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斋集卷七　　　　　　元　贡师泰　撰记

译知学斋记 人谁不想学习呢？善于学习的人，只是知道应当怎样学习罢了。知道应当怎样学习，心志就专一，成功也容易；学习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学，就会茫然无措，不知方向。即使每天在六艺的文章上耗费精神，在百家的言论上竭尽思考，这样的学习究竟怎么样呢？这样看来，学习固然在于有所知，而求知也有它的关键。天台徐大章以“知学”为斋名，有一次到海昌我的寓舍来访，希望我说一句话来启发他归依的方向。不久他又写信请求说：“我曾经从家父那里接受过教诲，学习是为了立言明道，并不只是记诵文章辞藻罢了。然而尧、舜、汤、文、周、孔之道，见于经书；经书的言辞宏大博奥、流衍深远，已经不容易理解，而汉代的司马迁、扬雄，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又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容易找到门径而进入他们的境界。先生难道不能启发我这顽钝闭塞的心，使它像春阳发动、层冰顿时消融一样吗？”我打开他的信，反复读了三遍，叹息道：“好啊，大章做学问，差不多已经把握住关键了。至于我，又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然而我私下听说：言辞没有道就不能成立，道没有言辞就不能明白；立言明道，本来不可分成两件事，但难道能不知道它们的先后轻重次序吗？” 不知道这个次序便仓促去学习，最终就不足以把握其中的要旨。因此，道理先在自己心中明白，再通过言辞表达出来，言辞不求华美自然会有文采，就像江、淮、河、汉的水流运行，波澜起伏，自然有不得不显出文采的地方。不明白道理而徒然发言，就像断流的沟渠和败坏的积水，即使想写得有文采，能做到吗？况且这个道，并不是向远离人的地方求取的道，而是以人心和天理的正当为根本，实行于日常人伦和日用常行之中；由细微达到显著，由近处推及远处，由小处扩展到大处，可以参与天地化育，可以使万物各得其位，可以成就变化、推行鬼神，这才是做学问的道理，也是尧、舜、汤、文、周、孔之道。然而杨、墨把仁义说成异端，老、佛虽讲慈爱却流于残忍，至于申不害、韩非、管仲、商鞅、公孙衍、张仪之流，他们起初也并非不想明白道理，最后却弄到支离破碎、相互残害、无法穷究的地步，正是因为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虽然学习却没有掌握关键。所以，尧、舜、汤、文、周、孔，就是我们做学问的标准；《易》《书》《诗》《春秋》《礼》《乐》，就是我们做学问的尺度。拿尺度来判定长短，望着标准来辨别远近，道理难道会在这些之外吗？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苦心刻意写作文章，能够在扬雄、司马相如、韩愈、欧阳修之间并驾齐驱，果真算是懂得学习吗？大章没有弃置我的话，于是把它写下来作为记。一经堂记 一经堂，是海昌朱肃斋为教导他的儿子而命名的斋舍，也是参政周公伯温所题写的。肃斋的儿子鐩跟随我游学，闲谈时转述他父亲的话，请我为此作记。我说，六经都记载着圣人的道理，为什么唯独取名“一经”呢？难道不是因为汉代韦贤曾经用一部经书教子吗？不然，就是想先把一经弄明白，那么其他经书也就可以由此明白了。经书的名目有六种，即《易》《书》《诗》《春秋》《礼》《乐》：有的讲阴阳，有的记载政事，有的歌咏性情，有的端正名分，有的用来端正行为、调和心性。它们的说法虽然不同，但其中的道理从未不贯通于一处。自三皇五帝以来，时代相隔越来越远，然而圣人垂示训诫、树立教化的内容，不过几十句话而已。到了我们夫子孔子赞述、编定、删正六经，又加以撰述，上承前代圣人未竟的事业，下启后世求学者将来的道路，人文可以说达到极盛了；实际也不过数百卷罢了。用数百卷的书来阐明几十句话的旨意，简易精洁，就像天地运行、日月照临一样；其中的道理从未不广大公正、灿然明白。到了秦、汉，各家儒者各自发表见解，致力于建立专门学派，互相议论诋毁，混淆朱紫是非，于是简册多得栋梁都堆满、牛马都汗流，已经湮没阻塞圣道，割裂经书旨意，无法穷究了。而近世设置科举，又用著述来诱导，用词章来引诱，用记诵来迷惑，借经术作为凭藉，于是使天下士人耗尽精力，纷纷趋附风气，任意制造新奇言论，巧妙粉饰偏颇乖僻的见解，一味逢迎苟合，以求取得功名，六经于是开始成为钓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了。唉，大道的昏暗竟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令人叹息！假如不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几位君子出现，谁能在已经昏昧的地方阐发微言，在失传之后寻回坠落的绪脉呢？如今的学士大夫，能够拿着六经全书，因而默默观察、潜心体会，旁通曲达，也就算幸运了。然而有人读书万卷，终身没有一句心得；有人只得到一句话的要旨，却终身守持而不失，原因是什么呢？只是道理明白与否罢了。因此，读明经书是为了明白道理；道理明白，经书就没有不明白的。鐩又是文公的诸孙，志强而善学，大概可以从这里有所收获。否则，即使每天诵读六经，仍然没有益处，何况只读一经呢？

译重修西湖书院记 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丑的公重修杭州西湖书院完工，郡监谔勒哲特穆尔、旺温守社、从庸谢节、提学马合谟洪钦，带着士人宋杞等人的请求文书来请我作记。文书说：“西湖书院在杭州西湖之上，原是宋代岳武穆王飞的宅第，后来改为太学。至元丙子年，天兵来到城下，学校废弃，只有礼殿留存。这里和宪治实际上都是岳王宅第，所以后来主持风纪的人，没有不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事务的。至元三十一年，容斋徐公琰才就旧礼殿改建书院，并把锁阑桥三贤堂迁来附祀。三贤，是唐代刺史白居易、宋代处士林逋和知杭州苏轼。设置山长一人主管，于是改用现在的名称。延祐三年，周公德元迁建尊经阁，建造彝训堂，创设藏书库，又增修治理。至元元年，特黙格公胡公祖广重新修葺大成殿，开设志仁、集义、达道、明德四斋来安置求学者，把三贤祠题为尚德，另建房屋祭祀徐公，题为尚功。这样一来，书院的盛况就成为浙东浙西之冠了。过了二十年，城池在战乱中被焚，书院也废弃，神像剥落损坏，庭院廊庑污秽不堪，居民和马匹在其中往来践踏，书籍、祭器散乱得无法收拾。第二年三贤堂被焚毁，又过一年尊经阁毁坏，学官的廪禄也长期断绝，大家徘徊无措。丑的公每逢朔日、望日来拜谒，回头看着这些地方叹息说：‘战乱之后，虽然创伤还没有恢复，教化难道可以一天废弃吗？何况我担负着勉励风纪的职责，而书院又紧邻宪治之所！’于是拿出私人的白粳米二百石，谋划振兴书院。丞相康里公又增加白银五十两，这才得以聚集坚实材料、选用良工，拆除朽坏之物，替换腐烂之材，使建筑焕然一新。工程开始于至正十八年冬十月，至十九年春正月完工。谔勒哲特穆尔等奉命督理工程，幸而终于完成。如今尊经阁高耸独立，三贤祠栋宇辉映，设置重重门庭，四周环绕墙垣，殿堂、斋舍、廊庑、厨房、浴室、仓库，无不整治完备。这全是我公的力量啊！如果没有记述，凭什么劝勉后人？只是想到公的曾祖是太师中山王，功勋事业卓异冠绝；祖父和父亲也世代继承光荣。公由近侍升任三台御史，历任四道廉访使，又以宣慰都元帅身份在饶、信督兵，收复三路、二州、五县，使数万人得以活命，详细情况都载在《武功录》中。等到公监察浙西，又能以经国济世的谋略，协调远近，以宽厚优裕的德行安抚军民，即使身处崎岖的战事之中，也没有忘记诗书。” 对于礼乐之事，可以说见识超卓，深深懂得治理根本了。由此移风易俗，使人人都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道理，消除乖戾争斗、凌辱侵犯的风气。它所关系的事情，不也是又重大又深远吗？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述，因此我不敢推辞。

译勉斋书院记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开始建造勉斋书院。第二年秋八月，工程完工。丁亥日，廉访使率领郡中士大夫举行释奠礼。己丑日，经略使李公国凤拜谒祠堂，在权宜行事的情况下题署了现在的匾额，并任命儒人张理为山长。主管人员偶尔把事情的始末备具呈上，请贡师泰作记说：天下到处都有书院，而闽中最为盛大，大多祭祀徽国朱文公及其师友弟子。像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龙溪、双峰、北山等书院，都是这样。勉斋先生实在是文公的高弟，唯独没有专门的祠堂，难道不是主持政务者的缺失吗？从前佥事张引曾经谋划筹建，因为调任浙东而没有成功。经历孔汭一心想兴办，又因为拜任南台监察御史而没有成功。不久他巡视闽广，正好郡中士人林祖孟、祖益请求把太平公辅里的旧宅一处作为学宫。那地方朝向南面，宽长合乎制度，于是倡议并建成了它。廉访使沙木斯鼎、副使元努、佥事额琳沁、布喇特纳、刘谔、勒哲、郑潜、经历达尔玛、蒙古知事黄布延特穆尔、照磨傅居信、叶心等，议论此事仿佛出于一人，并且调郑君主持察看工程，另由属吏王兰协助。” 行省平章布哈特穆尔听说后，立即拨发白银五十两以及租田一百五十亩有余来供给，以资助书院。于是就依托旧址谋求更新，拓宽狭窄处以增加规模。礼殿中高高供奉着圣人的燕居像，寺院旁边建有庄严的严先生祠堂。正堂名为道源，表示师友之间道统的传授。楼阁名为云章，因为郑君任正字时所得皇太子所书“麟凤龟龙”四个大字，便刻在楼上。堂后叠石成山，名为小鳌峰，是为了不忘先生读书精舍的名称。斋舍左边叫凝道，右边叫尊德。士人居住有舍，接待宾客有馆，宴饮休息有室，更衣有次，厨房、浴室、仓库各有所在。重门高大整齐，层层廊庑如鸟翼展开，俯临方池，以石桥通行；周长九百八十四尺有余，东西宽九十一尺，深度是宽度的四倍。规模雄伟，景观壮丽，庄严而幽深。这样以后，道统便有了尊崇之处，讲学的人也知道共同遵循的方向了。惟子所学，大概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请把这些写在石上，以记载书院的完成。只是师泰浅陋，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但我私下听说，这个道，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理天下的道，也是孔子、颜氏、曾氏、子思、孟轲氏施行教化的道。不幸后来被管仲、商鞅改变，被申不害、韩非惨烈地扭曲，被荀子、扬雄掺杂，又被鞅、斯之流暴烈破坏，被毛亨、郑玄、贾逵、马融、王肃、范宁之徒割裂破碎。幸而唐代韩愈能够把所得写成《原道》，然而他关于人性主张三品，对于仁主张专门博爱，仍未免有不详尽、不精确的过失。到了宋代全盛时期，濂溪周敦颐开启源头，伊洛二程追溯其流派；南渡两代之后，文公朱熹才汇集各位儒者的大成，使千百年不传的道理重新在天下后世明白起来，真是盛大啊！当时门人弟子聪明卓越的固然不少，然而寻求始终不改变志向、年老后更加笃定的人，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先生自从跟随刘子澄在屏山拜见文公之后，便慨然以传承此道为己任：在屋檐下听取师门的声教，面对孤灯直到天明，他的坚定志向和苦心思索是怎样的呢？从此他以弟子女婿的礼节跟随文公，登临庐阜，渡过彭蠡，经过洞庭，远望九疑，在淮江、湖湘、吴越、瓯闽之间宦游。不仅从师门接受的口传心授日益长久而广博，而且所见名山大川的深厚高远，也都用来帮助他形成精微广大之学。因此考察他的事业，筑城安庆、抵御汉阳，是最伟大的功绩；写入方册的著作，则《四书通释》《仪礼通解》尤其有功。先生有志于当世，最终却沉沦于下级官位，不能大力推行自己的学说，实在令人深为慨叹。圣贤失坠的道统，没有文公就无法阐明；文公遗留下来的著作，没有先生就无法完成；那么斯文和吾道，确实有了归宿。先生去世后，传承他的学说而著名的人，在闽中有宓斋陈氏、信斋杨氏；在浙江有北山何氏；长江以西有临川黄氏；长江以东有双峰饶氏。后来长久而更加显著的，则有西山真氏的《衍义》等书。如今经筵进讲、成均主持教化的内容，都出自先生讲论的余绪。唉！先生的道传到后世，先生的书流行于天下，谁不想念仰慕他的高尚风范，渐渐受到他的余泽影响呢？何况鳌峰、箕山之间云烟苍茫，精神气象流行不息，令人肃然、慨然，仿佛还能在他的祠位上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容貌声息。书院的建立，对世间教化所起的作用，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于是写下这篇记，不敢推辞。先生名榦，字直卿，是御史瑀的第四个儿子，历任官职至大理寺丞，转任承议郎后退休；“勉斋”是他的自号。

译象山樵舍记 江东各郡都处在群山之中，而山水最优美的地方在广信。广信各县也都处在群山之中，而山水最优美的地方在贵溪。至于贵溪最优美的地方，则没有比象山更好的。象山从闽南向北绵延数百里到达县境，山势高耸突起，上部承托、下部下垂，像一头大象，因此得名。从前宋代文安陆先生居住在这座山上，以圣贤之道为乐，所以象山的名称更加显扬于天下后世。如今县中士人程伯来在山中建屋读书，亲自题写屋名为“象山樵舍”，大概是听到先生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山水的胜景，陡峭处成为岩石，裂开处成为山谷，散开处成为峰峦、树林和山麓，低洼处成为溪涧、池沼；平坦的地方是田地，聚集的地方是村落，此外还有神仙居所、隐士茅庐、佛寺，交错分布，几乎像棋子铺开、星辰排列一样。而且仙岩、云台、逍遥、琵琶诸山，距离樵舍近在咫尺，伯来却不取它们，唯独深切仰慕这座山，他难道真的对先生有所体会吗？难道只是背柴唱歌，借隐士之名来侥幸求取荣宠罢了？大概先生的道理高明而广大，先生的学问简易而精微，虽然他所达到的境界与徽国文公略有不同，但归根到底，从来没有不各自达到最恰当的归宿。门人弟子因为鹅湖、太极之辩，一时彼此争论，于是使后来的学习者不能没有疑惑。唉，他们哪里知道两位先生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呢？如今伯来仰望这座山的高峻，听闻先生的道理，读先生的书而懂得其中的要旨，将不必等待言语文字之间的说明，便能超然日益进步，进入圣贤的境域了。只是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诗经》不是说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吗？伯来可要勉力啊！福州路儒学复田记 国家祭祀孔子，建立学校并设置学田，用来教导、供养天下士人。长江以南，只有闽、广最为兴盛；而闽地八郡之中，租税收入尤其富饶。近年主管人员办事不谨慎，奸弊日益严重，于是使每年的收入日渐耗损，教养士人的物资有时供应不足。廉访使赡思丁公听说后，慨然说：“这一定有豪强侵占它；不然就是奸吏从中渔利。宪治所在，怎么敢这样做呢？”于是命郡守申延嘉努查考图册、核对簿籍，教授沈质初周遍查访，全部揭发豪民所侵占的田产。在闽县的，查得南洲田三百亩有余，银租若干两；鱼荡数百顷，银租三十两；兔壕庄田若干亩；时升里田一百亩有余；每年都分取其收成的一半。在侯官的，有大小马郑漈洋田二百亩有余，银租十三两，现增加到五十三两；昙石庄银租九十两，现增加到二百两；新恢复田八十五亩，银租二十六两。在长乐的，善田等田若干亩，米增加七十五石有余。学校的田产以侯官最多，其中十四洲田将近五千亩，米二千三百六十石，过去只收入一半，如今全部按数恢复收入；又归还了浮图氏先前侵占的胜洲田三百亩有余。这次举措，宪史武鼎、治中买住、学正张熙孙都出力甚多。于是学校里的士人卢晔等相率写下事情经过，请我作记。唉！过去被侵占的如今归还了，过去被渔利的如今恢复了，把过去的耗损变成富饶，监宪公的用心，也可知道他所依据的根本了。虽然如此，学校的职责不过是教育和供养罢了。供养了人却不是有用之材，就像稂莠足以伤害禾苗；教育人却没有正确方法，就会使红紫混杂而扰乱朱色。如今教养的物资已经具备，为什么不也考虑如何除去那些伤害禾苗、扰乱朱色的因素呢？否则，轻佻放纵的人会招致《子衿》的讥刺，贪婪残暴的人会引起《硕鼠》的讽刺，粮仓即使充实，对学校又有什么益处呢？把这些刻在石上，用来劝勉后来的人。福州三皇庙学田记 三皇有庙，医生有学校。这种制度虽然在前代才开始见到，但把庙与学合为一处，则又是我国国家的盛大典制。然而，庙是用来崇奉祭祀的，祭祀所需的牲畜、币帛、黍稷等物不能完备，就是亵渎礼制；学是用来阐明道理的，供给师生粮食、俸禄和膳食的物资不相称，就是怠慢士人。亵渎礼制、怠慢士人，都是执政者的过失。福州三皇庙在城东北角。我从前担任访察闽海时，回头看见殿宇荒凉简陋，祭器散乱，师生离散，学业无人讲习。把情况告诉有关官员，他们说没有办法供养，正谋划筹集经费资助，恰逢我调离而未能办成。五年后，我以分部官身份再次来到这里，庙学比从前稍加整修了。询问主持者，说是宣城葛君秉璧任提学时所为。如今平章普公到任，大力兴办学校，属官和宾客也共同商议，终于合力完成。开始取闽县百姓被没收入官的田二百六十亩有余，隶属于学官；各位部使又都加以鼓励劝勉，帮助完成此事。这样以后，春秋祭祀，早晚供给，一切都符合法令；祭器、弦歌、升降、讲习，也都足以配得上大藩学校的规模。我私下认为，三皇之道就像上天的元气。元气无处不发挥作用，所以三皇之道也无所不包。后世凡是叙明人伦、彰明纲纪以使众人向善，以及饮食作息以保全生命的事情，哪一样不是三皇之道呢？难道只是医家这一流派所得以专门祭祀的吗？况且如今流传的《素问》《难经》《灵枢》《本草》等书，以及针刺、砭□、按摩、调和、咒诅等方法，其中的说法多有假托附会，以问答来神化自己的技术，未必都出自三皇。然而在学校中阅读这些书，本来可以推广三皇爱护生命的德行；在庙中仰望三皇神灵，又可以想见他们生成万物、覆盖承载天地的功绩。由此触类旁通、推而广之，差不多仍可获得三皇遗存的万分之一罢了。唉！挖地就有泉水涌出，大概是因为水无处不在；凿开孔隙就有光线进入，大概是因为光明无处不照。三皇之道对于医学，大概也正是这样吧？其他凡是参与田产事务的人，都详细载在碑阴，所以这里不再记载。

译文昌祠记 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历代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如今各郡县所在，也多有祭祀它的。福州儒学所建的文昌祠，实际是至正九年宪府诸位官员开始修建的。祠堂在丽泽亭北面、杏坛东面，重门环墙，也已经整治得很严整，并且刻石记载了这件事。近年战乱横行、抢掠劫夺，于是祠堂毁坏而没有修葺，碑石也断裂不存。廉访使德卿恩公听说后叹息道：“神明载入国家祀典，是国家所重视的，怎么能亵渎怠慢到这种地步呢？”立即命令主管学校的人修复祠堂，工程开始后便来请我作记。考察梓潼属于蜀郡，蜀郡上方正对参宿，参宿有忠良孝谨的象征。梓潼山势高深博厚，水流七曲，实在是神明所居之处。有人说斗魁是文昌六府，主管赏功进爵，所以参加科举的士人尤其谨慎地奉祀它；有人说神是张宿的精灵，《诗经》所说“张仲孝友”的张仲就是他。这些说法固然无法深入考证，然而神能够通行祭祀于天下，大概也是由于忠孝之德受到推崇吧？如今人心思治，天下逐渐安定，调理元气，运转造化之机，难道不应当希望神明来辅助治理吗？如今德卿公勉励振兴学校，在干戈抢攘之后还能如此专心致力于一座祠堂的兴复，一定也是有所见识。唉！圣人用来施教的内容，学习者用来求学的根本，就是忠和孝。忠孝发源于内心而通达神明，臣子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也只是尽自己所能去做，以求对自己没有惭愧罢了。因此，行为不符合神明的准则，就不足以称为忠孝。这样说来，这座祠堂靠近郡学，难道不正是圣人借助神道设教的遗意吗？于是作迎送神的曲子，让人歌唱来助祭：“神灵降临啊身影盘曲，乘着白骡啊前后相随。云气缭绕啊灵光高悬，肴馔美酒和蒸肉啊陈列祭器。鸾铃声停止啊神语传来。神灵离去啊迅疾忽然，旋转的车轮啊轰轰作响。山势高峻啊水流七曲，文德通达啊赐给我们久远的福祉。春秋两季报祭啊哪里还分闽地与蜀地。” 上虞县复湖记 上虞县西北有五乡，名为永丰；上虞的祈兴、宁远、孝义五乡有三座湖，名为上妃、白马、夏盖，其中夏盖湖实际承接其他湖流来的水。湖岸周长一百零五里，湖口三十六处，灌溉田地十三万亩，赋税一万石有余。湖中有潭，名叫枭镜，即使大旱也不干涸；它的支流和余水，又足以远及会稽的延德、余姚的兰风一都三保之地。它所带来的利益，实在广大啊！夏盖湖自唐长庆年间起，百姓开始请求划田建湖，并仍令承受水利的田户承担原来的赋税，所以至今五乡田租是其他田产的两倍。然而那里地势靠江临海，咸卤水浸渍，损伤禾稼；东南又多大山深谷，一旦暴雨水涨，便奔流溃决，无法抵御；旱时又很快就会干涸。因此，它的堤防和闸门启闭办法，比另外两湖更加谨慎。筑起重重堰坝，分设水埭，按时蓄水泄水；限定时间长短，以调节水量多少；安排先后次序，以均衡远近各地。这样以后，百姓免除了因灾荒而贫困瘦弱的忧患，官府也没有侵夺争分的诉讼了。宋政和初年，越守王仲薿曾把湖废掉改作田地，结果所得还抵不上费用。南渡以后，吏部侍郎李光向朝廷上疏，把田地全部恢复为湖。嘉熙丁酉年，湖几乎被福王府夺去，五乡百姓张康等联名争辩，事情才作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里〕 事情的始末在碑志和《通鉴长编》中都有详细记载。国家归附以来，适逢年年丰收，水利却无人治理，居民便偷偷沿着堤岸高低处私自播种。元贞年间，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营田使者取得田地三十顷、粟五百石。然而从此以后私垦蔓延，无法禁止，湖泊所剩无几；一遇旱灾或水涝，五乡便都受到祸害。至正十二年，翰林应奉林希元来任县尹，于是确定允许开垦的数量，其余全部恢复为湖。十六年夏天大旱，豪民乘机侵占湖地种田，禁令又松弛了。县尹李睿努力恢复湖面。第二年春，行御史台迁治会稽，军队驻扎县境，有人妄称湖地肥沃可以屯田，掌兵者忽略了查察，一旦把湖水排尽，结果只得到一百多石，而官民受到的损失却无法计算。御史察知其中弊端，命令过去曾向官府纳赋的田地恢复原状，其余都劝令停止开垦。第二年春，又有人把湖地献给长鎗军，幸亏分省官阻止了这件事，于是湖水蓄积充盈，恩惠及于远近，湖的利益更加广泛。又过一年，父老们便相率向邑中士人徐焕文、魏延谋划说：“湖泊关系到我们百姓的生死，依赖着它；如果没有记述，将拿什么给后来的人看呢？”徐焕文等因为我一向在他们心中有信用，便把事情始末写成状文来请我作记。我私下认为，沟渠、田间水道、汇水沟、河流的制度，以及废弃陂塘湖泊水利、重新兴修的事，古代有孙叔敖、史起、郑国、文翁、郑当时、儿宽、召信臣这一类人，各自凭治理水利的才能闻名于当时；他们的事迹载在史传中，清楚可见。到了我国朝代，内设都水监，外设屯田司，郡县守令都知道河防并兼顾渠堰，凡是为百姓谋生计的措施，可以说周密而深远。为什么还不能修治自己的职责，往往使已经建成的事业湮没废弃、崩溃毁坏呢？况且这个湖，旱时可以决水灌田，涝时可以引水入海，用力少而成效多，同其他湖相比，实在相差数倍。因此我不敢再次违背父老的请求，叙述事情的缘由次序，把它刻在石上，难道只是为了警戒豪强、奸人和贪官，也希望治理百姓的长官知道应当受到劝勉。

译上虞县核查田亩记 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说道：划分田地、确定赋税，只是为了使百姓各守其分而已。后世田赋不公，徭役不均，豪民便能够肆意侵暴，奸猾的官吏便能够放纵奸诈贪婪，于是法制大为破坏，百姓才开始无法维持生活。越地上虞县在大德年间核定开垦田地总数，共三十三万二千三百亩有余；其中兵田、灶户田、驿站田、学校田、寺观田等免征的有四万七千亩，官民实际征收的有二十八万五千二百亩，都详细载在典册中，可以说清楚明白了。年代久远，法令败坏，于是废弃了原有簿籍；加上推收田赋的办法没有实行，买卖抵押的数目又不真实，遂使假名寄户、飞户隐漏、逃贴、虚增张并等弊端纷纷出现，真假无法辨别。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阳韩侯谏来任县尹，恰逢县境驻军，一切军需都取自百姓，轻重失当，怨言遍布道路。韩侯对此感到忧惧，准备设法处理，却没有空暇。第二年春，分省因论功将他升任行枢密院都事，仍总管县中事务，于是召集父老说：‘你们苦于官吏横征暴敛已经很久了，我想替你们制定法令，使他们不能任意加重或减轻赋役来从中取利，怎么样？’众人都俯伏叩头说：‘太幸运了。’ 韩侯于是下令，听任百姓自行陈述；有不实之处，便连同涉事官吏一起治罪。又选乡里有大姓、具备俸禄地位和德望的人进行核查，而韩侯坐在堂上，亲自拿着朱笔墨笔勾稽复验，穷尽昼夜也不稍稍休息。他的办法是：每一块田登记一张凭据，记载田地形状、位置、亩数以及所有经办人员的姓名，让持有者把它作为凭证；再绘制鱼鳞册，以鼠尾分户，以兜率汇总，以类别归档。这样以后，奸诈欺骗停止，田赋公平，徭役均等，公堂上也没有纷争诉讼了。距离县城西南几百步又有一湖，名叫西溪。在宋代，当地百姓曾私自利用湖岸高低处改作田地，有的献给福王府；归附以后，登记收入皇太后宫，按私租每亩每年缴谷二石二斗，叫作籍田。湖边居民又逐渐侵占湖面耕种，每亩缴谷五斗，叫作荡田；低洼处每亩缴谷四斗三升，叫作葑田。年久以后，籍田生产能力低下，又失去水利之便，全年辛苦劳作，所得还抵不上费用；而荡田、葑田的收益却日益丰厚。韩侯于是根据土地的宜种情况，分等确定租税收入，百姓都称为公平。那年冬天，我因为总漕闽广道出巡上虞，父老们在道路旁拦拜，详细讲述这件事。唉，治理百姓的方法很多，但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取得他们的心。取得民心也有方法，不过是不违背他们所喜爱的，不施加他们所厌恶的罢了。如果夺取他们的利益来伤害他们的生计，使他们劳累来违背他们的本性，那么民心怎么可能取得呢？韩侯能够顺应百姓的好恶来施行政务，大概接近治理百姓的正道了吧？又听说韩侯刚到任时，万户冯辅卿带兵前来驻守，准备预先征收百姓的租税。韩侯说当时正逢旱灾饥荒，请求等新谷成熟后再征，百姓因此非常便利。邻境发生战事，游军已经进入县境，将校担心有伏兵，想把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毁。韩侯向参政公禀报，于是得以免除。长鎗军来分驻，有人说县中湖田肥沃，可以屯田耕种；韩侯力争不能损失水利，也得以免除。又大规模修缮孔子庙，恢复忠恕堂，聘请名师，扩大弟子员名额，每天与士人讲论忠君亲上的道理，县人受到教化。因此一并记载下来。韩侯字自行，是宋代魏国忠献王的第十代孙，自幼丧父，能够自力求学，凭借义兵多次建立战功；丞相特许破格提拔他为台官属下的临海县丞，于是来到这里任县尹，后来累升至都事。”},{ 《义阡记》松江通守谢侯礼已经修建了义阡，偶然来到钱唐，拜见我说：“安葬如果不合礼制，就会被说成‘想埋却不能埋’，或者说成‘弃尸’。如今我们郡里的百姓，不幸而被弃置的或许已经有了。作为郡守，我既不能使他们受到教化，又不能从内心真正惠及百姓，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如今我得到五百畮土地，分散在九龙山中，各自修筑四面的围墙，以限制割草放牧者进入和农具侵占，使那些孤苦贫困、无所依靠以及羁旅行役、无处归葬的人，都能够安葬在那里。还担心安葬者的力量有所不足，于是又划出五百畮田地，每年征收其收入来资助安葬。凡收殓入棺安葬的，给地二十尺、米二石；焚烧后装入容器的，给地五尺、米五斗。仍然要把墓穴挖深，把坟土堆高，大书其居住里籍和姓名，并谨慎地作好标记。将来子孙中如果有人迁移安葬，发给的米数按照原来安葬数额的一半，这大概就是为政者治理百姓的道理吧。”我听了谢侯的话，为此长长叹息，说：“先王制定丧葬礼制，从天子直到庶人，墓地的大小、下葬日期的远近，都有截然分明的制度，不可逾越。自从浮图氏的教法流行，火葬便兴起；郭璞、管辂一派的学说出现后，各种禁忌就更加严重。火葬兴起，所以有把遗骨沉入水中的；禁忌严重，所以有拆毁尸骨、使尸体暴露而不加顾惜的。” 如今谢侯修建义阡，不仅使孤贫者和羁旅无归者在凄风苦露、魂魄无所依归之时得到安慰，也希望能使那些焚尸、水溺以及拆裂尸体、任其暴露的人受到警醒和感动，从而知道应当怎样安葬自己的亲人。这样看来，谢侯教化百姓，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福州行省检校官厅壁记》至正十六年春三月，诏令恢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就以原宣慰司作为治所，文官、武官及各级佐属都有了各自的办公处所，唯独检校官的办公处还空缺着。四年以后，谔勒哲特穆尔邵侔前来任职，回头对同列的诸位说：“检校官主管文书事务，竟然没有专门的办公处，可以吗？”诸位说：“本来应当给他安排，只是军事事务繁忙，尚未来得及；现在应当设法把这件事办成了。”于是向各大府请求，丈量省治西边的空地，拨出若干官银作为开工经费，不足的部分用俸钱补足，并请同列的郑鼎纳延负责督办这项工程。没有过几个月，工匠便报告工程完工：前面开辟为处理政务的厅堂，后面建为休息的堂屋，接待宾客、安置属吏，各处位置和次序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第二年春天，诸位相继到我这里来，请我记述这件事。我认为，国家统一天下以后，已经设立中书省来总理天下事务，又设立行中书省来分掌中书省的治理。至元二十八年，开始设置检校官二员；第二年又增加到四员，其中任职于行省的占一半。近年战事兴起、事务繁多，增设的官员便没有固定名额。凡是各曹所办理的事务，如铨选考核、赋税征收、礼乐仪仗车马、刑政以及营造修缮之类，公文往来交错，纷纷进出，堆积如山、排列如林，检校官都能够记录其中的错误过失，查核其轻重，上报幕府议处。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属吏就抱着已经办成的案卷往来争辩其可否；仍不能解决时，检校官便一同上堂，立即把各卷逐项列出，反复辨论，直到完全符合律令才停止。”}], 这个职务的责任重大到如此地步。如今诸位兴办这项事业，难道只是为了宴饮嬉游、饱食安身、娱乐身心而已吗？大概居处高明之地，神志就清爽、气息就舒畅；所见所察庄严严肃，声望就会提高，别人也会畏服。神清气舒，所以内心不会受到壅塞蒙蔽，思虑没有不周全的；声望高、别人畏服，所以对外不会受到干扰阻挠，政令没有不能施行的。思虑周全、政令施行，然后检校的职责才算尽到了。虽然如此，检校这个职务是为各曹设置的；各曹有所缺失，如果只知阿谀顺从而不说，那么就是检校的过错；检校提出了问题却不立即改正，甚至聚在一起讥讽，那么就是各曹的过错。检校不把自己所做的事据为己功，各曹也不以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为忌讳，那么上下协和，各项职务都能振作起来了。百职都能振作，藩屏之地难道还有不能安定的吗？福建行省检校官题名记 福建行省检校官已经创建了办公的厅堂，请我把文章题写在墙壁之间。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联袂来拜访，说：“凡是官署都必定刻石题名。如今石头已经磨治好而文章还没有写成，实在有幸先生最终肯惠赐一篇文章。”我同检校官大多相处友善，而且他们的请求又十分恳切，难道能不说几句话来勉励他们吗？我切实想到：中书省总理天下事务，行省分掌中书省的政务；各曹属官都是宰相亲自选择、准备将来任用的人，他们所处理的文书，从幕府送到正堂，反复讨论辨析，等到办完署名，按理说不应有差错了。如今检校官只是七品属官，却还要让他再次阅看文书，揭举其中的拖延和过失，加以纠正，为什么呢？大概中书省的机要事务变化万端，藩屏之地所承担的事务尤其重大繁多；各曹属官在一时迎合奉承、只求照办的时候，想要把事务的轻重、是非、可否全都处理得恰当，难道能保证千万件事中一件错误也没有吗？何况那些在下层供役使的小吏，没有一斗粮、一文钱的供给，只是拿着几寸长的笔，暗中玩弄文法，想靠此养活家人，又怎么能保证他们全无弊病呢？这就是设置检校官的职务，不得不加以重视的原因。况且御史每年才查看一次案牍，遇到小过错就加以责备；与其等御史责备，不如及时补正缺失，使自己不受责备，岂不是更好吗？这样说来，检校官难道不就是各曹的御史吗？各曹把检校官当作御史来对待，那么检校官就更应当知道如何自我尊重了。把姓名刻载在石碑上，难道只是记录任职年月、论列官阶资历，用来向人夸耀而已吗？希望这样能给后来考察得失、辨别贤能与否的人提供凭据。福建防访司题名记 至正二十一年秋，天子认为闽海道路遥远，官吏多有失职，于是命福建行中书省右丞恩宁普公担任防访使。冬十二月，恩宁普公已经开始处理政务，远近都震慑服从。第二年春，官吏报告说，防访司是由按察司改置而来，三十多年后才把使者、佐官的姓名完整刻载在石碑上。如今又过了四十年，碑文几乎已经刻满了，应该有所更换。恩宁普公说，官署题名的做法由来已久，并不只是记录官阶资历、姓氏和年月而已，而是希望使后来的人能够根据碑上姓名，评量任职者贤能与否，以此作为惩戒和劝勉。于是按照旧例刻石，官吏便奉公的命令来请求我写文章。我说：“风纪这个职务固然重要，然而它之所以重要，实在还在于任职者本人。如果确实如公所说，那么凡是姓名登载在这块石碑上的人，难道会有谁不警惕恐惧，想着尽到自己的职责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重修福州治记 福州居中统辖七郡，山脉连绵向东伸展，众多河流都汇入大海，地气广布，物产繁盛。自从无诸以军队辅佐中原，常衮到这里任观察使，朱子又以道学教化这里的人，千年以后，福州被称为邹鲁之地。本朝起初设置行尚书省、提刑按察司，后来把行省改为宣慰司，把按察司改为防访司。近来又撤销宣慰司，设置行中书省，大官到这里任职，地方守吏战战兢兢，每天忙于迎接拜谒，偶尔坐下来处理一案公文，便又起身离开。因此郡治的房屋破败不堪，几乎无法遮蔽覆盖；左右的人惊愕相视、叹息不已，却最终没有空闲商议修治的办法。至正庚子年春，我主持闽广漕运，住在府中，便趁机谋划修缮它。有人说：“您幸好以年老为由请求退居，还能在这里住多久？难道反而要劳民伤财吗？”我想到，君子立身处世，不因物我之别而有丰俭之分，不因时间长短而改变勤勉或懒惰。何况利用旧有基础谋求更新，因废坏之处来补足简陋之处，难道不是更容易成功吗？于是稍稍节省俸禄收入，让通守阮世隆主持修治。监守和僚佐都说：“这是我们没有空闲做的事，幸亏尚书屈尊施惠。”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办事，不到一个月，工程就告竣了。听政的厅堂、退朝休息的房间、处理公文的官署，以及凉轩、暖馆、重重门户和高长的廊庑，都显得开阔如同重新开辟过，幽深之处也更加深邃了。工程结束后，我把负责办事的人召到庭中告诫他们说：“南方不得安宁，已经超过十多年了，将士苦于征战，百姓劳于运输军粮，海边残存的百姓几乎没有办法生存。如今修缮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让大夫、士人娱乐身心、使身体舒适而已吗？凡是在这座厅堂中办事的人，也应当警醒而感动、忧惧而自省，早晚勤勉不懈，想着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希望不要辜负君主、国家和百姓的道义。你们如果不这样做，让刑罚和赏赐出于个人爱憎，让曲直是非听从贿赂，剥削百姓而肥厚自身，财富聚集在上层而怨恨积聚在下层，纵情驰骋、任意出入，自以为得计，难道天地鬼神能够欺骗吗？”我把这些话记在墙壁上，用来劝勉后来的人，也用来警戒自己。

译高风台记 从福州西城门出去大约三里，在凤凰山下有一座古寺，叫作香严寺。寺西有一块空地，是从前的园圃；园中有一座隆起的小丘，被榛莽遮蔽，被竹子覆盖，土石杂乱成堆，高低坑洼难以分辨，羊和猪把它当作圈地，狐狸和老鼠把它当作洞窟。即使寺里的僧人也弃置不顾。我偶尔经过那里，看见一棵孤树高高挺立，枝叶葱茏茂盛，料想那里一定有不寻常的景致，便命童子开出小路，拾级提衣登上去。只见上面宽阔、四旁陡峻，周围用坚固的砖砌成，石床横向铺陈，旧日的遗迹都还存在，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座旧台。于是剪去茂草，除掉恶木，砍平突起，填补残缺，修补裂缝，然后台地才整齐峻拔、高耸险峻，比原来更高，也更加开阔。随后我拂拭石面坐下，倚着树观看，只见方山耸立在前，莲峰高耸在后，左边是沧海，右边是长江，云烟苍茫，极目远望没有尽头。诸生刘中、郑桓高兴地上前说：“这座台，近处被遮蔽而远处却高出众物，从前昏暗而今时显明，脱去荒芜污秽，处在高明之地，难道不是幸运吗？况且它重现了桐江严光的高风，崇尚南州徐稚的节操；即使这种风尚还不足以同希瑟吟咏相比，但那种超逸的气概和高雅的操守，仍然可以激荡颓靡的风气，澄清浅薄的世俗。请您为它命名。” 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风从南方吹来，吹动冠帽和头巾，拂过毛发，在几席之间回旋，清冷而悠扬，周流激荡，仿佛能够疏通那些壅塞凝滞之处，使人恢复淳厚光明的本性。于是便给它取名为“高风”。诸生又请求在台上建亭，并把这件事刻在石上，所以写下这篇记。鸣凤亭记 我已经建成高风台，准备在台上建亭，却没有办成。平章道隐公听说后，派人拿钱来雇工，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也共同帮助完成此事。寺僧悟腾、觉馨亲自拿着畚箕和铲子，背负木石，带头率领他们的徒弟劳动。不到几天，亭子就落成了。客人请我给它命名，我说：“凤凰山东西两侧像鸟翼张开，仿佛有凤凰飞鸣着降临，命名一事大概就在这里吧？”恰好左丞周贤公到来，高兴地说：“我旧日收藏着先从父平章公亲笔写的‘鸣凤’两个大字，就用它来题匾，希望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客人说：“美啊，翩翩然的姿态，和高风台相互比肩、高下相当了！但是听说凤凰是仁德之鸟，黄帝时曾经栖息在齐宫，巢居于阿阁，后来就不再来到。到了尧即位第七年，才开始停留在庭院中；舜的《韶》乐演奏九成，它又来显现仪态。周成王时代，最称得上政治清明昌盛，也只是在郊野沼泽聚集。总而言之，都是相隔一千几百年才出现一次；一旦出现，天下一定大治。我的老师孔子想见凤凰而始终不能，所以说‘我大概已经完了吧’。汉代史书虽然多次记载凤凰之事，有人却怀疑那不是真凤凰。您如今只是取山形相似这一点来给亭子命名，不也相差太远了吗？”我于是欣然笑道：“究竟是人因为凤凰出现而成为祥瑞，还是凤凰因为祥瑞之人而出现呢？” 凤凰啊凤凰啊，我难道真不能见到你吗？如今太平的治理将要恢复，朝廷屡次下诏寻求贤才，那些有圭璋般声望的士人，以及冯翼那样具有孝德和贤行的人，将会在朝廷上和谐共鸣，又何必一定要巢居高阁、显现于庭院才算凤凰呢？”于是我因《卷阿》中赞美君子的诗歌，触发了《匪风》《下泉》那样的忧思，感叹三次，把这些话写在亭上。亭子在高风台建成后十五日题匾，又过了三天，正是九月丙子日。黄氏义田记 四明城南有黄氏兄弟六人，名叫景振、景文、景诚、景华、景行、景贤。他们志向刚强、性情和顺，又能开拓收入使家业丰厚，节制支出使余财增加，时间久了，家境更加富裕。景振有一次宴请几个弟弟，告诉他们说：“我们虽然还不能努力求学、把所学施用于实际，但幸好没有失掉祖先留下的遗产。只是我们的宗族中有许多贫困的人，难道能不考虑为后代做好善事吗？请拿出五百亩租田，仿照范文正公义庄的制度，再略加损益，这大概可以尽到我们的心意了。”实行不久，兄弟们相继去世，只剩景贤一人。有一天他感慨地说：“自从战争兴起，南方征税服役没有限度，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够供给军用，何况所谓义田呢？如今幸好大府命令有关部门丈量田亩、承担徭役，百姓的负担也稍稍得到缓解了。若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想办法继承我兄长的志愿，将用什么来慰藉他们地下的魂魄呢？”于是又增加田地一百亩，买下里中人王氏的土地若干步，建造房屋若干楹，用来储存每年的收入。斟酌当时的情况，订立规约。凡是用来供养宗族、按时祭祀、供给修建和修缮坟墓、资助婚丧出入等事项，都各有等级。这样以后，黄氏的贤德便借此在四明境内留下了名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步〕 天台陈君从来，多次请三山写一篇义田记。陈君是我的故友，他的话又有事实可以验证，我也喜爱黄氏兄弟行义的力量，于是写作并感叹道：“义出于人的内心，而根本在于天理。国家的兴盛衰败、家族的兴旺败落，只在于行义还是不义罢了。一件事情的实行，如果合乎义，尚且足以使人感动、信服并受到激励，何况割舍自己所有的财物来惠及众人呢？黄氏子孙如果能够世代守护这项事业而不使它失传，那么他们所行的义就更加长远了。”

译林氏祠堂记 福州长乐县罗田林氏，已经建成祠堂，用来合祭本族先祖中的长辈，名叫崇孙的人实际主持祠堂事务。他有时派孙子林颐带着文状来请求说：“林氏始祖名迁，在唐贞元八年从董平山来到这里，入赘罗田罗氏，于是成为当地人。迁生相，相生惠蒙。惠蒙学习佛法，太平六年在亲人墓旁结庐守墓，具有孝行，天上曾降下钱来，朝廷于是表彰他家。宋建隆、开宝年间，相的从孙珍任殿前都虞侯、彰武军都巡驿使。珍的五世孙栗，屡次升任兵部侍郎，在宋孝宗朝成为名臣，死后谥号简肃，曾经置办若干亩祭田，并且为族人编修族谱。简肃的儿子行知任经略广东，经略的孙子春一任泉州通判，在最初归附朝廷时，弃官归隐，把族谱重新编得十分详细。到至元庚辰年，崇孙同诸孙德生、公刘商议，才买下族人的一所宅院作为现在的祠堂；正堂四楹，东西两边各有厢房，门庭、厨房、仓库和祭器全都齐备。又在正堂西边另建两楹房屋，用柜子收藏远近祖先的神主。每月初一、十五，全族人排列跪拜在祠堂下面；遇到节令，按时进献时令食物；春秋两季选择吉日，恭敬地奉出神主，按次序排列在堂上，执事者穿深衣、戴幅巾，行三献礼。至正甲申年，又增加田地十五亩，聘请名师在东西两廊教导前来求学的子孙。这样以后，尊祖敬宗的道理才稍稍完备，子弟们也文质彬彬，知道自己应当归向的方向。希望您记下事情的始末来训诫后人。”我已经答应了，却一直没有回复，林颐的请求更加恳切。林颐过去在京师跟随我交游，关系十分亲密，如今又和我的朋友程备夫多次来拜访我，难道能不写几句话告诉他们吗？自从古代宗庙制度废止以后，祭祀的缺失已经很久了；祠堂虽然不是古代制度，但近世士大夫之家能够实行它的，仍然认为很困难，何况普通乡里和市井人家呢？况且自从战乱以来，过去的世家大族荒芜成了丘墟，即使想洒扫一间房屋来举行灌祭和进献，也往往不可得，又怎么能要求门、堂、寝室等设施一应齐备呢？林氏居住在闽海之滨，历经二十一世、五百七十多年，仍然能够在后代凋零离散之后保存远裔，在兵戈纷乱之时守护祖先的祠堂，这不是世代积累的德行十分深远吗？不过，礼制有隆盛和减杀，宗庙有迁祧和毁废；如今既各自祭祀各自的祖先，又合祭远近祖先，大概可以从古代时祫祭的遗意中得到验证吧？我从林氏身上，更加知道闽地风俗的厚重了。兴和郡守康里君善政记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我因出使经过会稽，得以在钟离里的宅第拜见南行台大夫康里公。只见他风采凝重严峻，纲纪振肃，各部门和各府署都敬畏而谨慎，无不暗中受到感化，激发起好善恶恶之心。退下后我同他的宾客僚佐花仲实说起这件事，他说：“您看见大夫公如此卓异，是否也曾认识他的儿子、如今的尚书刚君近仁呢？”刚君任兴和郡守时，刚到任那天，正逢大旱，禾苗将要枯死，他急忙祈祷，甘雨随即降下。当时钞法大坏，伪钞和滥发的钞票越来越多，官吏动辄擅自挪用官本来为自己牟利，平民排列在库门外，整天眼巴巴地等候，却不能换到一文钱。刚君制定平均兑换的办法，杜绝奸诈欺骗，并下令商人买卖都听任其便，于是粮食和货物流通，远近都称赞这种做法。在此以前，官马分散饲养在城中，草料粮食供应不足，百姓深受其苦。刚君把它们分散到郊野，农家于是都称赞公平。刚君所居庭院里种着一棵小榆树，高度只超过一丈一点，有喜鹊来在树上筑巢，飞鸣饮啄，仿佛和人相互忘却，众人都觉得奇异。郡中士人谢本、李克道、刘汇各自作歌诗来称颂这件事。于是刚君的治理功绩成为朔方第一，朝廷听说后嘉奖他，派使者给予丰厚的赏赐和慰劳。这父子二人相继显扬，虽是汉代张安世、万石君那样的家族，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我从前任兵部侍郎时，刚君正任郎中；后来我以庸田使者的身份在东吴平抑粮价，刚君接受大司徒的命令，实际负责督运输送。他所到之处，号令如风驰电掣，我那时已经知道他的才干俊伟，犹如神驹、健鹘，不是能够羁绊束缚、控制搏击的。如今听了仲实的话，正合我的心意，难道能不感到欣喜庆幸，并希望见到他吗？于是叙述此事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将来能够知道我的心情。道山亭祷雨记 至正二十年夏闰五月没有下雨，六月壬辰日下了雨，随后又不下雨。有关部门到处祈祷都没有应验，百姓非常忧虑。戊申日，防访使赡思丁有嗣、副使元努国器、佥事额琳沁士弘布喇特纳仲贤、郑潜彦昭、经历达尔玛、蒙古清远知事黄布延特穆尔颜肃、照磨传居信，以及忠卿相互商议说：“闽地山高水深，神灵很多而且灵异，能够兴云降雨，抵御灾害，庇护百姓。如今旱灾到了这种程度，祈祷却不应验，难道是我们的诚意还没有达到吗？不然，就是政事失去了公平，行为违背了常理，即使有所祈告，神明也不肯听从。”于是大家都到外面住宿，在道山亭设坛祈祷祭告，说：“盗寇逞凶于暴虐，兵乱横行于贪残，受伤和遗留下来的百姓已经没有办法生存。神明又不怜悯我们，使他们惶惶不安，没有地方申诉，这种情形为什么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呢？因此斗胆向神明说明：今天不下雨到明天，明天不下雨到第三天；三天结束仍然不下雨，那么我们这些人固然无法逃避自己的罪责，神明难道也能独自推辞责任吗？”祭祀完毕，清肃的灵风吹来，神明仿佛已经享用了祭品而止息。五更将尽时，阴云从四面聚拢。第二天黎明，风雨大作，池塘、沼泽、沟渠和水道全都涨溢，水势奔流不止，焦枯的禾苗已经复苏，欢呼声震动原野。于是大夫和士人相继作歌诗颂扬这祥瑞美好的事情，请求我记下此事。唉！山川的神灵并不遥远，我们如果确实使自己的心意诚敬，就能感动神明，神明难道会有不降临的时候吗？《尚书》说：“极其至诚可以感动神明。” 《传》说：“神明依靠人而施行。” 这场雨，大概是有原因的吧！这些道理应当写下来。

译密庵记 我过去在钱唐时，见金华黄太史屡次称赞吴郡张子英，说他是宋代世家之后，入本朝后，他的父亲大监公凭文学才华受到成庙的知遇，很有文名；到了子英这一代，他读书精勤，擅长作诗，尤其善于弹琴。我还没来得及认识他。几年后我经过钱唐，子英已经因功升任昆山州同知了。虽然他多次来见我，但都是在众宾客的末席一同进见，从未曾同他亲切交谈、共叙笑语。今年我因分掌一部事务经过海昌，恰逢他的儿子施爵任州倅，便迎接子英来此奉养父亲；子英才每天来同我谈论，还间或给我看黄太史所作的《闲止斋记》。从此我同子英的交往开始亲密起来，也相信黄公的话并没有欺骗我。一天，子英对我说：“闲止斋在西湖旧宅的东边，兵乱以后失去产业已经很久了。如今来到海滨租住狭小低湿的房屋，无法使我的晚年得到安逸，所以就在馆舍旁边修建一座小阁，作为随时休息的地方，给它取名叫‘密庵’。先生能屈尊为它写篇记吗？”我说：“‘密’这个字见于《诗经》。《周颂》说‘基命宥密’，《礼记·中庸》说‘文理密察’，又杂见于经传和诸子百家的书中，都可以考察、验证。然而，圣人修治心性的法则，没有比《周易·系辞》所说的‘洗心退藏于密’更为切要的了。” 《易》本来是占卜的书，蓍草发动而卦象静止，但爻的变化没有穷尽；通过占卜来探求圣人的心意，再通过圣人的心意来观察天地的变化，其中的机理精微神妙，哪里还有比这更隐密的呢？所以，万物尚未受到感应时，它的道理具备于人的心中，寂静而不动；等到它显现出来而应对万物时，圆融的神明和方正的智慧各自体现在实际功用之中，于是天下事物的吉凶祸福，全都不能逃脱其真实情状。这就是圣人用来教化人的道理。那些所谓善于驾驭世事的人，用揣摩和开合来窥探民情，不能说他们的心思不隐密，但最终还是失误了；知道以雕龙炙毂等巧辩来炫技，以坚白、同异之说进行辩论，不能说他们的言辞不隐密，但最终还是废弃在空言之中；把勇敢显示成怯弱，把强大显示成软弱，把众多显示成稀少，把进取显示成退让，把取用显示成给予，把争夺显示成谦让，把盈满显示成空虚，他们的谋术不能说不隐密，却往往败在这种谋术上。既然如此，子英所说的‘密’，难道也曾谨慎选择过它的含义吗？因此，天如果不能严密运行，日月星辰就不会明亮，四时之气也会失去秩序；地如果不能严密承载，山会崩塌，河流会枯竭，万物也不能生长；人如果不能守密，七情就会荡乱，各种疾病便会产生。天地之气所以循环流行、永不停息，尚且根本在于至密，何况人处于天地之间而立身，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至密吗？” 子英如果能在这方面勉励自己，那么他的学问大概也会更加精密了。”子英说：“我谨慎地接受您的教诲。”于是我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密庵的记。《裕轩记》。越地士人王元实在住宅旁修建了一间小屋，门洞从侧面开出，仅仅能够放下一张榻，取名为“裕轩”。他的朋友括苍刘伯温已经替它写过记。后来有一天我经过元实那里，他又请我为它写记。我说，元实的轩十分狭小，却偏偏用“裕”来命名，难道是外表显得狭窄简陋，而内在其实宽广吗？还是想隐藏自己的光芒来求得保全吗？不然，就是认为会稽的山中多金玉，镜湖的田地多肥沃，打算凭借这些致富，安闲自得地使自己富足吗？元实笑着说：“内在宽广而外表狭小，哪里比得上表里如一呢？隐藏锋芒以求自全，哪里比得上守持中正呢？金玉和良田，哪里比得上仁义的利益呢？我当然不敢用这些来替换那些。”当时我很推重元实的志向，但因被事务催逼，没能写成。等到我再次经过会稽，礼部的召命又很紧迫，仍然没有写成。后来东方发生震扰，连年用兵，这件事久而久之不再提起，我也匆匆忙忙地忘记了。今年夏天，我的侄子颖之从越地来，不久，外甥李允也到了，他们都带来了元实更加恳切的请求。于是我才知道元实果然不同于常人。大体说来，君子做学问，只在于使自己的心胸宽裕罢了。心胸获得宽裕，就能凭它处在富贵中而不骄傲，处在贫贱中而不谄媚，处在患难中而不改变志节；甚至到了死生存亡的关头，也能从容不迫地守持它，而且绰绰有余。” 元实正当干戈纷扰之时，却仍然切切不忘一言的告诫，他大概已经对这个道理有所体会了吧！如果能够把这种心推广开去，那么无论到哪里都能做到宽裕。虽然如此，世人又有谁不想使自己的心胸宽裕呢？只是鄙陋吝啬的私心会堵塞他广大胸襟的容量，昏沉迷乱的气质会遮蔽他高明的境界；骄傲傲慢、桀骜不驯，容不下一件事，最终却到了连自己的身体也无处容纳的地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不能顺应事理。事理顺畅，那么天地也不能违背它，何况鬼神呢？何况人呢？所以，心境畅达，像巨鱼纵游于深谷，浩荡开阔，像大鹏乘风而行；这种宽裕哪里还有别的呢？元实一定能够洞察其中的关键。这就是记。

译《皆梦轩记》。三江的入海口、九峰山的下面，有一位奇异之士，名叫陈汝嘉。他履行儒者的操守，穿着道士的衣服，住着柴门蓬户的简陋居所，淡泊地与世相处。他把东边的一间屋子改造成轩，在里面杂置黄帝、老子、庄周、列御寇以及医药、卜筮、种树等书。每天从外面回来，便朗诵长吟，疲倦了就倚着几案睡去，形体仿佛同梦境相接，茫然恍惚、安然自得，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自我与外物、荣辱、是非、得失和忧喜。于是取郑人梦中杀鹿、蕉叶覆鹿等都属于梦的说法，给它取名为“皆梦”。我偶尔经过清虚子那里，问他说：“人在天地之间，活着是一场梦，死去也是一场梦。梦中醒来，就如同死后再生；醒来又入梦，就如同生后又死。生死都是梦，梦也是生死。活着果真是醒着吗？死去果真是做梦吗？我无法知道。先生试着告诉我吧。”清虚子说：“人的生死经历百年，梦与醒却只在一时之间。一时的梦可以延续百年，百年的清醒也不过是一场梦。人们只知道活着的快乐、死亡的痛苦，却不知道活着的劳苦、死亡的安逸。从前那些善于譬喻的人，常常说到黄帝游历华胥、庄周梦蝶的适意，以及邯郸梦和槐安国梦中的欢乐，大概就是对此有所体会吧。既然把死看作梦，又怎么知道生不是梦呢？” 既然把生看作梦，又怎么知道死不是梦呢？梦见死，梦见生，又怎么知道不是梦中的梦呢？在梦中占梦，又怎么知道不是死生之梦呢？变化纷纭，真假难以辨别。如果这样，那么天地运行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数目也全都是梦，又哪里有闲暇去谈论百年和一时之间的远近呢？用有限的岁月去承接无穷的变迁，如果不是胸襟开阔、超然于六合之外，洞彻明白、远观八荒之外，逍遥旷达地同造物者遨游，那么相隔多久才不会成为巾箱中的乌龟、绣在文绣上的祭牲呢？不过，这只是庄子、列子一类人过分激烈、故意矫饰，借此来抬高自己罢了。在我们圣贤的教诲中却不是这样。人以如稊米般微小的身躯，参与天地的广大，穷尽古今的变化，通晓幽明的道理，他所承担的责任也十分重大。有的人失去了自己所应承担的重任，放纵情欲，沉溺酒色，时醉时醒，终身都没有觉悟，这大概才是真正做梦的人。唉，真是可悲啊！怎样才能凿开蒙昧黑暗的窗户，使光明得以贯通；开启大觉悟的关口，引导他们走出来；开辟中正的道路，指示他们归宿，使他们豁然醒悟，光明显现，心灵的门户完全敞开，如同白日一般照耀，然后才知道梦是真正的梦，而先前所谓‘皆梦’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梦呢？” 汝嘉说：“我幸而从梦中醒来，请把先生的话写下来，并用它来使后人觉醒。”于是我为此写了记。清虚子的别号叫喌喌翁。《鹤斋记》。江东的薛茂▯年少时聪敏精明，怀有奇异的气概，在万山之中读书，日夜勤奋不止。有位客人怜悯他清苦，带来一只白鹤赠给他。茂▯非常喜爱它。一天白鹤飞走了，他思念不忘，于是把白鹤画在书斋墙壁上，作为观赏之物。后来茂▯游学京师，向朱公本初学习道术，跟随代祠前往华盖山，又拜谒蜀郡虞先生。先生同他谈论诗歌，喜爱他的诗清新流畅、明亮爽利，气韵高雅清逸，俨然有超脱尘世的意趣，感叹说：“这不是凭虚御风、翱翔于八方极远之地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诗意。”于是取杜工部吟咏薛少保画鹤诗的意思，把他的书斋命名为“鹤斋”。茂▯听后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很能称许我。”于是没有推辞。至今十多年过去，虞先生已经驾鹤仙去，再也无法见到了。我闲居西湖，正想探访孤山的梅花，寻访林逋的鹤，忽然有一位身穿羽衣、身材高长的人作揖走来；一问，原来是薛茂▯。他从袖中取出先生题写的《鹤斋》诗一首，于是我们一起坐在石上歌唱，又取琴弹奏《鸣皋》曲，琴声铿锵清亮，直上云霄。再次弹奏《洞天》舞曲，声音幽深绵长而不断，恍惚如同《霓裳》舞的素雅节拍，飘忽飞扬、轩昂高举，同群仙上下并行、相互抗衡。”},{ 松树的树荫铺满庭院，月光如水，我们相互看了一眼，笑着离去了。《梅边小隐记》。福州城东门外走几百步，向南进入一条曲折的小巷，有一座庵院名叫海印。战乱之后，庵院荒废，没有修葺，风吹雨打，墙头长满了蒿草。端里的人说：“我听说乌石山地平寺有一位云溪上人，手里没有一文钱，却能帮助他的师父兴建大寺院。如果请他到这座庵来，庵院或许能够复兴吧？”上人到来以后，便把腐朽的地方换成坚固的，把狭窄的地方扩建得宽敞，除去杂草，优美的花草便生长起来；洗去污秽，清泉便一道道显现出来。供奉佛像、会集僧众，各方面都极其庄严洁净。又修治了一座小阁，在北面开窗以朝向光明，把阁内墙壁粉刷成白色以崇尚洁净。栏杆外种了几竿竹子，又错杂地铺置花木和山石。清风徐徐吹来，香气充满座席。题名为“梅边小隐”。上人讲说佛法之余，便盘腿坐着焚香，叫两个童子准备茶具，与客人弹琴、吟诗。客人偶尔问道：“佛果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在梅边，那么这里并没有梅树；如果说你是隐居，那么这里又并不远离喧嚣的声音。难道你将以众多的声闻作为观照吗？还是也要舍弃一切有形之物而归于空寂呢？”上人笑道：“您不是梅，怎么知道梅是什么？您不是隐者，怎么知道隐是什么？懂得梅并不只是梅，所以凡是进入我眼中的事物都是梅；懂得隐并不只是隐，所以凡是使我的心归于寂静的事物都是隐。究竟是梅，还是隐？” “难道它果真沉醉而傲然沉溺在色相与香气的境界中吗？”我观读《华严经》，领悟了众多微妙的佛法；我跟从黄梅祖师，悟得了无上的佛乘。客人说：“这就是佛道。”于是我写下这篇记。

译《休休亭记》。长乐县向南走三十五里，有个地方叫罗田。宋代兵部侍郎、谥号简肃的林公旧宅就在这里。宅院南面有两棵大榕树，树荫大约可延伸数百步。林公的孙辈宗正在树下修筑了一座亭子，题名为“休休”。他偶然经过我这里，请我写一篇记。我曾经去过那里；当时我在京师，宗正正把他的老师余君所著的《乐书》进呈朝廷，那时他的志气非常高昂，气势非常锐利，议论也非常明辨。后来过了几年，我以部使者的身份来到闽南，宗正首先来拜见我；他的志气似乎已经收敛，锐气似乎已经受挫，明辨似乎已经变得迟钝。又过了七八年，我以户部尚书的身份来到这里主管漕运事务，再次见到宗正；那么前面所说的似乎收敛、似乎受挫、似乎迟钝，都更加退缩惭愧、收敛退让，再也无意于人世间的事情了。我于是感慨地为他叹息说：“您正当三十至四十岁的强仕之年，慷慨而崇尚义气，即使不能像鹰鹯追逐狐兔那样攻击强敌、消灭盗寇，难道也不能对将相长揖不拜，开口谈论天下大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取了‘休休’这个名称呢？不然的话，您心中一定有忿恨不平的地方。”宗正便笑着说：“先生只是怀疑我的忿恨不平是取名‘休休’的原因，却不知道我的悠然自得才是取名‘休休’的原因。我过去因为锐气外露而遭受挫折，因为志气张扬而受到压抑，因为能言善辩而变得缄默。” “如今我幸而已经退缩惭愧、收敛退让，那么那些缄默、压抑和挫折，即使每天在我面前喧闹冲撞，在我身后纠缠纷扰、议论不休，我也正冷漠而颓然，仿佛自身的休戚荣辱都与它们无关。这样看来，今天和过去相比，得失究竟怎么样呢？所以我放纵自适地歌唱，张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风吹来，酒意醒了，树荫铺满地面。在这个时候，我尚且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远，又哪里知道还有什么人世间呢？”说完这些话，他甩着手臂起身离去。玩斋道人于是写下了《休休亭记》。《思庵记》。天台黄岩县南面有一座山，名叫方山；山下有一所屋舍，名叫思庵，大概是州人施氏家族安葬和祭祀祖先的地方。施氏的先祖中，有一位绍兴知府，名讳为某， from 永嘉柽江迁来居住在黄岩，后来便安葬在这里，传到第三代愚隐翁，名讳为某，才开始在墓旁建立祠堂。宋代杜清献公杜范将它题名为现在的名称。愚隐的孙子，名讳为绍祖，将它扩建扩大，至今又过了三代。近年来，庵院毁于战乱，他的后代们筹划修葺重建，使它恢复了原来的面貌。集贤待制赵君雍重新书写了原来的匾额，以表示不忘本意。我应召经过四明时，施氏第七代孙应元正在分省任职，接受差遣随我来到海上，途中把这件旧事告诉我，并且请我为它写一篇记。我认为，做人子女的对于父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寄托思念：父母活着时，就想着竭尽奉养；父母去世时，就想着竭尽哀痛；祭祀时，就想着充分表达敬意。因此，父母去世的日子虽然有限，而孝思所引起的感动却没有穷尽。所以君子见到风雨霜露，就会产生惊惧悲伤的思念；见到山川草木，就会产生追念先人、游息其中的思念；见到酒杯、衣圈、几案和手杖，就会产生想起父母声息和手泽的思念。到了祭祀的日子，仿佛隐约看见他们在神位上，又仿佛听见他们感叹叹息的声音。若不是孝敬达到极点，能够贯通幽明、上达下通的人，他怎么能够在幽暗渺茫的境界之外，与先人潜然相合、默然相契呢？” 何况这座思庵积累了百年的恩泽并传到今天，把历代祖先合聚在一堂，昭穆的位次有秩序而不混乱，宗庙祭祀虽然年代久远却没有遗漏，那么他们的思念也就长久了。不过，思念并敬爱自己的亲人，也应当爱护自身。施氏子孙既然能够思念并敬敬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进一步思考爱护自身的方法呢？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记。谷叟庄记 谷叟庄在黄岩州南九十里，是州人郑静思所营建的。静思世代居住在州城天长街，是有声望的家族。等到静思怀抱奇才、胸有豪气，不喜欢圆滑成熟地随从别人，才开始在谷岙修建房屋居住。谷岙在万山之中，东面接连松门，西面连接雁荡、大间泉村，许多山峰耸立在南面；向北望去，山岩峭拔怒立，险阻隔绝，仿佛不能居住。等进入它的境地，却豁然开朗，水流舒缓，土地开阔，适宜钓鱼和耕种。美好的花草、奇异的石头，纷纷散布在林木山麓之间，灵风吹拂，和气荡漾，香气不断。那里的风俗又质朴粗野，多有古代衣冠遗风，没有其他嗜好可供交游。静思在钓鱼耕种之余，戴葛巾、穿草鞋，拖着手杖在长松之间行走，拨开草坐下，倾出酒来饮用；饮酒而醉，醉后而醒，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远。山中人喜爱静思居住在这个山谷，所以称他为谷叟。静思也乐于谷中有这样一处居所，于是自号谷叟庄。有人说，静思年纪正盛，不是老叟；居处没有积聚，不是庄；如果出仕而被时代任用，又不是谷。有人说，在世事上老练就是叟，学问丰富就是庄，山谷本来空虚，正因为空虚才能充盈。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这样，所以把这些说法一并记下。凝虚楼记 平章普公兼善到闽地的第二年，诛除强暴凶恶之徒，抚育困顿的百姓，威严与恩惠并施，远近的人都怀服而敬畏他。于是就在居所东边修建四楹楼房，轩窗居中敞开，栏杆在外面竖立。偶尔同僚佐、宾客拾级登楼，倚着栏杆远望，凭临高空凝神注视，景色闲远幽旷。沙鸟在飞、深潭之鱼在游，烟岚云树的明暗变化，仿佛也在帮助心目获得新的感受。于是给楼题名为“凝虚”，他的属官师泰请我为它作记。我想，公是功勋卓著的重臣，品行卓异、见识高明，本来已经超出万物之上了。只是我师泰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呢？不过也不能没有一点说明。我私下听说，充满天地之间的是气；气充盈就成为有形之物，散开就成为虚无。凝聚虚无，使它不能消散；收敛散气，以保存我们的虚无，这大概是长生久视的道理吧？公说：“暂且放下这个说法。如今日月星辰，是凝聚在天上的；山川河岳，是凝聚在大地上的。天地凝聚，于是人物产生。因此人物本来是虚无，天地也同样是虚无。懂得虚无，之后才能凝聚；能够凝聚，这才成为虚无。然而要探求虚无的根本，并不是在幽深迷蒙、恍惚茫然之间苦思远想，也不是在幽暗深沉、寂静隐潜之处盲目行事、妄自作为。” “扩展我太虚般的容量，那么天下万物没有不能容纳的；推展我太虚般的灵明，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照察的。凭借它侍奉君主，上下就会恭敬顺从；凭借它侍奉亲人，内外就会协调和谐；凭借它交接神灵和人、应对万事万物，无论到哪里都体现出恻隐慈爱的仁德。这样一来，三光明亮，万物顺遂，景星、卿云、甘露、醴泉、器车、丹甑、灵芝、朱草、麟凤、龟龙等各种祥瑞之物，没有一样不会全部到来。况且道就像水，人就像器皿；水和器皿本是两种东西，水在器皿中结冰，二者就合为一体了。德行如果不能达到极致，道又怎么能够凝聚呢？”公说：“过去曾听先生长者说过，也正像你所说的这样。我怎敢不虚心践行真实的学问呢？”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云楚庄记 治书李公经略江南的第二年，取道括苍，得到士人刘彦明，便把他安置在幕府中。又过了一年到达三山，史裴君直因功升任检校福建行省，于是任用彦明代替自己。彦明是江右人，品行清正，勤于学习。他常来见我，对我说：“我家住在澧州以西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山环绕着住宅，名叫云楚，于是我在山中筑屋，称为云楚庄。”从前我在京师时，他曾对参政危公太朴说：“我得到‘云楚’两个大字，如今已经装裱成卷，希望请您题写一段话作为它的记文。”我听说澧州过去属于南方边远地区，崇山位于洞庭以西、巴黔以东，那里辖境大多是溪谷洞穴，獠民杂居；陡峭的山峰高岭从平地拔起，抬头也看不到它们的尽头。楩木、楠木和豫章等千年古树高大盘结，浓荫蔽日。水流穿行在山石之间，猛烈地冲荡撞击，如雷霆轰鸣、鼍鳄吼叫，又像虎豹搏斗撕咬、奔马狂奔、怒狮咆哮，蹄足交相碰撞。孤雌哀猿昼夜呼号不绝。射工、沙虱含着毒影暗中发射。因此骚人羁客经过那里，往往会产生沉郁和离愁之思；做官的人也大多恐惧战栗、惊骇出汗，常常把能够得到替代、离开那里视为幸运。澧州的士人风气既然如此，彦明为什么偏偏舍弃家乡和祖坟，反而乐意居住在那里呢？大概澧州虽然远离中原，獠民杂居，但云楚一带山势舒缓、水流平静，泉水甘美，土地肥沃，适宜种植粳稻。遇到大旱之年，其他地方的田野都焦枯得像赭石一样，这里却正是禾苗茂盛、稻穗同颖并秀；歌唱击鼓、欢呼哺食的欢乐，都从和畅之气中显现出来，灵芝香草也不时生长。彦明读书之余，登高临深，于是苍翠的景色映入眼中，清冷的声音传入耳中，幽深、宁静、宏大、悠远的情趣与精神一同远去，他的见识和气度也变得超然开阔，不知不觉间仿佛胸中已经容纳了八九个云梦泽。既然这样，那么前面所说的沉郁离愁、恐惧战栗，究竟从哪里产生呢？世人从外在踪迹来寻求答案，我却从内心体会；彦明正是这样，于是写下这篇记。终慕庵记 “终慕庵”是郑君彦昭为母亲江夫人的墓祠所取的名称。彦昭由御史出任佥湖南宪，乘船渡海到樵州时，遇到母亲去世的丧事，道路阻隔，不能回去安葬，于是暂时把灵柩安置在城南寿山下的乌槎冈。乌槎冈距离城约二里，峰峦从四面环绕聚合，外部严密而内部宽敞，风土气候完备厚重；高大的树林和清泉相互映衬，嘉花灵草繁茂披散，岩石山崖四时香气不断。这里的支脉山势曲折绵延，如飞翔的蛟、挺立的龙，忽起忽伏，突然间山势下降，形体也随之低伏。彦昭在山冈上安葬母亲后，大大增筑坟丘，种了几百株松竹来遮蔽和防护，又筑了几排房屋作为祠堂和居室，以寄托自己终身不尽的思慕，所以题名为“终慕”。“慕”就是爱护并思念的意思。爱没有比爱亲人更优先的，爱亲深厚，思念亲人也会达到极点；这种思爱发自天理的公正，其起初本来没有不同。等到外物诱惑、内心迁移，忘记自己应当思慕的人，转而思慕其他所爱之物，对亲人的思爱之心便不能不被它改变了。从前有一个人，即使把整个天下想要的一切都摆在他面前，也不能改变他终身思慕亲人的心，那大概只有大舜吧？舜处在家庭伦理发生变故的境遇中，最终使天下达到底豫之治，天下后世谁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呢？然而，能够深切理解圣人之心的人，只有孟子一人罢了。世上的求学者不仅不能理解舜的心，他们果真理解孟子的心吗？有人说：“孟子尚且难以理解，彦昭给庵取这个名字，又选取舜那种难以理解的心来命名，不是离得太远了吗？”我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学习圣人之道却不以舜为准，就如同画方圆不用规矩一样。唉！彦昭也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了。近年贼军攻陷邵武，四郊几乎全被焚毁荡平，唯独太夫人的坟墓安然无恙；所种的松竹正长得郁郁葱葱、幽深秀美，有见识的人都说上天对彦昭也很厚待。如今彦昭以闽海佥宪的身份巡视辖部，经过太夫人墓下，回望云山，恍惚间仿佛魂气正在流行；踏着这里的霜露，感叹母亲的声音容貌仿佛仍在眼前；香烟蒿草的凄凉悲怆映入眼中、感动内心，所到之处无不觉得自己的亲人仍然存在，那么他终身的思慕之情又会是怎样呢？这些本来就应该记下来。松萝山房记 我寄居香严寺东轩的第二年，休宁人金焕、字孟章，开始来住在寺院西边的廊屋。孟章能作五言诗，善于学习，喜欢求问。他每次见我，都以对待诸生的礼节十分恭谨，间或请示说：“我家在县城西十五里棠溪上，马鞍、五雷、梧桐等山峰环列拱聚，而松萝山尤其幽深秀美。遇到风天行走在山下，苍翠的树色随风摇荡，仿佛笙箫和天籁交相发声，清幽飘逸，令人全然不知还有人间社会。自从兵乱以来，祖屋几十楹全都毁于火灾，只有松萝山中的山房独自保存完好。我的父母不忍舍弃祖坟远走，因此就靠这所山房遮蔽风雨。”金焕从江右来到闽中，已经六七年了，早晚都想着回去奉养双亲，却总因道路阻隔而不能成行。抬头看辽阔的青天，望见白云来去，他眼前心中从未没有松萝的岩壑山谷，始终清晰可见。近来听说中原已经平定，荆、吴归附，金焕回乡省亲的日子也不远了。他希望请我写几句话，记述山房得以保存的缘由，也许可以抒发金焕郁结的心怀，安慰他父母的心。我听了他的话，惕然有所感触，便说：“我和你都是江东人，宣城距离歙县最近；可是我在漪水边的旧宅，如今都已经荒芜成丘墟，葬在姑山的坟墓，也没有别的子弟为它守护。每逢雨露霜霰交集的时候，我只能拿着酒爵，向北拜跪，长声号哭而已。如今你家幸好有山房可以让父母安居，又可以守护祖坟；与我四处流离奔走、连自身都无处安顿、不能按时祭祀相比，你从上天那里得到的难道还不算多吗？”山房的记文确实不能不写，于是写下来送给他。

译娱亲堂记 至正十九年春天，我奉诏总管闽南道漕运，经过海昌，恰逢海上有警，于是留住在州城。当地百姓张世荣家，世荣恭敬谨慎，很有礼节。一天，他带领兄弟子侄排列拜请，说：“我父亲今年七十九岁，母亲八十岁，我们兄弟三人共有这所房子。虽然房屋破旧狭窄，幸好父母住在这里还安稳。又有幸尚书您来到我家，屈尊赐给它一个名称，悬挂在中堂上，用来使父母快乐，世荣也就可以获得荣耀了。”我说：“这就是了。”于是给它命名为“娱亲”。他又拜了两拜，说：“世荣有田三十亩、桑树几百株，都在城东的田野外；耕种纺织昼夜不停，也仅仅够缴纳官府赋税。柴门蓬户，连粗茶淡饭常常都供应不足，而出嫁或留家的姐妹又都贫穷，没有能力奉养父母，将用什么来使父母快乐呢？”我说：“所谓使父母快乐，并不是指这些。能够顺从父母的心意，不违背他们的愿望，这就可以了。自从我住在你家以来，见到两位老人，面色苍老、头发斑白，但耳聪目明；出门就拄着拐杖在田间小路上行走，询问乡村田地的事情；回家就抚弄孙辈，含着食物逗弄他们，和乐自得，好像对当时的艰难一无所知。若不是有什么东西使他们内心愉悦，能这样吗？子女奉养父母，在于能够使父母内心快乐而已。内心快乐，情意就舒适；情意舒适，气息就和畅；气息和畅，精神就怡悦；精神怡悦，身体就安稳；身体安稳，各种邪气就不能侵扰，于是长寿而吉祥。况且奔走求取俸禄，哪里比得上耕织的安逸？竭尽力量建造华美房屋，哪里比得上蓬门荜户的安适？精心准备甘美脆嫩的食物，哪里比得上粗茶淡饭的乐趣？清歌艳舞，哪里比得上一家人的欢乐？因此古代圣王举行尊重高年长者的典礼，实行养老的礼制，用肉食让他们吃饱，用丝帛让他们暖和，用蒲轮车载他们，用几杖扶助他们，使头发斑白的老人免除背负东西的劳苦，使年老的人接受尊贵荣耀的赏赐，所以那些人常常寿至百余岁，其次也有八九十岁。凡是这些，都是因为能够使他们内心快乐。十多年来，天下不得安宁，百姓万物不能顺利生长，即使诏书屡次下达，优厚礼待高龄老人，但主管官员迫于事务繁多，搜刮剥削仍没有稍稍停止；残存的百姓和遗民能够不死就已经足够了，又哪里敢希望使他们的心志得到娱乐呢？如今张家兄弟却能安居并努力经营产业，奉养他们的两位老人，使老人没有忧愁叹息的痛苦，而有怡悦欢欣的舒适，这难道不是幸事吗？唉，我在这里又深有感触，于是毫不推辞地写下这篇记。玄石记 至正十九年春天，我从钱唐向东游历，经过江边，看见奇异优美的岩石，便停船抚摸观赏。船夫上前说：“您为什么喜欢这个？”我从前沿江往返时，得到一块像山的石头，高约二尺，颜色纯黑，敲击时声音铿锵，因为太重不能举起，便把它丢下离开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乡人徐生，徐生把石头抬到残墙荒园之间，已经十多年了。徐生去世，房屋荒废，石头还在那里。我回去后应当告诉他的儿子，请他把石头送给您，我暂且答应了。等我回来几个月，船夫果然带着徐氏的儿子来见我，说石头已经运到江岸，派官吏去查看，回来报告说石头粗劣丑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若从江岸搬到馆舍，雇工费用要二千钱，只是白白浪费。况且当时我急着办理赴闽行装，也没有时间顾及。第二年春天，杭州人沈氏到海上经商，登船时看见那块被丢弃的石头，知道是我所喜爱的东西，便把它运到三山带回来。我把它放在北窗下，又让人把石身上的污垢洗去，却完全没有看出它有什么美处。过了很久，我因休假，才命工匠刻制木座，把石头洗涤干净后安置在上面。于是它的凹嵌孔窍、陡峭棱角，有的像飞舞的衣袖，有的庄重得像双手捧着的玉璧，有的涌动得像变化的波涛，有的浓郁得像诡奇的云气，有的明亮得像灵芝亭，有的又像车盖；黑色的石面和白色的纹理纵横交错、相互包络，有的像龟兆，有的像蚕丝；还有如同拖曳云彩、遮护白雪的纹饰，像星斗一样上下错落。这时我才惊讶而觉得它奇异，观看的人也无不惊异。这样一块石头，被泥沙遮蔽了不知多少年，出土后又被田夫村老轻慢对待了十多年，幸而归到我这里，这也算几乎遇到知音了。然而它向东横渡江南，又漂泊海上，辗转迁徙，陪我来到万里之外；又过了一年，我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它的美，它果真算是遇到知音了吗？唉，我对于这块石头又一次产生了感慨。寿庆堂记 湖广行中书省右丞哲林仁杰君任江浙参政时，他的母亲范阳郡太夫人年近九十，实际仍留在桂林，于是他把自己的堂命名为“寿庆”，用来寄托自己深切的爱慕之意。左丞周伯温的父亲为它篆写匾额，大夫士人又相继作歌咏诗文来赞美。我当时恰好忝居同列，每逢年节来到这座堂上，没有一次不赞叹仁杰对母亲的深厚感情。至正壬寅年春正月，仁杰赴任途中经过闽海，来城西我的寓舍拜访我。一见面谈起旧交，他就请求我为寿庆堂作记。我说：“您的堂在浙河之上，如今您已经离开那里，还有什么可记的呢？”仁杰对我说：“我本是西域人，因做官而以此为家。当时母亲年事已高，按道理不能远离她；可是我在母亲膝下，又受到主将命令的逼迫，东西征战，收复岳、鄂诸郡，平定汉阳，削平蕲、黄，顺流而下到九江，经过安庆，取道江东，到达钱唐，大小战役数百次。自己没有想到屡次凭微小战功受到推荐，获得皇上的优厚赏赐，从千夫长升为边帅，不到十年便做到丞辖之位，这些全都是母亲教诲的结果。每当处在艰难危困之中，向南引颈遥望，想要见母亲一面，却不能如愿。等到任职枢省，有俸禄可以奉养母亲了，又因道路阻塞不能迎接她来，这在我心中始终是深深的遗憾。建造这座堂，也许可以慰藉我早晚仰望白云、思念母亲的心罢了。”如今我又承蒙朝廷厚恩，得以顺道回家拜见母亲一次；所属部下的将领和官吏也都穿着朱衣、佩着紫绶跟随在我身后，卷起衣袖捧着酒杯，跪拜祝寿，那么从前在浙河给堂命名的文字，难道不能把匾额移到桂林的堂上吗？先生您又有什么理由推辞作记呢？于是我写作并感叹道：“世上谁不希望父母长寿呢？然而使父母长寿，并不只是宰杀牲畜、烹煮肥美食物来满足口腹，住在高堂深室来便利身体而已；只有能够磨砺名节、振奋志气，对外替国家宣扬威势德化，对内替宗庙显扬美好的光荣，这才可以使父母内心快乐，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奉养父母的志向。内心快乐，气息就和畅；气息和畅，精神就怡悦；精神怡悦，就会安宁愉快，百般福气也会聚集。子女使父母长寿的方法，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如今仁杰一出仕便忠孝兼得，他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在奉养父母的志向了吧？况且仁杰的功业如日益升、如月恒久，从此还会更加显著；太夫人的寿福之庆，也正盛大而没有止境。将来安车载着太夫人北来，我还要为仁杰歌颂此事，于是毫不推辞地写下这篇记。

译大隐记 我从东屿乘船出发，在秦川馆停留于川上的资寿寺。寺僧寿量拄杖上前说：“我病了很久，没有见过客人，听说先生来了，十分高兴，特意勉强支撑病体来见您。”第二天他又来，说：“我曾经越过闽关，登上会稽，横渡长江，浮行淮水，游历湖湘之间；又泛舟彭蠡，经过洞庭，登上祝融山，遥望大庾山，回来到了天目山，在中峰传法，进入径山，在虚谷讲道，然后回到这里隐居，已经三十年了。寺院曾两次毁于兵乱，如今幸而又有了复兴的基础。我的禅房在法堂西南角，从东北方向转进去，最为幽深偏远，大概正是深奥隐蔽之处。因此题写匾额为‘大隐先生’，您能为我作记吗？”我说：“沉溺于外物而使内心动荡，被外物役使而受到自我拘束，本来就不能没有小隐、大隐的区别。上人能够忘却内外、物我，即使外物不隐而自己仍然隐，这又何必取小隐、大隐之分呢？”上人说：“把混同寻常看作真实，才知道真实的恒常就是有为与空；知道有为与空，才知道什么是真空。您不是小隐之人，怎么会知道大隐呢？况且身处市朝而内心向往山林的人，固然比一般人稍微贤明，但也不免只是寄身于隐居之中而已，起初并没有超出人间社会。如果说我所说的隐居，那么不打开门锁，不移动几案，只在盘腿静默之中，逍遥于极乐境界；万物在我面前纷杂交错，我看它们也等于隐去；万事在我身后纷乱纠缠，我看它们也等于隐去。主客两种分别不生起，只有一个念头归于寂静，这才是大隐啊！如果不是这样，却想按照人间社会来谈论隐居，那么即使是唐尧、虞舜的君主，以及禹、成、昭，商、周的伊尹、太公望，也仍然只是寄身于隐而已。您能够通晓这种说法，才可以谈论道。”我于是大笑说：“这是天竺人的教法，不是我所说的隐居。”于是记录他的话作为这篇记。再来泉记 杭州三天竺闻名天下，而下天竺尤其奇异优美。晋代慧理法师所说的从灵鹫山飞来的一座小朵峰，就是这座山。山的西面山坳有一眼泉水，从岩洞旁涌出，向下覆盖着草和石头，水珠累累相连，像串成一串珍珠，所以名叫缨络泉。泉旁有一座亭，名叫香林，后来长期废弃失修。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师来主持寺院，才重新修葺。又凿成方池，接竹管引泉水，用来供应饮食，水味甘美异常。用它煮茶，滋味不在无锡惠山泉之下。十年后，行之退居草堂，泉水也随之干涸。又过了三年，丞相康里公从众人中起用越地云门的季蘅若法师。法师到任三天，便和弟子方舟登上这座亭子，敲着岩石祷告说：“如果泉水能够再来，也许可以作为我与此地有缘的征兆吧？”过了五天，方舟经过那里，泉水果然涌出。他于是奔走告诉师父，师徒率领众僧前往观看，没有不惊骇赞叹的，都认为这是山川神灵的显现，也是季蘅若法师虔诚笃厚所得到的报应。第二年冬天，我因休假进入山中，寺中僧人照庵邀我坐在亭上，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照庵苦行卓绝，我知道他的话不会虚妄。不过，这座山靠近人烟之地，不像荒远的岩谷那样幽僻险阻，难以用它来惊异世人、增添神变幻化。然而自从慧理一声呼唤，白猿便在他身后跃出；又有三生石、静觉梅、重荣桧等灵异之物接连出现，如今泉水再次涌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说：“寺院的兴盛和衰败，可以从泉水的盈满和缩减中验证。”我说：“不是这样。圣王在世之时，山不会光秃，泽不会干涸，甘露醴泉等祥瑞无不一一到来。这眼泉水将要成为国家吉祥福瑞的征兆，难道只是同一座寺院的兴废有关吗？”当时我虽然乐意把这件事记下来，但寺僧始终没有见到这篇文字。等我因出使之事留在海昌，方舟才来索取我的文章，于是写下来交给他。香严寺复田记 福州西门外的香严寺有围田七十五亩有余，位于福清州万安乡万安里上洋；靠积水灌溉的田地又有四十五亩有余。宋大中祥符年间，开山的了宗振禅师和他的弟子广利的禅师经营这些田地，田租收入归入寺院，已经四百多年了。后来因为道路遥远，疏于防护，堤坝被水冲毁，田地长期废弃无人治理。州中灵石寺塔庵的僧人于是侵占了它。香严寺僧人自严把事情报告给州府，州府转交给属官，属官下令乡里会同查勘；凡是办事人员到现场查看后，确认属实，便把田地归还香严寺。不久，官吏接受塔庵僧人的贿赂，暗中更改案卷，反而诬陷香严寺妄加猜疑；案件二十年不能裁决。至正辛丑年，知州林君查阅案卷、亲自丈量田亩，判定此事的是非，之后田地才得以恢复原状。唉！田地被侵占的事实非常明显，本来几句话就能裁决，如今竟拖到二十年；何况百姓的隐情有比田地更难查明的呢？贪官败坏事情，实在太严重了！我写下事情的始末，刻在石碑上，难道只是为了给守寺僧人提供查考，也希望后来治理百姓的人都知道警戒。

译福州玄沙寺兴造记 闽山以南有真觉禅师存公，最初在侯官县象骨山下创建寺院，名叫雪峰。他的弟子宗一大师备公，又在怀安县东飞来峰下另建寺院，名叫玄沙。这是梁开平二年的事。晋开运四年，寺院毁于兵乱。宋天禧三年，耀之珠禅师才重新兴建。此后寺院日益壮大，高楼杰殿，重重门庭，宽广廊庑，金碧辉煌，与山势上下相映，开始成为一县各大寺院之首。然而岁月长久，木料腐朽，石头剥落，不能没有倾塌毁坏之处。况且寺院原有田地，在闽清县南白洋池峬之上，地势高、土质瘠薄，又没有灌溉条件，日渐荒芜废弃，寺院也越发困乏。如今藏石珍禅师来主持这座山寺，感慨叹息说：“这样著名的寺院，不应当成为这个样子。”于是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工程的开端，众僧也乐意捐助；乡里的富户葛梦鼎、义士陈以仁等，也前来劝募施舍。于是首先在黄石上游开凿渠道，引水灌溉白洋的田地，沿渠各家也都得到水利的好处。渠道长若干里，宽若干尺，叠石筑成堰坝，按时蓄水泄水；即使大旱，水势仍然充足，分流到田畦之间，庄稼年年丰收。于是节省浮泛的费用，积累盈余，大规模整修观音殿、罗汉堂、经藏和禅祠，又新建行堂若干楹、寝室若干楹、浴院若干楹。随后又在通往北门的道路上修建了□□堂，距北门五百步；修整山路，直达寺门，长六百步有余。凡是器物破旧、佛像昏暗的，也都更换旧物而采用新的。这样以后，寺院的规模宏大宽敞，建筑精巧，山林岩谷也因此增添了光彩。至正辛丑年春天，宣政院使防君公亮、经略李君景仪、翰林经历答禄君道夫与我一同在寺中见山堂饮酒，开始在席间认识藏石禅师。从此多次来相见，每次见面他都坐在我东轩中，煮茶焚香，直到一天结束才离去。有人向他询问事情，他默然无言以答；多次追问，也只是闭目点头而已。众人都怀疑禅师没有才能。如今看他在寺院所成就的事业如此卓异宏伟，如果不是此人愿力坚定、见识谋虑深远，卓然有异于常人，怎么能够做到呢？我听说古代有才学、知识和能力，却不能施展的人，往往把行迹寄托在佛教、道教之中，以此自我韬晦。像藏石禅师这样的人，难道也是有才负能而无处施展的吗？诚斋记 宣城人葛君朝用，才气出众，勤学并磨砺品行，却隐居行医。遇到有人患病，无论贫富贵贱，总是立即前去诊视；一旦投下药剂，病就立刻痊愈。部使者耶律行已降低身份同他交往，因为他长久行医而且始终如一，于是给他取号“诚斋”。参政周伯温的父亲又篆写“诚斋”两个大字送给他。朝用偶然经过我这里，请求我作记。朝用和我住在同乡，如今又一同客居在七闽三山之下，这份情谊难道会停止吗？于是就把我所听到的告诉他说：诚是多么伟大啊，它大概就是天地万物的始终吧？天地万物都不能超出诚。医学尤其关系人的生死，怎么敢在片刻之间、一个细微念头之中不以诚为根本呢？人的生命，七情在内心荡漾，六沴从外界侵袭，调养护理稍有失当，各种疾病就会一同发作。然而病证有标有本，脉象有虚有实；在细微之处察辨虚实，在缓急之间治理标本，不靠诚怎么能做到？药物有真有假，炮制有精细粗疏，药剂的配合有轻有重；辨别真伪、区别精粗、权衡轻重，不靠诚怎么能做到？针刺艾灸的补泻取决于呼吸；咒诅符篆要同神明相交，不靠诚怎么能做到？所以至诚之道，可以感通天地、神明和变化，也可以熔化金石、进入水火。古代善于论医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黄帝、岐伯；其次是长桑君、扁鹊以及医和、医缓一类的人。然而他们之所以能使医术达到神妙境界，难道不是由于诚吗？何况朝用的祖先中有名玄的、名洪的，在吴、晋时期都因修炼而得道。葛洪是丹阳人，宣城原本也属于丹阳；他炼制黄金、丹砂，役使鬼神，以此惠及百姓，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朝用的五世祖葛斐，曾任吉州佥判，后来又弃官行医，直到今天仍被称为专门名医。朝用大概真的从诚之道中有所领悟吧？朝用如今奉命担任八郡医师，将要承担治理百姓的职责；如果把他行医所凭借的原则推及国家天下，他的功效难道会只限于医治疾病吗？玩斋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玩斋集卷八，元贡师泰撰：传、说、问、戒、铭、赞、题跋、偈、祭文 喌喌翁传 喌喌翁不知道是哪里人，也没有人详细知道他的姓名。他游历吴越之间，遇到山水优美的地方，便总要留下居住。他喜欢种花种竹、弹琴、下棋、作诗。有客人送给他一只鸡，翁说：“这是有德性的动物，不应当把它束缚起来。”于是解开绳子把鸡放走。时间久了，鸡越来越多；翁每次吃饭，也总是“喌喌”地呼唤鸡来吃。有的鸡没有来，他便连续呼喊“喌喌”，群鸡都来了，翁十分高兴，于是自己取号为“喌喌”。有客人问他说：“您学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学问，却不用这些圣贤之名作号，反而取自呼唤鸡的声音吗？”翁说：“这是什么话？人吃东西就生存，不吃东西就死亡，难道只有人这样吗？犬、马、牛、羊也都这样，难道只有犬马牛羊这样吗？谷物、粮食、花卉、果实也都这样。谷粟花果是从土地那里取得食物的，犬马牛羊是从人那里取得食物的。至于人学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学问，他们的志向难道也只是为了等待食物吗？他们是做君主的。所以三代以前，用五等爵位给臣下食禄；秦汉以后，用万石俸禄给臣下食禄；魏晋直到五代、赵宋，用九品官职给臣下食禄。这样看来，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全都是等待君主供给食禄的人。等待君主供给食禄，与等待别人供给食物没有不同；等待别人供给食物，与等待喌喌翁呼唤之后才有饭吃，果真没有不同吗？”客人说：“您为什么总把食物挂在嘴上？也可以说只求道罢了。不以道为志而以食物为志，那么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他们的志向难道也只是为了求食吗？”翁说：“这是什么话？谋求道固然不应谋求食物，但也从来没有实行道却不吃饭的。我既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又不能等待君主供给食禄，只是拿着文章和议论，安坐着接受别人供养来吃饭，难道能免于众人的喋喋非议吗？”客人暂且离开了，我便继续‘喌喌’地呼唤我的鸡。于是命令他的门徒木鸡生写下这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