起，惜阴会成为倡导者。三月，门人李遂在衢麓建讲舍，祭祀先生。此前老师出征思田，船停在西安时，门人栾惠、王玑等几十人冒雨出来迎候。老师写了《天真》二诗来安慰他们。第二年老师的灵柩返回玉山，栾惠和同门王修、徐霈、林文[缺字]等在草萍驿迎接灵柩，倚着棺材哭泣的有几百人。到了西安，诸生追念老师的遗教，却不知道将寄托于何处。洪畿便同王玑、应典等确定每年的会讲日期；这一年洪畿任知府，听从诸生的请求，在衢州山麓建屋，设置老师的牌位，每年举行祭祀。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成龙游会、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组成兰西会，与《天真》会远近相应，往来讲学不断。衢麓会是最早兴起的。

译五月，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在贵阳建王公祠。老师过去居住龙场时，教诲安抚各夷族，时间久了，夷人都敬重信服他。提学副使席书邀请他到贵阳主持教务，书院士人感念恩德，一齐仰慕归向。这一年，王杏巡按贵阳，听到街巷歌声和美，像越地的声音；又看到士民每年按时赶到龙场祭奠，也有人在家中遥拜祭祀。这才知道老师的教化深入人心到这种程度。门人汤[缺字]、叶梧、陈文学等几十人请求建祠，以安慰士民的怀念。于是赎买白云庵旧址，建立祠堂，置办膳田供祭祀使用。王杏立碑撰写碑记，大意说：诸位请求建立祠堂，是想追尊先生。建立祠堂就足以追尊先生吗？建造厅堂作为居所，设置牌位作为凭依，陈列俎豆作为祭祀，似乎可以了。但追尊的实质，难道这样就能够完全做到吗？还不能。尊敬一个人，在于实行他的道；只是在外表上追想他，不如把他的教诲贯彻在自身。先生的道和教诲，是诸位亲自接受的。美好的教诲确凿明白，听到的人已经很满足；光辉的典范盛大明显，受到熏陶的人感受深切；精微的思想深厚幽远，领会的人理解深刻。诸位何必再向别处寻求呢？把过去听到的教诲，再侧耳听取，如果有不合于道的，就说：‘这不是先生的正确言论，我怎么敢说？’ 把过去见到的典范，再凝神观看，如果有不合于道的，就说：‘这不是先生的德行，我怎么敢做？’把过去领会的道理，再潜心体会，如果有不合于道的，就说：‘这不是先生的精深思想，我怎么敢想？’说先生的话，使美好的教诲得以相承；实行先生的行为，使光辉的典范得以看见；思考先生的思想，使精微的内蕴得以流传。这样追尊先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嘉靖十四年乙未，在姑苏刻印先生的文录。此前，洪畿赶来办理老师的丧事，经过玉山时，搜集整理老师的遗书。过了六年，洪畿在姑苏任教，经过金陵，和黄绾、闻人诠等商议刻印《文录》。洪畿写了搜求遗文的奏疏，派诸生前往江、浙、闽、广、直隶各地，搜集散佚稿本。到这一年二月，召集工匠完成刻印。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煜在九华山建仰止祠，祭祀先生。九华山在青阳县。老师曾两次游览那里，和门人江[缺字]、柯乔等在化城寺住了几个月。好事的僧人争相拿着纸来索取诗作，整夜挥笔也不感到疲倦。僧人收藏的墨迹相当多，思念老师早年的风范，便把老师的像刻在石壁上，并在上面建亭。知县祝增又加以修葺。这一年曹煜因诸生请求，在亭前建祠，匾额题为“仰止”。邹守益捐资，让僧人购买赡田，每年供给祭祀费用。隆庆戊辰年以后，知县沈子勉率诸生在这里讲学，增修墙垣屋宇和赡田。曹煜的祭文见于《青阳志》。嘉靖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景、提学佥事徐阶重修天真精舍，置立祭田。门人礼部尚书黄绾撰写碑记，记载说：如今书院大多因人而兴，有的人曾在这里做官，有的人曾在这里游览，有的人出生于此，有的人功德施及此地；一定是这个人确实有足以被尊重之处，声名卓著地留在人们心中，思念他却不能再见到他，然后才建立书院来祭祀，聚集四方有志之士，树立他的声望，讲明他的道来推崇教化。浙江一带，龙山山麓，有一所叫天真书院的地方，就是为祭祀阳明先生而建的。先生曾经游览这里，去世后，所以在这里创建精舍，讲授先生的学问，以阐明先生的道。人们知道这些，难道还要等我来说吗？正德己卯年，宁濠之乱在江右起兵，企图窥伺神器，四方形势危急，几乎日日临近死亡。浙江是南北交通的八道要冲，财赋称为第一，朱宸濠想先夺取这里，所以暗中安插亲信，准备作为内应。由于先生据守上游，奋身独自承担，朱宸濠很快败亡，浙江因此安宁，最终免除了兵锋荼毒之苦，这全是先生的功劳。因此今天创建书院，不只是为了讲学，也是为了彰明先生的功劳。书院开始由先生门人行人薛侃、进士钱德洪、王畿共同出资创建，后来门人佥事王臣、主事薛侨在浙江任职时又加以修治，起初购买田地七十多畝，整理蒸尝祭祀的费用，但每年仍常常不足。侍御张君巡按浙江，登上书院后感叹说：“先生的学说主张人的本性善良，先生的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这些都应当祭祀，何况他的恩泽覆盖此地尤其深厚，怎么可以忽略呢！”于是嘱托提学佥事徐阶，命绍兴推官陈让把会稽废寺的八十多畝田地置为庄田，交给书院；又拿出法司赎罪金三百两，命杭州推官罗大用和钱塘知县王釴购买宋人所置的龟畴田九十多畝来增益书院。这样经费充足了，人们聚集起来，声望更加树立，道德教化也得以推行。过去宋朝凭借书院而兴办学校，如今在学校之外又建立书院，大概是使长久而容易流于懈怠的事重新焕发的意思。我曾同张君登上这座山，坐在幽深的岩石间，走过险峻的石阶，俯视江流回旋曲折，远望苍茫的大海，向北看西湖，向南望禹穴；云树苍苍，晴日山岚幽远。在这时我悲怆而伤感，仿佛看见先生仍在这里，却不能忘怀。由此才知道，学校的设置既然距离遥远，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就会玩忽，玩忽则求学之道会疏懈吧？书院的建立既然近在眼前，近就会感到新鲜，新鲜就会警惕，警惕就会奋勉，奋勉则求学之道会得到修明吧？这件事是建立政教的首要事务，对我们浙江的益处实在太大了。嘉靖十六年丁酉十月，门人周汝贠在越地建新建伯祠。这一年，周汝贠以御史身份巡按浙江。此前老师在越地时，四方同门来游学的日益增多，能仁寺、光相寺直到大天妃等各寺院都住不下了。同门王艮、何秦等便谋划在至大寺左边建楼房和斋舍，用来安置前来求学的人。老师去世后，同门相继来此居住，依依不舍，不忍离去。这一年，周汝贠和知府汤绍恩拓展土地，在楼房前建祠，并请南康蔡世新摹画老师的像。每年春秋两季仲月，由郡守率有关官员主持时祭。十一月，佥事沈谧在文湖建书院，祭祀先生。

译文湖在秀水县北四十里，湖面周围十里，中间横贯一个洲岛，四面水色澄碧，于是书院在这里创立。沈谧最初读《传习录》有所领悟，正想拜师执贽求见。老师出征思田，没有实现这件事；等听到讣告后，他一直追悼不已。后来任行人，听说薛侃在京师讲学，便感叹说：“老师虽然去世了，天下传承他的道义的人还在。”于是拜薛侃为师，率领同道王爱等几十人在这里讲学，置办若干畝田地供养诸生。这一年，巡按御史周汝贠在中堂设置老师的牌位，春秋两季仲月率诸生会集祭祀，歌唱老师的诗来侑食。后来沈谧升任江西佥事，为老师在南赣各地广泛建立祠堂。沈谧去世时，参政孙宏轼、副使刘慤设置沈谧的牌位，让他附在老师的祭祀中受享。沈谧的儿子、进士沈启原又增置赡田，和王爱等商议把牌位附在薛侃的牌位旁，祭期定在每季的丁日，同道共同参加祭祀；天真书院的人也都赶来文湖，至今更加兴盛。嘉靖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在龙山建阳明祠。龙山在余姚县治所的右边。辛巳年，老师回乡省视祖坟，门人夏淳、孙陞、吴仁、管州、孙应奎、范引年、柴凤、杨珂、周于德、钱大经、应扬、谷钟秀、王正心、王正思、俞大本、钱德周、仲实等陪侍老师，在龙泉寺中天阁讲学。老师亲自把三八日会讲的日期写在墙上。吴仁在阁中聚集门徒，会合同道讲学不止。丁亥年秋天，老师出征思田，每次给洪畿写信，必定提到龙山的会讲。这一年，傅凤翔因诸生请求，在中天阁上方建祠；每年春秋两季仲月，由有关官员主持时祭。嘉靖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在洪都建仰止祠，祭祀先生。徐阶主持江西学政后，大力举办老师门人的宗会，以此倡导并率领诸生。于是同门吉安的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南昌的李遂、魏良弼、魏良贵、王臣、裘衍，抚州的陈九川、傅黙、吴悌、陈介等，以及各郡县选出的士人，都前来会讲。魏良弼立碑记载此事。吉安士民在庐陵建报功祠，祭祀先生。祠堂在庐陵城西角。老师自正德庚午年到庐陵任职后，每天召见父老子弟，告诫开导他们，使他们停止争斗、和睦宗族，兴起孝悌，敦厚礼让。百姓渐渐受到教化，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病、赈济疫病、消除灾祸，都得到实际的恩惠。七个月后老师离开，百姓追念他。后来老师提督南赣，扫荡流贼，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都是切实关系百姓性命的大事。等听到老师的讣告，灵柩经过河下，沿途哀号，像父母去世一样。于是大家共同建祠，命名为报功祠，每年举行民间祭祀。后来曾孔化、贺钧、周祉、王时椿、王时槐、陈嘉谟等共同完成此事，规模更加宏伟华丽。春秋两季由郡中有关官员主持祭祀。嘉靖十九年庚子，门人周桐、应典等在寿岩建书院，祭祀先生。寿岩在永康西北乡，岩石多祥瑞之石，洞穴空旷高爽，四周山色环绕，五座山峰在前面拥护。周桐、应典和同门李珙、程文德讲明老师的学说，凿嵌山岩建室居住。前来求学的诸生卢可久、程梓等有一百多人。把老师的牌位设在中堂，按时祭祀，确定日期讲学，直到现在没有中断。嘉靖二十一年壬寅，门人范引年在青田建混元书院，祭祀先生。书院在青田县治所。范引年凭经学被有关官员聘用，主持青田的教务。讲授经艺时，他向诸生叶天秩等七十多人讲述老师的学说，诸生听后都警醒而有所感悟，又整肃仪容，相继拜谢，共同进修老师的学问。又担心老师的学说没有建立起学术根基，不能牢固流传，于是纠集木材建屋，在中堂塑画老师的像，说范先生的学问出自王门，是在追溯自己的学术来源。范引年去世后，春秋两季配享祭祀，请洪畿撰写仰止祠碑记。御史洪恒详细记载此事。后来提学副使阮鹗增建为心极书院，洪畿撰写碑记。碑记大意说：心极的意义，大概可以追溯到古代吧？孔子在《易》中说太极产生两仪，直到确定吉凶而产生伟大的事业；所以太极能够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并包举天下的道，无非都是《易》的道理。《易》没有别的，不过是我们的心在寂静与感应、有与无相互生成的机理和形象。天的道是阴阳，地的道是刚柔，人的道是仁义，三极由此建立。所谓象，就是取法并表现这个道理。阴阳相互摩擦，刚柔相互激荡，仁义相互交替；它隐藏在没有门扉的关键中，运行在没有车辙的道路上，建立在没有依凭的地方，于是神明由此显现，万物由此完备。所以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不动，一旦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万事的道理。”这是孔子的精微内蕴。当时孔子的弟子中，只有颜氏独自得到它的宗旨。看那颜回喟然叹息，说过：“仿佛有一个高高矗立的东西；处在有无之间，无法追问到底；即使想跟随它，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能够阐发圣人内蕴的，是颜子。颜子去世后，圣学于是失传；过了一千多年，濂溪周子才重新追寻它的端绪，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学说，大概已经接近了。此后后世儒者纷纷议论，仍然不能统一，难怪千年之间知此道者寥寥无几。大概汉代儒者拘泥于有形之象，把一切仁义忠孝、礼乐教化、经国治事的迹象，都认作固定的道理，必定先讲求探究，把它们执守为典要，然后把它们作为应对万物的准则；这似乎是得到了太极，却不知道太极是无中之有，不能用有形的名称来限定。隋唐以来，老氏、佛氏之徒起来在其中挥臂争论，把经国治事看作糟粕，于是又用幽深玄虚的见解加以矫饰，甚至攻击仁义、荡灭礼教，把一切都归于无；这似乎是得到了无极，却不知道无极是有中之无，不能用“无”来命名。

译周子洞察了这两种相互谬误、相互沉溺的弊病，不得已加以挽救，建立图说，以显明圣学的宗旨，用中正仁义来确定它，并以主静为根本。所谓中正仁义，说的就是太极；所谓主静，说的就是无极，人的根本由此建立。议论的人竟认为“无极”的说法出自老氏，把中正仁义分成动与静，却不明白以主静、无欲为根本的道理，这又是为什么呢？自从伏羲画出第一画，开启心极的本源，神妙无方而《易》无形体，这就是无极。孔子本来已经说过这些，因此周子得到圣学传承是毫无疑问的。圣学以守一为要旨；所谓一，就是无欲。人的欲望大约有两类：高明的人被自己的意见蒙蔽，卑下的人被嗜好欲望蒙蔽，都是心的负累。没有欲望就能专一，没有欲望就能明察，通达公正广大之道，就可以学习成为圣人。君子欲望少，所以修养它便吉祥；小人欲望多，所以违背它便凶险。吉凶的关键、太极是否建立，就在这里分开。懂得这一点，也就懂得了阮子所谓心极的学说。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门人徐[缺字]在辰州建虎溪精舍，祭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兴寺以北。老师过去从龙场返回，曾和门人冀元亨、蒋信、唐愈贤等在龙兴寺讲学，让他们在密室静坐，体悟并看见心体。这一年，徐[缺字]任辰州同知，向上级请示，和各位同道大力修建祠宇，置办赡田。邹守益为它撰写精舍记，罗洪先撰写性道堂记。又有见江亭、玉芝亭、鸥鹭轩。徐[缺字]和他的弟弟杨珂都写了很多题记。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万安同道建云兴书院，祭祀先生。书院在白云山麓，前面对着芙蓉峰，山幕之下秀峰突起如圭，大江横贯山下。同道朱衡、刘道、刘弼、刘[缺字]、王舜韶、吴文惠、刘中虚等，迎请我在精修观讲学。在座诸生有一百五十多人。晚上游览城门，看到民居井落、县城房屋华丽。洪畿说：“百姓众多而且富足，而诸位辛勤施教到这种程度，真可以称为礼义之乡了。”朱衡说：“这座城在四十年前还只是一片赤土。”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南赣山洞中的贼人流窜抢掠没有定时，妻子儿女互相牵拉哭泣说：‘贼人来了怎么躲避？只有一死可以依靠罢了。’老师到来后荡平各洞，百姓才得以筑城聚居，才有今天，这都是老师赐予的。”洪畿赞叹不已，于是说：“承受老师恩德滋润如此深厚，南方各郡县都有祠堂祭祀，为什么唯独这里没有？”众人都皱眉说：“有志向却还没有实现罢了。”于是责成洪畿写奏疏，号召捐材。当天晚上前来相助的资金就有二百多金。举人周贤宣撰文祭告土地神，众人同时兴工。中途因有不同意见而停止。到了嘉靖甲子年，朱衡任尚书，周贤宣任方伯，又和太仆卿刘慤恢复旧业，祭祀规制全部完备，命名为云兴书院。云。九月，门人陈大伦在韶州建明经书院，祭祀先生。书院在府城。此前，同门知府郑骝创建明经馆，和诸生讲习课业，倡导阐明老师的学说。到这时，陈大伦任韶州知府，便改建为书院，设置老师的牌位，和陈白沙先生一起祭祀。这月，洪畿拜访甘泉湛先生，翻越庾岭，和诸生邓鲁、骆尧、知胡直、王城、刘应奎、钟大宾、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张昻等六十三人拜谒老师祠堂，又一起进入南华二贤阁，和邓鲁、胡直等共同阐发老师的学说。到了隆庆己巳年，知府李渭大力修缮祠宇，召集诸生和黄城等人亲自印证道学的要旨，老师的教化又重新振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在溧阳建嘉义书院，祭祀先生。书院在溧阳救荒滟。史际因年成歉收，修筑蓄水塘来救活饥民。塘筑成后，在塘上建书院，邀请四方同道来讲学；把田地收入作为供给和储藏，以备一县的饥荒，命名为嘉义，这是遵从皇帝的美好旨意。史际和吕光洵商议邀请洪畿主持教务，于是先送礼聘请，过了三年，洪畿才来确定盟约。这月，同道周贤宣、赵大河，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襞、徐大经、陈三谟等几十人，以及史际率领的子侄史继源、继志、史铨、史珂、史继书、继辰，带着詹偕和我的子婿叶迈、郑安元、钱应度、应量、应礼、应乐，约定日期来会讲，通常不少于一百多人。设置老师和甘泉湛先生的牌位，春秋两季奉祀。天成写成《嘉义堂》一篇，张贴出来给诸生看，说：我们人与万物共同处在天地之间，能够主宰天地万物的，难道不是我们的身体吗？能够凭借它主宰天地万物的，难道不是我们的心吗？心凭什么能够主宰天地万物呢？天地万物有声音，那么替它们辨别声音的是谁？天地万物有颜色，那么替它们辨别颜色的是谁？天地万物有滋味，那么替它们辨别滋味的是谁？天地万物有变化，那么使这些变化显得神妙明白的是谁？天地万物的声音，并不是声音，而是由我的心去听，才有了声音。天地万物的颜色，并不是颜色，而是由我的心去看，才有了颜色。天地万物的滋味，并不是滋味，而是由我的心去尝，才有了滋味。天地万物的变化，并不是变化，而是由我的心去体察明辨，才有了变化。这样说来，天地万物如果没有我的心，就不会灵动。我的心的灵明一旦毁坏，声音、颜色、滋味和变化就无法显现；声音、颜色、滋味和变化无法显现，天地万物也几乎要停止了。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是万物的灵，是用来主宰天地万物的。我的心成为天地万物的灵，并不是只有我能使它灵明。我一个人看颜色是这样，天下所有有眼睛的人都同样能够看见；一个人听声音是这样，天下所有有耳朵的人都同样能够听到；一个人品尝滋味是这样，天下所有有嘴的人都同样有嗜好；一个人思考万物的变化是这样，天下所有有心智的人都同样能够明察。不仅当今天下如此，凡是早于今天千百世以上的人，他们的耳目相同，口相同，心智相同，没有不相同的。

译推及千百世以后，人们的耳目相同，口相同，心知也相同，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明并不是我自己的眼睛所具有的，而是上天在看；聪并不是我自己的耳朵所具有的，而是上天在听；嗜好并不是我自己的口舌所具有的，而是上天在品尝；变化也不是我自己的心知所能做到的，而是上天使它神明通达。所以，用上天来观看，明就达到极致；用上天来听，聪就发挥到极致；用上天来品味，嗜好就不会有差错；用上天来发动思虑，便能通达神明。由上天造作它，由上天成就它，不掺杂人的私意，这就叫作天能，这就叫作天地万物的灵。我的心是天地万物的灵，只有圣人能够使它完整地发挥出来。但并不是圣人独自能够做到，实际上这是人人所共有的。圣人观看颜色，和我的眼睛相同；但眼睛能够不被色彩牵引，是因为完全依循上天之视。圣人听声音，和我的耳朵相同；但耳朵能够不被声音蒙蔽，是因为完全依循上天之听。圣人品尝滋味，和我的口舌相同；但口舌能够不被滋味扰乱，是因为完全依循上天之尝。圣人的思虑，和我的心知相同；但心知不被思虑扰乱，是因为通达神明。我的眼睛不被色彩牵引，因而保全了明，这就在观看上与圣人相同；我的耳朵不被声音蒙蔽，因而保全了聪，这就在听闻上与圣人相同；我的口舌不被滋味扰乱，因而保全了嗜好，这就在品尝上与圣人相同；我的心知不被思虑扰乱，因而保全了神明，这就在变化上与圣人相同。所以说：“圣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这是说我的心灵与圣人相同。然而，并不是去学习圣人的外在形式，而是能够自己依循我的天性。我的心灵与圣人相同，圣人能够使它完整，学习者也应当求得完整。那么应当怎样下功夫呢？其中有关键，不能分散枝节地去求。我的眼睛已经被色彩遮蔽了，才去求除掉它，这不是保全明的方法；我的耳朵已经被声音蒙蔽了，才去求克服它，这不是保全聪的方法；我的口舌已经被滋味扰乱了，才去求恢复它，这不是保全嗜好的方法；我的心知已经被思虑扰乱了，才去求停止思虑，这不是保全神明的方法。所谓灵，是心的本体，是性的德性，是统摄全身的屏障；它贯通动与静，沟通物与我，贯穿古今，没有一刻不灵，也没有一刻会间断。有的人生来就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知道，有的人经历困厄才知道，都是自己依循这一本灵以通达万物，只要不让它被欲望隔断，就够了。虽然他们下功夫的程度不同，但他们的灵从未不相同。我的灵在眼睛上发动，使眼睛自己辨别色彩而不被色彩牵引，这就是保全明；我的灵在耳朵上发动，使耳朵自己辨别声音而不被声音蒙蔽，这就是保全聪；我的灵在口舌上发动，使口舌自己辨别滋味而不被滋味扰乱，这就是保全嗜好；我的灵在思虑上发动，面对万般感受、作出万般应对，却不因声色气味而动摇，而使灵常常保持寂静；大的根本一旦确立，全身各处便都能贯通，这就是保全神明。别人做到一分，我要做到一百分；别人做到十分，我要做到一千分。一定要依循这一本灵，不让它被欲望隔断。这就是上天造成人，又使人复归本性，这就叫作上天成就人，也叫作致知之学。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论》。《朱子定论》为师门所刻的只有一卷，如今洪增录为两卷，共三卷。恰令其孙致詹付梓，刻于书院。重刻《先生山东甲子乡试录》。《山东甲子乡试录》全都出自老师亲笔。同门张峯任应天府判官，想在嘉义书院翻刻，得到我老师继子正宪氏的原本，于是据此刊刻。四月，门人吕懐等人在新泉精舍修建大同楼，设置老师的塑像，举行合讲会。精舍在南畿崇礼街。当初，史际老师为甘泉先生修筑房舍、购买田地，作为供给门人食宿的资费。这一年，吕懐与李遂、刘起宗、何迁、余▯绪、吕光洵、欧阳塾、欧阳瑜、王与槐、陆光祖、厐嵩、林烈以及几十名生员，在精舍修建楼阁，设置老师和甘泉先生的塑像，举行讲会。讲会结束后，退入昧昧室，默默相对直到整夜，然后告别。这一月，洪送王正亿进入胄监，到了金山，便进入金陵赶赴讲会。何迁当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与四司同僚邀请我登临报恩寺塔，坐在第一层，问道：“听说师门禁止学者静坐，是担心学者偏执于静而沉沦枯槁吧？似乎确实如此。如今学者刚入门，内心长期浸染世俗习气，已经深入肌肤骨髓；如果不让他们寻求幽静的房间，使耳目不再接触外物，澄清思虑、断绝杂念，深入玄远寂静之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真实本体呢？师门也曾说过，可以借助这一方法来补足小学的功夫。又说：心患有痼疾，就像镜面沾满污垢，必须先磨去污垢，明净的本体才会显现，然后才可以做到不容一尘。如今禁止这一方法，恐怕会使人始终没有入门之处。”洪回答说：“师门从来没有禁止学者静坐，也从来没有树立以静坐作为入门的方法。有人问：‘舍弃静坐，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入门？’回答说：‘只是教人致良知。良知就是真实本体。良知明白了，自然能够辨别是非，自然能够随时或静或动，不会偏执于静。’又问：‘为什么说师门不禁止静坐？’回答说：‘程门曾赞叹学者静坐是善于学习，师门也是这样。但在明白良知这一根本之后，还要在静处精细磨炼，使整个本体都能觉察，不留一点渣滓；又要在具体事务上精细磨炼，使整个本体都能觉察，一念也不欺骗自己。这正是认识到我的本体在动时没有所谓动、在静时没有所谓静，时时在动、时时在静，看不出它的端绪；阴阳交替运行，却不知道它从何开始，这就叫作动静都安定的学问。’又问：‘偏执地追求静，最终就不能由此入道吗？’回答说：‘离开喜怒哀乐去求中，必定不是未发之中；离开仁爱、恭敬、孝顺、慈爱去求止息，必定不是不断增长的止；离开视、听、言、动去求仁，必定不是天下归于仁的仁。这样便使动静彼此隔断，不是内外相合，所以不能同他谈入道。’又问：‘师门也有两种教法吗？’回答说：‘老师已经说过了。我讲学也曾经误导人，如今反复比较，只有“致良知”三个字没有毛病。’众人都起身感叹说：‘致知就在于内心觉悟，做到致知也就尽了。’ 下塔时，众人由画廊指着《真武流形图》说：“看这幅图，也可以用来证明儒、佛之辨。”众人问：“怎么说？”回答说：“真武在山中长久打坐而没有所得，想要离去，受到老妇磨针故事的感发，于是又回到山中。他在山中修行二十年，终于成就最高的道。如今若画《尧流形图》，一定应当从克明峻德、亲爱九族开始，一直到协和万邦；若画《舜流形图》，一定应当从舜到田间耕作、种植、烧陶、捕鱼开始，一直到七十岁还巡视四方。又怎会有什么时候处在金碧辉煌的山水之间，枯坐二三十年，然后便可以成道呢？”众位朋友大笑而别。三十年辛亥，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赵锦在龙场修建阳明祠。

译龙场旧有龙冈书院，是老师亲手栽植树木的地方。到这时，赵锦在书院北面修建三间祠堂，旁边两侧建配廊，前面建门，仍题名为“龙冈书院”。四周环绕修筑墙垣，在中堂安置老师的神位。巡抚都御史张鹗翼、廉使张尧年、参政万虞恺、提学副使谢东山共同举行祠祭。罗洪先撰写祠碑记，记略说：“我曾考察龙场的事迹，认为其中对于先生的学问有一个重大辨析。所谓良知，根本上是儿童固有的，不借助学习而有。即使普通男女的愚昧，也本来与圣人没有不同。然而先生自己的叙述却说，在龙场困顿了三年以后才得到它。既然说是固有而又不容易得到，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万物发育的功用，是天地本来具有的。然而天地并不是始终都显现这种功用，一股元气收敛闭藏而形成冬天，风露震荡侵袭，霜雪严酷凝结，草木陨落摧败，生机萧条，这时可以说是寂寞而枯槁了。郁积到了极点而相互冲击，雷霆奋发，蛰虫全部苏醒，群草萌发，氤氲之气在宇宙之间流动荡漾；那么先前的风霜雨雪正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因此，收藏得不深，变化就不能迅速；蓄积得不坚固，施展就不能长远。在屈伸、剥复的交替之际，天地尚且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何况人呢？先生凭借豪杰般的才质，振奋迅疾而宏伟，摆脱了旧有常规；于是第一次变化成为文章，第二次变化成为气节。当他在逆瑾蛊惑政事的时候公开发表言论，受到朝廷挞责也不后悔；他的忧思诚恳，意气激烈，议论铿锵宏大，确实足以凌驾一时、名传后世，难道不是痛快吗？等到他被排斥、流离，在万里之外的边远地区、荒烟弥漫的深山密林、狸鼯豺虎出没的地方，形影孤单，早晚忧惧不安，既没有一件事可以施展才能，又与疾病相伴、与瘴疠相亲；内心受到逼迫，想忘却也做不到，外在形势受到限制，想离开也不可能，只能辗转困苦督责，等待在动心忍性中获得益处。既然我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又何况身体之外的东西呢？到了这时，才如同从大梦中醒来：刚强的变得柔和，浮泛的变得充实，平日凭借来自我快意的那些东西，不仅不能经常依赖，实际上还足以增加我的机巧、窃取我的聪明。那块然生存、块然死亡，却与我独自存在而从未因外物有所增损的，才是本来固有的良知。这样看来，先生的学问越是施展，越加弘张；越是被遮蔽，越加光明；鼓舞天下人，直到今天仍未衰歇，难道不正是雷霆震动从前龙场的风霜雨雪吗？” 唉！如今谈论良知的人，没有不说“本来固有”“本来固有”的；问到致知的功夫，就任凭它本来固有罢了。他们是否也曾在枯槁寂寞之中求取良知？对于所谓“窃取聪明、增加机巧”的东西，是否也曾在内心作过辨析？人在忧患中生存，在安乐中死亡，难道还要等待别人来促成吗？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在郁孤山重建阳明王公祠。祠堂在赣州郁孤台前、濂溪祠之后。嘉靖初年，军卫官兵和百姓不断思念老师的恩德，百姓于是募集材料，在郁孤台修建祠堂，以便举行祭祀。军卫官兵又在学宫右边建祠，塑像设祭，都有成规。后来持不同意见的人把郁孤祠的塑像迁到报功祠后面，那里低洼狭窄，且怠慢失修，军民都心怀愤懑。到这时，署理兵备佥事沈谧访查询问其中缘故，父老子弟相互哭泣申诉。沈谧拜谒老师塑像，为此潸然流泪。报功祠原有赡田，出米三十八石，现用于供给春秋二祭。郁孤祠则取用赣县均平银两，于是具文申报军门张烜，请按他的意见修葺两祠，把老师塑像迎回郁孤台，庙宇面貌庄严整饰，焕然一新。军卫有关官署各自申明祭祀礼仪，父老子弟每年节日都快速赶来祭拜。张烜撰写记文，立碑记事。老师自从征讨三浰山寇、全部平定以后，当天就班师回城，制定法律规章，命令赣州所属各县都设立社学，以宣扬风俗教化。城中设立五所社学：东面叫义泉书院，南面叫正蒙书院，西面叫富安书院，再往西叫镇宁书院，北面叫龙池书院。选取品行和义行足以表率风俗的生员担任教读，选取聪秀的子弟分别进入书院教导他们，教他们歌诗习礼，反复讲明孝悌，引导他们礼让。不到一个月，民心便大大改变，革除奸邪轨迹而归于善良。市井街巷的百姓都知道穿长衣，叉手拱揖，歌诵之声充满偏僻小巷，渐渐有了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后来持不同意见的人全都毁坏原有规制，五所书院被强暴之人私自占据，礼乐教化便停止了。到沈谧询问士民的心愿，定罪驱逐擅自占据者，修复兴办废弃的事物，五所社学重新完整，又慎重选取教读来教导砥砺子弟，风俗教化再次兴盛，盛大流行的样子如同老师在世时一样。在南安重建阳明王公祠。南安青龙铺是老师去世之地，士人百姓哀号哭泣，共同在学宫右边建祠。每年按时，父老子弟奔走祭拜，有司于是为之崇奉祭祀。庙宇规模宏丽，后来京师流言传播，奉承迎合风气的人便把祠堂迁到偏僻小巷中狭窄、简陋、污秽的地方，人心实在不能忍受。沈谧与有关官员、师生商议恢复旧址和原有制度，楼房五间，前门五间。把小巷祠堂旧址的价值折给百姓，用以帮助完成工程。具文申报军门张烜，张烜同意了。从此，老师的祠堂与圣庙一同流传不朽。三十二年癸丑，江西佥事沈谧在信丰县修复阳明王公祠。据《谧巡南公移录》说：赣州府所属十一县都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阳明王公的祠堂，高大地并存着。大概是因为前任都察院的功业文章足以匡正时局、使国家光荣，谋略和军旅之功足以抵御暴乱、捍卫灾患。南赣士人百姓都思念仰慕他，歌颂功德，长久而不衰，甚至还有人谈及此事便流泪。本县原有祠堂，后来却有堵塞祠门、占据神位的人，把它废弃为宴饮休息的场所，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因此仰请本县官吏依照牌文事例办理，限三日内立即查究清理，仍然洒扫干净、设置神位，依旧址修旧为新。这样不仅一县的师生和故老能够共同兴起瞻仰的愿望，凡是经过信丰县城的人，也都能够充分行拜祭俎豆之礼。古人所说“爱惜礼制而保存祭羊，礼制失坠便到民间寻求”的意思，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当时沈谧署理南赣兵备，所以这样说。三月，在南康改建王公祠。

译南康原来在学宫右后方有祠堂，后来因持不同意见的人把老师塑像迁到旭山韩公祠内。沈谧前往拜谒祠堂，看见两尊塑像并存于一室。王公有祭祀却没有独立的祠堂，韩公有祠堂却没有祭祀，而且房屋又低矮简陋。他察访祠堂西面有乡约所，前面有三间堂屋，后面有一座阁楼，规模相当优越，于是把老师塑像安置在堂中，恢复对他的祭祀；韩公祠则另行设置祭祀。这样，使原来有祠堂的因祠堂而恢复祭祀，原来有祭祀的因祭祀而建立祠堂，便使两座祠堂的规模并立，各自完整地遵守尊崇功臣的典礼，同时进行而都尽到了各自的义务。三月，安远县知县吴卜相请求建立王公报功祠。安远原来没有老师的祠堂，百姓私下在小学设置牌位，父老子弟相继馈送祭品，才开始表达每年腊祭的情意。吴卜相看见后，便惊醒般地说：“这是我们有司的责任。”于是具文申报旧院道：“前任都御史阳明王公的功劳遍及天下，而安远是用兵之地；他的教化流传万世，而赣州是首善之区。本县在正德年间，境内有广寇叶芳，聚众数千，肆意抢掠，百姓无法生活。自从接受本院抚剿以后，编入户籍、承担差役，与本地编户齐民没有不同。后来的年轻子弟，也没有忘记老师亲口传授的良知。如今询问众人的意见，选择县西旧堤备所的空地，可以修建祠堂。本县将每天从自行审理诉讼所得的银两中购买、供应所需费用，希望节省财力而取得加倍功效，祭祀专一而百姓喜悦。”嘉靖二十九年，前提督军门卢俱据此申报，依照意见施行。如今塑像庄严，祠宇宏丽。兵备佥事沈谧、提督军门张烜为堂题额“仰止”，为门题额“报功”。张烜撰写记文，立碑记事。四月，瑞金县知县张景星请求建立王公报功祠。据《巡南公移录》，张景星申报说：正德初年，年成灾荒，百姓饥饿，流寇猖獗，百姓无法生活，逃亡者过半；幸赖提督军门王公剪除凶恶，宣扬德威，发放粮食赈济饥民，逃亡百姓重新恢复产业，大家感念恩德，想报答却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如今有年老百姓苏振等愿意自行出资，召集工匠，扩建乡校右侧的地方，以崇奉祠像；李珩禄愿意自行捐出旱田八十亩有余，用来承担春秋祭祀。佥事沈谧嘉奖他们，申报请张烜军门严格制定规制，题为“报功立石纪事”。六月，崇义县知县王廷耀重修阳明王公祠。崇义县在上犹、大庾、南康三地之间，彼此相距各三百多里，是老师奏请建立的地方。几十年来，居民聚居成村，草木茂密，人口繁衍；百姓追念功德，各家都设置塑像来祭奠祝祷。到这时，王廷耀向前军门卢防请求，百姓在儒学东角修建老师祠堂，卢防同意了。佥事沈谧巡视县境，王廷耀请求按照新旧制度办理，沈谧为其补充未完备之处，制定规制、确定祭祀，如信丰等县一样，立碑记事。九月，太仆少卿吕懐和巡按御史成守节在琅琊山改建阳明祠。琅琊山距离城五里，原来在丰乐亭右边有祠堂，低洼狭窄，不能容纳祭祀的俎豆，如今改建在紫薇泉上。这一年，洪畿拜谒老师祠堂，与吕懐、戚贤等几十人在祠堂下举行讲会。十月，洪从宁国与贡安国一同拜谒老师祠堂，看见同门中的高年长者，还有能够讲述老师教人入门功夫的人。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东、宁国知府刘起宗修建水西书院，祭祀先生。水西在泾县大溪的西面，有上、中、下三座寺院。起初与各位生员举行讲会，借住在各寺的方丈室。后来生员日益增多，僧舍不能容纳，于是在上寺的空地上筑屋，供讲习使用。仍然不够，提学御史黄洪毘与知府刘起宗倡议，在上寺右边建造精舍，但尚未完工。巡按御史闾东、提学御史赵镗相继到任，刘起宗再次申述此议，于是嘱托知县丘时庸扩大规模，督促完成。县中爱好义举的士民争相前来服役。南陵县有个寡妇陈氏，是曹按的妻子，她派儿子廷武捐出八十亩有余的田地，作为生员膳食费用，让他来求学。当时书院的馆舍和粮食都已齐备，于是成为一处著名胜地。刘起宗以礼聘请洪畿，隔年到书院举行讲会。三十四年乙卯，欧阳德改建天真仰止祠。欧阳德在《天真祠记》中说：“根据老师的两首诗，石门苍峡、龟畴胥海，都是上院的景色，是我老师神明所依托的地方。如今祠堂建在山麓，恐怕不足以安定老师的神灵。正好他的门人御史胡宗宪、提学副使阮鹗都在浙江任事，于是要求他们把祠堂改建在上院，并题额为‘仰止’。”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沭访问南康的生祠，塑造老师的像，派生员徐应隆迎接到新祠，作为公家祭祀；下祠塑造老师燕居时的像，供门人私下祭祀。邹守益撰写《天真仰止祠记》。记中说：“嘉靖丙辰年，钱德洪在青原、连山之间召集同门，商议修纂《阳明先生年谱》，并且说：‘仰止祠的规模已经高大，恢复了旧观，应该早日写一篇记文。’没有来得及前往，于是把事情始末详细告诉我。天真书院原是天真、天龙、净明三座寺院的地基。庚寅年，同门王臣、薛侃、王畿和德洪修建书院来祭祀先生。中间是新建伯祠堂，后面是文明阁、藏书室、望海亭；左边是嘉会堂、游艺所、传经楼；右边是明德堂、日新馆；旁边是厢房，并置办田地供春秋祭祀。

译甲寅年，如今的总制司马梅林胡宗宪巡按浙江，如今的中丞阮鹗主持提学事务，与同门黄弘纲主事、陈宗虞商议，把祠堂改建在天真上院，距离书院约半里，并把薛侃、欧阳德、王臣一并配祀，因为他们都曾侍奉老师。左边是叙勋堂，右边是斋堂，后崖是云泉楼，前面是祠门。门的左边通向慈云岭，石阶道路横贯其间如彩虹，在岭上立石牌坊，题为“仰止”；下接书院，每隔百步建一亭，分别叫见畴、会云、环海。右边扩展地基建净香庵，让守祠僧居住；外面是大门，合起来题作“阳明先生祠”。门外有半壁池，跨池建桥，叫登云桥；桥外就是龟田亭，亭上题为“大极云”。丁巳年春天，总制胡公平定海夷回来，想到应当宣扬文教来约束武士，于是命同门杭二守唐尧臣在书院重刻《先生文录》《传习录》，以嘉惠各位生员；又重修祠宇，增添丹青粉饰和泉石景致，开辟凝霞、玄阳二洞，架梯登上真境，攀登蟾窟，经过苍峡，采十真而登临四洮；湘地的烟云、越地的山岭，放眼望去形态万千，极远海岛上的怒涛，也仿佛可以坐在酒食之间尽收眼底，四方游览者惊叹，以为这是造物主隐藏了千年的奇景。文明的景象已经显现，先生曾经吟咏过它，而有一天竟全部由诸公开发出来，仿佛鬼神也听到了。守益拜手再说：真实本体的发动依循天理。这已经很明白了，究竟是谁来使它如同龟畴而受到仰望，又是谁来使它停止呢？先师的教诲说：‘有而从未自以为有，这是真有；无而从未自以为无，这是真无；看见而从未自以为看见，这是真见。’我反复体会老师的讲会，感慨颜子知几的传授。因此他的诗说：‘无声无臭，而乾坤万有的根基由此建立，这就是无而未尝无。’又说：‘不离开日常生活和常行之事，而直接达到先天未画的境界，这就是有而未尝有。’因为无而未尝无，所以视、听、言、动都遵循天理，想停止也不能；因为有而未尝有，所以天理肃穆无方无体，想追随却无从着手。这就是颜氏之所以称为真见。我们这些人奉行老师的教诲已经很久了，勉励自己做事却没有通达其中的根蕴，行为虽然显著、习察虽有积累，却容易拘滞于外在形迹；钻研性命之学，却不屑于人伦万物的实际，又容易流于凌空虚浮。从近处到远处、从卑下到高明，仍不免走入歧途。可是入门升堂之后，究竟应当仰望什么、止于什么呢？只是独知这一脉，是天德由此树立、王道由此通达四方的根本。慎的意义，是从心、从真，不能由人的力量增加或减损；稍微涉及人为的增损，便进入人为而成为虚伪。古人接受天命如舜，内心无忧如文王，继承志业、述行事业如武王和周公，感格上帝、享祭宗庙，把天下运转于掌中，一切都由孝悌达到神明，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所以说：‘道的显明，真诚是无法遮掩的，竟然如此。’这就是指出真实本体的发动依循天理。先师历经艰难、踏过险境，磨除瑕疵、去掉污垢；因直谏而被远谪，九死一生，最终充分领悟了千圣相传的秘诀，剖析众说的支离，融会二氏学说中的缺漏，独自揭示良知来唤醒群梦。因此恩惠流布于困穷百姓，威势震慑于大盗，功劳昭著于宗庙社稷，教化恩泽流传于善类。即使遭受谗毁、遇到嫉妒之人，别人想遮掩他，反而使他的光明显著。他去世已经三十年了，在战乱匆忙之中，表彰他的事业却日益努力。这难道是声音笑貌可以模仿取得的吗？只有梅林先生曾在金台受学，后来取老师门中的学术和功业相互研讨。后来他让余姚一带熟习、磨炼、砥砺，又推荐接受简命，神机妙算，出入古今，旁观者都惊骇出汗，最终取得成功。他大概是对先师有所默契领会的人。从今以后，希望他督促我和同游者，以及后来求学的人，迅速奔走、歌咏学习，务必充实斋戒明洁、盛服恭敬的实际；仰望它像踮起脚一样殷切，达到它又像得到休息一样自然。将三千三百种充盈的仁体，不使它被支离和缺漏混杂；把古人所称的忠信笃敬置于面前、倚于衡器，便使蛮貊之地与州里没有不同；减省刑罚、减轻赋敛，使人亲近上级、为尊长而死，即使手持木棒面对秦、楚，也能如此。这是发明先师尚未完全阐发的秘诀：在显达时如赤舄，在隐居时如陋巷，使圣代中和位育的美盛光辉照耀于太平之世。这就叫作仰止的真实境界。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学御史赵镗修建复初书院，祭祀先生。书院在广德州治所。起初，邹守益被贬任广德判官，创建书院，置办赡田，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他率领门徒濮汉施天爵经过越地，拜见老师后回来，复初书院的讲会于是振兴不息。后来濮汉天爵出外做官游历，这一讲会兴复而又不常，大约有二十年。到洪畿主持水西讲会时，往来广德的生员张槐、黄中、李天秩等二十多人，经过这里一定停车住宿一晚。这一年，濮汉天爵辞官归来，知州何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镗又大力修缮书院，设置老师的神位，按年办理祭祀。五月，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在崇正书院建立仰止祠，祭祀先生。书院在蕲州麒麟山。沈宠与州守、同门谷钟秀修建书院，集合本州选出的士子讲授老师的学说。这一年，沈宠与乡大夫顾问、顾阙在水西迎接洪畿。生员钟沂、史修等一百一十多人，在立诚堂共同举行讲会。沈宠率领州守首先举行祭祀，并请洪畿撰写《仰止祠记》。大意说：‘诸位，你们知道天下有一种不因时代而改变、不因地域而隔绝、不被形体拘束的东西，这难道不就是良知吗？先生对于诸位生员，时代不同、地域隔绝、形迹疏远，而你们却愿意建祠祭祀他、奉神位祝告他，难道不是因为良知在其中潜通吗？从前舜与文王相距，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地域相距一千多里，考察他们的道却如符节相合，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良知相同。如果寻求相同之处，难道只有舜、文王如此吗？赤子的心与大人的心相同，普通男女的愚昧不肖与圣人相同，众民的不识不知与上帝的法则相同。因此，考察过去的圣人而不觉得那只是古代，等待百世之后也不觉得那只是未来；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不足。所以历经千年如同一天，地域不能把它隔开；贯通千万人如同一颗心，形体不能把它拘束。三代以后，时代衰落、道术衰微，但良知的真实本体仍然明亮而不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人〕

译所以先生只要一旦揭示它的端绪，我们这些人一触及其中的契机，便恍然如同走出幽深山谷而看见天日。因此各位生员容易得到它、坚定相信它，是因为良知相同。虽然如此，各位今天似乎容易得到它、坚定相信它，是否还应思考其中的艰难，并估量自己的相信是否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程度呢？从前先生开始倡导这门学问时，天下人非难、嘲笑、诋毁他，他多次几乎陷入陷阱。先生怜悯人心不能觉醒，忘记自身的危险困厄，积累真诚之心，以实际所得反复考察，在行动和事务中验证它；天下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起，以自身承担它，用政事彰明它。所以各位生员能够有今天，唉，也真是艰难啊！各位今天所得的学问，若像火一样燃烧、泉水一样通达，能够继承它而不间断，就一定会相信它能燎原、达海，直到无穷；这才是真正的信。希望诸位对此加以谋划。’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师年谱》完成。老师去世以后，同门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谋划编成年谱，使各人分年、分地搜集材料，最后由邹守益总裁。过了十九年，到庚戌年，同志们还没有来得及合并材料。洪畿按年份分编，得到老师从出生到被贬谪、寓居龙场的史料，恰好嘉义书院备有稿本，便把它交给守益。又过了十年，守益写信说：‘关心老师年谱的同志，如今大多已经成为隔世之人，后死的人难道没有惧怕吗？’年谱接续龙场，补写其后的事，修饰编订的工作，我来承担。洪畿又寓居嘉义书院，准备好的稿本已经得到三分之二。壬戌年十月，到了洪都，听说守益去世，于是与巡抚胡松前往安福吊唁，又到松原拜访罗洪先。洪先打开关隘有所领悟，读年谱时好像有所预先领会，十分高兴，于是彼此考订，催促洪畿登上怀玉山。过了四个月，年谱完成。八月，提学御史耿定向、知府罗汝芳在宣城建立志学书院，祭祀先生。洪畿最初前往水西举行讲会，经过宁国府，生员周怡、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余▯、徐大行等二百多人把他请到景德寺举行讲会，接连不断。这一年，洪畿到耿定向、罗汝芳那里，规划利用寺院空地建祠，至今仍设置祭祀，讲会更加兴盛。后来知府钟一元题为《昭代真儒》，这是遵循圣谕。四十三年甲子，少师徐阶撰写《先生像记》。记中说：阳明先生的像，是一幅水墨画像。嘉靖己亥年，我主持江西提学事务时，便在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两幅、穿朝服戴冠的画像一幅。第二年庚子夏天，我把其中一幅燕居像赠给吕生，就是这一幅。先生在正德年间，以都御史身份巡抚南赣，统率军队击败宸濠，平定大乱，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后来因为谈论学问而被世人忌恨，最终被夺去爵位。先生往来于吉安、赣州之间，当地父老说：宸濠尚未叛乱时，先生奉命到福州巡按事务，请求回乡探望亲人，乘一只小船下到南昌。到了丰城，听到变乱消息，准备返回幕府筹划讨贼。可是吉安太守松月伍公恰好主张在郡中抵抗，又有积存的粮食可以供养士兵，于是先生留在吉安，征集各郡军队与宸濠在湖中交战，击败并擒获了他。这些事情都有明确的日期可以查考。然而忌恨先生的人却说，先生起初赴宸濠之约，后来采取两面态度，逃回吉安，是被伍公强留参加讲会。宸濠进攻安庆没有成功，先生趁其沮丧而侥幸成功。假如先生事先有约，而宸濠失败的征兆尚未出现，他一定不会逃走。凡是攻讨之事，胜利便封侯，失败便灭族。假如先生采取两面态度，即使强留他，他也一定不会留下。武皇帝在位时，政权由宠幸之人掌握，宸濠全都与他们结交，甚至有人答应做他的内应。当宸濠刚刚兴起时，天下人都不敢料定他会很快灭亡。先生率兵向西，把家属留在吉安的公署，聚集柴薪环绕房屋，并告诫守卫说：‘军队一旦失败，就放火焚烧，不要让贼人侮辱我们。’唉！他的功劳难道可以说是侥幸成功吗？他的心事难道不像日月一样明白吗？忌恨他的人不承认他的功劳也就罢了，又把他的心事加以诬陷，实在太过分了。小人不愿成人之美，自古君子被小人诬陷的很多。归根到底，事情最终一定会自行昭雪，这正是我深为感慨的。如今世上的士大夫，上等的谈论玄理，次等的柔弱苟安，下等的只知贪污、贪求功名以谋私利。天下如果有一个人，拼死为国家平定大乱，却因为忌恨而被厚加诬陷，那么这种形势不把士人一类全都赶入这三种道路，是不会停止的。治理国家，不怕没有事功，怕的是没有赏罚。议论正是赏罚的出发点。如今天下渐渐多事，希望能够得到人才，让他们在其中奔走效力；可是平时议论却是这样。即使是上等的智慧者，如果不以赏罚来劝善惩恶，那么激励中等才能者的工具不是太疏漏了吗？这正是我深为感慨的。宸濠之乱，孙、许二位公在前面战死，先生在后面平定乱事；他们的事迹虽然不同，却同样对名教有功。江西的讲会城中，孙、许二人都享有庙祀，而先生却没有祠堂。我主持江西提学事务的第二年，才在后园祭祀先生。不久我被召回，于是摹取先生画像带回去，准备给志同道合的人观看，并首先把它赠给吕生。我曾见有人说，这幅画像与先生极其相像。如今看来，先生的相貌并不威武，然而他独独凭武功显名。由此可以看见儒者的作用。吕生果真有所仰慕吗？还应当从他的学问中求取。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成守节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学士李春芳撰写碑记。记中说：阳明先生祠，是少师存翁徐公主持江西提学事务时创建的。徐公二十岁中进士，以宏词博学著称，光明显赫，号称词林第一；当时词林中的老宿名儒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但徐公说：‘学问难道只是文词吗？’他每天与文庄欧阳公穷究心学，听到阳明先生良知的学说后，深深契合。江西是阳明先生教化所经过的地方，徐公既阐明他的学说来教导生员，又为他崇奉祭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凝聚众人的志向。于是他在省城营建祠宇，塑造先生像来祭祀；选取生员中学业优异的，让他们快乐地聚集在其中，称为龙沙讲会。徐公在考课文章的空闲时间，常常把自己的心得启发告诫生员，于是一时之间生员多有奋发兴起的。后来徐公被召回朝，接连升入中书省，受到皇上的亲信。大概离开江西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有人告诉他祠宇倾塌毁坏，徐公便忧伤动心，捐出皇帝所赐的九十两银子，嘱托新建县令修缮。侍御甘斋成君听到后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亲自承担此事，召集工匠、筹集材料，修饰已经破败的地方，增补尚未完备之处，堂屋斋舍焕然一新。

译这不仅使神灵得到安妥、祠宇名副其实，也使生员们的奋发兴起更加蓬勃而不可遏止。唉！徐公身居枢要之任，受到心腹重臣般的信任，无论政务多么纷繁，即使皇帝亲笔诏书和咨询答复一天三四次送到，他仍然不能把这件事放下。致知之学发端于孔门，而孟子关于良知的学说，又进一步发扬了前人尚未完全发明的内容。阳明先生把二者合起来说成“致良知”，于是爱善、恶恶的意念真正推到了极致，家国天下便可以坐而治理。徐公笃信先生的学说，每天在身心上实践，在政事上施行。他刚刚执掌大权，就发还私下馈赠，屏除贪官污吏，明确表示什么应当喜爱、什么应当厌恶。四海都受到他的感化，不到几年，民心和吏治便一同大大改变。这难道有什么特殊法术吗？只是内心爱善恶恶的意念真诚罢了。所以学问不是不明白的忧患，忧患在于不真诚。知道善、知道恶，良知本来具备。譬如太阳高悬天空，广大无边之处没有不被照到的；应当喜爱的、应当厌恶的，应当奖赏的、应当惩罚的，应当进用的、应当退处的，丝毫不差，各自都合乎天理。遵循天理而应对，便平平荡荡，不存偏爱，不存偏恶，天下就太平了。所以真诚而自觉满足，便喜爱好人所喜爱，厌恶坏人所厌恶，这就是仁；不真诚而欺骗自己，便喜爱好人所厌恶，厌恶好人所喜爱，这就是不仁。如果行不仁之事，不仁产生于内心，便会危害所做之事，蛀蚀政治、残害百姓，后果多得说不尽。徐公因此忧惧，又举出程明道的《定性书》《识仁篇》，阐明其中的意义，给天下学者看，于是致知之学更加明白。这样就切望各位生员能够用心体会其中的义理，并在自身上实践，那么对于阳明先生的学问就差不多了。居住在这所书院的人，希望能够体会徐公的心意，把全部力量用在真诚上，作为日后施展学问的根基。四十五年丙寅，《先生文录续编》刊刻完成。《师文录》早已刊刻流传于世，同道又把遗稿寄来，汇集起来共编成六卷。嘉兴府知府徐必进看到后说：“这些内容都与师门学术密切相关，不可不广泛刊行。”同道董生启我，请少师存斋公作序，命工人刻印，题名为《文录续编》，并连同家乘三卷一同流传于世。今上皇帝隆庆元年丁卯五月，下诏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丁卯正月，皇帝下诏说，病故大臣中应当得到恤典、追赠谥号而尚未获得的，允许部、院、科、道官员议论上奏，裁定施行。于是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上疏说：“原任新建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勋道德，应当得到特别的抚恤。交给吏部、礼部共同议论，得知王守仁兼具文武全才，阐发圣贤绝学。他任职郎署时独自奋起上疏抗争，触犯宦官，甘愿承受炎荒之地的贬谪；在江右建立行台，统兵平定大逆，亲自取得安定国家的功劳。他的高尚节操和特殊功勋，早已为舆论所推重。封爵、盟誓、赐典，怎么能在他死后立即剥夺呢？”奏疏上呈后，皇帝下诏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制书说：“竭尽忠诚、劳瘁身心，本来是人臣职责的常规；崇尚德行、报答功劳，实在是国家激励劝勉臣下的典制。何况列于通侯的爵位，地位仅次于上公；用美谥改变名号，荣耀超过华衮。事情必定要等到议论确定，恩典岂能长久空缺？因此，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是岳神降灵，由上天保佑而降生。他从二十岁起，就卓然成为宇宙间的豪杰。刚刚授任省郎，便独自奋发，发表匡正天地的正论。自身濒临危难而志气更加壮盛，道路处于困顿而造诣更加深厚。他继承尧、孔的心传，使圣贤之言得到阐明；倡导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术，成为后学所尊奉的宗师。积蓄既然宏大，谋略作为也十分显著。承担艰难、接受重大任务，随时考验都能胜任；平定乱事、解除纷争，无论施行什么都能奏效。闽粤的丛林巢穴全被扫除，擒拿或释放敌人如同神明；东南百姓全部安定，文武官员都足以作为法则。等到叛藩作乱，更加需要依仗兵权。深谋远虑，很快取得胜利，奏报功绩比吴、楚三月平定之事还快；出奇制胜，超过淮蔡一夜之间平乱的功绩。这是为社稷建立的伟大功勋，应当申明盟誓带砺的特殊恩典。他既平定两广夷乱，不久又到达格苗，历时七十天。诽谤因功劳太高而兴起，奖赏反而转为重罚。现在遵循先帝遗诏，又采纳公论，继续实行相国生前封爵的制度，及时表彰功劳；追比曲江侯的特殊防护，希望借此酬答劳绩。现特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赐给诰命。”唉！钟鼎上的铭文将镌刻其美名，继承东征功烈；诏书和丝绶昭示恩赐，使南国的功业世代显扬。永远成为一代宗臣，实在照耀千年的史册。希望神灵不昧，能够承受这荣宠命令。六月十七日，派行人司行人赐给他营造坟墓的地域；派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参政，前往祭祀七坛。隆庆二年戊辰六月，先生的嗣子正亿承袭伯爵。隆庆元年三月，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因开读诏书一事上疏，请求恢复伯爵。吏部尚书杨博奉诏，移文咨询江西巡抚都御史任士凭，命他会同巡按御史苏朝宗查核并回复征讨藩王的实际功绩。后来浙江巡抚都御史赵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也上奏，认为应当恢复爵位和荫封，意见相同。于是吏部奉钦定意见，会同成国公朱希忠、户部尚书马森等议论：新建伯当初一听到逆濠叛乱，虽然这不属于他的职守，仍立即回到吉安，倡导义举，勤王救驾。不到十天一个月，元凶便被斩首，立即消除了东南尾大不掉的忧患；没有声张，便平定了奸贼，为宗社留下磐石般的稳固基础。与开国辅佐创业相比，时代虽不同；即使拿来与靖远伯、咸宁伯相比，他的功劳也更加伟大。确实应当补发诰券，允许他的子孙承袭，以彰显与国家共同休戚、永世无穷的报答。议案上奏后，皇帝下诏遵照先帝原封的伯爵，准许世袭。到隆庆三年五月，御史傅宠上奏议论爵位和荫封。吏部再次请求依钦定意见，会同成国公朱希忠、户部尚书刘体干议论：诚意伯刘基的俸禄是七百石，这是太祖钦定的；靖远伯王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是历朝钦定的，数额彼此不同。

译封爵的典制，按功劳分为六类：一是开国，二是靖难，三是抵御敌人，四是平定番乱，五是征讨蛮夷，六是擒获反叛者。而守臣临阵死战、兵部枢臣谋划军务、督府统兵剿寇，都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六种功劳关系到社稷安危和轻重，系连四方安定与否，如果不是封给土地爵位，就不足以报答。至于临阵死战、谋划军务、剿灭盗寇，都是一人一时的事情，赐给锦衣卫的荫职还可以，若一概封爵就不可以了。据我考察，新建伯王守仁，是凭正德十四年亲自擒获反贼宸濠的功劳受封。南昌、南赣等府虽然同属一个地域，但分掌土地、百姓，各有专门责任。他统率招募的军队平定邻近贼寇，不能不说是倡导义举。南康、九江等地首先遭受荼毒，敌军边进边攻，人心动摇。叛藩府而反抗朝廷，不能不说是强敌。他出其不意，所以在十天一个月之间便俘获并献上逆贼。若稍有迟疑，贼人的谋划更加周密，便不知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所以能以万全之策取得成功；若稍有疏忽，贼党就会更加壮大，自己也难以保证一定取胜。他的功劳本来就是前所未有的，奇谋足以作为后世的范例。靖远伯、威宁伯姑且不论，就拿宁夏、安化的叛乱来说，与江西之事相比，难易相差极远。当时游击仇钺得以封为咸宁伯，人人没有异议。同样都是藩服之地，擒捕反贼，为什么偏偏对新建伯有所怀疑呢？他们所依据的理由，是南京各道御史想把荫职改为锦衣卫职衔；但这还没有完全体现报功典制所关涉的激励劝勉作用，难以轻率议定。因此应当让王守仁的儿子正亿承袭新建伯，不必改议；以后子孙仍按臣等先前奏明的意见，准许世袭。”皇帝下诏同意，准照旧例世袭。《王文成全书》第三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第三十六卷，明代王守仁撰。附录五。年谱附录。《增订年谱》刻成后，我启原检阅旧谱，得到可以作序的文章五篇，得到评论年谱的书信二十篇，于是写作并感叹道：年谱的完成，难道是可以草率对待的吗？阳明夫子亲自向天下彰明他的道，绪山、念庵诸位先生又在后世从内心阐发此道，上承百世正学的宗旨，下启百世后圣的法则。读这部年谱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而轻率看待吗？于是把序文和书信汇集记录下来，附在年谱后面，使后来有志于师法其学的人知道诸位先生为道的心意，那么这部年谱岂不是可以流传无穷吗？《阳明先生年谱序》钱德洪。嘉靖癸亥年夏五月，《阳明先生年谱》完成，门人钱德洪叩首作序说：“从前尧、舜、禹开示求学的端绪，以此相互传授，说‘真正把握住其中正之道’，如果天下四海困穷，天赐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唉！这三句话，是万世圣学的宗旨吗？把握中正之道不能离开天下四海。所谓中，是人心的灵明，也是与万物同体的仁。把握中正之道却离开天下四海，那么天地万物就失去了根本。所以尧被称道为崇高的德行，必定从亲爱九族开始，直到使万邦和谐；舜被称道为深厚的德行，必定从安定父子关系开始，以此教化天下。尧、舜成为帝，禹、汤、文王、武王成为王之所以能达到唐虞的盛隆、成就三代的盛治，是因为他们能够彰明这门学问。后世圣学不明，人们失去了根本，纷纷忙碌奔走，使天下四海疲惫不堪，却不知道中正之道究竟是什么。霸术兴起，借用近似圣人的名义来维持世道，却不知道追逐外在便会丢失内在；佛、老出现，穷究圣人的幽深隐微以求保全生命，却不知道保养内在便会遗弃外在。教化衰败、政教松弛，天下很快就会陷入丧乱，天赐的禄位也随之永远终止。唉！难道这一切会毫无缘由地发生吗？” 寥寥数千百年，道统不在当权者手中。孔子出现，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以及濂溪、明道相继兴起，推明三位圣人的道统，这条道于是光明灿烂地重新显现于世。可惜他们多为空言而没有实际验证，百姓看不到三代的治理，每传一代又再次晦暗。又过了寥

译寥数百年，我的老师阳明先生出现，年少时便有志于圣人之学，在宋儒那里求索而不得，竭力思考事物的道理，终于因过度思虑而患病，于是筑室于阳明洞天，修习养生之术。静心调摄很久以后，仿佛有所觉悟，像蝉脱去尘壳，产生飘然远举的意趣。然而回到内心体察，仍觉得不安，于是再次出仕以经世。谪居龙场时，处境困苦，精神受到拂逆，九死一生，才大悟良知的道理，开始知道从前所追求的还没有达到性命的真实，难怪劳神而没有所得。因为我的心灵明彻，显现而不昏昧，内外贯通，直到天下四海而没有间隔，这就是三位圣人所谓的‘中’。它本来极其简易，人们却从繁复处求取；本来极其容易，人们却从艰难处求取，这不是错误吗？自征讨藩王以来，又两次遭遇张、许之难，在生死呼吸之间历经百炼千磨，而精神光辉更加焕发，更加相信这种良知：它神妙变化、应对万事，却不流于放荡；深沉澄澈、安静寂然，却不堕入空虚。以历代圣人的道理来验证，没有丝毫错误，即使诸子百家各有不同流派，也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证明。唉！这也已经充分说明了。”起初教导学者使他们觉悟，从静坐入手，担心他们或许会患上枯槁之病，于是揭示明德、亲民的道理，使他们进一步用诚意、格物的功夫，到这时又特别提出“致良知”三个字。一句话之下，洞见整体，使每个人各自得到自己的中正之道。于是，从昏昧进入的人由明达而出；从闭塞进入的人由通达而出；从忧愤进入的人由自得而出。四方的学者因此纷纷前来尊奉他，唉，这也可以说是出现征兆了。上天不肯留下他，他死在荒远之地，不能最终看到三代的功绩，难道不是千古以来最令人痛惜遗憾的事吗？老师去世后，我们这些人的学问没有得到正确传承，各自执守所听闻的内容来建立教法规范，彼此隔绝而真意日益淡薄，圣贤之言隐没而口头议论纷纷；又喜欢制造新奇诡秘的说法，追求凌驾、猎奇、超越、顿悟的见解，却不知道日益远离人伦事物。更严重的，有人把知识见解当作本体，以疏略简易为超脱，把智慧隐藏在权宜之中，以任性轻蔑礼教。还没有传下一代，混乱的言论就已经扰乱众人，实在是我们这一学派的忧患。近年来，我们急切谋求合并异说以阐明老师的教训，渐渐有了会通异同的端绪。这难道不是因为良知已经彰明，而老师的话还足以作为验证吗？” 编写年谱，是为了验证老师的言论。起初由薛尚谦倡议，但过了三十年仍未完成，同道也日渐凋零。邹子谦写遗书催促此事，我也非常害怕它湮没，于是借住在史恭甫的嘉义书院。过了五个月，草稿完成了一半，我赶去拜访子谦，却在途中听到他的讣告。我和巡抚胡汝茂一同前去哭吊，回来后见罗达夫正在闭门严谨修订。等到读年谱时，我感叹说：‘先生的学问是在患难幽独中获得的，大概经历了三次变化才达到道。如今谈论良知的人，为什么这样容易呢！’于是共同刊正。第二年正月，在怀玉书院完成，送给达夫。回去以后，又同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宾、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相精细校阅，说：‘希望不要违背老师的学说吧？’于是命令刊刻流传。不过，事实以奏牍核实，文字以老师的言论为依据，不敢有所增删。至于用力求学的次序、建立教法的方法，虽然因年代不同而有所差别，道理却是一致的。我私下有所取法，并再三表达这一点。唉，后世读年谱的人，希望能够用心探求其精神，自己从圣贤言论的表面之外有所体会，那么这条道或许就不会断绝了。我冒昧作这篇序。” 《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罗洪先。嘉靖戊申年，先生的门人钱洪甫聚集在青原，谈论年谱。大家都认为，先生的事业大多在江右，而能够秉笔直书、不阿附权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洪先。于是推举我负责丁丑以后相连的五年，以及再往后的十六年。洪甫带着两三册年谱稿来，对我说：‘戊申年在青原聚会的人，如今还有几人呢？’洪甫

译感到害怕，才坚定地把稿本留在怀玉。第二年四月，年谱编排成书，来要求我履行约定。适逢滁阳胡汝茂巡抚江右，升任少司马，将要离任，约定刻期入梓。我恭敬地在十天内完成此事，后来工期稍缓，又停留了一个多月。从年谱开始到先生去世，亲手修改了八百多条。凡是可以根据见闻考据的，删去不实而记录下来；年月有依据，务求完全符合事实。凡涉及夸张虚饰的文字，一字也不敢保留。大意贵在传信，以等待后来的考察。这样，年谱才有可观之处。我因订正年谱，反复探究先生的学问，仿佛行走在道路上：跌倒、沉迷于泥泞之中，时而从中间站起，时而向西陷落，已经十分困顿，但最终仍不肯停止。过了很久，找到一条小路，免于沾染泥土，与从前的险道已有不同。在别人看来，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我最终仍没有停止。又过了很久，找到一条宽阔大道，与从前的小路又有不同。

译在别人看来，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我的心意却认为，从险道出来而一旦到达这里，不能说不是特别幸运。那些才力足以独立成就的人，因为我的困顿仍然很多，于是我又竭力呼喊，希望他们一同前来，共享这种快乐。然而他们越是长期迷失，我的呼喊就越急切；那些安然处之而不觉悟的人，反过来看着我从喋喋不休直到老死仍不停止，竟把这当成笑话。他们不知道先生实在有非常不得已的苦心，内心对此深感悲悯。唉，这难道不是尤其奇异吗？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以竭尽才力为上，以解悟为次，以听取言论为下。大概有许多人凭借内在的秘密印证和特殊资质，默默持守，虽然妙悟相合，却不知道反躬自身、求取实际，因此最终不能符合早年的期望。固然没有人历经各种艰难、深入真实境界之后，接触它却不灵敏，发扬它却不明亮；但也确实有人要等到明师亲临，听到关键话语、接受私下传授之后才相信，这需要很久很远。我谈论学问三年，却始终没有一天能够到先生门下，但对于这三者的区别，现在已经明白了。学习先生学问的人，对此应当怎样看呢？不如说：一定是从先生本人那里有所获得，而年谱本来只是他的影子。” 《刻阳明先生年谱序》王畿。年谱是什么？就是编纂叙述一个人出生的年份，从幼年到成年直到去世，考察他一生始终的行为事实，按年编排成谱。它的体例仿效《孔子家语》，标明道统传承，用来显示教训。《家语》出自汉儒的臆测，其中附会假借，很少考核事实，致使圣人的学问昏暗而不明，偏颇而不完备，驳杂而不纯正，君子对此感到忧虑。要寻找善言善行而不失其宗旨的著作，没有比《中庸》更重要的了。子思忧虑道学失传，于是写下此书以告诫后世；其中言论明白完备而纯正，不致力于臆测。它的大旨在于未发之中，一句话就是虞廷所说的道心的根本。它以心的性情为本，在幽隐与显明的关节点上谨慎用力，推及中和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育其生，达到无声无臭才算极致，大概是家学中秘藏的道理。孟轲从子思门下受业，自称私淑，以表达愿意学习的诚意；对于伊尹、伯夷、柳下惠，他认为彼此道路不同；对于诸子百家，则认为姑且舍弃。自有人类以来，圣人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他毅然把见到并理解圣人为己任，评量百世以上的圣人，仿佛看在掌中，这难道会没有原因吗？他与其他人的不同，究竟是什么道？他舍弃的究竟是什么？他愿意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在端绪之间、毫厘之际，一定有能够辨析的人。汉儒不知道圣人的学问根本在于性情，琐碎地从商羊、萍实、防风氏的骨、肃慎氏的箭等遗迹中寻找证明，把遍知万物当作知识，必定借助知识、见闻来启发它，使世上的学者不能相信自己的心，茫然地向外寻求知识，逐渐受到习染，流弊经历千百年而没有停止。我阳明先师在绝学之后崛起，天生聪颖神异，从小便有志于圣人之学。他曾广泛涉猎辞章，在才华上驰骋，又逐渐受到老、释思想浸染，后来折中于群儒之言，参照推演，多年求索而没有得到要领。等到在夷地居住三年，行动忍耐而日益增益，才超然悟到良知的道理：没有内外之分，也没有精粗之别，浑然一体，这就是所谓未发之中。他的学说虽然出自孟轲，但端绪实际上源于孔子。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大概有一种不知却妄自创作的事情，我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良知虽无所知的形式，却无所不知，而知识见闻不在其中。这就是学术传承的脉络。老师凭借一人超然觉悟的见解，在其中不厌其烦地讲说，想挽回千百年来的习染，实在也是困难的。”}], 逐渐幽微而又逐渐昌盛，逐渐防备而又逐渐显著；如风行雷动，使天下人无不倾心顺从。若不是在人的内心中确实获得了共同的本然，怎么能够舍弃那一方面而取用这一方面，坚定自信而不疑惑呢？然而，道只有一个，学也只有一个。良知并不是由于知识闻见才产生的，但知识闻见无不属于良知的作用。文辞，是道的光华；才能，是道的根干；虚寂，是道的本源。群儒的言论，是道的支流末节，也都属于所谓良知的作用。有所舍弃、有所取用，是内外、精粗的分别还没有忘掉，仍然是把它们看成两回事。无声无臭，却散布为万物；神奇与腐朽随着变化而反复迁移；有与无相互乘承转化的机理，不可拘泥于一端。因此，沉溺于文辞就会流于浅陋；道心所通达之处，良知从来不曾没有文章。受役于才艺就会流于鄙俗；上天所赋予的、百姓所共同具有的，良知从来不曾没有才能。老氏、佛氏沉守虚寂，便成为异端；无思无为而贯通天下事理，良知从来不曾没有虚寂。世俗儒者循守典常，便成为拘泥一方；万物有其法则，以适应天下的变化，良知从来不曾没有典要。大抵把握住根本要领，腐朽也能化为神奇；把握不住根本要领，神奇也会化为腐朽。不是天下最为纯一的道，哪里足以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儒者的学问，致力于治理世事，只是担忧不能把握它的根本要领罢了。古人说，用最高的道来修养自身，用如同土苴一般的东西来治理天下；这仍然是拘泥于内外、精粗二分的见解。行动而合乎天道，把握住其中的机理以达到中和之化，并不是两回事。功劳显著于国家社稷，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恩泽遍及百姓，却不以自己的才能自居；教化彰明于士人群体，却不把功德据为己有；周流变化，无所作为而自然成就，这些无不属于良知的妙用。这就是所谓浑然一体。它如同北斗运转，如同门轴旋转；列宿万象，纵横开合，在大化之中推移出入，谁也不知道它为何如此，却自然如此。这才真正是儒者有用的学问，良知并不是空话。老师承继濒绝的学术，接续孔子、孟子的传承，上溯而窥见姚、姒之道，这不就是所谓闻道而知之吗？友人钱洪甫和我同党的几位后辈，担心学术源流失传而失去它的宗旨，便共同考察老师生平行实的始末详情，编纂成谱，以示将来。对于老师门中的奥秘，不敢说已经全部阐发；借用附会的说法也不敢自欺，以免滋长臆说的弊病。善于阅读的人，应当根据文意反推其旨，在言辞诠释之外有所领会；圣学的光明，或许将有所凭借，而这部谱也就不至于白白写作了。所以说，这是用来显示教诲的。又，胡松。

译人们常说，真正有才干的人本来就难得，而才干全面的人尤其难得。像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当先生直言抗争、触犯权贵，被流放到荒远万里之外，处境困窘、生活贫寒，内心忧困、反复思虑而遭遇艰难时，还只是一个传道者罢了。等到稍稍升任令尹，才逐渐显露锋芒。不久调入朝廷，升任南太仆或鸿胪等官职，官署事务简少而有闲暇时，便同门人学生讲论道德、研习学业，向千古贤人求友，却都被人喧嚷着说成是在讲禅。后来升任佥副都御史，直到受封拜爵，也每天不停地同门人学生讨论学问；而山贼、叛藩发生变乱时，他一鼓作气将其全部消灭，于是人们才开始佩服先生的才干和美德。虽然佩服先生的才干，却仍然怀疑先生的学问，这实在是不知为什么。松曾经说，先生的学问及其教导别人，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担心学者心思纷乱而难以安定，便教人静坐反省，专门从事收敛；学者却执着于一端而荒废其他，偏重静而遗弃事物，甚至厌弃世间、憎恶事务，闭眼习静，几乎流于禅学。于是先生揭示知行合一来纠正这种偏失，说：“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而其要旨在于去除人的欲望、保存天理。后来又担心学者拘泥于言辞诠释，始终不能得到自己的本心，于是专门把致良知作为成圣成贤的要领。不明白的人和不相信的人，又认为良知不足以穷尽道理，于是群起诋毁。哪里知道良知就是良心的别名？这个知，承受上天的高明、地道的广博，虽然无声无臭，却具备万物。古今千圣万贤，天下各种思虑和万般事务，谁能超出这个知呢？所谓“致”，就是笃实行持、坚定守持，确实践履实际，始终铭记在心而不失，在任何地方都运用它；到了极致，知与行便一并举出。难道只是守住灵明、运用知而自私自利吗？若只守住灵明、运用智而自私，不能流通而明察于人伦万物，受到事物的感触后又被情欲污染和机巧私心所牵引转移，虽然名义上似乎无所不周遍，实际上却难以共同研求思虑；虽然声称无不真实可靠，实际上却接近放荡恣肆；甚至轻视兢兢业业而厌恶防范检束，偏私地结党而怀挟怨恨嫉妒，废弃人道而混同于禽兽，这正是禅学损害道的地方。先生的学问难道会是这样吗？所以他遇到重大事务、裁决重大疑难、平定重大祸乱时，不动声色，不丧失镇定，却能使百姓处于安枕无忧的境地；这些全都是他的良知推扩实行而没有不足，并不是从外界袭取来的。有一天读书，我私下对孔子的话产生疑问：“我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圣人并不是夸耀自己，也未曾专门学习作战和争斗；又不是掌握了诅咒、厌胜之术，却说必定能取胜、得到福佑，岂不是近于欺诬吗？这是因为不知道天人之心与天人之理本来是一致的。君子斋戒来修养心性，怀着戒惧而谨慎处理事务，于是便同天合其德；这样，聪明睿智、文理缜密明察，广大深厚如渊泉，便会适时表现出来，那么还有什么福佑不能得到，还有什么战争不能取胜，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否则，《礼记》所传为什么说：“明白郊祭、社祭的礼仪，明白禘祭、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就会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郊祭、社祭、禘祭、尝祭的礼仪，和治理国家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道只有一个，通达了就无不通达，闭塞了就无不闭塞。文怎么会只是文，武怎么会只是武？大概太公望奋勇如鹰扬，根本在于敬与义；周公东征，《破斧》所哀悯的，正是要保全那些作战之人。那些依托虚名的人，呼喝叫嚣，豪放放纵而不加检束，妄称自己有道有学，却想要主持天下大事，只能看见自己劳苦困敝罢了。绪山钱子，是先生的高等弟子。他编有先生年谱，时间已经很久了，却仍然不敢自信。于是沿钱塘江而上，越过怀玉道，到了临川，又经过洪都，前往吉安，向念庵等诸位君子请教订正。念庵先生替他删去繁杂、提出要旨，加以润饰订正，并补上缺漏和散失的内容。确实是文字更加省约，而事情记载反而增多了。全书共七卷。书编成后，他对我说：“您是滁州人，先生曾经到这里施行教化，如今您又接任他的官职，并且能够同他讨论学问，您应当为这部书作序并刻印。”我推辞说不敢，却又不能再推辞，于是把我私下从各位有道之士那里听到的内容，按照次序论述如下，使后世知道先生才干的全面，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学问。一定要就先生的学问来学习它，或许可以不背离圣学吧。又，王宗沐。从前孔子自己叙述一生求学所得的阶段，从十五岁一直到七十岁，然后才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其间大多是造诣深入的过程，如同掘井，必定要一直挖到内里最深处才能成功；又是逐渐修持的过程，如同登阶，不容许越过一级而上。深远而纯粹啊，这正是千古学术源流的确切准则。然而宗沐曾经仰望孔子而思考：假如孔子没有在七十岁去世，难道最终还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吗？如果再继续引导修养而没有去世，那么七十岁以后难道就再没有可以施行的工夫了吗？唉，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苦心”，我恐怕及门弟子中从颜回、曾参以下，也有不能听闻到的。所谓规矩，是心的本体，也是万物的法则。心没有固定的形体，而以所应对的事物为体。当它应对事物时，本体便恰好显现出来，明亮焕发；不起意、不造作，不让一丝一毫的智识和意念解释夹杂在其中，这叫作行动合乎天道，也自然合乎法则。增加一点便流于安排，减少一点便有所缺失而不能贯通；毫厘之间的差别，转眼便相隔万里；一旦有所倚着，转而就会违背法则。这不是像圣人那样立定志向，尽用一生的力量，精心研求、专一守持，直到忘掉心体、忘掉外物，独自运用完整真实的本体，当然就没有谁能够接近它的边际。何况任凭横逸之心所想要的，却希望它自然行动而不越过规矩吗？这就是圣学所以不同于异端的地方：至死而后已，不知年老将要到来。能够不越规矩，是从不迷惑中产生的；而不迷惑，就是我心精明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的知。自从宋儒周濂溪、程明道去世以后，这种学问便没有传承下来。我国朝阳明王先生，大概是学习圣人之学的人；他的事功、文章以及历经遭际、显露才华的经历，颇为世人所惊异，人们争相传述，反而把它说成怪异。先生将近六十岁时去世，而到晚年才开始专门揭示“致良知”是圣学的根本要领，确实对圣门大有功劳。我曾经对照考察他的行事，又反复阅读他的著作，看见他每经历一次患难，心志就更加精明；每承担一重艰难，意志就更加坚定。由此才知道，先生天资英挺固然异于常人，但他能够深入这种学问，并把它发挥到实际作用中，也不能不依靠多年实践体悟的逐步积累。然而世人只把他的显达经历以及事业、文章等外在成就看作奇异，却不知道它们的根本从哪里来。我同先生的高足、余姚人钱洪甫，因为亲自接受过先生的教诲，才能为先生编成生平始终的年谱，按年份编成一部书。凡是世人所说的奇异事情，一概不载；对于先生学问前后悟入的言论，却记载得特别详细。书编成后，请我为它作序。

译《论年谱书》——邹守益。浮峰公回到浙江，托人寄信催促相聚；我又真心想完成先师的年谱，最终却没能回复。乌泉回来后，得知去年兄长在燕峰馆修订年谱，因大水而返回，如今估计可以脱稿，因此替同门稍感欣慰。中离、静庵、善山、洛村、南野诸公，都一直放在心上，如今却也成了隔世之人。努力把这件公案彻底了结吧；师门本来并不依靠这部年谱，但如果死者的责任要追究，谁来承担这个过失呢？盼望，盼望！我从武夷回来后，劳累与暑热一同袭来，静养少出门，才渐渐痊愈。老年人的精力更应当爱惜，希望及时加以自勉。请乘顺风早些寄来佳音，以慰我悬望之情。《论年谱书》【共九首】——罗洪先。几年才见一次面，您从千里之外赶来；人生能有多少时日，能有几次相聚，转眼就过去了，难道不令人悲伤吗？相对住了两晚，受益不少。正在给炉峰写信，询问您的行踪，您寄来的书信和扇子已经到了。您用善意指出我的过失，我感受到的正是骨肉般爱护后辈的情意。哪里知道会承受您的辱教，您说的真话又涉及令尊，两代人都铭记在心，怎么报答才好？料想在南浦还要停留几个月，稍有空闲再写信致谢。年谱自从分别以后，就被册籍事务夺去了时间，从早到晚不得空闲，竟然没有片刻能够相对。约定要到年末再设法完成，希望不要急迫。想对诸位说的话，见面时一定不会忘记。分别后见到各位朋友，请把我收摄心神、静养的功夫告诉他们。处在今天这样的世道，在各种事务纷纷扰扰之中，如果再不回头自省，哪里还有生机？不担心它不能发扬，只担心它枯槁罢了。关于防范之语、教导后辈的话，也可以告诉各位朋友。你看如何？天气寒冷，年关将近，孤舟摇荡，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抵达南浦。一想到这些，忽然觉得年谱并不是小事，兄长也不是闲人。一次出游，便耗去一段岁月，也没有多少空闲时光，必须下定决心在偏僻之地久住一两个月，才可以完成。先前所说省城内外，终究属于纷扰是非之地，绝不是著书立说的地方，而且不过是整天作揖谦让、饮酒宴饮罢了，长期住在那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替兄长考虑，年末可以到鲁江公的连山堂清静处去住，同时必须谢绝城中的士人朋友，不再往来。如果能够久住，就到春天中间再出发；否则就在正月、二月仍然划着怀玉的船，闲居几个月，白天会友也都确立固定规矩，这样更觉得稳妥方便。即使栢泉公有意挽留，也不要犹豫迁就；这样才有确定的方向，不至于悠游而耽误事情。弟想托人寄语，年谱草稿也应当寻找便风寄去，不会相隔太远。请深思后按此安排，务必听从，不要被别人的话迷惑。恳切之至，恳切之至。玉峡来人送到手书，知道兄长对此事十分用心。先前遇到年谱草稿的事，已经顺便附上一封短信。替您筹划年谱的办法，已经考虑得极为周详，希望您俯察听从。况且近来人的爱好和风尚各不相同，讹传、讥讽、诽谤极能败坏人的兴致。即使不去理会，恐怕对于陪侍在座的过失，也难免触犯忠告盲人的禁忌。我知道您一定不忍如此，附带说这些，不能尽意。忽然又到了新年，我这区区之人已经六十岁了。古人说七十岁是稀有之年，也只剩十年时间。十年的年月日，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此前的岁月不过转瞬之间，难道不可畏惧吗？前面接连寄去两封信，希望兄长留在那里完成年谱，只住在鲁江兄的宅中。各种事情都很方便；若有朋友相聚，就让他们到邻家寄食，这样宾主双方都安适。否则，若栢泉公有供给食宿的安排，那么住在怀玉是最合适的。好景、好人、好时日，最是难得。像我这样不肖的弟弟，已经不能跟从，难道可以轻视吗？省城中绝对不可停留，不要被别人的话欺骗，再次嘱咐，再次嘱咐。年谱一卷，我反复看了三天，略有修改订正。先前想写的内容，是把合巹日的事情合起来观察。纲要上所说的学问，心里原本还不安，现在已经纳入眼中了。在眼前各书中揭出标志，使人一看便能触发感悟，也是在提醒人的地方。刻印时以黑白底色加以区别。第二卷、第三卷，如同举出良知的学说，都可以在眼前揭出标志。希望增补进去。不知兄长如今在哪里，请借顺风来信告知。正月派使者到吴江迎接沈君，曾附寄年谱稿和一封短信，想来已经送达龙光之聚了。说起这些事情，令人兴奋振作。弟以自己不肖所讲的道理来谈论，各位兄长却把它当作执事者的说法，借用譬喻来激发人；对诸位来说或许有所自得，对弟来说听到这些反而惭愧。供张之事不烦劳有司，十分好；只是恐怕往来酬应也耗费时日，加上彼此不便，那该怎么办呢？诸位的心意正专一诚恳，不知对于去留打算如何。续修年谱的人，希望寄给我看；请栢泉公作序，极好，等来人到时应当催促他来。来信中“精诣力究”四字，实在是我们应当猛然省悟之处。千载以来的圣人并不常有，只是因为缺少这四个字。近来读《击壤集》，也觉得这位老人收手太早；如果是孔子，实在是停不下脚步的。愿我们共同勉励。承蒙您在另一封信中写了数百字，反复谈到对我的称谓，说我心中以阳明先生为老师，称“后学”而不称“门人”；又说童年时的初志没有实现，不应当称为门人；先生去世以后，有双江公的先例可以援引，而且您错误地加以褒许，认为这样不会辱没先生门墙。这些都是您太过爱护我，特意借此为我推重引荐罢了；对我来说，实在不敢接受。我的私意认为，古人的称谓都依据事实，绝不苟且，以此表明诚实。从前希望学习孔子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孟子曾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这其实是他的叹息。他所叹息的，是没有能够亲自接受教诲、亲眼见到孔子并有所知晓，以求接近孔子而成为相似之人；他从来没有因为希望学习孔子，就自称为孔子的门徒。只要能够进入门内，即使互乡的童子，孔子也允许他进步；不能进入门内，即使是孟子，也不敢把自己比作孔门三千弟子。后世以老师为榜样的人，应当怎样自处呢？这就是我不敢称门人的原因。不过，我对于先生的学问，只忧虑自己还没有得到它；如果已经找到入门之处，那么称作门人或不称门人又有什么轻重呢？这是替我打算的人，应当着眼于愿意学习，而不在于是否进过门。如今称“后学”并不是轻易使用的，必须是那个人确实足以作为老师，才这样写；如此看来，我的称谓与实际名分相应，实在不宜更改。何况江公与我两人，一个曾经侍坐，一个没有行拜师礼，事情本来不同，不能拿来相提并论。即使这使我产生不能进门的叹息，我也将自行谦抑并努力追求进入门内；这也足以成为私下受学的帮助，并不值得悲伤。只请兄长不要再多说了。二十六日，呕吐腹泻突然加重。医生说体内有感冒，五天以后才说没有大碍。在这五六天中，我自以为要同兄长永远诀别了。刚刚看到门前的景象，还没能深入探究其中的意味，也没有办法，只能自己知道这一点。即使父子之间，也不能说上一句话。初四日又见到您，看到正月二十日的书信，才知道二十四日这个期限确实不能停留，令人惆怅。大概兄长在南浦一天不得安宁，弟弟就一天不能安心。如今松原离去得太远了，这颗心该怎么办，这颗心该怎么办！看见兄长论述《夜坐诗》，其中指出的是先天之病，并不是说“先天”本身，而是说学问。我记得白沙《夜坐》有诗句说：“些儿若问天根处，亥子中间得最真。”又说：“吾儒自有中和在，谁防求之未发前。”这是白沙无心于言说，随口拈来，却自然与道相合。白沙即使想把这些话藏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弟正想反过来阐发他的意思，却没有能够表达清楚，因此感到惭愧惭愧。然而不敢妄加言说，只是遵循兄长一生的恩惠，不敢不恭敬承受。因患病而戒多言，却又在这里絮絮叨叨，再次感到惶恐不安。附上这些话再次呈上，行文不按次序。

译前些日子病中承蒙您告知出发日期，我当即勉强支撑病体写了回信。不久王先生使者来到，又承蒙您惠赐年谱，我当天便提笔裁定请托之事。因为其中有几处应当由两三个人细心商量，而您得到了先生的真传，面对面听过口头传授的内容，不能容我仅凭自己的揣度；这同一般叙述撰作不同，所以还须再请您务必细心端正凝神，曲尽当时口授的大意，这样后世才不会对您的说法产生疑问。请从头整理，不妨连续写下去，或许到来年一并寄来。我不敢不尽自己愚见。这是千载的大事，不是一时草草可以了结的；如果今天不做，后代人更不可指望了。峡江胡君是知情的人，他来信托付此事，绝不会拖延怠慢。八月十一日，才收到兄长六月初一日的信，这才知道弟弟六月下旬寄出的信，不知何日才能到达。栢泉公在七月寄来年谱，我早晚相对阅读，得以尽量发挥自己的一点见识。我平生从未细读文集，如今一一详细探究，才知道先生这门学问发展的始末次序，因此颇有警醒和领悟。所以在年谱中亲手校阅，前后改了三四稿。和兄长的原本相比，似乎失去了最初的体例，实在是僭越妄改。弟弟体会兄长虚心求益的意思，从此不敢再把彼此分隔开来。比如己卯十一月，才从京口返回江西游览匡庐；庚辰正月奉召归来，又游匡庐；二月从九江回到南昌。又如乙亥年的自陈疏，原来是己亥年考察时按惯例晋升，本来不应再有‘纳忠切谏’的话，于是也据文集改正了。原本所载的这篇稿子，不敢随意收入，不知是不是当时先生有这篇稿子而尚未上呈？我的意见是，这篇稿子只应收入文集，不应就此收入年谱，来不及请您订正。现在已经交给新建君付梓了，唯望兄长好好教正他。匆忙裁定答复，不能尽数请您订正。收到呉尧山公的信，知道年谱已经刻成，承蒙陆北川公分惠，可以把我的意思传达给您了。绵竹共四十部，此外寄给龙溪兄十部，伏望查收。虽然如今所能流传的，只是先生的影响罢了。至于这门学问精微严密的地方，则在于人自己体会得到，本来不在于有还是没有、多还是少。弟弟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病中，不能恢复旧日的功夫；然而求学的心意早晚都诚恳不懈，如今才知道到了老年，惟有这件事最要紧。若能得到先生的影响，就可以返回造化本源，再没有其他欠缺的事情了。兄长离去一年了，这件事您自己觉得如何？前辈相继凋零，双翁已经归于黄土，所依靠的、能够倡明这门学问的人，却在我们这一辈。我们若不努力，稍有松散懈怠，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希望了。获罪于千古，绝不是小事。可悲啊，可悲啊！相隔千里寄语，不能尽述依恋之情。答论年谱书【共十首】钱徳洪 承蒙兄长留宿，连住两夜相对默坐，受到的教益实在很多。兄长闭关三年，抱着焚舟破釜的决心，一战而成功，天下的大局已经安定了。这是这条道统属于兄长、后学值得庆幸的事。珍重，珍重！更要存养善心，消尽生死毁誉的念头，忘却彼此而与万物同体的情感，这样仁德就显露无遗了。怎么样，怎么样！师谱一经改削，神采完全不同，感谢兄长有点铁成金的手段。东去以后，年谱草稿还会有续篇，恳请兄长留心指教；另有诗扇两柄，寄给您的令郎以表敬意，也请您赐正。诗说：我从前游历懐玉山时，您的父亲正闭关数年；论相逢与离别，难道只拘泥于形迹之间吗？今天来到老人榻前，彼此相对而无愧色。月亮的光辉照入帘中，一片洁白；松树高标立在门前，显得清闲。我默然不语，心境黯黯；老人言语，如玉声铿然。宝剑的神采不必费力解说，古调也无需弹奏。欣喜您侍奉在老人身侧，倾心聆听，其高峻如山。看见影子便想到树立圭表，栽培根本贵在删繁就简，远求而忧其不得门径，何况还要在宫阙间求生吗？不要以守成容易为恃，应当俯身思量创业的艰难。又写下警戒之语一首：程门问‘学习善道，静坐是做什么？’回答说：‘是怜悯人心不能自觉吗？声名利禄以及各种欲望纷纷向外奔逐，却不知道自己的本性灵明灿然，独自存在。稍稍离开奔走驰逐，默默领悟真实。’ 百般感触纷乱交集，而真实本体却始终寂静，这就是极深地研求事物几微的学问。进入圣人境界的契机，大概可以从这里得到吧？捧读您的亲笔信，感受到您分别以后诚挚深切的情怀。心同道同，不忘彼此，您的一句话也没有遗漏，全都深入我的心髓，真可以说是同心人的话，其香气如兰。我感动而警惕，又该如何表达呢？近年来志同道合者相继凋零，感慨师门的事业尚未完成，自己内心怅惘而无所依凭。如今见兄长已经登上道德的彼岸，这个道理存在于天地之间，已经有人主持张扬；我个人的生死长短，哪里值得为世道的兴衰增减而计较？不知不觉便洒然无所系恋了。这一次分别，难道是偶然的吗？难怪兄长临别时教诲更加恳切。师谱经兄长修改后誊清再呈，还祈望务必完全符合兄长的心意，不留下遗憾，这才可以成书。令郎资质美好，希望他奋发立志，把成为圣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样才不辜负这段美好岁月。乡约已经成册，可见兄长以仁德覆盖一县，这种做法可以推行到天下。诚信在言语之前已经确立，不动声色便能完成，这是承载天理的神妙作用。我只愿继续上呈，不再详备。分别以后一路上遇到逆风，船不能前进，到除夕夜才抵达龙光寺。各位朋友聚集在一起，拿兄长‘丕显待旦’的话作为话头，听到的人无不悚然惊醒而反省。大家说，兄长闭关三年，正是与老师居夷处困、在行动和忍耐中成熟仁德的意思相同。因为感慨古人的学问，必须精心造诣、竭力探究，深入学习而独自获得，之后才可以说是有所得，确实不是轻忽怠慢所能承受领会的。诸生在这一天痛切地阐发了这个意思；兄长虽然身在关中，却已经为后学显示了道的标准，使他们有了趋向。可喜，可幸！城中王缉等诸生早已准备柴米，为长期留居作打算，供应不牵涉官府。每五日讲学一次，其余时间由两人轮流代为接待宾客，使诸生能够静心居处。看完年谱，见他们的志意诚恳，姑且和他们停船住两夜来考察。如果果真如众人所谋，就依从他们；如果终究会分心，就一定难以留住了。承蒙兄长寄示两封书信，内容周详，这是同体相爱的情谊。如今虽然长留还是暂住尚未决定，我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固执己见。栢泉公读了兄长的年谱十分欣喜，亲手审定后说绝无疑问，催促我完成后面的部分。昨天请求他作序置于卷首，兄长已有信转达此意，幸望督促完成，留下稿子交给来人，大概是想交给别人誊写清本。

译兄长在师谱中不称自己为门人，而称后学，说是因为老师在世时未能来得及登门执贽。兄长认为古今所说的‘门人’，其意义难道只在于登门执贽吗？子贡说，能够入其门的或许很少。孔门弟子三千人，难道都曾登门执贽吗？如今载籍中列名的七十二人之外便没有听闻，难道不是那些执贽却未能闻知其道的人，和未能登门的人一样吗？韩子说：‘道所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道所在之处，我便跟随它而尊奉它，这叫师道，并不是尊奉那个人。老师所在之处，我便跟随他面北而拜，这叫北面尊师，也不是只拜那个人。兄长曾经为周龙岗作别序，其中说：‘我十四岁时，听说阳明先生在赣地讲学，慨然有志于求学。父母怜惜我，不让我走出家门；然而每次见龙岗从赣地回来，没有一次不愤懑。’由此可知，有志于受业在童年时已经形成，而未能通名执贽、登门求学，并不是兄长本人的心意，而是父母过分爱护阻止了他。如今信奉并实践他的学说，已经三十年了，不仅进入了他的门，而且登上了他的堂、进入了他的内室，又何必在称为门人这件事上感到歉疚呢？从前方西樵叔贤和老师同在一个部门任职，后来听到先生的学问，便不再把他当作同僚，而当作老师，于是行弟子礼。黄乆庵宗贤在京师见到老师时，是朋友；后来在越地再次听闻老师的学问，便成为老师，而不再只是朋友，于是退下行弟子礼。聂双江文蔚在先生在世时见到先生，属于晚辈；先生去世后，他在苏州刻印两部书，说：‘我从前没有称为门生，希望能再次相见，如今却不能实现了。’当时洪与汝中游历苏州，设香案告慰老师，称为门生，并引我二人为证。汪周潭尚宁最初不相信老师的学问，等到他任南赣提督，亲眼看到老师遗留下来的政绩，才突然领悟老师的学问，后悔没有登门求学，并且这种感受显现在梦中，于是到老师祠堂行弟子礼，留下书信给洪、汝中作为证明。起初没有听闻时，是同僚、朋友；后来听到应当听到的道理，便跟随老师侍奉他，这是表明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起初在老师在世时不相信老师的学问，属于晚辈；老师去世后学问彰明，便在朋友面前作证，又显现在梦中，称为弟子，这是表明自己所相信的道理。我的兄长起初以为我们这一学派领会本体太容易，也曾怀疑我们老师的教诲；近年以来聚集精神，穷究深微，而且闭关三年，才开始相信古人的学问，抱着‘丕显待旦’的心情，昼夜贯通，把显与微合为一体而没有间隔。试着和乡里人制定图册、徭役册，整日处在纷扰喧嚣中，自己却说与身在密室没有不同；由此看见老师进学的次第，每每在忧患困顿中百炼成钢而自我验证，三年所得终于洞然无疑。他当初怀疑我们的老师，并不是怀疑老师本人，而是怀疑我们同道所说的话，只是还没有详细考察。如今相信我们的老师，也不只是相信老师本人，而是相信自己所得的体会，并由此验证老师早已先于自己获得了这些道理。这样说来，兄长在老师门下已经打开了关键的门锁，宗庙百官都恢复为原有的秩序了。称为入室弟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承蒙兄长修改编述师学的年谱草稿，只有您能够这样做。如今谱中称为门人，是为了表明兄长已经真诚信服，也承接童年时最初的志愿，这样称呼没有什么可推辞的。在南浦停留时，看见各位朋友相互约定，情意十分恳切，其中也有八九个人肯向内在本心求取学问，可以和他们共同学习了。又看见其中有一种异说，正在助长不受拘束的少年人的愚妄狂放，所以希望和有志者反复讨论订正，指明老师学说的精微之处，或许可以希望他们走上正道。诸生在此留居，约束相当严格；没有缘由的应酬，终究没有超出兄长的预料。我已经和栢泉公商量分别，决定二十日开船登懐玉山。兄长只管第五次简复，至于这种同体相成的深厚情谊，实在感激不尽。仰面致谢，仰面致谢！‘精诣力究’。昨天根据兄长独自获得的功夫来谈，来信中揭出这四个字给我看，更使我反省警惕。兄长说康节收手太早，如果在孔门，自然不容许停下脚步。这是关于实际功夫的话，真实而有意味，听到的人难道能不感到痛切吗？另一封信说孟子不能成为孔子的弟子，大概是感叹自己没有亲自受教，因而不能迅速肖似老师。读到这些话，我尤其惭愧恐惧；亲自受教却不能迅速肖似老师，弟弟真是兄长的罪人。兄长所坚持的，自有确定见解，我怎敢不依照教诲？闲暇中读兄长的《夜坐十诗》，词句清新绝妙，领悟精深，像珍味入口，令人回味悠长，比宋儒的感兴诗作高出一等。幸蒙教诲，幸蒙教诲！不过其中有些愿意订正的地方，想请兄长再详细斟酌。我们这一学派领会到这种意思，正应当藏在心中，默默修养、默默验证，不宜轻易向人显示，恐怕求学者把它当成知识理解来承受，功夫还没有达到，知识见解却先到了；本体【缺字】只是一个景象，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成为障碍。古人立言，都是为求学者设法，并不是把自己所得的一切全部说尽，所以有所引导却不明说，更觉得意味深长。然而他们没有说出的部分，难道不也已经跃然欲出了吗？至道不能靠语言传授，至德不能靠语言进入。因此历来考察古训，凡是为愚夫愚妇设立方法的，都是圣人的话；为圣人说明道理、精妙地发明本性真实的，都是贤人的话。和富家老人谈话，只听到创业艰难；和富家子弟谈话，只听到享用的快乐。说享用的快乐，并不是不能使听者欣羡而有所行动，但终究不如创业者的话切近而实在。这就是圣贤言说的差别。调息、杀机、亥子等各种说法，我知道兄长其中寓有【缺字】，也应当收藏默会。学问贵在精纯，最忌驳杂。道家谈性命与【缺字】，只差毫厘。圣人把家庭、国家、天下看作同一整体，难道唯独遗弃自身吗？他们所谓的术，都是我们修身中的实际功夫【缺字】，并不是因为挂念这副形骸，便妄起脱离尘俗的想法。

译闗尹子说：‘圣人知道却不去做。’圣人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为什么不做呢？只是圣人是按照道来做。道至为容易、至为简约，不必另设炉灶，只要致良知，人就已经全都具备了。所谓知道却不做，并不是不做，而是不必用这种方式去做。自从我们的老师去世以后，茫然没有人印证校正；如今幸而兄长主持这条道，感慨志同道合者凋零。四方讲学虽然兴盛，可以交谈的人也并非不多，但炉火旺盛时，似乎已经有熔化的迹象，然而毫厘间的渣滓尚未化尽，一旦火力消失，渣滓又会凝结。更何况要炼成纯金、永远不发生变化，是很难的。何况再让庸俗的一句话混杂在他们耳中呢？兄长为后学开口容纳发声，关系重大，所以立言之间不可不慎。因此我冒昧向兄长进言，希望您详细说明并加以推进。我出于骨肉血脉般的关切，不避絮叨，只望兄长谅解。上月二十五日船从章江出发，南昌诸友追赶来送行，因风阻在樵舍五日；进入抚州吊唁明水兄，又过了十天才离开抚州境内。船中尤其庆幸无事，得以安静构思，年谱草稿已有可以完成的期限了。缺少人手抄写，先把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的稿子抄录奉上，急切盼望您修改润色，立即交给来人。到广信后再续上，预计下月中旬可以脱稿。龙溪兄的《玉山遗书》中说：‘起初认为念庵兄的学问偏于枯槁，如今极其耐心，没有厌烦，可以说已经得手了。但只怕在不厌烦之处，仍落入略存一丝知识理解；即使没有知识理解，只略微留下些影子，也还有可以商量针线功夫的地方。兄长认为怎样？’我回答说：‘我们这一学派的学问，最怕不能得手。若真能得手，良知自然能够作针线，自然能够商量。如果还要依靠别人商量才能脱离，恐怕又落入商量所得的知识理解，终究不如良知自行照察洗刷那样真实。’等等。昨天收到兄长的回信，说：‘您善意的指摘，感受到骨肉般的爱护；仅凭这一句话，就知道兄长真正得手了。真能尽性尽仁，落实践履的功夫，专心求得内心自我满足。’大海处在低下的位置，把百川全都容纳进去，却不知道自己有多深；泰山盘旋高耸，凌驾于云霄之上，却不知道自己有多高。良知既已得手，还再怀疑什么？所以我不因龙溪的疑虑而再次怀疑兄长。兄长幸望教正我，如何？船中诸生问：‘什么叫知识理解？什么叫影子？’洪回答说：‘念翁怜悯吉水徭役赋税不均、穷民无处申诉，估量自己的才智足以周旋处理，又得到当道者的知遇，诚信已经先于言语建立，势力也足以完成此事，于是召集一县贤明的官员、士人和朋友设局，共同完成这件事。’ 这确实出于把万物看作一体的真诚爱护和恻隐之情，其中没有一丝外在念头夹杂。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丝是非、毁誉、利害、他人或自我的念头夹杂其中，就一定不能凭真实的自信而自行努力去做。这不是尽性尽仁、良知真正得手的人，哪里配和他谈这些？如果有一丝影子说：‘我闭关已经很久，姑且借此事来试验自己。’这就是依靠静境所得的知识理解，而不是如此；整天与人纷纷应酬，却自觉与身在密室没有不同。这就是依靠动境所得的不厌烦的知识理解，说：‘我虽然自信，但共事的人也许还不能完全相信；不相信在别人，于我自身没有污损。’这就是不污损自身的知识理解，说：‘我主持这件事本来是为了有利于百姓，如果不能耐心，就是把祸害遗留给他们；我主持这件事本来是为了适宜百姓，如果不能耐心，就是没有尽到人情；我主持这件事本来承受当道者的托付，如果不能耐心，就无法慰藉知己。’这又落入了关于不耐心的知识理解。良知本来不在是非、毁誉、利害、他我之间分别，自然能够使动与静合一，自然能够与他人一同承担过失，自然能够尽到人的情感、慰藉知己的知遇；只是不能由外界进入，生起这丝毫的知识理解和影子，因为它与良知本体还隔着一尘。一尘之隔，便如相隔千里。诸生听了这番话，都觉得警惕而受到启发，于是附带把这些话呈给您，也让局中共同办事的诸位照察一下，可以引发一笑。幸望教正，幸望教正。这些日子和水洲兄同榻而居，看见他气定神清，确实愿意使整个身心脱落，像在烈火炉中锻炼一样，已经有所获得。从此应当不会退转了。但其中还有一种积久的疑惑，把梦当作真实，不容易同他解释清楚。时间久了，当可希望殊途同归；然而考察他的精微处，终究还保留着师门遗意。师门的学问，从来没有人穷究到根柢；如果能够沿着一条道路精进透彻，才会相信圣人的道理广大而精微，儒、佛、老、庄再没有多余的话了。世上的求学者被世俗事务逐个牵累，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有志之士又不能纯然归于一途，这就是走上正道困难的原因。我们的老师启发后学，急切地寻求传人，始终没有一个能与他平等地承受领会的人。临别时，我稍稍承蒙他剖析说明，但只是得到老师一时的期望，自己却从未满足他的心愿便离去。几十年来因循度日，姑且辜负了这位老人；所幸兄长已经得手，如今又有水洲共同学习，师道还算有所依赖。只愿采取简易直截的方法，在人伦日用之间不作选择分别，便能进入神圣境界，这就是师门的嘱咐。《大学》一书，是千古圣学的根本要旨，希望兄长更加详细地研究，稍稍涉入疑难议论，便容易犯越级求速、走近便小径的毛病。谨慎，谨慎。今天登上懐玉山，计划完成年谱的末尾，以承受您的批评教诲；回去的日期应当安排在下月下旬。年谱草稿如果完成，我正从懐玉山下来，经过七盘岭，忽然收到您的亲笔教诲。打开信封，仿佛看见兄长在少华峰下，清雅洒脱，非同寻常，感激您的赐教深厚。四卷中批改的各项内容，都是您的至诚心意；先师在千百年间的精神，同门徘徊数十年的问题，而且同道之人每日凋零，弟弟学问又不是早年就能领悟，哪里敢贸然承当？若不是兄长竭力主持裁定，慨然提笔同意与我共同完成，我不敢完稿；又若不是栢泉公竭力主持裁定，使我得以在名山胜地深居并领取廪食，也不能完成。难道先师的精神此前久久不能完成，是因为时机另有所等待吗？‘伸理冀元亨’一段，像兄长所说的那样简洁而核实，今后都应这样下笔。听说老师派冀行来替刘养正送来殷勤的问候，所以冀行才有这次行程，是为了回报他的礼意。兄长所听闻而认为需要核实的地方，幸望立即裁定。‘铺张’二字最能切中弊病，这就像贫穷的人见到金子便欢喜。平时稍有所得，一接触师意的精微处，便兴起赞叹称羡；富家子弟只把它当作平常茶饭，见到金子便生欢喜之心，是贫人的姿态。这不是像兄长这样老成持重、具有宏大眼光的人，哪里能看破？兄长尽管任意删削，能得到您亲笔改定，我没有不快意的，绝不会有顾惜、疼痛之意。请相信，请相信！

译‘教学三变’等各处，都依照这个例子处理；如果不能改，就全部删去。其余批语中认为应当保留、不可缺少的地方，这是弟弟的见解，正是私下以兄长为榜样。自古圣贤没有不经过忧劳、勤勉、警惕和自我激励而能够成就德业的；如今的求学者只想谈说精微玄妙、贯通超越，在言语和见解上转来转去，却不知道老师与人为善的心意，只要求实际用功，所以他的言语自然谦逊卑抑。《大学》诚意章说‘只有不自欺的人，他的心自然谦逊’，不是有意要谦逊，而是内心常常感到不足。兄长批评教诲的地方，正好显示出您近来实际所得已经与老师的心意相同。舒国裳在师门文录中没有留下什么可见的事迹，只有一次福建市舶司取来、送到军门的一块牌子；《传习续录》中则有许多他和陈维濬、夏于中同时在座问答的话，还有一段他拿纸来请求抄写‘拱把桐梓’一章，想要时时诵读以警省自己。老师写到‘至于身体却不知道怎样保养它’一句时，便对在座朋友笑说：‘国裳中过状元，难道还不知道怎样保养身体吗？难道是想时时诵读来警戒自己吗？’在座的人听了，都悚然汗流浃背，这是东廓的话。又在丙午年游览安福复古书院时，诸位朋友说，张石盘起初不相信老师的学问，有人和他辩论；张石盘说：‘难道有好人会到他门下求学吗？’ 辩论的人说：‘登门求学的都是好人。’张石盘说：‘东廓难道登过门吗？’辩论的人说：‘他已经在赣地登门了。’又问：‘舒国裳难道登过门吗？’回答说：‘国裳在南昌时已经登门了。’张石盘这才默然低头，后来也登门求学。这一年，石盘带着他的儿子【缺字】到复古书院，他的儿子是举人；【缺字】直到今天常在【缺字】，仍没有关于登门求学的说法。昨天在南昌听诸友相互传说，因此询问律吕元声，才心悦诚服地拜服。原来是他的子侄辈叙说了他登门求学的端由。昨天见兄长有所怀疑，又查检《中离续同志考》，舒芬的名字列在其中，那么此前各处流传的话就不是假的。依照兄长的教诲，删去前面‘不欲’一段，保留后面问元声的话就可以了。徐【缺字】曾替老师刻印《居夷集》，大约是在癸未年；至于登门求学，则是辛巳年九月，并不是龙场时期。后面还有许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兄长有所见解，尽管提笔裁定。这次派徐生时举带着全集来当面请教。弟弟心力已经耗尽，即使听到指教，也不能再用心思考了，惟望兄长爱护并谅解。弟弟五月下旬到达舍下，又过了一个月十天，才收到兄长二月四日从峡江寄来的信。相隔千里，靠一张纸传递消息，竟然困难到这种地步，感慨又是多么深啊！您的身体长久平安，我一直记挂在心。玉山的事情已经从柏泉兄那里得知，如今读到来信，更感受到彼此相互警醒的情意。深入探究究竟，即使父子之间也不能用一句话相互传达，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件事可以和千古同道者相互感应，却不能靠面对面传授，只能由有志者自己探究、自己穷尽。天根亥子之说，白沙诗中也泄露了这个意思。通达性命精微的人，随口拈来便自然与道相合。但是我阳明先师的全部文集，无非都是这个意思，只是特意不夹杂一句明说的话，为圣学设置大防。兄长的明白教诲，在这里完全相合，希望再详细考察。兄长居处低洼潮湿，早晚也须打开关门，径直出行登高远眺，以舒展排遣闭塞郁积之气，这也是治病的一种方法。徐时举带来的师谱，想来已经出稿，恳请早日寄发，远远仰望，远远仰望。春天以来，我和王敬所从赤城回来，天真才接到兄长从峡江寄来的信，同时读了师谱考订稿，感受到同体相成的心意，也庆幸老师的教诲有了传承。其中题纲整齐清楚，增录的几句话，都是师门的精义；不只是庆幸老师的教诲得以传承，也借此验证兄长闭关所得，默默地与老师相合，对您所做的事没有疑问。去年从懐玉山回来，黄沧溪读年谱草稿，并和我、肖溪二公互相校正，急忙谋划刻印。不久沧溪去世，我看见我在闽地的刻本已经刻到一半了。六卷以后还可以得到兄长考订的证明，然而前面的刻本已经确定，不能全部按照原拟处理，等以后翻刻时，应当以兄长考订的本子为准。其中增采了文录外集、《传习续录》数十条，弟弟先前没有来得及收录，是有原因的，希望兄长详细考察。先师开始求学时，向宋儒求取而不能入门，于是学习养生，沉浸在佛、道二氏之中，仿佛找到了进入之处。到了龙场，经历忧患，才豁然大悟良知的精微。从此出来和求学者谈论，都是发明诚意、格物的教诲，只是忧虑求学者不容易找到入门之处。每次谈到佛、道二氏，仍然津津有味，大概是想借用前日自己入门的路径，作为求学者的入门道路。辛巳年以后，经历宁藩之变，便独自信奉良知，直接进入，虽然百家异术，也没有不具备的。从此指明、阐发道的要旨，不必借助旁门曲径，也不必旁征引导，没有什么不能曲折畅达、旁通说明的。所以弟弟刻印文录时，选取那些指明道要的作为正录，把涉及借用譬喻的编为外集。年谱中所载无非这个意思，大概是想使求学者志向专一而归于一处，不要怀疑自己将要前往的方向。老师在越地时，同门中有人用功恳切，却拘泥于旧见，郁结不能化解，老师有时说出一句险峻的话来激发他们，像把水泼在烈火烧灼的石头上，【缺字】击打得全部粉碎，细小的渣滓也不留下，这是千古一大快事。听者在这些地方大多喜欢传诵，却不探究他说这话的缘由，好比用药，对症时即使是芒硝、大黄，也能马上见到奇效；若不对症，就没有不因药物而杀人的。因此圣人设立教诲，只指明学问的大端，使人自己验证、自己领悟，不愿用峻厉的话、隐晦的话设置偏胜的药剂，只为快意于一时的听闻，以免后来足以害人。老师去世以后，我们这一学派的教法日益分歧。洪居住在吴地时，看见同道喜欢发表高论、树立异说，自以为亲自得到老师传授，却不追溯这些话的来源；不得已便根据他们所举出的内容，指出立言的缘由，私下记录了几条，不敢给人看。没想到被好事者偷偷抄录，甲午年主持广东乡试时，那份记录已经流入岭表，所以我回来。于是我在水西删改并刻印《传习续录》，实在是为了消除传闻者的疑惑，并不是喜欢多作叙述来耸动求学者的听闻，所以年谱中都不想收录。可是兄长如今却节录并增写了这些内容。然而我删改刻印时的苦心，也不敢不说兄长的一番论述已经有所破除，希望再详细斟酌。居室相隔遥远，书信往返十分困难，不知何时能够相聚，再谋求当面验证，以完成尚未说尽的私意。您的德教常在我思念中，梦中醒来仿佛相见；惟愿不吝赐下远方的音问，仰望切盼，仰望切盼。【这封信寄给念庵后，随即送去讣告，最终来不及见上一面，痛哉，痛哉。】《王文成全书》第三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第三十七卷，明王守仁撰，附录六【世德纪】

译传 《王性常先生传》，张壹民撰 王纲，字性常，另一个字是徳常。他的弟弟王秉常、王敬常，都因文学而知名。性常尤其擅长鉴识人物，具有文武两方面的才能。年轻时，他和永嘉高则诚的族人元章友善，常在山水之间往来，当时人都无法测度其中缘故。元末年间，他曾奉母亲到五泄山中避兵，有个道士夜里来投宿。性常认为他的气质相貌非同寻常，便以礼相敬，说：‘您一定是有道之人，希望听闻您的姓字。’道士说：‘我是终南隐士赵縁督。’两人谈话直到天亮，道士于是把筮法传授给他，又替性常占筮，说：‘您后来应当有名闻天下的后代。不过您不能终老于家中，如今能跟我出游吗？’性常因为母亲年老而面有难色，道士笑说：‘您的世俗缘分还没有断，我本来就知道。’于是离去。诚意伯刘伯温为官时常来拜访，性常对他说：‘您确实有辅佐帝王的才干，但外在相貌不如内在心志，应当多施予而少接受。老夫本性在于山林丘壑，将来如果您得志，希望不要让世俗缘分牵累我，那就好了。’后来刘伯温果然把性常推荐给朝廷。洪武四年，朝廷以文学之才征召他到京师。当时性常已经七十岁，但牙齿、头发和精神都像少壮之人。皇上询问后感到惊异，亲自策问治国之道，嘉奖并喜悦于他的回答，任命他为兵部郎中。不久，潮州百姓不安定，于是擢升他为广东叅议，前往督运兵粮。他对亲近的人说：‘我的性命要终结在这次出行中吗？’于是写信给家人诀别，带着儿子彦达一同出发。到任后，他独自乘一条小船前去劝谕潮州百姓，百姓感动喜悦，全都叩头服罪，他的威望和信誉大为传播。返回到增城时，遇上海盗曹真突然发动，鼓噪着冲来，截住他的船，排列拜伏，请求让性常做首领。性常向他们说明叛逆与顺从、祸患与福报的道理；他们不听，他便厉声斥骂。于是海盗们共同把他扶抬而去。贼人筑坛让性常坐在上面，每天排列拜伏不停地请求，性常也不停地大声斥骂，最终被杀害。当时彦达也跟着进入贼中，在旁边哭骂，要求和父亲一起死。贼人想把他一并杀掉。首领说：‘父亲忠诚，儿子孝顺，杀他们不吉祥。’于是给他食物；贼人怜悯他的诚孝，允许他用羊皮缝裹尸体，背着尸体出来，得以回到禾山安葬。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纯才把这件事完整上报，获准在性常遇害的地方立庙。朝廷录用彦达。彦达悲痛父亲因忠诚而死，亲自耕种奉养母亲，穿粗衣，吃粗食，终身不做官。性常去世时，彦达当时十六岁。《遯石先生传》，祭酒胡俨撰 老人姓王，名与凖，字公度，是浙江余姚人，晋代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后裔。他的父亲彦达具有隐士的操守。他的祖父是广东叅议性常，因忠诚而死于难；朝廷表彰并录用彦达，而彦达痛心父亲的死亡，终身不做官，把先世遗留下来的书全部交给老人，说：‘只要不要荒废先人的事业就够了，我并不以仕进来要求你。’老人闭门努力学习，把遗书全部读完。乡里的后辈有人来跟他学习，他总是推辞说：‘我没有师承，不足以传授给别人。’于是离开家乡，跟随四明赵先生学习《易》。赵先生认为他的志节奇异可嘉，把族妹嫁给他，又劝他出仕。老人说：‘昨天听到先生关于逃避世俗而心中无闷的教诲，我王与凖请求终身奉行这句话。’赵先生惭愧地向他道歉。先世曾从异人那里得到筮书，老人闲暇时拿来研究其中的术数，替人占筮无不奇异地应验，因此远近的人都聚集而来。县令也时常派人来请他占筮，后来次数更多，几天之内有时来两三次。老人对此厌烦痛苦，便当着使者的面烧掉筮书，说：‘王与凖不能做术士，整天奔走于官府门前谈论祸福。’县令因此非常恨他。老人便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一年多没有回来。当时朝廷严厉督促有关部门访求遗逸之士，部使者来到县里，想起用老人。县令于是说：‘王与凖因为他的先世曾经为忠诚而死，朝廷对他家待遇微薄，于是父子发誓不出仕，心中怀有怨望。’使者大怒，拘押老人的三个儿子，派人督促押入山中寻找他。老人听说后更加深入隐遁，坠落山崖而伤了脚，搜寻的人找到他并将他带出。部使者见老人伤势很重，又观察他的言语相貌坦率正直，没有别的情状；老人也详细说明自己烧书逃遁的缘故。使者醒悟过来，才释放老人。使者见老人的次子世杰贤能，于是对老人说：‘您不出仕，最终恐怕会获罪，难道不能让您的儿子代替您出仕吗？’老人不得已，于是让世杰补任县学弟子员，而老人最终凭借脚疾得以免除。老人对人说：‘我不是厌恶富贵而喜欢贫贱，只是我的命运很薄，又不忍心改变先人的志愿。’又说：‘我若不是伤在石头上，就不能实现隐遁安居的打算；石头对我有恩，我不敢忘记。’于是自号遯石翁。老人相貌魁伟，留着长须，精心研究《礼》和《易》，著有数千字的《易微》。他曾经在秘圗湖阴占筮居处，遇到大有变震的卦象，便对儿子说：‘我家先世盛极而衰，如今衰极应当复兴。不过一定要到我死后第二代才开始兴盛吗？一旦兴盛，必然昌盛而且长久。’到这时，老人去世将近十年，世杰凭借名儒宿学的资格作为贡生来到南雍游学；大司成陈公一见到他，便以朋友之礼相待，不让他列在弟子之中，并命六堂的士人都以他为师。我胡俨有幸和他同舍居住，受到世杰教益最多，彼此相知也最深，因此得以详细听闻老人隐居时的德行，便私下像这样为他记述。古人有句话说：‘公侯的子孙，必定会恢复先祖的根基。’王氏从汉代王吉祥到王祥览，一直都以美好的德行和孝友之道给江左留下福泽，连续数百年，门第的盛大，天下没有人敢于企望。中途衰微了一百多年，天道并不是没有用意。元末时，他们的先世曾遇到异人，异人说王氏后代一定会有名闻天下的人出现。老人也有再过两代便兴盛的占筮，如今世杰对于老人正好也是第二代。若充分发挥世杰的道德学问，确实足以弘扬并救济天下，而他却淡然处之，爵禄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古人所谓‘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我确实在世杰身上看到了。将来要寻找能够承担天下重任的人，除了世杰还能是谁？这样，异人的话和老人的占筮，到这时才可以得到验证。《槐里先生传》，编修戚澜撰

译先生姓王，名杰，字世杰，居住在秘圗湖。他的先世曾在门前种植三棵槐树，因此自号槐里子，求学者便称他为槐里先生。始祖是晋代右将军王羲之。曾祖王纲，字性常，和他的弟弟秉常、敬常都在国初以文学显名；性常任广东叅议时死于苗乱。祖父是秘湖渔隐彦达，父亲是遯石翁王与凖，两人都以德行学问成为当世隐居的儒者。先生还是童子时，就已经有志于圣贤之学；十四岁时，四书五经以及宋代各位大儒的学说，他都全部通晓。当时朝廷正督促有关部门访求遗逸，部使者听到遯石翁的名声，登门强行起用而不能成功，见到先生后感到惊异，便对遯石翁说：‘您不屑出仕，恐怕罪责会牵连自身，难道不能让儿子代您出仕吗？’不得已，于是派先生充任县学弟子员。当时教谕程晶恃才傲慢，把诸生当作奴仆；见到先生后总是恭敬佩服，对人说：‘这就是当今的黄叔度。’遇到大比之年，县里主管官员首先推荐先生；等进入考场，众人都披散头发、袒露衣服，先生叹息说：‘我宁可拖着鞋住在简陋的门屋里。’于是回去，不再应试。宣徳年间，诏令内外推荐具有奇异才能、可以担任风宪官的人，打破常规任用。当时先生正轮到贡选，县令黄维雅一向敬重先生，替他准备行李，并告诫仆从，强迫他应诏。先生坚持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于是把机会让给朋友汪生叔昂。不久遯石翁去世，又轮到先生贡选，他再次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把机会让给朋友李生文昭，自己亲自耕种、教授学生来奉养母亲，饮食供应不继也始终如此。母亲将要去世时对先生说：‘你的贫困日益加重，我死后你一定要出仕，不要忘记我的话。’母亲去世服丧后，先生才接受贡选进入南雍。祭酒陈公敬宗听说先生到来，以朋友之礼相待，不让他列在弟子之中；第二年向朝廷推荐先生，尚未得到答复，先生便去世了。先生仪容如玉般挺立，眼目秀美，长须修长，远远望去如同神人；无论贤愚、亲疏，人人都知道敬重爱戴他。他的言行全都以古代圣贤为准则。曾经对门人说：‘求学者如果能够领会曾点的意思，就会洒然自得，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至于爵禄不能动摇内心，那更不值得说了。’先生和先父泠川先生是朋友，先父每每称赞先生所著的《易》《春秋》说及《周礼考正》，认为近世儒者都比不上。戚澜当时还是童子，私下把这些话记下了；然而跟随先父在外地任官游历，没有机会登门。如今我回到这里，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了，前往他家寻求著述，只保存下《槐里杂稿》数卷，而所说的《易》《春秋》说及《周礼》《考正》，是在先生死于南雍时，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在身边侍奉，被同舍生取走，已经全部散失了。唉，真可惜啊！先父年轻时曾听乡中父老相传，说王氏自东晋以来兴盛，江左中断也有一百多年。元代有一位善于占筮的隐士，曾和王氏先世交游，并说王氏后代应当会有名闻天下的大儒出现；当时料想这个人就是先生，可是先生最终没有得到任用，难道还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吗？《竹轩先生传》，布政使魏瀚撰。先生名伦，字天叙，因以字行世。他生性爱竹，所居轩外环绕种植竹子，日日在竹林间吟啸歌咏，把纷华和权势利禄看得十分淡泊。有客人来到竹林，他总是指着竹子告诉客人说：“这是我正直诚信、见多识广的朋友，怎么可以一天离开它呢？”求学的人因此称他为“竹轩先生”。他早年承受父亲槐里先生的庭训，很早便成就了德行和学业。刚到冠年，浙东浙西的大户人家争相聘请他做子弟的老师，凡是受过他教导指授的人，德行学业大多很有可观之处。槐里先生早逝，家中四壁空空，遗留下来的只有几箱书史。先生每次打开书箱，总是挥泪说道：“这些是我先人所栽培的根基，我这个后人若不继续栽培，它们就要衰落了。”于是终年口诵心思，对书无所不读，尤其喜爱读《仪礼》《左氏传》和司马迁的《史记》。他很擅长弹琴，每逢风清月朗，便焚香弹奏几曲，弹完又歌唱古诗词，让子弟们应和。见识高明的人说，他胸襟洒脱，即使与陶靖节、林和靖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如。他家境贫寒，亲自教授学生来奉养母亲。母亲一向性情严厉端重，但对娘家那些孤儿弟妹却十分怜爱。先生总是事先体察母亲的心意，顺承她的意愿，甚至解衣推食，唯恐照料不周；至于妻子儿女的寒冷饥饿，却无暇顾及。弟弟粲幼年丧父，受到母亲特别疼爱。先生小时候就在家塾中教导他，长大后又带他游历江湖，无论贫富、喜怒和忧乐，从不不让他参与。等到儿子守仁做了翰林官，请求朝廷分给自己一部分俸禄来奉养先生，先生又把其中一半推给弟弟。乡里有兄弟互相残害的人，听到先生的事迹后，大多感到惭愧悔恨，改行敦厚和睦之事。先生容貌魁伟，眼睛细长，美髯飘然；同人交往时，和乐亲切的气息蔼然可亲，而面对门人弟子却法度严整、神情肃穆，令人凛然不敢冒犯。他写文章喜好简洁古雅，厌恶浮华靡丽；作诗提笔便成，好像毫不经意，却从未超出诗文格律之外。著有《竹轩稿》和《江湖杂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先生曾与先父菊庄翁结为吟社诗友，彼此有莫逆之交。我魏瀚辞官归乡后，每月初一也能有幸陪先生出游，并承蒙先生的仲子龙山学士相知。学士的儿子守仁，又与我的儿子朝端一同中乡试；几代以来都是通家之好，真正深知先生的人自然没有谁能超过我。因此我把他的主要德行节录在这里，以备太史氏采择。《海日先生墓志铭》，大学士杨一清撰。正德己卯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作乱，聚集群盗，调发数千艘船向东进发，远近都受到震动。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字伯安，传檄邻近境内，起兵讨贼。当时他的父亲、南京吏部尚书王公已经致仕，居住在会稽，事迹另有传记。伯安遭遇危难时，有人对王公说：“何不躲避？”王公说：“我儿正奉行大义，我若逃避，怎么可以？”有人说：“伯安既然与贼为仇，贼必定暗中派人对王公不利，还是躲避为好。”王公笑道：“我儿能够舍弃家庭去讨贼，我怎么能先行离开，来作为百姓的希望呢？祖宗的功德恩泽遍及天下，贼人行动不久自然会灭亡。我是国家大臣，只恨年老不能拿起武器亲自迎击敌人；即使有不幸，也还要和乡里的子弟共同死守这座城。”于是派人催促郡县，赶快调集兵粮作准备；又禁止传播谣言，不要使人心动摇。乡里人暗中观察王公，只见他安闲如常，众人的心志也渐渐安定下来。不到一个月，伯安的捷报果然传来了。起初，朱宸濠的军队沿鄱阳湖东下，将要进趋南京，伯安率兵进入南昌，夺取了他的巢穴。贼兵听说后大为恐惧，急忙掉转船头。伯安率吉安知府、今都宪伍文定等，在鄱阳湖与贼军大战，贼兵如被风吹倒的草木般溃败，于是擒获朱宸濠及其党羽数千人，押送俘虏到宫阙献上。

译唉！自古以来奸雄发动叛乱，即使有忠臣义士，也一定要经过若干年月，才能削平祸乱。伯安奋然举戈，一声号召便亲身投入不可测的深渊，在顷刻之间，地方便大定。王公听到变乱，神色从容；面对众人的喧嚣和迷惑，仍然屹立不动。伯安得以直前赴国难，不牵挂、不回头，成就了伟大的功业。王公的宽宏气量、伯安的忠贞义烈，考察历代典籍，难道很多见吗？到了这时，武宗南巡，权奸嫉妒伯安的功劳，编造流言陷害他，形势非常危急。众人担心祸患将要牵连全家，王公却寂然如同没有听见。辛巳年，今皇帝入继大统，才下诏表彰伯安的功劳，召他回京，于是得以取道回乡省亲。不久议定功劳，封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又经朝廷推举，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赐给诰券，并将王公的功勋、官阶、爵位和封邑都追封到与儿子相同，使子孙世代承袭爵位。正逢王公生日，伯安捧酒祝寿，王公皱眉说：“我们父子竟然能够重新相见吗？宁王朱宸濠作乱时，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你竟然没有死，还因为事情艰难而很快平定了它。不过，这依靠的是宗庙社稷的神灵和朝廷的威德，哪里是你一个书生所能办成的？” 等到防范权奸横行，祸机四面发生，幸赖武宗英明，保全了国家；如今大局已经确定，我们父子的荣誉也达到极点了。然而福是祸的根基，能不感到畏惧吗？”古人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陷入危险。我已经老了，能够使父子保全，在家中安享天年，哪比得上触犯盈满的戒律，毁掉已经成就的功业和美好的名声呢？伯安跪下说：“谨接受您的教诲。”从此以后，王公每天与姻亲党友置酒宴饮，享受欢乐。年末旧病发作。嘉靖壬午年春二月十二日，在正寝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尚未临终时，使者带着有关部门的文书和将要颁布的新命令来到，王公还能够说话，催促几个儿子说：“不可以因为我的病而废弃礼节，应当赶快出去迎接。”礼仪完成后，他安然长逝。讣告传入朝廷，皇帝赐予谕祭，命有关部门办理丧葬事宜。伯安和几个弟弟占卜，定于去世次年秋八月某日，将王公葬在郡城东天枉峯南面的原野。于是带着书信派使者到镇江，请我为王公墓撰写铭文。我过去任外制官、太常官时，和王公同在朝班，他不以我地位低微而轻视我，认为我是能知晓言语的人而相待。我调任南京太常后，又承蒙他赠文。王公校阅南畿文卷时，与我叙说旧交，关系十分融洽。正德丁卯年，他因受到权奸嫉恨而辞官致仕；我也因躲避谗毁构陷，托病归乡，闭门不接待宾客。王公亲自来到内室，安慰我很久。伯安又在我掌管选官事务时，首先引荐我，把我安排为曹属，称我是知己。现在王公的墓志轮到我来撰写，考虑到江西的变乱关系到王公父子的重大节义，所以特意先记述这件事。于是依据王公门人、国子司业陆深所撰写的行状，摘录叙述如下：“王公姓王，名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中读书，求学者称他为龙山先生。先世从琅琊迁居会稽山阴，后来又从山阴迁居余姚。四世祖名性常，有文武才略，明朝初年被诚意伯推荐，官至广东参议，因峒苗作乱而死。高祖名彦达，号秘湖渔隐，十六岁时背着父亲的尸体从苗族地区回来安葬，痛惜父亲为尽忠而死，终身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不出仕，人们称他为孝子。曾祖名与准，号遯石翁，精通《易经》，曾占筮得到震卦变大有卦，对他的儿子说：‘我家后代再过两代就会兴盛，兴盛能够长久吗？’祖父名世杰，号槐里子，以明经科贡生身份成为太学生，去世后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父亲名天叙，号竹轩，起初因王公显贵而被追赠翰林院修撰，后来与槐里公一同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如今又因伯安的功劳，一同追封为新建伯。祖母孟氏封为淑人，母亲岑氏屡次加封为太淑人，进封为太夫人。王公生于正统丙寅年九月。孟淑人梦见她的婆婆抱着一个穿绯衣、系玉带的童子交给她，说：‘儿媳侍奉我很孝顺，孙媳妇也会孝顺地侍奉你。我和你的祖父向上帝祈求，把这个孙子赐给你，使你世世代代荣华不衰。’所以王公出生后便以如今的名字命名，长兄也以‘荣’字命名，以应验这个梦。王公生来机警聪敏。刚会说话时，槐里公口授诗歌给他，听过便能背诵。稍微长大后，读书过目不忘。六岁时，他和一群孩子在水边玩耍，看见一个客人来洗脚，那人已经大醉，离去时遗下所提的袋子。王公拿来一看，里面有几十两金子。他料想那人酒醒后一定会回来，又怕被别人拿走，便把袋子投入水中，坐在那里守着。不一会儿，那人果然哭喊着回来。王公迎上去问：‘你是来找金子的吗？’便指给他金子所在的地方。那人高兴了，拿出一锭金子道谢，王公却不肯接受。十一岁时，跟随乡里的老师学习，每天都有进步，每月都与往日不同。年终时，乡师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了。十四岁时，曾与其他子弟在龙泉山寺读书。寺中原来有妖物作祟，据说会伤人；寺僧又夸大渲染这件事，诸生都害怕地逃走，唯独王公留下居住，妖怪也逐渐消失。僧人以为这是奇异之事，借妖怪的势头恐吓他，又多方试探，他始终面不改色。僧人道歉说：‘您真是天人，今后福德哪里能够估量！’二十岁时，提学张时敏考他的文章，他与少傅木斋谢先生不相上下，张公认为他们都有考中状元的奇才，王公的名声于是大振。旧日的世家大族争相以礼聘请他为子弟老师。浙江方伯、祁阳人蒋良想请老师，张公说：‘如果一定要找学问和品行都优秀的人，没有比王某更合适的。’蒋良亲自到他的馆舍，以宾礼相待，请他做儿子的老师，并延请到祁阳。湖湘士人听说后纷纷来求学，跟随者接连不断。王公住在蒋良的梅庄别墅，别墅中积有数千卷书，他日夜在其中诵读，学业更加精进。祁阳风俗喜欢歌妓宴饮，王公严厉拒绝，三年如一日，祁阳的士人也有因此受到感化的。归乡后接连参加考试都不顺利，成化庚子年考取浙江乡试第二名。次年辛丑年殿试中得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年充任殿试弥封官，丁未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弘治改元戊申年，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充任经筵官。己酉年任职期满九年，因竹轩公去世服丧离职。癸丑年服丧期满，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丙辰年奉命担任日讲官，赐金带和四品服。

译王公在经筵讲解时声音清楚流畅，言辞多切实正直，常常以勤修圣学、戒除安逸享乐、亲近仁德贤能、远离邪佞之人为劝诫。孝宗欣然采纳。内侍李广正受宠显贵，讲《大学衍义》讲到唐代李辅国与张皇后内外勾结、共同掌权时，众人认为此事颇有嫌疑，想要避讳。王公却朗声诵讲解说，毫不回避，左右侍从都缩颈吐舌。皇帝乐于听闻，毫不厌倦，讲毕便派宦官赐给他御膳。皇太子出阁读书，诏令选拔正直的人辅导，以端正国本，公卿大多推荐王公。从此他每天侍奉东宫讲读，皇太子的恩宠赏赐更加优厚。戊午年奉命主持顺天乡试。辛酉年再次主持应天乡试，选拔的人才很多。壬戌年升任翰林院学士，享受从四品俸禄，奉命教授庶吉士，参与编修《大明会典》，任纂修官。书成后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又参与编纂《通鉴纂要》。这一年升任礼部右侍郎，仍兼任日讲官。武宗继位后，派他祭祀江淮诸神，他请求取道回乡省亲；又因岑太夫人年高，请求回乡奉养，皇帝没有允许。第二年改元丙寅年，刘瑾这个奸贼窃取权柄，士大夫们侧着脚站立，争相奔走于他的门下求免祸患，唯独王公不去，刘瑾因此记恨他。当时伯安任兵部主事，因为揭发刘瑾的罪恶，刘瑾假传诏令逮捕他，几乎被廷杖打死，后来流放到南方荒远之地。刘瑾又把怒气迁到王公身上，不久得知王公是当时闻名的士人，心意稍稍缓和，希望王公来见自己，准备任用他，王公最终仍不前往，刘瑾更加恼怒。丁卯年，王公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还以旧交为由派人慰问，希望他一定来致谢，王公又没有前去，于是刘瑾追查礼部任职时的旧事，找出与王公本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勒令他致仕。王公回乡后，有人以同年朋友的事情诬陷毁谤他。人们都说王公应当赶快辩白，否则将受到牵连。王公说：“这种事怎么能玷污我？我怎么忍心揭发我的朋友？”后来伯安重新在京师任官，听到士大夫议论这件事，准备在朝廷上替父亲辩白，王公急忙写信制止他说：“你难道要加重我的过错吗？”王公天性极孝。起初竹轩公病重，消息传来，有关方面以不接受新命为由要求他赴任；王公卧病在家不肯出门，日日忧惧而不知所措。过了一个多月，讣告才传来，他悲痛得几乎昏死过去，扶柩安葬父亲于穴湖山，便在墓旁结庐守墓。墓地原是虎穴，老虎时常成群来到，却不伤害他，人们说这是孝心感动了虎。等到他致仕时，岑太夫人年近百岁，而王公也已七十多岁，仍然早晚像孩子一样嬉戏以使母亲高兴，由左右扶持，不忍片刻离开母亲身边。太夫人去世后，王公睡苫草、捶胸顿足，哀毁过度而得病；到下葬时，赤脚走了几十里，病情更加严重，最终因此不起。他对几个兄弟深厚友爱，俸禄和食用有余，常常与兄弟共同享用，把兄弟的孩子看得如同自己的孩子。他气质淳厚，坦荡自信，不拘小节，议论纵横生动，出自真情；在广庭之中议论时如此，回到家中对妻子儿女也没有另一套说辞。别人有一点长处，他便赶紧称赞；别人有急难，他便悲悯地前去相助。至于有人有过错恶行，他就把话全部说尽，当面斥责，毫不迂回，因此多次遭受嫉妒和忌恨；但人们知道他没有别的用心，也没有谁深深怨恨他。他见识宏大而操守坚定，各种事务纷繁而来，都能如流水般应对；遇到危急、疑难、震荡之事，众人溃散惶惑，唯独他卓然挺立、坚毅果断，不为之改变，这样的境界大概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他的学问完全出于正道，不合正道的书不读。有人拿仙家长生之术来游说，他严厉拒绝说：“修身以等待天命，这是我们儒家的法则，追求长生有什么用？”他生活俭朴自守，对于货财利益从不放在心上。楼居遭遇火灾，财产积蓄全部烧空，亲朋来救火，他仍从容应答如常。他写诗作文只求表达意思，不以雕琢为工，却自然合乎规范。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等书，以及《杂录进讲余抄》等稿，共四十六卷，收藏在家中。原配赠夫人郑氏，名渊静，孝顺慈爱，与王公共同度过贫寒，同受困苦，亲自纺织来奉养公婆。王公显贵后，她恭敬节俭的品德也没有衰减，享年四十一岁，比王公早三十六年去世。继室赵氏，封为夫人。侧室杨氏。儿子四人：长子就是伯安，名守仁，另号阳明子。他的学问精深于理学，朝廷内外的士人争相拜他为师，称为阳明先生。次子守俭，是太学生；次子守文，是郡学学生；次子守章。女儿一人，嫁给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乡徐爱。起初郑夫人与王公合葬于穴湖，后来改葬在郡城南面的石泉山。石泉山附近常有水患，于是才占卜选择现在的地方安葬王公。古代贤人君子在没有受到任用时，常常把天下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出仕以后，他们所遇到的境况不同，有的志愿得以实现，有的不能实现，这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王公年轻时便有奇异的气概，壮年时志向强烈，想要用世；只是他的职务常常在文字之间，未能把志向施展于政事。孝宗时期，他有机会在经筵上启发圣心，已经被简拔在任用之列，不料龙驭上宾，未能完成他的抱负。晚年位列八座，很快又被权奸阻挠，只能困顿归乡，难道不是天意吗？然而他有伯安这样的儿子，所建立的功业宏伟卓绝，凡是王公想做而被压抑、未能施展的事情，都在他儿子身上显著而充分地实现了。王公又亲眼见到了这些，与那些登上高位、受到厚重任用，后来却长久默默无闻于世的人相比，他们的高下荣辱应当是怎样呢？王氏的先人曾在庭院中种槐树，预兆后来会有三公出现；遯石翁占得大有卦，大概正与此相应吧？铭文说：谁没有母亲？谁的母亲能像王公的母亲这样？七十岁的老人，还欢快地拜舞；母亲百岁终老，死后归于安所。谁没有儿子？王公的儿子是天下的士人，确实忠诚勤勉地奉行自己的事业；不顾惜自身，只知道以义为归，这样的儿子，也正是这样的父亲。文武兼备，功勋载入史册，皇帝赐给他爵位和土地。他在世时没有辜负志愿，死后也不会朽灭；撰铭以求使他的名声长久流传。《海日先生行状》，国子司业、门人陆深撰。

译先生姓王，名华，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中读书，求学者又称他为龙山先生。他的先祖出自晋代光禄大夫王览的曾孙、右军将军王羲之，后来从琅琊迁居会稽山阴。此后二十三代孙王迪功寿，又从山阴迁居余姚。到了先生的四世祖、广东参议王性常，已经是第五代了。参议王性常博学而有鉴识，文武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干，与永嘉高则诚的族人高元章交好，常在山水之间往来，当时人都无法测知他们的志趣。诚意伯刘伯温当时曾去拜访他，参议说：“您真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只是将来不要连累老夫就好了。”刘伯温显贵后，便推荐他担任兵部郎中，升为广东参议，最终死于苗民之乱。高祖名彦达，号秘湖渔隐。渔隐十六岁时，从苗地背着父亲的尸体回来安葬，早晚在墓下哭泣，痛心父亲因尽忠而死，终身穿粗衣、吃粗食，不肯出仕，乡里以孝子称赞他。曾祖名与准，号遯石翁，容貌伟岸、胡须修长，精研《礼经》和《易经》，著有数千言的《易》学著作，居住在秘湖之北。他曾占筮得到“大有”变为“震”，对儿子说：“我家先世盛极而衰，如今衰落到了极点，应当重新兴盛了。但一定要到我的后代再过两代才开始兴盛吗？一旦兴盛，必定既盛大又长久。虽然我来不及亲眼看见显达而死去，也同样参与其中。”祖父名世杰，号槐里子，以明经科贡生身份成为太学生，去世后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祖母孟氏追赠淑人。父亲名天叙，别号竹轩，封为翰林院修撰，追赠礼部右侍郎。母亲岑氏封为太淑人。正统丙寅年九月甲午，先生出生。前一天晚上，孟淑人梦见她的婆婆赵氏抱着一个穿绯衣、系玉带的童子交给她说：“新妇平日侍奉我很孝顺，如今孙媳妇侍奉你也会孝顺。我和你的祖父向上帝祈求，把这个孙子赐给你，使你的子孙世世代代荣华不衰。”所以先生出生后便以这个梦中的名字命名。先生的长兄名半岩，先生因为这个梦而取了“荣”名。先生生来机警聪颖，刚会说话时，槐里先生抱着逗他玩，便口授古诗歌和经书，他一听就能背诵。稍长后让他读书，过目不忘。六岁时，他和一群孩子在水边玩，看见一个客人来洗脚，那人已经大醉，留下所提的袋子便走了。拿来一看，里面有几十两金子。先生料想那人酒醒后一定会回来，怕被别人拿走，便把袋子投入水中，坐在那里守着。不久，那人果然哭喊着来了，先生迎上去说：“你是来找你的金子的吗？” 先生指给他金子所在的地方，那人高兴得跳起来，拿出一锭金子向先生道谢。先生笑着推辞说：“我不取你几十两金子，却来取你这一锭金子吗？”客人又惭愧又道谢，跟随先生到了他家，无论老少，都一一拜谢后离去。岑太夫人曾在窗下纺织，先生就在旁边坐着读书。当时县城举行迎春仪式，乡里的孩子都争相呼喊着出去观看，唯独先生安静读书不停。太夫人问：“你也暂且去看看吗？”先生说：“母亲错了，观看迎春怎么比得上读书？”太夫人高兴地说：“这样才是我的孩子，是我说错了。”十一岁时，他跟乡师钱希宠学习，起初学习对句，一个多月后学习作诗，又过两个多月，请求学习八股文；几个月后，学中的诸生全都在他之下。钱公惊叹说：“年终时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县令呵斥着来到学塾，同学们都停下学业，拥在一起观看先生伏案朗诵，他却像没有看见一样。钱公认为奇异，急忙对他说：“你竟然不顾县令；如果他说你傲慢，呵斥责罚到你身上，那怎么办？”先生说：“县令也是人，何必把他看得特别？只要我不停地诵书，他也就只能呵斥我罢了。”钱公于是对竹轩公说：“公子的德行器量如此，绝不是平常孩子。” 十四岁时，先生曾与几个亲友在龙泉山寺读书。寺中原有妖物作祟，几个人都是富家子弟，平素豪侠自负，不相信这件事，又多次欺凌寺僧，使僧人十分苦恼。住了两夜，妖物果然出现，几个人中果然有人受伤。寺僧于是再次夸大渲染此事，众人都丧失胆气，狼狈逃回，唯独先生照常留下居住，妖物也就停止了。僧人都认为奇异，每到半夜便众人登上屋顶大声叫笑，有时用瓦石震动卧榻，有时在风雨雷电之夜奋力撞击门窗。僧人从墙缝中窥看，只见先生正襟危坐，神色自若，于是又私下相互惊叹；但他们仍想尽办法试探他，直到手段用尽。于是从容问道：“先前妖物作祟，众人都受了伤，您为什么独自不害怕？”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害怕？”僧人说：“众人离开后，您难道又看见了什么吗？”先生说：“我看见了什么？”僧人说：“这个妖物只要碰到人，没有不使人受伤的，您怎么能独自什么也没看见？”先生笑道：“我只看见几个小沙弥在作祟罢了。”众僧面面相觑，脸色变了，怀疑先生已经察觉此事，于是假装说：“难道是我们寺中已经去世的师兄弟在作祟吗？”先生笑说：“不是已经去世的师兄弟，而是现在还在的师弟们。” 僧人说：“您难道亲眼看见我们这样做，不过是凭空猜说罢了。”先生说：“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如果不是你们亲自做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看见了什么呢？”寺僧于是把实情全部告诉他，又叹息又道歉说：“我们确实只是想用这件事来试探您，您真是天人，将来的福德哪里能估量！”直到今天，寺僧还在传说这件事。天顺壬午年，先生十七岁，以三礼投考县学，县令认为他的文章奇异；几天后又特意考他一次，题目一出笔便写成，县令怀疑他只是偶然遇上了熟题，便连续三次命题，他的应答更加高妙，于是大为惊异并赏赐他，说：“您的孩子将来一定会考取天下第一。”远近人家争相以礼聘请他为子弟老师。提学松江张时敏考校姚地士子时，把先生和木斋谢公列为第一，并称赞说：“你们二人都应当考中状元，福德不可估量。”方伯祁阳蒋良想从张公那里选择老师，张公说：“如果只求科举功名高等，那么像某某这样的人都可以；如果一定要学问品行兼优，只有王某。”当时先生刚超过二十岁，蒋良亲自到馆舍，按宾主礼节相待，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延请到家中。湖湘士人纷纷来跟随学习，人数达几十人。先生住在祁阳的梅庄别墅，别墅中积有数千卷书，他日夜诵读其中，三年不进入城市。

译永州有个姓陈的人，听说先生笃志好学，特意到梅庄请教，间或拿出所积的书来考问先生，先生都默诵如流。陈某感叹说：“过去听说有人装着五经的书箱，今天才真正见到了这样的人。”祁阳风俗喜好歌妓宴饮，先生严厉拒绝。等到先生告假归乡，祁阳士人认为先生客居已经三年，于是在水边暗中藏了两个妓女，借在亭上为先生饯行的机会留宿。客人散去后，妓女从藏处出来，先生呼喊船只却没有回应，便拆下门板当作木筏渡水，众人这才叹服他的操守。先生起初住在梅庄时，曾有一夜梦见迎接春天回到自己家中，前后有鼓吹旌旗仪仗引导白色土牛，最后有一人乘舆跟随，原来是方伯杜谦。醒来后，先生因为竹轩公和岑太夫人都生于辛丑年，认为白色是不祥之色，心中厌恶，于是告诉诸生想要归去，诸生坚决挽留。蒋良的学生说：“按照《洪范》五行来占验这个梦，先生将要考中天下第一了。牛属丑，称为一元大武；辛属金，金的颜色是白色；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世人称状元为春元。先生登第，莫非就在辛丑年吗？按照旧例，送状元归第的是京兆尹，当时杜公大概正任京兆尹吧？”先生因为思念亲人，便极力推辞回乡。船经过洞庭湖，在君山祠下被风阻挡，于是进入祠中拜谒。祝官迎上来问：“您莫非就是王状元吗？” 先生说：“您从哪里知道的？”祝官说：“前些天夜里，我梦见山神说：‘过几天傍晚会有王状元来到。’我因此知道。”先生对这话感到惊异，认为它恰好与梅庄的梦相应，于是详细记下这件事。从此先生接连参加科举都不顺利，直到成化庚子年，才以第二名考取乡试解元；第二年辛丑年，果然考中状元。杜公担任京兆尹，完全如占梦所说。这年授任翰林院修撰；甲辰年任殿试进士的弥封官；丁未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弘治改元年间，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充任经筵官。己酉年任职期满九年，本应升迁，听说竹轩公病重，便以有病为由不出任。有关方面派人来催促，亲友也交相劝说，并且要他出来接受升迁。有人说，如果凶信真的传来，那时再不出仕也不晚。先生说：“亲人有病，我已经不能匍匐回去侍奉汤药，却还要奔走追逐谋求升官。等家信到了，幸好亲人无恙，再出来难道还晚吗？”最终没有出任。庚戌年正月下旬，竹轩公的讣告才传来，先生号哭悲恸，多次昏厥。当天便向南奔去，把竹轩公葬在穴湖山，于是结庐守墓。墓地原是虎穴，老虎时时成群而来。先生日夜在墓旁哭泣，像没有看见老虎一样。时间久了，老虎更加驯服，有时就在墓庐旁躺卧，人与牲畜都互不侵犯，人们认为这是奇异之事。癸丑年服丧期满，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充任经筵讲官。他曾进呈劝学疏，大意说：“应当重视不断地使光明发扬。如今每年经筵不过御前讲读三四次，而日讲有时隔上数月才举行一两次，那么不断修明圣德的功夫，难道不会有所间断吗？即使圣德如天之健行，本来能够刚健不息，但宋儒程颐所说涵养根本、熏陶德性的功夫，也一定要同贤士大夫接触的时间多，然后才能避免一曝十寒的弊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增加御前讲读的次数。丙辰年三月，特意任命他为日讲官，赐金带和四品服。四月，因为要选用正人、端正国本，公卿共同推举他辅导东宫。戊午年三月，又命他兼任东宫讲读，恩宠赏赐日益丰厚。这年奉命主持顺天府乡试。辛酉年，又奉命主持应天乡试。壬戌年升任翰林院学士，享受从四品俸禄。不久奉命教授庶吉士鲁铎等人。后来又命他参与编修《大明会典》，一年多后书成，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五月，又命他参与编纂《通鉴纂要》。六月，升任礼部右侍郎，仍兼日讲官。皇帝认为先生讲解清楚而充实，所以特意让他长期担任此职。这年冬天，奉命祭祀江淮诸神，他请求取道回乡省亲。回朝后，因为岑太夫人年老，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便奉养母亲，皇帝没有允许。不久升任礼部左侍郎。第二年武宗皇帝改元，奸贼刘瑾掌权，顷刻之间便可决定人的祸福。士大夫奔走在他门下，像集市一样拥挤，唯独先生不去理会。当时先生的长子、如今封为新建伯的王守仁，正任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弹劾刘瑾的罪恶，刘瑾大怒。王守仁被逐后，刘瑾又把怒气迁到先生身上。不过刘瑾年轻时曾跟随先生的同乡方正学习书史，详细听闻先生平日居家孝友忠信的情形，心中敬佩仰慕。先生对此大概并不知道。刘瑾后来知道那个人就是先生，怒气稍稍缓和，曾暗中派人告诉先生，说自己与先生有旧交，只要见一面便可以立即升到宰相之位；先生不肯去见。刘瑾的心意渐渐变得恼怒。丁卯年，先生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还以旧交为由派人慰问，说不久将会大规模召回，希望先生一定前往。先生再次辞谢不去，刘瑾又大怒。但先生实在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于是追查他任礼部时的旧事，找出与先生无关的事情，传令让他致仕。先生接到命令，高兴地收拾行装回乡，说：“我从此可以免除祸患了。” 后来有人因为同年朋友的事情，在朝廷上诬陷毁谤先生。众人都劝先生辩白。先生说：“那个人是我的同年朋友，如果我为此辩白，就是揭发朋友。这怎么能玷污我呢？”最终没有辩解。后来新建伯重新在京师任官，听到士大夫的议论，便写奏章为父亲辩白。先生听说后，立即写信制止他说：“你这是要把它当作我一生最大的耻辱吗？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耻的，如今却无缘无故攻击、揭发朋友的隐私，反而是在替我求取一件大耻辱。别人说你比我聪明，我不相信。”于是新建伯不再辩白。先生历经三朝，只有孝宗最了解他，孝宗晚年尤其加以宠信。先生多次借进讲劝皇帝勤修圣学、戒除安逸享乐、亲近仁贤、远离邪佞，皇帝都虚心嘉纳。按惯例，讲官有几人，当值的人必须提前演习，到了皇帝面前却还常常慌乱失措。有一天，皇帝已经来到经筵，负责讲解的人忽然因风眩倒地，众人都惊慌失措，共同推举先生代替。先生从容走到案前，展开书卷讲解分析，神态尤其安闲镇定，众人都佩服他的器度。内侍李广当时正受宠显贵，曾在文华殿讲《大学衍义》，讲到唐代李辅国与张皇后内外勾结、共同掌权时，诸学士想要避讳而不敢说，先生却特意朗声诵讲，讽谏明白而切直，左右听到的人都缩颈吐舌，而皇帝乐于听闻，毫不厌倦。

译第二天停止讲读，皇帝命宦官赐给先生饮食，宦官私下对先生说：“连日来先生讲解书义清楚明白，圣心非常喜悦，对您更加眷顾。”先生庆幸自己得到知遇，便更加恳切直言，皇帝也更加精勤自励。哪里料到孝宗皇帝升遐，先生的志愿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也困顿地归乡了。天道竟是如此，唉，真令人悲伤！先生气质淳厚，一生没有虚伪的言语和矫饰的行为，仁慈宽恕、坦率正直，不拘小节；无论与人交往对象多少、地位大小，都一视同仁。谈笑议论都出自真情，在广庭之中所说的话，回到家中对妻子儿女也从没有两样。别人有一点长处，他就称赞不已；有人带着急难来求助，他便悲悯得如同自己陷入沟壑，忘记自身去救助他们，即使因此招来诽谤和嫌疑，也不在意。但遇到别人有过错恶行，他也直言切责，不肯稍加曲折，因此往往反而遭受嫉妒；不过人们也知道他确实没有私心，所以没有谁深深怨恨他。先生才识宏大通达，没有什么事务不能处理，而操守坚定，屹然不可动摇。各种事务纷繁而来，他都从容应对，从未显出有难以处理之事。遇到危急疑难、震荡动乱时，众人多半溃散惶惑，先生却毅然挺立；但他从不以此自我炫耀，所以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他作诗作文都信笔写成，不事雕琢，只求言辞通达。他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等书，以及《杂录》《进讲余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顺兄弟出于天性，俸禄有余，全都与几个兄弟共同享用，把兄弟的孩子看得不亚于自己的孩子。他侍奉竹轩公和岑太夫人，爱敬奉养，无微不至。太夫人已经百岁，先生也年过七十，仍然早晚像孩子一样陪母亲嬉戏，在身旁抚摩扶持，从没有稍稍离开。有时因亲友邀请游山玩水，乘船暂时外出，忽然想起太夫人，便皱眉调转船头回来。太夫人去世后，他睡苫草、吃蔬食，哀痛毁伤超过礼制，因此得病。到下葬时，他赤脚随着哭声走了几十里，病势于是更加严重；卧病一年多才逐渐痊愈，但从此元气更加衰弱。先生早就听说宁王朱宸濠的恶行，怀疑他会作乱，曾私下对亲近的人说：“将来天下的祸乱，一定会从这个人开始。”他让家人在上虞龙溪占地，又让住在溪边的族人买田筑屋，暗中作好避居逃难的打算。到了正德己卯年，宁王果然发兵作乱，远近听到消息都惊骇，还传说新建伯也已经遇害，全家惊慌，请求迁往龙溪。先生说：“我过去为龙溪占地，是因为当时有老母亲在世。如今老母亲已经入土，如果我的儿子果真不幸遇害，我还要逃到天地之间的哪里去呢？”于是告诫家人不要轻易传话、扰乱人心。不久新建伯起兵讨贼的檄文传来，亲朋都来道贺，更加劝先生赶快逃往龙溪。众人都说新建伯既然已经与宁王为敌，宁王势必暗中派奸人来对王公不利。先生笑道：“我的儿子能够舍弃家庭去杀贼，我却独自先行离开，来作为百姓的希望吗？祖宗的德泽遍及天下，一定不会让残贼颠覆国家。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失败。我是国家大臣，只恨年老不能拿起武器亲自迎击敌人；倘若不幸胜负难以预料，我还要和乡里的子弟共同死守这座城。”于是派人催促郡县赶快调集兵粮，并且禁止谣言，不让它动摇人心。乡里人来暗中观察先生，只见他安然如同平日，众人的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不到一个月，新建伯的捷报传来，果然如先生所料，亲朋都带着酒相互庆贺。先生说：“这是祖宗深厚仁慈的恩泽，逐渐浸润人心；纲纪法度维持得周密，朝廷威灵震慑四海，百姓本不应遭受这样的荼毒。所以不到一个月，罪人就被擒获，这都是天意。” 难道凭我一个书生所能办成这些事吗？”然而我到了将尽的年岁，幸而没有死于沟壑，家门也没有遭受灭族的惨祸，乡里的子弟又都得以免除征税、输送和征发之苦，我的儿子幸而保全了性命，父子还有相见的日子。这一切都足以稍稍安慰眼前的心情了。各位亲友都很高兴，痛饮尽欢后才散去。不久，武庙南巡，奸党毁谤新建建立的功劳，散布流言加以陷害，形势危疑汹汹，早晚都难以预料。小人们四处侦察，往来道路，甚至有人到先生家中，暗中登记他的财产、房屋、人口和牲畜，像是将要抄没一样。姻亲族人都震动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却寂然如同没有听见，每天在田野间休息，只告诫家人谨慎出入、慎言慎语罢了。辛巳年，今上即位，才下诏公布新建的功劳，召他回京。新建于是得以顺道回乡省亲，不久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并派行人携带白金、文绮慰劳新建。于是朝廷又下诏温存防护，在先生家中问候他，并赐给羊和酒。正好赶上先生生日，亲朋都来聚集，新建捧着酒杯为父亲祝寿。先生皱着眉说：“我父子不能相见有多少年了？当初你平定南赣盗乱，日夜劳苦，我虽然担心你的疾病，但这是臣子的职责所在，不敢为你忧虑。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大家都以为你死了；后来你没有死，大家又都以为事情难以平定，然而终于平定了。我虽然庆幸你取得成功，但这实在是天意，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所以不敢替你庆幸。谗言纷起，祸患的苗头从四面发作，前后两年，形势危险得似乎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人人都替你担忧，我难道能不担忧吗？然而在这种时候，只有献出生命来完成志向，使心志受到震动、性情受到忍耐，不做无益之事；即使因此为你担忧，也还是又为你高兴。上天使日月重现光明，彰显忠臣，成就贤良，极高的官职和爵位、过分的封赏都接踵而来，父子又在一堂相见，人人都认为这是荣耀。我说这难道不是荣耀吗？然而盛大正是衰败的开始，福气正是祸患的根基；即使把它看作荣耀，也还应当因此感到畏惧。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止步就不会遭遇危险。我已经老了，能够使父子相互保全，在窗下安享天年，哪里比得上触犯盈满的戒条，毁掉已经成就的事业并败坏美名呢？”新建洗手后跪下说：“父亲的教诲，正是儿子日夜铭记于心的。”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感叹而感动。于是乡党亲友为先生置酒宴饮，持续了一个多月。年末将近，先生的疾病又发作，新建带领几个弟弟日夜侍奉汤药。壬午年正月，病势转重，二月十二日己丑日去世。在正寝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译临终时，精神和意识都十分清明，完全没有昏乱。那时朝廷正在推议新建的功劳，进封先生以及竹轩、槐里都为新建伯。这一天，朝廷使者恰好到达，先生的病已经危急。先生听说使者已经在门外，催促新建和几个弟弟说：“虽然仓促，怎么可以废弃礼节？你们都一定要出去迎接。”听见礼节已经完成，这才安然闭目去世。先生起初辞去官职回乡时，有客人拿神仙方术来劝说他，先生谢绝道：“人之所以乐意活在天地之间，是因为内有父母、兄弟、妻子、宗族的亲情，外有君臣、朋友、姻亲的情谊，可以一同游处聚会享乐，彼此不相离弃。如今却要舍弃这些，枯槁地独自走进深山绝谷，这和死去有什么不同？清心寡欲以使精神愉悦、心志安定，这是圣贤之学本来就有的。我只求安乐地顺其自然，听任生命终结于天命罢了，哪里还要追求长生呢？”客人谢罪说：“神仙之学，正是认为世人贪生怕死，所以顺着人的欲望逐步引导。如今您已经没有怕死贪生之心，本来就已经默默契合了神仙之学的奥妙，我的方术也就没有用处了。”先生对于异端之道、外来的方术以及一切奇异诡怪的说法，内心都廓然无所接受。只有岑太夫人稍稍尊崇佛教，于是先生又时时委婉地顺从她，也不把这当作负累。先生回乡后，便停止了在园林丘壑之外谋求功名的念头，有时和农夫、乡野老人一同游玩谈笑，超然于外在的形迹。有人劝他应当暂且闭门，以保持声望和威严，先生笑着说：“你难道是想让我再去求做一个好官吗？”他生性喜欢节俭，但对于财货利益的得失，从来不放在心上。曾经建造十多间楼屋，刚刚完工就遭遇火灾，积蓄资财全被烧光。亲友前来救火，先生都一个个从容接待，谈笑自若如同平时，丝毫看不出仓促慌乱的神色。人们因此都感叹佩服他的德行和器量。先生的原配赠夫人郑氏，深沉安静、孝顺慈爱，和先生共同甘受贫困艰苦，早早准备御寒衣物，亲自操持汲水舂米之事，勤于纺织以奉养公婆。先生显贵以后，她更加恭敬节俭，享年四十九岁，比先生早三十六年去世。继室赵氏，封为夫人。侧室杨氏。儿子四人：长子守仁，是郑氏所生，任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次子守俭，是杨氏所生，为太学生；次子守又，是赵氏所生，为郡庠生；次子守章，是杨氏所生。女儿一人，是赵氏所生，嫁给同邑人、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徐爱。起初郑夫人葬在郡城南面的石泉山，后来那里发生水患，于是在天柱峰南面另行选择墓地，安葬先生。我深是先生在南畿录取的士人，及至入朝做官，得以列于朝班末位，受先生教诲最多。我又有幸长期和新建公相处，出入他的门下，每当在他身边听讲道理时，所见所学的规范很多。正德壬申年秋天，我趁出使公务之余，绕道到龙山里的宅第拜见先生。我们用小船载酒，一同游览南镇诸山，后来在阳明洞天之下休息。先生握着我的手，嘱咐我说：“这正是我儿子的志向。大业还很遥远，你一定要努力。”我们面对山水远望后分别。唉！我鄙陋无能，不足以窥见先生学问的高深，但也不敢说自己不了解先生。谨据王君琥所记录的行实，含泪叙述下来，准备上报史官，并告知当今掌握文史之柄的人。还望俯察采择。《阳明先生墓志铭》。甘泉湛若水撰写。甘泉子带着全家闭门居住在西樵烟霞洞中。故友新建伯阳明王先生的儿子正亿，拿着他的岳父礼部尚书久庵黄公所撰的行状以及书信来请求我写墓志铭，说：“您是了解阳明公的人，除了您没有人能够为他作铭。”甘泉子说：“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久庵公了解阳明公，只有他能为阳明公作行状；久庵公已经写了行状，我就为他作铭。久庵公详述其事，我概括其大义，又有什么理由推辞呢？于是打开行状，谨慎地加以考察。读行状记载的世系说：“公出自龙山状元、大宗伯公王华；大宗伯公出自赠礼部侍郎竹轩公王天叙；竹轩公出自太学生、赠礼部侍郎槐里公王杰；槐里公出自遯石公王与凖，他们家有《礼》《易》的传承。遯石公出自秘湖渔隐公王彦达；秘湖公出自性常公王纲。王纲有文武方面的长才，同括苍刘伯温友善，在本朝任广东叅议，死于苗乱。推究他显赫的后代，远远承接于晋代高士王羲之、光禄大夫王览，说道：‘公大概是有根源的了。’”水土积聚得深厚，所生长的万物必然繁茂，大概是有原因的吧。读诞生行状说：“祖妣岑太淑人曾梦见有一个赤子乘云而来，天乐在前面引导，把他赐给自己，于是公出生，因此取名为云，梦境大概就是一种征兆了。神僧这样说，于是又改现在的名字为守仁，那么阳明公难道是神灵授予的吗？他真是个非凡的人啊。”六年以后才说起这件事，十一年有《金山诗》，十七年听到一斋关于“圣人可以学而达到”的话，说：“这就是有所启发了。”读学术行状说：“起初沉溺于任侠的习气，后来又沉溺于骑射的习气，第三次沉溺于辞章的习气，第四次沉溺于神仙之学，第五次沉溺于佛氏之学。正德丙寅年才归向圣贤之学，在京师结识甘泉子，对人说：‘守仁做官三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甘泉子也对人说：‘我湛若水遍游四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于是两人订交，讲学以程氏学说为宗旨，探究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的道理。所以阳明公起初主张格物之说，后来主张良知之说；甘泉子始终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但都是圣贤学说的宗旨。有人却舍弃其中的精义，拘执于彼此的言语，这就错了。因此甘泉子曾为此说：‘良知必然要以天理为用，天理无非就是良知；就二者相互作用而言，它们是相同的。’读仕进行状说：“起初己未年在礼闱考试中列第一，徐穆争辩此事，使他降为第二；但他的声名更加显著，参加进士考试后，工部派他督造王威宁的坟墓，他辞谢而不接受金钱。

译但他只接受军中赠送的佩剑，恰好应合了少年时的梦境，大概也是一种预兆。因论边防事务和朝政的过失，获得声名，被授为刑部主事；在淮甸审理囚狱时，又获得声誉，因病请假回家奉养父母，起复后补任兵部主事。上疏请求宽免南京所逮捕的谏官戴铣等人，不要使他们在远道中死去，以免朝廷留下杀害谏官的名声。刘瑾恼怒，假传诏令在朝廷上杖打他；他没有死，被贬往贵州龙场驿，路程万里。然而先生丝毫没有畏惧。甘泉子赠给他九章诗，其中第七章说：“上天一向没有私心，日月一向有盈有亏；圣人一向顺其自然，万物一向往来不息。什么叫作无为？就是顺应自然、不加安排；不要忘记，也不要强求，这其中自有天机。”第九章说：“天地与我是一个整体，宇宙本来就是同一个家；我和您的心已经相通，分别又有什么可怨叹的？浮云飘去不停，您的道路越来越遥远。愿您崇尚光明的德性，浩浩荡荡与无边无际相同。”等到居住在夷地，他端正地独坐默思，夷人也由作恶转为行善，因而有了声誉。有人告诉他说：“阳明公到了浙江，已经沉入江中了。”他到了福建才重新出现。登上鼓山作诗说：“我曾在海上做沧水使，如今又在山中拜见武夷君。”这也是有征兆的。甘泉子听说后，笑着说：“这是假装狂放以逃避尘世。” 所以为他作诗说：“假装狂放想要漂浮过海，在痴人面前谈说梦境。”后来过了几年，先生在滁州时才吐露实情。那些夸大虚妄、执著于奇异而以此为神奇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后来又起复任庐陵知县，卧病治理六个月，各项事务都得到治理，因而获得声誉。召入南京刑部任主事，留任吏部验封主事，也获得声誉。阳明公对甘泉子说：“到现在可以预先选择邻居了。”于是搬到甘泉子长安灰厂右边居住，在大兴隆寺讲学，久庵黄公宗贤也参与其中。三人欢洽，言语契合，久庵说：“将来到了天台、雁荡，我应当为二位公各建一座草亭。”后来两座草亭合为一座。大道本来就是一条。第二年，甘泉子出使安南；又过了两年，阳明公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聚集门徒讲学，声名更著。甘泉子返京时，曾在滁阳之间相会，夜里谈论儒家和佛家的道理。又过一年，甘泉子遭母丧，扶送母亲灵柩南归；阳明公当时任南京大鸿胪，在龙江关为他送行吊唁，不久升任南赣都宪。读平定赣州行状说：“起初提出三广夹攻的策略，收复横水、左溪、桶冈、浰头等地，使用兵力如同神明。” 甘泉子说：“即使有大司马王晋溪的知遇，也应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旗牌，以备他日使用；这也是因为阳明公平素在军营中培养精锐士卒，以等待突然出兵的时机，行动要快如迅雷、呼吸之间。”又因为他亲自冲在士卒前面，以振作军队的士气。读平定江西行状说：“”甘泉子此前正居丧，写信给公，希望借着福建使者的行程把信送去。大概公先前已经得罪宰相，后来又有江西祸乱将要发生；如果不离开，必然会被楚地人牵制。信没有得到回复，不久就发生宁王府叛乱，公几乎陷入虎口。然而赣州的军队素来振作，已经足以牵制叛军；于是发布檄文给各府县，起兵防守丰城，誓师后分兵进攻七座城门。七门大开后，便铲除留守叛党，封存府库财物，收缴劫取的印信，安抚被胁迫的百姓，释放被捕的囚犯，表彰死难的忠臣，占据省城断绝叛军归路，径直奔赴樵舍，于是成就擒获叛贼的功劳。这种见识，正像以浅近的眼光测量深渊的谋略。然而起初大家一致称赞这是掀天揭地的功劳，后来大吏嫉妒他，朝廷内宠争功的人又依附大吏，使他辗转耗尽心力，最后才勉强得以免祸。有人未必没有想到前面的忧患；之所以身处危境而没有死，是因为内臣张永保护了他。在大吏门下排列功劳，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流传开来，说什么先有功、后来才擒贼的话，朝野上下沸沸扬扬，这实在是不值得辩解的。阳明公预先知道朱宸濠有异志，刘养正前来游说，说一定要等阳明公到来才发动。公回答说：“如今不是桀纣的时代，世上也没有汤武这样的君臣，我作为臣子只有以死守节、舍生取义罢了。他还派冀元亨前去同朱宸濠交谈，实际上是想诱导他向善，不动用兵戈，暗中消除最大的祸患。”假如阳明公真的答应了刘养正，朱宸濠一定会杀掉孙都宪、许副使，等阳明公到来才发动叛乱。阳明公尚未到达就发动，是因为他知道阳明公已经绝意与自己合作。假如阳明公真的答应了他，必然会乘势直抵南昌，绝不会在丰城听到顾佖报告变乱后便谋划向南逃走、倡导大义，夺取渔船伪装成渔人逃往吉安。朱宸濠派兵将追赶公，并不是迎接公，而是要胁迫公。而且朱宸濠之所以不能向北直趋中原，向中不能攻陷金陵据守，是因为阳明公牵制了他的后方兵力，威势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而不能前进；又占据省城，断绝了他的军需和归路。这功劳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百年以后，嫉妒他的人都死尽了，人心中的天理重新显明，公论就会确定。” 不久，礼部果然上奏，请求赐给诏书慰劳，封为新建伯，赐号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每年支给俸米一千石。当时上天大概将要使事情安定了，却有人把他置于南京，以便从中插手。公遭父丧，而四方来向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又有人因嫉妒而意图罗织罪名，弹劾他为伪学，难道人力能够胜过天理吗？有人用浮泛的言语阻挠公达六年之久，后来因论荐而不久召用，任命为两广总制军务，平定岑猛之乱。有人说：这是让公一边升迁、一边受阻，使他不能入朝辅政吗？读平定思田行状说：“公上奏列举实行征剿的弊端十条、实行招抚的好处十条，于是撤去防兵，解除战甲，宣示威信，接受来降者，杖责土目，恢复岑氏后代的统治，设置流官镇守，于是思田平定。阳明公不更换岑猛之后的土官，是用夷人治理夷人。将卢苏等杖责一百后释放，设置流官镇守以加以控制，这是仁义之术。人们只知道杀伐是功劳，却不知道以神威使人不战而服、不杀戮才是最高的功劳，这是仁义两全的办法。读平定八寨行状说：‘檄令参将防守巡查，命指挥马文瑞、永顺宣慰彭明辅、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置哨所，擒获斩杀贼首及其党羽，于是攻破各个巢穴。’

译把卫所迁入，以控制各地蛮族，贯通八寨中部，扼守道路要冲，设置县治，增加城堡，这些都是保卫治安、安定百姓的要务。有人说：八峒只是袭击村落来冒充功劳，并没有攻破巢穴的功劳，这是把没有的功劳说成有功，为什么呢？对此可以辨明说：阳明如果贪图功劳，本应取得岑猛、卢苏那样的大功，却偏偏不取，不应舍弃大的而去取小的，那也太不聪明、不勇武了。难道说这是阳明公做的吗？宣慰所统领各哨的军队，如果可以袭击就袭击，出其不意，这是兵法中的奇策，不可能事先全部交代；难道要以此诋毁阳明公，使他成为宋襄公、陈儒那样的愚人吗？这并不是驾驭不可预测的戎事所应有的威势。事情完成后，他请求归乡，并报告疾病危重；还没有等到答复便仓促出发，一边行进一边等待诏命，最后在南安途中去世，未能等到诏命下达，这也是命运。江西辅臣上帖进谗诬陷公，皇上革除了对他的恤典，这是人众能够胜过天命，也还是命运。百年以后，天理已定，难道还会胜不过人力吗？甘泉子起初奉召入礼部，面见辅臣，叩问说：“外面的人都说阳明的事情是您做的吗？”辅臣默然，但也没有发怒加祸，仍然有君子的度量，值得称许。公去世那天，两广、江西的百姓相互在道路上吊唁说：“哲人将要凋谢了！” 懂得道理的士大夫在朝廷中相互说道：“忠良大概要逝去了！”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将要到家中吊唁，说：“斯文大概要灭亡了！”久庵公为先生撰写行状，六年之后才完成，可见其慎重。甘泉子说：“我要记述其中的大义，把它铭刻在墓上，将来让读者从行状中看到详细情况。”铭文说：“南镇山峰高峻，坐落在浙江水边，奇异的气息郁积于此，于是生出非凡的人。他出生时气象灵异，乘云而降，带来精气。十一岁时有《金山诗》，诗成使鬼神惊异。二十岁左右立志求学，在广信旅舍中，听娄公一句话，知道圣贤之学可以达到；但任侠之气还未脱离旧习，驰马试剑，古文创作也反复变化。逃避神仙之学，又逃避佛禅之学，一变而达到正道。丙寅年，偶然相逢而言语契合，约定共同达到把天地看作一体、万物无非自身的境界。抗拒朝廷廷杖，远谪龙场烟瘴之地，居住在夷地又有什么简陋？各部蛮族都归附向往。起任庐陵知县，卧病而治理不懈，六个月之间，百废俱兴。入朝掌管验封，众人的志向都受到启发，在同僚中获得信任，大家执经相随求教。转任南京太仆寺，任南京鸿胪寺卿，终于巡抚南赣，于是施展才力于浰头、桶冈；采取三广夹攻之策，亲自冲在士卒之前，屡次取得奇功。蓄养勇气、培养精锐，显然早有准备。为什么要养成这些呢？因为刘养正以阴谋前来游说，假称尊奉老师。公明白而彻底地知道他的意图，派冀元亨前去感化他，希望消除变乱而不动用武力。在福建道路上经过丰城时，变乱尚未发生；听到变乱后便迅速返回，心中的意图也由此明白。旌旗遮蔽天空，声讨大义传遍江南；牵制叛军后方，使其不能向北进发，于是擒获大贼，并亲自献上敌人的首级。争功的人想杀张永，保护、辅佐那位同袍的人反而挥戈相向；这些事情都隐忍在心中，使人无不忧戚。过了六年，起任治理思田，实行安抚而不杀戮，夷人安然无事。文武才能兼备，仁义同时施行，以神威使人不战而服，这才称得上天兵。凡是他的进退操纵，都是圣学的妙用，以一个原则贯穿始终；静时与动时虽然不同，其根本是一致的。《阳明先生行状》，门人黄绾撰写。阳明先生王公，讳守仁，字伯安。他的先世是琅琊人，是晋代光禄大夫王览的后代。王览的曾孙王羲之年少时随父亲王旷渡过长江，家居建康，因不喜欢那里而迁居会稽；后来又迁到剡县华塘，从华塘迁到石堰，又迁到达溪。有一位名寿的人，官至迪功郎，于是迁居余姚。六世祖王纲，字性常，博学而善于识人鉴物，有文武方面的长才，同永嘉高则诚、宗人高元章以及括苍刘伯温友善，在本朝任广东叅议，死于苗乱。五世祖王彦达，号秘湖渔隐，有孝行。高祖王与凖，号遯石翁，精心研究《礼》《易》，撰写《易传》数千言。曾祖王杰，号槐里，因精通经学贡入国学，成为太学生，追赠礼部右侍郎；曾祖母孟氏，追赠淑人。祖父王天叙，号竹轩，封翰林院编修，追赠礼部右侍郎；祖母岑氏，封太淑人。父亲王华，成化辛丑年状元及第，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封新建伯。母亲郑氏，封孺人，追赠夫人；继母赵氏，封夫人。郑氏怀孕十四个月生下先生。先生出生那天晚上，岑太淑人梦见天神抱着一个赤子乘云而来，鼓乐为他引导；岑太淑人醒来，先生便出生了，于是取名为云。六岁时还不会说话，一天有个僧人经过，摸着他的头说：“有这样一个好孩子，却反而把龙山公叫坏了。”龙山公醒悟过来，便改用现在的名字，于是他开始说话，聪颖异常，才智突然显露出来。十一岁时，竹轩翁带他进京，路过金山，作诗说：“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有相面的人对塾师说：“这个孩子将来官至极品，一定会建立超等的功名。”十三岁时，他陪龙山公担任考官进入考场，评定试卷高下都十分恰当。他性情豪迈不羁，京畿一带石英、王勇以及湖广石和尚作乱时，他写信准备献给朝廷，请求前往征讨，龙山公竭力阻止。十七岁时到江西，在岳父养和诸公的官舍中成婚；第二年回到广信，拜见一斋娄先生。娄先生认为他的资质非凡，告诉他应当学习什么，又勉励他说圣人是可以学而达到的，于是他深受启发。弘治壬子年乡试中举，己未年考中进士，在工部观政；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等名士以才名竞相驰骋，学习古诗文。奉钦差督造威宁伯王公坟墓，在河间以什伍之法管理役夫；有空闲便演习八阵图，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他有远大的志向。他年轻时曾梦见威宁伯授给他一把 宝剑。事情完成后，威宁伯家拿金钱财物来酬谢，他推辞不接受，于是威宁伯从军中拿出佩剑赠给他，恰好应合了他的梦境，他便接受了。当时有彗星出现，鞑虏猖獗，他上疏议论边防事务，同时指出朝政的过失，言辞极其恳切直率。第二年授任刑部主事，奉派到淮甸审理囚犯，平反了许多案件。回朝复命后，白天处理案牍，晚上回来一定点灯读《五经》以及先秦两汉的书，文章因此更加精工。龙山公担心他过度劳累生病，禁止家人在书房放置灯和书；等龙山公睡下，他又重新点灯读书，常常到半夜，因此得了吐血的病，只好回乡养病。越地辟建阳明书院后，他穷究仙经秘典，把静坐作为求得长生久视的方法。后来他能够预知事情，他的朋友王思裕等四人想去拜访他，刚走出五云门，他就命仆人在路上拦住他们，逐一说出他们来访的原因，四人惊叹以为神异。甲子年被聘为山东乡试考官，直到今天海内所称许看重的人才，都是他录取的士子。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第二年，白沙陈先生和甘泉湛公若水一见面便结为朋友，共同阐明圣学。第二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刘瑾窃取国柄，作威作福，派官校到南京逮捕给事中戴铣等人下狱。公上疏请求宽免他们，刘瑾恼怒，假传诏令在朝廷上杖打五十下，打得气绝后又苏醒，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译刘瑾的怒气还没有消除，公走到钱塘时，估计自己或许难以免死，于是假装投江，暗中进入武夷山，决意远走隐遁。夜里到一座山庵投宿，庵中人不肯接纳；走了半里多，看见一座古庙，便靠着香案躺下。天亮时，道士特意前来查看，见他正在熟睡，便推醒他说：“这里是虎狼出没的巢穴，你怎么能够安然无恙？”于是追问他的来历，公才吐露实情。道士说：“按照您的志向，将来必然有灭族之祸。”公问：“为什么会这样？”道士说：“您既然已经名闻朝野，如果果真从此隐匿踪迹，将来有人借用您的名声来鼓舞人心，朝廷追查到您的家族，难道不会造成灭族之祸吗？”公深以为然，曾作诗说：“我曾在海上做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于是从武夷山到广信，溯彭蠡水而上，经过沅水、湘水到达龙场。刚到时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只能栖身在丛棘之间；后来迁到东峰，依靠石穴居住。夷人的习俗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必定用蛊毒杀死；等到占卜公与蛊神不相合，于是夷人每天来亲近依附。由于居处阴湿，大家便一起砍伐木材，建造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玩易窝来居住。三个仆人历经险阻、冒着瘴气，都病倒了，公早晚亲自为他们调制汤粥和药物。刘瑾想加害公的意图还没有停止，公对于一切得失荣辱都能够超脱，只有生死这一念还不能从心中排遣，于是制作石棺，发誓说：“我如今只等待死亡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可谋划的呢？”日夜端正地独坐默思，使心境澄明、思虑精纯，在静一之中寻求道理。有一天夜里忽然大悟，跳跃起来像发狂一样；他用自己记忆中的《五经》言语加以验证，句句都能相互契合，唯独与朱熹《晦庵注》似乎相互抵牾，这件事一直萦绕心中，于是撰写《五经臆说》。当时元山席公任职贵阳，听到他的言论，认为这是圣学；又见到公，便取朱子《大全》阅读，看到朱熹晚年的议论，知道自己所学有不正确之处，甚至有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说法，于是说：“晦翁也已经自己后悔了。”他每天和学者讲论、探究体察之学，见解更加精明，跟随他游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思州太守派人到龙场，稍稍侮慢公的几个役夫，役夫们都愤怒不平，便一起殴打羞辱来人。太守大怒，将此事报告给宪副毛公，毛公下令公前去谢罪，并且晓谕祸福。公写信给太守，太守于是释然，反而更加敬重公。安宣慰听说公的名声，派人送来米肉供给役夫，公辞谢不受；后来又加送金帛鞍马，公仍坚决推辞不受。到了商议削减驿站事务时，公又竭力据理力争，并进一步说明朝廷的威信和法令，于是这项议论被搁置。不久，獞族首领阿贾、阿札掠夺骚扰，成为地方祸患，公又写信责备讽谏他们；安宣慰惊惧，于是严格约束部下，百姓因此得以安宁。庚午年升任庐陵知县。到任后，考察开国初年的旧制，慎重选任里正、三老，把诉讼事务交给他们办理，自己坐观其成，监狱清空。这年冬天因朝觐入京，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住在大兴隆寺。当时我任后军都事，年轻时曾有志于圣学，向紫阳、濂洛、象山的著作求学，每天从事静坐；虽然和公有通家之旧，实际上却没有深入了解他的学问。好友柴墟储公巏写信给我说：“近来的士大夫中，像王君伯安这样的人，志趣趋向端正，学问造诣深厚，不专门拘泥于文字之学。您若肯出来同他讲学，彼此得到切磋交流的益处，收获一定不少。”我因此仰慕公，当晚便赶去拜见，正好湛公共坐在房中。公出来和我交谈，高兴地说：“这种学问已经久绝了，你是听到了什么，竟能突然达到这里？”我说：“虽然略微有志向，实际上还没有用功。”公说：“人只怕没有志向，不怕没有功夫。”随即问道：“你曾经认识湛原明吗？” 请你明天来参加会面，以订立我们三人终身共同学习的盟约。”第二天，公派人邀请我到他的馆舍中，我和湛公共同行拜礼并订盟。又过了几天，湛公同我谈话，想请托白岩乔公转告冢宰邃庵杨公，把公留在北曹；杨公于是提升公为吏部验封主事。我们三人除办理职务以外，稍有空闲就相会讲学，饮食起居每天都在一起，共同相互砥砺。没过多久，公升任文选员外郎，又升考功郎中，学问更加不懈怠。有志于学的士大夫，都像这样相继跟从我们会讲。两年后，湛公出使安南，我和公又共同居住了一年。壬申年冬天，我因病请假回乡，公作文章和诗为我送行，并托我在天台、雁荡之间建造草庐，和他在那里共同终老。湛公又想在萧山湘湖之间买地建庐，供我们三人共同居住。第二年癸酉，公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跟从他会讲的人日益增多。甲戌年，升任南京鸿胪寺卿，开始专门用良知之说教导学者。乙亥年，朝廷举行考察官员的典礼，公因会讲之事自我弹劾，竭力请求辞官归养以兑现从前的约言，朝廷不准。八月，他又上疏，极力以疾病加重请求回家养病，仍未获准。第二年丙子年十月，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镇守南赣、汀州、漳州等地。在此以前，南赣的巡抚、镇守屡次任用不得其人的官员，山谷中的凶民起初只是抢掠偷盗，渐渐发展到劫掠州县，肆无忌惮；远近都竞相仿效。凡是楚、闽、粤交界的山谷，无不是贼巢；大小官署都束手无策，认为终究无法铲除。兵部尚书王琼独自了解公，特意推荐并任用他；又恳切地劝公不要推辞，公也没有被准许辞任，督促命令更加严厉，公于是接受任命。到达南赣后，先严格制定作战防御的法令。当时龙南的贼兵二千多人突然进攻信丰，又联合广东龙川、浰头等处的贼首分队进军，声势十分猖獗。公在交战以前，命令兵备官调兵截断贼军退路，又委派官员统领前后夹击。又说：这些贼兵既然离开巢穴，优势在于速战，因此又命令依托险要设伏，集中大量兵力等待。各乡村往来的道路上又多设置疑兵，使他们进无所得、退无所据，不过十天便可以坐等擒获；若有一人违背节制，便按军法处置。此前官府中的吏员、书办、门皂以及在衙门附近的军民，都暗中与贼相通，每天在官府左右侦察；不仅官府说出口的话贼人必先知道，连官府的意图和脸色变化，贼人也能知道。公知道这一点，在这里便向他们显示那一套，在那里便显示另一套；每次让阴阳官选择日期，日者占卜有时已经说吉利却不用，有时想采用又中途停止；每次都激励士兵准备干粮，命令等待日期出发，军队却始终没有出动。

译贼兵各自依靠险要固守，四路设下埋伏。公暗中命令三省兵备官各自率兵从小路同贼交锋，前后大战数次，擒获、斩杀和俘获的敌人不可计数。余党逃奔聚集到象湖山据守，公下令假称犒劳军队、退兵休整，等秋天再进攻；同时秘密侦察虚实，趁贼军松懈，派兵护送广东布政使邵蕡。让名义上的部队精选精兵一千五百人走在前面，重兵四千二百人随后。半夜，公亲自率数十骑到达秘密地点，召来前军，命令分成三路，口中衔枚，直奔象湖山，捣毁贼巢。我军夺取并占据关隘，贼人还不知道。贼军虽然失去了险要，其中的骁勇之士仍能越过绝谷，飞快跳跃，又占据上层险峻之处，从四面抛掷滚木、巨石，拼死抵抗。我军奋勇苦战，从辰时一直战到午时。三省派出的奇兵又从小路擂鼓呐喊，突然登山，贼军这才惊慌溃败。我军乘胜追杀，擒获、斩杀、俘获的敌人不可计数，坠入山崖沟壑而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余党又进入流恩山冈等巢穴，同其他贼兵合并势力。第二天再次交战，贼军又失败，逃入广东边界的黄蜡、樟溪大山。贼首詹师富等仗恃可塘洞山寨可以据守，聚集粮食固守险要，势力非常强固。公命令分兵五路进攻，接连同贼交战。命知府钟湘攻破长富村等三十多处巢穴，擒获、斩杀和俘获的敌人更多。那些被胁迫的余党全都愿意带着家属接受招抚安置。公委派官员招抚，恢复原业的有四千多人。又命佥事顾应祥等委派官员统领军队，约定日期与福建方面一同进剿；先扬言要班师，出其不意地从牛皮石岭脚等处分成三哨，鼓噪并进。贼人应接不暇，望风便土崩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岩等巢穴，直捣箭灌；又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罗南山等巢穴，直捣洋竹洞、三角湖等地。前后大战十多次，俘获四千多人，牛马财物不可计数。曾上疏申明赏罚以激励人心，又请求赐予便宜行事的诏书以及令旗令牌，朝廷没有答复。到这时，大庾、南康、上犹三县的畲贼掳掠百姓，广东浰头等处的强盗池某、大鬓等三千多人突围进入南康县，杀伤官兵，又同湖广桂阳、广东乐昌等地的巢贼联合盘踞，流窜抢劫三省【缺】等官员请求调集三省狼兵，与官兵夹击围剿。他又上疏论述狼兵经过的地方，祸害不减于盗贼；转运粮饷的劳苦使百姓更加困顿，因此再次请求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以期取得成功，不要限定时日。这样，军队已经训练，号令已经明确，人人都知道受到激励和劝勉，事情没有掣肘，就可以自由进退，随机应变；每天削弱一点、每月削弱一些，便可以使贼患逐渐消尽。又请求增设清平县县治，疏通盐法以充足军粮。湖广巡抚都御史秦金上奏请求夹击围剿。公接到诏令后又上疏，讨论军粮处置等事宜。六月，召见知府季斆、县丞舒富等人，秘密授予方略，带兵分路围剿，活捉贼首陈曰能等，捣毁其巢穴，俘获贼党不可计数。又上疏论述三省联合进剿的方略。此前他屡次请求诏许便宜行事，众人都笑话公迂腐，只有尚书王琼慨然说：“朝廷这样的权柄，不给这样的人使用，又给谁使用？我一定给他。”所以【缺】再次审议后，奉诏改任公提督南赣、汀州、漳州等地军务，赐【缺】书及。对于先前所请求的旗牌和便宜行事之权，朝廷议论认为公此前攻破长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地，擒获、斩杀首要和随从贼人的数量很多，于是下诏嘉奖，俸禄升一级，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当时汀州、漳州左溪的贼首蓝天凤，同赣南上新穏下等硐的贼首雷鸣聪、高文辉等相互勾结，盘踞千里，祸害三省。公同各位属官商议说：“各个巢穴都是祸患，虽然共同造成祸害，形势却各不相同。从湖广方面说，桶冈各巢是贼人的咽喉，横水、左溪各巢是他们的腹心；从江西方面说，横水、左溪各巢是贼人的腹心，桶冈各巢则是他们的羽翼。如今不先除掉横水、左溪腹心之患，却想同湖广夹攻桶冈，把军队推进到两股贼兵之间，腹背受敌，形势必然不利。现在我们出其不意，迅速进兵攻击，可以取得成功。已经攻破横水、左溪后，再调兵逼近桶冈，形势就会像劈竹子一样顺利。”议定以后，命指挥郏文率一千多兵从大庾县义安进入，知府唐淳率一千多兵从大庾县聂都进入，知府季斆率一千多兵从大庾县穏下进入，县丞舒富率一千多兵从上犹县金坑进入，公亲自率一千多兵从南康进军，驻扎到坪，约定直接攻打横水，同各路军会合。命令副使杨璋、参议黄宏监督各营官兵往来运送军饷，以促成后续行动。这月初七日，各哨兵一齐出发，初十日进兵到达坪地。为防备间谍，侦知各处险隘都设置了滚木、礌石，王守仁估计此时贼军已经占据险要，兵势还不能接近，于是亲自率兵乘夜前进，距贼巢三十里时停营，让人砍伐树木设置栅栏，开挖壕沟、设置望楼，显示出长期驻扎的样子。又派官员分别统率乡兵以及善于登山的樵夫、童仆四百人，每人给一面旗，携带锐利的火炮、钩镰，从小路攀登崖壁上去，分布在远近各处最高的山顶，侦察贼军，张挂旗帜，烧茅草设置几千个灶，估计我军到达险处时便举炮、点火相互呼应。十二日黎明，王守仁进兵到十八面隘，贼军正凭险迎战，突然听到远近山顶炮声如雷，烟火四处升起，我军又呼喊着分头逼近，铳箭一齐发射，贼军都惊慌溃散、手足无措，以为官兵已经攻破了他们所有巢穴，于是放弃险要退走。王守仁预先派千户陈伟、高睿分别率领数十名壮士攀崖而上夺取贼军险地，把贼军设置的滚木、礌石全部发动起来。我军乘胜迅速推进，指挥谢防、马廷瑞率兵从小路先行进入，把贼巢全部焚毁。贼军退无所据，于是大败奔溃。横水既已攻破，便乘胜进攻左溪，擒获、斩杀的首级数也数不清，俘获的男女、牛马和各种物资也多得无法计算。

译由于大雾和雨水连日不断，王守仁命令军队休息，并犒劳士兵。这月二十七日，官兵乘胜进攻桶冈。王守仁再次商议，认为桶冈是天险，四面山壁直立，万仞高山中盘曲延伸一百多里，山峰接连入云，深林幽谷，几乎见不到日月。于是询问乡间向导，贼军进入桶冈的道路只有鎻匙龙、葫萝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处，都是借助栈道、梯子，在深壑和悬崖绝壁间攀登而上。只有上章这一路稍微平坦，但深入湖广，取道迂回，半个月才能到达。于是命令军队迁移到附近驻扎，休兵养精蓄锐，振扬军威，派人向贼军说明祸福，认为他们一定会害怕而请求投降。如果他们不服，就乘其犹豫之际袭击他们，这样才可以取胜。又让所俘获的桶冈贼军钟景缒绳进入贼营，约定第二天早晨派人在鎻匙龙接受投降。贼军正感到恐惧，聚集众人防守商议，又派县丞舒富率数百人驻守鎻匙龙，催促贼军出来投降。派知府邢珣进入茶坑，伍文定进入西山界，唐淳进入十八磊，知县张戬进入葫萝洞，都是在这月月底乘夜分别到达各自的地方。遇到大雨，不能前进，第二天早晨冒雨快速登山。贼首蓝天凤正在鎻匙龙聚众商议，听说各路兵马已经进入险地，都惊愕而散乱，但仍驱赶男女一千多人据守内隘绝险，隔水列阵，阻挡我军渡水进攻，又分兵从左右夹击。贼军不能支撑，边战边退。到了中午雨停，各路兵马击鼓奋勇向前，贼军于是败走。桶冈各处巢穴全部平定。王守仁亲自巡视，察看地形，认为应当在据险的关隘之地请求设置县治，以控制三省各地的猺人，截断他们往来的道路。又进兵攻打穏下、朱坑等巢穴，全部平定。又因为湖广两省的军队正在会合，虽然近处的贼军已经全部扫荡，但远方贼军奔突的忧患难以保证一定不会发生，于是留下两千多名士兵，分别驻守茶寮等险隘，其余士兵命令返回附近县城休息，等待两省军队夹攻、彻底消灭贼军之后，再行班师。出动士卒不过一万多人，费用不满三万两。一个月之间，俘获、斩杀六千多人，攻破巢穴八十四处，贼军首领被杀，残余人员一个不留。又请求在三县之间适中的地方设置崇义县，把小溪驿迁到大庾县城内，使其监督军队防守、遏制浰头。贼首池大鬓等听说横水各巢都已被攻破，开始害怕官军继续进剿，于是派他的弟弟池仲安等率领老弱二百多人到军门投降。他们随众人一道表示愿意立功，实际上是想拖延官军，窥探虚实，伺机作为内应。王守仁预先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于是假装答应他们。等到进攻桶冈时，让他们率领部众在上新地截断道路，使他们远离归路。十一月，池大鬓等听说又攻破了桷冈，更加害怕，准备作战和防守。王守仁派人赏赐各位酋长牛肉和酒，以察看他们的变故。贼军估计无法隐瞒，便谎称龙川新民卢珂等人将要袭击他们，因此暗中加强防备，并不是防备官兵。他也假装相信这番话，因而又假装恼怒卢珂等人擅自用兵、结仇杀人，发檄文到龙川查明事实，同时催促砍伐树木、开通道路，准备率兵返回浰头，取道前去征讨他们。贼军听说后，又高兴又害怕。卢珂、郑志高、陈英都是龙川旧日招募来的新民，拥有三千多人，受到池大鬓胁迫，而这三人又特别忌恨池大鬓，于是前来报告变故，说池大鬓擅自称号、设置官职，并拿伪造的授予卢珂等人的金龙霸王官爵印信前来投案。王守仁早已侦知此事，于是又假装发怒，不相信他们，便把卢珂锁押起来，同时派人秘密说明自己的意图。卢珂于是派人回去召集部众，等待时机发动。王守仁又派人前去劝告池大鬓，并暗中重金收买他亲信的二十名头目，秘密劝说他们，联合部下共一百八十人自行前来申诉，返回赣州。于是张设音乐，大宴将士，下令城中散处的士兵各自回乡务农，表示不再用兵。贼军都很高兴，于是放松了戒备。池大鬓等便对部众说：要想伸展自己，必须先暂时屈服；赣州的伎俩也必须亲自前往查破。于是率领部下四十人亲自到赣州。王守仁派人探知池大鬓已经上路，暗中先派人到所属各县约束军队，分设哨所，等候消息后再出发。又派人督促集合卢珂等人的军队一同到来，命所属官署依次准备羊肉和酒，每天犒劳池大鬓等人，以拖延他们返回的时间。正旦的第二天，又在厅堂设宴犒劳，预先埋伏甲士，引池大鬓进入，把他的党羽全部擒获。拿出卢珂等人所写的供状进行审讯，他们都认罪，于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斩杀了他们。夜里派人催促各县军队出发，约定初七日进入贼巢。各路哨兵都从各条道路进入，王守仁亲自率帐下官兵从龙南县沿水路直捣下浰大巢，与各路哨兵在三浰会合。此前，贼徒得到池大鬓的报告，以为赣州兵已经撤回，因而都放松了戒备，分散驻守各巢。这时突然听到官兵从四路同时进攻，都惊恐万分，分头出兵抵御，调集一千多名精锐据险设伏，并集中兵力在龙子岭迎敌。我军聚成三路冲击，彼此形成掎角之势向前推进，激战很久，贼军败退后又奋力反击数十合，终于攻克上、中、下三浰。各路哨官兵远远听说三浰大巢已经攻破，都奋勇一齐进攻，各处贼军溃败，于是进攻九连山。这时选拔七百多名精锐，都穿上缴获的贼军衣服，假装成败逃的人，趁着傍晚直接冲过贼军据守的崖下涧道。贼军以为是各巢败散的同党，都从崖下招呼他们，我军也假装应答，贼军疑惑而不敢攻击。等我军越过险地，便截断了贼军的后路。第二天贼军才知道那是我军，于是集中兵力冲击敌阵；我军已经占据险要，从上下两面攻击，贼军不能支撑。王守仁估计贼军必定溃败，预先命各路哨官兵在四面设伏等待，贼军果然暗中逃遁，官兵拦截攻击，把他们全部俘获。前后擒获、斩杀的首级数不清，俘获的男女、牛马、器械、兵仗和各种物资也无法计算。余党张仲全等二百多人，以及远近村寨中一时被贼军驱使、作恶时间不长的人，因形势穷困、计策用尽，聚集在九连谷口，呼号痛哭，诚心投降。王守仁派邢珣查验属实，酌情加以责罚和处置，登记他们的姓名、人数，把他们全部安置在白沙。他又察看各处险易，筹划设置县治和关隘，建立可以长久安定的防务，留下军队防守后返回。赣州百姓都手持香火，遮住道路前来迎接，为他建立生祠；又家家绘制他的画像，按时祭祀祈祷。上奏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允许。又因为龙川各处是山林险阻之地、盗贼聚集的地方，位于四县交界的缝隙之间，是三省政教未及的边余之地，人迹很少到达，其中连接福建、广东，贼巢反复出现，动辄凭借数百人据守，确实足以控制各路贼人的往来，堵塞奸邪盗贼的藏匿之处，于是请求在和平地方设置和平县治，以扼守其要害。

译又因为大贼首龚福全、高仲仁、李斌、吴防等拦路抢劫、杀害军民，攻打劫掠郡县，于是命令三省将官剿灭平定。上奏三省夹攻获胜的捷报，请朝廷论功行赏，升任右副都御史，荫封一个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撰写诏书加以奖勉。他恳切请求辞免，乞求以原职退休，温旨慰留。又上奏平定广东韶州府乐昌县等处贼军的捷报，按照旧例加升其子为本卫世袭副千户。在赣州虽然战乱纷扰，四方前来游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但讲学没有废止；又褒崇象山陆子的学说，以扶持正学。赣州人起初与贼军相通，风俗多么鄙陋粗野，于是建立保甲十家牌法，使人们的生产、出入都有记录；又实行乡约，教导和劝勉礼让；又亲自书写四章教诫，使家家户户都能明白，于是赣州风俗大为改变，赣州人多成为良善之民，勤学求道的君子也多起来了。十四年正月，再次上奏请求放归田里。当权者忌恨王守仁，想答应他的请求；王琼预先知道宁王宸濠必将发动变乱，一天召见属下主事应典说：‘我把王某放在江西，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难道只是为了对付溪洞的贼人吗？如果发生其他变故，没有便宜行事的敕书和旗牌，将用什么来处置？’ 当时福建有军人进贵等人的变乱，王琼说：‘这是小事，不值得劳烦王某；只是借此把便宜行事的敕书牵留在他手中，以等待其他变故罢了。’于是让我替他拟写一道题本。题本写成后，备具题本，颁下敕书给王守仁说：‘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勾结众人谋反，特命你暂时前往当地，会同查访议处，上奏后裁决。’当时宁王宸濠暗中图谋不轨，也已经有多年了。一天，他命安福举人刘养正前去劝说王守仁：‘宁王尊师重道，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资质，想跟随您讲明正学。’王守仁笑着说：‘殿下能够舍弃王爵吗？’随后又命门人冀元亨先去同宁王讲学，探察他是否真诚。冀元亨与他交谈时发现言语相互矛盾，宁王发怒，把他遣回，并暗中派人想在路上杀死他，但没有成功。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从赣州前往福建查办事务，十五日到达丰城县境，典史鄞人报告宁王反叛的情况。随后知县顾佖也详细报告了此事。王守仁估计自己孤军仓促上路，兵力尚未集结，难以立即勤王，于是急忙想逆流而上赶往吉安。此时南风正盛，船夫听说宸濠派一千多人来劫持，害怕不敢开船，于是以逆流无风为借口。王守仁暗中在船中祷告，发誓以死报国。不久，北风大作，船夫仍然不肯开船，王守仁拔剑割下他的耳朵，于是船才开行。傍晚时估计船势不能前进，便暗中寻找渔船，换上渔民服装乘船前行，只留下部下一人穿着自己的官服留在原船中。宁王的士兵果然侵犯原船，见王守仁不在，想杀掉那个替身，有人说：‘杀他有什么用？’于是放弃了，因此没有追上王守仁。这天夜里到达临江，知府戴德孺非常高兴，把王守仁留在城中筹划，并说：‘临江位于大江边，靠近省城，又正处于交通要冲，不如吉安合适。’又用三条路线筹划说：‘宁王如果从上路出发，直奔京师，出其不意，国家就危险了；如果从中路出发，就会奔向南京，大江南北也都会受害；如果从下路出发，只占据江西省城，那么勤王之事还容易办理。’走到中途，担心宁王很快出兵，于是制造间谍，假称奉朝廷秘密命令，预先知道宁王府将要反叛，命两广、湖襄都御史杨旦、秦金以及两京兵部各自命将出师，暗中埋伏在险要地方，等待宁王府军队到来后袭击消灭。又选取几个优伶，每人给数百金，使他们足以保全家人，命他们到伏兵所在之处，迅速报告宁王军队秘密出发的日期。把公文分别缝藏在夹衣的棉絮中，将要出发时，又逮捕了伪太师李士实的家属。王守仁命人在船尾让他们故意窥见自己，随即假装发怒，把他们牵到船上游，处以斩刑。不久又故意放走他们，让他们奔跑回去报告。宸濠的侦察人员捕获了这些优伶，果然从夹衣棉絮中搜出了公文，于是产生疑虑，不敢出发。十八日到达吉安，知府伍文定非常高兴，军民都在道路两旁拦迎呼喊，王守仁进城安抚他们。他两次上奏报告变乱，请求命将征讨，以解救东南危急的局势。奏章送到朝廷后，王琼在朝中扬言：‘王某在南赣，一定能够擒获宁王。不久就会有捷报送到；但如果朝廷不命将出师，就无法壮大他的军威。’当时宁王豢养死士二万人，招诱四方盗贼首领也有上万人。起事那天，又驱使他的卫队党羽和被胁迫跟随的人，另有六七万人，暴虐的气焰十分嚣张。王守仁带着一百多名随从退守吉安，遥相牵制，筹划作战。远近军民都被宁王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在道路上只敢以目示意，没有人敢出声。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琏等人，调集军民、兵丁和快手，招募四方前来报效的义勇，筹划应战，拨留钱粮供给粮食和赏赐，制造军器和战船。上奏请求留下差回任御史谢源、伍希儒，分担职务；约请致仕的右副都御史王懋忠养病，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侨居丧，御史张鳌山赴部调用，佥事刘蓝因侍奉亲人，进士郭持平退休，副使刘逊、参政黄绣闲居；知府刘昭等人相互激励忠义，晓谕祸福。各项调度已经确定，便向远近发布檄文，宣扬朝廷仁德，揭露宸濠的罪恶。宸濠开始察觉自己被王守仁欺骗，急忙想率兵出动。王守仁说：‘仓促冲击他的锋芒，攻打他已有防备的地方，都不是可行的计策。’于是先显示出自己固守不出的样子，一定要等他出兵后再尾随谋取。应当先收复省城，捣毁他的巢穴；他听说后一定会回兵救援，我们便出兵拦截攻击他，这才是全胜的计策。宸濠果然派人探听王守仁没有出兵，便先派兵出发，驻扎在南康、九江一带，自己留在省城防备王守仁。七月初二日，宸濠又派人探知王守仁的军队果然没有出动，于是留下万余兵力，交给他的亲信宗室、仪宾、内官以及伪都督、都指挥等官员守卫省城，自己率兵向安庆进发。王守仁知道他已经出兵，便急忙催促各府军队，约定本月十五日在临江樟树镇会合，亲自督率伍文定等军沿直路南下。于是知府戴德孺率兵从临江赶来，知府徐琏率兵从袁州赶来，知府邢珣率兵从赣州赶来，通判胡尧元、童琦率兵从瑞州赶来；通判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也各自率兵前来会合。十八日到达丰城，分布哨道，命伍文定攻打广润门，邢珣攻打顺化门，徐琏攻打惠民门，戴德孺攻打永和门，胡尧元、童琦攻打章江门，李美攻打德胜门，都指挥余恩攻打进贤门。

译谈储、王暐、李楫、王天与、王冕等人各自率领军队，乘七座城门出现破绽之机，从侧面夹击，以助长攻城的声势。又探知宸濠在新旧坟场埋伏了一千多名士兵，准备援救省城。于是派奉新知县刘守绪、典史徐诚率四百人从小路乘夜袭击并击破伏兵，以动摇城中人心。十九日在市汊誓师，同时重申朝廷的威势，再次揭露宸濠的罪恶，约定各将第一次击鼓便逼近城下，第二次击鼓便登城，第三次击鼓还不能攻克便杀其部伍，第四次击鼓还不能攻克便斩其将领。誓言一经宣布，众人无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踊跃激奋。傍晚开始出发。二十日黎明，各路到达指定地点，城中的防备十分严密，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机括和毒药等器械无不齐备。等到我军已经攻破新旧坟场，败溃的士兵都奔回城中报告。城中听说我军从四面突然集结，无不震惊恐惧。我军呼喊着一齐进攻，架梯、系绳登城；城中守军倒戈逃跑，于是攻破城池，擒获守居宜春王朱拱樤和伪太监万锐等一千多人。宫中眷属放火自焚，火势延烧居民房屋，王守仁命各官分路救火，安抚平定居民，释放被胁从的人，封闭宁王府库，搜出原来收存的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那些被胁从的布政使胡廉、参政刘斐、参议许效廉、副使唐锦、佥事赖凤、都指挥王玘，都从江西上奏捷报。王守仁仍然分兵四路追击。当时宸濠进攻安庆还没有攻下，亲自督促士兵运土填壕，约定一定要攻克。等听说我军到达丰城，大为恐惧，立即想乘船返回。李士实阻止并劝他说，必须径直前往南京，只要登上大宝，江西自然会服从。宸濠没有答应，第二天便解除对安庆的包围，调兵停泊在阮子江，商议返回救援。此前我军到达丰城时，众人商议安庆被围，应当率兵直趋安庆。王守仁认为九江、南康都已经被贼军占据，而南昌城中有数万军民，其中精悍士兵也有一万多人，粮食财货充足。如果我军抵达安庆，贼军一定会回兵死战，安庆的军队只能勉强自守，必定不能在湖中援助我军；南昌的军队会截断我军粮道，九江、南康的贼军又会合势从四面骚扰追击。远方的援兵也不可指望，事情就难以谋划了。如今我军突然集结，先声所及，城中必定已经震慑，因此应当合力迅速进攻，城势一定能够攻下。南昌已经攻破，贼军先已胆寒，夺去气势，失掉根本，他们一定会回去救援；这样安庆之围就可以解除，宸濠也可以坐等擒获。事情果然如王守仁所料。等到商议抵御宸濠的办法时，众人都说应当收拢军队进入城中，坚守城池，等待四方援兵。只有王守仁认为应当先派精锐士卒出击，乘贼军懈怠回师之时迎头掩击，先挫败其锋芒，各路将领就会不战而自行溃散。这就是所说的先发制人，先夺取对方的气势；攻击敌人的弱点，坚固之处也会因弱点而变得不坚固。当天，抚州知府陈槐也率兵到达，王守仁派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共同率领五百精兵，分路并进，攻击贼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宸濠也先派一千多名精悍士兵从小路出动，想出其不意攻取省城，双方偶然在某处相遇，于是交战，我军失利。战报传来，王守仁十分愤怒，想按军法斩杀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琏等人的首级，便亲自率兵参战。有人认为敌军锋芒正盛，如果立即斩杀他们的首领，军队没有统领便会混乱，不如等待各军奋发努力，以图后续建功。第二天，各将率兵拼死作战，大败贼军。又派余恩率四百人往来于湖上，引诱贼军出动。陈槐、胡尧元、童琦、谈储、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人各率一百多人，从四面布置疑兵，设下伏兵等待伍文定等军交战，然后从四面合击。各项部署确定后，大力赈济城中的军民。王守仁担心宗室、郡王、将军可能充当内应、引发变故，亲自安慰晓谕他们，使他们安心；又发布告示：凡是被胁从的人一概不追究，即使曾经接受贼军官爵、后来能够逃回归顺的，也免除死罪；能够斩杀贼徒前来投降的，都给予赏赐。让城内外居民和乡间向导从四面传布这些话，以瓦解宁王的党羽。二十三日，宸濠的先锋已经到达樵舍，船帆遮蔽江面，前后绵延数十里。王守仁于是分别督率各路军队乘夜前进，命伍文定率正兵迎击正面，余恩跟在后面，邢珣率兵绕到贼军背后，徐琏、戴德孺张开两翼分散贼军势力。二十四日早晨，贼军击鼓呐喊，乘着风势前进，逼近黄家渡，气势十分骄横。伍文定、余恩的军队假装败退来引诱他们，贼军争相前进追逐利益，前后队伍彼此不能相接。邢珣的军队从后面横向攻击，直接穿过贼军中部，贼军败走。伍文定、余恩督兵追击，徐琏、戴德孺合兵从两面夹攻，呼喊声四起，贼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大败，奔逃十多里，被擒获、斩杀二千多级，落水死亡的有数万人。贼军声势大为受挫，退兵据守八字脑，士兵渐渐逃散。宸濠震惊恐惧，亲自激励将士，赏赐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每人千金，受伤的赏银一百两，并调出九江、南康守城的军队来增援。当天，建昌知府曾璵率兵到达。王守仁认为九江不攻破，湖广军队终究不敢越过九江来援助我军；南康不收复，我军也不能越过南康追击贼军。于是派知府陈槐率四百人，会合饶州知府林珹的军队，乘机攻打九江；派知府曾璵率四百人，会合广信知府周朝佐的军队，乘机攻取南康。二十五日，贼军再次集中兵力、气势旺盛地挑战，当时风势不利，我军稍稍后退，死了几十人。王守仁急忙命人斩杀首先退却的人，知府伍文定等人站在铳炮之间，火焰烧焦了胡须，也不敢后退，奋力督促各军拼死前进。炮弹打中宁王的船，宁王退走，于是贼军大败，被擒获、斩杀二千多级，溺水死亡的数也数不清。贼军再次退兵据守樵舍，把船连接成方阵，拿出全部金银赏赐士兵。王守仁于是连夜督促伍文定等人准备火攻器具，邢珣攻击左翼，徐琏、戴德孺攻击右翼，余恩等各官分兵四面埋伏，约定火起后合力进攻。二十六日，宁王正在朝见群臣，拘集所擒获的三司官员，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拼死效力、坐看成败，准备把他们带出去斩杀，争论还没有决定，我军已经奋力从四面合围攻击。

译火势烧到宁王的副船，众人于是奔逃四散。宁王与妃嫔哭泣告别，妃嫔和宫人都投水而死。我军于是擒获宁王以及他的世子、郡王、将军、仪宾，还有伪太师、国师李士实、刘养正、元帅、参赞、尚书、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员数百人。被擒获的胁从官员有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潘鹏、参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昂等；又擒获、斩杀贼党三千多级，落水死亡的大约三万多人。他们抛弃的衣甲、器械、兵仗、财物以及漂浮的尸体堆积横陈，仿佛连成了沙洲。其余贼军乘数百艘船四散逃溃，王守仁又派官员分路追剿，不让他们逃入其他地方留下祸患。二十七日，在樵舍追上他们，在吴城把他们大败，又再次击破，擒获、斩杀一千多级，落水死亡的几乎全部。宸濠被擒后，众人把他带来见王守仁，他喊道：‘王先生，我愿意把所有卫队都削除，降为平民，可以吗？’王守仁回答：‘国家有法律在。’于是命令把他送到囚禁之处。王守仁擒获宸濠后，想派人押送俘虏献于朝廷，又担心余党在沿途暗中发动，于是想亲自押解到京城。王守仁因而在吉安上奏，请求命将出师。朝廷派安边伯许泰为总督军务、充总兵官，平虏伯江彬为提督等官，左都督刘翚为总兵官，太监张忠为提督军务，张永为提督、参画机密军务，并负责查勘宸濠谋反的事情以及清查库藏、宫眷等事；又派太监魏彬为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宪负责督理粮饷，前往江西征讨。走到中途听到捷报，他们打算夺取功劳，便暗中请求皇帝亲自出征。皇帝于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前往江西亲征。朝廷大臣极力劝谏，皇帝不听，有人因此被杖打而死。江彬、许泰、刘翚、张忠、张永、魏彬等先率军沿大江而来，进入城中居住，人马挤满街巷，甚至无法通行。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诬陷王守仁起初与宸濠同谋反叛，只因看到天兵突然来到征讨，才擒获宸濠以脱罪，还想把王守仁一并擒获，作为自己的功劳。王守仁对官军慰劳格外优厚，病者为他们请医用药，死者替他们置办棺木收殓；有时亲自安抚众人，官军心中都很喜悦。起初会见江彬等人时，他们都在旁边设席，请王守仁入座；王守仁便假装不知，坐在上席，把旁边的席位移到下方让江彬等人坐。江彬等人因此怀恨，出言讥讽王守仁。王守仁用日常交往的礼节和事理向他们说明，左右的人都替王守仁解围，于是他们无话可说。王守仁并不是争一个座位，而是担心一旦接受他们的节制，所有事务都将听从他们，事情便无法办理。他又想把宸濠安置在湖中，等皇帝到来后列阵擒获，再上奏报捷、论功行赏。王守仁最终从南昌出发，多次派人追赶到广信，皇帝仍不听从。他戴着星光赶往玉山，估计皇帝一行将要越过草萍上路，极力劝阻，并认为宸濠觊觎神器、暗中谋划已久，招纳叛逃者，探听京城动静，没有一天停止活动，广泛布置奸细。臣下上奏揭露他的罪状，一百件中也未必有一件能送达皇帝。宸濠开始谋反时，早已预料皇帝一定会亲自出征，因此预先在沿途埋伏奸党，谋划效法博浪、荆轲之事。如今叛逆还没有走远就已经被擒获，按法律应当押解到京城，以彰显皇帝讨伐叛逆的威严。若交给部下各官押解，又担心原先暗中布置的人乘机发动，或造成意外祸患，我即使死了也会留下遗憾。何况平定贼乱、献俘，本来就是国家常典，也是臣子的职责。我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率领随行官军，把宸濠以及宫眷、罪情严重的逆贼人犯押解赴京。走到广信，听说上奏请求皇帝亲征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到达杭州后，对张永说：‘江西百姓长久遭受宸濠的毒害，经历大乱，接着又遭旱灾，困苦已经到了极点，一定会逃入山谷聚集作乱，奸党也会群起响应，形成土崩之势。’ 等这种局面形成后再出兵平定，不是很难吗？张永深以为然，过了一会儿说：‘我这次出来，是因为君王身边的群小想调动军队，我只是顺势辅助他们，并不是想掩盖你的功劳，只是顺应天意，事情还可以挽回。万一贸然违逆他们，只会激怒群小，对大事有什么帮助？’王守仁这才深信他，于是把宸濠交给了张永。王守仁又上奏捷报，说宸濠图谋不轨已经超过十二年，如今在十几天、一个月之间就攻克坚城，擒获首恶，这些全都是钦差总督的威德和指示方略所造成的，因此把功劳归给总督衙门，以阻止皇帝继续前往江西。王守仁称病住在净慈寺。张永在皇帝面前详细说明王守仁尽心报国的忠诚和功劳，以及江彬等人想加害他的意图。后来江彬等果然诬陷王守仁不忠于君主、想要叛乱，皇帝不相信；他们又说：‘如果这也不信，就试着召他来，他一定不会来，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不忠于君主了。’皇帝于是召见王守仁，王守仁立即赶往南京龙江关准备进见，江忠等人都很失意，又从中阻挠，使他不能进见。王守仁于是戴着纶巾、穿着野服进入九华山。张永听说后，又极力向皇帝说明：‘王守仁实在是忠臣，如今听说众人想争功，便打算连官职也不要，进山修道。’因此皇帝更加相信王守仁的忠诚。王守仁又回到江西处理政务，江西人都在家中绘制他的画像，按时祭祀报恩，和赣州人一样。十五年闰八月四日，王守仁上奏请求回乡省亲安葬，奉到敕令说：‘王守仁奉命巡视福建，行至丰城，一听说宸濠反叛，便忠愤激烈，立即倡导、率领当地官员起兵集合义兵，共同谋划剿杀，气节值得嘉奖。此前已经有敕令命他督兵讨贼，同时巡抚江西地方；他所奏请的省亲之事，等贼军平定后再来说明，所以仍然领巡抚事务。’江西军队遭受损失之后，宗室和百姓凋敝得十分严重，官府衙门、居民房屋几乎全被烧毁。王守仁为此赈济、抚恤、安慰、安定百姓，上奏请求免除租税。又把城中没收的官房以及宸濠违制建造的宫室和拆毁的各衙门，全部改修为官署。宸濠侵占夺取民间的田地、山塘、房屋，便遵照诏书归还原来的业主；其余按照当时的估价变卖，所得银两收归官府，先全部拨出补充南新二县兑给淮安军队、京军的折银和粮米，以及王府的禄米；剩余的余款收入布政司储存，以备紧急之用。这年三月，武宗皇帝驾崩，今上皇帝登极，特意颁下玺书说：‘你过去能够剿平叛乱贼军、安定地方，朝廷实行新政之初，特意召你任用。敕书到达后，你可以乘驿马迅速进京，不得拖延超过二十日。’王守仁乘驿马起程，却被辅臣忌恨，暗中指使科道官员上奏，认为朝廷实行新政，武宗时期国家军费支出浩繁，不宜召用。

译关于宴赏的事情，王守仁走到半途便返回，路过钱塘时，上奏请求取道回乡省亲，皇帝下诏说‘可以’，并升任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又上奏辞免，皇帝的慰留更加殷切。这年十二月，兵部以捷报之事上奏，商议封王守仁为伯爵，赐给诰券，子孙世世代代承袭，赐敕书并派官员奖劳慰谕，赐给银币，赏赐羊酒。于是封王守仁为新建伯，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每年支取禄米一千石，三代以及妻子一并追封。王守仁屡次上奏辞免，希望朝廷把恩赏普遍施加给报效的诸臣。又极力说明举人冀元亨因劝说宸濠反叛，被奸党构陷入狱，因忠诚而遭受祸害，为贼军报仇，心怀冤屈怨恨；他愿意把自己的官职全部削除，把情况转告冀元亨，以减轻这种痛苦。此前冀元亨在狱中，他又移文咨送六部，为他申诉冤情；等冀元亨死后，又移文湖广两司，优恤他的家属。正德元年，他遭逢父亲海日翁的丧事，四方前来游学、拜访他的人更加多了。科道官员迎合当权者的意图，以伪学罪名弹劾他。服丧期满后，辅臣忌惮王守仁才高望重，六年之中没有召用他。御史石金等人交相上奏推荐，礼部尚书席公书上奏特别推荐王守仁和石淙杨公，说：‘我出生在杨一清之前，见过一个人叫杨一清；我出生在王守仁之后，又见过一个人叫王守仁。’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丁亥年，田州土知府岑猛发动叛乱，提督都御史姚镆不能成功平定。张公孚敬拉着桂公萼一起推荐王守仁，桂公不得已勉强同意推荐，皇帝下达允准的敕令，兵部奉钦命派官员持檄文授予王守仁总制军务之职，督同都御史姚镆查勘处置当地事务。王守仁上奏辞免，举荐尚书胡世宁、李承勋代替自己，皇帝不准许。皇帝对杨一清说：‘如果姚镆不离任，王守仁决不会来。’于是命姚镆退休，又下敕催促王守仁赴任，敕令说：‘你见识敏锐、才干高强，忠诚而能以国家为重。如今两广事务繁多，正要借重你的威望安抚平定地方，以宽解我对南方的忧虑。姚镆已经退休了，你应当星夜前往，节制各司，调度军马，安抚、剿灭贼寇，安定军民，不要再迟疑推诿，以辜负我的期望。’又派官员带着驿站的马匹和文书前往，敦促他赴任办理事务，兵部知道此事。当时我任光禄寺少卿，上奏论述江西军功以及推荐王守仁的才德足以担任辅弼，皇帝很高兴，亲自书写御批并把奏章交给内阁商议。杨一清忌惮王守仁入阁与自己同列，于是同张孚敬写下揭帖回答说：‘王守仁的才干固然可以任用，但他喜欢穿古代衣冠，喜欢谈论新学，人们颇以此认为他与众不同，不宜入阁，不过可以任用为兵部尚书。’桂萼知道后，便大怒，辱骂我，又暗中进呈揭帖，迎合皇帝的心意诋毁王守仁，于是事情被阻止。王守仁于是扶病到任，沿途访问各地士大夫，询问过往行旅的人，大家都说岑猛父子固然有应当诛杀的罪过，但他们之所以作乱，都是因为当事官员不能推诚相待、安抚他们，才导致这样的结果。王守仁上奏谢恩，极力说明造成乱事的原因以及平定恢复的办法。十二月，杨一清与桂萼谋划，担心事情办完后王守仁回京复命、再见到皇帝，我和张孚敬又向皇帝推荐他，认为皇帝一定会留下任用他。又上奏请求命王守仁兼理巡抚，奉到圣旨：‘王守仁暂时兼理巡抚两广等处地方。’将敕书写好并送给他，王守仁又极力上奏辞免，举荐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代替自己，皇帝不准许。他提出的意见大致是：进兵征剿的弊害有十条，停止用兵而实行安抚的好处有十条，以及二幸四毁的弊端。此时布政使林富、纪功御史石金都认为他说得对。到达南宁府后，王守仁下令全部撤回调集来防守的军队，几天之内解散返回的有数万多人；湖广军队有几千人，因为道路阻隔而且遥远，不容易立即返回，便仍让他们分别留驻南宁、宾州，解下兵器休养，等待时机再出动。起初，思恩、田州二府的土民首领卢苏、王受等人听说王守仁到来，知道他并没有一定要杀戮他们的心意，都产生了投降求生的念头，日夜盼望，只怕王守仁来得不够快。王守仁到达后，他们又看到防守的军队全部撤走，投降求生的念头更加坚定，于是派头目黄富等十多人先到军门申诉。王守仁向他们说明朝廷的威信，又为他们指明重新获得生路的道路。第二天，卢苏、王受等人都把头发束成囚犯的样子，自己捆绑起来，各自带着数百名头目前来拜见，号哭哀告。王守仁又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恩德，把卢苏押到军门前，各打了一百杖。众人都异口同声叩头替他请求免死，王守仁于是解开他的绑缚，说：‘今天宽免你一死，是朝廷好生之仁；杖责你一百下，是我们这些人臣奉行法令的义务。’于是众人都叩头，心悦诚服。王守仁随即到他们的营地安抚平定其余部众，没有人不感动流泪、欢呼雀跃，感念恩德，发誓以死报答，杀贼立功来赎清以前的罪过。王守仁又告诉他们：‘朝廷只希望保全你们的性命。如今你们正是前来投降求生，怎么忍心又驱使你们到刀兵之下？你们逃亡很久，家业已经毁坏，应该赶快回去修复家庭，及时耕种，恢复生计。至于各处盗贼，自有军门处置，不需要你们去剿灭；等你们的家事稍稍安定，再慢慢调发你们。’ 于是众人又都感动得流泪欢呼。便委派布政林冨、总兵官张祐分头前往安抚，督促各人回去恢复旧业。随后上奏防务处置已经平定地方、谋求长久安定的办法：应仍旧设立土官以顺应当地人的心情，分封土目以分散他们的党羽，设置流官以控制其势力。仍认为土夷之心未必已经全部取得信任，而深山偏僻地方或许还有隐情，于是又遍历田州、思恩的村落，经营修治其城堡，并据此提出处理办法，向各位首领询问，众人都认为好；又向父老子弟询问，也都认为好。然后相信这些办法可以长久施行，反复斟酌措辞，互相交换意见，请求田州仍立岑氏后人为土官知州，以顺应土夷之情；特设流官知府，以控制土官的势力；分别设置土官巡检，以分散各夷的党羽。又认为田州既已设置流官，应该把府名改为田宁，大概是取自“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的歌谣。至于思恩，岑濬的后代已经断绝，不必再设置土官。又巡视考察断藤峡各处的猺贼：上面连接八寨，下面通到仙台、花相等洞，连结着数十余处巢穴，盘踞三百余里，彼此互相呼应，聚集在险要之处抢劫。

译郡县发檄文召集参将张经、防同守巡各官商议，于是命浔州卫指挥马文瑞、永顺统兵宣慰彭明辅之子彭宗舜、保靖统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卫指挥彭飞等分兵布置哨所：让永顺土兵进剿牛肠等贼巢，保靖土兵进剿六寺等贼巢。此前，贼首探知公驻扎在南宁，久无征剿的消息，又不见调兵集粮，便都松懈下来，不以为意。到这时突然遭到官兵四面围攻，仓皇失措，官兵擒获、斩杀贼首及其党羽很多，其余贼人败退，又占据仙女大山。我军追击包围防大缘崖，仰攻上去，再次大败他们，乘胜攻破油▯、石壁、大陂等巢穴，其余贼人逃到断藤峡横石江边。我军追击甚急，争相渡江，溺死者无法计数；斩杀、俘获首领和部众，俘获男女、牛畜、器械等，数不胜数。军队返回驻扎浔州府，又进剿仙台各贼巢，各军官吏分别率领永顺、保靖的壮兵争先冲入敌阵，贼人又大败，逃进永安边界的立山，凭险筑寨。于是抽调指挥王良辅以及土目兵彭恺等分路并进，四面仰攻，贼人败散。命林冨、张祐分头秘密调集各土目兵卢苏、王受等分路进剿，前后生擒、斩获并俘获男女、牲畜、器械，几乎全部缴获。以八寨之地占据要害，打算迁移设置卫所来控制各蛮族；又在三里设置县，彼此相互联络，亲自前往察看思恩府的基址，规划确定卫所、县治的规制。南丹卫偏处广西最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原人能够居住的，于是迁移修筑到周安堡，处在八寨之中，以阻扼道路要冲；这样柳庆各处的贼人不必征剿，也将全部归顺服从教化。思恩旧址在寨城山中，还要翻越数十余里高山，于是命令迁到荒田地方，在四野宽广平衍之处，绘制地图、设立里甲，用汉法治理武缘一带的民众，使夷夏和睦，公私都便利。把凤化县治迁到虞乡，修建官署，隶属于思恩；在宣化、思龙地方增设流官县治，这些都是保卫治安、安抚百姓的重要措施。在五屯增筑守镇城堡，以壮大声威、设置险阻；仍选取协守各兵和附近土寨中有智谋、忠勇的一名官员，委以重任并专门责成他，使其训练、抚慰部众；命令参将、兵备等官员时常到那里经营整顿、振作军民，那么贼人的势力自然会被摧毁。将思恩、田州分别设置九个土巡检司，各自任用当地众人信服的土目管理，分条防守，上奏请求裁定。奉诏王守仁受命提督军务，到任不久，便能够推诚相待、宣扬恩德，处置得当，使叛乱的夷人畏惧归服，率众投降，停止用兵，使百姓得到安息，奇功值得嘉奖。于是书写敕书，派行人携带前去奖励；另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由布政司买办羊酒送去使用。九月八日，行人冯恩携敕书到达广城。当时公已经卧病一个多月，扶病上奏谢恩，但病势日益严重，仍然勉强支撑处理政务。十五岁时，他曾在梦中得到一句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到这时船行至乌蛮滩，船夫指着说：“这里是伏波庙前的滩。”公惊讶地登岸拜谒，情景正如梦中所见，于是吟诵梦中诗句，感叹人生的行止遭际不能相合。十月初十日，又上奏请求退休就医养病，并推荐林冨代替自己。又过一个月，才班师到达大庾岭，他对布政使王公大用说：“你知道孔明为什么把事情托付给姜维吗？”大用于是领兵护送公，为办理后事作准备。二十九日到达南康县，公将要咽气，家童问他有什么嘱托，公说：“没有别的挂念，只是平生所学刚刚领会到几分，还不能和我的同道一起完成，这是可恨的事。” 于是去世，灵柩抬到南安府公馆入殓。经过南赣时，即使是深山穷谷，男女老幼也都穿着丧服，匍匐悲哀地迎接。仿佛父母去世一样，凡是经过江西各地道路的人，没有不流泪的。讣告传到后，桂公蕚想借公请求养病的奏疏，参劾驳斥以陷害公，命有关官司隐瞒不奏，便参劾公擅自离开职守，以及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时恩威倒置；又诬称他擒获濠州军队的功劳有冒领滥报之嫌，请求命众官会审。此前，张公孚敬看到公处置岑猛诸子以及卢苏、王受都很得当，征剿八寨也有办法，奏疏送达后十分高兴，极力称赞，说自己有知人之明；又述说在南京时与公谈话，恳切表达想任用公的意思：“我今天才知道王公是无人能及的，应该推荐给朝廷，召来任辅弼，共同成就天下的治理。”桂公、杨公听说后都很不高兴，于是唆使锦衣卫都指挥聂能迁诬奏公用金银百万托我送给张公，所以张公才推荐公到两广。我上奏辨明这是诬陷，奉诏黄绾的学问品行、才能见识众所共知，王守仁功劳高、声望隆，舆论都推重他；聂能迁这个人捏造言词妄加奏告，伤害正直之士。都察院便按照前诏严加审问，务必追究替他代写奏词以及帮助奸恶之人的罪犯。黄绾安心供职，不必因为避嫌而辞职退避；将能迁下狱，杖打至死。当时我任詹事，桂公、杨公谋划要陷害公，担心我在朝中，恰逢南京礼部侍郎有空缺，便推举我补任。第二年春天，皇上将要出郊，桂公秘密写好揭帖，奏报如此这般，皇上于是准许了他的请求。众官会审，削去公世袭伯爵以及朝廷通常给予的恤典、赠谥，至今人们都为此遗憾。公天生资质超群，读书过目成诵；年轻时喜欢任侠，长大后喜爱词章，后来以圣贤之道为己任，认为圣人是一定可以学习达到的。他真心改过以去除自己的缺点，奋不顾身来担当天下的危难。对上，他想用自己的学问辅佐君主；对下，他想用自己的学问教化百姓，恳切希望人们共同归于善道，想以仁爱覆盖天下苍生。别人即使有旧怨深仇，他也一概置之不理；即使身处富贵，常有超脱尘俗、寄情烟霞的想法。看待抛弃千金与抛弃土石没有区别，粗粝的藜羹与珍贵的鼎食、华美的衣服与粗陋的布袍、高大的宅第与破旧的茅屋，在他看来也没有分别。这真是所谓天生的豪杰，挺然而独立于世，近古以来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配偶诸氏，是参议养和公讳某的女儿，没有生育，抚养族子正宪。诸氏去世后，续娶张氏，生有一子正亿，已聘我女为妻，仅过两周公便去世，于是正亿由我抚养。

译正亿因恩荫被授为国子生；孙子【缺】名承勋、承学【缺】；孙女五人。著作有《阳明集》《居夷集》《抚夷节略》《五经臆说》《大学古本旁注》，以及门人记录的《传习录》。从这些著作中所汇集的言论和诵习内容，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造诣了。濠州的变乱，大概不是一天形成的。他纵欲淫乱、奸诈暴虐，腥秽之事广为人知；杀害善良之人，剥削残害百姓，招纳逃亡和叛逆，诱引招致大盗；又招募四方骁勇之士，能用力防守城墙、推排关门的，部众有一万多人。还让党羽王春等人，分别携带数百万金银，制造奇巧器玩，贿赂结交内外大小臣僚。甚至有人上奏保举他仁孝，有人请求恢复他的护卫，有人请求补充他的官僚，还有人在各镇以及京畿内各处要地暗中安插亲信；又暗中把奸徒安置在沧州、淮扬、山东、河南之间。起事那天，号称十八万人，跟随他向东进军的，实际上有八九万人。如果没有公的忠义智勇，发誓不与贼人共存，怎么能在几个月内攻克坚城，擒获首恶，成就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呢？不仅如此，南赣等处的贼巢盘踞三省，延续数十年，像池大鬓一类人，都是勇力和机智超出常人的。如果不预先谋划除掉他们，那么宸濠一声号召，势必风从云集，乌合之众造成天下祸患，将会怎样呢？况且八寨为害，已经积累了几百年；思恩、田州的骚乱，也已经持续多年。如今一举除掉而使之安定，文武并用，处置谋划，都是长久的计划。可惜当权者忌恨公已经很深，南北的言官又都迎合风向奏劾，甚至平日一向喜爱公的人，在公成功之时，也从内心嫉恨他的才能。考察官员的那一年，他们迎合辅臣的意思，像邢珣、徐琏、陈槐、谢源等有功之人，都被罢黜。那么国家典制用来评议功劳和才能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呢？我把女儿许配给公的儿子，大概是怜悯他孤苦而抚养他。汪公鋐因为我进谏张公大同的征伐，认为应当分别善恶，不应玉石俱焚。张公发怒，汪公迎合他的意思，弹劾我回奏失实。属官邹守益认为我难以居于大臣之位，便把我调往边方任参政。幸赖圣明皇上恢复我的职务，汪公又奏论公是伪学，并指责我和公都是结党邪僻、不忠之人。我又上奏明确说明反对征伐大同的本意，也说明公的学术是忠于国家的，以及我怜悯公的儿子、许婚并带回抚养都是不得已。奏疏上呈后，又幸赖圣明皇上从陷阱中救出我，于是查明公和守益都是无辜的。唉！公既然一生困顿屈抑，到死还不能免于诬陷。那么公和我一生所期望的事业究竟会怎样，如今却都只到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天意和命运吗？可悲啊！正宪、正亿将在这一年仲冬十一日奉公的灵柩安葬在洪溪高村；他们为公编次世系、经历、功业和爵位，以及招致诽谤的原因，请求宗师撰写墓志铭，幸望怜悯他们，替他们写下这篇文字，以备日后太史氏采择，谨此记述。祭文 亲友祭文 礼部尚书石潭汪俊 公有豪杰的才干，经世治国的事业，处在险境而内心亨通，崇高的声望高高树立。功勋名声已经盛大，道德声誉也很隆重。“阳明”的称号，连行卒和儿童都知道；至于我们兄弟，与公结交最早。一起坐谈有时直到天明，还有什么幽深的道理没有探讨过？忽然被贬谪到万里之外，握手赠言，发誓要筑庐等待您，说烟云之间，公如今从东方来了。公说：“我没有什么快乐，快乐只在看见老朋友来，践履旧日的约定。”旗帜飘扬，流水绵延。公私事务都急迫忙乱，有时躺下，有时起身，于是重新订立约定：等我回来，回来后将从容地游山玩水。公已经奏凯，我便治理我的馆舍。忽然听到讣音，便拿着诏命返回。唉！公有大功劳，国史光辉灿烂；公有心学，传遍四方。公为什么去世？我为什么悲伤？交情还没有完成，公请饮下这杯祭酒。呜呼，悲哉！吏部尚书北原熊浃【南昌人】唉！公的安危，关系朝廷的轻重；公的进退，关系世道的升降；公的存亡，关系圣学的晦明。公活着时，士人如同从睡梦中醒来，百姓如同从醉态中清醒，官吏振兴循良的教化，将领懂得用仁义之兵，盗寇奸邪、叛逆之心不敢再萌发。譬如祥麟威凤，一旦出现在海岳之间，群鸟百兽都争相快意地观看、飞鸣。公去世后，士人迷失方向，百姓失去长城，官吏肆意施行贪残暴虐，将领没有纪律，残余的不法之徒在四方聚集横行。譬如山崩梁折，万物受害、百姓遭殃，只能徒劳奔走而不得安宁。从前江藩谋反，承蒙公举义兵，谈笑之间便清平了。如今才过了多少年，元凶大恶已经湮没无形，而公广大的恩惠厚重的德行仍然如同活着一样。正当公归来时，庆幸您开启鳣堂，敲响木铎传播教化，使斯文不至于断绝，希望它能够兴盛。还以为您再次出仕，将入朝执掌权衡，辅佐成就圣德，哪里料到您手持斧钺出征，却不能在朝廷站立一天，便飘然长逝。难道是厌恶浊世不可触犯，还是上天不肯留下您，使我们的百姓失去法度和榜样？即使如此，能够终结的只是公五十七年的生命；不能终结的，是与天地相始终的美名。豫章是公教化经过的地方，我们遥望灵柩，匍匐前往迎接，难道没有昭然感通来慰藉您的灵魂吗？实在不能因为天下人的悲哀，而夺去我们同道私下悼念公的感情。呜呼，悲哉！兵部尚书诚斋汪鋐 公擅长使国家显耀的文章，奋发具有匡正君主的气节，怀有希求成为圣人的心志，彰显讨伐叛逆的功烈，是一代英杰、万人中的豪杰；追随韩愈、范仲淹驰骋建功，又兼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教化事业。为什么栋梁忽然倾倒，台星骤然陨落，章水为之呜咽不流，楚地的云也愁苦地四面凝结？难道事物盛衰有一定的规律，还是造化本来无常？不能凭臆测断定。鋐冒昧继承公的职位，也只是遵循公的道路；蒙受公的深知厚爱，十分害怕连累公的明哲，不敢把公所不屑的事情当作自己所屑意的事。旅途中的灵柩摇摇而行，我捧着椒酒来进献祭奠；祭文还没有念完，已经自己招来无穷的哽咽。四川按察使胡东皋

译呜呼，悲哉！公难道可以去世吗？母亲太夫人，谁来奉养？遗留下的孤儿，谁来抚养成人？更大的方面说，圣明的尧舜般君主，正倚靠公做辅弼；四方还没有完全安定，正倚靠公神武的功绩来镇定；公难道忍心去世吗？又从更大的方面说，圣学不明，至今已有几千百年，依赖公的良知之学来昭示阐明；即使这是公独自领会的精微，也说明上天有意于这个时代和这些人，所以把先知先觉的责任托付给公。公的门人遍布天下，其中当然会有像颜回、闵子骞、曾参、端木赐那样的人，足以继承过去、开创未来，使公的学说流传不朽。然而公来不及亲眼看见自己的道在天下大明大行，公难道忍心去世吗？呜呼，悲哉！即使如此，功劳在社稷，道理在人心，文章在遗书。母亲年老，儿子年幼，还有两个兄弟【缺】可以依靠吗？况且为国事而死，公又有什么遗憾？我又怎能为生死之间而忧戚呢？只是相隔万里，不能握手长诀，亲自看着为您含殓、穿戴殓服，这是可恨之处。如今因军务上路，面对风举行一祭，以寄托我的悲哀；至于万分之一的私情，哪里有穷尽呢？徐玺 唉！先生有汲黯那样的正直，却不至于愚直；有张九龄那样的忠诚，却不至于谋略疏漏；有朱晦庵、陆象山读书穷理、颖悟直截的特点，而在存心致知方面又不偏废。正当他平定江左的大难时，浩然产生归隐之志，自认为已经得到所求。后来听说百粤发生动乱，便应召起身，履险如夷，功业及时建立，充分彰显了道德和威势。中途去世，灵柩由车载回。唉！先生难道只能止步于此吗？我的儿子说：“我爱受教于先生门下，先生爱护看重我，不只是把我当作亲友。我先先生十年去世，先生为我哭得很悲痛。谁说如今我哭先生，不能像先生哭我的儿子一样呢？”唉，痛哉！寿命长短是天命，生得顺遂、死得安然，我难道为先生遗憾吗？然而朝廷失去重臣，斯文失去宗主，幼子失去依靠。唉，痛哉！谨献上微薄祭品，姑且寄托深切的悲哀。愿灵魂明明不昧，鉴察这份永远的怀念。巡按御史储良材 唉！先生的功勋事业、文章声望、光荣遭遇，夫人知道，也能够说清，我还要再说什么呢？去年岁暮，灵柩来到南浦，良材等人一边祭奠一边奔走，老少都无处安置。想到道路上玉山经历草野，萍乡向东遥望会稽，那里是先生的故乡。漂泊的魂魄摇荡不定，希望能够安息。唉！死于异乡，是命数；归葬故丘，是仁厚。以命数任凭事情自然如此，以仁厚归于最恰当之处，这就是君子，还能再说什么呢？储良材 唉！濂洛诸儒相继逝去，斯道由此更加艰难。公开启断绝的学术，确实与中正之道相合。拨开蒙蔽，发现圣道，我知道孔子之道确实广大。文武兼备，使我四方安宁。四方既已同心，公便归返江东。儿童和冠者二三人，沐浴在融融春风中。岑氏贼寇不肯顺服，跳梁三十年。公来到这里，便收起弓箭。南方夷人终于建立功绩。公病情日益严重，众人的悲哀增加百倍。何况我们同道，小人无不悲痛。君子以谁为宗主？我们惭愧地举起黄酒，为天下悲恸。呜呼，悲哉！右副都御史王尧封 唉！先生凭借纯粹的资质、刚毅的气概、通达的才干、雄浑的文章和亲自体悟的学问，如今竟然已经去世了！当他抗击逆贼时，奸党便止息覆灭；讨伐叛乱宗藩时，天下便安定；教化猺獞时，边地夷人便归服。皇帝念及他的功勋，屡次赐予爵位，声名光彩盛大，簪缨世家显赫不衰。如今竟然已经去世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励精图治，要恢复唐虞般的治理，上天为什么这样快地夺走他，却不肯留下他共同辅佐完成大业呢？唉！苍天茫茫，实在难以相信。寒蝉在月下台阶边哀鸣，鸾凤沉没在山丘之间，蕙兰委顿于蔓草之中，薋葹却在道路旁繁茂。难道是感慨万物的运数不能与天道相齐吗？又能责怪谁呢？先生大概已经去了！尧封等人最终陈说祭辞，斟酒仿佛面对您的灵魂，久久留连。王暐 唉！先生排斥奸邪、触犯忌讳，忠诚足以称烈；遭受灾难而考验贞节，气节足以称甘；平定乱事、安靖戎夷，功劳足以称盛；修饰文辞、建立教化，文章足以称崇；防守谦逊、礼贤下士，德行足以称允；使明与诚合一，道足以彰显。忠诚足以名扬当世，却孤立、压倒、摇动了弄权的党羽；气节足以名扬当世，却夺去了循资固宠的习气；功劳足以名扬当世，为社稷奠定无疆的福祉；文章足以名扬当世，洗去了杜撰凿空的鄙陋；德行足以名扬当世，激发了凌驾高远、砥砺凌空的志向；道足以名扬当世，打破了支离偏曲的学说。这样说来，先生活着时，谁能说他的事业会随他一同存在；先生死去后，谁能说他的事业会随他一同消灭？如果有后来创作者，也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了吧！唉！先生…… 有关官署祭文 吉安府知府张汉等 唉！先生弘毅刚大，履险涉崎，忠孝文武兼备，成为学者的老师，承担尊崇正道、贬斥邪说的责任，功劳如同孟子；把知与行、动与静合而为一，道统传自子思。出师问罪，豫章的军阵堂堂正正；怀柔安抚，百粤的旌旗正正当当。正当南仲奏报春风般的胜利时，武侯却像星辰一样陨落；正当龙蛇遭逢康成之梦时，学者便兴起悲痛。六经的迷途，谁来指引？明堂的栋梁，谁来支撑？谁来做万里长城？谁能窥见一贯之道的藩篱？难道不是上天夺去了朝廷的杨绾，也夺去了我们同道的濂溪吗？汉等是晚辈末学，恭敬仰慕您的美盛光辉。何况庐陵是声望很高的郡县，是先生教化经过的旧邦；流传的风范余韵，正如先生这座山、门墙般令人仰望。沿姚江溯流而上，源流滚滚；遥望五岭，云气苍苍、树木森森。讣告传到螺浦，我们悲伤惶惑，只能使我们同道仰望先生德行和道范的心，寄托于虚无之乡。有椒浆祭奠，有眼泪纵横；面对长风拜祭，愿先生来享用这杯酒。南昌府儒学教授廖廷臣等 公以心学阐明圣道，在东南倡导学术；以义举兴兵，讨伐平定叛逆藩王。天子说要在都城接见，于是赐给公爵位，四方都仰慕公。公如泰山高岳，正要向东归来；江汉之间龙飞升天。正希望公辅佐君王，使道与时运一同兴盛，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这本来是公完全能够做到的。哪里料到百粤群丑在水泽边玩弄兵器，众人都说只有公才适合平定他们。公奉命南征，蛮方大为安定，经营谋划多年，劳瘁不息，接连上章请求归还。公的病于是加重，上天不肯留下他，这是斯文的不幸。唉！公的功业仿佛尚未完成，但公的道德难道会随生死而存亡吗？功业虽然会因此留存，建立的道统也不会因公去世而不显明，公没有遗憾了。玉山知县吕应阳

译呜呼，悲哉！铜柱标志着伏波将军的功勋，岘碑寄托着羊公的眼泪。呜呼，悲哉！明堂遗留下栋梁般的人物，稽山又归还了英灵般的气概。呜呼，悲哉！边疆停止了锁钥般的防守，士大夫失去了蓍龟般的依靠。消灭了我的哲人，难道是他自身劳瘁所致吗？应阳等私下曾经受到公言论的教益，只恨没有登门受教。我们来这里任官，听说当年叛逆藩王经过此地时曾说：“这是承受伊尹般豪杰奋起行义的地方，实在也是先生先声所到之处。否则，即使抽干西江的水，也不足以洗去数年战争的罪恶。”由此可见，公的恩泽遍及天下，西方百姓又因公而获得新生，世世代代都感念公的德。灵车从哪里来，令人疑惑又惊惧？如今我们号啕痛哭，从前却曾欢喜迎接。我献祭、奔走，愿以百身来报答公。公乘白云而去，希望您的灵魂神明洞察一切。而我平日内心明白的感受，仍然没有能够完全说出。门人祭文 顾应祥、顾应良 唉！夫子，难道上天怜悯世俗学术的卑陋，所以降生了这样一位真儒吗？为什么栽培得如此深厚？难道上天眷顾圣上中兴，所以降生了这样一位贤能辅佐吗？又为什么突然夺走他，使他不能长寿？唉！夫子，如今再也不能起而复生了！这条道、这些百姓，实在不幸！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尤其令我私下痛苦的是，精妙的道理再也听不到，像雨过天晴的月光、和煦春风般的风采再也见不到了！难道要使末学之人茫然无依，只能接受而不能传承吗？呜呼，悲哉！恭敬献上远方的祭品，封寄我们潸然的泪水。盛大的德行和事业，语言无法命名；极度的痛苦和深切的悲哀，文辞无法表达。黄宗明 自从道术在天下分裂，人们便不知道自己本有道术，忘却内在而追逐外在，夸耀繁多、争逐浮华，搜罗训诂，树立为世人瞩目的旗帜。孔孟远去，濂洛诸儒也相继逝去，难道没有豪杰吗？像草庐先生，到了晚年才有所觉悟，精力已经衰敝；金溪之学又成为世人的大忌。只有我的夫子，神采凛然奇异，少年时便卓然出众，思虑几乎通于鬼神，精识直达事物本源，广泛扫除支离，最终归于一贯。可怜我们这些人，他为我们开关启闭，提出良知之说，直截简易，不必反复推求，没有什么不包括具备的。顺从自己的良知，行为没有一件违背它。瑾扇惑乱言论，官府便把公完全牵连进去；公触犯危机，从容接受审理，被贬到蛮夷之地，艰难困苦也不能使他跌倒。汀州、赣州贼乱兴起，公掌握兵符，凶悍狡猾的贼人既已消灭，老幼百姓都欢呼。藩王声称作乱，海内忧惧，夫子倡导义举，一鼓作气便献上俘虏。岑氏制造祸乱，东南驿路骚扰，五六年间财物耗尽、士兵逃亡；公安抚治理他们，鞭打其豪强，事情处理恰合时机，他们畏惧威势而感怀恩德，拿出全部死力，携带粮食消灭贼人，建立了平定八寨的奇功，神武之略难以形容。十年间屡次受命为将，亲手统领重兵，人们说该休息了，他却奔驰劳碌没有安宁。先生再次来到那里，军中悄无声息，却在其间讲学，早晚不停；运筹决策，贼人便因谋略而平定。公出入两广，瘴疠损害身体，积累成病，途中去世。唉，痛哉！夫子的教诲，如同高悬的日月，正当人们仰望时，斯文却突然断绝。夫子的忠诚，功劳在于社稷；去世不久，诽谤便交相而来。世路险恶，人言容易讹传，命运又能怎样呢？忧患实在太多。我承受教诲已有十多年，奔走于危险道路，旧日学业已经荒废，辜负了您的教育，谁来承担这个过错？如今我发誓立志，从清晨起努力进学，直到晚上跪着祭奠，向苍天号哭；天亮后便赴任，谨敢附言告慰。呜呼，悲哉！魏良器 唉！先生竟然止步于此了吗？振兴千年断绝的学术，发明我们人人本有的良知，不必用心安排，也不用反复思索拟议；知道自己的柔弱，也知道自己的刚强；知道显明的，也知道隐微的；从根本上挽救人心，洗涤末学的支离。真如韩愈所说，功劳不在禹之下，能够堵塞百川而使它们向东流。假使上天多给先生一些年岁，使这条道大明于世，这个时代大概将会安详和乐。唉！难道说先生竟然止步于此了吗？壬、癸、甲、乙那些年间，我在会稽坐春风受教，先生携我到阳明山脚，在若耶溪泛舟，早晚徘徊，以针砭我的愚昧，指引我的迷误。罢了，罢了，如今再也不能这样了。唉！上天果真有意于这条道吗？为什么吝惜先生，不让他活到期颐之年？上天果真无意于这条道吗？那么还有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忘记先生的教诲，它的传承仍然可以期待。愿先生浩荡如在的英灵暗中护佑我们、默默帮助我们。唉！章江之水，浩浩荡荡地流，我已献上祭品，又敬献这杯酒。看见灵车已经启行，我内心悲怆而惶惶不安。应典 公的学问承接千圣相传的道统，阐明诸儒隐秘的道理；立言垂训，以良知为根本，以格物致知为功夫，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刊正末学的支离，订正二教的异同，统摄万殊而归于一贯。进可以使当时人觉悟，退可以使后世子孙受到教化。至于忠谏能够震动朝廷，功业能够铭刻鼎彝，文章能够刻在金石上，世间君子有的认为困难，对公来说却只是余事罢了。正当奉命南征，成为朝廷内外所倚赖之人时，为什么天命不能延长，竟然一朝之间便如云般凋落？典等受教多年，学业尚未完成便失去依靠，在江边悲痛等候，眼泪无法止住。唉！公虽然已经去世，精神还在上天；文章没有坠落于地，希望还能有所传承。手持椒兰来表达心意，指着江水发誓：愿我们谦逊自守，不辜负公，希望公的神灵降临享用这席祭筵。栾惠等 唉！天地孕育英秀，哲人降生；睿智间或出现，忠孝天性而成；多才多艺，是上天赋予的能力。精纯专一的学问，承继尧舜；以良知施教，如同从梦中醒来。四方为之风动，豪杰奋发兴起，像云一样聚集、像鱼一样相继而来，每天聚集在讲学的庭院。难道只是学习而已吗？他是国家的柱石，忠正耿直地立于朝廷，不避权贵叛逆，被贬逐到夷方，仍然从容自得。世俗的浮华不能损益他，正如玉藏山中而山增光，珠沉水底而光彩外溢。宸濠倡乱，人心恐惧，祸乱从宫墙内部发生，谁敢与之为敌？只有老师以威武之师，一鼓便使他丧胆。功业显著后，谗言也纷纷而来。老师却安闲自若，退下来自己谋生，荣辱毁誉都不留在心中。只是道理不能明白，内心便忧戚。于是竭力与我们几个人讲学，以风月为朋友，以山水为嗜好，鼓瑟弹琴，在旁边吟咏。天子圣明，旂常记载功绩。西方丑类横行，每天耗费千仓粮食，胜利尚未奏报，怎能忘记君主的忧虑？奉诏出征，顺应时机奋飞而往。既然承担重任，文德大为显扬；先声所到便安抚各地，张弓持矢以待，丑类纷纷来归，接连不断、洋洋盛盛。他们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侵犯了。”老师于是告诫说：“兵力只用来讨伐不守法的人，不杀投降者；你们归顺王化，我哪里会杀害你们？”

译回去修完你们的房屋，然后从事农桑。又有八寨，盗贼聚集成患，一旦遭受他们的毒害，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自开国以来，多次征讨都不能擒获，选将用兵，什么时候有过休息？留下的祸患不小，实在伤害国家根本。窥伺等待、暗中发动，时机已经迫近；老师忧虑百姓，不计较个人得失，询问谋划，众人意见一致，便权宜上奏。依靠神机妙算、随机应变，十天之内剿灭贼人；巢穴已经空了，创伤和残破也荡涤一空；招抚流离失所者，恢复他们的田地住宅。老师长远谋划，抱病安排，观察夷方情况，随顺风俗而因时改革，于是设置土官，分地授职，互相犬牙交错地制约，使其世代守护疆域。保甲已经严密，部伍已经整饬，统一由流官统辖，希望不再留下漏洞。又修明文教，使他们学习儒籍，改变夷族风俗，实在是美好的法则。像这样的哲人，国家应当因此有光；是苍生的父母，是后学的梯航，本应享有福祉、获得无疆寿命。为什么上天不怜悯他，竟让他死在瘴气弥漫的地方？为国事尽忠了，遗留下的孤儿谁来照顾？斯道的责任，谁能担当？呜呼，完了！朝野悲伤；了解夫子的人，像遇到春日和阳般温暖；不了解夫子的人，却像遭受尖刺利刃。唉！大道广大而难以被容纳，这是古今常有的事。幸而有公论存在，谁能把它埋没隐藏呢？我们听到讣告，惊愕悲悼，流泪哭泣，衣裳都被泪水沾湿。不是上天伤害老师，使我们这些人遭受灾殃吗？我们百拜献上祭奠，姑且发泄悲痛之情。愿您的灵魂不昧，或许能够鉴察、享用这次祭奠。王良知 唉！完了！自从夫子去世，天地间没有纯粹的正气了，山岳没有英灵了，国家没有柱石了，弟子没有依归了！唉！完了！难道广南的战事，竟成了永诀吗？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国，超然看待寿夭，又有什么遗憾？而我们这些人的悲伤，今天本来就无法自我赎解！呜呼，悲哉！献上一杯薄酒，铺陈祭辞以表达诚意，愿神灵不昧，或许前来享用。薛侃、翁万达 世间有一种长处、一种善行，都足以使自己显明；而我们的夫子学问承继往圣，功劳惠及百姓，却不能安居其位，以扩大他与人为善的心志，难道不是浅近的容易明白，而精微的难以领悟吗？难道卑劣者容易容纳，而胜过自己的人便难以谦让吗？况且精纯专一的传授分歧成两派，学者沉溺于空无或拘滞于实有，见到小处而遗漏大处，茫然无从进入。我们的夫子发明良知之说，真切简易，广大而完备。放纵散漫的人怀疑它过于简约，却不知道随时随处都能成就功夫，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它不是枯寂之学；拘泥曲折的人怀疑它过于泛滥，却不知道方圆都不受拘束，行动自然合乎规矩，它不是草率疏略。因袭古说的人怀疑它背离经书，但考察孔孟、质证周敦颐和二程，竟没有一个字、一个意思不相合。喜欢苟同的人怀疑它故意立异，但它合乎人情，通达物理，从来没有一件事、一句话迂曲不通，这是对世间教化的大功劳，是圣门的宗旨。大概他求学全面，曾经经历艰难，所以所得深厚，像深渊泉源不可测；应对的精妙像鬼神一样不可知；教导有次序，如及时雨降临，不先不后；言语容易进入人心，如春风温暖万物，一经沾润便生长。他平居时收敛沉静，像山林中的老人，全无声闻知识；一旦发表宏论、面对大难、决断大事，便浩大如河海倾泻，确实如蓍草灵龟的判断一样可信，却没有人知道他凭借的究竟是什么。世上议论夫子的人，不是像晏婴那样有所知晓却不完全理解，就是像彭更那样疑惑；不是像互乡人那样迷惑，就是像子路那样不悦；不是像长沮、桀溺、荷蒉者那样讥讽，就是像武叔、淳于髡那样诋毁。由此纷纷扰扰，不能说是夫子的不幸，而是世人的不幸罢了！侃不肖，长久立于门墙之下却没有听闻大道，近年以来才知道切实磨炼自己。夫子去世了，我感慨依归无从，担忧自身和事业不能树立，郁郁如痴，病恹恹地告假，到如今已经一年了。正要发誓与同道相互证明，约定奉行遗训，还希望依赖在天之灵明察、启发和引导，使斯道在天下大明，传到后世，永远庇佑无穷。这本来就是夫子未完成的志愿。灵车将要启行，献上一杯薄酒，内心悲痛不已，天地高远长久。呜呼，悲哉！应大桂 人们知道先生的道理，却有人还没有完全领会；先生的教诲，人们暗中承受先生的功劳，却有人还没有完全明白；至于先生的忠诚，己卯之变究竟怎样，我不知道，但诽谤本来就随之而来；交广的战事究竟怎样，我也不知道，但先生最终竟与它一同结束生命。排斥我们教诲的人，就是仇敌；使我们忠诚蒙昧的人，就是嫉妒者。难道只是瘴疠值得责怪吗？实在是气运不扶助。虎豹倒卧在空山，豺狼在当道者之间嚎叫，风雨悲叹又有什么用，家园惨淡又有谁顾念？我想到先生悟道，以良知为门户和钥匙；收获功夫，以格物致知为实际。体道常常隐藏在玄默之中，作用却真实地显现在经世济民的事业里。桂等还来得及见先生的面，又靠近先生居所；虽然没有在耳提面命的教导下充分成熟，或许多少得到了一些神交契悟的收获，正等待完成学业，先生却竟然这样悲惨地去世了！先觉者早逝，令末学之人惆怅，不知依靠谁？幸而门墙尚在，或许斯文仍寄托于此。刘魁 唉！夫子去世了，后学失去了宗主，百姓失去了希望。我们这一脉道统的传承，又将交付给谁呢？即使如此，人心仍有觉悟，德音并未消亡；仿佛门墙还在眼前，堂室也并不遥远。去掉个人意见的私心，专心归向大道；扫除人为安排的障碍，果断地登上先贤的境界。这是你们几个人的责任，后死的人不能推辞。归葬已有日期，筑室求学却没有期限。面对长风遣使致祭，眼泪涟涟。叹息又有什么用呢？我发誓志向不变，希望这样能够慰藉先生。万潮 唉！古人所谓豪杰的才干、圣贤的学问、社稷之臣，难道不是先生这样的人吗？从前我在钱塘江边哭祭先生的灵柩，如今又在兰亭南面拜祭先生的墓；对于我道统终天的悲痛，怎么能够停止呢？万潮早年承蒙先生知遇，不只是文字上的指教；先生循循善诱，以孔孟为我的老师，剖开障碍、决开藩篱，直接指示本体，教人致力于良知，以一贯之。我谨慎地铭记奉行，以此自处。像口渴时饮水、饥饿时进食一样，我悟到大道的简易，信服精纯专一而没有私心。虽然我似乎有所觉悟，但实在只是时时念念不忘，早晚战战兢兢，深怕无法发扬先生的教诲。只希望先生在天之灵暗中启迪我们，最终成就此道。张津等

译唯有我的老师，德性根本于诚明，才具兼备文武；把亲身实践作为实学，厌弃世俗之学的支离；以广大为心胸，鄙弃专门家的训诂。先生的功夫开启了简易的规范，指示并开辟了良知之门。正因为先生所树立的境界极高，所以无论在哪里都能有所补益。用它讲道，教化如及时雨般普遍施行；用它立于朝廷，礼仪渐渐像鸿雁飞行那样舒展；用它承接诏命、上奏，则如右尹所作《祈招》之诗；用它向君主献策，则如宣公独对时的言语。至于声名震动华夏与夷狄，功勋超过古今。季札观礼于鲁，才陈述南籥之礼仪；仲山甫前往齐国，又端正了东方的诸侯。元恶的首领既已消灭，丑类的同党也都得到安抚。这是勇夫悍士尚且认为困难的事，先生却只在举手投足、谈笑之间便办成了。为何中山之功刚刚完成，忽然就装满了诽谤之书；武侯的遗恨尚未消除，却总是触动英才防范祸患的忧思。一位老人尚且不能保全，万民又怎能不恐惧？天轴向西奔驰，江水声向东奔涌。芳草正盛啊，鴂鸟啼鸣；太阳还未西斜啊，鵩鸟飞舞。呼唤台城啊，云也悲伤；抚临钟阜啊，烟雾锁闭。唉，我的老师啊，您本来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辱为弟子、依附门墙的人，不能不感到终身的痛苦。学业还没有传到心中，言语徒然留在耳边，怎忍心看您的绝笔铭文呢？以祭奠临棺的礼仪来祭祖。惆怅我所遵循的道已经穷尽，竟不知道洒落长空的究竟是眼泪还是雨水。呜呼，悲哉！王时柯等 呜呼！上天专诚地保佑，降生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学问以诚明为根本，道统以邹鲁为宗，辅翼程朱，抗衡申甫。早年考中高科，选授天部官职；起初谪居龙场，因直言触犯君主，虽九死也不回头，自许为孤忠之臣；后来迁任庐陵，百姓思念如召父；再次升任鸿胪，又荐入枢府；专掌军镇，分持符节，穿绣衣、持斧钺；机谋缜密，思虑周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铲除洞中盗寇，使士、农、工、商四民安居。那蠢蠢欲动的逆藩，终于束手就擒。勤劳于王室，爵封南浦。猺人、獞人相互攻伐，赖公以柔德安抚；边防孤苦无告，也赖公哺育。百姓从前经历战乱，如今有豆有肉可以祭祀；从前呻吟，如今歌唱舞蹈。制止盗寇侵扰，谁还敢欺侮我们？忧患没有传到西方，殿下安定着南方土地；丽日照耀，祥云环绕，和风甘雨降临。人们仰望如泰山北斗，欣然得见凤凰。您的德行由此更加盛大，您的施惠由此普遍流布，至今人人怀念。可是公竟然逝世了。我想您的神灵正在翱翔天宇，侍奉在上帝左右，为上帝辅弼；降临人间便化为河岳，享受庙中簋簠的祭祀。我们王时柯等亲自接受您的教诲，恩德浸润肺腑；回忆从前请教您，曾约定要整顿军旅，为什么您竟背弃我们，使我的心如此痛苦？恭敬地献上一杯酒，悲痛深如谈虎之忧。邹守益 圣人的学问绵延不绝，可叹它将要断绝了！贸然追逐末俗之学的人，纷纷奔走了。何况我孤陋寡闻，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以为考究先贤遗经，便可以自己有所获得。向旁边广泛搜求、远处考察，也实在疲惫不堪。将要摹仿先贤而效法他们，以为可以期待千古之后的成就。外在形貌或许相似，精神却并不相同。若不是遇到【阙】，谁来使我从迷惘中醒悟呢？良知并不是从外面灌输的，而是人人自己禀受的常性。戒慎恐惧，昼夜相通而始终明知。应对万物变化，【阙】我的规范防范。声气相应、同类相求，四方的人也就跟随而来。譬如那昏暗的阴霾，庆【阙】了！霜雾忽然乘机侵袭，众人还能归依到哪里呢？使百姓无禄，遭逢这样的灾害。百世以来的悲痛，难道只是我个人的私痛吗！叶溥 呜呼！先生是天地间的精气。呜呼！先生是夷夏共同尊重的声名。您认为孔孟之学一定可以成就，认为周公、召公的功业一定可以建立。因此以心灵启发天下，不虚度一生；以自身担当天下，直到竭尽力量而死。最终辜负了天子的关注，却使我们同道之人的思念日益深切。难道是造物者嫉妒您的功业，还是嫉妒您的德行？为什么突然止步于此，而不能完成您所立的志愿？呜呼！先生，这是何等没有福分啊？阳克慎 呜呼！上天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了我的老师？您有濂溪的学问，能够自我奋勉；有武侯的忠诚，能够亲自统率；有子仪的功劳，却能够自我忘怀；有良、平的智慧，却能够深自藏匿。真是所谓文武兼备、天地间的精气，后世学者的领袖，朝廷的栋梁啊。上天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了他？抚摸灵柩啊，眼泪鼻涕纵横流淌；泰山崩塌啊，再也不知道向谁仰望。以絮酒作为祭礼啊，献上这颗悲痛的心；愿神灵还没有昏昧啊，前来接受这盛大的祭祀。《师服问》　　　　　　　　　　　钱德洪 夫子在南安去世后，寛畿赶往广信奔丧，准备向竹峰先生请教服丧制度。邵子说：“从前孔子去世，子贡像丧父一样，却没有服丧制度可遵循。”寛畿说：“是的；然而这样看来，今天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夫子死在道路上，执丧的人不能跟随我宽服。父母健在，只穿麻衣、系布绖，不敢有所增加。”我请求穿斩衰服随丧，到了越地便脱下麻衣、布绖，葬礼结束后再脱去丧服。寛畿居住在越地时系绖，回到姚地便不系，怎么样？邵子说：“也合适。”于是寛畿便穿斩衰服上路。《讣告同门》去年季冬十九日，寛畿向西渡过钱塘江，将要向北赶赴殿试对策。二十二日，有人从广信来，传达夫子因病告假，将返回庾岭。听到这消息，我又高兴又怀疑，当天便乘船迎接，到了兰溪。忽然传来夫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我们面面相觑，惊骇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还互相安慰说：“上天既然在护持我们的道，必定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兼程连夜赶到龙防，驿吏说：“确实如此。”夫子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在江西南安去世。听到后，我昏倒、神志迷乱，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到了早晨，风向转变又下起雨，船不能前进，我面向南方哭道：“上天啊，为什么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我活着如同倒伏的草木、荆棘和薪柴，对世间有什么益处？为什么不让我以百身来赎罪，却反而让我的老师早早凋零呢！”我日夜痛哭，因病不能起身。除夕到了常山，又彼此排解说：“这是命啊，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又能怎么办呢！”这条道晦暗不明几千几百年，而昭明灵觉的本体，终古不磨。到了我的老师，才完全揭示其中的奥秘；同道之人相继承接，日日以博大充实它，才有今天，也可说已经出现征兆了。天子圣明，对先生的关注日益深厚；朝中的各位老臣，又彼此援引提携，使先生能够实现同心之志，那么他尚未完成的志业，本应更加得到施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译如今竟成了这样，上天的意思将会怎样呢？难道自三代以来，气数逐渐衰薄损蚀，天道的奥秘既借此人而发泄出来，又随即将其扑灭吗？回头看孔子、孟子，也无不如此。孔孟不能亲身实行他们的学说，是因为上面没有贤君。如今已经有君主了，而夫子又遭遇这样的结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年秋天，夫子将要远行传道，寛畿各自认为所见尚未统一，担心相隔遥远而没有正确的印证，于是夜间侍奉在天泉桥旁，请夫子质正。夫子认为我们两人的意见都对，并进一步以彼此补益的道理开导我们。初冬在严滩追送夫子，请求进一步指教，夫子又为我们说了穷极根本的道理。由此我退下来同四方的同道之人互相切磋，一年分别之后，颇有所得，希望再次见到夫子，能够继续请教，为什么突然竟发生这样的事？呜呼！在严滩分别，过了一年便听到讣告，又在这里重逢，怎么会这样呢？一日之间分手，竟成为终身永诀了吗？夫子辛劳于王室，以身殉道，古来本有勤于国事而死于荒野的人，那又有什么遗憾？只是我们几个不能把这件事当作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理由罢了。假使我们当初懵懂无知，如梦如醉地活在世上，那也就算了。既然已经听闻大道到了这种地步，却突然让我止步于此，我还凭什么活着呢？人活着而听不到道，还不如没有出生；听到了道却没有见到它的止境，也等于没有听到。夫子教导我、启发我、引导我、扶助我，循循善诱、诚恳不倦，已经几十年；而我所听闻的道却止于此，那么夫子的去世，也就是我的死亡。我还凭什么活着呢？呜呼！这是命啊，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又能怎么办呢？所幸四方同道之人相信此道的日益增多。夫子遗留下来的书还在：五经有删定和订正，四书有旁注，《传习录》已经记录，文章有《文录》，诗歌有《诗录》，政事有《政事录》，也足以凭恃了。因此夫子虽然去世，他的心存在于宇宙之间，他的言语存在于遗书之中，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这确确实实表明他的道不可更改。天亮后我经过玉山，水路陆路兼程赶往，寻找我夫子的游魂，收取他的遗书，回去在稽山山麓襄助大事；同他的弟弟、侄子、子孙以及我书院的同道一起筑室讲学，互相勉励不懈，希望完成我夫子的志愿。还希望四方的同道，念及根本之地，不要远远遗弃它，那就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了。从前孔子的道，不能亲身看到实行，却在死后光照万世，也是因为他的门人弟子共同守持而不改变。三年丧期之后，门人收拾行装将要回去，进门向子贡作揖，彼此相对失声痛哭，这难道只是儿女般的感情吗？三年的聚居，也是为了精研学问。子贡回来后筑室独居三年，于是更加纯粹精进了。凡是我的同道，远方的、出仕的，即使不一定居丧三年，难道也愿意偶尔相聚一次，或许可以彼此约定共同成就吗？过了一个月，丧事稍微缓和之后，将派人广泛收集夫子的遗言以及朋友私下记录的文字，以继续编成书。凡是我的同道，幸而得到夫子片纸只字的，请完整记录下来给后继者看。从今以后每隔三年，便再次派人：一方面汇集夫子的教言，不使它散失；另一方面考察朋友的进益，也足以成为我这个不肖之人的私淑。文章荒唐悖谬、心神恍惚，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水路陆路茫茫，预先把这些告诉你们，只希望我的同道怜念我，怜念我。《在贵溪遇丧书写悲哀感怀》嘉靖戊子年八月，夫子平定思田、宾浔之乱后，疾病发作。二十六日，率军返回广州。十一月己亥日，病势危急，于是上疏请求退休。二十一日，越过大庾岭。方伯王大用秘密派人准备棺材，载在后面随行。二十九日，病势将要恶化，夫子问侍从：“到南康还有多远？”侍从回答：“距离三驿。”夫子说：“恐怕来不及了。”侍从说：“王方伯带着寿木随行。”不敢把这话告诉他。夫子当时还穿戴整齐，倚着童子危坐，于是睁开眼说：“他竟能想到这一点吗？”不久便气息奄奄。到了南安青田，正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当天，赣州兵备张思聪、太守王世芳、节推陆府从赣州赶来；节推周积从南安赶来，都没能赶上诀别，悲恸哭泣。第二天，张思聪督促办理丧事，命人设置灵堂和灵床，请求在南野驿沐浴，并亲自为夫子含殓。王世芳、陆府一同为夫子入殓并赠送襚服。又过一天，南赣巡抚汪鋐前来主持丧事，记录下士民拥挤在道路上哀号的情景，汪鋐为之流泪并加以慰劳。十二月二十日，灵柩到达南昌，有关官员分道迎接。巡按御史储良材、提学副使赵渊哭吊。士民都哭泣，哭声传遍道路。于是挽留灵柩停在南浦，请求改到来年再出发，以尽士民的哀痛。赵渊每天前来哭三次。有人问他：“难道你是为你的父亲哭吗？”己丑年改元后的第六天，将要开船，北风猛烈。储良材在灵柩前焚香祷告说：“公不肯前行，难道是为了士民而留下吗？”公有儿子继承，门人也盼望公长久以来已经很久了。顷刻之间风向转变，灵柩不到四天便直抵信州。呜呼！夫子去世后，各位大夫前来周旋办理丧事。这固然是夫子盛德所感召，也是各位大夫爱好德行的诚心。我们几个没有亲身承受这些劳苦，听到这件事，难道能不思念夫子吗？我详细记述下来，用来告诉同门之人。

译《书写〈稽山感别卷〉》有人对我施加了非同寻常的恩德，君子会感激吗？非同寻常的恩德，不能仅以通常的恩惠来解释；既不能以通常的恩惠解释，也就不能以通常的感激来报答。因此我叩头再拜，写下详尽烦琐的颂词，算是略尽报答之礼。到馆舍供给饮食，左右随从以礼物相赠，送行时施以恩惠，这些都是通常的礼数。他们的相遇没有人为安排，他们的结合没有媒介，他们的聚集并非亲族，他们的离别也不是人为违背。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谁也不知道它为何如此；这正是恩德达到极点、感激达到极点。如今龙兴起而云跟随，云难道是龙的恩惠吗？龙既然兴起，吐纳之间便形成变化，并没有谁招致云来。若计算功劳、衡量得失，究竟谁是施恩者，谁是感激者？一一计数它们，恩情反而浅薄了。我对于赣城杨君，以及竹溪对于夫子，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我本来不能忘怀于恩德和感激，却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恩德和感激来计量。从前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杀戮的仁德安抚思田的顽民。当时那些荷戈持戟的将士，其中有谋略如孙武、吴起，勇力超过众人的，不在少数。到了成功之日，他们却都一时散去；环视各处庭院，依依不舍地不忍离开。像左广的武和斋、吉水的龙北山、赣州的刘易斋以及您，都是退然自处、仿佛不能胜任衣服的人。这四位君子，难道是有意安排才彼此相遇的吗？一定是因为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接近我夫子不杀戮的仁德，所以不谋而自然相合。到了夫子等待命令北巡时，忽然发生南安之变。您惶惶不安，亲自为夫子含殓、赠襚，扶送灵柩；行走时便与众役夫共同划船，停下时便与几位同门一起穿麻衣、系布绖，同到哭位。这样的举动究竟是从哪里自然产生的呢？仁是人的本心，能够贯通幽明，忘却物我；不因生而亲近，也不因死而忘却；没有人招致却自然相致，即使这四位君子也不知道其中缘由。四位君子尚且不知道，我又怎么能把它称作恩惠和感激呢？所以我想叩头再拜，写下详尽烦琐的颂词，来报答您的情意，但您的情意终究无法报答。我想前往馆舍供给饮食，并让左右以礼物相赠，为您的离去施以恩惠，但您的离去终究无法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因此我们相率归于无言。唉！无言的感激，洞彻千古，我也实在无可奈何。罢了，虽然如此，您离去后若能更加笃信并实践我夫子不杀戮的仁德，那么我的无言仍然有无穷的言语。趁您离去，我难道还能停止说这些话吗？因此写下此文。《再谢江西、广东各位当道书》冬末，寛畿渡过钱塘江，将要赶赴北方，恰好广东有人到来，报告父师阳明先生因病告假，沿途等待命令，将要越过庾岭了。我立即备船向南迎接，到了兰溪，忽然听到南安发生变故，惊慌恐惧，三次询问、三次怀疑，奔到龙防，传闻果然属实。上天啊，为什么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我的老师为了王事奔波，尽心竭力，如今竟然真的是勤于国事而死在荒野了吗？对我的老师来说，以身许国，死又有什么遗憾？只是我们几个不肖弟子的私人悲哀和遗恨，实在一天也不能从心中排解。夫子讲学四十多年，跟随他游学的人遍布海内；去世后却没有一个人亲自为他含殓、赠襚、收殓手足，以替我们几个弟子尽职，悲哀遗恨怎么承受得了？寛畿向您执弟子礼已有多年，您教导我、抚育我、诱导我、扶助我，实在有无穷的恩德；如今竟成这样，无边的悲痛，谁能承受？兼程赶到贵溪，才得以在棺旁放声痛哭；于是询问役夫和小吏，才知道临终之地长途空寂，前后赶路的人都未能赶上。幸亏大人先生事先有所谋划，载着棺材随行，使永诀的早晨能够及时入殓、赠襚。即使子嗣、门人亲自办理此事，也不会超过这样了，真是把死生和骨肉之情都兼顾到了。还有什么恩德比这更大呢？我的老师有无穷的恩德，去世后却留给我无边的悲痛；如今赖大人之力，才稍稍得到安慰。这是大人对我们几个弟子的恩德，实在有无边的感激。夫子死于荒野而无怨悔，是夫子的忠诚；没有归处而得到殡葬，是大人的仁德。这两件事本来都是天下的公义，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恩惠和悲痛所能相比的。只是我们几个弟子的儿女之情到了这种程度，都不能停止无言的悲痛。剖心刻骨，有话也说不尽。《诗经》说：“内心深藏着它，哪一天能够忘记它？”文字荒疏悖谬，不能详尽表达心意，只希望您怜悯我们，并始终教导我们。

译《再次致谢汪诚斋书》父师的丧事，依赖您的德泽庇护，到二月四日已经在堂上完成祭奠了。感念您的私恩，随着日子推移而越来越深。夫子的弟弟和儿子，很能承继遗留下来的规矩，没有逾越礼法；四方同门之人也每天前来奔丧，丧事所需的各项事务大体都已具备。这都是先生此前倡导厚德的结果，所以子弟、门人后来知道受到激励劝勉，不敢以薄礼自处，以免再次在大君子门下获罪。您所告知的父师军中的羡余银两，责令有关官员交给嗣子，这是您哀悼死者的情意，又推及遗孤。这种恩德，不只是他的子弟知道感激，我们这些门人小子也铭佩特别深。但父师的嗣子刚满四岁，还没有知识。亲弟守俭、守文、守章，以及继子正宪，想代替他说话，只是心中有些愿望不敢完全说尽。我们这些后生倚仗您从前的爱护，敢代他们说出这些话，只希望执事最终能听取。关于父师两广的事务，我曾间或向幕僚询问，颇有能够了解大概的人。他们说，奏凯之日，礼制有太平筵宴以及庆贺、赠送路费的仪式。水夫、门子等供应器具时，其中有些人情上不能推却、按惯例也不必推却的物品，便收存起来赏功，所谓羡余，就是用来充作公家赏功的费用。成功之后将要回归，才汇总赏功的正数；所发公帑不过一万余两，都已经从梧州发出了。在正数之外还有这些羡余，仍然命令一并发往梧州。随从又因为沿途等待命令，担心滞留日久还会有临时需要，姑且把它们携带同行，等到了各地再行发放。没想到还没有到南安，便遭逢这场凶变。病势危急的早晨，夫子亲自命仆役检查遗书、整理行装，又命令负责赏功的官员酬劳他们的辛劳，让羡余归入公家。这实在是父师临终的遗命。主管此事的人已经隐瞒了实情，没有告诉先生；而先生又深切哀悼死者，厚爱遗孤，于是按照主管官吏的请求，采纳了合乎情理的意见，认为大臣奔走王事，死于边远之地，悲痛和哀悼本来就很多，按礼应当厚加报偿。何况这些财物出自羡余，接受它并不伤害义理，所以径直按事情本身裁断，并不怀疑其中有私心。其恩德可以说很厚重了。只是弟子登前去接受这些余物，仍不免惶惑，因为父师既已有成命，那么前些日子将它送回去是对的，今天接受它便是不对的。如果不考虑义理而私自接受，恐怕违背死者的心意，最终无法在地下为他申明。况且子弟侍奉父亲，平时一句话也不敢逾越，何况军旅之事、临终易箦时的言语，难道忍心违背并忘记而私自接受吗？可以给我们的，是大人的赏赐；可以不取的，是父师的心意。若接受它，只怕违背死者的命令，又加重生者的罪过；这也是其子弟内心深处的曲折心情，因此不避斥责，谨慎地写成这份手状，代替先生陈述，并把原银五百三十二两托付参随、州判龙光原、义男添贵送还。伏望台下查验后将银两发还公帑，使生者和死者的心意都可以在天地鬼神面前得到证明。这样才是先生无穷的恩赐，是幽明共同承受的恩德。我实在无法承受冒犯之罪和悲悼之情。

译《再次致谢储谷泉书》寛畿无能，不能得到上天保佑，您竟如此迅速地夺走了我的老师，使老人和幼儿失去所依靠、所哺育的人，惶惶然无所归依。当时听到凶讣，又恨不能及时跟随老师前往；那首“曳杖之歌”所说的“天丧斯文”，难道后死的人终究再也听不到了吗？后来奔丧，在贵溪凭棺哭泣以后，水浆都不能入口，气息奄奄，仿佛在人世间再也活不下去了。偶尔询问后事，才知道各位君子竭尽心力，办理送终之事，使先生没有遗憾；而先生身边的维持安排，大多有赖您出力。我认为彼此相知的情分达到这种程度，也可以说足够了。等到经历了所有事情，船还没有进入您的辖境，执事的戒命已经先行哭奠；这虽有各位官员共同爱好德行的缘故，其中激励劝勉的契机也确实有其来源，我的哀痛感激还能说什么呢？我私下对人说：“公是考虑到我们主君一家的家事。”如此等等；又说：“公是考虑到我们主君的功业还没有显著。”如此等等。后来朋友又私下相互说道：“公之所以哀悼我们的夫子，是痛惜他的教化还没有彰明于天下。”如此等等。我们这些后生惊然起身说：“竟有这样的事吗？公对夫子的信任爱护，怎么深厚到这种地步！”唉，天下爱护我夫子的人是有的，我们只能叹息；信仰我夫子的人是有的，我们只能感动。哪里有人像执事这样，用精神心思周密曲折地周旋办理，并且确实把它表现在行动上呢？一定是您平日与夫子彼此信任、默契相合，其中藏有非常不得已的缘由，这不是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的。我们这些小人失去了所依靠的人，忽然担心我们的道最终会陷于闭塞，却不知道天下有像先生这样的君子出现在其中；只要这条道重新有主盟而且得到合适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孟子说：“然而没有这样的人，那也就没有这样的人了。”如今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如今已经有这样的人了。于是从衢州以下顺流归来，意气慷慨激昂，不再只是沉溺于儿女之情。这是先生无言的教诲，在跌倒攀登的困境中使我这个跛脚的人重新站起，我应当用什么来报答呢？二月四日，灵柩已经安置在堂上，夫子的弟弟和儿子颇能自立，四方同门又每天前来，丧事姑且这样商议处理，不敢再远远地触动先生的心怀了。萧尚贤的事情大略记在汪公另纸中，一并奉上请您指教。小厮们因为一点小嫌隙而构成言辞，致使烦劳案牍，在先生宽仁的治理下，必定会得到处理；不过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责备的。夫子任用他，正是所谓略去其全体的鄙陋，只采用他一肢的才能，所以他报答死者的情意也只能如此罢了。如今想对他的要求大大超过这个限度，又像是因为他一肢有所长，便反过来责备他全身的过失一样，这就困难了。仗恃您推爱我们，冒昧絮叨这些荒唐悖谬而不恭敬的话，万分有罪，万分有罪。《丧纪》　　　　　　　　　　　　　程煇 我的老师绪山先生编次《阳明夫子家乘》，程煇接受后阅读，读完叹息说：唉！天道报偿善人，为什么竟这样难以测度呢？当夫子出生时，他苦心思索、获得妙悟，接续了如同一线般的道统。可是伪学的诽谤不能阻止他，他倡导义举、兴师作战，消灭了图谋反叛的独夫。可是君主身边的奸恶不能被清除，他便开诚布公，不费一兵一卒，感化了数百年来顽固自守的党徒。可是当权者的忌恨不能被扭转，使他的身体有一天站立在朝廷之上，这与世俗格格不入又是多么明显啊！等到他去世，哭的人极尽哀痛，祭奠的人极尽诚敬；直到现在，还有人吊祭他的墓、拜谒他的祠、拜祭他的家庙，为他长叹流泪而不能停止，这又是多么深得众望、声势显赫啊！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先生进而教导我说：这难道不是观察天与人之间正道最终取胜的关键吗？夫子不能做到的，是时势艰难、人的力量胜过他；他能够做到的，是德行得到信任、天命已经确定。这样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正在汇集那些不能全部收录的祭文，嘱托你来完成这件事。文章本来就有可以省略的；至于人们在土地上祭祀他，以及到他家中祭祀的人，都是被他的真实德行感动，也是人情不能自已的表现，难道可以略去而不记载吗？你应当把它揭示得如日月般明白，凡是显贵的公卿，卑微的庶人，只要有所举动就一定记载，希望这样可以考察并看见既定的事实，也使后世的人知道夫子有不待生前便能长存、不随死亡而消灭的东西；真正重要的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程煇离席说：恭敬地听从您的命令。于是作《丧纪》。夫子于戊子年仲冬丁卯日卒于南安府青龙铺的车舆中，灵柩停在南野驿。过四天是季冬庚午日，门人广东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积、举人刘邦采实际主持后事；副使张思聪率属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瑶、大庾知县叶章、府学训导杨登玉、王圭、陈守道、庠生张绂、李节、王辂、王辅等哭奠。随后入殓，入殓完毕，署理上犹县事经历许同朝、崇义知县祝防、南康教谕管辅、训导刘森、庠生刘爵等，千户刘环、俞春、周祥，门人知府王銮、阳克慎、乡约王秉言，各自到位哭奠。壬申日灵柩到达赣州府水西驿，提督都御史汪鋐、同知何瑶、推官陆府、检校唐本、乡宦宋元、指挥钱堂、知事郭钺、千户和百户何涌江、马昂、吴伦、谭景、受卜福、严述、王宁、王宪、潘钰、余洪、毕祥，以及杨守武昌千户所指挥陈伟，门人郎中刘寅，都指挥同知余恩，庠生易绍宣、李乔崇、李挺、李宪、何进隆、何进德、曾廷珂、曾廷琏、黄谱、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刘凤月、刘天锡、刘瞬、彭遇贵、谢天表、谢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张镗、汪梅、周兰、宋金、雷锐、雷克、应辰、钟振、俞鹗、汤伟、杜相、黄鏊，各自到位哭奠。张思聪、周积又分别特别举哀。丁丑日灵柩到达吉安府螺川驿，佥事陈璧、知府张汉、同知张烈、通判蒋英、林春泽、推官周在、庐陵知县常序、署理泰和县事知事汪仲、县丞刘纶、主簿庄伯瑶、典史李江、教谕林文焯、训导金玥、张旦、吉水县丞杨伯谦、主簿辛仲实、万安主簿杨廷兰、信丰指挥同知林节、乡宦尚书罗钦顺、副使罗钦德、副都御史罗钦忠、门人御史王时柯、庠生萧宠、萧荣、王舜鹏、袁登应、罗防、谢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刘德、蓝瑜、龙潢、龙渐，幕吏龙光，各自到位哭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户〕

译戊子日，灵柩到达临江府蒲滩驿。同知宇宾、通判林元、推官俞振、靖江知县陈府、新淦县丞唐和、主簿王纶、教谕向钦、训导从介，各自到位哭奠。辛卯日，灵柩到达南昌府南浦驿。建安府镇国将军宸洪、太监黎鉴、御史储良材、参政叶溥、李绯、参议钟云瑞、副使赵渊、佥事陈璧、王暐、吴瀚、陈端甫、都指挥佥事刘玺、王宁、崔昂、府学教授廖廷臣、训导范昌期、张琚、谭倬、廖金、新建县学教谕刘环、训导梁子钟、何乐、南昌县学训导邢宽、庠生崔嵩、陶潮、刘伯盛、舒泰、武进邹輗、乡宦副都御史熊浃、布政胡训、副使刘伯秀、知府张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张钦、主事张鏊、进士熊汲、检校张默、通判万奎、闵鲁、知县余琪、聂仪、杨璋、甘柏、胡大化、举人丁防，门人裘衍、张良才、张召、魏良器、魏价、万世芳、邹宾、齐升、周麟、黄钟、钟文奎、艾铎，安仁县桂宸、桂宫、桂容、桂軏、孙鋹、孙钧，吉安府曾伟器，报效生员陈文荣，承差刘昂，乡民萧华、李延祥、程玉石、陈本道、高显彰、刘珏、杨文严、洪、徐桤、杜秉文、王钦，各自到位哭奠。叶溥、赵渊、王暐、张元春、齐升又分别特别举哀。己丑年正月庚子日，灵柩从南昌出发。府中从储大夫以下，凡有官位的人都前来送行。越地的百姓、里居之人、市井小儿、巷中妇女，哭泣送行，沿途满是人。风势迅疾，不能张帆，也不能系缆前进。储大夫抚着灵柩说：“先生难道还有牵挂吗？”越地的子弟、门人，哭泣迎接；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灵柩到来的人，已经有好几天了。顷刻间风向转变，仿佛有人使它如此，于是继续前行。丙午日，余干县主簿陈瑢、教谕林秀、训导赵珊、傅谘、万年县主簿龙光、相安仁和县主簿邹軿、训导周铎、黄选、庠生桂舆、蒲田县廖大璧、贵溪知县方克、主簿钱珊、典史冯璁、教谕谢炯、庠生丘民节、宋廷豸、叶可久、叶可大、许文明、铅山主簿戚镗、乡宦大学士费宏、尚书汪俊，各自到位哭奠。在此之前，绪山、龙溪二位先生将要赴廷对，听说先生将返回，便前来迎接；在严滩忽然得到讣告，彼此悲恸痛哭，并对服丧制度产生疑问，于是作《师服问》。完成成服礼后，兼程赶往广信。向同门传告讣音。夫子的嗣子正宪从越地赶来，到这里在贵溪与夫子的灵柩相遇，哭得几乎气绝。写下《在途中遇丧的悲哀感怀》，用来寄托心意。癸丑日，灵柩到达广信府葛阳驿，知府赵晔、同知卢元恺、通判曾大有、龙纲举人刘伟、玉山知县吕应阳、教谕霍重、庠生郑世迁、李材、程松、叶廷秀、徐森、常山县丞殷学防，各自到位哭奠。储良材又发檄文命吕应阳特别举哀。夫子的弟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洪范、引年柴凤，在玉山迎候灵柩。辛酉日，灵柩到达衢州府上杭驿，同知杨文奎、通判简阅、推官李翔、西安知县林钟，门人栾惠、黄防、何伦、王修、林文琼、徐霈、蒋兰，金华府通判高凤、兰溪县主簿高禹、教谕朱骥、训导胡奕辉、门人应典，严州府推官程淳、桐庐县主簿屠继祖，各自到位哭奠。丁卯日，灵柩到达杭州府浙江驿。布政潘旦、刘节，参政胡纉宗、叶宽，参议万廷彩、庞浩，按察使叶溥，副使傅钥、万潮、党以平、何鳌、汪金，佥事孙元、巴思明、梁世骠、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挥使刘宗伟，都指挥佥事李节、刘翱、孙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刘望之，府学教授陶贺，仁和县主簿曹官，富阳县主簿李珍，教谕黄宁，训导程大有、王裕，莆人知县黄铭、介子黄中、百户施经，各自到位哭奠。庚午日灵柩到达越城，在明堂祭奠。御史陈世辅、王化，分守庞浩，绍兴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训，通判陆远、洪晳，推官喻希礼，府学训导舒哲、陈箴、林文斌、曾升，会稽知县王文儒，教谕张槩，训导詹诏，山阴知县杨行中，教谕林斌，训导王升，广西布政李寅，参政沈良佐，参议汪必东，按察使钱宏，副使李中、翁素、张▯、伍箕，佥事张邦信、王世爵，都指挥佥事高松，金华府同知刘业，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刘节，门人侍郎黄绾、给事中毛宪、员外郎王臣、主事石简、陆澄，按察使顾应祥，副使郭持平、萧璆、应良，知州王直、刘魁，训导周桐、周衢，教授周冲，陈▯、陈焞、陈炼、李敬、应佐，监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钱君泽，私淑门人知县戚贤，武林驿丞何图，赣州卫指挥同知刘镗，指挥佥事杨基，广州府右卫指挥佥事武銮，南昌卫指挥佥事赵升，广州府前卫舍人孙绍英，各自到位哭奠。洪珠、栾惠又分别特别举哀。刘镗、杨基、武銮、栾惠、龙光，都因护送灵柩而来到越地。当时将要告别回去，绪山先生写《稽山感别卷》赠给他们，于是写信给江西、广东各位当道官员，大概是感念他们在襄助丧事方面的德意。仲冬癸卯日，将夫子的灵柩安葬在越城南三十里的高村。参加送葬的有数千人。

译副都御史王尧封，御史端廷赦、陈世辅、梁尚徳、万潮、黄卿、万廷彩、厐浩、傅钥、党以平、汪金区、越梁世骠、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刘宗仁、李节、刘翺、孙仁、洪珠、孔庭训、洪晳，杭州知府娄世徳，同知杨文升，通判周忠、刘坎濬，推官刘望之，运同钱澜，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钱塘知县王桥，防稽知县王文儒，山隂县丞应佐，余姚主簿彭英，典史刘文聪，教谕徐鋭，训导谢贤、陈元，广东御史何豳，布政邵鋭，姻人大学士谢迁，尚书韩邦问，编修周文烛，御史毛凤，都御史胡东臯，叅政汪惇，副使呉便，司马公轾，佥事汪克章、沈钦，司马相韩，明知府陆宁、金椿，运同徐冕，知县宋溥、金谧、陶天祐、刘瀚、田惟立、徐玺、徐俊民、呉昊、叶信、汪佀糓、周大经、周文熯、胡瀛、陈廷华，知县王轼，乡生钱继先、王廷辅、王文轩、夏文琳、何炫、徐应、周大赉、髙隆，友生尚书伍文定，侍郎杨大章、陈筐、严毅、杨霓、杨誉，知府呉叙，亷使韩防、邵蕡、徐彬、邹鹄，员外郎张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晩生佥事汪应轸，知府朱衮、李节，郎中胡廷禄、陈良谟，主事叶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渐逵、王一和、王文训、王文辀、王文辂、王文輹、良直费思义，门人大学士方献夫，侍郎黄绾，编修欧阳徳，给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应大桂，郎中邹守益，员外郎蓝渠，主事潘颖、黄宗明、翁万逹、石简、胡经，叅政万潮，副使萧鸣凤，叅议王洙，博士马明衡，监丞赵显荣，助教王昆、薛侨，知县薛宗铠、周桐、孙防、刘本、刘樽，诸训、诸阳、诸守忠，举人诸大纲、杨汝荣、金佩、金克厚，佥事韩柱，主事顾敦复、胡冲、徐沂、徐楷、徐潞、叶锴、徐霈、张津、钱翀、钱翺、钱祚诏、凌世华、朱箎、龚溥、龚渐，员外郎龚芝，杜应豸，县丞朱绂、周应损、秦輗、章干、杨柱，从弟王守第，各自到位哭拜祭奠。唉！防纪撰写道：凡是确实以恩惠施于我的德行，固然美好而必定彰显；凡是确实以恩惠感动我内心的，也盛大而必定流传。读这篇文章的人，不要只说这是“雷阳寇公的竹子”罢了。《王文成全书》第三十七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第三十八卷，明王守仁撰，附录七【世徳纪附录】辨明忠奸以确定国家大政——门人陆澄 臣私下看到，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充、户科给事中毛玉分别弹劾丁忧的新建伯王守仁，仿佛认为他的心迹不明、功罪不当。这种论调一倡导起来，一两个嫉贤妒功的人固然会附和，而朝廷内外和市井之间都感到冤愤不平。臣是守仁的门生，对他的情况知道得最详细，因此尤其愤懑，冒死进一言。谨考察守仁的学问以诚明为根本，才能兼具文武；他直言时事，以致触犯刘瑾，被杖打得几乎死去，谪居龙场，在夷地困苦中生活，磨炼心志，独自悟得大道真谛。承蒙先帝收用，多次升迁至巡抚。他在南赣四次征讨，使福建、湖广、广东、江西数十年来的巨寇被荡平。后来奉诏到福建道勘察事务，从江西前往丰城，恰好遇到贼乱；他拜天祈求，风向转变，船返回吉安，于是倡导义举、督率军队，不到一个月贼寇便被消灭。人们只看到他应对变故从容不迫，却不知道他的忠诚激切；只看到他成功迅速，却不知道他的谋略深远；只看到他遭受非常的构陷而祸患不能加身，却不知道他操守自身，丝毫没有可指摘之处。当时张鋭、钱宁等人因为卖国的计谋没有得逞而恨他；张忠、江彬等人因为冒领功劳的私欲没有得逞而恨他；宸濠、刘吉等人因为篡逆的谋划没有得逞而恨他。凡是能够杀害他的本人、诛灭他的宗族的办法，搜罗追究、查抄剔挖，哪里没有用尽？假使守仁起初有交结亲好的情形，中间有犹豫不决的意思，后来有贪功冒进的行为，这些人难道会甘心隐忍而不揭发吗？等到皇上即位，特别的褒奖慰问恩典见于诏书，天下这才为朝廷的清明而痛快。不料功罪既已明白，赏罚既已确定，竟又出现这种怪僻颠倒的论调，想用暧昧不明的事情来掩盖他显著而不世出的功劳。天理人心，究竟在哪里？论者的意思大略有六点：一是说宸濠的私信中有“有王守仁亦好”一句；二是说守仁曾派冀元亨去见宸濠；三是说守仁也因为祝贺宸濠生日而来到那里；四是说守仁起兵是由于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附激励；五是说守仁攻破城池时纵兵焚烧抢掠，杀人太多；六是说宸濠本来没有能力成事，凭一个知县的力量就可以擒获，守仁的功劳不值得过分称道，而他的捷报本来就是把战功陈报得过实。然而考察他们的本心，不过是嫉妒守仁的功名罢了。“宸濠私信中说王守仁也好”的说法，是程启充从湖口知县章▯梅那里得到的。臣私下想到，刑部奉钦命节略规定：原先搜查到的簿籍既然没有送官加封登记收管，又因事情发生已久，另生枝节，确实难辨真伪，无法凭据查究，着令原先搜获的人全部烧毁。钦此。如今章▯梅的书信是从哪里来的？即使确有其事，又有什么值得凭据的？况且出自宸濠之口，更加不足以取信。豪杰的用心，往往不是寻常人所能测度的。守仁即使有防备宸濠并谋取他的意思，假如机密泄露，也不过像孙燧、许逵一样以死报国罢了；他又怎么能够成就后来的功业，使皇上获得今天的安宁呢？假设守仁稍有与宸濠交通的迹象，而最终仍消灭了他，那么他的心事也可以自行表明，何况仅凭不足取信的迹象，便怀疑他的内心，而舍弃他讨伐贼寇的大功吗？他派冀元亨去见宸濠，是因为守仁知道宸濠一向蓄谋叛逆，而元亨素来怀有忠孝之心，想让元亨唤醒他的良知，顺便探听他的秘密谋划罢了。元亨一见面便不合意而归；假如谈得投合、符合心意，就应当留下住一两夜，为什么叛乱发生时反而在千里之外呢？如今元亨的冤情已经申雪，而守仁的心事却不能昭白，天理人心在哪里？毛玉怀疑守仁是因为祝贺宸濠生日而偶然遇到变乱，却不知道守仁奉诏正要前往福建，只因瑞金、会昌等县瘴气发作，不敢走原来的道路，所以从丰城经过。况且宸濠的生日在十三日，守仁到十五日才抵达丰城；如果是去祝贺生日，为什么偏偏过期才到呢？至于说守仁是由王懋中等人攀附激励而起兵，更是荒谬。守仁距丰城五里听到变乱，立即伪造两广都御史杨旦大军将到的火牌，在知县顾佖接见他时，命人假扮驿夫投递进去。守仁假装高兴，认为大军已经到达，贼寇一定容易对付；应当让顾佖把火牌传入城中来迷惑宸濠，又命顾佖守城，答应拨兵帮助防守。当时有人报告说宸濠派六百名贼兵追赶俘虏王都，守仁回船向南时恰遇南风大逆，于是痛哭告天，不一会儿风向反转。守仁又担心贼兵追来，急忙乘渔船脱身。这时王懋中在哪里？第二天他奔到蛇河，遇到临江知府戴徳孺，便商议起兵；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又奔入新淦城，想和知县李美集合军队；估计那里不能停留，又奔到吉安，见粮仓军械充足，于是驻扎下来，向各处发布檄文，征调军民，同时张榜招募忠义之士。他刚命伍文定写信请各乡官王懋中等人盟誓勤王，王懋中又迟疑了两天才开始参加盟誓。各府以及万的军队，如果不是提督军门按照事宜自行征调，难道肯听从致仕乡官的号召来集合吗？如今却颠倒这种说法，竟说守仁掩盖了王懋中的功劳，天理人心在哪里？至于攻破城池时，焚烧是宫中自行起火，所以内室被毁而外部房屋保存，官兵只是救火，并没有焚烧；抢掠的是伍文定的军队，他们乘胜夺取贼寇的衣物财资，其他军队并没有这样做；杀人的是知县刘守绪率领的奉新军队，因为守仁下令关闭城门者生、迎敌者死，所以杀死迎敌的人一百多个。等守仁到达，斩杀官兵中抢掠杀人的四十六人，此后便没有再侵犯百姓的了。况且省城百姓各自接受宸濠的银二两、米一石，和他一起拒守，这就是贼，杀了他们有什么罪？而且宫殿是贼寇的巢穴，财物都是贼赃，焚烧、抢掠它们又有什么罪呢？如今舍弃他的大功而挑剔小过，距离替叛贼报仇还有多远？况且宸濠的声势炽盛冲天，触犯他的人都可能万死，众人只能望风奔逃而已。等到守仁调集四方军队，捣毁他的巢穴，瓦解他的党羽，经过多次失败后羽翼全部丧尽，妻妾投水，他才成为穷途末路的贼寇。这以后知县王冕才得以接近他。如今竟说凭一个知县就能擒获，实在毫无根据。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那么孙燧、许逵为什么会被杀？三司众官又为什么会被捆绑呢？

译杨鋭、张文锦为什么守了一个月而不敢出战，非要等省城被攻破、贼寇自行解围吗？伍文定为什么一败就有八百人被杀？其余将领又为什么交战三日之后才把贼寇擒获消灭？至于捷报本身，像伪造火牌迷惑贼心、施行反间计瓦解贼党之类没有记载的事情尤其多，却说是把没有的写成有的，可以吗？宸濠多年蓄谋，一旦发动，震动两京，而守仁凭一个书生，以谈笑之间将其平定，在数日之内取得这样的功劳，也实在奇特。假如不能立即消灭宸濠，而让先帝劳师亲征，我不知道卖国之徒将采取什么计策；假如不能立即消灭，先帝又驾崩了，我也不知道圣驾还能不能高枕无忧。如今建立不世之功，却遭受不明真相的诽谤，天理人心在哪里？臣知道守仁的内心，绝不是荣辱死生所能动摇的，只恐怕公论不能昭明，使忠臣义士离心罢了。这是万世忠义之士的冤屈，也是国家大政不能确定的原因，难怪天灾反复出现。臣与守仁名分上是师生，义理上同生共死；先前的辩说，是天下的公论。伏愿圣明详察，请下诏慰安守仁，并仍然告诫言官不要提出异论，如此或许可以确定国家大政。同时也可以消除天灾的一端。臣冒犯天威，战战兢兢，至于待罪。彰明军功以激励忠勤——门人黄绾 臣听说，赏罚是君主驾驭天下的权柄。掌握这个权柄，虽死也可以使人效命，天下可以运筹于掌中；不能掌握这个权柄，百事都荒废，想要治理好国家能做到吗？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此慎重：至亲不能改变原则，至仇不能夺去公正。有功必赏，有罪必诛，但一定要称述天意来施行，表示并非出于私心。臣下看到了，就不会粉饰虚名、结交援党、想着行贿托人，只会勉力忠勤，死也不敢改变。这样还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国家吗？如今却不是这样，凡是粉饰名誉、结交援党、行贿托请、诋毁攻击的，只要还来不及，必定获得显著擢升，没有不称心的；凡是竭尽忠勤、履行职务的，却诋毁弹劾纷至沓来，贬黜侮辱接踵而至，没有不得意的。这样一来，权柄失去控制，人人都把用奸邪结交、投机躲避看作贤能，谁肯亲自承担国家大事呢？臣不能一一列举，姑且用先朝末年、陛下初政时的一件事来说明。宸濠发动叛乱，暴虐的气焰吞天，藩郡震动，宗室亲属惊惧忧虑，陛下曾亲眼见过。内心亲信和外部援应遍布朝廷内外。鼎卿得到近幸，贿赂往来不绝；卖国的奸臣等待时机发动。两京缺乏准备，四方没有人，远近方镇也无可奈何。手握兵权而观望，防守和应对之策处处都是空谈。只有镇守南赣的都御史王守仁奉诏到福建勘察事务，途经南昌，中途听到变乱，指心呼天，发誓不与贼寇共存。他赤手空拳，独自奔走，筹划奇谋，于是派遣艺人携带文书，假称与天兵约定征讨各镇，防备作战，使对方邀截擒获，以显示已有防备；又故意牵制、疑惑叛贼的谋划，以等待四路部署完毕。在军中拘捕叛臣的家属，假称是叛贼的心腹，又表示无所作为来安定他的心。然后以义理激励众人，纠集乌合之众，等军队形成后，审慎考虑再行发动，并写信斥骂叛贼，使他察觉悔悟。信发出后，便统率军队收复南昌，按兵不动等待叛军。叛贼到了安庆，正猛烈攻城，听到警报后便撤军回返；于是计算他的归途，从水陆两路截击，大败叛贼，终于在樵舍擒获朱宸濠。兵法中说“先取得胜利，然后再寻求交战”，说的并不是这种情形。事情成功以后，江右的创伤还没有恢复，武宗皇帝南巡，奸邪权臣争夺功劳，嫉妒诽谤，手段百出，形势危险而令人疑惧，难以预料。王守仁恭谨勤勉，委曲周全地应对，才使地方安定，仅仅保全了自身。王守仁对国家忠诚，可以说是处境艰难而坚贞不屈、竭尽全力的人了。假使当时没有王守仁倡导义举，统率军队谋划擒获叛贼，在军事时机和战事取胜方面又没有适当办法，安庆最终被攻破，金陵不能保全，叛军长驱北上，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内部又有人暗中相助，那么京师的存亡就很难预料了。虽然最终毕竟有天命在，叛乱终究一定会被消灭，但若旷日持久，士大夫遭受杀戮和侮辱，百姓受到残酷毒害，那将是说也说不尽的。王守仁镇守南赣、负责地方事务，起初并没有参与此事；如今那些负有地方责任的人，遇到事情不敢担当，只不过上报变故、等待命令而已。王守仁家在浙江山阴。浙江是通往江右的交通要道，兵力一向薄弱；如果叛军长驱直入，山阴或许就会失守，那么他的父兄宗族还有能够幸存的吗？当时的王守仁，难道会不想到这些吗？只是他忘却私情、奉行公义，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上；即使不幸失败而遭灭族，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王守仁的志向，可以说是精诚贯日、光明磊落了！幸而事情成功，天下太平，正所谓搬开将要烧到房屋的柴薪、疏通已经被烟熏黑的烟囱，人们不把这看作功劳，也不去思念他的忠诚。况且王守仁在武宗初年，刘瑾专权作奸，人人都不敢说话，王守仁却斥责他，因此触怒刘瑾，被施以杖刑，毒打得臀部碎裂、大腿折断，死而复苏；后来又被流放到瘴疠之地，很久以后才获赦返回，开始得到录用。此前南赣缺乏镇守，山谷中的凶民聚集成党，结伙为盗，肆意施暴劫掠，毫无顾忌；凡是楚、闽、广交界处的山林泽地，无不成为贼寇巢穴。大小官吏都束手无策，防备不得，都说终究无法治理。王守仁镇守此地，不到三年，凭借军威和武略，奇谋变化如同神明，因此茶寮、桶冈等寨大为【“大冒”原文如此，疑有讹字】，浰头等寨也相继被擒灭；增设县治，设置巡逻，订立明确的约束，于是终于治理好了这一地区。与古代名将相比，哪里会超过他呢？江右百姓为他建立生祠，年年按时祝祷祭祀，民心始终不忘，也可以由此看出来。过去陛下登基时，命令把他召到京城来设宴赏赐，封为新建伯，并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言官又说不应召他来京设宴赏赐，以致耗费奢侈。陛下宫中的大官厨房，每天的用度没有定数；同一场宴席相比，所花费的又有多少呢？尚且要烦劳言官来议论他。北京难道没有一个职位吗？偏偏一定要把他安置到南京，这正是奸邪朋党蒙蔽贤能、嫉妒功劳之人的作为。王守仁后来遭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便不再起用，反而有人不断制造言论加以排斥诋毁。虽然他蒙受封爵、升任官职，但铁券没有颁给，禄米没有发放，在朝廷事务上也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的功绩相称的待遇。即使樵夫渔夫有过错，又何必议论他呢？何况他有功而没有过错呢？其中的用意就更加明显了。不只是王守仁，凡是共同勤王的大小臣工，也几乎都被废黜了，臣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举一两人来说。当时领兵的知府，只有伍文定升任副都御史，并获准荫补一子为千户；邢珣、徐琏只升任布政使，随即命令闲住，他们又有什么过错呢？即使有过错，八议之法又置于何处？戴德孺虽然升任布政使，却死于水患，仍然没有给他的儿子荫职；副使陈槐因为劝宰臣进用贤能而触怒对方，仇人迎合权贵的意旨诬陷他，唯独被罢黜为民。御史伍希儒、谢源又动辄因考察而罢官；况且陈槐、邢珣等人都怀有经世济用的才能，秉持捐躯报国的义气，却因有功而遭废黜，实在令人深深叹息。然而在今天，陛下掌握权柄的过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将来平安无事也就罢了，万一发生事情，又将任用谁呢？何况守仁的学问根源于性命之理，德行出于忠恕，才能优长而足以经邦济世；让他侍奉君主、处理事务，一定能够曲尽诚意，尤其足以接受熏陶、充任顾问。凭陛下非世代所能出现的明圣资质，与他融洽相处、讲求明辨，天下的治理、百姓的福祉，哪里是容易说尽的呢？从前言官屡次推荐，所以尚书席书、呉廷举，以及如今的侍郎张璁、桂蕚，都曾推荐他。曾经蒙受简拔任命，任为两广总制。臣认为，总制只寄托于一方，哪里比得上任用他于朝廷，可以辅助谋议、转移人心，从而使天下得到益处呢？伏望陛下念及明君贤臣相遇的难得，早日召回守仁，让他与大学士杨一清等共同谋求至治。另行推举有才能的人担任两广总制，仍敕令有关部门发给守仁应得的铁券、禄米。起用陈槐、邢珣、徐琏等人；伍希儒、谢源等人，则查照军功事例，议定录用；戴徳孺酌情给予荫袭。这确实是陛下奉承天意所掌握的大权柄，不可有丝毫改变和夺取，应当早日收回，以作为使人宣扬忠诚、竭力效命的权力。臣不胜恳切至极。地方之防——霍韬 臣私下看到，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抚两广，已经把田州、思恩的抚治处置妥当，随即又剿平八寨以及断藤峡等贼。臣等都是广东人，与贼寇相邻，深知各贼为患的实际情形，曾私下咬牙皱眉叹息说：“两广的良民多么不幸，生在恶境旁边，妻儿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呢？”又曾私下盘算说：“两广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位好官员，剿平各处贼寇，使良民各自安居乐业，而那些受祸害还不深的顽民，也能够改变心意归向教化呢？”如今恭逢圣明，特意起用王守仁抚治、剿讨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私下商议说：“两广从此算是有安定的期限了。”这正是圣天子知人善任的恩泽。这次行动，臣等替王守仁盘算说：“前任巡抚动员三省军队若干万，梧州三府多年积储的军饷费用不知若干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取库银若干万，米粮不知支出若干万，杀死、病死的狼兵、乡兵、民壮、打手不知若干万，才取得田州安定五十日罢了。”从这以后思恩便叛乱了，吊岩的贼寇出动，包围肇庆府，杀了数千家。这些贼寇同时出动，大概是和田州、思恩东西相互呼应的。像王守仁这样，乘着田州、思恩大败极度疲敝之后，仰承圣明特别擢用的恩典，即使集合四省兵力，再支出库银一百多万、米数百万，剿平田州，报功登记数万人，也还可以说是“天下的大功”。然而守仁没有役使一个士卒，没有耗费一斗粮食，只宣扬陛下的圣德，便使思恩、田州两府的顽民叩头归服。他奉扬圣化以来，远方的人即使像舜使有苗归顺一样，又怎么能超过这件事呢？臣等因此叹服王守仁，不仅能够严肃地承当天威，实际上也能够广泛施行文德。至于八寨的贼寇、断藤峡的贼寇，又不是田州、思恩可以相比的。天下十二省大多是平地，只有广西处在万山丛中；土地险恶，水流湍急，山高到猿猴不能越过、飞鸟不能飞渡，所以谚语说：“广西的百姓三成，贼寇七成。”由于山高土恶、风气习俗凶悍，即使是良民到了那里也会变成贼寇。八寨的贼寇，是洪武年间都不能平定的；断藤峡在成化八年，只有都御史韩雍勉强讨平；到如今五十多年，残余势力又重新炽盛。因此广西贼寇巢穴中的柳州、庆逺、鬰林府、江诸贼，虽然时常出来抢掠，官兵也屡次请求征讨。至于八寨贼寇，自开国以来直到如今，从未有人轻易议论征讨剿灭，因为人们认为那里山水凶险，进兵没有道路，稍有动静消息，贼寇便已先知道；一个人据守险要，万名士兵也不能抵敌，所以一百六十年没有人敢征讨八寨贼寇。贼寇也倚仗险要肆意作恶，时常出来攻打包围城堡，杀害抢掠良民，何止上万人？四方犯法逃亡的顽民投入八寨，有司便不敢追捕；邻近的流贼躲避官兵追剿，投入八寨，官兵便不敢过问。因此八寨实在是四方寇贼聚集的渊薮。断藤峡又是八寨的羽翼。广西有八寨诸贼，就像人有心腹之疾。八寨不平定，两广便没有安稳睡觉的日子。如今王守仁深藏谋略而不露，乘贼寇没有防备，一举将其平定；一百数十年来豺虎盘踞的巢穴，扫荡清除如同拂去尘土。若不是仰仗圣人的神武和不杀之威，凭什么能做到这样？臣等因此叹服王守仁能够体察陛下的仁德，用怀柔安抚使田州、思恩归化的百姓；又能体察陛下的义，讨伐降服八寨、断藤峡不服教化的贼寇。仁义的作用，两方面都实现了。谨按王守仁成功的原因，有八项长处：利用湖广军队归还的便利，军队不用调动便自然集合，这是第一项；借助田州、思恩归降者效力相助，所以虽劳累而没有怨言，这是第二项；行动出人意料，贼寇来不及逃跑，所诛杀的是真正积年累恶的首领，不同于往年滥杀以报功，这是第三项；趁归师讨伐叛逆，贼寇不必负担粮运费用，这是第四项；不役使民兵，不征募民间马匹，一举成功，百姓没有受到扰害，这是第五项；平定八寨、平定断藤峡，使最凶恶的先被诛除，其余细小巢穴可以逐渐施行德化，使他们离开贼党归为良民，得到了抚治和剿讨的适宜方法，这是第六项；八寨不平定，西边的柳州、庆逺，东边的罗旁、緑水、新宁、恩平等地的贼寇，就会绵延数千里共同形成巢穴；即使调动数十万军队、耗费数百万粮食，也不容易平定。如今八寨平定，各处贼寇可以逐步抚治、剿讨，两广良民可以逐渐安居乐业，减轻圣明南顾的忧虑，这是第七项；韩雍虽然平定了断藤峡贼寇，但不久又有贼寇，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规划治理当地的长久办法，使残余贼寇又占据那里作为巢穴。如今经过五十年的生聚，贼势又重新炽盛。也应当看到，八寨是百六十年来不能诛灭的剧贼，山川天险，尤其难以成功。如今守仁既已平定它的巢穴，随即迁建城邑加以镇定，那么恶贼失去险要，日后必定不能作乱，逃亡的贼寇前来归顺，不久也将化为良民。

译诛除恶人、安抚良民，具备父母官的本质，这是第八项。有人议论王守仁说：“他奉命抚治、剿讨田州、思恩，既然没有剿讨田州，那也就罢了，怎么竟去剿讨八寨呢？”臣说：“从前呉楚叛乱，进攻梁国，汉景帝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奉诏，却截断呉楚的粮道，终于击破呉楚、平定七国，安定汉朝社稷。不奉诏是大罪，景帝却不以此治亚夫的罪，为什么呢？《传》说：‘宫门以内，由寡人控制；宫门以外，由将军控制。’又说：‘大夫出了疆界，有可以安定国家、利益社稷的事情，可以专断处理。’这是古代的原则。因此周亚夫知道制服呉楚的关键在于截断粮道，而不在于救援梁国，所以即使有诏命，仍不接受。只有明君才把这看作功劳，迂腐的儒生却把它看作罪过。如今王守仁知道田州、思恩可以用德行怀柔，于是约定其投降并安定他们；知道八寨诸贼一百六十年不易降服，于是乘时仗义把他们讨平。这是仁义的运用，通达天德；即使没有诏命，也可以先行后奏，何况还有便宜行事的诏令呢？”有人又说：“建置城邑是大事，区处钱粮是户部的职权。不先上奏便擅自兴工，可以吗？” 臣说：“古代帝王，在千里以内自行治理，千里以外不过依附于侯伯罢了。这难道是尧、舜、汤、武的圣明智慧反而不如后世吗？是因为考虑到疆域图籍既然广大，个人的智力就有所不及；与其役使一个人的耳目和力量而对事情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用天下的贤才治理天下的事务，自己安逸而又能取得功效呢？所以帝王的职责，只在于知人。既然知道那个人贤能而委任他，事情的举措便一概交给他，只责成他取得成功；如果功效不能兑现，再制裁他的罪过也可以。如今既然任用他，又从旁牵制他，那么豪杰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因此王守仁平定八寨时，杀的只是贼寇首领，逃亡者本来就来不及杀。趁这个时机建置城邑，便招募逃亡贼寇恢复产业，那么多年积累的贼寇都可以转化为良民。错过这个机会，撤兵归还，等到奏请得到批复才兴工筑城，那么贼寇会逐渐回来，又逐渐聚集，占据险要、结寨抵抗我们的军队；即使想筑城，也不能做到了。从前范仲淹镇守西部边境，想修筑大顺城，担心敌人来争夺，便先准备好版筑材料，然后巡边时迅速开工，一个月就筑成了城。西夏察觉后前来争夺，却已经来不及了。当时范仲淹如果等待奏报，难道不会败坏这件事吗？王守仁在建置城邑这件事上，大概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钱粮和劳役，本来就不能等到仰赖户部之后才处置。他凭一己之力分担圣明南顾的忧虑，可以说是贤能了。不把这看作功劳，反而把它看作过错，可以吗？在此以前，正徳十四年，宸濠谋反，江西两司低头跟从贼寇，只有王守仁与御史伍希儒、谢源发誓尽忠。不幸奸臣张忠、许泰等人想掩盖王守仁的功劳，据为己有，便向众人宣扬说：“王守仁起初和贼寇共同谋划。”等到公论难以掩盖，又说：“宸濠的金帛都被王守仁、伍希儒、谢源装满车带走了。”当时大学士杨廷和、尚书乔宇也嫉妒王守仁的功劳，于是不替他辩白，反而贬黜伍希儒、谢源，使他们脱离仕籍。王守仁不为自己辩解的诽谤，直到今天还没有洗雪，可以说是哑忍不言的冤屈。国家论定功劳有两种情况：有开国立功的臣子，有平定乱事、拯救危难的臣子。开国的臣子，成功就是侯爵，失败就是寇贼，即使不记载他们的功劳也可以。只有祸变突然发生，社稷安危悬于一线时，效忠平乱的臣子才不能忘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才能保卫社稷。从前王守仁擒获宸濠，可以说是平定叛乱、拯救危亡的功劳。奸人仍然有人嫉妒他，诋毁他的短处。这样一来，今后发生变故，还有谁肯尽忠呢？小人嫉妒功劳竟能误国，实在太严重了。臣等因此叹息说：王守仁等人在江西的功劳如果不能昭白，就无法劝勉忠臣；广西的功劳如果不能昭白，也无法激励有功之臣。这些都是天下和地方的大忧患。王守仁是大臣，难道会把有无功赏看作自身的轻重吗？只是恐怕当时有功的人以及土官中立功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而离心，那么在外抚治的大臣就没有可以激励劝勉、建功立业的地方了。臣等是广西人，亲眼看到八寨贼寇成为地方的大患，百数十年后，一旦仰赖圣明任用守仁而获得平定，实在不胜庆幸。如今兵部的功赏尚未施行，户部的覆题又要求再次勘察。臣担心机会一旦失去，大功便会受阻，城堡不能修筑，逃亡贼寇重新占据巢穴，地方上的忧患将不可胜言。因此冒昧提出建议，惟愿圣明察看。请早日裁决，使官僚早日得到激励，城寨早日得以修筑，逃亡贼寇早日得到招安，良民早日恢复产业；使岭海以外早日歌咏太平、祝颂圣德，这实在是臣等报答陛下知遇的一点心意，也是臣等为地方作长远考虑，实在不得已而为之。为此具奏。征讨宸濠的反间遗事——钱徳洪

译龙光记载：这一年六月十五日，公在丰城听到宸濠叛乱的消息。当时参谋雷济、萧禹在身旁，大家一起拜天发誓死战，起兵讨贼，想赶回吉安。南风正急，船不能行，公又痛哭告天，不久得到北风。宸濠的追兵将要赶到，公便暗中进入小渔船，与雷济等人同船逃脱。因为担心宸濠直接袭击南京，进而侵犯北京，使两京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公想设法阻挠，使其迟留半个月；等远近得知消息，自然就能有备无患。于是他假造两广都御史的火牌，说：“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杨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文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咨，都是关于前事的。本院带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齐往江西办理公务，于五月初三日在广州府出发前进，命沿途军卫、有司等衙门立即按数预备粮草，等候官兵到达时供给应办；如果临期缺乏而耽误事情，定当依照军法斩首，特此。”其用意是表示朝廷已经先派颜等人勘察事务，并且已经秘密从两广各处调集兵马，暗中前来袭取宸濠，使他恐惧、迟疑、观望，不敢轻率进军；又让雷济等秘密派遣机警人员携带火牌，设法送入省城。宸濠见到火牌果然产生疑惧。十八日，公回到吉安，又命雷济等假造南雄、南安、赣州等府的报告，天天飞报府城，一方面送入省城来动摇省城人心，一方面鼓励吉安效忠义的士人。又和雷济等谋划假造迎接京军的文书，说：“提督军务都御史王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文，本部题奏奉圣旨，许泰、郤永分别统领边军四万，从凤阳等地陆路扑向南昌；刘晖、桂勇分别统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州、淮安等地水陆并进，分路袭击南昌；王守仁领兵二万，杨旦等领兵八万，秦金等领兵六万，各从驻地分道并进，限定日期夹攻南昌，务必遵照方略，同心协谋，依期迅速进军，不得彼先此后而耽误战机，钦此。” 咨文送到任职处，除恭敬遵照外，查得本职先前因奉诏前往福建办理公务，行至丰城地方，突然遇到宁王叛乱；见已经退驻吉安府起兵。如今根据前项缘由，遵奉诏令，等候两广军队集合后按期进军。此外还考虑到兵部咨文所说的缘由，既然是奉朝廷机密诏令，都是趁其没有防备、先发制人的谋划；当时一定是宁王的军队尚未发动。现在宁王的军队已经出动，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北来的官兵不知道确切消息，难免会耽误战机。按本职的考虑，假如宁王坚守南昌，拥兵不出，京边官军远道而来，天时、地利两方面都不便利，一时恐怕也难以图取。必须按兵缓行，或者分兵先守南都，等宁王已经离开江西，然后或拦在他的前面，或攻击他的后方，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这样一定能够击破。如今宁王的主谋李士实、刘养正等人，各自有书信秘密寄给本职；他的贼将凌十一、闵廿四，也各自秘密派亲信前来。本职收到的文书都说要反戈立功报效，由此可见宁王已经众叛亲离，他的失败不会久远。如今听说两广共起兵四十八万，其中先锋八万是按照诏令调发的兵力，现在已经到达赣州一带。湖广起兵二十万，其中先锋六万是按照诏令调发的兵力，现在听说已经到达黄州府一带。本职起兵十万，遵照诏令先率二万驻扎在吉安府一带。各府知府等官员各自起兵，约也不少于一万，总计也有十一二万人马，已经完全够用了。只要宁王早日离开江西，其中必然发生内变，便可乘机夹攻，取胜非常容易。为此，现用手本详细说明缘由送去，烦请查照裁处，并把一切进退的机宜谋划妥当，选派机警明事理的人员和一同差遣的役人，连夜回来报告施行。手本既已写成，便命雷济等选派惯于奔走传递的家人，另给足盘费，把前面的机密事情假装作真实情报，详细秘密地告诉他们，让他们潜踪隐迹，连夜前往南京以及淮扬等地迎接官兵。又命雷济等访求一向与宸濠有交往的人，厚加结纳，让他们秘密前往宁王府报知。宸濠听到消息后大加赏赐，派人分四路跟踪捉拿。见到手本后，他更加疑惧，派人把他们详细拷问清楚，当时便将其杀死。因此宸濠又怀疑李士实、刘养正不相信他的谋划，便又和龙光商议，假造给李士实的回信，信中说：‘承蒙您秘密来信指教，足以看出老先生精忠报国的本心，这才知道近来的事情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我虽然身陷罗网，但心无时无刻不在王室。您所说的秘密谋划，若不是老先生决断，实在不能做到这一步。如今又有子吉同心协力，事情一定万无一失了。然而机密之事如果不严密，就会使事情遭到损害，必须乘时待机而发动才行；否则恐怕无益于国家，反而徒然成为老先生和子吉的牵累，这也是我心中不忍的。何况如今四路兵势已经会合，只等这位公一出兵，便可以动手，只是恐怕他不肯轻易出兵罢了。昨天凌闵等诸将派人秘密传递消息，也都是老先生和子吉开导、激发的结果。只是恐怕这三四个人都是粗疏之人，容易泄密，必须告诫他们谨慎保密，并且委婉地替他们作好防备。看完后立即付之一炬。知名不具，与刘养正那封信也一样。两封信写成后，派雷济设法递送；李士实、龙光也设法递送；刘养正各自派递信人，但都被宸濠杀死。宸濠因此更加怀疑刘、李二人，刘、李也彼此疑惧，不肯出来任事，所以上下人心互相产生疑惧，兵势日渐衰弱。又派一向与刘养正交情深厚的指挥高睿给刘养正写信，并派雷济、萧禹引诱内官万锐等人，私下给内官陈贤、刘吉、喻木等写信，这些全都是施行反间计。

译又大量书写告示和招降旗号，晓谕顺逆祸福；还制作木牌等物，动辄以千计，分别派雷济、萧禹、龙光、王佐等人分头行动，经过贼军营垒的隐蔽处，把告示粘贴起来，并把旗号、木牌插在四面八方。又先在丰城布置疑兵，显示出要进攻丰城的态势。又派雷济、龙光把刘养正在吉安的家属厚加保护，暗中派他的家人秘密到刘养正那里传递消息，这也都是反间计。当初宸濠谋定于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已在二十二日从江西起马，直趋南京谒陵即位，随后直接进犯北京。因为听说了上述反间、疑惑、沮丧敌人的谋略，便不敢轻易出兵，所以十七日等日期先派兵出攻南康、九江，自己留在省城。贼兵等待出动，宸濠却不出来，他们也各自疑惧、退缩、沮丧，长期驻扎在江湖之上，军队疲惫，士气衰落。又看见四路张贴的告示以及插立的旗号、木牌，人人离心离德，日渐离散，因此无心作战。后来宸濠探知四路并没有兵力，先前的战机已经丧失，兵势已经受阻，人马也已散失，很多人暗中前来投降。我军只等宸濠出城，便统率伍知府等官兵迅速进攻，攻破省城；料想宸濠顾念根本之地，势必回来救援，于是预先发兵在鄱阳湖迎击，大战三日，罪人终于被擒获。以上是反间计的始末。我曾听吉水致仕县丞龙光说，龙光对德洪说：“以前夫子书写杨公火牌将要发出时，雷济问：‘宁王看见这个，恐怕未必相信。’夫子说：‘即使不相信，难道不能使他疑心吗？’雷济回答：‘只要产生疑心，就难免。’夫子笑着说：‘只要让他产生一次疑心，他的大事就完了。’后来又叹道：‘宸濠平日行事无道，残害百姓，如今虽然一时跟从叛逆的人很多，但必定不是他们的本心，只是被威胁、劫持和利诱，暂且苟合罢了。即使他奋兵前进，我以问罪之师慢慢跟在后面，顺逆的形势既已分明，胜负也就可以预先知道了。只是贼兵若早早越过一方，便会毁残一方，民众的性命如虎兕出笼，事后就难以收拾。现在的计策，只是让宸濠迟留一天不出兵，天下就实实在在多受一天的福。’龙光又说：‘夫子奏报防守等文书中，担心文字太多，一切反间计都没有提及；也是因为设谋用诈并非君子不得已时所愿做的事，不想明白说出来让人知道。当时如果不施行反间计，不能拖延宁王，宁王一定会立即拥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凭什么防备？所以能够击败宁王，使他坐失战机，全在于拖延宁王这一着。因此，拖延宁王，全是因为施行了反间计。如今人们读奏册中所报告的内容，看到的都是可以书写出来的功劳，却不知道无法写入奏册的功劳，超过奏册所载的十倍。’又说：‘宁藩之事平定以后，京边官军南下，因失去他们的反间计而痛恨夫子，千方百计搜寻罪名、罗织罪状，肆意发泄毒怨和愤怒。门人冀元亨与济、禹、光等人，都想把他置于死地。冀元亨被捕，龙光等四处逃窜躲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到官军离开省城，才敢出来回家。当时龙光等人张贴告示、插立旗号木牌，全是在半夜昏暗之中，顶着狂风冒着暴雨，涉险破浪，出入贼军营垒，在万死之中求得一生。所派出的施行反间计的人役，被宸濠下令杀死的，都是亲信家人。’如今事情平定以后，议论的人不追究事情的始末，连记载在册的功劳次第也全部削去。龙光等人奔走劳苦，虽然都是臣子的本分，不值得过分怜惜，但赏罚如果这样，今后天下倘若再有事变，人人都会把龙光等人当作警戒，谁还肯再竭尽死力呢？又说：‘夫子应对变故的神机，实在不可测度。当时官兵刚攻破省城，忽然传令制造几十万块免死木牌，没有人知道要用来做什么。等到发兵在湖上迎击宸濠，把木牌顺流放下时，贼兵已经听说省城被攻破，被胁迫跟从的人都想逃跑却无路可走，看见水上漂来的木牌，便一时争相捞取，散去的多得无法计数。二十五日，贼军势头仍然锐利，又遇风势不利，我军稍受挫折。夫子急忙下令斩取首先退却者的首级，知府伍文定等人站在铳炮之间，这才奋力督促各军拼死抵战。贼兵忽然看见一块大牌，上面写着‘宁王已经被擒，我军不得纵意杀戮’，一时惊慌骚动，于是大败溃散。第二天，贼兵已经困窘急迫，宸濠想要偷偷逃走，看见芦苇中藏着一条渔船，宸濠大声呼喊渡船，渔人划船请他渡过，竟把他送到中军营中，而诸将当时还不知道。夫子的神妙运用每每如此。又听雷济说：‘夫子过去在丰城听到变乱消息时，南风正急，便拜天哭诉说：天若怜悯百万百姓的性命，希望暂且借给我一阵防风，只要防风稍稍平定就好。’不一会儿，船夫们喧闹起来，风向转回，济、禹取出香▯试验，船上果然如此。过了很久，北风大作，宸濠的追兵将要赶到，当时夫人和公子都在船上，夫子叫来一条小渔船，亲自捆扎敕令，让济、禹带着二斗米、五寸长的鱼肉，与夫人告别。船将开行时，问济说：‘行装准备好了吗？’ 济、禹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夫子笑着说：‘还少一样东西。’济、禹想不出来，夫子指着船头的罗盖说：‘到了地方没有这个，拿什么作为凭信？’于是又取罗盖带着上路。第二天到了吉安城下，城门正处于戒严状态，船不能靠岸，济、禹举起罗盖给城中看，于是城中欢呼庆贺说：‘王爷爷回来了！’便开门列队跪拜迎接进城。济、禹因此感叹，在危急逼迫之时，夫子竟然还能如此从容有余。德洪过去在师门中，有人问用兵有没有什么方法，夫子说：‘用兵有什么方法？只是学问纯正笃实，养得这颗心不动，这就是方法。’凡人的才智彼此相差并不很远，胜负的决定，不必等到临阵时去占卜，只在这颗心动与不动之间。过去同宁王在湖上交战，当时南风转急，夫子当面命令某某准备火攻器具；那时前军正退却，某某在对面惊惶地看着，夫子三四次申告，他都像没有听见。这些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平时的智谋难道会不足吗？临事时慌乱到这种地步，平时的智谋又将施展到哪里？又听邹谦之说：‘过去先生同宁王交战时，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坐在中军讲学，探子跑来报告前军失利，座中人都露出恐惧之色。先生出去见探子，回来坐下，又接着讲先前的话，神色自若。

译不久，探子跑来报告贼兵大败溃散，座中人都露出喜色。先生出去见探子，回来坐下，又接着讲先前的话，神色也同样自若。’又听陈惟濬说：‘惟濬曾听说过这件事。’尚谦说：过去我见过有人侍奉先生，自称可以随军作战。先生问他，他回答说：‘我能做到心不动摇。’先生说：‘心不动摇，难道是容易说到的吗？’他回答：‘我有控制心动摇的方法。’先生笑着说：‘这颗心在面对敌人时，尚且要先控制它不动，又由谁来发动谋划、提出思虑呢？’先生又问：‘如今有人不懂学问，却完全能够冒险而不害怕，这样的人也可以带兵作战吗？’先生说：‘人的性情气质刚强，也能冒险而不害怕，但他的心一定要等到勉强坚持之后才能做到；这种勉强坚持就是本体受到的遮蔽，便不能主宰处理各种事情。这就是孟施舍所说的守住血气。若有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保持精明，不被欲望遮蔽，自然能够临事不动；不动摇真正的本体，自然能够不待言语便应对变化。这就是曾子所说的守约、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又听刘邦采说：过去有人问，若能养得这颗心不动，就可以带兵作战吗？先生说：‘也必须学习过这种本领。面对刀兵杀人的事情，难道只凭想象就能得到吗？’ 必须亲身实践这些事情，这样节制驾驭的能力才会逐渐明白，智慧才会逐渐周全，才可以相信他能够推行于天下。没有不亲自经历事情却能通达其中道理的人；这就是后世格物之学所以错误的地方。孔子自己说没有学过军旅之事，这也不是谦虚的话，只是圣人得到职位、推行自己的志向，自有在变化尚未形成时消弭它的方法，不必使用这种手段。后世谈论治理的根本，完全不讲这些，每件事都只从中间截取一段开始，所以一动手便犯错。如果从根本上讲求，哪里有一定要杀人以后才能使人安定的道理？我自从征讨赣地以来，朝廷让我每天都以杀人为事，我的心难道能忍受吗？但事势到了这里，就好比已经生病的人，暂且必须先治疗外来的邪气，才能扶助他恢复元气；病后施药，总胜过眼看着他死去，所以才这样做。可惜平生的精神全都耗费在这类没有要紧的事情上了。过去德洪侍奉先生八年，在同门中侍学，每当有人问兵事，先生都默然不答，因此南赣、宁藩事情的始末，德洪全都没有听闻。先生去世以后，搜集记录遗书七年，奏报、防守文书和公文才逐渐汇集；等到查对日期以后，五次征讨的始末才全部显现。唯独施行反间计一事，过去只是大概听说过，在奏报、防守文书和公文中都找不到。去年德洪主持广东乡试，经过江西，访问龙光，才得到施行反间计的书信、木牌等稿本，以及从各位同门那里听来的情况，回来后附录在这里。嘉靖乙未年八月，写于姑苏郡学。《阳明先生平浰头记》　大学士湖东费宏 惠州的龙川县，北面抵达赣地，山谷中的贼巢不下数百处，其中浰头最大。浰头的贼人肆意作恶、毒害百姓，不下数千人，其中池仲容最为著名。仲容出兵四处劫掠，已经有几十年；龙川、翁源、始兴、龙南、信丰、安远、防昌等靠近贼巢的地方，受害尤其严重。正德丁丑年春，信丰再次告急，巡抚都御史王公伯安召集受贼害苦的几十个县的人，询问怎样进攻，众人都说如果不大量聚集狼兵就不能成功，又说狼兵也曾两次使用过，最终还是招降后才平定。王公说：‘盗贼一招降便蔓延，这是近年最大的弊病。我正要惩治这种做法，而且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势，为什么一定要用狼兵才行？你们如果能听我使用，难道不就是军队吗？’于是同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鸣冈共同谋划剿灭，请求再次授予更大的兵权、整肃军法，以统一军心。诏令加授王公提督军务，赐给旗牌，允许他便宜筹划，只要求取得成功，不限完成的时间。当时横水、桶冈的贼人也兴起，但浰头的形势更为紧急，王公商议先攻打这两处山洞，于是整顿军队谋取浰头。军中的筹划大多向兵备副使杨君廷宜咨询，请求招募各县的机兵，并用招募新民中善于作战的人担任战士，取赎金、储粮和盐课供给军饷，于是兵员和粮食都充足了。进攻两处山洞时，担心仲容乘虚来骚扰我军，于是谋划破坏他的党羽关系，派善于辩说的周祥【缺字】他的党羽。黄金巢等投降的人共有五百名，登记后编为军队。仲容【缺字】愤怒而不服从。初冬，听说横水被攻破，才开始害怕，派弟弟仲安率领老幼三百人前来，想借此拖延我军，并且窥探我军情况。王公表面上答应了他，让他驻守上新地来阻挡桶冈的贼人，实际上是拖延他回来谋划。过了一个月，仲容听说桶冈被攻破，更加害怕而加强防备，防守更加严密。王公派人带着牛肉和酒去侦察他，贼人料想无法隐瞒，便说：‘卢珂、郑志高、陈英是我的仇人，我担心他们来袭击，所以防备他们罢了。’卢珂等人都是龙川归顺的百姓，拥有三千人，仲容无法胁迫他们，因此深深仇恨他们。王公正想用计谋生擒仲容，于是表面上发布檄文，声称龙川卢珂等人确实要起兵，好像非常害怕，赶忙以获利为名砍伐木材，又假借道路来诛杀卢珂的党羽。十二月望日，卢珂等人分别来报告仲容一定会反叛，王公又假装恼怒他们诬陷构罪，呵斥并收捕他们，暗中向他们说明意图，让他们派人先回去召集众人。当时军队从桶冈返回，王公奏乐大宴后遣散他们回家务农，表示不再使用他们，又让仲安带领众人回去，并派指挥余恩告诫仲容不要撤去防备，以防卢珂等人的党羽。仲容更加高兴，先前派去的辩士趁机劝说他，仲容亲自到王公那里道谢，还说：‘先前是我相信王公您没有别的意思，卢珂等人一定会被诛杀。’仲容果然率领四十人前来会见王公。听说他已经上路，王公秘密命令各县征调军队分路放哨，又派千户孟俊假装手持一纸檄文经过浰头贼巢，宣布将拘捕卢珂等人的党羽，实际上是督促集合他的军队。贼人把孟俊送出境外，不再怀疑。闰十二月下旬，仲容到了赣州，当晚释放卢珂等人，催促他们回去拘系。仲容命令属官依次设宴犒劳。第二年正月癸卯朔日，王公估计各路军队已经集合，便带着仲容入内，把他的党羽一并擒获。拿出卢珂等人的供词，审讯查问，情状全部清楚，立即派人约定各路军队进入贼巢。过了四天，丁未日，各军同时进发。龙川一路的军队，由惠州知府陈祥率通判徐玑，从和平都进入；指挥姚玺率新民梅南春等人，从乌龙镇进入；孟俊率卢珂等人，从平地水进入。龙南一路的军队，由赣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义、知县王天与等人，从太平保进入；推官危寿率义民叶方等人，从南平进入；守备指挥郏文率义民孙洪舜等人，从冷水迳进入；余恩率百长王受等人，从高砂保进入。

译信丰一路的军队，由南安知府季斆率训导蓝铎等人，从黄田冈进入；县丞舒富率义民赵志标等人，从乌迳进入。王公亲自率领中军，督促文捣攻下浰头大贼巢；副使君督率其余哨兵防守三浰。贼党从仲容被带到赣州以后，防备已经松弛。到这时听说官兵突然进入，都惊慌失措，便分头出来抵御，并集中一千多名精锐在龙子岭迎战。我军列成三路冲击、互为犄角的阵势向前推进，余恩让王受率兵首先同贼人交战，把他们击退，追赶一里多，贼人的伏兵四处出现，攻击王受的后方；危寿于是率方阵军队击鼓呐喊前往援助，孟俊又率卢珂等人的军队从旁边冲击，喊声震动山谷，贼人大败溃散，于是连同攻克上浰、中浰。各路哨兵乘胜奋力攻击，这一天攻破贼巢十一处：热水、五花障、淡方、石门、上陵和下陵、艻竹湖、白沙、曲潭、赤塘、古坑、三坑。第二天侦察贼人逃奔的方向，分路迅速追击。己酉日攻破贼巢六处：铁石障、羊角山、黄田防、岭冈、塘含冈、溪尾。庚戌日攻破贼巢两处：大门山、镇里寨。辛亥日攻破贼巢九处：中村、半迳、都坑、尺八岭、新田迳、古地、空背、旗岭、顿冈。癸丑日攻破贼巢四处：狗脚防、水晶洞、五洞、蓝州。丙辰日攻破贼巢两处：风盘、茶山。逃奔的贼人还剩八百多名，聚集在九连山。九连山山势险峻而且绵延广大，同龙门山后的各处贼巢相连接。王公担心如果用大军进逼，他们势必合兵，合兵以后就难以制服。于是选拔七百多名精锐士兵，穿上缴获的贼衣，装作溃败逃奔，取道贼人占据的山崖下方和涧道，趁着暮色进入。贼人以为是自己的同党，从山崖下呼喊招呼；我军也假装答应应和，已经越过险要并扼守了他们的后路。第二天贼人才发觉，合力前来迎战，我军从高处向下攻击，把他们击败。王公估计他们一定会溃败，预先告诫各路哨兵设伏等待。乙丑日，在五花障、白沙、银坑水把他们击溃。丁卯日，在乌龙镇、中村、北山、风门奥把他们击溃。逃散的余党还剩三百多人，各路哨兵于是派兵追击。二月辛未日又在和平交战，甲戌日在上坪、下坪交战，丁丑日在黄田防交战，辛巳日在铁障山交战，癸未日在干村、梨树交战，乙酉日在艻竹交战，壬辰日在百顺、和峒交战，乙未日在水源、长吉、天堂寨交战。侦察得知，各处贼巢中罪恶深重的贼人已经差不多全部消灭，只有被胁迫跟从的二百多人聚集在九连山谷中，呼喊着请求投降。王公派邢珣前往安抚他们，登记后把他们安置在白沙。王公率副使君随即到陈祥驻军的和平，察看地势险要和平坦之处，筹划设县、设立关隘，希望大概可以永久安宁。于是收兵回师，大约是戊寅年三月丁未日。总共攻破贼巢三十八处，擒获、斩杀贼首二十九人，中层首领三十八人，跟从贼人的三千零六十八人，俘获贼属男女八百九十人，缴获的马、牛、器械等也与此相称。这次战役，就兵力而言仅有几千人；就时间而言十天只有六个旬，竟能消灭这些凶恶狡猾、长期未受诛讨的贼寇，除去三边几十年来的大患，功劳实在伟大。捷报传到朝廷后，有诏令褒奖赏赐：授王公之子世袭锦衣百户，副使君加俸一秩。于是邢侯、夏侯、危侯同通判文侯运、吴侯昌对王公说：‘这次行动足以威慑不守法纪的人，彰显文德，不能没有文字流传。’便派人从赣州来请我记述这件事。唉，用兵是不祥的器具，王公以儒者的谋略建立功业，却亲自披挂铠甲，率先于将士，进入上下山谷，同死敌争胜争利，从万死中求得生路；难道王公平日习惯杀伐之事，贪图攻破敌人的功劳来获得快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六十八人〕 只是盗贼与百姓不能同时生存，好比杂草肆意生长危害庄稼，却不把它拔除；又好比放任虎狼疯狂吞噬，听任灾祸和牧养的衰败不断扩大。这是仁德之人所不忍做的事，王公也一定不会把自己置于不仁之地。王公的心意我知道，王公的功劳也会传播天下、流传后世，哪里需要等待我的文章来记载呢？然而人们只知道首领被捆绑、凶恶势力被荡平，以为成功竟然如此容易，却不知道王公的筹划考虑这样周密，提出请求这样忠诚，朝廷所以专一委任他这样信任，副使君辅助赞襄这样勤勉，文武将吏奔走抵御外侮这样劳苦，以及功业取得如此不易；这些就不能不记录。因此我详细地记述下来，用来昭示赣地百姓，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并且有所考证。

译《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从前阳明王先生在赣地督兵时，同学士大夫切磋圣贤之学。从缙绅到平民百姓，以及从四方经过的宾客，都能接受他的教诲、向他问道。濂洛一派的传承到此时又重新明白起来，而先生治军料敌，最终能够平定奸贼，也都源自这种切磋的力量。由此更加相信人心本来是善的，没有不能恢复本性的；那些不能恢复的，是因为倡导得不够有力，辅助得不够周全，求学的志向还没有确立。先生既把确立志向作为教诲，教导他的子弟，又取《大学》《中庸》的古本，叙述其中的大意，同濂溪《太极图说》一起刻在郁孤山上，使登临游览、在此休息的人超出尘埃之表，激发高明旷远的志向，希望他们看见石刻便奋发建立这种志向，不至于懈怠，这是为了倡导和辅助后学而作的深切考虑。先生离开赣地二十多年后，石刻被风雨摧残剥蚀，日渐残缺毁坏，而这座山又被公署占用，观览的人出入不便。嘉靖壬寅年，宪副、江阴人薛君应登在备兵公务之余，访求先生遗迹，看见这块石刻，悲伤感慨。于是把它移置到先生祠中，又寻求较好的拓本，补刻缺损之处，并请我写记。我曾经观看先生的书迹，遗憾他的学说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孔子、孟子以后，能够阐明这种学说的，只有濂溪先生。因此《太极图说》推究上天生人的根源，以无极为本，并寻求恢复人的本性，把无欲作为主旨。舍弃无欲而只谈中正仁义，都不能与道德相合，最终反而会失败。所以《大学》说要致知，《中庸》说要慎独。在独自知觉的境地，欲望由此可以辨别，追求使它减少而至于没有；这件事看似最容易，实际上最困难。先生处在数百年以后，困顿之后才有所得，恍然悔悟过去的错误，真像脱离污泥浊水而驾驭清冷的风。因此既然自己以切磋磨炼为功夫，尤其不敢对天下有所隐瞒，于是选择这些言辞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也能像他一样自行有所领悟。如今先生的话遍布天下，天下人多半轻易地接受他的言说，却不知道他在困境中所下的功夫和确立志向的教诲，所以那些深于理解的人往往不屑于坚持守持，只要意见所到便都自以为是而毫不怀疑，喋喋不休地以议论相互争持。好比石刻已经残缺，却仍不能遮蔽风雨；反而以为高墙门禁森严而贸然闯入，却不知道从哪里进出，难道不是失误吗？欲望容易炽盛，比风雨来得更快；而志向难以确立，比石头更难。这种长期积累的习惯，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然而如果凝聚精神，即在独自知觉的境地用功，那么改变它也不是不可能，关键不在外物而在人自身，也足以自我完成。反过来说，石刻被风雨摧残剥蚀后，如果再用大屋把它遮护起来，虽然已经失去了从前的状态，难道不仍然可以保全它的结局吗？如今石刻保存下来，那么登上先生祠堂的人，也应该有所期待了。薛君有志于求学，他修完这块石刻，大概也是辅助世道的意思；而我自己困顿却不学习，对于先生切磋磨炼的帮助，实在感到惭愧。把这些话写在石刻背面，也把它作为长久的约言。《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治理天下、保全民众的道理，要在应对变乱之后才显出功效，要在施惠深厚之后才享有报答。古书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到了不得不树立功业的时候，就离最上等的德行很远了。’士大夫遇到时机、受到君主知遇，处在平常之中竭力应对变故，不得已而建立功业，本来就不期望报答有长有短。人们想要报答他人，自然不能停止。所以韩愈在潮州建祠祭祀，柳宗元在柳州建祠祭祀，张咏画像并在蜀地祭祀，羊祜立碑并在襄阳祭祀，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赣州境内，万山盘曲交错，群盗纵横，土著首领在东南跳梁，叛藩在西北窥伺。正德丙子年春，阳明王公以大中丞身份掌握兵权，前来镇守，纲纪号令，早晨发布，晚上便有新的变化。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县二十五卫所中奉命奔走的人，都惶惶急急，唯恐落后而受到惩罚。王公又卓然洞见根本，广泛汇集众人的意见，军政张弛操纵不出庭院，却能在江山数千里之外遥相控制狡猾的敌人。英名义烈，像雷霆一样使人肃然。今年平定南靖，明年平定桶冈，又下一年平定浰头，再下一年平定叛藩；如同防守楚地、闽地、粤地一样。四郊百姓努力耕作，清静的夜晚传来弦歌，边境的祸患于是消除。又像豫州、江州、桐城、淮甸一样，千里之内肃清，万人脱下铠甲，国家的忧患于是解除。王公凭借文儒的资质，出生在承平时代，却踏上偏远险阻之地，面对盘根错节的局势。天上的枢纽完整，北斗的光辉便明亮；大地的纲维清扫干净，豺狼的巢穴便被毁灭。皇帝屡次颁发玺书奖谕，又加封茅土。一时所受到的际遇，足以成为群臣的榜样。王公离开赣地已经很久了，但百姓仍然思念他，又建祠来祭祀他。富人捐出财物，贫民贡献劳力，巧于构思的人摹绘画像，善于筹划的人组织工役。空旷的祠堂中香火不断，每年按时行报答之礼；报答不在于他活着时，而在于他去世后，不是在天下公议确定之后才报答，而是一个地方私下追念。我因此知道赣地百姓看重义理。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这里难道不是三代遗留下来的百姓吗？王公继承他的父亲龙山公的学问，又同孙忠烈同年中举、同官任职。孙忠烈死于叛藩之难，而王公建立了靖难之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使皇国增光。幸与不幸，如果互换处境，也都将如此。那么王公建立功业，虽然有先后大小之别，总的说来，难道不都是以忠诚报效君主，以孝道成全亲人，以诚信对待朋友吗？王公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龙山公名华，凭大魁的身份做到冢宰。孙忠烈名燧，以中丞身份获赠宗伯之职，都是我们乡里的先达。唉，望见雷阳便思念新竹，按视营垒便感叹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谨慎地记下事实，以备野史拾遗。

译《田石平记》田江岸边有一块怪石，形状像一只乌龟卧在平展的石头上，长度超过八尺，厚度和宽度约为八尺的一半。地方安宁时，它平卧而平稳；一有变故，便倾斜、摇浮，离开原来的位置。因此民间相传它有预示安宁或兵乱的征兆。乙酉年，岑氏猛的食邑日渐富盛，便恣意横行，构成兵乱。守臣正上奏请求讨伐，一天夜里石头忽然漂走了数百步。岑猛害怕了，便派力士把它搬回来。傍晚又隆重祭祀它，希望暗中消除变乱。第二年大军到来，岑猛最终战败灭亡。人们更加觉得奇异。岑猛的党羽卢、王二位首领胁迫民众连续起兵，占据思田，使我军多次劳苦。朝廷特别起用如今的新建伯阳明王公前来平定。王公到达后，召集众人告谕说：‘这两个愚蠢的首领，难道值得害怕不能擒获吗？只是百姓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却又遭受刀兵之害，实在可悲。’当天便下令解除十万人的铠甲，撤回四省军队，把真诚之心推向卢、王二人，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保全。二人畏惧王公的威德，又知道他确实守信用、不杀降者，于是率众自缚哭泣投降。王公像当初下令那样晓谕他们后将他们遣散。王公只乘一辆车到田地，筹划治理和设置，以教导、安定当地百姓。田地父老听到消息、仰观德化，像墙一样围拢而来，跪拜痛哭说：‘大军不加兵于我们，是明公使田地重获新生的恩赐。田地这些丑陋百姓拿什么报答呢？’ 田地的祸乱开始，就是这块石头实际引发的。人们把它的怪异形状全部报告给王公，并且说：‘自从王师没有返回以来，石头就没有安宁过。田地百姓惶惶不安，像守护婴儿一样守着它。如今就要没有这种恐惧了。希望公毁掉它，使我们的田地安宁。’王公说：‘是这样吗？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看过后说：‘你们认为它怪异吗？我不毁掉你们的石头，而要同它决断。’于是取笔在石上大书：‘田石平，田州宁，千万世巩固皇明。’第二年春天，王公派工匠把这些字镌刻在石上，于是把它作为田州的镇物。田地百姓无论远近老幼，都在道路上歌唱庆贺。唉，这块石头在山坡上，本性并不迁移不定，是什么使它移动呢？难道是百姓传讹吗？究竟是妖异还是祥瑞，能由此开创兴亡，实在是上天的变化，而人们不知道它的规律。邪恶之气如果占优势就会宣泄，正气如果占优势就会消灭，也只取决于人罢了。王公忠诚纯正，他专一宁静的学问和浩然之气，表现在勤王靖难的功业中，可以感通神明、贯通金石。天下早已相信他的德行，难道还会有不灵验的时候，在这块石头上却例外吗？田地人珍藏宝文，恐怕不只是像交趾人珍重马援的铜柱而已。王公将要乘车返回，田地人急忙到东方来，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述，用来告诉世人。’于是写作《田石平记》。《阳明先生画像记》　少师徐阶 阳明先生的画像，是一幅水墨写意画。嘉靖己亥年，我督学江西时，到士人家中摹得先生燕居像两幅、穿朝服戴冠的画像一幅。第二年庚子夏天，我把其中一幅燕居像赠给吕生舒，就是这一幅。先生在正德年间以都御史身份巡抚南赣，督兵击败宸濠，平定大乱，被授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来因为讲论学问而被世人忌恨，最终被夺去爵位。我往来于吉安、赣州之间，询问当地父老，他们说：‘宸濠还没有叛乱时，先生奉命到福州巡按事务，请求回乡探望父亲，乘一只小船顺流到南昌，到了丰城听到变乱，准备返回幕府筹划讨贼。正好吉安太守松月伍公召集全郡议事，又有积粮可以供养士卒，于是先生留在吉安，征调各郡军队同宸濠在湖中交战，击败并擒获了他。’这些事情都有日期可以查考核实。然而忌恨先生的人却说，先生起初赴宸濠之约，后来采取两面态度，逃回吉安，是被伍公强行挽留。宸濠进攻安庆不能取胜，先生乘他气势受挫，侥幸成功。人的常情是，如果已经有约定而失败的征兆尚未出现，一定不会逃走。凡是进攻讨伐之事，胜了就封侯，失败了就灭族。如果采取两面态度，即使强行挽留也不会留下。武皇帝在位时，政权由受宠的宦官近臣掌握，宸濠同他们全部结交，甚至有人答应替他作内应。当宸濠刚刚兴起时，天下人都不敢料想他会迅速灭亡。先生带兵向西，把家属留在吉安的公署里，堆积柴薪围住公署，告诫守卫说：‘军队如果失败，就放火焚烧，不要让贼人侮辱他们。’唉，这样的功劳难道能说是侥幸成功吗？他的心事难道不明亮得如同日月吗？忌恨他的人不承认他的功劳也就罢了，又把他的心事加以严重诬陷。小人不愿意成人之美，自古君子被小人诬陷的很多。归根到底，真相必定会自行显明，这正是我深深感慨的地方。当今士大夫，上等的谈玄理，中等的柔弱苟安，下等的只以贪污逐利、争名逐利来谋求自身利益。有一个人，竭尽死力为国家平定大乱，却因为忌恨而受到严重诬陷；这种势头如果不把士大夫全都驱入这三种道路，是不会停止的。凡是治理国家，不担心没有事功，担心的是没有赏罚。议论正是赏罚所由产生的地方。如今天下渐渐多事，希望能够得到有才之人，奔走在这些事务之间，而平日所谓的议论却是这样。即使是上等的智慧，如果不把赏罚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那么它激励中等才能之人的工具，不是已经太疏漏了吗？这就是我深深感慨的地方。宸濠之乱，孙、许二位公在前面为国而死，先生在后面平定叛乱；他们的事迹虽然不同，却同样有功于名教。江西已经为孙、许二人建庙祭祀，先生却没有祠庙。我督学江西的第二年，才在射圃祭祀先生。不久我被征召，于是摹画画像带回去，准备给志同道合的人看，首先把它赠给吕生。我曾听人说，这幅画像同先生非常相像。如今看来，先生的相貌并不威武，但他偏偏以武功显名，由此可以看出儒者的作用。吕生如果确实仰慕先生，还是应当从先生的学问上去求取。《重修阳明王先生祠记》　大学士李春芳

译阳明先生祠，是少师存翁徐公督学江右时创建的。徐公二十岁考中进士，博学宏辞，卓然成为翰林词臣中的第一流人物，当时翰林院的老宿博学之士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但徐公说：‘学问难道只是文章辞藻吗？’他每天同文庄欧阳公深入探究心学，听到阳明先生关于良知的学说后，深深契合。江右是阳明先生教化经过的地方，徐公既阐明他的学说来教诲诸生，又认为尊崇祭祀足以联系众人的志向，于是在省城营建祠宇，塑造先生像来祭祀。选拔诸生中才俊优秀的人，让他们乐群居住在其中，命名为龙沙书院。徐公在考课文章的闲暇，常常把自己的心得启发告知诸生，当时的诸生多受到激励而奋发。后来徐公被召回朝廷，荐升进入中书省，受到皇帝亲近信任。距他离开江右已经将近三十年，有人告诉他祠宇倾圮了，徐公便忧伤动心，捐出皇帝赏赐的九十金，嘱托新建县令钱某修葺。侍御甘斋成君听说后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亲自负责此事，聚集工匠、准备材料，修饰已经破败的地方，增补原来不足的设施，堂宇斋舍焕然一新。不仅祭祀之所安妥而且相称，诸生受到激励而奋发的势头也更加旺盛，无法遏止。唉，徐公身居枢要之职，承担皇帝心腹重任，即使政务纷繁堆积，皇帝的亲笔诏翰和咨询答复每天三四次送到，他仍然这样不忘尊崇先贤、振兴后学，实在是因为求学之事不可以停止。致知的学问，发端于孔门；孟子所说的良知，则又阐发了前人尚未阐发的道理。阳明先生把二者合起来说成“致良知”，那么爱好善行、憎恶恶行的意念如果真能推到极致，家庭、国家和天下就可以安坐而治理好了。公笃信先生的学说，每天在身心上体察实践，在政务上施行。刚开始主持政务，就发布禁绝私下馈赠的命令，屏除贪官污吏，以所爱所恶昭示众人，四海都来归附，不到几年，人心和吏治便一齐大为改变。这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法术吗？只是爱善恶恶的意念在内心真诚罢了。所以，学问并不是不明白的忧患，忧患在于不真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良知本来具备；这就像太阳高悬天空，没有遮蔽的地方照不到。应当喜爱的就喜爱，应当憎恶的就憎恶，应当赏赐的就赏赐，应当惩罚的就惩罚，应当进用的就进用，应当退处的就退处，细微到一丝一毫也没有差错，全都符合天理；顺着天理作出应对，就会平平荡荡，不偏私地喜爱什么，也不偏私地憎恶什么，天下便太平了。所以，真诚而内心自得，就会喜爱好人所喜爱的，憎恶坏人所憎恶的，这就是仁；不真诚而自我欺骗，就会喜爱好人所憎恶的，憎恶好人所喜爱的，这就是不仁。假如不仁之念产生于内心，便会损害事业，败坏政务、残害百姓，其中不可胜数的祸害是说不尽的。公对此感到忧惧，又举出明道的《定性》《识仁》二书，阐明其中的意义，来给天下求学者看。这样一来，致知的学问就更加明白了。把这些道理切实用于诸位生员，能够内心思考其中的义理，并在自身上实践，那么对于阳明先生的学说就差不多达到了。正在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愿意体会公的心意，把全部力量用在真诚上，作为将来施展学问的基础吗？成君守节，是曹州人，癸丑年进士。巡按治理江右，整饬纲纪、施行惠政，卓然有贤能的声誉。看来他是一个有志于学问的人。《平宁藩事略》　　　　　　　　敬斋蔡文 阳明先生的道德功业冠绝古今，这是无可置疑的。唯独宁藩一事，有两种流言无法理清：一说他起初同宁王府互相交往，后来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借助别人的力量剪除宁藩，以成就自己的功劳；又一说宁王府财宝堆积如山，官兵进入王宫后，全部取走归己。这两件事，当时流言喧嚣，甚至写入奏章，传播远近，士大夫中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必定没有这种事，却没有人完全知道它为什么不存在；都知道绝无可疑，却没有办法消除别人的疑惑。我对此非常遗憾，走遍大半天下，四处访求也没有人知道。直到我调任进入赣地，赣地本是先生开府的地方，当时的老人还有在世的，我访查了好几个月，才得到详细情况，于是高兴得跳起来，痛恨流言毫无根据，也由此知道先生谋划的深远、布局的长久，是常情所不能测度的。自古建立非凡功业，必定要依靠非凡人物。逆藩蓄谋已久，当时他唯一忌惮的就是先生；杀掉先生又做不到，必定要把先生牵连到事情中才可以成功，所以对先生极力笼络，而先生也故意表示不与他断绝关系，是因为自己有力量可以有所作为，也在等待时机。峒酋叶芳等有一万人的部众，感念先生不杀之恩，乐意为我所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先生以诚心安抚他们，间或暗示自己的意图，叶芳叩头跳跃，等候消息后便出发。逆藩招集无赖之徒，也把希望寄托在叶芳身上，曾用丰厚钱财诱使他，叶芳接受而不推辞。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先生，先生怅然若有所失，过了很久，拍案而起说：“我今天看见合乎义理就应当去做，事情的成败、自己的祸福都不必计较了。”防备逆军起兵后，他便编组所属的民兵，督率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人出兵。叶芳秘密派人告诉先生：“我这是暂且应付他们，今天的事情，生死都听天命。”先生大喜，立即带着他一同前往。鄱湖之战时，逆藩正盼望叶芳到来，叶芳趁机行动，于是将逆藩擒获。大难得以平定，叶芳也出了很大力；否则逆军人数众多而且强悍，仅凭民兵的脆弱涣散，怎么能抵挡它的锋芒呢？军队进入南昌后，先生召见叶芳，对他说：“我请求朝廷用官职来酬谢你的功劳，怎么样？”叶芳叩头说：“我是本地人，不喜欢受拘束，只愿得到金帛，做一个富家翁罢了。”于是他把宫中登记的所有财物拿来献上，我把其中剩余的都给了叶芳，使他满足愿望。从这些事看来，先生之所以表面上故意不与逆藩断绝关系，是想暗中在这里有所作为；如果当时积粮练兵，难道不会引起逆藩的疑心，使他更加狠毒吗？兵法说：“藏身于九地之下，行动时奋发于九天之上。”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后来把钱财交给叶芳，是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所以先生的心事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用兵却像风雨一样迅疾。雷霆本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为什么疑惑的人却纷纷而来呢？所以把这些情况表明并写出来。荫子咨呈

译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接到兵部凤字二千八百八十号勘合，内称：有一件关于捷报的事，准武选司移文说，奉本部连续送来的公文；本部题报，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据绍兴府申报，据余姚县申报，防本府纸牌，命县里迅速查取都御史王承荫所应承袭的子侄人选，取得无妨碍的亲属供状，以及官吏、里邻等不扶同作伪的结状，缴送报告等事。依照所奉公文，据该隅里老吕时进等勘查：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赣等处剿贼成功，钦准荫子一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命县里取得里老及本族亲属供状。现据上述缘由，应将缴到的王冕等一纸供状送上。供称：王冕是本县东北隅五里的民籍，有侄王守仁，任江西南赣等处右副都御史，因为剿贼成功，钦准荫子王正宪世袭锦衣卫百户；县里已取得里老及本族亲属供状，呈送兵部。查得先前提督南赣的都御史王奏称：征讨江西南赣等处贼寇，所用兵卒不过一万多人，费用不满三万两；一个月内俘获、斩首六千多人，攻破贼巢八十四处，首领伏诛，余党没有遗留。本部查议认为，都御史王亲自督战，取得军功，应当优先记录，伏望圣明俯察历年平定寇乱、升职荫子的有功官员事例，将王依例升职、荫子，以酬答他的功劳等事。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具题；本月奉圣旨：“各官既已剿贼成功，地方有所依赖，升为右副都御史，荫子侄一人做锦衣卫世袭百户。”钦此。查无本官应当承袭的子侄姓名，已经备文行知原籍官司查取。后来又据提督南赣军务右副都御史王奏报广东韶州府乐昌等县平贼捷报，内称擒获、斩杀贼人首领及随从共二千八百零九颗首级，俘获贼属并夺回被掳男女五百名等事。本部查议认为，本官分兵设策，一举平定，功劳不小；本部议定在先前荫子百户的基础上，酌量再加升一级，并再加荫，以酬答功劳；蒙皇帝批准。王守仁已经因功升职，又赏银四十两、纻丝二表里。臣等认为王守仁屡建奇功，各项功劳不能相互抵消，如今只给赏赐似乎不足以酬答他的功劳，是否可以在先前荫子百户的基础上酌量增加俸给，再酌量加荫等事？因此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题，本月二十六日奉圣旨：“王守仁屡有成功，他的儿子先前已经荫授职事的基础上，再加升一级。”钦此。又已备文奉行遵守。现据上述缘由，长期查考升一级的事例，实授百户之上加一级，即副千户；现将案卷查报到部，拟将都御史王应当荫授的子王正宪，照先前奉钦依，加荫子侄一人做锦衣卫世袭百户；再按照后来奉钦依，加升一级，任副千户，填写注定在锦衣卫左所支领俸禄。因为这是查录恩荫、先后奉钦依的事情：王守仁荫子侄一人做锦衣卫世袭百户，以及他的儿子先前荫授职事后再加升一级等事。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师兼太子太师、本部尚书王等具题；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圣旨：“是。”钦此钦遵。拟定应当通行办理，因此移文浙江布政司转行绍兴府、余姚县，责成有关官吏依照本部题请并奉钦依的事项，立即查取王正宪，令其迅速起程前来赴任；仍将本官起程日期缴报施行。《处分家务题册》　　门人黄宗明撰写 先师阳明先生的夫人诸氏没有生育，先生便立堂侄正宪为继承人。嘉靖丙戌年，继室张氏生下儿子，取名正聪，还 不到一岁，先生便奉命前往两广，应当把家中大小事务详细分配 明白，托付他人管理。去世大约一年后，家中的众人和童仆不能遵守；将来 难道能够保证不留下悔恨吗？宗明等人因此护送先生的灵柩回到太夫 人那里，亲疏各等、宗族子弟、四方门人都在场，将先生一 切遗留下来的家务，逐项向太夫人和众人禀报，请大家从长计 议，分割安排，以作为整顿家庭、慎始防微的根本，写 立同样的五份文书，请按察司佥事王、绍兴府知府 洪用印钤记，一本留在府中，一本由太夫人保存，正宪、正聪各留一本，同道留一本，永远作为查照守护的依据。先生功在社稷，恩泽惠及百姓，道理存在于宇宙之间，是人们共同仰望的对象。他留下的孤儿和寡妇，无论相识与否，没有不悲哀痛惜的。何况骨肉亲戚、门生故旧，怎么忍心抛弃他们、辜负他们呢？凡是我们这些共事的人，从今处分家务以后，如有异议，任何人都可以检举纠正，不得有意轻轻放过。《同门轮年抚孤题单》

译门人薛侃撰写 先师阳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的儿子叫守义、守智，叔父的儿子叫守礼、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长兄是先师，其次是守俭、守文、守章。先师年过四十还没有嗣子，便选择守信的第五个儿子正宪作为嗣子，抚养他成人并为他娶妻。嘉靖丙戌年，生下儿子正聪。第二年奉命前往广东，身入瘴疠之乡，平定反乱，因而染上奇病，死在江西南安。家中一切事务虽然预先作了处分，但家人欺负正聪年幼，不知道遵守。我们从千里之外来护送灵柩，悲痛地想到先师一生忧虑君主、体恤国家，一心一意与人为善。今天的事情，应当把保全孤儿、安定寡妇放在首位，那些微薄的田产并不是他所看重的。如果后人不能体会这一点，只顾小利而丢掉大义，就很不符合继承先师遗志的道理。于是向太夫人以及宗族、同门、亲戚邻里禀告，又请佥事汪克章、太守朱衮斟酌情理，以礼参照律令，抚恤遗孤以弘扬根本，严格区分内外以避嫌疑、划清界限，防止侵食以杜绝侵夺。所有应当分给众人的事项，都已经形成议定方案。以后倘若再次承受恩典、承袭爵职，也有现成的办法。正聪年幼时，家事交给亲人管理，每年轮流选取同道二人，一同抚养帮助。各位叔父和侄子不得参与搅扰。做兄长的务必要以总理家事、爱护弟弟为心，以副皇恩抚养托付的重任；做弟弟的务必要以继承宗族、爱护兄长为心，以尽到继承遗志、完成事业的美好责任；旁系亲属也希望以公心扶助孤儿寡妇，使之成为家门的光荣，那么先师在天之灵或许可以稍得慰藉了。倘有疏忽差错，便拿此文向官府报告；轮值一年的同道也要具文报告四方同门，共同为之转达。明面上有法典，幽冥中有先师的英灵，希望大家不要违背。所有条款列在后面。《请恤典赠谥疏》礼科等科都给事中辛自修等官员上疏请求宣读诏书一事：臣等恭读诏书，其中一款说：“近年去世的大臣，有应当得到恤典却没有得到的，也有不应当得到却得到的，由科道官员举奏后裁定。”钦此。臣等共同当面议论，举出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石瑶，尚书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乔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坚、刘讱、聂豹，侍郎吕柟、周广、江晓、程文德，少詹事王伟，祭酒王云凤、魏校、邹守益，共二十一人。他们在世时都有奇功大节，声誉显著；身后声望和高尚风范更加隆盛，都是应当得到恤典却尚未得到的人。其中如吕柟，有祭葬却没有谥号；石瑶虽有谥号，却不足以完全概括他一生的事迹，都应当改拟或补赐。又访查到文臣中曾铣、杨守谦、商大节、程鹏、朱方、张汉、王杲、孙继鲁八人，有的志在立功却遭受重刑，有的心存体国之志却因罪流亡；直到今天，不论人们知不知道他们，都为之痛惜。臣等仰体恩诏，既然要抚恤获罪之臣，又要举荐那些原本应当得到恤典的人，而这些大臣只因一时获罪，便不能承受浩大的恩典，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怜悯。似乎应当查明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酌情加以优厚抚恤，以表示褒奖和答报等事。奉圣旨：礼部会同议论后再来说明。钦此。浙江等道监察御史王等上疏请求宣读诏书一事：臣等恭读诏书，其中一款说：“近年去世的大臣，有应当得到恤典却没有得到的，也有不应当得到却得到的，由科道官员举奏后裁定。”钦此，谨敬遵行。臣等备文送礼部祠祭司，查取历年发给大臣的恤典以及有请求而未发给的缘由，并随即行文浙江等道，各自举荐所知情况，以奉行明诏。后来祠祭司和各道的手本列出各位大臣，臣等逐一会同详细议论，举出原任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石瑶，尚书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乔宇、梁材、喻茂坚、刘讱、聂豹，侍郎吕柟、周广、江晓、程文德，少詹事黄佐，祭酒魏校、王云凤、邹守益等人。他们在朝任职，大节没有亏损；考察他们立身行事，操守无可非议；公论在世间，不容泯灭，都是应当得到恤典却尚未得到的人。其中如吕柟，虽有恤典却没有追赠谥号；石瑶已有追赠谥号，却不足以尽显其为人，似乎应当补赐、改拟。又查得历年已经得到恤典的，如尚书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徐可成、甘为霖，侍郎郭文英、张电、朱隆僖等，有的污秽行迹昭彰，为众人共同指斥；有的出身杂流却冒受滥恩，为法令所不能容，都是不应当得到却已经得到的人。伏望敕令有关部门再次详细议论，将杨廷和、王守仁等应当恢复官职、荫职的人恢复其官荫，仍赐祭葬、追赠谥号；吕柟准予追赠谥号，以成全恩典和礼制；石瑶依法改拟，以使名实相符。至于像邵元节、陶仲文这样滥受恩典的人，先前已经由刑部议处；顾可学等也都属于冒受滥恩，官爵名器很可珍惜，应当一并追夺，以彰明法令。再按照录用忠臣、抚恤获罪者的制度，这是圣朝厚待臣下的典章；从人的过错中考察其仁心，是明主公正鉴察人物的表现。臣等又访查到文臣中的曾铣、杨守谦、商大节、翟鹏、朱方、张汉、王杲、孙继鲁等人，考察他们遭祸的经过，推究他们忠于国家的本心，他们生前没有得到昭雪，死后反而更加明白。武臣中如周尚文，出谋划策、尽力效命，功劳在于边疆，却还没有给恤典，人心都称其冤屈。如今正值圣明仁德广施之时，正是洗雪冤屈的时候，这些大臣似乎都应当给予恤典，以扩大特殊恩典。再次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一并酌情议论，请皇上裁决；仍通行各有关抚按官，遵照诏书，广泛求访，凡大臣中确实有应得恤典却未得到的，以及不应得到却得到的，都应尽心查明。加以甄别，以宣扬皇上的德政；也不得曲意徇私，滥施于庸劣之人。这样，恩德所施及的地方，隐没不显的人不会遗漏；义理所应抑制的地方，邪恶和罪过也不能逃脱。奖善惩恶的制度得以施行，教化世人的道理也就完备了。等事。奉圣旨：礼部会同议论后再来说明。钦此。《辨明功罚疏》

译南京户科给事中岑用宾上一本，请求宣读诏书：臣认为，国家的礼制对于大臣，在他们生前，固然重视他们的爵禄，以此表示宠异；在他们死后，也一定优厚地施行恤典，以此表彰褒奖。这是为了表示君臣一体的意义，使君臣无论生死、始终都没有间隔。然而这种恩宠的施予和剥夺，出自朝廷；忠良之臣固然一定要加以恩典，对于奸邪恶德之人，也不能让他们侥幸得到。施加于忠良就是公正，施及奸邪之人就是僭越。公正而不僭越，君子就受到勉励，小人就受到惩戒；这正是君主奉行天道而不徇私，实际上也把劝善惩恶的契机蕴含其中。臣恭读陛下登极诏书，其中一款说：“近年去世的大臣，有应当得到恤典却没有得到的，也有不应当得到却得到的，由科道官员举奏后裁定。”钦此。臣由此仰见皇上推行新政，本来就是要使朝廷施恩宠臣的大典，在天下万世面前彰显最大的公正。臣充任南垣官员，怎敢不恭敬承受皇上的德意？臣谨慎地询问士大夫，参照听闻和见闻，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书林俊，是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考中成化戊戌科进士，历任官职四十多年，多次陈说正直的意见，忠诚恳切，敢于犯颜进谏，崇尚简朴清约的风气，屡次被罢免又屡次起用，朝廷内外都推重他。他在四川抚剿蓝鄢一带的剧贼，在江西裁制宁藩的叛乱苗头，功劳尤其不可磨灭。晚年遭遇，保全名节而终，在家中因病，已经准备好遗表预先辞谢；死后恤典竟被不合宜的人嫉恨，乘机排挤阻挠，直到今天公论仍为他惋惜。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守仁，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考中弘治己未科进士，初入仕三十多年，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而且讨平江西宸濠之叛，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八寨的贼寇，功业尤其显著。他又广泛精通经史，深入研究心学，倡导阐明良知之教，洞彻畅达地揭示根本，直到今天仍为士人所宗仰。不幸死后，立即遭受忌恨者的弹劾，于是削去伯爵以及恤典、赠谥，至今人们仍以为遗憾。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是广东广州府增城县人，考中弘治乙丑科进士，历任官职三十多年，立朝正大，厚重宽和，有宽容大度的风范；处理政务条理清楚，具有济世匡时的谋略，尤其倡明正学，以引导后进为己任，自始至终勤勉不倦。他所培养成就的人，大多成为当时的名流；退休居家二十多年，高寿而终。他的子孙曾请求恤典、赠谥，却没有得到先帝批准，直到今天众人都认为这是遗憾。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是广西横州府千户所人，考中成化丁未科进士，历任官职四十多年，机谋才略优长，节操一向严正；触犯逆瑾的怒火而刚正不屈，晓谕桃源的贼寇，诚信长久流布；而且始终一介不取，死后连殡殓的钱也没有。这样廉洁的高尚风范，古今少有匹敌；查问他追赠谥号一事，也还没有得到。已故原任户部侍郎唐胄，是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考中弘治壬戌科进士，历任官职四十多年，始终正直，丝毫没有改变；多次担任藩司、按察司和巡抚，功劳最多；在户部任职时提出建议、陈述意见，忠直恳切更加突出。后来因触犯权贵而被杖责、削籍，众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近日吏部题请，虽然已经恢复职务并追赠官职，但祭葬和谥号还没有议定，仍然是礼典的缺失。以上五位大臣，任职先后虽稍有不同，但负有忠良的重大声望则没有两样；明诏所说应当得到恤典而尚未得到的人，他们是其中最突出者。又查得已故原任礼部尚书顾可学，他先后任官的事情臣没有时间论述，只是他晚年挟持邪淫荒诞的方术，谋求进用，因而滥受恩赏，玷污清正的官署，直到今天舆论都以称说他为羞耻。他先炼制秋石，后来又炼制红铅，妄行进献给皇帝，以至于方士等人相继仿效。皇上所说王金、陶仿等妄进药物而损害圣躬，臣愚以为如果追究首恶，顾可学尤其不能逃脱。他活着时既然侥幸逃脱刑法，没有同方士等人一起被诛杀，那么死后难道还可以让他在九泉之下继续冒受朝廷的恩赐吗？明诏所说“不应当得到却得到的人”，这确实是其中最突出者。表彰善类，天下人就都知道行善的好处；排斥奸邪，天下人就都知道放纵作恶的错误，这是治理国家绝不能拖延的事情。伏乞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如果臣所说不差，即将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吴廷举、唐胄五位大臣，依照旧例一体追补赠谥、祭葬、荫子等事项；顾可学前后冒受的官职、赠荫等事项全部削夺。至于王守仁的伯爵是否应当承袭，也请一并集议题报，请皇上裁决。这样或许能够使恩典的给予和剥夺分明，恩威不偏，赏罚得当，劝善惩恶也就彰明了。再说臣子遭受冤屈，长久以来应当得到伸张；特别滥受恩典的，也终究应当厘清纠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书李默，平生博雅能文，清正自守，做官刚直耿介，恪守职责，风范声誉非常显著。只是因为掌管铨选时不向权势低头，便使奸人乘机造谣，竟遭排挤，含冤下狱，抱恨而死。如今正逢昌明之世，在黄泉之下的他，难道没有昭雪的希望吗？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过去统兵征剿时，起初没有料敌的明见，后来又没有御敌的防备，以致狂贼冲突而入，自己丧命，士兵也被消灭。与守备没有设置相比，确实是同样的过失。假如怜悯他为国战死，姑且不再追究，保留他的官职，也还可以；但竟然厚加忠臣的追赠和荫子，尊崇他并为他立祠祭祀，这种冒受滥恩不是太过分了吗？当时同汪一中共事的，是佥事王应时。王应时被俘后赎回，不久冒然升官，旋即被弹劾，削职。看王应时不应当冒然升官，那么汪一中不应当得到赠荫，就很明白了。再次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将李默一人比照遗诏中抚恤录用的典制，恢复他的官职，加以追赠和祭祀，稍稍洗雪他的冤魂；将汪一中一人依照明诏所说“不应当得到”的情形，夺去他的赠荫和祠祀，使他不要始终玷辱明确的典制。这样，恩典的给予和剥夺就更加彰明，善恶也更加显著，未必不能对圣朝清平明治略有补益。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了。《请从祀疏》

译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臣耿定向谨慎上疏，请求根据明诏褒奖特殊功勋，以光大圣治。恭敬地想，皇上登极之初，诏令下达朝廷内外，搜求埋没的人才，抚恤录用过去的忠臣，鼓动天下，凡有血气之人无不争相勉励。臣想到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虽然已经由科道官列举上疏请求，但他的功劳关系社稷，他的道学启迪群蒙，这不是可以和一般人一概而论的。臣斗胆特地为陛下说明。臣听闻武宗初年，旧邸宦官马永成、刘瑾等人，当时号称“八虎”，制造淫巧之物，蛊惑皇上的心志，每日进献跑马、飞鹰，引导皇帝以游乐为事，不让皇帝亲近儒臣、讲学修德，沉溺玩乐而荒废万机。当时科道官进谏而不被听取，户部尚书韩文泣血苦谏而不被听取，左右辅臣也时时秘密进谏而不被听取，以致天下汹汹思乱，盗贼纷纷兴起，天下骚动。江藩朱宸濠因此乘机暗中发难，图谋危害宗庙社稷；当时如果不是守仁在赣地倡导义举、擒获并消灭他，如今天下的局势，恐怕有些话是不忍说的。这是他的功劳在于国家，论其功绩明白显著，人人都清楚。等到宸濠已经被擒，太监张忠、许泰等又诱惑武宗，以亲征为名巡幸南京，实际上暗怀异志，想要施行不轨；当时宗庙社稷的危险更加像堆叠的鸡蛋一样。全靠守仁掌握兵权并上奏防御，随机应变，各种阴谋暗中自行震惧收敛，武宗因此得以回到京城，最终以厚德善政开启先皇帝的基业，直到成就我皇上今日万世无疆的事业。这项功劳非常巨大，而所付出的力量尤其艰难，只是事情的痕迹很隐微罢了。至于他倡明道术、默默辅助教化政理，更难以用语言完全述说；即使只举他所著《拔本塞源论》，用来启示人心，也尤其明白切实。假如朝廷内外大小臣工确实都能体会并实践其中道理，那么用来辅助我皇上建立太平无疆的治理，意义尤其不是浅小的。这项功劳，是百千世都可以歌颂的。过去先皇帝入继大统，首先议论给他赐爵、升秩，并派官员慰问，正想召他入朝参与机密政务，以便咨询、启发自己。当时辅臣桂萼嫉妒他压过自己，暗中肆意排挤，所以推荐他出督两广，竟使他抱恨而死。不久又继续构陷煽动，以致削去他的封爵，贤智之士和忠臣直到今天还扼腕悲叹不止。伏惟皇上俯念此事，敕令廷臣虚心集议，特赐恢复爵位、追赠谥号，从祀孔庙，使万代瞻仰，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臣私下又想到，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国家诏令功臣的常典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那些笃实忠诚、尽力报效知遇之恩的臣子，他们的心愿只是希望国家永远昌盛。他们希望长久享有国家昌盛的庆幸，并不希望有建立功劳的赏赐；只希望朝廷上下同心同德相交，并不喜欢有倡导道学的名声。伏惟皇上阅览到这里，深深思考往事的鉴戒，更加弘扬保全安泰的谋划，使左右臣工共同明白一体相处的道理，顿时消除自我私心，那么守仁的道术就在今日得到表彰，守仁的志愿也就在九泉之下得以伸张了。即使世世代代困厄穷乏、永远被遗忘消灭，也正是他所安然接受的。这是守仁的心，也是臣下我的心。臣激切祈望，惶恐至极；因此专门派遣舍人丁宪捧持奏疏，谨慎上请。奉圣旨：礼部知道。《题赠谥疏》吏部上一本，请求宣读诏书等事。按照本部验封清吏司的案卷呈文，奉本部移送，准礼部咨文：科道等官员访举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员，各自应当得到恤典等事；除祭葬照例给予外，关于赠官的咨文已经送来，本部都已经照例题奏并奉钦依。又准吏部咨文，翰林院送出揭帖，某些人等的事项因而咨送司署，案卷呈到本部。查得赠谥官员按例应当给予诰命，本部想要行文翰林院撰文，由中书舍人关轴书写；臣等不敢擅自办理，谨列明事项上奏请旨，拟请撰述官【阙】员，诰命【阙】轴。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现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原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现追赠太保，谥号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蒋冕，现追赠少师，谥号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石瑶，现追赠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乔宇，现追赠少傅，谥号庄简。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现追赠少保，谥号肃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聂豹，现追赠少保，谥号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彭泽，现追赠少保，谥号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王杲，现追赠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梁材，现追赠太子太保，谥号端肃。原任礼部尚书汪俊，现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庄。原任刑部尚书喻茂坚，现追赠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书刘讱，现追赠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书林俊，现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贞肃。原任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现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现追赠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张汉，现追赠兵部尚书。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现追赠礼部尚书。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现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原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吕柟，现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铣，现追赠兵部尚书，谥号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守谦，现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商大节，现追赠兵部尚书，谥号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晓，现追赠工部尚书。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继鲁，现追赠兵部左侍郎，谥号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佐，现追赠礼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朱方，现追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邹守益，现追赠礼部右侍郎，谥号文庄。原任刑部左侍郎刘玉，现追赠刑部尚书，谥号端毅。

译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熊浃，现追赠少保，谥号恭肃。原任太仆寺卿杨朂，现追赠右副都御史，谥号忠节。原任左春坊左赞善罗洪先，现追赠光禄寺少卿，谥号文恭。原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现追赠太常寺少卿，谥号忠愍。《题遣官造葬照疏》工部为宣读诏书一事发文，填用堂字一千八百二十号勘合，依照疏文办理。浙江布政司应当依照字号相同的文书，按照后面所列事项迅速办结回复。现将应当照办的事项列明如下：一件，宣读诏书的事情。屯田清吏司奉本部连续送来的公文称，本部题本及本司案卷呈文，奉本部移送，准礼部咨文：礼科等科都给事中辛自修等上疏所请前事。本部会同议论认为：大学士蒋冕性情朴实忠厚，学识高雅端正；当武宗南巡之时，参与谋划平定乱事，共同成就安定天下的功劳；遇到先皇继承大统之初，持守正道立于朝廷，能够尽到辅佐襄助的职责。请求辞官远引，似乎合乎进退的道理；洁身自守而善终，没有损害一生的声誉。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兼具文才武略，阐明圣贤的绝学。初任郎署官员时，抗疏进谏而触犯宦官，甘愿承受被贬炎荒；在江右建立都察院时，统率军队平定大逆，亲自收复社稷的功业。伟大的节操、奇特的功勋，早已得到舆论推重；封爵和恤典，怎么可以在他死后突然夺去？尚书汪俊，秉有刚直耿介的性情，持守廉洁谨慎的操守。初入仕途在翰林院，曾两次受挫而又复起，由此可知他一生的操守；后来掌管国家礼制，百般挫折也不回头，他立于朝廷的节操气概都充分显现出来。洁身自守而不愧于古道，归隐田园而受到乡里舆论的尊重。尚书乔宇，才略谋猷广博通达，德行器量宏大深厚。预先参与谋划讨伐宁王朱宸濠叛乱的计策，因而留都依靠他而没有震动；执法使逆贼朱彬丧胆，奸邪的萌芽也因此暗中消除。入朝掌管铨选，公正明察的声誉显著；晚年归田，声誉和声望更加隆盛。左都督周尚文，志向根本在于忠诚勤勉，才干尤其清正耿介。深谋秘略，在云中成功建立保障；锐意任事、才干强劲，长期在边疆之外震扬威名。近年来论及良将，他首屈一指；死后恤典却终究难以报答。以上诸臣，论其职任、才略和谋猷，彼此不免有高下差等；概括他们的官德和人品，都是贤能杰出之辈，应当厚加恤典，以示优异。尚书喻茂坚历任内外官职，积累了多年劳绩，始终守身自持，没有任何非议。尚书王杲立身清廉谨慎，任事刚正方严，被贬而死本来不是他的罪过，大节确实值得嘉许。以上二位大臣，应当依例给予祭葬。相应地题请：是否可以将大学士蒋冕、尚书乔宇、左都督周尚文各依例祭祀九坛；新建伯王守仁祭祀七坛；尚书汪俊祭祀二坛；尚书喻茂坚祭祀二坛；尚书王杲祭祀四坛；移文咨送工部，依照品级修造坟墓、安葬，并行文各有关部门。该布政使司准备祭祀所需的祭品、香、蜡烛和纸张，派本司堂上官员前往致祭等事，奏请后奉圣旨：蒋冕、乔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依例参加祭祀和安葬；又与吕柟一同赐予谥号；石瑶准许改赐谥号；其余都依拟定办理。钦此。谨奉遵行，咨送有关部门。本部查得，先前本部曾为审慎时宜、节省礼仪、宽减民力一事议定：病故大臣按照现今规定的下列价值，转行有关官府办理并支付给丧家，由丧家自行营造坟墓，不必派官员办理。其中若确有功德显著、素有声望、于公于私没有过失，或曾经办理边务、建立奇功，以及参与经筵、纂修而效劳年久的官员，应依旧例派官员营造坟墓，均听由本部临时斟酌，奏请皇帝裁定等事。奏请后奉武宗皇帝圣旨：营造坟墓、开圹所需工料价银的则例，准予拟定。钦此。此事已经通行各处，谨奉遵行。今因前项事情，案卷呈送到本部。本部查得：大学士蒋冕，尚书乔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坚、王杲，都督周尚文，均功德显著、素有声望，并且曾参与经筵纂修或建立边功，都应派官员营造坟墓。又查得本部司属官员各有差遣占用；现今行人司、中书等衙门也都缺员，不足以委派。应等候命令下达之日，允许我们查照情况，选取事务较简的省分和衙门办理；查出应当派遣的官员后，或由一人兼任二三个省的差事。本部依例分别发给批文，限定期限；仍行文兵部，供给各官员前往各该布政司。凭相同的字号，责成有关官吏依照后面拟定的价目，分派给各该布政司办理；仍委派堂上官一员，会同本部所委官员前往营坟地点，依照式样营造安葬。各项工程完毕之日，准备将夫役、工匠价银的数目，由各该布政司汇总造册，编成黄册奏报缴纳，青册送本部查考等事。隆庆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书雷等具题；本月初十日奉圣旨：准此。钦此。谨奉遵行，拟定应当通行办理。因此连同文书送有关部门，令其汇总转行各该布政司，责成有关官吏依照本部题准的事例，谨慎遵行，营造安葬等事。文书连送到司，分别发下，前去汇总填报办理。现列如下：浙江布政司承办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的坟墓，王守仁属于京官二品文官，营坟工料价银二百五十两，夫役、工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银一两，共计银四百两整。右项依照圣旨，行文浙江等处承宣布政司，准此办理。隆庆元年六月十七日，会同都吏王宜宣读此事。右项依照圣旨，浙江布政司当堂拆阅办理。祭祀、安葬文书

译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宣读圣旨一事：礼房依据户部勘合，科发给承办机构；承准礼部以字第四千二百五十二号勘合，照依圣旨，前项事情准祠祭清吏司发文，奉本部连送。本部题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礼科都给事中等官辛自修等上题，钦奉诏书中有一条说：‘近年病故的大臣，有应当得到抚恤典礼却没有得到的，也有不应得到却得到的，由科道官举奏后裁定。’钦此。臣等会同科道官再次加以访查，共同议定并举荐：尚书王守仁在世时奇勋大节显著，死后声望高尚、风范更加隆盛，属于应当得到抚恤典礼却尚未得到的人。恳请下诏给有关部门再次查议；如果抚恤典礼尚未发给，请先恢复王守仁应当恢复的官职和荫封，仍赐予祭祀、安葬和赠谥等事。奉圣旨：礼部议覆所说的，钦此。谨奉遵行，抄出送司办理。吏部文选清吏司回文称，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又据考功清吏司手本回报，王守仁病故。以上均已回报到司。本司查得《大明会典》及现行事例：文官现任及致仕者，二品病故祭祀二坛；又查得，凡伯爵任事而有军功者，祭祀七坛，由工部营造坟墓安葬。又查得，先前为按照比例请求恩准赠谥一事，奉孝宗皇帝圣旨：‘今后有请求恩准赠谥的，你们部里还要斟酌是否可行再来说明，务必符合公论，不许一概徇私情、援比例而滥行请求。’ 该科记录在案，钦此。现在因前项事情，案卷呈送到本部。本部议定：抚恤典礼一事，是朝廷用来尊崇奖励贤能、褒奖报答忠勤、表彰已经过去的人、激励劝勉将来之人的；这种典礼意义极其重大，法令也极其严格。如果应当得到的反而得不到，不应得到的却滥行得到，又凭什么向天下表示劝善惩恶，并让后世公正判断是非呢？如今恰逢我皇上继承大统，典礼制度全面更新，正是端正人心、人人争相自我磨砺的时候；明诏所涉及的，特别开列了厘正抚恤典礼一款。言官奉诏查访咨询，陈述事实上请，无非是恭敬承受明命、以公正施行劝惩之意。相应议定：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具备文武全才，阐明圣贤的绝学；初任郎署官员时便抗疏触犯宦官，甘愿承受炎热荒远之地的贬谪；在江西建立统辖机构后率兵平定巨大叛乱，亲自建立安定国家的功劳。他的伟大节操和奇异功勋，早已得到舆论推重；封爵和抚恤典礼，岂应因他去世而突然被剥夺？应当厚加抚恤典礼，以表示优厚殊异。臣等参考公论，查照事例，事情明白相合，谨此题请：将新建伯王守仁赐祭七坛，依照品级营造坟墓安葬，并请求赐谥改名，以表彰他隐而未显的美德。至于他的爵位和荫封，另行咨文吏部查议；其余应等候命令下达后办理。翰林院撰写祭文并拟定谥号，工部派官员营造坟墓、办理安葬；又行文该布政司购买办理祭品、香、蜡烛和纸张，派本布政司堂上官员前往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自拟定，恳请圣上裁决等事。隆庆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等具题。二十九日奉圣旨：王守仁依例赐祭、安葬，并赐给他谥号。钦此。谨奉遵行，拟定应当办理。因此连同文书送达，令有关司汇总转行浙江布政司，转令支取官钱购买办理祭品、香、蜡烛和纸张，派本布政司堂上官员致祭。仍将使用的官钱数目开列报告户部知道，不得因此扰民，文书连送到司，应当发下办理，烦请汇总填报施行等事。文书到司，案卷呈送到本部，拟定应当办理：浙江布政司依照勘合中的事理，一体奉行。准备承接移文，依此办理。拟定应当办理如下：除另行札付本官外，照札文准备承接，依圣旨中的事理立即转行有关县，支给官钱，购买办齐祭品、香、蜡烛和纸张，择日申报，请本司分守该道官员亲自前往致祭施行。完毕之日，将使用的官钱、办理日期以及从哪一项支出、银数多少详细开列，备造青册、黄册各三本申报，以便转报缴纳办理，不得违误。为此札付。谕祭文 隆庆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派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宣谕祭祀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书、追赠新建侯王守仁，祭文说：只有卿，学问通达天人，才兼备文武；在郎署任官时上疏抗辩，斥责权奸；持节统领江西时，仗义讨伐凶恶叛逆，消除大难，建立了显著的奇功。又能在绝学将要湮没时加以倡导，使斯文不至于坠落。岂只是先朝有名的辅佐，实在是当代真正的儒者。只是公论在你生前尚未确定，以致死后抚恤典礼仍有缺失。朕如今继承帝位，特意颁布恩典，晋升你的爵位、进封侯爵，重申赐予酬报功劳的命令；又加赐美好的谥号，用来彰显你高尚的节操和美德。你的灵魂如果有所知晓，英灵也应当更加显赫。首七等祭文 祭文说：只有卿，学问探究洙泗学派的深奥义理，才华可与管仲、诸葛亮相匹敌；刚直的节操显著于朝廷，奇伟的功劳收获于平定祸乱。德行已经很盛，功勋没有谁能超过。正当接受显赫的任命、层层加恩荣耀之时，却突然遭受诬陷之言而被夺去爵位；公论为之特别称快，恩宠又特意加厚。首七之期已经无法追赶，现特颁布谕祭文和祭服，以此明白的恩泽慰藉你的幽魂。终七、百日的祭文相同，只把‘首七’改为‘终七’，又把‘终七’改为‘百日’。下葬等祭文 祭文说：只有卿，学问宏大深厚，谋略才智敏捷老练；承接千百年来圣贤的正统，建立万年社稷的奇功。长久以来遭受浮言诬陷，国家的是非公论无法伸张。虽然爵位随着身体的死亡而废除，但姓名和道义将长存。现在正逢下葬之期，特用以装饰幽冥泉下的恩宠。请享用这恒常的典礼，褒奖你的忠魂。服丧满一年后除服；祭文相同，只把‘窀穸’改为‘周朞’，又改为‘禫除’。一祭所用礼品。猪一头，羊一只，馒头五份，粉汤五份，五色果品【每色五斤】，按酒五盘，凤鸡一只，炸骨一块，炸鱼一尾，酥饼、酥▯【各四个】，汤鸡一份，汤鱼一份，降真香一炷，蜡烛一对【重一斤】，焚祝纸【一百张】，酒二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右项札付绍兴府，依此递送，不派人。隆庆二年二月十三日，会同通吏朱椿宣读此事。十四日申时发出。绍兴府札付押字。十六日到达府中。江西奏请恢复封爵咨文　　　　　　　任士凭

译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任士凭，为宣读圣旨一事：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奉本官查验，准吏部咨文前项事情，其中说：会同巡按御史查明新建伯王守仁，在宸濠发动叛乱之时，是否仗义勤王、奋不顾身率领众人；其中分派兵将、判断敌情、谋划战事、斩获功劳、擒拿叛逆首领等事，是否确有事实可以凭据？地方平定以后，百姓是否确实传颂他的功劳和爵位、荫封？爵位、荫封被削除以来，民众是否确实称冤？如果确实如此，是否准许他的子孙世袭？逐项查访清楚，迅速作出结论办理等事。现备咨前来，行文本司会同司道查议，详细报告。又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苏查验，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项，依令办理。据南昌府呈报，据南昌县申报：已向府、县儒学师生及传唤全县耆老、坊里居民陈一鸣等调查，并向乡绅、原任侍郎等官曾钧、丁以忠、刘伯跃、胡植等逐一质询查结，查得：宸濠阴谋叛乱，已经有十年；蓄养敢死之士，招集盗贼，一旦发动，声势极其炽盛。当时本爵正任南赣都御史，前往福建查办事务；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丰城，听到变乱立即返回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丁和快手，约同该府乡官王懋中等，共同激发忠义，向远近发檄文，公开揭露逆王宸濠的罪恶。于是豪杰纷纷响应，人们开始奋发，士人百姓知道有所依靠而壮胆，叛逆党徒知道有所畏惧而丧魂失魄。本爵的官职并非地方守土官，讨伐叛逆的命令也尚未下达；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举大事、定大谋，若不是忠义愤激深切、能够尽力奉行大义的人，是做不到的。到七月初二日，宸濠留下万余兵力守卫江西省城，自己率兵向京城进发。本爵昼夜催促军队；十五日抵达临江的樟树，十八日分派并督促知府伍文定等攻打广闰七门；二十二日攻破贼军，尽数擒获叛逆恶徒；二十四日进逼黄家渡；二十六日宸濠被擒，没有耽误时日，江西全省于是平定。这若不是预先谋略周密、料敌如神的人，也是办不到的。宸濠这次大变乱，六月十四日起事，七月二十六日平定，军队没有造成流血，百姓也没有改变市场交易。就本爵的功勋威烈而言，确实足以与开国功臣相提并论。等到先帝登基，确定公正的典章，评定江西首功，封本爵为新建伯，赐给世袭凭证。这本来是报答功劳的盛典，江右民众都为之称快。后来因平定蛮乱而病故，朝廷议论南宁之事，霍韬、黄绾等大臣上奏说明得很清楚，最终却受群臣嫉忌阻挠，天下人都称冤枉。近来因宣读圣旨一事，科道等官员上奏希望恢复他的世袭，这正是公道存在于人心、不可泯灭的证明。从前开国文臣刘基凭武功封为诚意伯，停止世袭一百多年，嘉靖初年特意寻访他的嫡系后裔恢复世袭。本爵学问贯通天人，才兼文武，忠心如日月昭著，功劳维系社稷，恩惠庇佑百姓，与刘诚意相比，实在不相上下。如果蒙准覆奏，准许他世袭，就能扶植崇德报功的公道，兴起忠臣义士的世代教化。以上事情，又据本县儒学生员王缉等结报相同，备文申报本府，再转申到本司。据此，随即由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旸、右布政使程珤会同按察使张柱、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参政方▯静、分巡南昌道佥事严大纪会同查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督抚南赣时，于六月初九日从赣州起行，前往福建查办事务。当时宸濠谋划叛乱，意图危害社稷；本月十四日擅自杀害都御史孙燧、副使许逵，并拘捕都、布、按三司官员以及府县等衙门大小官员，将他们全部囚禁；收缴城中各衙门印信，又把各库藏搬抢一空，释放城中各司、府、县现有的重囚，船只遮蔽江面向下游而去，声称要直取南京。第二天，本爵在丰城的船中听到变乱，迅速赶往吉安，召集军队勤王。走到半途，又担心兵力尚未集齐，如果宸濠迅速出兵，难以立即抵挡，于是派间谍散布谣言，说朝廷已经预先知道宁王府将要叛乱；又下令让两广、湖襄都御史杨旦、秦金依据兵部咨文，调遣各处兵马，暗中埋伏在险要地区，等待宁王府军队出动后袭击。又找来几名优伶，把公文分别缝在衣服的棉絮中，每人给数百两银子，以保全他们的家人，命他们到伏兵处飞马报知秘密出兵的日期。将要出发时，又逮捕伪太师李士实的家属送到船尾，令他们看见本爵假装愤怒，下令把他们牵上岸斩首，随后故意放掉他们，让他们逃去报告宸濠。巡逻人员果然从优伶衣服的棉絮中搜出公文，宸濠于是疑虑恐惧，不敢立即出兵。十八日到达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临江知府戴德孺、赣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琏等，调集军民，招募义勇；会同筹划一切解送、留存的钱粮，发放粮饷，制造战船；奏请留下出差人员返回原任；让御史谢源、伍希儒分任各项事务；约同致仕、养病、丁忧、闲住以及赴部候用等各类乡官，共同激励忠义，晓谕祸福。又担心宸濠知道他的调度、察觉间谍而发兵迅速出动，于是秘密派遣伪国师刘养正的家属以及平日与宸濠往来的乡官，暗中表达归附之意，以拖延他出兵，直到调度安排已经确定，才向远近发布檄文，宣扬朝廷的威严和恩惠，公开揭露宸濠的罪恶。又考虑到兵家决定胜负的时机，不宜急于正面冲击敌军锋芒，必须先收复省城、捣毁他的巢穴；贼军听说后一定会回兵救援，便可出兵拦截攻击，这是取得全胜的谋划。于是故意显示出只想自守、不主动出击的计策。七月初二日，宸濠留下万余兵力，让他们守卫江西省城，自己率兵向安庆进发。本爵探知他已经出动，便星夜飞驰催促各府军队，约定本月十五日会师于临江樟树镇；亲自督率知府伍文定等的军队直下，戴德孺等人的军队也按期赶来。十八日到达丰城，分布哨道，约定一起攻打省城的广闰等七门。这天又探知宸濠在新旧坟厂埋伏军队，以备救援省城，于是秘密派兵从间道袭击攻破，以动摇城中守军。十九日从市汊出发，二十日各路军队都到达指定地点，我军擂鼓呐喊一同进攻，架梯系绳登城，一时间七门同时攻入，城池于是攻破，擒获守城的宜春王拱樤以及伪太监万锐等一千多人。

译宸濠宫中的眷属放火自焚；于是封闭府库，搜出原先收缴的各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先上报江西的捷报，仍分兵四路追赶宸濠。当时安庆的围攻尚未攻下；到此时安庆果然解围回援省城，最终正如本爵所料。于是议论抵御贼寇的计策，本爵断定应先派精锐士卒乘敌军懈怠回撤时拦击，以挫败其锋芒；各路将领将不战而自行溃散。于是派知府伍文定等分路并进，出其不意地攻击，奋力死战，贼军大败。因而在城中张榜晓谕军民：虽然曾接受贼军的官爵，但能逃回归顺的都免死；能斩杀贼徒归降的都给予赏赐，并让城内外居民及向导人员向四路传布，以解散其党羽。二十三日，宸濠的先锋到达樵舍，风帆遮蔽江面；本爵亲自督率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壮大声势。二十四日，贼军逼近黄家渡，于是合兵交战，呐喊着一同进攻，贼军大败逃走，擒获、斩杀二千多人。坠入水中死亡的有数万人，贼军士气大受挫折，退守八字脑。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奋力督促各军并进，炮火打中宸濠的船只，贼军又大败，擒获、斩杀二千多个首级，溺水死亡者数不清。于是夜间督促伍文定等制造火攻器具，邢珣等分兵四面埋伏，约定火起后合击。二十六日，宸濠正召集群臣责问那些不肯竭力死战的人，准备把他们带出去斩首，争论尚未决定，我军已经从四面集结，火势烧到宸濠的副船，众人于是奔逃四散。宸濠与妃子哭泣告别，宫人都跳水而死。宸濠以及他的母亲、儿子、郡王、将军、仪宾和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官员数百人，全都被擒获。擒获、斩杀的贼党共三千多个首级，落水死亡的约三万多人；被丢弃的衣甲、器械、兵仗、财物和漂浮尸体堆积横陈，几乎连成沙洲。其余贼军乘数百艘船四散逃溃。二十七日，又派官员分兵追剿，几乎全部消灭。统计先后擒获、斩杀的首从贼人和贼军首级，以及俘获的宫人、贼属、夺回的被胁迫者和被掳者、招抚归顺的畏服官民男女等，共一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颗、口。功业完成，事情平定了。此前，本爵在吉安起兵时，两次上疏请求命将出师；朝廷派安远伯朱泰（即许泰）、平虏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翚（即刘翚）、太监张忠、张永等为总督军务、赞画机密等官，查勘宸濠叛逆的事实，前往江西。走到半途，听说宸濠已经被擒，捷报传到京城，他们估计可以夺取功劳，便秘密请求皇帝亲自出征。江彬、许泰等于是散布言论，说本爵起初与宸濠共同谋反，只是看到天兵亲自讨伐，才擒获宸濠以凭功劳脱罪，还想连本爵也擒获，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他们又告诉本爵，想把宸濠放进城中，等皇帝到达后列阵重新擒获。本爵不同意，于是他们各自率兵到南京等候皇帝。本爵竭力上疏请求停止亲征。九月十一日，亲自押带官军，将宸濠及宫眷、叛逆重犯督送赴京；扶病前行到浙江杭州府，又遇钦差太监张永带着皇帝的牌帖，开列说明：等候皇帝亲临当地复审清楚后，再具奏裁定。本爵于是按行浙江按察司，转呈太监张永；张永会同监军御史以及该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将现已押解到的逆首宸濠和宫眷等逐项交接清楚，再转押进京。此后江彬等日夜谋划，想夺取功劳，反过来治本爵的罪并将其擒获，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幸赖张永极力辩护，才得以免除。当时本爵功劳高、声望重，很为当权者所忌惮。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本部以捷报一事上题，议定封为伯爵，赐给诰劵，子孙世世承袭；赐敕派官员奖劳，赏给银币，用羊酒犒劳。封为新建伯，赐号奉天翊运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每年支给禄米一千石，三代及妻子一体追封。本爵多次上疏辞谢。第二年嘉靖改元，本爵遭逢父丧，四方人士来到他家门，前来听讲学习的人更加多。科道官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弹劾王守仁为伪学。服丧期满，按例应当起复，但六年没有召用。江西辅臣中有私下怨恨本爵的人，暗中上奏，阻止他进用。嘉靖六年，广西岑猛发动叛乱，兵部讨论推荐本爵总督四省军务，前往平定，又建立大功。当时本部竭力弹劾他擅自离开职守，又弹劾他处置广西思田八寨之事恩威倒置，还诋毁他擒获宸濠时军功冒滥，请求命令多名官员会同议论。第二年，江西辅臣又递进秘密揭帖，命多名官员会同议论，于是削除世袭伯爵，连应当施行的抚恤典礼也都没有得到等事，文书送到本官处。据此查阅案卷，先前已经准吏部咨文办理前事，并已行文有关司会同查议。现在据前项事情，本官会同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苏朝宗弹劾奏报：原任新建伯王守仁，在宸濠叛逆之日，正任南赣督抚。宸濠尚未发动叛乱时，如果不是剿平浰头等巢穴，那么勇猛智慧超群的人都会被贼军利用，灾祸必将大肆蔓延；宸濠已经发动叛乱时，如果不是使用离间计拖延他出兵，那么四方大军不可能在早晚之间集结，必定难以取得扑灭叛乱的功劳。督率伍文定、戴德孺、邢珣等，使他们饱餐后协力作战，足以看出分兵遣将的才能。围困省城、争夺黄家渡、在樵舍决胜，都像神明一样准确，确实有料敌设谋的智慧。斩获功劳的次序详细载在纪功册中，擒获叛逆首领的事实也清楚记录在交割文书里；而奋不顾身率领众人的劳苦，都历历有据。仗义勤王的举动，至今还清楚存在于人们记忆中。先擒获、后擒获之说，是宸濠党羽为私利而作的诬陷，本来不值得辩解。其中原来因为向北始终不能攻陷金陵、据有南京的原因，全都是本爵到任后谋划的结果。论及今日江西，死节之臣都蒙受赠恤，活着的人都得到安抚安置，哪一件不是本爵勤劳所成？地方平定以后，传颂功劳的事迹载在人们口碑中。爵位、荫封被削除以来，称冤枉的说法得到士人舆论的支持。大体上，与开国元勋相比，如果不是说共同参与同一事业、而是说安定社稷的功劳相当，那么也可以说与他们功劳相同。但世袭典章关系重大，出自朝廷，并非臣下敢于轻率议论。为此，除另行具题外，现将前因备文说明，按理应当移咨贵部，烦请查照办理。为此咨文，右咨吏部。隆庆元年十月十一日行文，说明堂于十一月十三日收到。浙江巡抚奏请恢复封爵疏　　王得春

译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得春上题，恳请鉴察忠义、恢复世袭爵位以光大圣政一事。臣认为，臣下报效国家的忠诚、献身国家的道义，虽然出于天性，但用来鼓舞激励他们的，实在依赖君父在上，能够掌握其中的关键。臣会同提督军门赵，私下看到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当正德己卯年，宁王宸濠谋反时，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奉诏前往福建查办叛军，途中经过丰城，听到变乱便秘密返回吉安，于是与知府伍文定等发誓死力讨贼。当时宸濠把数十年的叛逆阴谋在一天之内发动，远近震惊。朝廷内部，武宗皇帝左右近习大多昏乱沉溺，宸濠赠送财物，其中很多人与他相互勾结；朝廷外部，孙燧、许逵同时被杀，三司以下官员大多被拘囚，又派党羽分头收缴各郡县印信。叛逆声势所到之处，把湖湘、闽浙都不放在眼中；船帆向东而下，遮天蔽日、堵塞江面。于是像摧枯拉朽一样攻破南康、九江，急速进攻安庆，直接逼视留都南京，东南的局势也极其危急。王守仁只是一个书生，平时没有统属的百姓，所到之地不归他管辖，军队没有平日训练，军饷也没有预先准备，却只凭微薄的忠义号召豪杰，仓促调度，发誓死力讨贼。他答复宸濠谋反的奏疏说：‘臣凭微薄的力量，确实是为了讨伐贼军，务必牵制他的行动，使他进不能前进；捣毁他的巢穴，使他退无所据。’观察王守仁以鲜血和至诚写下的话，他那根植于天性的忠义，本来就将如日月般昭著、如金石般长存。他关于牵制行动、捣毁巢穴的见解，智慧和勇气尤其卓绝，把宸濠真正视为袋中之物。宸濠虽然凶狠狡诈，最终也没能逃脱。后来南昌被攻破，巢穴平定；宸濠返回，叛逆首领被擒。不到两个月，地方完全安定，朝廷没有征兵遣将的烦劳，地方取得从叛乱转为治理的成效。这一功劳对于社稷来说极其奇伟。于是上天保佑国家，降生了这样一位伟人；他的忠诚与才能相合，大概可以追踪到百代以前的贤人了。假如当时没有遇到王守仁，假如王守仁因为南昌原本不属自己管辖，便不把讨贼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使声称要讨贼却只是虚张声势，等待奏报而不迅速谋划扑灭叛乱，那么臣等知道东南的安危就难以确定。即使朝廷听到变乱后紧急筹划，派得出合适的将领，供应得出足够的军饷，调度得当，也难免要拖延时日；等到平定下来，又不知会伤亡多少人命，耗费多少粮饷，耗费多少爵位赏赐，损耗国家多少元气。这就是王守仁功劳重大的原因。无奈功劳虽然成就了，奸党却嫉妒他，不仅没有得到爵位赏赐，反而从多方面罗织罪名。又幸赖上天保佑我国家，没有让忠义之臣终身含冤。幸逢世宗皇帝入继大统，登基不久便首先记录王守仁的功劳，封为新建伯，世袭；部下伍文定等也分别得到升赏。当时天下人无不认为世宗皇帝能够奖赏忠义之功，也无不认为王守仁的功劳足以承受封爵而不感惭愧。那时王守仁虽然承受封爵，却只是长期闲居家中，未曾有一天掌握实权。嘉靖六年，才奉敕起用，讨伐两广叛首卢苏、王受等。平定之后，因为冲冒炎热瘴气，病情严重，具疏请求辞官，不等候批复便回乡。到达江西南康地方，病故。按照王守仁在江西的功劳来评议，他确实已经竭尽报国的忠诚；按照他在两广的行为来考察，也没有失去献身国家的道义，都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只因当时大臣中有人嫉妒他平定两广的功劳，在奏疏中还没有叙录他的功劳，便从中主持议论，说他不等待命令就擅自出行，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有了削除世袭爵位的奏疏。臣等曾为王守仁感到冤屈，为什么呢？假使王守仁假装生病而归，在地方尚未平定时急于为自己谋划，确实有罪。然而地方既已平定，即使没有生病，也应当允许他辞官归去，以彰显朝廷体恤劳苦大臣的道义。何况地方已经平定，又患病，病情又严重，最终死在道路上，人们还执着于他的行为来治罪，冤屈也太深了。如今幸逢我皇上登极即位，一道诏书将使天下没有一物不得其所。因此，凡平日内外大小臣工，或有一句话对国家有益，或有一件事对百姓有益的，无不加以抚恤、记录。像王守仁这样的人，他伯爵的世袭，臣等认为本来就是皇上新政的第一件事。何况经过言官奏请，反复行文勘查，天下臣工众口一词，都认为王守仁的伯爵应当世袭。臣等错误地承任浙江抚按，浙江是王守仁的桑梓之地；从公论考察、从众情衡量、按照国家典章审度、考察王守仁讨贼的心志和功劳，他的伯爵确实应当让子孙世袭，不能泯灭。况且如今南北多事，北方敌寇尤其严重，皇上在深宫中日夜忧劳，内外大小臣工无不战战兢兢地谋划，希望陈述见解、凭借讨伐叛乱来表达忠诚，但扫除朝廷和捣毁敌巢的功绩，尚且没有人能够奏报。臣等诚恳认为，皇上应当借助王守仁报国的忠诚、献身的道义；皇上俯察采纳公议、恢复他的世袭爵位，那么将会看到内外大小臣工都因王守仁的忠义在正德末年没有得到彰明、我世宗皇帝为他彰明，而又在嘉靖六七年间稍受压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我皇上又独能察知并为他伸张，所有人都会相互激励，效法王守仁的忠义，以此报答皇上。这对于圣政的光辉，难道是小事吗？恳请下敕给吏部，再次详细查议，按照历次言官的奏疏，赶快上奏请求。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缘系恳请鉴察忠义、恢复世袭爵位以光大圣政一事，谨此具题。奉圣旨：吏部知道。题请会同议论恢复爵位疏

译吏部为宣读圣旨一事：验封清吏司案卷呈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的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任士凭奏疏【内容略】等事；又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苏等为同一事项上题，均奉圣旨：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谨奉遵行。查考先前奉本部送来的礼部咨文，其中说：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具备文武全才，阐明圣贤绝学；初任郎署官员时抗疏触犯宦官，甘愿接受炎荒之地的贬谪；在江右建立统辖机构后率兵平定巨大叛逆，亲自建立安定社稷的功劳。他的伟大节操和奇伟功勋，早已得到舆论推重；封爵和抚恤典礼，岂应在他身后突然夺去？爵位、荫封仍咨文吏部查议办理等事，已经到达本部。除新建伯王守仁依例追赠新建侯一事，已有本部具题并奉谕旨外，关于世袭一节，武宗末年，江西宸濠突然发动叛乱，事情关系社稷；本爵亲自调动官兵，一鼓作气擒获宸濠，不动声色之间使天下安稳如泰山，与靖远、威宁的功劳相比，确实也很伟大。但因为南宁之事，停止世袭已经多年；一旦议论恢复，事体重大，应当就此再次查勘，以彰明公论，已经备文行移咨送，此后办理。现在因前项事情，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的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的奏疏【内容略】等事；又有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为同一事项上题，均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谨奉遵行。抄送到司后，通行查阅，按察呈报到本部。查得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讨平逆藩宸濠之乱，本部奏请后奉世宗皇帝圣旨：王守仁封新建伯，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仍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每年支给禄米一千石，三代及妻子一体追封。钦此。嘉靖八年正月，本部为推举有才望的大臣以安定地方一事上题，奉钦准旨意：王守仁的伯爵暂且只终身享有；除通行各处谨慎遵行外。现在因前项事情，案卷呈送到本部。本部议定：爵位授予本人，赏赐延及后世，这是从前圣明君主也不能废除的原则。就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乱，功劳关系社稷，哪有只封伯爵而只限本人终身享有的道理？至于南北两京科道官、江浙两省抚按官联名上章推荐，在四十年以后仍然如此，实在是天下人心共同认可的公论。但事体重大，必须广泛听取众议，本部难以独自拟定。应等候命令下达，容许臣等会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从公详细议论；如果新建伯确实应当世袭，再据实奏请，恭候皇帝裁断。缘系宣读圣旨一事，谨此题请会同议论。奉圣旨：准。会同议论恢复爵位疏　　吏部尚书杨溥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杨溥上题宣读圣旨一事：验封清吏司案卷呈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的巡抚江西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任士凭为宣读圣旨一事的奏疏。据江西布政司呈报，奉本官查验，准吏部咨文前项事情，其中说会同巡按御史查明新建伯王守仁【内容略】。臣等会同太师兼太子太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等，以及户部等衙门尚书等官马等议定：平定乱事、讨伐逆贼，本来是臣下效忠的常道；崇尚功劳、厚加赏赐，实在是国家激励劝勉臣下的典章。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来就是豪杰应世的才俊，素来负有文武兼备、济世救时的谋略。当叛逆宸濠起兵南下时，正值武宗巡幸，叛逆的暴焰炽盛，所到之处土崩瓦解，天下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本爵在丰城听到变乱，不因那里不是自己的职守，便急忙返回吉安，倡导忠义、勤王报国；使用离间计、设置疑兵，取得防胡防尾的谋略；攻打南昌、进击樵舍，把握攻击敌军要害、捣虚破隙的时机；不到一月，元凶便被斩首，立即消除了东南尾大不掉的忧患，不动声色就扫平奸宄，使宗社获得磐石般的稳固。与开国辅佐功臣相比，时代虽然不同；若与靖远伯、威宁伯相比，他的功劳尤其伟大。承蒙先帝知遇眷顾，剖分圭符、赐予爵赏，在生前已经荣耀；不幸后来遭受诬陷中伤，像山河砥带那样永固的盟誓，至今还迟迟未能在身后兑现。这实在是四十年来未曾完备的一项缺典。天下人心对于恢复已经废绝的功业和爵位，对皇上寄望实在不浅。先前南北科道官员交相上章，纷纷荐举，公论更加明白；近来江浙抚按官员勘察上报的情况也相互符合，功劳等次十分确切。根据新建伯等爵位，臣等考察现行典章，参考舆论，确实应当补发诰券，允许他的子孙承袭，以彰显与国家共享安乐、永世无穷的报答。只是封爵事关重大，属于皇上特恩，臣等不敢擅自拟定，恭请圣上裁决。奉圣旨：你们既然说王守仁有擒获叛逆的功劳，就应遵照先帝原来所封的伯爵，准许世袭。钦此。臣等恭敬遵行，已经查取应当承袭的男丁。现据浙江布政使司咨文称，据绍兴府申文，据余姚县申文中开列：经查该图里邻人吕本隆等结证称，王正亿现年四十三岁，原是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的继妻张氏于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的嫡长亲子。此前因其父先年多次剿平南赣、乐昌等处山贼，蒙恩荫及一子，世袭锦衣卫副千户。王正亿现任前述官职，并非旁支过继，也没有其他违碍情形，理应承袭伯爵等爵位，因此发文起送到本司。拟定应当起送，除发给批文，交由王正亿亲自携带赴部投递外，现将上述缘由连同原来的结状一并备送，咨呈办理等情，送到本部；本部转送司中备案。查得浙江布政使司已经勘查，现任锦衣卫副千户王正亿确系新建伯王守仁的嫡长亲子，并无违碍，承袭爵位一事既然已经奉有上述明旨，是否可以准许王正亿承袭新建伯爵位，此后由子孙世袭？但恩典出自朝廷，不敢擅自办理等情。隆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杨溥等具题。本月二十七日奉圣旨：“王正亿准许承袭伯爵。”钦此。再次议定世袭大典

译吏部等衙门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等官杨溥等上题，恳请圣明再次议定世袭大典，以使人心信服，重视爵位名器等事。奉圣旨：此事交该部知道。钦此。臣等恭敬遵行。抄录下发到本部，送司备案查考。先为开读圣旨一事：科道等官、都给事中辛自修等，以及南京户科给事中岑用宾等，分别上奏荐举原任新建伯王守仁应当恢复爵位和荫袭等事。本部题请后奉钦依，备文行令江西抚按衙门查勘。后来江西抚按官任士凭等查勘认为，原任新建伯王守仁应当恢复伯爵等事。又有浙江抚按官赵孔昭等上奏荐举前来。于是本部题请奉钦依，会同太师兼太子太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希忠等，以及户部等衙门尚书马森等官员议定：王守仁一听到逆濠叛乱的变故，不因这不是自己的职守，便急忙返回吉安，倡导义举，勤王救驾；不到一月，元凶便被擒杀，立即消除了东南地区尾大不掉的忧患；他不动声色便荡平奸贼，使宗社获得磐石般稳固的基础。与开国辅佐创业、辅佐皇命的功劳相比，虽然时代不同，但与靖远伯、威宁伯相比，他的功劳尤其伟大。确实应当补发诰券，允许他的子孙承袭，以彰显与国家共享安乐、永世无穷的报答等事。奉圣旨：你们既然说王守仁有擒获叛逆的功劳，就应遵照先帝原来所封的伯爵，准许世袭。钦此。臣等恭敬遵行。本部案呈称：查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开始由江西抚按勘察议论，继而由府部科道会同议论，按公论衡量，似乎也都认为合宜。如今南京十三道官员又有这样的奏请，关系到延及后代的重大赏典，臣等难以独自拟定。应当等候圣命下达，容本部仍按惯例会同在京各应议官员复议清楚，具奏请旨定夺，不敢擅自办理。恭请圣上裁决等情。五月十五日奏奉圣旨：准。钦此。臣等恭敬遵行。查得诚意伯刘基食禄七百石，这是太祖钦定的；靖远伯王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都是历朝钦定，数额各不相同。现因上述缘由，臣等会同太师兼太子太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希忠等，以及户部尚书刘体干等官员议定：国家封爵的典制，论功分为六类：一是开国，二是靖难，三是御边，四是平番，五是征蛮，六是擒反。而守臣临阵死守，兵部枢臣谋划军务，都督府督军剿灭盗寇，都不在其中。因为这六类功劳关系到社稷安危轻重，关系到四方安定与否，如果不是用封赐土地的爵赏，就不足以报答。至于临阵死守、谋划军务、剿灭盗寇，都只是一人一时的事情。赐给锦衣卫官职的荫袭，尚且可以概括酬报；若要剖分符契、封授爵土，就还不可以。臣等私下考察，新建伯王守仁，是凭正德十四年亲自擒捕反贼宸濠的功劳而获封。南昌、南赣等府虽然同属一个地域，但分治土地、分管百姓，各自都有专责。他招募军队，平定邻近的贼寇，不能不说是倡导义举。南康、九江等地首先遭受荼毒，叛军一面推进一面进攻，人心动摇。叛军凭藩王府邸而反叛朝廷，不能不说是强劲的敌人。王守仁出其不意，所以在十天到一个月之间便俘获叛贼献上。如果稍有迟疑，贼人的谋略就会更加周密，将不知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攻打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所以能够以万全之策收获战绩；如果稍有疏忽，贼党就会更加增多，自然难以保证一定成功。他的实际功劳本来就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的谋略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靖远伯、威宁伯的事姑且不论。即使拿宁夏、安化的变乱相比，与江西之事的难易也截然不同。当时游击将军仇钺因此获封咸宁伯，众人没有异议。同样是藩属之地擒捕叛逆，为什么偏偏对新建伯的封赏要表示怀疑呢？根据南京各道御史的意见，想要改为荫授锦衣卫官职；但这对于报功的典制以及充分激励、劝勉功臣都不完备，难以轻率拟定。是否可以将王守仁之子、承袭新建伯的王正亿，不必改议，今后其子孙仍照臣等先前奏议所明定的圣旨，准许世袭？但爵位的授予和剥夺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自定拟。恭请圣上裁决。奉圣旨：关于王守仁封爵一事，你们既然已经再次议论清楚，准许照旧世袭。《王文成全书》卷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