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斋集卷六　　　　　　元　贡师泰　撰序

译《牧民忠告序》。《牧民忠告》是滨国张文忠公所著的书。张公凭道德和政事闻名天下，他做学问卓越而有见地，不掺杂权术；他的操守坚定而有所坚持，不被权势和利益夺取。凡是见于他的议论、施于他的举止行动的，大概没有一件不是以仁义之心为根本。因此，他从县令、御史、中书参议到西台中丞任内所做的事，都写在简册上。有一部叫《风宪忠告》，一部叫《庙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则是在任县令时所写。我曾偶然把它们全都读过，放下书叹息说：“这是多么忠厚啊！”于是记起我二十岁左右时，先父文靖府君对师泰说：“我过去在朝廷任职，正值皇庆、延祐年间，人才最为盛集，一时相识的人固然不少；然而要找志趣相同、道义相合的人，只有清河元复初、济南张希孟罢了。二人曾联骑经过我这里，慷慨议论，直到太阳西斜仍不忍离去，并且彼此看着说：‘世上难道还会有像我们三人这样相投合的人吗？我们三人中谁先死，后死的人就应当在墓上刻铭，使子孙世世代代不要相忘。’”三十年后，师泰暂代闽海宪使，而张公的儿子张引也任佥司事；偶然谈起这件旧事，两人相对凄怆不已。于是请求把这部书刻印在学宫，用来规劝那些治理百姓的人。唉！这些年以来，州郡多有变故，百姓满目疮痍；我常常希望得到一位贤能的太守县令来安定我们的百姓，却一直不能如愿，这才知道《牧民忠告》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是多么深。假如天下做太守县令的人家家收藏一部，遵照它去实行，那么即使是单父、武城那样的教化，也不会超出这部书的范围。汉代循吏还有什么值得再谈的呢？《黄学士文集序》。翰林侍讲学士金华黄先生的文集共四十三卷。最初的稿本三卷，是未中科举时所作，由临川监察御史危素编次；续稿四十卷，都是中第以后所作，由门人王袆、宋濂编次。先生的文章经过磨炼洗涤，如同明珠白璧，借助锦绮映衬；读者只看见它光泽莹润而含蓄，华美繁富而纯粹温厚，却不知道他用力苦心的艰难。因此，无论是朝廷简册中的记载，还是山林泉石间的咏歌，没有一种不各得其体、穷尽其趣，从而自成一家之言。我曾经评论说，文章与时代气运一同有盛衰，有时百年一见，有时几十年一见。先生正处在科举长期废弛之后、文治重新兴盛的时期，得以大力从事学问，在海内专擅声名。即使他有超卓见识而不同于常人，也还是因为遇上了时代气运兴盛的缘故。譬如山川的风气、草木的花实，消歇的必定重新兴起，憔悴的必定重新荣盛，这也是理势的必然，难道只是偶然吗？先生领延祐甲寅乡荐时，先文靖公正是考官，与师泰有世交之好。后来又同居史馆，同在经筵侍讲，交情更加深厚。等到我按察闽南，经过金华，从王袆那里得到先生的文集，所以写下这篇序，交给三山学官，请他们刻印，以惠及后来求学的人。先生考中进士，授将仕郎、台州宁海县丞，历任石堰场监运、诸暨州判官，在州县间沉浮将近二十年，才进入翰林任应奉文字。不久遭逢父丧，服丧期满，改任国子博士，任职六年；因为太夫人年事已高，请求出任外职，于是提举江浙儒学。六十四岁时，最终辞去俸禄回家奉养母亲，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的身份退休。后来又被召回翰林侍讲经筵，多次请求告老都未获允许，过了很久才得以辞职离去。今年七十九岁，仍然身体康健、善于饮食，提笔挥洒如同壮年时一样。《羽庭诗集序》。赤城黄岩境内有座山叫委羽，有位士人叫刘德玄。他隐居自适，不求闻名于世，只喜欢创作歌诗，情感有所触发，便总是表现在言语中。他曾读孙绰《天台山赋》，读到“羽人丹丘，福庭不死”这两句，高兴地仰慕它，仿佛将要有所遇合，于是把自己的稿本命名为《羽庭》。后来他考中乡荐，接受部使者征辟，屡次任省署官职，等到成为安东诸侯的属官，游历更加广泛，造诣更加深厚，《羽庭》的作品积累也更加丰富，往往在江海士人中传诵；政绩声誉和诗歌名声都卓然高显。我偶然得到其中一两篇读过，已经知道他的志向不凡。今年冬天，我奉使经过姚江，德玄正好来到江上治兵；一见面便握手欢谈，非常高兴，才把他所作的稿本全部拿出来给我看。我诵读了几遍，叹息说：“德玄确实可以谈论诗歌啊！”学习作诗就像学习成仙：仙道若不能遇合，不能成仙；作诗若没有领悟，也不足以谈论诗歌。像蝉蜕离污浊，在太空之外神游，不是超然并且真正有悟性的人，能够做到吗？德玄没有忘记委羽山和羽人的庭院，他确实有所领会吧！虽然如此，铅汞炼成之后化为玉树，黄金从鼎中炼出而轻如浮尘，他从仙道所得的领会，难道没有大小之分吗？既然所得有大小，那么在诗歌上有所领悟的人，难道也没有浅深之分吗？不明白事物的边际，不进入大道，又怎么足以谈论这些呢？有人说：“李白的诗如仙，贺铸的诗如鬼。”这样看来，果然有大小浅深之分。以后若在天台流水之间相见，还应当与德玄谈论这件事。《陈君从诗集序》。世上学习诗歌的人，一定会说杜少陵。学诗却不学少陵，就像画方圆却不用规矩一样。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少陵的诗固然高出一代，但学习他的人逐句追求相似，逐字模仿精工，和学习书法的临摹、按曲调填腔没有多少不同。诗歌创作起源于赓歌，在《诗经》三百篇中得到删定。汉魏以来，虽然有许多作者，却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另寻途径。如今近处舍弃汉魏，远处抛弃《诗经》三百篇，只以杜甫为宗主，就像读经的人舍弃正文而专门研究传注一样。三百篇的创作，有经有纬，秩序井然而不紊乱。学习诗歌的人如果能从这里有所领会，那么汉魏各家的作品自然可以并驾齐驱，何况杜少陵呢？这就是我长期存于心中而不敢告诉别人的看法。天台陈君从，与我分别已经十年。偶然来到三山，拿自己所作的一卷诗来请求作序。我读了开头，觉得它的声调清亮而和谐，格律严整而端正，兼备各种写法却不拘泥于一种体裁，大概是领会了《诗经》经纬之旨吧。君从是我的旧交，所以我敢把从未告诉别人说过的看法告诉他。君从如果认为这话正确，那么前面所说的方圆规矩，就在三百篇而不在杜甫。于是写下这篇序，把诗卷归还给他。

译《鹊华集序》。《鹊华集》是集贤直学士陇西侯李公所创作的歌诗集。李公居住在济南，山有华不注，水有鹊湖，都是天下奇特优美的地方。他的诗大多作于四方做官游历之地，却独独以“鹊华”命名，是为了不忘自己的根源。李公由中书掾历任知济州，修复彭村孔子庙，停止虞城塞河的劳役，祈雨、祷祝灭蝗，都有奇异的应验。麦子一穗四岐，谷子一穗五粒，他专心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任期结束时，老幼百姓成千上万地遮道挽留。后来人们思念他，为他立了两块颂德碑，一块在州治前，一块在太白楼上。后来转任太史院经历，任佥山南廉访司事，辨明滑州百姓父子的冤屈，远近都称他神明。改任佥浙东、燕南廉访司事，入朝拜为监察御史，出任福建廉访副使，因病留在任城，请求致仕。进为中顺大夫、礼部侍郎，卒年六十九岁，以推恩赠今官。李公凭文学在朝廷内外升迁任职，性情淳厚茂盛而开朗畅达，思虑缜密而精明。他所有见于政事业绩的地方，都卓然具有古代君子的风范。所谓歌诗，不过是他的余事罢了。他一生所作不下千数百篇，因战乱散失，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然而看他的诗，淡泊而能华美，质朴而能文雅，直率而不傲慢，简约而不吝啬，收敛而不拘束，优柔宽厚而有包容，深沉潜藏而有光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寸〕 就像卿云刚刚舒展，祥风到来而甘雨随之而降；又像金玉相击，孤鹗高举而鸣凤和鸣；又像老将治理军队，不烦劳发布号令，士卒进退行动自然都合乎纪律；又像博学的大儒，整日奉行礼仪，升降揖让自然不违背规矩。这些诗大概是以道德为根本，以仁义为发抒，不用雕琢刻削，而它的声音和体裁，却有那些奇异之人、寒苦之士苦心竭力也达不到的地方。语言是心声，诗又是语言中精工的部分。不明白义理，语言就会杂乱而没有条理；气势不充足，语言就会短缺而没有篇章。义理明白、气势充足，语言即使不期望工巧，也不可能不工巧。唉，李公的诗，大概就在这里有所领会了吧？不然，为什么会这样温醇雅正，各自都把情趣的妙处发挥到极致呢？师泰过去在成均读书时，曾与李公的长子、监察御史国犀同学；后来又有幸与次子、治书侍御史国凤交往。治书正奉诏经理江南，师泰也以户部尚书身份权摄漕运闽海，早晚有幸共事；他偶然拿出李公的文集，请我为它作序。只是我才疏学浅，哪里敢承受这个命令？姑且把大概写在卷首。《郑彦昭诗集序》。闽海佥宪郑君彦昭，偶然把自己的歌诗编成二卷，题作《行役稿》《揽辔稿》，带来给我看。我读了这些诗，于是知道他的内心所存，也知道他的创作并非草率。彦昭身材高大，胡须稀疏，意气豪迈而崇尚义气；他在芙蓉、五岭之下读书，脚步从未踏入城府。等到出游，便渡过浙江，登上会稽，涉过鄱阳湖，泛舟洞庭，远望匡庐、九疑的云气，登上祝融峰，越过岭峤，作为客人来到南海。后来又向北奔走于曹、卫、齐、鲁、燕、赵之地，以官职任于京师。凡是高深、遥远、奇异、壮丽的景观，都足以资助他的超卓见识；他出入宫禁近侍之地，校订书籍于储宫，戴着高冠、插着笔，以澄清百官，以纲纪天下，乘风云而行，依日月而进。凡是卓越奇伟、刚正峻拔的行为，又足以在事业中得到验证。因此彦昭作诗，无论是行役还是揽辔，都随着他的所得而作，没有不把情趣写得深远、体制写得端正、声调写得和谐的。这样看来，彦昭难道是草率创作的人吗？读他的诗，可以了解他的内心所存。如今彦昭正佩带使者印信，巡视八郡；廉车所到之处，邪恶势力都屏息收敛，见识应当日日增长，事业也应当日日扩大。以后把这些诗传播为歌声，用来歌颂国家的治理，所得又不止于此。我虽然年老耳聋，也还应当为彦昭击节应和。《武经总要序》。从前黄帝凭借军队在涿鹿作战，商汤、周武王凭借军队平定暴乱，但都以道德为根本，以仁义来施行，并不像后世那样出奇设伏，只用变诈互相倾覆罢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战争接连不断，孙武、吴起一类的人才开始各自凭借智谋争胜，以暴横相互吞并。到了秦汉以来，撰述越来越多，他们所写的书，东方朔所称道的已经有二十二万字，《西汉艺文志》所著录的达到八百多卷。何况历世渐远，其中的诡异庞杂、假托附会，本来就不可能穷尽探究。然而关于掌握战机、掌握符节，韬略如包桑之固的著作，也未尝不以仁义道德为言辞。宋皇祐年间，才开始大规模汇集群书，选取其中可以采用的，编成《武经总要》前后两集，分门别类，又绘制图谱相互校订考证；这样一来，军营布阵、进攻防守的方法，水火器械的制造，没有不完备记载的。国家太平了一百年，这部书长期废弃不用。近年以来四方多有变故，才下令征集，可是江都刻本、成均所掌的旧籍，都已经讹误残缺；民间遗存的书籍又往往秘藏而不可见，有志之士常常暗自遗憾。高昌铁君，清溪人，学识广博而有才干，以经世济民自负；他家在维扬旧有善本，却因兵乱失去，多次购买搜求都没有得到。戊戌年冬天，他以经略行军司马的身份，奉宣诏前往括苍，正要从石抹申那里借抄，却因调兵未能成行。第二年秋天，经过龙泉，从胡氏抄本中得到这部书，但尚未抄完就离去了。又过了第二年春天，到达延平，郡守周叔量拿出他所收藏的本子给我看，已经抄录将近一半，却正逢城池陷落，连同周氏本子一起丢失。到夏天到达三山，才得到宪使腾泰亨的本子，于是开始为它订正讹误、考辨谬误，抄写成册，所有图志都加以彩绘；这样一来，这部书便成为各种版本中最好的。虽然如此，我世祖皇帝凭神武而不滥杀来平定天下，深厚的恩泽遍及民心，即使古代帝王的军队也不能超过他。如今南征北伐，战争还没有停止，如果一定要消除天下的奸邪萌芽，扶助天下的善良之人，廓清四海，彻底改变时代，使天下和乐，那么仁义道德的教化本来应当放在首位；而掌握枢纽、运用神机、随机应变的道理，这部书难道可以缺少吗？

译重刻石屏先生诗集序 诗如果不读《诗经》三百篇，就不足以谈论诗。然而三百篇中有许多杂出于里巷男女歌谣的辞句，未必都是诗人所作。诗不全是诗人创作的，但天下后世若舍弃三百篇，就没有可以取法的标准，这其中一定有它的缘故吧。诗的风气一变而成为楚辞，再变而成为汉诗；又变而成为魏诗，成为晋诗、宋诗，下至陈、隋，气象便衰萎疲弱，辞语浮艳华丽，风雅的变化到这里就达到极点了。到了唐代杜子美，只有他能够汇合众家作品，来继承三百篇遗留下来的旨意；从此以后，作诗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宋代三百年间，以诗著名的作家难道没有吗？但果真有能够进入杜少陵堂奥的人吗？宋朝末年，有一位戴石屏先生，感叹古代遗音已经不再流传，厌恶蝇声扰乱听闻，于是努力学习以追赶古人，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诗歌。先生出生在黄岩南塘，具有奇异才气，慷慨不羁；南游瓯闽，北望吴越，登上会稽山，横渡重江，泛舟鄱阳湖，游览洞庭湖，远望匡庐、五老、九疑等山峰，然后放舟于淮水、泗水之间回归，老死在委羽山下。他游历广泛，见闻更加丰富，学问也更加高深精密，所以他的诗像逆流而上的鱼、奔走旷野的兽、搏击长风的大鹏；其中机锋和构思的精妙运转，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他的诗大体都以杜甫为本，却从来没有一句是沿袭抄袭的。唉，这难道就是善于学习的原因吗？至于音韵格律的升降变化，则随着时代而有盛衰，其中有些并非人的力量所能做到。如今他的诗流传于世已经很久，又有八位君子为它撰写评论。先生的孙子文璝校订旧本，准备刊刻新本，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发扬家业的人。我经过天台时，文璝带着序文来拜见我，于是我不敢以自己是后学而推辞，便把这篇序写在书卷开头。先生名复古，字式之，“石屏”是他的自号。江浙分省陈都事城海宁诗序 海宁原是盐官县，入本朝后因户数众多升为州；后来潮水冲决南面的堤防，州治将要全部陷入海中，百姓和官吏惊惧不安，调集几个郡的力量来抵御，但决口仍未停止。朝廷派使者沈璧杀马祭祀祈祷，幸而获得安宁，于是改为现在的名称。大致说来，境内地势低洼，泥泞积水；地势高的地方又都是沙土，所以城址大多漫漶无存。至正十九年春天，江浙分省因为四郊多有警报，发檄文给左右司都事陈君元礼，让他察看地势并主持兴建城池。陈君到任后，便召集长官和父老商议，众人都认为不可行，并且说役夫征发不合时宜。陈君说：‘诸位所说本来是对的，筑城是为了保护百姓，并不是白白劳民伤财，关键在于由我来妥善处理。’第二天便下令，听任百姓自己确定出力的多少，按能力高低均分徭役；有不实之处立即治罪，并且连坐有关官吏。于是奸猾豪强震慑服从，贫弱百姓感到安慰，大小人家互相劝勉，万人同时动手，不到几个月便筑成坚固的城墙和高大的营垒，巍然成为东南的屏障。城池落成后，州里的寓居官员以及士大夫都作诗歌颂它，于是请我为诗集开头写序。重重城门、击柝巡夜、设置险阻、坚守防御，即使古代盛世也不能没有；但它之所以坚固，关键只在于取得人心。取得人心，即使只凭即墨这样的城池也足够有余；失去人心，即使守着函谷关也仍然不足。因此，城池可以凭力量筑成，人心却不能凭力量取得；如果取得了人心，哪里会有城池不坚固的呢？如今海宁城已经坚固了，为什么不也想想怎样守住它呢？元礼认为我的话怎么样？卢氏纪言序 我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出使，经过钱唐时，有位客人是高唐人卢升，手持一册书，题名为《卢氏纪言》，拜了两拜，请我在卷首作序。我打开书看了看，才知道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他先世的谱牒、碑铭、墓志，以及所得到的歌诗杂著。卢氏从太公望的孙子徯开始，在卢地接受采邑，于是以国名为姓。到了秦代博士卢敖，成为范阳望族；魏代青州刺史卢度世，生有四个儿子，号称四房。卢氏的后代子孙后来散居四方，到唐代兴盛起来，担任宰相、尚书、御史、节度使的，几乎有数百人。经历五代、宋、金，士大夫家族始终没有断绝。本朝有三支卢氏，其中在高唐显赫的，名颙，字仲杰，由台省属官逐步升迁，历任内外官职，多次任▯茶都转运使，赠嘉议大夫、保定路总管、范阳郡侯，谥号庄惠，就是卢升的祖父。庄惠生活在至元、元贞年间，他的治理政绩和风操在同辈中极为突出；所以他在世时与他交往的人，如永平王公鹿庵、云中李公雪庵、东平李公野斋、阎公静轩、王公瓠山、徐公容斋、申屠公忍斋、张公寓轩、天台赵公芳塘、洺水刘公唯斋，都可说是汇聚了一时人物的盛况。等到他去世后为他撰写事迹的，如东平陈公公望、蜀郡虞公伯生、宛平曹公克明、关西杨友直、河东张仲举、新安程以文、天台林希元，也都是当世文章之士。凡是用来褒奖、赠谥、显扬他的文字，可以说既详细又优美。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天下骚动，学士大夫流离转徙，连他们乡里的坟墓尚且荡然废弃而不能守护，更何况所谓图籍、史书和文献呢？像卢升这样的人，确实善于为他的后代谋划。不过，上天对于庄惠，必定有默默帮助他的人，我因此又深有感触。

译谢氏家训序 天台有一个著名姓族叫谢氏，自从他们的先祖上蔡先生因为属于洛党而迁居本州，子孙便散居在三童、古竹之间，将近三百年；后来又迁到小澧，便是宣城校官克家君。克家君曾受到素履邓先生的知遇，生有五个儿子，名叫瑾、理、珪、珏、璋。理因武功多次升官，任行枢密院都事，总制余姚。我出使经过那里，理恭敬地迎接拜见，并且告诉我说：‘我兄弟五人跟随乡里的先生周本道学习，很幸运没有使先人的事业失传。如今内外亲属一百多人合居一处，共同烧火做饭，凡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遵循紫阳《家礼》；至于饮食起居的节度，则又取法浦江郑氏。只是还担心实行得不够、守持得不坚定。我的弟弟珪曾经写成家训，请您说几句话，使它流传长久。’我私下听说：‘奔跑的马逸走，要用嚼子驾驭；飞驰的车轮，要用车闸止住。家法放纵，要用自身端正来纠正。因为自身就像器皿，家庭就像水；器皿是圆的，水就呈圆形；器皿是方的，水就呈方形。子弟如果能够端正自身，家庭哪有不端正的呢？’然而端正自身也有方法：用敬来持守，用义来行事，用廉洁来示范，用诚信来坚守，又以公平处置事务，以宽厚抚恤家人，那么就像水在器皿中一样，即使想不呈现圆方形状，做得到吗？拿着尺子量度来比较长短，而天下万物都不能逃脱这种尺度，是因为有它的道理。从前的人，如河东柳公绰、东平张公艺、九江陈褒、滁州李昉，都治理自己的家庭，使家道长久而不衰败，也只是懂得这个道理罢了。如今您能够端正自身并推及家庭，就像圆方形状取决于器皿、长短取决于尺度一样，即使想要远远离开这种影响，难道做得到吗？我知道谢氏的福泽还没有穷尽。理字玉成，才气出众，所到之处多有善政。中山世家序 《中山世家》是福建行省平章达鲁特奈曼兼善公族谱的名称。兼善公的五世祖是丞相忠宣王，最初受封于中山，所以称为《中山世家》。忠宣跟随太宗皇帝平定河北有功，传到今天，已经六代了。子孙日益繁衍，担任丞相、平章、御史大夫、枢密、将帅、部使者、监、守的，前后相接。他们的丰功伟绩，本来已经载入史册，记录在旌常之上，光辉显赫地流传于当世。然而家族谱牒的记录，仍然有不完备的地方，那么《世家》的编写怎么能拖延呢？兼善公在军政、民事纷繁交错之际，还能够搜集编纂遗文，互相参校考订，写成这部书，他确实懂得尊祖敬宗的道理。师泰私下认为，国家的显贵宗族起源于朔方，风气浑厚，习俗简朴，他们先世的官职和事迹，往往散失而不存；即使淮安忠武王那样的伟大功业，也不能没有遗忘之处，更何况其他人呢？至正年间，曾经下诏令天下进献各位功臣的遗事，命令下达一年多，最终仍不能得到。我当时在史馆任职，错误地担当执笔之责，常常暗自为此忧虑。如今兼善公编写这部书，远古的记载可靠，近世的记录不繁琐，使百年恩泽、五世美德一览便可尽见，这是多么明白详尽啊！兼善公偶然把书拿给师泰看，命我为它作序。师泰于是记述道：三十多年以前，兼善公的叔父江西平章公任江浙右丞时，我曾以属官身份随他入京朝见，后来继续在朝廷任职，又多次侍奉兼善公的父亲中斋公。关于中山王一族的世系，我已经听到过大概。后来与兼善公的伯父、兄弟交游，才更加详细地了解到他们的事迹。姓氏的区别，自汉魏以来，历代都有相关著作；到了隋唐，才大为完备。从中州到代北，从一字姓到五字姓，凡是因官职、因国名、因字、因名、因谥号而形成的姓氏，没有不详细考究其源流的。既有家中收藏的谱系，又有官府设置的簿册；私家书籍有滥误就加以纠正，公家簿籍有缺漏就查考私家书籍，贵贱等级、尊卑名分清楚而不紊乱，这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五代以来，这种制度逐渐废弛；到了本朝，整个海内都归于一统，姓氏的繁多，比起隋唐来何止多十倍？况且功臣宗室和德望世家，大多不以姓氏称呼其名讳，同名现象又很多；如果不借助谱牒图籍，一代的文献将到哪里去考证呢？师泰从前有志于此，却因为学识浅陋而专攻冷僻之学，不敢贸然专门撰述。如今读到《中山世家》，哪里只是庆幸看见王门中有这么多贤才，也希望公卿大夫的子孙有所取法罢了。朱氏族谱序 丹阳朱君文瑛把他家从中奉公以下共八代的谱系编成谱书，拿给师泰看，说：‘朱氏本是春秋邾子的后裔，子孙失去了国土，于是去掉“邑”旁而改为朱姓，后来散居在沛国、永城、丹阳、吴郡、钱唐、义阳、河南等郡。汉、唐时期尤其显赫。如今文瑛这一族出于河南，而谱系归于丹阳，是因为我的曾祖曾任职于镇江，死后葬在那里，所以如此。很幸运先生赐给它一篇文字，使我们朱氏后世有所考证。’我于是起身叹道：‘古代国家有谱牒，家族有家谱，姓氏的记载最为详细严密，所以贵贱有等级，士人与庶民有秩序，历世虽久而不混乱。近代谱牒残缺废弃，即使大家贵族也茫然不知自己的出身，竟至于拜祭汾阳王的坟墓，自称是子骞的后代，留下当时的笑柄，更何况乡里平民呢？如今朱氏家谱不妄自攀附遥远的祖先，也不忽略疏远的支系，支脉分明，源流清楚，用心忠厚了。假使子孙能够世代守护而不失，那么孝悌和睦，移风易俗，难道只是在一个家庭中实行而已吗？’文瑛字子中，历任廉访司、宣慰司属官，授镇江路知事、泉州惠安县尹，后来以绍兴余姚知州的身份退休。

译董母孝节诗集序 至正十二年秋天，诏令太师右丞相道济公统率军队南征，佥枢密董钥仲开确实率领侍卫诸军随行。军队在门前举行祃祭后，他入内辞别太夫人，跪下接受教诲。太夫人拿着酒命令他说：‘董氏世代蒙受国恩，功劳记在史册，你应当竭尽才智、尽忠职守来建立大功，使前人的事业更加光耀，不要懈怠。’等到军队驻扎彭城，她又写信告诫说：‘你能够尽忠，就是尽孝了，慎重行事，不要忧虑老身。’当时同僚中有人把夫人的话告诉太师。等到凯旋归来，太师把这件事上奏，皇上为此赞叹，并旌表她的家门为‘孝节’，又赐给上等酒和金帛，三宫也分别加以宠赐。士大夫都作诗为太夫人祝寿，承旨欧阳公为诗集作序。八年以后，仲开任广东廉访使，途经三山驿馆，住在郡守乔侯家中。乔侯与仲开有同乡之谊，平定徐州的战役中又以万夫长随军出征，对这件事了解得很详细，于是请求把《孝节》诗刻在学官。仲开偶然经过我这里，请我为诗集的始末作序。我与仲开世代是亲密的世交，个人交情也很深。当太夫人受恩的那天，我既未能作诗继承诸公，等她去世后，又未能登堂祭奠来尽礼。如今却在万里之外得以看到这些文章，怎能不感到悲恻呢？从前王大司马率领三千人驻守湓城，当时年纪已经超过四十岁，他的母亲魏夫人教导他非常严厉，稍有违背母意，就加以鞭打羞辱，所以后来他的功业终于远远超过常人。如今仲开统率各卫军队，本来就不只是当年湓城的三千人；而太夫人亲笔写下的忠诚激烈之言，比魏夫人更为严厉。那么仲开的功业难道只能达到王大司马的程度吗？把诗刻在学官，哪里只是为了劝勉人们学习母亲的教诲，也希望做臣子的、做儿子的都有所取法。张子固功迹诗序 国家用兵十多年，天下骚动。直到如今百姓仍未能休养生息，实在是因为议政的大臣开始时只主张剿捕而失去人心，最后又只主张招降而使天讨迟缓。因为一味剿捕，被胁迫跟从的人没有自新之路；委托于招降，顽固到底的人便没有受到警戒。没有自新之路，所以人们害怕获罪而意志更加坚定；没有警戒，所以人们轻玩法令而恶行更加放肆。近年以来，朝廷虽然已经察觉宽缓处置的错误，又下令招抚和剿捕并用，然而战争接连、祸乱交结，仍没有完全平息，是因为把应当剿捕的人招降，把应当招降的人剿捕，是非混淆，惩罚和奖赏失实，所以毒害流遍天下，像烈火燎原，越扑越旺；像洪水决口向下奔流，越堵越横行。何况七闽远离王畿，暴虐的将领和贪婪的士兵，毒害比狼虎还重。那些像鱼腐败、鸟兽被猎杀一样的人，未必全是应当捕杀的；奸民狡吏趁机凭险自保，张旗击鼓来胁迫索取爵位、占据租税的人，也未必全是应当招抚的。因此，担任藩屏的人总是难以选择；幕府中的职位，也不容易选得合适。都事张君子固分任建安幕府时，外部受到强寇四面包围的危险，内部又困于将帅难以测度的祸患。况且城中士兵少、粮食尽，变乱早晚就会发生，而子固周旋委曲，劝勉奖赏、筹措供给，使两位参政能够同心，将校们没有异心；一面招抚，一面剿捕，没有不各自合乎实际情况的。最终使这座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城池安稳如磐石，七闽各郡县也因此得以没有忧患，这难道不是幕府中贤能之人的功劳吗？虽然如此，专掌斧钺、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他的功劳容易评定；筹划谋略、权衡可否的人，他的事情却很难。子固凭一个人的智慧而在千万人中施行，凭一个人的谋略而高居千万人之上，不是贤能之人能够做到吗？子固辅佐的功劳，士大夫已经作诗歌咏赞美，朋友揭伯防、葛元喆也都为他作了序。我姑且就招抚和剿捕的失误，写在这里。燕集沧浪亭诗序 至正辛丑年秋八月八日，三山书院山长朱堂来告诉我说：‘明天是丁亥日，将在先圣庙举行释奠礼，请在天亮前于这一天行礼。’有学生上前说：‘书院在城西门外，每逢春秋祭祀的日子，有司通常不共同办理，礼仪文章简略，不合乎法令规定。’先生是国子监的老师，又奉尚书之命出使南方，理应恭敬拜谒郡学，不宜到书院来行拜礼。我说：‘学校都是用来尊崇报答先圣的，只要存有敬意，就是神明所在，何必选择地点呢？’况且主持学校的官员正束好衣带忙于趋奉上级，只求免受呵斥，又哪里有空知道文事的轻重呢？于是广信程伯来、濮阳吴维清、宜阳夏鼎，以及诸生刘中、郑桓、边定，相继到燕居的庭院拜谒。等到他们到达时，建安江晃、睢阳赵宗泽、上饶张裴、郡中士人周旭和执事人员已经穿着儒服按次序站在听位。入内行礼时，升降进退、斟酒灌地、起身俯伏，没有不严肃恭敬的。礼毕便退下，坐到沧浪亭上。酒壶酒杯已经陈设，笾豆等祭器也排列好了，宾主相互敬酒酬答，大小礼节都有秩序。山间云气吞吐，水波荡漾，深渊中的鱼、沙滩上的鸟或飞或潜，樵夫的歌声与渔人的歌声彼此应答，一切仿佛都在帮助我增添欢乐。诸生又高兴地举杯说：‘从前守吏只是把事务交给山长，山长分派之后，又没有人来承担差遣，所以礼仪文章终于简略。如今人人都能够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郡学在太阳出来以后，大府才在庭下列队拜礼，随即起身坐到庙门里面；等有司举行三献礼完毕，已经到了辰时、巳时，所以往往不合乎法令规定。如今又能够按时办理事务了。先生这样惠赐教诲给诸生，难道不是太深厚了吗？’况且正当战乱纷扰之际，承蒙有这样的饮酒闲游之乐，吟咏凉风，差不多可以达到舞雩咏归的境界，难道可以不写一句话来记载今天的聚会吗？我说：‘非常幸运。’于是把在座的士人共二十人合在一起，取韦应物《斋舍》诗中无余物、陶器、单衾等句的意思，诸生轮流列坐，共同喜爱‘风满林’这句，分韵各作一首五言古诗，我得到的是‘满’字。

译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宣政院使廉公公亮带着酒和菜肴，同治书李公景仪、翰林经历答禄君道夫、行军司马海君清溪游览玄沙寺，并且邀请我到城西的香严寺。这一天，天气温和，景色舒展，万物生长繁茂，花朵明艳，草木茂密，禽鸟上下飞翔。我于是放慢马缰，穿过田间，转入林间山坳，徘徊吟咏，不忍立即离去。到了那里，四位君子已经坐了很久，酒兴正浓，已经把席位移到见山堂了。见面后，他们都拿酒欢迎我，互相酬答。廉公几次起身舞蹈，放纵而诙谐戏谑。李公提笔作诗，佳句迅速涌出，时时也有来回踱步、推敲诗句的样子。道夫故意说险僻的言语，操着越地口音，向藏石师问禅，藏石师拱手沉默，最终没有回答。清溪虽然庄重自持，听到道夫的话却总是大笑。我平素不善饮酒，到这里也不知不觉喝得东倒西歪，傲然踉跄，为此拍掌跺脚。天将晚，大家将要散去，便拿着酒杯收敛神色互相说道：‘如今宽大诏令屡次下达，四方凶顽仍未完全服从，而且七闽境内警报时时传来。我们几个人，哪里真有闲暇在杯勺之间取乐呢？只是有的被召见，有的调任，有的出使完毕将要回去；而治理方法、征讨谋略又没有事情可做，所以能够从容相互追逐，以排遣羁旅和郁闷的心情。然而谢太傅在东山、王右军在兰亭，并不是真想纵情于山丘泉石之间而已。能够在纷乱之际显示闲暇，在艰难时刻寄托逸乐，对于人心和世道，难道没有潜移默化、暗中感动的作用吗？将来一定会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意。’于是大家一起用杜工部‘心清闻妙香’这句分韵，各作一首五言诗，我为此作序。晨起夜坐诗后序 我所居住的香严寺，在山门外有一棵古樟盘踞在路旁，大到需要百人合抱，相传是隋唐时期的树。它突出而粗大的树根，像平铺的磐石，可以坐下十多人。树南面有一座小石桥，桥旁两边横向伸展，也可以坐五六个人。每天早晚我总和诸生出去坐在树下。客人程伯来、吴志夫、张仲纯，也常常来与我们一起休息。树虽然很大，却盘曲臃肿，中间空洞，汁液充满，不合绳墨规矩。它的枝条也卷曲秃缺，摧残朽坏，没有什么用处。唯独它的枝叶条干伸展，向旁边生出一片苍翠茂密的枝丛，树荫仍可遮蔽一百多步。遇到风从山下回旋灌注、冲荡激发，枝干便相互撞击，鼻口般发出怒号，低沉而连续地鸣响，与桥下水声相触，轰轰然像云气诡谲、波涛变幻，仿佛蛟龙和神灵在其中。我的确曾作《晨起》《夜坐》二诗，来描写它幽深奇异的景象。伯来偶尔回头对我说：‘这棵树似乎没有用处，你为什么得到它并且如此喜爱它呢？’我笑着说：‘树生在官道旁，能够不遭斧头砍伐，有幸保全它的天性，不正是因为它的木材没有用处吗？正因为它没有用处，人们才得以在它旁边休息，并且听到它的声音，把它当作笙竽。那么它果真是无用，还是果真有用呢？如今我们几个人盘桓偃蹇、自我表现，我们的鸣声又果真与这棵树不同吗？’伯来说：‘确实如此！对于土地来说，它不会被车轮碾压；对于人来说，它像木鸡一样无所争竞；对于才质来说，它像弯曲的树桩。这样的境界叫作“杜德机”。德机是道的枢纽，道的枢纽是天下的深谷；成为深谷，就具有神妙。没有无欲之心的人，不能观察它的奥妙。请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序。’

译送谢元功东归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我从政府退下来，坐在吴山的仰高亭。有一位戴竹冠、穿芒鞋、衣服短得遮不住小腿的人径直上前长揖，问道：‘游学于先生门下的人中，也曾有奇伟倜傥、卓然出众的士人吗？’我惊愕而没有回答，但心里已经觉得他很奇异了。坐下以后，他意气轩昂，越发显得自得。一问才知道，他是上虞人，姓谢，名肃，字元功。过了不久，我奉诏运送闽广粮食，将要乘船进入瀛海。我笑着对元功说：‘还能跟我一起游历吗？’他说：‘大丈夫触犯蛟龙，冒犯风涛，就像走在席子上一样平稳。何况向南航行顺风，一息之间便可到达万里之外呢！’于是与他同船到达海昌。适逢海上多有警报，便留居州城北郊，已经住了六个月。元功每天拿着经书来询问疑难，恭敬低头，谦卑谨慎，没有违背礼节的地方。凡是写出一首诗、完成一篇文章，和他反复讨论，一定要合乎道理；如果发现有不恰当之处，就脸红背汗，仿佛抱着极大的惭愧，惶惶不安到废寝忘食。有一天，他跟我漫步到东海边，元功拿着书策跪着献给我。我谢绝不受，他便拱手站在路旁，行弟子礼更加恭敬。元功本来意气轩昂、抱负不凡，却忽然收敛退让到这种地步，由此可知元功果然是奇士。过了一会儿，他慨然说道：‘我谢肃当初辞别母亲向西游历，自以为只要见到丞相，陈述事情，就可以停止战争、安定百姓，使东方诸侯得到安宁。如今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仍希望等到每年大比时，由有关官员推荐一次，借此等待诏命进入金马门，在朝廷上陈述策略，显露才华，为国家谋取大利。后来又没有遇到机会。近来虽然有幸被御史和执政者察知、推荐，但这都不是我的志向。没想到能够拜见先生，依靠先生道德的光辉，受到磨砺、雕琢和提拔，把这些化为文章；回头看自己内心所得，已经充实得绰绰有余。虽然没有遇到原先的机会，却仍然算是遇到了。即使真的得到所求，那又能比得上现在没有得到吗？我回到故乡，也有东西可以拿给母亲看了。请允许我辞别先生向东归去。’我本想挽留他，却不能成功，于是装上菜肴、盛好美酒为他饯行，说：‘士君子生在这个时代，读万卷书，驾万里车，是要用来扩大自己的事业、施行自己的志向。然而出仕一定要合乎时机，进用一定要合乎正道。出仕不合时机、进身不合正道，即使官位尊显、享受五鼎之食，身上系着六枚印章，他天赋的尊贵也没有多少了。’元功第一次没有遇到丞相，第二次没有遇到有关官员，又不屑于求御史执政者的察荐，却飘然起身，浩然归去，像健壮的小马和高飞的鸿鹄，不能被控制捕捉，难道不是真正的奇士吗？如今元功回到故乡，在山方面有两眺、四明、百楼、五癸、萝岩、金罍；在水方面有曹江、玉带、夏盖、白马；说到人物，政事方面有朱隽、孟尝，文学方面有王充、魏朗、邯郸淳、蔡邕、诸虞，德望方面有谢安、王羲之，忠义方面有李光、刘汉弼，孝行方面有曹娥、朱娥，仙人方面有魏伯阳、刘纲，其他有才智、德行、能力的人，本来就不能一两个数清。况且那里的地气完整而淳厚，保存着许多古代圣王的遗迹；泛舟虞江，可以感念重华；凭借陶渔耕稼的便利，登上禹峰，可以追思玉帛会盟之事，万国会同的遗迹近的不过在百里之内，而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也可以一览而得到，又何必把足迹遍布天下呢？何况隐藏才华等待时机、从容自适以奉养晚年，更是君子应当慎重考虑的事。过去虞夏时代，有君畴、务光这样的人，不向天子称臣，不同诸侯交游；不出仕则已，一旦出仕，必定成为帝王的老师。商周时代，有伊尹、太公望这样的人，亲自耕种田地，垂钓水滨；若不是天子以恭敬尽礼的态度来聘请，便不轻易施展自己的才能；一旦出仕，恩泽遍及四海，功业流传万世。这些人都傲视宇宙，与日月同辉，哪里肯降低志向、屈辱自身去追逐一时的功名呢？等到道义与时机一同运行时，天下的重大责任，自然有不能推辞的。元功也曾抱膝感叹，想象百世以前的高尚风范和美善政事吗？我知道元功飘然起身、浩然归去，大概是对此有所领会；否则出仕便会成为在齐国都城门前鼓瑟求仕的人，退隐便会成为终南山中故意留下隐逸名声的人，对于道义和时机究竟怎样呢？元功不以这种选择改变另一种选择，我将看见千辆马车、万镒黄金，争相到越东郊野聘请他。这样看来，今天这种‘遇’，难道比从前的‘不遇’少吗？我虽然老了，仍然有所期待，于是写下这篇序为他送别。送赵木仲东归序 永嘉人赵木仲，是前宋宗室的后代，胡须漂亮，倜傥而意气不凡；与人交往只要有一点不合，就红着脸愤怒离去。唯独跟随见山叶先生游学最久。叶先生的学问出自綗室梅先生，梅先生的学问出自北山何先生，而何先生确实以紫阳朱夫子为根本，所以他所学具有师法。赵木仲曾经凭《易》《诗》在荆、扬一带教授学生，跟随他的人很多。有人劝他出仕，他总是笑而不答。不久河南发生战事，王师出征，木仲忽然起身说：‘我难道还能坐视百姓陷入水火吗？’于是到军门求见，亲自拟定十多条策略，主将认为奇异却不能采用。木仲撕碎策略扔在地上说：‘这些人拘谨无能，什么也做不了；再不离开，就要遭到祸患。’于是急忙渡过长江以南返回，所经过的地方，各位将领无不奔走迎接拜见，打开营垒、设置座位，面向北方以老师之礼侍奉他。凡是采用他的策略，大多取得奇异的胜利。御史部使者多次上奏说他有文武才干，应当按照诏书所说任用，并把此事上报丞相府；朝廷起用他为佥浙东宣慰司副都元帅，兼任慈溪县治理官。士大夫争相前去祝贺。木仲拍着手大笑说：‘诸位难道以为我得到一个官职就是荣耀吗？即使我以做官为荣，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也还把车服和富贵看得像泥土草芥，何况如今农夫、奴仆、杂役都能取得受宠的爵位和优厚俸禄，驾着车马互相争强称雄。难道说赵木仲会屈辱自己同你们这些人同列吗？我将乘着鲸海的月色，拂取雁山的云彩，在长流中洗濯冠缨，把头巾挂在绝壁上，和高人隐士一起伸腿箕坐、纵情放浪，用来涵养胸中浩浩荡荡的气概，等待朝廷政治教化清明，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我实在不忍以七尺之躯去追逐斗升之粮，纠缠扰攘在是非荣辱的场所。’于是士大夫都知道木仲出仕不是为了自身谋求，退隐也并非真的忘却世事，便一起在浙江岸边斟酒作诗为他送行。酒兴正浓，诗已经写成，众宾慷慨悲歌，请我作序以送别。

译送金仲达御史序 国家用丰厚的爵位和俸禄网罗天下才俊，仕进的途径本来就不止一条，而得到士人的盛况没有比成均更盛的。至元、大德年间，掌握政权、主持枢机、卓然以功业自任的人数不胜数。何况自皇庆、延祐以来，大力兴办文治，群才汇聚，得到士人的盛况又怎么样呢？至正年间，我担任司业一年，常常看见诸生在升降揖让之间、讲道论德之余，有的雍容温雅，纯粹如玉圭璧玉；有的磊落瑰伟，灿烂如珠玉；有的跌宕奔放，像神骏脱离车辕，无法羁绊；有的英锐奋发，像鹰鹯猛禽，横飞疾击，凌越霄汉，迫临四海，没有谁能够控制他们；我本来就已经觉得奇异，并且在心中认可他们。十多年间，我漂泊江海，与诸生的动静相隔遥远，听不到消息，但没有一天忘记他们。去年冬天，我奉诏督运闽南粮食，经过余姚，恰好驿站报告御史到达，声名很大；我向诸生询问，才知道其中也有金仲达。不久，我到达三山，第二年春天，仲达也来了，我才得以和他叙说旧事，考察他出仕和退处的情况，才知道从前与我交游的那些人，都已经历任显贵要职，登上台阁，显赫地成为当时的名臣。仲达学问广博而才华丰富，容貌温和而气概刚强，磨炼节操、修养品行，尤其能够自立，正如我前面所评论的那样，他几方面都兼具。如今海内多有变故，战争没有停止，东南各郡远在海角；凡是军政没有整顿，官府刑法有所缺失，吏治弊病过于严重，百姓疾苦已经恶化，大奸大恶尚未除去的地方，御史都可以加以按察。然而这些过失由来已久，不是一天之内用威势控制、凭力量胜过就能解决的。还应当从中周旋咨询，宣扬皇上的意旨，使人人都知道尊敬君上、侍奉长上的道理，以义为先、以利为后，为公忘私，那么三军对于将帅，就会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百姓对于官府，就会像子弟奔赴父兄一样；善良的人知道受到勉励，作恶的人受到惩罚。仲达，你也要努力啊！我虽然老了，对于至元、大德年间那样的治理，仍然对诸位抱有希望。送郑居贞之建安序 君子求学进步，一定要谨慎选择所学，专心致志，严格实行，长久坚持，积累深厚，涵养充足；然后才能义理精纯、仁德成熟，心中自然有所感应，处理天下事务也就不难了。新安人郑生居贞跟随我学习已有两年，每次有疑问，我没有不以这些道理教导他的，但他似乎仍然有疑惑。临别时，我又对他说：‘你也观察过船吗？船搁浅时，船头不能前进一尺一寸；等到风向顺利，便能一跃行驶千里，只在顷刻之间。车子陷住时，鞭打车轮、陷在泥泞里，整天只能疲惫地走很短的路；等到驶上平坦大道、冲下陡坡，即使像雷声滚动、狂风驱赶，也不足以形容它的迅疾。难道只有船和车如此吗？弓的张开，箭的发射，门的转动，风箱的鼓动，水的决口，火的蔓延，鸟遇顺风而飞、鱼纵身跃入深谷，也都是这样。它们的神妙不可测，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因为其中有关键。关键在内心应和，事物来到面前，就像手持悬挂的秤、面对高悬的镜子一样，随其长短、轻重、大小、美丑，无不各自恰当地应对；奉养父母、侍奉君主、管理家庭、治理百姓的道理，也都不超出这一点。然而选择不谨慎，邪说就足以侵扰正道；志向不专一，事情就可能被外物诱惑而分散；实行得不严格，往往会因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走到半途便停止，又怎么能够进入圣贤的境界呢？即使有所进步，也会满足于一才一艺的成就，拘泥于一项善行、一个长处，而不是明白本体、通达实用的学问。居贞涵养深厚、积累深入，坚持也已经很久了，大概可以做到义理精纯、仁德成熟，随遇而见，心中没有疑惑，施用起来绰绰有余。所谓船车、弓箭、门的转动和风箱的鼓动、水火以及鱼鸟，它们的关键一旦发动，就有浩大力量，仿佛无法抵御；即使想使自己停止，又做得到吗？虽然如此，我的话到这里就够了。居贞如今要前往建安，建安是朱子的故乡，这一道统寄托在那里；美好的风俗和良善的教化，一定还存在于当地人身上。你到了那里若有新的收获，就回来告诉我。送刘中守佥事还京师序 我听说，上天对于那些奇伟卓异、峻拔特立的人，必定要有所压抑、摧折、困顿和挫折，然后他们的志向才会专一，学习的力量才会奋发起来；有所作为，以扩大自己的事业，张扬自己的声名。不然，他们的志向不专一，学习不用力，即使是奇伟卓异、峻拔特立的人，事业也不会壮大，声名也不会显扬。西夏刘君中守，因为擅长书法，又参与修纂《经世大典》，由郡中儒学被征召为东曹掾，历任宣文阁博士、工部员外郎。近年四方战事兴起，天子认为闽海道路遥远，守土官吏失职，便派刘君渡海，持符节兼任廉访司事务。刘君到任后，巡视建宁、邵武二郡。当时两郡盗贼逼近边境，百姓正苦于横征暴敛，刘君所到之处便召见父老，慰问他们的疾苦，宣布皇帝的恩德和意旨，以至于百姓为之感动流泪。然而刘君性情外表慈和，内心刚强，遇到不正直的事就立即挽袖奋起，直言相争而毫不顾忌，因此常常与人发生龃龉、不相合。过了很久，终于因进言而离职。刘君闭门自守，更加刻苦自励，读书从早到晚不停止；兴致来了就作诗写字，有时提笔画山水，意趣天然流露。即使经常吃不饱饭，也能淡泊自守。这样看来，中守正是在遭受压抑、摧折、困顿和挫折之后，得以专心致志、努力学习了。上天果真要借此扩大他的事业、张扬他的声名吗？大凡克敌制胜的将领，往往是在几乎危急的时候取得胜利；为国尽忠的人，常常在孤独愤懑中显出真实的忠心。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也往往是在内心忧困、反复思虑中有所获得。然而，如果不是确实能够洞见天下的道理，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安然处之，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由此更加知道，刘君果然是奇伟卓异、峻拔特立的人。如今他又将渡过鲸海的波涛，面对燕山的明月，到京师游历，他一定会有所际遇吧？于是为他的出行作序，以此作别。

译送许存衷赴漳浦县尹序 从前我在史馆时，和应奉程以文交情最好。一天，程以文带着一位客人来拜访我，说：“这是漳南的士人许存衷，性情慷慨而意气豪迈，读书通晓古今，擅长骑射。李至甫反叛时，南胜的守土官吏大多望风逃走，将帅拥兵不进。许存衷率领乡里的义士几百人，为官军引路直冲上前，大声呼喊，接连夺取了敌军几座营寨。贼军势力不支，他因功被任为定南巡检。如今他奉命南归，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作为赠言。”我便作了一首律诗赠给他。后来过了几年，我以代祠官的身份巡视漳南，打听这个人却没有找到。又过了两年，我任闽海廉访使，再次寻找他仍未找到。今年我分巡三山，许存衷才拿着从前我赠他的诗来拜见，间或谈到京师往事，我恍然如同从梦中醒来，又像酒醉后清醒过来。许存衷身材高大，面容丰满，留着美髯，沉着刚毅而有谋略，于是我把他推荐给经略李公，让他出任漳浦县尹。将要告别时，他又请求我写些话来帮助他此行。我听说漳州在闽粤最南边，漳浦又在漳州以南，山谷险阻幽深，百姓与獠人杂居。近年强横之徒修治甲兵，占据租税，和官吏抗争。官吏既不能制止，反而彼此勾结，像猎人一样掠夺百姓。你的家在龙溪，是漳州人；如今又任漳浦县尹，那里本来就是漳州所属之地，确实很难治理。不过，民情物理，你是周遍了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人在饥渴之后，很容易接受饮食。你如果能把从前勇敢仗义、击退贼敌的心志，用来施行今天惠民保民的政务，以廉洁处事，以公平征赋，以明察照察百姓，以宽厚安抚百姓，又以不欺骗百姓来统率他们，以不知疲倦来推行政令，那么百姓中还有谁不能受到你的恩泽呢？古代治理郡的官称为“牧”，治理县的官称为“字”。牧养百姓，就像牧童对待牛羊一样，饮食、休息、行动，都随其所宜。养育百姓，就像慈母对待婴儿一样，百姓的痛痒疾病，仿佛都与自己出于同一身体。大概县令比郡守更加接近百姓。你果真这样做，漳浦百姓即使强横，难道还敢不服从你的治理吗？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 君子出来治理世事，能够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来治理，使百姓缴纳租税，勤于服役和劳作，以供给国家，而没有忧愁、困苦、叹息的声音，也就可以称为贤能的大夫了。何况身处万里之外的炎热荒远之地，治理政绩卓著而获得众人的称誉呢？兴化县尹朱君元宾，即将调任南靖，准备启程。凡是和元宾交往的人，都说南靖在漳州以南一百二十里，自从李志甫、魏梅寿相继反叛后，当地百姓习惯战斗，使用强弓毒箭，出没于山谷之间，任何时候都很难治理。何况近年来强暴之徒各以武力在乡里称雄，稍不合意，就呼喊着杀人抢掠，县令根本无法对付他们。元宾难道可以轻率地进入那种地方吗？我说：“元宾在赞番易任职时，长官称赞他的才干，幕府佩服他的行为，士人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他在兴化时，兴化百姓无不把他当作父母、神明。离任那天，老幼攀住他的马悲号，使他无法前行。部使者考核治理成绩，把他评为闽海县令第一。”从前我分巡各部、督办漕运时，因为亭民每年领取的工钱总有一半落入奸吏的袋中，累计达白金数千镒，便让元宾前去发放。元宾到那里后，亲自到各个工场，即使一文钱也一定亲手交给本人；自己饥饿时，就拿出包裹里的饼食，取水咽下。离开工场时，百姓叹息说：“我们这些煎盐的人老了，今天终于全部得到官府应给的本钱，即使劳累也没有怨言了。”元宾的才能就是这样。南靖虽然难治，我知道贤能的大夫施行政务时，一定会游刃有余。即便如此，百姓仍像鱼一样；水清而鱼不受扰，鱼才能顺遂自己的本性。元宾如果也不扰乱百姓，使他们都像水中的鱼一样自在，他们将会从容前来缴纳租税、服役劳作，彼此劝勉告诫，忙于保全子孙、维持生计，哪里还肯拿起弓箭出没山中杀人，来违背县令的教化呢？近来的制度是，县令因治理成绩显著而被上报的，往往就授任御史。元宾将要受到显著提升，应该赶快上任，不要迟疑。送翟终吉还南台序 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后，已经设置御史台来整肃纲纪，又设置两行台，分掌、总理各地的治理。江南一带，四省十道中，只有湖广所辖地区距离京畿万里，附近又杂居着大理、乌蒙、白霫、溪洞等蛮族，外部还与交趾、九真、日南、番邦相连接。那里的人轻率粗犷而喜欢争斗，如果委任官员稍有不当，叛乱就会纷纷发生。朝廷每三年派遣一次使者，到当地和藩臣一起考核官吏的优劣，升降他们的品秩，同时又分派一名南御史前去临察，以严格执行黜陟，表示惩罚和劝勉。近年来战事兴起，道路阻塞，使者长期不能到达。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远方百姓长期遭受苦难，寻求贤能的守令去抚慰安定他们，于是下诏恢复旧制；御史的人选，恰好是月君德明。御史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以路远为理由推辞。”但没有良好的佐史便不能成事，于是从众人中选择，得到了翟君终吉。终吉凭经学通晓律令，檄文一下达，便慨然说：“我能够和御史持节，驾着艨艟战船，渡过万里鲸涛，远望三韩之国，临视百粤之地，然后翻越岭峤，登上衡岳，泛舟沅湘之间，去宣布王命、彰扬风纪的威严，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 到了闽广交界处，山中夷人和海上盗寇相互联络，出没无常，几次想进兵而不能取胜，于是又说：“我听说大夫出使在外，可以专断行事，何况御史呢？湖湘虽然还不能立即到达，其他违背法令、伤害事理、毒害我百姓的人还有很多，难道我就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出，以伸展郁闷无聊的胸怀吗？”于是凡是听到、看到的事情，他都向御史报告；收敛贪暴，扶植善良，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竭尽力量和心思，务必实行的。闽地以南的士大夫都说：“这位佐史贤明啊！内外的官吏如果都像这个人一样，风纪难道还会有不能振作、不能宣扬的吗？”于是相继作诗为他饯行，并请我作序。我认为，只有仁人才能获得正确的好恶之心；有的人反而违背民众的愿望、拂逆他们的本性，即使以严厉的威势逼迫，百姓也不会服从。终吉凭什么能使这些百姓如此眷恋而不忘呢？这大概是因为他能够获得正确的好恶之心吧。《诗经》说：“心中爱着他，哪里会不说起他呢？”我对终吉反复吟诵这两句诗。

译送周克复归省序 鄱阳人周克复，是故赠翰林侍读学士兰屋先生的孙子，也是今江浙行省左丞伯温父亲的儿子。克复由国子生出任江西省属官，随杨将军在毗陵作战，因有功任建宁府判官。建宁府处于江东、江西的交通要冲，扼守两处关隘，连续多年与贼军交战。克复到任后，运送粮饷从未中断；围城两个月时，他又分守建安门。有一天，炮弹击中他的头部，脑袋裂开，鲜血流满脸面，死后被抬回去，过了很久才苏醒。贼军退去后，众人都按次序接受赏赐，唯独克复辞谢离去，回江浙省视他的父亲。途经三山时，他到城西香严寓舍拜访我。我和伯温同年出生，居住在同乡，任职于同一朝廷；而侍读公又和先学士交情深厚。对于克复此行，我难道已经没有话可说了吗？士大夫之所以不同于常人、而受到天下重视的，是道德和文学，功名还在其次。不以道德、文学自我勉励，只求取得功名，尚且不可以，何况那些局促卑琐、只求富贵的人呢？近年来海内多事，服役、掘墓之徒纷纷从军崛起，佩带通侯、上将的印信，掌管文书便随意决定人的生死，穿着阿锡、珠玑，骑着啮膝马，随身带着连弩和箭，握刀互相争强称雄的人，接踵而来。克复是世家子弟，却想拿自己所不擅长的本领和那些人争强，收敛面容、低下头来，匍匐着顺从他们，甘居下风，这其中的轻重得失，究竟怎么样呢？如今克复能够在这种时候慷慨地退下来，回去让父亲长寿，也差不多可以说没有被富贵功名所动摇了。即便如此，富贵功名在于上天，道德文学却取决于自己。努力于自己能够做到的，以等待自己能否得到上天所给予的，这就是古代士人之所以卓然超出千万人之上、并流传到千万世之后的原因。克复大概也应当想一想，自己凭什么不同于常人而受到天下重视吧！送蒋廷学调江浙省掾序 毗陵人蒋廷学以恭敬谨慎、砥砺品行而著称，成为钱唐管左丞的女婿。左丞的孙子叔坚赴福建行省任理问官，廷学随他同行，因而得以在大府供职。第二年，叔坚升为员外郎，廷学便奉使入朝，因渡海有功，任兴化之▯游县主簿。又过了一年，叔坚授任南行台御史，廷学也改任福州录事。大府惋惜他的才能埋没在低级属官中，便征召他到幕府任掾。刚过三个月，他慨叹说：“人出来做官，原本也只是想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如果志向不能实现，尚且还可以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来奉养父母。如今我的父母远在数千里之外，而我却不能置办甘美的饮食供他们早晚享用，即使得到俸禄又有什么用呢？”当天便说明情况，请求回去以便奉养父母，大府称许他。如今他调往江浙丞相府，将要整理行装赴任，福建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饯行，请我作序。我当时也将要北行，只是想到相隔遥远，已经多年不能回家上坟、慰问乡亲，而廷学却先我回去，每天在西湖六桥之间奉酒祝父母长寿。难道是上天特别厚待他吗？况且我和御史交情非常深厚，所以更加了解廷学。廷学外表似乎怯懦，内心却聪秀焕发；擅长书法，能作诗，出口成章常常超出常人，实在可爱。从前汉代各曹的属官中，也有人做到三公。廷学如果能够凭自己的才干，和丞相纵论古今得失，讨论事情可不可行，难道还不能稍稍伸展自己的志向，施行自己所学的吗？不要只推说“我回去是为了方便奉养父母”罢了，不妨把我的话拿去问问御史，看看他认为怎么样。送脩敬宗序 我刚到京师时，东平诸公常称说金代进士脩君，说他在郡府幕府中任职，有文学和政事才干。后来又听说他的儿子谦考中进士，任沅州判官；孙子思善任益都儒学教授，都能够继承家业。我一直想和脩君家族交往，却没有机会。自从战事兴起，南北道路阻隔，我曾想，像脩氏这样承载文物典献的人家，还能再见到吗？至正辛丑年秋，福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管君叔坚授任南行台御史。这年冬天，有一名乘驿车来的属官迎接他，途中偶然经过我在城西的寓馆。我坐下来询问他的姓名，他说自己名德，字敬宗，姓脩，乡里在东平。我惊讶地说：“您难道是金代进士脩君的孙辈吗？”敬宗于是详细叙述先世的来历，使我几十年来向往仰慕的私情，一下子仿佛在空旷山谷中行走时听到了脚步声，又像回到旧都，看见流传下来的风范余韵仍然存在。敬宗由升、宣两郡的功曹任职，后被江东西宪司征召，如今担任属官。他身材高大、相貌魁伟，平时恭谨谦退，常常主动退让，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不计较；但一旦遇到不正直的事情，便奋起争辩而毫不顾忌。他常常和御史议论说：“御史所掌握的是法律；法律得到施行，社会就能治理，法律松弛，社会就会混乱。如今法律松弛已经很久了，御史将要执掌法律、推行政权，这首先要从自我整治做起吧？自我整治严格，人们就知道畏惧；人们知道畏惧，就会慎重作恶；慎重作恶，刑罚就会清明而德化得以施行，盗贼也就不难平定了。”御史认为敬宗说得对，应当共同努力。我蒙受御史知遇已经很久，如今又和敬宗交往，听到这些话，难道能不更加为此庆幸吗？于是写下这些话与他作别。

译送曹季修赴建宁路儒学教授序 上饶曹君季修将要到建安任教授，他的朋友清江张仲纯遍求三山各位大夫、士人的诗作来为他饯行，又来拜访我说：“季修从前主持樵溪书院时，和我有交游之谊，待人情意恳切深厚，又好学而谦让，使人长久不能忘怀。如今将要分别离去，先生如果能赐给他教诲，也许他会有所勉励。”我很久没有答复，曹君便已经出发了。后来贼军围困建安，道路阻隔，几个月没有彼此消息。仲纯每次见我，总拿这件事来请求。等到围困解除、道路通畅后，仲纯又来请求。我想，仲纯是诚信之人；季修能够这样得到他的心意，那么季修的贤能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国统一天下后，首先尊崇学校来砥砺风俗教化，州郡都设置教授，这一职务比前代更加重要。然而主持州郡事务的人也曾知道教授的重要吗？担任教授的人自己也知道为什么重要吗？因为不知道它的重要，所以州郡往往把教授当作属官看待；因为教授自己不知道其所以重要，所以教授也甘愿把自己降为听命于上官、侍奉州郡的人。这就是学校日益败坏、风俗教化日益毁坏的原因。诗书礼乐，是施教的工具；仁义道德，是施教的根本。舍弃诗书礼乐而专门经营钱粮，舍弃仁义道德而崇尚辞章，教授还能自我尊重吗？教授既然不知道自身的重要，州郡又怎么会知道它的重要呢？何况还有窃取钱粮、苟且混口饭吃，抛弃辞章而沉溺于闲游的人呢？于是，核查出入账目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奔走逢迎的礼数越来越谨慎，而先王兴建学校、设立教师、尊重贤者、奉养老人的初衷，终于再也无法振兴。即便如此，建安是朱子讲学的地方，是东南的邹鲁，主持郡政、掌管学校的人，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必须尊重教授，不再有从前的弊病。然而我仍然反复为季修说明这些，是因为嘉许仲纯的请求，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送呼都克布哈右丞赴京师序 江西陷落后的第三年，即至正庚子年，许多百姓和官吏从小路前来输诚。省臣将此事上报，朝廷议定提升宗正掌判高昌忽都不花伯英君为右丞，辅佐克复江西的事务。当时他的母亲夫人已经八十岁，按道义不应远行。伯英认为边镇事务重大，当天便入朝辞别，渡海南下。冬季十月到达军中，和平章沙公商定出关的计策。第二年二月，军队驻扎在延【阙】；邓邓克已经攻入闽地，占据邵武，势力正盛。君对平章说【阙】：“如今凭借荆襄一带凶悍狡猾的军队占据险要之地，而我们却想用一千几百名疲弱的士卒制服他们，并且弓箭、铠甲、头盔、鞋履、干粮等全都没有准备，这无异于驱赶一群羊去追逐虎狼。江西和七闽实在互为唇齿，江西逃避战乱的百姓散处各郡；如果江西不能收复，七闽也不能守住。如果把两省合为一体，交给重臣统辖，供给他们所需，以招抚那些想归乡的士兵，也许还可以成功吧？”平章说：“右丞的意见是对的。”于是把有关事项逐条写明，派人送到江边。有人说：“您在一年之内两次渡过鲸海，难道不会贤劳吗？”君正慷慨陈说，完全没有为难的神色，并且说：“从前因为国事紧急，不能顾念我的母亲；如今也是因为国事入朝奏事，借此可以拜见母亲，实现我的私愿，又怎么能以贤劳为辞呢？” 我于是感慨叹息说：“伯英真是忠孝之人啊！他对于家庭和国家，可以说能够权衡轻重了。”《四牡》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无暇奉养母亲。”我已经曾为伯英深深生发出这种感慨了。诗的末章又说：“因此作歌，接母亲来问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预先替伯英感到欣喜吗？反复叹咏之后，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别。送兴同都事北还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朝廷大臣说：闽海地处遥远，南方的官吏有的不能体察圣天子爱护百姓的心意，使山野愚民冒险触犯刀兵，却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派集贤院都事兴同奉诏渡海，于第二年春正月初一到达闽地。君宣扬布告皇帝的恩德后，便住在城西大中寺，淡泊自守；不是合适的人，便不和他交游宴饮；不合义理的事情，就拒绝不去。每天和穿布衣束韦带的士人讨论古今得失，评议人物善恶，因此闽人争相称誉他。一天，有个客人自称郑生，说：“从前有个高昌人崇福奴入赘我家，曾把他的祖父别都鲁迷失在北廷任都护时所受的诏命、敕牒共五道送给我。崇福奴已经死了很久，不知君也是高昌氏族人，曾经认识他吗？”君惊惧地起身说：“崇福奴对于我来说是从父都护，也就是我的曾曾祖父。从前受命的文书确实在至元年间，我的先人寻找了三十年都没有见到；如今我有幸在万里之外的炎热荒远之地得到它，难道是偶然的吗？”于是请求取来收藏，间或拿出来给我看。我想，子孙对于亲人，看到手杖和几案便会产生敬意，看到衣服便会悲伤，看到杯盂、琴瑟，也无不生出依恋爱慕之情，何况是皇帝赐予的龙章、世代恩泽的存留之物呢！如今君奉使出行，既能宣扬国命而无愧于职守，又能完全得到先世留下的旧物，带回去告慰祖先，安慰宗族，传给子孙，这难道不是忠孝的真实情怀感动了神明和人们，才能达到这样吗？古书说：“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 我知道君一定有办法使他的家世世代相传。君回到闽地时，大夫、士人都作诗为他饯行，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册页开头作为序。君字道远，石林是他的别号。

译送李尚书北还序 闽粤各郡，山岭阻隔、临海而立，租税收入的数量比不上东吴一个县。百姓终年辛勤劳作，仅仅够供给饮食，而官府和私人所凭借的物资，全都依靠盐税。近年来横暴的兵乱纷纷兴起，抢掠成风，大的占据州县，小的在乡里称雄。因此能够交到官府手里的收入更加少了。朝廷因为海运漕粮有时不能达到定额，便派使者督办盐税、换取粮食，以补助京师粮饷。然而在战争创伤未复之余，催逼急了，百姓困苦便会发生变乱；放缓了，官吏又会懈怠而使事务废弛。担任这种使者，不是很难吗？如果不是在上下之间建立信用、在内外之间获得声誉，怎么能胜任这一任命呢？至正十九年，我凭浅陋的才干，错误地承当了这个职务。第二年稍稍更定了制度，百姓虽称便利，却也不能不触犯贵族大户的利益。那年冬天，防盐使罢任分部，仍把盐运事务交给行省办理。又过了一年，京畿大丰收，才商议以盐税的十分之六，杂换各种供给皇上的物品。于是河南李君彦闻，以户部尚书身份奉使前来。君到达后，严格法令以防止奸商交易，平定价格以使运输流通。远近听说后，商人纷纷聚集，不到几个月就得到绫、絁、锦、绮、缯、布、丝、枲等十几万件，准备在今年五月渡海返回京师。恰好我比君先出发，于是经过他那里告别，并对他说：“君的才干远远超过我，而且君在朝廷任职已久，上下都信任你，内外都称誉你，美好的声誉和名望，在当时卓然受到推重。因此，君应当才能豪迈、胸襟磊落，果断行事而无所嫌疑畏惧。即便如此，君之所以自我要求，以及朝廷之所以任用君，难道仅仅是这些吗？凡是官府政务的缓急，百姓疾苦的轻重，守土官吏的好坏，将校的勇怯，山川地势的险易，人物风俗的浇薄淳厚，都应当能够向君和丞相报告。如今中原已经平定，奸邪盗贼全都被平息，建立常法，陈明纲纪，更新治理和教化，君难道能够推辞吗？” 送翟生北还序 户部尚书河南人李彦闻奉使闽海，派他的外甥翟允学来跟随我学习。我对他说：“您将要磨砺自己来写文章吗？那么尚书正纵横驰骋、放达不羁，在当时显扬声名；您将要博览群书来求学吗？那么尚书正融会贯通、学问宏博，在朝廷显扬自己。或者您想在这些之外，仍然想要探求幽玄、摘取奇异，以求符合主管部门的要求，侥幸进入甲乙等第的选拔，那又是尚书已经擅长的事情。如今您来学习，究竟看中了我什么呢？”翟生默然不答，只是每天在西庑下闭门读经史诸书，昼夜诵读不停。偶尔有人问他，他的见解总是超出常人意料。我由此知道，翟生从尚书那里得到的东西，也已经很多了。过了几个月，我和翟生都将远行，他请求我说几句话作为告别，于是我告诉他：“孔子的道理载于六经，朱子的学问显现在四书中。它的根本是道德仁义，它的施用是礼乐刑政。您想端正根本而达到施用，难道不应该先明白四书的纲要，以求得六经的深意吗？六经明白之后，学问会更加充实，文章会更加精粹，难道只是为了通过有司的科举考试，以求一时的荣华吗？即使把它推广到经邦纶理、辅佐赞助政务，难道还能离开这些根本吗？然而朱子的学问实在是从河南二程先生那里得到的，二程的遗书现在都还存在。您是河南人，回去后寻求二程遗书，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我难道还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吗？不妨把这些话拿去请教尚书，看看他认为怎么样。送王仲弘归建安序 我寄居在城西香严时，七闽的士人很多来拜访，来时必定各有所长，有的带来诗歌，有的带来文章，有的带来书法，有的带来绘画，有的带来医术、卜筮、阴阳之类，无不神采飞扬，显出自得的神情。最后王生来拜访我，我询问他的情况，才知道他名志道，字仲弘，乡里在建安。他唯独恭敬谨慎，低头拱手，显得谦逊自抑，仿佛没有才能。然而一听到不正当的事情，立即面红耳赤地争辩，丝毫不退让。当时我东轩中有一些旧书、破画堆在案上，王生指着它们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散乱破损而不整理呢？我替先生装裱整理，可以吗？”我随口答应了他，王生立即把它们抱到另一间屋里，关门几天，先前那些破旧散乱的东西全都重新装上签轴，题写标识一新。我于是问：“您正积累学问、磨砺品行，想在当时求得声誉，又哪里有闲暇把心思放在这种技艺上呢？”王生笑着说：“先生真正了解我吗？我听说儒者的道理高明而广大，深奥而精微，既不是我这样昏昧的人所能完全知晓的。而如今做官的人大多圆滑柔顺，只求苟且领取俸禄，侥幸免除祸患、使家庭富足，我又怎么能忍受污辱、含羞忍耻，和你们这些人同流合污呢？况且九流百家的技艺，距离儒者之道更加遥远，也不是我所屑于从事的。所以我只是凭借这种技艺较为接近的地方，靠替人做工来维持衣食；有了余钱，就送给路上遇到的饥饿、疾病之人，不让一文一粒留在自己手中，以免成为心中的牵累。这样或许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劳苦，又可以养活自己；对别人没有所求，又可以顺从自己的志向。我之所以安于这种技艺而不推辞，大概是不忍用那种生活来替换这一种生活。”我于是起身叹息说：“仲弘大概是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吧？他选择谋生的道路多么正确啊！宋清行医，还能得到报答；承福从事低贱而劳苦的泥瓦工，哪一个能和仲弘相比呢？”在他归去时，我写下这篇序与他作别。

译送曾仲衍之平阳州同知序 平阳州同知曾衍奉宽恤百姓的诏令，从直沽渡海来到三山，事情办完后将要赴任。我正好奉召北还，和他一同走到连江岸边，他拱手请求说：“我没有什么才干，从前在江西行省任职，奉檄文前去晓谕贼人，在旴江被擒，戴着刑具关押了几个月；获释后出任南恩府副职，又作为使者来福建两年了。近来渡海到京师，因功劳而辅佐治理这个州。只是道路多艰，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希望得到一句话来勉励我。”我以事务匆忙为由推辞，他请求得更加殷切，于是便在路上斟酒对他说：“做官一定要考虑时代，那么你的先辈文定、文肃、文昭三公名声显赫在前，参预、佥宪二位君子相继在后。若说学问，则有学士虞公、参政危公作为你的老师；而且凡是和你交游的人，也无不是贤能的大夫士人。你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见闻已经很多，应该没有什么需要我再告诉你的了。况且自从用兵以来，豪强纷纷兴起，占据郡邑、把天子的赋税据为己有的人比比皆是；即使让将帅、监守这样重要的官员前去镇压，他们尚且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何况同知只是辅佐州政的官呢？做州佐而志向不能施展，那么我又有什么可以告诫你的呢？但我听说平阳是大州，治理范围临海而背靠山地，百姓勤于谋生而喜好义行；近年来又有周宗道君治理此地，顺应民心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节省军费以供给上级。你如果确实能够不改变从前历经艰难困苦而养成的操守，又把从父兄、师友那里得到的学问施用于政务，对外不矫饰，对内不欺骗，使这颗细微的本心能够上通神明、下达上下，那么即使是文定的道德、文肃和文昭的功业，也都可以逐渐达到。这样一来，你到哪里去又不能伸展自己的志向呢？日后不妨拿这些话去见危君，他未必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赠医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理问吴君偶然经过我这里，请求说：“医生蔡德芳擅长治疗小儿，常出入我家。凡是他治疗的病，投下一剂药便立即痊愈；我多次给他钱，他都推辞，又增加丝帛相赠，他仍然推辞。我强要他接受，他便说：‘希望得到贡尚书为我的医术作一篇序，但我不敢请求。’我答应他已经很久了。先生能否替我留下几句话赠给他？”我说：“德芳了解我吗？我听说医生如果不能通达神妙，就不足以称为医生。医术实在太难说了！何况婴儿在襁褓中，脏腑还未发育完全，脉理还未充足，血气还未充实，口又不能说话，遇到疾病，只能靠医生推测病情。稍有不当，就会误治。因此俗话说：‘宁可医治十个成人，也不要医治一个小儿。’古代善于医术的人，没有超过扁鹊的。他经过秦国时，知道秦国人爱护小儿，便替小儿治病。如此说来，小儿医术是从扁鹊开始的吗？扁鹊行医，可以说神妙了！《史记》记载，扁鹊遇到舍客长桑君，认为他奇异；长桑君把怀中的药交给他，又让他饮用上池之水，从此扁鹊看病时能够完全看见五脏的症状和积结。后世的医生，还有像扁鹊这样的吗？扁鹊的医书既然没有流传到近世，那么像俞、范、王、徐、孙、崔、张、刘、钱、陈诸位医生所著的《少小蒸变宫气》《玉匮金锁宝鉴》等书，他们的医术虽然远不如扁鹊，但难道没有各自独到的妙处吗？德芳治疗小儿，往往取得奇效，想来也一定从这些医生那里有所得到。”吴君说：“我曾经听德芳说，病情和药物相合时，只需使用一种药物，本来不在于博览医书、精通调和药性的知识有多少。我也使心神凝定，使思虑精纯，让意念运行在万物表象之外，所以只是侥幸能够对症罢了。”唉！德芳说出这样的话，他果真与常人不同吗？因吴君的请求，于是写下这篇序送给他。送心泉上人还福州序 我巡视各部办完事务后，闲居在福州西门外凤凰山的南面。山南有许多佛寺，其中好事的僧人听说我喜欢幽远之处、乐于闲旷生活，常常提鞋提衣前来与我相从。我也喜爱他们不拘泥于世俗事务的束缚，于是和他们一同登上高山、深入幽谷，探寻奇景，搜访幽隐，仰望云鸟来往，俯看深潭游鱼；有时在树边休息、饮泉水，有时扫开落花坐在石上，张开两腿放坐，纵情谈笑，直到一天将尽才离开。过了很久，有个叫心泉的僧人拿着一首诗来拜见我。我询问他的情况，才知道他是长乐儒家子弟，姓魏；他的祖先原本是浮光人，祖父朂考中宋代进士，官至太常卿，曾祖一翁历任官职至知制诰。心泉兄弟五人，其中三人学习佛教，心泉排行最小。象山、秋谷是他的老师，怡山、方石是他的祖师。如今他以书记身份主持▯宗的塔寺。我于是取来他的诗阅读，诗的音节幽深高远，志趣闲适旷达，超然自得的意味，仿佛与我的心意相契，所以在众多僧人中尤其喜爱他。我偶尔写作，便拿出片纸记录下来送给他。住了一年多，他的勤勉始终如一。等到我任期届满北归时，心泉远道到连江城为我饯行，登高山，渡长溪，脚上磨出茧子，脸上流着红汗，却一点也不认为劳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分别后，他又停留徘徊，回头张望，仿佛不忍片刻离去，感情为什么这样深厚啊！我两次居住闽地将近三年，凡是见到在道路上设祖帐、备酒食来饯行的，不是因为权势相互压迫、相互制约，就是因为私人情爱亲昵到有很深的不得已；除此之外，便冷漠得像互不相识。哪里有人能够慷慨重义，端着一杯酒走上几里路来送别呢？心泉是学习佛教的僧人，和我本来没有什么利害与共的关系，但他的感情却独自深厚到这种程度，他果真没有被浅薄的风俗改变吗？他果真是名义上为僧、行为上却奉行儒道的人吗？于是写下这些话与他作别。

译送元舜宗尧二师归浙东序 至正壬寅年夏天，我从三山奉召返回京师，路过四明。凡是以诗文闻名的佛门人士，没有不来拜访的，其中定水复禅师、延庆贵禅师尤其殷勤。最后，天宁慧禅师带领徒众前来，请我为他的师父孜舜田的塔作铭。恰好我正忙于整理行装，未能完成；第二天解船到余姚的庙山，看见两个僧人来到面前，询问后才知道是孜的弟子元舜、宗尧。他们一开口就催问塔铭。我说：“现在正值盛暑，太阳像炽热的车轮，你们何必冒着酷热、冒险远行呢？等到秋深天气清爽，等我的文章写成，当可满足你们的请求。”二位法师低头上前说：“我们这次来一定要得到先生的文章，然后才回去。”等我渡过大海到达钱唐皇冈一带时，二位法师也接着赶到了。我住在海村后，卧病十多天，想用许多话推辞他们离去，但二位法师每天敲门，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我勉强支撑病体为他们写成塔铭，然后才接见他们。将要告别时，二位法师又请求说：“塔铭已经幸运地得到先生所作，难道先生没有一句话可以赐给我们吗？”我曾经经过会稽、云门、天台、雁荡、天童、育王等山，徘徊瞻望，看到佛寺大刹，往往还有晋、宋、梁、唐以来的显著记载；而那些世代显赫的大族巨室，不过几百年，便凋零衰落，几乎没有遗存。上天对于这些人和那些人，难道本来就有厚薄不同吗？大概是佛教徒立志坚强勇毅，若不做便罢，一旦去做就务求一定成功；又有继承佛法的人行为相同、心志专一，所以能够建立大功、成就大事，即使经历盛衰万变，仍然越来越昌盛、越来越无穷。我因二位法师请求作铭，更加有所感触。《玩斋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玩斋集》卷七　元　贡师泰　撰写记文 备万斋记 从杭州新门向东北走二百步，又向东转入曲折的小巷，有三间屋子，坐落在残破的围墙和荒废的园圃之间，蒿草杂生而无人清除。询问得知，这是徐氏的产业。于是我租下其中一半，堵塞漏处、修补缝隙，搬来木床和瓦灶，就在这里居住。四面墙壁空空荡荡，没有多余的物品，因此在门额上大书“备万”二字。有人经过并问道：“饮食是用来准备应付饥渴的，裘衣和葛衣是用来准备应付寒暑的，仆人和车夫是用来准备听候差遣的。您如今没有准备任何东西，为什么说‘备万’呢？我知道您并不是这个意思，难道您曾经领会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的含义吗？”我于是笑着回答说：“我也知道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天地之间，也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用一来比较万，岂不是像小米粒之于大粮仓吗？把万物归于一，岂不是像大粮仓之于一粒小米吗？所以凡是形色可以接触的，声音可以听取的，气类可以感受的，数量无穷，变化不可测，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身体所能全部具备的。如果不知道从万物本身去观察万物，就会把每一物都看成独立之物，而物就有千万种、万万种。从我自身去看万物，那么万物难道能在我这一身之外吗？况且人和物，都是同样禀受阴阳五行之气而形成形体的，也同样禀受阴阳五行之理而形成本性。为什么它们在正、通、偏、塞方面会有不同呢？大概说到知觉和运动这些蠢然的本能，物和人本来没有不同；但说到仁义礼智这些纯粹的德性，人与物果真没有不同吗？因此，道理分散开来成为万种差别，收拢起来则是同一个理。用一个道理贯通万物，这就是所谓“具备万物”，其意义也很大。然而，如果只是体会而不能真实实行，众多疑惑的产生就足以损害我的道；如果实行却不是出于推己及人的忠恕，那么一念私心就足以伤害我的仁德。若是这样，一自成一，哪里还有万物？万物各自成为万物，哪里还有一理？不是懂得道理的人，谁能参与理解这种境界呢？”客人唯唯应诺而退，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经训堂记 经训堂，是安阳韩谔致用所建的书斋。韩氏自魏国忠献王凭借经学做到将相，功业日益显盛，收藏书籍万卷，在安阳里第建了万籍堂。他的儿子文定公又加以扩充；文定公的儿子申国公，又增置七千多卷，建了丛书堂。六库世代相传的盛况，在当时河朔士大夫家中，号称藏书丰富的也很少能比得上。传到第四代尚书左司公膺胄，才随宋室南迁到会稽，当时藏书已经散失殆尽。又传四代，到义行、明善二位先生，都以道德文章闻名于当时，重新聚集书籍数千卷，建了经畬斋。义行的儿子务德君继承了这些藏书，建了种学斋。如今致用又取两代人的书，收藏安置起来，题名为现在这个名称。历经数百年，换了十几代，而藏书的丰富绵延不断，实在也太难得了！然而六库两代所积藏的书，诸子百家以及各类史书、兵书、农书、医书、卜筮之书，都在其中。致用唯独取名为经训堂，难道没有他的见解吗？大概六经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元气流行、日月星辰光明遍布一样：大的方面，是父子君臣的道理；近的方面，是夫妇家庭之间的关系；幽深的方面，是阴阳鬼神变化的道理；显明的方面，是礼乐、文物、法制的详细制度；细微的方面，则包括昆虫草木的众多事物。读六经的人，按照自己能力所达到的程度去学习，虽然所得有浅有深、境界有高有低，实在没有超出这些内容而仍可以称为做学问的。过去昌黎文公韩愈教导他的儿子符，曾有“经训菑畬”这样的句子；如果不是深深领会六经，哪里能卓然看出圣贤做学问的关键呢？文公是忠献王的宗族，忠献王又是致用的祖先。两位祖先凭文章和功业显名于唐、宋，致用回去追寻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我师泰哪里值得知道这些？姑且写下这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