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轩集卷四　　　　　　宋　林光朝　撰策问

译唐代自元和以后，作者中可以数出像屈原、司马相如那样的，实在是稀世之文。学习并仿效他们的又是谁呢？汉、晋一代的文章，未有超出这几个人的，为什么他们竟能得到如此多的推重呢？当时的人物，宗元有所避讳而不谈；至于后人品评他们，则没有妨碍。国家开创之初，文章还不完备，作者往往沿袭旧有习气。等到欧阳子倡导古学，文章才开始发生变化。熙宁、元丰以后，学者都以王氏为宗师；再后来苏氏出现。现在的学者不出王、苏两家，他们之间的是非得失，各自有所不同。君子对待文章，只是不肯苟且而已。一定要像画师面对形体、盲乐师面对声音那样，耳目一旦不能接触，就无法辨别美丑、清浊。试着寻求汉唐文人的体制，再拿它同今日所崇尚的文章相比较，也足以知道诸位写文章的大概了。询问陈述《诗经》以观察民风，采纳贾谊的意见以了解民众的好恶，这是先王敦厚风俗的用意。文章体制的变化，难道同风俗有所联系吗？所以读虞、夏的书，可以感受到浑厚充沛的气象；商书浩大，周书严正，内外相互映照，虚实彼此呼应，不可能伪造。战国崇尚纵横之术，文章巧妙而善于辨析；西汉崇尚经术，文章质朴而有条理；晋代崇尚清谈，唐代崇尚辞章，文章也随之变化，这是学者所知道的。三代以后，淳厚日渐衰薄，质朴日渐离散，其中合人心意的，也只有几个朝代罢了。齐、梁、魏、隋和五代之间，政事随风俗而变，气势卑弱而不能伸展，文章浮夸铺张而缺少实质，君子没有什么可取的。文章确实同风俗有关系啊。皇上以光明广大、继承熙盛的学术，将要同天下共同推行；分设科目，崇尚学校，用来涵养人才、造就人才的措施已经十分周备了。风俗的变化，尤其不敢忽视。冒昧请问，自有文字以来，六经、诸子、百家、传记的言论纷繁众多，学者将依据什么呢？圣人的经书，起初并没有固定的体制；读书时不知道有《易》，读《易》时不知道有《诗》，以至于《春秋》和三礼，它们的文章并不相互承袭，却同样出自圣人，那么应当以哪一种为正呢？扬雄《太玄》、王通《续经》，都是有意针对六经而作的，君子却不把它们当作经书，为什么呢？圣贤的文章，虽然体制不同，但大体上同六经相互表里；至于雕琢如刻玉剪彩、骈花丽叶，只是供耳目观听的技巧罢了，如同下棋、击剑的技能而已，为什么要把这些当作文章呢？骚人的辞章幽深愁苦、愤懑郁结，不像六经那样简明平易。知晓文章的人说它可以同日月争光，为什么呢？孔子去世以后，后世所取信的是六经；同六经相同，未必就正确；同六经不同，也未必就错误。在同与不同之间，一定有它的道理。假如说圣贤之学不在于无用的空话，那么千百年以后，没有六经、没有诸子、没有百家、没有传记，却能领会古代圣贤用心的人，又不知道会是什么事情了。希望您详细说明，以便考察诸位君子的学问。古代只凭射箭一事，再配合歌唱和登降的礼节，于是贤能与不肖便无从逃避了。质朴之风一天天消退，虚伪一天天滋长；有人说弓箭之事不值得推崇，于是又把他们的道艺、德行记录下来，当时人安然接受，并没有异议。道术分裂，邪说纷起，有的坐守徂丘，有的奔走稷下，早晨游于燕国城下，晚上叩击秦国关门，这些都是先王时代所说的游惰之士。发布策问、决定科举等级，其源头大概由此产生，用来压制游惰求仕的习气，并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仕进之门。汉、晋、隋、唐制度沿革不同，却没有一天能够废除它。六经有训诂，所以其他学说不能扰乱它；时间久了，却又把训诂分拆开来，投入笺注之中。《三百篇》的诗一变而成为《离骚》，再变而成为词人的赋。因此谈经的人有时流于穿凿附会，能作赋的人有时流于支离破碎，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科举设置的目的，是在这两方面考察天下士人，不可以偏废；然而很少有人能兼通二者。拿司马相如来考经义，他就疏略了；拿董仲舒来责求辞章，他就拘泥了。能够兼包六艺，又以作赋著名的，只有贾生、扬子云是这样。圣明的天子铺陈宏大的谋略，招徕众多士人，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是想网罗各人的长处，只是还担心主管官吏有所遗漏。近来因近臣请求，想使这两方面像衡器一样彼此较量，不再有重此轻彼的弊病。唐代明经科以《经》义的上、中、下等分等，至于进士科所崇尚的特别只是辞藻。如今把明经、进士合为一科，是想求得兼备各种才能的人。自贞观以来，通晓经书、博览古事而又兼有雕琢文辞技艺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希望详细说给我听。询问古代的法制比后世严密，而古代的道术却不容易恢复，这正是学者深入探求其道理却无法得到答案的原因。自从六乡之法败坏以后，贤能之人的记载就不再见到；自从五等爵制的议论废止以后，泽宫习射之事也不再听闻。汉代有贤良方正科，隋代有进士科，大概都是取法古制而形成的。汉文帝十五年才得到晁错，汉武帝元光年间才得到公孙弘、董仲舒一类人。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大概也还保存着六经后裔般温厚的气息。至于始元、地节、初元、建始年间，有时因为旱灾水涝，有时因为日月出现灾异，便借此探求百姓的疾苦，询问政治的弊病，所以才举行这种选举。由于接近古代，而且郡国、三辅都有这样的人才，他们便纷纷从各处赶来。进士科开始于隋大业年间，在贞观、永徽年间兴盛；按若干年计算，大约有十分之二的人后来达到臣下地位的极点，又有十分之六七登上显要职位。然而当时并不以通榜取士为嫌，也不以奔走竞争为耻。陈子昂奔走京师，文章多达百轴，到最后却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牛僧孺一遇到韩愈、皇甫湜，声名便增加了十倍。崔郾掌持文士考核的标准，而吴武陵想把杜牧列入前五名。

译王起向李德裕询问他想要什么人，于是得到了卢肇、姚鹄。吴武陵为什么公开称道他们，而李德裕还认为这是公道呢？数百年以前，竟有这样的事情，却再没有人私下议论它；同结绳记事的政治相比，又怎么样呢？我国荡平天下、修饰人文，对于历代取士的方法，都是有的加以损益而并用。在干德年间有三科，在景德年间有六科，天圣以来又增加到十科；这些由天子亲自下诏设置的，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最盛大的选拔了。建隆初年，进士科仍旧沿袭原来的制度，每年大约录取几十人。到了太平兴国二年，以进士及第的达到一百多人。从此有时隔一年，有时隔三年举行考试，并分列甲乙等科，录取的人便更加多了。如今天下都渴望贤能俊杰，三十年来却没有听说以贤良方正科中选的人作为第一名。进士一科施行了几百年，考察约束的办法比前代完备得多，可是民间道路上的人仍认为增删改革不能仅仅如此。背柴人的话尚且可能补益国家的议论，何况通晓经史、见闻广博的人呢？沿用汉唐制度而希望达到古代之道，这个说法究竟怎样呢？问：在战国诸国分合的形势下，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如仁义值得依靠；在诸将争斗、拔剑击柱的祸患中，三尺之法不如绵蕞之礼更令人畏惧。治理天下的工具，有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其作用却非常大。大学的作用多么伟大啊！不是通达世务、明白道理而不计功利的人，不能同他讨论这件事。皇上焦心劳思，不能安坐，慨然把杰出人才放在心上。近来近臣有人以大学之事请求，听说朝廷内外的议论为之一新。兴办大学，并不只是想笼络后进，为他们谋求做官的道路，夸耀一时，因循旧例而已。实在是因为几年来雕虫小技、穿凿附会的学说，使人厌听而乐于拒绝。一定要有像胡宪那样志向笃定、像郭元振那样重视义理、像何蕃那样不屈从而坚守操行的人，纷纷兴起。冒昧请问，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所设置的学校，有的分为上下、东西，有的成为国都中的制度，用以区别四郊。辟雍兴起于汉代，国子学兴起于晋代，四门、书馆这些名称兴起于唐代。历代的制作制度为什么如此不同？从分解经文、辨明志趣开始，经过这样七年，称为小成；再增加两年，能够坚定自立而不回头，就称为大成。有的分解三传，把《仪礼》作为专门研习的经书；有的把经书和传文分为三部分，同时通晓老聃、孟子的著作。他们研习学业、造就人才的做法，又为什么如此不同？祭酒、司业以开导奖勉、诱掖扶持为职责，必须让宗师和有深厚德行、学问不背离圣人的人担任。然后修明六礼来节制民性，阐明七教来振兴民德，整顿八政来防止淫乱，用一道德来统一风俗，供养老人来使人尽孝，救济孤独者来周济不足，尊崇贤人来崇尚德行，甄别不肖者来贬黜邪恶。这些都是大学的道理。它的详细内容可以讲给我听吗？也请一并同诸位商量。问：封建和井田，是古代的良法。古代实行封建，分为十等：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的诸侯国听命于七十里的诸侯国，七十里的听命于百里的，百里的又听命于天子。因此天子能够在掌握之间调动天下，这就是三代长久的原因。古代井田制度按十份土地供养一人，王畿的土地有百同，是九百万夫的土地。减去三分之一作为山林、城郭等地，实际为耕地的有六百万夫。土地有肥瘠，又按两年轮换耕作计算，实际为耕地的有三百万夫。每一夫的土地上，农夫供养五人，那么王畿以内一千五百万人就可以依靠它得到供养了；推及九州，也可以知道。成周登记九州户籍，不过一千三百余万，四千多里土地，约为十份土地供养一人，这就是三代没有穷困流离之民的原因。世人谈论封建制度，用《周官》的土地制度来考察它，而《王制》所说的多少又不同，于是归结为周公有所损益。然而齐、鲁以公侯之国的等级，土地并不少，却少于百里，这一点令人怀疑。谈论井田制度的人，以小司徒所说的九夫推到四县之都，用来比较匠人所说的九夫达百里之同，详略并不相同，于是便从旁增加里数；古人一定有固定制度，却贸然根据纸面上的话加以增减，也很可疑。涂山会盟时，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商人承袭后合并为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周人承袭后分为一千八百国，一次合并，一次分裂，形势必然极其纷扰，圣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公邑一定实行井田，一同土地有沟、洫、浍三种水道；乡遂一定开凿沟洫，万夫之地而遂、沟、洫、浍、川有五种水道。土地广阔而能兴修水利的反而少，土地狭小而能兴修水利的反而多，为什么呢？公国没有附庸，五百里的土地就是极限；鲁国以侯爵却加在上公之列，于是有了附庸的等级，为什么呢？一家有百亩土地，征收十亩的税，这是十一税法；而公田有百亩，八家共同耕种并缴税还有余，却概括称为十一税，为什么呢？后世废除封建而实行郡县，对国家是否有利？破坏井田而开辟阡陌，对百姓或许有便利吗？几千年来再也没有看到井然有序的天下，秦固然失去了它，汉也没有真正得到它。汉人距离三代并不远，既然改变了秦的道路，那么封建、井田为什么不再恢复呢？问：三代向百姓征取赋税有一定限度，养活百姓有一定办法，对于赋税的轻重、征敛与散发也有一定制度。三代的遗迹还可以寻见一些；秦汉以来，却偶尔失去了这些制度。古代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积蓄；按三十年计算，就有九年的积蓄。国家有九年的积蓄，那么旱灾水涝的祸患就不值得忧虑了。考察《禹贡》，百里以内缴纳禾穗，二百里以内缴纳禾束，三百里以内缴纳禾秸，四百里以内缴纳粟，五百里以内缴纳米。这就是古人使粮食新旧相接、足以作为九年粮食储备的方法。鲁国一年没有麦苗，就要向别的诸侯国买粮了。可见鲁国作为国家，连两年的储粮都没有。后来经过战国和强秦，先王的法度几乎完全毁坏。汉朝建立到文帝时已有四十年，官府和民间的积蓄仍有不完备的地方。又过了几十年，太仓的粮食已经红腐得不能食用。这样看来，积储粮食的方法，果然还是没有得到古人的真传。常平法在汉宣帝时实行，宣帝采用它的主张并敬重提出它的人，甚至授给他通侯的爵位。这种制度虽然在三代以前没有明显记载，但先王的美好用意正在其中。周人有十二种荒政，用来聚集万民、散发财物、减轻赋税、缓办刑罚、放宽劳役，这是其中最先实行的几项。

译所以年成歉收、物资不足时，向百姓征取不过十分之一，而且还在其中实行荒政。这正是后人急于实行平籴法的用意。常平法在汉代实行，经过晋、宋以下各代；义仓一项，则在开皇年间实行。后来戴胄曾经主持这种主张，从王公到庶人，都按照田地多少分等征收。这种制度并不是仅仅如此，大概是因为对百姓的忧虑极其深切，所以施行法令也极为完备。仰想皇上怀着焦劳恻隐之意，把它寄寓在反复叮咛告诫之中。郡国远方，持节官员出发开仓，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如此。先王的成法，百代都在使用，到这里变得更加严格而周密。然而一年歉收，百姓面有饥色，那么法令的根本用意，或许仍有未能完全实现的地方吗？试考察近代，贞观二年才开始允许建立义仓，十三年以后常平法才出现。开元初年，这件事又更加详备。荆、扬、襄、防、绵、益、蜀、汉等地都用常平法积储粮食，粮食这样源源不断地增加。然而这两种制度实行久了也不能没有弊端，常常每隔三年，或把陈粮运送到京城，似乎并不是义仓的本意。又到天宝以后，常平法败坏，因循不办将近三十年，甚至检查竹木、茶、漆等物来增加所出售的数量，这样一来，常平法就…… 只是徒有法令罢了。唐人积储粮食的数量，有的还可以考察。义仓最多，常平次之。以本朝熙宁年间比较若干年的情况作为常态，那么盈亏大致可以知道。如今把天下同前代的制度相比，增减有多少？如果仍然没有完全做到，那么补救弊病的方法，应当从哪里提出呢？班固曾说九州的风俗：由于百姓的刚柔、迟速取决于水土的风气，所以称为风；由于百姓的好恶、取舍随着君主的情欲而变化，所以称为俗。因此，风只停止在一个方国之内，而俗往往形成于天下。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封爵；桀纣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诛杀。若不是水土风气各有不同，曹地奢侈、魏地褊狭，桑间濮上的淫荡无节，又怎么会如此？秦地百姓借锄头拿扫帚起事，天下风俗便全都败坏了。然而豳、都、酆、镐一带，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到汉代还存在；而旧日老人所说黄帝、尧、舜居处的地方，其风俗教化本来就不同。难道有了圣人的恩泽，即使过了百代，在横暴的百姓和暴虐的政治之下，也不能骤然改变吗？河内是商代旧都，已经改变了唐叔的风气，而当地风俗互相侵夺、薄情寡恩，仍有纣王遗留下来的教化，为什么呢？颍川、南阳本来是夏禹的国土，夏人的忠厚终究抵不过申不害、韩非严酷残害遗留下来的影响；而黄霸、韩延寿相继任太守后，教化盛行，百姓变得笃厚。卫康叔的德行，反而不如所谓黄霸、韩延寿，为什么呢？鲁人的风俗喜好礼义，人们认为这是周公、孔子的恩泽；但他们诋毁巧辩的过失，难道也没有出自周公、孔子的一面吗？齐人的风俗喜好经术，人们认为这是太公遗留下来的风气；但他们多诈而不真诚，难道也没有出自太公的一面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风俗的根本，其道理究竟在哪里呢？黄帝以无为而取得一切胜利，尧、舜不交战便使敌人的军队屈服。三王治理天下，有甲兵的准备，却没有战争斗争的祸患。这正是春秋、战国以来那些成为战争首倡者的人常常拿来作借口的说法。兵法著作按次序共有十三篇，文字简约而作用周备，源流深远而旨意精到，正如老氏值得诵读的，也不过五千言。然而那些宽衣博带、以儒者自称的人，对于兵家一卷书，却昏昧终身而不知道。即使有些内容不一定必须知道，至于仁义、节制这些原则，施行于一国而推及天下，怎么能说对它们没有益处呢？周人把军队寄寓在农民之中，有六乡、六遂以及诸侯井牧的制度；沟洫和田地或许不同，而王畿之内同列国相比，又或许不同，那么其中寄寓士兵的多少究竟怎样呢？齐国把内政分裂为三军，约以司马穰苴的办法，这说明各有长短，各有所合；可是管子说我这样做可以很快在天下取得理想结果，又是为什么呢？北周、隋、唐以来，府兵制度非常严密，不久一变而为彍骑；到了五代，又一变而为黥面、涅手的制度。府兵法败坏，至今将近数百年而不能恢复；制度多次改变，它们的利弊相差又是怎样呢？况且有文事就一定要有武备，今天所以谨慎守卫边关、整顿军政，是不是因为掌握了五帝、三王以天下为尺度的道理，而不像这样急切求治呢？至于帷幄中的谋划、宴席上的筹策，我不敢妄自知道；我所能知道的，只是文书中已经陈述的事迹。请试着说明其中的所以然，不要说我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自汉代以来，编次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去不合用的，定为三十五家。如今这三十五家中，可以逐一列举的究竟有多少？世俗把握机之法传说为黄帝所作，就是所谓丘井之象，四面八方的阵形。诸葛武侯从沙上取法而布成八阵，说的就是这件事。近世把其中一种作为营阵之法，把五种作为方、圆、曲、直、锐的形势，这又是孔明的旧法。战争的变化怎么可以穷尽，却又出自同一个根本；那么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虽然相隔数千百年，仍然如同面对面交谈。国家在多事之时，将那些急于求得腹心、干城之才的人列入博士，以兵法考核他们，又反复评议考察，来穷尽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难道认为《诗》《书》《礼》《乐》对于元帅来说可以不放在后面，军旅中的雅歌投壶却可以缺少吗？如果吕防所学有这样的内容，本来就应当刮目相看。考察兵法，没有超过孙武的；孙武十三篇，又没有超过《虚实》的。把虚实的意义引申开来，写成千章万句，也不出使敌人受我调动而不使我受敌人调动这一点。孙武想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而吴起所采用的办法，有许多并不是孙武所说的以正兵合战。考察这三者，在轻重高下之间究竟怎样？张良从圯上得到一卷书，说读它才知道是太公兵法。《六韬》自成一书，而《三略》似乎并非出自太公；周代的司马官，则是太公遗留下来的制度。有人说穰苴担任司马官，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到齐威王追论古代司马法，又叙述穰苴所学，遂成书数十篇。如今流传的只有《古司马法》，而且并非穰苴所作，不知究竟是什么书。诸家兵法中，只有伍法最为完善；《尉缭子》有编伍的命令，它同其他兵书是否果真一脉相承？李卫公平定突厥用奇兵，却想用正兵征伐高丽；又说孔明七擒七纵是正兵，不是奇兵。七擒七纵却不称为奇兵，这实在难以理解。像这些问题，若一定得到马援、荀彧同他讨论，才差不多不会迷惑。

译岐伯的问答，千万百姓都在使用；黄石公一卷书，百战的胜负也不超出其中。难道古今始终一样，人事相距不远吗？第五琦在泾原谒见皇帝，因而说当今最急迫的是军队，军队的强弱取决于赋税，赋税的来源以江淮为财赋渊薮。后来用兵数十年，粮饷运输并没有多少困窘，所依靠的正是江淮的财力能够承担。吴、蜀彼此唇齿相依，而夷陵、荆襄上游的形势，虽然分属两国，实际上相互联结。两国合力，什么时候不出兵，却从未把费用不足当回事。安史之乱经过数年才平定，而吐蕃、回纥、党项、云南一带又没有一年安宁。自至德以来，把朔方置于不顾，几乎三十年。许、蔡、定襄已经不是我方土地，调兵日益急迫，供给费用日益增多，通常赋税不够，于是出现了催促限期、另行摊派的名目。吴、蜀在当时没有听说向百姓另行征取，却纷乱到这种程度。唐代自九节度的军队攻打安庆绪，未能立即消灭他，史思明便有收拾残余势力的意图。唐代宗从陕郊采取惩戒措施，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军队来抵御西戎，河东有太原的全部军队来支撑北方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当时朝夕谋划的事情，只有军队和粮食这一项始终不能稍有放松。第五琦曾经以榷盐所得资助军费，却没有增加百姓赋税。刘晏接替他以后，制度更加严密。刘晏死后，这项制度很久没有振作。李巽刚一掌权，便达到刘晏最多的一年，第二年又超过了它。第五琦长于谋划，刘晏的制度已经十分严密；李巽又比刘晏更严密，财利没有一点遗漏，但这样便使民力单薄空虚。为什么当时还称赞他是有才干的人，没有人提出异议呢？吴国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蜀国有诸葛孔明，这些都是一方的杰出人才。却从未听说他们用笏板筹划边防，而有粮饷不足的忧虑，为什么呢？自天宝以来，军籍、民籍同吴、蜀全境相比，增减有多少？如今天下形成吴、蜀唇齿相依的形势，而泾陇、伊洛以及吴、蜀的土地，敌人不能占有，我们却兼而有之。前些日子淮泗之战，从两军交锋直到回军收兵，都没有烦扰百姓。以今天比照古代，应当采用那些人事相距不远的办法；所谓粮米并非不多，兵器铠甲并非不利，那么策略又应当从哪里提出呢？问：酷暑时阴气生，严寒时阳气复苏，这是天地万物常常显现于消长往来之际的情形。魏明帝黄初年间正盛，却听说代北偏远荒凉之地有拓跋氏兴起。郭钦、江统开始为司马氏谋划数千年的计策，而刘元海很快就已经到来。刘元海尚未出世时，曾在洛阳城下倚啸；王夷甫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东面连接齐地，西面俯视龙山、燕赵旧地以及韩、魏郊野，这些都是我们的旧有土地，而晋人无可奈何，甚至要相继放弃它们。黄河、济水一带是天下的要地，曹公建立根基的关隘就在这里。陈留是用兵之国，四通八达的道路汇集于此，也是袁氏必争之地。邺有三台的坚固形势，向西连接平阳，如同咽喉相连，不能割舍。这一说法并不只是石勒知道。肴山、函谷四面险塞的形势，姚泓已经失去了，赫连勃勃又安然兴起而不可制伏。今天下有这样四处要害：胶西之战，凶恶的首领被消灭，北海、东莱就会很快响应。我们把军队驻扎在上蔡、临汝，把游动部队布置在唐、邓，那么开封就没有一天能得到喘息。过去有人想用五千轻兵从斜谷奔赴关中，那只是侥幸偶然成功的办法。我们已经在郏鄏定都，而且将要到汧阳饮马，那么关中凭什么不恐惧呢？河南全境都在我们眼中，进一步推进锋芒渡过黄河，也不能落后。然而听道路上的人说：‘敌人想把白沟以南的土地带回职方，使者叩击关塞，而守关人却拒绝了。’ 难道真的没有折损一支箭杆、遗失一枚箭头，而前面所说的四处要地却不能全部得到吗？还是这件事尚未决定呢？石勒畏惧祖逖，竟至于两次通好，难道可能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袁谭想同魏国合力，才不得已采取这种行动吗？刘备害怕曹公到汉中，于是赶紧同吴国讲和，难道不是有所忌惮才这样做吗？至于两阶之舞，本来不是用来招致远方之人的，而远方来归的人对事情有所不知，却仍然如此，难道也是这个原因吗？军队远行万里，其中有些事情可以像数一二那样清楚，却又不能不依靠儒生。问：古人不怕巡狩烦劳，是说随从车马少，供给停顿容易满足。后世把巡狩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所以才有了观察风俗的使者。汉代用绣衣使者巡察郡国，到东汉都城时则用御史督察军队。唐代设置各种使者，大体都是汉代制度。贞观初年派遣使者十三人，后来又设置十道使；再后来有按察、采访的名目；又后来有度支、营田、劝农、黜陟、常平、转运等名号。盐铁使自第五琦开始，节度使自贺拔延嗣开始。至于宣谕太原，刘总像兵器架在脖子上一样，宣谕使或许也由此开始。今天子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书，因为两淮尚未安定，日夜忧劳，于是暂停论思之臣的职事，以解除忧虑牵挂，这是盛大的德政。然而田地仍然荒芜，户口刚刚恢复，修筑城池不能废止，运输粮饷不能节省，所以一定要有招抚来归、安定恢复的策略，像古人所说的五术、八计、三科、四赋、六德、五要那样吗？凡是想寻求百姓疾苦，关键在于持节出行，而且不只是汉以来如此。古人也有这种制度，《鹿鸣》这首雅诗不过十几句，而《四牡》则是慰劳使臣归来的诗。《皇皇者华》则是君主派遣使臣的诗。周宣王中兴时，又有哀怜百姓的使者，出现了《四牡》《皇皇者华》等诗篇，同时还有《采薇》《出车》《杕杜》这一组诗。这样治理内外，又怎么会有偏废而不能振兴的地方呢？如今使者乘轻车一出发，朝廷还用礼乐为他送行，皇上的话语谆谆告诫，把周遍地询问考察作为要务，难道是希望田地日益开辟，户口日益繁衍，修筑城池不再叫苦，运输粮饷能够接续吗？从前叔孙穆子出使晋国，曾对□国的行人说：‘询问人才叫作诹，询问事情叫作谋，询问道义叫作度，询问亲近关系叫作询。’如今有这样的出行，就应当按照穆子的说法，分清次序先后而加以运用。这是当世的事务，我们这些人中一定有通晓其中道理的，希望一并说出来。

译问：周武王刚下车，就在商容的里门前俯身致敬；晋文公把区区攻伐别国当作自己的志向，却告诫军队不得进入僖负羁的住宅。武王以公正之心对待天下，重耳却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琐屑而不足称道，这就是王道与霸道所以显然容易分辨的地方。从北海、胶西出发，就是齐鲁的乡土；从新蔡、临汝出发，就是陈、郑的故地；从武当溯流而上到伊洛，从秦、陇指向关辅，这些都是中州的旧土，是衣冠人物、爵位乡里的来源。前些日子出动兵车作战，一天开辟百里土地，还来不及解下弓囊，弓箭、旌旗、束帛就要向四面八方交错出动了。难道要使弦歌之俗混杂于侏儒蛮夷之中，使戴冠束带的百姓沦为穿左衽衣服的人吗？一定会有孤独愤懑、长声叹息，逃避声名、隐伏不出，不因别人施舍的一顿饭而改变一生志节的人，像李谧、郑修那样，从未有一天想自我推销。即使夸耀地看待诏书，也会说：‘这有什么值得用它来劳烦国士的呢？’张文诩曾感叹说：‘年老将至，而修立的名声还没有自行建立。’在经历辗转艰难、百战纷争的日子里，尚且不肯接受不洁之事的人，又怎么能在世上毫无声闻呢？有人说新都尚未焚毁，所以薛方谨慎行事而言语谦逊；逢萌又是所谓见到时机便行动的人，周党甚至托病不出家门。王霸甚至脱去冠带、辞谢交游和官职；等到天下再次平定，天子空出座位，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意思，那么薛方、逄萌受聘而不来，又是为什么呢？至于周党、王霸来到而不能使他们屈服，后来像严子陵这样的故人，有时也会如此。以今人比照古人，征聘贤士的鹤书发出后，真的会有人翻然改变而前来吗？还是这件事尚未决定呢？问：舜到达邓地的旧墟时，那里已有十万户人家；太王迁居岐山之下，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帝王兴起，有能够感动人、启发万物的力量；人们纷纷充实而来，翩翩而至，起初并不需要约束、期望和防备就会这样。平安无事的日子，士、农、工、商四民杂然往来，如野鸭大雁来去，不知道法律带来便利，政治带来安定，刑罚带来肃静，禁令制度起到防范和疏通作用，只知道没有受到扰害。等到赤眉之乱以后，便有歌唱吟诵、思念汉朝的人；又经过范阳之乱，才知道唐朝的恩德在人心中，仍然有人没有忘记。只要看见司隶官，就高兴地显露颜色；只要看见官军，就欢呼不止。人本来都有这样的心，谁会独独没有呢？没有这种心，那么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又将把什么作为依托呢？兵车会盟时，百姓端着酒浆全都赶来；如今大道施行，同他们重新开始，这就应当有人携带扶持、肩挑背负，络绎不绝于道路之上。周宣王的事迹被写入声诗，《鸿雁》一诗，就是为流离百姓而作。刘琨长于招来安抚，却短于安置治理，一天之内，虽然归附的有几千人，离去的也有接连不断的。王浚看到别人依附自己，却不能很好地保存安抚他们，不久他们又离去了。近来方面大臣以此请求；两淮、荆襄要使百姓还乡、安定、聚集，应当像《鸿雁》所写的救济流民那样。即使得到刘琨、王浚这样的臣子，德意尚且不能向下施布，何况那些所谓悠悠然的普通人呢？不知道汉、晋以来，在两淮、荆襄以清廉善治著称的人，他们招来、安抚、保存百姓的办法，能够用于今天的，究竟有多少条呢？《艾轩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艾轩集》卷五。宋代林光朝撰。记类。《郭氏旌表门闾记》。有一个人因孝行闻名，天子为此感叹并改变容色，甚至亲自大书其门，以示褒奖、劝勉和表彰。莆田东北角只有林氏是世代旧家，门前的双阙如今还完好无损。南北往来的道路正当要冲，经过这里的人，凡是到达此处，必定下马停车，然后才离开。三百年来，有郭君这样的孝子，与前人相比也毫无惭色。先生相貌古朴，内心纯一，不杂他念，目光所及不过寻丈之内，口中不谈时事。听到别人的过错，就捂住耳朵离开。因此豪杰俊才、愚昧暗弱、痴愚刚愎、巧言善辩等各种人纷纷而来，人的品类还有什么没有呢？同他相处，有时连续几刻、几天、几月乃至一年，有时偶然相逢，不过转一下手臂的工夫；他一定把相处看作古人的境界。先生年轻时游学太学，以操守品行著称。四十多岁时客居钱塘，听到母夫人去世的消息，便赤脚走了二千里，每哭一次就吐血。他家中极其贫困，没有一百钱或一石粮食的储蓄；到办理葬事时，即使故人有所馈赠，他也不肯接受。于是聚土筑成坟墓，在坟旁结庐守丧。墓地的长宽不超过三数丈，有甘露降下；烈日当空时，甘露便纷纷飘落，晶莹明亮而肥润，仿佛土脉将要震动，正如从前所听闻的异事。我于是到庐舍下慰问先生，先生扶杖起身，并且说道：‘义理重在侍奉亲人，我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哪里敢拿这些来欺骗您呢？’ 这一年，郡国中有孝义之人受到朝廷表彰，便在他的里门前树立旌表。过去，门左边累土筑成高约四尺的阙，涂成白色，并把旁边的角涂成朱红色，这是旧例。前代帝王的法令规定，孝友之家应当免除徭役；只要有玺书存档，便听其复除。君子的恩泽不过延续五代，先生留给后人的东西，即使比带砺之誓还要长久，也不值得拿来夸耀。先生六次参加礼部考试，凭右迪功郎的身份补任浔州司法参军，任期届满后又调任德庆府录事参军。从前元德秀到六十岁还不知女色，先生过了六十岁才行聘礼；他日后的行迹一一可以考见，不必多作说明，人们自然会相信。先生每到半夜曾经焚香，偶然从一个贩妇那里取来，过后又丢弃，说：‘这东西不过和瓦砾土块一样罢了。’我有一天晚上梦见先生孤独地走着，衣帽好像描画出来的一样，第二天早晨把梦告诉他，有个童仆从外面突然来，说：‘先生夜里遇到洗澡，什么时候解过衣服？’我一直奇怪这个梦毫无来由。汲黯、直不疑、万石君父子、楚地的两位龚氏、李仲元、管宁、阳城，他们各自的自处之道，像玉一样温润，像金一样铿锵，又像冰一样寒冷、烈火一样焦灼，不必向人说明。先生本来不必等到三十年后，议论才得以确定。隆兴改元之年，新建了门闾。彦莘是先生的族子，嘱托我记述此事，但我下笔已经三年了。‘所说的那个人，就在水的那一边；逆流而上去追寻他，道路艰难而且漫长；顺流而下去追寻他，仿佛就在水的中央。’这就是先生的门闾，我足不出户，却已经来到往昔了。时在乾道元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