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外史集卷八

译忠翊校尉、漕运庆绍所工户韩侯将要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于是取《连山易》占筮，得到‘雷出地’的征兆。筮史说：‘吉利。’它的繇辞说：‘天地广大无边，阳气极盛而舒展；君子得到这个卦象，适合用来安居；行动没有不顺利的，安逸快乐而舒缓，从容又安乐；与造化同在，这大概就是豫卦的意义吧！’于是韩侯用‘豫’为斋名，并请我写记。我认为圣人创作《易》，是为了预先便利百姓的使用，其中有卦象，也有占辞。韩侯根据卦象和占辞来确定居室的适宜之处，他是领会了圣人作《易》的宗旨吧？我曾经读四位圣人的《易》，再拿《连山》来参照，便知道造化的道理载在简册中的，本来只有一个。豫，是安宁、和顺、喜悦的名称。豫卦上为震、下为坤，一阳居于第四爻，而五阴随从它，有喜悦之义。韩侯在这间斋中，冬温夏清的闲暇，整日安坐，心念澄明寂静，得到的是坤的静。到了处理事务的时候，便奋发果断坚毅，务求一定实行，这又得到震的动。静中有动，动而能顺，顺而成就豫的意义，怎么样呢？虽然如此，豫固然以喜悦为义，但如果沉溺于骄纵放肆，就会以骄纵自鸣而招致凶祸；失去中正，就会以谄媚求乐而留下悔恨。这两种情况，韩侯当然都没有。他大概还应当更加谨慎地守住自己的诚心吧？九四爻辞说：‘不要疑惑，朋友们会聚拢来。’大概是说以至诚之心而没有疑虑，同类自然会会合追随；这种豫，大概没有比它更大的了。那么韩侯的斋居，大概不只是为自己一人的快乐而已，他一定将由修养自身而使天下得到安乐吧？这样看来，筮史的话在这里得到了验证。《连山易》难道会欺骗我们吗？韩侯名（缺），字（缺）；过去受到如今丞相康里公的知遇，曾以千夫长的身份戍守瓯粤一带，于是凭功劳升迁。他读书而有文章，幼年曾向乡先生骆伯善学习《易》，关于先天之学，得到亲自传授和当面教诲，所以我敢把自己听闻的道理诵述出来告诫他。这就是记。方斋记。莆田吴义孚先生五十多岁，体貌厚重，老成持重，学问贯通经史，尤其精通《尚书》；他隐居在深山之中，闭门著述来表现自己的志趣。洪武壬子年，有司敦促他参加考试，于是他在福建省取得荐书，计偕赴春官应试。中书省大臣议论说，中都兴龙之地，教育官职责任重大，应该让进士担任。于是先生来到凤阳府任学教授。到任以后，每天召集诸生，教导他们性命道德的学说；退下后治理一间屋子，睡卧其中，用芦苇编成遮盖物，架起横板，上下放置书籍史册，旁边设置几案，摆放酒器食器之类。外面编竹为篱，种了几株丛菊；有客人来便相对而坐，清谈会晤，有酒就喝醉，从不吝惜。他曾说：‘这间屋子虽然简陋，但察看地势，面向阳光，位置端正，形制方正，是我们儒者居住的地方。况且我曾经因为坚持原则而触犯他人，却始终不改变，也将守住这一原则终身。’于是把它题名为‘方斋’，并命郑真作记。方，是圆的相对概念；方圆是规矩所用的器具。天下万物，大都不能违背规矩。然而圆孔配方榫，从前的人本来就知道彼此龃龉而难以嵌合。何况后世把世俗风尚当作准则，趋附那些不喜欢圆融而厌恶方正的人呢？况且士人立身处世，不过言语、行动、安静、活动四件事罢了；随时势而圆转，这难道符合道理吗？有这样一种人，立心以正，守道不回，言语行为方正，行动和静止也都方正；不偏斜，不倚侧，顺着道理行事；对于功名富贵、死生祸福，都不因此欣喜或忧伤。君子之道，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先生家世代有人科举及第，有司曾题表他的乡里为‘桂籍’。宋代曾有五人担任太守，世人称他们为‘万石君’。曾祖父珤由进士出任潮州通守，北方军队到来时，坚守气节而死于义。祖父请学，是上舍生，恰逢宋朝社稷易代，便隐居不仕。国清湖灌溉一郡，浙江省平章乌玛喇想把湖填埋成田，上舍先生慨然争辩，多年之后湖泊终于没有废弃；虽然时代不同、事情变迁，百姓至今还称颂他。父亲柏，字庭坚，号石亭，是布衣儒士，清贫守素，能够继承先业。先生七岁时失去母亲，石亭让他到外傅那里学习，见他记诵聪敏，欣喜地说：‘我家诗书的恩泽，大概就在这个孩子身上吧？’不幸石亭随即去世，先生当时才十五岁，却承担了持家的责任。到二十九岁时，他磨砺志向、发奋求学，拜郑献可先生、林学矩先生以及丁文远先生为师。学矩是元代进士，任福清州知州，是冈孙的儿子；文远则是学矩的高足。从您的学问渊源来看，大概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如今您以教席的尊贵身份，承担起传承斯文的重任，而自处又是这样，可以说没有辜负所学吗？唐代次山元公曾作《惠圆先生》一文，赞美方正，并用它为自己的斋名，您对古人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或者还有另一层道理。《易经》说：“正直、方正而广大，不必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内心以敬而正直，对外以义而方正，这是君子效法坤道的地方。敬义既然确立，德行就会盛大，哪里还需要先学习然后才有利呢？先生取“方”字的意义作为斋名，难道不是善于运用《易经》吗？我忝为淮托的门生，执意坚持不肯把方的削成圆的，因此被众人讥笑。唯独先生安慰、鼓励我。这大概就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情谊吧。承蒙嘱托写下这篇记事，不敢以浅陋无文为辞推辞。先生今后还请多多教诲我。约斋记

译松江陈氏是当地的大家名族，从先世起就曾因崇尚义行而闻名乡里。有一位名叫布、字孟敷的人，年近四十，清廉谨慎，修身严谨，勤学作文，从不懈怠。他早年曾向嘉禾鲍仲孚先生学习《易经》。洪武六年，以儒士身份被征召参加吏部考试，考中后授任宿州儒学正。宿州是汴水、泗水之间的交通要冲，自金、宋以来就是用兵之地。如今国家统一，文教大兴，宿州又是中都的京畿之地。孟敷讲授之余，退回住所，端坐静思，没有人能窥见他的内心境界，便亲自题名为“约斋”。他说：“我曾因奉使经过这里，问他：‘您为什么取名为约呢？’孟敷说：‘我从立志求学时起，曾想推己及人，使那些经过我这里的斯文之士，都能得到我的真诚相待。然而事情来到、外物接触时，必须加以裁制、区别和节度才可以，所以我字孟敷，并以“约”来命名住所。“敷”有广博的意义，“约”有约束、简要的意义，这两者大概是相互需要的。’如今因为羁旅在外，所谓“约”已经不是从前所说的约了。”我回答说：“这有什么妨碍呢？这也足以看出您的志向。能够守持简约而施行广博，是正确的道路。天下的事情，难道有因为简约而反而失误的吗？” 所以，用礼来约束自己，约束表现在行为上；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约束表现在言语上。说话必定简约，就有纲领和要点，不会散漫而没有条理；行为必定简约，就有规矩和法度，不会放纵而任意妄为。约束的时宜和意义真是重大啊！孟敷年富力强，心中存有惠民济世之志，与人交往应酬必定合乎礼法，忠信笃敬都表现在日常行事之间，大概就是《易经》所谓“由门户纳入简约之道”吧？如今他以教席的尊贵身份，承担传授斯道的重任，将使成年人有德，小孩子有所成就，这对于弘扬名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将来如果升入馆阁，进入朝廷，将会看到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德行所施及的范围，对民生大有慰藉，绝不只是简约节俭、困穷自守的意思。虽然如此，君子的德行还应当结合其时代来评价。孟敷居家时，曾侍奉他的从父充之先生。充之也精通《易》学，两次考中乡试。元至正末年，张士诚占据吴中，分兵攻取土地，松江的充之散尽家财，招聚义士，与官军互相牵制。后来敌军屡战屡败，同乡中有背恩反噬的人，引敌兵作为内应，充之的军队败退，家产被毁，仅仅保全自身。省、宪两级官署交相上章推荐，他得以授任江浙提举；进入本朝后，任知和州事，后来回家养老而死。我住在海上时，曾经记述他的事迹，把他比作辛谠；至于成败，并不是这里所要谈论的。推重善人还会惠及他的子孙，何况他的节义如此显著，足以使后人得到丰厚福泽呢？这样看来，孟敷难道终究只是“约”吗？一并写下来作为记。常斋记 括苍王景彰先生担任怀远县学教谕，修治自己斋居的房屋，用蓍草筹策占筮，得到《易经》的恒卦。占筮者说这是吉兆。恒，就是常久、长久。常久所以能够持久，持久便能悠远。况且恒卦是刚爻在上、柔爻在下，雷与风相互配合，顺从而发动，含有恒久的意义。于是他用“常”给斋命名，请我为他作记。天下的道理，也不过在于常而已。不合乎常，就成为怪异、奇异、变化，只是用来惊骇耳目、供人观听罢了，怎么可以呢？您难道没有观察天地宇宙之间吗？日月星辰运行，山岳河海流动或屹立，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千姿百态，历经千万年而没有差错，不合乎常又怎么能够如此呢？人处在其中，贤愚贵贱固然有等级差别，但人伦常道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领，难道能离开这个“常”吗？《尚书》说：“彰明他所具有的常道。” 子思先生解释《中庸》的“庸”字，是用平常的道理来说的；张思叔的座右铭也说：“常德必须牢固地持守。”唉！“常”这个字的意义，真是深微啊！景彰世代都是括苍的儒学家族成员，清廉谨慎，喜好修身，努力学习而不知疲倦，所作古文、歌诗，都典雅丰赡，令人喜爱。洪武壬子年，他凭借文章辞采考中浙江行省乡贡进士，受到荐举，带着荐书与计吏一同赴京，选部将要上奏授官，他坚决辞谢而未获允许，于是担任怀远县教职离京而去。怀远是凤阳的属县，是涂山、禹会所在的地方。自从兵火之后，学校事务还来不及整顿。景彰到任后，学校房舍空荡萧条，在学的子弟都是各家重新恢复学业的孩子，樵夫、牧童等乡野儿童，又迫于官府命令，勉强应召前来，根本没有诚心跟从老师学习。景彰说：“我只管尽自己的职责罢了。”他日夜督促学生学习，从不显出难以忍受的神色，人们因此敬畏他。这就是具有常德的吉士，并且得到恒卦启示的人吗？与那些喜好追求高奇、标立异说，探求隐秘、故作怪异，以钓取声名、谋求利禄的人相比，相差多远啊！不过，恒卦九三爻辞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有时会承受羞辱。”上六爻辞说：“振动不安于恒常，凶。”这是深切告诫人不能牢固守持常道。国家大兴文治，像菁莪草一样培育人才的盛况，前代没有能够相比的。景彰坐在教席上，已经超过三年了，将要使他长久担任职务，以完成培养人才的责任，因此不应轻易调动他。《诗传》说：“于是成年人有德，小孩子有所成就。” 古代的人对于此事不厌倦，因而使这些俊秀之士得到声誉。对于景彰，我私下也有这样的期望。景彰说：“占筮的话果然应验了，或者您的这些话也能够用来教导我吗？”于是写下这篇记。树德堂记

译《诗传》说：人民秉持常道，喜爱这种美德。德，是人人心中共同具有的东西。那么《尚书》说“树立德行务必使它滋长”，又是什么意思呢？树德，就像种树一样。晋人说：“十年的计划，在于种树；百年的计划，在于树德。”德行坚固而不可拔除，就会盛大而无穷。德行难道可以不树立吗？四明韩氏出自高阳。有一位名叫君垕、号妙心居士的人，从定海迁居郡城，凭借勤俭置办产业。他天性孝顺友爱，喜欢行善、乐于施舍，尤其倾慕佛教。享年六十三岁去世。有两个儿子，长子惟善，次子可善，都能继承先人的志向，使家业更加壮大振兴。惟善有两个儿子，长子懋简，号节斋，不喜欢出仕进取。浙江省两次以庆元府幕职长官的名义推荐他，他都不肯就任。次子懋和，号务斋，由庆元绍兴海运千户，三次升迁至海道都漕运正万户，积累官阶，从忠翊校尉升至奉议大夫。奉议大夫贵为三品，主管官署上奏应当推恩荣显两代。于是妙心被追赠中宪大夫，追封高阳郡伯；惟善被封为太中大夫、高阳郡侯。他们的官职都因懋和任海道都漕运万户而来。圣朝国运开始兴盛时，懋和因“闲良”身份被谪居汴梁。郡侯与长子懋简竭力缴纳赋税，以供奉官府。他曾奉命出行朝见京师，拜伏在奉天殿下，听到皇帝的谕旨，获赐酒食后回来。皇恩浓厚，他早起晚睡，想要报答万分之一。唉，这难道不是树德达到极致的结果吗？我客居中都时，郡侯的孙子名中，字允传，写信来说：“韩氏世代的恩泽，不是一天形成的。先曾祖父郡伯积累善庆，大祖父郡侯遵守并延续到今天。像我这样的子孙能够兴盛，先生是知道的。先叔祖可善翁把他的堂题名为‘树德’，蒋先生德纯确实为此作过记。我只是一个弱小无能的后辈，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先人，也想取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住所，幸望先生为我执笔。”君子评价一个人，只在于考察他的时代。所谓考察时代，不是看那个人本人，而是看他的德行。树立德行，就像甘棠树不可砍伐、嘉树得到封护栽植一样，这样就可以了。假如懒惰放弃，不栽不培，使它荒芜废弃、被茅草堵塞；再加上雨露滋养和人为管理不齐，有的倒下被拔除，有的被摇撼损伤，它还能有什么收获吗？考察前代史书，韩氏以国为姓，汉、唐、宋三代有人成为将相、牧守和著名儒士大夫，前后相望；但年代相隔久远，谱牒又各不相同，不能攀附牵强地合为一族。然而追溯本源、穷究支流，正是为了兴发对先哲的感怀，使后代得到福泽，难道不应该思考如何使这种德泽生长繁衍吗？从前端明殿学士苏轼为王氏之堂作铭说：“三槐郁郁，是德行的符验。”这就是所谓树德。种树，常常要等待它成熟；树德，也要等待它成熟。树木成熟，德行也就成熟了。德行成熟之后，德行的作用难道还会有尽头吗？允传气质容貌清雅端正，循序谨慎，读书并且擅长文章。追溯妙心居士的传承，已经四代了，到这里仍没有衰替。像树木从根到干，从干到枝，再到叶，广大高茂，可以期待了。《诗传》说：“继承祖先的事业，承受上天的福佑。”对于允传，我实在寄予厚望。我写完这些缘由，拿给鄱阳周克复先生看。先生说：“我奉先左丞玉雪公之命出使淛东，早就知道鄞县有韩氏，但如果没有您的文章，便不足以彰显它。于是我用古篆书法题写在篇首，并且题写匾额，悬挂在门楣之间。” 慎独斋记 国学生严陵王以宁奉皇帝旨意，赐给袭职分教中都属邑临淮县的大夫乐侯瓒奉命，父老中考察古制的人按照党庠、闾塾的制度，为临淮建立学校，率领二十多个子弟来学习。以宁早晚讲授，从不疲倦。后来闭门不与外物交接，端坐静思，深深体会到先师曾子、子思关于慎独的学说，感慨叹息说：“这真是最高深的道理啊，是圣门传授心法的要旨！这确实说明了理欲、善恶分界的关键！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用力实践吗？”于是以“慎独”给斋命名，居住其中，请我为他作记。过去儒学先贤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我姑且试着用这些道理来切身实践。平日闲暇时，安静独坐，融会心意，澄澈得像太空和明镜，天下万物都不足以使内心动摇；而喜爱善、憎恶恶的真诚，以及存养、省察的实际功夫，本来已经默默具备于内心。有时事情的机缘来到，形势和机会乘隙而入，一个念头发生，稍有不谨慎，在幽暗隐微之处稍微不能察觉，就免不了受到自我欺骗的蒙蔽，离开正道不是已经很远了吗？即使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手指、眼睛和行动也无法遮掩。这样还说“我要谨慎自己的独处状态”，谁会相信呢？如今以宁居住在这间斋中，题写匾额，早晚都能看见它，那么遏制人欲、保存天理，内心真诚而显现于外，就不只是一时如此，而是时时如此，也就不必非要等到无人看见、无人听见时才谨慎了。精微的义理达到神妙境界，精神气象自然显现；小到洒扫、应对等日常事务，大到出门任事、治理百姓；再大到天德王道的纯粹，都将成为功用所及，哪里只是说说而已呢？《诗经》说：“潜藏虽然隐伏，也非常明显。”独处时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孔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后世也有人借此来说明慎独。”以宁性情温和、容貌恭敬，在乡党之间遵循规矩；进入成均学习经学并考取高等名次，博士先生都称许他。他确实能够在数千百年之后存养曾子、子思的心，哪里只是学习柳下惠的鲁国男子可比呢？我家住在东海之滨，独自赶来这里，孤独地居住，吃的是粗粝的盐菜，烧的是柴薪，饮的是清水，常常早饭还接不上晚饭，却甘愿过这种清苦生活，至今已经三年了。我私下仿照古代写在盘盂上的警戒辞，把它写在房壁上说：“谨慎你的止息之处，几乎没有片刻懈怠；看看屋漏之处，也不要感到惭愧。” 写在枕席上说：“即使在梦中睡眠，也不要有任何过失；明察的神灵在监司着这一切，细微幽深之处也无所不知。” 写在门窗上说：“以仁作为门轴，以义作为门槛；谨慎你的威仪，慎重出入。” 唉，这些话我也要努力实践啊！这些都是慎独的要旨。因此写下来送给以宁，希望我们彼此警惕，不辜负名教吧。以宁的斋舍在清流门水帘洞南面。从前传说有蜀地士卒从青城山来访，寻找水帘先生，大概是古代仙人的遗迹。也一并写下作为记。自省斋记

译我十多岁时，带着书册侍奉在先父处州教授身旁。先父教授对我说：“有志之士求学，应当掌握要领。求学的要领，大概就在于自我反省吧？从前孔圣人的道统传给曾子，曾子每日三次反省自己的功夫从未有一天废止。如今距离圣门已有数千百年，能够学习曾子之学的人还能有几个呢？唉，你要努力啊！”我牢记先父的训诫，至今已经三十年了。然而一天之中，事情来到、外物接触，是非取舍之间，违背道理的地方多得很。反过来寻求检讨，能够不惭愧吗？洪武六年夏五月，我忝任浙江进士，在中都京畿属县主持教育；天台吴叔祥先生因被谪居而住得很近，曾经来拜访我。叔祥正以讲授为业，几间草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头发梳成丫角的儿童像剑戟一样侍立成行。叔祥端坐其中，起身迎接我，仿佛旧日相识。他从容地说：“安逸享乐中会生出鸩毒，德业则在忧患中成就。古人从来没有不对此谨慎的。过去我从东海之滨来到这里，居住在濠梁，计算所经过的道路有二千多里，那里与东海相邻；我多次饥渴疲惫，跌倒在地。如今幸而得到床席安居，能够和几个学生朝夕相处，一同从事于书册，这正是斯文的幸运。难道没有什么可以使人警惕奋发的吗？”于是他便把斋名定为“自省”，又说：“您难道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吗？”我听了很有感触，私下认为叔祥大概是有意学习曾子之学的。人能够立于天地之间，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具有这颗心。心存在于人身上，说它有形体，就不能用形象来寻求；说它没有实体，那么人的日常生活和一切行为又无不是心的作用罢了。在一个念头之间，善念就不断修养，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明察天理与人欲的分别，安守在流行赋予的本性之中，这才是自我反省的道路吧！叔祥是南方戴罪之士，来到北方这里，寂寞地羁旅在外，常人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但他正把反求自身、修养自己作为进德入道的领域，这种志向和操行实在令人敬仰。濠梁是国家兴王的地方，也是贤才聚集之处，车马往来如辐辏集。叔祥求学的志向既然如此，主管官员本来就将把他的情况转呈上闻了。我年老多病，书籍荒疏，向父兄请教的机会又日渐遥远，无法有人帮助我订正，正想和叔祥共同探究曾子之学，只怕朝廷征召的车马催促他上路，不是我这个老儒能够挽留的了。立志斋记 凤阳府学楚生闱家住在中都道门前，前面可以望见独山，后面可以俯视长淮。城郭的高大、宫阙的壮丽，一眼望去全都能看见。我与教授莆田吴义孚先生同在斯文之中，曾因公府约集，在二十里之间往来，经过他的房舍，便在那里休息。楚生的父亲谷石翁，谨慎诚实而厚道，尤其重视教育儿子，拿出酒食慰劳我们。吴先生对我说：“我忝任教职，对功业没有补益，像这个学生这样的弟子，前途大概有希望吧？”于是把他的斋舍题名为“立志”，让为我作记。士人出生在世上，用桑木弓、蓬木箭射向天地四方，是表示志向所趋。人从幼年到童年，再到加冠成年，都有成为成人的道路；而成人之道，非立志不可。志向一旦确立，事情就必定能够成功、完成；否则不能达到目标而颓废放弃的人就太多了。况且你难道没有看过射箭吗？张开弓，搭上箭，拉满弓发射，不射中目标就不会停止。你立志，也应当像射箭一样以命中目标为志，这才可以。平日无事时要始终存有这个志向，处在困穷患难中也不能离开它，早起晚睡都不能忘记，安逸荣耀、顺利舒适时也不能放弃。志向如果真正立定了，那么从格物穷理、处理事务、接待他人，一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做什么都能有所成就。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又说“立志于道”；孟子也说“守持自己的志向”。孔子、亚圣这样的天资尚且如此，何况求学的人呢？楚生品行清正、资质聪敏，读书能够理解义理，声音吐字清晰流畅，学习写作辞章，也时常有可观之处。凭借这些条件，每天寻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对于道义，还有谁能阻挡他的前进呢？国家大兴文治，凡是从诸生中进用的人，都能越级提拔，担任御史、部郎、郡守、承宣布政使等职，前后相望。楚生既然有志于学习，将来进用于朝廷，使衣冠更加光彩、簪组更加荣耀，难道不是以此为开端吗？《诗经》说：“于是成年人有德，小孩子有所成就。”楚生应当努力啊！我不聪敏，也没有文才，只因吴先生的话而写下这篇记。不贰庵记

译同郡周舜言隐居在城东一间房屋中，几间屋子窗明门敞，阳光交相映照。屋外有一二丈高的山石，像长戈利刃一样疏落分布，玲珑剔透，〔此处原文有疑似OCR残缺字〕，高低错落，聚集在一起；用沙土培植，种了几十株丛竹，间杂幽静的花卉奇异的草木，雅淡宁静而洁素，芬芳清洁，颇有林野之趣。舜言隔绝人事，在读书之余安静居处、默默思考，间或患有小病，便亲近研读岐黄医书。心神安定完足之后，觉得恍然自得，于是自号为通一子，把居所称作不贰庵。他因为我与他交情深厚，请我执笔作记。我起身说道：“您的命名很高明啊！一是一切数目的开始，二是用来与一相配的。一为奇数而属阳，二为偶数而属阴，这是天地生成的数目。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亿，直到无穷，最终都归于一。所以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哪里会有两个呢？您难道没有观察天地之间吗？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交替，山岳江海的凝聚、流动和泛溢，鸟兽草木的飞走、生长，乃至礼乐鬼神的奥妙、器用度数的详细安排，自然而然，并不是强行使它们如此，这难道不都是一个“理”吗？” 大概万物各自具备一个道理，而万种道理共同会聚于一颗心，所以从万物入手就是探求万理，从万理入手就是体察本心。心就是理，理就是心；能够通达“一理”，是由于心能够专一。通达一理就不会有二心，不二就不会杂乱，不会虚伪，也不会间断。这样从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天下，事情来到、外物接触，都能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其中，而不会有任何障碍。这难道不是善于学习的人吗？不过，所谓“一”，就是诚；不二正是为了诚。《尚书》说：“善不固定归属于某一处，协和于能够专一。”这正是说诚。先儒朱子所作《敬斋箴》也说：“不要把一分成二，不要把二参成三。”这同样是为了诚。诚的时宜和意义真是重大啊！因为诚，所以不会停息；不会停息，就能够长久；能够长久，就会专守于一。专守于一，就可以终身不二。还应当致力于诚啊！”舜言听后道谢说：“先生的话确实正确，我把它佩戴在身、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于是写下这篇记。去非轩记 同郡蔡景和，年三十多岁，天资聪敏，仪表法度整洁端正，住在郡城东北厢，靠近郑魏王的旧宅。郑魏王在宋代凭借甘盘旧学，亲自辅佐理宗，端平年间的政绩，号称如同元祐时期。如今他的园林池沼已荒废成集市，但仍因郑氏而得名。景和居住在那里，具有古代士大夫的遗风；天下清平，安然自得，广泛阅读经史，探究古人立言行事，从中有所领会。他登门对我说：“天理和人欲一同运行却情状不同，明察它们的是非并加以取舍，我还不能做到，但私下已经立志这样做了，想以‘去非’来命名我的轩，可以吗？”我回答说：“可以。人出生时，得到天地之气而形成形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无不具备。本性浑然至善，没有驳杂；处于大中至正，没有偏倚。起初哪里有什么是非可言呢？自从世俗的学问不明，人心受到蒙蔽，喜怒哀乐发作，声色气味相互诱发，固然容易被形气的偏蔽所扰乱，而忘记德义的正道。于是昏昧的人天天趋向错误，却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圣人为此忧虑，以仁义作为根本，以礼乐加以节制，以法度施加约束，使人归于正确、离开错误，这才达到最高境界。因此，不合乎法度的话不说，不合乎道的话不做。孔子把孝亲的根本告诉曾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这也是孔子把克制自己的功夫告诉颜子。颜子距离圣人只差一步，曾子亲自得到圣道的传授；他们在传授和接受之间，明确指出这一点作为准则，所以要遏制人欲、保存天理，最重要的要领没有超过它。景和如果能在这上面用力，也就差不多了吧？不过，善于学习的人需要持久的功夫。一天之中，事情和外物来到，形态千差万别，是非取舍的心稍有间断，就会混淆错杂，利欲也会乘机侵蚀。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关键在于诚。诚就能明，明就能长久，长久之后是非便会清楚分明。把它推行到日常生活中，对于道义还有谁能阻挡他呢？”景和听后说：“您把圣贤的学问告诉我，我大概从此能够有所进步了吧？请您写下来作为记。” 《荥阳外史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荥阳外史集》卷九 （明）郑真撰 记 东园庄记

译松江黄氏世代都有隐逸而有德的声誉。到了仲瑱先生，以老成浑厚的资质，道德文章闻名浙江东部。在先朝凭借《易经》三次考中乡试，缙绅士大夫如蜀西虞文靖公、金华黄文宪公，尤其敬重礼待他。正值世事已经变坏，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任用。圣朝国运开始兴起后，他被谪居临淮，就在锺离子古城南面选择一块地方，砍去茅草建起堂屋，插竹子编成篱笆，种蔬菜形成菜圃，挖掘荒涧以供饮用，耕种荒田以供食用。客人来了，只有什么就用什么酒菜，尽兴而散；找一张床便睡下，不让形体成为累赘。过去积藏的书有数千卷，他每天坐在堂上，与儿子立敬讨论，互相以师友相待。同乡旧家中年幼的子弟来求他启蒙，他也乐于接受并教育他们。他居住的地方旧名东园里，于是又题匾为东园庄，微笑着说：“我难道要成为东园公吗？”于是立敬把他的话告诉我，并请我写记。隐居与显达道路不同，出仕与退藏的做法也各不相同；登上朝廷的人往往沉溺于富贵而不肯回头，进入山林的人则甘于贫贱而不后悔。能够顺应时势取其中道，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这是贤士自处的方法。先生既不出仕，也不隐遁，而是从容优游，大概接近于保全节操、德行完整的人了。世上那些像刍狗一样忙碌奔竞、忽然兴起又突然倾覆消灭的人，不知有多少啊！从前西山先生蔡元定曾写信告诫他的儿子说：“独自行走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独自睡觉不愧对自己的被褥。”儒学先贤君子处世律己，就是这样。先生年过七十，家在大江以南，却贫穷而不忘道，年老而不忘学习，与古人相距多远呢？国家抚育百姓，慰劳他们、安置他们，使人人都有适合的居所。像先生这样的人，回到吴淞，与三位高士在精神上交往千年，只怕东园的胜景不能专属于一人了。《传》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 说的不就是先生吗？我小时候默默诵读先生应试科举的文章，岁月已经流逝，头发渐渐花白，远在淮海之乡，幸而能够相见，先生屈尊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先生待我情谊深厚，我执笔记述此事，哪里敢当呢？我惭愧得面红额汗，姑且用这些话回复先生。东涧草堂记 临淮是凤阳的属县，大概就是古代锺离子的国都。县城东面有古城，《春秋》成公十五年，晋国士燮在那里会见吴王寿梦；昭公四年，楚国的箴宜咎筑造锺离城，就是这个地方。从古城再向东走一里多，涧水横截道路，水流清澈湍急，声势激越，白色的石头大大小小，高低错落，清澄透明，连水下几层石头都能数清。架起几根石梁渡水，名叫五里桥。桥的左边土地干燥坚硬，地势广大厚实；向南望去，定远一带的群山高低起伏，像屏风一样环绕在几席之间，稳稳地安置在那里。松江夏士良列名谪籍，能够以此为乐，便建造草堂居住，耕田养牛，温饱仅仅能够自给；闲暇时拿出古代金石遗文阅读，实际上已经与世俗相忘。士良是汉代四皓之一黄公的后裔，他的先祖从吴地迁到华亭，以儒学素业起家，因好义而闻名乡里，朝廷还表彰其门第。到士良时，大概已经四代了。他以勤俭自我砥砺，能够振兴祖业，同时又降低身份与名士大夫交往，尤其因文字著述而有声誉。当时境内太平，富家大族的豪盛彼此相当；他们高楼大厦、雕梁画栋，穿锦绣衣服，金玉钱货、谷粟布帛足以满足耳目口体的欲望，浓妆女子争妍取宠，天天与市井之人游乐，在风月之间纵情酣饮。士良虽然身处亲戚故旧之中，却把他们看得如同路人，内心没有增加一丝喜悦或忧惧。后来世事变迁、处境改变，那些流落天涯、经过草堂的人，惭愧谢罪，接连不断地低头屈身，茫然无措。士良常笑着对我说：‘礼义廉耻，是士人用来保全自身的东西。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我开导他说：‘士君子安于义命的正道，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立身一旦失败，万事便会像瓦片一样崩裂，难道可以不知道什么最重要吗？’士良几代研习诗书，所守持、所涵养的全都归于正道。他被谪居此地，与居家没有不同；过去身处富贵时，不知道自己是富贵；如今身处贫贱，也不知道自己是贫贱。他看看那些奢侈淫逸、任性放纵、祸败接连而来、辗转跌倒、卑污苟贱却不以为耻的人，那又是什么人呢？况且地方因人而增添声色，君子处世不求名而名声自然跟随，何况他宴饮游息的所在，能让人无法忘怀吗？士良居住在这里，四方来往的人遇到他，便来这里休息，于是东涧的水也更加有光彩了。从前周颙居住在钟山，杜甫居住在成都，都以草堂闻名；两位古人的出处进退，这里不再议论。看看士良的自处方式以及他待人的方式，难道不愧对那两位古人吗？《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德行，所以才像他的先人。’说的就是士良吧？因此作记。东轩记 凤阳是古代禹会诸侯的地方，如今天子以这里作为王业的根基，定为中都。先朝的将相大臣多奉命营建皇居，前参知政事方公在旧城这里选择宅地，在东面挖土立柱，种植修长的竹子，以芦苇铺地、覆盖茅草；在墙壁上开孔作门窗，用砖石铺砌道路通道。幽静的花、芬芳的草杂然排列在前面，室内设置几案席位，收藏书史图画，披阅玩赏、吟诵阅读，早晚都在这里，用来舒解郁愤、吸纳幽静清爽之气。一天，方公率领众客为屋舍落成举行仪式，从容说道：“太阳从东方升起，是天光普照；万水朝向东方，是地势向下趋流。天属阳，地属阴，阴阳的道理本来如此。况且东方是四方之首，四时属春，五行属木，五常属仁，八卦属震。世人辨别方向、安排位置，必定以东为首，说东方是因为它承受生气。我用‘东轩’命名，可以吗？”我起身解释说：“这只是从外在形迹来说罢了。就您的心而言，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不可安顿，哪里用得着拘泥于方向和位置呢？身体有固定所在，理却没有固定所在；理存在于心，心是身体的主宰。如今以一个人的微小身体居住在一间屋子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孤零零的一团。然而心与理相融合，意念与精神相会通，四方上下都在我一举目、一举足之间；是非取舍只遵循义，不因贫贱富贵而改变，也不因死生祸福而变动。”方公在至正年间曾参与主管大藩，参与国家政务，确实曾把天下安危、民生忧乐放在心中。后来事情过去、外物改变，他放弃官身回来，甘愿与普通百姓为伍，对于过去的功名、势位，竟不曾挂在口上。因此他居住在这座轩中，心境澄澈、思虑清明，游观于万物之外，大概将古今等同于片刻，把得失看成一体，只是寄托双足于一处地方，难道还要追逐形迹来指明东西吗？古人有话说：“任用或舍弃与自己无关，出仕或退藏都安于所遇的处境。”方公大概已经从圣贤的学问中有所领会了吧？众客听后都称是。方公起身斟酒数巡，请我把这些话记在墙上。方公名文敏，字存诚，是故平章越国忠愍公的次子，曾向陈叔夏先生学习经学，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尤其精通诗歌。” 南轩记

译凤阳府学的许生志学，字公敏，居住在临淮县古城五里桥，在读书处题名为南轩。我曾经拜访他，笑着对他说：“您想做南轩先生吗？”公敏拱手致谢说：“志学只是因为住所面向南方，所以这样命名。至于南轩先生，我不能了解，又哪里敢奢望成为他呢？”我说：“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难道不应当以圣贤自我期许吗？南轩先生因魏国张公子著书立说，流传于天下后世，记载在史册中，列入从祀，确实不是后学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他立身行事也不过是实行仁义忠孝，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存心高明正大，内外都通透明白；即使身为勋门相阀之后，也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入朝请求答对时，端正容色、整肃衣襟，从容参与机密政务，在高大的厅堂、精细的席褥之上，也不因君主的意向而有所迎合。任官处理政务时，四次主持大州，绘制规划图上奏经略，建立政绩；皇帝下诏赞美他不忘职责。大概是因为他很早就闻得圣道，根本卓然坚定，所以能达到这样。他曾与考亭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共同论辨，往复讨论，辑成《近思录》一书。于是志同道合，达到无所作为而自然合于道的境界，朱子把这种话采作名言。可惜人已经去世，国家也日渐衰败，只能发出我道日益衰微的叹息。我们生在二百年之后，距离南轩先生已经那样遥远；然而想象他的仪容风范，固然会令人奋发而不能自已。您如果说他所说的话，做他所做的事，也就可以成为南轩先生了。公敏是松江世家子弟，家境富厚、资财很多；世事变化之后，来到濠梁。像莆田吴义孚先生、同郡黄仲瑱先生、天台李廷铉先生这样的文献老成之士，他都能够向他们考察德行、请问学业。退居轩下，默默思考、安静用心，一定会有深入造诣而自得的时候。想象盛夏交替之时，太阳高悬正午，四扇窗洞然敞开，清风徐徐吹来，尘埃停止，炎热郁闷也得到舒解。环顾左右，图书排列整齐；整肃衣襟端坐，与古人神会相对，而心境澄湛，完全没有杂物。此时的气象会是怎样呢？公敏说：“我还做不到，愿意学习。”于是写下这篇记。清白轩记 柳州府知事、慈溪人孙原哲从柳江写信送到中都临淮，对我说：“往年您的先君子请我的老师在龙山讲道，用知行、体用来教导学生，原哲整理衣冠前往，老师没有鄙弃我。老师督促启发，急切而不懈怠。老师离开后，原哲在家完成学业，因此能够每天趋向正道，而不失为士人，这是老师的教导。后来老师去世十多年，正值本朝以六科取士，原哲因主管官府催促而进入京师，在吏部考试中考中，于是接受柳州的任命。柳州遥远，位于蛮广之间，是珍货聚集的地方，贸易往来纷繁，道路上不断；但我对此完全不动心，只是簿书、期限、会集等事务繁杂，从早忙到晚，而自己德薄才浅，深怕不能胜任，所以努力把平日从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付诸实践，竭尽力量忠诚行事，以免辜负国家委任的心意。因此把所居的轩题名为‘清白’，希望您为我作记，以彰明我们世代的交谊，可以吗？”我捧读书信多次，登高望父而生起思念，为之流泪，于是写信回复说：“原哲可以说是能够实践自己所学的人。幼年求学，壮年施行，前后是一致的；任官临民，为什么不先约束自己呢？清白，是约束自身的根本。清就是不浑浊，白就是不污秽；清了才白，白了才清。” 难道没有观察古人吗？羊续把鱼悬挂在朝廷，裴宽把鹿埋在后园，子罕拒绝别人赠送的玉，杨震拒绝别人赠送的金，这些事都记载在简册中，光耀显赫。万古以来人心相同，以正道持守，以公心守护，没有一点私心曲意，清澄得像冰放在壶中，渣滓无法停留；明亮得像月亮悬在天空，尘埃阴翳无法进入。这样做，与古人还有多远呢？孙氏是四明的世家，在宋代以科举显达，郡志记载相互参杂，有些名讳因文字而闻名天下。原哲继承这些遗绪，正逢君臣相得的盛世，选部又有明察的鉴识；荣宠恩赐、任职府幕、世代恩泽的遗传，以及师生承传的契合，都应当终身不忘。清白的操守始终不变，声望日益隆盛，爵禄也随之增加。我虽然与他相隔万里，却仿佛亲自面对面交谈。这就是记。我过去居住在四明时，曾同求我郑先王结交。先生在慈溪龙山讲学，时常到从识邑子弟孙原哲的座中。先生去世后，我承乏担任淛阃，得以在龙山置办别业。听说人们不断称誉原哲。等我来到濠梁，原哲由儒生入仕，任知事栁幕，以廉洁谨慎著称，我常乐于谈论他。如今看到先生的儿子千之任知事，写成《清白轩记》，便确信他为人清白。从前吴隐之在广南，饮贪泉之水而清操更加坚定，真能懂得古人用力之处。这足以保全他的清白了。栁幕长叶■〈艹曳〉是我的朋友，何不也把这些话告诉他呢？浚仪赵宜讷题跋。《虚白轩记》

译我往年曾客居东海鲛门岛上，海波与天相接，转眼便可望见千里。秋天天高气清，明月满空，仿佛玉轮金镜，清光透彻，使人毛发森然竖起。到了阴云密布的冬天，狂风吹雪，琼台银岛，高耸重叠。此时一张床榻上也生出明光，于是我对人说：“庄子引孔子所谓‘虚室生白’，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有人说：“这是庄子的寄托之辞罢了，我的夫子怎么会说过这种话呢？”庄子的意思，是说房室空虚，阳明之气便产生；内心安定，天光便显现；精神专一于所主管之事，内在景象不外逸，外界尘垢不侵入，心灵清湛，真君明澈。如果不是这样，就如同骏马伏在马槽和马厩中，心意却驰骋千里一样。大概这是道家修养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儒家所谓本来禀赋的正理。人之所以生存，不过是理与气罢了。理存在心中，心气冲和虚明，没有遮蔽阻塞；洁净明白，没有污浊。一旦接触声色气味，耳目鼻口的欲望便使虚明之心受到堵塞，使洁白之心受到玷污。圣人忧虑这一点，便以诚敬的要旨和存养的功夫教导人，使人在动静和极细微的关头都谨慎，从而遏制人欲、保存天理；这样，心的本体便完整具备本来的状态，常常可以显现出虚明洁白。难道只有在雪月之时才是这样吗？我听到这番话后认为很对，也已经有多年了。如今圣明的运势开始开创，我以乡贡进士的身份忝任中都学官，奉郡太守之命捧诏书录黄，在寿阳宣读；国子生毗陵高允升又奉上命分教本州子弟，以“虚白”命名他的轩室，居处来信请我写记，于是我把过去从人那里听到的道理告诉他。允升资质清正修洁，学问充实，他的造诣究竟达到何等程度，岂是我所能测知的呢？想来他仿佛处在无尘的太空之中，傲然俯仰天地，心神融洽而意气怡悦，吟咏小山丛桂，汲取肥水清波，与淮南八公神交千年，几乎不知道还有人间世。难道仅仅是所谓“吉祥止止”吗？不过，我听说周子曾说：“圣人以中正安定心志，以主静为本。”朱子所作《调息箴》又说：“鼻端有白，我当观照它。”这正是圣贤内在修养的学问。心虚自然明白，那么允升的学问，是在这里求取，还是在别处求取呢？《无墨斋记》国家完全占有天下，文治大兴，以科举取士，各项制度都已形成。有关官员谨慎奉行，士人凡有一才一艺的，都能应对并宣扬显赫的诏命，真是盛大啊！严州府淳安县的武氏，是乡里的望族。字仲廉的人，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已有四十年。洪武六年，有司将按六科荐举他到天官，仲廉急忙前往极力辞谢。他大略说：“我就是俗话所说的‘无墨’之人，平生不懂文章义理，尤其以子虚、卿客那样的虚诞文章为羞耻，不愿让自己同笔砚一起受玷污。这譬如白圭有了污点，无法磨掉。我愿剖露肝胆、倾诉肺腑，让您看清楚。我难道忍心欺骗您吗？”有司不能使他屈服，最终免除他而让他归去。仲廉就在淳安冬岭南面，搭茅屋居住于平山，耕田自给，偶尔取“无墨”二字题在书斋上。居住在当地的缙绅士大夫和乡中先达长者，作诗歌成篇来赞咏他。后来他同堂弟国学生仲友氏一起寓居临淮，托人请求我写记，并说：“仲廉可以称为清白之士了。从前孔子曾对仲由说：‘经受染污而不变黑，这是士君子的操守，人本来不能玷污它。’至于墨翟哀叹丝会被染黑，扬雄守持玄默，其中的用意本来各有所在。然而墨翟的兼爱，最终招致了没有父亲的罪名；扬雄的寂寞，也免不了投阁自尽的讥评。前人的行为和言论，只在于审慎选择其中可取与不可取的地方罢了。仲廉仰慕圣门的志向，甘心安静退隐，认为奔波劳碌以使精神疲惫，不如默然自守而忘却形体。朝廷爵禄带来的荣宠，不如山林泉石足以安身休息。因此他借用鄙俗谚语，称作‘无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唉！何等坚贞而坚定啊！”我真在元至正年间到淛闱应试，结识前乡贡进士仲源先生，他大概是仲廉的堂兄。我因先父曾受他教授，曾同他交游，按父辈朋友的礼节拜见他。当时座中有客人戏说道：“唐代举人有不交白卷的说法，要罚饮墨汁，如今仍是这样，你可要努力啊。”我恭敬地接受这句话，从此努力学习不懈。恭逢圣明运势，以明经科考取第一，忝任分教之职。追想前人的事迹，今日相逢的盛况仿佛就在眼前；但我远离坟墓和亲戚，向南遥望，心中悔恨，认为还不如仲廉托名‘无墨’来得好。上天如果怜悯我，使我有幸告假回去，我一定还要经过钱塘、上严陵，拜访仲廉的居所，同他谈论昔日的交情，叩问他所蕴含的学问；他果真做到‘无墨’了吗，还是没有呢？因此写下这篇记。仲廉名仲清，号愚隐道人，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乡里没有不好的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晚节堂记》

译士大夫磨砺名节、修养品行，常常能在年富力强时显现；但到了头发牙齿渐渐衰老，还能保全操守终身的人，又有几个呢？知道功名势利值得羡慕，富贵丰厚值得向往，便自然会觉得贫贱患难、寂寥淡泊难以忍受。能够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如同开始一样，享尽天年，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四明马懋善的父亲年老而气度苍劲，曾跟随乡先生胡继善学习文章，效力于藩省，参与谋划筹策，显达的官员都器重他。如今逢圣明运势，他谪居濠梁，受官府编户成为百姓，砍伐茅草盖堂，靠售卖岐黄医术为生，悠然度过晚年，号菊龄处士，并把他的堂命名为“晚节”。早晚都在这里，以此终其一生。恰逢朝廷急于任用人才，凡因宦籍住在临濠的人，都被征召到公车署。懋善极力辞谢说：“我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穿粗衣、吃粗食，只是用来保全我的操守罢了。爵禄不是我的操守。”于是获准归去。我听说后替他高兴，说：“懋善真懂得安静退隐的适宜啊！”《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崇高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遯卦上九说：“肥遯，没有不利。”崇高便不能卑躬屈节，肥遯便没有牵系阻滞。懋善大概就是从这些道理中学习的吧。懋善世代为儒家，他的先君子良可碧翠翁，以孝行著称，两次任淛东宣阃，荐举他任温衢学官，家庭中的训诫和手泽都保存着。懋善长久铭记在心，又娶了史大资家的女儿为妻。史大资侍奉宋穆陵，是著名的法从官；奸人执政后，他退居沧洲十年，多次写信劝他的兄长卫王罢相。懋善大概曾观赏过他泉石之地的胜景，也仰慕过他这个人。望着桑榆渐晚的日子，怀念松柏经受岁寒，心中难道能不感慨吗？仰望高山，前人的烈行仿佛仍在眼前。我们四明地方，文献在东南各郡中居首。丞相郑忠定、魏王端平被罢职后归卧东山，号安晚先生，人们把他比作谢安石。忠定的功勋、名声、爵位，确实不是后人可以随意比拟评论的；然而名节是天下最大的常道，难道能以古今贵贱来区分吗？我和懋善都是四明人，所以把乡中先达的事迹告诉他，不只是为了勉励懋善，也是用来勉励自己。洪武十年，岁在丁巳正月既望，乡贡进士同郡郑真记。《养生堂记》于越戴氏，自江左晋宋以来，世代都是仕宦之家。住在萧山的，是他们的支系后裔。其中有名潜、字起之的人，曾登门求学于安阳韩先生、京北杜先生，又亲自受教于金华朱彦修先生。彦修是许文懿公的门人，深通性理之学，尤其精通医术。他爱惜起之勤奋敏捷，便把医家的各种论著全部传授给他。因此起之终于能够凭医术闻名。他二十多岁时，曾在湖海之间游历，缙绅大夫都交口称赞他。他的学术大体多以东垣李氏为宗。如今因为内附，曾经做过官吏，按例居住在濠梁。濠梁是国家兴王之地，五方百姓如星聚云集，但因不习惯当地水土，常常患病。起之总是拿好药给他们治病，有人用金帛酬谢他，他不推辞；贫穷而没有钱的人，他也不追问。他居住在大东门外五里桥北，面对淮河，南望定远诸山，云烟风雨早晚变幻。他喜欢那里偏远安静，建了四楹堂屋，盖上两层茅草。凡是《神农本草》以及虫、鱼、草、石等药物，都兼收并蓄。题名为“养生”，请我写记。人处在天地人三才之中，立于万物之上；五常四端是人的道理，四肢百骸是人的形体。日常生活中，饮食衣服用来养气，身体、声音、容色用来养耳目，舞蹈歌咏用来养血脉性情。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礼节，足以完全遵循人伦的规范，彰明名分和义理的严正。对于养生之道，大概没有一点不完备了。然而有时起居不合时宜，调节失当，疾病侵袭，死亡就在早晚之间。到了这种时候，妻子儿女尚且围在身旁哭泣，其他一切还有什么值得依靠呢？有医生能够明辨阴阳，区分表里，观察脸色以了解证候，根据证候以辨知脉象，使用药物、针砭和灸熨等器具救治；再用煎煮调和药剂、熨烙按压等方法，使卧床者能够起身，昏迷者能够清醒，瘦弱者强健起来，使喘息呻吟的重病者安宁平复。这样以后，那个人才得以遵循五常之道，完成各种事务，而道德、性命的正理，也都掌握在自己身上。这不就是养生的明显功效吗？起之对此有所领会，确实足以说明他的名号和实际相称。不过，君子对于人，也首先要看他自己所养的是什么。因此《易》中说养颐，《孟子》中又说养气，养生的时义重大。起之所养究竟如何呢？屈子曾说：“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 起之所养，正是在这里。难道只是把药物当作救济人、造福万物的工具吗？所养成就以后，他有仙人的风姿和道家的骨相，恍惚间使人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了。将来在昆仑不死之乡，听说有一位身着衣冠的人在那里游历，那除了起之还会是谁呢？这就是记。《植芳堂记》

译松江沈复吉来到中都东市口居住，以三位圣人的学问闻名，建造堂屋居住，请尊翁文举父为它命名。文举把“植芳”题在匾上。我曾到过那里，看见高大的屋檐、层叠的台阶，高低合度；空阔的门窗洞开，方席安静地铺设着，用来迎接开阔清爽之气、洗涤尘垢。堂屋左右前后，芳花幽草，红花交错，色彩绚丽。淮天晴朗，旭日照耀，芳香熏蒸，空气融和清透，精气进入而粗浊排除。于是我起身对复吉说：“这难道是求取名声却求不到吗？‘芳’这个字，是香气熏染的意思。香气同恶臭相对，彼此不能混合，正如小人不能同君子并列。香臭不能辨别的情形，已经很久了，何况还有懂得培植芳香的人吗？从前屈大夫写《离骚》，以芳香比作仁、义、君子，以恶臭比作谗言、谄佞、小人，是非取舍本来就有分别。然而伯劳鸟一鸣，兰芷变质，荃蕙化为恶草了。‘我有这样丰富的内在美德，将要佩戴什么呢？我恭敬地以先贤为法，将要以谁为准则呢？’这正是屈原不忍在上官靳尚之流面前委曲内心、压抑志向，甘愿跟随彭咸所居之处的原因。千年以后诵读他的话，仍深深为他悲伤。如今圣明的运势清明，群贤汇聚进用，复吉身处京城，却隐藏踪迹而不炫耀，珍惜自己的芳香；这似乎同楚国大夫屈原的作为相同，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唉！君子处世，也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屈原就是因谗言而被放逐的人。三位先王的纯粹美德，屈原本来无法亲眼见到，但他一方面说“如果能列身于众芳之中”，另一方面又说“哀叹众芳被杂草污秽”。他忠于国家、爱护君王的心，确实始终恳切。如今沈氏父子一家贤德，堂屋的营建和命名，意义就在这里。大概是要凭借救助人、造福万物的心，增厚他们后代的福祚，使他们竭尽人的能力，以此向上天求取报偿。心所存的地方，也就是道所存的地方。与屈大夫相比，他们谁更为广大呢？况且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心，风雷鼓动，雨露滋润，没有谁知道它们究竟怎样发生作用。万物生长完成后，纷纷总总，不能只用一种名称来概括。有的人通晓其中的道理，使它的作用神妙化，天地生养万物的本心便存在于我身上。心就是仁，仁就是所谓的德。培植芳香，就是培植德行。德行丰盛，仁心就成熟。德行的丰盛、仁心的成熟、芳香的传播，难道只是一个堂名而已吗？于是以辞作结：“归来吧，这座堂屋，繁茂地种植着芳草！芎、蓍、参、苓，间杂着芷和术；灵异的猛兽夜间吠叫，变成奇异的形质；和风吹拂，香气芬芳。谁来采摘它们？筐筥都装满了；或用火炙烤，或蒸煮，或炮制，或炙烤。七剂药方最为良善，使沉积的痼疾消除；呵，那两个病魔远远躲藏，百姓同我一起登上仁寿之域；神圣在天，与日月同辉；七经如春，开启药囊的锁钥；遥远的化育枢机，使万物生长繁育；这芳草的种植，正与你的德行相符；善于种植便能有所收获，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呢？不要懈怠，不要忘记，不要拔苗助长；芬芳难以亏损，畅达而传播；德音极其昭著，作用无穷；培植它、培育后代，永不厌倦。”辞写完后，复吉拿给他的尊翁看。尊翁文举父说：“这篇文章写得美好啊，几乎可以同《橘颂》相比！想来先生是以古人来期望你吧？”于是请我书写下来作为记。《荥阳外史》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荥阳外史集》卷十 （明）郑真撰 ○记 《易安斋记》同郡项子希昭在锡山南面置家，开辟一间书斋作为讲诵之所，取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话，题名为“易安”。原任参知政事鄱阳周公伯琦为它书写古篆，天台孟先生子重又为它撰写铭诗。因为我同他有往来交谊，他又请我写记。我于是写道：“希昭从陶渊明那里有所领会，真是正确啊！陶渊明为人萧散平和、旷达自在，哪里把车马荣华、轩冕富贵放在心上呢？可是当他在小县任县令时，早晚忙乱于文书钱谷，把这些事务看得不只是破鞋一般。解下官印离去，本来就是他早有的心愿，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露罢了。有一天督邮来到，于是为了五斗米弯腰，在叹息感慨中显露出来；辞官的心愿这才得以直截了当地实现。因此他的辞文说：‘深知仅容双膝的小屋容易安居，正是为了深切表达前些日子疲倦劳苦的心情。’千年以后诵读这些话，想象他的为人，本来就会受到激励而不能停止。何况就用自己的居所来命名，难道不会声影相随、心领神会吗？况且安与危相对，人情无不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然而安定并不容易得到，危险却不难踏入，这是为什么呢？也只是看他的心趋向什么罢了。心所趋向的如果正，即使是高山深渊、无法预料的祸患，也将转化为安定。心所趋向的如果不正，即使住在宽敞的房屋、铺着细软的毡褥，安逸享乐，也必将转变为危险。安与危之间只隔一线，怎么能不慎重呢！”希昭诵诗读书，深入探究其中旨趣，每天同两个兄长希元、希周畅谈欢笑，把功名利禄看作无足轻重，根本不放在心上。他难道肯谄媚屈服来取得卑下和耻辱吗？居住在那里便安于在那里，我知道他的安定一定很容易得到。我还有一点要说：从前曾子曾说“安静以后才能安定”，孟子也说“君子以道深入研究，是希望他能自己有所领会。自己有所领会，便能安然居处”，大概说的都是心。想要获得安定，难道可以不从心上求取吗？心安定，身体也会随之安定。陶渊明说“容膝易安”，大概同曾子、孟子的说法相互发明。如此说来，陶渊明莫非也是圣门的弟子吗？希昭若能从陶渊明那里有所领会，那么他已领会圣门之学，也就可知了。愿他更加努力啊！” 《隐乐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