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轩集卷三　　　　　　宋　林光朝　撰策问

译贞观初年，太常掌故曾经重新确定吉礼为六十一篇，增加了皇太子入学的几条仪式。当代的事情，有时也随之有所增减。如果皇太子举行释奠，就亲自作为初献；祭酒作为亚献，有时亚献又改由胄子担任。这是开元礼相比贞观礼又有所增加和补益。如今仪式的注本还没有确定，即使谈到这些，也一定要有引用经书、援引古事、称述先王来作答的人。希望不要剽窃旧说，也不要人云亦云。问：从前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是顺应人心来制定礼乐。虽然有一代一代损益的制度，却没有诸家彼此异同的说法。自从秦人改变古制，汉朝兴起后，以礼学著名的有高堂生，有大小戴氏。至于乐律一事，各家的说法纷杂，不能统一。知道乐律本原的，大概也很少。六同六律，是用来调和四时阴阳的声音。四时各得其次序，然后不会有阳气过盛、阴气潜伏的异常。中气既然端正，中声就可以求得；中声一旦确定，清浊、疾徐、抑扬、高下的节度，没有不依类别相应的。因此神瞽制作音乐，必定在天下太平、治理极盛的时代，是为了考定中声。律有五声，就像射箭射向靶心；差别有时只在毫厘之间，失误却可能在寻丈之外。中声难以明白，实在太难了！世上谈论乐律的人往往拘泥于通常习见的做法，所以按照黄钟一龠中黍粒的累积来制定尺，结果彼此抵牾而不相合。于是又用手指的长度来确定律，手指的尺度不足凭据，便进一步仿照古代器物长短宽窄的尺度，然而最终还是不能使用。这确实说明，谈论律法的人本来就没有确定一致的说法。十二律旋转相互为宫，就是六十律。再加上二变，就是八十四调。十二律都向左旋转，以八八作为位置。五声加上二变，是数理所能达到的极限，不能再增减。后来有人制定六十律，大概是从旋转相互为宫的方法得到的。再到最后，又制定三百六十律。懂得的人说，三百六十律用来发明古人的深意，而深深指责六十律的错误。十二律成为六十律，就像八卦成为六十四卦；六十律成为三百六十律，就像六十四卦变化而成为四千九百九十六卦。前后著述制作都出于同一轨道，但在取舍、异同上竟如此不同。这确实说明，谈论律法的人本来就没有确定一致的说法。司马迁世代担任太史，他在律历学方面必然有所传承。司马迁说黄钟长八寸七分，林钟长五寸七分，太簇长九寸七分，这三律所缺的部分都是三分。班固说黄钟、林钟、太簇三律都是整寸而没有余分。又按司马迁所说律吕相生的次序，阳律向下生阴律，阴律向上生阳律，阴阳相离，盈缩的数目不能混乱。淮南王刘安、京房、马融、郑康成、蔡邕这些人，都把应钟作为重律，向上生出吕律。吕不韦《春秋》却以大吕为重律，向上相生。这确实说明，谈论律法的人本来就没有确定一致的说法。仰想我国考究古代礼文的事情，有明确的事迹可以陈述。近年曾经制作景钟，用于郊祀昊天上帝。景钟是黄钟所由产生的，黄钟又是十二律所由产生的。太常考察制度，必定应有确定一致的说法。诸位试着辨析古代谈论律法的人得失究竟在哪里，也许能够与国家的议论相合。问：三百篇诗歌分属于国风、雅、颂，就像天有二十八宿、地有五岳四渎一样。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看周乐；鲁人为他歌唱国风，歌唱大雅、小雅，歌唱颂。当时孔子还年幼，可见国风、雅、颂季札已经能够辨别，并不是等到删削之后才确定的。我们的夫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他对于雅、颂的功劳，不过是去掉其中淫荡的歌唱、错误重复的篇章，除去有害于诗的部分而已。六经不幸到了章句残缺、学者不能通晓其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一定归咎于秦火。诗与易遭遇秦火而没有灭亡，是因为易用于卜筮，诗则由民间乡里传诵，所以得以保存。可惜啊！汉初，声诗还有保存下来的；当时掌权的人，不是贩卖丝帛的人，就是刀笔小吏，竟没有听说有人把乐律放在心上。偶尔有一两件可以记载的事情，也只是出于偶然。到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才命礼官考订制度，开放藏书之府，设置协律之官；前代细微的乐声、古人的遗留器物，中途衰败的重新兴起，几乎断绝的得以延续。因此《芝房歌》《宝鼎歌》《白麟歌》等歌共十九章，献用于郊丘；以及所作《安世歌》共十七章，用于宗庙。魏、晋、宋、齐、梁、陈、周、隋各代，沿革损益虽然有时不同，但其源流所出，就像国风、雅、颂一样，可以分支区别。晋有《夕牲歌》以及迎神、送神、飨神之歌；齐有雩祭、籍田之歌；隋有蜡祭、先农、朝日、夕月之歌。有的称为十二雅，有的称为十二和，有的称为十二成，有的称为十二顺；这些分别用于天神、人鬼、地祇，不可以混杂。除此之外还有铙歌、横吹曲。如今保存的铙歌有二十二曲，其中四曲已经失传；横吹曲过去有二十八章，自魏、晋以来已经不再存在。像《朱鹭》《如战城南》，张籍、李白曾经有这样的作品，这是铙歌的歌词；像《入关》《如出塞》，张祜、杜甫曾经有这样的作品，这是横吹曲。此外又有相和三调，都是周人房中所作的乐曲。像《长歌》《如燕歌》，属于平调；像《苦寒》《如秋胡》，属于清调；像《公无渡河》《如饮马长城窟》，属于瑟调。三调的变化，又有所谓清商乐，如《巴渝》《明君》《白鸠》《白纻》一类就是。

译隋代有七部乐，唐代有十部乐，唯独把清商乐作为中原的正声。仰想主上继承历代圣人的宏大基业，修明百王失传的典章；功业成就、治理安定，乐律全部陈列出来。如今太常所使用的乐制，考察历代便可知道它的损益。周人有燕乐、缦乐，三百篇的诗是否也用于燕乐、缦乐呢？然而《九德歌》《九夏》的演奏、《狸首》的节拍，以及豳风、豳雅，都明白地见于经书；但在三百篇中寻求，却没有这些篇章。九德、九夏属于雅、颂一类；狸首属于风；豳地的雅、颂，就像鲁颂一样。然而豳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不应有所谓雅。周公所记载的内容，仲尼偏偏缺略而不取，又是什么原因呢？像《黄雀》四曲，是汉代铙歌，有其意义却亡失歌词。后世作者有时把它们杂入三调，难道三调与鼓吹、清商与三调，都是同出一源吗？如元结所作《五茎》《六英》，皮日休所作《王夏》《肆夏》，这些都可以用于郊庙和燕射。王维有《平戎辞》，陆龟蒙有《双吹管》，皮日休有《农父谣》，元稹、白居易有《驯犀法曲》。像这几类作品，在乐府中应当归属于哪一类呢？希望一并听到其中的道理。问姓氏的学问，是随着时代的议论而排列的，并不能完全依据天下的图籍谱牒，其中有些地方是无法做到的。太史公搜罗百代资料，又拿它同故老所说的话相互验证：黄帝、舜、禹都同姓，却各自有不同的国号；夏后氏成为帝王，是高阳的孙子；契建立商，稷建立周，又都出自帝喾。姒姓的分支，斟寻、有扈、费氏、杞氏都是由此产生的；子姓的分支，空桐、目夷、来氏、雉氏都是由此产生的。至于姬姓宗族的兴盛，文王的昭、武王的穆以及周公的嗣子，三代传承所记载的，都说是黄帝的后裔；这难道果真如太史公所说吗？自秦汉以来，做官晋升的道路，如果不是凭借世代俸禄和门阀而特然兴起，便是士族杂然并出。有人指霍子孟为黄帝子孙，乡里百姓未必认为正确。到了永嘉之乱，姓族清浊的分别便再也无法考知。山东旧有的望族，以门第宗族相互夸耀，唐初尤其兴盛。其中有父子相继做宰相的，有的甚至连续几代屡屡显贵；裴氏居首，刘氏次之，但河南刘氏不在其中。杜氏有京兆、襄阳之别；李氏有陇西、赵郡之别；王氏有太原、河东之别；张氏有冯翊、中山之别；崔氏出任宰相的，多达二十三人，而它的分支又有十类。元和年间有人编纂《姓纂》，按四声排列姓氏，有的以国为姓，有的以邑为姓，有的以官为姓，有的以地为姓，有的以谥号为姓，有的以王父为姓，有的取自更改确定的名称，有的由于义理而创立。像司马、夏侯就是复姓，然而又有代北、关西、百济、西竺等区别，有的姓三字，有的姓四字。试按这些类别和例证来看，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对于太史公来说，应当怎样看待呢？问用明确的刑罚来辅助教化，是先王治国的良好常法；修养德行来消除变乱，是治理天下的关键道路。君王面对天下，就好像坐在一堂之上，百姓的疾病、疮疡、悲愁和迁徙，只要有一样不知道，便会损害我的慈爱之心，何况所谓旱灾、水灾等变故呢？先王施用刑罚，只是尽心而已。刑罚的轻重以及出入罪状，都在心中斟酌，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合宜呢？次一等的做法，是议论事情后制定制度，不专以刑罚惩治，这还离古道不远。再其次，则说律令已经确定，而这是愚民所能知道的；这种做法距离古道已经很远，所以只能抱着书本长久追想古道。即便如此，这些也不过是检束约束的工具罢了。贤明的君王和圣明的帝王，他们用心所在，并不急切地只在这些方面。汉文帝时，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文帝抚慰百姓尚且忙不过来，于是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又如河南吴公的治理成绩天下第一；到宣帝时，则有于定国、黄霸、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张敞这一类人。太宗即位初年，想用宽和公平治理天下。唐明皇在开元二十年间，诉讼减少，刑狱平息；拿汉代七位帝王和唐代三位宗主同古人相比，即使在千年之后，他们也应当没有惭愧之色。圣明的天子怀着不忍伤害百姓的仁心，施行不忍伤害百姓的政治，焦虑劳苦而又恻隐忧痛，这些都清楚可见。前些时候，浙水东西连日大雨，水涝延续整月，几乎有百姓暴集于沟壑、流离失所的忧患；为了消除灾害、平息变故，甚至多次避居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又分别派郎官和吏员开仓发放粮食，并拿出内库所储的金帛，减轻单户丁税的困扰，这种德行非常盛大。然而从根本上治理灾变，还不止这些：对内，命令法官审决积压的囚犯；对外，担负监察弹劾职责的人，务必办理平反。无论远近内外，都如同一个整体，天下也如同一家。考察史籍，所谓审断四百件案件，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那样天下就没有冤民了。如果每几千多人中仍有一人被判戮死，那么刑狱的繁简似乎就不能相提并论。天下每年判处死罪二十九人，即使成王、康王的太平之治也有所不及。亲自审录囚徒达到三百九十人，而郡国的数字还不在其中；拿几年相比较，刑狱的繁简又相差多少呢？每年刑部审查后以殊死罪论处的才五十八人，这要怎样治理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如今天下每年审决案件有多少，和汉代七帝、唐代三宗相比，增减多寡的数字能够让我听到吗？董仲舒辞去职事，年老而且有病，但朝廷上议论事情有时还未能决定，甚至派张汤到他的陋巷住处去向他询问，于是形成了依据《春秋》折断狱讼的二百三十二件事；汉代的章程汇合起来有六十篇，马融、郑康成又各自为它们作了章句。这说明，审断狱讼这一件事，可以通过章句而得到它的大概。又有一种所谓“百姓里居”的资料，可以到民间去考察并加以订正。如果确实能够得到这些资料，那么用今天的情况来对照古代，就不会成为空话。

译问迎日推筴和书契是否同时兴起？颁布历法、改换年号，在甲令中说是同时产生；古今相沿，因革相续，而损益也在其中实行，所以能够日日更新，又一天比一天更新。礼乐和各种政事，在周代最为完备；后来如果有人继承周代，又从哪里加以损益呢？然而迎日推筴，古代同今天一样；颁布历法、改换年号，难道今天唯独不同于古代吗？自从忠、质、文三种政治风尚交替兴起，三统之说盛行以后，太初年间以来，只采用夏历，而三统之说便没有用处了。三统之说在后世没有用处，那么建号改元，理应在三代以前听不到。圣明天子在疆域安宁的开始，正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而正月的吉日恰好遇上上辛日，于是把“元”字加在岁首，用来引导百姓和国家一同重新开始。多么美好啊！三代以前，只有即位之年称为元年；魏惠王三十六年、秦惠王十四年，都改称为元年。汉文帝开始改元，景帝沿用这一做法，共改元两次；改元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其实还在这以前。那么在这以前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里只是把它作为开始罢了。即便如此，文帝、景帝只是有中元、后元的区别；到了武帝建元，又在年号上冠以吉祥的称号。从此以后，出现长星便称为元光，白麟出现便称为元狩，宝鼎出现便称为元鼎；有铸金泥封、刻玉为检的举动，又称为元封。至于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也都是清楚可数的年号；但称为天汉、称为地节，即使可以附会猜测，实际上也很难从意义上解释其由来。前些时候改年号为隆兴，大概是考察了李泌的意见；这件事见于《邺侯家传》，天下人都明白而共同知道。如今这次制定年号出自皇帝内心，所说的是“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释是“极之敷言，是训是行”，用来接近天子的光明。既然如此，那么光明回旋的文采、万物都能畅快看见，我们这些居于简陋门户之下的人，幸好可以相互恭敬作礼来议论它了。问文王推演《周易》，把它作为占卜的书；箕子作《洪范》，后来流传为灾异和五行的学说。唉！圣人的经典，为什么这样不幸呢？八卦的文字、九畴的次序，即使没有文王、没有箕子，这些道理原本也已经确定了。天下人依循它，却自己不知道罢了。圣人担心人们这样，于是写成书来指示他们。学者读书，应当舍弃编简的表面文字而去探求其中的道理。为什么源流一旦失传，迂腐的儒生和邪曲的士人便任意发表异说，使天人之间的道理再也显现不出来呢？唉！学者的弊病，流毒竟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河图》《洛书》不能成为帝王的嘉祥。占卜的学说起源于秦代，汉儒知道它；灾异的学说起源于汉代，汉儒却不知道它。因此不能不加以辨析。吉凶祸福的验证，不是耳目所能明白的。若说上天对人有意，那么九年的洪水、七年的旱灾，并不是尧、汤的罪过；若说上天对人无意，那么五星聚会而汉朝国运开启，蚩尤之旗出现而兴师，三十多年间又已经有这样的应验。至于千年以前的遥远时代、六合以外的事情，求索其说而不能得到，搁置不论也可以。灾异之说，对于风俗教化最为相关切，难道也可以搁置不论吗？近来彗星出现在东方，皇上警惕不安，赦免过失、宽宥罪人，不忍把灾祸转嫁给百姓，这就是先王责备自己的道理。宋景公不过是《春秋》时代的平庸君主，一句话说得好，荧惑星便为此退避。今天的事情，不必评论也可以知道其意义。请问《春秋》时代彗星出现了三次，圣人把它记下，却没有明写它的应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董仲舒、刘向善于谈论灾异与天人关系的道理，果真如他们所推测的吗？还是耳目之外的事情幽深难测，只能归于不可知呢？抑或这种道理本来明白，只是学者不能认识呢？有人说汉文帝时灾异大多出现，哀帝、平帝以后符瑞接连到来，这是因为灾祥的降临是为了警戒君主的德行；如果没有德行却虚妄地应承这些征兆，就是上天要抛弃他，反而助长他的恶行。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是妄说呢？其中一定有最恰当的道理。孟子说：“天是高的，星辰是远的，如果探求其中的原理，即使千年以后冬至的日期，也可以坐着推知。”所谓原理是什么？只是道理罢了。诸位试着探求其中所以然的原因，详细写在篇中，不要采用各位儒生牵强附会的说法。尧、舜时代的事情，三代沿袭了它。三代的事情，到了秦代荡然无存，没有一件可以传承的。汉代革除秦制，天下安定于汉。汉代的法度，在魏晋时发生变化，在南北朝时遭到破坏，其流毒到隋代达到极点。唐代革除隋制，天下安定于唐。唐代的法度到了五代，五十年间天下一天也不能守住。国家开创之初，完全革除五代的弊政，天下因此安定。如今谈论治道的人，没有不远远援引唐虞三代，往往认为汉唐不值得谈论，甚至不屑于提及。秦人开辟阡陌，废除井田，又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代以来一直沿用。文帝废除肉刑，采用髡刑、笞刑的办法；魏代以来一直沿用。隋代崇尚浮华奢靡，专门用科举科目来对待天下士人；唐代以来一直沿用。杨炎废除租调而改为两税法；五代以来一直沿用。五代多有变乱，仓促调兵；瓦桥之战中，担心士兵不能作战，又给他们脸上刺字、手上刺墨，直到今天，天下已沿用二百年。天下谈论治理的人，还把汉唐看作卑陋而不足效法，却不知道秦、隋、五代的事情，古今都还没有完全去除。拘泥古制的人不能顺应时势，只求眼前便利的人又不能恢复古道。拘泥古制的人，是书生；只求眼前便利的人，是随俗之人。如今天下如果真想考察井田制，恢复封建并提出建议，废除肉刑而改行科举，实行乡举里选，废两税而改为什一税，减少州县的军队而把兵力寄寓于农民，以恢复唐虞三代的事业，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译有人说，三代更替延续一千七百年之久，是因为有循环交替使用的办法。夏代的政治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出现，所以商人用质朴来补救；等到质朴又产生弊端，于是周人用文饰来补救。文饰发展到不能使用、弊端又无法挽救时，于是徂丘、稷下的坚白异同之说兴起。早晨主张合纵，晚上主张连横，合纵连横分合不定，又有什么穷尽呢？它造成的祸患也无穷无尽。因此秦人反复忧惧，想把一切都用刀锯刑罚来对待。秦以后，习俗不断变迁，任其自然发展，忽然之间成为经术，转眼之间又成为节义。建安七子的浮夸风气尚未消歇，何晏等人已经善于倡导淡泊清虚的言论。三代天下一千七百年的事情，好像在同一天发生；根源存在于《易》，又显露在《诗》《书》中，其中有些内容是不敢任意诬说的。我国扫除五代的弊政，斟酌百王的制度，禹贡没有完备的，吕令没有记述的，秘府没有补充的，曲台没有确定的，到这时都清楚明白地呈现在耳目之前了。近来负责议论政事、进献意见的臣子还认为，艺祖、太宗二百年来有能够巩固人心的地方，即使经历靖康之难，也没有一个人因此策划违法抗拒的阴谋，这些都是施行仁政的效果。然而治国之道不能没有弊病，想使仁政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也在于用义来补助它。比如崔实的《政论》想用严厉达到太平，诸葛武侯治理蜀地，尚且不能免于严峻，只是因为所处的情势使然罢了。他对君主所抱的微小而切实的期望，一定要君主像汉宣帝那样赏罚分明、全面核验名实，又像唐宪宗那样刚强明断、不被群议迷惑，借此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这大概在于用义补助仁，只是偶然取法于宣帝、宪宗的事迹罢了。宣帝即位第四年，亲自处理万机政务，刑赏轻重、进退取舍都由自己决定；韦贤、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等人，以宽和通达、博厚裕如相继执掌政事。因此，崔实所立的理论、孔明所实行的事，在宣帝时代似乎并不一定适用。唐代到了宪宗时，威令重新振作，擒获刘辟，拘捕李锜，连于頔也轻快表面自若而内心不安了。吴元济占有淮蔡之地，大概已有三代，但宪宗一定要讨伐平定他。王承宗、李师道想阻挠此事，最终也不能使军队和粮运停止，直到四年之久以后，淮蔡才被平定。如今如果想完全听从士大夫和儒生的各种议论，在宪宗时代也同样不一定可行。分析时事而求得其中一点正确见解，这是儒生的职责。平日里却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那么你打算怎样做呢？问周公作《周官》，班固撰写《百官公卿表》，范蔚宗撰写《百官志》，唐代兴盛时又有《六典》。凡是官职的记载，以及官制怎样变革、增减和繁简，都已经完备了。唐虞以来，随着时势而有所损益；到了秦人讥笑三代，古法所剩无几。汉朝兴起，制定三等爵位，大体沿用秦代旧制；从丞相、二千石以下直到徒史、斗食的品秩，共有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和周代制度相比，增减情况如何呢？建武以来，务求节约，如盐铁一类事务归司农管理，次要事务归郡县管理；水衡令、长、丞、尉等二十多人也一并废除。又如可以裁并的县达到四百多所，官吏职位削减到十存其一，仍然认为没有裁减完。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军职，撤去长水、射声二校尉；当时没有听说有职位空缺、人员不能齐备的事情。隋代的章程来不及完备，唐代沿袭了它。太宗确定内外官员为七百三十人，和两汉相比，其增减又如何呢？然而贞观年间已经有员外官，有的特意设置，有的因事设置，事情结束便废除；有的后来设置了却没有废除。到了中世以后，盗贼兴起、战争发生，又增加了军功授官的名目，甚至宰相兼任其他官职，其余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仰望圣明天子在礼乐法度重新彰明、更新的日子里，随着时势而作损益，并不只涉及一件事情。设置官署、任用官吏，都是为了百姓。如今府、台、寺、阁、六馆以及曹郎都有固定员额，而重要藩镇、重镇的宾客朋友和属官又再次裁减，可以说是清静心志、减少事务，真正掌握了随着时势损益的道理。然而入仕的人流越来越繁杂，而任官的时间却越来越短，这又一定有从根本上整顿、澄清源流的办法。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只有百人；夏、商又增加一倍；周代制度有三百六十官。两汉、隋、唐号称继承周代，它们的增减也可以知道。以今天的天下情况，斟酌采用古道，所谓百世之后也可以预知。诸位一定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问凭一个人面对四海，凭一天处理万般机务，看起来虽然极其繁多，却有一种极其简约的办法，大概就是使耳目相互发挥作用、臂膀和手指彼此呼应。汉初让御史督察三辅，元封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巡行各郡国，考察治理情况，穿绣衣、持竹符，乘黑盖车、树朱色旌旗。他们作为出巡原野的荣耀使者，实际作用并不止一项。周代有九赋、九式；汉代有计相、中都、转输、大农、盐铁等职掌，这些在汉代都是旧有事务。太宗曾把天下分为十道，有时又分为十五道；至于派遣使者，景云年间称为按察使，开元年间称为采访使，又有发运、转盐铁、度支等使职名，这些都是部刺史的不同名称。本朝官制沿袭前代，淳化、景德年间因为平反狱讼，把外台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以此命名官职，也算是补足汉唐制度尚未完备之处。圣明天子在国家闲暇之日，谋划治理天下的方略，探求经纬政务的方法，极其用心；把当前的事务列为七件，来督责守令，并根据能否胜任而升降黜陟，则总由外台掌管。汉代有六条察问之事，唐代的科目多到四十四种，敕令又有三十种。至于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难道不是部刺史首先应当掌握的吗？和今天所谓的七件事务相比怎么样呢？请幸而为我剖析说明。

译问三代以来，各诸侯国的大夫中，有已经受命的，也有尚未受命的吗？汉代制度是诸侯可以自行任置属吏，而郡守、国相则由汉朝为他们设置。至于掾史、督邮、从事等官，又由郡国自行任用。州牧、郡守从魏晋以后，才开始有吏部掌管选拔的制度。晋代得到一个山涛，天下人物便像列举名册、屈指计算那样清楚。魏代有毛玠，当时竟没有穿华衣、吃美食的人，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把鉴别人才作为职责，却从未提拔贫寒之士、斥退浮夸虚妄之人，只是随时势浮沉，按户调、门第选人，那么铨选综合的制度又有什么可取呢？近年以来，吏部选官，比过去严密得多；不能写文章、不善于挽弓的人，大概将会望见仕途边际而退回去了。如今因近臣请求，认为任职年月积累之后，出现了纷繁不同的条例，而那些玩弄刀笔的人得以在其中出入、摇动手脚；将选取其中可用的人，删去不可用的人，并且编成定册流传久远，这不只是当时的一番好意。把姓氏、履历和铨选簿籍登记清楚，封存控制严密，这样能够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吗？又有记录长期候选名单、依次铨注的办法，也可以说很完备了。然而又规定州县的升降、资历拟定的高下作为成例，不久又有所谓按资格循序任用，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全都归结为按资历配拟。这种制度如果停滞不通，又怎么能使用几百年呢？像魏元同、张九龄、沈既济，也曾有这样从根本到细节的论说。学习古道而进入官场，是儒生的职责；希望诸位通晓前面几件事情，选取其中对今天有补益的来谈一谈。问古代任用官员，是和天下人共同决定的，所以辨别议论得十分详细。起初在乡里考察，在司徒、大乐正那里再次考察，随后提升到司马那里，司马又进一步考察；确实可以任官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以后再发布诏令，太宰把适宜的人安置到合适职位，废弃不适宜的人。太宰所不能及的，内史又接着加以升降取舍。唉，为什么做得这样详细呢？汉代由三府掌管选官，魏晋以后把品评人物的职权交给吏部，但仍然要由州郡考察，再由大中正辨别。没有官职无论大小全部交给铨曹处理，像隋唐以来这样。官职有繁简难易，人物有才与不才，百官千品纷纷而来，而吏部却想按照任职年月的长短、官资的高低来给人排列次序、给官定等，这种做法的利害是显而易见的。但从隋到唐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制度，官员也依靠它办理政事、治理事务，这是为什么呢？本朝沿用隋唐制度而有所增减，铨衡官员的高下总由吏部掌管，宰臣可以从中选拔特别优秀的人，称为堂除。资格之外，又有保荐。实行二百年，没人错误举荐，官场也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沿袭日久，弊端有时会滋生；铨曹的常规员额，除非是冗散闲置的职位，往往一概归于政府。上下相承，渐渐使清议受到损害，荐举不过是取得足额人员罢了。圣心明察，近来命令铨曹全部恢复旧制，内则台省寺监，外则部使者，使近臣能够共同荐举人才。明确资历履历以提高选任的慎重程度，严格黜罚以杜绝私情。下至州县保荐的办法，也都沿袭旧制而加以申明严格，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诸位试着就今天的事情参照汉、晋、隋、唐，它们对此是否也有所收获？汉代的察举、魏晋的中正、唐代的三铨，从今天看来，谁得谁失？限制年资和资格的制度、考核考试的办法、荐举人才的途径，考察古代，哪个疏略，哪个严密？如果一定要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断绝奔走竞争，杜绝私党，向上符合圣明天子甄别人才、区分能人的心意，又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问尧舜盛治之时，却把知人一事看作最难；尧所知的人是舜，舜所知的人是禹，皋陶凭我所能知道的九德，想要穷尽天下人中我所不能知道的部分，这正是尧舜不把自己的耳目当作唯一依据，而把事情交给天下人的原因。三代以来，公正的道理没有一天不在天下；然而私意和小聪明常常出自上位者，那么天下所拥有的公道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天子凭借真诚而明察的本性，以日日更新、不断更新的德行，铺陈安排各种事情，应对万般变化，而且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却退居到不亲自包办一切的位置。近来想让内则台省寺监以及诸尹、御事之臣，外则侯伯、部刺史，各自举荐他们所知道的人，并按内外分别确定名额，这在唐虞之时，正是所谓优先处理最要紧事务。然而陈平、周勃是汉高帝亲自任用的，张行成、岑文本是唐太宗亲自任用的；人物的取舍决断，常常在我而不在天下。得到一个房玄龄、姚元崇这样的人，贤与不肖便由此确定，似乎人才的长短又未必广泛存在于所有百官之中。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如果说臧文仲还要等别人举荐柳下惠，他果真足以称为贤吗？季札在齐国得到管仲，在郑国，晏平仲得到子产；在卫国得到蘧伯玉，史防在晋国得到叔向；他们所得到的都是当时有声望的人。知人之难，尧舜都以为忧患，为什么季札却曾不以此为忧患呢？把这几件事反复推究，又怎么能敞开心胸而没有一点疑惑呢？辨析说明其中所以然，如果偶然对朝廷政事有所补益，这也是田野之人的诚恳心意。问知人这一件事，即使尧舜也认为困难。大概世上最难的事情，在于即使尧舜也不能轻易做到。共工、驩兜这些已经呈现在耳目之前的人，尚且苦于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至于百揆、四岳、州牧、侯伯，又从哪里能够全部了解呢？皋陶把九德作为知人的关键，想凭这九种德行来斟酌任用人才。至于众多顽劣、谗佞、邪说之人，不能把他们当作有德者，于是用侯刑来明示，用鞭打来记载。这样一来，人的长处短处、事物的好坏，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如同在几尺见方的房间中寻找一样。自周公以来，用来治理百官、整饬群吏的制度，又有八法、八柄、六职、六计；对于官府、都鄙以及杂然分布的各个邦国，没有这些就不能有所举措。汉代中元二年，把秦制改为太守制度，太守春天巡视县邑，年终便逐条上报。元封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以六条察问政事。汉代以秩千石的官为令，以五百石的官为长。所谓太守，就是根据其治理成绩来考察；太守身负二千石的重任，而部刺史又能依据六条来黜陟他们。汉代的法制，最接近古制的，只有这一项。圣明天子考察大法，专心处理各种政务，把田间乡里的百姓尚未安定，作为警惕而日夜忧劳的念头。

译近来大臣上奏旧例，提出先正温公所制定的八条，想把它作为使者、守令的职责。这番话，大概关系到治理的根本。参照史籍来看，郡县官员的升降，难道也会有不超出这八条所说范围的吗？有虞氏的治理、周人的法制、汉人的制度，和今天用来维系大小事务的工具相比，哪个详细，哪个简略？问天下是巨大的事物，内外的形势有轻重等级。古人有取法于秤衡的，大概是想使它没有彼此高低轻重不平的弊病，这样才算得当。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只有百人；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稷、契、皋陶所掌管的官职，终身只任一职。周代六官所属各有六十人，比古代完备得多。王畿以内的诸侯，入朝便做王的卿士；至于井田、牧地，则派公卿出去治理。各诸侯国的情形，也和王畿以内相同。郑武公、郑庄公父子都做过周的司徒；齐国强大，于是又有天子的二守，国氏、高氏便在其中。成王、周公制定的典章，几百年实行下来，没有偏向哪一方面而不兴起的。汉代以来，秩禄二千石的官员以政绩高第入任九卿；也有人历任九卿后又掌管郡政。馆陶公主身份尊贵，想为儿子求得郎官尚且不能，足见郎官的秩禄确实很重要。然而千户之邑，竟然让郎官担任长官；汉代制定这样的法律，怎么能不说接近古制呢？恭敬地想到皇上总揽万机，大力提拔各类俊杰，把朝廷内外看作一个整体。卿监、郎曹以及郡守、部使者，一定要让他们交替出任内外职务。至于侍从左右的臣子，不是从鸾台、紫薇、谏官、御史中选取，就是从藩镇辅弼中选取资历考绩最优异的人。诏令辞意温和雅正，出自皇帝的内心，这确实是百世不可磨灭的制度。贞观以来，唯独重视内任，而县令、刺史的选拔却很轻率。开元以后，声望雄厚的郡还偶尔稍加选择人才，至于江淮、陇、蜀地区，则无暇顾及。即使从冗散官员中提拔到方面任职，也都认为是降职，往往把州牧、郡守看作被斥逐之地，因循的弊病几乎到了这种程度。唐代兴盛时，名臣接连出现，他们飞章上奏、激烈论辩，切中当时事务的，哪一种不多呢？考察参照史籍，阐发君王的言论，这是儒生的职责。希望听听其中的大概。问毛玠掌管选官时，甚至有人乘坐柴车经过府寺；杨绾任宰相时，甚至有人拆除园林、减少车马侍从、削减歌舞音乐。难道激浊扬清是铨衡官员的职责，提拔贤能、斥退不肖是宰相的事情吗？官员的取舍在这里表现出来，而好恶也在彼此之间显露出来。他们因此欣羡、赞叹和感慨，不约而同地自然一致。根据一时人物来评定当世人物的高下，这还可以谈论。伯夷之所以自处，是因为不顾天下人的毁誉；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劣的人会有所收敛，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一个西山的普通人尚且能在百世之上奋发振作，百世以后听到他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励的。名公巨卿以及世人所谓有道之人，看待天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何况所谓大路之间的一纸诏书，它所起的荡涤和鼓舞作用，又应当怎样呢？圣明天子把慈爱和节俭当作珍宝，不敢自我闲暇、自我安逸，给郡国发布的十行细札，大概没有一个月空缺。并且说，文王时代，在位者有羔羊、素丝那样的节操；这不是等待矫揉造作的办法，也不是依靠奖劝惩罚的手段。如今怎样修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如果这些都出自圣上的内心默默体察，又何必担心道德风俗不如古代呢？即便如此，仍有可以谈论的地方：汉文帝穿弋绨衣、穿革舄鞋，把百金看作普通人十家的财产，从不轻易使用。文帝用自身约束自己，却不能使百姓改变心志而归向正道，是因为当时俗吏还很多。文帝时代，只有河南吴公以治理成绩天下第一，其他人便没有什么声名。至于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在宣帝时代纷纷受到称赞；杜诗、任延、锡光、第五伦、宋均等人，在建武、永平年间也都是声名显著的人。文帝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百姓，而当时循良之吏最终没有听说像这些人一样成批出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亲自以身作则吗？还是因为实行讲求实际政绩的政治不可延迟吗？通晓当代事务的人，希望说明其中的所以然。问：同样都是尧、禹，同样都不是盗跖，认为该肯定的就是肯定，认为该否定的就是否定，这只是世俗学者和普通人的见解。天下本来有独自认为正确、独自认为错误的道理，不从言语上寻求，而从忘却言语、体会本体上寻求，或许能够有所契合。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了道路，孟子拒绝并驳斥它。杨朱、墨翟都讲仁义，但学习杨朱、墨翟的道术便会成为祸害；仁义本身并不是祸害，只有孟子知道杨朱、墨翟的言论会危害天下后世。至于杨朱、墨翟，其实未必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杨朱、墨翟。荀况写书来非难墨子，他一定是知道孟子的人，那为什么又连同孟子一起非难呢？韩愈考察并相信孟子的学说，他一定知道墨氏的危害，那为什么又认为墨子的言论对圣人没有亏负呢？孟子同时否定墨子，又同时肯定仁义；难道可以用是非来求取答案吗？还是不可以用是非来求取答案呢？请各自依据所见来说明。《艾轩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