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第三章

译这一章讲圣人的心学。心学本来微妙，如果用过多思虑去纷扰它，就几乎会陷入危险。因此，掌握事物先机的人，能藏而后动，处危而得安，使自己在天地万物之间归于一贯，所修养的也都完整。不能掌握先机的人，不衡量形势便陷入困境，不能以小过为戒便招致大祸，甚至落到折足覆餗的境地而不能长久，这都是用来表示警戒的。知晓先机的人似乎无心，追求先机的人却有心，最终仍归于无心。所以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开头四节引用《咸》九四爻辞来解释它。心意纷乱地往来，难道是没有知识的人吗？正是过分运用思虑的人。思虑过多，突然希望达到神化境界，反而把日常精切的功夫抛开了，也不知道天下本来只是一个空明的实体。把天下还给天下，哪里用得着思虑？太极终究只是这一个道理；但是事情来到、万物出现，就不能不各有行动的道路。人的本心原本没有两样，但应付事情、接触万物，又不能不有灵活变化的机宜。归根到底，虽然道路不同，仍然是同一归宿；百般思虑都统摄于这一致之中，哪里还用思虑呢？太阳西往，月亮就东来；月亮西往，太阳就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了。寒气退去，暑气就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就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了。往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便产生了。说到往来，没有什么比得上日月；光明产生时并没有意志。说到往来，又没有什么比得上寒暑；一年形成时也没有意志。已经成功的退去，将要到来的前进；光明产生，一年形成，天下没有不享受它们利益的。这大体都是感应自然的常理，不需要用思虑去安排。尺蠖屈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身体；精研义理达到神妙，是为了施行于实际；使实际运用有利而安顿自身，是为了崇养德性。世上没有下学功夫尚未达到就突然能够上达的人。试看看尺蠖必先屈曲以求伸展，龙蛇必先蛰伏以保全身体，圣贤之道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精研义理达到入神境界，这是屈曲到了极点；然而正是为了出而致用的根本。使所施行的事情有利，无往而不安，这是伸展到了极点；然而又正是为了入而崇养德性的凭借。精微的人能把握共同之理来观察差异，得到一理而驾驭百事；致用于一事，则作用贯通于一理。使实际运用有利，就是把行动做到有利，事情便能迎刃而解，形体不劳累，精神不受扰乱，于是安宁达到极点、根基深厚，天下的道理都能得到。这就是所谓内外相互涵养、彼此发明。超过这个境界以后，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了。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是德性盛大的表现。下学的功夫，在精研义理、使实际运用有利上下足力气，而内外相互涵养、彼此发明的机理，自然不能停止。从这以上，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用力的了。至于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是德性盛大、仁心成熟后自然达到的境界。神妙由我主宰，变化却不是人为造作的。归根到底，不过是精研义理、实际运用有利而已，又哪里需要思虑呢？《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是应该困的地方却困在那里，名声必定受辱；不是应该依靠的地方却依靠在那里，自身必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够见到呢？” 这是解释《困》六三爻的意义：君子精研义理，使实际运用有利并安顿自身，日益进入神妙境界；小人只看见利益，名声受辱，身体危险，死亡日益逼近。《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哪会有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一出手就有收获。这是说具备器具后再行动。” 这是解释《解》上六爻的意义。君子要除去小人，如果有才略却急于显示功效，反而一定会被小人算计。隼是小人奸诈险恶本性的象征，弓箭是君子道德威力的象征。但如果不是善于收藏、节制其作用的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大智像愚拙，大勇像怯懦，等待可以行动的时机然后行动，道理就没有阻滞。出手才有收获；上六所说的“无不利”，正是说具备器具后再行动。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不见利益就不肯勉励自己，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脚戴刑具，遮没了脚趾，没有灾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解释《噬嗑》初九爻的意义：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戒，是圣王替小人造福。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肯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上枷，遮没了耳朵，凶。” 这是解释《噬嗑》上九爻的意义：恶行起于细微，灾祸成于积累；所谓没有伤害，正是敢于放任内心去做的结果。孔子说：“处于危险，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走向灭亡，是因为只想保守已有的生存；发生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还要灭亡吗？还要灭亡吗？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这是解释《否》九五爻的意义。安危关系到地位，存亡关系到自身，治乱关系到纲纪。君子身处休止闭塞的时势，既亲眼见到它的艰难，又深知循环往复的道理，所以牢记“还要灭亡吗，还要灭亡吗，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终身不忘，只是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今日休止闭塞的局面。孔子说：“德性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狭小而谋划重大，力量微小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物，凶。”这是说不能胜任所承担的任务。这是解释《鼎》九四爻的意义：自古以来误害人家、国家的，并不在于毫无才智的人，反而常在于稍有才智便自恃有能的人。因此，没有德、没有见识、没有力量的人，不值得责备；圣人所责备的，正是德性浅薄、见识和力量都小的人。孔子说：“知晓先机，真是神妙啊！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大概就是知晓先机吧？先机，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征兆，是吉祥首先显现的地方。君子看见先机就行动，不等待一整天。《易》说：‘坚如磐石，不等到一天结束，守正而吉。’既然像石头一样坚定，哪里还用等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当然可以看出来。君子既知微妙，又知显著；既知柔，又知刚，是众人所仰望的人。”

译这是解释《豫》六二爻的意义。在功名富贵的场合，有一定而不可移易的道理。就它最幽深、最细微处说，叫作“几”；就它贯通动静、贯穿有无而不可测量处说，叫作“神”。涵养此心，使它空明澄澈，我就是先机，先机就是我。同上位者交往，自然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自然不轻慢。因为在谄媚、轻慢尚未萌发以前就截断了它的根苗，这难道不是知晓先机吗？然而先机哪里容易说明呢？发动就是显著，不发动就是静止。最初念头刚刚发出，仍然是继承善性、成就本性的根源，悔吝都还没有；等到出现凶，正是吉的先兆。君子看见它极其真实，行动极其勇决，尽力转圜，哪里肯等到一整天？看《豫》六二的爻辞，坚定凝定，像石头一样。此后这种本体常明常觉，才可以谈论先机中最隐密的微妙。微妙中包含先机，发挥出来就是显著；显著中也包含先机，顺其自然的是柔，直达而行的是刚。柔和刚之中各有先机，知道一个便能全部知道。只有知晓才能决断，只有决断才神妙。谁能进入豫乐而不沉溺其中呢？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先机了吧？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的。”《易》说：“离复归还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这是解释《复》初九爻的意义。圣人在先机上达到神妙，颜子接近圣人的先机。学习如果不能先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就一定不能真正知晓；即使知道，也只是停留在意念上。因此只有颜子能在发现不善时立即觉察、立即转化，这同“发动时的细微征兆，是吉祥首先显现”有什么不同？所以说是大吉。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这是说要达到专一。这是解释《损》六三爻的意义，借天地、男女来阐发达到专一的道理。所谓一，是先机尚未分化的状态。去掉其中的间隔，推到极其无间的境地，那么气相交、形相交，总是生生不息、归于一致的自然根本。达到专一，是推求到极点所需的力量。孔子说：“君子先安顿自身，然后行动；先使心意平易，然后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提出要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处于危险却贸然行动，百姓不会跟从；心怀恐惧却发号施令，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基础却提出要求，百姓不会给予。没有人支持，伤害自己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来增益他，反而有人来攻击他；立心不能恒久，凶。” 这是解释《益》上九爻的意义。君子秉持增益之道治理天下，立心有恒；自身顺适安闲，内心坦白平和，交往联结而没有隔阂。平日功夫深厚，所以做事无往而不通。若事情不合道理却强悍地一定要去做，就是在危险中行动，谁会同心呢？明知它不对，免不了惶恐疑惑，却还强迫人服从命令，就是在恐惧中说话，谁会率先听从呢？何况恩德并非平素结成，信任也并非平素建立，却要他们输送财物、供给劳役，他们必定不会同意。难道不只是不同意，还会有不忍说出的后果；这种局面难道还能一直拖延吗？《损》得到的是达到专一的真实先机，《益》反而得到的是没有恒心的妄动先机。由此可见，想要安顿自身以保全国家、胜任重任、除去大奸，就义理而言贵在精研，就善性而言贵在知晓。不真诚、不明察，心意纷乱又有什么补益？难怪自身和名声一同败坏，罪恶难以掩盖，危险和灭亡接连而来。以上是第五章。孔子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阴阳合其德性，刚柔便有了形体。由此体现天地的创制，贯通神明的德性。” 这一章说明后天之《易》对于先天之《易》的功用。只有杂陈万物，人们才会怀疑它浅小、疏远、曲折而放纵，却不知道这是为了百姓而苦心经营，不得不如此；正如它体现天地、贯通神明一样。先天伏羲画奇为乾，画偶为坤，六十四卦难道不是由此门而出吗？门户既然开启，就不得不走向杂陈。阴阳各有自己的体质，所以称为物；阴阳总根源于太极，所以称为德。阴阳相合，彼此相根而不能停止，生出四象，生出八卦，初步形成的刚柔便有了形体。八卦相互激荡而成六十四卦，完整形成的刚柔便有了形体。风、雨、露、雷，是天地可以看见的变化；《易》的山、泽、雷、风足以体现它们。天地的创制都根本于阴阳，也就是神明的德性。《易》的健、顺、动、止，又使这种德性在人事中得到贯通。《易》的精深奥妙无与伦比，难道不知道它无所不包吗？它所称举的名称虽然纷杂，却不逾越正理。考察它所取的类别，难道是因为处在衰败时代的用意吗？后天之《易》的名称很多，有时称马，有时称龙，总体都是真实的道理。虽然杂然出现，却并不差错荒谬；但这不是上古淳朴时代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世道衰败，百姓越来越喧嚣凌乱，事情越来越反复变化，不得不考虑周密、说明详细，难道是喜欢做这些琐碎的事吗？《易》彰明已经发生的事，察知将要发生的事；使隐微显明，阐发幽深；开示而使名称相当，辨别万物而使言语正确，作出断辞，这些就完备了。所以《易》中无所不包。造化已经显现的踪迹叫作往，人事尚未发生的征兆叫作来。《易》把它们彰明并加以察知；日常行为言语必然根源于道理，神妙变化、性命之理也必然寄托于具体事情，这又是使显著者显出微妙、使幽深者得到阐发。从此开辟混沌，贵贱上下必须使其名称确实相称，飞禽走兽、服饰器用必须使它们分别归属于各类。言语有明确的是非，辞意有明白的吉凶。天下还有什么道理不具备呢？它所称举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大；所指的道理深远，辞采文饰；言语曲折却切中，所说事情铺陈广泛却含有隐意；借助人心的疑贰来帮助百姓行动，以说明失与得的报应。所称的名称虽只在一个片段，所取的类别却关系到阴阳善恶的大分判。它所指的是天地神明的深远道理，而辞意却灿然明白。它的言语曲折旁通，却都刺中人自身的利弊；它所说的事情铺陈恣肆，例如说龙，就有潜、见、飞、亢等情状；说鸿，就有干、磐、陆、陵等处境，同时都详尽陈列阴阳的精微。凡是这样杂而不越的原因是什么呢？时代处于衰败时期，民心已经有了疑贰。有吉就有凶，并且还有悔和吝。因此系连辞文来教人趋吉避凶，说明失得的报应。君子修身立行，内心自己知道，何必谈报应？但谈报应，世事便可以由此看清。先天之《易》本来就关系到百姓的行为，后天之《易》归根到底是为了明白阴阳。这大概就是二者都对天下有功的地方吧。以上是第六章。《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之心吧？文王的《易》既然是感于衰败时代、感于百姓行为无法通达而作的，那么他所说明的失得报应，重点并不在临事时如何趋避，而在平日如何进修。因此特别列举九卦，说明处置忧患的方法。夏、商末年，《易》道中途衰微；文王被拘禁在羑里，系作彖辞，《易》道才重新兴起。文王亲身经历艰辛，所以言辞不能不沉痛；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译所以，《履》是德性的根基；《谦》是德性的把柄；《复》是德性的根本；《恒》是德性的坚固；《损》是德性的修治；《益》是德性的充裕；《困》是辨别德性的处境；《井》是德性的所在；《巽》是德性的制约。《易》的卦无不是修养德性的助力，而这九卦尤其切近。试按它们的次序来说：履行之道只有礼；上天下泽，确定名分而不可改变，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点，然后德性才有根基而得以确立。谦，是使自己处于卑下而尊重他人，也是行礼的人应当执守而不可失的原则。复，是心不向外驰散而善端得以保存，这是树立天下大本的办法。恒，是守持不变而长久，这是把自身安置在最坚固之处。以惩戒愤怒、遏止欲望来修身，就是损去应当损去的；迁善改过来增长善性，就是增益应当增益的。困用来考验自己的力量，井用来守住不变的所在，然后才能顺从道理来处理事变。履使行为和顺而达到极点，谦使人尊贵而光明，复虽然微小却能辨别万物，恒处在杂处之中却不厌倦，损先难而后易，益不断增长而不造作，困虽穷困而道通，井安居其所却能惠及万物，巽能称合事物的宜当而潜藏不露。九卦的德性奥妙在哪里呢？礼并不是强行改变世俗，但事情都能达到恰当的极点；谦使自己处于卑下而尊重他人，于是自身的德性更加光明，无法遮掩。复的阳气虽然微弱，却不被群阴扰乱；恒处于杂处之中，常德却不厌倦；损去欲望，开始很困难，习惯以后就容易；益只是充实增长，并不造作。困虽然身体困顿，道却亨通；井虽然自身不动，却能惠及万物；巽能衡量事物的合宜，潜藏而不显露。这些都是表面相反、实际相成的道理。履用来使行为和顺，谦用来制定礼制，复用来自我觉知，恒用来专守一德，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别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它们的功用究竟怎样呢？行为不以礼为根本，事情就多有乖错。履使一切发动都合乎节度而和顺。天下的礼节、文饰、法度和数制，都根源于谦恭善于处下的一念，确实有用来裁制它们的原则。所谓知，就是自我觉知，灵明不灭。圣人与狂人的界限在于危微之际，人和禽兽的分别在于极细微的先机；是顺从天而动，而不是任由人为欲望驱使。德性只能专一，一有二心、三心，行动便会不吉；恒就是不二、不三。风雷交相变化，而立身处世的方向不可改变。常见愤怒像突发的暴风，来不及抵挡；欲望像粘住的丝刷，难以除去。远离祸害是困难的，但损能够远离祸害，行动时就像天地没有固定方所。巽则像毛发在暗中渐渐滋长。兴起利益的奥妙就在于此；益用来兴利，遭遇险阻越多，天人之间的界限越分明；经历的事情越多，利害的缘由越清楚。对于怨恨，应当思考如何减少它；没有深厚积累、没有安居自守，凭什么等待施用？只有止水才能照见万物，也才能恰当地随时变化。对于义理，应当思考如何辨明它。圣人交互使用经与权，但权最终仍归于经，如春风吹入深奥幽暗之处，万物都因此进入其中。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正是无所偏执、无所适莫的妙用。有了这些来反省自身、修养德性，就可以处置忧患了。那些才气勃发、意气用事、面对事情便逞强的人，难道真有超过别人的才能吗？以上是第七章。《易》作为一部书，不可以遗忘；作为一种道，屡屡迁变。它变化运动而不固定，周遍流行于六个位置，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典要，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这一章承接上一章，谈处置忧患的道理。论德性，是由经常之道推及权变；论道，又由变化归于常道。这是说明整个《易》无非使人知道戒惧和防备。“远”仍是遗忘的意思；“屡迁”正说明它不可遗忘。阴阳流行于一卦的六个位置，九有时居下，六有时居上；九有时居阴柔之位，六有时居阳刚之位，只随着变化而适宜。哪里能够把它规定为固定典要呢？它的出入都合乎法度，使人知道戒惧。适宜出就出，适宜入就入，都是道的合宜之处；出入有各自适宜的范围，确实不可逾越。顺从法度就吉，违逆法度就凶，想不戒惧怎么可能呢？就好像有一种力量使人如此。又能够明白忧患以及忧患的缘故，即使没有师长和保傅，也如同父母亲自临前一样。只说出入，还是参照祸福两条道路；说到忧患，戒惧就更加凛然。它不仅说明忧患，也说明忧患的缘故；即使没有师长常在面前，也像父母戒惧、告诫到了极点。起初，顺着卦辞来推求它的方向，就有固定的法则。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理就不会自行实行。只有先有这种戒惧之心，拿着蓍草来问《易》，根据卦爻所遇到的辞来推度方向，那么出入的法度、忧患的缘故就会清楚明白。先前不能规定为固定典要的东西，既然已经有了可以遵守的常法，这才叫真正不可遗忘。如果不是懂得戒惧的人，道理难道会自行实行吗？以上是第八章。《易》作为一部书，推究开始而归结终点，以此作为根本；六爻相互错杂，是因为各自代表不同的时势和事物。这一章专门论说爻画不可不观察。周公对文王所作的贡献在于：《易》《书》中的卦，本来统摄六爻作为整体；推究其开始，归结其终点，那么内外都完备，贞悔都完整。为什么又分成六爻呢？初、三、五是阳位，九可以居之，六也可以居之；二、四、上是阴位，六可以居之，九也可以居之。只有在应当如此的时候如此，所处时势形成的道理才各自不可欺罔。卦有固定的体，爻却没有固定的用。读《易》的人，确实不可不玩味爻辞。初爻难以知晓，上爻容易知晓，因为它们分别是本和末。初爻的辞只是拟定，最终才能完成。试观察初爻和上爻所处的时势：事物开始时，意义幽玄深邃而难知；到了最后，脉理昭然显露而容易知晓。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困难，末端容易。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圣人系辞，在初爻处要斟酌应当借用什么形象、应当显示什么占断；到了上爻，不过是根据初爻的拟定而最终完成罢了。初爻和上爻的时势，本来就是如此。至于错杂事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那就不是中间的爻所能完备的。初爻、上爻也有事物，也有德性，也有是非，但还不完备。刚柔交错排列的事物，阴阳善恶的德性相互杂陈，分别铺陈出来，其中消长变化是否恰当，必须由中间四爻才能把曲折委婉之处说尽。因此有初爻就不能没有二、三爻，有上爻就不能没有四、五爻。中间四爻所处的时势，对于事物本来就是如此。唉！至于存亡吉凶的要旨，也就可以居然知晓了。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已经超过一半了。上文已经详尽说明时势和事物的奥妙，不禁感慨叹息说：“总括六爻的辞来玩味，天道的存亡、人事的吉凶，都可以清楚地知道了。只有聪明的人不必遍观六爻，只看彖辞，对吉凶存亡的思考便已经超过一半。天下人并不都聪明，所以六爻怎么可以不完备呢！” 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所体现的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戒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最重要的是求得无咎；它的功用在于柔而居中。

译它们所说的错杂事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究竟怎样呢？请用二爻和四爻来说明：所谓功用相同，是说二者都属阴；所谓位置不同，是说远近不同。所谓功用，是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所谓善，是时势和位置所决定的表现，赞誉与戒惧也随位置而充分显现。二爻、四爻所处的事情都是臣下应当做的善事，但四爻多有戒惧，是因为它接近君主，有凌逼君主的嫌疑。柔顺之道若没有阳刚作为依附，就无法自立，本来不利于处在远位；二爻却能获得大体无咎，原因在于柔而居中。既然知道二爻无咎在于柔中，那么四爻多有戒惧，难道只是因为接近君主吗？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有功，这是贵贱等级的不同。柔弱就危险，刚健就能胜任吗？再请用三爻和五爻来说明。所谓功用相同，是说二者都能承担天下的事务；所谓贵贱，是君臣之间的大分。尊贵者独掌权柄而负责要务，天下人的功劳都归于一人的功劳；卑贱者听命行事，陈列自己的力量而不避艰险，所以常常承担凶险而不推辞。总的说来，柔弱就危险，刚健就能胜任。君臣既然同心承担天下的重任，时机到来、事情发生时，必须有刚健的德性才能克服困难；否则没有谁能免于危险。这时就不能只用贵贱来论断。远近、贵贱，是事物的位置；柔中、柔刚，是德性。赞誉、戒惧、凶险、功劳、无咎、危险和胜任，都是辨别是非。由此可见，观察彖辞的人不可不玩味爻辞。以上是第九章。《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不完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加倍，所以有六爻；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三才之道。上一章论说爻辞，这一章论说爻画。《易》所含蓄的范围广大，所包罗的内容宏大，而且细微之处也都完备。即使专门从卦画来说，三画一成，天、人、地已经都包含在其中。兼备三才而各自加倍，就是天有阴阳，人有仁义，地有柔刚，所以不得不用六画。六画难道还有别的东西吗？仍然只是三才之道。静而能够发动叫作极，极是主宰；独立而能够兼摄叫作才，才是作用。下一节将把事物和吉凶说尽。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事物相互错杂，所以称为文；文理如果不相当，吉凶就由此产生。卦画所在的地方，就是道所在的地方。道有变化运动，爻便用来仿效它。爻体现三才交替运行，上下有分别，贵贱有差等。物体现三才分散而各有不同，刚来到柔中交错，柔来到刚中交错。文体现三才的错综。文理怎么可能全部相当呢？天地不可能全是祥瑞而没有灾害，人道也不可能全都获得而没有失去。吉凶，是三才正反胜负的结果。可见，《易》确实广大而无不完备。以上是第十章。《易》的兴起，大概正当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期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之间的事情吧？所以它的辞意危险而警惕。使危险者得到平安，使轻易者走向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万物都不废弃。始终保持戒惧，根本就可以无咎。这就是《易》的道。爻辞和爻画都是用来阐明《易》道的；内外都知道戒惧，怎么可以自行停止呢？所以这一章又总承前面各章，从文王处置忧患的经历出发，痛切地加以警醒。不是末世，虚伪奸诈不会像这样滋长炽盛；不是盛德，体察《易》道也不会像这样透彻深切。文王亲眼见到纣王放纵享乐、任意行事，将要招致倾覆灭亡的祸患，所以作出这些危险的辞来警戒天下后世。因为知道危险、保持戒惧，所以得到平安；轻慢易忽，必然倾覆。两种情况反复转化，所以必须知道戒惧。提出“道”字，是说世间没有偶然得到的福，也没有侥幸逃脱的祸。万事都不废弃，它的广大达到什么程度呢？始终保持戒惧，是千圣少犯过错的心法。这正是忧虑世道、唤醒百姓而不能自已。以上是第十一章。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阻。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这一章说圣人的心与天地合其德，所以能够成就天地的功能，使百姓先行使用。圣人阴阳合德，从他禀受阳刚之性来说，就是乾的刚健而不息；因此所行没有困难，也就知道祸患的险，并且明白真正危险的莫过于一念私欲。知道险，就不会陷入险中，而且能够知道天下的险。从他禀受阴柔之性来说，就是坤的安静而不违逆；因此所行没有烦难，也就知道变故的阻，并且明白真正的阻碍莫过于物欲之间。知道阻，就不会困于阻中，而且能够知道天下的阻。能够使这些道理在心中喜悦，能够研析诸侯的谋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不断努力进取的事业。在没有事情的时候，知道险、知道阻，都是此心自得的真实趣味；等到有事情发生，正是在这种通达安泰之中，又有谋划详密、不可混杂的判断。诸侯是有主宰、能有所作为的人。研析诸侯的谋虑，用来贯通天下，吉凶由此决定，勤勉不息的事业也由此成就。“定”和“成”都关系到天下。这就是成为天下最刚健、天下最柔顺的原因。不是圣人，哪里能做到这样呢？因此，对于变化和言语行为，可以由吉事知道祥瑞，由具体象征知道器物，由占问事情知道未来。既然能够在心中明白、研析谋虑，难道还要等待卜筮才知道吉凶吗？天有风、雨、露、雷的变化，人就有日常交往应酬中的言语行为。人日益趋向高明，就会有吉事；天就会有美好的征兆不断到来。圣人面对已经确定的变化和言语行为，一加比度考察，就知道它们或吉或凶，也知道应当如何消除、防止或迎接。面对尚未确定的变化和言语行为，一经考验，就知道有无祥瑞，也知道应当如何转圜、敬奉。知道险和阻，所以知道器和来；这一切哪一样不是易简之道的作用呢？天地安置了各自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的功能。人的谋划和鬼神的谋划都参与其中，百姓也都能够参与这种功能。圣人的心固然已经具备完整的《易》道，但如果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而百姓不能做到，终究是圣人功业的缺陷，所以不得不制定卜筮来教导天下。天地是易知简能的根本；如果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人，连天地也会陷于不能。卜筮正是用来成就这种功能的，不仅要向人谋问，也一定要向鬼神谋问。百姓都能够参与这种功能，还有什么险阻不能全部除去呢？以知开启能力，以能力显示知，这些都是恒常平易、恒常简约之中自然呈现的，不过是灵明自行运转的变化罢了。八卦用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情状来说明。刚柔错杂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作成《易》，完成这种功能，就是使人知道吉凶。起初画八卦，只是用象来告知，百姓未必就能知道险阻的情状；只有有了爻象，才开始用情状来说明。但所说的情状，正是卦画中刚柔交错、当与不当各不相同的情形；吉凶因此可以看见，百姓也因此能够参与这种功能。变化运动要从利益方面来说明，吉凶则随着情状而迁移。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相互取合，悔吝由此产生；真实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是《易》所说的情状，接近而不能相得便凶，有时还会互相伤害，因而产生悔和吝。

译有卦爻来确立体，就必然有变化和占断来通达它的用。蓍草正在分揲时，阴阳老少都没有确定，可以说是变化运动；但趋吉避凶的机宜已经寄托其中。蓍草分揲完成后，阴阳老少都有确定，便可以据此判断吉凶；但得失的缘故各不相同，情状也随之变化，这究竟怎样呢？卦爻中有处于中正、彼此相应的，是道义之交；相互亲爱而彼此促进，所以产生吉。有不是以中正相交的，是私情之交；彼此厌恶而相互攻伐，所以产生凶。吉凶尚未萌发时叫悔吝，吉凶刚刚萌发时叫利害；一旦产生，就无所不产生。中正之爻本来接近却处在远位，情意隔绝，必然有悔；求取而不得，必然有吝。不中正之爻本来应当在远位却处在近位，情意乖违，必然有悔；受到牵累，难免有吝。中正之交，情意必然真挚；不中正之交，情意必然虚诈。它所产生的利害，更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凡是《易》的情状，以接近而相得为最好；远而不能相得，还可以；接近而不能相得，则祸乱丛生。这就是吉凶随着情状而变化的原因。将要背叛的人，说话带着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支离分岔。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虚饰而设防；失去操守的人，言辞理屈而曲折。然而如果不观察人的情状如何变化，又凭什么知道卦的情状如何变化呢？刚刚离开正道、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人，说话必然惭愧而不安；内心疑惑的人，不敢确实据守，言辞必然两歧而不一致。心性安定涵养深厚的人，说话安详舒缓，简约而沉默；浮躁的人轻率，不能自我约束。诬陷善人的人奸诈，言辞杂乱、浮浮躁躁而没有条理；失去操守的人理亏，持守言辞没有依据。六种言辞之中，吉善只有一种，而背叛、疑惑等占了五种；所以吉、凶、悔、吝的分判，也是吉只有一种，而凶、悔、吝占了三种。人心的险阻，在这里达到了极点。圣人作《易》，完成了使人能够与天下一同进入易简之道的功能，因此它成为天下最刚健、天下最柔顺的道。以上是第十二章。《易经通注》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易经通注》卷九　　　　大学士傅以渐。左庶子曹本荣撰。